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在亚太及两岸政经潮流的冲击下，台湾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分化不断刺激着选举政治的脉动，不仅促成了两次政党轮替，而且催生出一个政治周期，形成了新的政治秩序。2016年初的台湾“大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观测点。本文从亚太经济整合背景下台湾经济动能的流失、社会的多重分化以及公共治理困境的形成等角度，透视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的经济社会根源，系统分析台湾新政治秩序的结构与动向。

引言：一种不良政治周期的提出

当我们看到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大胜朱立伦，并且民进党赢得68席“立委”成为台湾第一大党。总揽行政、立法大权“完全执政”时，很多人会想起8年前马英九和国民党的大胜。2008年春，马英九以58%的得票率战胜谢长廷，国民党赢得了77席“立委”，超过了“立法院”2/3席次，一度引发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再度“一党独大”的担忧。如今，一贯清廉勤政的马英九的支持率掉到了和陈水扁下台前相近的水平，而国民党的“立委”席次跌落到35席，执政8年后沦落为史上最差政绩。于是问题就来了：国民党如此惨败，恐怕不能只归结为马英九的“无能”，同样民进党的大胜也不只是依靠蔡英文的“能力”（今年蔡的得票数只比4年前多80万票，且多为新增的“首投族”的选票），那么还有什么系统性因素深刻影响了这次政治格局的变动呢？

现代社会，政治明星光环常常是不稳定的，其命运取决于民意起伏。今日台湾民意的变动，往往是经济快速波动和社会多重分化在特定政治事件或政策议题上的反映。当经济波动不断减幅直到失去动能、且社会分化日益固化的时候，一种不良的政治周期就可能浮现：党派精英们想方设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认同分化的多重制约，公共政策左右为难，举足不定，难以满足的大众就会改变政党偏好，抛弃一个政治明星，捧起另一个政治明星。这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认同矛盾则损耗愈重，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基本上，这就是8年来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执政命运。现在蔡英文一脚踏进这个周期，身处台湾政治摩天轮的周期循环结构之中，她能摆脱马英九的命运模式吗？

亚太经济整合中的孤岛：台湾的经济动能是如何丧失的

台湾经济：从“奇迹”到“边缘化”

虽然“中华民国”政权于1971年失去联合国席位，但在此后二十多年里，蒋经国、技术官僚以及中小企业家共同打造的“台湾经济奇迹”提升了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走向全球市场的台湾外贸，让人们发现它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分子，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闪亮经济地位让各国精英油然而生敬意，源自日本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即兼具政府干预与市场动力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所谓“发展型”并不如日、韩那样典型，蒋经国治下的不少产业政策并没有奏效，不过是搭上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的顺风车而已，因而资本、技术、品牌、市场四头在外，而只有生产一头在内的“代工生产”（OEM）在台湾十分兴盛。[1]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资本丰厚，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但是知名科技品牌却寥寥无几，同时世界和亚太区域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国际上难以应对更加激烈的贸易竞争。

李、扁以来的战略失败与失误

最近20年是台湾多党政治的迅猛发展期，但是台湾的外贸荣景却逐日黯淡，产业竞争力下滑，经济增长乏力，在世界经济中被日益边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破局，区域经济合作与双边经济合作快速兴起，各种自由贸易互惠协议重新塑造了亚太、亚欧的经贸格局，而台湾却与这波互惠自贸浪潮擦身而过。这其中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作为非主权国家实体本身并不自动有资格签署FTA官方协议，并且国际社会认识到北京认为与台湾签署FTA有悖于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一个国家会和台湾签署此类协定。[2]如果台湾能与大陆建立政治互信，在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大陆并不反对台湾拓展其经贸联系，对外签署具有相当于FTA内容的灵活的贸易协议。在马英九第二个任期内，台湾分别与新加坡、新西兰签署两个经贸合作协议，与日本也签署了租税协议。因此，这个政治因素其实不全是阻碍因素，还在于台湾领导人如何协调两岸关系与对外经济合作。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登辉和陈水扁的战略失败应为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和孤立化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他们在与大陆进行国家认同对抗的同时又想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包括“入联”、“法理台独”等），结果破坏两岸政治互信，堵死了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大道。另一方面，他们以美、日和中南美洲邦交国为重点的FTA战略最终失败——对美日期待过高，幻想一步到位签署FTA，结果被十分现实的美日所冷落，与中南美洲五国签署的FTA则在经贸总量上微不足道，无法提供经济增长动力。[3]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试图“积极洽签经贸协议，融入区域整合，连接亚太、布局全球”时，中国大陆已经崛起，上海凭借着基础设施优势以及综合保税区（和2013年以后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制度创新优势，早已在加速推进“亚太运营中心”了。

最近8年来马英九在两岸政治互信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并能够善用两岸经贸合作拉动台湾经济复苏。但是，马英九及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也是目光短浅，失去了更好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良机。首先，马和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缺乏全盘规划，只看短期实利，不能关注两岸经贸利益之外的更多和平发展红利。一是台湾近年来的宏观经济稳定中两岸投资、贸易贡献最多；二是台湾的中下阶层、中端服务业、中南部实际也从两岸经济社会交流合作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三是大陆给予台湾中青年世代广阔的发展机遇。而马政府基本只看重第一点，对第二点缺乏鼓励，对第三点却是限制多于鼓励。更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两岸和平发展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涉外交往得到大幅改善，得以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和亚太经济整合事务，而这些重要收获基本被马眼中的短期利益掩盖了。

其次，马英九没有紧抓台湾民众担忧两岸关系的关键——安全风险，以良方去引导台湾民意。这里所说的“良方”是指更加务实的两岸和平协议。协议的文本要对两岸和平共荣和台湾的安全保障做出明确规定，其最大的功能在于官方“协议”将能引导民意。因为和平乃是两岸现实，两岸和平协议必定是两岸官方授权且认可的政治协议，将赋予含糊不清的两岸政治关系一种政治确定性，激发民众政治信心。惟其如此，台湾民意才能更加正面地看待两岸经贸合作、社会交流以及共同的涉外关系。

如今韩国、新加坡成为签署FTA最多的两个亚太国家，韩国甚至以人口规模超过5千万、人均GDP超过2.8万美元的底气自诩为“中等强国”，出面筹划世界级的“中等强国联盟”。而台湾老一辈还在回味当年的“小龙”光景，新生代面对的是失业和低薪的苦楚，并且盲目地把问题的源头指向本来对台湾有利的两岸经贸合作。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直接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当作替罪羔羊。

今天，台湾成为亚太经济整合中的政治经济孤岛，除了资讯产品由于WTO信息技术协定（ITA）享有免关税保障之外，难以为重要产品进入各国市场争取到优惠关税待遇，产品竞争力以及原有的产业优势不断流失。唯一因政治考虑持续给予台湾巨额贸易入超的中国大陆，其庞大市场原本是台湾企业获得新生的“美丽新世界”，但是随着东盟-中国FTA和中韩FTA的生效，与韩国、东盟出口产品同质性极高的台湾产品面临着被挤出大陆市场的危险。两岸ECFA的实质是自由贸易加产业合作，不过只是一个框架协议加少数早期收获成果，而两岸自贸的实质内容都在后续的服贸协议和货贸协议谈判里。现在服贸协议已被抹黑，货贸谈判遭到冻结，台湾的经济动脉受到了钳制，而黑手就在台湾内部。

经济波动与蔡英文执政根基

在亚太经济整合进程中的落伍，以及两岸经济合作中的进展与局限，台湾陷入了一个明显的经济波动期，经济短期增长之后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后由于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复苏，但又往往反复变动（参见图1）。这是这个“浅碟型”开放经济体受快速变动的全球经济形势冲击的结果。要不是近年来不断壮大的两岸经贸联系为台湾注入巨额入差，台湾甚至不会有多次短暂的复苏。

图1   1990-2015年台湾经济增长和景气对策信号

  数据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

     外贸的萎缩对以出口为命脉的台湾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自2010年以后台湾的低端出口产品面对东盟国家时已无优势，而高端产品例如面板、电子零配件、芯片等机电产品面临韩国的激烈竞争，甚至正在逐步失去大陆市场。同时，大陆科技产业也有自身的发展需求，台商闻之色变的“红色供应链”开始崛起。如此，作为台湾经济顶梁柱的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即将不保。同时，在台商和外商投资信心不足的时候，在消费能力受就业不稳、薪资停滞影响的时候，在生物科技、医疗、文创等产业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经济大厦的时候，在台企无法突破代工生产模式的时候，台湾经济短暂波动走向持续下滑并非不可能。2015年台湾GDP已经保不住1%的增长率，预估2016年也难有大的起色。

这就是2016年民进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蔡英文今后无法摆脱的经济梦魇。在这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状况下，近年来台湾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已从最高峰的1990年的25%掉到目前的15%左右。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能力不断下降，刺激和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将随之下降，同时民生福利几无提升之机。台湾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已从1993年31%的最高峰拦腰落到2014年15%的低谷；民生福利支出的占比则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足10%逐渐爬升到2011年的近20%，但此后4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4]这说明台湾官方除了维持既有福利现状以外，已无余力再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增添福利项目或者扩张福利基础。而蔡英文竞选主张中的20万户社会住宅建设、青年创业、边缘群体照顾、都市更新加速、北中南部均衡发展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如此状况，巧妇焉能做无米之炊？

因此，蔡英文当选后，一边在绞尽脑汁琢磨两岸政策说辞，一边在想方设法准备出手刺激经济动能。假如台湾经济状况继续低迷下去，政治摩天轮的转动只会加快，不会暂停，而马英九的今天将会是她的明天。因此，对蔡英文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既要设法稳定两岸经贸关系现状，也要争取台湾工商界的投资信心和配合。近年来她所主张的“内需经济”、“以创新为动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理念，落到实处无非都市更新、医疗照护、精致农业、民宿服务、物联网、新能源等具体的产业，要么产值弱小，要么缓不济急，不足以扛起突破台湾经济困境的重任。近来，她在多个县市阐述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的发展策略，提出将在台湾北中南部同时打造五大产业创新体系，涵盖绿色能源、防务产业、生物医药、亚洲硅谷、智能机械等，希望让各种产业政策同时发挥作用，堆大“柴火”驱散景气寒流。但其致命缺陷在于无视外贸的萎缩和大陆市场的流失，没有市场创新是没有产业生命力的，而台湾内部狭小的市场不足以支持蔡刺激经济动能的产业计划。此外，她十分渴望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但由于TPP在劳工、环保、政府采购等方面标准极高，台湾能否顺利加入还有很多变数，而且即便加入也很难在短短几年就能帮助台湾经济脱困。所以，目光只能回到两岸——今后两岸经贸关系仍然是台湾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源。

十多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对台湾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的是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其次是对大陆的出口。[5] 可见两岸经贸攸关台湾经济命脉。

如此，经济问题再度回到政治层面：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能得到大陆的信任，如果继续搁置两岸服贸、货贸，那么台湾所占有的大陆市场份额迟早落入其国际竞争对手的手中。更何况，由于她迄今不承认“九二共识”，台商和外商普遍投资信心不足，大都停足观望两岸局势，有的甚至准备撤资台湾，这对今后台湾经济发展都是雪上加霜的事。

分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民进党如何应对公共治理的挑战？

台湾的贫富分化

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中长期的增长乏力导致台湾社会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近年来，不管按十等分还是五等分，台湾家庭的最高所得组（组V）与最低所得组（组I）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参见图2）。台湾在工业化时期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但是在经济波动的年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台湾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发展成高收入群体，另一部分则掉到低收入阶层。[6]

                           图2   台湾家户五等分组所得差异变化（1980-2014年）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编印：《家庭收支调查报告》，2015年10月

对执政者来说，贫富分化社会的最大难题是政府主导下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的二次分配总是抵消不了基于市场效率原则的一次分配对既有分化的强化，因此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是永远存在的。在选举竞争的年代，这种相对剥夺感和政策扭曲只会得到强化，而非减缓，因为社会政治张力的加强有利于候选人塑造敌我分野的阵营格局，进而动员投票并收割选票。这是台湾民主化以来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之一。

民进党的新定位

蔡英文带领下的民进党深谙此道。从2010年底“五都选举”开始，蔡英文和民进党就努力摆脱陈水扁“政商勾结”的不良形象，追求“中间偏左”的政党定位，亲近社会中下层和弱势群体，极力诉求“公平分配”、“社会正义”的选举主轴，竭力把马英九当局描绘成资本家的“右翼政府”。[7]最近5年来，阶级论战的话语在台湾大小选举动员中十分流行，社会公平分配问题一度代替“政治不正确”的族群认同话语，成为政党论述的利器。[8]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从基尼系数、大岛指数等常用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来看，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比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家严重，何以公平分配和阶级话语在台湾如此盛行？甚至冲击到了两岸关系？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认同、世代、地域等分化问题加码作用于贫富分化问题，使其凸显出来并且通过学运、社运等舞台加以传播，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9]

这是一个由社运和政党共同推动的政治建构过程，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都被卷入这个政治建构过程之中，无不沾染上阶级分化的标签。蔡英文在她的文集《英派》里指出：“全球化经济加大贫富差距，在台湾已产生阶级及社会矛盾；此时两岸加速经济交流，又出现扭曲的政商利益结构。两者产生的分配问题产生加乘效应，终于演变成世代之间的冲突。”[10]这里把贫富分化、世代分化与两岸关系问题牵连起来了。而“太阳花学运”组织者传播的《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写道：“这些由大财团、大企业、少数执政者所组成的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随时可以抛弃台湾，随时可以转往世界上任何一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寻找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11]在这里，“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作为学运斗争的靶子，汇聚了贫富、认同、世代等多种分化内涵，不仅是为富不仁的代表，而且具有“吸血鬼”一样丑陋、恐怖的形象，成为号召新世代良善爱台青年勇于抗争的最大激励。这种制造对手并进行妖魔化渲染的手法，也使学运中各种冲击、霸占公权力机构（“立法院”、“行政院”等）的现实违法行动看起来似乎具有“合法性”与“终极正义”，从而提升了学运参加者及支持者的道德形象。对于新世代学运的仇富、恐中、反马心态以及展现出来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能力和反体制冲击行动，蔡英文和民进党精英是十分欣赏的，甚至自感“望尘莫及”，钦佩莫名。为此，蔡英文强调民进党应与社运团体建立“伙伴关系”，开展“默契合作”，形成“分进合击”的策略以对付国民党。[12]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建构下，贫富分化与其他社会分化形态互相影响，使台湾社会遍布复杂的社会分歧点，极易成为政治动员的导火索。这是台湾民主化以后公共治理最难于处理的问题，也是各种吸引眼球的政治敏感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的社会根源。

分化社会与政治动员

我们必须系统地思考台湾的社会分化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分化的突出特点及其运作效果是：各类新、老分化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行动能力十足的社会力量、政治敏感性极强的社会舆论以及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冲击了过去习以为常的精英主导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催生出新的选举动员模式，改变了主要政党的社会基础。前者的典型例子是2014年春“太阳花学运”对服贸协议的冲击，后者则体现在2014年底“九合一”选举以及2016年初台湾大选中的各种网络政治动员，特别是对柯文哲的网络造神运动和对“周子瑜事件”的政治情绪宣泄。

这些具有网络化、年轻化、民粹化、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甚至反代议制民主的社会运动，乃是上述四类社会分化汇集反应的结果。2013年8月，因陆军下士洪仲丘受虐死亡案引发的25万“白衫军”凯达格兰大道示威事件，可以视为这类社运成型的标志性事件。类似的事件还有苗栗大埔拆迁案争议、台北文林苑都更案争议、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核四运动、反国光石化案等。在这类社运中，Facebook和PTT等网络社交工具成为从网络到现实的社会动员的利器。“公民1985行动联盟”、“巢运”、“民主阵线”、“岛国前进”、“基进侧翼”、“民主斗阵”、“民主黑潮学生联盟”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学运/社运组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有的甚至只是在Facebook上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开展网络社会动员），挑战马英九当局的土地政策、住宅政策、两岸经贸政策、军队改革政策、环保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甚至激化两岸认同矛盾，最终在2016年初的大选中汇聚成时代力量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新兴政党。其中，接续“太阳花学运”声势的时代力量在党主席黄国昌的带领下赢得了5个“立委”席位，组建“立法院党团”，一举由反代议民主体制的先锋翻身而成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不良政治周期的运作

2008年以来，随着台湾经济波动减幅到失去动能（2015年台湾GDP增长率只有0.85%），台湾的不良政治周期形成了：国民党重返执政不久即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经过一番努力应对，经济稍有复苏后立即面临公平分配的社会压力，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双重制约，公共政策决策在分配优先或增长优先之间左右为难。各种社会分化相互影响下的社会碎片化格局开始固化，对重大政策议题的社会共识基本没有可能形成。于是，复杂分布的社会分歧点所构成的“导火索”一旦因偶然事件引燃，激进的新世代就能利用网络新媒体迅速开展社会动员，组织社运，引发政治紧张。国民党一惯忽视培养青年外围社团，现有的国民党青工会和青年团要么为高官子弟和地方派系子弟操控，要么缺乏网络草根动员的决心与经验，因此国民党虽然成了在野党，但恐怕缺乏利用社运的能力。马英九第二任期内最常见的社会问题螺旋式激化进而政治化的模式。其实蔡英文上台后也很难完全避免按如此模式运转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社会碎片化，谁当家，谁承担。这一点蔡英文已经意识到了。

在不良政治周期中，多种社会分化作用下社运的蔓延，就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消耗。长期看这里没有赢家，因为特定社会群体一时的权利获益往往同时伴随着整体性的制度损伤。各种制度损伤日积月累，最终造成的只会是体制的失能和治理的失败。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三十年左右的台湾民主化和政党竞争，建立起后威权时代的政治秩序，依托各种民主制度和政策过程为台湾提供了民主规则、市场效率、福利改善以及良好社会规范等政治-社会功能。但是如果这些制度和政策过程一再受损，这些弥足珍贵的功能也将无处容身。

蔡英文执政下如何应对潜能十足的社会力量，将是未来若干年台湾政治发展的新内容。时代力量党已经在“立法院”中发出了要监督民进党执政的声音，各种独派社团、环保社团、社福社团在推送蔡英文和民进党上台以后紧盯着民进党的施政举措。他们不会忘记十几年前陈水扁上台执政却背离社运团体，大搞政商勾结的往事。三年前，“万人送仲丘”活动的主持人喊道：“民进党如果真心诚意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但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只想着下次选举，民众不会站在你这边。”蔡英文说她随时把这句话放在心上。[13]那么，在高举“公平正义”理想旗帜但又兼有反全球化、反市场化和仇富心态以及强烈“台湾国认同”的新世代社运面前，蔡英文和民进党还能像在野时期那样纵情欣赏和支持社运吗？

总结：台湾政治秩序的未来——分化社会挑战民主社会

台北一位曾任政府文官的老先生告诉我：民主当然好，但是民主越多，下层老百姓就越想念威权领袖蒋经国。因为不是民主越多社会就治理得越好，不是社会越多元民众的福利就越能得到保障。

台湾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选，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形成过程（即“民主化”）受到不少“先天病灶”的影响，包括早期的省籍-族群冲突、南北部发展差距以及近年凸显的国家认同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基本上，民主制是系统性代表社会利益的方法，但仅凭本身无力去改变社会利益的分配，需辅以其他现代国家建设制度，包括法治、市场、公权力配置等。30年前台湾民主化的启动有其问题意识，亦即改变权力资源的产生和分配模式，包括开放政治市场（开放“党禁”、“报禁”），让民众平等获得利益代表（解散“万年国会”）以及最高权力的普选（“总统直选”）等。

随着第三次“政党轮替”的完成，台湾“民主政治”可以说进入了“巩固期”，而由于四大社会分化形态同时存在，不良的政治周期隐然成型，促使台湾民主政治运作的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可持续发展、有效公共治理以及公平分配，成为新的新政治秩序的必然要求。这就是未来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是分化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时代挑战。如果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能完成这些任务，也无法逃脱政治摩天轮的无情周转。

   民主政治不确定，分化社会无共识，这两条是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的难关。大陆对台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台湾政治发展的这两条逻辑。台湾的社会分化和政党轮替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继续发展的激励因素，未来政策改进的着眼点应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在坚决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推行让台湾民众“有感”的政治干预，扩大对台湾新世代的政策吸纳，全面布局构建两岸安全共同体等。

（编辑  迟晨光）

编者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体系内在结构产生异变，以全球性货币金融市场、全球流动性金融资本、全球范围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背离为特征的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主导。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货币金融决定实体经济的价格体系和分配体系，大宗商品价格与实体经济供需脱节。企业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市值最大化。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真的能创造经济繁荣吗？2008年发生的一场在世界范围极具破坏力的危机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美国金融资本畸形发展，抽取实体经济的收益，造成本土产业空心化和全球经济严重失衡。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

拨乱反正首先是价值观的正本清源，本文作者强调，要让金融重新回归服务实体的经济本原，与实体经济无关的坚决不干。我们要破除金融迷信，要清醒认识美国金融市场的复杂结构和衍生工具不是现代经济的必然选择，而是华尔街利益集团的选择。复杂并不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美国金融已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不再将立脚点放在为实体产业服务上。在金融领域，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一切金融创新不能离开金融本原，放任金融错位发展。

实现农业、工业、科技与国防的现代化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重大历史使命，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国家竞争力的基础。目前中国正在从制造业大国往制造业强国迈进。虚拟化的经济将使中国实业发展、乃至中国经济难以为继。金融业务的发展，决不能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动脉，是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企业、政府乃至居民须臾不可离开的供血系统，是整个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真理和谬误就一步之差，越雷池一步，天使就会变成恶魔。如今，以美国为样板的中国金融市场的浪漫发展，不仅在盈利规模上喧宾夺主、超过了中国制造业；而且在业务模式上颠覆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原，由“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自我服务的“金融交易模式”。今天中国经济下行，实体经济不振，固然有诸多原因，但对金融的错误定位，漠视金融的放任无序发展，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经济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的错位，市场秩序的混乱，贫富差距的拉大，民众心态的浮躁等等乱象无一不与金融异化发展有关。在金融发展问题上，我们是该醒醒了，是该停停步子，把望思考了。我们应该深刻思考金融的本原，思考金融的功能定位，思考金融的业务模式，思考金融的规模经济。放任金融发展，载舟之水则会覆舟误国的。

金融自大挤压实体经济

正如美联储原主席保罗·沃尔克所言，19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发生的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金融已由当年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金融已不再是为实体产业提供资金融通、配置资源而安身立命的服务者，而演变成为自我服务不断追逐交易标的的牟利者。美国前财长助理布拉德福德·德隆教授说，金融成为一只吸附在实体经济身上的吸血乌贼。美国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和产业空心化，正是这种不幸变化的必然结果。

如今，跟在美国身后的中国金融也在亦步亦趋，尽力模仿美国金融市场包括重复他们的错误，贪婪地截流宝贵的资金，与实体经济争利。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加不断创新纪录，但还时不时出现“钱荒”，还经常听到呼唤“央妈”放水的声音。究竟何故？值得深思。2015年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了14%，比2014年12.2%的增幅提高了1.8个百分点。截止到今年的1月份，广义货币M2存量高达141.6万亿。相比下降的GDP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量不能说不多，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善。钱去了哪里？除了一部分资金在金融杠杆的帮助下继续流向房地产市场之外，金融的高回报成为分流吸噬资金的沼泽湿地，放水再多，资金也很难流入实体经济干旱的田野。

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绕开传统业务，“创新”利润环节，层层加码，使资金价格贵得实体企业无法承受。另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金融市场规模急剧扩大，市场结构和产品愈发复杂。但是这种扩张与变化和我们所期望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却几无相关，目标高度趋同地涌向金融交易。银行、信托理财业务大多都是以钱炒钱的金融交易类产品，还通过股权质押、股票交易配资为资本市场提供百害而无一利的交易杠杆牟利；保险业跨界经营融资平台，利用非资本的短期资金四处杠杆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牟利，并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证券业开展助涨助跌的融资融券业务，为客户提供杠杆融资赚的盆满钵满；以避险为名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为投机者跨市套利提供获利条件，使资本市场变得更加凶险；一些市场机构利用技术、资金优势公然开展严重破坏资本市场“三公”原则的高频交易，洗劫广大中小投资者，大发横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金融的放任发展，使有志于此的各路神仙各显神通，为所欲为，分享丰厚的资本盛宴，而资金的稀缺性所决定的此消彼长却使得实体经济被不断挤向边缘。

继2014年金融机构贡献的所得税创记录地与制造业所得税比肩之后，2015年这种本末倒置的荒唐扭曲又更加严重。2015年，一方面金融业企业所得税8572亿元，增长13.9%；另一方面，工业企业所得税7425亿元，下降了5.3%。金融业企业所得税竟比工业企业所得税高出15.4%。金融业的这些收入所得，部分来自高利息收入，另外相当部分都来自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金融交易收入，且所占比例呈快速扩大趋势。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倒挂现象愈演愈烈，不仅严重地挤压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而且使得中国经济虚拟化，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为继。这需要我们高度警惕，深刻反思金融战略和金融体制。我认为，中国经济要健康发展，要入正轨，就要限制金融的无节制发展。

金融暴利腐蚀实业精神

金融业这些年来的疯狂扩张，其主要原因是金融业来钱易、来钱快、来钱多。牧人逐水草而居，商者受利欲所驱，这本是人之天性使然，无可厚非。但现代经济社会却有内在的生态规律，维持经济生态平衡是政府的天职，责无旁贷，不能借口市场决定，放任自由主义泛滥，放任金融无序发展，那必将导致可怕的经济生态灾难。

实体经济虽然是经济的本源动力，但因研发投资风险大、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等原因，在财源滚滚的金融面前十分弱势。如果我们不保持清醒，放任金融疯狂增长，放任金融规模随性扩张，放任金融投资收益与实体经济投资收益严重倒挂，那谁还会耐得住寂寞，眷顾实业？超高的金融利润不仅侵害现今实体经济的利益，最要命的是这种超高利润示范会腐蚀民族的实业精神。资本将逐金融利益而去，人人都想搞“资本运作”，无人愿意投资费钱、费力、耗时的实业；社会精英、青年学子也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扎堆投机时髦的金融，不屑钻研从事国之根本的中国制造。长此以往，虚拟化的中国经济将靠什么支撑？失去原动力的中国经济将难以为继。

好在今天的中国实业界里还有坚守制造业痴心不改，为研发制造中国的深海钻井平台投下了血本，功绩卓著的中集集团麦伯良；潜心研发、精工制造、硕果累累名满中外的华为集团任正非；豪情万丈为国制造、为国争光的格力集团董明珠等中国制造业的脊梁、新时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该弘扬这种献身实业，制造报国的伟大精神。我们更应动员引导更多的资源支持这些顶住房地产、金融、“资本运作”等金钱游戏诱惑，痴心不改，长期坚持实业“抗战”的优秀企业。我们应该重建金融市场模式，为中国制造服务。

金融“创新”制造系统风险

金融“创新”如今是最时髦、最能迷惑人的概念。首先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创新”者的动机，看看“创新”的产品，就不难明白是怎么回事。无论是华尔街的原创者，还是我们的模仿者，有谁考虑过实体经济的需要？无一不是在为自己敛财牟利。他们“创新”的衍生品，哪些能把资金导入实体经济？无一不是巧取豪夺的工具。

其次，金融衍生品在微观上能够对冲风险的理论貌似成立，但市场实践却做出了相反的裁决。美国长期资本公司拥有两位因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以及“华尔街套利之父”、前华府和美联储财金高官等一大批金融天才，号称“梦幻团队”。但长期资本公司却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栽在了看似风险不大的债券市场衍生品交易上。不甘心失败的这个几乎是原班人马的团队又东山再起，且吸取教训大大降低了杠杆，但又还是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这惨痛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工具对冲不了风险，只会制造风险。

第三，如果说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在微观上尚有概率或然的不确定性，但是其在宏观上的巨大危害却必然无疑。即使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立论在微观上是成立的，但是这些微观行为的叠加却会产生核裂变般的不可控能量，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破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不仅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冲击影响今天依然在持续发酵。

2015年我国股市剧烈震荡，就是不明就里、不求甚解，盲目模仿美国的“金融创新”，放任金融浪漫发展、让杠杆交易、衍生品跨市套利肆虐的结果。本来是一个为实体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支持的资本市场，却把各路巨额资金以各种形式投入股市炒作；原本为宏观经济减杠杆的直接融资市场，在这里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加杠杆的投机交易的盛宴，其逻辑让人费解！

短短两三周之内，杠杆牛市的大喜转瞬间变成大悲，实体经济短缺的巨额宝贵资金被股市交易裹挟不知所踪，中小投资者被洗劫，宏观经济景气信心严重受挫。唯一感到庆幸的是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否则那将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些被某些人盼来“解决中国投资者结构问题，对冲中国散户”的华尔街大鳄将全面血洗中国金融市场，那时候我们想救市恐怕也会束手无策，无从所救。那将不会是一场“系统性风险”那么简单，而势必会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灾难。

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直至今日，我国金融界依然对美国这场危机缺乏清醒深刻的认识，似乎形成一种共识，认为美国金融市场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走过了头，而中国还远远不够。这是一种糊涂的危险观念。为了流动性，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为了解决不良资产，我们不仅搞资产证券化，还开始了风险极大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我们不会不知道美国2008的次贷危机正是资产证券化或准确的说是不良资产证券化惹的祸，为什么还会如此自信，假设我们不会重蹈覆辙？也许我们知道“度”在何处，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一旦上路，任何力量都无法控制其发展程度。我不否定资产证券化的积极意义，但两害相权，我们不能饮鸩止渴，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现在又出现了要搞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动议。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用一种风险工具去对冲另外一种风险产品，只会把这个市场搞得更加复杂，引发更大的潜在风险。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过程中，美国金融界最担心的就是经投机杠杆反复翻炒，高达62万亿美元的这个貌似避险工具的CDS市场风险总爆发。因此，不要指望用孕育风险的衍生品避险，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拨乱反正回归金融本原

中国金融如此放任发展，正如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回顾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处置过程的那本书的书名《峭壁边缘》一样，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峭壁边缘！当务之急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审视金融战略、金融定位，敬畏存在巨大风险的金融市场。要破除金融迷信，破解金融迷思，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金融市场复杂的结构和衍生工具绝不是现代经济的必然选择，而是华尔街利益集团的选择。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本不需要那么复杂，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投融资双方提供简单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中介服务即可。复杂并不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简洁倒应是金融市场的哲学。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金融市场复杂化和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的必然规律、代价和宿命。但是，如果我们放任金融发展，就必然要承受金融危机的沉重代价、甚至是颠覆性代价。在金融安全问题上，制度和方向正确与否是决定性的，我们不要指望金融人理性、节制、内控，也不要指望监管。经验证明，贪婪会冲垮所有的堤坝。

美国虽然有保罗·沃尔克等有识之士深深忧虑金融的放任发展对美国的严重危害并试图力挽狂澜，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强大的华尔街利益集团决定了美国金融已无回头机会，势必深陷周期性泥沼、慢慢消耗，直至美国时代的结束。我们中国还有机会，这种机会来自于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所谓机会往往稍纵即逝，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我们不清醒深刻，不珍惜把握，那金融的放任发展势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千古遗恨。

中国金融怎么发展？近年来我们似乎感觉到金融的困局，不断地在讲金融改革，但我们认定的金融改革方向是否正确却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跳不出新自由主义的窠臼，继续按照金融自由化的方向改革则是雪上加霜，中国危矣！我们唯有改辕易辙，认真开展一场全面的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首先是价值观的正本清源，让金融重新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应该一切唯实体经济是从。所有的金融活动、金融产品要与实体经济比对，有益于实体经济的就干，与实体经济无关的就坚决不许干。要特别警惕当今盛行的“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为自己牟利的金融现象。

拨乱反正，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坚持“产业服务模式”，反对“金融交易模式”。中国金融的价值规范应该明确为：鼓励直接融资，限制金融交易。所有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活动都必须遵循这个价值规范。

鼓励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对于实体企业的重要作用大家都知道，毋庸赘言。遗憾的是直接融资始终是中国经济的短板，是中国金融之痛。究竟何故？问题何在？很显然我们这些年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大部分金融资源都自觉不自觉地流入金融交易市场。因此，我们应该下决心把直接融资作为金融市场建设的首要任务、主要工作，全力以赴搞好资本市场建设。建设资本市场我们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创新”添乱，不要急功近利，不应投机取悦有关各方。我们应该潜心思考，保持定力，踏踏实实地搞好市场基本建设即可。所谓基本建设，一是要集中行政和市场资源支持资本市场建设，打破部门割据，把所有属于直接融资的证券买卖行为都纳入证券监管部门统一监管，而无论其所在行业和所在市场，以便执行统一的行为监管规范，杜绝监管寻租，为形成一个统一协调发展的资本市场创造条件。

二是建立以透明度为纲的市场哲学，构建以会计师、律师、媒体、公众、监管者为主体的信息透明度保障系统，监督发行人向市场提供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经营信息和风险报告。用严刑峻法惩戒虚假信息的提供者和中介责任人。

三是严格执法维护市场秩序，无论牛市熊市，不论股指高低和市场情绪，坚决刚性执法，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市值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市场公平预期。

四是把资源优化配置作为资本市场的主旨、主线，纠正放任劣质上市公司存续，、姑息绩差股恶炒的错误观念和灰色市场文化。优胜劣汰，坚决不让垃圾股挤占市场资源，对借壳重组实行与发行上市同一标准，严格限制。实行最严厉最坚决的退市制度，遏制绩差股炒作泛滥，吐故纳新，使资本市场恢复健康，实现资源配置优化。

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多年成绩巨大，积习也甚重。我们一方面要扎扎实实加强基础建设，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上市制度，努力使市场供求趋于平衡。另一方面也要破除美国迷信，革除既有市场弊端，使其适应为中国实体经济筹融资金、配置资源的大任。

限制金融交易

对待道貌岸然、纷繁复杂的金融交易，我们不要迷信，不要犯懵，应该自信，多问几个为什么？凡与支持服务我实体经济无关者，一概摒弃。

第一，限制金融机构规模无序扩张。如今，浮躁、浮浅、短视的商业文化使人们对金融趋之若鹜，人人想插足金融，各种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然而，增加的金融机构大多都集中在金融交易领域，做的都是以钱炒钱的生意，这样必然要增加交易环节，推高资金价格，增加资金成本，吞噬挤占实体企业利益。因此，除允许增加一些与直接融资有关的金融机构，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之外，不要幻想增设新或新型金融机构就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严格限制增加商业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争利。

第二，严格金融许可监管。金融是高风险行业，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防范风险，保护消费者、债权人、权益人利益特别是中小客户利益是金融行业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前提。因此，一是要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和非法经营，不能漠视放纵，时紧时松，线上线下标准不一；二是要加强准入监管，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放松管制，提高效率，为实体经济增强活力的良政。但是，从金融行业风险特性和消费者保护角度来看，金融负面清单管理还值得商榷。因为最高明的监管者也会落后市场半拍，不可能开出前瞻性的负面清单。如果在金融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当“聪明人”受利益驱动搞出一些损害实体经济，损害投资者利益并风险巨大的自我服务套利创新时，等监管者发现将会为时已晚。不仅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和破坏，而且还会因利益集团的游说、阻挠很难纠正。中国金融监管已经相当粗放了，再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金融安全将何以保障？

对于互联网金融也应实行许可监管，我们应该清醒认识所谓互联网金融，它仅仅只是金融业务的新技术载体，并非新主体。传统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具有互联网技术优势的企业转投金融行业也可以利用。但这种可以提高金融业务效率的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并未改变金融的基本特性，并未改变金融的规律和规则。反倒是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传输扩散效率决定了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更大，需要加强更具针对性的严格监管而不是放松监管。对于新技术，我们应该支持敬畏，但不能换了马甲就不知是何方神圣，就无所适从。

第三，清理整顿理财市场。如今的理财市场五花八门，发行机构众多，理财产品繁多，管理缺乏规范，投资者保护欠缺。且理财收入大多来自各种交易类产品。虽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百姓的理财需求，但是却抬高了资金成本，难为了实体企业，并且对客户、对金融系统都潜伏了大量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应该高度重视理财市场乱象，对理财市场认真清理整顿。可以考虑将理财产品纳入债券市场规范，统一监督管理。

第四，清理整顿各种地方金融交易场所。发展直接融资支持实体经济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但金融的高风险特性决定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需统一规划，有序设立，不能放任地方随意批设。2011年针对各地争相设立金融或类金融交易场所的乱象，国务院发文要求清理整顿，遗憾的是清理整顿不了了之，匆忙验收。导致出现了涉案金额430亿元，投资者超过22万人，危害严重的庞氏骗局式的“泛亚”事件。在严肃查处追究“泛亚”案件的同时，我们应该举一反三，清醒认识还可能存在类似潜在的更大隐患和系统性风险，重新严肃开展对各种地方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治理金融交易泛滥乱象，防患于未然，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保障金融安全。在清理整顿完成之后，再统筹规划部署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第五，明确金融交易规范，维护市场秩序。发展直接融资必须有一个健康、稳定、有序和高效的二级市场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而且这个市场应定位明确：支持直接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为投机交易服务。因此，这个市场应该是证券转让的现货市场，非杠杆化，满足投资者交易和资源配置即可。不能把资本市场变成金融投机家利用资金、信息、技术优势予取予夺，巧取豪夺，洗劫中小投资者的场所。

有鉴于此，我们一是应该禁止银行资金进入股市，使股市本末倒置，走向自己的反面，把为实体企业融资的市场变成一个与实体企业争食、挤占实体经济资源的市场。二是保险市场应该注重投保人利益和险资安全，在坚守主业的前提下，让保险资金扮演好股市稳定投资者的传统角色，不能异变为一个撬动巨额资金进行杠杆交易的风险偏好者，警惕其高回报融资风险，警惕非资本的期限错配杠杆收购给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带来风险。三是应该禁止以交易技术创新面目出现，利用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进行明显违反市场公平原则的高频交易等交易方式，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等市场弱势群体利益。四是应该重新审视融资融券业务，清醒认识杠杆交易并非资本市场流动性所必须。融资杠杆会助长股市疯涨，透支股市动力。而当股市反转下跌后，它会不同于没有融资杠杆的市场（大多数投资者仅仅是账面浮亏被套，券商、银行无虞，国家也无需救市）的情况。加上融券对股市下行的助推，融资杠杆使用者会被强制平仓，真金白银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极端情况下的集体踩踏也会危及融出资金者和银行，引发系统风险，逼迫国家救市。不争的事实是，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融资融券对于直接融资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应牢记去年股市血的教训，再也不能继续演绎宏观经济去杠杆，股市加杠杆的荒唐逻辑了。

对于金融衍生品我们更应保持清醒，不要再受华尔街的蛊惑。既然没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证明金融衍生品对经济源泉的实体经济有用，既然美国的实践已经证明衍生品从微观到宏观都风险巨大，我们为什么还要不信邪，非要蹚那浑水，自我作乱，给自己和国家添大麻烦呢？

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不应该折腾，也经不起折腾。客观地看，金融是我们的软肋，是我们国家安全最薄弱的防线。因此，我们不能放任金融无序发展和资本账户自由化误国误民。常言道，知易行难。但在金融发展战略方向这个问题上却是知之艰，行之惟艰！如今金融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形成，业内模糊观念普遍，要在金融领域开展一场拨乱反正的金融改革非常困难，似乎已无可能。但是这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我们应深刻反省，痛下决心，坚决改革，把金融重新导入正轨，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原。否则，我们有可能倒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前。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关于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探讨有很多，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产能利用率不高。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约12亿吨，产量约8亿吨，据此计算，产能利用率不到70%，得出产能过剩结论。二是钢铁行业亏损。目前虽进口铁矿石价格有所下跌，但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更多，2015年四季度以来，钢铁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

但产能存在虚报和瞒报现象，上述数据不一定反映了真实情况。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2014年唐山、邯郸地区高炉利用率分别为95.28%、92.34%。尽管2015年受市场连续低迷影响，部分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民营钢铁企业以检修高炉为名减产，两地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88.9%、85%左右。而中国未来发展对钢铁需求量到底是多少似无人计算过。

一、对我国钢铁需求的不同视角

首先，目前钢铁产能过剩是建立在较低建筑标准的钢铁需求上的。在各国标准中，对钢筋的屈服强度级别大致可分为300兆帕（低）、400兆帕（中）和500兆帕（高）三组。我国城市建筑以钢混结构为主，建筑用钢国家标准为300兆帕，实际使用中335兆帕钢筋实际用量为70%左右，广大农村地区建筑标准更低；而日本与美国的主力强度级别是400兆帕或420兆帕，欧洲、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主力强度级别则达到500兆帕。[1]近年来中国水、旱、地震、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包括玉树地震、鲁甸地震（表1），以及近期刚刚发生的深圳人工堆土垮塌事件，建筑标准相对低下，在面对自然灾害及人为事故时带来的惨重伤亡已经给了我们切肤之痛。提升建筑标准应被提上议事日程。此外，由于抗震防灾性能更佳，推广钢结构住宅的必要性也大大凸显。如果在全国推广的难度较大，至少地震带地区和重点城市的建筑应为钢结构。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大地震造成的人员死亡情况

推广钢结构住宅将大大提高钢材需求量，并改变供需结构。钢混结构用钢量每平米50-60公斤，主要是螺纹钢、盘条；钢结构用钢量每平米约120公斤，主要是中厚板。近年我国钢结构建筑用钢量仅为3000万～4000万吨/年，仅占全国钢材产量的4%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钢结构建筑用钢量约为40%左右。[2]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比例，仅此一项每年就增加钢材需求4.5亿～6亿吨。但推广钢结构的难点在于：第一，成本问题，钢结构每平米造价要高出150-200元，开发商为追求低成本而不愿采用；第二，与钢结构配套的三板结构（屋面板、墙板和地板）限制了钢结构的应用；第三，政府推广力度不大、存在分歧。房地产开发收益政府拿走相当部分，开发商利润薄，推广钢结构需要政府补平每平米200元的差价。推广钢结构，水泥的用量会减少，水泥生产者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钢结构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钢结构寿命长，并且50、100年后可循环利用，省掉了炼铁环节，减少了水泥等建筑垃圾，更加节能环保。

第二，众多薄弱环节也迫切需要加大基础产品投入。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重点领域建设，总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留下了一些短板，由暴雨洪涝引发的城市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国排水系统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受限于建国初期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客观情况，当时的设计主要考虑是否完善排水系统及如何节约成本，而没有充分考虑可持续性的使用，因此造成了给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的问题。我国排水管道口径一般在1米以内，[3]承载能力十分有限。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2011年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我国一般地区的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4]为1-3年，重要地区为3-5年，特别重要的地区可采用10年或以上标准。[5]而在实际操作中，70%以上的城市排水系统重现期小于1年，90%老城区的重点区域比规范规定的下限还要低。[6]在北京，只有天安门广场以及奥林匹克公园附近能达到5年一遇的标准。[7]虽然2014年新修订的设计规范中相关标准已经大幅提高，[8]但现存管网仍迫切需要改造。如果按照每公里投资1亿元[9]的标准计算，仅北京要将地下管网全部改造，就需要近万亿元的投资（表2）。这不仅对钢铁等基础产品产生大量需求，也能够在经济下行时期起到稳增长的作用。

表2. 北京与世界主要发达城市排水管网建设情况对比

第三，中国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薄弱，包括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在内，全民人均指标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阶段，与发达国家在同一阶段的人均消耗相比，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得出我国钢铁已“产能过剩”的结论应更科学与慎重。

据概略统计，自19世纪60年代炼钢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以来，美国钢铁生产累计产量超过80亿吨，即使资源贫乏的日本钢铁生产累计产量也达到53.8亿吨。我国钢铁工业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当前累计产量虽然达到88.2亿吨，但人均产量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异依然明显。截至2014年底，美国、英国的人均钢铁累计产量约26-28吨，工业化晚一些的日本为41.4吨，而我国的人均累计钢铁产量仅6.4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表3）。我国人口是美国和日本人口总和的3倍，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房屋、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发展需要消耗更多的钢铁。

表3. 主要经济体钢铁生产情况对比（1870-2014）

资料来源：1870-2009年数据引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课题组，“发展基础产业推进结构调整”，《经济与金融》，总49期；2010-2014年数据引自世界钢铁协会网站。

二、当前我国钢铁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当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并不是第一大问题，产能分散问题比产能过剩问题更严重：经工信部认可的产能在100万吨以上的钢铁业联合企业[10]有305家，若以单工序钢厂计算则超过2000家。行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分散，滋长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个别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并带来环保问题，在客观上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垄断与投机，干扰我国物价稳定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同时降低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难以充分施展。据企业反映，我国高端钢生产在技术上突破难度不大，尤其是民营企业敢于投入，能够承担风险，在技术攻关上具有优势。但民营企业往往难以获得市场准入，或由于研发周期长但融资期限不匹配而受到制约。

高污染高耗能问题较为突出。落后产能不仅增加能耗、污染环境，主要产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资源、能源不相匹配，而且妨碍新产能作用的发挥，甚至导致产业链脱节，影响未来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

三、如何去产能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因此需要钢铁等基础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绝不能重蹈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覆辙，更不能削弱基础产业，落入西方打压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的圈套。要解决当前的种种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技术进步、整合产业、储备产能。在去产能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产能一旦形成瓶颈可能会导致下一轮无序投入。要充分考虑提高建筑标准、推广钢结构建筑、加强地下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和薄弱环节对钢铁等基础产品的需求。要结合这些需求规划产能，因为一旦产能压缩，再恢复不仅需要时间，而且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无序投入，加大产业波动。

第二，削减产能要与中长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合考虑。高精尖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依赖基础产业的发展。如果过度依赖外部进口，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可能因为缺乏工业生产的支撑而停滞不前。产业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形成一定的产能规模，才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技术革新与调整。限制产能，不应对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基础产业和投资的急速收缩会大幅度降低整个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并对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条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当前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吸纳就业的作用增强，但这也是依托于钢铁行业（例如目前河北省港口、物流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这主要受益于其到港的矿石大量增加）。如果工业长期受到压制，生产减少了，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也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

第四，去产能要注意不诱发金融危机。我国基础产业的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非资本市场，在压缩产能的过程中，要注意对银行体系安全性的负面影响。防止银行体系进一步收缩信贷，从而导致经济剧烈震荡。

四、对下一步产能调控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基础产业的发展。对于技术落后、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造成污染的钢铁产能应坚决去掉。做大做强中国的基础产业，应该将这些产业的投资交给市场，由投资者自己决定是否投资。政府主要负责对产品的技术水平、环保标准、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检查落实，切实保证企业真正在平等的市场条件下展开有序竞争。也许在放开基础产业投资的初期，会出现一定的产能过剩，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过剩局面将由于企业间的良性竞争而消失，产业会相对集中，产品的质量将得到有效提高，成本将不断下降，污染和能耗将大幅度降低；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产业链条、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及发展方式都将迎来更符合持续发展的局面。

第二，从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优化产能结构，变分散为集中。造成当前部分基础产业产能过剩乱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基础产业的过度分散。过度分散必然导致过度竞争，而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失灵。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用提高产品标准、质量要求和环保标准的方法，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自然淘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行业集中整合来推进市场良性机制发展。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都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产业的适当集中。在这个阶段完成后，再转而通过反垄断法等方式限制市场垄断。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基础产业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第三，以必要的产能储备来支持结构调整。产能与实际产量、实际消费量之间会有一定的富余，但这些富余产能并不能简单地判定为“过剩”和资源浪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处在快速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基础工业产品的需求增长迅速，对于这种需求的快速增长幅度，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比率来衡量，因此生产厂商有必要保持一个相对高的产能储备，以应对需求的快速增长，抓住市场扩大的发展机会。

第四，通过增量调整来实现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在世界经济还面临较多不确定性时，去产能应防止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以及解决就业、构建社会保障、保持金融稳定性、财政承受力等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有以生产为基础的服务业是不牢靠的。经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也应保持适度较快的增长，因而要注重通过优质的增量对存量进行结构调整。

第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高端产品领域的优势。应认真研究钢铁行业是否可以允许优秀的民企并购国企等问题。在钢铁行业，国有企业的活力不及民企，如能放开双向的并购，可能对产业结构调整、产能的整合优化有积极作用。也许在政策上、法律上并无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上可能很难落实，例如资金来源、职工安置等，如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优秀的民企不太可能并购国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一门成熟的科学，必须经过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的发展，体现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确立自己的核心范畴和逻辑线索，并能够经受逻辑和实践的检验，才能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被广泛学习、普及、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也需要在构建理论体系上取得进展。

实际上，早在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这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的一条红线，应当以此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提出，应当从分析社会产品出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具体。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问题，有的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始，有的主张从社会产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商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劳动开始，有的主张从企业开始，有的主张从消费需要开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红线问题，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的主张是经济效益，有的主张是经济利益，有的主张是剩余劳动规律，有的主张是必要价值规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有的主张是净产品，有的主张是奖金，有的主张是V＋M，有的主张是自主劳动等等。^[1]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不同认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在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得到了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以下几种代表性体系：

一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思路在改革初期比较流行，以许涤新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一书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流行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和宋则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即北方本）也是按照这种体系组织起来的。^[2]这一体系的优点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逻辑体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尚未成形，因而，这一思路演绎的成份较多，未能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

二是按照给定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人的地位3个层次来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以厉以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这一思路比较早比较多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时特别强调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只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进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分析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但是，由于该书出版在80年代中期，因而，这一思路同样没有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3]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相结合，按照本质、运行、发展的3个层次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其中本质层次包括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运行层次又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比较流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按这种体系建立的。比如吴树青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柳欣、林木西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建立的。这一思路的优点是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引入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较好地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缺点是制度分析与运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运用之间经常是脱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4]

    四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来阐述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球化与对外开放、政府职能与政府调节等。这一思路的代表性成果有：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卫兴华、张宇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杨承训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编写的，其主要特点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缺点是体系不够完整，理论阐述不够深入。^[5]

4、主要任务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5、基本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等。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概括起来讲，这种深化和发展是从以下3个视角展开的：

一是从目的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范畴，用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7]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8]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

二是从基本制度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宪法》有明确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说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三是从属性或要求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用“自由王国”、“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来概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重要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善。

上述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概括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这三个方面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离开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失去了方向、意义和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属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求，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就无法得到保障。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联系中，我们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片面和不正确的认识，都与不能正确理解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有关，主要的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目的认识不够。改革开放前经常出现的一种错误就是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目的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纯粹性，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就把制度当作了目的，而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即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却被忽视了，因此，邓小平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够。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提供了保障。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有哪些本质属性，这些本质属性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如何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实现等问题，我们的认识和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理论上的薄弱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基本制度的不完善和不成熟。

三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认识不够。近年来理论界流行着一种片面认识，这种认识脱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和谐、民主等原则，甚至把这些抽象的原则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属性和要求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混为一谈，其结果就是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蜕化成为空洞的口号和道德的说教。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一贯反对空谈公平与正义，反对把社会主义当作平等的王国，并把是从客观的事实和规律出发还是从公平正义的理想出发当作区别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建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的目的、制度和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9]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明确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七条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农村，实行以土地集体所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三，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是需要弄清的，如：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是什么？等等。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问题，目前的认识主要是从所有权的归属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经济过程和行为规范，脱离开这些关系、过程和行为的抽象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就国有经济来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所具有地位和作用不同，体现了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体现了社会调节、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剩余分享等新型的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国有经济只是私人资本的补充形式。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实践中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国有经济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更好地发挥出它的制度优势。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但是，在现实中，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性质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

对于以公有制的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复杂的问题。比如，对于公有资产的现有的各种统计都是以资产的市场价值为前提，对于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各种公有资产，如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城镇国有土地、矿藏等资源的价值，就很难加以统计。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理论上也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目前人们对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描述，使用了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以及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等一系列具体概念，但这些概念还不能准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本质内含。

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谁以及如何来保障实施的问题。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早已被写入宪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全球化、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措施的保障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就有可能落空。而建立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机制，关键是要确立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控主体，由其负责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督促基本经济制度各项法律和政策措施的落实，协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但是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成熟的所有制结构调控体系。

四、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二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低级阶段则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从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分配原则：

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允许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二是改变计划经济中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注重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关于收入分配的上述理论，既坚持了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遇也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

比如，在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中，按劳分配为主的含义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占的比重，还是指参与按劳分配的社会成员在全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指按劳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的大小，或者其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以什么为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从一般的理解来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收入的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居主体地位，因此，与这种主体所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即按劳分配自然在多种分配方式中也占主体地位。但是，这里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往往被忽略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然带来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由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有机构成远远高于非公有制经济，因而，公有资产占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公有制企业中从业的劳动者也在社会总劳动中占优势，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在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因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加以说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持续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45以上，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十分突出。

那么，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存在着市场垄断。他们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

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腐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少数行业高薪、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全面治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这些因素固然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但都不是根本性原因。分析贫富差距，绕不开所有制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会产生分化，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

正确分析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关键是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收入问题：

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之间，主要是因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劳动者的素质或贡献和生活费用的差别造成的。比如，高科技部门复杂劳动的收入高于其它部门简单劳动的收入，城镇居民的生活费用高于农民居民的生活费用。同时，也与现实中存在的行业垄断、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有一定关系。这类收入差距体现了按劳分配的要求，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则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调节。

另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财产占有者之间，特别是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于人们在财产(包括生产资料、房地产、各种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占有特别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类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有效的调节，则必然会导致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不断积累和增大，另一极则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相对贫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决定收入分配关系的根本因素。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劳动收入，而只能是财产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固然需要加大收入的再分配调节的力度，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但初次分配体制和财产关系的公正合理才具有根本的意义，这就是：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的基本权益，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普遍较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此外，还要构建能够有效拉近贫富差距的税制体系，加大对财产性收益和资源利用的税收调节，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编辑  苏歌）

    “张骞故居”的匾额暗淡无光，字迹须仔细辨认才见。两扇木门被铁链系着，落了锁。从门缝儿往里窥视，石头上“乐善好施”字样使空无一人的园子更显寂廖。当问及状元当年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纺织厂时，看门老人摇了摇头说：“没有了。”时过境迁，张骞当年所办的企业已不复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张骞的尝试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留下了华彩篇章，并给这块土地留下了制造业的基因。

制造业的DNA

    清代状元创办的纺织企业已经风流云散，而他的故里南通，已成中国纺织重镇。这里“几乎家家都做床上用品”。作为改革开放的早期成果之一，江苏纺织工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创汇、税收等方面贡献了扛鼎之力。但今天，纺织业承受着变革的洗礼。江阴市华西村的中国最大的服装代工企业表示，将不再多添一台设备、不多雇一名工人。不久，又听到了华东最大纺织企业——江苏宝嘉丽破产的消息……

    而新业态的地平线已经呈现清晰轮廓。无锡贝斯特，正在生产和康明斯等世界顶尖企业配套的高精密度产品，庞大的车间机器轰鸣，只有几名工人操作。贝斯特总经理说：“我们不担心劳动力成本问题，我们用机器替代人……”

    制造业潮起潮落的节奏明显加快。过去上百年、几十年才能观察到的变迁，现在十年甚至短短几年，业界的形态就会发生根本的变革。江苏拥有制造“基因”，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率先崛起，20世纪 90年代外资涌入，尤其是 2006 年“民营经济大会”召开以后，江苏工业超越广东，成为中国工业第一强省，且连续六年被评为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第一。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江苏制造业增长速度回落，但其独特的基因和深厚底蕴，以及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结构变迁，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都预示着目前进行的调整是新一轮快速洗牌。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带着昔日的荣耀无奈地退出竞争舞台，新鲜活泼的业态虽然弱小，却已经展示了制造业的未来图景。政策、制度、技术的博弈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的未来，也将决定中国经济在世界区域竞合中的地位。

    江苏总产值占全国的1/8，连续五年居全国第一。目前，中国制造的规模占整个世界制造业的20%左右，“江苏制造”约占世界制造业的1.5%。从江苏省提供的数据来看，2015年上半年，工业企业收入、利税、利润均居全国第一，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连续六年排名第一。但工业下行的压力十分明显。2015年上半年，苏州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 4.5%，而无锡只有 3.9%。市场需求趋弱、用工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使企业运行困难增多、投资意愿降低。

    “积极信号也不少，结构、效益、减排、环保等都在改善，一些地方工业投资增加，正在重拾升势。制造业没问题的……”江苏业界的信心来自于制造业的独特基因和深厚的历史底蕴。1969年，江阴华西村吴仁宝就带着一帮人办起了集体企业——小五金厂。“当全国还在搞粮食的时候，华西村就开始搞工业了。”生前回忆这段历史，表现了吴仁宝的制造情结。20 世纪 80年代，华西村“通过股份合作制大力发展集体工业”，1988 年就成为亿元村，这在当时堪称“创举”。

    江苏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当时也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而是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借助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技术辐射，以乡镇企业为名发展起来“苏南模式”，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先进的企业发展模式，苏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乡镇经济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94年，以中国和新加坡共同启动的苏州工业园区为标志，掀起外商投资浪潮。日本、韩国、美欧等把江苏当作产业转移的桥头堡，阡陌纵横的江南农田水乡长出了一座工业新城。第一个十年后，苏州工业园区的经济总量达到了再造一个新苏州的规模……

    到了2000年，产权改革声浪渐起。“苏南模式”大规模转型，“个体和民营经济”的力量逐渐长大。2004 年之后，江苏民营经济产值保持着稳中有升的增长态势。即便在2008 年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诸多冲击的时候，江苏的民营经济依然逆势上行，民营企业数量再次保持了第八年的全国第一，其中科技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迅猛，产值超过了35%，在新认定的 85 家创新型企业试点里，4家被正式命名为国家创新型企业；大中型企业新产品开发的速度也在加快，新增加的国家重点新产品占全国的 15%，连续保持全国第一。江苏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帮助创业，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泰州，出现了“1000 名工商干部挂钩帮扶 1000 家民营企业”。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节能和环保考核趋紧，产业结构调整阵痛加剧，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遭遇寒冬，一些企业破产倒闭，实业界有人开始陷入观望徘徊。

    不同于很多地方的企业家纷纷转做容易赚钱的房地产或时下最流行的互联网虚拟经济，江苏很多企业仍钟情于制造。在无锡、常州一带，集中着许多深耕配套合作、高端制造精密零部件的企业家，他们干得很专注，在延伸主打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上不断倾其所有。江苏资源并不丰裕，但这里有张謇的工业基因。虽然经历了长达百年的风云变幻，“工业精神”却未被抛弃，很多企业家已将“办好一个工厂，做精一件产品”的情怀渗透进了机器的“灵魂”。脱颖而出的江苏机械就是其产品和这种精神的结合。在江苏调研期间发现，江苏将近 70% 的中小型企业根植于工业，这有点类似于德国的家庭企业和中小企业，那正是一国经济的根基。

孕育和培养新的增长点

    2012 年之后，市场需求的“天花板”在降低，而税收、物流、用工和环保政策导致生产成本的水平线不断升高，江苏制造业进入新一轮洗牌，传统产业和新兴制造业板块之间，甚至产业链条内部，都展现出新气象。

    市场需求缺乏热点、不断攀升的运行成本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江苏省的工业投资幅度也出现了回落。首当其冲的是高耗能行业，七大高载能行业产值增幅低于江苏全省工业 3 个百分点。2014 年，江苏压缩钢铁产能 377万吨、水泥 153 万吨、平板玻璃 220 万箱、船舶 345 万载重吨。国家下达的“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江苏提前两年完成。

       传统行业的大背景还是去库存，而化解过剩产能任务依然艰巨。江苏省发改委工业处副处长刘旭以钢铁行业为例：现在有一些企业生产一吨钢铁赚的钱，还不够买一棵大白菜。即使如此，企业还不能停产，设备如果停两个月再启动，很多地方要维修，而且市场更不行了。所以一些行业实际情况是亏损也要生产。这也会传导至上游原材料行业出现回款延迟问题，原材料行业的不景气会带来更多行业的不景气，包括价格下行和财务绩效的传导。这就导致整个工业境况困难。

    但传统行业里也有亮点。2015 年江苏省认定了 50 个“专、精、特、新”企业，这 50 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排名在国内都是前三，有的在国际上是第一，传统行业里边就有不少。

    与苏南相比，苏北是落后地区，但是不代表企业也落后，有的个别企业甚至在国际国内都是第一。徐州“江昕轮胎”这家企业转型非常成功，他们利用废料经过处理制作防爆轮胎，这种轮胎不用打气，用于军用车辆，也可民用，在50 个国家和地区都注册了专利。

        2015 年上半年，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5.3%，但利润总额增长 14.5%，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 2.7%。产业结构的变化令人瞩目：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在 10%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已达 4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装备制造业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这是好迹象。在江苏传统制造业里，一个主要的力量集中在装备制造业零部件加工上。”刘旭说。无锡贝斯特就是一个从蒿草里长出来的国际品牌。1988 年，无锡贝斯特精机公司的创始人还是国企的一名普通汽车工人。1997 年，他走出国企创办自己的工厂。从熟悉的汽车零部件加工做起，起步摩托车组装，后来延伸到了汽车、飞机机舱零部件、轨道交通等制造领域。从他始终不离不弃的“夹具”核心产品，到高精尖的零部件加工，专注这个领域的贝斯特逐渐打破了高端精密零部件被国外垄断的局面，“全球供应商金奖”的荣誉更让它成为上海通用、潍柴和法士特等整车整机厂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从 2011 年开始，贝斯特逐渐增加了自动化集成业务，每年投入年收入的 4.5%进行自动化改造，“机器换人”的设想逐渐变成事实。2015 年，投入使用的三期现代生产线是贝斯特在高端航空航天装备制造领域跨越的标志，企业也在进行为客户提供“制造业+ 服务型企业”解决方案的转型。记者进入车间，首先看到“工业 4.0 指引方向，智能制造引领未来”、“智能装备的集成者，智能制造的引领者”的标语。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上，人、机器、原材料、产品都有准确的数字信息，工业机器人按照指令，完整地执行着每一个加工动作。升级后的产品越来越畅销，预计今后将会成倍递增。

    数据显示，2015 年上半年，在江苏制造的传统领域里，除了机械、石化和轻工仍然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以外，增长较快的依次是纺织、医药、电子，建材、石化、冶金增长相对较慢。机械和纺织产业位居全国第一，电子、冶金、石化居于全国第二位，电子信息产业利润增长最大，南京物联网和软件业国内排名第一。江苏的工业已经不再是粗放式发展，并从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阶段，只允许批准精细尖端项目，环保的弦绷得很紧。

    江苏外向型经济转型起点较高，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就进行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布局，如 IT 领域，明基、华硕等外来资本带动了苏州电子通信产业的崛起。但江苏电子产业缺乏基础，一旦外资撤离，前景堪忧。江苏的策略是：培养本土新的增长点，持续投入新技术开发；更多偏向工业设备、技术以及人力，培养一批具有实战经验的创新团队。

    位于江苏北部的连云港天明集团有限公司专攻中国矿山特种设备，是一家依靠科技创新、自主创业成功的原生型民营企业。2000年，董事长卢明立放弃国有企业领导岗位，带着8名下岗职工开始创业，从做“小、精、尖”的氨纶纺织丝成套设备起家，发展到拥有6个高端研发制造工厂，资产总额超过20亿元，2014年完成产值21亿元，为国内行业第一。为了抵御单一产品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天明集团研制出具有战略意义的煤机装备技术——“岩芯钻机”。这是目前世界钻掘最深的煤机，并生产出填补国际行业空白的“连采设备快速搬运车”。

    引起业界关注的还有江苏北部的新医药产业集群。连云港开发区已建成中国最大的抗肿瘤药物、抗肝炎药物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现代中药生产基地。在最新公布的“中国最具创新力药企十强”榜单中，连云港占据三席，正在成为中国医药创新的领头羊：“恒瑞”再登榜首，“豪森”位居第三，中国首个自主研发抗癌新药阿帕替尼上市，“康缘”热毒宁入选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诊疗方案。

    汽车工业更是乘势而上。金龙海格的意外壮大得益于新能源产业。2000 年后，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了新能源战略的重大机遇，具备了一定生产力的金龙海格立即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发展机会。旅游业兴旺和打工潮的需求，高速公路扩建后带动了整个客运体系。从 2013 年起，金龙海格每年的生产量保持着“井喷”速度。截至2014 年，位于苏州工业园的金龙海格以年产值突破百亿元，排名国内第二。

产业转移新态势

    江苏制造业区域内、区域间，以及国内、国际的产业转移，都出现了新的迹象。区域产业转移是促进经济平衡的手段，成效显著。2015 年上半年，苏北、苏中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11.1% 和 10.3%，再次领跑全省，高于苏南；GDP 占江苏全省的 40% 以上，日益接近苏南，逐步形成了苏南提升、苏北振兴的区域新格局。

    江苏产业布局不平衡由来已久。南部的苏州、无锡及常州地区与上海接壤，向来是江苏最重要的纺织、粮食加工和机械制造基地。改革开放后，人多地少的苏南地区迅速向非农化转型，出现数以万计的乡镇企业，并借助上海的技术辐射，打下了较为稳固的工业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江苏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得益于多年积累的工业底子，江苏很快就与新加坡、日本、欧美以及台湾地区达成了合作关系。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吴江和昆山经济开发区的建成，标志着江苏的经济结构转向外向型。南京主要侧重于物流、重化和信息产业，无锡集中于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苏州和常州则专攻现代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形成了“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梯度发展”的态势，是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苏南的工业基础在历史上就强于苏中和苏北，现在到了接近工业化高级阶段的初期，属于加工型地区。而江苏北部位于江苏边缘，工业基础较弱，属于资源型地区。

        2005 年，江苏以《关于加快南北产业转移的意见》为起点，苏南的产业开始向苏北转移。苏北经济近几年正在迅速崛起。

    连云港是中国第一批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2015年上半年，连云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546.2亿元，增长13.2%，增幅为江苏省第一位。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战略已见成效。全球最长的75米风机叶片从连云港下线，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大功率变频刮板输送机成套设备、全路面大口径救援钻机由连云港企业研发，全国医药企业创新力20强医药集群正在此落地生根......一批新兴产业在连云港，在苏北其他工业区快速增长。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江苏以稳住苏南，为苏中、苏北承接先进技术、形成产业辐射，大力推进产业、财政、科技、劳动力“四项转移”、“南北共建开发园区”等多项举措。为促进产业转移，苏南苏北实行了五对“城市联盟”：南京与淮安、苏州与宿迁、无锡与徐州、常州与盐城、镇江与连云港分别合作、建设苏北五大产业园区。以 2007 年建成的“苏宿工业园区”为南北合作标杆，2013年江苏又出台《促进苏南苏北工业的指导意见》，要求苏南不仅把资金、项目、理念带过去，还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污水。产业转移速度快、推进力度大、规模盛大、工业化程度起点更高。

    苏北积极争取国家支持，获得国家5000亿元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苏南工业发展的经验，不仅加快了苏北工业化历程，也初步完成了产业升级。大批知名苏南企业集聚苏北，很多迁移企业在园区的基地比原有的苏南总部规模还大，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迁移到苏北的悦达集团、维维集团等6家企业，收入均超过百亿元。波司登、恒力、梦兰等企业巨头亦大批北迁。

    苏北投资的便利使其更容易形成产业链，往往是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个产业链。如 2006 年，中能硅谷落户徐州后，几年时间，江苏艾德、河北晶澳、宁波麦克等先后进入，最后形成了一个千亿量级的光伏产业集群。而富士康落户淮安之后，也造就了“南有昆山、北有淮安”的 IT 产业格局。

    盐城的汽车、纺织、机械装备和化工，淮安的盐化工新材料、IT、特钢等产业，产能均接近千亿，而千亿级的产业达到20个左右，基本上完成了对苏北城市的再造。如今，苏北五市已正式划入长三角地区，苏北的几个城市也被选入国家沿海开发战略中。

    江苏省政府牵头进行产业转移，向西部推进。对新疆主要是伊犁，对西藏主要是拉萨，另外还有青海、云南。2015年与新疆伊犁签定转移合同 500亿元。伊犁地方劳动力便宜，但市场空间有限；新疆有棉花，但纺织运营成本太大。产业转移对新疆发展有拉动作用，比如说解决劳动力就业，棉花生产、原料加工也促进了当地产业升级。

    江苏制造业“走出去”战略已经初具规模。政府搭建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尼日利亚四个驻外代表处作为平台，为企业提供一些政策咨询、服务的帮助，2015 年向外拓展力度继续增大，鼓励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

由大趋强的跨越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2015年，江苏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 江苏行动纲要》，制定“工业强省工程”。“江苏制造”下一步的重点将是 8个任务和 8 个工程，在 15个领域进行。8个任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业态模式创新、对外交流合作、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绿色生产制造、持续性技术改造以及加强质量品牌；8个工程是高端装备创新、军民融合、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质量品牌建设、制造业国际化、绿色制造；确定15个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提高工业附加值，促使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编辑 季节)

（案例部分）

苏州工业园变迁图谱

文_王　南　潘英丽

    苏州工业园启动于 1994 年，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共同绘制的蓝图。第一个 10 年后，苏州工业园区的经济总量达到了再造一个新苏州的规模，李光耀发出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赞叹。从 2006 年开始，苏州工业园进入了以内涵增长为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商务新城建设时期。

    如今制造业转型已取得初步成效。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外，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集成电路、光电、航空和汽车零部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68.4%。在纳米技术应用、生物医药、云计算方面，2014 年苏州工业园区分别实现产值 200 亿元、283亿元、192.8 亿元，同比增长 48%、23%、31.3%，成为叫响全国的“国家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2015 年 9 月 29 日，国务院批准《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总体方案》，意味着这一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重要项目又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有风景的工业园

       20 世纪 80 年代，苏州乡镇工业开始开拓国际市场，奠定了一定的外向型经济基础。进入 90 年代，乡镇工业步伐加快，外贸出口几乎占到了全市总额的“半壁江山”。在这个背景下，1994 年 2 月，中新两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同年 5 月，国务院正式启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

    苏州工业园从当地现实出发，并充分借鉴新加坡提供的新城建设经验，定下了一个多重身份的目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高科技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生态型幸福型综合商务城区，但方向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发展产业带动城市经济的产城融合路径。

规划先行、产城并进

    “规划先行”、“规划即法”是园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园区的第一个规划是 1994 年制定的。在开发模式上，园区当时提出以制造业为先导，先工业，后居住，再商业，用市场化的时序进行城市开发。到 2007 年，园区虽然已经基本形成规模，但又面临土地资源瓶颈、产业升级的压力以及科技创新的要求，重新定位和明确思路显得尤为必要。在2007 年规划版本里，园区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和服务外包基地、长三角地区现代商贸物流运营中心，以及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之一、苏州市中央商务区和重要的城市服务中心，并且明确了建设苏州东部新城的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2013 年，园区又提出促进产业效率的规划内容：探索转型升级、内涵发展的新路径，建成经济管理、社会文化和生态同步发展的现代化新城区。

    在规划理念的引领下，苏州工业园经历了农村城镇化开发建设阶段。当原先田园水乡的面貌彻底发生变化，民众喜迁新居时，以世界 500 强为代表的国际资本纷至沓来。到2003 年，园区经济总量达到开发前的苏州全市水平，相当于10年再造了一个新苏州。2004 年，园区工业实现了大跨越，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99.4%，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 达到 2.4 万美元，率先在江苏实现高水平小康。

跨越“雁阵模式”

    产业发展是开发区式城镇化的灵魂。从产业分工的角度，世界工业园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代表的，承担国际产业转移建立的生产基地式园区；另一种是以美国硅谷和中国台湾新竹为代表，以经济增长点为目标而聚集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孵育新产业的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主要借鉴了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发展经验，通过吸纳高端要素的集聚，挑战了产业分工的“雁阵模式”，成功地跳过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阶段，直接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及研发中心等技术、知识、人才密集型的高端门类，体现出园区内产业发展的高科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特征。

    美国超威半导体中国公司（AMD）是园区第一批落户的外资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一直保持着最领先的技术。它拥有两个世界工厂：一个是 20世纪 70 年代的马来西亚工厂，另一个就是苏州工业园里的中国工厂。据公司运营总监透露，2008—2009 年，苏州厂出口量曾经飞跃式增长，进出口量分别达到 10 亿美元。从 2010 年起，AMD 开始纵向完善产业链，主要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为目标，两年后出口额上升至 25 亿— 26 亿美元。受国际市场影响，从 2013 年开始，每年产值基本保持在 20 亿美元左右。记者发现，由于苏州工厂的人才储备相对稳定，这几年美国总部虽然在苏州的研发投入有增无减，并有意将现在的美国研发总部搬到上海研发中心，但是生产部分会逐渐向马来西亚工厂转移。

        AMD 公司只是园区外资企业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从10年前开始，园区里的外企就已经开始陆续外迁。为了优化园区产业结构，从 2005 年开始，园区率先在国内开发区实施产业转型升级，进入苏州东部综合商务新城的建设阶段，通过聚集高端产业完善城市软件。当年，园区制定出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倍增、科技创新跨越、生态优先、金鸡湖双百人才、金融产业三年翻番、纳米产业双倍增、文化繁荣、幸福社区的“九大行动计划”。

    截至 2013 年末，91 家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区内，生产总值达到 1910 亿元，进出口总额 804 亿美元，常住人口人均 GDP 达 4 万美元。2014 年，苏州工业园已由建园之初外资独打天下，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制造为主的产业格局，逐渐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集成电路、光电、航空和汽车零部件的高新技术产业链。上规模、特色强的创新基地正在建成，其中，高新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68.4%。以纳米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新兴产业正在成为继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后园区主导产业的新兴增长点。

新兴产业崭露头角

    苏州工业园且行且创新，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从 2005 年起，园区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大批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企业进区发展，带动了以跨国公司配套为主的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新特征的出现使园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做出调整：聚焦发展核心支柱产业和新兴主导产业，在制造业方面重点发展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两大支柱产业，在科技新兴产业方面加快发展纳米技术应用、生物医药、云计算等主导产业。

        10 年前，苏州金龙被瑞典的货车及巴士制造厂斯堪尼亚（SCANIA）选中，开始了重卡和消防车的合作。2006 年，苏州金龙开启全球战略，由它生产的海格客车出口到了 85 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更以 102.38 亿元的品牌价值跻身“中国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成为中国客车行业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和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进入中国企业信息化 100 强行列。

    合资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得到国外派送的技术工程师进行长期指导，一直默默无闻、苦练内功的苏州金龙在设备、技术、人才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短短几年里，中国客车制造技术、油漆工艺已经和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无几。

激发城市活力

    分析苏州工业园的做法，不难看出，苏州工业园在 10 年前就开始持续地增加第三产业和高新科技投入，并且力度逐渐加大，争取从根本上提升园区的自生能力，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集群。在第三产业结构中，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现代制造产业发展强劲，两者产业演替趋势最为接近；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都很好地利用了国际产业转移契机，依托制造业优势，培育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企业，并加快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促生的总部研发经济、服务外包、创意设计等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正在逐渐增加，产业融合趋势明显。《中国制造业大调查》报告也同时指出，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已经实现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而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却还处于“二三一”的产业阶段。

    苏州工业园新闻中心主任朱启飞介绍说，苏州工业园是典型的被外商投资推动起来的国家级开发区，是苏南地区各种创新要素和新兴产业最集中的地方。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这里聚集了国家级研发机构 51 家、外资研发机构 147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665 家、各类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 5000 余家，人才总量居全国开发区首位，创新资源如此丰富，但是我们也看到，园区目前的科技进步与创新通道还没有完全形成，人才带动、创新驱动的机制也不太完善，尚未形成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这也是始终处于对外开放最前列的苏州工业园区第三产业稍逊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特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园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并且逐渐失去政策性优势的当下，园区制定的下一步目标非常明确：打造中国开发区升级版、建立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和国际化开放合作示范区。

（编辑 季节）

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前三季度，重庆 GDP 同比增长 11%，增速全国第一。自 2013 年以来，重庆已经连续七个季度蝉联全国 GDP 增速第一，并始终保持在 10.7% 以上。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综合化工、材料、能源和消费品制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全面形成，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建成“二环八射”高速公路网和“七干线二支线”铁路网。内陆开放高地加快崛起，两江新区开发全面推进，以寸滩水港、江北国际机场、团结村铁路中心站三个一类口岸及配套的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铁路保税物流中心（B 型）为主体的水、空、铁全面开放格局基本确立，以长江黄金水道、渝新欧国际铁路等为支撑的向东向西国际贸易大通道全面形成。

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重庆本是“光着膀子吃火锅”的传统消费型城市，倏忽须臾间，其经济增速独步天下，制造业逆袭全国。山城的经济增长动力何在？重庆的制造业转型路径又如何铺排？我们深入重庆调查，力求勾勒出内陆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庆路径。

制造业成为重庆经济增长着力点

制造业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凝结了大量的技术创新，世界各国技术创新的主战场都在制造业。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需要有若干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作基础；我国要保持与世界大国相称的国防实力，需要以若干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作后盾。

2015 年，重庆规模工业增加值的增幅保持了 2014 年以来持续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4 个百分点以上的良好势头，而且已经连续 5 年位居全国前茅。重庆经济增速能够保持全国第一，是因为有实体经济作支撑，这是重庆经济增长的竞争优势所在。

重庆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93％。继续大力发展制造业，才能创造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重庆把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放在制造业上，这符合国家对重庆市的定位。

有速度，更有效益。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 年，263 万辆的汽车产量，让重庆在成为中国最大的仪器仪表生产基地、最大的内河船舶研发基地、中国大型变压器生产基地之后，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2015 年上半年，重庆汽车产量 156 万辆、增长 22％，产值 2221 亿元、增长19％，占全市工业比重 22.5％，同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3 个百分点。

和汽车产业相得益彰，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快马加鞭。2014 年，重庆共生产 6100万台笔记本电脑和 300 万台平板电脑，占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的1/3，以笔记本电脑为代表的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 5000 亿元。2015 年笔记本电脑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2015 年上半年，电子制造业产值1932 亿元、增长 12.2％，占全市工业比重 19.6％。汽车和电子两个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49％。同时，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十大新兴制造业产业集群快速集聚。

重庆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2015年 1-5月，重庆市规模工业实现利润总额393.8亿元，同比增长23.3％，高于全国24.1 个百分点（全国为-0.8％）；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7.3万元／人，提高11.6％；总资产贡献率12.1％，提高0.6个百分点。

调结构，多点支撑新格局

产业结构调整是和集群发展同步进行的。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地区产业的单一发展不利于整个经济的进步。例如，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急剧下滑，社会问题随之出现，而多样性特点突出的芝加哥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就强。长期以来，重庆汽摩产业“一枝独秀”，占比始终保持在40％左右。必须在总量扩大中实现结构优化，以结构优化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从2009年开始，重庆通过引进培育，从无到有发展智能终端制造产业，推动电子产业占比提高到20％以上，与汽车产业旗鼓相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结构，形成了电子、汽车双轮驱动、其他产业多点支撑的格局。

目前，电子、汽车、装备、化医、材料、消费品、能源等“6+1”支柱产业占比分别在 6.9％—20.5％。按照计划，到2020年，重庆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将达到万亿元以上，制造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均衡，抵御风险能力更强劲。

汇聚全球资源，共同做强重庆制造业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重庆制造业的成长遵循着这一规律。重庆以打通国际物流通道为突破口，以加快笔记本电脑产业发展为抓手，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

以开放为动力，创建国际贸易大通道，使内陆城市变成开放前沿。物流过去是重庆外贸尤其是加工贸易的“短板”。为解决这一问题，重庆构建了“三铁一空”物流体系。一是代表国家积极进行“五国六方”协调，破解数十个难题，实现“渝新欧”常态运行，打通了中国通向欧洲的战略通道。现在重庆到欧洲只需 12 天，比海运时间缩短20 天左右，物流成本降低 18％，使重庆一跃成为面向欧洲开放的“桥头堡”，做成了沿海地区多年来想做、努力去做但没有做成的事情。二是打通出海大通道，实现“渝深欧”铁海联运、“渝沪美”江海与铁海联运常态开行，构建新的物流战略通道，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三是开通国际货运航线，实现从无到有，并迅速构建起立足重庆、辐射全球的国际航空货运网络；重庆已形成江海联运、铁海联运、空运、公路运输的多元化、“三位一体”立体物流格局，一举改变了江海联运一枝独秀的局面，有效破解了重庆口岸外贸物流瓶颈。便捷高效物流体系的构建让重庆有效地汇聚全球生产要素，有效提升了重庆制造业的水平和能力。

以市场为先导，引凤筑巢，创新通关保税模式。长期以来，综合保税区都是先申报批准，再引项目，这容易导致土地浪费和效率不高。重庆先引进了惠普、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重大项目后，量体筑巢，创新保税模式，获批设立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让出口退税的难题不再难，高效地享受出海口岸城市同样的优质服务和便利政策。不仅如此，通过努力，重庆还成为内陆唯一中欧“安智贸”（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城市，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货物运输，不再需要重复报关和验关，成功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为“渝新欧”五定班列开行奠定了关键基础。

重庆加强与欧盟国家在高新技术、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合作，引导重庆汽车、化工、矿产资源开发等优势企业向东南亚市场转移部分产能，从而强化开放引领作用、集聚全球要素资源培育和提升重庆制造。

“十二五”期间，重庆累计引资9000亿元以上，外商投资连续4年达40亿美元，引进世界500强工业企业 191 家，占入渝 500强企业的 83％。

依靠创新驱动，加快制造业转型

创新是国家之本，企业之魂，支撑民族大业的脊梁。

重庆力求在创新投入、研发主体培育、产学研合作、成果与人才激励等方面率先取得突破，促进产业内涵式发展。一是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把创新作为推动工业发展的主动力，深入推进“工业研发千亿计划”。2014 年，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0.92％，加快培育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长安汽车研究院成功构建“五国九地”研发格局，成为行业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典范；重庆材料研究院成为重庆市首个国家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重庆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达392家，国家级技术中心21家；全市规模工业企业专利授权总量达1.5万件以上，增长13％。

二是着力推进产品创新。深入实施“上市一批、在研一批、启动一批”新产品滚动研发计划，长安自主品牌汽车不断推陈出新，CS 系列车型供不应求，2015 年上半年自主品牌汽车产销量居全国第一。5 兆瓦风力电机打入国际市场，西南铝尖端铝材首次用于空客A380 机型、汽车用铝合金获得英标管理体系认证公司认证书，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进入这两个领域的铝加工企业；国际复合材料公司低介电常数玻璃纤维填补国内空白。新产品产值超过 3500亿元，增长35％以上，产值率继续保持在全国前列，新产品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

三是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深入实施“专家百团千企行”质量提升活动，聚焦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行业，开展整机和关键零部件质量协同提升专项活动，提高加工精度、稳定性和使用寿命，重庆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排名全国前十，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117件。

中小微企业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活力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目前，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瓶颈不仅是融资难问题，更关键的是订单不稳、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重庆集中力量发挥四个方面的带动作用，击破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坚冰”。

一是聚焦订单带动，破解中小微企业受制于国际市场波动的风险。重庆采取“整机+配套”发展模式，通过整机企业的零部件订单需求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截至2014年，重庆全市仅中小微型笔记本电脑配套企业就超过800 家。

二是聚焦初创带动，破解有资金无项目和有项目无资金的困境。创新中小微企业发展扶持政策，发展风险投资资金，建立“3F”资金担保机制，支持个人资金投入技术创新项目等。

三是聚焦环境带动，破解企业成本大幅上升的困境。着力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资、低物业”的五低成本投资环境，为中小微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空间。

四是聚焦信息带动，破解中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困境。重庆成立全国首家国际电子商务交易认证服务的第三方机构——重庆国际电子商务交易认证中心，对国际电子商务活动创新建立实物交易认证机制，成功地破解了跨国电子商务交易的结汇问题。

体制改革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新动力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生存的保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运用改革手段，解决经济长周期中反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释放生产力潜能。

重庆赢在机制灵活。国内较大的液晶板生产品牌京东方的产品、技术、市场主要覆盖苹果、惠普、三星，其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其资金不足。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重庆市政府下决心自筹330亿元和京东方合作。重庆市政府的做法是：让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每股2.1元，重庆的企业认购210亿元股份，其余向银行贷款 120 亿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抓好工业领域内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制造业分工细化催生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形成重庆制造业发展新的动力。

重庆市还加强金融服务业对实体经济的扶持。如设立了总额20亿元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组建了80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等等。由于金融业发达，使得重庆制造业总体融资成本处于低位。近年来，重庆培育和引进总部型、区域性金融机构，做强银行、证券、保险业，发展金融租赁、金融保理、信用保证保险、责任保险等新型业态；积极争取国家各类金融试点，设立民营银行，发展银行卡清算、再担保、跨境金融服务和互联网信用服务等业务。已经有一定跨境人民币结算基础的重庆还将融入人民币国际化加快的进程，深化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保险交易所、石化产品交易中心、巨灾保险试点等内容也列入了重庆金融发展计划中。

抓住新机遇，制造业跃升“工业 4.0”

中国制造要由大变强，首先要加大“两化融合”步伐，用信息化带动整个制造业发展，让中国制造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因素。同时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重庆制造业基础良好，制造业的总产值目前已经超过2万亿元。重庆市2014年“两化融合”指数为 78.96，西部排名领先。重庆将全面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帮助企业提升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构建产业发展效率新优势。

2015年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中，重庆市项目数占全国的10％，而资金扶持总额占全国的30％。2014 年，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实现产值近100亿元，预计2015年将达到150亿元。初步形成了集研发、整机制造、系统集成、零部件配套和应用服务于一体的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链雏形。

重庆将在基础较好的企业开展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试点示范；促进信技术在产品设计、生产、储运、销售等环节的全面运用；加快发展机器人、数控机床等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商业模式，通过融资租赁、租用等灵活方式，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智能化改造的资金瓶颈。

制造业如何“化危为机”

从全国看，受国内外需求放缓、增长动力接续转换等因素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行业发展分化明显，企业效益状况不容乐观。就重庆全市而言，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从行业看，结构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传统产业中低端产能过剩的影响加剧，如重庆黑色金属采选、纺织、煤炭等行业的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农副食品加工、皮革、专用设备制造、铁路船舶交通装备等18个行业产销率不同程度下降。

二是企业盈利空间持续受挤压。从价格看，2015年上半年重庆市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下降2.4%，连续37个月处于下跌态势。6月末，煤炭、钢材、铝材、水泥等产品价格较年初下降了2.5%—12%，汽车价格也已出现明显下降。由于价格下行的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企业盈利空间继续受到挤压。从成本看，人工成本递增较快，年递增10%—15% ；企业各类社保支出占工资的比例达40%；融资成本普遍高于15%；2015年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合计增长15%，高于主营收入增速2.4个百分点。

三是部分企业资金链处于紧绷状态。金融机构慎贷、惜贷、抽贷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银行出于风险防范考虑，惜贷现象加重，部分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着贷款难度大、审批周期长、贷款规模较小等问题。大量承兑汇票导致资金周转周期加长，资金成本进一步抬高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

一是加大产业扶植力度。近年来，重庆工业总量有了大幅提升，但工业规模依然较小，仅占全国的 2％左右。为改变这一状况，重庆在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其作为工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打造新的增长点。

二是推动川渝地区成为天然气产业发展试验区。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对于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有积极作用。长期以来，由于川渝地区天然气藏量丰富，培育了一大批天然气化工企业，并在人才、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定位为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的重庆市，正朝着既定目标——世界制造业中心前行。

（案例部分）

重庆缔造的传奇：全球笔记本电脑基地

文_吕红星

2014年，重庆市笔记本电脑在全球市场出现萎缩的背景下逆势增长，生产笔记本电脑 5471万台，增长35.7％，实现全球每4台电脑就有1台“重庆造”，单台价值提高12.5％，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2015 年上半年，重庆市生产笔记本电脑2730万台，与2014年同期持平。目前，笔记本电脑的产值占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比重超过40％，成为重庆市与汽车制造产业并驾齐驱的两大支柱产业之一。从开始引进笔记本电脑落户谈判，到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重庆只用了短短7年时间。

引进惠普——将“没有”变成了“有”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

2007年7月，重庆市与上海惠普中国公司取得联系，希望惠普笔记本工厂能够落户重庆。对于一个没有多少IT产业基础的中国内陆城市而言，外界也并不看好重庆。而重庆在中国版图中的位置和地位引起了上海惠普公司的注意：重庆作为内陆唯一直辖市、西部大开发战略桥头堡，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及辐射力。2008年5月12日，经过精心准备和细心周密的考量，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的黄奇帆亲自率领重庆团队赴美国惠普总部进行项目商谈。当年，重庆与惠普公司在北京举行重大项目签约仪式，400万台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项目备受海内外关注。

在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设计者们看来，惠普400万台还不足以撑起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的梦想。重庆要发展成为笔记本电脑基地，必须创新模式，解决物流成本问题。重庆淘汰了“两头在外”（即原料从境外购入，生产产品出口到国外）的模式，而采用“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垂直整合一体化模式，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了进项物流成本。通过“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垂直整合一体化模式，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从而一举解决了成本问题。

为使惠普的产品通过波音747－400满载不经停地直达欧洲，重庆市更改了机场设计，并调整了现有铁路运行线路，提高了铁路时速。经过多方论证最终与惠普、代工厂商确定了“重庆—（铁路运输）—深圳—（海运）—国外码头”这条“战略通道”。同时，“渝新欧”铁路的开通使从重庆到德国只要13天，比从中国沿海经满洲里到欧洲快7天。海陆空运输线的贯通一举解决了交货期问题。

解决好了物流成本和交货期这两大难题，重庆理所当然地成为建立全球笔记本电脑基地的最佳选择。

由“筑巢引凤”到“引凤筑巢”

重庆市意识到，光有惠普这个品牌厂商还不够，“筑巢引凤”只是第一步，要想使企业“搬不走”，就应该“引凤筑巢”，迅速形成“品牌厂商 + 代工企业 + 配套零部件厂商”这一完整产业链。惠普来了，其代工厂商富士康、广达和英业达就成了下一个目标。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回忆说：“我进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的会议室，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给他一单生意。惠普搞了4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富士康过去做了很多零部件加工，但没有做一台整机。如果富士康到重庆，将可以获得上千万台的份额，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条件则是必须把零部件厂商带过来，零部件基地要搬过来。”这一说法立马吊起了郭台铭的胃口，当即就把十几个部室主任和四个副总裁一起叫来参与会谈。原本只有半个小时的见面，最后被延长至三个半小时，合作意向基本敲定。

2009年8月，富士康与惠普一道，落户重庆；2009年12月，英业达携手重庆；2010年1月，广达如约而至；2010年12月1，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厂商宏碁（Acer）将其全球生产基地和中国第二营运总部布局重庆，这是宏碁公司在全球战略布局的唯一一个复合型基地。

在短短的几年内，采用电子集群发展战略，聚集全球资源合作，笔记本电脑从无到有，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当制造业在重庆扎堆，为其服务的物流、金融、各种中介、检测，各种各样的服务业也会扎堆，从而产生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

据了解，重庆市近年来一步步实现了“5+6+860”的电子产业集群，“5”就是5个品牌商，搞研发、产品设计、推出新产品的世界级龙头企业；“6”就是6个代工企业，全球 92％的产品都是这 6家代工企业代工，它们在重庆扎堆；“860”就是860个零部件厂落户重庆。截至2014年年底，470个零部件厂已经投产，产值600亿元。目前已开工投产600多家，其余的正在施工，估计到2016年投产。

“产业集群有三种概念：第一种叫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集群，比如做电脑，提供电脑零部件的就是上游，整机做出来以后销售、物流企业就是下游。第二种就是同类企业集聚，是干同一个事情的企业扎堆，比如我们电子产品，五六个代工企业扎堆，五六个品牌商扎堆，大家在一起互相竞争。第三种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二者相互促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经济师涂兴永介绍说。

当前，重庆市的产业集群发展完整地囊括了这三种概念，由于这个集群的存在，2014年，全球电脑的1/3是“重庆造”，共6000万台。2014年全球笔记本电脑销售1.9亿台，重庆占1/3，占全中国产量的50％还多。这就是集群式产业发展的作用，这些光鲜的数据说明这个集群是有竞争力的，重庆的集群发展模式是成功的。

许多企业之所以落户重庆，诚然与重庆的产业集聚有直接的关系，但重庆市提供的优惠政策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重庆根据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的现实要求，获批设立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成为内陆唯一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重复）。

台晶（重庆）电子有限公司于2010年入驻九龙坡区的金凤园区，主要从事计算机芯片、石英晶体颗粒、石英晶体振荡器及相关电子元件专用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在石英元器件开发领域已成为全球第三。台晶重庆项目总投资8800万美元，一期项目于2013年投产。

为了更好地共同应对企业财务、社保等一系列问题，包括台晶（重庆）电子有限公司在内的17家笔记本电脑配套企业成立了电子信息产业联盟，从而拥有了抱团发展的合作平台。台晶认为，产业联盟是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社会性产业组织。联盟成立后，可在区域内形成优势互补，促进企业共同发展的良性态势。

经济增长实践表明，任何国家都无法依靠一种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增长动力的转换。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更需要重塑工业增长动力机制。重庆这些年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靠的主要就是产业的集群化，当前取得的这些成绩主要是集群化带来的，但产业集群化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今后产业集群又会面临新的挑战。

要考虑青黄不接，更要考虑青黄相接

目前，笔记本电脑的产值占重庆电子信息产业比重超过40％。为改变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状况，重庆以“1+N”多元组合模式，由“一枝独秀”发展成产业森林，推动产品从单一的笔记本电脑向打印机、显示器、路由器、交换机、平板电脑等拓展，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由“一枝独秀”演变成产业森林的格局业已形成。

数据显示，2014年，在全市生产笔记本电脑5471万台的基础上，重庆生产了显示器995万台，增长23.2％；打印机1944万台，增长1.2倍；手机3546万台，增长2.3倍。2015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手机、显示器等产品订单大幅增加，产量分别达7953万台和859万台，分别增长64.3％和49.9％；液晶显示屏、集成电路、印制电路板、汽车仪器仪表等产品受新投产企业带动，增长迅猛，增幅均超过25％。全市电子制造业实现产值1932亿元，增长12.2％，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9.6％。

根据重庆市笔记本电脑配套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赵阳判断，移动互联的异军突起使笔记本电脑面临巨大冲击，虽然呈下降的趋势，但笔记本电脑会相对稳定，不会有大的变化。“针对这种趋势，我们要未雨绸缪，走高端路线，提高电脑的附加值。”赵阳进一步表示。

    为不断提高以笔记本电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竞争力，着力突破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深化信息技术应用，优化产业布局，持续引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从而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重庆市正积极寻求信息产业内涵式发展路径。路径有三：

一是全面构建全流程产业价值链，开创加工贸易“微笑曲线”全流程引进的范例。

二是积极实施“云端计划”，努力打造亚洲最大离岸云计算中心和国际信息港。

三是持续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工业转型升级。

在产业培育的初期，各方面资源还没有配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发挥导入作用非常重要。特别是视野、远见和追求以及果断力、决策力，对于重大项目引进的成功非常重要。以重庆市从无到有引进惠普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到过全球许多地方，也考察了许多城市，谈过很多项目，发现重庆的领导和重庆团队是非常专业、高效的队伍。”惠普高层对重庆领导和工作团队的评价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变农民工为城市工人。农民工实行的是“九三工作制”（九个月工作，三个月要回家），这会强迫企业停产放假。户籍改革之后，农民工变城市工人，实行一年12个月的工作制，节假日休息。这不仅是笔记本电脑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也是重庆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始终处在代工制造的低利润环节，而在整个笔记本电脑产业体系中，传统加工贸易环节只有3％的利润率，研发环节的利润率是12％左右，而结算环节的利润率超过18％。为此，重庆在笔记本电脑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制造企业大量集聚的基础上，着力打造IT研发机构集聚地，启动“云端计划”，建设中国最大的离岸和在岸云计算数据处理中心（重复）。目前，惠普的全球软件研发中心已在重庆投入使用，惠普亚太结算中心已由境外移至重庆，年结算额上千亿美元。宏碁智能终端全球研发中心已正式落户重庆。通过产业链条向高端拓展，有力地推动了重庆电子信息和加工贸易由小到大、到强的嬗变。

                                               (编辑 季节)

针对当前城镇居民的工作生活满意度，对经济波动的承受力，对国家大力推行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期许等一系列问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课题组近期组织了“城镇居民对创业创新以及互联网发展等问题的看法”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风险承受力”相关问卷调查活动。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强调个人能力、人脉关系对年轻人成功创业的重要性，并且他们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超过对工作满意度，但对各种经济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相对较低。

推动“双创”亟需形成合力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2015年6月份，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全方位布局“双创”，将进一步激发亿万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个人能力”最重要 互联网诚信不可少

调查显示，城镇居民认为，决定年轻人创业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个人能力”，其次是“人脉关系”，再次是“国家政策引导”、“自身资金实力”和“社会信用环境”等（见图1）。具体来看，18-25岁人群更强调创业者个人能力、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个体私营经营者较突出国家政策引导、税收减免的作用。这表明城镇居民特别是年轻人认为“能力至上”是社会运行的现实法则，这种社会认知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积极进取的社会心态，有利于激发创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人际关系是一种重要社会资源，中国更是一个人情社会，对人脉关系的强调体现了居民对这一点存在客观认识。

图1  受访者对年轻人成功创业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评分

在创业支持方面，18-35岁人群最需要创业指导，个体私营经营者、18-45岁人群、西部人群和农村户口人群最期待创业资金扶持。这表明年轻人是创业活动的社会生力军，他们对未来充满梦想、具创业激情，但又缺乏创业和社会经验，对相关政策法规不够了解，因此最需要创业指导。在居民对于成功创业影响因素的评价中，融资渠道的重要程度得分为3.92分，接近“比较重要”，这说明融资是创业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个体私营经营者、年轻人、西部居民、进城农民工则是城镇居民中期待创业资金扶持的群体。

对于万众创新问题，城镇居民认为，制约我国万众创新的最突出因素是“学校教育很死板，不能培养创新思维”，其他因素还包括“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不够”、“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不够浓厚”等；学生、国家干部、高文化程度人群等倾向于认为学校教育存在问题。

在制约我国万众创新的最大因素的问卷调查中，41.1%的受访者选择了“学校教育很死板，不能培养创新思维”，选择人数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因素（见图2）；选择“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不够”的受访者比例排在第二位，为17.2%；选择“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不够浓厚”或“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受访者分别占到12.3%、10.4%。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方式落后，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也被认为是目前我国九年义务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18-25岁学生人群、高文化程度人群更倾向于这样认为。

图2   受访者对制约我国万众创新的最大因素的看法

对于时下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受访的城镇居民认为，我国互联网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诚信缺失。调查显示，46.6%的受访者认为我国互联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互联网诚信缺失，欺诈行为、虚假信息较多”，选择比例远高于其他选项（见图3）。受访者中表示对互联网服务没有需求的仅占15.7%，这意味着大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都与互联网紧密相连。而互联网诚信缺失、个人隐私得不到保护等问题，严重干扰了互联网健康发展及居民享受各种互联网服务。为此，城镇居民希望加强治理。

图3  受访者对目前我国互联网存在的最大问题的看法

不可否认，当前消费互联网市场已经扎根居民日常生活。在各种互联网服务中，城镇居民对互联网购物的需求最大，有接近60%的受访者选择此项。此外，居民对互联网教育、政务、金融、医疗等也有一定程度的需求。

深化政策体制改革

针对上述调查结果，调查组从完善政策、深化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创业扶持政策。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解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营造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培育创业文化。拓宽创业投融资渠道，解决创业融资难问题。建立和完善创业服务平台，为创业者提供项目开发、开业指导、融资服务和跟踪扶持等服务。着力完善对高校毕业生、科研人员、农民工等群体的创业扶持政策。

第二，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将创新理念贯穿于教育全过程，转变传统的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价值观，注重个性教育，树立多样化的人才观念。打破以升学率为中心的学校办学水平评价考核机制，按照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调整学校教育目标和课程设置。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注重因材施教。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问题。

第三，加强互联网管理，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抓紧完善我国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网络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权责关系，使互联网法律法规覆盖网络运行的各环节和全过程。加强互联网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网络非法入侵破坏、窃取网民个人信息、网络盗窃、网络诈骗和制造传播网络谣言等多发性网络违法犯罪。

第四，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社会服务便捷普惠。加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组织实施国家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大幅提高网络访问速率，有效降低网络资费。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交通、教育、旅游等新兴服务。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强化政策托底  提高抗风险能力

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风险承受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提前做好政策应对，化解或减缓风险冲击，维护好稳定发展大局。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较高，但对工作的满意度较低；同时，居民对各种经济社会风险的承受力都比较低，最不能承受的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自身收入下降。

生活满意度超过工作

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岗位感到满意，三分之一的人工作危机感比较大；国家干部的工作满意度最高、工作危机感最低；受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影响，个体私营经营者的工作危机感相对最高；18-25岁人群的工作满意度低于其他年龄人群（见图4）。此外，不同职业人群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危机感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图4    受访者对工作状态的评价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稳定器，对家庭生活越满意，越有利于排解对社会的一些不满情绪。城镇居民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一个积极因素。受访者中，对家庭生活表示满意的达到58.6%，而对工作满意的只占35.2%，经理人员和国家干部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相对最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46-55岁人群、月收入501-1000元人群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相对最低。

调查还显示，大部分居民的生活质量比五年前提升，但半数人生活压力加大。相比其他职业人群，个体私营经营者反映生活压力加大的比例最高，工作危机感也最大，体现了近年来经济不景气对民营经济的影响。

从不同年龄人群看，90后人群最担心就业和个人前途问题，80后人群经济压力较大。18-25岁人群的工作满意度最低，26-35岁人群经济压力较大，对子女上学问题的担心程度高，对就业受冲击、收入增长放缓或下降的承受力较低。年轻人的生活压力状况既与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相关，也受到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他们集中面临就业、买房、结婚、生育、照顾小孩、赡养老人等压力因素，加上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一些企业或行业经营困难等，他们的生活压力必然较大。而且，传统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依然是年轻人就业的重要渠道，其工资水平和就业环境都无法满足年轻人过上更好生活的需求。尤其是，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给居民带来沉重生活压力，已经成为城镇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城镇家庭来说，对这一问题的担心程度超过了对收入、医疗和养老等问题的担心。国家干部对子女上学难上学贵表示担心的比例也达到52.1%。

值得关注的是，居民对各种潜在经济社会风险的心理承受力都比较低，其中最不能承受的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和自身收入下降。收入、医疗、就业、养老、安定的社会环境等，都是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见图5）。由此可见，社会稳定和收入增长是人们共同的诉求。收入、医疗、就业、养老、安定的社会环境等，都是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

图5    受访者对各种经济社会风险的心理承受力

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强化社会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托底作用。深化改革必须在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就业中进行。

第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化解过剩产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引导劳动力更多向中高端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定向转移，促进他们获得持续的收入增长。

第三，鼓励以创业带就业，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活力。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要落实高校毕业生创业引领计划，鼓励年轻人以创业带就业，为年轻人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土壤。

第四，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保障教育公平。基本公共教育公平是人们发展起点的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针对上学难上学贵等城镇基本公共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应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统筹配置优质教育资源，不断缩小校际、区域教育差距，破解择校难题，为每个学生提供公平的义务教育。

（编辑  宋斌斌）

今年1月初，常州“毒地”的修复问题被揭露，澎湃新闻等多有报道，但并未引起巨大反响，直到4月17日，央视一则新闻《常州一中学搬新址 近500名学生身体不适》将常州“毒地”问题再度引入舆论场。该报道称“常州外国语学校自搬新址后，493名学生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个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经检测，该校区地下水、空气均检出污染物。”该事件引发了各大媒体的持续追踪和讨论。

舆情走势一波三折

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4月17日至2016年4月30日，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2775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5335条、论坛主帖1725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共有1099篇（见图1）。

图1：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2016年1月，常州“毒地”事件被有关媒体披露，1月4日人民网发布了调查新闻《追踪常州“毒地”事件》，1月7日新华网发表题为《常州“毒地”停工 环保局:不经学校同意不开工》的新闻，1月6日与7日，江苏新闻网发表了《常州“毒地”修复致学生不适 家长要求搬迁过渡》的新闻媒体报道，除本地媒体江苏音符、江苏新闻网的报道引起了一些舆论影响外，面向全国的人民网和新华网的报道并没有很高的转发量，舆情风波持续了几天后随即淡去，进入潜伏期。

4月17日，央视新闻报道《常州一中学搬新址近500名学生身体不适》，央视官微紧接着发布相关微博，这是引爆本次舆论的导火索，随即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探实情况并跟进事件发展。

4月18日，常州市政府在回应中称：今年2月15日，相关地块土壤修复调整工程通过验收，专家组做出结论，工程已达到预期环保治理效果，空气质量监测完全达标。19日，常州外国语学校方面也向师生发表公开信，指责央视报道有“硬伤”。声明称：央视报道的“基本事实总体无误”，但“带有强烈的导向性”，就连“对环境问题一向敏感的外教，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媒体把这个问题渲染得这么严重”。这两个回应引发舆论质疑，此后舆论持续发酵，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立场并不相同。

4月26日，联合调查组介绍调查进展，称目前监测工作正在按计划正常进行，从初步得出的大气监测数据来看，校区6个点位与青枫公园、常州工学院2个对照点位没有明显差异，最终评估结论尚待全部监测工作完成后才能得出。

舆论对事件追踪调查与批评

对该事件进行追踪调查性报道，告知调查进展和存在的疑点

    如央广网《常州“毒土”倾倒农田后牲畜死亡区环保局介入调查》、《常州回应学生身体异常：空气质量达标 未发现大规模填埋危废》；21世纪经济报《教育部表态常州学校污染：启动重大事件专项督导》、新京报《常州通报“毒地”事件：监管不到位》。据新华社报道，目前监测工作正在按计划正常进行，土壤及地下水监测，包括打井等前期准备工作，也正在紧张有序开展。此外，相关报道还包括央广网《常州一中学近500学生出现身体异常 家长疑与污染有关》，新京报《常州“毒地”追踪，急于搬迁或因腾出黄金地段》；网易新闻《常州毒地建校调查：疑为土壤修复工程滞后施工不当所致》。

除了硬新闻，还有特稿、故事类、图片类的报道。如人民网《常州外校回应称秩序正常 家长盼更权威答复》；凤凰网《常州毒地事件追踪 多名家长带学生赴上海等地医院体检 陆续有学生转学》表达了家长对孩子健康的担忧；4月20日新华社《学校选址，距“毒地”100米——常州学校化工污染事件影像调查》新闻用真实的图片报道还原现场，并做了记者调查，指出“原本应在学校开学前完成的污染地块修复意外延期，学校搬迁计划却不调整，依然照常投入使用，致使环境风险不断加重。”同时也表明了教育部、环保部对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

梳理、分析事件发展脉络，进行针对性的批评

如和讯新闻《“常州毒地”引发重组余波：诺普信感叹躺枪》认为，一起看似偶然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壤污染事件，暴露的却是土壤修复领域的乱象；产经新闻《保护民生安全政府角色不能缺位》认为，此次事件反映出我国在安全生产领域极为严重的问题——企业无信、政府失职，以及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生命安全的极度不重视；并提出相应建议：中国各界在转换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政府亟须加强保护民生安全意识（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安全）。

观察者网《常州学校污染为何才“爆发”？媒体：需要深挖的不只是土壤》，从技术层面、政府利益、部门责任等方面分析此事件；第一财经《常州疑似“毒地”50年污染史：快速城市化中的土壤修复“病态”》指出，求证“毒地”形成的历史，以及当地政府的城市规划历史，乃至求证土壤污染的整体治理现状，已经超出了学生患病事件本身，它关乎城镇化建设与居民生命健康的现实命题。红网《常州版拉夫运河案，失守的不仅是环评》认为，学校环评仅是常州版“拉夫运河案”的冰山一角，倘若选址能够深入调查，审批上杜绝未批先建，环评上能够本着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常州外国语学校就不可能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这看似是一个学校和学生的不幸，背后则是相关部门对化工企业排污行为监管失利，是一座城市在对待排污行为和公众健康权、知情权方面的渎职。

微信方面，公众号@财经在《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真相在哪里》中将此事与美国前不久发生的“弗林特铅水危机”做对比，虽然只字未加评论，但对该事件发生地政府的批评态度一目了然。

公众号@沸腾在《常州外国语学校凭什么坚信能够度过“毒地”危机 | 沸腾》中对常州外国语学校应对危机的态度充满讽刺，称其过度自信，自欺欺人。公众号@天涯舆情在《看点｜常州外国语学校VS央视，这次该信谁？》中提出，“毒学校”事件现在虽未完结，但常州有关方面在舆情应对过程中一错再错，已使自身公信力和形象严重受损，已丧失主动引导舆论的能力。

从制度、监管及民生等角度提出建议

1.强调监管、执法、问责制度的实施。新京报在《常州中学被污染事件 监管装睡比学生中毒更可怕》中批评道，早在2015年年底，家长就在质疑校区污染；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已有多家媒体对其进行了多次报道。可以说，正是当地主管部门的一再装聋作哑、欺上瞒下，才造成了今日局面。监管者的装睡比学生中毒更可怕。正是管理者急功近利、无视法律、漠视生命才造成了目前的恶果。对此，既要处理环境污染之毒，更要处罚监管者“装睡”的懒政之祸。只有通过依法处罚、严厉问责，才能以儆效尤，防范悲剧。

2.针对“毒地”问题进一步分析中国城市整体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土壤修复问题。如搜狐新闻《舆情观察：常州“毒地”事件旧闻如何引爆网络》认为，常州政府关闭微博回避问题对长期来看并无益处，只会留下更大的舆论隐患，建议加快土壤环保立法进程是“解毒”关键。

微信公众号@果壳网文《常州外国语学校中毒事件背后，是问题重重的土壤修复工程》认为当下中国城市土壤污染问题五花八门，修复问题困难重重，我国仍面临立法滞后，专项资金不到位等问题，使得该问题没能得到解决。

3.从民生角度出发理解如何关心人民群众。如各大媒体转载《人民日报》文章《学生健康岂容掩耳盗铃》指出，“毒地”事件还给我们一个重要警示，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上网看看”，不能掩耳盗铃，世人皆知，自己却装糊涂，直到媒体曝光，网上舆论波涛汹涌之时，才硬着头皮站出来，从搪塞到认可，再到表态解决问题。只有及时透过网络或其他途径知民情、体民生、解民忧，才能真正把群众疾苦放在心坎上。

微信方面，公众号@深度南通《关注：江山农化“毒地”边上盖起安置房 会重蹈常州外国语学校覆辙吗？》认为，“毒地”不光是覆着薄膜的化工地块，也可能是某些领导的心。抱侥幸心理是泯灭良知的第一步，想着也许不出事，往往到最后都是骇人听闻的大事。并指出：不要以为“毒地”问题是常州的特例，南通的形势可能只会更加严峻。

从商业角度分析事件后果

如每日经济新闻《SM集团常州项目遇阻 当地政府或因“毒地”面临违约赔偿》，上海证券报《常州“毒地事件”发酵诺普信回应欲撇清》，新京报发表《涉常州外校新校区污染 诺普信开盘大跌5%》。

境外舆情分析

因涉及环境污染问题，此次事件也引起了外媒的关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BBC等国外主流媒体均发布了相关报道。外媒报道基本集中于4月18、19日，引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内容，集中关注学生患病、家长愤怒、政府和学校的回应、环保人士的观点等方面。4月18日，美联社发表 “School in China Near Closed Plants Has 500 Sick Kids”（《已关闭化工厂附近的中国学校出现500名患病儿童》），称常州外国语学校周围浓度超标的化学物质可能导致部分学生换上淋巴癌和白血病。文章还报道了环保部及常州市政府的回应，称此事件暴露了中国严重的地下水污染问题，并提到了此前不久的山东疫苗事件。

《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Nearly 500 Students Fall Ill at ‘Toxic School’ Built Near Former Chemical Plants in China”（《中国建在原化学厂附近的“毒校”中近500名学生患病》）称，北京大学教授刘阳生指出此前对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环境评估结果不准确，忽略了水和土壤中的农药残留。文章还摘取了网民的一些愤怒言论。

《纽约时报》发表“Chinese Parents Outraged After Illnesses at School Are Tied to Pollution”（《化工污染导致学生患病，中国家长愤怒》），称随着中国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愤怒加剧，尤其是在天津去年发生化学品爆炸导致165人丧生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对化工企业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姿态。但是，该事件也突显了中国的危险品监管还存在严重不足。

英国《卫报》发表“China's toxic school: officials struggle to contain uproar over sick students”（《中国毒校：官员努力控制患病学生应发的公众愤怒》），将此次事件与美国1978年发生的拉夫运河化学废料事件相比，称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呼吁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出台更严格的针对企业环境污染的法规。

《金融时报》文章“China pesticide pollution blamed as hundreds of pupils fall ill”（《中国农药污染致上百名学生患病》）称，中国遍地都是已开发过的“棕色地带”，许多仅在表面上进行修复之后就马上重新开发或被用作居住地。中国工厂频繁迁址也使得土壤和水污染恶化。

BBC发表“China school: Officials deny soil and water contamination”（《中国学校：官员否认存在土壤和水污染》），报道了常州政府称学校周边环境符合安全标准，并且学生中未发现白血病患者。文章还提到有报道称常州另一所学校的跑道可能含有化学物质，有学生出现流鼻血、头晕等现象。

《时代》网站上的新闻“Almost 500 Students Fall Ill at Posh Chinese School From Toxic Waste Dumped Nearby”（《中国高档学校附近的化学废料致近500名学生患病》）提到汶川地震暴露的“豆腐渣工程”，以及此前的山东疫苗事件，称这些最新的公共卫生丑闻让人们再一次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率。

其他相关报道包括《洛杉矶时报》的“Despite contaminants found on campus, ill students and state TV expose, school in China stays open”（《尽管校园测出污染物、学生患病、电视台曝光，中国学校依然正常开放》），《大纪元》的“School Principal of ‘Toxic School’ in China Accuses Regime Broadcaster of Lying About Sick Students”（《中国“毒校”校长指责中央媒体就患病学生进行虚假报道》）等等。

在外媒的报道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内容被作为核心出现，绿色和平组织也多次被提到。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报道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对化工厂和化学品监管不力，呼吁要更加重视水土污染，出台新的监管措施。

舆情分析总结

此次常州“毒地”事件潜伏已久，起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而4月17日央视的报道无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强大影响力，并以微博为主阵地带动舆论场的发酵，从主流媒体、自媒体以及涉事家庭等多方面给予常州政府等主管部门以压力，最终使得真相水落石出。     

这次事件折射出了很多问题。一方面，从引爆舆论的报道“近500名学生”这一关键词来看与此前的疫苗事件类似，都是对儿童健康不管不顾，涉及的儿童很多，触动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引起了大众的不满，媒体调查进一步暴露出政府监管、部门环评、学校教育的失责。另一方面，媒体调查的数据与当地部门测评的相关数据有着天壤之别，更让大众产生怀疑。除此之外，此事件还暴露出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各地的土地污染问题普遍存在，且情况复杂，关键是至今缺少相关立法。该问题如果不解决，也必将引起更多危害到公众健康的事件，这为国家在土壤污染立法、城市发展规划等方面的顶层设计敲响了警钟。

此次事件中大家对媒体多持信任态度，对常州政府的态度则是负面的，多怀疑、批评和愤怒。除了事件本身的影响外，这与常州外国语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危机公关失效也有很大关系。

纵观此次舆情发展不难看出，除了事件本身，常州当地主管部门——从政府到学校的回应态度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与不满。当地有关部门除了攻击央视媒体报道失真外，还称当天仅有4名学生请假，环评更是显示指标达标，在事件已经被公之于众的状况下依然藏着掖着、自欺欺人，企图矢口否认了事。然而，这样的作为却造成了大众对事实更强烈的好奇心和对政府更多的不信任和指责，促使舆情向公众的极端愤怒方向发展，进而失控。

总结此次事件，政府管理部门应当从更高层面统筹城市发展规划，治理土壤污染问题，环评部门要实事求是公布环评数据，政府部门要抱着对人民健康负责的态度进行城市建设和发展。各地方部门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做好危机公关，增强政府公信力，专注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掩盖事实、推卸责任。

专家点评

值得警惕的舆论场新动向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胡钰

在常州“毒地”事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地方政府面对突发舆情的“不作为”和“不会作为”问题依然突出，政府治理能力亟待提升。常州“毒地”舆情酝酿已久，但在央视报道引爆舆论场之前，地方政府一直回避舆论、不积极回应，一边管控地方媒体报道，一边悄悄整改相关问题，认为媒体不报道了、企业整改了，也就渡过“危机”了。这种处置方式不符合一个现代政府的做派。作为一个阳光、透明、坦诚和有担当的现代政府，应该保持与民众积极沟通的姿态，尤其是在出现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突发事件时。

第二，舆论场中涉及民生的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严重影响社会情绪。从“山东疫苗”到“常州毒地”，从“魏则西事件”到“雷洋事件”，公众的注意力不断被新爆发的舆情事件所转移，看似是“救了”旧舆情事件中焦头烂额的政府部门，但从深层次和长远来看，公众积累下来的却是更多的怨气和误解。没有真相，也就没有理解。不断爆发的舆情事件真相到底如何？当政府披露事实真相时已经无人关心，公众记住的总是媒体最初爆发时期的报道情况以及当时自己的愤怒情绪。这几天我注意到，常州市的官方微博已经停止更新，似乎是选择用“冷处理”换来舆论平息，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心态”，留下了很大的舆情隐患。

第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舆论攻击中国的重要切入口，极大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近年来，围绕环境问题带来的危机事件、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涉事地方政府部门的应对多不尽人意，公众在环境问题上越来越不信任政府的意见、不再信任政府委托出具的环评报告，事件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相关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次次地被透支，逐渐陷入“塔西佗陷阱”。更严重的是，环境问题已经愈发成为境外媒体和西方国家攻击我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理由，在涉及环境的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各种国际组织、绿色组织等群起而攻之，发起寻求舆论支持，对政府批评和质疑，这种内外批判性舆论的合流在逐渐削弱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

（编辑  迟晨光）

为了吸引眼球，媒体为了吸引读者关注，常常用很极端的话语做文章标题，却忽视作者的中心意思。更要命的是，让严肃话题陷入左右派的派性争斗之中，造成混乱，障碍思想进步。为此，这篇文章我自己起了个“极端”的名字，让读者能够看到我的观点。

现行医疗体制破坏市场经济

30年来，中国的公立医院不但丧失了公益性，而且严重破坏市场经济规则。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于商家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必须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与性能，降低成本与售价，以便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例如，一款具有新功能的手机、计算机刚刚上市通常都很贵，但是半年、几个月后再购买，就会变得便宜很多。这是市场经济迫使商家竞争产品制作、节约成本的结果。目前中国的医药商家也很苦恼，他们竞争的不是医药、器材的品质与价格，而是如何设法贿赂医院与医生。因为公立医院的运营、医生的个人生计，主要不是政府负担，而是依靠药品回扣，于是药价、检查费用等等，被越抬越高。看一个感冒原本几元、十几元的合理花费，被抬高到700、800元甚至上千元。病人（消费者）不能判断医生开的药品和检查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最合适，只能服从医生。最终结果是所有病人不得不求助医生，同时却不信任医生，不尊重医生，甚至仇视医生。古今中外哪里有病人仇视医生的情况和道理，甚至还发展到需要立法来防止病人袭击医生，真是闻所未闻。

属于大众医疗服务体系的公立医院本不应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真正维护市场经济规则的作法是，政府应当承担公立医院的全部运营经费，发给医生合理的薪酬。而不是像现在，政府仅仅承担不到10%的费用，其余部分让医院自负盈亏，迫使医生用突破医学规范与道德底线的大药单、大检查单，过度治疗的方式维护自己和医院的生存。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这种作法，英、法、德等国家的公立医院医生是公职人员，他们的工资由政府发放，而且在公职人员中是最高的。若把医生薪水标准作为百分百，其他公职人员的薪水则依次往下排列。我国2015年的医药费用已占GDP 的5.6%，与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比例相当，台湾和香港已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而我们的很多投入被这个医疗体制浪费掉了。机制不改，即便政府投入再多资金在医保等方面，还是无异于饮鸩止渴。看病只会越来越难、越来越贵，甚至会制造更多的弊端，公众健康和医疗水平难以提高。在此环境下的医患关系只可能越来越恶劣。

非营利私立医院可能存在吗

有些人幻想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中建设“非营利的民营（私立）医疗体系”，这没有可行性。欧美国家存在“非营利私立医院”是基于几千年的宗教文化传统，西方最初的学校和医院都是教会办的慈善事业，并且一直延续到今日。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传统，现在私人掏钱办医院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盈利。据悉，万达将投资150亿元，在上海、成都、青岛建设3座综合性国际医院，这是王健林在国内的民营高端医疗市场嗅到了市场的商机才会投资。办少量高端的私立医院，满足少数有钱人的需求，这应该是对大众医疗需求的补充,但绝对不是一个国家的医疗主体。大众医疗必须是由政府出资支持的公立医院和医生，这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医疗改革绝对不可逆潮流而行。

世界其他国家医疗体制的改革方向

英国在二战后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此后，世界多数国家陆陆续续向这个方向努力。近年，俄罗斯被欧美打压，普京的支持率却在攀升。因为俄罗斯普通人的教育、医疗甚至水电费都是国家承担的。1990年苏东解体后，美国想方设法颠覆古巴政权，古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古巴的经济发展非常依赖苏东国家长期购买他们的蔗糖，换回自己需要的物资。但是老卡斯特罗还是咬着牙把最后一滴血注入了大众医疗，维护了民众的健康与国家安宁。当中国出口鞋子、袜子、劳工的时候，古巴在出口医药、疫苗、医生。当我们还没有一项医药成果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专利的时候，古巴已经有上千项国际承认的医药专利了。这也是为何美国与古巴恢复邦交后，宣布的第一个合作内容就是医药。近期奥巴马访问古巴，大力赞扬的就是古巴在卫生与教育领域的成果。古巴医疗体制的优越性得到了美、英、法的医生、公共医学专家们充分肯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也对其大力赞扬与推荐。古巴的多项重要公共健康指数都达到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水平。譬如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古巴的情况比美国略好。然而古巴的人均医疗支出成本仅仅是美国的5%。

西方学者去古巴考察，问：“你们平均候诊时间是多长？”因为西方医院尽管也是免费医药、诊疗，但是等待时间长，病人有意见。古巴人听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他们就诊并没有长时间等候。住在社区里的家庭医生悉心呵护着自己的“大家庭”。从预防、医治、康复到特别关怀，家庭医生都包了。医生上午在诊所看门诊，下午走访病人，对社区成员的健康情况如数家珍，预防工作更是做得非常用心。需要转诊的病人转去联合诊所，不用等候，可以立即得到医治，全部过程均为免费。古巴医生的医疗水准很好。中国医生到了美国，假如没有完成美国学位，只能在实验室做技术员工作。几乎所有的美国医学研究机构均被中国医生的廉价劳动力充斥。但是对于古巴医学院培养的医生，美国人就认可。2006年我拜访了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教授Fitzhugh Mullan，他告诉我，古巴为美国免费培养医生。入学条件不仅仅要求成绩优秀，而且都是在美国边远地区招生，这些学生必须承诺毕业后回到自己家乡为当地民众服务。中国的医改是不是应该好好向古巴学习？他们真正做到了以“预防为主”，把疾病、小病控制在了源头。大众尊重、爱戴医生，全民心目中，医生自然成为天使。

当下中国强调供给侧改革，除了经济产品的“供给”需要转换结构，中国的教育、卫生更应该给予整个社会更加精良的服务。一个国家，医生、教师等高技能行业的人数比例不断增大，而工业流水线上的重体力劳动工人数量和比例正在逐步减少，这才是社会文明、人类进步的体现。

（编辑  杨利红）

数字平台经济正在兴起。Amazon、Facebook、Google、Salesforce、Uber等诸多公司正在构建网上平台以推动范围广泛的个体生产活动，这将彻底改变人们工作、社交、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传统方式，数字平台构建的多边市场框架将控制并塑造参与者的行为方式。作为“第三次全球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平台和云正在重构全球化本身。

数字平台的功能和结构多种多样，它们正在重构各领域的市场结构和分工，并将最终影响价值的创造与分配。例如Google和Facebook是提供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服务的数字平台，但同时也作为基础设施为运行在其上的其他平台提供支撑；Amazon和Etsy、eBay是网上市场，但Amazon云平台同时也是其他平台的基础设施；Airbnb和Uber利用这些云端工具为用户提供服务，并对传统产业产生了极大冲击。

一些人将数字平台称为“创意经济”或“分享经济”，而另一些人则称其为“零工经济”、“1099经济”或者“不稳定生产者的经济”。与知识社区平台Wikipedia、音乐分享平台Napster、以及开源软件平台Linux不同，Uber、Airbnb和Facebook并不是建立在“分享”基础上，而是充分利用其他人的努力和消费者的资产以赚取利润。事实上，平台公司的优势通常建立在制度套利的基础上。它们所采取的平台策略不同于传统企业所遵循的运行规则，而这些规则通常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社区、工人和市场而设立。例如，Lyft和Airbnb推动了诸如汽车和公寓等耐用消费品向资本品的转化，尽管它们都宣称自己只是中介平台，但这种“共享”却类似于工业革命之前的“门口经济（Putting Out Economy）”：公司将零部件运到每家每户的门口，后者则在其家中组装衣服、鞋、枪械等商品。不同的是，当前的平台管理者对“门口经济”的组织分工和报酬分配拥有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但它们却仍然宣称自己只是中介平台。在此，我们使用“平台经济”这个更加中性的名字，以同时涵盖多种类型的数字平台。我们正在经历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围绕着工厂的变革而展开，那么当前的产业革命便是以这些数字平台为中心，平台所有者拥有比工业革命早期的工厂所有者更为强大的权力。平台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无论走向何方，其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

技术进步究竟会带来何种影响的争论始于信息技术革命早期，平台经济的兴起，使得乐观派的观点再次盛行，旧金山也正在经历或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淘金热”，投资家、创业者、数据科学家都在狂热地打造“颠覆性”的新商业模式。

平台经济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平台、吸引用户，调动用户参与生产，Google将搜索行为转换为可货币化的商品，Facebook利用社交网络，LinkedIn利用职业网络，而Uber则利用私人汽车。

以利润为行动指南的平台经济，在调动用户参与生产的同时，也对后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乐观派认为，平台经济将改变社会结构并使每一位用户都能够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收益的创业者。他们坚信，平台经济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且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这些美好图景真的能够实现吗？举例来说，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或许将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但成为普遍现象并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流后，那么它们很有可能出现工作时间的碎片化以及兼职者比例迅速增加，而这将使得劳动者难以享有与基于雇佣的全职工作相匹配的保障权益。数字平台是否仅扮演了中介角色，是否会导致“零工经济”或合同工比例的大幅上升？即使在对于技术进步的这种“乌托邦”幻想最为兴盛的20世纪70年代，同样存在很多质疑者担心新技术将会导致意料之外的不好结果。人们越来越担心数字机器、人工智能、机器人将取代大量人口的已有工作。

数字平台对于就业和工作性质的影响只是评估我们将会拥有一个“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未来的一个方面。虽然现在做出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必须做出政策预测以应对使用这些能够决定未来的新技术。平台经济发展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平衡因技术进步而更换的工作岗位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预见到传统常规工作哪些岗位有多大数量会被替换。相比之下，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则难以估计。未来将会出现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以及新的生产服务流程，而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智力密集型劳动力。很多平台公司正在以全新方式对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既有产业造成冲击。数字平台取代或者威胁到了传统公司，而后者往往作为服务提供者受到现有法律的规制。数字平台正在不断重组并整合组织化程度较低或者区域性较强的传统公司。这些平台共有的问题是：平台对于生产者的控制水平如何，而什么才是合理的价值分配方式？

笔者认为，数字平台并不一定导致工作岗位的减少，它们甚至可能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看到又一轮的创新浪潮和新增就业。其实，数字化、自动化进程存在一个典型的两难困境：任何可以被程序化的产品或服务都是容易被模仿与复制的。因此，在通过数字化、自动化方式提升效率的同时，所有公司都需要更多的创新和突破以保持竞争优势。工作岗位的变更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劳动者与雇主间关系将变得前所未有的薄弱。数字平台引起的产业变革虽不一定导致“无工人社会”的出现，更可能出现的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极度分散化的社会，而平台所有者则因此有能力去控制所有交易并攫取主要利润。

平台经济对工作岗位的争论不断，最终将取决于我们在技术使用、公司策略、公共议题等方面的政策选择。我们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侧重点具有明显差异：德国试图维系其建立在中小企业基础上的制造业优势，而美国则似乎更加强调发展服务于航空和军工产业的高端精密装备。在消费端，一些城市已经直截了当地禁用了Uber和Lyft，而另外一些城市却非常欢迎它们。这不由得使我们产生疑惑，究竟哪些城市才会从正在兴起的平台经济中受益，而哪些又将最有可能被淘汰？

平台经济及其相伴随的市场和社会重构进程，真的会促进经济增长并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吗？数字平台究竟是会激发新一波的创业高潮并释放创造力，还是会导致一大批无依无靠的失业者陷于打零工或临时合同维持生计？我们要对风险有所认识，同时要认清平台的技术结构及其运行规律。

数字平台的核心技术

云计算和算法革命是平台经济的基础。计算能力的提升仅仅只是起点，将强大的计算能力应用于大规模原始数据的处理并进而转换为经济工具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算法架起了软件与经济活动的桥梁，计算机程序被延伸至制造业并推动了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传感器网络的兴起。如果说以前是软件被嵌入到应用环境之中，那么现在所有的产品、服务乃至物理客体都被嵌入进了基于软件的网络结构之中。算法革命降低了数字工具以及经数字化改造后的传统工具的使用门槛，而得益于开源软件、云存储、云计算，以及类似于TechShops这样能够提供工业级别先进设备的平台的存在，个体生产的成本被进一步降低。

云服务实现规模效应非常关键；而对于用户（个体，中小企业，创业企业）而言，云计算则意味着计算资源和通讯工具使用成本的大幅降低。应用平台如今只是生产者的运营成本，而非资本支出。

数字平台是软件、硬件、运营和网络的复杂结合体，它们为各类用户提供了可共享的技术工具和通用接口，使得后者可以在稳定的数字平台上生产和发展各类产品或服务，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便是这样的数字平台。事实上，平台之上还可以再形成新的平台，例如许多互联网平台都建立在Amazon网络服务平台之上。许多这样的数字平台将吸引无数主体参与生产，共同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对于核心平台来说，这些互补的商业模式共同帮助其锁定用户。

在信息技术的范畴里，“平台”意味着通用、共享的工艺、技术和接口，它们向用户开放并允许后者在稳定的基础架构上生产开发产品和服务。在广泛的应用环境中，“平台”也指代一系列协调人们社会、经济互动行为的软件体系。

数字平台的经济后果

数字平台正在瓦解经济活动的传统组织方式，它们重置了进入门槛、改变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逻辑、利用了监管漏洞以追求制度套利、重新调整了劳动分工并改变了经济系统的权力结构。具体而言，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数字平台带来的经济后果。

价值是如何创造的

平台经济是由以互联网、计算机程序和大数据为基础的全新经济关系组成，建立在平台之上的生态系统是价值创造的源泉。

谁俘获了价值

与此问题紧密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平台用户承担了多少风险而其回报又是多少？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一些平台会对交易“收税”，而另一些平台则通过广告来获取收入。就平台公司的雇员而言，如果该公司成功在股票市场上市，那么他们将获得巨额回报；如果公司衰落或者失败，那么他们便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作。此外，与平台相关的另一类劳动者被称为“微型企业家”，他们为诸如应用商店、YouTube或者Amazon之类的平台提供商品——通常是虚拟商品。尽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成功，或者仅仅只有很微薄的利润，但少部分人却能够获得非常大的回报。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应用程序开发或YouTube的内容生产，这些“微型企业家”的产品可能获得迅速的成长并拿到风险投资，一些应用程序本身也可能成长为新的平台。

谁拥有并控制平台

不同的平台存在极大的差异性。Wikipedia是基于共识机制运转的知识网络平台，它由网上社区共同管理；丹麦农业合作社平台具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内部成员享有平台的管理权；Uber平台则由少部分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所有，他们当前通过买卖Uber的股份来获得收益。

怎样组织平台内的工作

平台经济下，工作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Microsoft、Google、LinkedIn、Facebook的员工虽然维持了传统的雇佣关系，但这些公司并不要求固定的工作时间，而是采用了弹性工作制度并提供各种各样的免费食物、饮料、交通及其他福利，这使得它们看上去像天堂般的企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数字平台的外围工作者，他们或者为数字平台打零工，或者生产数字平台的托管内容，或者承担合同外包工作。尽管他们也可以自由支配工作时间，但他们很少得到作为雇员享有的其他福利。例如Uber将出租车公司的雇员转换为合同关系，平台自主设定交易费率，司机只能接受该费率并通过Uber平台获得收入。这些司机是“微型企业家”还是雇员，抑或是其他种类的工人？对于那些编写应用程序、生产YouTube内容的个体来说，他们又该被归入哪种就业类别？在这些生产活动中，生产者的回报呈现指数递减规律：只有非常少的生产者能够通过广告、产品付费、粉丝付费，甚至是众筹的方式获得高额回报，而大量的其他生产者则处于长尾之中，生产了平台上的大多数内容却得不到任何物质回报。平台经济究竟是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还是导致了唐顿庄园般的社会结构：少数平台所有者构成了精英群体，与此同时则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规模巨大的下层阶级。

当前面临的政策选择

在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及其对全球经济重构的进程中，我们将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做出何种选择？

我们将首先阐明两个观点。首先，正如莱辛格所提出的，“代码就是法律”。数字时代，算法和数字平台塑造并约束着相关主体的行为，而书本上的法律却往往难以执行。就像在美国司法部门和苹果公司的冲突中体现的那样，如果不能在代码中得到相应的体现，法院的许可便没有任何效力。为了使法律能够被执行，代码必须进行修改。平台企业家越来越坚信，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先发优势，那么他们便可以通过在事实上制定新的行为规则而修改现有法律。但另一方面，代码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又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谁来编写代码，谁的价值取向将表达在代码之中？政府规制可以影响新技术的使用方式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但在平台经济中，政府决策的效力却受到了软件代码的约束。

此外，尽管公共政策非常重要，但公司策略也已经显现出深远影响。公司是将员工视为“成本”，还是值得开发并提升的“资产”？如果是“资产”，那么它们属于公司吗，谁应当承担维护与升级的成本？

针对代码的约束力以及公司决策的影响力，当前的政策选择至关重要。在数字平台时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陈旧的规则、过时的标签及分类原则都正处于逐步瓦解的过程中。以“公司”为例，它作为协调经济活动和组织市场行为的主体出现于19世纪晚期，但这些功能在21世纪将被云端的平台所取代。作为平台经济巨人的Google，其2014年营收达到660亿美元，雇员却只有5万名；Uber仅有大约1500名员工，其业务范围已经遍及全球。不同于诸如福特汽车、通用电气、通用汽车这些传统大公司，当经济活动日益由这些小公司来协调组织的时候，这将造成什么样的政策和政治问题？

显然，数字平台提供了很多创业的机会，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一些企业家已经预见到了数字平台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例如，汽车共享模式的持续扩张将导致汽车需求量的减少，这会剧烈冲击汽车生产商。可以预见的是，数字平台的“共享”解决方案将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连锁反应。

平台经济明显体现了“赢者通吃”的法则，只有一两家公司可以存活，平台所有者因此能够从平台的所有用户中攫取相当大的利润。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因为平台是集中化的，平台所有者也就成为虚拟世界中事实上的独裁者，而平台所有者会倚仗其权力压制其余生产者，后者包括Uber或Lyft平台上的司机和消费者、YouTube平台上的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任何该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平台间的竞争或许能够削弱平台的统治力，但即使如此，垄断型或寡头型的市场结构仍然可能严重束缚创新和初创企业的活力。

但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制定并执行合适的规制政策，因为不同主体的利益很难协调一致。甚至是同为胜者的不同平台，其利益也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在反垄断领域，欧盟正在不遗余力的制裁美国高科技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通信公司与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利益诉求远不如看上去那般一致；在网络政策领域，诸如AT&T的网络运营商与Google、Netflix的利益完全冲突；在竞争政策方面，无线运营商宣布将封锁智能手机上的移动广告，这将极大冲击Google和Facebook的商业模式。

数字平台究竟是刺激了企业家精神还是导致了垄断，当前还不得而知。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包括微型企业家、内容生产者、零工工人在内，围绕数字平台而建构的生态系统是否会导致一个更不平等社会的出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平台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我们针对平台经济所采取的相应政策。

企业家精神和分工组织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采取的规制政策可能会决定未来所能实现的平衡。如果我们偏好企业家精神并试图推动平台经济遍及全球，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鼓励企业家冒险的政策。但如果是这样，我们又该如何说服工人接受弹性工作制的安排，并保证他们将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不是成为平台经济的牺牲品？所有关于新技术应用的研究都表明，那些认为他们会成为新技术应用牺牲品的人们都将选择抵制。如果他们相信自己会成为受益者，那他们就会帮助促进这种转化的发生。而更多的人则位于中间，他们加入平台经济仅仅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没有能力去抵制或反抗。为了促进创新精神，同时又要缓冲剧烈社会经济变革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不仅需要关注经济政策，同时也需要关注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有时也被称为福利政策，它控制工人或企业家所承担的风险，并帮助他们判断是否支持或抵制变革的发生。在美国语境下，宽泛的福利政策被认为将损害工作积极性，福利政策的反对者总是以欧洲为例说明社会保障将如何限制经济活力。但在我们看来，减轻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被淘汰者的负担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真正的问题绝不在于社会保障本身，而在于这些社会政策是如何组织和实施的。

正在兴起的平台经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北欧社会政策模型。丹麦灵活的社会政策说明其能够有效地促进转型的发生。具体而言，丹麦的许多保障政策是由公民身份决定的，而不是与是否具有雇佣身份相联系。这既使得雇主能够根据需求灵活调整雇员数量，同时也能够以职业培训、工作安置、基本收入等方式保证工人的基本权益。北欧本身也在反思其社会政策的成效与不足。在鼓励企业家冒险精神的同时，以社会权利的名义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障是否能够使平台经济成为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该为风险承担者提供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政策？

和任何一次经济转型一样，破坏性创新总会同时带来胜利者和淘汰者，那么谁来决定新增价值的分配呢？事实上，不存在没有规则的市场，胜利者和失败者往往决定于谁能以何种方式参与竞争。当非常重要的游戏规则都由平台所有者制定时，权力结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平台经济时代，所有的政治斗争都将围绕规则的制定而展开，而这些斗争也将成为定义市场和社会的一部分。一些斗争将围绕保护数据、消费者和工人权益而展开，另外一些斗争则将围绕如何规制进行制度套利的商业模式。围绕平台的经济重组将不可避免地重构利益格局，并最终影响法律和代码的制定和实施。由此展开的斗争将会相互交织并重塑我们的市场和竞争结构，以及我们的社区和社会生活。

中国的平台经济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平台经济同样正在兴起。陆金所是提供P2P借贷服务的金融平台，滴滴是网络约租车服务平台，优酷则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在线视频平台。在“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这些数字平台不仅被视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工具，围绕它们的经济生态系统也被视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数字平台的兴起，它们对传统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的冲击与影响也与日俱增，当前围绕规制网络约租车平台的争论便是具体体现。平台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并不仅限于规制领域，其更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价值创造的生产方式和价值分配的生产关系。

与美国类似，中国的数字平台同样依赖调动用户生产并从中获取利润。但不同的是，政策环境、发展历史的差异使得国内数字平台的垄断性和控制力更强。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为代表的国内互联网企业巨头，通过不同形式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了垄断性平台；近年来屡屡发生平台合并案例更进一步加重了平台经济的垄断或寡头性质。平台的强势地位使得它们在价值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国内游戏产业的绝大部分利润为游戏平台所占据，而移动应用程序开发商也往往受制于分发平台的约束。这不仅有可能伤害创新活力，同时也减弱了“风险劳动者”或“微型企业家”试图打造新平台或获得足够收入的激励。

另一方面，不完善的社会政策和税收政策可能阻碍中国平台经济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相比于美国，中国更为充沛的劳动力人口以及更为庞大的服务业市场正在成为平台经济迅速扩张的新领域。数字平台在出行、外卖、物流、医疗、个人服务等领域不断细分，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正在从产业工人转变为平台经济下的“不稳定生产者”。服务质量的规制是该领域的挑战之一，但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为劳动者提供合适的社会保障，增强其抵御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同时获得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水准。如果说以建筑工人为代表的“零工经济”只是前一阶段经济结构中非主流的一部分，那么当前数字平台影响下的“零工经济”比例则正在迅速上升。到目前为止，完整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合同体系在中国尚未完全建立，这会阻碍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仅如此，不完善的税收体系，也无法有效应对更加灵活的收入来源。

“互联网+”背景下的新一轮改革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仅限于经济制度的调整，同时还有相伴随的社会政策的创新与突破，而后者可能更有力地影响了平台经济的最终结果。

（编辑  王生升）

金融战与主权信用创造

什么是金融战

金融领域里有许多争夺和厮杀，它属于市场行为，不是金融战。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做多还是做空，都源自于人的趋利本能，这是金融资本市场中的常态。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金融战，特别是迄今40多年来的金融战，差不多都是国家行为，而且基本上是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的行为。这个国家的名字叫美国。

美国的金融战是一种国家行为，它运用金融武器，其中也包括一些金融投资机构所使用的各类金融工具，在金融战中搞垮其他国家的经济。武器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就看你用来做什么。猎枪可以杀死猎物，也可以杀人。金融战和金融投机行为的区别也就于此，它们同样都可以开枪，而两者达到的目的不同。金融投机行为是为了让自己获利，而国家行为是要通过损害甚至搞垮一个国家，使本国获利。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

美国打金融战主要是制造趋势。当一个趋势形成之后，索罗斯这些金融投机家们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在为自己获利的同时也让美国实现战略利益，而金融战的本质和最终目的都是要争夺资本。

美元的绊脚石

    45年前，也就是1971年8月15日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它的重要性甚至并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逊色。二次大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了货币霸权，为了拿到这个霸权，美国政府给全世界做出一个承诺：全世界货币锁定美元，美元锁定黄金，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当时全世界75%到80%的黄金储备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人认为用这样规模的黄金储备为美元背书没有任何问题，并认为就此能够拿到货币霸权。人算不如天算，从1944年7月到1971年8月，美国人踉踉跄跄地走了27年后，发现其实它没有实现货币霸权，因为黄金成了美元的绊脚石。只要信守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美国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印刷货币，但是因为承诺在先，美国人最希望获得的霸权却无法得到。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愚蠢地连续卷入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人损失弥巨。朝鲜战争阵亡45000名官兵，越南战争阵亡49000名。仅越南战争，美国就损失军费8800亿美元。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每年的GDP才2万亿美元。可是即使花掉这么多真金白银，但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还需要在越南战场上投入更多军费，但是美国已经拿不出钱来了。

美元“一仆二主”的窘迫之境

这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政治家都看到了美元的窘迫之境。比利时的经济学家特里芬发现了美元的两难问题，即“一仆二主”。美元既是美国的主权货币，又要担负起国际储备、国际结算、国际流通的责任，这就使美元“一个仆人”要伺候“两个主人”：美国自己和全球市场。这本身就产生了一种悖论：美元要为美国服务，才能让美国获利；可是又必须担负起为全球提供结算货币的责任。美国不是救世主，不是慈善家，不会白白把钱给出去。怎么办？美国只能用钱买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为了获得美元这样一个国际结算货币，全世界就要把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卖给美国人，美国借机可以压低别国资源和产品的价格，然后从中获利。可是如此一来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上就出现了逆差。这时候美元还想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信用的货币，就变得困难了。

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

美元一直处在逆差中，导致在国际上的信用一路走低。法国总统戴高乐问财政部长、央行行长，法国现在有多少美元？财政部长报告说，大概有22到23亿美元。戴高乐说，把它们全部提出来给美国，把黄金换回来。法国人这么一干，世界上其他有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效仿，美国被逼到了死角上，直到1971年8月15日，美国再也撑不住，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

有人认为，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一个阴谋，我倒倾向于认为美国人此举是出于一种无奈。但是1971年8月15日注定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日子之一。从这一天之后，这个世界上诞生了一个金融帝国，而人类也就从此开始进入金融殖民的时代。

当时，美国的财政部和美联储委托一个年轻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让他研究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对美国和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几个月之后，迈克尔·赫德森拿出来关于黄金非货币化影响的报告，30多页纸的报告其实就说了一句话，短期对美国有好处，长期如此无异于慢性自杀。但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们拿到这个报告以后喜出望外：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仅仅靠印纸币就能从全世界获利。为什么不让它从短期变成一个长期的好处呢？于是这就变成了美国长期性的一项国策，美国人通过印刷货币，从全世界获利。

    有人会问，你这么说有证据吗？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实永远掌握不到它的直接证据，但重要的是从它长期的行为中体验它的指导方针。

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靠判断，二是靠逻辑。为什么我说美国人40多年来把它变成了一项国策呢？从1971年8月15日之后的40多年间，只有克林顿时期短暂的两年，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贸易持平，其他时间则是年年逆差。美国的金融和高科技人才高手云集，怎么独独解决不了逆差问题？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正是美国人要做的事情。

没有锚的美元，将漂向何处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就像一艘大船摘掉了锚，它将漂向何处呢？美国政府自己也知道，货币没有锚是不行的，总要锚定一个东西。美国人当然相信可以用政府信用来支撑它的货币，这种货币被称之为主权信用创造。但是仅仅靠政府的主权信用，足以长期支持美元吗？当时正是冷战时期，美国即便可称为是世界的老大，政治影响力强大，科技创新力与经济实力也很强，军事力量更强大，但当时还要面对另一个强敌苏联。仅仅靠美国的国家信用，还不足以支撑美元的地位。

所以美国人想到，美元应该跟另外一支锚挂钩，那就是大宗商品。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两年，美国人让美元跟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石油实现了挂钩。美国利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机会，迫使欧佩克组织同意，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获得了这个权利之后，美国实际上迫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元——只要使用能源、进口石油，就必须使用美元。通过这种信用创造，美国强制性地使美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货币如何变成了“祸币”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一国或一个经济区域因为货币供应不足，或者说资本不足，抑制了工商业的活力和经济的发展。当美元变成纯粹的信用纸币时，这种情况突然就扭转过来了。当年货币供应不足是因为要使用黄金这种货币，而黄金或白银的开采量是有限的，这就导致流动性不足。也就是贵金属货币跟不上人类经济发展的需求。

    而现在美国人突然找到一种方式，用纸就可以变成货币，然后就可以无限地创造出资本，它对于经济实际上是有推动作用的，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麻烦也很大。美联储从1913年成立到2013年，一共发行了10万亿美元，听上去不算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由于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按照现在的统计，它在全球的流通量每年达到了2000万亿美元，而全球的实物GDP全部加起来不过70多万亿。

    这么多美元在全球流通，显然实体经济是跟不上它的，怎么办？美国就要为美元找到去处，找到消化、存放美元的办法，于是找到虚拟经济这个池子。全球的资本在虚拟经济池子里的流通量远远超过了在实体经济中的流通量，这就为那些金融投机家们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可以随意发行美元的权利，就会充分使用这个权利。大量的美元就像洪水一样倾泄出来，美国人当然不能让它淹了自己，而是要向外倾泄，涌向其他低洼地方。这种行为可能使目的地国家或地区意外地获得充足的资本，让所有项目都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有可能出现短暂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美国人种下的，最终是要收割的。

    收割的办法是什么呢？美国的办法就是“关闸断流”，如今美国人已经三番五次在尝试这个事情。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渐渐开始呈现：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人就开始开闸放水以后美元大致经历了三大周期。

美元三大周期

美元周期：10年走弱，6年走强

从1971年开始到1980年，美元走弱10年；从1980年到1986年，美元指数走强6年。从1987年到1997年，美元指数再次走弱；1997年到2002年美元指数再次走强。然后从2002年美元指数再次走弱，一直走到2012年。从中我们看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10年走弱，6年走强；这样的循环至今已经走了两个半周期了，即将又是一个6年走强。最早是日本的女经济学家岩本沙弓发现了美元的一个大致周期，她说美元大约有连续两个60多个月的走低之后，会有80多个月的走强，然后接着又是两个连续60多个月的走弱，然后又是一个80多个月的走强。中国的一位研究黄金的经济学博士后来把这个周期更加量化，认为美元大致是个10年走弱，6年走强的规律性走势。在这样一个周期期间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次美元周期与马岛之战

1971年到1980年期间，是美元指数走弱的时期，也意味着是美联储将打开“泄洪闸”进行泄洪了，拉美成为美元的“泄洪区”，获得了充足的流动性，拉美的经济就出现了繁荣。拉美人自认为很了不起，觉得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奇迹。可是在美国人眼里，你只是一只孙猴子，根本翻不出美元的掌心。到了1980年，美联储关掉了泄洪闸，减少对拉美的资本供应。拉美开始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但这还不意味着这些资本自然就会回到美国来，美国需要一场危机把这个地方的钱撵出来。怎么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来一场危机，就是打仗，战争是快变量。当时，为了使阿根廷已经面临危机的经济得以转嫁，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发动了马岛战争。开战之前，他专门征求了美国总统里根的意见，里根当时的回答是，这是你们和英国人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加尔铁里信以为真。结果阿根廷惨败。战后拉美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这时美联储不失时机地吹起加息的号角，于是那些犹豫不定的投资人把资本迅速从拉美撤出来，纷纷追捧美国的金融市场和加息后的美元资产。美国实现了一个债市、期市、股市的“三市齐牛”，让美国人赚得盆满钵盘。美国人赚够了并没有收手，拿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收购拉美跌到地板价的优质资产，又狠狠地再剪了一回拉美的羊毛。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联储可以自由发行美元。但美国人开销很大，财政和贸易赤字越来越多，那么美联储是不是可以继续印钱呢？如果无休止地使用印刷货币的权利，美元就将贬得一钱不值，为此美国人就通过发行国债，把这些钱借回来，左手倒到右手上，然后再次花出去，这样就使美国形成了一个金融循环链条。所以美国根本不害怕贸易逆差。只要美国能做到资本项目是顺差，只要能借到钱，经常项目即使出现40年的逆差也无所谓。而保持资本项目的顺差不那么容易，要跟其他也需要资本的国家进行争夺，这就是金融战的根源。

第二次美元周期与亚洲金融危机

198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弱，这一周期又是10年，一直到1996年年底。这一次的“泄洪区”是东南亚。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世界上经济最热的词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尽管在这10年里这些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也仍然没有跳出美元的掌心，1997年美联储开始关闸断流了，东南亚开始出现金融危机，资金链条开始断裂，流动性不足。这个时候美国人要把资本从亚洲撵出来，靠什么办法？还是同样的办法，那就是让这个地方出现危机，让投资环境恶化。

东南亚当时的形势候打一仗几乎没有可能。但不打仗不等于不能制造危机，于是索罗斯带来了量子基金，身后跟着全球上百家对冲基金。他做足了功课，搞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攻势。然后选准了东南亚最薄弱的环节——泰国泰铢，发动群狼似的攻击，一个月便攻陷泰铢，然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经过传导效应，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俄罗斯等都被席卷，形成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不失时机地再次吹起加息的号角，在亚洲聚集的这些资本迅速抽逃到美国，一是避险，二是去挣加息后美元资产的钱。但是真正获利的依然是美国，这次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第二个大牛市，让美国人再次赚得盆满钵满。而美国人拿到这些赚到的钱返身来到亚洲购买当地的优质资产。当时，韩国的大妈们纷纷为国分忧，捐出自己的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阻止西方国家的资本，特别是美国的资本购买韩国的优质资产。但是她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最后韩国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制订了法规宣布，任何时候韩国的优质品牌如三星、大宇之类的企业，即使破产，也不得卖给任何外国资本，这才挡住了国外的恶意收购。

第三次美元周期与中国发展

    这个事情再一再二，是不是还会有再三？如果从2002年美元指数走弱开始算的话，它的这轮周期应该在2012年结束。假如2012年结束，“泄洪目的地”就是曾经在过去10年里被美元充分灌溉的地方，它应该出现危机才能让资本撤出来。可恰恰就在2012年，钓鱼岛、黄岩岛这些事就全来了。它仅仅是个巧合吗？难道不是美国人为了这10年到来的时候，预先布下的炸点吗？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靠印钱就能活下去的国家，谁还愿意去干脏活、苦活、累活呢。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全部变成垃圾产业、夕阳产业，都转移到了其他的国家，美其名曰“全球化”。让其他的国家成为美国的工厂，给美国打工，美国则开始玩起高端的金融游戏。但美国人玩过了头，玩出了次贷款危机、金融危机。怎么办？不恢复实体经济还有什么办法呢？实体经济又如何恢复呢？

    当时奥巴马亲自找乔布斯，问他能不能把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美国需要你的工厂，需要就业率。乔布斯的回答是做不到，因为美国无法在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给予企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而这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深圳、广州、珠海、温州、苏州、杭州、上海，全都可以做到。美联储只得再一次开始搞一轮接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小布什干了三回，连印了三次钱，然后把烂摊子交给奥巴马，奥巴马上来就连印了四次钱。这就意味着美国一直在泄洪放水，所以说美国人只要QE，只要量化宽松在继续，就无法关掉闸门。

    既然无法关掉闸门，2012年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这些本来可以成为炸点，给地区的投资环境带来破坏性的事件，美国人就不能让它爆发。所以说钓鱼岛、黄岩岛都没有最后成为一个爆炸点，如此一来，大家就耐心地等待，等到美联储结束QE。2014年初，美联储宣布将在本年度某个适当的时候结束QE，新的情况开始出现。

    2014年上半年，中国和越南因981钻井平台险些擦枪走火。但是由于时机还不到，表面上看是我们很理性地把它处理了，但实际上是美国也不需要那个时候完全炸响。2014年的5月我到香港，有关方面估计，香港占中即将发生。但是从5月直到9月下旬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9月27日美联储刚宣布结束QE，9月28日香港占中就发生了。香港占中的组织者猖狂地叫嚷，这次一定要流血，只有流血才能解决问题。背后的台词是，一旦流了血，西方就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进行制裁，然后你的投资环境就恶化，资本就会抽逃，美联储就可以加息了。但是在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克制下，“占中”事件平稳解决。。结果，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是吹不起来，一直到2015年12月初才勉强吹响。可是勉强吹响后，形势也完全不像前两次那样，一听到加息的号角，资本就大举回撤。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中国和欧洲。（未完待续）

（整理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