赤字融资可分为三种方式：一种是国债融资，即财政部通过一级市场交易商向公众发行国债；另一种是货币融资，财政部直接向央行借钱，即财政赤字货币化；第三种就是目前市场所热议的，财政部发行（新）国债，一级交易商购买，同时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从一级交易商购买等量国债。

三种不同的赤字融资对经济的不同影响

从财政部角度看，无论哪种融资方式，都获得了弥补财政赤字的资金，但是三种不同的赤字融资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一样。

情形一：国债融资只是购买力从公众到政府的转移。这种转移不会导致增发货币，但可能出现“卖不出”的情况，进而会抬高市场利率水平，产生“挤出效应”。

情形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财政赤字化”。中央银行直接给财政部发钞（不是居民购买力的转移），货币供应增加了。在居民需求未减少的情况下，政府购买力“凭空”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就会上升。

情形三：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被央行通过公共市场操作从二级市场上买走。一方面，财政筹集了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增加了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在正常情况下，这将会导致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产生通胀压力，其结果同情形二相同。但在经济处于通缩或准通缩状态时，新增准备金变成超额准备金，大概率将会趴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上，而不会进入流通、追逐商品和劳务，因而不一定会形成通胀压力。

对于财政赤字，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国债融资。最近超长期国债销售的成功，说明商业银行对国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担心国债数量巨大、市场难以消化，目前看来是没有必要的。一直苦于“资产荒”的商业银行并不缺少购买国债的资金。

如果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费刺激经济增长，财政赤字明显增加在所难免。为了防止出现“挤出效应”，防止国债收益率因国债供大于求而上升，中央银行应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买进国债。只要审时度势、掌握好分寸，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不会导致通胀失控。

正常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买卖的是现有的国债存量而不是新增的国债流量，因而同财政政策无关。即便政府不发行新国债，央行也要随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买卖国债以实现保增长、稳物价的货币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仅仅是执行货币政策。但在通缩或准通缩时期，公开市场操作还可能是为了配合政府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不是执行特定的货币政策。这时的国债融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QE。

特别国债发行的特点和QE的性质

在5月25日接受“观察者网”访谈时，我特别强调了增发国债的必要性，并表示相信特别国债的发行将会获得成功。鉴于学界对于增发国债的普遍顾忌和由此相关的对于QE的一些误解，我以为有必要对特别国债的发行和QE性质做进一步的讨论。

从1998年到目前为止，财政部已经四次发行特别国债。2024年拟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2024年5月17日，财政部招标发行首只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总额为400亿元，加权中标收益率为2.57%，全场认购倍数3.9，边际倍数382.6。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获得圆满成功。事实证明，中国政府还有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的空间。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欧债危机期间，欧洲“五猪”（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6%-16%。这种情况说明欧洲“五猪”确实已经没有增发国债的空间。2012年9月6日，时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欧洲央行将无限量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但令人吃惊的是：话音刚落，欧洲股市迅速走高，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2015年欧债危机（包括“五猪”）奇迹般地结束。当然，欧洲各国为克服危机作出了艰苦努力，但不能不说，德拉吉的表态和欧洲央行无限量购买国债的决定是欧债危机的转折点。

2024年以来，我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下行较为明显，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最低在4月23日下行至2.226%，创2002年4月27日以来新低。3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2.5%下方。市场人士认为，银行存款大量进入债市，过度炒作也会使“安全”资产变得“不安全”。对此，传权威人士曾表示“当下并不会进行国债的购买。如果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并非买入的好时机。相反，如若银行存款大量分流债市，无风险资产需求进一步增大，人民银行应该会在必要时卖出国债。”

官方人士对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表示担忧，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由于国债需求旺盛，收益率低于息票利息率，一般投资者可能受损；第二，过多资金流入国债市场，会导致资金错配。

一般而言，除非收益率曲线倒挂，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低水平并非坏事。由于“资产荒”，金融机构增持国债导致国债收益率曲线下移也是自然的事情。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在当前情况下，首先中国将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其次是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财政部应抓紧时间完成国债、地方债的发行计划。与此同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应该增加国债的购买而不仅仅是“增加国债买卖”。换言之，随着国债发行量的增加，央行应更多买断国债，而不是仅仅以国债为抵押，从事回购交易。

国债供给量有待进一步扩大。由于市场对国债的需求旺盛，目前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实行QE的必要性。但是，我们有必要事先打破对实行QE的思想禁忌，一旦需要就迅速推出QE。本文上述论述中已经指出，目前的国债发行量，远不足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防范房企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资金需求。一旦政府加快国债的发售频率、加大国债发行规模，QE的引入就可能难以避免。

在债务解决方式上，政府应该打破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观念的束缚，债务问题的最终解绝不是靠还债而是靠经济增长，任何损害经济增长的债务解决方式都将使债务状况恶化。

当然任何政策都有数量门槛和适用条件。以美国为例，从2008年11月启动QE，直到2020年3月QE导致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股市的暴涨。零利息率+QE+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创造了美国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经济连续正增长的历史记录。

但QE既非灵丹妙药也并非没有通胀风险。2020年3月，美联储为了支持股市，恢复零利息率、联储资产在短短几个月内由4万亿美元左右疯涨到近9万亿美元，再加上疫情和其他原因引起的供给冲击，从2021年3月起，美国通货膨胀率节节上升，2022年7月份通胀率达到9.1%。以至美联储不得不11次加息，并开始实行QT。美国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2024年5月16日预测，由于升高的通胀率和利息率，在2024年二、三季度，美国GDP增速将低于1%。

美国通胀率自2023年6月降到3%的最低点，但2024年4月回升到3.4%。美国海外净债务高达18万亿美元，在GDP的占比超过70%。美国是否能够成功应对稳物价、稳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三重挑战还有待观察。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

在宏观经济层面，中国的问题相对简单。中国目前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和发行频度；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加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择机降低准备金率和利息率。

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并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仅仅是实现GDP5%增速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完成项目储备和改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等领域还需做出更多努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能排除由于种种障碍（包括外部冲击），在经济增速趋稳回升之前，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机会窗口突然关闭的可能性。

因此，尽管2024年1-4月中国的经济表现好于市场年初的预期，但我们有必要更多考虑下半年可能出现的困难，未雨绸缪，做好应急预案，对下半年可能面临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除此之外，即便不谈支持财政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央银行也应该进一步降低各项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进一步扩大信贷的发放。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仅本身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企业增加投资，而且有助于防止房地产市场流动性危机转化为债务危机，防止房地产开发商的局部债务危机转化为全面债务危机；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还没有到需要实行QE的地步，QE还只是一个备选工具。中国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常规性的增发国债以及旨在增加货币市场流动性和降低利息率的公开市场操作。

应打消各种顾虑，尽快完成国债发行计划，并考虑增发国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以确保GDP5%增速目标的实现。

    （编辑 季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日益成熟的客观形势与迫切要求。

20世纪50年代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确立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系统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就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问题发表了系统看法。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对象方法、逻辑起点、核心范畴、主题主线和理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的认识逐步清晰,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

第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科学预测展开,侧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的分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依据。

第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计划经济为前提,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在理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三,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更多采取否定态度,多从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批判。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性借鉴的态度。一方面,注重借鉴和吸收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合理有用成分,如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分析工具。另一方面,注重批驳和摒弃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

第四,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聚焦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又限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和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关系的三分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分配过程、社会主义消费和积累过程,阐述其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大大拓展、重点明显转换、框架深刻变化。

以上共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制度、经济实践日益丰富、日趋成熟,我们因此有了更大的必要和可能构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用更加完备的体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

其一,更加清晰的理论主线,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产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享用的问题即社会的生产目的,体现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产生,就是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确立为重要标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之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于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成为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深刻揭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二,更加鲜明的理论主题,即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鲜亮标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亮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这些论述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本质上说,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向着生产力更发达、生产关系更完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丰富的高级形态不断发展的跃升。

其三,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即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担当，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上述理论观点,贯穿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和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治理、工作方法等主要方面,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达到了新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有用成分,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经验,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探索、借鉴、开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理论体系,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的独特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原理性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点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深入研究阐释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这些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法,揭示了社会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普遍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阐明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平均化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和发展历史趋势的深刻分析,他们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并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和一般规律作了科学预测,阐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城乡融合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原理性理论成果有哪些?前面所列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原创性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理论成果。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了社会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基础地位和普遍意义。同时,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所面对并致力于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当今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仅有适用于中国经济的一面,也有适用于世界经济的一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既发生于当代中国,又发生于当代世界。因此,它们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具有普遍性;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可以说,这些原理性理论成果以全新的视野、全新的实践和全新的范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原理性贡献。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继承发展、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这一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第一种情况,丰富原有理论的内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深化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理,又从实际出发阐明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地位、作用、具体特点和实现形式,赋予了这一原理以新的内涵。

第二种情况,提出新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创新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强调的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历史的首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和发展路径,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三种情况,修正原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突破性发展。比如,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更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存在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与资本相对立的传统观念,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殊性质、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问题作了全新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这里,需要纠正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做的只是将这些基本原理运用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形成应用性的特殊理论。这种认识割裂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过程,即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中国实践得到丰富发展的过程,即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升华过程。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不可分割。

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尚不充分,还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形态。其所包含的普遍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继续探索。需深刻认识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种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提出了许多新的复杂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新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新认识,并从这些新的认识中概括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更好适应和引领时代的发展,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另一方面,就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应当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完善。同时应当看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立足实践、总结经验、把握规律,进行理论抽象,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做例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概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总结概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要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最丰富的现实形态为主要对象,这个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更加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心转向东方，扎根于中国、成就于中国，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一个趋向。列宁很早就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有名论断。毛泽东同志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世界意义。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在1958年成都会议讲话提纲中，他进一步做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的思考，发人深省。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探索、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更加鲜明的主体性、更加突出的原创性、更加完备的系统性和更加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资格、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创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立足中国实践、引领时代发展的经济学说，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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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开创国际贸易与合作的新形式

作为国际贸易的新形式，跨境电商通过借助互联网科技，减少了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重塑了国际贸易的价值链，创造了国际贸易的新格局。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成熟，传统贸易中上架商品就能出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仅意味着要开创新的国际销售渠道，而且企业还要具有较强的品牌意识。

随着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正式生效，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拥有巨大市场规模和更高开放程度、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开启。RCEP成员国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日本， 是15个国家构成的超国家经济体（10+2+3）。RCEP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建立发展共荣的世界经济重要措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合作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涵盖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鼓励发展中小企业等内容。在货物贸易方面，政策开放水平达到90%，投资方面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投资准入谈判，十年内降至零关税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协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安排，RCEP的签订被视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覆盖总人口覆盖22亿人，占据世界人口的30%，15个成员国创造的GDP达到25.6万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9%，区域内贸易达到10.4万亿美元，占据全球贸易总额的27.4%。

江西省跨境电商发展迅速

江西省的跨境电商发展迅速，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以江西赣州跨境电商产业园、江西省共青跨境电商产业园，上饶跨境电商企业为调研案例，分析RCEP背景下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江西省跨境电商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江西省受限于地理位置，对外贸易物流成本较高，跨境电商出口发展迅速。据海关总署统计，自2013年起，江西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居于中国各省市中位，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但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有10倍以上的差距。但江西省根据自身特点，抓住跨境电商突破发展瓶颈，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进出口总额的占比不断提高，持续高于近年来全国跨境电商平均增长速度。

从经营主体看，截至2022年10月，江西开展进出口业务企业6550家，同比增加14%。其中，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且增速最快，进出口4177亿元，同比增长45.3%。从市场结构看，2023年1-10月，江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1868.6亿元，同比增长71.4%；与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总额1949.7亿元，同比增长68.2%；对东盟、美国、欧盟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82.1%、15.1%和27.8%。从贸易结构看，跨境电商新业态带动作用显著。2023年1-10月，江西企业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综合管理平台的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4位，同比增长1.9倍。从产品结构看，太阳能电池、锂电产品出口倍增：太阳能电池出口规模居全国第4位，锂电池出口规模同比增长73.9%。

（2）江西的进出口产品种类较单一，产品附加值较低。据统计，江西省跨境电商主要以跨境B2B作为主要交易模式，以出口交易为主；因国内消费升级，进口交易占比逐年提高。本省跨境电商进口产品主要包括机电产品、3C电子产品、消费品（母婴用品、护肤化妆品、保健品、服饰、零食及日常用品），而3C电子产品（计算机、通信、消费者电子产品）、服装服饰、配件、机电产品等为主要出口产品。从总量上来看，出口产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较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3）进出口市场单一。江西省跨境电商出口商品主要流向东盟、部分欧洲国家、非洲、美国和日本，进口商品主要来自东盟、部分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江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亚非欧国家贸易交往日益密切。2017年，江西省与土耳其、波兰、以色列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幅近95%。

 跨境电商对江西省对外贸易的影响

跨境电商促进了江西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在传统出口外贸中，我国外贸中加工贸易占了很大比例，近年来由于工资水平逐渐增长，低工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获取大额订单的难度增大。大企业销售产品多样、渠道稳定，有强大的制造业技术支持，以及线下实体店和海外仓的支撑，在大批量订单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小企业处于下风，必须进行出口转型。通过跨境电商B2B，中小企业瞄准了国外的小订单市场。大企业不能兼顾的小批量、高频次、规格多样、备货不易的订单，却适合从事生产质量精度要求不很高的易耗件的中小企业。而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行交易，利润率远高于通过国内外代理商的交易，并且有利于客户积累和品牌推广。

在差异化订单的生产过程中，促进生产企业通过创新生产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并从低附加值的代工转型为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品牌创建。此外，目前大部分江西中小工业企业在国内市场并无明显竞争优势，向跨境电商转型则可找到适应自身情况的差异化市场，找到发展壮大的空间。

RCEP为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关税减免提升利润空间

随着RCEP的正式实施，区域内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削弱，商品的出口难度下降，商品的配送与销售也变得更自由。对企业来说，最大的实惠是原来90%的关税有可能变为零关税。RCEP带来的关税减免红利，加快了企业在“一带一路”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布局。

例如，RCEP正式落地以后，中国和日本有可能实现零关税自贸协定。中国将对于超过86%的日本产品实行零关税，同样日本对于88%的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RCEP带来的政策红利，加快了中国外贸企业开拓日本等区域内市场的步伐，并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供应链融通，物流效率加快

RCEP的生效带来的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将为资源及技术的流通营造更为便利的国际环境。

RCEP采取预裁定、抵达前处理、信息技术运用等促进海关程序的高效管理手段，简化海关通关手续。涉及跨境物流的多个环节，包括降低甚至消除邮政小包征收关税的风险、降低海外物流仓储建设成本等，港口航运、跨境电商等企业将直接受益。

贸易便利化提升，推动数字化转型

RCEP拥有的一个新特点是数字化升级。数字化属于贸易便利化的一个方面，与传统贸易形式不同的是，RCEP提倡的无纸化贸易、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等，一方面促进了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对跨境电商的重大利好。

RCEP希望通过推动贸易数字化提高区域内贸易效率，带动区域内外贸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不仅包括交易端的数字化，也包括外贸整个供应链的数字化。例如，企业通过大数据了解消费者需求，跨境电商在全流程中使用ERP管理等等，整体实现数字化，最终提升效率，实现外贸的转型升级。

降低跨境交易成本

RCEP从两方面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一方面，RCEP关税减免带来原材料等进口成本降低，成品价格更具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的降低，使贸易全流程提速，从而进一步提高跨境电商企业的盈利能力。

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

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在RCEP区域合作下，可以向其他成员国提供我国的成功经验，助推我国跨境电商模式的推广。特别是对于电子商务的大力提倡，有利于加速区域内电商模式的完善，实现共同发展。电子商务合作及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行，将会为行业发展与监督提供保障。

RCEP背景下跨境物流对我国中小企业的挑战

跨境物流效率低下

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主要包括跨境直邮和海外仓。直邮模式有邮政包裹，国际快递，专线物流。由于RCEP成员国基础设施普遍落后，通过跨境直邮则配送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有些长达一个多月。处于内陆的江西省，跨境物流的运输与配送时间问题较突出，短则半个月到一个月，长则数个月，如遇到购物旺季，物流时间会更长。另外受限于各国的通关政策和繁琐的业务流程，跨境物流效率普遍低下。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屏障。

跨境物流成本高昂

跨境电商的高成本主要来自低周转率和交通设施。低周转率导致库存成本攀高，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物流管理费用偏高，发达国家的库存成本为5%左右，我国高达10%。在货物运输方面，近年来我国铁路运输占比一直低于10%，公路货运量占77%左右，公路的运输成本远超铁路。江西省因运输费用占比较高和公路运输居首位而导致物流成本偏高（当然公路运输有灵活快捷的优点）；由于公路、铁路和水运多式联运设施不全，生产企业选择不多。

客服和售后薄弱

客服和售后是很多跨境电商的短板。江西省跨境电商在国内并没有实体，无法及时有效地提供售后服务，针对跨境电商的退换逆向物流，通常比较困难。

售后的问题主要包括：订单问题，物流问题，退换货问题和买家差评问题。一个合格的卖家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追踪并及时处理。除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使用英语，其他东南亚国家使用的是小语种，江西省在外语售后服务沟通上存在较大困难，一般跨境电商客户的购物体验感较差。

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稀缺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显示，2025年，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相关从业人数将达到7000万；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至2.5万亿元。未来五年，预计我国电商人才缺口达985万人。江西省属于人才流出大省，在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商人才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从2008年起，我国电商从业人员规模不断增长。跨境电商涉及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两个领域，从业人员要具备较好的英语水平，既需要推广营销、跨境物流、美工摄影等专业性人才，又需要熟悉平台运营技能和大数据、金融服务的综合性人才。

加快跨境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跨境贸易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既体现在消费层面，也涉及技术因素，包括如何借助技术工具更好地识别和抓住客户、创造需求。跨境电商的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不确定性，需要企业敏锐捕捉市场机遇，并借助数字化手段努力提高应对不确定、不稳定风险的能力。客观地说，江西省跨境电商的优势并不明显，尤其是在B2C模式上，其发展仍然面临地域文化差异、物流配送难、支付信任以及宽带成本和网速限制等现实问题。RCEP的签署，对于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解决路径，完善跨境电商促进政策，支持跨境电商发展，适应产业革命新趋势都是可行之策。RCEP重点提及，要鼓励搭建跨境电商发展服务平台，推动配套物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支持和建设更多的海外仓，这将加速我国跨境电商转型升级，提供更多优质产品，服务更多国内外消费者。

优化跨境电商发展路径应多措并举

运用数字技术布局海外仓

RCEP生效后，区域内国家间货物交付时效将提高，跨境物流主要取决于境内物流和境外物流的时效，使用海外仓的模式能够有效解决跨境物流效率低下问题。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可以选择第三方的海外仓或者一些跨境电商平台的官方海外仓库，从而减少前期投入成本。很多第三方海外仓会为新入驻的商家提供首月、首季、首年免费的优惠政策，并且免去海外配送费，跨境电商中小企业首先将货物运至当地的仓库中，一旦有订单便可以立即发货，有效缩短了运输时间，客户的购物体验也得到提升。RCEP签署后，区域内各成员国的资源、商品流动、技术和服务资本合作以及人才合作将会更加便利，有利于创造价值和整合资源。这将给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的建立与运作、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建立以及国际人才的招聘带来巨大机遇。此外，通过优化RCEP区域内跨境电商供应链和价值资源，有利于缓解各种不利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帮助我国跨境电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攀升。

优化物流成本

跨境电商物流的产业链长，包括国内物流，海关，国际运输，国际海关，国际物流等多个环节，尤其是海关和商检，操作难度大、风险高，无形中增加了中国跨境电商的物流成本。跨境电商企业要尽快熟悉RCEP成员国海关程序，检验检疫等具体措施的落地，这有助于提高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地通关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1）订单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客户要求更改收货地址，如客户在发货前提出要求，那么直接更改即可；如客户在订单发货后更改地址，我们可以先记录新的地址，再去和物流人员沟通，看是否可以成功更改。无论如何，企业要将结果及时与客户进行反馈，如不能更改地址，则要详细说明理由并致歉，如果商品的价格不是很高，卖家也可以考虑重新发货。

（2）物流问题。一般来说会有以下两种情况：顾客看不到物流信息，或是商品运送时间过长。这时需要先向客户致歉，然后积极与物流人员沟通，查看最新的物流信息并告诉顾客，如果商品在运送过程中丢失，需要退款或者补发来进行处理。

（3）退货问题。常出现顾客对商品不满意，或是商品受损等状况。卖家需要先了解顾客退货的具体原因，如果是顾客的问题，需要说清退货的邮费和流程。如果是卖家的问题，可以沟通后看是否可以重新发货。

增强客服与售后服务

在RCEP背景下，优化跨境电商的发展路径，增强客服与售后服务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消费者满意度的关键。增强客服与售后服务，可以通过市场调研、数据分析和客户反馈，了解客户的需求和行为，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企业要建立多元化沟通渠道，培训、建立客服团队交替制度或引进外包服务，及时回应客户问题和投诉。同时，引入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更好了解客户的要求和喜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创建客户满意度计划，并定期给予折扣，增加客户粘度。还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客户反馈与建议，并学习典型企业优点，持续改进服务、强化知识产权意识、构建安全的支付环境、确保平台上的产品信息真实准确等方式增强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建设跨境电商人才队伍

在跨境电商日益发展和RCEP的背景下，培养一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队伍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培养物流人才，可以通过大学设置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课程，增强校企合作，使中小型企业能够获得高素质专业性人才。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员工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交流项目和国际合作，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环境，熟悉不同国家的贸易规则和文化差异,培养国际视野。在当下的复杂环境中，跨境电商的专业人才除了贸易和商业知识，还需要信息技术、数据分析、市场营销等多方面技能。对于培育跨境电商相关人才，政府应予以政策支持，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加入跨境电商行业，为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建设跨境电商人才队伍需要高校、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优化数字化创新发展体系

在RCEP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优化跨境电商的数字化创新发展体系。一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引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进而有效提高中小型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二是支持中小型企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改造效率较低的流程。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新型电商形式，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三是建立创新生态系统，促进跨境电商企业与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四是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政策支持和激励，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综上所述，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应充分认识RCEP的签署对于跨境电商行业的影响，全面提升自身竞争力。一方面，在提升产品、服务和企业自身的行业竞争力上下功夫，努力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国际化、品牌化，同时注重保护好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要具备创新意识，企业所经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才是企业根本的竞争实力，要注重核心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提升消费者权益保障能力。

（编辑 宋斌斌 ）

在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不明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重点领域风险交织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等综合因素影响下，资产管理公司在业务拓展上困难重重，生存空间越来越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实务角度分析资产管理公司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探讨资产管理公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背景下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业务模式转型的思考。

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现阶段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国内经济大环境不景气

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不明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且重点领域风险交织，叠加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多数行业受到不利影响，资产管理公司业务的开展受到挑战。从宏观环境对业务的影响看，以房地产业务为例，资产管理公司传统的估值逻辑主要来自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增长的预期，当房地产价格下行时，传统的估值逻辑遭遇挑战。同时，不动产的流动性大幅降低，其后端的处置受到了极大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4月，全国商品房新房年度累计销售面积达2.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0.2%，房地产新房销售端情况持续恶化。在此背景下，部分资产管理公司碍于前几年高价收购的资产包形成了资产积压，对新资产包的收购热情大减，行业信心受挫，对业务团队选择目标资产的前瞻性和专业性提出了较大考验。

新资产包转让成交大幅降低（三级标题）

信托、租赁、债券等非银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生成速度加快，但不良资产包供应的主要来源仍然是银行， 2023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置不良资产3万亿元[1]。以云南省为例， 2023年云南省银行业一手资产包转让规模大幅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家对银行利润考核要求降低、核销资源倾斜和资产包转让估值不及预期等因素，导致银行转让资产包的意愿下降；二是部分银行经历了过去5年大量不良贷款转让后，目前产生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于大型民营企业和国企违约，这类不良贷款不适合对外转让；三是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策略在不断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不良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以来，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均低于2%，2023年年末，该值为1.6%；四是银行自身的不良贷款处置能力在持续提升，通过内部核销和自主清收的方式处理了一部分不良资产，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也可以将质量相对较高的不良贷款交由旗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处置，从而减少了对外转让的需求。总体来说，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银行端的不良资产供应在减少。而非银行不良资产诸如信托、租赁较难接受较大折扣的转让价格[2]，市场上不良资产的真正转让成交规模大幅降低。

优质标的资产稀缺，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在不断缩小（三级标题）

一方面，流动性好的资产较为稀缺。从当前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来看，流动性好的标的资产较为稀缺，如一些交通便利的物流、工业、产业用地，一些稀缺位置的住宅，银行方面通过司法执行便可实现处置回现，较少转出给资产管理公司，即便转给资产管理公司，留给资产管理公司的利润空间也较小。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过度关注标的资产现阶段的流动性，导致可收购的资产范围较小。目前资产管理公司以商业、写字楼、酒店、商业土地等为底层资产的债权流动性极差，市场上少有人关注。而资产管理公司又十分关注底层资产现阶段的流动性，较少研究如何对问题资产赋能、创造流动性，致使可收购的标的资产越来越少。

资产管理公司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资产管理公司以“打包、打折、打官司”处置不良资产的“三打”模式依然是主流，但简单的债权转让和司法处置难有大的经济价值创造。而“重组、重整、重构”的“三重”思维鲜有突破，底层原因是资产管理公司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保障基础薄弱。“三打”模式遭遇瓶颈，“三重”模式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综上所述，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面临的挑战既有宏观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又有以银行为主流的交易对手方在不良资产转让方面认识的变化。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除了外部条件的客观变化所带来的约束，内部也存在主观创新意识和专业服务能力的不足。

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动力不足的原因

行业信心不足

经济不景气限制了不良资产的后端处置，导致资产后续的处置周期拉长、处置预案不及预期、处置方案实施受阻，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前期接收的部分资产贬值形成的账面亏损，造成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恐惧心理。鉴于当前经济和行业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评估和价值发现方面的能力有限[3]，导致在资产估值时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策略，进而使得交易难以达成，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感到信心不足。

资源整合不够

过去资产管理公司大部分不良资产是通过简单的债转方式实现处置，以赚取债权转让的溢价收益，还有部分资产则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处置，以获得底层资产变现回报，但这些手段在不良资产的增量价值创造方面相当有限，很难保持可持续性，而真正通过资源赋能实现资产增值后退出的案例却极为稀少。特别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底层资产处置难度增大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普遍缺乏化解思路，造成资产积压、持有成本攀升。

制度创新不力

制度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所在，资产管理公司在产品和业务模式创新方面缺乏试错机制，很难引导项目人员创新。如高价收购的资产包无法接受损失对外转让，很难与债务人达成债务化解，不愿参与复杂项目，担心模式创新有违监管要求，过度夸大国资损失范围等等，这些都限制了不良资产的化解通道。

资产管理公司业务模式转型的建议与思考

当前，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遭遇瓶颈，资产管理公司寻求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加强制度创新引导、谋求业务模式转型，鼓励业务模式和产品创新助力自身业务发展。

强化功能性定位，助力金融强国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地方债务和房地产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资产管理公司在防范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是加大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不良贷款，提高其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降低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二是优化信贷资源配置，通过收购和管理不良资产，将信贷资源重新配置到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三是服务实体经济，参与问题企业的风险化解，通过债转股、资产重组等方式，帮助受困企业摆脱困境，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四是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国家重点领域风险的防范化解。服务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加大该领域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并参与其兼并重组。通过收购债权、增量投资、代管代建等方式，参与化解房地产风险。

提升资源整合能力

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三打”模式很难谋求较大发展，而实现“三重”模式，则需要团队能够融会贯通地运用资产评估、资本运作、风险管理、法律合规、跨市场运作和多部门协作等多种能力，对团队的综合管理能力及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盘活一个项目，不但需要对资金、市场、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且过程管理方案也相当重要。如烂尾楼盘活项目中，需要专业法律评估服务团队、资金供给、建设管理、开发运营、销售推动、金融资源等多方力量结合才可以实现；一家困境制造型企业往往需要多种生产要素组合才能盘活。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不仅具备金融行业的属性，更需要金融与实业的有效结合，嵌入投行和产业思维中，才能很好地发挥出行业应有的价值。比如信达资产协同信达地产共同参与烂尾楼盘活的案例便是较好的实践。

加强制度创新引导

制度创新涉及多方面，笔者从债务人和解方式的应用探讨，根据一线实践经验，在不良资产处置端，债务人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但过去资产管理公司慎用债务和解方式，转而让债务人通过其他非关联企业或个人以债权转让方式达到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清收目的。2022年8月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财金[2022]87号），明确规定“金融企业所转让的不良资产不得折价转让给该资产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对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处置方面形成了监管约束。笔者认为，与其通过向不关联人转让债权以达到债务化解的目的，不如探讨与债务人和解的可行性，这不仅可以减少法律诉讼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也有可能恢复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实现资产的价值最大化。在处置制度方面，可以通过设计好债务和解、债务重组的基本业务条件，提高债务人参与债务化解的积极性。资产管理公司慎用债务和解方式有一定的原因，但相比于走“侧面”，走“正门”解决债务人配合度的债权处置方式也值得尝试。

关注破产项目和抵债资产机会

当前破产重整领域投资热度高涨，企业破产行为越来越多，破产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首次引入重整机制以来，A股共有超过100家公司顺利执行了破产重整计划。自2019年开始，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数量攀升，破产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从2018年的3家增长至2023年的15家[4]。

破产管理对资产管理公司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某种意义上每个债务人的终点都可能是破产。从实践来看，相比长期执行难的问题，破产反而能更系统性全局性地处理债务问题。随着破产重整市场的持续活跃，资产管理公司也在加大该领域的参与力度。以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3年法院共裁定批准了15家A股上市公司的重整计划，其中有9家获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重整投资[5]。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收购破产债权、投共益债、做重整投资人，购买破产企业资产后增加投入新的要素以实现资产盘活，并通过市场化退出等方式获取收益。特别是在一些优质困境企业中，还可以通过整合资源，设立不良资产基金或者信托基金，联合产业投资人、社会投资人和行业精英及行业优秀管理团队协作，做深做透单个项目，通过生产要素重组、企业重整和行业重构等方式盘活企业，最终在企业恢复生产并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创造和价值创造时，再通过股权转让、企业上市或出售给上市企业实现退出，获取超额收益。当前，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除了一些优质的地产项目外，还可以关注资源类困境项目或产品需求量大的制造企业。

除了破产项目外，抵债资产也是资产管理公司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当前，大多数资产管理公司极力排斥抵债资产，主要原因是抵债资产不但增加持有的税费成本，资产收益率低，管理和处置难度大。但资产管理公司若能有一个优秀的抵债资产管理团队，通过对抵债资产注入资源，完善其利用价值，赋予其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后端的处置手段则能够更加灵活，资产的溢价也会增大。参考美国黑石集团的做法，目前云南资产设立了抵债资产管理部门。

多元化处置不良资产

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和方法，能够提升资产的处置效率和效果，如市场化债转股、资产重组、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破产重整和拍卖等多种方式。不同类型的不良资产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多元化处置策略能够适应不同市场环境和资产特性，提高处置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最大化资产价值，更好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促进资产的快速流转，提升资产流动性，缓解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压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提升团队核心业务能力，提振行业信心

资产管理公司要转型突破，离不开专业人才团队的支撑，更需要团队的综合管理和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建立学习型的企业文化、鼓励创新也相当重要。资产管理公司业务人员需要不断加强行业政策学习、加强产品研究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优化业务模式，与更多的行业资源建立深度合作，不断丰富自身技能包。复杂的环境对团队的应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拥抱不确定性、正确认识风险，才能基业长青。

（编辑  杨利红）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县域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立足区域实际，积极求变，主动应变，在准确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实质的基础上，锚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探索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龙口市以巩固和扩大在山东省县域经济中的领先发展优势为目标，将培育壮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作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核心动能，坚持存量变革与增量崛起“双轮”驱动，企业主导与政府引导双向发力，持续推动“四新”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加速全市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新”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新技术多点发力，创新驱动力显著增强

龙口市以创建技术密集型城市为目标，深入实施科技创新“牵手计划”“星光计划”“攀登计划”和制造业机器换人工程，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研发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全面加快铝型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纺织服饰等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步伐，积极推动制造业创新能力跻身全国县域前列。在科技创新方面，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5家，国家级研发平台16处、省级研发平台40余处，50多家企业在国内外大中城市设立研发中心；累计引进国家A类高层次人才80余人；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3项，国家专利金奖3项；企业研发经费占比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3.59%和55.27%。在技术改造方面，全市年工业技改投入超过2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装备数控技术应用率达到90%以上，800多家企业实现了加工装配的自动化和精密化；全市企业共拥有数控机床、数控加工中心20000多台（套），数字化制造装备率显著提高；域内80%以上的骨干企业实现了“上云用云”，新产品开发周期平均缩短30％，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5％，整体效益平均提高50％以上。2023年，龙口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11亿元，人均20.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18.8亿元，位列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第八位。

新产业接续突破，经济增长点不断增多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龙口市不断聚焦新技术衍生而出的新产业，大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与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一批代表未来产业升级方向的重大项目，以及具有带动性的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提升步伐。山东省“一号”工程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在建设中，其中一期投资1493亿元，预计2024年年底全面投产后，产值可达1100多亿元，助力龙口市进军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携手华为公司打造的大数据产业园，是华为唯一一个在县级地区建设的数据中心，围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方面打造产业集群；打造占地面积约3.1平方公里的东海生命科学产业园，重点发展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特医食品等众多科技前沿板块。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等空白产业相继实现破题。

新业态长势良好，产业融合化进程加快

龙口市积极顺应产业融合发展大趋势，通过高新技术渗透、线上线下融合、产业内部重组和产业间互补延伸等方式，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新业态蓬勃成长。一是围绕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鼓励传统制造业企业积极通过自建平台、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电子商务营销，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二是围绕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大力发展大数据平台、研发设计、会展服务、检验检测、融资租赁、第四方物流等服务业新兴业态。三是围绕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按照农业“新六产”的发展方向，促进农林牧渔业与加工、流通、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打造农业产业化升级版。

新模式不断涌现，综合拉动力持续提升

依托新技术、新产业，优化整合各类优势资源要素，加快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积极抢占产业链、价值链高端。一是平台经济模式。依托港口资源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础，积极引进建设大宗商品市场、权益类交易场所、无车承运等平台经济产业，并通过平台载体吸引上下游企业和贸易企业入驻，实现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二是共享经济模式。依托骨干企业在研发平台、生产设备等方面的基础优势，按照“全域规划、全域共享”的思路，加快建设产能共享中心，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人员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产能支撑。

“四新”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二级标题）规模总量偏小

近年来，虽然龙口市“四新”经济呈现多点开花、蓬勃崛起的发展态势，但受制于县域城市发展的滞后，整体上全市“四新”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分散、产业关联度低，大多是萌芽状态、自由发展、单打独斗，难以形成拳头优势、规模效应。尤其是人工智能、云计算、3D打印等新技术仍处于零星运用阶段，信息技术、生物新医药、化工新材料等新产业项目尚未大规模达产达效，两化融合、军民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模式尚未真正发挥催生效应，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发展层次偏低

龙口市“四新”经济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成果转换能力、融合发展能力相对不足，处于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产品较少，尚未形成具有国内一流竞争力、占有率和国际较强知名度、影响力的产业、企业和平台。

制约因素较多

在成本方面，包括产品研发、平台建设、设备改造、市场推广以及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等在内的前期资金投入较大、周期较长，企业投入成本持续追高，成果转换步伐不快，企业两化融合、智能升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人才方面，受制于地理区位和城市能级，龙口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相对有限。以互联网人才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向一、二线城市流动的趋势明显，且企业自主培养成本高、周期长，“人才少、留不住”已成为县域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主要障碍。

存在制度缺位

“四新”经济大多属于新生事物，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政策、标准以及政府的监管、服务等目前均滞后于“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设备、系统进行整合，对原有的流程进行梳理改造，但目前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且县域中小企业技术发展还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企业“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很高。

“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将烟台市列为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的“三核”之一，为龙口市“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龙口要以增强“四新”经济发展活力、放大“四新”经济带动效应为主攻方向，不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的全面联动，加快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步伐，逐步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提规模、跨界融合提潜能、品牌高端提价值的战略目标。

培育壮大“四新”经济规模

（1）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业态。制造业要重点运用新技术、塑造新优势。以实施制造业提升工程为抓手，引导企业积极实施“机器换人、上云用云”等改造，加快实现数字化设计、自动化生产、信息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推动高端铝材料产业向国际市场和国内高端市场进军，扩大在汽车、高铁、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向部件化、总成化迈进，加快突破整车生产；推动高端装备产业持续提升智能制造和集成配套水平，争取海工、数控等更多装备走向世界；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群化，加快打造国内重要的高端化工新材料基地。充分利用传统服务业现有人才、技术、资金、装备、土地、厂房进行改造重组，积极发展平台经济、众包经济、创客经济、跨界经济、分享经济、会展经济等新型服务模式。以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建设为抓手，设立专项引导资金，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龙头企业进军农业“新六产”，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向融合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和做强农业全产业链要收益。

（2）培育发展新兴产业。顺应科技创新和消费模式的演变趋势，强化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下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网联汽车等具有新技术含量的创新产品的培育发展，全面抢占新产业发展制高点。新材料产业方面，以南山乙烷综合利用、道恩新材料产业园两大项目为龙头，吸引国内外优势企业跟进投资，延伸拓展裕龙石化项目等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加快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军民融合产业方面，依托高端铝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推动骨干企业积极进军航天航空、精密制造、海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军民融合产业领域，积极探索龙口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径。生物与新医药产业方面，以医养结合示范市建设为抓手，突出抓好阿波罗生物制品等项目建设，侧重研发生产功能性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

加快夯实“四新”经济发展载体

（1）建设一批“四新”培育载体。围绕“四新”经济从无形到有形的催化，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鼓励和支持创客空间、极客空间、创业训练营、虚拟孵化器、创业社区等新型孵化器及科技创业苗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小企业创业基地。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创新型孵化器、加速器等各类“四新”经济孵化培育载体，支持各类创新型孵化器与加速器、大学科技园、产业园、创意园等载体合作对接。

（2）打造一批“四新”集聚区。围绕“四新”经济从雏形到成型的培育，按照全市产业布局体系，聚焦重点领域，依托重点园区，从点上突破，形成企业集聚、产业聚群的生态系统，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四新”经济示范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突破一批“四新”关键技术。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加快实施一批关键技术攻关，注重技术集成、装备研制和大规模应用，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推进产业创新升级。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重点突破铝材料模具设计、合金熔炼、挤压工艺等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开展复合材料车轮研发及3D打印技术重点攻关；围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重点实施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向高性能、多功能、绿色节能等方向的创新研究，加强工业机器人传感信息融合、智能人机接口、深海钻井装备等技术研发，以技术的集群性突破带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4）转化一批“四新”科技成果。持续开展科技大走访活动，举办好科技成果推介会、“千人计划”专家龙口行、“两院”院士龙口行等对接活动，全面加深与各大科研院所的产学研政合作。同时，充分发挥龙口科技与人才（美国硅谷）交流中心以及德勤、康威、高力3家国际顶尖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密切跟进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项目转移洽谈成果，力争多渠道引进转化一批符合“四新”导向的前沿技术、重大项目和全新业态。

全面强化“四新”经济政策引导

（1）完善促进“四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政策。进一步增加技术研发、科创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科学技术奖等方面的投入，研究制定降低“四新”企业准入门槛、运行成本的政策措施，健全以技术交易市场为核心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服务体系，鼓励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千方百计支持骨干企业和成长性企业集聚优势资源推动“双创”，通过“集众智、汇众力”，在增加有效投资、创造有效供给和引领消费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完善“四新”经济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政策。深入实施“聚才兴龙”工程，充分利用好人才引育专项资金，全面培养引进符合“四新”导向的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和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积极探索高校院所与骨干企业联合办学的模式，建设一处“四新”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围绕龙口市新经济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新兴产业领域紧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同时，进一步完善“龙口英才卡”制度，高标准提供从人才引进到落地的跟踪式、专员式服务，全方位解决人才在出入境、家属就业、子女入学、住房与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切实增强各类引进人才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3）完善“四新”经济金融创新政策。发挥现有的中小企业转贷基金、工商联转贷基金的放大和带动作用，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探索以市财政出资撬动、各类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踊跃投资、市场化运作的形式，设立 “四新”经济发展基金。继续加大对科技型企业上市的指导和扶持力度，积极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隆起资本市场的“龙口板块”。

创新“四新”经济监管服务制度

（1）建立健全问题发现解决机制。全面整合“四•二○”“双重点”等现有企业帮包机制，建立多渠道、广覆盖的“四新”企业诉求收集机制，加强问题梳理和甄别，通过专题协调和试点探索等方式，协调解决“四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抓住并用好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重大机遇，积极开展对上争请，广泛争取各类先行先试政策，全面突破“四新”发展瓶颈。

（2）探索创新宽松透明监管方式。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关于简政放权的决策部署，着力减少“四新”项目前置审批和行政干预，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和优化管理流程。对“四新”项目，严格落实“容缺审批、并联办理”和项目建设“绿色通道”制度，确保用最短时间、最高效率完成审批。积极探索“条件管理+事中事后监管”的监管方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的手段，强化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发挥社会诚信体系对监管的支撑作用，构建严密透明的监管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为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众多企业集团通过创建子公司等方式，探索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此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具体产业实践有机结合，形成一套高效、实用的经营策略，引领企业踏上发展的“快车道”。笔者以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为研究样本，将精益思想引入企业的成长阶段，总结为“四维赋能”方法，涵盖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成本控制四个维度，旨在为初创企业制定战略规划提供有益参考，对各领域的制造业企业均有一定指导意义。

精益管理的形成与内涵

精益管理思想起源于日本丰田的生产方式。20世纪初期，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凭借大批量流水线生产模式，稳居全球汽车市场领先地位。“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低迷，丰田汽车公司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受到美国超级市场模式启发，丰田汽车公司管理层创造性地提出“准时制”生产理念，同时将丰田佐吉的“自働化”思想应用于汽车生产中。经过长期实践与改进，丰田汽车公司前副社长大野耐一创建了丰田生产方式，并成功将其推广至日本汽车行业。随后，丰田生产方式进一步影响了日本多个行业，使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脱颖而出。1990年，詹姆斯 P.沃麦克（James P.Womack）等学者在《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中，首次将丰田生产方式命名为“精益生产”；1996年，沃麦克等又合著了《精益思想》，提炼精益生产的核心理念，将精益思想推广至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提出了精益管理五项原则：正确定义价值；识别价值流，制定企业活动；使价值流动起来；根据需求拉动价值流；持续改善，追求尽善尽美。至此，精益管理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跨越式发展。

精益管理以杜绝一切浪费、彻底降低成本为目标，以“准时制”和“自働化”为两大支柱，以持续改善为基础。其中，准时制（just in time，JIT）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力求“在必要时刻生产必要数量的必要产品”，剔除冗余环节，争取用最少投入，创造出最大价值；自働化不仅意味着用机器代替人力，即通常意义的“自动化”，还表示机器应拥有人类的判断力，能实现自动缺陷控制。一旦出现质量缺陷，机器将立刻停止工作，避免产出大量次品。精益管理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但是“精益管理是不能完全依赖进口的”，企业在引入精益管理时不能机械照搬国外经验，要充分结合本土行业环境和企业实际，不断创新与优化管理模式，使精益思想根植于企业发展的“血脉”中。

初创企业的“四维赋能”方法

当前，新材料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新材料的分支领域，金属复合材料在保留各层金属良好特性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材料的力学性能、热电性能、耐磨性和耐腐蚀性。从原理角度，金属复合材料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通过普通加工无法连接的金属复合成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这种材料由基体材料（基板）和增强材料（复板）组成，基体材料提供整体结构，增强材料赋予优良性能。制造工艺主要包括爆炸复合法、轧制复合法、爆炸-轧制复合法。相比于纯金属材料，金属复合材料节省了稀有金属和贵金属资源，降低了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是先进金属材料工艺技术的发展方向之一。

我国金属复合材料产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主要应用于海军装备，其后逐渐扩展至石油化工、电力能源、有色冶金等多个领域，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如今，我国复合材料制造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涌现出天力复合、银邦股份、四川惊雷等一批优势企业，为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解决“卡脖子”问题，各企业集团通过设立相关产品事业部或子公司，筑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业务基础，以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然而，初创企业普遍面临生产效率低下、人才储备不足、流动资金短缺和产品质量欠佳等挑战，亟须革新管理理念与经营方式。

基于精益管理思想，本文以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为样本，从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成本控制四个维度提出了初创企业的“四维赋能”方法，助力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绩效稳步增长。

市场营销必谋于细

精益思想倡导“拉动式生产模式”，强调企业应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投入和产出，消除过量的库存和在制品。与传统的“先生产、再销售”模式相比，拉动式生产模式能够降低产品积压风险。对于金属复合材料这种高度定制化的产品更是如此。因此，销售团队获得的客户订单至关重要，订单量直接决定了总产值。企业应将市场营销视为生产的起步环节，建立“强销售”模式，以订单拉动生产。在制定战略规划时，企业必须全面了解宏观经济环境与行业竞争格局，开展SWOT分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表1展示了某个金属复合材料企业的SWOT分析过程。

表1 某金属复合材料企业SWOT分析示例

金属复合材料下游应用领域丰富，特别是在高温、高压、强腐蚀等极端环境中具有优越性能。例如，钛/钢复合板因其出色的耐腐蚀性，在石油化工行业常用来制造精对苯二甲酸（PTA）反应器等设备，在火电行业被用作烟气脱硫设备的内衬材料。在水电行业，高强度、高耐磨的不锈钢复合板被用于制造导流洞排砂孔钢管、泄洪深孔埋件等关键部件，能够抵御较长时间的泥沙冲刷；在电解铝行业，铝/钢过渡接头的结合强度高、电阻率低，主要用于连接电解设备中的铝导杆与钢爪。另外，不锈钢复合管的耐腐蚀性良好，流体阻力较小，兼具碳钢的高强度优点；同时节省镍的使用，显著降低原材料成本，因此在城市供水、油气输送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可作为塑料复合钢管与传统水泥管道的理想替代品。

在生命周期中，企业既要避免“大水漫灌”，又要善于寻找先机，使市场营销工作由静态转变为动态：在初创期，企业应聚焦于基础业务，如钛/钢、不锈钢/钢、铝/钢等复合材料；瞄准细分市场，推动营销与服务的标准化建设，扩大现有客户群的销售总量；同时加强与行业领军企业的交流合作，稳步提升在电力能源、石油化工等传统下游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在成长期，企业需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整合客户资源，充分挖掘、引导客户的潜在需求；产品重心应逐渐转向“小批量、多品种、高附加值”的新材料，探索航空航天、有色冶金、轨道交通、氢能储运等非传统市场，主动向多个行业渗透，实现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在成熟期，企业须尽力突破外贸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逐步发展为国内一流、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标杆型、智能化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研发必依于实

价值是精益思想的出发点，需要由具有特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产品来表达。企业应正确定义和识别价值，研究开发工作紧扣客户实际需求、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产品。金属复合材料企业要顺应“产学研”融合的发展趋势，不断夯实科技创新基础实力，以技术赋能生产；在研发过程中，可重点关注金属复合机理、爆炸参数设计、加工方式改良以及特殊材料复合工艺等领域。

为有序推进研发工作，企业首先要构建精细化、差异化的技术体系，确定工艺流程标准、产品质量规范和考核评估机制等内容，完善生产流程中的关键节点、职责分工和协同制度，建立“学习型组织”，获取相关资质与产品认证。其次，需加强与高等院校、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兄弟单位等的合作，学习最新成果与技术经验，引进优秀人才，借助合作平台对现有复合理论进行再认识、再创新。最后，企业在提高产出规模的基础上，可选择性地承接研发项目，为下一步的产业布局提供依据。研发项目应立足于客户需求，反馈于生产实践。在研发工作中，企业要追求效益最大化，评估每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避免陷入纯粹学术研究的误区。

企业通过研发投入推动工艺精进，实现稳健成长。新材料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研发效益并不总在短期内显现，过度支出可能会挤占其他资源。研究表明，科创企业的研发强度（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与企业绩效呈倒“V”形关系。这意味着，研发强度在超过某一水平后，反而会抑制企业绩效的增长。《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根据销售收入所处的区间，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强度做出规定。如果企业最近一年的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那么其研发强度须不低于3%。例如，根据2023年年报，银邦股份研发投入金额为17702.62万元，占营业收入44.6亿元的3.97%；天力复合研发投入金额为3672.15万元，占营业收入7.4亿元的4.96%。

生产制造必筑于优

精益思想的“价值流”指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全链条，“流动”原则强调价值的无间断流动。然而，在实际生产环境中，价值真正在流动的时间非常有限，“等待中的浪费”随处可见。若要提高生产效率，制造业企业必须尽力消除无效劳动，建立标准化的生产流程，通过外协合作压降成本，实现连续化生产。

工艺流程的优化升级是企业精益生产的必经之路。由于复合材料生产工序的复杂性，厂房选址、车间规格与内部设施布局对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生产加工场地应包含洁净拼焊车间、预处理车间、总成车间以及一块宽阔的爆炸作业坪。爆炸作业坪必须远离居民区，如位于偏远山区或河床。在加工顺序方面，首先由洁净拼焊车间按照合同要求对原材料进行拼焊；随后，预处理车间负责板材的表面处理，使其粗糙度、平整度和洁净度达到工艺标准，并完成基板和复板的组配工作；接下来，在制品被运送至爆炸作业坪，由专业人员执行爆炸焊接操作；最后，总成车间承担后续加工流程，包括超声探伤、热处理、矫直、二次探伤、成品切割、抛光和包装等环节。如果生产设备按照流程线性排列，那么总成车间的理想长度应不少于200米，每跨宽度至少达到25米。运用“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5S现场管理法，避免原材料与在制品的堆积，保障生产现场的有序、整洁与安全，加快工序流动速度。

外协合作正成为推动企业向轻资产转型、培育“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模式。为了最大化地利用产能资源，企业倾向于将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较低的工序外包给专业厂商。这种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企业自身的人员和设备不足，或生产负荷已接近极限；缺少必要的技术支持；外协加工质量上乘、成本低廉；从全局利益出发，外协比自行加工更具优势。对于初创企业来说，由于轧机价格高昂，自行搭建完整的轧制生产线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更经济的策略是与钢铁厂开展合作，将轧制环节外包出去。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保证工艺的专业性。在企业内部，外协过程需要多部门开展紧密配合。其中，生产部门负责制定外协加工计划，对潜在外协厂商进行资质审核与价格比较，选定合作伙伴，视情况建立长期协作机制；技术部门负责准备外协产品所需的加工物料，明确技术标准；在外协产品返回企业后，质检部门将对其进行严格检验，合格的产品将被库房接收，并流转至下一生产环节。图1展示了金属复合材料的价值流动路径，其中虚线表示使用外协的轧制复合法、爆炸-轧制复合法。

在质量管理方面，精益思想认为“质量要在本工序制造”，即质量检验贯穿价值创造的全过程，每道工序都直接影响产品质量。金属复合材料生产要做到“三个保证”：一是技术保证，企业需持续改进金属复合材料的表面处理技术，提高复合板材界面波纹快速成像水平，不断更新检测手段，在硬件层面筑牢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二是人员保证，操作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熟悉各项操作规范和安全准则，电工、焊工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执行自检制度；三是标准保证，确保爆炸作业、后续加工的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守工艺标准，并设专职人员监督执行情况，避免将次品输送至后道工序。总而言之，只有在全面质量管理的指导下，准时制生产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优势。

成本控制必求于精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指出，“在企业内部，只有成本”。现阶段，“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已成为众多企业集团的工作重点。基于精益思想的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赋能方法，均是从“增效”角度出发，旨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降本”角度，企业还应该有意识地消减浪费，追求尽善尽美，将成本控制纳入全面预算考核体系中，实现全员参与精益管理。由于成本控制的覆盖面较广，本文选取存货、能耗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推行“零库存”理念。“零库存”指物料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都处于或即将处于周转的状态，有助于企业提高存货周转率、释放流动资金、节约管理费用。在拉动式生产中，销售环节是整个生产活动的起点。从供应链角度，精益企业应致力于减少库存，实施存货集中化管理，防范化解流动性风险。对于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一方面，产品定制化特点为其实现“零库存”目标提供了便利，采购活动通常在收到订单后开展，减少不必要的库存积压；另一方面，由于金属复合材料供货周期较长，企业可能面临大量应收账款，采取预收款方式不仅有利于良性回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客户违约风险。

精细化节能降耗。在日常运营中，企业应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理念，针对可能产生资源浪费的环节，采用精细化的管理措施。在节能方面，企业可采取能耗信息化管理、避峰生产、线路改造、灯光控制等举措，降低用电费用；在降碳方面，企业可在厂房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装置，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比重，打造“零碳工厂”。在减耗方面，由于爆炸复合所用的炸药属于耗材，企业应定期开展爆速测试，持续优化爆炸参数，严格按照既定标准控制炸药使用量；对辅料、器材和工具等做到物尽其用，并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物料进行分类处理。

精益管理助力制造业企业高韧性发展

精益管理是丰田生产方式的提炼和延伸，总体呈现螺旋式发展过程。精益生产所蕴含的“准时制”和“自働化”的思想，使丰田汽车公司平稳渡过了资金短缺阶段，最终成长为汽车业的头部企业。在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史中，精益生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实践的打磨，精益生产升华为精益管理，逐渐成为各行业追求的先进管理哲学。综合来看，精益管理适用企业活动的各方面，有助于企业及时跟进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提高运营效率，全面控制产品质量。

当前，国内外宏观形势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多重考验：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加速改变世界，催生出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压力面前，旧的生产观念与管理模式不可持续，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所谓“高韧性发展”是指，企业经营活动能有效抵御外部风险、提高内部实力。精益管理为高韧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契合现阶段制造业企业倡导的“降本增效”理念。

基于精益管理的五项原则和“四维赋能”方法，制造业企业实现高韧性发展需要多措并举：第一，开展精准化市场布局，打造强有力的销售团队，以订单拉动生产；第二，研发依靠实际需求，挖掘产品真实价值，发挥资金投入的最大效用；第三，消除等待中的浪费，建立标准化的生产线，实施全面质量管理；第四，推行“零库存”理念，精细化节能降耗，做到全员参与、持续改善。

（编辑 宋斌斌）

当前世界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各种不利因素增加，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较为复杂。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

得益于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2%，上升到2023年的18%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多年来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为全球贡献了最大增量。面对我国崛起与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为了打乱并抑制我国发展进程，推行脱钩断链，实施高科技封锁，把正常的贸易往来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去风险”为名，构筑“小院高墙”。采取限制对华投资、给我国企业“走出去”设置各种障碍，要求相关国家选边站队，在重要产业链上“去中国化”。在世界上产业链、供应链、科技贸易合作中全方位地去中国化。可以说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而国内方面，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产业转型升级不够及时有力，比较优势持续衰减使我们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局面。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出台和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持续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大力推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但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够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等较多的深层次问题。在经济下行、地方财力出现困难的时候，地方政府指导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会增加。政府希望当地企业能够履行更多义务，承担起稳定一方经济的责任。此举本无可厚非，但部分方式带有较多的行政化色彩，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并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影响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擅长的仍是在现有技术上的应用创新，在基础研究和“从零到一”的首创性技术创新能力，较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部分关键领域易被“卡脖子”。据2023年8月2日《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显示，世界500强榜单企业平均利润为58亿美元，美国入围企业为80亿美元，我国入围企业为39亿美元；我国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为4.7%，美国平均数为8.3%，剔除银行业上榜企业，中美企业之间的盈利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榜单数据和企业类别来看，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强度同样高于我国企业，美国企业的超高收益主要来源于科技实力，我国企业的高额收益则主要来源于行政许可。另外，根据近几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基本上在12名左右，但在制度、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创意产出等一级指标方面仍较大幅度落后于综合指数排名。以上情况说明，创新能力不足仍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如何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投资、出口、消费增长率中枢缓慢下移和企业竞争能力不够强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创新能力，才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当下恢复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家信心问题，如企业主多反映政策易变、无所适从。所以各级地方政府要努力营造持续稳定的政策环境，做到标准公开、规则公开，切实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搞好经营管理、扩大技术创新投入。各级政府部门应主动下基层，送政策、送服务，多与企业沟通。在制定和修改行政法规及有关文件时，充分听取企业意见，逐项破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隐性准入壁垒，想尽一切办法为企业发展赋能，努力当好“店小二”。

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每当经济增速下滑离开预设目标，政府都会采取有力的金融和财政支持政策，，一次次帮助我国经济“涉险滩、攀高峰”。但所有的调控政策都有两面性，即在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也会有负面影响，甚至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小。今天我们必须为长期积累的问题寻找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调控政策务必兼顾短、中、长期经济目标，注意火候、把握分寸，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过度的刺激政策容易扭曲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向社会发出失真信息，容易令企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后遗症也会比较明显，纠偏的代价会比较大，最终会影响企业发展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三是持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高不高，主要取决于市场化改革是否到位，各级政府要尽量减少资源的行政型配置比率。国有企业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优势产业、关键产业，有所为、有所不为。另外，地方保护不利于公平竞争，容易造成资源错配，我们不能让统一大市场规模效应因为区域分割、区域保护受到削弱。

四是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当前，我国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仍然较多，如半导体设备、软件系统、高端数控机床、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都有各自“卡脖子”问题，面广量大。国家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共同努力，协同攻关。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已经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科技创新应该不问出身，无论企业大小、企业性质，都应该在创新过程中享受权利的公平、机会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国企民企应该享有同等待遇。民营企业的体制机制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比更为敏锐的嗅觉、更灵活的激励机制，从而在创新动力、创新效率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创新与不确定性风险相伴相生，在此过程中企业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要不断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千方百计保护好企业家的人格权、财产权，保护好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形成从上到下全方位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

当下，我们必须忍受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阵痛，这个阵痛过程也许会比较长，但有利于我们持续出清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实现优胜劣汰，实现结构优化，使经济更加健康。只要我们持之以恒推进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切实保护好企业家精神，我国经济大船就能行稳致远、扬帆远航。

（编辑 尚鸣）

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地缘政治复杂、经济动荡不断，加剧了国际油气行业变动，能源供应和安全由此成为各国的首要关切。西方对俄实施制裁，迫使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在此背景下“西部油气枢纽”概念顺势而生，该枢纽以中国新疆为核心，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俄罗斯、中亚、西亚等地区油气资源丰富，而中国油气需求强劲，这样可通过陆路实现较安全的泛亚能源循环。建设西部油气枢纽，不仅可以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也是进一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

俄罗斯向东布局是大势所趋

页岩气革命后，美国亟需挤占欧洲能源市场

乌克兰危机之前，欧盟39.6%的天然气进口量来自俄罗斯，2021年达到了1497亿立方米。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欧关系迅速恶化，俄罗斯多次以能源为反制裁武器，对欧洲减供、断供。据Bruegel统计，2022年欧盟天然气进口量降幅达48%，且将逐年降低，未来可能降为0。长时间看，俄罗斯已经丧失了欧洲这一重要能源市场。

美国从中作梗，旨在压缩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战略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措施已超过一万项，意图挤占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出口份额，为“页岩气革命”后美国迅速增长的LNG产量找到理想出口地，逼欧盟大量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切断俄欧间能源纽带。目前美国在欧洲的能源战略已见显著成效，据国际能源署披露的数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第4个月，欧盟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已经超过俄罗斯的管道气。

俄罗斯努力保住欧洲市场，拟建设土耳其枢纽向欧洲供气

北溪管道被破坏后，俄罗斯提出“土耳其枢纽”构想，拟修建海底管道通往土耳其，让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主渠道。据报道，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法提赫·登梅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都表示了对该构想的积极态度。① 不过土耳其枢纽建设的难度极大：其一，土耳其目前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较落后，油气管道基础设施产值只有电力基础设施产值的1/3左右，② 俄罗斯与其进行能源合作的风险较大；其二，欧洲一些国家纷纷表示对该项目的抵制态度，如法国、德国均表示要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而北美或将成为欧洲新的能源进口区，北美石油出口能力2020年已可覆盖欧洲的石油需求、天然气也有能力覆盖欧洲的天然气缺口，即使“土耳其枢纽”建成，未来欧洲也未必买账。其三，俄土双方对这个项目的期望不同，土耳其虽希望在地区能源基础设施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希望俄天然气成为该计划的关键部分；另外土耳其国内政治环境复杂，社会治安环境较差、暴恐活动时有发生，能源投资风险较大，这也制约了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能源合作。③

中国油气需求强劲，建设西部油气枢纽意义重大

以中印为首的亚太国家油气需求强劲

1.经济回升拉动中国油气需求

我国在石油方面的需求增长迅猛，而产能增长缓慢。2023年中国石油需求增长略高于100万桶/天，是有史以来第二高的年增长，贡献了全球需求增长的近一半。2023年我国石油进口量达6.83亿吨，占全球石油进口量的20%左右，是世界上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

天然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过渡燃料。我国天然气产量、消费量、进口量均不断攀升，需求潜力很大。随着国家及一些油气公司对天然气的增储上产做出部署，未来天然气产量将继续增长。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突破6000亿立方米。④

2.经济增长推动印度能源需求上升

印度石油消费量增长迅速，但产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进口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长期持续增长。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22年印度进口石油量超过2.8亿吨，甚至超过石油消费量；2023年5月，印度石油需求上涨9%，达到0.2亿吨，⑤ 预计到2045年，印度的石油需求将增加到约630万桶/天（3.1亿吨/年）。⑥ 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价格下跌，印度大量采购俄低价原油。据路透社披露，俄罗斯今年1月对外出口的原油中有70%输往印度。

印度近期出台四项新法规，释放天然气需求并支持其长期增长，包括：新天然气定价机制、新交易机制、新输气定价机制、新化肥采购机制。这些措施降低了天然气价格，对国内具有自由销售和定价权的天然气实施了优先交易，通过降低输气成本来支持煤改气，允许化肥公司直接从国内天然气现货市场获得20%的产量，印度未来可能达到500%的天然气需求增量。

俄罗斯、中亚、伊朗出口能力评估

1.俄罗斯石油供给弹性大，天然气出口能力持续增长。

（1）俄罗斯油气出口能力

在欧美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禁运的制裁下，俄罗斯石油供给更显弹性。一方面，俄罗斯原油价格大幅走低，从93美元/桶降至2023年7月的70美元/桶，⑦ 比布伦特原油价格贴水近15美元/桶，吸引了一些国家大量购买俄油；另一方面，俄罗斯向东寻找“新欧洲”来弥补市场缺口，其对外出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欧洲、亚太的出口策略上，对欧洲出口原油从1.39亿吨降至1.17亿吨，而对亚洲出口原油从0.98亿吨增至1.30亿吨，主要是增加了对中国、印度、日本的出口，涨幅分别达8.3%、722%、1760%，对新加坡及其他亚太国家的出口量实际减少。

乌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仍是世界第二大产气国、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位于全球第一。从天然气流向来看，LNG、管输天然气均扩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出口。对于LNG，欧洲市场份额整体缩小，但法国、西班牙份额提高；对于管输天然气，欧洲市场份额下降49%，亚太市场份额上涨93%，上涨份额全在中国。根据《俄罗斯2035年能源战略》，俄罗斯将继续提高一次能源中天然气的比重，亚太地区将成为主要市场（表1）。俄罗斯天然气产量将稳步上升，到2035年将达到8600亿~10000亿立方米的规模；出口能力也将持续增长，到2035年出口量将达到4050亿立方米，其中亚太地区占800亿立方米。

表1 俄罗斯能源工业规划指标一览表

数据来源：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

（2）俄罗斯对中国出口还有较大潜力可挖

原油方面，中俄跨境管道包括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其中中俄原油管道已达最大年输油量3000万吨，中哈原油管道主要向中国供应俄油而非哈油，设计数量为2000万吨，目前输送量为1000万吨，加上海运原油，中俄原油贸易量可达1亿吨。

天然气方面，中俄跨境管道包括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380亿立方米，可提高至440亿立方米），若中俄蒙管道（500亿立方米）、中俄远东天然气管道（100亿立方米）建成，俄罗斯对中国的管输天然气出口可达1040亿立方米；亚马尔LNG、北极LNG液化天然气项目海运增供可达2000万吨/年，⑧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向新奥新加坡公司每年供应60万吨，为期11年，向浙江能源天然气公司每年供应100万吨，为期15年。

2.中亚石油供给差异性大，天然气供应依旧具有竞争力。

（1）中亚油气产能与出口能力

中亚有较好的油气资源禀赋，其经济增长依托油气出口，但各国石油供给的差异性较大。近十年，中亚五国的石油生产总量基本稳定在1亿吨，但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有大量石油资源可供出口，主要出口国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拥有世界前十的石油储量，其石油产量主要集中在该国西部的库尔滨盆地和中部的翁贾尔盆地，2022年石油出口量为0.64亿吨。

地区内需求和出口带动中亚地区天然气产量，产量主要来自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纵观近二十年，该地区天然气产量大幅上升，从2003年的1184亿立方米增长到2023年的1513亿立方米，哈、土、乌三国的天然气产量贡献占99.9%，其中又以土库曼斯坦为主，2021年创历史纪录地达到793亿立方米。中亚天然气主要出口国是土库曼斯坦，其次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2023年天然气出口量分别为395、53、12亿立方米，主要出口地是中国，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超393亿立方米，约占我国同期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0%，在我国能源供应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中亚对中国出口能力预测

目前，通过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与中亚之间已形成550亿立方米天然气、2000万吨石油的输送能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深化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修建新的输送通道、加大上游勘探开发投资等，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D线预计2025年投产，届时该管网将有能力向中国输送高达950亿立方米/年的中亚天然气。

3.伊朗天然气出口难寻突破，但可通过西部枢纽输往中国。

伊朗的石油产能在美制裁下逆流而上，目前石油出口仍处高位。虽然自2018年5月起，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并通过对SWIFT施压从而限制伊朗石油出口，但伊朗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目前伊朗每日的石油出口量仍超过100万桶，达0.48亿吨/年。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购买市场，2021年约有68%的伊朗石油流入中国。据伊朗石油部官网发布的消息，若美国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其石油出口量可能达到每天380万桶，即1.81亿吨/年。

伊朗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罗斯，居全球第二。直到2022年，伊朗天然气产量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稳步增长，这是受大规模近海南帕尔斯油田持续开发的一系列推动。但伊朗国内对天然气的需求高，出口量长时间处于低位，难寻突破。在国际制裁重压之下，国际能源公司难以和伊朗进行能源方面的合作，其天然气储量难以得到高效开发，生产的天然气也大多向国内供应，2022年仅生产总量的12%供出口（189亿立方米）。虽然伊朗可供出口的天然气量非常少，但伊朗是“一带一路”向西延伸的关键节点，推进中伊在西部油气枢纽方面的合作能够进一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建设西部油气枢纽可造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中国能源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从能源安全角度考虑，陆路运输优于海运。世界六大海上咽喉要道中，仅有台湾海峡在我国管辖范围内，从沙特、伊拉克、阿曼、安哥拉、科威特进口的石油均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虽然马六甲海峡的不稳定性大大减小，⑨ 但在他国管辖下的境外海运通道仍是我国端牢能源饭碗的悬头利刃。而新疆泛亚油气枢纽可规避此类风险，不仅能够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也能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围堵。

油气来源更加稳定。中国周边国家普遍看好中国的油气市场，虽然在2020年期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国内市场出现了短暂的供过于求，但随着中国经济重新走上正轨并稳步发展，未来中国市场对油气需求的增长并没有改变。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口量主要来自中东、非洲，这些国家政局不稳定，运输也存在较大风险，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将油气通过西部枢纽运往中国，更有助于我国端牢自己的能源饭碗。

2.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

新疆产业结构特征以工业为主，油气产业无疑是新疆的支柱产业，而在“双碳”目标下新疆的油气产业也面临着转型难题，借助西部枢纽深化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可以协助新疆完成产业转型，同时优化油气进口结构，以油气上游开采为依托，深入挖掘中下游行业的发展潜力，⑩ 迈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步，并实现与俄罗斯、中亚、伊朗、印度油气合作效益的最大化。

3.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能源供应长期协议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通过新疆西部枢纽，中亚国家将丰富的油气资源出口给中国，提供稳定的陆路能源供应，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加能源出口收入，提高国内能源产业的发展水平。

促进中国在中亚地区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西部枢纽的建设拉动政府、企业投资，推动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生产和输送的效率，提升中亚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力。

建设西部油气枢纽的建议（二级标题）

依托现有资源建设西部油气枢纽（三级标题）

新疆已是我国重要能源枢纽。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新疆统计年鉴》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2022年，新疆石油、天然气产能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2022年新疆原油产能为3213.3万吨，较上一年增长7.5%，天然气产能为406.7亿立方米，较上一年增长4.9%。

表2 新疆化石能源产量数据一览表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已是中国重要战略通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定位，新疆将全面加快对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国家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国家新能源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的建设。随着西气东输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输气管道的建成投产，新疆已然成为我国重要的油气通道，油气管网框架日趋完善。目前，跨国油气管道的建设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油气合作的主要形式，其中经过新疆的有3条管道，包括中哈原油管道、中亚管道A/B/C线等（表3）。

表3 经由新疆的跨境油气管道一览表

数据来源：本文整理。

建设新疆枢纽在地理空间上可行。如前所述，俄罗斯、中亚、伊朗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是中国长久以来的能源合作伙伴。早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与中亚地区之间的油气管网就已成熟，其基础设施布局几乎全都通往俄罗斯，油气产业模式也已固定。⑾ 而俄罗斯、中亚地区与中国、伊朗陆路相连，作为我国向西、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新疆，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北向连接俄罗斯、蒙古，西向可达里海、伊朗、中亚，南向可辐射到南亚印度、缅甸等国。

建设风险

中土关系不确定性。由于土库曼斯坦油气供应对中国飙升的需求缺乏反应，中土天然气外贸关系近期有所降温。为此中石油积极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进行天然气合作，与乌兹别克斯坦签订100亿立方米的长期合同，与哈萨克斯坦签订100亿立方米的短期合同，2023年合同到期之后将签署一项长期销售协议。

中亚反季节性出口与中国需求模式相异。由于中亚地区冬季供暖需求较大，该地区内天然气需求高度集中在冬季、难以大量出口，从而形成“夏季达峰”的反季节性出口特征，与我国“冬季达峰”的需求特征相反；且中亚没有太多的上游或中游短期备用产能来满足中国突然激增的需求。

过境国政治失序隐患。一些中亚国家在独立后经历了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政府腐败、权力滥用等问题加剧了社会不满和不安定，且一些中亚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对薄弱，高失业率和贫困导致社会不稳定。

应对建议

在中亚三个主要供应国中寻求供应平衡。以新疆泛亚油气枢纽为核心，在这三个国家建立能源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以便更容易地从不同国家进口油气资源。积极通过外交渠道建立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建立长期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减少政治风险，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动态，及时调整战略。

针对过境国政治失序，可加强油气枢纽的安全防护措施，提高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应对能力，包括设立安全巡逻、监控系统和紧急响应计划。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情报共享、跨国执法合作和地区安全协议的签署。另外，提供稳定的投资环境，降低政治和法律风险，以吸引国际投资者。

借助西部枢纽加强与各国的关系。以新疆为核心的西部枢纽不仅可服务于油气，未来也可推动电力合作。新疆具有丰富的风电与光伏资源，但外输困难，中亚地区虽然具有丰富的煤电（哈萨克斯坦）、气电（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水电（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但由于缺乏投资，中亚地区仍然严重缺电，2022、2023年都曾出现大规模停电事故。因此与中亚地区进行电力合作，一方面加大在该地区的电力投资，在满足其能源需求同时增强与中亚人民的互信，有助于中国-中亚关系稳定向好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能以较低价格获得中亚的电力资源作为调峰电源，为新疆发展新能源提供利好条件。

（编辑 宋斌斌）

“失去的三十年”指的是日本经济增速低迷的平成时代（1989年—2019年）。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开始进入结构性萧条，在美国“不许超越”的持续打压之下，日本“出口立国”的模式崩溃。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之后，试图在确保国内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让本国经济从出口发展模式转向内需主导型来扭转总需求不足的颓势。在此期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增加，令日本政府自顾不暇。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日本企业不得不同时面对通货紧缩和制造业比较优势丧失的挑战。日企在此期间的应对措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

在1960—1989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依托低利率的资金配给以及有计划的政策性投融资支持，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依托日元升值和日本独特的企业与工会缔结的工资协定（工会主动控制工资上涨），日本成功度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制造”席卷美国市场，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超过美国，导致一部分日本企业形成了路径依赖，丧失了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求得转机的宝贵机会。

人口减少引发日本社会总需求结构的巨大变化

日本社会生育率一直不高。社会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导致日本社会的总需求曲线发生了永久性左移。资产泡沫破灭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减少，对未来的收入增长预期普遍悲观（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以收入增长为标准衡量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1989年为50.7，1999年为40.9，2009年为36.1）。内需萎靡，企业销售收入开始锐减。内需的减少又叠加日元升值，大量日本企业在“大水大鱼”时代所熟悉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日本企业开始普遍步入需求不足的困境。

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日企的资产负债表普遍受损

为刺激经济增长，从1992年开始，日本央行实施“零利率”。但极低利率并没有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再生产。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在泡沫期大举借贷，大肆进行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参与股票投机，随着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下跌，资产价格缩水导致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大幅衰退。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这些企业不得不将从银行新获得的贷款用于还贷，而这种个体的占优策略最终演化成了“合成谬误”，加剧了日本企业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向“负债最小化”转化，最终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负反馈。

汇率贬值影响日本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水平分工

20世纪90年代，IT革命和互联网发展大幅降低了信息处理的成本和通信成本，一些国家对经济活动限制放款，一些美国企业开始将服务外包业务向印度和爱尔兰等国家转移，推动了全球制造业从垂直一体化走向水平式分工。然而，在日元贬值的大背景下，日本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不得不收缩海外生产线、在日本国内增设工厂，将生产制造海外生产环节向国内转移。这方面鲜明对比的典型例子是日本的夏普公司（生产电器和电子产品）和美国的苹果公司：夏普的生产环节聚集于国内，而苹果公司采用水平一体化，将制造环节外包给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自己只保留设计、营销、物流和品牌管理。这一生产组织方式所带来的最终结果是，2016年4月，夏普被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并购，而苹果公司却一度跃升至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日本企业应对“失去的三十年”的经验

在此期间，日本企业普遍面临着较为不利的生产经营环境，但也有部分企业依托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市场需求，从而成功地化危为机。

及时调整策略适应居民消费趋势性变化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面临的整体趋势是日益来临的老龄化社会和整体人口规模不断减少带来的消费萎缩，这使得日本社会的消费曲线发生了永久性左移。在这一趋势性变化下，日本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趋向于回归理性，更加注重产品的实用舒适与物美价廉。在此期间，零售业态中的百元店（Daiso—大创、Seria、Cando、Watts）、软折扣店以及一些淡化品牌概念但更重视简洁实用的休闲服饰（优衣库）、家居用品（宜得利）、食药产品（松本清）、化妆品等性价比较高的新型商业模式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认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资源约束中寻找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分工的转变，日本制造业企业开始向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高的精密机械、高端电子零部件、半导体设备、存储/逻辑芯片制造、高机能材料等行业聚集发展。以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尼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基于危机感的“自我升级”一直都没有停止，就这此时，“日本制造”及“日本设计”逐步摆脱了“山寨”恶名，获得了世界级的信誉。其中的佼佼者还有三菱重工、富士重工、丰田汽车公司、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等。这些经验可以总结为：在战略层面，跟踪国际科技前沿，学习世界先进技术，高度重视工程师培育；在战术层面，推广以“精益生产”为典型的先进制造模式。

紧密围绕全球产业链演进的趋势进行发力

虽然日本对当时经济全球化趋势演进的方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反应过来的部分日本企业迅速认识到了这一全球分工体系的核心本质，将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作为主攻的方向，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企业是基恩士。这家1974年在日本创立的小企业，自诞生以来，依靠提供能够改善自动化制造质量与效率的解决方案，迅速在全球建成了高效的服务网络，为世界各地的 “财富500强”制造商到小供应商提供传感器、测量仪、数据采集仪、测量系统、视觉系统、控制系统等软硬件产品，覆盖汽车、半导体、电子元件、医疗、物流、商品药品等多个行业。整体来看，日本企业迅速通过加强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拓展制造业服务补上了起跑的短板，诞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依托对外投资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

资源约束一直是日本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硬性约束。《广场协议》签订后，为应对贸易冲击，日本政府推出“黑字环流”计划，核心目标是通过政府援助、商业贷款等手段，将日本的国际贸易盈余、外汇储备和国内私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行业。这标志着日本从“贸易立国”开始向“对外投资立国”转变。在此期间，以索尼、本田等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经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了半壁江山。

日本企业“出海”分为两类，一是以降低制造成本为目的的“垂直直接投资”，即产业链外迁；二是以获取需求为目标的“水平直接投资”，即海外市场扩张。

小企业坚持走专业化和“隐形冠军”道路

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大量日本中小企业开始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通过聚焦赛道、走专业化和精细化等“专精特新”道路，日本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都诞生了一批“隐形冠军”。以制造业领域的碳纤维为例，在小丝束碳纤维市场上，东丽、帝人（东邦母公司）和三菱合计占据全球49%的市场份额；在半导体芯片领域，成就了信越化学、SUMCO、住友电木、日立化学和京瓷化学等众多公司。在服务业领域，日本知名游戏企业任天堂，从一家做游戏纸牌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全球电子游戏行业巨头。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非常专注于所在赛道，通过创新和下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产品优势。

对我国企业的政策启示

一是要妥善应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新局面。大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土壤，房地产具有金融和产业链带动性强的双重属性，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将会传导到企业的需求端。因此，必须守住房地产市场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把解决烂尾楼等保交楼、保民生和保稳定工作以及妥善处置房企风险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制定实施正确政策措施，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为二手房流动提供便利，逐步扩大租售同权适用范围。引导房企走高质量发展创新道路，鼓励房企推出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二是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和稳定的融资环境。一方面，要稳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为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创造条件，大幅降低企业的负债成本，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助力企业尽快走出“创伤期”。另一方面，要确保汇率不发生大的波动，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中资企业走出去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稳定的汇率预期。

三是引导企业把创新摆在经营的核心位置。鼓励企业加强对市场需求的研判，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的定价策略，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围绕“卡脖子”技术和关键核心领域，形成一批走差异化和专业化路线的“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中国经济新质生产力全面成型。

（编辑  季节）

多边外交是国际事务中长期存在、广泛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一种外交活动方式。多边主义是与多边外交实践密切相联的外交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总结。

近现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醉心于强权政治、集团对抗和阵营对垒，多边主义从理念到实践，受到严重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开辟了主权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外交往的国际关系新篇章，同时也开启了联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并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多边外交新局面。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国具有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组成的统一体。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类各民族都是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进入近现代历史以来，面对无法预测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各国人民唯有加强沟通，彼此借助，才能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化险为夷，协调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经历无数次冲突和对抗、付出无比巨大的惨痛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也是近现代国际关系领域普遍认同的多边主义外交的真谛所在。

20世纪4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孤立新中国，新中国根本没有参与多边事务的机会和可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抗击美国的武装侵略，在朝鲜战场与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浴血奋战，打出了国威，签订了停战协议（1953），并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4）。虽然此次会议未能形成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决议，但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取得了突破；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担任团长的中国外交团队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象，令全世界对新中国外交刮目相看。

1956年，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新中国主动争取并成功参与的一场多边活动。万隆会议是中国引导各方求同存异，创新国际关系准则，影响深远的标志性多边外交举措。中国顺应时代进步大潮，高举争取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威胁的大旗，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义一边，把维护自身的主权与安全、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三个方面的外交斗争统一起来，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1971年，中国成功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尽最大努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多边外交的重大成果。全面恢复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体系中的合法席位，为中国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提供了广阔舞台和更多的机会。

1972年6月，中国在极左思潮严重干扰内外政策、国际处境相当复杂和严峻的情况下，派团出席了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人类环境问题专门会议。当时，在“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中，环境问题被提到国际事务中来，人类社会进入环境保护的新时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积极参加这个史无前例的多边活动和多边机制，意义非同寻常，影响非同凡响。

1975年6月，中国政府派团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与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相互配合，推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墨西哥宣言》及《世界行动计划》。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步伐大大加快，参与多边外交、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范围、规模和力度进一步加大。1980年2月，中国政府派团出席了不属于联合国组织、但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的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诞生于1962年的国际军控领域的多边机制，虽然深受东西方冷战影响，分为西方集团、东方集团和不结盟国家集团三个部分，但毕竟参与国越来越多，影响力不断增大。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和自身外交需要，中国自1983年起设立专职裁军事务大使常驻日内瓦，开始出席裁谈会历次会议，在这个意识形态背景极为强烈、安全利益之争异常尖锐的多边机制中纵横捭阖，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重要文件的通过做出了独特贡献。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重返多边外交舞台、积极参与多边外交的典型事件和成功范例，不胜枚举。1984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了各国议会联盟第71届大会。中国从此成为这个成立于1889年、历史悠久的多边议会组织的重要成员。

在这里回顾新中国外交史的这几件事情，只是想说明，中国对多边外交并不陌生，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经验丰富，弥足珍贵。

践行多边主义，中国承担了应有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二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对抗为主要特点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宣告终结。某些与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地缘政治撕裂密切相关的区域性、跨区域多边机制，例如苏联主导建立的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大家庭性质的经济互助会，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联合国仍是以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最权威的政府间合作组织。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体系，作为多边外交的主体机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平台，依然十分活跃，并且有了更大发展。多边外交仍是国际关系领域中最受青睐的外交形式。

据统计，目前联合国直属机构共有20多个，主要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职司委员会、人权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等。与联合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政府间机构近20个，主要有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等。

重回联合国50多年来，中国参与了联合国所有机构和关联机构的活动。目前，中国已是联合国会费缴纳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同时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一大出资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这些都是中国积极履行世界大国责任，广泛参与全球事务，积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鲜明例证。

冷战结束30多年来，随着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问题越来越多，国际关系中的多边活动与机制建设十分活跃，地区性、跨区域、全球性多边安排与架构有增无已。如1989年开始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苏联解体时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部分国家建立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1992年成立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成立的亚欧会议、1997年成立的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俄罗斯主导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以及中日韩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同形式、不同宗旨和不同运行方式的多边机制进一步增加，中国参与或涉及中国的主要有：2001年以原“上海五国”机制为基础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在中国三亚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成立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2006年启动的伊核问题六国对话会、2009年正式形成的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集团、2015年俄罗斯主导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又称欧亚经济委员会）、2015年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2022年启动的亚洲合作对话、2023年启动的中国—中亚（5+1）对话，等等。

后冷战时代开启30多年来，这些适应世界形势变化、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新型多边机制不断发展壮大，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往，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互学互鉴。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倡导创建、发展引领上合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表率作用。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中国—东盟（10+3）、中日韩三方合作、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伊核问题六国对话会中，中国也发挥了举世公认和不可低估的建设性作用。中国作为真正多边主义践行者的作用，作为新型多边外交机制的维护者，贡献不容否定，也无法否定。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国有能力应对新的问题和挑战

冷战后多边机制的不断创新和多边外交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新型多边外交的特别贡献，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另一方面看，当今世界既不和谐，也不和睦，更谈不上和平。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济贫、以众暴寡、以邪压正的冷战余毒仍严重存在；集团政治、阵营思维、霸凌行径、丛林法则、地缘对垒等帝国遗产仍随处可见；与此相关联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冒险主义、投机主义沉渣泛起。作为冷战遗存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冷战后非但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反而逆势来袭，疯狂东扩，不断拓展旧的多边安全架构满血复活的倒行逆施之路。

在亚太地区，作为当今最大霸权国家的美国，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竭尽全力构筑排斥中国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同时，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搞起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时还搞起了美英澳三方核潜艇联盟，目前还拉拢日本入伙。此外，美国还搞了一个旨在科技领域封锁中国的 “芯片四方联盟”以及“印太经济框架”。而所有这一切，都打着多边主义的幌子，掩人耳目，欺世盗名。不言而喻，美国式的多边主义，不过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代名词而已。但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多边主义，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也不乏支持者和尾随者。

各种信息和迹象表明，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势不可挡、中国和平崛起已成历史大势的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心有不甘。它们正在千方百计地搞对华“脱钩”“断链”，明目张胆地实行所谓“去中国化”，公然鼓吹要建立孤立中国、围堵中国的“民主国家联盟”。正因为如此，当前伪多边主义甚嚣尘上，大行其道。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面对深刻变革的世界秩序、剧烈动荡的国际关系、前景莫测的安全态势，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践行符合历史正义的真正多边主义，自然要面临许多可以料想和难以料想的困难、问题和挑战。有鉴于此，持续推进中国特色多边外交，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应当努力做到以下“五个有机结合”：

1.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实行开放、包容、创造性和建设性多边外交，要与积极支持传统多边外交机制、广泛参与传统多边外交活动有机结合；

   第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推动各种新型多边外交，要与坚持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不断揭露伪多边主义、集团政治图谋，持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有机结合；

   第三，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主动引领新型多边活动，要与不断加强并持续深化与战略协作伙伴国的沟通合作有机结合；

   第四，倡导真正多边主义，努力拓展新型多边机制的内涵与外延，要与不断巩固和深化各种双边关系、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有机结合；

   第五，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最大限度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要与完善全球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有机结合。

   （编辑  季节）

全球南方占据世界85%的人口和40%的GDP总量，不仅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而且正在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和数字化进程。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全球南方在针对全球北方争取发展权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同时在南南合作中展现出愈发强烈的愿望。

与北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崛起不仅为广大南方国家树立了现成的发展标杆，而且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中国提供的慷慨援助和开展的务实合作，赢得了普遍信赖。在当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中国主导构建全球南方大市场的条件日趋成熟。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构建全球南方大市场的步伐，不仅有利于在全球舞台上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而且会促进我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优化产业结构，巩固供应链和产业链韧性，化解“逆全球化”风险。

“全球南方”概念的演进

“全球南方”亦称“南方世界”，是一个松散而动态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涵盖集中分布于南半球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与发达的“全球北方”或“北方世界”相对而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意涵。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这一概念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发展水平、政治理念、社会形态、治理模式等领域的差异；二是自殖民时代和独立运动以来积累至今的历史纠葛；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二者在重大利益上的分歧、对峙与合作。

“南方”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早由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 Gramsci）在《南方问题的某些方面》一文中提出，旨在揭露其本国北方资本家对南方的控制和剥削。20世纪60年代，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斯比（Carl Oglesby）首次使用了“全球南方”一词，斥责“几个世纪以来北方（世界）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汇聚、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我国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认为美苏争霸是导致世界动荡的根源，表明中国愿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道，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进入20世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率先发布名为“打造全球南方”的倡议，重在突出构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倡导南北合作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

77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了机制化的运行模式和集体谈判的能力。1964年，77个国家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表《日内瓦联合宣言》，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与合作，共同努力为加速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建立国际贸易新框架，并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在77国集团的推动下，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中国主张不结盟，不是77国集团成员，但一贯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支持其主张和诉求，并不断与之加强沟通与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起，多数涉及77国集团的官方文件均以“77国集团+中国”的表述呈现。

“南南合作”及中国贡献

“南南合作”旨在建立和运行政治对话与经贸合作机制，针对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在全球、区域和国别层面上形成共识、发出倡议、寻求解决方案，并通过多方参与的具体项目促进要素流通、知识交流与技术合作。

1955年，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304位代表出席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宣告反对新殖民主义霸权，倡议亚非国家间加强文化交流和经济技术合作，标志着南南合作的开端。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纳入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核心内容，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适准则。2005年万隆会议50周年之际，南非与印尼共同牵头举办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宣布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万隆会议60周年之际，与会亚非领导人确立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的主题。

联合国体系在促进南南合作领域做出了不懈努力。1974年，联合国成立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专事整合联合国系统和国际发展机构，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进程，具体措施包括发起全球南南发展学院、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全球南南资产和技术交流网络，以及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197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引领联合国发展体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依靠发展中国家日益提高的技术和科学能力来促进和推动其社会和经济发展，从而改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不均衡结构”，138位国家代表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2019年，联合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第二届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中心议题在于“全球南方”如何通过合作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如果没有全球南方国家的‘思想、能量和巨大的创造力’，就无法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03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每年12月19日确定为“南南合作”日，敦促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多边组织将南南合作纳入计划流程，并号召为此增拨人力、技术和财政资源。

2016年，为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立社会影响力基金，针对南方国家提供公私合作金融平台。

南方国家一方面积极加入国际多边组织，以提升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加强南方国家之间基于规则的互助合作。进入21世纪，部分南方国家主动采取双边或小多边形式与北方国家达成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在国际舞台上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笃务经济发展。1992年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转化为16国参与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现演变为54个国家共同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4个拉美国家于1991年发起的南方共同市场，已在2010年发展成为由33个成员国组成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1967年，由5个国家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至1999年发展成为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自由贸易区，并分别在2018年和2020年搭建起11个亚太国家组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15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多年来，通过双边、区域和多边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南南合作的多边机制，如“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中国—拉共体论坛”等，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共识，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并建立政治磋商、经贸混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长效机制。

（2）1995年，中国在联合国项目框架下成立中国南南合作网，有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并持续推动技术合作向经济、贸易等多领域的合作延伸和拓展。

（3）2006至2009年，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分别签署《建立战略联盟的意向书》和《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总协定》，宣布分期捐赠1.3亿美元，迄今实施了25个南南合作项目。中国专家远赴南方国家分享中国经验和技术，帮助其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惠及数百万农户，为世界粮食安全和减少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制定了《国别规划框架（2021-2025）》，打造公平、环境可持续发展、气候友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

（4）2006年，中国设立中非发展基金，规模迄今达到100亿美元，旨在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

自“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南方国家共同努力，不断拓宽合作渠道，尤其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加速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5）2014年，中国成立“丝路基金”，规模为400亿美元和1000亿元人民币。作为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丝路基金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南方国家开展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

（6）2015年，中国在发展援助和金融平台建设方面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历史性的丰碑。首先，中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2017年追加10亿美元），用以支持南方国家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卫生健康、民生工程、工业发展及生态保护等优先领域，助力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次，中国政府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南方国家向低碳发展转型和开展气候适应力建设。再次，中国主导创建了两家多边金融机构，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有力推进了南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7）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率先落实疫苗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尽己所能向南方国家提供疫苗，总数超过7亿剂，并向金砖国家“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

中国迄今已向160多个南方国家提供各种类型的援助，实施了数千个成套和物资援助项目，开展了上万个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共培训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

构建全球南方大市场的基础条件

资源、市场和能力的互补性是发展经贸关系的客观基础，彼此的尊重与信赖构成了深化合作的主观条件，发展水平的梯级衔接度又为务实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行性。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唯有中国兼具这三个方面的独特优势。

全球南方增长强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1] 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一路攀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年达到58.3%，而北方国家占比则降至41.7%。IMF预测，南方经济增速到2029年将维持在4%左右，约为北方国家的3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伴随发达经济体产业与供应链政策调整，南南贸易与区域贸易成为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渠道。2022年，南南贸易约占南方国家贸易总额的54%，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支撑点，其中，中国、巴西、印度、印尼、泰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在粮食、燃料、矿石、金属和化肥等大宗商品南南贸易方面稳步增长。

2022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下降近四成，而发展中经济体吸引FDI逆势上涨，占据全球总流入量的71.2%；2023年，在全球FDI总额下降10%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流入量下降15%，而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下降7%，展现了全球南方经济较强的韧性。然而，尽管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但在存量方面，仅占全球总量的1/3，依然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双向贸易逐年上升

过去20年中，中国与南方国家双向贸易总额和占比逐年上升。2022年，中国对南方国家的进出口比重分别达到36.92%、23.43%，较 2001年分别增长14.57%、12.02%；2023年，对南方国家进出口分别占中国贸易总额的43.1%与39.1%，累计增长10%以上。

分地区来看，2023年，东盟、中东与北非、南亚是中国对全球南方货物进出口排名前三的地区，其中出口占比排名分别为39.6%、15.5%、12.4%，其次为南美（9.9%）、北非以外的非洲地区（9.6%）、俄罗斯（8.4%）和中亚（4.6%）；进口占比排名分别为34.7%、20.4%、19.4%，其次为俄罗斯（11.6%）、北非以外的非洲地区（9.3%）、中亚（2.5%）和南亚（2.1%）。

贸易结构高度互补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主要依托于各自的产业优势与发展需求，双边贸易结构互补性强。中国向南方国家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包括：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化工产品、金属制品；从南方国家进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中东、非洲和南美国家）、矿产品（南美、非洲）、农产品（南美、东盟、南亚）、海产品（东盟、南亚）、纺织原料（南亚）、金属和金属制品（南美）。

    双向投资持续增长

截至2022年年末，中国在南方国家FDI存量达到2.46万亿美元，占总量的近九成。我国在境外设立的企业中，亚洲超 2.7 万家（59.2%），拉美近3700家（7.9%），非洲超3000家（7.1%）。2022年，中国企业118起海外并购项目落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并购金额达到55.2亿美元，其中并购规模超过3亿美元的目的国多为南方国家，包括阿根廷、新加坡、津巴布韦、韩国、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正是由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中国超七成投资流向亚洲地区，而且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CAFTA）尤其是RCEP的推动下，中国-东盟双向投资势头迅猛。2022年，中国对东盟10国投资18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1.4%，占对亚洲投资的15%；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达到1546.6亿美元，占存量总额5.6%，占对亚洲投资存量8.4%，占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存量总额6.3%。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广，有效促进了双边经贸高质量合作，包括制造业（存量占比31.9%）、批发和零售业（1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9.4%）、建筑业（6.1%）、金融业（5.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9%）、采矿业（3.7%）、农林牧渔（3.4%）、信息传输/酸碱和信息技术服务（2.2%）、房地产（1%）。《2023年中国外资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东盟对华实际投资119.1亿美元，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6.3%；东盟在华新设企业1833家，占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总数4.8%。

战略互信不断增强

作为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全球南方共同经历过殖民主义的伤痛，因此具有极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文明复兴的渴望，在针对全球北方争取发展权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与和平外交政策在全球南方深入人心；中国“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为全球南方带来了真切的实惠，战略互信不断增强。

产业对接前景广阔

相比进入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国经验、中国能力更能贴近全球南方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和数字化进程的迫切需要。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方面的发展经验、产业实力与能力储备，与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其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升级乏力等发展困境形成强相关匹配与协同力。无论是从资金投入量、产业实力还是项目运营成效来看，北方国家对满足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帮助有限。相对应的，中国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全球南方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力量。中国在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电网等产业的投入与实力位列全球前茅：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的统计，2023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345.5GW，中国占比62.77%；目前，中国掌握全球锂电池产业约70%的产能，成为锂电池产销第一大国；多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高于世界平均增速，出口全球180多个国家，深受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喜爱，2023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全球总量的64%，2024年4月，上升至67%；近年来，中国电网企业在特高压以及“绿电”领域加速出海，帮助巴西、柬埔寨、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对电力能源的需求，并加速实现绿色能源转型。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与能力储备丰富，伴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数字化技术服务商加速布局全球通信网络建设、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等业务，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南方国家实现数字化转型。

全球南方成为我国破解西方贸易保护的桥头堡

中国企业与南方国家加强合作，以机动灵活的迂回策略，不仅很大程度上破解了美欧高筑的关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且在中国不再享受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和市场经济地位的背景下，使用了南方东道国与发达国家的各种优惠安排。Asia Times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将中间品出口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南方国家，或在当地投资办厂，最终将制成品输入至美欧，既而形成新的三角贸易模式。

构建南方大市场的主要挑战（二级标题）

发展水平差异悬殊

南方国家数量众多，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宗教文化、利益集团多元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发展战略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部分国家仍深陷内战和地缘政治冲突，在诸多议题上难以达成统一共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近年来全球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持续加剧，南北差距、南南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地缘政治与地区冲突对地区发展带来致命挑战。2022年，国家间/地区间武装冲突达到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南方国家，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的1.08亿，超过2010年的2.5倍。

对华态度参差不齐

许多南方国家精英阶层与原宗主国保持千丝万缕联系，并希望利用大国博弈多头取利，而拒绝承担国际义务、履行承诺；少数精英团体甚至配合某些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提出担忧沦为中国资源掠夺、商品倾销、债务陷阱的新殖民地问题。尽管总体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积极的响应，但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2023年4月的大数据分析显示，不同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舆情态度差异较大。

多数国家治理能力不足

全球南方近乎为落后国家的代名词，多数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低下，不乏宏大的远景目标，但缺乏透明一致的产业政策以及公正的司法体系；多数国家都参加了多项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如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非洲大陆自贸协定 (ACFTA)，但因缺乏规范性和实施机制，实际成效不彰。

国际话语权较弱

在包括联合国机构、WTO、世行、IMF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南方国家的话语权普遍偏弱，且改革进展缓慢。以IMF为例，其根据成员国的经济地位、影响力以及对IMF的贡献计算其投票份额，从而确定成员国的投票权重以及提取紧急融资的权利。2010年，IMF将6%的投票份额转向南方国家，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北方国家依然持有更大的份额以及重大决策否决权；2023年12月18日，IMF再次通过增加50%投票份额的改革，但对于提高南方国家代表性的改革动议依然遭遇搁置。短期内，多边发展机构中南方国家的话语权、投票权与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之间的差异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合作机制流于松散

南南合作已形成高度共识，并在具体项目上取得成效，但因缺乏明晰统一的规则体系，致使合作机制流于松散，效率不高。尽管存在多个南南合作相关的多边平台，但由于缺乏明确的运行机制，南南合作局限于具体项目和技术的双边或三方合作、金融支持以及会议论坛，难以形成长效合作机制以及可持续的合作效果。

主导构建南方大市场，化解美西方围堵

鉴于全球南方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多元复杂的发展模式，我国应采取“价值引领、规则驱动、全球布局、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战略方针。

用足现有南南合作平台

77国集团、金砖峰会、印非峰会、中非/中拉/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17+1国家合作等，南南合作平台众多，我国应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在凝聚价值共识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体制机制建设与规则制定，推动规则驱动的经贸合作，从而为参与各方建立更加稳定的预期。

夯实金砖合作机制

金砖国家担当全球南方领头雁的角色，我国应以金砖扩容为契机，加速规则制定与机制建设：（1）建立常设秘书处；（2）建立议事与决策规程；（3）明确加入与退出标准；（4）以新发展银行和亚投行为发力点，重点推进全球南方金融合作与负责任投资，加强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联通、治理能力、民生工程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扩大自贸协定

（1）在签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一带一路”合作备忘的南方国家当中，应针对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国家，加速推进自贸协定谈判；（2）采用“N+1”的方式，直接对接南共体、非洲大陆自贸区、欧亚经济共同体等现成的自贸协定，并推动其完善体制机制，提高运行效率；（3）借鉴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模式，在南方国家中就重点行业和领域达成单项自贸协定；（4）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包含众多南方国家在内的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以可持续规则化解美西方围堵

美国主导的“重建更好世界（B3W）”、欧盟主导的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七国集团重启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以及美日澳共同发起的“蓝点网络（BDN）”，均祭起“透明度、可持续、问责制”的大旗制定评审规则，旨在遏制中国在全球南方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中国需要整合管产学研共同制定相应的规则体系和评审机制，携手全球南方重点国家共同化解美西方的规则化围堵，加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编辑 季节）

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

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是从1994年由国家经贸委组织的“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开始起步的。最初的试点城市是18个，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扩大到58个，1997年继续扩大到111个，基本已经扩展到全国。试点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映出改革试点政策已得到高度认同和渴求，这项艰难的探索性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准备好了一把真正的“杀手锏”。

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是一场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最直接的目的是让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有可能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这个目标本身意义重大，只有让困难企业能够实现正常退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而其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在经济转轨中必然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国家的产业结构才有可能优化。这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意义更加重大。

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建设的。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出发点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经济发展的环境也不一样。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企业转轨到市场经济后从体制和结构上不一定能适应，有些甚至难以生存。形成了经济转轨中的结构性矛盾，需进行主动、有效的调整，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就成为我国改革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彻底的调整方式。

国有困难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正式提法为“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除了企业破产之外，还有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两种方式。

当时国家之所以提倡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两种方式，是因为社会承受能力不足，担心企业破产过于集中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有一段时间在政策上还强调“多兼并，少破产”。因此，1997年和1998年实施的项目分布是：企业破产1031户、企业兼并2540户、减员增效1494户。但是，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两种方式的实施效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减员增效企业虽然大部分减少了亏损，但真正实现了扭亏的很少，1998年实施的减员增效项目中只有5.5%的企业实现了扭亏。企业兼并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出现的问题也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操作“拉郎配”，强令本地优质企业去兼并困难企业以享受政策，但结果往往很不理想；也有一些企业利用兼并政策盲目进行“低成本扩张”，使自身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甚至最终把自己拖垮。

直到1999年之后，随着再就业中心在全国城市中形成了网络，社会的承受力提升，这项工作才逐渐调整到以企业破产为主。2000年以后，企业兼并项目也不再安排了。

国有企业破产工作最大的难题，一是如何筹集改革成本，二是如何安置职工。

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用通过优先清偿给予保障，是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与按1986年《破产法》依法破产的最大区别，这将解决企业破产在成本支付方面最大的一个难题。由于优先保障了职工的安置费用，企业破产后债权银行的清偿率都非常低，一般不会到5%，实际上是用银行的资金补了社会保障，国有商业银行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企业破产后对下岗职工如何管理，这在工作初期也是个难题，1997年全国开始筹建再就业服务中心后，这项工作就有了一个较稳定的依托。1997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经贸委为组长单位，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土地局、国资局等部门组成，并邀请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参加。全国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国家经贸委负责。

由全国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充分听取各省市意见的基础上，直接提出项目名单，送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审核，再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相关金融机构提出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下达。工作的重点也越来越突出，主要推进纺织、煤炭、有色、冶金、军工、制糖等困难行业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的破产。

这样一套组织体系和计划管理方式非常必要。

当然，这种工作的组织形式和计划管理方式确实行政色彩很重，学者们也有一些批评和非议，但这种模式很可能是在当时条件下能保证工作有序推进的有效办法。

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中推进最为艰难、社会风险最大的工作。在推进过程中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这项工作一个最突出的外在特征。

企业破产引发群体性事件很难完全避免。企业破产使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而企业之所以要破产的原因与职工基本没有关系。尤其是一些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往往是一家人、几代人都在同一家企业工作。虽然政府为下岗职工支付了经济补偿金，但企业破产对职工切身利益的冲击实在太直接、太大了，化解群体性事件几乎成为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中一个标配的任务。

为缓解企业破产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地方政府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是，以破产剩余资产首先重组一家新企业，然后安排一部分下岗职工再就业，部分地缓解一些矛盾。这种做法一开始并未得到高层的认可，但最后这种做法也被默许了，底线是再就业的职工必须转换身份、重组的企业不能仍然是国有企业，以保证新重组的企业不会再作为传统的国有企业出现第二次破产。

由于地方党委、政府要对本地的社会稳定负总责，在当地有国有企业操作破产时，政府都要组织清算组进入企业，主要是做稳定职工的工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无情破产，有情操作”。一旦有群体性事件发生，负责破产操作的政府部门要在第一时间组织工作组到基层做工作。工作组基本都会被下岗职工围困，多少个小时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工作组成员打不能还手、骂不能还口，只能耐心跟群众做政策解释工作，直到警察把他们救出来；解救出来后，往往还要再次返回继续做工作，直至事态平息。很多省市工业系统负责国有企业改革的同志大都有这样不堪回首的经历。

资源枯竭矿山企业关闭破产有关问题。1998年为解决煤炭和有色金属行业的困难，中央向地方政府下放了一批中央直属企业。这些企业中有一些是资源枯竭的矿山和需要破产退出的困难企业，它们的破产是工作中的难点。

一是作为中央下放的企业，各项破产成本的支出责任往往并不十分清晰，而企业和职工都是拖不起的，工作稍有迟缓就会出事。二是其中有不少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地处偏远、缺乏社会依托，职工再就业的机会很少，处置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三是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大，职工人数很多，聚集程度较高，非常容易出现群体性事件。中央下放的有色金属企业中，需要破产的有198户，涉及职工61万人；1999年在国有重点煤矿中，资源已枯竭的煤矿有124处，涉及职工88万人。

为明确中央下放企业破产相关费用的支出责任，国务院于1999年5月下发了《研究辽宁部分有色金属和煤炭企业关闭破产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33号文件”对职工安置的经费来源、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拖欠、公共设施移交地方后的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

资源枯竭矿山的转型处置是世界各国都曾遇到过的难题。发达国家一般的做法是：制定中长期调整规划，逐步关闭矿山，多渠道安置员工；同时，投入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帮助当地逐步实现产业转型。这个过程一般都很长，法国关闭国内煤矿历时20年，日本关闭本国煤矿用了30年。按理说，资源枯竭矿山的关闭和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但当时由于没有专门制订的政策，除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之外找不到别的处置方式。

与一般的国有企业破产相比，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破产的难度要大很多。本溪煤炭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本煤公司）是全国第一家实施整体破产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是中央下放企业之一。本煤公司有90多年的开采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煤矿资源逐渐枯竭，煤矿进入了衰老报废期，企业还有全民所有制在职职工1.5万人，全民离退休职工2.1万人；集体所有制在职职工1.6万人，集体离退休职工两千多人。

1999年7月，本溪煤矿公司的破产进入了法律程序，由本溪市负责操作。破产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群体性事件。职工累计上访、信访达到10万人/件次，上访人员堵塞铁路15次、阻断公路28次、冲击省市两级党政机关上百次，最多时聚集了近万人。

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立即派出由国家经贸委牵头、有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到沈阳、本溪研究解决问题。工作组在现场深入研究了有关的政策问题，听取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形成了《关于研究本溪煤炭实业公司破产有关问题会议纪要》，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这个纪要后来被称为“本煤政策”。这次政策调整对本煤公司破产的继续实施和事件的逐步平息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此基础上，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涉及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2000年6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的通知》，即“中办发2000年11号文件”，内容比本煤政策更加规范和全面，在职工安置政策方面有新的突破。

这些新的政策适合资源枯竭矿山企业的实际，体现了国家对这类特殊企业和职工应尽的责任。“11号文件”日后成为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的主要政策依据，这个文件的制订和发布对于我国解决资源枯竭矿山的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之后，随着相关政策不断完善、各地的操作办法不断改进，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一直按照既定的节奏向前推进，每年都有一批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通过这种方式顺利退出了市场。2003年，由新成立的国务院国资委，继续牵头组织实施国企改革和管理工作。

此时，新的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正在酝酿，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已经开始征求意见，这都预示着这种特殊时期的企业退出过渡方式最终要向规范的依法破产过渡。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务院国资委经报国务院同意，开始安排编制“全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总体规划”。并对全国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梳理出那些应该破产而未能实施的企业集中进行处理，为转向依法破产做好准备。

200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全国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意见》，即“国办发2006年3号文件”。“3号文件”高度肯定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明确了总体规划的实施范围：共计2116户企业，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272亿元，职工351万人；工作的区域重点是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行业重点是军工企业、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和有色金属困难企业。“3号文件”明确，总体规划的实施期限为2006-2008年，2008年以后不再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

2006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正式发布。这部法律在修订过程中借鉴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实践，法律的严密程度和可操作性有了很大提高。

新的《企业破产法》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增加了一个重整的程序，为困难企业的处置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新的《企业破产法》把破产企业对职工所欠的工资、保险费和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金都列为破产财产清偿的第一顺序。这一改变无疑会增加债权人的损失，但对破产实施的可操作性非常重要，为日后国有困难企业进行依法破产打好了基础。

到2008年底，在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内，总体规划中的2116户企业全部完成了审核工作，并开始进入破产的操作程序。

在2008年之后，国务院国资委对相关历史数据进行了汇总。从1994年18个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开始，通过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的途径，一共有5010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退出了市场，涉及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共984万人。

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是一项在特定时期、用特定方式、帮助特定企业退出市场的专项工作，是一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的结构调整。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这项工作为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目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重大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突破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不能够破产的观念障碍，解决了以往国有企业因难以破产涉及的大量复杂问题，制订完善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操作性政策。由此，在国有企业中初步建立起优胜劣汰的机制。

第二，化解了大量经济转轨国家必然会产生、也必须解决的结构性矛盾，甚至与经济体制转轨并无直接关系的资源枯竭矿山、军队所办企业等问题也纳入这种方式中解决。由此，国有经济的结构得以优化。

第三，这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对社会稳定冲击最大、最为惊心动魄的工作。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和社会冲突不可避免，通过各级政府的艰苦努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挺过了社会风险最高的阶段。

从1994年18个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开始，到2008年总体规划执行完毕为止，这项工作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在14年极为艰难的推进改革过程中，面对大量复杂的具体问题、尖锐的利益冲突、多方向的博弈，相关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但始终没有放弃，并最终实现了既定的目标。这对于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

再就业中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最难的问题一直是“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其中人员的分流安置问题涉及社会的稳定；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能走多快、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制约因素。

在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时期，人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的情况是：国有企业人浮于事非常普遍，即使经营情况尚好的企业，也有减少富余人员的迫切要求；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大量职工下岗已不可避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大规模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下岗职工在就业成本上完全没有竞争力；由于配套的体制建设远远不到位，企业之外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作为安全网。

国有企业内部的富余人员究竟占多大比例？一般估计在40%左右。几个典型企业的例子是：中石化分拆上市时股份公司进入了51万人，存续企业（非上市部分）有70万人；中石油分拆上市时股份公司有48万人，存续企业有100万人。当然，存续企业中还有非主业资产和办社会机构；但另一方面，股份公司的用工也绝非精干，这两家公司可比产品的人均产出大约为国外油公司的十分之一左右。

人员过多造成的问题首先是人工成本过高。单一员工的成本并不高，但加总的人工成本很高，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国人工成本低的竞争优势。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难于管理。能进不能出，定岗定员难以做到，很多管理制度不能真正落地。因此，减少企业富余人员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富余人员减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时在企业之外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安全网。那些年，即使一些企业通过内部改革硬化了用工机制，由于没有构建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企业富余人员也只能在企业内部自行消化，而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正好处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转型的空档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对国有企业职工实际上有一套保障制度，但性质是单位保障制。职工的保障责任由其工作的企业来全部承担，当时的国有企业职工都是“单位人”，离开了工作单位，所有的保障都会悬空。这种单位保障制度契合计划经济时期的运行，国有企业与政府在财务上直接联通，企业的保障支出多了利润上缴就会少一些，保障支出不够政府就有责任给予补贴。

改革后国有企业进入了市场，企业自身没有了保障，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财务补助关系也被切断。一个自身没有了安全保障的主体，已经不可能再为职工承担保障责任。

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保障必须是社会化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改革不得不在没有社会安全网的状态下推进，但职工分流安置不是企业自身能解决的。

面对越来越大的职工下岗压力，各地政府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第一批18个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城市。这些城市要率先试点国有困难企业的破产，也就要率先想办法去破解职工分流安置这个大难题。

青岛市在1995年前后在全市实施了“双优工程”，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相结合。上海市探索的则是日后推广到全国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当时上海市属国有企业分流安置职工的压力非常大。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上海市属国有企业的数量多、职工人数多，而且有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上海国有纺织工业系统有职工55万人，国有轻工业系统有职工40万人。这两个系统的国有企业历史上贡献很大，曾经创造出众多的国内知名品牌。

1996年初，再就业中心在上海纺织控股公司和仪电控股公司率先成立。之前，上海纺织控股公司下属12家国有纺织企业准备破产，但因为职工无法安置一直不能实施；再就业中心建立后，先把职工托管出去，企业才得以进入破产程序。

对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上海市明确不仅要“管”起来，还要想办法“流”起来，使其尽快走出中心实现再就业。为此上海市对下岗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再就业培训，帮助下岗职工提高再就业技能。上海市规定，全市各行各业需要招工的，都要先去再就业中心招聘下岗职工[1]。

由于多方面的支持和扶持政策，走出再就业中心、实现了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比重越来越高。在实际工作中，进入再就业中心实际上是一种“托底性”的安排，有了这个“底”，就可以采取更多的方式分流安置职工，如提前退休、自谋职业、停薪留职等。

对上海市建立再就业中心的成功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和劳动部等部门及时进行了调研和总结并上报，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97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会上充分肯定了上海市建立再就业中心的做法，决定在全国国有企业广泛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并明确了建立“三条保障线”的任务。

199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会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即“中发1998年10号文件”。这个文件对再就业中心建设和相关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要求。

两次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后，各地再就业中心建设明显加快。到1998年底，全国各城市的再就业中心已经基本形成网络。

依托再就业中心平台，各地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要方向是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再就业中心安置的主要是破产企业或困难企业的下岗职工。在三年改革脱困期间，一些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国有大型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减少企业内部的富余人员，主要方式是“内部退养”和“协议解除劳动关系”。

在依靠再就业中心分流、安置、管理下岗职工的同时，我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在加快。2001年国务院下发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决定从当年7月起在辽宁省开始进行试点。

辽宁省的试点工作开始之后，国务院下发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础性文件，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多个方面，构建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的政策框架。

从2003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地陆续开始撤销再就业中心。此后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不再进入再就业中心，而是直接进入社会保障系统实现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的“并轨”。

“再就业中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它标志着一段特殊的改革历史时期。在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任务非常紧迫的形势下，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党中央、国务院肯定了地方建立再就业中心的成功经验，并在全国进行推广。这是意义重大、非常及时的决策。

在1997-2003年期间，国有企业累计有2700多万名下岗职工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得到了有效管理并保障了基本生活，其中有1850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了再就业。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临时性的替代物，再就业中心直接支持了当年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缓解了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编辑  季节）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有两个维度要综合起来考虑。第一，人们已熟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概念，即科技成果应用方面前沿创新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加速升级并产生质变特征的生产力的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当然是新质生产力。第二，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下，科技、制度、数据等和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这些供给侧要素组合的优化所形成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的阶跃式升级，引出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也是新质生产力。这两个视角应是综合的，第一个视角主要涉及实际生活中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第二个视角同时涉及所有的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质生产力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还需要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认识新质生产力。

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认识新质生产力

在信息革命、数字化生存和升级发展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得承认，是硅谷引领了人类这个信息革命的巨变，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也正在发力实现再升级。一些权威专家力求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认识，指出我们须正视中国在“人工智能+”这一波创新发展中还是落后的，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急起直追。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追赶这个升级发展前沿状态，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中央已明确表述了数字经济头部平台企业要“完成整改”，这是事关全局、长远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指导。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些企业努力在“互联网+”赛道上试错创新，少数创业企业熬过了痛苦的“烧钱”阶段迅速发展，出现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全局的头部企业。后以蚂蚁金服上市被紧急叫停为标志，进入整改。这是发展中必然会有的一种从起始高潮进入相对低潮的波浪式变化，整改的目标是为了让企业更健康的发展，而中央随之又非常明确地给出了概念——“完成整改”。2023年李强总理亲自主持了这个主题的座谈会，说明国家对头部平台企业的整改非常重视，希望它们起到带动上下游企业和整个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抖擞精神地打开新局面。

总书记之问意味深长

习总书记在一个座谈会上专门发问：中国的“独角兽”新增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总书记的发问意味深长，是需要我们进行全面分析、深入探究的。我们要在“问题导向”之下，进一步通过调查研究，认清其成因，有的放矢去解决。基于初步思考，我认为至少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值得讨论。

第一，应该承认，在最前沿的数字化科技领域，我们的原创能力和重大应用创新的支撑力不足。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创是极少的，闯出来的头部企业，比如一开始被评为“一飞冲天”的阿里公司，还有后面也很有影响的腾讯公司，他们的业务迅猛发展和巨大的市场影响，让外国人惊呼中国人轻易超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推出了在商业性金融轨道上普惠金融性质的扫码支付。然而阿里和腾讯所依托的原创技术是来自国外。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曾经注意到这个原创技术并推出了“飞信”，当时人们的手机上曾不断接到邀约短信，但飞信没有做成气候。然而腾讯的微信运用这个外来的原创技术，却终于熬过了瓶颈期；与此类似的是做扫码支付业务的阿里“支付宝”。这两个竞争者其实是互相成就的，在相互竞争中各自精益求精。虽然中国没有拿出原创技术、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重大的应用创新技术，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形成了支撑力。但是，这几年我们在这一领域继续发展的支撑力不足。

第二，我们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件建设方面，我们支撑力不足。几年来中央反复强调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海自贸区开始试行的一套治理原则非常好：企业面对负面清单，而政府则是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对企业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可以放手试错创新；政府要自我革命限定行为空间，法无授权不可为，且匹配对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作量化评估并建立对执行者有奖惩的问责制。这是非常好的治理原则，但是贯彻落实还存在明显不到位之处。在“三年大疫”期间，我们的地方政府行为有明显的扭曲，一些地方甚至有不少出格的表现，以至现在我们还处在抚平疫情“疤痕效应”过程中。一个典型的表现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税收没有明显上升（近几个月还有下降），非税收入增长则相当可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不规范的“刮地皮”抓收入。政府机构如果要对一个企业倒查多少年追究在税收等方面的毛病，很可能就以“自由裁量权”把它搞死了。这样不符合中央规定的情况需要高度重视。

第三，破解“钱学森之问”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前沿创新领军人才的不足，包括对特殊人才的发现培养环境和对外来人才吸引力问题，都值得讨论。首先应看到，这些年我国在教育科技方面的投入是明显增加的，比如，我国现在从名校到地方的大专院校、包括职业教育学校，在硬件方面甚至跟欧美相比也不逊色，但是领军人才的发现培养的环境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它的后面有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需要我们去探讨。

至少上述这三个方面，都和总书记对“独角兽”之问有关。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及其相互结合上，真正有的放矢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会有对布局和实施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的指导文件，我们需要很好依据三中全会这样的权威指导来打开新的发展局面。

区域高质量发展初探：以成渝“双城”为例

新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调因地制宜。举国上下对此都很重视，也有很多讨论。因地制宜就是要更多地考虑，在一个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各个具体场景中，如何真正贯彻习总书记表述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指导方针。因地制宜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创新第一动力，落实于各领域、各个行业、各企业的具体场景，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供给侧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当下在扩大内需反周期的同时，结合跨周期的供给侧改革主线所面临的挑战性考验。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拿来就可套用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案，必须因地制宜做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例如，中国西部发展的战略枢纽中心——成渝双城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可提出的参考性建议。

我们成都重庆和整个西南地区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一阶段的数实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强调的“新基建”大有可为。它是以硬件为支撑的、不必按照传统的梯度推移方式，可以加快形成支撑力的基础建设。成渝双城打造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腹地，尤其需要注重作为数字经济“硬件”的新基建，要和老基建很好结合在一起。成都、重庆城市建设的老基建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新基建”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锦上添花、进一步发展？条件是肯定具备的。当然这种物质形态的新基建与老基建的结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软件结合，还要加上非常重要的“制度基建”，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三中全会指导之下，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显示自己的亮色？新、老基建加上制度基建，应该是三中全会的指导加上超长期国债发行中，“双城”遇到的现实机遇。

超长期特别国债解决的问题

首先，政府虽然并不适宜直接上阵去支持一些更适合由企业作为主体去试错创新的“人工智能+”前沿创新项目，但是相对而言，政府可以凭借在整体国土规划方面的相对优势、对于全国“一盘棋”式顶层国土开发规划管控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国家重大战略性支撑条件建设项目，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即用30年到50年的可用资金覆盖下来，不仅可以形成当下就可以增加就业、提升经济景气、扩大内需的效应，更加作用于中长期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以及长期、超长期的这样一个优化状态，进而给企业的前沿创新突破，提供高水平的经商与投资环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运用的空间是相当可观的，现在的1万亿元到50年后还本，压力就非常小了。1998年我国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本金到2028年才要归还。当时感觉是天文数字，现在还算什么问题吗？况且这是完全处在中国自己的公共部门负债安全区之内、我们要充分肯定政府可做的事情。

第二，在数实融合之路上，我们要更多注意大力培育地方的专精特新企业。我曾经参加中关村国家级战略规划研究，当时在讨论中提到要打造中国的硅谷。到今天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科研成绩，但没有冒出一个能够打开全局局面的头部企业。这说明前沿科技领域创新的不确定性，政府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发”。北京和上海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尽心尽力，中关村概念之下在北京有星罗棋布的几十个点，发展状态蒸蒸日上，但还没有冒出像杭州的阿里、深圳的腾讯这样的头部企业。这可能是这一轮信息革命创新里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

我们的成渝、西南，可能要特别注意在专精特新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政府应对他们尽到大力发展和培育之责。而后面跟着的，有没有可能冒出来谁也想不到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头部企业呢？这是未知之数，但确实又是应当加以期待的。政府当然不是简单的等待，而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发展过程中，自己要争取积极而理性地有所作为。

第三，在欧洲和中国，政府的作为都有一个明显与硅谷不同的经验。硅谷主要讲政府的开明、宽容、低税、保护产权、公平竞争。而欧洲和中国都加上了政府介入的孵化器、创业园区、产业引导基金等。中国在这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尽心尽力做了不少前期工作，成渝双城应该是在已经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努力。但总结这方面的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等等经验的基础之上，还得承认，那些风险度极高、或者说成功率极低的前沿创新、“人工智能+”的项目（比如，根据提出“独角兽”概念的美国风险投资家艾琳·李的统计，2003年以来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6万家软件/互联网企业中，最终只有39家成功，即1538家企业才会产生一家“独角兽”——达到估值超10亿美元，这个比例不足万分之七），不是政府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直接去试错创新可能发挥优势的对象，这种试错创新的相对优势，只能认为是归于非政府主体。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在各地区发展中，要积极引入和发展非政府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包括最前沿的天使投资。阿里公司一飞冲天的时候，据说人们惊呼“赶上风口的猪，没有翅膀也能飞上去”，而它冲过瓶颈期主要靠什么？马云曾经有几个阶段创业都不成功，到互联网+的时候，他到处去找支持资金来源，而人们几乎都把他看成是个骗子，但是据说他只用30多分钟说动了韩裔日本人——软银的掌门人孙正义，2000万美元天使投资，帮助他冲过了那个烧钱的痛苦阶段，一飞冲天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孙正义手上的股权爆炸式地接近600亿美元，财富膨胀3000倍。但是这种极高的风险项目，只有像这种风投、天使投资才可以去做，因为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一下子跌入失败的谷底。据说后来孙正义在印度做了一个大手笔投资，最后血本无归；后来又在美国有一个大手笔项目，眼看不行了，忽然又咸鱼翻身。这种过山车式的风险考验不适合政府和国有企业，一般而言只能由非政府主体，风投、创投、天使投资来发挥主要的作用。这样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建议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要积极引入和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当然，政府要更加注重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逐步提高我国直接金融的比重，同时以中国特色继续积极探索产业引导基金，做好孵化器、产业新区等工作。

（编辑  季节）

近几年，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而大幅放缓。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收缩,各国政府相继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相继推出力度空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同时纷纷扩大财政政策的使用。面对巨大的公共债务压力，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引起了理论界和一些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内理论界也非常关注现代货币理论的使用，希望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缓解财政收支压力，稳定经济增长。如何看待现代货币理论，中国目前能否运用现代货币理论指导我国的宏观调控，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什么是现代货币理论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是一批继承了明斯基对于凯恩斯经济理论解读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在货币、财政、金融理论方面做出的新发展。该理论主张打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边界，通过货币投放来弥补财政赤字，通过发挥功能财政的作用，解决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

现代货币理论的三大支柱：一是货币国定论、税收驱动货币。货币的价值产生于政府的权威和法定地位，因为要使用货币履行纳税义务，货币才能广泛流通。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政府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国家的货币借债就没有上限，国家总可以通过印更多的钱来避免违约。三是功能财政和最后雇佣者理论。财政的目的要履行其功能，而不是收支平衡，最终应达到充分就业，起到“最后雇佣者”的作用。

    面对国家较大的经济萧条，私人部门需求极度瘫痪，社会很容易陷入“流动性陷阱”，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难以促进社会需求的增长，只有大幅度提高国家的财政支出和赤字，才有可能弥补供求缺口，扭转经济衰退趋势，但西方国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已经居高不下，扩大财政赤字受到种种制约。这种情况下，现代货币理论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财政赤字一定会增加政府债务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时候，要通过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达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防止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应该一味追求财政收支平衡。这和凯恩斯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并不矛盾。但现代货币理论提出的财政赤字可以用发行货币来弥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和实践。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只要政府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国家的货币借债就没有上限，国家总是可以通过印更多的钱来避免违约”。现代货币理论推崇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指通过发行货币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通过货币总量的永久增加，为财政的扩张提供资金，财政可以通过货币发行获得资金，不需要偿还。不少现代货币理论的拥护者都提出，利用发行货币，将债务货币化就可以减少国家债务。

    但是，应该看到，现代货币理论并没有否认财政赤字是政府的债务。相反，依据现代货币理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借据、是发行者的负债”，即使可以通过财政发行货币，也是发行者的负债。通过财政赤字发行货币，就是财政的负债。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政府的债务就是非政府部门的金融资产。政府的财政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的财政盈余”，这也就是说：政府财政赤字是政府部门占用的非政府部门的盈余，在财务关系上就是政府部门对非政府部门的负债。这样，财政赤字无论是财政自己直接发行货币来弥补，还是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来弥补，都会通过资金的使用形成政府的净债务。从各国财政和银行的实际运作中，也可以看到，财政赤字可以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财政借款或财政债务，并形成货币发行，这些货币一经使用，就会变成商品和劳务提供者的收入，成为他们的债权，形成财政部门对非政府部门的负债。现代货币理论，既没有从理论上，也没有从实践上改变这一状况。

    必须看到，通过财政赤字发行货币，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是完全不同的，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投放，也会形成债务，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增加，但同时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的资产，比如增加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负债增加和资产增加是平衡的。而随着商业银行对这些资金的运用，最终会形成资金借用者的债务和商品及劳务提供者的债权，二者同样是平衡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不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净债务，也不会增加政府部门的净债务，而是通过社会资金使用量的扩大，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财政负债是要偿还，是有限度的，否则，超过一定限度就是政府的债务风险，或者要通过通货膨胀来吸收债务，形成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那种以为使用现代货币理论，就可以扩大财政赤字而不增加政府债务的想法，既无理论依据，也是根本不现实的。

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并不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应用

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国债，被一些人认为是现代货币理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直接应用。实际上，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国债，甚至财政不用发债，直接从中央银行透支，先于现代货币理论早就存在，并不新鲜。目前一些人把中央银行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等同于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认为这都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实际上两者是不同的，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属于主动的公开市场操作，是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调控市场货币总量。而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是被动的投放国债等量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的存款放大，社会货币总量的增加会数倍于赤字数额，很容易造成货币多发，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有相当一段时间曾经通过从中央银行透支来弥补国家财政赤字。后来认识到，中央银行直接为财政提供资金，会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导致货币的过度投放，引发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停止财政赤字从中央银行透支，并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禁止中央银行以任何形式直接对财政提供资金。

面对疫情冲击，美国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使用，但并没有采用现代货币理论

疫情以来，美国政府连续出台财政刺激计划，财政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显著增加，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的纾困作用。特朗普政府推出总计3.8万亿美元的“抗疫救济计划”，拜登政府推出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济计划”和总计4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好未来”计划。美联储扩大量化宽松政策，加大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和商业债券的力度，扩大货币供应量、这些政策措施，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应对危机的政策框架，并没有采用现代货币理论。随着通货膨胀的重启，美联储加快了缩表和加息的进程，甚至引发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破产。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明显强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开始，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实行“拨改贷”体制，大量有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不再依靠财政拨款而由银行贷款承担。正是这一制度，支持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极大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到现在几乎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且在宏观调控需要的时候，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社会总需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增加的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一部分资金就来源于银行贷款。2008年-2010年，我国M2平均每年增长23.6%，银行贷款平均每年增长25.7%，直接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美国这些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平均每年扩张12.4%，但M2平均每年仅增长3%。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同时，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财政部门对小微企业减税让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各金融机构努力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支持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

当前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2023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今年全国人大又批准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后几年也有必要继续增发国债，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今年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将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缓解供需矛盾，稳定经济增长。但最终还是要通过鼓励经济自身发展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编辑 季节）

随着中国创新战略的不断推进，揭榜挂帅制度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性逐渐显现。2020年该制度被正式列入“十四五”规划，并频繁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战略规划中。目前，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发展和落实速度仍在不断加快，这需要系统性、全方位的理论研究辅助支撑。本文以揭榜挂帅项目的运行流程为基准，选取10个关键阶段中的6个阶段进行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需求与企业意愿错位、激励及保障措施与科研主体关切错位、“软、硬件”不完善、科研主体与项目匹配比例不科学、机制不匹配、精准评价难度高是限制揭榜挂帅制度发展的关键症结。

揭榜挂帅制度采用事后拨款机制，其最大特点是唯结果兑现，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坚持效果导向、成果导向，具有“宽进严出”的特征，适用于解决目标明确而实现路径不明确的科研问题，是我国现行科研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延伸[1]。

自2016年起，我国大力推进揭榜挂帅制度，科技部、广东省、深圳市等以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或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引进人才等为出发点，组织实施多个揭榜挂帅项目，攻克了数控机床、核电、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充分证明了该制度的独特优越性，揭榜挂帅项目也顺势在全国各地有铺展之势，其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然而，我国揭榜挂帅制度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前期项目征集、制榜、发榜，中期的论证揭榜、过程监控，后期的成果验收等环节均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需结合国外经验与国内实践进一步研究完善。

揭榜挂帅制度的研究现状（二级标题）

我国早期的揭榜挂帅是以“科研众包”“科研悬赏”等形式存在的，随着地方探索的不断深入和中央政府的逐渐重视，之后正式以“揭榜挂帅”制度被推广至全国，该制度也逐渐被国内学者发掘。

张玉强和孙淑秋认为，相较于传统的科研项目申报制度，其在目标导向、科技组织管理、资源整合、选人用人、经费管理等方面更具优势，但该制度在国内的实践中存在市场和社会力量主动性低、技术需求过于集中、供给资源有限、资金激励效应不足、揭榜后续服务缺乏规范等问题[2]。邹轶君和郝加全系统阐述了为何“揭榜挂帅”、如何上榜、因何上榜、如何安排科研经费等问题，并针对具体的经费安排提出若干建议[3]。曾婧婧认为“揭榜挂帅”是一种当下流行的促进科研创新的重要手段，她梳理总结了各地“揭榜挂帅”经验，对项目筛选、榜单选择、项目监管三个方面提出意见[4]。陈劲和朱子钦阐释了揭榜挂帅机制的内涵和意义，探索了科学运用揭榜挂帅机制的具体路径，为该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实践和政策借鉴[5]。宋丹辉和庞弘燊结合国内技术创新特点，针对多来源征集悬赏项目、多途径优化资助方式、多措施激发人才创新潜力、构建政策储备库等提出了具体的优化策略[6]。司林波等人选取典型的揭榜挂帅项目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归纳了目前揭榜挂帅制度探索创新的基本模式和实践情境[7]。宋兆祥和司林波通过对典型科技悬赏项目的多案例分析，总结了该制度引导效应高效、设计原则明确及影响因素复合的基本特点，并为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设榜、制度保障等个别环节提供建议[8]。

总体来说，国内对揭榜挂帅制度的研究集中在阐明该制度的优势和项目流程架构，部分学者通过实践案例分析了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但通常只是针对制榜、揭榜、成果验收等个别环节，对该类项目分阶段、系统性、全方位的问题分析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国外揭榜挂帅发展历程与现状

国外的科技悬赏制同我国的揭榜挂帅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政府资助的重要手段，旨在解决社会特定领域的技术难题，是一种由政府面向全社会开放、专门征集科技创新成果的非周期性科研资助安排[9]。该制度的发展已有悠久的历史，著名的科技悬赏奖可追溯至18世纪，比如英国政府于1714年发布的“经度奖”（Longitude Prize），起源是为了寻找一种测量经度的方法，该奖项旨在鼓励创新、解决科学难题，并推动科技进步。近年来，该奖项通常由政府、私营公司以及各种慈善机构提供，范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百年挑战、Topcoder的编程比赛，到X Prize基金会设置的奖项。

如今，科技悬赏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的重要制度[10]，该制度也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热门”，Brunt等人通过研究1839-1939年英格兰皇家农业协会举办的年度比赛中科技悬赏奖项数据，发现科技悬赏制对提高竞争性、减轻针对“热门”领域的潜在混淆效应、激发创新增长具有重要意义[11]。Morisson等人认为该制度可灵活运用在不同的地域层面，包括欧盟级别的H2020奖、国家级别的challenge.gov平台，或地方级别的坦佩雷黑客马拉松，可吸纳广泛的参与者来找到预定挑战的解决方案[12]。Sigurdson通过分析2005年DARPA大挑战的参与者数据，提出科技悬赏制可激励研究者学习多领域知识来解决复杂问题，降低了未来创新合作的成本，从而提高创新速率[1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者正不断总结和丰富该制度的经验体系。曾婧婧研究了1567年以来世界主要科技悬赏的案例，指出了科技悬赏制资助机制灵活、创新性高、外部性强等优点，提出了该制度应作为我国科技资助体系补充形式的观点[14]。曾婧婧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法，对国际上135项科技悬赏奖进行分析，得出科技悬赏奖设置的7大关键因素，并为我国建立高效的科学资助体系提供依据[15]。刘蔚等人分析了科技悬赏的实施状况，从内容、主体、影响、流程等方面总结了科技悬赏制的成功经验[16]。西桂权在分析非共识项目中同行评议弊端的基础上，引入了科技悬赏的概念，提出了非共识项目的科技悬赏方式，并建议将其作为科技资助体系的有效补充[17]。曾婧婧针对现行国家科研资助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引入了科技悬赏奖的概念，按照设奖主体、设奖客体、获奖对象以及运作模式４个维度构建了科技悬赏奖制度框架[18]。总体来看，科技悬赏制在国际上已趋于成熟且多用于攻克技术难题，国内学者则借鉴该制度的发展经验，不断提出优化、完善揭榜挂帅的建议。

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各阶段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揭榜挂帅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可将其分为3个时期和10个关键阶段。本文对其中6个项目阶段进行问题分析，即项目征集阶段、制榜阶段、发榜阶段、论证揭榜阶段、过程监控阶段和验收阶段。

（1）项目征集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需求与企业意愿的错位限制了项目征集效果。我国揭榜挂帅制采用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自下而上征集和自上而下征集三种征集模式，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调整征集模式与征集对象，具有专业性与聚焦性，但实际上依旧难以准确把握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需求。表面上看，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企业参与度不高、政府专家库中企业专家占比过低等；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征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更关注投资回报周期短且稳定可靠的项目，且大多数企业不具备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或因行业和市场壁垒不具备成果转化能力，缺乏提出选题或参与攻关的积极性。

（2）制榜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激励及保障措施与科研主体关切的错位降低了参与积极性。资金奖励是揭榜挂帅项目主要的激励方式，主要由政府或需求方提供。一般情况下，即使是需求方出资，政府也需给予20%-30%的补贴，以充分调动需求方积极性。例如甘肃省2021年第一批揭榜挂帅项目，政府用补助资金780万元，撬动企业自筹项目资金达8908万元。但对于欠发达市（县），虽亟需推行揭榜挂帅制度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却因政府财政预算或企业投资能力不足，难以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资金奖励。近期受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等不利因素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企业营收大幅缩减，叠加知识产权、市场预先承诺、个人荣誉、容错机制等激励或保障措施的缺位或不完善，多数科研主体对揭榜挂帅项目持“围观”态度。

（3）发榜阶段存在的问题是，“软、硬件”不完善限制了“榜”的社会引导作用。政府层面提出的“榜”往往是未来科技创新重点，能引起科研主体对“榜”及相关领域的持续关注，具有强烈的引导作用。“硬件”方面，当前我国主要通过乡镇级至国家级的政府网站发布相关信息，不同平台辐射范围差异较大，部分平台存在影响力不足的情况。据部分企业反映，依靠市级平台发榜组建创新联合体，通常会因平台影响力有限而找不到合适的参研单位或不同环节参研单位水平过于参差不齐。“软件”方面，发榜的保密制度尚不完善，提高信息披露度以增强匹配度和降低披露度以保护企业商业机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到有效平衡。

（4）论证揭榜阶段存在的问题是，科研主体与项目匹配比例的不科学降低了揭榜挂帅项目成功率。每个项目筛选多少科研主体参与、哪些科研主体科研参与，是该阶段的核心问题。从提高揭榜挂帅效率与效果的角度分析，同一个榜单同时选出多个“帅”，采用不同技术路线，“赛马”式资助，可形成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理想局面。但因资金不足或未充分调研可参与揭榜的科研主体数量，多数采用“一对一”的模式，即一个项目匹配一个揭榜者。另外，当前揭榜者的筛选标准也并不完善，过于重视揭榜方资质而忽视诚信问题，对其方案又过于重视新颖性和完整性而忽略方案的可实现度。而且，部分政府存在“寻租”意愿，“灵活”的筛选标准有利于精准指定揭榜方。

（5）过程监控阶段存在的问题是，机制不匹配削弱了揭榜挂帅制度优势。“重成果、轻过程”是揭榜挂帅制的特色和优势，可赋予科研主体更多的自主权，将更多精力投入科研创新工作本身。但由于科研经费具有公共财政属性，政府必须对其支出进行监督管理，且多数采用了较为成熟的科研计划管理方式（注重过程监管），导致管理方式与其运行模式不匹配。部分项目探索开展监管模式创新，提出了依赖于现有的政府间层级关系对揭榜项目实施监管的“周报月访”机制（如绍兴市）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管（如广东省）等新型过程监控机制，但目前我国仍主要聚焦于监督管理，在支持协助方面还有待加强。

（6）验收阶段存在的问题是，精准评价难度高降低了成果的有效性。揭榜挂帅项目具有极强的目标导向性、需求导向性，精准评价成果决定了项目的实施效果。当前，我国揭榜挂帅项目评价大多采用了专家评审方式，缺乏客观性。部分项目要求参研单位积极与需求提出方或需求应用场景的实际用户对接，并将行业用户评价或应用验证报告等纳入验收加分项，但对评估结果影响相对有限。政府虽全程参与，但由于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对科研项目的走向和成果质量进行有效把控。另外，验收阶段除了要严格审查揭榜成果与揭榜任务、揭榜方案之间的匹配与差异，也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现实阻碍因素和项目研究进展酌情调整时间限制和任务要求，这进一步提升了评估难度。

我国实施揭榜挂帅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为完善揭榜挂帅制度，强化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针对当前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科技悬赏制”有益经验，建议优化完善揭榜挂帅政策。

首先，完善项目征集、遴选机制，提高“榜”的科学性、合理性。在项目征集阶段，可探索构建多途径项目选题征集机制，扩增专家库中企业专家占比，精准提高企业话语权；完善产业链链长制度，将补链、强链、延链纳入链长制，扩大企业考核范围，提升企业出题能力。在遴选阶段，可借鉴国外“科技悬赏制”相关经验，从项目是否有明确的目标、能否为竞赛参与者带来益处、能否吸引足够多的参赛者、能否加速相关科研领域发展进步、是否具备商业价值等角度对候选项目展开全面评估。选题必要性分析应多维度开展，确保遴选出的选题为“真问题”，降低需求方与揭榜方串谋风险。

第二，健全激励与保障机制，提高“榜”的吸引力。一是全面强化激励力度。可借鉴国外在实施“科技悬赏”制过程中广泛采用的“市场预先承诺”机制（大型企业提前承诺给予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金萝卜”制（提前垫付部分攻关费用，降低科研成本）等非资金激励机制，并增加对揭榜挂帅项目职称评定认可度，制定完善的知识产品划分标准。二是进一步完善激励模式，由原来一家企业参与、激励一次或两次结清，转为并行竞争、多段考核和分段激励。在揭榜终止时，再将剩余资金全部给予优胜者。同时，还需完善资金拨付机制，可参考诺贝尔基金会或广东省部分科研项目，把财政资金拨付至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的做法，建立专项资金池，并考虑委托第三方资金管理机构或成立专门资金管理委员会，对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监督，避免项目资助“大小年”导致的不良资金拨付效果。三是完善容错机制。对于未完成科研目标的参研单位，若非科研失信问题，不应列入诚信异常库，也不应为其申请科技计划项目设置障碍。

第三，打造全国性发榜平台，完善保密机制。“硬件”方面，既要“强平台”，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揭榜挂帅”信息平台，设定不同层次和性质的信息发布通道，如国家层面榜单、省市层面榜单及企业层面榜单、其他榜单等，平台应向全社会公开，提高揭榜效率。也要“拓应用”，鼓励企业基于“揭榜挂帅制”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项目+人才+平台”的人才引进机制；对于各层面突破成功的技术难题信息应及时发布在平台上，促进信息共享以及攻关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此外，我国也应积极强化“软件”建设，探索通过选择性发布需求信息、建立信息公开“白名单”、签署保密协议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保密制度。

第四，优化揭榜挂帅项目与揭榜方配比，完善筛选制度。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个揭榜挂帅项目配备2-3个揭榜方，降低揭榜方资质要求、强化科研诚信考核，将具备良好的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参与揭榜挂帅项目的必备条件。对于欠发达地区无法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多对一”的问题，可由省市政府统筹组织实施揭榜挂帅项目，突出省、市级财政资金引导，强化社会资本投入和企业自筹，以开放式创新的形式聚集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完善揭榜方筛选制度，制定规范、统一、透明的筛选标准与流程，强化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的作用，加大对“借揭榜挂帅之名，行政府寻租之实”现象的治理力度。

第五，厘清揭榜方和政府的职责定位，完善组织管理模式。从揭榜方角度，应按照权责统一的思路，在技术路线选择、人力物力调度、经费使用等方面提高自主决定权。对于政府，则应继续推进其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但应避免以权力下放的形式逃避责任。政府要持续为揭榜挂帅项目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强化影响分析、完善反馈机制；也要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在科研目标设定、科技资源配置等方面行使好权力，并探索建立与揭榜挂帅制匹配的监管模式，如经费使用负面清单、经费使用全流程可溯源机制等。此外，还应建立科研失信“黑名单”制度，加大惩罚力度。

第六，构建公开、公正、严谨的成果评估机制。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价机制，邀请公众参与监督审核或自愿参与的审核机构主动提出审核意见，并提高用户评价的影响力，健全用户评价管理措施，保证用户评价的代表性和客观性，以全方位、多角度评价科研成果的价值与水平。聚焦关键指标和关键需求开展成果评估，强化硬指标约束作用。组织政府人员参加相关培训，提升专业素养，强化成果评估能力。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