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资本无序扩张在各领域均表现突出，文化领域同样出现乱象。当前，在中央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重要目标，并加大规范文化市场的背景下，梳理和总结资本无序倡导的价值体系，以及资本控制媒体的危害性，显得尤为必要。

资本倡导的价值观带有反智主义倾向

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资本力量日趋成为跨国界流动的隐形帝国。西方国家原本就是垄断资本控制一切，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兴起了一批跨国流动的资本力量，其自身利益与西方垄断资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垄断资本操控的文化渗透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资本力量的统治是一种代表极少数人的非正义统治，它的本质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政治秘密。资本力量竭力传播各种反智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社会价值观。

 在社会科学领域，代表资本的意识形态刻意回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竭力用全民性或个体性内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谈阶级问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歧视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民众将矛头对准资本。在政治学领域，所谓科学主义（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兴起，实质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计量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流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化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级的社科理论普遍很重“包装”，表面花里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理论水平低不说，还很道貌岸然。例如，资本力量竭力鼓吹消费主义观念，这不仅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还淡化了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在消费主义主导下，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而物质享受又取决于收入水平，收入增加可以在劳资合作体制内实现，因而无需诉诸社会主义革命。

概括地说，资本操控的意识形态，其所要灌输的东西，乃是“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体系：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以无政府主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资本的目标就是实现资本无拘无束的游荡，因此其首要目标就是消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神话市场力量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历来是资本的天敌，资本控制的意识形态始终将国家作为攻击对象。

在各种反智主义观念中，迷惑性最大、危害性最强的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理论上说，个人主义凸显共同体中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相比于封建社会的依附性社会关系，无疑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个人主义本体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资本力量相对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要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前提条件就是设法使无产者“化整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衡强大的资本力量。为了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合理化，资本力量必须创造一种新理论，将劳动群众个人的苦难合理化。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无形中将原本相互依存、以社会为主要依托的广大民众进行“原子化”处理，使之独自面对庞大资本力量。根据个体自由至上的观点，劳动者个人与资方展开自由竞争和博弈，而工会无疑是个闯入者，它不仅侵犯了资方的自由，而且干扰了劳动者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

崇尚个人自由、个人至上、个人奋斗、个人负责，这些言辞看似无比美妙，实则用“原子化”个人打散了劳动者团结联合的可能性，掩盖的是资本剥削大众的本质。

其次，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由此导致反社会倾向明显。长期以来，资本贪婪逐利的行为始终面临巨大社会道德舆论压力，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则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出“个人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国家”等一系列推论。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国家倾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无视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如是非曲直、善恶好坏等），也缺乏对他人健康快乐或痛苦的任何体恤和共鸣。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顺理成章地会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一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具有反社会、反共同体倾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第三，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有意义。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人民”的概念不再是一个集体概念，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空前盛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也更加冷酷无情。

“向下看”的意识形态渗透防不胜防

意识形态渗透比想象的容易。这是因为，西方大国和资本主导的意识操控，其基本策略就是“向下看”，刻意迎合人类的本能。

西方国家和资本力量操控的文化渗透，在其文化作品中的表现，就是不断强化人类的人性/生物性属性（如颜值、三围），淡化和抹杀社会性/阶级性属性，由此降低对象国民众的道德底线和思维水平，使主流价值体系沉沦、退化，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乃至占领对方的精神领地。

美国中情局在“中情局十诫”中强调：“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中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布热津斯基还提出“奶头乐”( tittytainment)理论，即将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组合在一起，意指为了让20%的高端人口高枕无忧，主张用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使80%的低端人口安分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低俗品味的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娱乐节目。这些娱乐消遣占用人们大量时间，让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热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说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带有很强的“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鸦片一样，整天浑浑噩噩。

文化渗透如此容易，但防范文化渗透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有道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善如登”是一个动能转化为势能的艰难过程；“从恶如崩”则是势能转化为动能的简单过程。因此“学坏”总要比“学好”容易。同时，文化渗透往往不易察觉，一旦发现往往悔之晚矣。

历史表明，这种价值观“坐滑梯”式的下降过程，无异于通往沉沦与毁灭之路。2300年前，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曾告诫门徒，无节制地追求享乐带来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乐。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的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正所谓“成由勤俭败由奢”，骄奢淫逸是国家沉沦和衰微的前兆。无论当年的罗马帝国，还是中国的王朝兴替，无不应验这条真理。在现当代历史中，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高位运行，而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低位运行。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价值观领域必须“向上看”，树立坚定而宏大的理想信念。

媒体市场化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有学者将审美从低到高分为六个层次：一是刺激需求，二是休闲娱乐，三是信息需求，四是知识需求，五是审美需求，六是思想需求。前三类是消费性需求，后三类是生产性需求。很显然，在这六个审美层次中，层次和境界最高、最能让人获得精神收益的是思想需求，但思想需求的实现过程（如阅读经典作品）本身是个艰难困苦、令人望而生畏的体验过程。有人戏称，“所谓名著就是那些既想知道又不愿去阅读的东西”。这一特征决定了关注高层次文化需求的民众注定是少数。相反，那些消遣性精神需求，特别是最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暴力和色情等东西，尽管其带来的个人提升和社会效应是有限乃至负面，但由于这类精神产品迎合了人性需求乃至生物本能，因此这类精神产品很容易吸引大多数人的兴趣和关注。

高层次精神需求与低层次需求的受众数量相差悬殊，正如古代唱《阳春白雪》和者寥寥、唱《下里巴人》和者甚众是一个道理。现实世界中也是如此。在网络世界中，那些低俗和黄色网站尽管被一禁再禁，但其浏览量仍非常可观；相比之下，许多传达正能量的严肃网站尽管政府力推，但实际点击量总体有限。

在市场经济原则盛行、媒体靠销量和广告谋生的背景下，由于很多企业广告投放主要依据的是收视率和点击量，因此媒体市场化的结果，最终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即越是媚俗、越是热衷于制造花边新闻和轰动效应的不良媒体存活得越好；越是坚守底线的良心媒体越是无人问津，乃至被淘汰出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越来越多的媒体需要靠市场养活、靠广告养活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其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必然要迎合资本，或至少保证不批判和揭露资本，由此才能获得足够的广告收入。而资本力量为了更好维护其利益，除了直接出资收购媒体为其充当吹鼓手，还有意识在其出资制作的影视作品中，推介那些致力于为资本代言的公众人物。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其向公众传达的观点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反智主义言论。当反智主义言论盛行，足以表明一旦资本控制中国媒体，其最终结果一定是反智主义盛行，劣币驱逐良币。

掌控文化领导权需标本兼治

  在新形势下，中国要想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仅仅节制资本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各种与中国主流文化不一致的思想，其始终与资本利益紧密相关。只要存在媒体市场化、存在资本控制新兴媒体乃至传统媒体的情况，“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持续下去。仅仅强调规范媒体，让资本和相关媒体发挥主体责任，让他们被动配合政府，他们的配合一定是消极的和有限的。很可能是政府抓得紧一阵儿，他们就收敛一点；政府管控稍微一松，他们还会再次反弹，就像割韭菜，割一茬长一茬。这样解决问题很可能是扬汤止沸，短期见效快，但长期看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现在许多带有垄断性质的网络平台企业，其获取的已不是普通的商业利润，而是因此带有垄断了某种公共产品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这些平台长期控制在私人手上，不仅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且对国家的数据安全、文化安全也构成潜在风险。某些掌握大量数据信息的网络平台公司到国外上市，已经敲响了警钟。不解决所有制问题，仅仅让这些企业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就好像要劝告老虎不要吃人一样，其难度可想而知。

需要指出的是，要想保持文化领导权，还需要扶正祛邪，确立核心价值观背后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内核。如果说现在出现的种种文化乱象算是一种邪气或者邪风的话，那么“祛邪”的前提是要固本扶正。

固本扶正，就是要有真正直击心灵的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当前，主流媒体要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现有的核心价值观表述中，是应该有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的，应该是逻辑自洽、有锋芒的。没有这个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现有的核心价值观便没有价值依托，就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和战斗性。理论上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内核是“人民性”。但如果没有将属于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与极少数资本力量进行区分，那么我们强调的“人民性”，在理论上缺乏分析锋芒，在实际中可能悄然成为民众中落后意识的尾巴，乃至纵容“灰色文化”“黑色文化”泛滥，红色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作品难以占据主阵地。

    此外，掌握文化领导权还必须提升审查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在意识形态上的辨别力。路线确定以后，干部问题就成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当前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隐忧就是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两面人”问题。这些“两面人”很善于伪装自己，很不容易发现和识别。不能简单地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用结果考评而不是过程考评来考察干部。尤其是通过观察其重点提拔持有什么样价值观的干部，看清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近年来，很多在价值导向上存在明显缺陷的影视作品，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不断给大众进行洗脑。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文化渗透一定是个缓慢而不易察觉的过程。意识形态渗透一旦被对方察觉，就意味着这种渗透已经失败，因此它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出来。但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并非没有规律，更不是没有任何迹象。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意识形态渗透的规律和迹象都总结出来，便可以帮助宣传审查机构的工作人员更容易地识别各种意识形态操控伎俩，由此避免各种存在严重问题的文化产品流入市场。

（编辑  季节）

正像健康是个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稳定和安全也是国家繁荣的前提。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犹如空气与阳光，其存在时丝毫不觉，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贵。虽然道理很简单，但认识到这点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够理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象联系，却认识不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隐性因果。“颜色革命”恰好属于后者。因此，但凡有人提醒要警惕“颜色革命”，有人就马上出来斥之为是“阴谋论”，并自动从视野中屏蔽。幸运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为“颜色革命”现出原形提供了难得的案例范本。

“颜色革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总是希望“化剑为犁”，但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一天都没有停歇，西方大国从来没有放慢征服世界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已经连续发动过多场地区战争，而除战争之外无所不用其极的混合战争，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颜色革命”，无疑是极具隐蔽性，同时危害性极强的混合战手段。

环顾世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无处不在，愈演愈烈。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国家发生过未遂的“颜色革命”，如2005年3月白俄罗斯“雪花革命”、2005年6月阿塞拜疆“橙色风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等等。如果从冷战时代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了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7起）。① 另有统计表明，1946-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借以实现政权更替。② “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占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西方大国实现霸权利益的有效工具。“颜色革命”的打击对象总是那些不肯听从号令、臣服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对其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通过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培养驯服的亲美精英，“重塑”当地社会政治秩序，将“人民革命”转型为“美国革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其对外战略更加热衷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可控混乱”，目的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大国制造“可控混乱”的绝佳方式。

其次，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颜色革命”经常使受到冲击的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政府不进行镇压，便可能被推翻。

第三，一些国内问题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提供温床和土壤。“苍蝇不叮无缝蛋”，西方大国热衷在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这些国家自身往往面临种种问题，如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制度失灵、意识形态迷茫、民族宗教矛盾凸显等。内因固然是导致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外部大国推波助澜，这些国家的矛盾和问题远不到政权更替的程度。

从最终效果看，“颜色革命”虽然名称好听，“颜色革命”组织者也有意将自己包装成争取民主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甚至抗议活动和夺权过程也搞得像“嘉年华”运动，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由外部策划、精心伪装的政变。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要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动员，共同反对占少数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和进步（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改造）为目标，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心怀不满的市民和学生，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是满足于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①就此而言，“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乃至“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惯用手段。它以更迭反西方政权为目标，进而使相关国家顺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在经济领域，经过“颜色革命”后的国家，经济变革方向无一例外地朝着自由化、私有化方向发展，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结果是多数民众利益受损，而少数大资本（包括跨国垄断资本）则大获其益。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事实证明，“颜色革命”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乃是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阿拉伯之春”：一场中东版“颜色革命”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起于内因，是阿拉伯民众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事实正如《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所揭示的，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

一方面，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都是使用简单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① 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借助网络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技术（洋葱路由技术，The Onion Router）。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② 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后再传至因特网。③ 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协助通过互联网联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④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Facebook用来确定日程，Twitter用来协调行动，YouTube 用来昭告天下。”⑤ 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从最终效果看，这场剧变尽管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其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而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并未改善，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几年前，“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如教俗矛盾加剧、极端恐怖势力突起、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瞬间天堂，漫长地狱”，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留给中东民众的最终印象。如今的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可悲的是，在这场中东剧变中，那些街头抗议者实际上是替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西方大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和跨国资本，必然以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为了打破现行权力秩序，“颜色革命”的策动者往往提出模棱两可的理念和主张。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抗议口号，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颇具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抗议人数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最终屈服下台。那些街头政治的狂热参与者，实际是“颜色革命”策划者的“炮灰”，看似一场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实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粹运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所在。

防范“颜色革命”，前提就是破除“阴谋论”迷思

 大量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中国就始终面临“颜色革命”风险。当年毛泽东曾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前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 “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2019年的香港乱局明显有外部势力插手的痕迹，已经具有“颜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在当前“颜色革命”无处不在的复杂环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敌情意识和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研究 “颜色革命”问题，最难之处就是找证据。文化渗透本身就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长期性宣传的目标，就是通过大规模催眠诱导，创造某种特定倾向和弱点，以便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它就像水管渗水一样，让人很难清晰地察觉到，却能使金属管道逐渐腐蚀，直到顶不住外部压力。① 这种宣传伎俩一旦被曝光，其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而文化渗透注定是个秘而不宣的战略。法拉戈在《智慧战》中写道，宣传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求慎重地伪装好，不要暴露出是宣传，如果说出是宣传，就必然会失败。”①

策动“颜色革命”更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将其不为人知的伎俩主动公诸天下。况且，政权更替事件一旦发生，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后诸葛亮”没有任何价值。

而研究此类问题，恰恰需要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使文化渗透研究需要“读无字之书，闻弦外之音”，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文化渗透并非无迹可寻，相反，它经常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如果说非得等到打开“黑箱”才算真相大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但由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是可见的，因此由“前因”和“后果”，不难推测出“黑箱”里到底有些什么。评估是否存在文化渗透战略，同样可以从结果进行逆推。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杜勒斯提出的“中情局十诫”，就是西方实施文化渗透的基本法则。验证“中情局十诫”是否真实存在，除了等待档案解密，还可以看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何种文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产生了现实危害。正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拼组局部真相碎片，同样能够还原出西方文化渗透战略的大体轮廓。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做好应对“颜色革命”的心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有所改善，致使很多人误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当成了时代特征，并由此放松敌情意识，乃至滋生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流行时尚；普通民众更是“不无西东”，“跟着感觉走”。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至今对西方大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日趋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危险暂时没发生，就当它不存在。但凡有人对西方大国的种种敌对举动做出预警，对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合理推测，统统被冠以“阴谋论”的恶名。

事实上，“阴谋论”本身就是西方大国刻意炮制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将所有提醒人们对西方暗战手段保持警惕的意见和行动，统统斥之为“阴谋论”，并固化为不证自明的原理性观念。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扣上“阴谋论者”的帽子，自动消解了从敌情意识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坠入了西方国家精心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就此而言，“阴谋论”是推动“颜色革命”的障眼法和理论帮凶。

对多数人来说，应对和防范“颜色革命”，仅靠正面教育还不够，反面教材往往更有教育意义。1991年苏联解体，已为中国防止类似悲剧提供了历史镜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为我们防范“颜色革命”提供了新版教科书。《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堪为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标杆之作。该书由法国情报中心组织编著，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阿拉伯之春”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许多报道来自现场目击者，信息量极大，冲击力很强。几年前，笔者有幸读到该书的翻译稿，读来触目惊心，事后细思恐极。时至今日，尽管“阿拉伯之春”已经快十年了，但书中内容并没有过时，因为类似场景在台湾“太阳花革命”、香港“雨伞革命”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中一再上演。在当前中美博弈日趋激烈、新版“颜色革命”箭在弦上之际，这本书的出版对中国读者可谓恰逢其时。它就像唤醒沉睡者的响鼓重槌，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去路。

（编辑  宋斌斌）                          

近30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其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年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土耳其发展之路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通过全面私有化释放“改革红利”

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放任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当时，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西欧国家还将引入市场改革作为入盟必要条件。受此思潮冲击，土耳其成为最早一批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

在此之前，土耳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1927年曾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1983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主要政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从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进程缓慢而有限。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制度性措施：一是l994年制定《私有化法》，为经济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高级理事会和私有化管理机构。

上世纪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土耳其提出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建议。特别是1999年12月欧盟将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更刺激了私有化改革的力度。从2001年开始，尤其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2003年5月18日，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国有企业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等领域，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等等。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9年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l03家机构、22家未建成企业、8个收费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鲁斯桥、1家服务单位、524家不动产和6个港口的国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出售国家资产所得）由此大幅增加。据统计，1986-2003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总共只有80亿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埃尔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还将加速各行业私有化进程，计划出售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化工、银行、钢铁、体彩、热电等领域。同时，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进程也将逐步推进。2013年前五个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亿美元，还有47个大项目正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

截止目前，土耳其政府己完全从水泥、畜牧饲料、乳制品、林业、饮食服务、石油分销行业退出；旅游、钢铁、纺织、海运和肉类加工行业中，国有股份50％以上已被私有化。同时，电力、通讯、银行、石油、烟草、盐业、航空、港口、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础性行业均被私有化，或面临私有化命运。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强调国家干预，土耳其继续高歌猛进地推进私有化战略，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实不多见。

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表面看，大规模私有化给改革土耳其带来不少短期利益：从2002年正义发展党上台到2011年，土耳其GDP年均增长5.2％，高于l990-2000年的4.3％，以及l980-1990年的4.6％。按GDP计算，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第l7大经济体——正是这种表面的经济成功，持续强化了土耳其政府对市场的偏执信仰。然而，土耳其经济私有化释放的红利短暂而有限，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深刻而复杂。

首先，私有化并未提高经济效率，反使国家发展潜力被提前透支。从实际效果看，土耳其全面私有化并未使企业经济效益根本好转。“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基础设施私有化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变得更加低效。由于缺乏投资和未能更新设备，这些转型后的基础设施部门非但没有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赫德森指出，主流经济学家推动私有化的说辞是这些公司部门缺乏效率，而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其垄断租金。私有化不过是国际金融资本攫取垄断权和租金的一场运动，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就一般情况看，l974-1991年期间，官方统计的国有和私有企业平均效率相同，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私有化后，土耳其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1984-2004年的20年间，土耳其共有188家企业被私有化，其中65家已经倒闭，8家被清算，l6家因违规遭到处罚。换句话说，私有化之后，反使企业经营效率下滑。

土耳其实行新自由主义30年来，既没有使民众真正增加财富，也未使工业结构真正转型升级。当前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投机资本流入、高额外贸赤字、高估土耳其里拉币值。相较于GDP的数字增长，广大民收入却停滞不前。据《中东季刊》统计，土耳其大约40%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773里拉（415-419美元）的最低工资，年轻人失业率达18%（有的统计数字高达22%）。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城市，60%的人口生活在棚户区。GDP等经济指标表面风光无限，背后则是暗流汹涌，危机重重。

土耳其政府一味靠出卖国企筹措发展资金，用这种“杀鸡取卵”、“崽卖爷田”的方式，虽可暂时满足政府和民众的眼前需求，却牺牲了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土耳其大幅消减国有企业，使国家制造业技术进步缓慢，长期被固定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低端位置。

其次，日渐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欧美在国际上提倡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很大原因是他们的私人资本力量已发展上百年，实力强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力量远逊欧美，“这些国家政府过早放任自由竞争，则落后国家中最为先进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必将趋于消亡。”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土耳其充其量算个“半边缘国家”，无论资金、技术、品牌乃至组织管理水平，均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土耳其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私有化和自由开放政策，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对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扫荡式摧毁，为国际大资本向土耳其渗透、控制提供难得良机。

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一是越来越多的本土行业被外资掌控。由于国内有实力的大资本有限，因此该国大部分私有化项目，需要依靠吸引外资完成。2001年后，境外资本大举涌入。据统计，在土耳其私有化过程中，有35%是外国投资者。该国许多私有化项目是国内和国际资本以“战略伙伴”方式联手完成的。2011年，土耳其的境外直接投资共l57亿美元，主要投向银行(59亿美元)、能源(42亿美元)、制造(32亿美元)等领域。2012年，土耳其本土企业参与并购共l40宗，价值l50亿美元；外国企业参与并购ll9宗，金额l30亿美元。由此，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公用服务行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二是经济对外依赖严重。1980年之前，土耳其外贸占GDP比重低于l5％，2011年这一比例增至50％左右。由于进口多于出口，导致其贸易赤字不断增加。2011年土耳其贸易赤字创造了1050亿美元的新纪录。三是外债激增。1979年土耳其外债为ll0亿美元，1989年增至45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债总额进一步上升，2011年外债已高达3066亿美元。

由于土耳其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捆绑紧密且产业层次较低，发达经济体稍有风吹草动，土耳其经济便会出现巨大波动。l994年，土耳其爆发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首次经济危机，GDP下降6％；l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又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数暴跌，经济濒临崩溃。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受损程度远比其他新兴国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超过8％，但2012年增长率仅有2.2％。每次发生危机，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求助欧盟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而后者为土耳其提供资金援助却附加条件，那就是进一步加大开放自由化和私有化力度。正如当年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为偿还外债，采取债务与股本交易(debt-equity swap)政策，通过加大私有化来减少外债。负债累累的土耳其同样只能饮鸩止渴，越来越重视私有化及其获得的收益。土耳其2013年政府预算中，超过22亿美元靠出售国有资产。这就使国家日益陷入“经济危机—负债增加—卖国有企业”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更加脆弱。在这一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土耳其经济重建，逐渐掌控了土耳其的经济主权。

第三，“劫贫济富”加剧贫富分化，埋下社会动荡祸根。据报道，土耳其政府某高级领导人曾涉嫌将两家媒体公司，以11亿欧元的价格卖给由其女婿担任执行董事的卡里克股份公司（alik Holding），而这笔钱又是由国有银行支付的。私有化过程就是贫富分化和腐败加剧的过程。“私有化大大加宽了有钱有势者与贫穷的弱势群体之间的鸿沟。本来旨在托起所有船只的不断上涨的潮水，其实却使更多的船沉了底。财富并没有涓滴下来；财富从处于底层者被吸吮到了位于顶层的少数人那里。”

政府企业在转为私人企业的过程中，公共服务目标让位给资本盈利目标。“为了赢利，大公司必须降低自己的成本，所以付给其雇员的薪水和福利必须显著低于公共部门的雇员。即使与后者相同，也一定设法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 因此，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往往是大量裁撤工人。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l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9年为350万，平均每10年增加100万。l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l0％，2009年为l4％，但到2012年该国失业率仍达l0％。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

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向资本家倾斜，导致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l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l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l00，私有企业2003年的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自由化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年)，GDP增加l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l％。

私有化政策必然挤压和牺牲劳工利益。土耳其政府的家长制特点和右翼政策结合，借助政党组织确保政令畅通，依靠福利或扶贫计划取悦赤贫阶层，对左翼力量进行选择性打压。具体地说，这种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任由资本力量侵占公共空间。不仅越来越多的国企被私有化或拍卖，而且很多公用事业部门和公共空间也被私有化。例如，伊斯坦布尔著名的Karakoy、Tophane、Sallpazari海滩，以7.02亿美元价格被拍卖，此后便禁止公众入内。这次规划改建位于黄金地段的塔克西姆广场、拆除盖齐公园，同样是私有化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其变为上流社会场所，将普通民众赶出去。除非遇到来自草根阶层的强烈挑战，否则正义发展党会继续推行城市和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二是以反恐名义严厉镇压劳动民众的反抗。例如，2010年，土耳其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将TEKEL(前烟酒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执政党宣称抗议者是反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另类”，严厉打压。据美联社报道，过去10年，世界上共有35117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就达12897人，占总人数的1/3。 多年来，土政府一贯压制工会组织，直到2013年，土耳其政府仍在将数千名工会组织成员投入监狱，土耳其工会密度从1999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5.9%。国际劳工组织将土耳其列为最不尊重劳工权益的国家之一。

三是挤压中产阶级。正义发展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向赤贫阶层提供食品、燃料、医疗等补助，但这些用于再分配的财富，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这种做法导致本来是社会稳定中坚的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加剧两极分化。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基尼系数本来呈现下降趋势，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的20%只占总收入的6%。土耳其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社会动荡。2013年5月底以来的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政府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的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

教训与启示

第一，新自由主义是戕害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

土耳其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拉美地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国，都曾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道路，虽然赢得了暂时的经济增长，但是始终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深陷贫富分化、经济脆弱、外债激增、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经济遭受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打击，匈牙利、波兰GDP损失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下跌40％。在中东地区，埃及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埃及成立带有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目的就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提速”，矿产、交通、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重要行业统统被私有化，结果导致贫富悬殊、腐败丛生，乃至最终爆发民众革命。2011年阿拉伯剧变很大程度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所致。这次土耳其大规模骚乱同样如此。大量事实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迄今为止，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有全球化导致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个合乎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任何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并非是NICs(新兴工业国)，而是约l30个NNEs(无法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体)或者是更糟的UCEs(无法治理的混乱实体)。” 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l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很多媒体不加批判地接受了“GDP崇拜”，而忽视那些衡量国家富强稳定与否的真正指标(如工业化程度、贸易结构、贫富分化程度等等)，由此掩盖了表面繁荣背后的深层问题。“全球主义教义是一种富强国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牺牲者，确保他们永远无法挑战帝国列强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镇静剂。”

第二，摒弃私有化道路、壮大国有经济成为大势所趋。

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渐显露。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的潮流。自2008年9月起，美国政府相继宣布以相关机构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2009年6月，以债务转股形式获得通用汽车公司60%的股份。2008年10月，英国政府宣布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并成为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的最大股东。2009年2月，德国通过《救援兼并法》，允许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在石油产业，“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显著。西方私营的跨国公司生产的石油只占到全球10%，储备量只有3%。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既取得了瞩目成绩，也积攒了不少问题。幸运的是，中国未像土耳其和拉美国家那样，彻底陷入依附性处境，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完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中流砥柱作用，使实现“中国梦”有了坚实的物质支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壮大国有经济。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增强，确立怎样的国际核心价值观，日渐成为热议话题。从深层看，这一话题涉及到奉行何种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学）的问题。本文借用“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与智叟为象征符号，梳理和分析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基本思维模式及其最终结果。

愚公与智叟：国际政治中的两种思维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词中，专门引用这一典故[1]，由此使“愚公精神”成为新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经济理性泛滥，部分人推崇机巧的智叟，而质疑愚公的执着，致使很多人对两种思维/行为方式的优劣不甚了了，对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和政治寓意及最终引发的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显然，“愚公”与“智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体论上，是立足多数民众，还是依靠少数精英。愚公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家和邻里共同行动；而智叟则“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蕴藏的力量。认识论上，是坚持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愚公思维力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则否定、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命运寄希望于外力恩赐和善意。方法论上，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愚公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而智叟模式坚持“理性人”思维，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倾向于否认和回避现实矛盾。在国际政治中，这两种模式均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2]，因此比较两大模式差异及最终效果，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不无借鉴意义。

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国家强大与否，同样与政权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社会基础薄弱，则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中国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其主要目的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这些政权也得到广大民众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5]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 [6]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蕴含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7]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就越将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感和抗议；反过来，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此时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奋起反抗，引发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一旦因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把这些昔日“盟友”抛弃。伊朗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战略工具，对内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听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结果导致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最终政权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却拒绝了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像扔一只老鼠那样地把他给扔掉了”。实际上，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年11月吴庭艳政府被推翻并被杀害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曾对尼克松说：“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8]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萨达姆政权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牺牲品。

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挑战，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通俗地说，就是是否要有点志气。智叟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思维自强不息，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思维得过且过，自我矮化，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望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便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在近代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的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9] 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的基础上。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欧洲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10]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后，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1] 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才使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短短十几年已接连发动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等四场地区战争。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是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一般说，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较佳选择。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宝，而且也是西方世界内部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0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达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13]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14]。

智叟思维则是按照“最好情况”来设计安全战略的：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实力过于强大，只有逆来顺受或主动追随西方大国，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一厢情愿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纵容单极化甚至助强凌弱，看似使国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仅使国家成为大国的仆从和跟班，国际环境也更加险恶和危险。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而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回避现实矛盾，主动将虚幻的“全人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导致国家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叶利钦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东扩，俄罗斯自取其辱。

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行动能力的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双赢，国家利益将淡化，世界将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15]然而，500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16]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主导世界贸易和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西方新技术和资本的“推土机”日益将世界削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过程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本国与发达世界差异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战略上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西方强国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实现崛起的[17]，他们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种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矢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愚公式领导人。面对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却刻意诱导其走上一条与西方成功经验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经济上，不遗余力地宣扬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否定和诋毁主张产业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层，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改革派”和“温和派”，诋毁和打压所谓的“强硬派”。然而，不难发现，凡是西方认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李承晚、吴庭艳、巴列维等等）大多是智叟型，他们对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对外依附于西方强权。“西方列强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蒋介石、反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国势力，还是对付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非洲部落酋长。”[18]相反，对那些政治主张和秉性与西方历史先辈相似，同样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诋毁和丑化。显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当老虎，而其他国家永远当绵羊。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这些国家沿着西方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发展。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安全成本，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即所谓“融入国际社会”），但实际付出的代价惨重得不成比例：政治上自我矮化，成为西方大国的跟班和附庸；经济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金字塔分工体系的下游，并由此导致国民财富不断外流，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秉承亲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现代化进程历时二百年，但仍是“有增长，无发展”，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形成发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现象。因此，智叟型依附性发展道路，实则就是一条通往衰亡之路。

以斗争求和平，还是以妥协求和平

在现实世界中，矛盾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以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突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但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19]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全局性问题，但“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0]：少数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日趋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仍趋激烈。

国家的安全感本来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发展军备必然引发对手的疑惧和不安全感，并使对手提高军备水平。这种矛盾始终无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彻底投降。总体看，矛盾无外乎三种解决结果：一是对立面一方压倒另一方；二是对立面双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三是对立面双方同归于尽。当前，选择“同归于尽”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少，前两种情况仍十分常见。

但不管哪种情况，既然矛盾是客观普遍的，也无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视并设法解决。大体来说，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坚持辩证法思想，既承认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但更强调主观能动性，相信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群众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变现状。另一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会从问题中看到希望，从黑暗看到光明。只看重数量对比（如GDP大小，军费开支高低），无视其性质和结构，尤其看不到人民内部和被压迫者蕴藏的力量，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强弱对比迷惑，强大时冒险，弱小时投降，从而将妥协退让作为与强者的相处之道。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21]智叟思维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思维。它处处讲求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看似深通事理，机巧权变，实则目光短浅，胆小怯懦。它看待和处理问题时局部大于整体，眼前重于长远，战术高于战略。这种思维一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局部/短期获益，整体/长远受损的“追求理性却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恶性怪圈。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22]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毛泽东曾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23]简言之，就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强大，必须有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铁一般的意志力。不经艰苦斗争乃至必要牺牲，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1950年美军入侵朝鲜并逼进鸭绿江。毛泽东基于多年斗争经验，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将国家安全寄希望于捍卫和拓展国家安全空间，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4]同时，毛泽东客观分析了美国军事实力，这种真实的力量对比，使中国反而以弱胜强，最终迫使美国全面收缩，为新中国赢得了5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这场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但它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至今值得回味和咀嚼。

中华民族崛起离不开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纳入国际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来，中国先贤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尝试了依靠技术引进（洋务运动）、依靠君主改革（戊戌变法）、依靠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无一成功。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5]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而中国共产党则认真践行这两大原则。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长达28年的斗争，实际就是愚公道路与智叟模式的较量。蒋介石对内依靠江浙财团，对外依靠英美势力。一旦遇到重大挑战，蒋介石总寄希望于外力：日本占领东北，坐等国联调停；1937年中国已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才敢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善借天时，堪称现代智叟。而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线：不信邪不怕鬼，对内依靠劳苦大众，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外借助苏联但不失独立自主，并最终打破了美苏企图牺牲中国的雅尔塔秘密条约。不仅止此，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战成平手，一扫近百年来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经历。按照西方的说法，只有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当时，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打平了就是打胜了。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始于新中国建立。愚公道路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26]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智叟似智实愚，愚公似愚实智。追随和依附外部异己力量的智叟思维，看似减小了崛起阻力，实则使国家陷入政治矮化、经济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荆棘坎坷，实则使国家赢得长远和最终利益。这就像家猪与野猪的区别：野猪风餐露宿，随时面临饥饿、疾病及猎人或其他猛兽威胁，每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家猪生活在圈好的猪圈内，每天定点吃喝，有病还有兽医医治，看似最理性、最趋利避害，但它们的最终命运却是被主人杀掉或卖掉。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战略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强国事业，尤其是将中国建成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事业，如同愚公直面家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样，没有捷径可循；唯有弘扬愚公精神，几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终感动天帝，帮其把大山搬走。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相信真的还有天帝。对共产党人而言，人民就是天帝，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胜利。                 

（编辑  王先叶）

[1]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4页。

[2] 这有点像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但准确地说，二者实际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与“以奇为本，以正为用”的战略原则差异。另外，本文主要探讨那些幅员较大的国家，而诸如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这样的小国则不在讨论之列。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5] （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3、47页。

[6]（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8]（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9]（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0]（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7-308页。

[11]（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56页。

[13]（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46页。

[14] 同前，《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第339页。

[15]（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6]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17] 详见拙文：《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1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0页。

[19]（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22]（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24]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士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26] 1972年9月6日，毛泽东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韩毓海：“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反面教材’的价值”，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当前，中国基本摆脱了“挨打”和“挨饿 ”的命运，但仍未摆脱“挨骂”阶段，尤其在政治制度领域。风雨飘摇的西式民主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而行之有效的中国政治模式，却经常处于遭人诟病的弱势地位，要求按照西方标准重塑中国政体的声音不绝于耳。“话语即权力”（福柯），话语权意味着提出处理问题的基本思路，掌握话语权就掌握了主导权。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主概念的变迁以及西方民主实践，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和路径，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

西方民主理论阉割了民主本意

“民主”已成为当前使用频率最高、甚至被滥用的概念之一。探讨民主的话语构建，首先要正本清源，搞明白“民主”的本意和实际诉求。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其含义为“人民的统治”（rule by the people ）。此外，无论在拉丁文（populus）、意大利语（popolo）、法语（peuple），还是英语（people）中，“民主”中的“民”都是集体名词，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换言之，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是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依托，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将美国制度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的。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当黄炎培问到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这同样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而绝非党争选举意义上的民主。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旨在实现多数人意志和福祉的“民主”，与致力于国富民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互为表里。就此而言，民主是各国矢志追求的核心价值。

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变，逐步背离了民主的本意

如何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实现政治领域的平等和民主，前提是确保经济领域的平等。列宁曾说过：“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民主，关键不在于政治变革本身，而在于经济领域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撇开经济基础问题谈政治民主，只能是隔靴搔痒。

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富裕，当然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只有物质财富足够丰富，才可能承担得起政治博弈本身产生的巨大交易成本。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进行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只有当多数劳动者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进而平等占有劳动成果时，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进而使政治领域的平等与民主水到渠成。“假如我们赞成资源平等是分配平等的最佳观点，那么自由就变成了平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与平等有着潜在冲突的独立的政治理想。”[1]

变革生产关系、打破资本对劳动者的全方位控制，需要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说得很明白，民主发展需要若干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也认为，“独立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结构上的变革’，或者说是旨在促进群众参与的社会结构的改组；没有群众参与，经济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称，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贵族精英地位至今稳固，由此导致英国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因而该国大革命后民众的收入明显平等得多。

资本主义制度本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当年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示，要用一切手段防止多数穷人侵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纵观西方国家的法权秩序和体系，无不将保护产权列为头等重要的内容。而在不彻底破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民主政治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列宁曾指出：“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在没有变革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号召工人去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只能改善他们与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换句话说，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半截子工程”乃至“豆腐渣工程”。

西方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先天不足，当权者又没有能力自我修正，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进而将“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选举民主”。从思想源流看，卢梭等人强调的人民民主理论，原本将“人民当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穆勒那里，“民主”开始被视为是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参与决定集体意志的权利，开始强调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获得合法的大众化基础，即采用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里，选举本身变成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人民的统治”悄然被偷换成了“精英的统治”；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的观念。现在多数人谈论的所谓“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竞争性选举。

总体看，西方民主的理论演变史，实际就是一个逐步背离“民主”本意的过程：它从最初的集体主义取向，演变为个人主义取向；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议题；从人民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论，转向以精英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对待，将其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太一般的括弧。”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立场，抽象地谈论政治民主，必然导致西方民主“虚多实少”或“有名无实”，成为一种“残缺的民主”。

事实上，民主既有全民性，也有阶级性，且全民性只是表象，阶级性才是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西方民主只强调民主选举、代议制等涉及全民性成分的内容，而有意无意回避“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从不承认阶级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正如列宁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不少人对西方民主津津乐道，殊不知其谈论的民主概念，距离民主本意已越来越远，西方民主理论的盲区也越来越大。

西方民主实践已变成寡头政治

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有其历史进步性，这首先表现为公众参政范围的扩大。雅典时期，总人口中一半是奴隶，而奴隶没有公民权，仅被视为财产；外来居民、妇女和孩子，也没有公民资格。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参政限制被逐步取消，奴隶得到解放，妇女、少数族裔等也日渐被赋予公民权。其次，支撑民主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工业革命和数次科技革命，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年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这种相对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民主政治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巴林顿•摩尔、熊彼特等人均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现代民主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具有因果关系。

然而，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西方民主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广大民众摆脱了有形的传统人身依附束缚，却无法摆脱无处不在的资本控制和盘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可能被公平分配，而只会导致马克思所说的“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且这种贫富分化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扩大到1000:1，造成如此巨大落差仅用了50年时间[2]。当前，美国总收入流向所谓“经济名人”（占比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3.2%增加到2005年的10.9%；流向占比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同期翻了一翻（从10.2%到21.8%），而1999-2004年期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下跌了3.8%[3]。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而且，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4]这意味着，在可见的未来，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仍将继续拉大。

2008年总统大选

经济领域的贫富悬殊，使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不对应的悖论：“政治领域实行的是以个人为单位、按票计数的民主程序原则；经济领域实行的却是以资本为单位、按股计数的资本主义原则。”[5]理论上说，在实行了代议制和普选权的西方国家，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的机会，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富人的游戏”。“政客们当选所需要的钱越多，他们就越需要富人的赞助，这些赞助者对他们当选后政治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6]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国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亚里士多德曾将财富与政治地位的关系，视为区分寡头政治与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倘若占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占有经济权力或财富，那么，无论占有权力的人数是多少，这都是寡头政体；如果没有财产的等级拥有其权力，那么，这就是民主政体”。[7]换句话说，利用掌握的巨大财富来取得政治权力，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美国就是典型案例。贫富分化日益加大，使美国民主日趋背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而沦为金钱主导的民主。美国总统选举花费巨大早已尽人皆知，2012年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总统选举中共花费60亿美元，一举成为美国“史上最烧钱的大选”。

从操作层面看，防止金钱支配政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减少政客对金钱的需要。1974年水门事件后，美国国会确实对此进行过限制。但不到两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中裁决这种经费限制违宪。2014年4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对“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作出裁决,推翻了对政治竞选捐款总额设限的做法，进一步增强了金钱和大资本家对竞选的影响力。这种日趋明显的“金权民主”倾向，令西方民主越来越名不副实。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

这种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越来越不搭界，而成了“资本当家作主”，即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富人治国”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决策不再体现多数民众意志，甚至可能与公众意志截然相反。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两名教授通过研究1779项政策议案最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8]。举个例子，控枪法案得到了90%以上民众的拥护，却屡屡在国会表决中胎死腹中。恩格斯认为，“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列宁也认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毛泽东说得更为透彻：“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在贫富分化加大的背景下，西方民主质量下降乃至失灵的趋势更加明显。2014年8月初，奥巴马在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谈话时感叹，“我们的政治运转失常”，“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钱运作——这是当今我们政治体制的本质，正在削弱我们共同面对巨大挑战的能力，而这种影响远甚于任何外敌”。曾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调转枪口，称“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解决之道应该是减少某些民主化方案”，并感叹“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

只有经济上共同富裕，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与民主。罗尔斯当年质疑美式民主无法解决贫富悬殊、种族矛盾等诸多问题后得出结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9]。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是常态现象。要从金权民主到人民民主，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人们越是了解民主，民主头上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却越显暗淡。”[10]目前，西方国家“政治冷淡症”明显，投票率下降已成顽症。201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时，投票率只有36.4%，为72年来最低水平；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仅为42.5%，创1979年以来新低；日本一项民调显示，84%民众表示对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

“在市场上叫卖得最凶的人，往往是想把最糟糕的货物推销出去的商贩”（列宁）。西方民主明明日趋破产，但西方国家凭借话语权优势，硬是将这种“政治次品”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在世界上到处推销，使非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这种回避经济基础变革的“民主化药方”，无形中成为毁灭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据统计，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却始终是那20多个国家﹐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和贫穷。正是由于治理效果不佳，民主在世界上日渐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20世纪90年代早期，支持将民主制作为政府体制的比例达到85％、90％甚至95％，但现在大部分国家对民主的支持率已降到60-65%，相当部分还降到50％[11]。2014年《经济学家》刊文感叹，“民主”在全球发展停滞甚至出现逆转。据“自由之家”统计，全球“自由指数”已连续第8年下降[12]。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导向真民主

西式民主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巴林顿•摩尔将传统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政治道路归纳为三条：一条是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第二条是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中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出现后，中国已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后时机。“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地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13]

从所有制角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但仅靠给农民分土地的小私有制，中国不可能真正发展生产力，更不可能消除贫富分化。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因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并最终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是确保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经济平等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更有资格谈论民主，更有可能实现真正民主。

政治统治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即阶级专政）。西式民主是建立在贫富分化基础上的、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其“敢做不敢说”，从不公开承认民主的阶级属性，只能在选举投票、权力制衡、程序合法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推行民主，因而“敢做敢说”，公开承认自己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种民主理论和实践，透彻得多，实在得多，也理直气壮得多。在政体上，中国采用的是带有协商民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制度既可以集思广益，最大限度调动民众积极性；又可议行合一，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道路之上的政治制度，有可能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所有制优势，使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毛泽东曾专门谈到合作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斯塔夫里亚诺斯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进行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公社从制度的结构上，为更大程度发挥土地和劳力资源的潜力、为使千百年来横遭勒索的剩余产品白白地流入非生产性渠道的历史宣告结束，提供了一条途径。1956年，中国所耕种的土地（16.77亿亩）比1933年时所耕种的土地（15.33亿亩）面积扩大了9.3%，中国的净积累率由1949年的1%-2%上升为1953年的20%。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中国就从传统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当前，我们同样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优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与一味强调程序合法性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强调实质合法性，因而更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为优越——正是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挑战，令西方世界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中国有必要“再社会主义化”

从国际战略角度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属于“政治突破型”建国的国家，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必须是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照搬支离破碎的西方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前提就是巩固和强化公有制经济结构，走共同富裕之路。邓小平曾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使我们过分注重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忽视了所有制结构的社会主义属性，结果“倒洗脚水连婴儿一起倒掉”，公有制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初的99%，下降至现在的20%左右。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显著下降，使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度均质化分配结构，变成贫富分化日趋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仍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美国密歇根大学2014年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达到0.55)。中国4000名富豪年收入等于10亿农民和1.4亿城市在岗职工的总收入[14]。 这种失衡的所有制结构和贫富分化状态，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富人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比重越来越高。更值得警惕的是，尝到权力甜头的大资本力量，希望进一步打破社会主义制度的藩篱束缚，推行西方自由民主那套，目的就是放任资本力量为所欲为。邓小平曾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自由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前提和独特优势，失去了所有制优势，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要想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防范“颜色革命”，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比重，走共同富裕道路。

[1]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2] （法）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庄晨燕、戴捷校：《破碎的民主》，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3] （美）拉里•M. 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1、16页。

[4] （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5]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6]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2页。

[7] （美）拉里•M. 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293页。

[8]杨光斌：“西式民主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40716109514.html

[9] （法）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庄晨燕、戴捷校：《破碎的民主》，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10] 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11] (美)霍华德•威弧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12]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 Feb.2014.

[13]马钟成：《依宪治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改造新资产阶级》，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10/330599.html

[14]马钟成：《依宪治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改造新资产阶级》，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10/330599.html

2013年11月以来，乌克兰政局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最初是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与欧盟的合作协议，由此引发亲西方反对派大规模抗议；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妥协，但亲西方议会旋即罢免亚努科维奇，并选出新的临时政府总统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以合法总统的身份“请求”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扑朔迷离的乌克兰政坛，实际只是二十多年来该国政坛乱象的缩影和写真。这种“民主化引发动荡”的现象，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为何实行西式民主制度后的乌克兰会陷入动荡和分裂?西方国家为何不遗余力地在该国“输出民主”?这些问题事关重大，值得深入剖析。

西式民主结出“恶之果”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摒弃原苏联政治制度，转而奉行西式“三权分立”制度。但此后乌克兰政坛始终“不得消停”，尤其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政局“走马灯”般不断分化重组：先是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橙色联盟”仅维持几个月就分道扬镳，2005年9月，总统尤先科宣布解散季莫申科政府；2006年，尤先科任命昔日政治对手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理，后者上台后与总统权力斗争激烈；2007年4月，总统尤先科解散支持总理亚努科维奇的议会，同年季莫申科再次出任总理；2008年10月，总统又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近3年来，乌克兰先后举行过3次议会选举。

既然有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何乌克兰引进西式民主后，国家状况却更加糟糕呢?大体来说，这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西式“民主化”使国家偏到寡头政治的轨道。

列宁曾说过，“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国体问题(也就是哪个或哪些阶级掌权的问题)是核心问题，其次才是政体问题(即权力组织和运行方式)。西式民主制度主要涉及政体变革等次要矛盾，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表面看，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因而似乎最能体现民意。——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西式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由此决定了在民主政治框架下，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少数寡头。即使在被奉为民主典范的美国，民主同样是“富人的游戏”。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说过：“政治是各种为如何切分国家经济这块大蛋糕而斗争的战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 美国民主尚且如此，遑论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在前苏联地区，很多原先的政府高官在经济私有化过程中，通过“化公为私”一夜暴富，摇身变成了权贵资本家。随后，这批人又借政治民主化之名，堂而皇之地成为“民主政府”的掌权者。乌克兰的寡头阶层也是在经济私有化和独立过程中形成的。据统计，乌克兰几乎所有大银行的领导层，都是前苏时期的官员。前总统库奇马曾任南方机械制造厂总经理，其在“自由民主”幌子下，很快通过出售国有资产而成为经济寡头。前总理季莫申科被称为“天然气公主”，拥有20多家大型企业、航空公司和银行，一度控制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的20％。据报道，十几名商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超过该国GDP的20%。这一小撮政治经济寡头不仅掌握乌克兰大部分财富，还把持了议会和政府。在议会450名议员中，大多数是富翁，此外有约50名议员向首富阿克梅托夫效忠，这些议员包括他的前司机、前安保负责人和私人律师等。因此，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寡头国家” 。

乌克兰的民主博弈，实质就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寡头之争，即以金融和采掘业寡头为首的亲西方寡头和以传统制造业为首的亲俄寡头之争，以及总统领导的执政寡头集团和在野党领袖领导的在野寡头集团之争。

阶级立场决定政策方向。无论是亲俄派寡头还是亲欧派寡头上台，都是将家族和阶级利益置于首位，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和国家利益。这些寡头借经济优势谋求政治地位，反过来又借政治特权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如减税、补贴、特权等）。亚努科维奇在任期间，大儿子亚历山大成为身家超过5亿美元的富豪，并控制乌克兰安全部队；小儿子成为国会议员。亚努科维奇提拔的高官也大多与大儿子亚历山大关系密切。原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在娶了总统女儿后，变成了亿万富翁。季莫申科出任总理期间，同样大肆贪污受贿。

学者奥尔森认为，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因此，这种寡头统治是国家之祸，而非国家之福。

第二，西式民主政治具有先天缺陷，很容易引发“政治功能紊乱”。

西式民主政治一般都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等，这些成分使民主制度的维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西方学者阿罗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理”：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都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数票决定规则)达到，但不满足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独裁者做出。也就是说，民主化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政府效能为代价的，可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则存在很大疑问。

当初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各种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的，而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是同时面临这些难题。“强经济需要强国家” 。在尚未真正解决民生的情况下，国家需要优先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等等。而西方民主化带来的力量分散化和个人自由度增加，实际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在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之后。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乌克兰原来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奉行的是苏维埃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的党政军一体的政体，其最大优势就是具有强大执行力。当年苏联能够在建国后很短时期内，“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苏联政体的优势缺乏认知，一味妄自菲薄，将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圭臬，一心要结束“一党专制”，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结果生搬硬套的自杀性改革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从前苏联母体中独立出来的乌克兰，并未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根据l996年6月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乌克兰实行总统议会制。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由总统议会制过渡为议会总统制。2010年亚努科维奇执政后，又恢复了1996年宪法，重新改回总统议会制。2014年以来，在反对派压力下，亚努科维奇同意恢复2004年宪法，将政体重新改回议会总统制。乌克兰政体不断“翻烙饼”，导致该国政治游戏规则混乱，总统、总理、议会三大权力机构内耗不止，领导人像走马灯般不停更换。2014年1月28日辞职的总理阿扎罗夫称，他已是乌克兰独立二十多年来的第l4位总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政府威信和执行力日渐丧失，无暇顾及经济发展，导致该国经济至今未达到独立前水平。

第三，“好民主”需要满足若干条件，否则很容易加剧内部分裂。

世界政治变革的诸多案例表明，西式民主制度的有效推行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众具备共同的国族认同。如果国族整合(nation—building)未完成，启动民主化只会加剧种族、教派间的对立和矛盾。

乌克兰恰恰陷入了这种困境。乌克兰是由不同地区、种族、宗教拼接而成：乌克兰东部(第聂伯河以东)从1654年起就由俄罗斯统治，西乌克兰地区从14世纪直到l939年都处于波兰等国管辖；东部地区是乌克兰重工业区，拥有全国70％的工业，西部则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相对落后；克里米亚地区则是在l954年为庆祝俄乌合并300周年，当时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决定将该地区并入乌克兰的。

这种独特的历史经历和地域隔阂，使乌克兰东西部居民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居民天生亲俄，认为“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的兄弟”；西部居民则亲近波兰和欧洲，将自己视为欧洲一部分。俄罗斯自由派哲学家别林斯基甚至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只有一个总的俄罗斯民族。自独立以来，乌克兰国内族群间的巨大裂痕仍未消融。民意调查显示，乌克兰独立l7年后的2008年，仍有l2.5％乌克兰公民没有将乌克兰视为祖国，31.5％居民不以乌克兰公民身份为荣。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域(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地区)，这一比例更高。

按正常情况，民主政治多元竞争以及政党力量组合的标准应该是基于观点、利益等后天性分歧，而不是先天性的教派、种族或地域差别。但乌克兰人的种族、地域认同，强于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启动民主化进程，反而将东西部差异凸显、矛盾激化。l994年总统选举时，克拉夫丘克获得西部l3个州多数选票，政治对手库奇马赢得东部各州支持；2010年选举中，中西部民众大多支持亲西方的季莫申科，东部选民则支持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来自不同地区的领导人政治主张各异，互不妥协，使国家内讧不断，政策左右摇摆，在重大问题上(如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面对俄罗斯出兵等)难以形成统一意志，甚至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有学者干脆将当前乌克兰东西部的对立称为“文明的冲突”。

总之，西式民主政体在乌克兰运行效果不佳，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明显。乌克兰原来是前苏联非常富裕发达的加盟共和国，军工企业生产能力约占原苏联国防潜力的30％，工农业产值占l／5，煤产量占34％，钢产量占42％，粮食产量占23％。加之矿藏丰富，交通设施发达，地理环境优越，乌克兰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l991年独立以来，该国经济水平却每况愈下。2012年，乌克兰实际GDP相当于1990年的69.5%，人均实际GDP只相当于l990年的81.1％。在此情况下，乌克兰民众对民主政体日渐失望。2013年六七月间，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亲西方的乌克兰西部居民59％倾向于西式民主，但中部地区(包括首都基辅)这一比例只有30％，东部地区(包括克里米亚)仅l5％，相比之下，东部地区有34％居民更倾向于前苏联的政治体制。

“输出民主”成为西方控制他国的战略工具

乌克兰陷入“民主化陷阱”，看似是这些国家咎由自取，实则更多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蓄意操纵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将“输出民主”和“民主改革”作为重要外交目标。 1992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一系列旨在支持俄罗斯及新独立的欧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及建立自由市场”的法案，此后美国以各种名目向前苏联地区提供财政援助，但受援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二是必须推动“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2003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关于中亚国家政治制度的决议案，强调所有援助都要同民主化进程挂钩。 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民主主义推进法草案”，将世界各国分为“民主国家”、“部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强调要在“部分民主国家”推行“民主化”。近几年，美欧在非西方国家“输出民主”和“颜色革命”的做法越发明显。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以及2014年政坛巨变，明显有西方操控的身影。

为何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到处“传经送宝”，将民主推销给乌克兰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呢?简单地说，“民主化”正是西方势力扩展霸权、控制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工具之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

一方面，美欧借“民主工具”扩展势力范围。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但其对经济基础乃至国家兴衰具有巨大反作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承担着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职责。因此，对西方大国来说，发展中国家政治越是孱弱，缺乏政治自主性，便越有可能听命于西方，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因此，西方大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诋毁和抹黑第三世界国家的“强政府”政治制度，斥之为“独裁”、“专制”、“不民主”等等，并伺机用“民主化”方案消解和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制造出一系列更容易任凭西方摆布的“弱政府”。有学者指出，“实现美国管理世界的全球大一统宏大计划的最大阻力，来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政府。恰恰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的美国，喋喋不休地教导第三世界削弱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维护自己民族尊严与最大多数人权益的意识形态。所谓削弱政府权力，其实专指削弱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权力。” 这就是美国当局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特别起劲地鼓吹削弱国家、削弱政府权力的主要背景 。

l991年苏东阵营解体以及这些国家纷纷选择西式政治制度，就是西方长期“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西方为侵占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以“民主自由”为价值观纽带，通过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等方式，将东欧和部分前苏联版图纳为西方的外围地带。而乌克兰更是西方争夺的重点。乌克兰是欧洲惟一地处独联体、西亚和中东欧三大集团接合部的国家，被称为“欧洲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在欧亚大陆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尤其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国力日渐复兴，美欧更急于在前苏联地区扩大势力版图，寻找遏制俄罗斯复苏的合作伙伴，而乌克兰最符合西方的条件。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就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

为了使乌克兰在价值观进而在政治态度上更加亲西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输出和巩固“民主”方面下足了功夫。1996年，美国在减少对俄援助同时，维持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援助，使乌克兰取代俄罗斯，成为继以色列、埃及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受援国。索罗斯基金会也在乌克兰24个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投入资金近l亿美元。2000年，克林顿宣布启动“未来一代的首创精神”计划，大批乌克兰青年赴美学习。 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期间，美国与欧盟看中尤先科，向其竞选联盟提供了5800万美元，并最终通过“橙色革命”扶其上台。美智库学者坦承：“这些人本来没能力也没打算进行革命。革命完全是西方人为组织和资助的。如果向这种计划投入大笔金钱，同时向某些人物提供反对派领袖的角色，这种方式通常会奏效。” 2014年乌克兰政坛剧变同样是美国、欧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代理人共同策划的。 它们为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不惜雇佣狙击手射杀20多名抗议者，然后嫁祸于人。

美欧等西方势力支持所谓的亲欧派，并不是真心要为乌克兰带来民主自由，更不是为了改善乌克兰人民生活，而是要将乌克兰变成围堵俄罗斯势力扩张的前沿哨所。事实也证明，2004年“橙色革命”后以及2014年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后产生的新政权，都明显将“向西看”作为对外政策优先目标。

另一方面，以“民主化”削弱非西方国家经济强国的政治基础，使这些国家以边缘或半边缘身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美欧等西方势力看重乌克兰，主要是乌克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不是乌克兰的“工业化国家”身份。相反，在西方金字塔型的经济体系中，留给乌克兰的只是边缘或半边缘位置。因此，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不便明说的前提条件，就是乌克兰自废武功，实现“去工业化”。而要想瓦解乌克兰这一经济根基，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从上层建筑入手，通过“输入民主”来制造“弱政府”，进而削弱其经济管理职能。

就乌克兰来说，盲目移植西式民主制度，使乌克兰政坛内耗不止，领导人“走马灯”般地不停更换，由此使政府无暇顾及经济，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乌克兰经济状况越是虚弱，就越需要依靠外部势力的援助，因而也就越容易屈服于外部势力的压力。而“民主化”就是导致经济动荡衰落的一大祸端。亚努科维奇在任期间，乌克兰预算赤字常年在8%-10%，外债占GDP的70%，公共债务占GDP的40%，外汇储备接近衰竭，主权信用评级被降到和希腊一样的级别。2014年2月23日，乌克兰“代总统”图尔奇诺夫称，乌克兰经济正在脱轨，濒临破产。临时政府不得不呼吁国际社会紧急援助，但欧美借此机会提出苛刻援助条件。3月3日，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称，答应这些条件不啻是政治自杀，但乌克兰为获得贷款别无选择，只能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西方大资本利益)所有要求，并考虑对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和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进行私有化。

与此同时，看似公平的民主制还使乌克兰寡头专断局面日益巩固。这种寡头经济明显脱离本国市场和人民，而更多成为西方经济中心的附庸和帮衬。“这些精英对于维持跨国企业的投资抱有强烈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依赖跨国企业投资和贸易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国内精英和跨国企业联姻的一个结果便是，当地的工资水平始终保持在低水平以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和贸易。此外，国内精英还设法将企业经营税和其他税费维持在低水平上。在吸引跨国企业的同时，却降低了穷人从政府中得到的再分配收入。” 乌克兰寡头甘愿让他们的国家受到西方的持久控制，很显然，他们已经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买办势力。

结论与启示

乌克兰当前的“民主陷阱”为我们更好理解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鲜活案例。总结乌克兰政体变革的教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政治变革事关国家兴衰和根基稳固，不能“随大流”，更不能“瞎折腾”。衡量政治制度优劣的关键，主要是看这种制度是否实现强国富民，增强综合国力，而不是实现所谓“民主化”。具体地说，主要看是否遵循“两个有利于”：一是是否有利于扩大代表性，使政权真正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正像一把刀是否锋利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刀握在谁的手里一样。国家政权的代表性越强，政权的根基就越稳固。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这涉及到以何种方式配置资源和权力的问题。政府汲取和分配资源的能力越强，效率越高，国家就越强大。

中国政治制度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用邓小平的话说，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国际战略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政治突破型”，因此在其政治生命全程，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通俗地说，就是凡是靠政治起家者，就必须靠政治强化生命之途。“举什么旗”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最终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严重受损。当年苏联正是先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目前，意识形态渗透已成为西方控制、削弱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工具，意识形态领域已成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西方势力在忽悠、扳倒苏联后，开始重点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重蹈苏东覆辙。以境内外大资本为背景的利益集团，也希望通过中国搞西式民主，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并在“民主中国”中充当可以呼风唤雨的寡头。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这在西方战略家眼里都不算数。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党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形态警觉性，不能守住“三个自信”的底线，很容易歧路亡羊。

需要指出的是，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在关键时刻要敢于使用专政手段。列宁曾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捍卫自身政权稳固、防范“颜色革命”乃至武力颠覆，对任何国家都是首要任务。中国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它内置了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两项内容。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当敌对势力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等反动手段抢夺政权时，当政者更要勇于担当，敢于使用专政手段。这没什么输理的地方。相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仁慈退让，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不负责任。在这方面，国际政治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案例。

乌克兰危机实际是新形势下大国矛盾激化的体现和缩影。近些年，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复兴步伐加快，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日渐走下坡路，国际权力转移“南升北降”加快，2012年新兴经济体GDP总量超过西方，极具标志意义。西方国家与中俄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般来说，国际权力的转型期往往也是大国矛盾的激化期。在“核恐怖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背景下，两大阵营间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领域的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反遏制斗争不可避免且日趋激烈。这尤其体现为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的作者，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并认为“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规则”。在核心国家内部，美国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因为相互确保摧毁和“威慑战略”在“核心国家”有效。“先发制人的战争不是用来重新安排核心国家安全结构的一个工具，它是‘核心国家’集体寻求将其安全规则推广到那些基本上无法无天的‘断层国家’的工具。“我们永远不离开‘断层国家’，……没有所谓撤出‘断层国家’，只有缩小‘断层国家’。”正是沿袭这一战略思想，美国和西方为争夺“中间地带”无所不用其极，从利益拉拢到外交孤立，从网络攻击到经济制裁，从颜色革命到分裂国家，直至发动战争。

西方如此看重“中间地带”争夺，主要是因为大国强盛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掌控的中间地带范围大小。从安全上看，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从经济上看，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越大，大国经济规模就越大。因此，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安全边界”同步扩大，从本土扩大到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相反，大国衰落大都是从丢失势力范围开始。当年英帝国维系有赖于海军(前提)、殖民地(来源)、自由贸易(方式)，当英国丧失了军事优势，继而丧失了殖民地之后，自然就走向衰落。前苏联的崩溃同样是从丢掉东欧这一“外围地带”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就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这段话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中间地带国家的诸多国内问题，如政治制度转型、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很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借以实现有利于己的战略目的。当这些国家出现问题后，西方大国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聚拢过来，不断推波助澜。苏丹、叙利亚、伊朗、缅甸等国政局动荡，均能发现西方势力插手的身影。而且，越是处在大国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国家和地区，越容易成为争夺对象。目前，两大集群间的权力分界线，在欧洲是乌克兰，在中东是叙利亚与伊朗，在亚洲则是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中日纷争，这看似是争夺某一“据点”，实则关系到战线向哪边推进的战略态势问题。

乌克兰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心脏地带”，也是美欧东扩的“下一个目标”。美欧在乌苦心经营，两次发动“颜色革命”，为的就是将其拉入西方阵营。然而，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将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击，针锋相对，由此使乌克兰危机不断升温。

中国同样面临类似俄罗斯的处境。近些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焦虑感加剧，在“中间地带”对我围堵力度加大。近些年，西方在苏丹、利比亚、缅甸、泰国等国的幕后插手，使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战略空间不断遭受压缩。对西方这种“地缘蚕食”对抗方式，我们既缺乏足够的地缘政治观念，也受束缚于“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原则，结果屡屡吃亏。俄罗斯这次应对乌克兰“颜色革命”的独特做法，为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要和平崛起，但并不等于一味回避矛盾，息事宁人。世界的本质是矛盾的，正视矛盾、克服矛盾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因此，面对西方势力频频的小动作，中国不妨学会“合理冲撞”，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唯有如此，中国外部环境才能更加优化，中国和平崛起才真正有可能。

（编辑  东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