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在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启示与思考”的座谈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资深外交官丁原洪大使等嘉宾，中信青年学会部分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抗战胜利70周年的话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孔丹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研究历史跟研究现实一样，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样的史实，角度、立场、利益诉求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只有确立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方法论，我们的研究才能为国家、民族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我们的研究应坚持这样的观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生长发展，不是一帆风顺，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思想不是纯粹又纯粹。共产党就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学习和成长。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宝贵。
抗战胜利的深远影响
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孔丹认为，抗战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只有几万军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们的正规军已经超过100万。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真正的价值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学习、提高，然后形成了夺取政权的实力，形成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如毛主席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毛泽东是中国学派的创始人，实践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点，它能解决问题，能打胜仗，能够夺取政权，能从弱小变成强大。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认为，抗日战争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从未停止内战，从未真正结束军阀割据的状态。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攘外”指日本；“安内”针对的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宁派、粤派、西北军、东北军等所有与蒋介石作对的力量。蒋介石要加强的是个人集权，重庆政府是军事管控政权。相比之下，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政权，无论国际观瞻还是国内舆论，都是形象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形象恰成对照。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著名演讲，指出：中国或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也就是新中国；或者建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分裂、贫弱的旧中国。而抗战给中国提供了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光明前景。
武廉洁（民营企业家）认为，从1931年开始的14年抗日战争史，是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的奠基期，也是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建立期。我们多年来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和发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三个世界”等思想、方针、政策、策略，都能在抗战中找到萌芽和雏形。反共反华势力不怕我们的国际战略西方化、附庸化，就怕我们中国化、自主化、毛泽东邓小平化。习主席提出了以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一系列新思想和建立两个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有助于在新时期促成多极化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
塑造、建立起新的国际和地区秩序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认为，反法西斯战争从三方面构建起战后国际秩序。一是为战后国际政府秩序提供法理基础，最直接体现就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为免今世人类再遭惨不堪言之战争祸乱。”各国要通过谈判而不是打仗来解决问题。日本安倍政府采用错误的历史叙述所进行的一系列动作，意在逃避甚至篡改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要予以揭露和批判。二是为战后国际贸易秩序提供制度基础，使世界不同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贸易环境。现在是全球性价值链时代，大量的产品的生产是跨国的。现在美国搞的TTP，TTIP，这是针对一些国家专门设定的有针对性的规则，这将导致世界回到二战前那种破碎化的贸易环境状态。三是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的运行基础，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之上的货币规则1973年被美国废止，货币变成了信用货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维持一种没有经济活动支撑的货币价值，比如阻碍亚投行和国际货币机构改革等，企图篡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运行秩序基础，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和反思的。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重点从法治角度谈到中国抗战胜利对国际秩序、法制和机制建设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重塑秩序。这里体现在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联合国家宣言》，另外一个是《联合国宪章》。1840年以来，中国无战不败，在国际体系里不断被边缘化。日本侵华从1931年“9·18”到1941年，中国实际上是孤军奋战。美英召开大西洋会议，美英苏三国的莫斯科会议等重要国际议程统统没有关注中国，也没有中国参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是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再由其他22个国家按英文字母来签署，这里包含了对战后国际关系秩序的设想。此后，与中国相关的一些重要议程，如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意志和利益。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
第二是恢复正义。二战结束后，如何处置轴心国的战争罪犯？根据波茨坦公告第10条，对战犯将进行法律裁判，包括了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以及1956年中国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这有别于之前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战争处理方式。它从法律上宣告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使它日后无从翻案。这是正义的进步。
第三是重建和发展国际法治。从以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然后到联合国不以武力相威胁的新原则的确立。
第四个就是人权文明。日本当时为永久地霸占中国东北，向中国东北不断移民。战后遣返这些日本侨民时，中国在经济凋敝、物资极度匮乏情况下，仍提供了大量食品、药品、燃料等物资，还有1.3万节火车皮，这是真正的彰显人道主义。相比当时美国和苏联各收容的数万日俘都被送去做苦役，中国彰显了更为珍贵的人道主义。
当前美日战略动向值得关注
丁原洪大使认为，中央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题是“铭记历史，维护和平”。因为当前现实确实值得深思，日本现在千方百计地否认、粉饰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最近安倍的讲话完全没有诚意，他虽然用了“道歉”、“殖民统治”、“侵略”等词，但都是用第三人称叙述，他不甘心情愿承认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因为虽然现在我们力量比过去强大多了，但安全遇到的威胁仍然相当严峻。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一天，就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威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二次大战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战争一个接着一个。当前，日本安倍上台后，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新安保法案，更改日本自卫队性质，进行扩军备战，在东海挑起事端，扰乱南海局势。前不久，日本政府居然把以武士道精神作支撑的“神风特攻队”事迹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说明他本身没想承认日本侵略的事实。安倍在前不久召开的7国首脑会议上，还想把欧洲拉到自己一边。所以这些动向值得我们警惕。日本正在走上一条很危险的政治道路。
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罪行的态度截然相反，美国难脱干系。当年美国出于自己利益考虑，根本就没有清算日本在亚洲地区所犯的罪行。1971年，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反对，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这恰恰发生在基辛格访华前，表明美国已经把这个作为牵制中国和日本的一张牌。此后，美国又支持日本通过相关事态法，实际上默认日本插手台湾事务。最近几年特别是奥巴马上任以后美国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明显是冲着中国来的。去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参加20国峰会时称，美国在欧洲有乌克兰问题，中东有“伊斯兰国”问题，但不会影响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亚太地区。为此，美国将60%空军和海军力量集中在亚太地区。另外就是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最近美国刚刚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对它的安全威胁就是四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北朝鲜、伊斯兰国。经济上，美国千方百计要达成所谓TPP，把中国排除在外。最近闹得最厉害的就是网络攻击问题。9月3日中国举行阅兵仪式，美国叫所有欧洲国家都不要来，韩国想来也不让。种种情况说明，美国实际上把我们作为主要对手。去年台湾所谓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事件”，背后都是美国。
美国想长期独霸世界，而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两者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战争形式，已经不光是军事上的常规战争，还包括网络战争、太空战争、金融战争等。最近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争论。他们原先希望所谓对华接触政策设想两大目的：一是通过经济上的自由化，促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没想到中国仍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可靠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但这一目标同样没有实现。所以，美国今后要对中国加强施压，牵制中国。他们认为，由于在历史、意识形态、战略文化及国内政治等方面存在深刻分歧，所以美中两国对未来亚洲的形势有着截然不同的、而且是互不相容的观点。美国学者皮耶奇讲得更有坦白，他说美国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容忍让“中国梦”成为现实。
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压力和挑战准备。丁大使认为，我们应尽力争取与美国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对抗。但历史的经验表明，有良好愿望并不能得到和平，和平是要经过斗争得来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定要实现的，这一点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
程亚文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的危机已经蔓延到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全面全面加速再军事化步伐。不过，今天的中国已不是70年前的中国，今天相对有秩序的亚洲与此前混乱的亚洲也不一样。中国一定是要强化自身实力，强化实力的核心是强化战略能力。同时要在坚持独立自强的前提下实行开放、面向世界。
第二，意识形态话语权亟待加强。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认为，当前抗战史叙述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娱乐化。比如说在冉庄地道战那个地方，甚至给游客穿上日军的衣服，演起鬼子进村的戏码，调侃、娱乐化的宣传在景区也是随处可见，太不像样。二是遗忘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很多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遗址被遗忘了，如河北涉县129师师部遗址、黄杨洞八路军遗址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怀疑和否定，不仅在舆论场流行，甚至在部队基层官兵中也存在糊涂认识，以致于网络上一则纯属捏造的荒唐说法“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总共打死日军851人”疯传一时。
第三，防范新形势下的技术突袭。柴卫东通过分析二战技术遗产，以及战后军事技术发展，指出中国应居危思危，防止技术突袭的威胁。他认为，技术和战争有互动关系。现在科学技术很多来源军事技术。比如移动电话是英国1960年为军事目的开发的；互联网是美国为保证战时全军统一指挥研制的。火箭、原子弹更是如此。二战期间，美国的航空、潜艇、核武器、电子高度发达；苏联是航空和坦克；英国是航空、雷达、密码；德国是航空、潜艇、导弹、生物武器；日本是航空、潜艇、生物化学武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独占日本和德国的生物武器，窃取技术成果，不惜与战犯共谋。美国认为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有重要价值，远比追究731部队石井四郎的战争犯罪更为重要。因此不惜与石井四郎进行交易，将日本细菌战的相关资料弄到美国。除与日本人交易外，美国还把纳粹德国的杰出人才笼到美国，包括克劳布等纳粹首席细菌战专家。美国军方一个重要人物曾经讲过，我们可以发明一类生物战剂作为战略武器，针对特定人口，发挥长期作用，使目标人群绝育，致癌或体质退化。生物武器走到今天，它的投放方式和杀伤规模可能超出人的想象。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略突袭的理论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因为在旧有的技术装备条件下，战略突袭可以被侦查到。但在二战期间，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战略突袭变成新常态。科学技术成为第一杀伤力，第一毁灭力。当前，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在新技术提供的新威胁面前，如何避免被敌对国技术突袭，我们必须居危思危。
（编辑 田文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