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全面深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当习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代表着民心，代表着人民的认同，也令我感动流泪。
党中央领导香港从乱转治、由治向兴
党的领导是国家的根本和命脉。我作为一名香港问题的研究者，对习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反复研读，感触尤深。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从香港近年政治社会的剧烈变化来看，结合我在这场巨变中的亲历，我对这一论断有着更为切身的深刻体会。
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后，香港深陷于社会失序、政治失控状态——黑暴势力在街头逞凶作恶，到处打砸抢烧，捣毁商铺，冲击机关，血腥暴力横行，甚至叫嚣着暗杀警员；反中乱港势力猖狂地提出“35+”、“揽炒”等政治口号，试图推翻特区政府，实现夺权变天阴谋。若这样下去，政权将被反中乱港势力颠覆，爱国阵营将遭到残酷迫害，广大民众将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生命也受到直接威胁。国家主权、安全危急！香港政治危急！爱国阵营危急！民众生命危急！
在此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出手，在国家层面推动制订香港国安法，为打击在香港所发生的各种颠覆、分裂、勾结外部势力和恐怖袭击等违法活动提供法律制度支撑，并在港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机构，迅即力挽狂澜，坚决打击反中乱港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并且树立起政治规矩，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让香港在短短一年从乱转治、由治向兴。
在香港治乱中展现战略智慧
回顾香港局势的变化过程，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最为关键的，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的生动体现。没有党的领导，香港走不出暴乱，社会人心无法安定，“一国两制”也无法继续落实。在围绕着香港的伟大斗争中，是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捍卫了“一国两制”方针。
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初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从国家层面推动一系列立法，体现出坚定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底线思维，始终不忘实施“一国两制”的初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负责、为民族效力的政治理想和坚定实践。
面对香港出现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党中央坚定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坚定地拿起法律武器。不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还是堵塞制度漏洞，都是先从立法做起，并严格按照程序、制度来完成，再推动相关部门认真执行法律。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时的战略定力和对依法治国的坚持。在落实全面管治权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律的杠杆作用，特别是香港国安法，让她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撬动香港整体的拨乱反正，为香港治理设定轨道，一一破解公务员、教育、司法、传媒等难点、痛点问题，多管齐下，整治痼疾，不断巩固爱国阵营的社会根基。
坚持“一国”之本，确立尊重、认同、维护“一国”的政治秩序，铸造效忠国家的基本政治伦理和规矩，切实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真正把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彻底改变过去只讲“两制”不讲“一国”的错误认识，并果断地把反中乱港势力驱除出香港治理体系。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政治问题、治理问题的深刻认识，展现出釜底抽薪的战略智慧。
心系香港人民福祉，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特别是深港合作，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广阔的腹地支撑，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人的关怀，体现出“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性。
大道为公。始终以民族复兴大业为核心，时刻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和捍卫“一国两制”事业最深刻的历史启示。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国两制”事业才体现出坚定的民族性，毫不惧怕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压、制裁，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不容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他们染指香港的管治权，不容乱港势力在香港继续兴风作浪、为所欲为。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国两制”事业才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党始终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始终心系香港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以大资本家、外国资本的利益为依归。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关心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有意愿、有能力、有办法去破解矛盾，关心香港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满足香港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国家正迈向第二个百年的伟大征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的发展必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成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光辉篇章。
（编辑 苏歌）
2021年7月1日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党组织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手捧纪念章，凝视着由党徽等元素组成的熠熠生辉的图案，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幼小的心灵享受到新中国的温暖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贫民的家庭里，比新中国早一年诞生，完全是在红旗下长大，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的。
我上小学的情况记忆不多了，只记得我常带饭盒上学，中午就在教室里吃凉饭。班主任王老师发现后，每天都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帮我往饭盒里倒上开水，并要我共享她的饭菜。我在班里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
小学毕业后，我上了一所省重点中学。我初中入了团。初中毕业时，我填报的第一和第二志愿都是技校，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想读完3年技校，就出来工作，帮助家庭减轻经济负担。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得知后，到我家里来做父亲的工作，要我继续报考本校高中。他说，根据我的表现和学习情况，我上完高中，学校有可能推荐我上哈军工。我对哈军工知之甚少，但我知道它是军队的学校，上学可以穿上军装。我对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向往已久。父亲也坚决反对我报考技校。我作了妥协，第一志愿报考本校高中。
我幸运地继续留在这所学校读高中。高中一年级我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高中二年级我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正当我憧憬着进入哈军工的梦想时，新华社来我校招人，我与另外两位同学获得通过。据说对我们的政审很严格，查了祖孙三代。这次政审，让我知道我母亲在解放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与外祖母一起讨饭为生。这也是我母亲是文盲的原因。
我们获得新华社通过的三人都是普通工农家庭的子弟，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和特殊的关系。能到北京，在新华社工作是难得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这些获得新华社通过的人中没有干部子弟呢？当时谁都没有这么去想，更不会有人去这么做，一切按规定办事，顺理成章。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新中国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一直记忆犹新。离开学校办理手续时，校长要我们办理休学。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她说，万一你们去北京后又回来了，还可以回这个学校继续上学。这位姓卜的女校长心系学生的情怀令我至今难忘！
我不知道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希望她是，因为从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新社会的温暖。我初中的班主任杨老师和我们的卜校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言行潜默移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入了党，就要永远做党的人
我在新华社入了党，又被新华社送进大学学习英文。我享受工农兵学员的待遇，一边学习，一边还拿工资。不管将来如何评价工农兵学员这个历史现象，牢牢扎根在我心中的信念是，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中学，从新华社到大学，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份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中美建交不久，我被新华社派到美国华盛顿工作。当时对美国的发达我感到震惊。在我看来，我们所说的三大差别，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美国似乎被消灭了。与美国相比，我们国家经济的差距太大了。
一次，我出差到洛杉矶，美方接待人员把我安排在一个宾馆的单人间里，房间里的电视、沙发及浴室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豪华待遇。当我流露出感慨的表情时，美方接待人员有意无意地表示：怎么样？美国不错吧。如果你希望留在美国，我们可以帮助你。我笑了笑说：美国是不错，但我不会留在美国。对方吃惊地问：为什么？我引用焦裕禄的一句话回答说：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对方对我的回答一脸茫然，迷惑不解。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笃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起来。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经得起考验，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祖国建设好，才是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做一名共产党员就要一辈子忠于党，决不能背叛党、背叛祖国，绝对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第二次去美国工作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两次常驻美国都遇到过好心的朋友劝我留在美国。那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定居、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希望我留在美国与他们共同创业，并表示可以帮助我把家属移民到美国来。我知道他们到美国来都有不一般的背景，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中有些人也是共产党员，有些人还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为什么当年钱学森要千方百计从美国回到中国，而他们却要千方百计跑到美国来呢？
人各有志。毕竟美国的生活条件要比国内好得多，只是我认为，正是因为中国落后，才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不能因为母亲贫穷，我们就抛弃母亲吧？
我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我能成为一名记者到美国来工作，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有共产党领导的、面向劳苦大众的、执政为民的新中国。如果换一个时空，我做梦都不可能想到会到美国工作。不仅我这么想，我的父母也这么想，他们一再告诉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要知恩图报，不忘党恩。
我的一位年轻同事，英文水平很不错。在美国工作期间，他要求留在美国。领导做工作，希望他按程序办事，先回国，办理辞职手续后再申请来美国。他坚决不同意，执意要走，最后不辞而别。据说他是来新华社不久的大学生，入社考试成绩很好，他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新华社的，所以他要求离开新华社时，颇有些理直气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第一次到美国，我在机场和其他地方的商店都没有看到过中国生产的商品。第二次去美国时，我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家没有中国产品的商场。一位美国朋友想送我一件小礼品，特地从他的家乡缅因州买了一个杯子，他告诉我这个杯子是在偏僻的小镇买的，应该不会是中国产的。我拿着杯子仔细看了看，底部用很小的字写着：Made-in-China。我和朋友一起哈哈大笑。这位美国朋友说，现在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中，想要避开中国生产的商品，几乎是不可能的。2007年，我第三次临时去美国，接待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中国游客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在美国购物一掷千金，洛杉矶有些超市，为了迎接中国游客特地推迟关门时间。
不到30年的时间，我在洛杉矶宾馆见到的“豪华”设施，现在在中国已比比皆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感叹地表示，美国的机场、公路、桥梁，现在已无法与中国媲美。他说，纽约的乔治·华盛顿大桥与中国建的桥梁相比，“就像是一个饰品”。
我们作为中国建设的参与者，难道不值得骄傲和自豪吗？
不动摇，不彷徨，跟定共产党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起飞，同时也飞进来许多苍蝇和蚊子。
曾在一段时间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声音甚嚣尘上。这类文章堂而皇之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刊物上。某杂志的负责人，经常发表一些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讲话，被一些人奉为至宝，到处传播。
我的经历表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为贫苦百姓谋利益的政党。我本能地认为，共产党执政为民没有错。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与此同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也令人不解：一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电视上侃侃而谈，介绍他们是如何致富的，现实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些比较好的小学、中学，索要“赞助费”，而且越要越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学校岂不成了有钱人的天下；政府机关招收公务员只看考试成绩。我的一个侄女告诉我，她去报考一个政府部门时，自我介绍是共产党员，那位主考官嘲笑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介绍这个。20岁的她，在学校入党，第一次走进社会，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其伤害对她有多大可想而知。我真想质问这位考官：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改革开放不需要共产党？难道现在不是共产党执政？
在我参加的会议上，曾见到有人声称，中国的腐败问题太严重，已无法解决，应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说，在美国，就看不到腐败问题。我愤慨地回应说，我们党就像一颗大树，树上可能出现虫子，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帮助党把树上的虫子抓下来，消灭掉，而不是要砍树，把树连根拔起。会上有同志说，如果在网上说这些话，会被唾液淹死。我在网上这样说了，我利用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许多篇文章揭露美国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披露美国同样存在腐败问题，而且是制度性的腐败。在当时的气氛下，我的文章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我并没有被淹死。
执政为民，民心向党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在十八大后首次会见中外记者时坦承，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始清除自身的蛀虫。十八大以来，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近400人、厅局级干部2万多人，一大批“害群之马”被清除出党，党的面貌为之一新。与此同时，各方面先进分子踊跃申请入党，更多新鲜血液加入党的队伍，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员总数增长至9514.8万名。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执政为民的理念，首先是解决近1亿人口的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看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8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尽锐出战，1800多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八年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中国共产党出色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受到世界众多国家的赞誉。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
2020年1月，中国武汉暴发新冠病毒疫情。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宗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夺取了战胜疫情和保持经济建设发展的双胜利，使全世界人民为之赞叹。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说：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打响一场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目标而奋斗的战斗任务。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7000多字的讲话中，提到“人民”86处。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讲话，鼓舞着全国人民，也激励着每一个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从弱到强，依靠的是人民；建国之后，从一穷二白到实现小康社会，依靠的也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心向人民，人民必定心向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大庆，是在1951年之后再次露天举行的党庆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80多处提到“人民”，通篇凝结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顺应人民求幸福、民族求复兴的潮流，站在最广大人民这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现代化发展，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百年历史表明：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在探索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党进行伟大征程的永恒坐标。“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为谁执政、靠谁执政”问题的郑重回答。
第一，百年前行，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无私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书写下温暖人心的中国故事。
第二，百年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最大的初心。《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党为人民利益而生，也为实现人民利益而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能够摆脱个人利益的束缚、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局限，以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涵养自我革命的勇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连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并加强经常性教育。解决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顽瘴痼疾，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密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第三，百年前行，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攻克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将一个曾经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从饥饿、混乱、贫弱，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的根本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密码。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到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建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推动一大批惠民利民举措落地落实，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特别是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一个党能不能长久执政，主要看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拥不拥护、满不满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都必须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与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想人民群众之所想、帮人民群众之所需、解人民群众之所困，把人民群众的事当大事，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走过再长的路，走到再远的未来，人民是永恒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这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我们党必将把新的故事、新的传奇，书写在新的征程上。
（编辑 苏歌）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从大历史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创造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恢宏的史诗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以史为鉴，我们要站在人类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启新的征程。
目前，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大博弈，这场博弈的实质是制度之争，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新旧文明的较量。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弊病也越来越明显。现代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以及过度的竞争对资源和生态的毁灭，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种国与国、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对抗、自私自利和只图短期利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是近些年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大选、及各种灾害中的表现，证明曾经风靡全球的所谓“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今时代，美国面临的危机揭示了旧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的危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的发展正在开启新的航程，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呼唤新文化、新理论、新模式和新文明，这对中华民族是千年难遇的机遇，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新文明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拥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方法，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制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超越传统，与时俱进，独树一帜，为人类发展探索了新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未来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汇集起一大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牺牲精神探索着中国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形成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走出了动员和组织农民、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中国革命新路。
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与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发展成为完整的革命与建党理论和方法——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人心；在革命斗争中动员并组织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在严酷的战争中教育、培养和提升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能力；党组织和革命军队不断升级，不断壮大。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国共产党扎根在人民之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革命战争的血与火淬炼出的严密又灵动的组织网络，一大批信仰坚定、舍生忘死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及组织起来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集体智慧的千千万万民众，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先进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了中国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让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制度。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使共产党担负起领导、组织、动员、服务全体人民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进组织形式，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下同心的超强组织体系和能力，迅速渗透到城市、农村、企业、社区；国家意志遍布社会最细微的神经末梢，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如臂使指，彻底摒弃了历史上中央组织无法深入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传承中国“家国天下”文化，新中国营造社会主义大家庭，城市保障就业，每个人以工作单位为集体依托。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单位，利用组织优势，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民生成本，使大家有归属感、安全感。集体是放大了的家，大规模的集体协作超越了传统小家庭能力，解决了传统农业社会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的弊端。毛泽东的组织群众是有效促成集体协作的方式，也是珍贵的社会资本。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扶贫以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协作的成果；而协作过程中普遍推广的人际互助模式，比西方通过契约确立的服务模式更为有效和适用，同时在群体意义上更好地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这种以少量的外部资本投入、通过集体协作以满足人本身发展需要的发展模式，与西方通过物质刺激个人需求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的优势。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是全球唯一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革故鼎新的大国，也是唯一跌倒了又能独立自主地重新站起来、在一片废墟上浴火重生的大国。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守正创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群众路线等，从而形成了作为先进政党的独特的品格和气质。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政党。特别是在这次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优势，它勇于担当，对大多数人利益高度负责，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制度。
卓越的执政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包括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和纠错力，能够把远大目标和近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干中学、不断总结提高。无论是经济发展、医改、脱贫攻坚，还是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制度的强大能力。“中央定目标、原则和方案，地方探索”的中国式方法，形成了有效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同心协力，这样既能在中央领导下把握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的方法和路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正向循环，越做越好，不断跃升。相较而言，西方疫情完全失控，其制度的僵化，导致了负向循环，越做越差。
中国传统文明与人类先进文明的融会贯通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也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是超越一般国家概念的天下观。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文明融会贯通，在百年的改天换地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并发展，逐步建立了选贤任能的治理体系、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培育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兼容并蓄的社会氛围、守望相助的中华大家庭，整个社会是既传统又现代，既独特又普遍，充满生机和活力。
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化社会更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此次抗疫彰显中国与西方发展已经不在同样的层次上。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快速进步的信息技术相融合，迎头赶上了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步伐。目前中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已经处于智能化初级时代，是个人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多项需求的全球唯一国家。从个人消费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网上各种产品和服务应有尽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国内生活的便捷度让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都不是中国原创，但为什么我们能在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核心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信息化所需的综合集成和一体化提供了条件。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新一代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革命给人类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先进的生产力给先进的政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插上了翅膀。新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势能充分发挥，新技术使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跃升为智慧型社会主义。未来，我们将能够在大数据平台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同时，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我们将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国家模式。
今天的中国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发展维度上。如果说西方还沉浸在冷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虚幻二维空间，我们则已经集文明之大成，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源源不断地集成、超越和创新，领导中国人民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文明新形态，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先进和强大的新文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传统中华文明凤凰涅槃。
我们走在人间正道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信息技术的集成融合，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信息化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新模式，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新文明形态。
（编辑 苏歌）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型中坚持了正确方向
首先，我想从历史成就来评价一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非常危难的时刻，从70年前开始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它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人民的文化意识是密切相关的，是中国文明的延续。中国共产党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维护和保持了中国的主权。在改革当中，尤其是在经济和民主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福祉，同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世界上屹立不倒。与苏共的失败教训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功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党派，是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引领者，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独立性，而苏联却没有完成这一点。中国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经走过弯路，但是却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发展之路。所以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伟大面前鞠躬，他们没有去模仿苏联的道路，在改革中走向国家解体，而是愈发富强和繁荣。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摆脱苏联解体的阴影，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带有毁灭性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吸取了苏联的失败教训，没有重蹈覆辙，而是实现了伟大的复兴。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取得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兴盛可能也与此相关。
总的来说，就我们个人经验而言，一个大国的陨落有时是很容易的。中国没有走我们的老路，而是选择了适合国情的正确方向。我们看到了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俄合作可以奠定世界很多国际问题的基础
此前有的发言者谈到了反霸权的重要性，意大利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说反霸权主义非常重要。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看到霸权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当今美国以特朗普和拜登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其实就是霸权主义。
俄罗斯同样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西方或反资本主义，而是真正反霸权主义的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意见我是非常同意的。在这个前提下，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和霸权政治做斗争，是我们和全世界所有热爱独立和自由的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战胜霸权主义，那么霸权主义最后就会统治整个世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悲剧。而中国的存在是霸权主义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愿意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
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奠定今后世界上很多重要国际关系问题的基础。中俄合作也应该旨在努力实现主权、民主、自由、独立的社会发展，以及反对霸权主义。我们两国应该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坚决反对霸权。反对霸权主义应该是中俄两国合作的前提，也是我们两国外交领域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俄罗斯和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有其自己的文明，而中国的文明、亚洲的文明和欧洲的文明同样是有分量的。中俄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文明体、经济体，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并在国际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我在上海旅游的时候，看到上海的繁荣简直就和纽约没有两样。这里没有对人民的歧视，没有贩毒者，没有任何落后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在本国文化基础和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俄罗斯看看它的发展，那么就会发现俄罗斯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一世界，我们也应该共同行动，让我们国家的发展能够对得起这样的成功。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的三极。像欧洲的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应该相互制衡。如果说要发展真正公平的国际关系，应该允许世界的其他部分——或者来自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等，一起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今后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也应该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当中得以体现。
我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去应对这些历史的挑战，能够解决现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们两国的关系。因为中俄两国是世界的未来，而西方的霸权主义已经落后了、腐朽了，我们应该让一切都回归到自己该有的位置。我们应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摆脱霸权主义，要剔除那种“世界宪兵”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让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俄罗斯，以及伟大的伊斯兰世界、欧洲世界、非洲世界一起来实现这一愿景。
（编辑 季节）
100多年来，我们党的伟大成就既有实践方面的，也有理论方面的。从党的七大开始，历次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最主要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的问题。在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点，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思想理论上建党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党的宗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00年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什么说100年没有变呢？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当中有一句话，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一个大党100年的宗旨没变，就是总书记概括的，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
第二，是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是一样的，运用党的指导思想武装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党的组织必须用党的指导思想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研究党的指导思想，一切党的媒体必须系统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党的宣传部门应该将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袖的著作编为生动活泼的读物，这些工作我们党坚持了100年。从我们大学来看，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了不少西方理论，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但是对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研究系统化、理论化，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
第三，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就是要“知彼知己”。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有宽阔的世界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研究中国国情、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认真研究世界局势和世界历史。
第四，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最特殊的一点就是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有党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首先有党的思想路线。讲到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特点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工作要突破，不是说在干部中突破，不是在文件里突破，不是在概念上突破，关键是到群众中突破。在群众中突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在广大群众中努力发现好的做法、好的典型并加以宣传，即通过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让群众亲眼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说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建设最特殊的一面，党的群众路线构成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传统。
这四点构成了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指导我们事业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根本特点。
100年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产生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和思想路线。其次，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很多同志都提到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过失误，但也有伟大的成就。
1898年是中国洋务运动高峰期，中国工业在中国经济总量当中占到8%。到1958年，中国工业恢复到占中国经济总量的8%，156个建设项目遍布国防、机械、电子、化学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初步搭建起了我国工业化的骨架。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是从1958年到1978年，到1978年中国工业占国民经济总量达到31%，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离开了中华文明就不能讲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毛泽东说是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马克思说是以小生产为主的国家。中国在长三角、珠三角、胶东、辽南这些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融合手工业、商业为主体的，以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与西方发展不同。一些俄罗斯的同志去过上海，说上海比纽约好。但到苏锡常地区看，融合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一千多年的传统，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到天津去看，可以发现天津街上有许多百年的老字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和商品经济的结合。这是中国的特点。
第四，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面临许多重要的问题，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解决好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人民健康问题，怎么解决好日益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怎么解决好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问题，怎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维护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叫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人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跨越，一个就是革命斗争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今天叫做以人民为中心。这三个跨越就表现了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但是宗旨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重大问题
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推进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我们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威信。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使我们一方面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深化，霸权主义的实力总体下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在霸权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是种族优越论、“美国第一”，这个价值观在美国并没有动摇，在中国也有一些人还相信这些。所以在当前，思想理论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局面，价值观斗争是我们进行斗争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知彼知己，特别要深入了解世界。必须清醒认识到，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化，西方势力总体下降，而另一方面，这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宗教优越、种族优越、文化优越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对于西方文化优越、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质疑和批判，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这种声音在发达国家还处于边缘。西方价值观相对稳定，西方之乱还是稳定中的动乱或动荡。发端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的内部分裂与争斗是常态，联合不是常态，西方文明内部的矛盾是不能化解的，认为西方文明是铁板一块，可以轻而易举联合起来围堵中国，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今天我们党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一个最艰巨和最特殊的任务，是要加强党的群众路线。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群众是大多数，用党的思想理论去武装头脑，武装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不是用概念、用文章去阐释，而是用人民群众生动的实践阐释。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靠调查研究吃饭的，调查研究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哪一个地方党组织的指导思想落实得好，我们就应该鼓励、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宣传他们，向他们学习。现在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么把党提出的任务变成群众自己的任务，试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让群众接受党的任务，这样往往造成群众的不理解。思想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思想理论工作是民心的工作。中国有一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推进宣传理论工作，绝不能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推进。
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重点不是在机关和办公室，而在第一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与问题，往往不是来自路线方针，而是来自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必须把思想路线的原则性、严肃性与政策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在第一线，政策来自第一线的调研，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由于我们政策执行方面缺乏灵活性而束缚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传播。
俄罗斯的同志可能了解我们在批评一种倾向，叫“低级红、高级黑”。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很多的。在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伟大成就总结，使我们认识到应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思想理论方面的自信，而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核心就是我们党最特殊的地方，俄罗斯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的共产党受到挫折和我们党历史上受到挫折的原因，可能就是“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共产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理论纲领和政策无论怎样正确，如果没有最广大群众的直接参与、拥护、坚持都是无法实现的，不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我们就将一事无成，而且注定是费力不讨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的观点，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推进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特点。在庆祝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重温党的光荣传统，学习这个光荣传统，是我们每个党员应认真对待的一个任务。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30年。对两个大党的历史命运进行比较研究，是常言常新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记录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的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
中国奇迹对世界的贡献
100年来，正是有了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构建了一套稳固、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代又一代有使命感、事业心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卓越超群的政治领导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世界性的奇迹，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世界的17%。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达到近40%。中国以具有世界最大的市场能量和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火车头。
中国的成功没有照搬照抄西方自由市场模式和自由民主模式，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大国的现代化，而且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对外侵略、对外殖民的一个大国的现代化。
新中国70年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就，破除了西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无往不胜的一个神话，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中国孤岛论”，打破了“西方模式完胜论”、“西方中心论”、“西方价值普世论”等等；跨越了种种陷阱，包括中等收入等各种陷阱，动摇了美国例外论、美国特殊论、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独秀论等等，破解了西方自由民主普世论、自由论、万能论等等。
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源
我们都说，当今世界面临冷战结束后这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国间的信任缺失，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30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大国自认为战胜了苏联，取得了完胜，但是在2019年8月召开的G7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西方霸权正受到深刻的质疑，他要求法国的政界要认清形势，反思和重新定位法国在世界的位置。
这30年来，世界政治大棋局的反转引人深思。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世界之乱的根源在西方，在西式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政治民主的乱象是当今世界失序的根源。这30年来西方阵营所作所为非但没能造福世界，反而给全球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失序。
西式民主异化和自由的变质
我们都讲当今西方之乱病在自身，根本不能推诿于中国和俄罗斯。30年来西方民主经历了异化变质、反噬自身的过程。2005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西方民主正在慢慢死去。这些年来看，西方民主变质、变坏，实际根源也是在西方制度自身。除了有制度基因先天缺陷，也是这些年西方政客胡作非为导致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埃里森指出，美国的问题在美国政治的衰败，而衰败的美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和挑战。所以说，我们将来面对的美国衰败，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一个难题。美国的衰败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美国病和政治病毒
世界之乱的病源在美国。前不久德国一个作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美国病人》，我觉得这个书名很形象，也很深刻。当前美国的一些政客，既丧失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操守，也丧失了专业性。这些年美国政治、西方政治劣质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美国政客想重拾民主、自由这些口号，重演过去冷战的一幕、复制“战胜苏联”的所谓经验，但他们是不会得逞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的政治力在衰退、退化。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唯选票化、政治低俗化、政治衰败、领导政治能力退化，西方政治陷入泥潭，美国的全球霸业应该说一去不复返了，即将终结。
前些天一个法国的政治家说，这表明资本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霸权体系在动摇。对这方面问题，中俄两国学者要合作研究。我一直认为，俄罗斯的学者对西方、对美国的研究往往比我们更深刻，他们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比我们更丰富。所以说，中俄两国学者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帝国主义霸权秩序的演变，要联合起来加强研究。
从“移动的精灵”到光辉旗帜
“移动的精灵”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精灵”一词，俄文、法文也是这么翻译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治乱兴衰历史经验证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力量决定了输赢。
中共十八大文件中说，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走照抄照搬全盘西化的死路和绝路，这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抉择。这些年来，西方社会研究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主要是研究经济领域，而有意无意忽视背后的政治原因，特别有意忽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些西方社会和西方学者选择性失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像美国的蓬佩奥这些极右翼的、甚至有法西斯色彩的政客们多次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是对世界（他所说的世界就是美国理解的世界）、给国际最大的威胁，这是完全荒谬和颠倒黑白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不仅举世瞩目，也是得到世界和国际社会公认的。
2012年的一个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针对全球70多家跨国企业CEO的一项调查，当时有60%以上的跨国公司的CEO，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值得信任的组织。而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的得票率一个是30%，一个是5%。中国共产党这些年以高度的组织性、政绩和高超的治理能力，在国际上包括西方的跨国公司的CEO中得到高度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他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也提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人们的心声。
中国奇迹的政治密码
这里边有制度、有道路、有方向、有政策。我觉得“政治力”这个概念是很鲜明的。特别是全球新冠疫情对全世界各国政府、各个大执政党来说都是一次大考验。这是一种加时赛，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临时性的大检验。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交出了一份高分的答卷，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力和制度合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说，面对当今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我们必须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这是从国家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提出的重要命题。
2008年，美国发表了“第十次全球综合国力排名”，美国那时候还把中国排在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第四，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中国的综合国力当时不到美国一半，48%，经济才是第三，只相当于美国的25%，不到四分之一。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已接近美国的70%，超过了前苏联的最顶峰时期和美国的比例。
其中还有一个数据，是说政治力、外交力、资源力、经济实力、教育实力。中国的政治力在2008年相当于美国的92%，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如果现在要评价的话，中国的政治力要大大超过美国。我觉得美国的负能量的政治力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是负能量，是破坏性力量。
我们应该研究，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哪些要素。我们都说政治力、科技力、文化力、人才力、国防力，国家的政治力值得研究。起码应该有政治制度力、政党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等，对外关系，对外能力。
现在是个大政治的时代，考验着世界各国的大党和政治家的领导力，也考验领导的决策力。将来政治力的研究是很有前景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也在总结，西方的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代表什么？政治寡头化，政治个人化，老化、虚化，对抗化，其实是美国政治在浮华的表象下正在背离人民大众的利益，在背离实际。真实情况是有一个深暗政府，在愈发表现它的虚伪性、排他性和侵略性。美国政治在劣质化，美国政治能力也在衰退。
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十分激烈。在当今世界各国都参加的全球奥林匹克大赛场上，有经济总量、社会发展、军事实力等领域的竞争，但是在这些背后的竞争，根本上还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力的竞赛。在经济实力竞争的背后，正是政治力的较量。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有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力，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力，有胸怀人民、放眼世界、具有胆识的政治领袖，中华民族必将迎来清和景明、国运宏昌、国泰民安的富强的新时代。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历程中，经过28年理论探索和艰苦斗争，72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只有用先进理论武装，只有服务于人民，只有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只有不断实现组织完善和队伍净化，才能够担负起时代使命，才能够造福于人民，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今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
借鉴俄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和发展与俄国有密切联系。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历史选择，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国的革命先驱在探索民族解放斗争道路的努力和尝试，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已经由张西曼先生翻译成中文并多次出版印刷。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和革命与战争的理论以及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自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的建设和活动的重要内容。莫斯科郊区五一村中共六大会址，反映了这段重要的史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中苏结盟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两个阵营之间的竞争、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援助，促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工业基础的建设。对此，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常怀感激之情。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关系破裂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遗憾事件，中苏关系恶化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对双方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缓和符合两国利益，符合地区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中苏关系改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著名论断和原则，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也是条约到期之年。这个条约是中俄关系历史的结晶，是在吸取中俄近400年双边关系历史经验和面向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签署的。条约的签署意味着中俄找到了正确相处之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所体现的国家关系准则代表了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世界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大动荡、大调整、大改组，在这种形势下，中俄两国从各自发展利益、地区安全与稳定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出发，决定延期条约，在条约指引下共同应对百年变局。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特点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全球化并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泛滥持续半个世纪，这个进程导致全球财富大量增加，但并没有导致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南北差距缩小。全球科技进步硕果累累，但是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信息技术快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信息技术滥用却导致假消息遮云蔽日，经常使人们陷入迷茫。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本集团的支持之力，是这一切的根源。但是他们却利用人们对现状不满而流露的民粹主义表现，忙于甩锅，转嫁危机。
常言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到十字路口，需要改变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首先需要调整和进行自我约束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利益集团，需要更多的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注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新秩序。
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已经开始根据世界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关注贫困问题、消除地区发展差距、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国际上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一带一路”。虽然现在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我们坚信自己的道路，坚信一定能够在大变局中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俄关系是在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友好相处，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典范。
俄罗斯以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发展历史，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自身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只要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完善，中俄各自发展、振兴就有保障，地区局势就多一分稳定与安全，世界就多一分和平。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体现时代发展趋势和中俄双边利益，其精神并没有过时，将继续作为中俄双边关系的最重要法律文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指导中俄两国携手共同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挑战。
（编辑
季节）
1988年，我加入深圳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开始从事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创建工作。
在我国资本市场创建初期，我们在制度设计、法规制定的过程中，虽然会考虑国情特殊性和改革的需求，但仍是一张白纸，因为缺乏经验，我们更多的是学习模仿西方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和经验。应该说，这种学习、借鉴过程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也是必须的。通过这种学习，加快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
在早期的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我们有着比较高的制度自觉，对西方资本市场的动荡和金融危机也保持了较高的警惕。因此在市场发展的探索中，学习借鉴西方市场的经验做法是比较谨慎的。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虽然我们的市场还远未成熟，但我们对资本市场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有了相当的自信。明白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不仅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为实体经济筹集发展资金，为广大人民群众增加财富收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理解了市场透明度的意义，理解了为什么要强调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及如何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市场发展方向感，思考如何循着确定的战略方向制定政策。我在深圳证监局局长的任上，开始考虑并要求部下不要愧对深圳资本市场这座“富矿”，让它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创造监管经验，创新政策制度。在监管工作实践中，我们积极探索，进行了一系列的监管创新和制度创新，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思考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与政策选择。
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市场实践中思考和探索资本市场的中国道路。
姗姗来迟的道路自觉
中国资本市场30年来成就巨大，为完善融资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市场各个主体与监管者也功不可没。但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融资能力有待提高，透明度、秩序性较差，风险隐患逐渐积累。究其原因，与我们迟迟未能走出简单模仿发展模式、缺乏道路自信与自觉有关。
中国资本市场经历30年的历程，理应结束初创阶段对西方市场的简单模仿，根据中国国情需要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但遗憾的是，模仿还在继续，甚至是不明就里、不辨菽麦、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地照抄照搬美国的资本市场。
我们早期初创阶段学习借鉴西方市场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初创的学习模仿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然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学习借鉴的都是资本市场最基本、最本原的东西，我们学习的都是资本市场作为融资中介为实体产业提供服务的规则和技术。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继续探索发展，更规范、更有效率、更好地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为中国产业发展筹集资金、配置资源的初心，盲目地照抄照搬，希望在中国克隆一个美式资本市场；看不清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产业资本主义，已经演化为金融资本主义，金融也早已异化。如将其视为社会主义中国金融的榜样，就选错了样板。
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美国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保罗·沃尔克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发展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美国金融已经由原来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里根上台之后全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放任金融自由化，金融不再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为己任，而是转向金融交易市场，在自营交易中投机套利自我服务。致使金融市场虹吸了大部分资金，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引发金融危机并危害全球经济。
美国金融精英还以风险管理为名，大搞所谓“金融创新”，创制了品种繁多、越来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为其投机套利服务。金融衍生品泛滥，专事投机套利的对冲基金活跃，加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增大了投资者的风险，而且金融大鳄们加剧全球巧取豪夺，四处为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交易化，交易的衍生品化、杠杆化、投机化，不仅使美国经济危机四伏，而且像新冠病毒一样，在全球蔓延。
金融自由化和新冠病毒一样具有潜伏期，人们往往对其缺乏警惕，不了解金融自由化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中国资本市场概莫能外。这事关中国资本市场的道路与方向，事关金融能否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事关国家金融安全，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缺了一堂2008年金融海啸反省课
2008年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社会以及国运产生深刻影响，对全球经济的金融化倾向都是警示。而我国经济金融界对这场危机的认识，甚至与美国有识之士、政商精英的认识也相去甚远，更加谈不上吸取教训了！
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了美国政商两界对美国金融制度的反思与担忧，《多德-弗兰克法案》及其中的《沃尔克规则》反映了对这场危机的反思、对美国金融制度进行改革，以保护消费者、禁止银行自营交易、禁止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尽管这部法案是在与金融利益集团反复博弈、不断妥协中的产物，不可能使美国金融重回本原，但这毕竟说明美国已经认识到了放任金融发展的严重危害。只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新自由主义已使美国回天无力。
时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将其所著回忆处理这场危机往事的书取名为《峭壁边缘》，书名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质。
有一部曾获奥斯卡纪录片奖的美国电影《监守自盗》，片中用事实揭示了2008年金融海啸的深层原因，影片揭露了多年来银行家、评级公司、经济学家和监管当局等各色人等的嘴脸及对危机的“贡献”，揭示了美国的金融异化使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制造风险的真相。
然而，我国一些金融精英对美国的金融反思却视而不见。原本应该对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的金融自由化反省的中国金融界，非但没有反省，相反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共识，即“美国走的太远了，中国还不够”。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品产生的风险不是“量”与“度”的问题，而是错误的市场发展方向的问题，是违反金融本原的问题。
2008年之后，中国资本市场金融自由化加速，积极推动资本账户开放，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期权等纷纷上市交易。为了说明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衍生品风险可控，监管层和业界的说法是美国衍生品发生问题的原因是他们搞场外交易，我们搞的是场内（交易所）衍生品，透明度高，风险不大。曾几何时，场外衍生品交易已经在中国金融市场泛滥。更有甚者，在商品期货市场，我们又在开始推行所谓“国际化”的期货期权，层层叠套，愈益复杂。
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资产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交易，即次贷危机。早在2005年，我国资产证券化已经起步，美国次贷危机后不得已停了下来。但是我们没有深刻认识资产证券化的危害，只看到其盘活资产、增加流动性的好处，更没有吸取危机教训，从国家安全高度去权衡利弊。2014年开始，资本市场中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产品又不断涌现，说明我们还在盲目仿效美国，这将可能给我国金融、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我们应该清醒，在任何市场中，只要方向错了，就不要指望参与市场的“主体”能够理性克制。贪婪将驱使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也不要对监管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作为曾经的职业监管者深知：任何号称固若金汤的监管大坝都会被贪婪的洪水冲垮。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要深刻认识这场危机深层原因，“别人发病，我们要吃药”的原因。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真务实
近十多年来，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之所以如此强调，一是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原，是金融赖以生存的理由，否则金融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自大，登峰造极，其结果必然是玉石俱焚。可是这个道理却并没有深入人心，做到人皆自觉。二是虽然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党中央也有明确要求，金融界对此也无异议。但是在金融市场的实践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仅仅只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或一句口号，说一套，做一套。所谓“金融创新”一律冠之以“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却大多集中于交易创新，着眼于投机套利，而不是真正的融资服务创新。
因此，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上，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要研究金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要注重国家服务实体经济战略与具体政策的吻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坚持产业服务模式，金融政策一定要把服务实体经济落到实处，防范金融复杂化倾向，大力培育一级市场融资功能，规范二级市场建设，限制融资融券等杠杆交易，限制出现金融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和高频交易等。
短短十几年，金融自由化造成的显性的和非显性的危害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金融化已成现实，金融在经济中的权重不恰当的占比越来越大。金融业利润和实体企业利润此消彼长，金融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已经超过整个工业部门的所得税贡献。
金融自由发展的危害十分严重：一是放任、沉迷交易套利，虹吸了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宝贵资金。二是金融暴利的示范效应弱化了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利润相对较低的实体经济投资，使全社会经济文化变得急功近利，不仅影响产业升级，更使中国产业持续发展有产业空心化之虞。三是金融从业者的高薪效应，将聚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学子纷纷投身于虚拟经济，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实体产业质量和科学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对金融自由化的潜在风险应该高度警惕。
金融自由化有较长的潜伏期，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我们不可轻视。因为我们并无天然免疫力，要防患于未然。一是正确评估金融开放。吸引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和必要，但应该以吸引直接产业投资为主。对于金融投资，无论是外资在华设立金融机构，还是投资我国金融市场，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他们在母国的作为。如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已经异化，不再以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中介服务为宗旨，他们早就不再按传统金融服务规则收取较低的中介收入，而是热衷金融交易投机套利高收益，导致了自己国家产业空心化，金融、经济危机四伏。这样的西方金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难道他们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是为了给中国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毫无疑问，他们来中国是为投机套利而来，我们要高度警惕，防范他们带来的金融危机病毒。
二是对于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我们不要抱有幻想。说衍生品是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在理论推导上似乎也能成立。但我们应该通过美国金融发展史、当代金融市场实证分析，看看究竟有无金融投资者因使用衍生品对冲风险而躲过劫难？看看英国巴林银行、美国长期资本公司、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等等热衷衍生品交易的下场，看看摩根大通银行这家在次贷危机中因“伦敦鲸”事件所遭受的重创。这些全球金融业巨无霸有丰富的金融经验和众多金融精英人才，都未躲过劫难。那些因衍生品翻船的金融投资者更是不胜枚举。一些企图通过衍生品交易规避经营风险的企业反而造成巨额亏损，如中信泰富因Accumulator（累计期权，是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所订立的场外结构性产品合约）等衍生品交易造成百多亿的巨额亏损。香港国泰航空由于从2014年开始的4年期燃油对冲合约，巨亏241亿港元，几乎亏掉了自己10年的利润。2020年中国银行“原油宝”衍生品交易给自己和客户也造成了巨额亏损。事实胜于雄辩，衍生品实际就是金融机构投机套利的工具，非但不能对冲风险、管理风险，反而是在不断制造风险、制造危机。
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是美国著名金融人物，1984年就被邀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他被认为是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的主要肇事者。他在所著《金融的魔鬼》一书中指出：“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我们不能继续盲目崇拜美国金融，不管不顾地全盘照抄照搬了。否则，将会给我们造成颠覆性灾难。
我国资本市场要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价值观是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为国家战略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天经地义，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方式谋利自我服务。不仅在二级市场大肆利用衍生工具和杠杆投机套利，洗劫小投资者和制造危机；在一级市场也可以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逐利标准选择上市企业，而不用考虑其是否有利实体经济，是否有利国民经济均衡持续发展，是否有利民生福利，是否有利环境生态，只要能够给他们带来超级利润。但是，在我国资本市场，我们要将有限的市场资源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
这些年，我们资本市场一些乱象顽疾治理困难，不仅存在透明度差、退市梗阻等原因，而且与上市企业的选择缺乏价值观直接相关，使一些本不该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挤占了市场资源。因此，有必要把好资本市场的入口，在上市企业选择中旗帜鲜明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价值观，摈弃市值导向，限制非实体经济企业占用有限的上市资源。
一是将有限的上市资源向制造业和制造服务业倾斜，新增IPO数量要以此类企业为主。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形成一个良好的价值取向示范引导，吸引和鼓励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中国制造之中。
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上市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此消彼长、跑冒滴漏，应该限制金融企业上市融资并防止经济金融化，限制互联网平台企业、娱乐业、宗教名山胜地等企业包装上市融资。
三是禁止属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教育、医疗服务行业上市融资。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染指人民群众的公共福利，以不当的市场化、资本化、利润化侵蚀社会公共产品，把社会福利当商业利润，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有中国价值观的资本市场才能政通人和、交易昌旺、资源配置效率效果双馨，胜任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融资服务、配置资源的重任。
1938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出发，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即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有机结合，不能照抄照搬，必须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对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道”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尚且要进行中国化，遑论今天作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器”之资本市场，为什么还要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不能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资本市场的中国化”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编辑 季节）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全面完成了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艰巨任务。
脱贫攻坚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我国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相对贫困人口，共同富裕目标还远未实现。我们建议，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消除全部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包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建议。
“共同富裕”和消除农村相对贫困人口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是价值诉求，也是奋斗目标，是财富增长标准与财富分配原则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同等富裕，不意味着全部消除收入差距，但其本质应包含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既包括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也包括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当消除了全部相对贫困人口，消除了城乡二元户籍结构，实现了全国城乡居民统一社保体系，就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
如何定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人们通常将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视为绝对贫困。1986年国家启动扶贫工作行动以来，对绝对贫困的货币标准做过多次调整。相对贫困，是指在市场经济中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全国人均收入水平一定幅度，因而生活仍然存在一定困难。世界银行确定的相对贫困标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一些发达国家的标准高于世界银行标准，如日本该指标是50%，欧盟为60%。[1] 我国的此项标准尚待确立。我们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借鉴世界银行、日本、欧盟做法，采用“比例标准”，即依据可支配收入占该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确定贫困水平，而不必由政府逐年公布贫困的绝对值标准。
第二，关于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值是4000元，该值与当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2000元的比值为12.5%。这12.5%也正是2013-2020各年“绝对贫困标准/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据此，今后可以将“12.5%”确定为我国绝对贫困标准，这是一个便于计算和比较的科学标准。守住居民年收入不低于上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5%，就守住了防止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底线。
第三，关于相对贫困标准。参照主要经济体制定的不同“比例标准”并考虑我国国情，可将年收入低于上年全国人均收入50%、高于12.5%的区间，定义为相对贫困标准。需要指出，目前我国相对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今后消除相对贫困人口任务的工作重点也在农村。当按照这一标准消除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时，城镇相对贫困人口也必然随之全部消除，不必另行设立标准。
本文定义的“相对贫困人口”，与学术界常用的“低收入人群”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基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而确定，后者通常按照统计学上的五等分分类方法划分。相对贫困人口可以按比例标准在一定条件下逐步消除，而低收入人群任何时候都存在。
我国贫困人口长期存在的基础性原因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先后有10多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到本世纪初，仍然有近亿人口处于绝对贫困中。找出这不足10%的人口没有和90%以上的人口同步摆脱贫困的原因，可以为制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规划提供依据。
我国相当数量的农民居住在中西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2011年，国家根据地理连片性和资源条件类似性的原则，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涉及全国23.79%的县（680个县，其中有440个国定贫困县）、17.67%的人口、40.81%的国土面积。[2] 2012年，国家确定592个国定贫困县（8757个乡镇）。占全国行政区划总面积的26%；户籍人口2479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8%。
这些地区资源禀赋差、自然灾害频发、耕地有限。当地农民长期过度开发区域内土地以维持生活，以至土地日益贫瘠。本地新增人口因诸多原因很少迁移，导致当地人均土地数量不断减少、质量恶化，一些地方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特别是，各地已有几亿农民外出就业增加收入，但这些贫困地区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多滞留在家乡，没有分享国家工业发展的红利，自己拥有的资源又不足以创造出摆脱贫困的财富。这些是我国近亿人口仍然陷入绝对贫困处境的基础性原因。
完成消除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战略任务的经验
在中央部署和全国人民参与的脱贫攻坚战中，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采取了许多超常规重大举措，胜利实现了奋斗目标，为今后全面消除贫困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第一，投入强大政治资源。2015年，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明确工作责任。按照中央部署，发达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大中型国企和部分民营企业，承担了对口支援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任务。
第二，投入巨额财政金融资源。8年来，全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6601亿元。东部9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元，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万多亿元。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4400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3] 实际上，还有很多未包括在统计中的其他财政金融资源。这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和党中央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决心。
第三，设定“一个都不能少”的人均4000元刚性考核目标。这一考核标准简单明了，可核查可度量可比较，没有变通余地。它给广大干部群众以激励，也防止了各种可能发生的弄虚作假。
第四，东部地区承担结对帮扶重要责任。中央把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确定为全党全国、而不仅是西部地区的工作任务。东部地区从政策、资金、产业、智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口帮扶工作。342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结对帮扶570个西部贫困县，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大扶贫格局。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选派30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这是加强脱贫攻坚组织力量的非常之举。现实情况是，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党支部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所掌握资源都无法胜任限期脱贫攻坚的任务；基层党政机关和干部中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问题也较普遍，所以向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派遣大量得力干部是脱贫攻坚战役中非常必要的措施。
第六，组织大规模易地脱贫搬迁。由于我国存在相当数量的“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域，从1983年到2015年已经易地搬迁680多万人。[4] 按照“十三五”易地脱贫搬迁工作方案，全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住房266万余套、建筑面积2.1亿平方米，配套建设（或改扩建）了大量中小学、幼儿园、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设施及文化活动场所；5年内又搬迁了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搬迁了500万非贫困人口，平均每年搬迁人口300多万。[5] 不到40年的时间，易地搬迁农村人口累计2000多万。
易地扶贫搬迁，一揽子解决了搬迁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就医就学等困难，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置换出部分不宜种植主粮的耕地种植经济作物。易地搬迁也促进了贫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这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彻底、最有效的脱贫途径之一。
第七，几亿农民转为城镇户籍。我国城镇户籍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1980年的20%、2015年的40%，2020年达到45%。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或经商或就业，数亿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近年来城乡二元结构管理破冰，国家有序开放农民入籍城镇，农民工子女开始与城镇居民子女分享公共服务资源。大量农村户籍转为非农户籍，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必由之路。
消除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面临的挑战
我国在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的同时也要看到，距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不合理难以致富
2016-2019年，我国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485.5元/年上升到11567元/年，增加近30%，增速在各类群体中领先。但2019年他们的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8%。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项。
工资性收入偏少：(1)2019年工资性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居民同指标的24%；(2)2016-2019年工资性收入比例均值为34.58%，低于全国居民56.19%的平均水平；(3)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
经营净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低。2016-2019年，经营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接近40%，超过工资性收入比重，但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2%，低于工资性收入40%的贡献率。
转移净收入比重仍然较高。2016-2019年，转移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高达1/4。对总收入增长贡献达36.79%。2018年，转移净收入所占比重与一产净收入所占比重几乎相当。可见，原农村贫困地区对转移净收入的依赖度较高，来自种养殖业的收入偏低。
财产净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承包地地租是目前大部分农民财产净收入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收入仅能维持最低生活保障。2016-2019年，财产净收入比重均值仅为1.3%，而同期全国居民平均水平为8.25%。
农民工就业形势难以提高收入水平
我国农村户籍人口的人均资产拥有量少。2019年，包括经营净资产和非经营净资产在内，全国农村户籍人口人均资产为3.84万元，只相当于全国人均资产93万元的4.13%，[6] 贫困地区的水平更低。这是未来消除相对贫困的瓶颈。
西部吸纳农民工就业资源更少，尤其是市场资源（这里是指有购买力的需求）。拥有市场资源就可以吸引技术、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西部地区远离中心城市，远离发达国家市场，导致要素资源汇聚效果差。2018年，我国法人单位的区域分布，东部比重为56%，西部地区只占18.6%，[7] 西部吸纳工商就业比东部地区少很多。
农民工就业不稳定。通过工商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形式。我国多年来农民工数量保持增长，2019年为2.9亿，2020年则比上年下降了1.8%（外出农民工下降2.7%，本地农民工下降0.4%）。[8] 2020年有1900万外出农民工返乡留乡就业，对当地的就业形势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江西赣州外出务工返乡创业就业人员累计约145万人，其中通过各种形式创业成功者达16.9万人，带动43.5万人就业（其中贫困劳动力2.3万人）。[9] 这说明，145万返乡人员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实现了创业和就业。而且，按照国际标准（我国也采用了这一标准），16岁以上、过去一周内至少有1小时的劳动报酬就不算失业。[10] 根据专家使用的信息，返乡创业项目吸收就业中，稳定就业只占1/4，灵活就业占3/4。[11] 官方最新宣布的数据目前灵活就业人数为2亿。[12]
未来有1亿农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需工商就业岗位
2019年我国人口是14亿人，其中农村户籍人口约7.8亿人，推算其中18-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约5亿人，[13] 其中包括2.9亿农民工和2亿左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按照全国20亿亩一般农田计算，人均耕种10亩地。
一些地区的实践证明，我国已具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比我们现实中普遍应用的农业生产力要高很多，并可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以河北省邢台市金沙河农业合作社为例，该社3万多亩耕地，每亩小麦、玉米两季产量之和可超过1000公斤，并实现多年稳产；近百名职业农民，每人可以耕种400-500亩，人均年收入12万元以上。据此，伴随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先进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推广，我国20亿亩主粮田仅需要职业农民400-500万人。其他农业生产领域所需劳动力投入（按照农业农村部估算）：设施农业每亩2人，露天种植蔬菜每亩10人，水果类经济作物每亩20人，以及林业、副业、养殖农忙时节短工、各类农业配套服务人员，最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而且可以保障他们达到我国目前的中等生活标准。
据此分析，结合2019年全国人口数据匡算，在我国近5亿农村户籍劳动年龄人口（18-60岁）中，减去2019年已实现非农就业的2.9亿人和未来1亿农业从业人员，未来将陆续释放出1亿左右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需要实现工商就业。如果这部分群体滞留在农村，相当于土地超负荷承载；如果滞留在城市，将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任务更加艰巨
二元户籍是城乡二元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1950年全国有5.5亿人，其中城镇户籍11.18%。1980-2020年，我国人口从9.8亿增至14.1亿，其间，城镇户籍人口从1.9亿增至6.36亿，农村户籍人口从7.9亿减至7.64亿，户籍城镇化率已达45.4%。
尽管我国城乡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变化，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14]
1950-198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加了8.21个百分点，1980-2015年增加了20.5个百分点。2015-2020年，5年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39.9%提高到45.4%，每年提高1.1个百分点。如果计划到2050年全面消除农村户籍，则未来30年每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1.8个百分点。消除二元户籍的任务仍然很艰难。
首先，我国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民，不可能全部落户在本地城镇。异地落户城镇困难更大。目前农村户籍城镇化主要通过行政区划改变（占50%以上）、易地搬迁、就业购房落户三种形式。这部分落户城镇的农民仍保留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不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医疗教育服务，只是形式上的城镇化。
其次，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实现全国统筹，导致人口迁移和行政区划优化困难。城乡社保体系并轨还没有明确前景。在城乡社保体系并轨之前，土地相当于农民的最低水平社保，农村户籍是他们拥有和支配这种资源的资格。
第三，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传统，越来越多的回乡老龄农民对原生态乡土的眷恋，是影响农村户籍城镇化进程不可低估的因素。
战略建议
分两阶段实现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率先致富，但还无法设定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直到2015-2020年，我们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可以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阶段。
鉴于共同富裕目前尚未形成准确的定义和完整的内涵。建议实现共同富裕至少包括三个目标，即收入水平、户籍制度和社保体系。
党中央制定了我国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要求。据此我们建议，就实现共同富裕三个目标提出以下时间表：
第一，根据上文确定的标准测算，2020年我国相对贫困人口为1亿。消除相对贫困人口的任务可分两阶段完成：2020-2035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12.5%-25%的相对贫困人口。2035-2050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25%-50%的相对贫困人口。
根据国家发展规划，2020-2035年，全国人均收入将从3.2万元提高到6.4万元，每年递增4.7%。假定2035-2050年，人均收入从6.4万元提高到12.8万元，每年保持递增4.7%。
2035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全国人均收入之比在12.5%-25%的人口（人均收入1.6万元以下），收入增长率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实现第一阶段目标。这部分人群中的劳动力主要滞留在农村，只要他们能实现稳定就业，这一增长速度可以实现。2035-2050年间，人均年收入/全国人均收入之比25%-50%的人口（人均收入6.4万元以下）收入增长率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实现第二阶段目标。
第二，2020-2035年，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45%提高到70%，2035-2050年，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70%提高到100%。实现相同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水平的教育、医疗等共同服务。按照目前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的速度，每年提高1.8%的人口户籍城镇化率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2020-2035年，完成城镇户籍居民全国统筹社保制度；目前持有城镇户籍但保留原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权益的居民，将其所保留的这些权益国有化，以加入城镇居民的社保制度。与农民户籍城镇化的同时，完成上述社保制度的转换。我国城镇居民社保体系已实现省级统筹，全国统筹准备工作已经启动。2035年后的15年，与消除二元户籍同步实现消除二元社保，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到2050年在收入水平、户籍制度和社保体系这三个领域实现上述目标，就可以说我国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
为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三项目标的工作建议
1、国家有关部委和中央国企在投资资金和项目安排上优先照顾中西部地区，优先安排相对贫困人口中的劳动力。
2、加大中西部贫困人口易地搬迁规模，提高居住集中化水平，相应减少村、乡数量，城市近郊乡镇转化为街道社区。
3、撤销少于10万人的县级建制（约有200多个县），改为行政区。在妥善安置人员的条件下，精简政府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
4、未来30年，为消除相对贫困人口，每年需要净增300多万工商就业岗位，鉴于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建议在中西部安排就业岗位之外的数量由东部承担。
5、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增加工商就业岗位。目前全社会总投资额为61万亿元，其中私营和个体经济占1/3，据统计目前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是由民营和个体经济提供。据测算，净增1亿农民就业岗位需要约60万亿元，未来30年每年需要增加2万亿元投资，约占目前民营企业年投资额的10%。
6、将支付给贫困人口的财政转移收入资金，调整为补充农民社会保障。今后国家对农民收入的统计，应只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
7、在全国推行“税收与税源一致性”改革，将中西部税源产生的税收（包括中央金融机构）留在中西部，在此原则上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税制。
8、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支持二产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在分配上向农民倾斜。同时解放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事工商就业。
9、在保留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的条件下，鼓励农民落户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水平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10、尽快实施城镇居民社保体系的全国统筹，并将划转给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权益纳入社保收支体系，置换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社保收支缺口的补贴。然后，尽快实施城乡一体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农民首先落户城镇，在将原承包地宅基地权益国有化的条件下，加入城乡一体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
以上构想实现，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实现了不仅“国强”而且“民富”的中国梦，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民富国强”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的标志，2050年之后我国将力争迈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
（编辑 苏歌）
[1] 马天月，《国际上常用的贫困标准有几类？》，中国国际知识发展中心，2020年7月15日。
[2] 王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城镇化选择》，《社会科学报》，2013年08月23日。
[3]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5日
[4] 沈东方，《5年960多万人“挪穷窝”这项任务难在哪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5] 《确保易地搬迁移民安居乐业》，人民日报时评，2020年4月28日；《九百六十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乔迁新居（权威发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人民日报，2020年12月4日。
[6]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资产负债表》，人民日报
《全国农村集体家底，摸清了》、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计算。
[7] 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数据。
[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4月30日。
[9] 郑少忠，朱磊：《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百万人返乡创业就业，赣州：红土地又写新传奇》202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
[10] 国家统计局网站，2018年4月18日。
[11] 根据高云才、常钦的《农民钱袋子更鼓了》数据推算，人民日报，2021年5月8日要闻2版。
[12]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负责人宋鑫：“目前个人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人”，国务院新闻办政策例行吹风会，2021年5月20日。
[13] 据2019年城乡人口抽查数据，18-60岁人口比重为63.38%，由于农村家庭生育水平长期高于城市，可认定这一比例适用于农村户籍人口。
[14]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2013年11月9-12日。
编者按：
本文作者通过总结国家专委在组织实施“两弹一艇一星”项目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指出：举国体制是用于完成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任务体制；中国为超越既有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设立向国家最高决策层负责、有能力动员协调各方面力量的特殊机构是必要的；美国在组织重大国防科研项目中也同样实行类似体制。从而论证了举国体制既可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又可以弥补市场经济机制缺陷，是中国和美国都可以运用的利器。作者的这些见解，是对举国体制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探索，值得我们思考。
建国初期，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取得了以“两弹一艇一星”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体现了举国体制1.0版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多元化条件下，我们实现了载人航天、北斗组网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可以说是举国体制的2.0版。
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央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我们体会，新型举国体制之“新”，既有需要达成的任务本身之新，也有改革开放多年实践形成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体制之新。既要发挥好国家权威机构决策、指挥、协调的作用，也要通过合理的机制，充分调动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科研人员的劳动，不断完善体制和政策，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也可以视为举国体制的3.0版。所以，总结我们自己实施举国体制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他国的经验，是很必要的，应该引起应有的重视。
——孔丹*
导言
中国崛起的趋势与外部遏制压力之间的矛盾加剧，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挑战极大、任务极艰巨的阶段，但同时也是一个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非常有希望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中国“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关键使命。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设想。在这里，“完成重大任务”是目标，采取“新型举国体制”是手段。
但是，“新型举国体制”这个概念迄今尚未被讨论清楚，也引起一些误解和争议。许多人把它简单地说成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其持负面态度者怀疑这是重回计划体制；也有人把计划体制等同于“旧的举国体制”，因而集中揣测“新型”的含义。实际上，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未来打算实行的），澄清“举国体制”的内涵是理解“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因此，本文的首要目的是讨论“举国体制”的涵义，并以回顾中国和美国曾经采取类似体制的历史经验作为证据。
本文的立场是，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它无关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无关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只是与完成重大任务的需要有关。在新中国历史上，以“举国体制”完成重大任务的典型例子莫过于“两弹一艇一星”。为什么当时能在比今天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取得这些重大突破？通常提到的原因包括领导人的意志、科技人员的献身精神等，但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就会发现：那些因素只是必要条件，而成功开发“两弹一艇一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一个专门领导重大任务的特殊机构——中央专委。中央专委独立于现有的体制，得到党中央的授权并由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它在完成重大任务过程中有权调动组织任何部门，并对任务的结果负责。
历史证明，中央专委不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相反，它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重大任务方面存在的弊端而设立的。
从技术上讲，“两弹一艇一星”的研制是大型复杂系统，包含众多的亚系统和技术的开发，分属不同的工业体系；从管理上讲，计划经济体制是按照不同的工业实行部门分工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决策偏好，执行重大项目或工程经常遇到的问题，是部门分割导致了事实上的决策“分散”，使完成这些项目所必需的系统集成受阻。中央专委的成立就是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在技术上，专委成为系统集成的领导者；在组织上，专委成为跨部门的决策和协调机构；在政治上，专委成为党中央在领导重大任务方面的责任主体。因此，中央专委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举国体制的体现。
为完成重大任务而设立特殊机构的举国体制，不仅出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同样也出现在市场经济的美国，而且多次扭转了美国的“命运”。在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为了把庞大的民用工业迅速转向军工生产，通过紧急立法设立了一个只对总统负责的战时生产局，它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完成了美国工业的战争动员。为了在有限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美国设立了直接向总统领导的“最高政策小组”负责的曼哈顿工程区，并由陆军工程兵团按照工程原则负责执行。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面对落后于冷战对手的“危机”，美国成立DARPA（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再次采取以任务为导向的研发模式来重夺技术优势。
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都说明，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不能将这个概念泛化为一般性的社会运行体制。重大任务是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而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都不会自发地识别、提出并完成重大任务；重大任务的提出和执行只能通过政治过程，取决于政治领导层的远见、战略意志和实现国家远大目的决心。要完成重大任务，必须超越现有的运行体制的局限性，无论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这就需要设立由国家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并对任务结果直接负责的特殊机构。无论是否存在公开的动员或任何有意识的其他安排，以特殊机构领导完成重大任务的方式就是举国体制。
今天，无论从任务的特点还是从完成任务的方式来讲，中国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都比以往更加复杂。无论客观条件发生了怎样变化，“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的历史任务，都要求我们继续启用以举国体制来完成重大任务的机制。
中央专委的活动历程
“两弹一艇一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领导这些项目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是存在一个专门领导重大任务的特殊机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这个机构由党中央授权，直接执行项目并对结果负责。级别如此之高的机构直接抓项目，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它是成功的决定性力量。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核工业，首先用于军事目的。根据中国与苏联在1956年8月、1957年10月、1958年9月签订的几个协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核工业项目和技术实验室，并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87）。但随着两国关系出现裂痕，苏联于1960年6月宣布暂停向中国运送原子弹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同时撤退所有的专家。
突然的“断供”使核工业建设陷入困境，对国防尖端武器的开发工作迫切需要集中统筹协调。1961年1月，聂荣臻在《关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汇报提纲》中提出：“要发奋图强，集中力量，把各方面的力量统统组织起来，通力合作来完成国家任务……国家科委、国防科委、科学院、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扭在一起，共同商量，统一安排。”
1961年1月，党中央决定对面临困难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引发了原子弹项目是继续干还是“下马”的争论。1961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国防工办由罗瑞卿任主任，作为国务院的一个口（国防工业口），在党内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负责，职责是管理国防工业系统内的“二机部、三机部和国防科委所属范围的工作”。
为了判断我国是否能够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派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牵头调查原子能工业的状况。张爱萍每到一个单位只问四个问题：一、你们原定的计划是什么？二、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按计划还差多少？三、完成原定进度的困难是什么？要讲得具体。四、如果我给你解决了困难，你多长时间能完成？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向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原子弹的科研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当前的困难更多属于工程性的问题，可以通过组织协作解决。虽然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报告的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在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张爱萍，1994）。
1962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东南沿海形势的汇报时明确表态，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但是，对全国各个经济部门进行集中动员协调的工作已经超过了国防工办的权限范围。同年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简要归纳中央专委的组织性质：中央专委是党中央在“两弹”上的“全权代表”。它独立于现有部门体制之外，根据任务的需要而设立。一方面，它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授权，有做出战略决策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专委承担对项目成败负责的重任，必须以任务成败为一切工作的检验标准，以组织和协调各方面力量为核心职责，在全国范围动员一切力量完成国家需要的重大任务。
在中央专委的协调下，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聂力，2006）。原先在二机部和国防工业系统内无法解决的事情，中央专委直接联系相关部门和地方解决。例如，分离高浓度铀必须用到一种气体分离膜（“甲种分离膜”），科研攻关遇到很多困难。专委调集了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冶金部的有关单位进行集中攻关，下“死命令”要求上海市必须完成任务，最终在1964年研制出符合技术要求的元件（聂力，2006）。后来钱学森回忆说：“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那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何立波，2012）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试爆成功后，1965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十次会议，提出增加七机部、四机部、五机部等部门的有关人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
自此，围绕核武器、核潜艇、导弹、人造卫星和核电站等一系列尖端科技工程项目的研制、试验的许多重大决策，几乎都是中央专委或是经由请示党中央做出的。
周恩来逝世后，中央专委逐渐停止了活动。1979年最后一次公开报道中央专委的活动情况。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为了加快武器装备发展而成立的“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由总理李鹏担任主任（怀国模，2014）。这一机构仅限于国防工业系统，在1993年“降格”为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实际职能由国防科工委承担。
中央专委领导重大任务的具体过程
为什么中央专委能够对重大任务的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中央专委领导中国核潜艇工程的案例。
核潜艇工程起步时领导体制的缺陷
核潜艇工程几乎与原子弹工程同时期上马。中国第一座核反应堆（苏联援助的重水试验堆）刚一运转，聂荣瑧元帅就于
核潜艇工程上马之初，采取领导小组协调、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方式。领导小组由海军副司令罗舜初任组长，包括主要协作部门的负责人。分工情况是：海军负责全艇布局的总体设计，一机部分工负责船体、主辅机、电机、仪表以及工艺设计和制造，二机部（核工业部）负责核动力反应堆的研制，国防部五院负责导弹的研发。
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只是在艇身制造和核反应堆方面有了一点基础，技术积累远远不足。核潜艇是一个技术极端复杂的系统，主要由艇身系统、核动力系统和作战系统（鱼雷或导弹）等组成，各相关工业部门基本上还没有掌握各自负责的子系统技术，只能先各自推进系统的研发，然后再考虑核潜艇的系统集成工作。
但是，核潜艇工程从开始进入设计阶段就陷入“摇摆”状态，问题出在组织体制上：领导小组是一个协调机构，缺乏对核潜艇工程进行全盘计划、指挥的权限，项目的进展深受各协作部门内部决策的影响。例如，核动力反应堆是核潜艇的“心脏”，但从1958至1962年，核动力研制团队的组织关系一直处于频繁调整状态。
核潜艇工程上马后，1959年2月，原子能所十二室正式成立核动力研究设计组，年底形成了200人的团队。从1959年底开始，研究设计组按照核潜艇的实际要求进行了“设计练兵”，1960年6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并上报。该设计方案“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反复，这证明它在总体上是可行的。这就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87）。
1960年12月，二机部决定：（1）将大多数技术骨干（60多人）调离原子能所，合并到二机部设计院；（2）在原子能所保留少数研制人员，后来成立一个新的独立设计组。
在中央调整经济的方针下，核潜艇工程于1962年7月下马。同时，中央要求保留动力堆的研究设计机构，保留少数必要的研究项目（周均伦，1999）。但实际上，二机部在此之前就酝酿解散潜艇核动力的研发团队，以便将其全部集中到生产堆工程。1962年5月，团队负责人直接向海军政委苏振华反映情况。几天后，二机部接到国防科委正式通知，将潜艇核动力设计人员和建制划归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孟戈非，2002），以保存这支技术团队。由此，核动力研发队伍分散到二机部（47-1室）和七院两个不同的部门。
可以看到，当时核潜艇动力堆的研究设计工作一直受到部门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对一个复杂的联合开发项目，各分工部门很难自发地付出超过本部门权限范围的努力，协同合作；对份内的任务，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而“暂时搁置”。因此，核动力堆研发出现的混乱源于部门体制在决策上的分散，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自动解决的问题。
中央专委如何领导重大任务
中央专委接手核潜艇工程后，1963年8月决定将分处于二机部和七院的核动力队伍合并，在七院正式成立舰船动力研究所（715所）（杨新英，2016），由七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七院为主，任务是开展潜艇核动力装置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
此后，潜艇核动力的工程设计加快了进度。1964年5月，七院召开09-1反应堆动力装置主方案和主参数的论证会。10月，主方案确定，开始了对核动力装置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即系统设计和详细设计）。
1964年下半年，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发生了“部院合并”的变化，715所的隶属关系转回二机部，更名为北京15所（孟戈非，2002）。不过，这次组织关系调整没有影响技术队伍的稳定。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经济全面好转的情况下，核潜艇工程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指示，国防尖端技术“要有、要快、要超”（刘华清，2004）。1965年3月，中央专委决定批准核潜艇工程（09工程）重新上马，指派二机部负责在1965年下半年提出核动力堆的具体规划并报中央专委；工程的具体运行事宜由聂荣臻直接领导，并成立一个新的09工程联合办公室，由时任六机部副部长刘华清负责，直接向聂荣臻报告（刘华清，2004）。
核潜艇重新上马后，首要事项是论证潜艇的总体方案，首先要明确，要一艘什么样的核潜艇，然后根据目标选择技术。中央专委在1965年8月的会议上明确了研制核潜艇的原则：（1）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方针；（2）立足于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再搞导弹核潜艇；（3）第一艘核潜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
尽管负责牵头的聂荣臻元帅没有技术背景，但他能够从战略的角度判断问题。他在把握方向和目标的前提下，让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特定的技术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再由他拍板选定一个最有可能实现核潜艇总体目标的技术方案。一旦确定，各方面必须统一开展行动。
许多具体的决策细节充分展现了中央专委的决策原则：选择技术的标准不是先进或落后，而是以达到目标为根本依据。例如：
（1）关于艇身构型方案的讨论，当时提出“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线型加核动力”两种方案。“常规”论认为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薄弱，应当先仿照较为成熟的苏联潜艇的构型，按照“普通线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的路线渐进发展；而“水滴”论认为，核潜艇和常规潜艇两者性质不同，不应该在常规潜艇的结构上加装核动力，“水滴”型并不是技术上的冒进，而是已经有调查研究和一定的实验基础，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做出一个成熟的核潜艇型号。聂荣臻专门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在充分询问情况和商量探讨后做出结论：“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应该是‘好马配好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聂力，2006）
（2）关于建立陆上模式堆的讨论，反对者认为反应堆可以先上艇后再试验，这样可以节省经费、缩短试验周期。支持陆上堆的观点则认为，在没有搞过艇上模式堆的情况下，直接上艇风险过大，在艇上调整反应堆也极为不便，建造陆上堆的目的就是保证核潜艇能够直接建造成功。最终，聂荣臻认为，核动力潜艇应该一次建造成功并且能安全运行，因而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进行充分实验（彭子强，2005）。
敲定技术方案后，中央专委开始采取措施，推动工程的具体执行。第一，设立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完成期限，将各部分研制任务在全国范围内的科研机构、院校及企业进行了分配与协作。其中，二机部负责核动力装置的设计与建造，1970年要建成陆上模式堆；七院负责鱼雷核潜艇的总体研究设计。第二，进行跨系统、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指令有关军区派部队帮助施工，满足核潜艇研制所需的经费和物资器材；同时启动对导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部署（董学斌、贾俊明，2009）。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核潜艇工程造成冲击。陆上模式堆是一个集29000多台件设备、仪器、仪表、管道、阀门于一身的复杂装置，由全国26个省市1200多个工厂、研究所和院校参与研制生产。“文革”中，许多工厂和研究所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被批斗，协调09工程的系统面临瘫痪威胁。为此聂荣臻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国防科委于1967年3月将涉及国防的各个科研院所进行军事接管。当这些调整仍然无法阻止政治运动对核潜艇工程的冲击时，身陷政治漩涡的聂荣臻决定，在北京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通知特别注明：凡是接到通知的厂长、书记，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但协调会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态势，参会的领导干部回到各自单位就再次受到冲击。
面对全国各地的告急情况，聂荣臻冒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在
中央专委的领导，使核潜艇工程能够在艰难局势下继续前进。1968年，聂荣臻因“二月逆流”受牵连，此后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出面组织。
1970年12月26日，艇上安装核动力装置工作完成，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经过试航和调整，
（编辑 季节）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材集团）成立于 2003 年，前身是 1984年设立的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是由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建材行业唯一的中央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连续10年名列《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2020年排名187位。到2020年年底，资产总额6000亿元，年营业收入3900亿元。主业包括水泥、玻璃等非金属建材及光伏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拥有产业、科技、成套装备、物流贸易四大业务板块。拥有13家上市公司，其中境外上市公司2家。
中国建材集团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成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范。
并购重组实现快速成长
中国建材集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短短20年，从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成长为全球最大最强的建材企业，走出一条央企联合重组的特色发展之路。
明确战略目标，开启新的征程
2002年，中国建材集团年销售收入只有20多亿元，而负债却达到了30多亿元，是一家底子薄、资本少的央企。除了北新建材，中新集团旗下的壁纸厂、塑料地板厂、建筑陶瓷厂等个别企业，多数企业几乎全部停产。在生存环境极其艰难时，原北新建材董事长宋志平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国新型建筑材料集团（中国建材集团前身）的董事长。
宋志平认为，企业重要的是发展，只有通过快速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而重中之重就是明确战略目标。集团快速做出了战略调整，从普通装饰建材转向大宗、主流的建材产品，从单纯生产新型建材转变为发展新型建材和建材工业主导产业的水泥、玻璃、玻璃纤维和复合材料，从而转型成为集制造、科技、物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
全国布局，并购重组创佳绩
2006年，中国水泥行业分散，竞争无序，市场集中度只有9%左右。国家有关部委连续下发文件，鼓励水泥行业联合重组。在此背景下，集团做出了在水泥行业并购重组的战略布局。
中国建材集团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在2006年3月上市,随后重组了中联水泥（中国建材股份的重要板块）收购了拥有万吨线的徐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扩大了公司在淮海经济区的市场份额。徐州海螺进入中国建材后，通过统一采购，整合营销，成为全球7条万吨线中经济技术指标最好的一条线。重组后的中联水泥，第一年就实现了3亿元的利润。此后，通过不断的收购、联合重组，到2019年年底，集团熟料产能达到了9349.6万吨。
首次并购成功，激发了集团通过进一步联合重组做大水泥产业的信心。2007年，华东地区水泥产能过剩、价格低迷。中国建材联合江西水泥、尖峰集团等企业以及湖南国资委出资35亿元，注册成立了南方水泥，覆盖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市，开始了东南地区水泥企业的并购进程。到2019年年底，南方水泥扩张到9929.3万吨，成为东南地区的水泥巨头。
2009年，中国建材集团成立了北方水泥，先后在东北、西南地区完成了联合重组。截至2019年年底，北方水泥熟料产能已达2405.6万吨，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借鉴南方水泥和北方水泥的成功经验，2011年12月，集团又成立了西南水泥。西南水泥选择已有一定生产规模、采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的大中型企业作为并购的目标。截至2012年年底，通过对若干企业并购整合，西南水泥成为西南地区的行业第一。
到2017年年底，中国水泥行业集中度上升到57%，高于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业界认为中国建材用联合重组的战略整合了整个水泥行业。
中国建材集团在其他业务板块推行联合重组战略也取得佳绩。2006年，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总院（中国建材总院）在整合集团所属13家科研设计院所的基础上成立；2010年，河南中联玻璃和洛阳浮法玻璃集团划入中建材玻璃公司（凯盛集团前身）；2011 年，中国玻纤定向增发重组巨石集团；2014 年，中国建材总院将蚌埠院100%股权划转至凯盛科技集团公司。
响应国家政策，两材合并创辉煌
2016年，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中材集团合并重组。“两材”合并,对于中国建材水泥业务而言,实现了西北地区布局,从而完成了全国范围的覆盖。
2002年，中国建材集团水泥总的生产规模只有130万吨，2019年年底，全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累计共有1624条，熟料年产能20亿吨。而中国建材与中材股份合并后以3.89亿吨熟料产能、5.2亿吨水泥产能、商品混凝土4.6亿立方米产能，位列中国水泥行业第一。中国建材的石膏板产能27.0亿平方米、玻璃纤维产能265.3万吨、风电叶片产能15.85GW，均位列世界第一。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建材集团就开始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建材集团推动8家央企重组，整合了上千家民营企业。
破除混合所有制的认识“误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当时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层面，都存在着不少认识“误区”。例如，部分民营企业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虽好，但是担心国企无法真正达到“竞争中性”，国企强大的背景会挤压民营企业，使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联合重组的实践过程中，一些民营企业担心混合之后将完全丧失所有权。
实践证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建材集团在并购中保留民营企业股权，将一部分民营企业家转变为职业经理人，有效保障了民营企业权益。900多家企业陆续加入中国建材集团，其中80%是民企，他们中80%的企业家接受了中国建材的聘书，既是中国建材各级企业的股东，也是职业经理人，不仅解决了规模迅速扩大后各级管理人才队伍的问题，同时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的优势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提升了国有资本功能，提高了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
有人担心混合所有制改革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集团认为，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所探索的改革就是正确的。实践证明，重组协同带来的收益增加，弥补了并购民企的溢价；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弥补了员工分红所得的超额利润；企业发展超过了社会平均发展水平，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助力企业走出困境，实现国民共赢
当年，由于价格战，浙江省水泥行业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国建材集团把民营水泥企业整合起来，合理恢复水泥价格，在银行进行了融资担保，帮助民营企业从债务泥潭里走了出来。集团保留了民营企业家30%的股份，让民营企业家做职业经理人，通过水泥价格的回升使民营企业家分到更多利润。使各方都能从中受益，实现双赢。
在2006年中联水泥收购安徽海螺创投及上海爱建所持徐州海螺73.76%及26.24%的股权时，为徐州海螺的2.3亿元银行借款做了担保。交易完成后，徐州海螺成为中联水泥全资附属公司。而当时徐州海螺经审计的资产净值为3.84亿元。因此，有媒体认为，中国建材出了9.61亿元，花了高价钱，国有资产流失了。
面对质疑，中国建材集团坚持认为，收购海螺水泥有助于提升公司水泥产能，加强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公司在淮海经济区的优势地位。后来，中联水泥通过协同效应提升了生产效益，降低了产出成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建材战略性重组的成功。南方水泥、北方水泥、西南水泥都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型案例。通过并购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建材盘活了不少民营小企业，使很多民营企业扭亏为盈。组建了国有资本控股、民营股东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民营企业家本地经营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国有资本的管理、品牌、资金链、供应链、物流链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将所有者、经营者的利益和公司的绩效紧紧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混改实现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民进国退，而是国民共进，共同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发挥出国有企业的实力，又要注入民营企业的活力，从而整体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有好的所有制形态并不意味着就有好的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机制改革上下足功夫。
中国建材集团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通过实践探索出了“三七模式”的股权结构：中国建材持有核心上市公司的股份不低于30%，其他投资机构及流通股不超过70%；在股份公司所属企业层面，国资持股70%，给机构投资人和原创业者留30%的股份，以确保上市公司利润。对并购进来的民营企业家视同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在用人、考核、分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完善，发挥了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建立了保护企业家的机制。
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在进行财富分配时，必须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结合，激发企业的微观活力。股东、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共享是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企业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投入，也需要管理层的经营和员工的努力。
在设计分配机制的时候，要在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进行平衡，一要让投资者获得合理的回报；二要激励经营者，鼓励他们做好经营，把握市场机遇，做出正确决策；三要考虑到广大职工群众，因为企业的财富都是他们的劳动创造的。在这些激励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建材采取了员工持股、管理层股票计划、科技企业分红和超额利润分红等分配机制，让人力资本充分参与企业的财富分配。具体实施的激励制度有：①员工持股。主要让骨干员工、科技人员持股，持有的股份是激励股，员工可以分享红利和净资产增值部分。合肥水泥院下面有多家员工持股公司，具体比例是院里持股70%，员工持股30%，每年能实现几个亿的净利润。虽然在业内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单位，但合肥水泥院的效益相比其他规模较大的几家院所要更好。②上市公司股票计划，包括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实施增值权就是要让经理层的利益和股票价格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中国建材香港上市公司多年前曾经实施过增值权，投资人很看重公司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现在中国建材所属13家上市公司都在结合自身特点开展股权激励。③超额利润分配机制。中联水泥曾经实行的超额利润分红机制，制定利润指标，其中，超额部分提取15%，按照一把手、主要负责人10%、班子其他成员10%、员工80%分配。在企业付给员工工资的基础上，额定的利润都归股东所有，超额利润则可按企业拿大头、职工拿小头进行分配。通过这种超额利润分配机制，鼓励了员工积极性，实现了股东和员工共赢的目标，国有资本实现了增值。混改后各方能否融合发展，能否做到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有了好的分配机制，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才能达到平衡。
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后，中国建材集团坚持股东间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价值观，保证各股权资本参与决策的话语权。改革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可以将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管控能力、品牌信任与民营企业的逐利动力、机制活力有机结合，充分提升公司价值，实现高效快速发展。
在将党建和经营深度融合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诚信精神等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建材工业精神和优秀的工业文化。
一是弘扬工匠精神，数十载坚守实业，长期专注于材料工业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工业生产与管理实践。培育了一批尊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发挥模范引领作用，使工匠精神成为生产者的行为准则。推选出一批全国劳模，激励带动广大干部员工，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二是践行创新精神，把创新的理念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同步推进战略和理念的创新，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以及管理、制度和文化上的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组织开展创新大赛、成果展示等创新活动，树立一批创新典型。三是培育企业家精神，作为一家战略清晰的企业，在短短数年间脱困转型，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市场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理论，培育了一批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懂市场、精业务、会管理的企业家队伍。四是倡导诚信精神，传承“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精神，推进工业诚信体系建设，营造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文化氛围，让诚信担当成为自觉行动。
以创新驱动发展，通过创新做优做强
改革与创新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中国建材集团通过积极探索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及管理模式创新等路径，培育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积极探索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建材集团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盈利模式——价本利，即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再增量压价销售，而是稳价以销定产、降本增效、维护区域市场供需平衡。价本利倡导的是去产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价格，让市场有序化，追求价格合理化。中国水泥行业每年约有35亿吨产能，只能卖出23亿吨，严重供过于求。在价本利的盈利模式中，中国建材首先自律减产，严格执行国家的错峰生产政策；其次降本增效，控制一切可控成本；最后抓好营销，稳住价格；研究好成本曲线和价格曲线，利用好各项指标，科学准确地贯彻价本利的理念。
努力抓好管理模式创新
在整合南方水泥过程中，集团推行“对标优化”的管理模式，通过与国内外一流企业对标，实现系统优化，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同时实行以销定产，推行零库存管控，科学配置产能利用率，避免资源浪费和资金占用。
中国建材集团不断创新管理方法、管理措施和管理工具，建立起一整套符合集团特点的管控模式。2020年，集团出台了中长期激励约束指导意见和7个配套指引，建立了激励约束“工具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从上到下建立起多层次、系统化的正向激励体系。集团通过总结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形成了一套外抓市场、内强管理的体系，切实提升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包括“组织精健化、管理精细化、经营精益化”的“三精”管理，建立更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成本领先的生产管理体系和效益优先的经营管理体系，坚持“格子化”管控（将所属企业的职能分工、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向固定在相应的格子里），推行“八大工法”（五集中、KPI、零库存、辅导员制、对标优化、价本利、核心利润区和市场竞合）、“六星企业”（业绩良好、管理精细、环保一流、品牌知名、先进简约、安全稳定）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推进重组后的管理控，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
加快推进技术创新
中国建材紧跟时代脚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打乱了社会的正常节奏。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宁夏建材打造了一个“我找车”物流平台，其背后是整个中国建材集团，内部运输需求每年就在10多亿吨、100万辆次以上，注册司机可以在平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稳定业务，受到了广大司机的欢迎，注册量已超过36万人。该平台在方便司机的同时，也使得集团内部的物流更加通畅，成本大幅下降。根据鲁南中联统计，1吨水泥运输成本可下降3至6元。集团内部有不少协同业务，具有巨大的协同空间，将带来非常可观的成本节约，并对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协同理念具有很好的引领作用。2020年，平台实现了运输量5亿吨以上，交易总额超过10亿元，2020年全年物流收入4.82亿元。“我找车”是集团大力推进业务协同、水泥＋互联网的一个侧影，集团“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理念，具备良好的成长空间。
2020年12月，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托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与京秦热电有限公司、中国移动秦皇岛分公司三方合作实施的热电危险作业监控系统正式投入运行，为建立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移动安全管控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企业实现热电运维智能化、现场作业信息化、安全管理全面化奠定了基础。
展望未来，中国建材集团定下了做强主业、瘦身健体、强化管理、创新转型、机制革命的五大举措，朝向高质量发展，争做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建材企业。
（编辑 季节）
2020年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安审办法》），并在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如何解读我国的《安审办法》？回顾我国乃至全球国际投资历史，可以看到《安审办法》不仅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更是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标志性文件。
《安审办法》坚持了对外开放的整体思路，而“一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借力外资来促进增长”是多个国家的经验。《安审办法》提出的国家安全风险与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关。外资融入我国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风险，例如利用外资成本过高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影响我国创新能力和其他一些问题，《安审办法》对这些风险构建了系统的应对机制。我国的《安全办法》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其他政策共同构成外商监管的完整体系，适当借鉴了国外的惯例，同时总结国内经验，具有较高的前瞻性。但我国的安审和美国的安审存在显著差异，在审查动机、审查依据、是否遵守“对等”原则，以及在影响投资的效果上，两国的制度均有所不同。
《安审办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纵观国际投资20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曾经的英国还是美国，吸引外资对外开放在经济起飞阶段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审办法》坚持了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的总体思路，表明了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
《安审办法》总结了我国吸引外资的成功经验，将成为我国高质量“引进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法律依据。与其他国家类似，“一国在起飞阶段可以借力外国资本解决储蓄不足”的规律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作用。我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就是通过合资企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FDI与加工贸易一起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不足，无法购买资本品并利用我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制造业生产能力较弱，而没有制造品就没有可持续的出口能力，没有出口就难以获得更多外汇，这是当时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困境。外商直接投资解决了外汇短缺的瓶颈，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推动力，是成为我国20世纪80-90年代高达10%的年均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地。如何监管外资，事关中国长期发展的动力，也直接关涉大国间的核心利益，处于开放与保护理念交锋的风口浪尖，对全球经济的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安审办法》重申了我国“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的理念，选择继续通过开放促进发展的政策。
《安审办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安审办法》服务于我国中长期的发展需求，充分考虑了国际形势的整体变化，为吸引外资提供了规范和指引。
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资企业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外资在中国的国际双循环中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加工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均在80%左右。为了持续发挥外资的作用，《安审办法》配合《外商投资法》中确立的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发展中维护经济安全。另一方面，与改革开放早期不同，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不仅仅是弥补国内投融资渠道。外资融入我国国内大循环，在更高程度上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求。
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内容是扩大内需，降低对外依存度，防范外部风险。以吸引外资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战略和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一国凭借自身力量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可以保证本国在生产与供应上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在一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中，生产效率会相对较低。利用外国资本、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将本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则要面对经济安全与产业自主方面的问题，因为在技术、原料、中间品、资金方面可能产生对国外的依赖，在出现危机或突发事件时将受制于人，被“卡脖子”。《安审办法》通过应对以下几方面的风险以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
一是应对利用外资成本过高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与外债相比，直接投资是一种成本较高的利用资本的方式，因为需要在投资存续区间持续与外国投资者分享利润。而外资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一直较高，外资的利润汇出加大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压力。为了保障我国在利用外资中的投资收获回报，我国要重点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安审办法》的答记者问环节明确说明，将配合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外商投资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节能环保等领域，这是平衡使用外资成本和收益的重要内容。
二是应对外资影响我国创新能力的问题。一方面，外资为了维持自身的利润和垄断地位，没有动力把最新的技术转让给中国，我国通过FDI嵌入全球价值链也难以获得领先技术。另一方面，外资有通过并购获取我核心技术的动机，其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具有行业领先地位，或是拥有相对先进技术的企业。《安审办法》针对关键技术的投资进行审查，是我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践行国家安全观，鼓励发展以我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自主可控性的重要举措。
三是应对其他的潜在经济风险。随着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日益扩大，原先不明显的问题上升为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增加了。例如投机性的外国资本可能操纵我国证券市场，外国投资可能导致我国部分行业出现垄断，以及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等，都存在潜在的经济风险，有必要通过《安审办法》建立系统性的应对机制。
四是外商投资中的固定资本投入，将存续一段时间，成为我国经济有机体中的一部分。除了经济安全，外资还将涉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有些风险是由于外资自身的特征或我国企业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有些风险与我国所处的阶段性有关；有些与我国国情有关，只依靠负面清单难以完全预防和排除不同类型的风险。
《安审办法》的出台充分考虑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目前全球多个国家深陷新冠疫情，预期投资保护主义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加剧，安全审查是统筹我国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的政策抓手。中国是2021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流入中国的外资数量稳步增长，《安审办法》的推出在时间上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中国安审制度的特点及与国外的比较
《安审办法》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安全审查与其他政策共同构成外商监管的完整体系。
《安审办法》是我国外商投资监管中的基础性文件，根据现有的研究，鼓励性外资政策对外商的投资决策影响有限，投资者更看重的是盈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外商增加对华投资，看重的仍然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市场规模、盈利空间等。我国的安全审查和2019年《外商投资法》协调一致，配合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及新版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打造高标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方式来保障高水平的开放。研究也发现，限制性外资政策对外商的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我国的《安审办法》的另一项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安全审查配合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和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管理相关法律，明确审查标准，简便审查流程，避免出现企业负担增加而减少投资的情况。
2.《安审办法》借鉴了国外有关惯例，总结了国内经验，高标准且立足现实。
《安审办法》借鉴了国外有关监管惯例，尤其是其中较为成熟的程序性内容。国家安全审查是发达国家针对外资的重要监管手段。近年来美国、欧盟、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均加强了国家安全审查。2019年年底，我国吸引FDI存量约为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约8%，是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与国际高标准审查规则进行接轨，以外国投资者熟悉的方式与其进行交流，有利于传递我国的监管理念。
同时，《安审办法》总结了我国2011年建立安全审查制度以来的实践，也参考了2015年起，在自贸区试点的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安审经验，并且在这些实践经验基础上推出的较为成熟的监管方式。
3.《安审办法》具有较高的前瞻性，纳入未来国际投资中的重要问题。
《安审办法》确立了明确的审查标准，外商投资的定义既包括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中包括并购、新建和其他投资方式。在界定实际控制权时，《安审办法》同时考虑了股权比重和其他实现“实际控制”的非股权方式。《安审办法》对这些概念的处理沿用了目前最前沿的定义。
《安审办法》明确，需申报的范围包括传统的军工、农产品、能源和资源、装备制造、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行业。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审办法》将文化产品与服务、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与服务、金融服务、关键技术列入了申报范围。这些是对外开放中高度敏感且争议较大的行业，也是决定全球经济走向的最关键行业。《安审办法》将这些行业纳入监管具有高度的前瞻性，避免出现常见的监管滞后于经济实践的情况，体现了对风险的敏感度和谨慎的态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安审办法》确立的投资安全审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安全审查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不同。
首先，中美安全审查的动机不同。我国《安审办法》确立的审查制度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而建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制度。《安审办法》确认了对外开放始终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全球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同时清醒地识别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安全风险，是在有理有节对待外国投资者基础上建立的包容性政策。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自始至终都高度关注外国投资的政治影响，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倒是其次的考虑。CFIUS是依据福特总统1975年的行政命令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国会非常担心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本国组合资产（国债、公司股票和债券）投资的快速增长，原因仅仅是这些投资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动机。1980-1987年间，CFIUS主要应国防部的要求而进行调查，例如调查日本企业对美国特殊钢铁生产商的收购。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CFIUS的关注点是限制日本对美特定产业（半导体、特殊材料等）的投资，因为这个阶段日本经济和对外投资的发展让美国感到了不安。2012年后，CFIUS开始对中国投资进行歧视性审查，原因也是中国的发展威胁了美国的领先地位。历史经验说明，美国的安全审查是在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条件下，打压潜在竞争者的政治工具，这一点与我国有本质的不同。
其次，中美的审查依据不同。《安审办法》给出了清晰的审查依据，体现在审查地域、行业、对实际控制权的界定、申报流程、审查机构、审查时间、审查决定效力等方方面面。我国的安审不因投资者的国别进行歧视，不划分小集团小圈子，做到了在安全审查方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美国的安审标准模糊，定义宽泛，审查机构自由裁量权大，在实际中审查结果高度政治化。以最近改革的CFIUS法律为例，美国一方面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要求盟友向美国看齐，与美国统一审查标准，无视其他国家对外资的需求和原本持有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对我国各种类型的投资进行无区别打压，审查依据无限扩大形同虚设，这对于法治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再次，我国安审制度依据对等原则设立，而美国常常是单方面调整规则。
根据2020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四十条中的对等原则，我国《安审办法》将公正地对待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者，“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投资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安审办法》赋予我国监管机构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给投资者提供确定性的政策。
美国安全审查的法律主要经历了四次修正，分别是1988年的《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1992年的《伯德修订》，2007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和2018年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美国安审法律修正的原因不外乎是特定国家（地区）对美投资的快速增长（曾经分别是日本、迪拜、中国），或者是特定类型的投资（国有企业、风险投资）“危害”了美国家安全。美国单方面修正和更新法律，并不掩饰美国例外和美国优先的观念，与我国尊重习惯法中“对等”原则的大国风范相比高下立现。
最后，我国安审促进投资，而美国恰好相反。
数据显示，安审制度建立以来，2011-2019年中国吸引外资年增长速度均超过3%，对于年引资数量在1千亿美元以上的大国来说这是较高的增长率。虽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外资监管粗略划分为“自由”和“限制”两种不同性质的政策，但不能单纯地将《安审办法》确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归为“限制型”的监管政策，因为在效果上安审有助于塑造稳定的营商环境，而稳定的环境和连续的政策是直接投资者最为看重的方面。同时，确立安全审查制度意味着监管机构将集中关注国家安全风险，大量无风险或低风险类型的投资准入将更加便捷。因此，可以预期，《安审办法》生效后我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质量将继续提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美国修改国家安全审查法，2019年美国的FDI流入数量下降至2016年的一半，2020年，美国吸引FDI将再次同比下降60%以上（据上半年数据预计）。虽然可以从疫情和经济角度对这个现象进行解释，但安审制度严苛造成投资环境恶化无疑是美国吸引FDI下降的一个原因。同样是国家安全审查，我国是依法审查保障整体营商环境，美国是以邻为壑伤及自身，两国政策差异之大一望而知。
总的来说，《安审办法》是在恰当的时间点确立的、兼顾发展与安全的，针对性强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我国的安审制度完全有可能为全球资本充裕国的外资管理提供示范，作为服务我国利益的国际投资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我国经济整体增长目标的实现。
(编辑 尚鸣)
伴随数字经济时代的加快发展，数据的要素价值不断凸显，进而引发了对数据资源资本化的思考。如今，以数据为核心的技术实践和应用重组已经蔓延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而形成大数据体系。
当今，我国不断强化对数据要素的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都明确提及了对大数据的战略布局。但是，当前我国在对大数据的管理方面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对大数据资源资本化的实现路径也是市场颇为关注的焦点，本文进行了分析和考量。
数据要素观及其资本化研究
“生产要素”概念源于经济学领域。土地、劳动和资本成为生产要素。本世纪初，互联网技术催生数据信息参与生产的价值不断被彰显，数据开始加入生产要素的行列。2016年，杭州G20论坛上才作为生产要素被正式提出来。
如今，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已然成为共识。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是新经济发展的产物，数据具备与传统要素相同的生产共性功能，但同时又具有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的个性特征，其具有明显非排他性、规模经济性、可再生性、强渗透性等新特征，并体现出准公共物品、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特性。
生产要素资本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资源价值变现的基础。研究认为，数据要素资本化的基础与核心在于数据确权(王宁江，2015；杜庆昊，2020)。但数据资源要素的确权又面临特殊问题，“数据归谁所有、数据谁可以用和数据收益是属于谁的”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毕颖等，2019)，以及数据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杂性等。对此，应从个人、企业、政府等多维建立数据所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收益权架构。理论界关于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然成为共识，但这种要素观还停留在资源层面，对数据的资本价值认识则仍然存在争议，包括：如何实现数据要素的市场开放和制度化管理（王芳，2020；曾铮等，2021），如何开展数据要素的确权交易和进行资产化改造（赵瑞琴等，2021）。
过分强调数据价值是数据收集者和使用者对数据进行技术改造后的私人成果，进而忽略市场相关方和公众在价值形成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这种观点承认了数据的价值属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试图掩饰数据本体劳动而夸大数据二次加工的劳动付出。这一观点的现实写实就是，商业资本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大数据改造和应用变现，同时，以主张知识产权等为“借口”进行数据资源的私有化保护，进而试图稳固对数据资源价值的长期占有。尤其是在共享经济、智能应用等新经济形态和模式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对数据资源的技术占有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催生出更多其他市场技术细分领域的垄断。
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资本已经嗅到甚至扎进了数据资源变现的饕餮盛宴之中。数据商业变现催生出各类数字平台企业，并反客为主地控制着诸多实体产业和整个消费市场，进而滋生了各种以数据为壁垒的行业垄断现象，助长了越来越多打政策擦边球、钻制度漏洞的投机势力，对数据资源的管控迫在眉睫。对此，笔者认为，数据资源商业变现是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对数据资源价值的吸收。数据资源资本化的目标绝然不是数据资源商业变现，而是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换言之，数据商业变现可能是数据资源资本化的手段，但数据公益变现才是其核心，而数据要素价值悖论正好揭示了对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逻辑掩饰，认清了金融商业资本对公共价值侵犯和对剩余价值掠夺的本质。
数据资源资本化的路径构建
数据的资本价值认识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根本内涵，是开掘数据之于社会生产与公共服务的整体红利，以数据的要素价值观为基础，以原生数据为价值本体，充分尊重社会大众作为数据源的价值贡献地位，兼顾商业资本的技术服务投入，重构数据资源资本化路径，包括要素价值观、产权结构、交易机制及价值实现模式的系统性重构。
树立以原生价值为基础的数据要素价值观
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数据资源具备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数据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而并行参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属性，可将其称为数据的自然原生性；二是数据可依托技术手段、服务载体和交易规则等被改造运用的可塑性，可将其称为社会后生性。
而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自然也要立足于这两个属性。就自然原生性而言，数据要素蕴含着最一般的广谱性价值，这是从量的维度来看待数据要素价值的，如同分数的分母。因此，凡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反映出来的对象、关系、思维、概念等都是价值数据，它们没有属性和优劣的差别，自然也就不会区分种一亩地的产出数据和一头牛的生育数据的不同，而与之形成映射关系的自然就是所有社会大众，即一般社会大众构成了数据要素原生性价值的创造基础。就社会后生性而言，数据要素蕴含着差异化的个体性价值，这是从质的维度来看待数据要素价值的，如同分数的分子。因此，通过不同能动性反映获得的数据就具备不同的价值，它们会有类别、质量、形态等的差异，如医疗机构对人身体数据加工的结果和裁缝铺对人身体数据加工的结果必然含金量不同，而与之形成映射关系的就是金融资本及相关的不同数据加工者，包括各种机构、组织及个人等。
根据数据要素的属性及其价值维度的分析可知，科学的数据要素价值观应当是：坚持对数据资源“二重性”的属性认识，以数据要素自然原生价值为基础，不断深化对数据要素社会后生价值的创造，探索利于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方式。
构建以要素特征为核心的数据产权架构
数据要素价值的社会性(集体性)是基础，这就意味着其所属关系应建立在社会大众公有的基础上，再细分映射到部分主体。不过，仅考虑数据所有权关系是不够的，数据要素还面临使用、收益、用益等关系，需要围绕要素特征继续丰富其他产权关系。相关研究认为，数据要素具有非排他性、规模经济性、可再生性、强渗透性等新特征(戴双兴，2020)。
在此从其功能实现的视角归纳了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共生性，即数据产生和应用是共生的，它既是社会生活的结果，又作用于社会生活；二是人格性，即数据不仅是物质特性的体现，同时也附带人格特点的表达，具有天然的交互属性；三是多益性，即同一数据可以被不同对象在不同领域使用并变现；四是衍生性，即数据可以经过加工衍生出不同的信息，并在应用中实现增值价值。鉴于此，数据产权已大致可明，就是围绕回到“为谁所有、为谁所用、为谁所益”三个问题构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产权体系。
而结合上文关于数据价值悖论的辨析和要素价值观的厘定可知，数据首先应是为公共(国家、集体)所有，为生产服务主体所用，并以实现公益价值为核心，同时，应当兼顾商业资本在数据要素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附加投入。因此，数据要素产权内涵大致应为：以数据要素公有为基础(国家或公益性集体组织作为公有性主体代表)，赋予使用权条件性让渡，保障数据所有和数据增值开发兼顾的收益权共享。
探索以市场规律为引导的数据交易机制
市场交易是数据要素资本化的结果，也是其实现的途径。按照市场交易的一般规律来看，数据市场交易机制的建立核心是要解决四个问题：交易的对象是什么？交易的主体是谁？数据如何定价？如何保障交易安全？
对于交易的对象，即以商服性数据及产品的使用权为标的，明确公益性数据、商服性数据、特殊数据的类型及划分标准，科学界定公益性数据的公开程度，合理设置商服性数据的交易及适用范围，充分保障数据所有权主体权益，维护社会公益和人格隐私等，坚决杜绝商业行为对数据价值及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对于交易的主体，即为数据及数据产品的使用权人，主要针对商服性数据的交易，要明确使用权的所属，规范约定交易主体完成数据交易后的权力边界，明确因交易行为而形成的权利排除。
对于数据的定价，要以价值规律为引导，充分考虑数据的商业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尊重市场竞价的基本规则，在优先保证程序公平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包括技术创新和机制完善等在内的价值实现方式。
对于安全的保障，一方面是对数据本身涉及的信息安全保障，要从技术运用和制度约束上加强数据加密及防护，另一方面是对数据交易的安全保障，要重点围绕交易过程中的矛盾处置、争议裁决等进行程序和机制的设计，这就需要构建规范可控的数据交易平台。
完善以社会共享为目标的价值实现模式
数据要素的属性、特征及所属关系决定了其价值实现的根本是社会红利的增长。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有商业变现行为的参与供力。因此，这就需要探索完善兼顾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社会价值共享模式。
数据要素价值共享包含三个维度的考量：一是出于对社会集体作为数据所有权主体的权益保障；二是出于对商业资本进行数据开掘的成本补偿，以及作为商业性数据使用权主体的权益保障；三是出于对数据二次开发形成的增值收益调节。基于此，应当探索建立多元兼顾的收益分配机制。可供参考的方式包括：一是征税，对各类平台型、数字型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经营收益征收公共数据使用税；二是收费，对各类从事大数据服务的市场主体收取公共数据资源使用费；三是设立调节金，针对数据交易等商业行为按照一定比例对成交价征收收益调节金。所得的税收、费用及调节金主要用于重建公共性数据库，优化公共性大数据服务，维护私人信息安全等。
建立健全数据资源资本化的制度体系
数据资源资本化是具有内生逻辑和现实必然性的，但数据资源资本化路径的构建不仅需要深刻探析数据要素的本质特性，不断厘清数据商业变现中的价值悖论，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保障。对此，特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建立数据产权保护制度。协同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战略部署，及早开展数据资产确权试点工作，探索数据产权权能即实现的模式和机制，尽快将数据要素纳入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
二是建设数据公共服务体系。探索由政府直接参与或授权社会公益组织开展大数据平台建设，延伸服务职能，不断完善数据管理的体制机制，加快对公益性等数据资源的梳理整合，采用多种方式收归各类数据资产，加大数字型、平台型企业整治，将数据纳入公共性、规范化、平台式管理。
三是健全数据市场生态体系。鼓励并支持数据开掘、数字资产定价、数据收储、个人隐私监管、数据溯源、风险评估、争议仲裁等有关技术和服务的发展，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数据交易市场活动，构建多元制衡的数字生态。
四是完善数字经济法治体系。重点面向个人隐私保护及公共重大信息安全防护所需，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关配套机制，构建较为完善的数字法治体系。
（编辑 尚鸣）
* 李明星，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中级研究员；苏柏瑞，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企业服务经理，《成都新经济》责任编辑；李林建，巴中市恩阳区农民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科明，成都汇科众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20年中国已全面实现脱贫，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未来30多年乡村振兴的宏大战略已徐徐拉开大幕。目前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有序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目前各项保障机制也正逐步完善。
乡村振兴“三步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战略之一。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目标。一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要求“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前这一目标已实现。二是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等。三是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早已在中央的运筹帷幄之中，并与脱贫攻坚目标相互融合。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解决贫困问题后，乡村振兴目标可以比单纯经济层面的增收更加多元化；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延伸，脱贫攻坚要解决的问题是绝对贫困，而乡村振兴是要缓解相对贫困和让农民富起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221元提高到2020年的12588元，6年时间增长了102.3%，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3%的增幅，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跃升受各类帮扶政策的影响较大。2017-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在35%左右，比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一比例低了近6个百分点，这折射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非工资性收入的比例更高。若各类帮扶政策较快退出，有可能出现规模性返贫。
图1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非工资性收入的比例高于农村整体
根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中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是在2017-2019年摘帽的，因此过渡期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
过渡期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和推进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有四个方向的工作：一是加强对重点人群，特别是易返贫致贫人口的动态监测和政策帮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检测，实行分层分类帮扶。二是要更注重就业帮扶和产业扶持，统筹用好公益岗位，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吸纳更多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坚持开发式帮扶。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局介绍，今年脱贫人口就业规模目标不少于3000万。三是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易地搬迁后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在脱贫地区重点建设一批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四是加大对脱贫县乡村振兴支持力度，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支持，支持各地自主选择部分脱贫县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乡村振兴怎么做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应该是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
产业兴旺
2020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23.6%，只贡献了7.7%的GDP，与二、三产业相比农业的生产效率明显偏低，加快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产业兴旺的核心是要提高附加值率。提高农业附加值率，需要注重“两个融合”。
一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和完善利益链，让农民能够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区建设。
推进农业和二三产业融合有几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第二，重点解决农产品销售中的突出问题，加强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营销，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体系，以便更直接地连接农产品和消费者，利润从流通环节更多地分配给农民。第三，和旅游结合，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第四，发展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如近年来不少地方所推广的“一村一品”。
二是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可以协同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第一，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第二，统筹县域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的空间布局，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第三，加快小城镇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挥小城镇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第四，推动在县域就业的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增加适应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房供给。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是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二是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城乡融合之所以要以县域内为重点，我们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避免农村快速空心化。“人口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亿，比2019年抽样调查所得数据2.8亿提高了75%。大量农村人口没有生活在户口所在地，在外工作、求学。县域内二三产业发展了，老家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分人可以选择回到农村老家，在小城镇或者县城工作，从而缓和农村地区老龄化、留守儿童等空心化问题。二是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规模适中，统筹各项规划和执行工作推动起来沟通成本低。三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相比城镇有更集中的公共服务，房价又相比较低，因而县城通常是农村人口进城的第一选择。县域内城乡融合能够有助于解决农村人口进城找不到工作、住房供应不足等问题。
对农业来说，推动“产业兴旺”，重心就是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参考乡村振兴的相关文件，预计以下几个重点方向将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1、保障粮食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201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0.09公顷，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为6.70亿吨，进口粮食1.43亿吨，出口粮食354万吨。如果用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粮食净进口量）来衡量粮食自给率，那么202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为82.8%。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列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条，并且明确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未来要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十四五”时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要稳定种粮农民补贴，让种粮有合理收益；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图2 中国粮食产量和估算的粮食自给率
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保障粮食安全首先要打好种业翻身仗。为此，一是要加强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加强国家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二是要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三是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
2、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农业绿色转型既是居民生活品质提高后对农产品质量有更高要求的体现，也是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大势所趋。
发展绿色农业的重点方向：一是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治产品和技术；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行动，加强可降解农膜研发推广。二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试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三是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地下水保护与超采治理。四是加强示范作用，在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建设一批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县，支持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3、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第一产业除了通过绿色转型等方式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外，还需要和二三产业融合，形成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围绕提高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建立指标体系，加强资源整合、政策集成，以县（市、区）为单位开展创建，到2025年创建500个左右示范区，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
除了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外，“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也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方向。
2005年11月，农业部开始推动“一村一品”工作，2011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截至2020年已推介和认定3274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经过多年的建设，示范村镇的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亿元村达到136个、10亿元镇91个。其次是主体不断增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达到7.4万家。三是业态类型丰富，50%以上建设了加工流通、批发市场和电商交易平台。四是品牌效益明显，注册商标达1.46万个。五是参与农户增多，参与农户超过400万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9万元。
地方政府应在推动“一村一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是提供研究、人才培养、市场建设和金融支持等服务，如成立农林渔业产品加工指导中心、试验站，举办产品展销会、促销恳谈会等；二是协调、组织各村的特色产品生产，避免出现一蜂窝而上后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
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包括三方面的要求：一是生活环境改善，二是基础设施齐全，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提高，并逐步与城市趋同。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距离生态宜居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基本靠财政资金投入。
近年我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在3%左右，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约7%，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在25%左右。这些比例之间的差异，也能侧面反映农村地区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短板。
根据已颁布的乡村振兴相关文件，生态宜居建设的重点方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处理能力还很落后。根据住建部数据，2016年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为65.0%、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为20.0%，而这两年县城对应的比例分别为93.0%和87.4%。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对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有涉及。要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进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利用，建设一批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理利用设施。
继续有序分类推进农村厕所革命。2017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81.8%，仍有进一步提高空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研发干旱、寒冷地区卫生厕所适用技术和产品，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户用厕所改造。
改善村容村貌。2021年全国要基本完成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明确村庄布局分类。积极有序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对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尽快实现村庄规划全覆盖。对暂时没有编制规划的村庄，严格按照县乡两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用途管制和建设管理要求进行建设。编制村庄规划要立足现有基础，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针对近年部分地区出现的村庄强制性合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乡村建设是为农民建设，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刮风搞运动，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
到2023年，农村房屋要完成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基本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民出行不便等问题。
2、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是道路工程。2019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道路建设的资金规模为218.9亿元，增长缓慢，甚至低于2014年的235.0亿元。
建设乡村道路的资金来源，要继续通过中央车购税补助地方资金、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券等渠道，按规定支持农村道路发展，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资金投向方面，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有序实施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加强农村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和村内主干道建设，推进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
图3 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农村道路建设的资金规模增长缓慢
二是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改善农村用水环境。2019年全国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例为78.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到2025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88%。为此需要加强中小型水库等稳定水源工程建设和水源保护，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工程标准化改造，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作为配套政策，还要完善农村水价水费形成机制和工程长效运营机制。
三是推动能源清洁转型。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加大农村电网建设行动，全面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推进燃气下乡，支持建设安全可靠的乡村储气罐站和微管网供气系统。发展农村生物质能源，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
四是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农业农村遥感卫星等天基设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3、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公共服务除了前面提到的道路、供水、能源、数字乡村外，还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显著。就拿医疗来说，2003-2018年，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从23人增加到46人，而同期城市的这一指标，是从49人增加到109人。城市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相比农村的倍数，从2.13倍提高到2.37倍。
图4 城市和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对比
城乡间在教育服务方面的差距较小。以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例。1997-2019年，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从297元提高到1.32万元，同期全国普通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从368元提高到1.40万元。农村小学和全国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从1997年的80.8%，逐步提高到2013年的高点98.4%，显示在农村小学教育上的财政投入力度稳步向全国平均水平靠近。但从2014年开始，两者比例呈现下滑趋势，表明财政资金在农村和城市的小学教育投入上又开始分化，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弱于城市。
图5 农村小学和全国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从2014年开始下滑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未来的方向明确了，但考虑到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际差距，实现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育方面，要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轮流轮岗，支持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
医疗方面，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提升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健康管理水平。加强县级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县级疾控机构应对重大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加强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实行医保总额预算管理。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理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和个人缴费标准，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社会保障方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的关爱。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
乡村振兴保障机制
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尽管两者并不冲突，但平衡好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与避免农村出现空心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乡村振兴的远期目标是在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用30年的时间去实现一个宏大目标，就需要一些制度层面的保障。
第一，立法先行。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审议通过，6月1日正式实施。第九章“监督检查”明确了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其中第73条明确了对相关责任人处分、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的情形。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障。
第二，资金倾斜。乡村振兴需要的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投入，从经济角度看对市场化资金的吸引力并不强。因此，这需要政府所主导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
目前出台的乡村振兴相关法律和文件已做了相关部署。《乡村振兴促进法》第50条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保障用于乡村振兴的财政投入，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第61条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调整完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第62条指出国家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64-66条则是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一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三是建立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第三，人才支撑。和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目标更多元化，对人才的要求也更高。《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三章共5条，都是关于“人才支撑”的。国家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各级政府统筹农村教育和加强农村医疗队伍建设，培养农业科技、经营管理、法律服务、社会工作等专业人才，鼓励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建立健全城乡、区域、地校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编辑
杨利红）
西方现代媒体和新闻领域有很多教条，成为牢不可破的基本规则。如果我们能够认清它的真实来源，就能理解这些规则的深层基因，从而认清它现实表现的固执与荒谬。
现代传媒的宗教起源
在中外新闻史的著作中，都将现代新闻史源头认定为古登堡（1398-1468年）发明活字印刷机。如果要找更古老的源头，新闻史只会在古罗马、古希腊找若干例证。现代新闻史、媒体史一个共同特征是跳过了中世纪时期1000年左右。
现代新闻史有两个褒贬明显的概念，一是宣传（propaganda）属贬义，意指自上而下的灌输；二是传播（spread），基本是褒义，意指自下而上地发布客观公正的消息。这两个概念的对立，源自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宣传”很长时间里特指天主教会，“传播”是反对天主教的新教自诩。然而，天主教从罗马帝国时期处于被镇压的地位，到中世纪已传遍整个欧洲，其实是很成功的“传播”。新教一开始处于被镇压的处境，与当年天主教没什么差别。等到新教在局部得势、占据主导地位后，它同样变成自上而下的
“宣传”。因此，“宣传”与“传播”的褒贬，完全是对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立场上的解释。由于与新教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占据了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它的强势话语权，导致当时将不符合新教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指为“宣传”，标签化本身成为资本主义媒体最成功的宣传手段。
古登堡印刷机的一个成果是印行了180本拉丁文《圣经》。在此之前所有《圣经》都是手抄本。英国人威克里夫（1328-1384年）第一个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由于当时没有印刷机，他所翻译的《圣经》传播不广，影响也不大，但教会依然对他恨之入骨。威克里夫生前虽逃过了罗马教廷的惩罚，死后还是被开棺焚尸。印刷机出现后，英国人丁道尔（1494-1536年）又开始翻译《圣经》，他不是从拉丁文翻译，而是依据希腊文版翻译《新约》，结果丁道尔被教廷处以绞刑，死后焚尸。欧洲宗教改革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他用的母本也是希腊文本，他也被教廷开除教籍。宗教改革另一位风云人物——法国的加尔文对《圣经》做了大量法文注释，他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来自希腊文和希伯莱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教廷眼中都是罪不可赦的异端。
中世纪的欧洲识字的人不多，懂拉丁文的人更少，多为天主教僧侣和少数贵族。拉丁文《圣经》是教廷的标准范本。翻译《圣经》都需要获得教廷同意，私译《圣经》是重罪。教廷对翻译《圣经》的限制保证了对《圣经》解释的垄断，即话语权垄断。将《圣经》翻译成民族语言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主权意识萌发与教廷政教合一权威产生冲突。古登堡时期，德国识拉丁文的只有几千人，到马丁·路德时，能识拉丁文已有40万人。这成为新教对抗罗马教廷的群众基础。冲突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对《圣经》的解释权。用民族语言翻译拉丁文《圣经》本身就带来理解和解释问题，而宗教改革的核心人物跳开拉丁文《圣经》，用貌似更古老的希腊文、希伯莱文《圣经》作为翻译母本，更是对教廷话语权垄断的直接否定。今天司空见惯的“言论自由”概念，源头就是争夺《圣经》的解释权。
现代传媒包含了机构、载体和成员：教会组织是机构，星罗棋布的教堂是载体，高高在上的僧侣是成员。古登堡之所以对现代传媒非常重要，是因为他开创了纸质传媒以及科技创造新传媒手段的先河。如果把古登堡之前的欧洲教会时代看成是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口头传媒，就很容易理解两者之间的异同。当时教会口头传媒内容形式都被严格规定并完全一样，甚至规定夫妻生活的姿势。现代传媒如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会深入每个家庭、每个人。而中世纪，欧洲绝大多数人都会定期上教堂，聆听主教、神父们的教诲，如同定期播出的栏目。人们也会在不定期去教堂，向神父们单独咨询、解惑，恰似现代传媒与读者、观众的互动。现代传媒与教会口头传媒在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灌输，其外在差别在于传媒手段不同，现代传媒理论将其认定为贬义的“宣传”，等于肯定了它的传媒性质；内在差别在于经济基础不同。
言论自由与宗教改革
西方政治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第三等级”，又叫市民阶层。比它地位高的第一、第二等级是僧侣和贵族，比它地位更低的是自耕农、农奴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要么自身属于第三等级，要么是为第三等级代言，获得第三等级的拥护。新教私自翻译、印刷、偷运、贩卖印刷版的民族语言《圣经》，背后主要是第三等级的支持。为遭受教廷威胁、东躲西藏的新教改革人物提供藏匿条件、生活资助的也是第三等级。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教政权后，向法国频频派出新教传教士，利用商人的长途贩运马车、驿站，类似地下工作的交通线。天主教的法国为此向日内瓦抗议此类“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日内瓦回答称他们保持中立，只是奉行言论自由。但是，日内瓦的加尔文教派不断培养新教传教士并派往各国的行为，激化了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并引发多次宗教战争。
第三等级为何与第一、第二等级产生强烈冲突呢？
基督教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欧洲中世纪时期，全社会都充斥狂热信仰。基督教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救赎”，罗马教廷的官方解释认为，那些抛弃世俗生活，在修道院克制世俗欲望、专心服侍上帝的神职人员最容易上天堂；其次是贵族，他们听命于教会，还可以购买赎罪券来消除罪孽。而第三等级则很难上天堂，即便他们购买了赎罪券。这是第三等级人士对罗马教廷感到失望乃至仇视，甚至爆发流血冲突的重要原因。
宗教改革思想表达了第三等级的心声，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就是说只要真诚信仰上帝便能得救，这和天主教认为只有远离世俗、保持圣洁才能得救的主张正相反。此外，新教提出“信徒皆祭士”，也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由少数神职人员解释《圣经》的话语垄断，认为每个平民信徒都可以自由解释《圣经》。
面对第三等级意识形态的崛起，罗马教廷采取了一系列严酷手段，包括开除教籍、火刑等。古登堡印刷术出现之前，教廷监控思想的手段包括在酒馆偷听、鼓励告密、神父利用信徒的信任告发等。古登堡印刷术出现后，罗马教廷又首先采取了书报事先检查制度，并提出“教皇无谬”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极权主张。然而。罗马教廷的严厉手段未能阻止第三等级对天堂的向往。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等等的背后，就是第三等级人士坚信自己也能上天堂的宗教狂热，并导致欧洲一系列漫长、残酷、血腥的宗教战争。言论自由就是宗教异端反抗宗教正统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欧洲历史上第三等级或者说工商业资产阶级长期存在，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教会和王权对于资产阶级实施了有效的管控。那么，为何从15世纪开始，教会和王权对资产阶级的约束日益无力了呢？
今天的罗马教廷拜墨索里尼所赐，只有梵蒂冈那么一个城中城，而历史上罗马教廷曾经拥有意大利中部相当大面积的一个“教皇国”。但教会财产远不止此。中世纪挂着“神圣罗马帝国”头衔的“德国”是一盘散沙，大小邦国林立，伏尔泰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原因在于，罗马教廷控制了德意志大量土地和财富，使得王权对抗教权的能力下降。那时的德国人悲叹自己不过是“罗马教廷的奶牛”，几乎无条件地供养着罗马教廷的奢靡浮华。这也是宗教改革在德国首先发起的重要原因。法国天主教会掌握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地产和房产，沙俄东正教会拥有的土地财富差不多也是这个比例。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世纪的本质：教会通过掌握大量土地财富，建立和维护了与土地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加上贵族的分封领地以及少量自耕农和大量农奴都在相同的土地财富体系中，适应了教会同样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因而，即便第三等级、资产阶级早就存在，但他们的财富不足以抵抗教会与贵族的联手。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其实只是资产阶级对自身命运的哀叹。教会和贵族并不认为它是黑暗的，反而认为那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巅峰。直到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动摇了财富平衡。
达伽马、哥伦布等人开创的大航海时代，打破了土地财富的至尊地位。达伽马开往东方的一条武装商船，如果能安全返回欧洲，利润高达60多倍。西班牙在美洲大量掠夺金银，世界最大银矿——秘鲁的波托西被挖成了马蜂窝，成为数百万奴隶的葬身之地。殖民地遍地开花的种植园不再是欧洲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而是需要加入世界经济循环的单一经济体。
前往海外探险的，最初大都是渴望财富的第三等级。后来形成今天美国的大批家庭型移民，其主体是在欧洲受迫害的新教徒，也就是第三等级。大航海之后，第三等级可以在欧洲之外获得远高于欧洲土地回报的财富，从而有能力扩大投资工商财富，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财富性质的巨大变化，使得资产阶级过去在欧洲等级制度下被压制的局面逐渐得到改观：源源不断的工商财富强力支撑了资产阶级话语权，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量变引发质变，资产阶级终于从仰人鼻息的第三等级变成睥睨天下的社会中坚。在此转变过程中，新教与罗马教会的关系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逆袭的主战场。
罗马教廷将新教视为异端，加以种种迫害手段。新教大批“殉道者”是言论自由的追求者，他们将罗马教廷视为“敌基督”，不共戴天。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是在这种绝对冲突中产生，导致很多绝对化原则延续至今。例如，教会话语垄断的财富基础是土地。包括罗马教廷的“教皇国”直属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所拥有的土地财富都不是私有财富，而第三等级的财富完全是私有。因此，新教与罗马教廷冲突对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反对公有财富，以至于宗教改革运动时大量没收教会财产，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以私有财富为基础的价值观竭力反对罗马教廷以公有财富维持的意识形态。如果把教会建立在公有财富基础上的传播系统视为公有媒体，就很容易理解资本主义以私有财产反对公有财产，将私有媒体与公有媒体贴上道德标签并延续至今的深刻动机。
马克斯·韦伯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延续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新教主张，直接宣布第三等级工商阶层赚钱就是为上帝服务，赚钱既是个人能得到救赎的证明，也是为上帝增添荣耀的行为。当天主教说只有远离世俗、清心寡欲的圣洁生活才能得到拯救时，马克斯·韦伯则彻底颠倒了天主教教义，及其悠久的苦修、隐修传统和“贫穷光荣”的观念，从而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转变：赚钱光荣。富人的社会地位由此改变。以富人为社会榜样的价值观与私有媒体傲视一切的地位完全一致，媒体本身也成为赚钱光荣的市场化、商业化模式。
中国人理解的世俗，大致是非宗教的含义。但在天主教世界，世俗并非脱离宗教，只是在宗教分工和等级上处于较低位置。所以，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等信条，其实是将原先地位较低的世俗分工加以神圣化。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被牢固确立：第三等级以世俗工作为天职，为上帝荣耀而赚钱，地位高于清心寡欲的修道院生活。从事以赚钱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由此被神圣化并被赋予道德价值：赚钱是善，不赚钱是恶。因为不赚钱就不能荣耀上帝。异教徒的“闭关锁国”尽管对世界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但因为妨碍基督徒赚钱，所以用坚船利炮打上门就是符合上帝旨意的。
将世俗和经济发展神圣化、道德化，延伸到媒体的结果是：市场化、商业化的赚钱媒体是善，而非市场的、受补贴的媒体是恶。由于罗马教廷的传媒是非市场的，
“不赚钱、没效率”，也成为恶。在新教资本主义那里，将赚钱盈利意识形态化，成为善恶标准的道德判断，以致可以不顾事实和理性，因此，商业化私有媒体即便有缺陷也可以宽容；而非商业化的公有媒体则无需任何分辨，总之一无是处。
美国清教徒的核心理念
18世纪末发生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尽管两者相似，但本质不同。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出现两个方向，其中之一是用理性代替宗教。法国大革命有一句口号：“用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吊死国王”，它既反等级也反宗教。而美国建国时，清教徒占人口70%多。清教徒是新教中最极端的那部分人。美国革命早于法国革命，更多延续了宗教改革只反等级、不反宗教的精神。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以及苏维埃革命是启蒙运动反宗教倾向的结果。相反，在资本主义最强大的美国，共产党却很难得到发展。迄今为止，美国依然是西方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
美国清教徒拒绝启蒙运动反宗教倾向，使得美国很多政治理念虽穿着世俗外衣，内核则完全是宗教原则。例如公民社会、社区自治，同时贬低政府、抑制权力等，完全源自新教历史和教义。由于新教诞生时，长期受到罗马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双重镇压，因而强化了他们反对一切权力、要求社区自治的主张。新教一方面基于宗教自由而反抗罗马教廷，另一方面基于基督教“人性恶”的主张而反对世俗政权；如果政府不可避免，那只能是“必要的恶”。美国的核心政治理论都建立在这个逻辑上，最底层的基石就是宗教观念。如果这块基石松动或改变，例如中国儒家历来主张的“人性善”，美国政治理论的大厦就会倾斜或坍塌。
新教特征延伸到现代媒体，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思想自由的本质就是宗教自由。然而，每一个宗教都是排他的，因而，建立在宗教自由基础上的新闻自由，表现出“只肯定自己的自由、否定异己者自由”的特征，也就是所谓双重标准。如果我们理解了美国政治理念的宗教基础，就可知“双重标准”实际上是美国的遗传基因。
由于神权高于世俗权力，因此世俗政权需要内部三权制衡以防止其作恶。而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实际上相当于世俗政权之外的神权在监督世俗政府。由于神权属于上帝，因此媒体不需要监督、不应该被限制，媒体可以为所欲为。所以“第四权力”的媒体又被称为“无冕之王”。
虽然美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但它与启蒙运动的“政教分离”完全不同。启蒙运动基于否定宗教的前提，政教分离意味着：宗教不能干预政府。而美国政治从来没有否定宗教，因此，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本质是：政府不能干预宗教。两者完全相反。落实到媒体制度上就是：政府不能干预新闻自由。
免费私有媒体是对罗马教会的抄袭
古登堡印刷机出现以后几百年间，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媒体大都是收费的。19世纪出现了一种报纸，在英国叫“便士报”，在美国叫“美分报”。一分钱的报纸很便宜，几乎等于免费。资产阶级媒体从收费到免费，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19世纪，工业化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城市化率已高于50%，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再也不是少数人的价值观，资产阶级要统治世界，必须向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反对者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便士报”“美分报”应运而生，与之相伴的是广告。广告成为资本主义媒体最重要的生存方式。
美国联邦宪法要求政教分离，细节之一是政府不能资助任何宗教教派。因此，所有宗教生存都必须“找市场”。当年洛克菲勒饱受攻击时，他捐钱建了一个教堂，对洛克菲勒的批评之声就没有掀起巨浪。这个举动类似其他资本家拥有私有媒体。教堂和私有媒体都是掌握话语权的关键，私有媒体靠广告生存基本等于教堂靠大额捐款维持。为什么“便士报”“美分报”一定还要收最低的“一分钱”？这是资本家对宣传效果的考核。美国教堂很多都靠教徒及吸引听众来获得捐款以维持教堂运作，信众人数的多寡，是教会发展是否成功的最主要标志，也是教会能够得到捐助的依据。同理，“美分报”尽管只收一分钱，但是它作为发行量的依据，如同教会信众人数一样必不可少。美国教会靠广泛吸引和精确收割的生存方式，完全移植到媒体，而且成为商业销售的基本模式。不顾对方意愿、不顾他人隐私的美国式商业推销，本质上与传教一样；很多商业网站用小恩小惠，对“推荐朋友”“拉人入伙”实施奖励；很多新兴创业最关键的一步是“聚拢人气”；传销、庞氏骗局等等，成功的核心都在于用“话术”拉人入伙。中世纪罗马教廷依靠大量土地财富对民众做最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现代资本主义依靠大量广告对民众展开无孔不入的宣传攻势。
随着技术发展，进入电视和网络时代，连“美分报”的最低象征性收费都不需要了，媒体进入彻底免费阶段。私有媒体对于资产阶级价值观宣传效果的考核，电视时代是“收视率”。有意思的是，西方乃至全球如此巨大的电视市场，收视率调查机构只有两家，最终还合并了。而且收视率调查公司的资本权利最终与广告公司融在一起，也就是说，私有媒体宣传效果的好坏，如同当年罗马教廷一样，裁判员和运动员成了连体。因此，免费媒体时代说私有媒体是市场化、商业化生存，其实是一个谎言。
媒体主要收入靠广告，意味着私有媒体是被资本家、资产阶级豢养的仆役。中世纪教会因土地供养而塑造僧侣、贵族为社会英雄，现代资本主义媒体靠广告供养，将富人和财主塑造成社会榜样和中坚。
2018年，美国好莱坞北美总票房118亿美元，观众约13亿人次。美国四大体育联赛年收入分别在50亿-150亿美元之间，观众约6亿人次（含亚洲）。美国四大电视网最兴旺时，年收入分别在150亿-280亿美元之间。如果我们把上述活动都看成是宣传方式，很容易得出结论：美国的大众传媒规模世界第一。然而，在美国国内，他们只是宣传的小儿科。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2012年，美国教徒向宗教机构捐款745亿美元；含非宗教徒的所有个人向宗教机构捐款1000亿美元。
按44%的美国人每周上教堂推算，美国每年上教堂人数超过78亿人次。南北战争后，美国教堂密度为每532人一所教堂，目前约为每1000人一所教堂，与美国建国时期持平。美国的电台、电视台至少有10%是纯宗教的；美国宗教出版物每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美国有几十万个宗教网站；绝大多数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超过花在体育方面的10倍以上。粗略地说，美国宗教宣传的规模大体上与所有大众宣传的规模总和相当。他们的经济基础大体一致，都是富裕工商阶层的捐助，不同在于，教会接受中产阶级的小额捐款较多，大众传媒接受富人的广告赞助更多。所以，美国的教堂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美国的私有媒体也是资本主义的无形教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美国的媒体制度、媒体理论和媒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等诸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结语：中国媒体的现实紧要问题
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资本主义都明显遵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则。当两者不匹配时，社会就容易失稳甚至颠覆。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既不是完全公有制，也不是彻底私有制，而是公有、集体、私有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如何与媒体理论、制度相适应，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编辑 季节）
倾注经济发展建设美好边疆
1980年9月至10月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在新疆慰问期间，深刻感到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局势、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赴疆归来后，他在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说：“新疆占我国版图的1/6，是我国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省区之一。新疆雪山积雪径流量就有千亿立方米可供贮留引灌，石油、天然气、水力、煤炭蕴藏量都很丰富。工农业生产建设现已有了一定基础。只要奋发图强建‘四化’，全力发展生产，对稳定整个政治局势，是重要关键。因此，要把新疆工作的着重点放在建设及开发上。”
1981年1月5日，在中央召开的新疆问题座谈会上，王震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建设的历程，满怀激情地说：“要让新疆成为中国最好的、最富裕的、最美丽的地方！”第一次赴新疆返回后，王震即向中央建议由十多个部委抽调专人，组成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对口考查新疆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中央批准了王震的建议。
1981年5月中旬，王震作为中央巡视团团长，亲率七位副部长和几十名部门领导、专家成行。
在赴新疆的飞机上，王震向随行的中央各部委的领导、专家深情地回忆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勉励他进疆后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情景，介绍了新疆的历史和现状；要求大家要不辞辛劳，尽心竭力，为新疆的经济建设作贡献。
到达新疆后，各个专业调研组分赴新疆各地调查研究历时一个月，分别对开发新疆的水利、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产资源，加快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部门现场办公，当即解决问题；有的返回北京后向所在部委汇报，迅速开展研究，上报列入国家“六五”计划。
王震先行听取了近四个小时的汇报。他说，新疆的经济建设，要立足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要指望一切都靠国家的支援，请求国家解决的应是新疆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而自己又解决不了的。
在王震的亲自安排下，从6月17日至7月6日，新疆赴京汇报组先后向国家计委等十多个部门作了汇报。通过这次汇报，较快地解决了新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林业、商业、人才等六个方面的20余个问题。对事关新疆经济建设全局的重点项目，王震都是直接过问，千方百计促成。
当时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时期。当王震得知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大化肥项目于1980年11月列入停缓建项目时，十分着急。1981年5月19日上午，王震来到施工现场。当看到花费2.3亿元人民币从日本、荷兰购进的成套设备堆放在40公顷施工现场的简易仓库内或露天摆放，从四川等地调集的二千余名专业施工人员无所事事时，心里更是“上火”。他深知，新疆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该项目建成后，全疆每年仅增产的粮、棉、油、甜菜等便可达十多亿元，农业产值可增长30%以上，每年可增加工业产值1.8亿元，向国家多缴利税近一亿元。王震挥着手杖“咚咚”地敲击着地面：“我要骂人哩！我也知道，骂人不文明。这样停缓建，长此以往，两个多亿的设备就会变成一堆堆废铁！几千名施工人员还得发工资。不一鼓作气建成，损失太大！国民经济要调整，但决不能一刀切。”接着，王震要来纸笔，急速写道：“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各同志：新疆建大化肥计划已是20年了。现在设备基本进入厂址，加强领导，加速施工，讲求质量，动员建设。以增加粮、棉、糖、油、肉、奶人民生活必需物资，以巩固国防，振兴中华。切切此令。”
返京后，王震又向国务院有关领导详细陈述了续建的理由。不久，新疆大化肥项目工程正式开工。1982年6月3日，王震又一次亲临视察了这项工程。1986年7月31日，大化肥装置一次试车投产成功。从锅炉点火到出化肥尿素，只用了102天，与国内同类装置比，试运行时间最短，国内投资比预算节省了二千余万元。闻此喜讯，王震特致电祝贺。目前，这一建设项目正在新疆工农业生产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震还批示或直接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了乌苏至阿拉山口段北疆铁路第二期工程列入1988年国家计划和240双公里正线钢轨、60双公里站线旧轨等问题，加快了北疆铁路及“欧亚大陆桥”的建设进度。
南疆铁路、南疆油田、可可托海铜镍矿和黄金开采等，都凝聚着王震的心血。对看准的工农业新技术，王震则奔走呼号，全力推广。
70年代以来，王震积极倡导石河子垦区进行地膜植棉试验。1981年1月12日，王震在视察石河子垦区时，得知地膜棉试验田亩产270斤时，非常高兴。他亲自到田间察看，又召集科技干部和垦区领导座谈，对石河子垦区领导说：“地膜栽培省水，发育早，杂草也长不出来，病虫害少，要大力推广。甜菜也可以试验地膜栽培。对地膜要注意回收再用，不行就回收再生，不要污染土壤。”
在接见石河子新湖农场场长黄金山时，王震鼓励他将当年3.5万亩棉田全部改种地膜棉。当黄金山担心太费工时，王震说：“你们原定1981年棉花亩产70斤，搞地膜可以翻番甚至更多，利润相当可观。你们有20多万职工，劳动力充裕，完全可以做到。”王震又专门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给新疆垦区安排了农用薄膜。
1981年8月13日，王震陪同邓小平来到石河子总场一分场视察。望着近一人高长势喜人的地膜棉，邓小平称赞说：“王胡子你来新疆带了个头，把地膜推开了！”
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王震以老军垦的名义签订合同鼓励职工生产》为题报导了新湖农场全面丰收，首次盈利的喜讯：“新湖农场从1963年建场以来，连续18年亏损。1981年在王震同志的亲切指导和巨大鼓舞下，全场上下齐努力，大搞科学种田，采用地膜植棉，一年扭亏为盈。全年生产利润达四百多万元。仅棉花一项就盈利232万元，超过与王震同志签订的合同书上150万元的利润指标。”奎屯农垦局地膜棉也取得大面积高产的好成绩。接着，王震又专门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信，建议在全国普遍推广，从而把棉粮以及蔬菜等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王震为加强新疆同内地省市区，同港澳台地区，同日本、欧美国家的经济技术协作，扩大新疆的对外开放而尽心竭力。王震指示新疆组派精干的参观访问团、经贸洽谈团、高新技术和资金项目引进团赴内地、港澳台和国外扩大交流，加强合作。他到深圳等经济特区考察，到日本、美国访问时，总不忘鼓励国内外企业到新疆投资。他还直接促成新疆兵团向日本北海道派遣数百名研修生，从日本引进先进纺织设备改造新疆纺织企业。
1984年6月30日，王震亲自陪同日本前外相伊东正义等32位日本知名人士赴新疆访问，考察洽谈有关项目。
新疆天山毛纺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纺织行业第一个大型中外合资企业，王震对这一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支持关注，协调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到王震去世时，天山毛纺厂已五次荣获“全国十佳中外合资企业”称号，产品屡获金奖，畅销国内外。
王震关心新疆的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他说，新疆是全国的几大牧区之一，畜牧业也要大发展。牧业生产要实现机械化，畜产品加工，特别是肉食品、奶制品加工要尽快实现机械化。发展畜牧业不能只靠天然草场，还要发展牧业水利，大搞人工草场，搞好草原基本建设。王震还指示，汉族群众要多养猪。猪繁殖快，一年两窝，一窝七八头。要养牛，有肉牛也要有奶牛，这样既可喝奶、吃牛肉，又可增加肥料。还要养鸡、鸭、鹅和兔、水獭、旱獭等。要培养畜牧专家，引进胚胎移植新技术，要发展生物学工程、遗传学工程，要搞体外繁殖。王震还说，新疆要成立一个葡萄酒研究所，要搞一个全国第一流的葡萄酒厂。
王震关心新疆的科技教育事业。他多次说过，科技教育事业搞不好，新疆经济建设事业就没有后劲。视察期间，他多次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等十多个科研教学单位和数百名专家交谈，勉励他们为新疆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在他的直接关怀下，1982年10月，新疆石油学院正式恢复挂牌。目前，学院已培养出上万名专业人才，活跃在疆内外大小油田和化工企业。
王震还提出：新疆名胜古迹很多，发展旅游业大有可为。要注意保护旅游资源，不要把王母娘娘洗脚盆里的水(指天池)弄脏了。他的这些指示和设想，现在已经或正在新疆落实。
鼓励扎根边疆 忠骨播撒天山
改革开放后，新疆与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加上新疆社会局势一度不稳，一些人不安心新疆，要求调回内地，有的科技人员也已“孔雀东南飞”。
从1980年11月初开始，阿克苏地区数千名上海支边青年聚集在阿克苏市区，要求迁回上海。
11月15日晚，王震打电话给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说：“请转告阿克苏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闻他们聚众闹事，甚表不安……上海知青是我亲自办理入疆的，我要自始至终对国家的支边青年依法负责到底。”11月19日，王震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报告：“我本人请求前往进行安抚，遵循国家政策法纪，妥善处理。”中央考虑到王震10月中旬才从新疆回来，不久前又作了膀胱癌手术，身体虚弱，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决定由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前往调解。12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阿克苏上海支青闹事问题，王震再次请求赴疆。
1981年11月8日，王震飞抵乌鲁木齐。14日、16日，王震两次与几十名上海支边青年代表座谈。不少人说，现在雷锋精神不吃香了，南泥湾传统被说成了“老皇历”没人再提倡了，共产主义精神也不讲了，甚至连爱国主义精神也被淡漠了；部分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带头把孩子调往内地或安排到非生产单位，造成极坏影响。这些现象的产生致使部分青年迷失了正确方向，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
进一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王震语重心长地说：“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煤炭比山西还多，塔里木盆地是全国少有的富油富气宝地。还有广大的土地资源。新疆面积占全国的1/6，而人口只占全国的1%，从内地动员一部分青壮年和知识青年来开发新疆是正确的，你们进行的事业是光荣的。
“上海青年到新疆已经十七八年了，和解放军、老垦荒队员一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过去的荒滩、沙漠、盐碱、沼泽建设成了美好的田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新疆农垦系统总人口有220万人，耕地面积占22%，1980年总产值占全疆的23%，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上海也在搞经济调整，还有很多待业人员要安排。你们这么多人回去，上海受得了吗?当然，国家也要关心你们的生活，关心你们的实际问题，该解决的有可能解决的还是要解决。你们现在辛苦一些，是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过得好一些。中华好儿女志在四方，你们要爱社会主义，爱自己的祖国，要有雄心壮志，要有远大抱负，要建设好新疆，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上海青年要为上海人、为中国人争气，要为上海留下一篇光荣的历史。”
王震的讲话感人肺腑，引起强烈反响，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此后，不少人给王震来电来函表示：青春无悔安心边疆，艰苦奋斗奉献终身。
对不安心边疆的老同志，王震同样进行甚至是更严厉的批评。1981年8月，王震在新疆视察期间，一位当年随王震一道长征后又一起进疆的老同志前来看望王震，当王震听说这位老同志在1974年就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后，便劈头盖脸地批评说：“你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你就一定要死在家乡呀？战争年代，谁想过自己的骨头一定要扔到哪里哟！哪里不能埋忠骨。西汉的张骞到过新疆，东汉的班超，班超的儿子班勇，清朝的林则徐以及左宗棠，都曾来到新疆。这些封建社会的爱国志士都能不畏艰险和路途遥远，西出阳关，来到边塞，为开发、繁荣和保卫边疆尽心尽力，我们有的老战士、老党员却开起了小差！”
这位老同志被批评得满面通红，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做自我批评！我还有三个孩子在新疆，我向您老保证，我一定教育他们安心新疆，扎根新疆！”王震这才说：“好，咱们一言为定，你一定要‘将功补过’！”
在新疆每次重要的讲话中，王震都要勉励汉族同志热爱边疆，把新疆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经常引用左宗棠驻守新疆时同乡所赠诗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鼓励大家在祖国西北边陲建功立业。
1982年10月，《光明日报》刊载新疆大学副教授夏熙提出的报纸应加强对默默无闻在祖国连续奉献多年的“老边疆”进行褒奖的建议，王震看到当即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信，信中说：“我极赞成在新疆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发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子子孙孙定居边疆，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边政策，有如移民实边、屯垦戍边、屯垦实边，援助和团结边疆各民族，共同建设和繁荣边疆。中华民族古代先人，诸多学士、军人、巾帼英雄与边疆中华各兄弟民族结识交往，结姻亲戚，这种可歌事迹见之史书，闻之民间传奇，观之戏剧者凡多。我愚不能文，特请贵报报导或作文以赞扬歌颂‘实边’、‘戍边’的爱国主义者。”
接到王震来信，《光明日报》遂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报导。1982年12月底，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期简报中刊登了新疆兵团团委副书记曹国琴热爱边疆的简要事迹。曹国琴原是上海复旦中学的学生会主席，1963年，她和31名同学放弃了留在繁华上海和考大学的机会，主动申请到塔里木军垦。1980年前后，很多人要求返城时，曹国琴坚定地说：“我不后悔，永远也不后悔，因为我们走过的这条路并没有错。我们离不开新疆，新疆也需要我们。正是边疆的艰苦环境磨练了我们的意志，看到新疆逐步繁荣起来，我们这些老知青都非常高兴，因为这繁荣中也有我们一份辛勤。”曹国琴还多次表示，“愿将忠骨埋天山”。王震看后十分高兴，指示秘书打电话给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建议要好好宣传这一典型，大力提倡“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
1986年10月，他得知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张希钦、工程兵副司令员徐国贤、成都军区原副政委金忠藩结伴退休后在新疆安家，十分欣慰，提笔给这三位原三五九旅老战士写信，信中说：“你们把天山当成家乡和归宿，是光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公民。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王震强调：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另一方面各级领导也要关心群众疾苦，为扎根边疆创造条件。
1984年3月3日，王震在看广播电视部总编室的《情况》时得知，新疆汉族干部不安心新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经济负担较重。1960年，新疆自治区取消了15％的边疆津贴，而其他边疆省区仍有边疆补贴；新疆的生活补贴是按1953年的物价定的，而当时物价已涨了十几倍。新疆的汉族干部职工在内地大都有亲人，他们回内地探一次亲一般花费都在千元左右，但其中报销的路费仅有200多元。王震立即在《情况》上作了批示。1988年，中央正式批准新疆恢复边疆津贴。王震鼓励兵团对居民住房建设进行改革，提出实行自建、互建或自建公助的办法。1985年春，他召集兵团领导同志商议此事，提出“在住房问题上应是以连(排)为统一规划，在有利于武备的前提下，帮助军垦职工自建家园，逐步形成以团部为中心，平战结合的现代化小城镇群，以促进生产发展、职工生活改善，有利于边防的安全和巩固。”
在王震深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兵团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深处建起的二百多个小城镇，以独有的风姿屹立于天山南北。兵团的教育、科研、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为各族干部职工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1993年4月5日清明节，上午11时30分，王震将军的骨灰伴随着鲜艳的月季、菊花和玫瑰，缓缓撒落在大雪初霁、晶莹夺目的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
人们清楚地记得：1980年10月16日，王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新疆”的长篇文章。文章中说：“革命岂须桑梓地，青山处处埋忠骨……在我们党召开十二大的时候，倘若我还活在人间，我将申请辞去党的领导职务，退休到新疆来，和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繁荣、昌盛而奋斗到底！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在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同新疆各族人民共享欢乐，同庆胜利。”
人们清楚地记得：1982年6月2日，王震在接见新疆兵团部分领导干部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龄。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离休到你们这儿来。”
人们更难忘记：1991年8月16日至24日，王震以83岁高龄最后一次视察新疆。短短九天时间里，他不顾年事已高，越天山，穿戈壁，走绿洲，视察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喀什、巴音郭楞四个地州市。他深入田间地头、农民家中、兵团农场、石油探区、驻疆部队调查研究，亲切会见自治区党、政、军和兵团的领导干部，看望离退休老红军、老干部、老农垦、老劳模、老知识分子和各族干部群众，与他们合影、亲切交谈，先后有四千多人受到王震接见。在石河子垦区，他不仅与部分老农垦促膝谈心，而且与农垦第二代、第三代座谈。他满怀希望地说：“你们的父母、爷爷奶奶走过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是无比光明、无限光荣的道路。希望你们要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永远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23日，他又一次郑重地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毛主席，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撤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在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24日上午，王震特意穿上维吾尔族民族服装，登上返京之路。在机舱门口，王震久久挥动手臂，向欢送的人群致意。在舱门就要关闭之时，王震缓缓地弯下腰来向新疆大地，向新疆各族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对新疆这片土地的挚爱，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这一瞬间，永远定格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中……
（编辑 季节）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当代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并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事实上，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重温和掌握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高国家战略能力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思想产生于共产党血的经验教训中
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其中的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从1934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引导着它的方向。
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就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产生于书斋，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空洞思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论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 为什么说这么多“那样”？因为革命的道理不是陈独秀们说的和做的那个样子。会议作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定，而促成大家接受这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决定的直接因素就是从1927年的血泊中学到和找到的经验教训。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和平时期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检验真理比较慢，战争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迅速将错误认识和观念抛弃而将正确的东西保留下来。
真理往往最终是用鲜血洗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书斋中读出来的。
共产党从城市转到农村，建立了根据地。环境稍微好一点，唯心主义又来了。这一次不是北大的陈独秀而是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王明。王明直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外来思想。理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说起来也是，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标准，毛泽东也难达标：不是博导，没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哪一条都不够。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西南大山里。欧洲作战方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从欧洲来的李德却要在高山峻岭中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人为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是留洋学欧洲打法，他们与李德真是师出同门，半斤八两。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打法，谁人多就能打赢，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他还人为修什么碉堡？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3]的游击战的天堂，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护。李德不要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决战，这不败才怪。你说他，他还不听，人家是“权威”，王明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见过列宁，[4] 而且据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又来了一个湘江之战，中央红军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过了湘江只剩下三万多人，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掉脑袋。这个时候你信谁？还能让王明那帮人干吗？再干就全完了。
生死之地有真理。在一次次、特别是湘江之战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5]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的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
在长征中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我们党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确切地说，当时遵义会议上党只是找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但是与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带有个人特点并为部分同志认同的思想，后者则是全党公认并作为指导全党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思想。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再检验。最终，正是长征的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从各种思想——比如王明、张国焘等思想、路线中筛选并确定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湘江之战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全党一致公认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距离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这个认识距离的最有力的实践就是长征。
长征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博古、李德等尽管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观望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结果。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占领泸定桥，这使红军摆脱了蒋介石的包围，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反证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当时张国焘在党内还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他的意见还有很大的影响；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6] 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再次带来了惨痛损失。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形成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壮大，并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
长征对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所起到的加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泽东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7] 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讲：“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8] 同年7月1日，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团纪念党的生日集会时说：“中国革命20年来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和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9] 1943年，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得更明白：“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0] 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1]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还有八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八千多人。[12]残酷的斗争环境不仅是对整个党、整个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对各种思想正确与否的迅速检验。大家都统一到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下。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这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长征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检验。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13]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不管是被党内同志认可或被误解，也不管党的路线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的时候，作为党员的毛泽东,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整个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真理时，毛泽东同志耐心等待党内多数同志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步认识到真理。周恩来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14]
1964年4月21日，毛泽东告诉身边的同志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者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15] 毛泽东相信，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和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今天，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性修养，树立大局意识，时刻和党的组织、党的事业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齐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红军长征的启示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长征对今天的启示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国际歌》中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16] 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17]当年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要求红军“正规化”，打阵地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根据地，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无法取得联系，[18] 既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样也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恰恰正是这种“断奶”式中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学会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并贯穿于党的工作全过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从长征胜利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今天，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底色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这些思想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实践，其原点就是红军长征。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19]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而要做到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这是三个不能分割的逻辑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0] 政党的命运，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为谁而战。蒋介石剥夺了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人民变为流民，并以此获得买办利润和少数买办阶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厂，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由此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的支持。人民成为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蒋介石靠“发红包”拉壮丁，而共产党面对的则是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最终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倒了拥有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发展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在今天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就能坚如磐石，这是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正是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是要永远铭记的。
（编辑 季节）
* 张文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页。
[4]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关于这段接见的详细描述，可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2页。
[10]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11]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12]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 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14]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16] 孙朦编著：《微思想：世界名著经典名言名段必读》，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18]
1934年下半年“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之深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的时期。”［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
[19] 毛泽东：《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20]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