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作为座谈会的参加者，我觉得这篇讲话对于我是意义深远的人生一课。
“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的深刻关联
总书记的讲话，首先是针对北大学子及广大青年。
什么是“青年”？
“青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来的重要力量与范畴。在《爱弥儿》这部经典文献中，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把“青年”视为“博爱”的基础。即在青年时代，人第一次学会了爱“他人”；以至于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所描写的那样，能够为爱人之所爱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青春之美好、青年之伟大，首先就在于它是超越“小我”、超越一己之私的浩瀚动力，能够使人将血亲之爱、异性之爱，升华为“博爱”——即对社会共同体的爱、对社会共同体的创造与追求。
北京大学的先驱者们，正是高举着“新青年”的旗帜走上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李大钊的《青春》这两篇标志性文献昭示着：在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和“青春”，乃是摆脱封建束缚，创造新的社会共同体——新家庭、新国家、新世界的战斗号角，是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的深刻动力。
总书记的讲话，开篇即回答了“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之间的深刻关联。他说：
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总书记说:“在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校园里一路走来，触景生情，颇多感慨。我感到，当代大学生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而正因为饱含感情，方才充满理解与期待，正因为爱之深，方才责之切。
如果把总书记对于当代青年的期待概括为一句话，我认为这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成败与否，端赖这一代青年的奋斗与作为。历史在召唤当代青年，“这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讲话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反复表达了这种殷切的期待：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倍加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
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
讲话中有一处感慨良多、具有史诗气魄的段落，表达了对于“青年”和“青春”的礼赞：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
在此，我就什么是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谈谈自己的看法。
无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从我们民族的历史来看，当代青年都是幸福的一代。他们身体好、视野宽，生长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里，先天条件优越，未来的发展道路也将更为宽阔。不过与此同时，当代青年也有着自己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机缘。
今天的青年人，没有在饥寒交迫中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的经历，也没有经历过勒紧腰带发奋图强建设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饿肚子”对大家而言是极陌生的感受，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温饱”是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特殊际遇之一，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匮乏，而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财富的巨大涌流所带来的压力与困惑。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的世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年青人打算买一辆自行车，而商场的售货员则推荐说，与其买一辆1000多元的自行车，你还不如买一辆2000元的电动车。而当他买电动车时，售货员又建议说，你买电动车，还不如花上8000元买个更漂亮的摩托车。而故事的结尾是——这个年青人最终“情不自禁”地贷款买了一辆最新款的小轿车。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经济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而物质的欲望，则更是一种难以被人所控制驾驭的强力。当今人类，如何学会掌握经济的力量，从而避免陷入盲目的经济危机；当今青年，如何避免被汹涌的物质欲望所控制左右，这需要日常的定力，更需要远大的人生追求和目标。我想，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的、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挑战。
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际遇和挑战，则来自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涂尔干说：一定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感受方式、言说方式，构成了“社会时尚”，表现为“舆论潮流”。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构成了一种客观的环境。之所以说它是客观的，是指它在某种程度上先于青年的成长而存在，“是不以我在这方面的意志为转移而独立地发挥作用的”。从这个意义说，“社会时尚”就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力量”相类似。
涂尔干更进一步指出，与传统社会所崇尚的天真、乐观的风尚相区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尚则是悲观的、灰色的。其突出表现是：在现代舆论中，只有那些愤世嫉俗的言辞才被视为“真理”，在社会行为中，只有那些最标新立异、具有挑战叛逆姿态乃至破坏性的行为才受到追捧；与之相对，健康、向上和乐观的风尚，反而被视为陈腐与落伍。
这种社会病状反映了现代人的际遇，而如何面对它、驾驭它、转化它，则预示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机缘。所谓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矛盾、理性与价值的矛盾，也就是这种机缘的日常展开与“活的运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现代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固然来自于个人独立和创造性的发挥，不过，个性的独立也无时不在地瓦解着人类的集体主义精神乃至共同体意识。在一个高速转型的社会里，那些被从社会共同体中“甩出来”的“个人”，更会感到人生丧失了意义与归宿。在集体感不断丧失的条件下，人们在将一切成就、进步均归结于“个人奋斗”的同时，也会把挫折完全归结为个人和“个人能力”，于是，原来由共同体来分担的社会压力，如今则完全“内在化”于个人和个人的内心。第二，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科学和理性的发扬，但是，片面的理性态度要求我们把世界和人当作完全没有意义的客观物质对象来对待，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化”。其结果，则是造成了一个马克思所谓的完全没有人性光辉的、缺乏意义和价值的“异化”世界。
如何去面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磅礴的经济力量，以及如何去驾驭难以驾驭的物质欲望，正如如何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时尚、鱼龙混杂的舆论潮流——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两大际遇和机缘，也就是今天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际遇和机缘。社会学家涂尔干这样说：当今人类所陷入的苦恼，并不是在经济上更加贫困，而是令人不安的道德的贫困。我们的苦恼不是因为我们的合法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是我们不知道合法的需求何处是止境；我们的追求也不是如何使斗争不再艰苦和使生活更加安逸，而是怎样去“培养人们协调思想和感情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一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总之，给道德性格以力量和能量”。
总书记讲话最强有力地撼动青年人心灵之处，就在于对这种际遇和机缘的直面，就在于对当代青年状况的深刻把握。他说：
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互相激荡，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一时有些疑惑、彷徨、失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今”。
只有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才会有“定力”去克服和战胜那种为欲望和潮流所左右的“热锅上的蚂蚁”的状态，只有“能够在人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有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方才能把握住历史的机缘。
总书记还说，要把握历史的际遇和机缘，就要在勤学、修德、明辨和笃实四个方面下功夫。我个人认为，勤学、修德和明辨这三个方面，正完美地对应着康德所提出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这三个方面。总书记的论述则更为简洁、透彻、明了，故能够使人豁然开朗、瞬间顿悟。而对于“笃实”的论述，则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包括毛泽东“实践论”思想的发扬光大。朱子和王阳明所谓“满街皆是圣人”、毛泽东所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被总书记升华为“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而中国先贤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则被他表述为“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这些论述高明而又平易，绚烂之极归乎平淡，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振聋发聩，又沁人心脾。
只有听懂了，方才能记下，只有落实在行动中，才算是真正听懂了。总书记在关键时刻给北大师生上了人生一课，这一课将使我们终生受益无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践行
总书记讲话的主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是对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如何“践行”，而不在怎么念诵。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价值观问题。中国的近代遭逢，之所以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便是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仿佛已日暮穷途。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华文明自周秦奠基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必须深刻认识到，在这场空前的劫难中，西方所瓦解的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和国力，同时也摧残着中国人的精神和信心，沉重地冲击和瓦解着中国的价值体系。
一切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不可能凭空存在。任何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必须附着于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瓦解，乃是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崩溃、瓦解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沉痛写道的：“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说力持，亦终归于不可疗救之局。”
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首先是指在精神、思想和价值观上站起来，是指国家自主性和人民自信心的重生。而且，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价值观的重建过程，是与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实践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相适应，并建立在这种组织能力的不断加强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乃是表里合一的过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在清醒意识到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的同时，必须警觉地注意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处心积虑地把瓦解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作为其伎俩，以期从内部搞垮我们，使中国重回“一盘散沙”的局面。我们更要认识到，社会价值观上所产生的一切混乱，都是社会组织能力涣散的集中表现。
总书记这样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有着13多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重建社会价值体系要从改进教育入手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必须加强对于青年的教育，当然必须改善我们的教育工作。
总书记说：
我为什么要对青年讲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我们要重建社会价值体系，有必要从改进教育大业入手。有位著名的思想家这样说过，今天的教育改革是指：“教育不仅要努力培养智慧，而且更要努力培养性格，不仅培养观念，而且培养信念。”实际上，一个一流的学者倘没有信念和品格，就会沦为投机分子；而任何一个具有崇高信念的青年才俊，都可以通过忘我的努力成为一流学者。这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倘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简单地定义为复制哈佛、耶鲁，片面地强调培养西化的“一流精英”，这样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仅仅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照抄照搬，这本身就是丧失自信的表现，如果把“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放在了脑后，则什么事情都是难以办得好的。我们的办学方针，永远必须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一流文化知识的劳动者。
而这就是总书记对我们醍醐灌顶的警醒：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抓手
当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靠教育改革是不够的。当民族是健康的、社会是健康，教育就是健康的；相反，如果道德环境是被污染的，教师本身是被污染的，希望青年学生出污泥而不染，那就是一种奢求。实际上，当社会组织能力涣散，集体和共同体意识到处都被瓦解的时候，社会也就丧失了共同的目标，如此便没有一种价值观能够把社会整合起来。
因此，落实核心价值观最为关键的抓手，就在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就在于强化我们的社会组织能力。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低下和落后，这便是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的总结：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恰恰是五百年来西方的战乱和经济斗争，方才锻炼出西方的行会、团体、党派和共同体意识。而中国的家族本位，却不能发展出强大而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梁漱溟的这番结论，恰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到了那个“劳动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出现了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对市场竞争的片面强调，随着对个人主义的片面强调和对个人欲望的自由放任，人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共同体意识淡漠了，人们对于社区、对于职业团体、对于劳动者组织的认同被削弱了。正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下降，正是劳动者组织的解体造成的无组织化的趋势，导致了自私自利的盛行；自私自利盛行则导致了价值观的解体。而一个自私自利、各自为政、无所依归的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无法治理的。如果“多元化”变成了思想、行为、价值观的混乱和莫衷一是，那么，正可谓“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趋势中就蕴含着“一盘散沙”的危险。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价值观问题，关键在于“践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就在于加强全社会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而加强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关键则在于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因为只有具备了、夯实了劳动者的职业操守、组织能力、工作规范、组织纪律乃至集体人格这个坚实的基础，价值观的践行和倡导才算有了切实的抓手。
现代治理的困境表现为：在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之间徘徊。这种徘徊，无视了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社会”。现代社会的组织特征，并不表现为“国家的强制”和“个人自由放任”的两难，因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建立在职业劳动的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有机整体。这种分工与合作、这种具有不同职能的有机整体，才是民主与自由的真正基石。而由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其所针对的就是这样的分工-合作的劳动者社会。因此，正是“职业化的劳动者组织”而非“个人”，作为现代职业劳动分工的产物，才是一种切实的现代社会存在，才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而且，它不仅是经济的细胞，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集体人格；它不仅是一种劳动和经济的组织，也是道德和规范的切实载体。
“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不断弘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主义精神、主人翁意识，只有在分工-合作的劳动者职业团体的基础上，只有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辛勤劳动中，才能形成不同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和组织纪律。只有在这种不同的规范、准则和纪律的基础上，一种全社会遵守的核心价值观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而党是领导一切的”。
“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
这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共同愿景，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不断追求的现实。而它的基础就是劳动人民主体性的不断重建，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形成的坚实的职业伦理、劳动规范和组织纪律。
历史证明，为了塑造我们共同的社会目标，当然没有必要人为地恢复过时的、仅停留在口头上和生活表面的社会形态，但更没有必要凭空创造和想象全新的、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形态。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去寻找新生活的萌芽。这就是：通过不断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组织形式，通过建立和健全切实有力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促使全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开花结果。我们应该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不断去寻找社会团结的方式，为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而奋斗。
我认为，这就是总书记所说的“践行”的深意。
（编辑 楚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