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2014年12月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就世界大势的问题讲话：“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大势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有新的开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这说明认识世界大势非常重要。

天下三分：来自历史经验的大势研判

什么是世界大势？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世界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人们习惯于中观视野，观察大势非常困难，需要综合运用历史经验、理论框架和现实分析。看大势必须懂历史，知道从何而来，才懂得现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知道未来向何处去。沃勒斯坦[1]等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作为整体来认识、把握，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框架。对现状的分析，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看大势就容易明白。

按照沃勒斯坦的定义，资本主义体系就是经济结构上保障资本持续积累的一种世界秩序。

图1  漫长的世纪和体系积累周期

1500年之前，世界各地区总体上是各自发展，虽之间互有联系，却没有形成“共时性”的影响。从十六世纪开始，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开始萌芽，逐渐覆盖到全世界，成为人类全球化的一个阶段。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在500年间，经历了由几个国家主导的百年周期。也就是伊比利亚-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每个周期都经历了从实业扩张到金融扩张的发展阶段，在总体性的金融危机后让位于下一个周期。而我们正在经历美国周期的“危机之冬”。

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特例，每个霸权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这符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的百年周期律。作为一个周期主导的国家，美国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有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建构了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还有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但是它已经过了最强盛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那个雄冠天下，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一超独强的美国。它的竞争力在下降，它的适应能力也在下降。美国的形还在，势已衰，但尚未竭。

美国衰落后是不是有个新的霸权国家来取而代之呢？我认为不会。美国之后尚无霸主。因为美国是一个单体的洲际国家，从国家综合实力来说其它国家难以超越。以前各周期的权力转移存在一个从小到大的规律，比如从伊比利亚半岛的王国和城邦制的热那亚，转到荷兰联合省这样的城市国家，再转到英国这样民族国家，再向美国这样洲际国家转移的趋势。作为美国来讲，什么国家要想再超越它都将很难。这表明今后再由一个国家控制全球的模式已行不通了，这种由单一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过时了。一个国家来支配世界事务，除了国家力量自身的局限之外，也还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美元体系中的特里芬悖论，一国货币难以克服成为国际货币后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可能预示着1648年建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了。欧盟的建立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未来的基本趋势就是“天下三分”，将形成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大的经济圈，世界将成为可以包容多元文明的多极化世界。这些力量极已不是单一国家，甚至也不再是传统的盟国体系，而是区域共同体。所以，我们中国并不是追求当美国式的世界霸主。三分的三，既是空间划分，而更多是《道德经》中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三是多样性、多种模式的三。天下三分，就是说世界上不是美国主导的单一核心的世界体系，也不是单一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它是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发展模式的世界。

从“一超”、“两洋”到“三圈”

在“一超独大”的格局难以坚持的情况下，美国设计的是“两洋格局”。就是以北美自贸区为中心，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两翼，分别主导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格局类似不太对称的蝴蝶，一边是跨大西洋的经济圈，另一边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圈，军事、安全上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太平洋地区的美日韩澳新等同盟体系，这是美国的设想。

图2  美国设计的“两洋格局”示意图

美国战略界有人提出要搞“大西方战略”。布热津斯基说，我们要继续把跨大西洋作为世界的轴心。但是，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成为独立的一极，认为其实欧盟才代表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方向，欧洲不能再继续受美国的控制和支配。因此，跨大西洋合作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共同体，最多是貌合神离。今后将呈现欧盟继续“脱美”，欧洲人的欧洲发展趋势。

重返亚太战略最初是正在竞选总统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她认为，太平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21世纪的太平洋仍然是美国的世纪。现在美国要重返亚太，介入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并推出TPP，提出把亚太部分国家组织成一个所谓“高水平”的统一市场，都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在设计这个战略的时候，美国有意把中国和很多东盟国家边缘化。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战略设想把最主要的国家排除在外，恐怕这不会是一个好的战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东盟会慢慢地“脱美”，导致环太平洋地区分裂为西太和北美。

现在看来，“两洋格局”将会成为一种过渡阶段。美国想“一肩挑两洋”，亚欧通吃，但通吃的结果就是人家不跟你合伙，想散伙，这是美国战略的一个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问题，主导国家要将自己国家利益实现最大化，你自己最大化了谁还跟你合作？这也是他们战略上的一个悖论，装不下世界多样性的制度体系，就没有办法成为新的有竞争力和可行性的世界体系。“两洋战略”把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排除在外，无论美国如何努力，只能成为一个过渡阶段。

从数据可以看出趋势。1993年，北美自贸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欧盟占26.5%，西太平洋地区占21.8%。到2013年，北美占26.8%,欧盟占24.6%，西太平洋地区占到世界总量的23%，三家已经很接近了。如果把俄罗斯、中亚、南亚国家也加进来，亚洲经济圈的规模可能已经是排在前面了。将三大圈进行比较：北美的经济存量比较大，底子比较厚，军事强，但是资源透支；欧盟经济发达，社会矛盾小，但军事上存在短版；亚洲人口多，发展快，政治、安全整合不够，资源相对紧缺。目前三大圈的内部贸易显著增加，外部贸易相应减少，呈现内聚化的趋势。

图3 “三大圈”示意图

成为全球级别的区域经济圈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足够养活这个圈的基础资源和市场体系；第二，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第三，有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当然，还要有相应的政治、安全、文化条件保障等等。日本很早就想搞东亚经济圈，可是它在政治和安全上不能独立，虽然经济总量较大，并形成了“雁行模式”的产业链，但还是没有实现。现在世界上够条件的就是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三家。在三大圈里，核心国家是美国、法-德、中-俄。其他的为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制造业体系不完整，或市场不够大，人口比较少，或没有独立的金融体系、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只能加入到几个大的圈子里面来。

这种区域化体系的发展，与处在瓦解之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一起，正在成为世界体系演变的新趋势。未来围绕大国形成的区域体系，可能会成为全球化的新主流。认识世界大势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做战略选择指引了方向。

中国的战略选择：建构泛亚共同体

简略的说，战略就是运用力量实现目标的方式。战略的基本要素就是目标、力量、方式。确定战略目标，必须要根据大趋势、根据自己的能力，目标和力量决定了选择方式和手段的范围，选择方式的正确与否，是三者的辩证关系对达成目标有直接影响。

未来大势就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有可能会出现三大经济圈。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央已经确立了，就是“两个百年”和“四个全面”。它的特点是一种内敛性的目标——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显然这是一个有限目标，经过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战略能力怎么样呢？从中国自然禀赋和综合实力判断，中国没有外部资源的支持，仅靠自己的基础条件和自身力量尚不足以完成国家复兴的目标，很难完成13亿人的现代化，更不足以成为一个全球性主导国家。基于对大势的判断，也基于对中国力量的认知，中国的战略选择将通过区域合作来完成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

所以，立足于区域，建设泛亚区域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而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在全球性“天命观”的驱使下选择全球性扩张战略，更不要试图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新霸权国家。

目前，“共同体”有70多个定义，概念比较复杂。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率先提出，要倡导人类共同体的意识。习主席第一次出访俄罗斯时候，就提倡建立命运共同体。此后，在上合首脑会、印尼国会、亚信峰会，在周边外交会议上，习主席不断地讲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概念。习主席对共同体概念有细致的区分，对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讲命运共同体时，有“穷哥们儿”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含义。而在印尼国会谈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提出中国与东盟要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它的本质是建立区域共同体，需要用合作方式解决区域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他在法国、德国则讲中德、中法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就是说我们发展程度不同，还“高攀不上”，但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

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泛亚区域的共同体。建设区域共同体，才能够解决我们比较缺乏的资源、市场等等问题，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巩固的经济圈和安全区，这些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和稳定的最重要问题。

所谓“泛亚区域”，不是指早期地缘政治学中的“泛区”概念，而是不局限在亚洲区域的意思。比如俄罗斯就是好邻居、好伙伴，是全面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与非洲国家也要进行深入合作等。“泛亚共同体”是在欧亚非大陆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是有共同的目标，有相互认同和归属感，通过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超国家组织。现代交通、信息技术提高了广域合作的基础条件，可以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进行泛亚区域的合作。

传统国家体系的合作主要通过“结盟”方式，这是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是现代化早期欧洲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战略选择，欧洲国家间结盟是为了保持均势，而力量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所以经常要打仗。欧洲几十个国家打了几百年的仗。二战之后，欧洲尝试建设欧共体，通过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所以说，欧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是泛洲际体系世界新秩序的胚芽。

建设泛亚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大势，符合区域国家利益、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建立区域共同体是审时度势的选择，谨慎而有为，进取而不冒进。天下三分，中国不排斥跟世界其他区域的合作，中国得一居而足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世界体系的多极化，决不当替代美国的霸权国家。

“一带一路”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蓝图涵盖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通过建立基础设施网络，把亚欧非大陆的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解决现代化发展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因为就目前中国产业技术的综合水平以及资源、市场条件，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基本到“天花板”了。所以要和周边国家合作，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经济整合。这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摆脱现行世界体系边缘地位的难得机会。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156个项目开始，经过几十年努力发展了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从企业角度观察，这种大而全的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不经济，但是从国家战略和战略竞争力角度来讲，却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大国竞争力的核心。这对于建设区域共同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骨架和灵魂，一个地区必须拥有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资源才能得到充分使用，才能制造出人们生活所需的制成品，金融服务业才有利润的基础来源，也才能建立统一而有内聚力的大市场。欧洲国家就是从煤钢联盟起步，经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及类似“空中客车”飞机这样的高端项目牵引所形成的完整产业链的整合，逐步走到统一货币、欧洲联盟的阶段。

泛亚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逐步推进。渐进，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基本方针。先要把东盟+中国的自贸区做好，再把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南亚地区的合作、东北亚的合作、海湾国家的合作、以及与伊朗等国的合作搞好，从周边国家、次区域合作起步，逐步向大区域推进。

区域共同体的目前结构是金字塔形，有基础资源、市场、完整的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而从未来看，这个结构应该是网络式、比较平等、节点式的，多个区域重合、互补式的，和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心结构不一样。

图 4 区域共同体经济结构：金字塔+网络式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投资，亚投行就是我国为推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相关方的资金需求而发起，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此可能改变现在围绕美元体系、欧元体系形成的国际“币缘”政治体系。我们有可能围绕亚洲共同体建立起新的币缘圈，可以促进亚洲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也有助于防止全球金融资本的冲击。

“一带一路”还要推进发展和安全一体化。2014年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发布的上海宣言中讲，要倡导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现在搞经济合作，如果不把安全框架建立起来就会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上合组织的扩容，形成泛亚区的安全框架。

“一带一路”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风险比较大，比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复杂，比解决欧共体的问题也复杂得多。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在“一带一路”地带非常密集。要建立共同安全框架，反对霸权国家的控制，推进跨国、跨文明合作，化解文明冲突。这样解读“一带一路”，就可以看到其背后的战略意义。

建设“一带一路”是大好事，也是大难事，要把握一些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合作共赢，但要循序渐进分步走，不可能很快见到成效，不能视为短期的任务，要用50年、100年时间进行这件事；还有是综合一体的原则，经济带的建设其实包括了相关地区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的互动与合作，而且应该区分层次。有些是相对短期的计划，比如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比如中-巴经济带的建设。从总体上说，“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任务，不能一蹴而就，是大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角戏。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前期主要是扮演倡导者的角色，抱开放态度，与各国原有计划对接，如光明之路、欧亚经济体等；在实施过程中，中国是“老大哥”，要多干活、少分利，给予在先、急人所难，应具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普渡众生的慈悲之心。

中国要帮助“穷兄弟”共同发展。像当年毛泽东决定修坦赞铁路一样，帮助非洲国家建铁路、建医院，已经几十年了，非洲人民仍在怀念，中国人真帮我们发展。这是大仁。而非洲兄弟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大义。习主席说，要有新的义利观。这是做好“一带一路”的思想前提。

美国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90%的利润到了美国，10%左右归其他国家，中国在其中只占很低的份额。不管以“自由经济”还是什么理念包装，只要你把大部分的财富拿走了，就改变不了剥夺他国的实质。中国跟发展中国家合作，却可以把利润的30%留下，或者更多的利润留下来，真心帮助它们发展，这是最大的德政。发展中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与中国之间互为市场，14亿人的市场就会变成40亿人的大市场，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得到长期发展。中国能够把希望带给大家，让大家共享成果，这是最大的竞争力。再就是尊重各国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比如沙特跟也门的问题，我们还是劝和。用中国特有的、与人为善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对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要对投资的经济性进行认真评估，也需要对投资地的政治生态进行评估。中国企业应该接触一些反对党，多了解、多接触、多做工作，不能仅与军政府打交道，要跟各方面打交道、做工作，包括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交道，听取意见，改进设计规划，这样投资项目就会建立在比较好的基础之上，工程项目不仅是经济项目，也会改变当地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社会工程，这些问题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慢慢解决。投资项目与社会运动一样，没有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要发展，就会有问题，但是只有往前走，社会才能更好。原来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需要把枷锁去掉，其他的只能慢慢来，只能通过合作解决。中国人不要居高临下，更不要试图扮演上帝去解决一切问题。中国走出去，不能学习西方殖民血腥的统治方式，但我们一定会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想出不同于殖民者、不同于黑水公司的方法。我们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也很多，这些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解决。坐而论道，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做“一带一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13亿人的国家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也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目标。13亿人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在实业立国、实业兴国、完成工业化。

中俄必须背靠背、手拉手

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对于泛亚共同体建设非常重要，因为两国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可以互补，我们保证他们的市场需求，他们保证我们的供应。这是“背靠背”的关系，相互依靠。还要发展“手拉手”的关系，发展重大工程项目的合作，促成产业链的互补与整合，然后在货币等领域进行合作。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有一个核心观点，欧亚大陆国家如果能够把这部分大陆整合起来，就是所有海权国家的梦魇，既是英国的、也是美国的梦魇。大陆国家要摆脱海权国家的压制，就必须紧密合作。2015年上合组织如果请印度、巴基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亚洲地区的安全框架就有了大模样。若把伊朗、蒙古再请进来，再与东盟、海湾国家、东北亚国家衔接，泛亚经济合作就有了安全保障。

中俄关系是建立在21世纪全球大环境的基础之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正在向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这与沙皇俄国和满清政府时期的关系完全不同，与苏联时期的中苏关系也不一样。只要中俄联手，发展合作，从中亚、东北亚到南亚、东南亚的一个大经济圈、大安全区就成形了。就像下围棋，点了关键的妙手，几个子以后，未来世界的三个圈就俨然成形了。可以说，中俄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和建设泛亚共同体的关键。中国和俄罗斯最大的战略共同点在反对全球霸权国家，追求各国的平等地位。

中国要有比较完整的对未来大势的认识，确立国家战略，然后各部门共同去推动这个战略。要有文化自觉，也要有战略自觉。我们的领导人是有这种战略自觉的，因为从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的把握上看，明显有侧重点的变化。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再访索契，包括参加红场阅兵，都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妙手。下棋如果下出妙手，步步都主动。中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这盘棋的大模样很好，迫使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由主要进行遏制，逐渐转向接受事实。有些美国政客和军方人士有打压中国的极端想法和计划，但时日越长，美国越会觉得这些想法太不现实。中俄的战略合作，可极大地对冲中国面对美国组织的海洋国家盟国体系的压力，对冲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压力。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

我们要提升中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源领域，要向制造业的高端发展，形成深度的产业链、价值链整合，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博弈式共生的中美关系

中国希望跟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不承认这一共识，并非中国的看法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地方，主要是美国人不习惯由中国来定义两国关系。美国人从来都是主动定义国家关系的一方，接受了中国的提法，感觉丢了主导权，所以美国不认同，美国还没有做好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心理准备。

现在开始进入衰退期的美国，仍然要独占利益。中国只要进行共同体建设就要受到美国挑战，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中国总得发展。难点在于，中国要继续发展，还要避免与维持霸权的美国相撞，这就在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和技巧。我们一些人对美国的思考方式不了解，经常表态，说我们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不想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人也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但美国人说，我们不讨论意愿问题，我们只讨论能力问题。因为你有能力威胁我，你就是我的对手，我就要对付你。如果你是小国，你说跟我作对我不会理睬你，因为你没能力。意愿可以一天改变，能力却不是随便改变的。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正在不断变化，就是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对冲战略、重返亚太，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前不久说，如果有什么奥巴马主义的话，就是要一面保持接触，一面发展军力，其实还是“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的老套路。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大体上有三派：一派主张继续延续现行的政策；另一种认为中国“太不像话”，主张教训一下；还有就是主张一次性让步，然后与中国全面合作。占主导的还是第一种意见。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是基于美国利益，基于对形势研判，基于中国的能力，基于国内各派利益的平衡。总之，是根据美国利益，基于现实考虑的。

中美具有不同国家利益，也是具有共同全球利益的大国。中美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金融型国家和实业型国家的矛盾。同时，中美之间还存在两大合作需求，就是保持国际环境总体安全的需求，保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这就是中美关系既矛盾又合作的现状。也因此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博弈式共生的关系。

中美两国是全球这盘棋上的弈手，大家都在下棋。在这个棋盘上，你吃我的子，我吃你的子，互相斗得很厉害，但下棋的前提是双方都保持棋盘不要被踢翻，不要把桌子掀了，这就构成共生关系，国际政治要讲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国希望平等共享，但是美国人希望利益最大化，怎么办？中国只有通过博弈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博弈的要义，在于不是由一家决定结果。我是“臭棋篓子”你可能赢，我是高手你可能就赢不了。输赢是双方落子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要争取当个好棋手。

对美关系要讲辩证法，要想成为美国的朋友，先要当美国打不败的对手。美国尊重强者，这是它的战略文化。我们去美国访问，美国军方对中国军方很尊敬，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曾跟美国交过手。他们认为中国是值得尊敬的对手。战略要审时度势，否则将软硬皆误；能顺势则进退皆宜。

目前的世界还处于大危机之中，处于格局、周期、体系交替的多重转折点上。未来世界的基本趋势很可能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在未来世界上，中国要争取成为世界力量的一极，切不要争当全球新霸主。为此，应该把建设“泛亚共同体”作为中国大战略，这有助于达成两个一百年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要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推进共同体建设。而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办好。

 

 

*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伊曼纽•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我对乌克兰事件有三句话概括：它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延续，是全球危机的深化，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历史博弈的一个新局。

第一，乌克兰事件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一个延续。1991年苏东集团解体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这个已经“瘦死的骆驼”，还想继续打下去。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有个分析，如果俄罗斯有乌克兰，它还将是一个帝国；如果失去乌克兰，它就不会是一个帝国，甚至可能只是个亚洲国家。

虽然对于前苏联，西方认为这一页已经翻篇了。但是普京对于俄罗斯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基本定位是，俄罗斯要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因此在欧亚大格局上，俄罗斯希望重建它的所谓亚欧同盟。俄白乌关税同盟、俄巴哈经济一体化，俄罗斯甚至想推行政治一体化。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看得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他们认为，不把乌克兰装到自己兜里，俄罗斯就还没有被彻底打趴下。

这就出现了乌克兰是向东靠还是向西靠的问题。西方集团在乌克兰问题上吃相贪婪，他们一直想通吃。但是却把普京惹急了，通吃是不可能的。本来俄罗斯是希望将乌克兰作为缓冲带，至少乌克兰不要敌视俄罗斯。但现在看来，欧洲美国并不希望这样，而是期望更多。所以说，它是整个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一个延续。

第二，乌克兰事件是全球危机的深化。如果说全球化周期为五百年，这中间将有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到了美式全球化，应该说是达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也充分暴露出它的问题。全球化走到这里就不行了，除了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以外，更重要的是体系危机，我们称之为一百年的危机。以前是西班牙的体系，然后到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延续五百年，美国体系这一次也应该是差不多了。美国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达到世界第一，到现在大概也是一百年，它也到了一个关键点。此外，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有问题。

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说要退出QE。由原来的每月850亿美元的QE，现在说减到750亿或700亿。但是它扩了这么多都不往实体经济走，就业也得不到改善。官方失业率数字是7%，我曾经问过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他估计要达到23%。

从一些基础数据来看，整个西方集团除了德国还处在正增长时期，其他国家全是负增长。同时，美国的长期资本大概每个月以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速度流出，造成很大的“失血”。从美元和欧元这两个货币体系的竞争来看，美国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要通过一些安全议题来改变这种经济颓势。即：如果我不好，我就要让你们更不好。如果你的经济好，我就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手段来牵制你。我们看这些年，中国和东盟的10+3、10+1，包括东北亚中日韩的整合，都受到安全议题的阻断，正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做这些事。

这次乌克兰事件，美国远比欧洲要主动得多，包括派军舰，希望该地区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紧张度。当然目前是不是要突破这个点，美国还在观察，但至少是要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紧张程度，把欧洲的核心地带抓住，力图对整个的金融危机有所影响。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与美国是不太合作的。欧洲是一个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军事的侏儒，不太愿意和俄罗斯在军事上对抗，也没有这种能力。欧洲的利益和美国是有差异的。美国是跑到别人家去砸瓷器罐儿，可以毫无顾忌。但对于欧洲来讲，尤其是德国，包括法国，40%多的天然气都是靠俄罗斯供应，硬要在这个地方干这么一下，它们未必痛快。对于欧洲来讲，乌克兰是一个局部，而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更加全面。而且处于危机这种背景下，谁也不愿意当替罪羊。

在这个赌局上，欧洲7国集团明显是分离的。奥巴马给几个国家打电话，都是爱沙尼亚、立陶宛这些原来的苏联加盟国。这就看出来，奥巴马希望拉一个同盟圈，但是感到欧洲，特别是德国，可能比较难以跟他完全同步。

为什么呢？这跟目前世界整体处在一个危机过程中有关系。美国的全球化是一定要解体的，解体以后谁占得份额更多一些？欧洲认为自己可以占得比较多。如果是这样，这件事闹不好对欧洲就不利。这是从全球危机的背景来看乌克兰的危机。它有美国转嫁危机的色彩，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风险代价。

第三，从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历史博弈来看，乌克兰事件是一个博弈的新局。这一点，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讲得比较清楚，决不能让一个国家单独控制欧亚大陆。如果有一个国家单独控制，美国就被边缘化了，就成了英国现在在欧洲的地位。美国虽然有“两洋”的环境，但两洋环境相对于欧亚大陆分裂的情况，它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将欧亚大陆如果整合起来，那将是海权国家的梦魇。这是美国长期的地缘大战略的基本想法，他们一定要促使欧亚大陆保持分裂和分治。

实现这个战略就一定要遏制俄罗斯，特别是普京这几年要搞欧亚新同盟，俄罗斯帝国还想重新站起来，美国就一定要把它给按死。目前情况下，美国对于中俄战略合作的局面是非常难受的。他们采取这边在海上挤兑中国，那边在乌克兰大整俄罗斯，不自觉中把中俄赶到一条路上。其实，从地缘格局上来讲这对美国很不利。可是美国执意要这样做，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困境。给中国施压，是要防止东亚地区经济、货币的“脱美化”，遏止以中国为核心的整合趋势，这是维持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需要；对俄罗斯施压则主要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是从麦金德、布热津斯基以来，海权国家力图要控制欧亚大陆格局的延续。现在，美国在做两手努力，一方面在欧洲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在牵制中国。这是美国的两个大棋局。

从以上这3个维度来看，对乌克兰危机就能有相对整体的把握。

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结局可能是几方各让一步。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乌克兰现在的所谓新政府的领导人利益通吃做法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已经签了协议，又进行毁约，完全倒向西方。但是普京一出手，就立即把这个势头扭转了。普京的态度更强硬，决要把克里米亚问题解决。普京可能会把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作为可以让步的战略缓冲带，使对方在政治态度上回到签订的那个协议上，还是选总统。使乌克兰当局不可能产生完全敌视俄罗斯的态度。普京很清醒，彻底地把乌克兰抓回来是不现实的，他会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就迫使美国和欧洲来压乌克兰当局让步。

如果把克里米亚拿下，在欧洲这个桥头堡留下一块地方，俄罗斯就不至于处处陷于被动，不断被乌克兰政局的变化牵扯。而以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做让步，这种情况美国最终也是会接受的。布热津斯基最早提出乌克兰的“芬兰化”。最近基辛格提出，乌克兰最好是芬兰化，采取对各方友好，不对俄罗斯敌对，相对比较亲西方。以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实力，不太可能把乌克兰完全整合起来。而欧盟，由于南欧和其他欧盟国家的问题，德国要想做到完全整合乌克兰也很难。有可能将是各让一步，让乌克兰保持一种芬兰化。

第二个可能是继续“顶牛”，估计还将顶一段时间。由于美国的国内危机，奥巴马和克里现在表现得很强硬，希望把普京的头按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应当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黑海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作为一个核大国，如果俄罗斯跟美国全面摊牌，也是美国不可承受的后果。美国要逐渐接受这个现实，退到各让一步的情况。

若要乌克兰要接受一种妥协，就是使克里米亚保持相对独立，或者干脆加入俄罗斯。这可能会是最终的走势，不过不可能这次事件就一次解决。要有一种妥协方式，但是这种妥协要满足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乌克兰不能反俄的底线。

现在当事各方都在互相摸底，讨价还价。乌克兰事件涉及整个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包括欧亚大陆的未来。在这场大国博弈中，中国相对来说地位比较超脱。火到猪头烂，现在火候还没到，我们不必特别着急，事缓则圆。还是坚持这两条：尊重各国主权，争取政治解决。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附和美国。一方面中俄有重要的战略互补关系，特别是在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也是辩证的关系。战略上要维持中美合作大局，同时该争的也要争，不能一讲合作就回避矛盾。毛泽东当年论统一战线时说，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但不能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要在斗争中求合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张文木常说一句话，美国真正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只有当他认为你够格和他平起平坐，他才会真正尊重你和你的利益。

（编辑 苏歌）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国父”、91岁的李光耀逝去。24国政要出席了其盛大空前的葬礼，可谓备极哀荣。以李光耀所拥有的开国之功、伉俪情深、子承父业、鲐背高寿，人生当无憾矣。

在几十年时间里，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由一个人均收入400美元的被逐之地，发展为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的富裕国家，甚至超过美国，这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业绩。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赢得了普遍尊敬。究竟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已经有太多的著作试图揭示其中奥秘，我手边正好有一本李光耀的口述《论中国与世界》，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李光耀诸多的演讲和受访发言中，去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行。

阔大的世界性眼光

在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看来，李光耀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眼光的领袖人物。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说，李光耀“对世界形势有敏锐的判断，他是在世界最大画布上作画的艺术家”；英国首相撒切尔说，“他有着穿透宣传迷雾、洞悉我们时代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非凡能力，并且从未出过错”；德国总理施密特说，他的非凡才华和战略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赞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对两国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李光耀是世界上思维最敏锐的领导人之一，他能够深刻洞察并详尽阐述几乎任何国际问题。

李光耀的世界性眼光得自其对历史的深邃认识。他在1987年时曾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160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和确保合作的先例，而即时通信和快速运输时代到来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世界两大阵营的领导者主导地位都相对消弱，多极世界产生的可能性由此增加，随之而来的将是多边合作的难题”。冷战结束后，他高屋建瓴地预见：“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适应全球经济中心的结构性转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引发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他十分重视新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技术和全球化已经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产品和服务能够在任何地方制造或提供，这将减少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传统竞争优势。所有国家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扩张运输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这些新的发展趋势缩小了优势国家和劣势国家之间的差距”。

李光耀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亚洲世纪”的领导人，他认为：“21世纪，亚洲将重塑其世界地位”，“21世纪将成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世纪，因为该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全球主要经济力量汇聚之地”。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他以50年前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实现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惊人转变。中国人对未来抱有更高的期望，志向也更加高远。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能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技发达。这种复兴的使命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更希望‘做自己’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而不是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同时认为：“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愈发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和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入本国的体制。”

李光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一个热情拥抱市场的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想要羞辱中国，请克制，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转而接受一个崛起中的强大中国，给中国在会议室中准备一个座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就会欣然坐上这个位子……美国应当这样表态：最终我们会平起平坐，而且最终你可能比我强大，但我们必须合作。让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世界的问题吧。这是美国不得不做的一项抉择：是与中国交往，还是孤立中国。你不可能二者兼得。你不能说你会在一些事情上与中国接触，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孤立中国。你不能给中国发出混乱的信号”。这些话也许刺耳，却深具洞察力。就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过去三代人的年代中，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历届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在国际问题上，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此外，李光耀还能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对亚太地区的见解尤其深刻”。

对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李光耀同样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是欧元区的问题。如果希腊债务危机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其影响将波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时候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损害欧洲经济，美国和中国也将被拖累。其次是长期存在的朝鲜问题。第三是日本经济不景气，间接影响了整个亚太地区。第四是中东地区可能因为伊朗研发核武器而爆发冲突，这将对全球市场产生灾难性影响”。在李光耀看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的发展将令人激动。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1991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互联网私有化，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全球将出现多个经济力量中心”。从以上引述的话里可以看出，李光耀的确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有导向的跨文明视野

李光耀有华人血统，又在英国读过书，人生的经历带给他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正如他所回忆的：“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君子不作恶，与人为善，孝顺父母，夫妻相守，教养子女，交友以诚，忠君爱国。儒家内在的理念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必须考虑众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与美国的理念正好相反，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但李光耀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他会在新加坡治理中直接推行儒家文化；而他的英国式教育背景，也不意味着他会照搬英国或美国式的治理模式。在他看来，“尽管尊崇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成功地使英语成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汉语则成为第二语言。新加坡为什么这样做？这当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没有遭到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显然，李光耀更看重语言文化中蕴藏的力量，他的文化包容是以强者文化为导向的包容。

他提到：“新加坡有三所印度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他们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见，李光耀对文明的选择是有导向的，他可以包容不同文化，却要为新加坡选择更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在他看来，“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美国文化中，个体的利益是主要的。这就使美国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杰出的成就。美国始终占优势，因为它的社会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然而，他也承认：“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比如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总而言之，这都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他忧心忡忡地提醒，“文化多元主义将毁掉美国。美国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大批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将他们的文化传遍整个美国。如果他们的繁衍速度超过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教徒，那么在两者的共处中，谁的文化将占优势？……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使是有一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李光耀对伊斯兰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本身从来不是问题，但当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是个问题”。他正确地认识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起因并非巴以冲突，而是因为在穆斯林，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西方世界已压迫他们太久，现在反抗的时机到来了……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不太成功的民族被边缘化，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被世界疏远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恐怖主义持续发酵，这不可能轻易地或很快地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应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以军事手段寻求解决方案。使用武力是必须的，但武力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只有穆斯林才能赢得这场抗争，温和的、具备现代化思维的穆斯林。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以及民间领袖必须共同参与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抗争”——李光耀对恐怖主义成因的看法是极具洞察力的，而他对温和穆斯林的期许，也比习惯使用武力的做法更具智慧。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十字路口上的小国，四族共和，李光耀为它选择的是儒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前者是出于华人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更多因为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新加坡既往的成功，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明智。只是当时过境迁、世界力量的强弱发生变化之后，新加坡文化选择的重心会发生变化吗？这也许是新加坡的新领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选择，新加坡都会保持多元文明并存的包容心，选择适应历史潮流的强势文化，这是李光耀留给他们的智慧。

坚定的实用主义者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据亚太地区的要冲，四周大国环伺，生存环境极其复杂。在李光耀的掌控下，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却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尊敬。其中以小事大之道，不可谓不高妙。

当年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回答：“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因此，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被视为中国政治家处理国家关系的政治智慧。可如今的世界不是孟子老先生的世界，而是由霍布斯所谓“利维坦”式国家组成的“所有人对所有人争战”的世界。国家之间常见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情况，世界是大国竞技场，小国多为大国博弈的筹码，难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小国稍有不慎，便有乱国之祸，甚至灭国之灾。冷战时朝鲜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如同艾奇逊所说的成为两条巨鲸之间的小虾米，以至于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近年来的乌克兰，在俄欧美之间玩火，结果深陷战乱，难以恢复和平生活。而新加坡则在大国间游刃有余，甚至左右逢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与执政艺术。

许通美在评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时指出，新加坡实行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必须一直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繁荣的现实需要之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必须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采取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要的。但现实主义并不是宿命论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做出努力以使现状变得更好的精神。李光耀认为：世界并不欠新加坡什么，新加坡必须自立；新加坡从没有向发达国家寻求援助，它首先并且主要是依靠自己；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员，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好公民；新加坡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确保所有国家遵守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原则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新加坡是一个更大的、充满活力的、日渐繁荣的亚洲太平洋社会的一员；新加坡支持美国继续保持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从这一地区迅速撤出；支持在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因为这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并抑制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或任何导致不稳定的变化因素；鉴于冷战已结束，新加坡并不反对重新评估现存的安全安排——从上述表达不难看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和新加坡的外交政策都秉持实用主义的原则，一切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全球局势出发，排除了一厢情愿的臆想，一切基于对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冷静算计。

李光耀曾经说过，“我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从不纠结于什么学说理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随时准备直面问题”。先后在英国和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过的李光耀，早就知晓强权的厉害，他说：“我从英国人那里学会如何治理，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强权”。

李光耀自称：“我的生活从来不靠哲学或理论主导。我是实干家，至于我的成功是基于哪些原理，那要由理论家去总结。我不靠理论，面对问题，我会问：怎么才能解决它？如果在一系列尝试后，我发现某种方法能够成功，那时我才会总结这一方法背后的道理。因此，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苏格拉底，都无法指引我。我只对成功的实践感兴趣。面对困难或互相矛盾的现实，如果我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我会考虑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我会选择成功率较高的解决方法，如果还是失败了，我会实验其他方法，从不钻牛角尖。我们不盲从理论，也不迷信理论本身。理论知识只是智力上的命题而已，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上班拿工资，吃穿住行，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有时也会觉得它们言之有理。但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理论而自缚手脚。我认为，如果一套理论能行得通，就实行之，这就成就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模式。我们的检验方法是：它能行得通吗？能够为民众带来好处吗？”——显然，李光耀的方法，与我们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存在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因为这两者都是出自中国政治文化优良传统的根脉。

有批评者认为李光耀是“亚洲独裁者”的代表性人物，对此他亦有自己的见解：“美国媒体经常找新加坡的茬，抨击新加坡是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国家，批评新加坡管理过度、要求过严、沉闷枯燥。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拿自己的生活充当别人的试验品。美国人的想法是理论，是一种在东亚地区尚未得到证明的理论，在台湾、泰国或韩国都没有得到证明，甚至在美国统治了50年的菲律宾也没能行得通”。在李光耀看来，“无论民主体制有多好，如果找不到能人来领导和管理，人们终将失去对体制的信任，体制也难逃瓦解的命运”。对老成谋国的李光耀来说，不存在有百益而无一害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体制，选择之难就在于利弊权衡——既要关注现实利害也要有长远考虑，既要根据当下情势决策也要顾及可能的变化。如何在其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体现了一种决策艺术，其中之妙之难，非亲历者难以体味。故放言点评易，实际操作难，唯有类似经历者，才能领略其中甘苦。

当有采访者问李光耀，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他直截了当的回答：“不会。关于这点我非常确定，除非中国想走向崩溃。如今，中国民众需要的是国家复兴。”当有人带着怀疑的态度问他，中国真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是很简单的：中国告诉这个地区的国家‘跟着我共同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想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中国还会调整它的承诺，以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或表达它的不满。”——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他的结论，你都会被他这种毫不含糊的判断所震撼。

人们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事如此，人也如此。只有根植于自己国家与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才能赢得世界性的尊重，包括来自对手的尊重。李光耀，就是这样的一位小国领袖和世界智者。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已近6年，至今仍看不到危机的尽头。

未来的线索常常隐藏在历史之中。在既往500年全球化的历史上，每隔百余年就会发生一次重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旷世危机。这种以百年为周期的体系危机，曾经先后摧毁过西班牙体系、荷兰体系和英国体系。此次危机已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它很可能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

全球化趋势与体系周期律

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

所谓全球化，就是指人类通过交往、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历史过程或趋势。作为一种长期的趋势，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经有5000年之久。在此前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中，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文明体之间处于相对分隔的状态，尽管各大文明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但尚未达到全球体系所需的“持续互动、日益互依” 的合作深度，更不具有共时性的特征。因此，这只能视作是前全球化时代。

1500年前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经历航海探险之后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欧洲经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从而建立了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欧洲人从全球贸易和掠夺中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基于殖民开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但毕竟是西欧人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趋势，看清这一趋势走向的关键，在于要明白是谁在“化”谁？也就是哪一种文明模式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毫无疑问，目前的全球化是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在过去500年时间里，前400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

全球化的体系周期

最早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隐匿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城邦资本家，他们是从16世纪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周期的主导者。随着海上贸易和海洋产业的兴起，“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后来居上，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又摆脱西班牙的政治统治获得了独立，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周期的领路人。英国曾经是荷兰的学生，几乎照搬了荷兰的模式，再靠着工业革命和其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然后是曾经为欧洲殖民地的美国，以欧洲资本主义为蓝本，结合美洲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美元货币体系以及在关键时刻介入世界战争等有利条件，赢得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当代世界的霸主。

即便是粗线条地观察全球化主导者更迭的历史，也不难发现，在过去5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体系周期。在每个体系周期中，都有一个主导型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体现当时最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模式。当这一体系在经历了从发展壮大到衰落的过程后，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发生整体性的体系危机。其结果往往是旧资本主义体系被新体系替代；而原来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霸权国家，也会被新的霸权国家所取代，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从历史上看，上述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大致在100多年。布罗代尔和阿瑞吉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应该说，这是比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或是康德拉季耶夫—熊彼得周期更长、更综合，也更具整体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周期现象。

体系周期律揭示的是，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则来自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其快速增值，资本就会冲向那里。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在每个长逾百年的资本体系周期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特征鲜明的几个发展阶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既往500年时间里，每一个百年体系周期的青葱岁月都是从实业春天开启，然后是所向披靡的产业之夏，再到金融扩张阶段的秋季，而最后才是朔风刺骨的危机之冬。在百年体系周期中，每个阶段都会有横跨数十年的时间。

实业扩张成为初始阶段的原因是，此时的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这使得它们可以用廉价商品的重炮轰垮传统国家的贸易壁垒；另一面，实业的筋骨也为它们提供了“武器批判”的实力。随着实业发展吸引资本大量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就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集团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当全球化周期的主导国家，利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且金融手段成为其主要盈利方式后，就不再从事看起来肮脏、费事的实业生产，而成为大腹便便的食利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

在布隆代尔、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等人看来，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漫长的16世纪”，“航海大发现”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扩张的道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流向了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也增强了荷兰的力量。随着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订，西班牙王国走完了主导海外拓殖的伊比利亚周期。

主导“漫长17世纪”的荷兰，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具有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优良的港口、繁华的城市、配有纤道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荷兰人建立的金融市场为这一切进行融资，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到18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来自资本的放贷，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英国的放贷。

曾经从属于荷兰体系的英国，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通过战争和贸易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贸易，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而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到1815年反法联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新周期——“漫长19世纪”的引领者。作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伦敦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矿山、冶炼、纺织、造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产业基础。此后，英国踏入进入了“金融秋天”。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其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则发出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进入危机之冬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而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帝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最后的精气神。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周期，这就是“漫长20世纪”。

美国体系的演进及特征

从工业化起步

美国体系依然是从实业阶段开始的。除了对原住民采取灭绝政策获取大量土地之外，它萌发于联邦和州政府及私人企业对运河、铁路等基础项目的大量投入，这为美国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庞大国内市场播撒了第一场春雨。从1816年起，美国国会就制订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下，美国制造业步入成年期。这种适宜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流向制造业，催生了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制造”风格。从1861年到1914年，美国用5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社会的崛起，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工业产出率超过英国1倍还多，GDP占世界总量的19.1%。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是不同于欧洲的单一经济体国家，具有广阔的土地、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而这时“孤立主义”的美国只有靠着英国皇家舰队的支持，才能推行排除欧洲列强的门罗主义，逐步在西半球建立起霸权地位。

美国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了压力，但欧洲已经无法阻止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趋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产业能力受到重创，而美国成为给欧洲提供不可或缺产品的供应地。和平年代的美国充当着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战时则变成了“世界的兵工厂”。尽管一战使美国成为金融强权，美元成为与英镑平起平坐的世界货币，但当时的美国人坚持“美国是实业国家”，只愿意提供制成品，既不习惯也不愿意在海外投资，去帮助欧洲恢复金融秩序。欧美之间金融业与实业的分离，是导致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与秩序，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实业阶段的鼎盛期，也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的黄金季节。除了世界市场的构建作为制度性因素外，当时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2美元左右，是出现产业“黄金时代”的主要奥秘。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工业霸主地位消蚀，金融特权透支

在美国的实业资本集团中，最为发达的是“军事—工业集团”。在美国产业发展阶段，联邦政府通过对军事工业的支持，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和出口，也拉动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军事—工业集团”至关重要，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也种下了美国对其他国家滥用暴力的种子，形成了美式全球化热衷建立强制秩序的行为模式。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体系与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时期存在着相似性——可以为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战至政府破产，越南战争也使美国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困境。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表面上看是应对欧洲国家挤兑黄金和越南战争造成财政赤字的被迫之举，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资本为保持利润率，寻求从实业之蛹转向金融之蝶的蜕变之路。可以说，1971年的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周期开始进入金融秋天的危机信号。尼克松政府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不仅帮助美元摆脱了“实物之锚”，让美国可以仅靠国家信用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美元和美元债务，也为大量美国资本由实业转向金融业开辟了通道。这极大刺激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把美国带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在实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金融活动主要是为工业、贸易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国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

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和利润来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今美国制造业占GDP的12％，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财富来自服务业，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融类收入。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美国体系金融化特征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往周期的主导国家不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体系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导实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资产上升了2000%。信用货币的快速膨胀，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随之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实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出口，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金融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国际资本极力压低实物生产价值，又极力抬高金融收益，从事实业产生的国家和企业受到来自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越收越窄，结果是投入实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多。最终，世界充斥着金融产品和越来越膨胀的金融泡沫。如今世界GDP不过6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GDP是15.7万亿美元，而各种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基金和金融衍生品接近700万亿美元。显然，无论美国自身还是全球其他国家的实物生产，都无法为超出自身10倍甚至数十倍的庞大金融资产提供稳定而持续的利润来源。这是美式全球化爆发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底爆发了。危机从美国体系的中心地区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全球进入经济萧条期。

与全球金融化并列，资源高消耗是美式全球化的另一大特征，这加剧了体系危机的冲击力。在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处于低油价期，廉价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在支持美国工业迅速增长和升级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高消耗的美国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后，生产效率低于资源短缺的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为追求更高利润率，美国开始产业转移而走上金融化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除了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少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难以与其他国家竞争。这也证明，进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国已不能再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更不可能重新推动实业经济的发展，所谓美国的“再工业化”不过是某些政客一厢情愿和不可能实现的选择——如果不是他们为争取选票的噱头的话。

目前的全球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这是美式全球化的第三大特征，也是导致结构性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体系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心国家控制了全球的主要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据IMF的统计，2012年G7国家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140%。依附性的边缘国家的贫困是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中心国家能够寅吃卯粮，恰恰是因为边缘国家的节衣缩食。全球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导致了全球性的不稳定。

滥用暴力和强权秩序是美式全球化的第四大特征，这无疑减少了美式全球化制度的凝聚力。为维持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断发动战争，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长期过度的军事开支，成为压垮美帝国的重负。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比欧洲更开放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日益扩张，美国社会主流从平民化转向精英化，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经济主导思想，进而影响到美国的社会政策；“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政府调节渐遭遗弃，束缚金融投机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废止，美国已经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殖民地。在美式全球化的框架下出现愈来愈多的“文明冲突”，说明这种单一化、绝对化的意识形态，难以接受文明的包容与融合。这也是美式全球化不可忽视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汇聚起来，构成了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从新生、成长、壮大到衰老的生命过程和独特印记。

危机之冬：美国体系的退行期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在每一个体系周期中都会发生多次规模不等的危机。只是2008年的危机与以往的小周期危机不同，它是体系周期的整体性危机。

如上文所述，这种整体性危机通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会出现一次。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的终结。现在似乎轮到了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无论危机演进在剧烈波动还是相对平静的间歇阶段，处于衰老退变中的美式全球体系有心回春，却无力回天。

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全面瓦解的趋势。以GATT及后来的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TTP和TTIP的小圈子转变，表现出美国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又想从中获利的窘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已经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为欧洲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常向美国货币霸权叫板；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的信用，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而风雨飘摇；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但长久以来没有真正打赢一场战争；美国逐渐失去传统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为2014年全球第一大风险；产业外移导致美国逐步失去产业标准的制定权；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高失业率正在成为美国经济的常态；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正在失去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暴露出美国社会99:1的财富结构的深刻裂痕，等等。更关键的是，在体系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利用世界货币体系的美债本位制，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动性。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只能拉长危机的痛苦，侵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

美国最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坦承，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的阶段”，未来的世界将在“无序和混乱”之中形成多边主义。为此，美国必须学会与其他大国相处，需要“寻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来共享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13年12月发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报告指出，从危机发生到退出杠杆的时间推测，此次危机还将持续至少10年。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转向国内，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

如今，美式全球体系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大不如前，失业率持续保持在高位，社会骚乱频发，冲突与战争在边缘地带爆发。走出危机的路径主要有四条：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以及战争。

战争在走出危机的历史中从不缺席。尽管如此，在核时代，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完成体系的更迭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小规模军事冲突，或是代理人战争，这样的战争既方便转嫁危机，也可以对分享新秩序的权益进行讨价还价。最具想象力和最佳效果的战争形态是“超限战”，即通过军事、非军事或超军事手段的组合式应用，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以达成战争目标。

技术创新被视为体系更迭中的建设性力量，其实它是熊彼得式的“创造性破坏”。在出现繁荣之前，创新将会因改变原有生产模式而导致大量原有产能的破坏，大批劳动者的失业，造成社会动荡。技术创新还会导致知识产权壁垒、技术封锁与突破，引起科学技术领域内外的激烈竞争。因重大技术创新会改变格局与秩序，因此科学技术的竞赛往往演变为国家间的竞争。

新市场的开拓，从来就带有血腥气。不论是伊比利亚人对美洲市场、荷兰人对亚洲市场、英国和美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拓，贸易往往都是由炮舰开道。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开拓市场的血腥气已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但远未绝迹。

各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制度创新能力，与秩序的重构一样，都取决于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决定在国内或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和消费链上的地位，地位决定着利益分配的份额，更决定着支配与从属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经济依存关系中“谁骑马”和“谁被骑”。所以，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竞争也同样残酷。

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我们都会发现，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走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体系危机，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需要探寻多种路径，而每一路径都应包括多种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更多因素介入，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时间——足以让各种要素成长、彼此作用并完成一系列变化的时间。

毫无疑问，处于衰竭退变期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将随着此次危机的结束而走向终结。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也许就是“聪明地处理衰落”；在老霸主退隐，全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全球化将进入退潮期——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的混合模式，将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

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并不是美国的终结和全球化进程的结束，而只是为其中的一个章节画上了句号。历史的河流在此拐个弯，将继续奔流。下一个全球化体系的春天，应当依然是以实业为主基调。目前，它正蛰伏于危机的厚厚坚冰之下，等待拓荒者的到来。

未来的全球化应当是世界各国平等参与的全球化，需要的是全球合作而不是新的霸主。中国应当也愿意参与全球合作，共同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秩序。

 

以2014年4月的亚信会议为标志，中俄已经形成了对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利益共同体。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两国领导人、官员和企业家们签署了几十项合同，以此奠定了未来中俄战略合作的新基础。

通过一系列合同协议的签署，中俄利益共同体已悄然成形。天然气“世纪大单”的签署，意味在全球能源市场中最大需求方与最大供应者之间缔结了“相互保证”的关系，中俄事实上的能源同盟必然会改变世界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而中俄联合生产宽体客机和重载直升机的合同，把原本主要以能源合作为纽带的中俄合作提升到高科技研发和生产领域，将会推动两国产业链的深度整合，这如同当年欧洲从煤钢联盟向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的发展过渡，可以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另一件意义重大的合同发生在金融与货币领域，俄罗斯第二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银行（VTB）与中国银行签署了一组包括以各国本币向对方付款的清算协议在内的协议。VTB在官方声明中说，“根据这一协议，双方银行计划在多个领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了卢布和人民币清算，投资银行业务，银行间贷款，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交易上的合作。”这一组包括能源、制造和货币在内的合作协议，全方位的涵盖了对中俄共同发展最重要的领域，对两国、对东亚乃至世界力量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俄两国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时代背景，是两国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尽管这些年俄罗斯已经成为G8的正式成员，中国领导人也曾应邀作为观察员国参加过峰会。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真正的地位。乌克兰事件后，西方国家立即清理门户，把俄罗斯请出了“富国俱乐部”。在当今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在西方世界的眼里“我们”和“你们”之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无论中、俄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获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平等地位。

中俄共同体之所以会在今年的成形，这与乌克兰事件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直接相关。普京总统在克里米亚的讲话中指出，乌克兰局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近几十年来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倾向于推行强权主义。俄罗斯真心希望能与西方的盟友展开对话，希望保持平等、开放且诚实的关系。但俄罗斯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凡事都有个极限，在乌克兰事件上西方玩过火了。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所以，俄罗斯要明确的对西方说不。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因此，中美两国可以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事实是，太平洋的99%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剩下的1%，包括国际法中规定应该属于中国的部分，如台湾、中国的东海、南海，美国也要染指，今年以来更明确鼓动日、菲、越等国挑战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美国为扩张霸权、打压中俄的举动，理所当然的引起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这导致了两国的战略接近。

美国所采取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战略，肯定是错误的战略。何况，所驱之者是鲲鹏。在今天的世界上，以其博大、以志高远，中国和俄罗斯都当得起鲲鹏之喻。而如今，他们都被美国视为需要遏制的对象。中俄的国家生存与发展都受到美国霸权的侵害，这促使中俄两国成为了利益共同体。鲲鹏击浪从兹始，沧海横流何足虑？毫无疑问，中俄共同体将是全球霸权主义难以摆脱的梦魇。

作为相邻的两个国家，中俄两国有友好合作的历史，也有相互对立敌视的年代。然而，与沙俄与满清的殖民地时期不同，与苏联与新中国早期的冷战背景也不同，今天的中俄是在新时代、新基础之上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移势易，如今两国地位平等，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高度互补，并愿意分享利益，在国际政治中两国都反对霸权，以推进世界多极化为目标，领导人之间高度信任，因此能够让两国共同体走的更远。

目前，全球危机远未过去，美式全球化体系走向式微，曾经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开始退潮。在危机的冬天，各国开始抱团取暖，组成共同体有可能成为取代全球化和平面地理性区域化的新趋势，中俄共同体的成形不仅符合时代变化，而且正在引领新的历史潮流。

面对残存的全球霸权，中俄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在国家利益博弈中占据主动。更重要的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俄等边缘国家要真正改变中心-边缘的传统结构，就需要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可以预期，在中俄之间共同利益的长期互动中，将塑造出“亲、诚、惠、容”的命运共同体，而这将是中俄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平等相处、合作发展、分享利益、休戚与共的中俄命运共同体，一定会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

（编辑  东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