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4月26日，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并讲话。
荣毅仁同志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兴办多家纺织、面粉企业，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1949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留在国内，并满腔热忱地投身到国家建设之中。1979年，国家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百废待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并请荣毅仁出山，为改革开放发挥作用。1979年10月4日，以荣毅仁同志为代表的一批中信事业的开拓者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中信肩负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中始终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时光荏苒，中信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在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后，荣毅仁同志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德江指出，纪念荣毅仁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热爱祖国，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学习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富有开拓进取、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崇高品格和严以律己、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
外刊选编
大数据如何影响贫困人群
原作者：Kaveh Waddell
原文标题：How Big Data Harms Poor Communities
来源：theatlantic.com 《大西洋月刊》
大数据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大数据帮助商业企业削减成本，帮助城市规划新的发展，帮助情报部门发现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帮助卫生官员预报疾病爆发，帮助警察阻止犯罪。越来越多的“决策者”被要求“关注大数据”，根据复杂庞大的数据分析来辅助做出决策。
但当大数据是关于个人本身的，尤其是关于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并没有多少话语权的人时，这些大数据就可能会变成压制性的。对于美国的很多穷人来说，那些到处收集来的关于他们自身的数据，很可能会成为他们脱离贫困的障碍物。
低收入人群在美国实际上是被随时监视的社群。巴尔地摩大学教授、前司法部民权律师Michele Gilman指出，司法机关不仅监视低收入人群，那些社会上的公益项目、儿童福利系统以及家庭暴力监控项目，都在收集这些人群的数据。比如，在一些地方，为了达到公益福利的标准，食品券的申请者需要经过指纹认证和毒品试验。一旦人们开始享受福利，官员们就会经常监控他们，看他们如何花钱，有时候还去家里检查。
这些来源得到的数据最终可能输入到司法系统，导致新一轮的监视。Gilman教授指出，“这成为了大数据流的一部分，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个人数据被他人获取，而且这些数据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非常具体的影响。”
“大数据陷阱”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后者主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的报告称，参与者讨论了大数据分析应当如何包括或不包括一些特定群体。有些评论家警告说，大数据决策“基于其他人的行动”而拒绝给予人们某些机会。举例来说，信用卡公司依靠大数据降低一些客户的额度。一些参会者提出，如果换一种用法，大数据就可以支持低收入群体。比如，有些公司编纂并分析公共数据，给那些之前没有信用的人计算信用分数。报告认为，这样的做法可以帮助那些无法得到传统信用、没有专业证书或者没有车的消费者获得更好的机会获得社会信用。
大数据有能力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而且也确实经常这样做。但是如果缺乏了人性的关怀，这种固执的大数据决策体系会导致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变得更加孤立。
（编译 杨利红）
社会
厉行节约 中央2015年“三公”经费节俭9.43亿元
财政部发布数据，中央本级，包括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执行数为53.73亿元，比2015年年初预算减少9.43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减少1.95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减少3.71亿元，公务接待费减少3.77亿元。“三公”经费下降主要是各部门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有关要求，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以及受国际形势、外方因素、公务用车改革等影响，部分出国（境）团组推迟，外事接待压缩，公务用车支出减少。
财政部表示，今年将继续对三公经费“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三公经费预算总规模比上年只减不增。
社会
党员干部可炒股 但严禁七类行为
《中国纪检监察报》近日载文称，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但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并严禁七类行为：一是利用职权、职务上的影响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索取或者强行买卖股票、索取或者倒卖认股权证；二是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建议；三是买卖或者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其直接业务管辖范围内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四是借用本单位的公款，或者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资金，或者借用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的资金，或者借用其他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资金，购买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五是以单位名义集资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六是利用工作时间、办公设施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七是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社会
社科院报告：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
中国社科院4月6日发布的一项“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另外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
农民工不愿外出打工前5位因素分别是：年纪大了（20.63%）、父母子女无人照顾（18.12%）、缺少技能（15.94%）、农活离不开（10.03%）、对城市不熟悉（8.93%）。其中，年纪大了而返乡是农民工市民化未完成的表现；父母子女无人照顾等问题都与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缺少技能、对城市不熟悉也和农村教育落后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城镇化率是60%，比2015年提高约4个百分点。农民工返乡的逆城镇化行为是阻碍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党国英认为，要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的统一、降低房价、农村土地的产权给予充分保障、教育、就业、调整劳资关系、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方面来提高城市化率。
上述报告还显示，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工有66.1%不愿意留在城市成为市民。社科院报告为此建议，要提高农民工进城以及留在城市的意愿，下一步可以从改革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以及改善农村教育入手。
经济
农村土地经营权、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正式铺开
近日，央行发布农村“两权”（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办法，从贷款对象、贷款管理、风险补偿、配套支持措施、试点监测评估等多方面，对金融机构、试点地区和相关部门推进落实“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明确了政策要求。办法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合理自主确定贷款抵押率、额度、期限、利率，简化贷款手续，加强贷款风险控制。要求借款人获得的“两权”抵押贷款应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等贷款人认可的合法用途。
办法要求，坚持不改变公有制性质、不突破耕地红线、不层层下达规模指标，用于抵押的承包土地没有权属争议，且不能超过农民承包土地的剩余年限。明确借款人要有其他长期稳定居住场所，并获得集体经济组织书面同意，金融机构处置抵押物时要采取多种方式，并保证农民基本居住权。
经济
严防转基因种子冒充非转基因生产经营
针对转基因作物监管中存在的个别违法违规现象，农业部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转基因作物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了转基因作物监管重点，其中试验环节、品种审定和种子加工生产经营列于其中。
农业部表示，要依法开展转基因作物研究试验，严格落实控制措施。对违法开展田间试验（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的研发者，责令其停止试验，依法给予处罚；对于转基因育种环节，要加快推进生物育种专区建设，认定一批转基因试验基地。实行准入制度，将转基因试验纳入基地管理，严查在基地私自开展转基因试验和育繁种行为；对转基因种子流通环节，农业部指出，生产和经营转基因作物种子必须依法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严防非法生产转基因作物种子。建立健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加强委托、代销种子经销渠道的管理，规范种子标签、包装，保证种子生产经营可追溯。
经济
外储大幅下滑 消失的巨额顺差去哪儿了
2015年中国贸易顺差增长55%至创纪录的5940亿美元，而外储却下降5127亿美元，消失的巨额顺差去哪儿了？中金公司最近推出报告称，消失的巨额贸易顺差可部分归因于非法资本外流，如故意做高进口、虚报贸易额。由于部分顺差没被汇回国，贸易顺差与银行贸易净结汇间出现较大差额。
中金预计，中国可能会加强对于贸易渠道下资本流出的审查。在与进出口商结售汇时，银行可能会更严格执行对于“真实贸易背景”的核实。涉嫌利用贸易渠道进行洗钱活动的或将被调查。如付诸实施，相关举措可能带来外汇流入的压力。
经济
中国推出“上海金”基准价
4月19日，上海黄金交易所启动集中定价交易，形成了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金”基准价格。18家银行参与“上海金”定价，其中包括跨国集团渣打银行和澳新银行。“上海金”基准的推出将挑战“伦敦金”的影响力。后者始于1919年，当时伦敦银行家们计算出了一种定价，这一价格后来成为全球性的黄金基准价格。
世界黄金协会一位高级经理表示，中国需要一个金价基准来反映本地市场的流动，降低金价对美元的依赖。一个聚焦亚洲、以人民币计价的金价基准，将大大提升黄金价格发现机制的流动性和效率。随着中国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规模的扩大，大宗商品定价日益向中国转移。目前，全球交易的前十大期货合约有6个都是在中国的交易所交易。
经济
国务院落实推进供给侧改革再出新招
国务院近日频频出招落实推进供给侧改革，4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出两策：一是实施《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引领中国制造升级；二是部署推进“互联网+流通”行动，促进企业降本增效。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要求对接《中国制造2025》，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实施工业基础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加快关键技术标准研制，推动在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农业机械、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标准化实现新突破，并适应创新进展和市场需求及时更新标准，力争到2020年使重点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从目前的70%以上提高到90%以上。
除了中国制造升级外，当天的会议还部署推进“互联网+流通”行动，并出台了三项具体措施；一是突破信息基础设施和冷链运输滞后等“硬瓶颈”，打造智慧物流体系，发展物联网，尤其要加大农村宽带建设投入；二要破除营商环境“软制约”，建设商务公共服务云平台，开展允许无车企业从事货运和商户选择执行商业平均电价或峰谷分时电价的试点；三要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快分享经济成长。
环球
中国电商成巴西人海淘首选
2015年的巴西经济陷入衰退，但电商市场逆势增长，成为巴西各行业里为数不多的亮点，其中中国电商网站已成为巴西人海淘的首选，占据了半壁江山。
根据巴西在线消费行为研究公司E-Bit最新发布的报告，2015年巴西人境内网购金额达413亿雷亚尔（116.2亿美元），同比增长15.3%。网购人数增至3910万人，较2014年增加了3%，同时总订单数量也增长了3%，达到1.06亿笔。
现在巴西海淘大军的首选目标就是中国电商网站，特别是阿里巴巴旗下的速卖通网站，俗称国际版淘宝网。速卖通的市场份额与巴西的海淘人数同步增长，从2013年的20%猛增至2014年的50%，已经远超亚马逊和Ebay。巴西消费者在中国海淘盛宴中的活跃度仅次于俄罗斯，位居全球第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电商正在悄然改变巴西人的网购习惯。
但随着业务飞速扩张，速卖通等中国网站现在也开始面临一些问题，首先是产品质量。由于多数巴西人不懂英语，与中国卖家沟通比较困难，容易出现误解，加上对商品预期可能过高，很多巴西消费者对买到的中国产品，主要是小商品等，有诸多不满。在巴西某著名投诉网站上，针对速卖通的投诉数量随着订单数的增长不断上升，满意率低于其他著名海淘平台。
环球
国际评级机构嘴硬 香港开1100万港元罚单
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对于国际评级机构多年来不负责任的行为，远远可不只是“不care”那么简单。香港证券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近日宣布，对评级机构穆迪处以1100万港元（约合916万元人民币）的罚金。
上诉审裁处表示，穆迪在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49家中国公司的企业管制表示担忧，导致相关企业股价下跌，违反了香港证券期货条例。“作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必须清楚，其报告将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尽管其内部对‘红旗’警示的准确性有担忧，但穆迪仍执意发布报告。”此外，上诉审裁处还决定，穆迪还必须分摊此案60%的诉讼费用。据了解，上诉审裁处是《证券及期货条例》在原有的证券及期货上诉委员会基础上设立，并取代后者的行政复核机构，比上诉委员会架构更正式、职权更广泛、程序更完备，并独立于证监会体制之外。穆迪曾于3月2日与3月12日先后下调了中国与中国香港的债券评级展望。此外，标普也下调了两地的债券评级。
要闻
习近平给领导干部的20条铁律
党建网梳理《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发现习近平至少点明了20条铁律：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决不能搞暗箱操作，权力寻租；不能买官卖官，搞逆淘汰；不要不择手段往上爬；任何人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不能在个人重大问题上隐情不报；绝对不允许凌驾于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不得把司法权力作为私器牟取私利、满足私欲；不能妄议中央，不负责任地传播消息、发表议论；有些聚会最好不要搞，有些饭最好不要吃；决不能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不能随意变通、恶意规避、无视制度；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不能搞假大空；不能护着胡作非为、欺压百姓的干部；不能当“甩手掌柜”；不能干部一出事就把挑子撂给纪委；纪检监察机关不能灯下黑。
经济发展是国际竞争，市场如战场。如果错误地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发展必然会走弯路。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实现高增长，走出了自主发展的新路。今天中国又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能否避免西方已经陷入的泥潭，看清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风险和机遇，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将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道路。
经济发展是国际竞争，市场如战场。如果错误地判断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发展必然会走弯路。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实现高增长，走出了自主发展的新路。今天中国又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能否避免西方已经陷入的泥潭，看清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风险和机遇，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将决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道路。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主要原因为内因，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舆论界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比如媒体经济学家以改善环境、解决房地产泡沫等名义，游说中国经济必须减速的声音很大，经济下行趋势日渐加深。
一、经济下行的主因在媒体经济学的形势误判
这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何在? 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认为，内因是主因，而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外因是主因。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我们必须先知彼，看清国际大局，才能更好地知己，因而，我们应当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对策。否则会错过战机，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世界主要国家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表现（见表1）清楚地表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2008-2009年是最低谷，2010年开始反弹。中国在危机期间，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从2011年开始，增速放缓。
表1：金融危机前后各国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局
图1：2000年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局
2010年后西方经济缓慢复苏（见表1与图1）。如果中国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应当缓慢复苏，在西方经济复苏之后中国经济没有理由反而开始下行，而且从2012年后，经济增幅不断下降，去年降到6.9%。从时间点来看，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滑是由内部原因主导。
2012 年以来，中国政治外交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建立，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巨大，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急不可耐地想加入亚投行，一举突破美国围堵中国、重返亚洲的阴谋。可见，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为世界所公认。美联储如今是否加息，也要看中国经济的走势，不能再像往日一样为所欲为。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走势相对偏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中国的4 万亿刺激，实质是在反对中国的有为政府。舆论好像是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量化宽松成功了，值得中国崇拜，中国的财政刺激失败了，中国道路要改弦易辙，美国模式仍然是普适模式，中国应当重回市场自由化的轨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笔者初步判断，这是因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准确地说是媒体经济学的舆论误导，导致金融等有关部门对形势误判，才会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自捆手脚，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大家原来以为速度放慢，可以解决改革遗留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在金融危机阴影下，采取紧缩政策，只会事与愿违，过剩产能不断扩大，经济下行越来越严重，结构调整也越来越困难。东欧转型时期搞休克疗法的教训，几乎从未被中国主流经济学重视。恰恰相反，中国一批坚信西方普适价值的经济学家，反而力推东欧的“高人权增长”，在金融危机时借机否定中国的“大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彻底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主道路。
二、国内媒体经济学误导经济决策的四大谬论
过去几年，中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要求经济减速，主要理由有四个：
1. 中国财政政策失败，美国货币政策成功，要求限制中国的有为政府
理由之一是：中国4 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是失败的，美国的量化宽松(QE) 是成功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要向美国看齐，而非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美联储的量宽花了3.5 万亿美元，中国的4 万亿换成美元，其实不到6000 亿美元，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是美国的成果怎么样呢？
我认为，美国没有多少实际成果。美国的投资没有增加，银行惜贷。只不过汽车消费因为低利率恢复起色，但美国房地产市场远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特别严重的是，美国经济很难看到长期增长的势头，所以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奥巴马最重要的经济顾问、哈佛前校长萨默斯给美国新常态的定义是：“经济长期停滞”。其实是处于日本股市房市泡沫破灭后“失去的三十年”的状况。
如果按照金融危机前的状态，美国年平均增长3%-4% 的水平，美国未来10 年到20 年的年均增长也就是2%，欧洲为1%-2%，日本连1% 都难以维持。
更严重的问题是，西方推行量化宽松是因为债务缠身、议会政治瘫痪、无法推行有效财政刺激，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其长远后果目前还难以估量。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领袖们都承认，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空前扩张，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利益集团反而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巨资助救金融寡头，丝毫不敢触动虚拟经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约500 万亿-700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 的40 倍，世界GDP 的11 倍。美欧日先后推行量化宽松的结果是加剧货币战争，货币互换投机的交易量，已经从危机前2007 年的14 万亿美元，猛增到危机后的25 万亿美元，每日货币的交易量从2007年的3 万亿美元，猛增到如今的5 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这实际上给经济全球化埋下了定时炸弹。
中国的投资不到6000 亿美元，最精彩的效果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高铁突飞猛进，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而且整体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这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留下来的成果，如果没有4 万亿，中国能不能十年就建成这些高铁，甚至这些项目能不能上马都将成为问题，且不说还有其他一系列民生工程的效果都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
中国主流媒体中有一批媒体经济学家，他们崇美崇洋到了荒唐的地步。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卢卡斯带领的芝加哥学派的“反凯恩斯主义”，只有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还在全面恢复鼓吹华盛顿共识，只不过换了个面目，把“反凯恩斯主义”和“反大政府”连在一起，无视中国道路改革成功的现实。
2. 用日韩经验质疑中国高增长的可持续性
理由之二是：舆论怀疑和反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抛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不可能超过东亚“四小龙”。世界现代史上像中国这么高速的增长，日本只持续了20 年（从1950-1960 年代），韩国只持续了30 年（1960-1980 年代），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高增长超过30 年呢？这个理由非常有影响力。
这种通过和其他东亚国家比较来贬低中国高速发展的可能性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发展太快造成的，而且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产业升级等问题都不可能在高增长的过程中解决，所以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实际上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这些问题恰恰在高增长期解决比停滞期更为容易。但中国媒体压倒性地质疑中国维持高增长的理由，就是日本、韩国的高增长没有超过30 年的先例。
中国和日本比较，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1 倍，国土是日本的25 倍。中国人口是韩国的28 倍，国土是韩国的97 倍。中国发展的空间，应当比日本和韩国大多了。而中国地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中国有一条胡焕庸线，即从黑龙江到云南的黑河腾冲线，中国人口的96% 集中在黑河腾冲线的东南，而这条线的东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也就是说，中国还有60% 左右的国土没有充分开发，过去30 年仅开发了沿海地区。
为什么沿海地区开发的奇迹不能在内地重现？特别是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设想，我认为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雄图大略。历来大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先兴起于海洋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日本，因为海运成本比陆运低，进出口贸易便宜，海军的机动性也大于骑兵和步兵。但是技术的发展需要资源，陆运技术的发展可以比海运更快，后起的德国、俄国、美国和中国，都是大陆国家，凭借规模经济挑战海洋国家，最终能够战胜海洋国家。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中国改革开放前30 年中沿海的投资布局是跨国公司主导（因为他们要把中国的加工产品运到海外，沿海物流比较便宜）。那么现在这个局面要改变了。现在，内陆的渝新欧铁路货运已经延伸到了欧洲。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一定要先开发内地，尤其是大西北，恐怕30 年也开发不完。
3. 中国制造业“饱和论”，鼓吹去工业化和金融自由化
理由之三是: 中国经济必须转型的理由是，中国制造业已经饱和。这种观点对经济、企业界、金融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需要重点论述。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粗放型增长，效益不高，要提高效益，就要发展服务业。
出过国的人知道，中国的餐饮、旅馆服务业，比国外发达多了。东欧转型去工业化后，大家去东欧旅游，餐馆里有多少顾客？20 世纪80 年代，日本工业达到高峰，全世界都是日本游客。现在中国工业超过日本，不仅全世界都是中国游客，日本也靠中国游客维持经济。没有制造业的发达，哪来服务业的繁荣？
其实媒体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高端服务业，说白了就是金融服务业，就是要金融自由化，他们认为金融可以赚大钱，做制造业利润很薄。这个说法现在在中国最有诱惑力，但也是最危险的。金融可以空手套白狼吗？脱离实体的金融效率能持续吗？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成本估计在12 万亿-22 万亿美元之间，美国把从中国赚到的大量利润转回到美国，危机发生了就找替罪羊。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批评说中国储蓄太多，消费太少。美国人过度消费，是因为中国人低息借给美国的钱太多了。如此荒唐的理由，中国的媒体经济学家居然能够全盘接受。事实上，过去三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幅度，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难以想象。
现实中，美国几万个桥没钱修，美国这么能赚钱，为什么不改善基础设施，要搞房地产泡沫？既然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为什么去搞次贷危机？所以美国所谓的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害，远远大于利，事实上，已经把美国经济架空了。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自己的分析，最有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MIT 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2009 年在著名的《大西洋月刊》上写过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叫《安静的政变》。文章中说，美国经济在20 世纪70 年代前为什么重视实体经济，因为当时美国是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美国里根总统搞了减税革命后，债务急剧增加，导致美国金融集团取代了实体的工业集团，已把美国的工业经济架空了。所以金融危机的根源，类似发展中国家的政变，即金融寡头集团取代了军工寡头集团。只有拆分金融寡头，才能走出危机。但是奥巴马总统没有勇气采纳他的建议。
英国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2012 年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曾经在家里跟我对谈。当时我提出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的观点，金融的高利润挤出了其它实体经济产业，霍布斯鲍姆补充说，应该是“英美病”，英国早已因为同样的病走向衰落了。他说，1850 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了全球一半，但赚钱不多。赚钱最多的是海运和金融。因此，英国从1850 年后就开始搞去工业化，结果一战前英国就开始走向衰落。
最近一位意大利裔美国经济史学家阿瑞吉写了一本书，叫《漫长的二十世纪》，这本书总结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几次金融霸权盛衰的周期：最开始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建立金融资本强国，接下来是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他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波的金融霸权更迭，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都是金融恶性扩张取代实体经济导致帝国的衰落。
从这一点来讲，金融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衰弱，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如果把金融扩张作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弄不好就会把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比如现在的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就值得我们警惕。互联网金融的试验必须逐步推进，不能一哄而起。金融监管，不能搞“负面清单”，不能取消金融从业资格的认证，因为金融涉及的规模太大，反应速度太快，后果难料。
现在中国最应反思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坚持实体经济，还是学美国搞金融投机，自我毁灭？
4. 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意在中国成为美国的依赖经济
理由之四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这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家非常流行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正在误导中国经济转型。
前苏联、东欧推行休克疗法的时候，鼓吹经济自由化的是一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比如诺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哈佛经济学家萨克斯、匈牙利的科尔奈，他们好歹还是做过一些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这些年来，忽悠中国的世界银行报告的一些作者，比如世行2012 年提出《中国的2030》的报告，里面提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这一报告的作者，完全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该理论提出者把历史上过去50 年里，101 个国家无论大小的人均GDP 放在一起做一个统计回归，得出结论说，能够从低等收入国家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只有13 个，然后拿这些国家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转型的榜样。
显而易见，他们的方法论很成问题。假如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把跳蚤、青蛙、大象、人类放在一起，拿一个指标做一个回归分析，得出生物演化的规律，你们能相信吗？但世行的计量经济学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来看看这13 个国家暴富有什么窍门。
有一些窍门你想学也学不到，有的国家（赤道几内亚）发现海上石油，一夜暴富，可惜只有一百万人口，而且是独裁腐败的国家，值得中国学习吗？在13 个国家里，10 个国家人口加起来还不到中国一个省，最少的冰岛人口只有30 万，多的以色列几百万，葡萄牙、希腊一千万，就是把日本、韩国、西班牙全算上，才仅相当于中国的5 个省，何况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一些小国可以提出一些发展经验，比如小国可以发展旅游、房地产、离岸金融，暴富很快。这对有地理条件的某些区域经济也许可以借鉴，但是对人口是发达国家2 倍的大国而言，不可能以此种模式维持基本的就业。在过去金融危机期间，世行推荐的样板国家，其中有一半恰恰是受到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比如著名的冰岛银行危机，还有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都陷入了富国困境，失业率达到20% 以上，年青人的失业率高达50%。欧洲目前的难民危机，实质就是西方国家的就业危机。西方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模式，解决不了外来移民为主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才会形成恐怖分子自杀式袭击的经济土壤。世行在金融危机之后仍然继续鼓吹这些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样本，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大的讽刺。
世行理论最大的误导是，否定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公认共识：拉美和东亚国家陷入的是“依赖经济陷阱”，因为跨国公司控制当地经济发展，不为当地人造福。最好的例子就是阿根廷，20 世纪初的时候，富裕程度和美国相当，却始终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路子。
即使发展最好的“亚洲四小龙”，包括日、韩、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属于依赖美国的经济。比较典型的是日韩，在二三十年高增长之后陷入停滞，真正的原因正是他们的经济政策无法抗衡美国的压力。他们战后一直有美国驻军，没有独立的国防、科技，扛不住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当时日元被美国逼迫大幅度升值，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被迫开放金融，将核心企业股权廉价卖给跨国公司，所以在高增长之后未能持续发展。
中国要超越日韩，只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历史上建立独立的科学、军事、金融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现在除了美国和中国以外，还有谁拥有如此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和经济政策？历史上的文明大国甚至大帝国，要全盘西化搞现代化的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印度、埃及、墨西哥、巴西，情况怎么样？哪个能比得上中国？
所以中国的大众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领导人，要分析清楚中国下一步发展目标，只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有掌握科技军事的制高点，才会有独立的金融和稳定的经济发展。
如果中国经济学家没有自己的理论，盲目地去搭世行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便车，不但会失去金融市场话语权，也会失去国际合作的话语权，这一点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三、判断世界大势，看清中国定位
习近平主席在军队改制时提出的战略目标，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要占领军事科技的制高点。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要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不能满足世界银行提出的什么高收入水平。
为此，我们不但要客观认识中国道路的成就，坚定中国道路的信心，也要认识我们和竞争对手的差距，认清大局，抓住时机，提升中国的发展地位。
1.人均GDP的发展速度，中国道路远超西方和东亚模式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即使用人均GDP的统计指标，中国道路发展的奇迹也是史无前例的。目前各国公认的可做国际比较的经济史数据，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汇编的《世界千年经济史》。我们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1950年），中点（1978年），和可比数据的近年（2010年），把中国人均GDP的发展历程，做国际美元度量的横向比较。
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448美元，不仅低于当时的伊朗（1720美元）、土耳其（1623美元）、马来西亚（1559美元）、菲律宾（1070美元）、埃及（910美元）、越南（658美元）、印度（619美元），而且低于清代中国（1870年为530美元），古代日本（1150年为520美元），古代欧洲（公元1年，意大利为800美元，英国、法国为600美元），近代美国（1650年为587美元），近代俄国（1885年为865美元），近代韩国（1820年为600美元）。和周边国家比，中国只略高于蒙古和缅甸。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978美元。这相当于英国的公元1600年、法国和德国的1700年、美国1820年、日本1890年、韩国1953年的水平。换言之，新中国头28年按人均GDP测算的经济发展，相当于法德700年、英国600年、俄国400年、日本390年、美国220年获得的进步。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32美元，超过了前苏联的7733美元，接近俄国同期水平（8660美元）。这相当于韩国1990年、日本1969年、德法1962年、英国1958年、美国1941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发展，等于英国的400年、德法的260年、美国的120年、日本的80年、韩国的37年。
加起来，中国1950-2010年60年的经济发展，相当于英法德1000年、日本470年、俄国430年、美国340年、韩国170年的发展。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中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日本的11倍，韩国的28倍。这足以证明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优于西方模式和东亚模式。原因是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加贸易，只适合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作坊时代。铁路、电网、计算机出现后的大工业和网络经济，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调。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协调的能力远远超过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毛主席说，人的因素第一。中国的有为政府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科学家、实业家、受过教育的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是比西方劳力、资本、资源三要素更重要的比较优势。
2.真实的中国经济已经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按区域比较，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32美元，接近东欧的8678美元，超过拉美8个富国的7770美元、前苏联的7733美元。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2015年的GDP规模为19.5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欧盟的19.2万亿美元和美国的18.0万亿美元。这清楚表明国际经济的三大格局中，中国最具经济活力。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已经超过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这足以证明中国经济规模的话语权。
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中国2015年为14300美元，低于巴西的15800美元、墨西哥的18500美元、土耳其20500美元、俄罗斯23700美元、希腊25600美元、波兰26400美元、西班牙35800美元。世界银行把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故意划在土耳其之上（其实早在富国俱乐部OECD 1961年成立之初，土耳其、希腊就是成员国），东欧国家之下。
依笔者的亲身观察，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南欧国家，内地的发展也超过拉美和部分东欧国家。中国整体的平均水平估计可超过前苏联和东欧，肯定高于拉美。所以中国真实的人均GDP水平，应当在15000-30000美元之间，平均值在25000左右，可能已经跨越高收入国家的下限, 至少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不远。
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什么防止“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是缩小内地和沿海的区域差距，同时防止沿海大城市陷入西方的“富国病”。国家统计局低估中国GDP的原因，第一是还没有全面的财产登记制度基础，报税的人口不及一半，金融的信用制度基础薄弱。第二，地方政府为了降低税负，低估实际的服务业收入，忽视农民的建房投资，对灰色经济的监管相当落后。第三，从西方引进的国民经济统计制度，原本是为资本主义体制设计的，搬到国内必然严重低估非私有部门的经济贡献。如果改进中国目前的统计制度，估计人均GDP和居民财富的真实数字会大幅增加。这可以加强宏观调控的可靠性，以及增强大众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中国的经济才有健康发展的空间。
如果考虑内地发展的巨大空间，中国目前基本不存在民生产品的过剩产能问题，主要面对的是淘汰技术落后、高污染的设备问题。经济下行的根源，既不是需求侧的消费不足，也不是供给侧的产能过剩，而在区域布局的人口、资源、生态、体制的失衡。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难扭转，西方议会制政府反而是寸步难行。
3.中国的国际竞争定位类似于1900年的美国
如果不看人均GDP的指标，而看国际竞争格局。我以为中国目前的国际定位，不像1970年代的日本，而类似1900年代的美国。原因很简单，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但是科学制高点在德国，海军和金融制高点都在英国。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主导地位，而是后来在两次大战中寻机下注，改变力量平衡。
美国在二战后，才取得军事和金融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州立大学，都设在小城市，地价便宜，才能在二战之后，接受数以十万计的欧洲科学家和百万计的各国人才。历史上的科学中心，如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都建在乡间的小镇，学者才能避免商业和政治的干扰，专心研究。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办商学院可以，办一流的理工科大学非常困难。只有麻省理工学院难得例外，因为波士顿主要是教育而非商业中心。美国到1970年代才真正超越苏联建立起在科学与教育的主导权，从而确保美国军事科技的主导权。但是，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石油美元的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已经动摇。
中国目前和美国的差距，军事技术如航母、航空发动机至少落后30年；金融监管还处在美国大萧条以前的水平；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大约和法国1970年代的水平接近。如果中国能调整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布局，利用金融危机大量吸收西方培养的科技人才（我指的不只是海归中国人，还应像美国那样吸引全世界的科技人才），估计少则10年、多则20年可以全面完成科学、教育、金融和军事的赶超。中国的军事科技只要和美国接近，美日军事同盟阻碍中国统一的企图就成为泡影。
如果中国金融能避免目前模仿美国金融的老路，对内坚持资本账户管制，使国际投机资本无法入侵我国实体经济，同时扩大“一带一路”的金融战略，打造几支在国际金融上能打硬仗的队伍，发现和重用类似粟裕这样的金融将才，我估计10年时间，中国金融也可以掌握世界的话语权。为此，国资委有必要调整政绩指标，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改为次要目标，把占领相关行业制高点作为战略目标，为稳定民生的产业政策保驾护航。
美国早在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4万亿美元的2008年初，就已经承认中美两国已处于“恐怖平衡”的阶段，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实力，相当于1970年代前苏联的核武器实力，足以毁灭美国，同时毁灭世界。换言之，中国如果在适当时机运用金融实力，可以不战而迫使美国放弃美台条约，以交换中国在其他地区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妥协，祖国统一大业将不难实现。
中国经济下行，目前唯一的隐忧是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不但有可能像日本、中国香港那样挤出制造业，造成大学生和年青人的就业危机，更大的祸害是动摇中国科技教育的基础。因为中国的重点大学集中于沿海大城市。高昂的地价不但动摇科技队伍的人心，也无力接收海外可能大批归来的人才。
举例言之，笔者任教20年的北京大学，1990年代分给教授三室一厅的住房，月租不到10元人民币，如今北大附近的商业住房，月租高达5000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买房高达400万-500万元，相当于教授20-30年的工资。退休老教授当年的通勤时间为骑自行车不到半小时，如今中年教职工通勤时间为1-2小时，年青教职工生活压力更大。如此不合理的房价扭曲，导致北京、上海重点大学的行政管理重点是用各种方法办班创收，而非真正的科研攻关。而二三线城市新建扩建的大学，生态和居住条件良好，但是招不到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也使当地的产业更新缺乏动力。目前降低利率、放松户口等措施，治标不治本。因为带动大城市房价高涨的源头是学区房，计算机技术用机器人取代人力，导致教育成本和就业压力大增，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源头都是教育和医疗机会的差距。中国教育布局的不平等远大于美国，而和日本接近，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严重程度，也就和日本接近。不从根本上化解房地产泡沫，中国去库存的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加剧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绑架年青一代的就业、婚姻和家庭。为政者必须高瞻远瞩，不能急功近利。
依我的国际观察经验，中国经济目前下行的“危”，不难转化为改变科教布局的“机”。中国目前不缺资本，只缺人才，包括科技、金融和创业的人才。没有人才的资本是死的，能够驾驭资本的人才是活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把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为“招才引智”，才能实现中国超越美国的发展模式。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的主要方式不是高薪和重奖，而是创造安定、健康、合作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环境。新常态要有新政，认真落实邓小平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以高教布局的改革为抓手，带动科研、工业、医疗、城乡布局的整体调整，从而化解房地产的存量，吸收基础工业的过剩产能，奠定下一个三十年高速优质增长的基础。
目前美国、欧洲深陷中东冲突和难民危机，日本经济气数已尽，安倍经济学失败之际，就是日本重新考虑从19世纪的脱亚入欧，改为脱西（方）入亚（中国主导的东亚）之时。美日在东海、南海兴风作浪，给中国发展独立科技、自主强军帮了大忙。中国只有在科学教育占领制高点，才有军事科技和工业技术的制高点。
建议中央把发展战略视为国家安全同样的高度，建立国家级跨部委的机构，统一协调科技-教育-经济-国防-外交的布局和棋局，制定25年的长期远景规划，协调五年计划之间的连接。
只要看清形势，把握机遇，中国在十年内不难掌握科技、军事和金融的制高点，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如果能保持下一个三十年的高速健康增长，中国梦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
（编辑 季节）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源泉，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如果没有一个强大而极具创新性的制造业体系，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实现繁荣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都提出了制造业国家战略，制造业正重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
编者按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制造业在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一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变化，主要表现在增长速度持续回落，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内部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增长动力发生重大更替，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蕴含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促进制造业健康发展，直接关乎我国制造强国目标的实现，关乎我国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关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关乎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
为此，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指导下，以“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业”为题，《中国经济时报》选取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和承接制造业的中西部地区的江苏、广东、山东、浙江、天津、湖南、湖北、重庆八省（市）为样本，历时两个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采访调查，采访对象涵盖政府部门、制造业企业高管、相关专家学者，以点带面。通过此次调查，了解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找准制造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总结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落实推进《中国制造 2025》战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
一、八省（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
八省（市）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其共性。
国际上，受到“双重夹击”。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占领世界制造业发展制高点，“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严重弱化。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替代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等产业的投资地。要素成本提高使传统优势减弱，核心技术缺失使得长期竞争力堪忧；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更为明显。随着低成本优势的消失，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粗放型”增长即将走到尽头，而内外需低迷、产能过剩又在加重制造业的生存危机。“双重夹击”在广东、浙江、江苏三省表现尤为明显。比如广东省，基于扩大产能和降低人工、用地、物流等要素成本的考虑，为数众多的制造业企业陆续转到内陆省份和东南亚。美的集团、富士康集团先后在省外设立生产基地，三星电子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过去一些年，江苏省制造业以国际代工、加工贸易为主，承接的主要是跨国企业产业链条中的低端制造环节，一直以来依靠低廉的人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投入，凭借低成本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占据较高份额，并保持较快增长。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供给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企业各项要素都呈现成本趋势性上升，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纷纷在制造业领域加大布局，推动国际分工格局加速调整，使得江苏制造业面临着“高端回流”“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下行压力。一些纺织、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或正逐步将生产基地向成本投入相对较低的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以及孟加拉国、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在双重挤压下，浙江省的工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也面临巨大压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充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兴产业增长点。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是在培育新的增长点。经过 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绝大部分传统产业已趋饱和，产能过剩十分突出。可以看到，八省（市）均面临“新常态”的挑战，工业增加值出现明显回落。广东省工业企业增加值从 2002 年的 15.0％下降到 2014 年的 8.4％，浙江省工业企业增加值从 2002 年的 13.5％下降到 2014 年的 6.9％，江苏省工业企业增加值从2002 年的 20.5％下降到 2014 年的 9.9％。
产能过剩问题在八省（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工程机械一直是湖南工业的重要支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近两三年受经济下行影响，内外需萎缩，湖南工程机械产能过剩问题凸显。
制造业是支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在经济运行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正在艰难转型升级，对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调研中发现，八省（市）正积极应对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的深度调整，努力顺应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大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针对现有产业基础和优势，确立发展战略，壮大新兴产业，突出主业，合理布局，争取走出各自的新型制造业之路。
二、八省（市）制造业基础和特色优势
（一）总量规模优势
八省（市）工业经济缓中趋稳，保持总量规模优势。从总量上看，2013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25647.24 亿元，为全国第一；江苏以微弱差距排在全国第二（25612.24 亿元）。2014 年，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以 31507.87 亿元的规模超过广东（29327.61 亿元），为全国第一，浙江为12543.29 亿元。2015 年前三季度，江苏继续以24698.87亿元的规模领跑，广东则为21713.78亿元。
从利润上看，2012 年、2013 年江苏工业企业实现利润（7834.06 亿元）位居全国第二，而到了 2014 年，江苏工业利润以 8839.8 亿元的规模超过山东（8763.4 亿元），位居全国第一。其他省份的名次是：2014 年，广东第三位（6611.86 亿元）、浙江第五位（3544 亿元）、湖北第八位（2174.63 亿元）、天津第十二位（2042.77 亿元）、湖南第十六位（1523.2 亿元）、重庆第二十位（1169.87 亿元）。而 2015 年前三季度，江苏工业利润继续保持领先地位（6335.12 亿元）。
从各省（市）内区域工业情况看，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依然以珠三角为主，特别是以广州（2014 年工业增加值为 5075.41 亿元，2015 年前三季度为 3564.25 亿元）、深圳（2014 年工业增加值为 6501.06 亿元，2015 年前三季度为 4827.68 亿元）、佛山（2014 年工业增加值为 4249.23 亿元，2015 年前三季度为 3068.42 亿元）、东莞（2014 年工业增加值为 2593.54 亿元，2015年前三季度为 1992.74 亿元）四大制造业重镇为主。而江苏，2015 年上半年，苏北、苏中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11.1％和 10.3％，再次领跑全省，高于苏南；GDP 占江苏全省的 40％以上，日益接近苏南，逐步形成了苏南提升、苏北振兴的区域新格局。
（二）行业领先全国
八省（市）中，一些行业在国内甚至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比如 2014 年，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销售产值 2.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连续24 年居全国第一；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业务收入 6021.1 亿元，同比增长22.7％，成为广东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亮点。2014 年，重庆市笔记本电脑企业在全球市场出现萎缩的背景下逆势增长，生产笔记本电脑 5471 万台，增长 35.7％，实现全球每 4 台电脑就有 1 台“重庆造”，单台价值提高 12.5％，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湖南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全国第一，2014 年长沙市工程机械及配套件产业产值突破 2000 亿元。长沙工程机械产值占全国工程机械行业产值的 23％，工程机械设备出口占全国工程机械装备出口的 7.5％。其中，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双双进入世界工程机械 50 强。
2014 年，湖南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46.5 亿元，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205.2 亿元。湖北食品加工业位列全国前茅，2014 年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产值超过 1.2 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五，其中食品加工业产值位居前三。在湖北省 17 个市州中，襄阳、荆门、荆州、孝感、黄冈、随州、仙桃、潜江、天门等 9 个市的农产品加工业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此外，广东电气机械、天津石油化工、山东轻工纺织、浙江五金制品、湖北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均领先全国。
（三）结构调整已见成效
从产业结构看，工业结构正日趋优化。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比重提升，广东、山东、重庆、江苏、湖北等均有突破，传统制造业比例逐年降低，节能减排见成效。其中，2015 年前三季度，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中先进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10447.66 亿元 , 同比增长 9.4％ , 增幅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2.1 个百分点 , 比 2014 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48.1％，与 2014 年同期持平；高技术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5801.59亿元 , 同比增长 9.8％ , 增幅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 2.5 个百分点，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6.7％，比 2014 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2015年前三季度，江苏先进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工业中电子、汽车、医药、装备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 8.9％、10.5％、15.9％和 8.1％，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高技术产业贡献提升，前三季度全省高技术行业实现产值 22174 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速快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3.7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为 19.6％，较上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30.3％，较上半年提高 2.7 个百分点。湖北 2014年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451.16 亿元，同比增长 14.8％，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4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达到 16.3％。
制定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开始布局实施。比如广东已把智能制造作为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和主攻方向。2015 年 7 月，已出台《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编制并即将出台《广东省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14 年，广东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增加值约 20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控技术应用率 60％左右。2014 年 3 月，湖北也出台《加快湖北省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浙江省经信委拟定发布《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发展行动方案（2015-2017 年）》，将推动智能制造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装备研发。
（四）区域布局初步形成
从调查中了解到，各省（市）根据经济发展战略积极进行区域内产业布局。比如，广东布局了 6 个大都市圈超级产业集群：珠江东岸 IT 工业走廊；珠江西岸家电集群；珠三角纺织服装集群；汽车集群；石化集群；装备制造业集群。江苏布局苏南、苏北、苏中产业基地的重点行业。湖南长沙和湘潭工程机械、株洲轨道交通装备已具备核心竞争力。
（五）发挥传统制造业优势
在八省（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传统制造业仍占有相当大比重，生产能力较强，对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浙江民营经济十分活跃，生命力旺盛，“以小博大”的传统产业优势还很明显，消费品市场占有率居高不下。2014 年，浙江民营企业出口 1911 亿美元，增长 14.3％，高于全省出口平均增速 4.4 个百分点，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69.9％，比上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对全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97.1％。
（六）政策环境较好
八省（市）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民营经济基础好，创新创业能力较强。这得益于政府在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八省（市）出台一系列鼓励创新的优惠政策，如重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已安排 800 亿元，浙江达到 2000 亿元。
三、八省（市）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一） 发展速度逐渐放缓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各地经济发展面临新变化。从 GDP 增速来看，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超过东部沿海传统发达地区。被调查的八省（市）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 年 GDP 增速，重庆为 10.9％（全国第 1）、天津为 10.0％（全国第 4）、湖北为 9.7％（全国第 7）、湖南为 9.5％（全国第 10）、江苏为 8.7％（全国第 15）、山东为 8.7％（全国第 15）、广东为 7.8％（全国第 22）、浙江为 7.6％（全国第 24）。2015 年前三季度 GDP 增速，重庆为11.0％、天津为 9.4％、湖北为 8.8％、湖南为 8.7％、江苏为 8.5％、浙江为 8％、山东为 8.0％、广东为 7.9％，除重庆以外，各省（市）增速呈放缓趋势。
从工业增速来看，也出现明显放缓迹象。2014 年，重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12.6％，为全国第一，湖北为 10.8％、天津为 10.1％、江苏为 9.9％、山东和湖南均为 9.6％、广东为 8.4％、浙江为 6.9％。2015 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继续放缓，重庆 10.9％、天津 9.4％、江苏 8.3％、湖北 8.3％、湖南 7.8％、山东 7.4％、广东 7.3％、浙江 4.2％。
（二）制造业效益水平不高
统计显示，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平均 5％左右，其中广东 2013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销售利润率为 5.72％，在粤、鲁、苏、浙、沪等沿海五省市中排倒数第 2 位，利润总额 5627.9 亿元。2013 年广东省工业劳动生产率为 15.82 万元／人，相当于山东的 64％、上海的 65％、江苏的67％。2015 年 1-9 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产值 8.68 万亿元，仅增长 3.8％。
（三）新兴产业尚未形成引领优势
八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已经出台，但产值比重仍较低，比如广东省 2013 年仅为 5.1％。高端制造业刚刚起步，行业标准、市场定价机制尚不完备，比如江苏省、天津市、山东省均受到瓶颈制约。“两化融合”和新业态发展未有突破性进展，“互联网 +”应用于流通领域有待加快发展。
（四）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
八省（市）之间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化逐渐加深，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凸显。此外，一省（市）内部区域产业发展也不平衡。比如广东省的东部、西部、北部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广东珠三角地区一枝独秀，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占了广东省的 80％，而占广东省土地面积 69.5％、人口46.3％的粤东、西、北地区不足全省 20％。江苏制造业承接转移苏北地区发展势头良好，苏北地区经济总量占江苏全省的 40％。湖南优势产业向长沙高新区、开发区集聚。
（五）产业集中度和配套能力有待加强
在八省（市）中，除重庆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以外，其余省份差强人意。比如，广东大企业的分布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大企业的增量主要来源于珠三角，这说明了珠三角的产业集中率还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广东产业配套特别是装备、机械方面的产业配套不如长三角地区，重点制造业上下游和关联产业发展不匹配。
（六）集中发展优势产业，还是跨界扩大产业规模，需因企施策
以浙江为例。浙江企业的转型最早开始于 2003 年，其中转型成功的不少，但失败的更多，尤其是跨界转型，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组织架构，加大研发投入，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争夺未来的竞争优势。
（七）制造业龙头企业培育需要提速
以湖北为例。湖北已形成了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主，以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为支撑，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但是缺少本土知名品牌，缺乏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湖北在很多细分行业都有优势，也有一些效益不错的企业，甚至在全行业排名靠前，但缺乏领军型企业，造成行业企业大而不强，亟待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整合。
四、八省（市）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对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保障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制造业结构合理，行业领先，技术先进，市场占有率高，必然就会带动一方经济。通过对八省（市）制造业的调研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总体目标明确，发展重点特色突出，避免同质化发展。要进一步巩固广东制造业大省的地位，必须主攻智能制造，在广东东莞、佛山等制造业重镇密集的珠三角，通过智能制造引领制造业完成产业升级与人才结构优化也迫在眉睫。而天津作为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城市，需调整重化工业结构，加速发展现代化高端制造业，以此成为产业创新引领高地。重庆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优势较大，前景广阔。
第二，为加快重点领域核心产业突破提供发展环境。各省（市）依据实际情况，确定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主攻方向，分类指导，实行差异化惠企政策，减少行政审批，减免行政性收费，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向制造业倾斜，等等。
第三，扩大制造业发展平台建设，包括高新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自贸区建设、产业园区建设。未来，必须通过平台建设来促进产业发展，这是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长沙高新区和工业园区集中了湖南省内和外省转移来的优势企业，园区配套合理、基建完备，为企业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四，做大做强骨干企业，壮大民营企业。在项目建设用地、税收优惠、投融资、产业政策、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支持与扶持。
第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打通和占领国际市场可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为调结构留出空间。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内需，增加出口，将会有效缓解内需不足的矛盾，保障地区经济稳定增长。
（编辑 季节）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遗余力的重大历史使命。工业的主体是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该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大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制造业生产过程包括资本、科学技术、劳动力、土地、产业配套等方面的资源组合，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的先进程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也反映了它的经济技术资源综合水平。制造业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凝结了大量的技术创新，世界各国技术创新的主战场都在制造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重振实体经济成为各主要国家的共同战略。美国提出制造业再振兴计划，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牵引下，美国的高端制造业正多路演进。除了工业互联网和智能硬件，新一代先进制造技术、先进传感、控制和平台系统，可视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制造，以及先进材料制造将是下一代制造技术力图突破的核心。英国也提出高价值制造战略，在制造领域聚集了四分之三的研发投入，制造业占英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10%，进出口总额的10%。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一体化的市场，这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优势。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为19.8%，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中国先进制造业总体效益偏低，在中低端产能过剩的同时，高技术产品能力严重不足，其中很大部分依赖国外，或由外资企业制造，核心技术掌握在外资手中。发展先进制造业，补足结构“短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任重道远。
所以，加紧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仍是我国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的长远战略目标，需要作持久的努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由高新技术支持的高端制造业，培育发展若干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围绕先进制造业的高端服务业，才能创造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把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放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方面。这是加快现代化建设，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的必由之路，是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也是加强国防实力的可靠后盾。
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可以这样说，推动制造业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升级，对于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可以这样说，推动制造业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升级，对于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在发生重大变化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速度换挡，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二是结构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三是动力转换，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新常态符合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正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进程向后期阶段推进的直接体现，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
经济新常态，核心是实现动力转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关键在于新旧动力能否顺利实现平稳接续。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直接引进吸收国外的技术、巨大的内部市场、强有力的政府及其资源动员能力等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新的条件下，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约束条件不同以往，这些都意味着原来的增长动力必须调整，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
从全球背景看，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与投资环境的深刻改变，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比如美国制定了“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德国推出了“工业 4.0”战略，日本发布了制造业竞争策略等。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对更低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其工业化进程。
此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分工格局。数字信息技术、新材料、3D打印、云计算等新技术正在改变“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这一传统分工格局，智能制造、制造业服务化、生产的分散化、营销的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处于制造业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相对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增速放缓，竞争力犹存
作为当今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部门目前正普遍呈现增速不断放缓、增长动力不足的局面。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数量红利递减、生产要素成本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等低端制造业增长乏力，并导致了中国工业整体增速下降。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 2014 年的 7.9% 下降到 2015 年的 5.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速从 2014 年的 3.3％下降到 2015 年 1— 11月的 -1.9％。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产业变革，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积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也逐渐暴露。比如多数制造业部门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而化解产能过剩亟待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这些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企业倒闭、员工转岗甚至失业。当然，尽管增长速度放慢，但增长质量效益提升的空间仍然巨大。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高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业最突出的问题是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成品大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价格低的“三低”产品，在国际经济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从产品竞争力看，国内市场急需的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则长期依赖进口。作为研究开发主体的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科研开发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用于制造业研发的投入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我们虽然有华为、联想、中兴等创新投入很大和创新能力很强的企业，但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仅占销售额的 1％左右。技术落后、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
同时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体来看，我国至少有以下几大优势。一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 2014 年经济增量达到近 8000 亿美元；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 2 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 年出境游超过 1 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648 亿美元。这些表明，只要制造业企业能够开发生产出安全、高质量的产品，我国就有足够的市场潜力。
二是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我国每年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超过 700万人，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口数量红利的下降，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三是中国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据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具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这是我国实现制造业强国宝贵而难得的坚实基础。
四是中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和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平稳转身。
转型升级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不二法门
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必须进行重大战略和政策安排：第一，做强传统优势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可以看到，上一轮中国制造业靠的是“大”，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 ；下一轮中国制造业必须靠“强”，打造先进的制造业是做强中国经济的脊梁。如何理解这个“强”或者说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呢？重要标志是“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具体来说，必须做强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专利、融资、投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物流体系延伸 ；必须掌握核心技术，促进制造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推动加工贸易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只有处于价值链中高端位置和产业链核心环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变强了，存活下来的制造业更强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
第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企业和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专、精、特、新”专业化生产企业。在 2014 年公布的全球10家最赚钱的企业当中，中国有4家企业入榜，全部都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工业企业。而入榜的另外六家外国企业中有苹果、三星、微软三家电子制造企业。这种差别令人深思。对中国来说，工业是经济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支柱。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制造业），没有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很难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现在我们像华为、中兴、海尔、联想这样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跨国公司太少。如果能够形成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就可以说成功了。
第三，为制造业发展与转型创造法治、诚信、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尤其在竞争环境创造中，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得到极大的加强。今后，制造企业靠“山寨”这种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在新的发展阶段，企业要形成竞争力，必须通过建设更加完善的创新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提升对知识创新的保护水平，改善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真正放开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制造业领域。同时，政府要提供配套政策和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政府只有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放手让企业成为市场化创新的主体，多提供支持，少进行干预，才能使我国经济迸发出强大的活力。
《中国制造2025》是从当前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角度提出的重大举措，明确了制造业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被摆在突出位置。现在我国制造业虽然面临一些问题，但这不等于说不需要制造业了，制造业和创新紧密相连，一旦失去制造业，创新就没有活力了。
《中国制造2025》是从当前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角度提出的重大举措，明确了制造业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被摆在突出位置。现在我国制造业虽然面临一些问题，但这不等于说不需要制造业了，制造业和创新紧密相连，一旦失去制造业，创新就没有活力了。
当前增长速度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遇到新的困难。如何认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路径在哪里？
理性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记者：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对此，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张军扩 ：首先，6.9% 的增速仍在合理范围内。这个增速仍处在现阶段我国潜在增速的范围之内。根据我们的研究，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大体在 6%— 8%。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仍然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速。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时期，全球经济总体低迷，对我国经济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长，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
其次，要充分认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必然性。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主要是受阶段转换、方式转变和外部冲击三大因素的影响。经过 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结构，必然同时伴随着淘汰落后产能、化解矛盾风险，必然有一些企业和产能退出市场，从而必然导致经济增速的回落。另外，全球增长放缓，贸易减速，导致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
再次，要充分看到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出现的积极因素，看到结构优化的成效。比如，在产业结构方面，钢铁、石化、建材、汽车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比较突出，发展比较困难，而一些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产品、生物医药等则增长很快。总体看，技术含量比较高、与需求结构升级联系比较紧密的产业，增长都比较快。节能减排取得新成效，2015 年上半年，通过调研发现，凡是转型比较早、新产业比重比较大的地区，增速相对比较稳定，经济效益状况也相对较好。除浙江、江苏两个省以外，上海、福建、广东以及一些中部省份，增长的情况都相对要好一些。通过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够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能够为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企业结构也在改善，凡是有自己优势和特色产品的企业发展得都不错。2015 年上半年我们在浙江调研时看了一家生产卫浴产品的企业，尽管现在卫浴行业整体来讲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效益不是很好，可是这家企业的效益很好，增长率在 20%—30%，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产品性价比较高，市场比较认可。所以，“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实业总是需要的，关键看企业怎么做。同时，新业态、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对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也在增强。另外，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居民就业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 GDP 增速，民生继续改善。这对推进结构调整非常重要，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目前经济面临增长动力青黄不接、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问题。通过政策调整和改革深化，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管理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
当前从供给方面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水平，增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化解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进展比较缓慢。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经济形势不好时，地方政府出于保就业、保稳定、保发展后劲的愿望，会动用自己能够掌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甚至行政资源保护本地企业，从而使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的过程变得比较困难。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效益很难提高，也会使风险不断积累。
对中国制造业，不低估、不悲观
记者：截至目前 PPI（生产价格指数）已连续 44 个月下滑，2015 年 10 月 PMI（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表明我国制造业现在面临困境。如何看待当前制造业现状？
张军扩 ：当前经济形势严峻，对于存在的问题不能低估，但对我国制造业的前景，也没有必要过度悲观。一方面，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积极因素在成长、在增多，创新驱动的因素也在积累。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比较强的企业，重质量、重服务、重品牌、市场定位比较准确的企业，能够获得快速成长，而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环保和安全标准不过关的一些企业被市场淘汰也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有利条件。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具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产业配套能力和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与此同时，我国产业发展还面临良好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供给条件和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随着《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将加快，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展。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潜力也很大，但没有充分释放。
关键就是要转型升级
记者：中国制造业发展经历了“世界工厂”的辉煌时期，如今却陷入产能过剩、效益下滑的困境，假如让您给中国制造业开一份诊断书，您觉得病症是什么？药方是么？
张军扩 ：病症就是增长方式粗放，靠要素投入增加产能，而不是靠提升质量和效益。粗放的增长方式的临床表现是 ：第一，技术水平比较低，处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第二，产品不精致，与世界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中国制造”档次、质量明显不高，甚至可以说比较粗糙。第三，没有自己的品牌，尤其是名扬全球的国际品牌。第四，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市场不规范。粗放增长方式的结果就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即“两高一低”。需要说明的是，粗放增长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错了。在发展初期阶段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现在发展环境、条件变了，粗放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改变。所以，一言以蔽之，药方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要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就是要优化结构，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是要转型升级。
记者：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是什么？您怎样评估《中国制造 2025》？
张军扩 ：从宏观层面分析，我认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可以归纳为“四化”：智能化、精致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智能化就是要提升技术水平，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特别是要使传统制造业“+ 互联网”，而不单单是“互联网 +”，要运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如今，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信息化成为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常规手段。智能化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不二选择。传统产业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造整个流程，促进其自身的智能化。在信息技术催生下的新业态、新产业将引领未来产业进步的新格局。
精致化就是通过从技术到人的理念、素质，从工业基础到管理水平，从基本材料到加工工艺等全流程的提升，使我们的产品品质更高，功能更强，更经久耐用。现在我国是制造大国，需要的就是品质的提升。绿色化就是尽可能减少污染，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走“绿色制造”之路。
服务化就是通过大力加强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消费过程中服务投入的比重和质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不仅来源于传统制造活动的效率，也来源于内部服务的有效组织和提供。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服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要大大增加服务要素在制造业全部投入中的比例。总之，就是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减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升竞争力。《中国制造 2025》是国家根据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从战略的高度提出的重大举措。我认为它的重大意义在于：
第一，它明确了制造业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被摆在突出位置。现在我国制造业虽然面临一些问题，但这不等于说不需要制造业了，制造业和创新紧密相连，一旦失去制造业，创新就没有活力了。世界发达国家搞“再工业化”工业 4.0”，源出于此。中国概莫能外。
第二，它明确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方向。就是要推进“两化融合”，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深入推进结构调整，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第三，它明确了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保障措施。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各方面力量，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措施，建立灵活高效的实施机制，营造良好环境。
天津的工业规模体大若象，仅次于上海。如果用最简短的一句话形容天津工业，那就是大制造、大化工。
天津的工业规模体大若象，仅次于上海。如果用最简短的一句话形容天津工业，那就是大制造、大化工。
制造业下滑背后是结构调整
从清末民初时期，天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工商业发达、门类齐全，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天津是新中国第一台电视机、第一部电话、第一架照相机、第一台汽车发动机、第一只手表的产地。由天津开始的铁路、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设均开中国之先河，创造了近代中国 100 个第一。
天津的工业真正开始迅速增长时期，正值国家“十一五”期间，滨海新区2007 年底获批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市采取依靠重大工业项目拉动经济的策略，形成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工业八大优势支柱产业。如今，重大工业项目的拉动无疑使天津制造业发展迅猛，但布局的重化工项目过多、结构过重，不仅使这座北方港口城市常被雾霾所侵扰，也埋下受经济环境变化和全球经济周期变化影响的隐忧。
天津市制造业的体量是巨大的，2014 年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3.01 万亿的78.8%，占全市 GDP 的 34.5% ；工业增加值达到 7083.4 亿元。航空航天等八大优势支柱产业产值合计 24998.04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89%。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值 9873.94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5.2%。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 8503.36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0.3%。天津的大制造体现在拥有一批大飞机、大火箭、大造船、大乙烯的项目，形成“三机一箭一星一站”的产业格局，包括：空客 A320总装线、航天器制造产业基地；石油化工领域的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等；冶金机械领域的天钢扩能、海鸥精密机械加工基地、中船重工天津临港造修船基地；电子信息领域的电子加速器生产基地、生物芯片研发基地；生物医药领域的金耀生物园；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京瓷太阳能新工厂等。
“十二五”时期，中国制造业进入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天津市经济增速逐年在放缓。究其原因，工业持续下行是天津市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经济结构偏粗放，工业中传统产业多，比如，2014 年占比最大的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钢铁）、汽车制造业，再加上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食品制造业，这五大行业完成增加值占天津市工业的比重为 46.8%。2015 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汽车制造业这三个行业合计增加值占天津市的比重为 26.7%，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41.4%，拉动工业增长 3.8 个百分点。工业的下滑不仅仅在天津，全国制造业均受到波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钢认为，“中国制造业受出口萎缩的影响比较大。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四万亿’刺激政策，使得整体制造业有所恢复。但从 2012 年开始制造业又下滑，全国的总体情况不太理想，伴随企业利润的下滑，所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制造业的下滑拖累了经济增速，但其下滑背后的实质是工业结构的问题。
天津的工业增速从2014年开始出现明显下滑，2014 年 5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 8.7%，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8.8%。制造业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出口的增速下滑明显、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下滑、第三产业增加值从比重上来说增速放缓、亏损企业数量和企业的亏损面在扩大等。由于重化工业的周期性变化，导致大宗原材料、化工产品的价格大幅回落，这是经济大环境所决定的。天津的重化工比重过大，这就拖累了工业整体绩效，导致工业增速下滑。
传统产业的不景气和新兴产业的比重过小，使天津市结构调整呈现两难的局面。“天津的传统产业在逐渐下滑，比如摩托罗拉、长城汽车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早在几年前就逐渐开始下滑，比如钢管、地毯等。传统的 ODM 企业（原始设计制造商）在天津遭遇困局，除非这种产品市场独特性较强。目前出现的新变化是，天津市新一轮制造业开始兴起，比如，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机器人等，产业发展处在集体调整的阶段。”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天津重化工业明显下滑的同时，战略性新兴行业则在上升。据天津市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市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等行业分别增长25.2%、13.2% 和11.1%，文娱用品、家具制造等行业分别增长18.3%和15%。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工艺美术制造业和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这五个行业，合计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 10.5%，同比增长19.7%，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为 17.7%。但新兴产业占天津工业的比重有待提高。“在结构性调整时期，天津市新兴产业大概占到三成，包括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现在还不能成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主力。对天津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去制造业，而是让制造业转型升级。”
2015年8月23日公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天津市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和改革开放先行区。纲要明确了天津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地位。天津市拥有制造业基础，再加之2015年受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五大战略机遇叠加，天津制造业发展开始加码。天津整体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就是先进制造、高端制造。
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
天津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蓝图已经绘制成型。据天津市工信委公布的消息，天津编制行动方案计划在18个产业领域做强天津制造。市政府提出，经过三年时间培育，全市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具体而言，在高端装备领域，发展大型工程机械、超高压输变电、机器人、3D打印等智能装备，2017年产值将达3300亿元。海工装备重点发展海洋油气、临港机械、海水利用等，2017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届时天津将成为北方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聚集区。民用航空将推进天津空客亚洲中心建设，形成集航空研发制造、维修、物流、金融租赁、培训会展为一体航空产业体系，2017年产业规模将达1045亿元，其中制造业达到650亿元，力争使天津成为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航空产业城。
汽车产业将发展中高级乘用车、节能和新能源汽车以及发动机、变速器等汽车核心零部件，2017年产业规模达到2500亿元，汽车产量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将发展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推动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2017年产业规模达到200亿元，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2 万辆。智能终端产业将发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系统、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金融终端六大重点领域，2017年产业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把天津打造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智能终端产业基地。上述18个重点产业储备600余个项目，总投资6300亿元。
相信在未来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天津势必会经历一个由重化工业向高端、先进制造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是向全球先进制造靠近的突围之战。
传统大制造和重化工向上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因坐拥北方最大的港口，成为辐射华北的化工产品集散地。化工项目为天津市工业迅速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现在面临转型升级的难题。传统大制造和大化工占比较高，但其工业贡献率越来越小，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大，因此，原有的大制造和重化工必须尽快升级。
“天津要借助临港优势来形成更多的高端制造产业集群，包括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海洋经济、智能装备制造等。”作为多个项目的政府部门评审专家之一，天津财经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丛屹对记者说。天津是全国重要的石化基地之一，渤海湾具有丰富的油、气、海盐等资源，目前主要依托滨海新区实现化学工业区域布局调整和战略东移。天津市国资委主任李福明对记者说，“天津正在实施启动或完成10个东移搬迁项目。”
据记者了解，天津的石油化工项目越来越多集中到滨海新区，将来可能会有一大批项目集中在南港，最大的项目可能是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的国家石油安全储备项目第二期。按照国际经验，一些国家的安全储备，外围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商业储备，比如租用油罐，这将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天津若有了大的商业储备，可以形成一个现货交易市场。如果把这个量做大，就能上升到石油产品的交易市场，还有现货远期交易，将来甚至可以升级成期货产品交易。劳动力、土地等成本在上升，优势不再，纯粹的劳动密集型、装配制造以及没有临港优势的项目可考虑转移。然而天津临港，石油化工的优势仍存在，大飞机、大制造也有临港优势，港口可以利用贸易来拓展海外市场。
2014年全市航空航天产业同比增长38.1%，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8%。根据天津编制的《高端装备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航空航天产业在2015-2017 年，将发展空客系列总装和机体维修、空客飞机客改货等，形成空客系列机体、部件、发动机的系列维修能力和货机改装能力，发展直升机研发设计、总装改进及维修等，发展微小型近程无人机、小型中近程无人机、侦察无人机、空中巡逻无人机、无人机自动导航仪与测控系统等，加快发展航电、通信导航系统，以及发展与航天相关的配套产品及遥感平台等。目前天津空客320的项目主要是装配，周边尚未形成大的产业配套，没有形成本地设计能力，很多外围的研发和零部件的生产、产业配套就难以形成。也就是说，航空航天大项目还没形成产业集群，航空航天产业将来也要升级。天津市装备制造并不是没有升级的空间，而是产业升级方面下的功夫不大，动作不快。所以转型升级对天津来说是一篇大文章。
天津新兴产业板块还有海洋经济。“我们正在培育海洋经济和智能装备这两大经济增长点，并制订实施了海洋经济发展方案。”天津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办公室刘长斌处长告诉记者。临港经济区是通过围海造地形成的港口与工业临港经济区引进了泰富重工、天大海洋装备等一系列海洋经济项目，有天大水下滑翔机等14个高端智能装备项目，还将发展智能装备、生产性服务业项目。2015年6月底已完成智能装备产业园起步区的建设，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达到211家，占驻区企业一半以上。机器人产业园已完成建设，2015 年 10 月陆续迎来企业入驻。
大型装备制造项目主要在南港，目前注册了400多家企业。尽管化工仍占到临港经济区 40%-50%的产值，但从2008年开始，临港经济区已转向装备制造为主，包括中船重工的新港船厂和轨道交通产业。北车（现已更名为中车）公司主要生产和谐货车，担负北方和谐机车的检修功能。另外还包括一些新兴能源项目。
天津临港经济区功能定位为国家级重型装备制造基地、生态型临港工业区。这里是滨海新区的功能区和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也是国家发改委规划的国家级石化基地。临港的规划是建设以大机车、大吊车、大矿机为代表的重型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大船坞的造修船基地，建设大粮油的产业集群。在海工装备产业集群方面，推动中海油海工装备制造基地和特种设备维修制造基地、中石化海工装备北方基地落户。规划2009-2020年，逐步形成装备制造、粮油、物流三大产业板块和造修船、海上工程、重型装备、绿色动力、粮油加工、生态化工六大产业集群。2016年将有8-10个项目投入运营。
“天津大制造行业处于后发位置，而集成制造的先进技术都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但我们的特点是互联网企业创新能力较强。现在发展机器人是个大趋势。在天津的传统产业领域，企业也在尝试转型和进行技术升级”。记者从天津市国资委获悉，渤钢集团目前新增收入的75%来自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渤钢集团拥有的世界直径最大的环形锻件项目、百利装备集团的充液成型压力机、中环集团的高效硅单晶生产技术等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渤海轻工集团2000吨封端聚醚项目、渤化集团新型醚类清洗剂、城建集团桥梁拆除领域施工技术标准等有新突破。中环集团联手全球太阳能行业领军企业投资建设光伏产业研究中心和光伏发电制造基地。公交集团与比亚迪合作，纯电动新能源大客车已下线。
“目前天津有发展好的企业，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偏低，产业长期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天津市工信委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
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方向性围聚
天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集中在智能制造形成的功能板块、机器人项目、互联网大数据项目，虽然现在仅仅是起步，但表现出正在向天津围聚的特点，比较具有方向性。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生力军，也是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天津常常可以听到小巨人企业，这源于天津市政府最近六七年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天津市国资委主任李福明告诉记者，“天津市近年建立了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工业企业科技投入率要达到3%，其中科技型企业要达到5%。探索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知名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设立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基金。”
科技企业是天津先进制造的活力源，比如赛象科技、红日药业、瑞普生物、天堰科技等。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较强，且优化了民营经济结构。2015年，天津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4.32万户，其中民营市场比重达到97.9% ；新登记企业7.59万家，其中民营企业比重达到93.1%。
丛屹教授看好生物医药的发展前景，“生物制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现在在天津虽然起步慢，但其功能板块都非常清晰，天津的强势更准确地说是中医药现代化，比如天士力等科技小巨人企业”。天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个短板，就是产业氛围和创业环境相对较弱。
和南方一些城市相比，天津的年轻人就业倾向于政府、大企业，真正想去创业的年轻人相对较少。这从中小企业数量就可以看出来，深圳注册的中小企业在200万家左右，但在天津市注册的中小企业只有30万家左右，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有6.5万家，小巨人企业为3400家。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曾说过：科技型中小企业最具活力、最具潜力、最具成长性，抓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就是抓天津经济发展的未来。“十二五”期间，天津筹集了200亿元财政资金专项用于支持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
虽然天津市战略新兴产业是刚刚起步，但天津正在努力创造这种氛围，从早期外企转型到科技小巨人，政府拿出资金扶持发展科技小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天津形成趋势。天津制造业的方向相互交叉，但又不完全一样，正在朝着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这三个方向发展，这里就包含了“互联网 +”。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天津市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天津市海洋局正在编制并开始实施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海洋服务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四个专项规划。天津市将以打造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链条为主线，提高海水淡化应用水平，发展海水利用装备制造及服务业。天津市已投资117.4亿元，实施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重点项目19项。到2020年，天津市海水淡化规模将达60万吨/日，海水淡化工程产能利用率提高到70%，直接利用海水量20亿吨/年。
天津将推动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高端发展，已经在此领域，投资441.8亿元。，预计到2020年，天津海洋工程装备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初步形成以海工成套装备为核心、以基础部件为支撑、以工程服务为延伸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北方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聚集区。将以海洋工业为依托，以航运物流、滨海旅游等传统海洋服务业为重点，促进涉海金融服务、海洋科技服务等现代海洋服务业发展。到2020年，初步建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海洋服务业集聚高地，海洋服务业增加值超过3000亿元，达到全市海洋经济总量43%。
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天津将建设5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发展海洋医药、海洋生物材料、海洋功能食品、海洋生物农用制品、海洋生物酶制剂、海洋生物质能源产业。到2020年，将形成200亿元产业规模，突破20项共性关键技术，培育蓝色小巨人企业20家，形成“一核三区”总体发展格局。
从智能制造领域来看，天津的海洋工程将来极有可能成型，目前正在进行产学研综合能力的培育。但天津亟须破除产业氛围和创业环境相对较弱的短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制造业面临的双重挤压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大多面临着技术和人才的障碍。记者在天津发现，很多产业在发展方向上明显滞后，创新氛围比较淡薄。天津曾是全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仓，但本地缺乏项目源。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双重挤压：跨国公司和海外再工业化。中国大量制造业是代工，给外国企业生产产品，汽车企业也是这样，包括零部件加工，汽车生产是组装厂。摩托罗拉实际就是一个加工代工厂，在价值链的低端，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刘钢对记者说。
传统的汽车工业园区现在增速明显放缓。天津有全国最大的汽车平行进口市场，这与多年来空港培育汽车进口市场有很大关系。做汽车代加工企业破产，除了市场本身萎缩以外，还受哪些因素影响？
丛屹认为，首先是缺乏自主技术，尤其是核心部件的自主技术，合资这么多年了，本来想通过引进外资企业消化技术，但现在看根本不可能。一些由外资保有核心技术的关键零部件，在产业链中都属于高收益项。如果中国企业没有高收益的核心链条，只是负责装配。无非就是替别人的品牌进入本国市场销售获益服务。”
从天津汽车行业来看，明显在新的发展方向上滞后，新能源汽车最关键的电池、材料技术，本国技术还有很大差距。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上，国内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成本分为两大块：产权成本非常高，劳动成本比较低。从政策优惠和扶持来看，项目肯定有个审批过程，项目落地要用土地，土地需要审批；认定企业投资意愿后，可以做到一个图章管全部，但问题是落地的时候也要样样审批。接受采访的企业人士均感叹：中国的隐性成本太高了。”因此，现在很多企业不是搬到东南亚，就是搬到美国日本去。
制造业未来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先进技术支持的产品创新和销售服务。中国的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过程中，更多强调设计。在研发设计方面，大企业要建立自己的研发数据中心，同时要支持专业的研发设计中小企业，这是一个趋势。其次，生产的智能化趋势开始出现。我们已经看到机器人工厂，工业机器人代替劳工，所以1 个机器人可以替代10个劳工。最后，销售服务的网络化，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以为“互联网 +”对制造业有好处，可以降低制造业成本。可现在出现了新情况，有些“互联网 +”企业，一面拿着政府补贴，一面对制造企业和传统中小企业提出苛刻的条件，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导致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
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主要原因是缺乏技术竞争力，靠拼劳动力及资源成本。虽然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潜力，但在本土市场上，要跟具有技术质量品牌优势的的产品竞争，市场优势就大打折扣。2010年以前，很多代加工的民营制造业企业都倒闭了。一些产业新的发展方向，比如新能源汽车，在天津几乎听不到落地的项目。而深圳早就在做新能源汽车了，这涉及新材料、新能源的设计研发等。天津的外资汽车企业，多年来看不出有什么研发能力，日产在天津的投资项目，唯一研发出来的成果只是汽车大灯。
目前天津各个园区、各个区县都在打造产业发展基金。但实际情况是，项目源不足怎么办？产业氛围没形成怎么办？核心技术没突破怎么办？这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这些都将是天津发展制造业待破解的困局。
（编辑 季节）
舆情走势分析
2016年2月4日，公安部公布2015年十大打击食药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一例为山东济南庞某等非法经营疫苗一案。2016年3月18日，澎湃新闻刊发报道《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 专家：这是杀人》，记者报道采访了济南当地食药监管部门、公安等基层干部，指出涉案疫苗流向不清，并采访了疫苗领域激进派意见领袖王月丹教授、称“这是在杀人”，引发舆论轰动。3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迅速做出回应，责令山东食药监局会同当地公安、卫计委迅速查处非法疫苗问题。
3月18日晚，腾讯将“母女贩卖数亿毒疫苗至18省”推送成腾讯微信的头条。
3月20日-21日，总局连续发文，对查处非法疫苗事件进行部署，要求各地食药监局根据公布线索查处非法疫苗的流向。公安部、卫计委也联合总局发文，要求各地公安、卫计委配合展开调查。各地方部门纷纷展开调查自查，疫苗事件进一步扩散。
3月20日，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报道疫苗案情的最新进展，公布调查结果查处问题疫苗流向24省份，疫苗事件舆情态势逐渐升级。
3月21日，微博大V贾乃亮对疫苗事件爆粗口，引发网友关注。陆川、李晨、章子怡等也纷纷转发，疫苗事件在微博娱乐明星的助推下扩散。3月22日，一篇名为《疫苗之殇》（该文章目前已经删除，疑似财新网首发）的文章刷屏朋友圈，该报道翻出2013年南方都市报《疫苗之殇》的旧闻，将其与此次疫苗事件联系在一起，成功博取了网民眼球，刺激网民情绪引发舆情爆发。
3月23日，李克强总理对疫苗事件作出批示，要求食药监总局、卫生计生委、公安部要切实加强协同配合，彻查“问题疫苗”的流向和使用情况，腾讯微信再次将之作为新闻头条推送。23日，世卫组织也对疫苗事件发声，称“中国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力挺中国疫苗安全性。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称挂牌督办山东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切实做好这一系列案件的办理工作。3月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卫生计生委、公安部首次联合召开发布会，对疫苗案情进展进行通报。本次发布会取得了一定舆论引导效果，大部分新闻媒体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如实转发报道；但在微博、微信平台上，仍有部分大V、媒体官微和微信公众号却片面炒作扭曲发布会上的个别信息。25日，新浪微博账号“世界卫生组织”对问题疫苗事件中中国网民的质疑进行收集并再次发声予以解答，再度引发舆论质疑和争论。3月28日，世卫组织第三次回应事件，对常见问题予以解答并再次声明对“中国的疫苗生产和许可有信心”。当日，国务院成立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工作督查组，29日，世界卫生组织第四次对中国疫苗事件做出回应。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建议我国加强对二类疫苗的监管。
疫苗事件持续被热议，话题层出不穷，观点多元碎片，自媒体众声喧哗，普通民众神经紧绷。综合来看，推动舆情步步高涨的主要有以下关键传播节点：
媒体方面，推动舆情热议的关键动因有：1.澎湃首发新闻披露济南疫苗非法案件，称“这是在杀人”，人民日报微博、央视新闻微博等在转发时标题中新增“或致人死亡”字眼、夺人眼球；2.微信腾讯新闻三次推送疫苗事件为新闻头条、关注激增；3.财新网旧闻新做《疫苗之殇》引发朋友圈刷屏；4.央视报道疫苗事件，根据山东公布的可能线索推算出所谓非法疫苗流向24个省份，引发恐慌。
政府方面，推动舆情进展的主要动因有：1.18日-21日间总局连续四次发布通告，公布山东疫苗案线索，并要求各地展开调查；2.李克强总理对疫苗案做出批示，有网络谣言称总理要求3天内公布流向；3.24日三部委首次就疫苗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部分语言被脱离原有语境炒作；4.国务院成立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工作督查组。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次声明，也是疫苗事件的重要舆情助推力量。
自媒体方面，主要的事件有：1.微博红人发声关注疫苗事件，如@贾乃亮、@稀土部队（章子怡）、@王克勤等；2.“疫苗之殇”引发的论战，反对“疫苗之殇”一派的自媒体如“和菜头”、“方玄昌”等一批较为专业的学者；3.“疫苗之殇”后的疫苗科普，众多自媒体以漫画、插图等方式形象地阐释疫苗的机理、科普、监管模式及与此次疫苗事件的关系等。自媒体发声主题多元、利益动机各异。
舆论议题分析
对此次疫苗事件，舆情总量十分庞大，七成左右是对事件进展以及政府发声举措的报道，三成左右是建言性、观点性、情绪性舆情。我们选取媒体及微信平台中对疫苗事件的分析和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讨论。
（一）事件分析：管理制度的漏洞，是导致问题疫苗出现的重要原因
1.疫苗管理的制度存在漏洞，这是导致问题疫苗出现的重要原因。
制度中责权利严重不相符合。《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疫苗为何失效？》中提出，按照2005年规定，因接种二类疫苗异常反应产生的补偿费用，由疫苗生产企业承担，意味着疫苗批发企业有利益无责任。而疫苗的质量保证以冷链运输为前提，但疫苗批发企业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冷链运输这一必要条件并不重视。这一制度存在的漏洞为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监控机制严重失调。“E药经理人”微信公众号的文章《5.7亿元疫苗大案，疾控药监谁之责？》提到，2005年颁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之规定很难实行，因为地方药监局的行政级别往往比主管疾控中心的地方卫计部门低半级。这种“管不了”的尴尬，也体现在疫苗的使用管理上，卫计委系统往往有各种内部标准。目前，所有的一类疫苗全都由疾控中心监管；二类疫苗中的大部分，也是由疾控中心监管。当绝大多数的疫苗进入卫计系统主管的疾控体系之后，省市的药监局就难以再深入监督，止步于墙外。
权力寻租导致乱象丛生。财新网评论文章《业内揭秘：自费二类疫苗为何成为摇钱树？》披露，在经历数次改革后，二类疫苗形成了自由竞争、市场供应的流通模式。这一模式带来了不少弊端，一方面，疾控“控制流通差率”的做法，使得疫苗“加价”成为疾控收入来源的重要方式。部分疾控机构可能会采购那些成本低的问题疫苗；而在实际操作中，各省往往对二类疫苗实行“上级采购，下级调拨，终端使用”的制度，形成权力寻租。
利欲熏心导致后患无穷。腾讯财经的文章《疫苗行业“药虫”生存准则为省成本不顾病人死活》提到，“药虫”指的是倒卖药品的个人，他们消息灵通，能够获得一些药厂的代理权以及疫苗采购需求信息。药虫们需要借助那些拥有资质的药品公司来发货。药虫们获悉某个区域有疫苗需求时，则会与拥有资质的药品公司合作。或者疫苗批发企业的销售员直接贩卖疫苗，类似“山东疫苗事件”主角庞红卫。他们在利润驱使下，疫苗配送必需特殊的冷链运输车以及冷库等条件自然不会严格执行。过去近十年食药监和卫计委三番五次下令整改，但是“疫苗事件”依旧不断。
（二）对策建议：多管齐下，齐心合力
1.利用电子监管码建立统一完善的药品追溯机制。有媒体指出，应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等全流程的药品追溯机制，防范非法药品流向市场、危害民众健康。药监的电子监管系统和防疫部门不兼容，就防不住非法疫苗；即便药品监管电子码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瑕疵，但毕竟瑕不掩瑜，尤其是像疫苗、血液制品等高风险品种，仍然必须坚持实施电子监管码体系，以保证问题产品的及时追溯和召回。
2. 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的方式解决二类疫苗难题。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认为，中国疫苗的生产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疫苗出厂后，中国需加强对自费疫苗分发的监管。政府分发的免费疫苗是通过严格管理的冷链系统分发的，而自费疫苗的分发未遵循相同的高标准，该缺陷遭到不法分子的猖狂利用。世卫组织建议，国家免疫规划最好能涵盖部分自费疫苗，包括肺炎/脑膜炎疫苗、肺炎球菌疫苗和轮状病毒疫苗。
也有些媒体提出，二类疫苗应回归公益，让二类疫苗统一纳入国家管制范围，实行免费接种，这样才能压缩疫苗可能发生问题的空间，全面保障疫苗接种的安全。
3. 完善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机制、给家长安全感。“民主与法制”网刊文《疫苗管理不应忽视的补偿机制》表示，已有的异常反应处理流程看似合理，可是一旦发生了此类争议，卫生部门既是受害者索偿的对象，又是责任认定和裁判方，是否能够做出公平判断？具体补偿方案由各地方自行制定，但“一次性”的规定是否合情合理需讨论。
4. 执法的信息公开透明、避免社会恐慌。中国政府网发文《信息公开才是消除恐慌的“疫苗”》，疫苗可能失效，监管却绝不能失语。要彻底铲除疫苗销售领域的“潜规则”利益链，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则必须升级行业监管，查补缺口漏洞，把疫苗流通“体外循环”的上下游端口扎牢。所有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向全社会公布，让人们把对疫苗的监管看得清楚明白。及时迅捷的信息透明公开和建立成熟完善的纠错机制能让人们免于恐慌。
（三）疫苗事件中的媒体角色思考
1.疫苗风波的始作俑者。解救纸媒公众号发文《澎湃、财新、网易才是疫苗风波的始作俑者》，澎湃新闻发布了题为《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响人命，山东广发协查函》的文章，一经发出，公众对疫苗的关注度快速提升。整件事情的源头是澎湃、网易、财新这样的主流媒体，自媒体不过是推波助澜。
2. 反思媒体煽情炒作。中国产经新闻发文《警惕“疫苗之殇”背后的殇情！》指出，疫苗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被誉为人类健康的保护神；解决了曾深深困扰中国人的天花和麻疹。现如今，一则不负责任报道的流传，就使人们对疫苗产生了深深的误解和恐惧，并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这才是“疫苗之殇”背后的殇情，这才是潜藏在社会中的最大危险。
“社会学没了”公众号的《疫苗事件引起了谁的恐慌？》称，网民疯狂转发的背后源于对安全感的缺失，大V们以自己的影响力，迅速传播尚未完全正式的消息，甚至加上情感化的阐释，使得民众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勒庞所描绘“乌合之众”。作为媒体人，我们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还是致力于事件真相的挖掘？
3. 澎湃等媒体应为不实报道带来的恶劣影响负责，受到惩罚。搜狐发文《疫苗事件还原真相,“澎湃社”应付出代价》，正是澎湃新闻标题的一句“或影响人命”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影响，事件爆发以后澎湃新闻却早早的把新闻给撤了，给社会留下一地鸡毛。最后引导舆论矛头对准国家。山东疫苗事件发生后公知放话“类似事件发生在美国的话，奥巴马都会辞职”，公知们在暗示什么呢？被中伤的政府部门总是被动的想办法向这些对真相并不关心的无良媒体证明或澄清，而没有拿起法律度武器对待这些无良媒体。
舆情分析与总结
济南非法经营疫苗事件舆情持续发酵不仅对我国免疫规划事业造成重创，影响了公众对预防接种和疫苗安全的信任；同时也对现有疫苗的生产、流通及接种管理体制造成冲击，暴露出诸多漏洞及薄弱环节。此外，媒体煽情炒作、自媒体标题党成风、专家语不惊人死不休、微信公众号站队互骂……当前舆论场的种种弊病也都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在众声喧哗、观点碎片化、传播扁平化的时代，政府如何及时正确引导舆论、传播社会正能量，也成为此案例值得深思的一个重要维度。
（一）十年疫苗风波，媒体反复炒作
“疫苗又出事了。”这是山东疫苗案爆发后，各类妈妈微信群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媒体煽情炒作疫苗，已经不是第一次。2005年，媒体炒作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件，造成社会恐慌和甲肝疫苗接种率的显著下降，尽管最终原卫生部将事件定性为“违规集体接种甲肝疫苗引起的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但过于专业的术语和模糊的措辞，并没有彻底澄清事实，使得公众的记忆仍然停留在“夺命疫苗”的媒体故事中。
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爆发，以“揭黑”著称的记者王克勤发表长篇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数百儿童或死或残》，披露原山西省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贪腐、擅自经营疫苗流通企业，并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相关部门始终没有解释清楚个别官员贪腐与整体疫苗安全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乃至于当年10月原计划开展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受到严重冲击。
2013年末至2014年年初，乙肝疫苗事件再次甚嚣尘上。此次事件发生在大部制改革后，因而应对主体变成了两个部委：食药总局和卫生计生委。自此，部门配合问题成为影响疫苗危机处置和舆论引导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在本次山东疫苗案中尤为明显。此次的乙肝疫苗事件依然出自媒体炒作之手。尽管政府最终通报这些孩子死于偶合，也就是正好在患有其他疾病时接种了疫苗，但是仍然无法挽回涉事企业康泰数亿元的损失和国产疫苗行业所遭受的严重打击，在此期间乙肝疫苗接种率下降30%以上。
十年来，媒体在炒作疫苗事件时无外乎有两个“法宝”：一是用时间的先后顺序偷换真正的因果逻辑、在政府权威结论未出之前盖棺定论称疫苗有“罪”。原卫生部配合《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组织制订的《预防接种工作规范》中已明确指出，“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相关的诊断，应由县级以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做出。任何医疗单位或个人均不得做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在疑似异常反应并未经权威专家组诊断之前，媒体、包括独立的专家个人，是无权对疫苗安全性以及接种孩童是否因为疫苗而致残（死）作出判定的。
第二个“法宝”就是用个体的凄悲故事来消解计划免疫事业的整体成绩。市场环境下以眼球经济作为商业模式的媒体，在报道疫苗时的视角选择与疫苗接种本身就存在天然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媒体报道感性、预防接种理性；媒体报道炒作个案和故事、预防接种强调整体和政策；媒体在乎的是命中，“百万分之一”的“之一”落到任何一个家庭就是“百分之百的命中”，而预防接种强调的是概率，概率只能降低、不可能消除；媒体似乎总能找到疫苗“有证据的害人”，有孩子活蹦乱跳地接种了疫苗，却病了、死了，但预防接种却是“无证据的救人”，多数孩子因为接种了疫苗而避免了致命或者致残的疾病。某种意义上而言，上述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关于疫苗的炒作恐怕以后还会不断出现。疫苗话题联系着千家万户，使之总能挑起家长们敏感脆弱的神经，集中的舆情关注、持续的舆情波折，又是市场化的媒体环境最乐于见到的。
在经过十年的发酵之后，疫苗已无奈地陷入“塔西佗陷阱”：政府引导愈发被动，似乎总也扭转不了公众对于疫苗的不信任情绪；每当发生新的疫苗事件，原来疫苗事件留下的集体记忆就会被唤醒，加重对疫苗安全的刻板成见。已经显露的苗头是，国产疫苗恐怕会成为第二个“国产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后，国人蜂拥去香港、海外购买奶粉，国产奶粉行业一蹶不振、信任度降到低谷；而此次疫苗事件爆发后，给国内的疫苗产业带来沉重的打击。
（二）疫苗信任危机，危及疫情防控，折射医改困局
从公共健康与疾病防控的角度而言，我国的疫苗安全问题被反复炒作、家长信任度降低，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将是，公众无法通过预防接种形成免疫屏障，疫情就会局部暴发甚至全面暴发，到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不仅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更是大规模感染疫情的家庭和孩子。如2005年甲肝疫苗事件后，我国甲肝疫苗接种率下降、发病率就一路走高；再如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百日咳疫苗风波，由于怀疑疫苗接种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全欧洲的百日咳疫苗接种率下降，导致百日咳疫情反弹。
我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儿童提供接种服务的国家之一。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儿童计划免疫，并取得了突出成绩，通过国家统一规划和财政支出，不仅消灭了天花，而且成功实现了无脊灰状态；2008年实施了扩大免疫计划之后，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一类疫苗可预防乙型肝炎、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等15种传染病；新生儿24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的策略，也使得我国成功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可。
因此，国产疫苗质量不被信任，不仅危及到公共疫情的防控，也危及到免疫规划事业的发展，甚至危及到政府在公共健康和深化医改中的角色问题。进而言之，如果说山东疫苗案暴露出什么问题，最突出的其实就是在深化医改的过程中，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问题。目前，除了政府支出的一类疫苗之外，由家长自主选择购买并接种二类疫苗，这似乎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两种模式中找到了结合点，但由于各地财政经费有限，除了中国疾控中心之外，各地疾控部门都无法实现政府全额拨款，部分经费需要自筹，于是各地疾控部门“创收”、给人员发绩效工资的经费来源主要就是二类疫苗的采购和销售，这个环节屡屡出现问题、形成权力寻租，也就不难理解。
如若继续按照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双轨方式管理，基层疾控就仍然可能在二类疫苗处寻租，且从业人员对一类疫苗的接种和管理缺乏动力。遗憾的是，在此次疫苗舆情发酵中，与深化医改、政府角色相关的讨论，少之又少。
（三）疫苗多头管理，部门利益为先，舆论引导难有合力
自2013年大部制改革之后，疫苗管理愈发多头。食药总局负责疫苗生产许可、批签发、质量监管和疫苗流向，卫生计生部门负责疫苗接种管理以及不良反应的监测和报告，公安部门负责涉及非法案件的查办。导致部门利益优于整体利益，部门之间的协调成为应急联动和舆论引导最消耗时间和精力的部分。
澎湃对疫苗事件的原始报道中，济南公安的相关民警及山东食药监局的稽查人员明显存在媒体沟通风险意识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疫苗流向和涉案金额的关键问题回答时不假思索，如“账本记录以外几年所售疫苗数量和流向已很难查证”未经各方确认便草率透露给媒体，使得相关部门在疫苗案件中的处境极为被动，并且这些并不准确的信息成为推送网络舆情高涨的动因之一。
3月24日，总局联合卫生计生委、公安部联合召开发布会，也存在各说各话的情况，强调的点各有不同。政府正面所提供的信息却极其有限，舆论引导效果差强人意。显然，十多年前设计并沿用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已然不适应当前媒体新环境的发展，政府舆论引导需要出新意、需要有突破。
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提出“三医联动”的最新策略，即“医院、医保、医药”改革联动。如何有效联动、能否通力配合、推动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破解，联系到此次疫苗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更令人感到时不我待。解决14亿人口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在深化医改方面，需要反思过度强调市场化的倾向，需要更好的顶层设计和实施战略。
后记
在4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听取了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调查处理情况汇报，决定先行对一批责任人实施问责。根据已查明情况，会议决定，依法依纪对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生计生委和山东等17个省（区、市）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有关方面先行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下一步还要坚决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和失职渎职行为，并根据案件查处情况，提出进一步问责处理意见。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一是改革第二类疫苗流通方式，取消疫苗批发企业经营疫苗的环节；二是强化疫苗全程冷链储存、运输管理制度；三是完善疫苗全程追溯管理制度；四是加大处罚及问责力度；此外，草案还完善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等内容。疫苗生产企业直接配送疫苗到基层，不再允许基层疾控以经营疫苗补贴差额拨款不足。国家出经费保障，而且进一步将部分二类疫苗纳入计划免疫中。这些政策调整都是积极有利的。“政府之手”在医改领域不回避问题，找准方向，体现了回归医疗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使命和疾病防控的公共属性。这也体现了深化医改的正确方向。
（编辑 迟晨光）
建设服务型政府 推进服务均等化*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课题组
编者的话：
近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课题组进行了一场2015年改革民意问卷大调查，形成了四个专题报告，调查主题分别是城镇居民对深化政府改革的评价与期待、城镇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与需求、城镇居民对创业创新问题的看法以及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风险承受力。本刊拟分两期对这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编发，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诉求，为政府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
深化政府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始终是改革任务的重头戏，也是其难点所在。而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三五”时期实现共享发展、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政府改革成效获肯定
调查报告显示，总体来看，城镇居民对近年政府工作表现表示肯定，尤其是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的成就、在国家重大事务中体现出的决策能力表示充分肯定。
政府工作表现基本满意
为了解居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状况，《社会调查》课题组进行了对政府评价与期待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设置了群众观念、决策能力、办事效率、依法办事、经济发展等10项评价指标。“非常满意”赋值为5分，“比较满意”为4分，“一般”为3分，“不太满意”为2分，“很不满意”为1分，全部有效样本的平均得分即对政府某方面工作表现的满意度[1]。
统计显示，调查样本对政府工作表现的总体满意度得分为3.35分，在1至5分的取值区间中偏向于肯定的一端。其中，满意度最高的是城市建设，满意度得分为3.65分；其次是经济发展和决策能力，分别为3.54分、3.53分；然后是群众观念，得分为3.50分；满意度最低的是廉洁自律，得分为2.97分。（见图1）。
图1 调查样本对政府工作表现的满意度
对于近两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效，调查样本中表示非常满意的占24.2%，比较满意的占34.6%，合计占58.8%；表示很不满意的占1.7%，不太满意的占4.3%，合计占6.0%（见图2）。也就是说，接近六成的人对近两年来行政体制改革成效表示满意，这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着力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较大认可。
图2 调查样本对近两年来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满意状况
调研还显示，居民希望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建设廉洁政府、高效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居民对政府在廉洁自律、办事效率、政务公开方面的表现满意度较低，要求实行官员财产公开，认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不到位、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有待加强，希望政府政策更加尊重民意、健全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这都表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待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政府的回应速度，由此将倒逼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力度和提高改革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调查的城镇居民认为，我国市场运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到位、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3.1%、17.4%和15.9%（见图3）。
图3 “您认为目前我国市场运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
多管齐下促改革
有关研究证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提高群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城镇居民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越高，五年来个人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幸福感、安全感越是上升向好，对政府工作表现的总体满意度就越高。这表明，政府只有通过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给普通群众带来民生实惠和获得感，才能得到并强化群众的支持。
基于上述调查发现与结论，报告主要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第一，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政府工作满意度方面，农村户口人群低于城镇户口人群，外地户口人群低于本地户口人群。这与城镇常住人口中户籍与非户籍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差异密切相关。改革户籍制度、推进新型城镇化也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手段。为此，应加快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合理确定各级政府职责，确保到2020年实现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第二，完善重大公共决策的民意征求机制。大部分居民都认为，地方政府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前，对市民意见不够尊重。国家干部也有多数人持这种看法。这反映出目前重大公共决策的民意征求机制较不完善，缺乏规范化、法制化。应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公众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影响面广或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防止因决策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影响社会和谐。
第三，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实行官员财产公开不仅是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的利器，而且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强烈期待。调查显示，84%的居民认为应该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国家干部、中共党员中赞成的比例分别为87.1%、89.7%，民主党派人士的这一比例高达100%。应尽快提出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加快推进房产、金融账户等信息全国统一联网。在改革方式上可以加强试点，由点及面。
第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落实水平，优化社会管理，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而且有助于增强基层自治能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应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多元参与机制，尊重居委会、业委会等社区组织的自治地位、保障其依法自治的权利，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基层服务的力度。
第五，以信息化为支撑建设透明高效的政府。信息化不仅是提高政府效率的有效手段，而且是加强社会监督、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方式。尤其是，飞速发展的大数据技术为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提供了巨大可能。应大力推进电子政务系统优化升级，健全资源共享、业务协同、互联互通机制。以大数据技术助力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加强大数据收集、存储、分析和应用，充分发挥大数据决策、大数据服务、大数据管理的积极作用。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不断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迫切需要。而群众满意状况是评价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
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共享发展、协调发展
调研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城镇居民对目前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不高。在1至5分的评分区间中，调查样本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评分为3.35分。从不同方面分析，居民对基本社会服务（城乡低保等）和基本住房保障的满意度最低，对基本公共教育、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的满意度相对较高（见图4）。
图4 调查样本对目前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报告认为，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对改革进展的评价，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因此，在“十三五”时期，应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显提高其均等化程度，促进共享发展、协调发展。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应尊重差异，多重考量
调查还显示，城镇居民对各领域公共服务的需求都有其侧重点。在劳动就业服务方面，居民最希望政府加强劳动权益保护、技能培训和创业资金扶持；在住房政策方面，非常希望政府提高居民收入，让老百姓买得起房；在义务教育方面，特别希望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其均衡配置，保护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等；在医药卫生方面，迫切希望解决药价高、看病难、大病保障能力弱等问题；在社会保障方面，主要希望提高保障水平和制度公平性、减轻缴费负担等。
并且，不同人群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重点也存在一定差异。退休人员特别期待缩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差距、加强老年人保健。年轻人强烈希望政府加强创业资金扶持、控制商品房价格等。低收入家庭特别期待降低社会保障缴费负担、提高城乡低保的保障水平，高收入群体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反而更低。
值得关注的是， 绝大部分居民“不赞成延迟退休”必须引起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十三五”时期“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而本项调查却发现，66.8%的受访者不赞成延迟退休年龄，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对现行退休年龄的习惯、对养老待遇的种种顾虑、担心体力不能保证工作到65岁等（见图5）。
图5 “您是否赞成国家延迟退休年龄？”
调查同时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仅应作技术考量，而且应作社会和政治考量。本项调查的多项数据表明，人民群众强烈期待政府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尽完善，另一方面体现了转型时期群众社会保障诉求的高涨性，与目前我国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以及财政、企业、个人等方面的承受能力形成一定矛盾。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查报告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落实社会事业改革，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强化深化改革的效率意识、攻坚意识，加强改革评估和考核。切实推进共享发展，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覆盖。
第二，积极回应群众公平诉求，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差距。完善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逐步缩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养老待遇差距。
第三，强化社会救助体系的托底保障功能。进一步扫除城乡低保覆盖的“盲点”和“死角”，确保实现应保尽保。完善与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相关联的城乡低保待遇确定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低保水平差距。
第四，减轻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所参照的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使其更好地反映全体就业人员收入的实际情况。同时，国家可以考虑出台特惠措施，单独降低这部分人群的缴费比例。在经济波动时期，还可以采取阶段性减缴、缓缴社会保险费的政策。
第五，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强化社区养老的依托功能。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等参与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推广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模式。
第六，延迟退休改革应坚持公开、民主的改革方法，广泛倾听、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述求，综合平衡各方利益。在改革策略上坚持小步渐进、平缓过渡，提前公布方案，稳定群众对未来的预期。
第七，合理引导民众的福利预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合理确定公共服务水平，现阶段仍以保基本为优先目标，从满足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入手，引导民众形成理性的福利预期。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政治都在以一种隐蔽而微妙的形式嵌入娱乐或文化产品之中。娱乐从来都不是政治的绝缘体，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中国传媒市场充满多元意识形态竞争的背景下，保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成全民共识并非易事，需要智慧与耐心，寻找一种能为公众所接受的合理表达形式。
娱乐不是政治的绝缘体
截至2016年，春晚已经连续3年被网民评为“史上最差春晚”，网络上至今仍保留着那些吐槽2014、2015年春晚的评论。对节目质量表示不满似乎已成为常态。今年，在“形式陈腐”、“内容陈旧”的标签上，一些人为春晚节目质量欠佳找到了新的原因——政治挂帅。“春晚变成思想政治课”，“政治毁了春晚”，舆论形成一种强势逻辑，即春晚作为一档大众娱乐节目不能讲政治，因为讲政治，所以质量差、不好看。
那么，看似轻松的娱乐与严肃的政治之间是否真的相互矛盾、无法共生？
2015年8月6日，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离开了在美国广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每日秀》，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当时准备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希拉里等政客纷纷公开表示遗憾。回顾这档节目的历史可以发现，奥巴马曾先后七次参加过该节目，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的电视首秀也献给了它。政要们争相作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类以调侃政治为主的脱口秀节目在选民中的影响力。有调查显示，18至29岁的美国人中，有近一半会从《每日秀》等政治类脱口秀中获取与选举有关的政治信息，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投票时的态度受脱口秀的影响。[1]
事实上，娱乐从来都不是政治的绝缘体，像《每日秀》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本就是为政治而存在，这些被广受爱戴的名嘴主持甚至被誉为“能够左右民意的人”。
尽管人们似乎认同娱乐对政治的影响，但却往往拒绝政治与意识形态对娱乐的教化和灌输，这也是此次春晚受到非议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政治都在以一种隐蔽而微妙的形式嵌入在依靠媒介传播的娱乐或其他文化产品之中。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无论综艺节目、电影、电视剧，它们都是由一系列视觉、语言、声音符号排列组合而成的、具有丰富意义的符号系统。它们被观看、传播的过程，同时就是意义交换的过程。作为意义的载体，这些符号系统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载体，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则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政治的基石。关于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所提出的天赋人权概念。洛克认为，天赋人权包括平等权、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个人人权高于一切，作为个人共同体的国家是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存在依据的。以这种抽象的人权理论为基础，个人主义在美国逐渐衍生为一套与平等、自由、竞争等概念相结合的观念体系。它崇尚机会平等，它相信个人自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保障，而竞争则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途径。[2]
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中，个人主义无疑是最突出的主旋律。在众多的好莱坞电影中，我们都很容易发现将个人“神话”的英雄主义倾向。从早期的《第一滴血》系列、007系列，到后来的《独立日》、《爱国者》、《碟中谍》、《超人》、《空军一号》、《钢铁侠》等，一个个崇尚自由、永不言败、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形象被不断塑造出来。这些英雄向观众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即个人能力无可估量，单凭个人就可以完成拯救世界的终极任务。而诸如《肖申克的救赎》、《幸福来敲门》等影片，则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展现了美式个人主义。这些影片告诉观众，人需要有梦想，梦想就是追求自由与幸福，只要通过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梦想就会实现。
即便是在《纸牌屋》这样展现政治腹黑的电视剧中，充斥着阴谋、诡计和私欲的剧情中仍然成功嵌入个人主义。在原版《纸牌屋》英剧中，主人公是一个没落的苏格兰贵族，背负着重振家族辉煌的使命，他重回权力中心的剧情展现了英国梦。而在新版美剧中，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从南卡罗莱纳州小巷走出的小人物，他野心勃勃，白手起家，通过个人奋斗，在复杂而激烈的竞争中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拾级而上，超越阶级的界限，登上权力的顶峰。这是典型的美式个人主义，也是美国梦的展示。
由此可以看出，在欧美国家的经典剧目中，娱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对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多元意识形态挑战文化领导权
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既是娱乐，也是媒介产品，它们都承载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精神层面的影响。
美国学者格伯纳提出的涵化理论认为，受众在媒介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社会认知模式和社会行为方式。一些研究显示，长时间收看电视的人，其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更接近电视所构建的“虚拟景象”，而非客观现实。还有研究表明，媒介接触与价值观显著相关，经常接触西方娱乐内容（观看西方电影、娱乐节目）的人相较于经常接触传统娱乐内容（观看国产电影、曲艺和戏曲节目）的人，其履行家庭职责的愿望更低，个人及时享乐的愿望更强。[3]
文化领导权（hegemony）是由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统治者可以通过文化和精神形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同意”和“接受”被统治的命运。换句话说，武力不是获取政权、控制社会的唯一途径，构建文化领导权同样能够达到目的。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这种机制统治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导权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强调制造“同意”（consent）。本质上，确立文化领导权亦即确立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从方法上看，是要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价值观，使其同意并接受对应的意识形态。
媒介文本的隐蔽性以及文本再现的多元化赋予了电视、电影等媒介形式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特殊地位，它们更容易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媒体传播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对于巩固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这并非易事。
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进程使得中国电视、电影中常常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维度交织、多元意识形态竞争的现象。而这种局面或多或少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进入上世纪90年代，欧美广播电视领域掀起了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浪潮，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由化，在广播电视领域引入新的经营者，商业性频道出现；第二，商业化，广播电视的经营更加侧重营利性而非服务性，强调市场因素的影响，减少对广播电视的公共投入；第三，放松管制，国家放宽对节目内容的限制。[4]
这场变革不仅对欧美广播电视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使传播内容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广播电视的商业化使得节目内容的政治倾向性更明显。市场化经营策略使得临时性雇员增加，这些人缺乏工作稳定性保障，对上层（媒介拥有者、经营者）的政治倾向性更敏感，更可能将这种政治倾向反映在节目中。另一方面，在市场逐利的驱动下，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越来越娱乐化。不仅娱乐性节目的比重在整个广播电视节目中增加，而且新闻时事节目也出现娱乐化和小报化的倾向。同时，由于国家放松对广播电视内容的管制，更多色情、暴力场景出现在节目中，毕竟这样的画面更具冲击力，更能够吸引眼球。只有保证受众数量，才能保证充足的广告收入。广播电视内容呈现出更多的个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媒体拥有者和经营者更乐于倡导人们追崇资本与财富，以鼓励进一步的消费行为，促进物质繁荣，带来更多的广告。至于那些容易引发不满与矛盾的社会公共问题，则不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对象。
此外，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各大媒体集团纷纷合纵连横，加强实力，以保证节目源和传播渠道，同时寻求全球化的拓展。
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既有与欧美相似之处，也有本质的差别。
赵月枝曾指出，“从诞生之日起，（中国）电视便从制度和指导思想上融入了作为党的宣传喉舌的既有媒体体系。”那时候，电视节目内容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电视节目的播出也有明确的政治教化意义。
随后，中国媒体领域也经历了“商业革命”。尽管制度上，媒体仍归属于国家，是重要的政治传播工具；然而，在实际的运营中，媒体开始走向商业化、市场化。于是，中国媒体的传播内容也充满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冲突和矛盾。一方面，既有的“主旋律”仍然在唱；另一方面，传播内容也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同时孕育出一种“去政治化”倾向，使得人们对政治性话语越来越陌生，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加之中国对外开放后，中国成为国外媒体集团全球化扩张的重要市场，各种不同价值观的文化传播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进中国，这使得中国的传媒市场成为充满多元化意识形态竞争的场所。
在这种背景下，要保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统一全民思想并非易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强制灌输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人们已不习惯那种直截了当的政治表述形式。党需要智慧与耐心，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并且寻找一种能为公众所接受的表达形式来进行思想的同化与统一。
选正确的人 做正确的事
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中指出，美国媒体是为控制着它并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的强大社会利益集团服务并代其从事宣传的。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都有重要的议程及要求遵循的原则，都有着影响和限制媒体政策的力量。但这种影响和限制不是通过简单的干涉来完成的，而是通过选择具有“正确思想”的人力，并经由编辑和记者对符合利益集团政策的各项首要原则和新闻价值的定义进行内化而实现的。[5]欲统一被传播者的思想，首先要挑选具有正确思想的传播者。正所谓选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毛泽东主席也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要了解、熟悉文艺工作的对象（工农兵及其干部）；我们的文艺向工农兵普及，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文艺的提高，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
媒介作品的创造者，不仅自身要认同、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还需要注意工作方法，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从葛兰西的观点来看，只有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国家精神与广大民众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经验相结合，才能使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并接受，甚至将其内化为“常识”来指导日常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编辑 王生升）
一个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强县”海宁，一个是北京编外卫星城燕郊、著名的“睡城”，两者都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本文通过揭示海宁和燕郊的房地产怪象，探寻全国房地产去库存大背景下不同地域面临的房产过剩困局。
一个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强县”海宁，一个是北京编外卫星城燕郊、著名的“睡城”，两者都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本文通过揭示海宁和燕郊的房地产怪象，探寻全国房地产去库存大背景下不同地域面临的房产过剩困局。
浙江海宁，一个县城的地产困局
我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北部的海宁市，西临杭州，距上海150公里，是一个很发达的县级市，2015年全国百强县排名21位。海宁市区也就是硖石镇。春节返乡，围绕着这十几年来发展出来、我并不熟悉的新路，我开车走了好几圈，极目所见除了楼盘、楼盘，还是楼盘。
一个高速发展的县级市
二十多年的变化，已然让我们这些在外多年的人迷茫了。硖石镇已变成了一个我不太了解的庞然大物。原有的旧城区，面貌还残存在印记中，但是那些新城区——也就是不断扩大，已经收编了城边上的乡镇。这在20年前的“自行车时代”，根本无法想象。
在我的少年时代，海宁市有多少人口？按老辈的说法是60万人。我查了下海宁市总人口的相关数据：1992年为61.7万，按照百度百科，海宁现有人口是64.62万人。这个人口统计毫无疑问是指户籍人口，也就是说，20年间海宁市的户籍人口总量一直在65万上下浮动。
从人口角度切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非常明显的趋势：第一，总户籍人口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是决定当地地产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流动人口转化为当地人口的最主要方式是婚嫁。
海宁人比较看重去县城发展，所谓的“丈母娘经济”、“学区房杀手锏”，在海宁都是很有效的。在当地“城里一套房、村里一套房”，基本上是家家户户的“标配”。城里的房子，年轻人住的居多，因为通常他们工作在城里，孩子上学也在城里。而乡下的房子，老年人住的多。所以如果在非节假日去海宁的乡里，能碰上的基本都是我父辈或者爷爷辈的老人，同龄人则很少能遇见。
当然也有很特殊的家庭，比如城里买了一套，暂时不住，因为农村自建的“豪宅”宽敞舒适，并且现在家家户户少则一辆汽车，多则两辆，交通方便，城市与农村根本没有本质区别，所以选择住乡下。
海宁楼市的一些关键性数据
目前海宁到底有多少楼盘，我没有找到办法统计。海宁市的房价可以说非常贵，硖石镇的均价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2万一平米的水准，基本“秒杀”中西部一般省会的房价。
我在海宁市一个二手房的网站上查到一些资料，目前海宁市的楼盘量是87个，而二手房总量是14614套。我们可以通过几组数据，侧面观察到海宁市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
从房地产交易来说，二手房最能真实地反映海宁市房地产价格。
2011年7月海宁市二手房挂牌房价为10043元，而2016年2月海宁市二手房挂牌房价8695元。5年时间，海宁的二手房房价，已经跌去了13.4%。这5年的数据走势，说明海宁市房地产价格正在回落，并且稳中有降。2015年3月30日以来，政府出台密集的救市政策，似乎难以拯救海宁的房地产市场，房价曲线一直平稳向下。
我们再看2013-2015年海宁楼市成交的对比图。
图1 2013-2015年海宁楼市成交对比图
图1显示，2015年海宁市的商品房销量有所回升。笔者通过海宁市透明售房网查到，2015年海宁市预售许可商品房总计是9113套。
图2 海宁市2009-2013年房地产投资总额趋势
图3 海宁市2009-2013年商品房年销售套数趋势
图2所显示的海宁市房地产投资额，从2009年到2013年的5年中，翻了4倍。图3是海宁市2009-2013年5年期间的商品房销售数据。通过这组销售数据，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其中2010、2011、2012年的销售数据都不是很理想。而在2013-2015年的销售数据中，2014年商品房销量偏低。
很显然，2015年海宁市商品房销售量出现大幅度回升，是得益于国家强势推动“去库存”的政策导向，利率已经降到史无前例的新低。但按照房地产投资的周期来说，2013年80亿的房地产投资，到2015年可能还尚未释放出来。
我们再看一组政府公布的住宅用地供应数据，2013年住宅用地为122.54公顷，2014年住宅用地为150.24公顷，2015年住宅用地为87.23公顷。受限于库存问题，2015年住宅用地供应几乎腰斩，但就供应量来说，2013年和2014年的土地供应如果开发成商品房，实际销售周期应当在2015年至2017年左右。如果在这个大周期之中，国家政策回调（利率上调等因素），当地房地产的销量就极有可能回到2010/2011/2012年极其低迷的状态。
2014年，21世纪网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海宁楼市要崩盘：多楼盘烂尾、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在这篇报道中，提到了一组数据，“根据海宁透明售房网显示，截止到2014年4月14日，海宁全市可售房源16129套，可售面积197.02万平方米。”这个16129套，是包括了全部商品房在内的在售数据。
海宁去库存的难点（二级标题）
通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性数据，我们可以初步提出一些判断：
第一，海宁市在售所有商品房的房源，即便在2015年相对减少1000套，目前存量至少不会少于2014年4月的16129套。按照2015年月均800套的消化速度，即便停止相关项目的开发，也需要20个月来消化这些库存。也就是说，高库存的状况仍然存在。
第二，根据土地供应与投资额情况来看，2013年和2014年，都是投资额与供应量相当大的年份。按照房地产的开发周期来推演，预计2015、2016、2017年都将是供应量极大的年份。
第三，显然，2015年海宁市政府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将住宅土地供应量降低到了87公顷。但是，参考前几年的销售数据，如果发生类似市场低迷的销售情况，即便只有87公顷的供应，消化起来仍然非常困难。
第四，海宁户籍的人口数量没有更大增长，这意味着潜在购买力趋于下降。
第五，国家政策的不可预期性，也对海宁市现有去库存带来困难。购房商贷利率4.9%，首付25%，允许下浮5%这样的政策，必定只是短周期的，具有不可持续性。再考虑到海宁市几乎人人有房的现状，20%的首付对住宅市场的驱动效果有限。
第六，2015年年底，是国家去库存各种利好政策释放期，也是利率不断变低的时期。
通过对2015年9月28日至12月27日海宁市各类商品房成交数据进行统计，总的成交量达到2170套。这段时间海宁楼市获批的总商品房套数是3202套，也就是说，尽管“金九银十”被认为是房地产的黄金销售月份，但是实际上这个时段的库存套数反而增加了1000多套。
201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海宁市存销比数据再次放大，背后原因应该是2013、2014年海宁市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投资额产生的新增商品房正在放量所致，去库存正在失效。
目前海宁市基本都是有房的，不仅市民有房，农民更有房，农民除了宅基地上自建两三层左右的房子之外，在城里也买了房。除了市民的“刚改需求”、“学位需求”之外，几乎想象不出谁还会去买房。从较长的时间曲线来看，海宁市人口增长主要是外地务工人员较多，他们之中除了少部分通过婚姻形式进入海宁之外，大部分人最终仍以返乡为主，极少在海宁购置房产。外地务工人员也很少有购买高昂的物业的潜在需求。显然，现在海宁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太多的消费需求，即便现在停止建设，这3万套房子的买主在哪里？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苏南浙北已经是全国非常发达的区域，大城市星罗棋布，周边强县不在少数，但销售的楼盘之多，已经到了令人眩晕的地步。真有这么多人，在县级市置业？虽然苏南浙北的外地打工者非常多，但是大部分人显然已被高房价壁垒彻底隔绝在了当地房地产市场之外。这些县城的房子，究竟往何处去？最近5年数据显示，房价持续阴跌13%。目前这种阴跌还在持续之中，二手房除了少数县城学区房之外根本找不到下家。用地产市场的专业术语来说，“买入即站岗”。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十余年的大体量开发，家家户户一到两套、甚至三四套住房之后，该怎么办？笔者留在当地工作的同学基本都属于三套房所有者。没有大规模人口流入，潜在住宅需求者基本不存在。而且，从知识型人才结构来看，县域还是人口流出的一方！
海宁房地产去库存的办法是什么？农民工置业这个途径，对海宁来说无效，除非大幅度降低外地在海宁打工农民工的置业门槛。但这种方式并不具备可行性。
同样，房价猛烈下跌，也意味着在当地尽管看起来很富有的家庭，数十年积累的财富（如县城房产资产）的主要部分，要随着地产市场的走低而蒸发。何况海宁市的房价已经阴跌了13%，人人都意识到海宁市的房产，不再是可靠的保值增值手段，买房热情逐渐低迷，杭州及周边的天量库存，也在危害着海宁市房地产市场安全。
海宁的房产市场是长三角地区的 “强县”个案，具有普遍意义。海宁周边的桐乡、海宁市的上一级地级市嘉兴，苏南的部分地级市，都在遭遇房产库存高企、去库存化乏力的局面，如果不及时想办法，势必将会进一步迈入不可化解的高库存深渊。
当然，相对于部分中国中部地区的县级市、地级市来说，海宁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如果地方政府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刹住供应的车，并且引入城镇人口，或者引导海宁的流出人口实现回流，或许在四、五年之后，海宁的房地产市场能重新回到正常的供需关系。
燕郊：全国去库存阵痛中的房产热（二级标题）
燕郊著名的楼盘路——燕顺路
2015年，全国三四线城市楼市，哀鸿遍野，尽管政策反复刺激，利率甚至降到新低，杠杆一再放大，全国二三四线城市，仍深受高库存之累，房地产投资降速，房价疲软，去库存化周期依旧漫长。
但201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并不全然是水深火热，也有例外。在一线城市中，深圳楼市领涨全国，火爆异常，全年涨幅近40%，部分区域房价翻番。同样，环北京的一些河北县域，如三河市治下的燕郊与大厂回族自治县，全年涨幅也超过了50%。
燕郊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个按照行政等级（副县级）勉强属于五线的产房大户，在2015年楼市异常火爆，年底甚至出现无房可售的现象。同属廊坊的大厂回族自治县的楼市，甚至比燕郊还火爆。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间，该县潮白新城（华夏幸福旗下一个占地8000亩的超级大盘）部分新房价格从6000元跳涨至15000元，直线上涨150%。
在全国一片“救市难”现象之中，楼市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一线城市、燕郊等少数地区楼市，反季节暴涨，与全国楼市去库存的基调完全不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口的流动与重新聚集，资金不断向一些热点区域涌入，对全国去库存究竟构成了何种挑战？
本文试图揭示一个问题，水银泻地一样均质化的救市政策，往往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去库存更深远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把房子卖出去，而是要更长远地改变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让地方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改变过去十余年的人口流动趋势。只有卖出去的房子有人住、有人继承、有人交易，这样的房地产市场才有可持续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益也才有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开发区，还是北京睡城？
2007年我在燕郊买了房。彼时，燕郊这个名字还名不见经传，销售必定会告诉你这里过几年要划归北京，地铁就要修过来，如此等等。
然而，8年过去了，燕郊始终没有划归北京。
七八年时间，燕郊的麦田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从一个安逸的小镇，变成全国知名的房地产热门城市，也是北京的睡城。我来燕郊的时候，燕顺路上还到处是麦田；而今，这里成了高楼一条街。这条长达9公里的房产路，从南往北，楼盘数量不少于30个，居住人口不下40万。
根据燕郊开发区官网提供的数据，燕郊开发区从1992年建区到2014年，22年间户籍人口从3.5万上升到60万。实际上，这个人口数据仍然是被严重低估的，大量流动人口并没有被统计进来，燕郊的实际居住人口应当已经超百万。
作为河北省少数进入全国百强县（2015年县域经济竞争力全国排名29）的三河市，仅靠一个燕郊镇，仍然可以排进百强。
燕郊兴起，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央企转移，冶金一局、中核、中海油等大国企分部，基本是在这个时间段迁到燕郊除国企分部、本地巨头之外，汉王制造、神威药业、中兴通讯等企业，在燕郊也有分部或制造中心。
进入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一号工程推出，媒体纷纷将燕郊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样板进行报道。毫无疑问，燕郊就是北京溢出效应下，野蛮生长出来的一个卫星城。
过去十年燕郊的经济发展中，尽管顶着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头衔，但是房地产却一枝独秀。睡城之名，尽人皆知。过去十年，既是燕郊爆炸的十年，也是燕郊迷失的十年。在这里，几乎所有的项目，开发商最终都能通过各种办法，将土地变性为住宅用地。十年来，数十家开发商在燕郊建起了一百多个楼盘，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核心地块全部变成了睡城。
房产之城，无房！
房地产之所以能成为燕郊的支柱性产业，不在于燕郊开发商的精明，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北京对人口的虹吸效应却无法安置这些人口，从而溢出到环京。
正是由于这个大背景，在北京人口膨胀过程中，廊坊的北三县很快就被发现了，尤其是燕郊，地理位置更加特殊。
以2015年数据为基准，北京市在15年时间中，人口增长了806万，年均增长75万人。也就是说，过去十五年北京市平均两年的人口增量，可以创造出3个廊坊市区（50万人）、1.5个保定市区（100万人）。燕郊到有多少人口，历年人口增长多少，没有办法通过官方口径统计，但其人口增量必定与北京人口增长相关。2014-2015年，强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展开，疏解北京市人口提上日程，但2015年北京的人口依旧是增长的。在疏解北京动物园服装市场、大红门服装市场等高聚集人口商业区，打击地下室租房、群租房之后，全市人口依然增长，也说明扭转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趋势相当艰难。正由于承接北京的溢出人口，燕郊迅速膨胀。并且，燕郊也从政策层面积极承接北京溢出人口，比如买房送户口等，这对于没有北京户口的北漂一族，是极具杀伤力的。
图4 2007-2013年燕郊房价曲线图
图4表明，从大趋势来看，燕郊的房价始终上涨。2013年，北京房价迅猛上涨，燕郊房价也水涨船高。
燕郊楼市最明显的底部，是2010年到2012年，而且周期较长。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段也是燕郊楼盘大规模开发的阶段。这个阶段，燕郊的房价与全国大势基本吻合。
图5显示，2013年至2014年年初，燕郊房价处在上升点位，2014年4月是顶部。
图5 燕郊2013-2015年房价走势图
从2015年5月开始，燕郊房价又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利好刺激，受北京市政府东迁影响，也受全国性救市政策的影响，燕郊一手房价格从2015年5月均价1万左右，到2016年2月已达到17000元以上。一年时间，燕郊房价上涨70%。
通过燕郊发展和房价走势的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燕郊具有几个重要特性：
一、因地缘关系，燕郊房价与北京房价有紧密的相关性。燕郊房价略等于通州的1/2。2015年，北京宣布通州将成为新政府所在地，通州核心区的房价直接蹿上3万以上，燕郊也跟着走上1.5万。
二、刚需与投资并存。由于北京严格限购，而燕郊隶属河北，不仅不限购，而且与户籍挂钩，使得燕郊楼市同时兼具居住与投资的双重功能。
三、燕郊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最终却沦为以房地产为支柱性产业的北京编外睡城，严重偏离其自身发展定位。过去十五年，尤其2004-2013年这十年间，燕郊完全处在野蛮生长之中，燕郊地产的无序发展，更是走向了极端。
四、从历史房价来说，燕郊楼市对政策极其敏感，稍有风吹草动，楼市就上蹿下跳。这种政策性过敏体质，也是燕郊2015年房价暴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去库存战略之下，为何冷暖不均？
2015年，去库存几乎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唯一主题。
图6全国百城及各级城市不同阶段价格累计涨跌情况
图7 2015年12月全国一线城市房价水平
图6和图7显示，水银泻地一样的救市政策，并没有扭转全局，却造成了部分区域的过热甚至发烧现象。究其原因，一线城市房产与其他城市房产的价差，在2015年是在不断扩大之中。2015年年中，中国股市由牛转熊、大量P2P宣告跑路、在存款利率对比CPI实际已经为负利率的情境之下，大量避险资金试图进入一线城市。
而北京，是全国执行限购政策最为严格的城市。通州宣布成为北京市新的副中心之后，更是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严厉限购。由此，环京的燕郊、大厂等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利好密集释放区域，成了避险资金大量进入的场域。燕郊地房地产业务人员称，除北京大量被溢出的刚需外，大量寻求资金避险的非北京就业异地买房人，在2015年开始进场买入。燕郊、大厂销售人员在朋友圈，经常晒出一人购买十几、数十套住宅的消息，这样的购房者并非北漂，而是投资客。笔者认为，在全国救市一盘棋下需要慎重考虑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鉴于资本的流动性，应在政策层面区别对待。
2015年通州与环京楼市暴涨，其根本性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以及北京市政府外迁通州这样的政策利好。但不可否认，这一轮房地产暴涨，也存在炒作因素。2015年7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上指出，对重点地区统一规划，强化土地供应管控，严格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在北京周边地区盲目搞房地产和炒作房价。随后，北京河北两地相继出台措施，调控房价。北京首先确定通州实行史上最严格的限购；河北省住建厅也发文要求环京住宅建设控制容积率，并清查腾退违规用地。
笔者认为，对环京房价的控制，应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局考虑。从2016年年初河北省发文对廊坊环京部分县域入籍政策实施调整来看，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考虑。从政策层面看，应当鼓励并允许有北京、环京连续社保、稳定就业的人员，在环京买房并落户。同时抑制房地产投机性资本涌入。
第二，从区域发展角度看，应对环京实施整体性规划。
去者不可追，来者尤可鉴。环京成为房地产开发热门区域，这是地产商追逐北京红利，也是北京人口溢出的表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下，必须有统一的管理与规划。如果已有规划，就应当切实执行，实行官员问责机制，实行严厉控制机制。
第三，应当从交易环节入手，控制环京房地产的交易频率，提高交易税费。
去库存，是2016年全国经济的重要方向，但怎么做到，环京只是一个例子，深圳、上海乃至于昆山，都在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地产暴涨。但这样暴涨，势必将进一步使资金流入到中心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的资产，越发贬值。买房人的心态，买涨不买跌，对于不断下跌的房产，根本没有购入的信心，救市也就越发困难。阻断或者减少资金不断涌入热点区域，是去库存战略必须有所考虑的。否则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政策指向全国一盘棋，而最终却变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燕郊，是过去十五年房地产发展的一个极端例子，像这样的例子全国并不少。去库存战略，最终要面对的不是库存本身，而是怎样面对产业的不均衡，就业的不均衡。统而言之，解决房地产冷热不均，最终的办法，除了在政策上对冷热不均区域有所控制之外，还应当引导产业布局。人口不断流失区域的房地产，必然贬值；人口涌入区域的地产，必然升值。居者有其屋的前提，是房以人为本，而人以业为归，这才是最为关键性的问题。
（编辑 宋斌斌）
近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举办“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主题，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进行深入研讨。
近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举办“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主题，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进行深入研讨。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赵可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国防大学原政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建设中，围绕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进行多次讲话，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根本立场，也是谋划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导向；二是深刻认识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思想。这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是立足于最新的基本国情，确立谋划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据；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的思想；四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优势合力互补的思想；五是确立“五大发展理念”（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思想；六是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想；七是重视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思想；八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想。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全党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于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避免改革发展犯颠覆性错误，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今天，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必须学习好、领会好、掌握好、运用好习近平讲话精神，组织好重大研究课题。
习近平讲话精神蕴涵的八项原则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讲话和著述蕴涵着以下八项原则：一是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的良性化，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的“三型社会”，高水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二是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认真领会、坚决落实总书记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思想和方针，重点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大力发展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提升公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抗风险力；四是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贫富悬殊不是社会主义，要遵照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五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要贯彻总书记关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的战略思想，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六是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要加快推动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应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七是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要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加快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矛盾；八是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双向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习总书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思想文化矛盾决定的。面对中国发展的诸多难题，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一种是回归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事实早已证明，这三种主张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我国许多高校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等问题。具体到学科建设上，应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规律的高度出发，说深说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是必须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切实从理论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三是在坚持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伪科学本质的同时，合理地借鉴和吸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科学成份的东西；四是建立起系统化的规范学科体系；五是必须坚持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与党中央文件辩证统一的原则。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既要充分尊重和吸收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和理念，但是又不能止于中央文件，而是要给予理论上、学术上的说明和引申，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视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搞好国有企业是创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
赵可铭将军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国企改革是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这些年来，总有一些人企图影响干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怀好意地把国有企业说成“党国大公司”，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恣意进行妖魔化渲染，急欲连根拔掉而后快。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实经济基础。动摇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也就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那就必将是万劫不复的颠覆性错误。
宋方敏（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总参谋部某部原政委）：国有经济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习总书记从国民经济发展、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统一的高度，全面准确地定位中国国企的支柱作用，这根本不同于一些人竭力鼓吹的西方国企的“辅助性原则”。国企改革中的一个普遍教训，就是照搬西方公司制度，不讲中国特色，不讲社会主义原则。习总书记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这就是说，“制度自信”要落实到企业制度这个微观基础上，走切合中国实际的路子，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区别，决不能把适应需求的供给结构调整演绎成私有化的体制改革，犯下动摇制度根基的“颠覆性错误”。习总书记说：“国有企业要激发内生动力”，政府也要“更多体现在支持、扶持、杠杆作用”，这与“甩包袱”似的“清僵尸”，显然是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思路。
“旧事”镜鉴
有林（《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1986年，也就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的时候，我与法国宇航局局长、总统密特朗的弟弟小密特朗交谈，当我问到当时英、美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时候，他说：彻底私有化不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三个原因：第一，原材料、能源这些东西如果国有，就是由纳税人出钱，如果私有化了，资本家就得自己掏腰包，那样他就不合算了。出台这种损伤他利益的政策，他就不会再投你的选票；第二，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私有化了，如果国家不补钱，那价格就会一路走高，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样也会失去大量选票；第三，供给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使用的高科技机构原来是由国家资助，如果私有化了，就得由资本家来养，而资本家肯定反对，因为他绝不愿意干资本吃亏的事情。到一定程度，英、美私有化就会适可而止。果不其然，到现在为止，实行彻底私有化、国家毫不干预经济只当守夜人的国家还没有。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搞彻底私有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搞好国有企业，更没有道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冲击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习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是有很强针对性的。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学说泛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有的人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张把新自由主义搬过来作为指导思想，甚至说“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公开叫嚷“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吹嘘他“三招两式”就能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打得“片甲不留”，他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打上个钉子”，让马克思“永世不得翻身”。可怕的是，这样一个反马克思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却被我国一些单位、部门和高校请去发表演讲。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加上教育主管部门提出要“采用原原本本的西方教材”，“用英语讲课”，要大量引进西方培养的人才等等行政规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高校经济学课堂上的影响不断加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教材则日渐凋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高校教学中的不断渗透，影响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又进入了各个部门，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这就使得我们的经济改革越来越缺少方向正确、方法对头的得力干部可用。党中央关于经济问题的重要决策，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高校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掘墓人。面对这样的局面，更显示出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决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编辑 王生升）
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通过和平手段，中国都必须实现国家的统一。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习近平
尽管台湾与大陆和香港与内地关系不同，但对中国来说，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即“独立”还是统一。
从法律上来说，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香港已经和内地统一。但是，法理上的统一，并不是说统一的过程就完成了。近年来香港社会高度分化，在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和内地所希望的相去甚远，已经逐渐发展出一种“独立力量”，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在全球化时代，少数人的独立运动可以制造出颠覆性错误。
台湾的情况更为严峻一些。尽管台湾的法理“独立”很难实现，但台湾的“独立力量”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法理“独立”的努力。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香港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无论是通过和平手段还是通过非和平手段，中国都必须实现国家的统一，至少是这两个地区不能从中国“独立”出去。
台湾问题的三个层面
大陆对台湾的目标有三个层面，即短期、中期和长期。在短期层面，最重要的就是危机管理；在中期层面，就是遏制“台独”，或者维持现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就是要追求国家的统一。
短期目标
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台独”力量主导台湾政治很长一段时期，台海危机不断。国民党执政，台海局势趋于稳定，但并没有在统一方面有实质性的进步。国民党的目标也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维持两岸的现状。民进党现在的领导层仍然没有放弃追求“台独”的立场，一旦民进党执政，“台独”力量仍然有可能制造这样那样的“台独”危机。每当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台独”力量都有可能利用这些重大事件来制造危机。每次台湾地区选举来临，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做成选举议题，左右选举。
如何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形式，这是中国大陆必须面对的要务。
现状管理
第二层面是现状管理。无论在内部法律还是国际法意义上，台湾并没有法理上的“独立”性（即“独立”于“一个中国”），台湾在法理上仍然属于“一个中国”。但这并不是说两岸是统一的政治体。多年来，大陆把管理台海局势的目标定位在反对台湾的法理“独立”上面，这是很现实的做法。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如果看不到这个事实，会导致犯大错误。即使将来统一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和台湾政治上的统一可能还是政治主权上的统一，而非行政上的统一。如何达成主权上的统一和行政权上的独立，既是一个规范问题，也是未来两岸关系客观发展的现实问题。防止法理“台独”的意义在于，把解决台湾问题分成反“台独”和“促统一”两步。尽管这两步之间多有重合之处，但从战略上是可以把它们分离开来的，这种分离有利于人们找到可行的途径，分阶段应付台湾问题，并求得最终的解决。由此，现状管理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就是中美关系和台湾岛内主流政治力量的变迁。
先谈谈大陆的政策如何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在香港回归以前，内地就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香港，但并没有实质性的途径来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有效地改变了从前“胡萝卜不甜、大棒不硬”的被动局面。在同时强化“大棒”的硬度和“胡萝卜”甜度的情况下，大陆比较有效地利用了两个因素：一是岛内的政治斗争；二是经济的区域化，也就是台湾和大陆两个经济体的高度整合。如果美国不想就“台独”和中国大陆公开对抗，那么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台独”行为。《反分裂国家法》加速了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的分化，这表明大陆传统统战方法又可以起作用了。在《反分裂国家法》之前，岛内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和大陆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妖魔化，被认为是“中共的同路人”。《反分裂国家法》出台以后，亲民党和国民党先后访问大陆，和大陆展开了实质性的两岸问题对话，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诸多的共识，而这些共识都是有利于台湾社会的。
另一个因素是经济的区域化，或者说大陆和台湾两个经济体的互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两岸经济实际上已经是高度整合。现在很难想象台北的桃园即使是最具有独立理念的“台独”力量，也很难否认大陆经济对台湾的影响了。但要把两岸的经济整合转化成为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济的整合里面可以分解出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台商”因素。台商因素很复杂，他们往往是机会主义者，更多的台商是执政党和反对党两边都“押宝”。
比台商更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实际上是普通台湾人民，尤其是南部农民。经济的整合有可能使得大陆直接地影响台湾农民的利益，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多年来，大陆直接向台湾开放农产品市场。很难假定所有的台南农民都是倾向于“台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如果大陆的市场和他们的生计能够发生直接的联系，那么情况就会改变。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民进党曾经对大陆的“亲台”经贸政策拼命抵抗。不过，这种抵抗对民进党的负面意义大于其积极意义。一旦台南农民体会到进入大陆农业市场的好处，民进党就很难再抵抗下去。
有了这些可以影响岛内政治动态的途径，台海局势的稳定就有基本的保障。只要能够把握得住台湾社会的主流，少数铁杆“台独”分子活动的实际影响力就会小得多。
追求统一
追求统一是大陆的长远目标。不管意愿如何，台湾问题已经被高度国际化，并且这种国际化已经相当制度化了，要改变它并不容易。两岸本身的交流对中期的现状管理很重要，但要真正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势力必须考虑在内。从目前来看，在台湾问题上主要考虑的是美日同盟和欧盟，尤其是美日同盟保护伞下的日本。其他国际势力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但不会是直接的主导作用。
到今天为止，美日同盟的主体是美国。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多重的利益关系，主要有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和中国的诸多关系中，美国对战略利益的考量是第一位的。这里有很多因素。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其主要任务是维持这一霸权地位。其次，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从而有潜力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另外，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越来越把其战略重点放在亚太地区。但在亚洲，美国的影响力并不像在欧洲那样巩固。美国把重点转向亚洲是有其理性考量的。
正因为如此，美国总是在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看到其战略意义，或者说总是从战略的角度来审视中美经济关系，无论是日本还是台湾地区，对美国来说都具有工具性质，都是被美国用来制约中国崛起的工具。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最大利益是台湾的“独立”，尤其是和平的“独立”。和美国站在一起，日本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消化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美国要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就要拉日本。因为有《与台湾关系法》的存在，美国卷入台湾问题具有必然性。2005年以来，美日两国正式把台湾海峡纳入《美日安保条约》。这样一来，在《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国会）和《美日安保条约》（美、日政府）之间就不存在任何鸿沟了。一旦台湾海峡出现问题，美日两国也就具有了干预的“正当性”和手段。
但是日本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利益。在对华的经济关系上，日本和美国的利益更不一致。中国的经济崛起正在很快改变东亚甚至世界的经济版图，亚洲经济整合趋势不可避免。在非制度性的层面，亚洲经济整合程度不比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包括北美和欧盟差。日本还是亚洲经济的一部分，在不远的将来，日本会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那就是战略上依赖美国和经济上依赖亚洲国家。要平衡这两方面的需求并不容易。经济上的需求会对日本的战略需求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
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日本一直在调整其对华政策。日本一直在强化美日同盟，来对付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也在追求其自身的同盟。日本正在发展与一些和中国存在主权纠纷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表现在和越南、菲律宾的关系上。实际上，随着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扩大军力，下一步必然要追求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在东南亚日本所追求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已经昭然。而在东北亚，日本唯一可以追求的地缘政治势力就是台湾。一旦民进党上台，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必然会得到强化，因为日本是“台独”势力可以得到的少数支持力量。
台湾问题在欧盟是什么定位呢？与美国相比，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欧盟的经济利益是首位的，在台湾问题上，欧盟只有遇到美国因素时，才会有战略上的考量。欧盟更多希望的是中国能够以一种可以让欧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回归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中央政府克服了所有困难，实现了顺利回归。这里有很多因素，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香港回归始终是最高领导层的最高议程之一，也就是说，以一种高度集权的方式来处理香港回归的问题。但回归之后到今天，香港出现了很多问题，并且问题越来越复杂。实际上，香港已经成为中国治理的一大挑战。
回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香港问题很快在最高领导层的日常议程中消失了。很多人认为，“九七”回归一结束，香港问题就解决了，香港问题从最高领导层的议程中拿掉了，中央开始用一种分权的方式来处理香港问题，但是各级官僚往往不具备解决香港问题的能力。因此，问题马上就出现了。2003年，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抗议特区政府。在此之后，香港问题再次回到了领导人的议程。但即使这样，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并且在恶化。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方面值得人们总结的经验教训。
去殖民化和改革工作滞后
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内地和香港对“一国两制”有了全然不同的解读。内地方面强调的是“一国”之内的“两制”，但香港方面，尤其是民主派方面则倾向于强调“两制”，而非“一国”。也就是说，香港人的“中国意识”越来越淡薄，甚至完全没有“中国意识”。发展到现在，一些香港人不仅不认同中国，而且以做中国人为耻。尽管这部分人是少数，但这部分人是具有话语权的少数，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的整体。这种强烈的香港认同，甚至“反中”意识是目前香港问题的核心症结。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香港回归之后没有经历过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达一百年，但回归之后，什么东西都原原本本都被留下来了。这种主权移交方式当时被称颂，但后来证明是一个大问题。“二战”之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出现一波反殖民地运动，民族国家纷纷从殖民地宗主国那里独立出来。回顾历史，人们不难看到至少有三种去殖民地化的方式：
第一种表现为更换统治者。在反殖民地统治过程中，运动的领导人往往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他们通过反殖民地运动，把作为统治者的殖民者赶跑了，而把自己推上统治者的舞台，而在制度层面，他们往往继承了原来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且还把原来的殖民者不曾实行的西方制度引进来。这种方法表面上去殖民地化了，实际上反而强化了殖民制度，这种方式往往是失败的。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拥有原来殖民地宗主国所拥有的所有制度，包括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只是作为摆设，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第二种是彻底更换制度。一些国家在独立之后，实行一套完全不同于殖民制度的制度体系。一些国家返回到殖民地之前更为传统的制度体系，例如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另外一套“进口”的制度体系，例如那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包括越南、古巴，就是这种类型。
第三种是进行制度改革。保留殖民地制度中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本地社会的一些制度有效结合起来。在独立之后，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可以说是采用了“自主创新”模式，有机地整合了东西方最优的制度和实践，形成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当然，李光耀“自主创新”的巨大能力来自其深懂历史和世界事务。他不仅知晓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优劣，更知晓他那个时代世界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他能够把他认为是最优的制度和实践结合起来，成为自己的制度实践。
香港在回归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去殖民地化”的努力。这使得香港的体制很难适应内地的体制，也就是说，“一国”之内的“两制”之间矛盾过大，很难互相适应。原来人们认为，内地的体制也在变化，并且会变得和香港的体制差不多。但现在看来，内地体制的变化并没有往香港的方向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体制要互相适应，就需要香港的体制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说香港的体制要变成内地的体制，而是说至少香港的体制不会直接挑战内地的体制。但是，在没有任何去殖民地化的情况下，香港和内地的体制变得越来越格格不入。当两种体制的互动越来越多的时候，冲突的机会也就增多了。
再者，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具有了政治空间。在港英时代，香港没有政治空间，一切政治归于港英当局管控，香港所有的只有行政。有了政治空间就表明，香港人具有了政治话语空间。因为没有去殖民地化，新发展出来的话语必然是针对中国内地的。香港话语不仅要凸现香港与内地的不同，而且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要对抗内地，甚至改变内地，香港的民主自由话语的发展就是如此。具有浓厚香港地方意识甚至“反中”意识的是香港“九七”回归以来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不容置疑，但他们没有任何现实感，他们却自信有能力实现自己所向往的政治价值。
越是年轻人越是反对内地，这个事实本身就需要内地有关方面深思。在强化“一国”的方面，内地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努力，但看起来这些努力产生了重大问题：
第一，在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23条方面不当。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通过第 23条非常合理，但问题是如何推行。现在看来，特区政府推行方式缺乏专业精神，采取的是整体推行方式，即通过第 23条，如果采用分解方式，效果会好得多。
第二，国家的认同教育推行不当。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早就应该推行国民教育。在任何国家，国民教育是去殖民地化一个最为关键的方法。但这方面迟迟没有作为，直到后来问题变得严峻起来，才这样去做。做的方法又过“左”。把一大堆意识形态很重的东西放在一起变成了国民教育的材料，并且强行推行。这在长期接受殖民教育的香港，自然会引起了港人的强烈反弹，失败也是预期之中的。
第三，香港的基本政治体制设计存在很多矛盾。在港英时代，人们说“行政吸纳政治”，其实港英时代不是行政吸纳了政治，而是根本就没有政治。政治归于英国，香港人并没有任何权利参与政治。但回归之后政治是属于港人的。同时，香港也发展出了现代政党政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首脑必然要由政党政治产生。但香港并没有理顺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首脑特首并非由政党产生，而是通过另外一个政治途径产生的。在立法会中，特首要面对通过政党政治产生的议员，而特首并无任何政党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特首的合法性就成为大问题。再者，就立法会来说，有地区直选议员，也有功能界别议员。两种议员都是政治过程产生，但政治的含义是不同的。香港很多人对功能界别议员很有意见，这不难理解。功能界别实际上有其特殊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但直到现在，功能界别所产生的议员并没有多少民主味道。如果功能界别也引入民主，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就会产生美国参众两院的情况。
第四，如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也面临资本的问题。全球化造就了社会的分化和巨大的收入差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香港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是少数利益集团主导的。随着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内地，而新的产业并没有出现，经济结构的畸形越来越显著。全球化尽管也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些利益都被既得利益所获取，普通人民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对民众来说，无论是收入差异还是社会分化，都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对抗政府成为不可避免，但社会没有办法来对抗资本，因为资本是可以跑掉的，因此民众就把矛头对准了政府。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俨然成为牺牲品。每当香港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中央政府就通过各种政策例如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自由行等等输送经济利益。不过，同样，这些经济利益大多数走向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结果也导致了香港很多人的不满。
今天，无论从意识形态化还是从政治立场看，香港呈现出了两个极端政治，一个是亲内地的建制派，或者左派，一个是亲西方的反建制派，或者民主派。中央政府全力支持建制派，民主派就拼命抵抗。这种对立越来越严重。更为严重的是，香港很快发展出少数“独立力量”，即要从中国“独立”出去。一些海外香港人也开始加入“独立力量”。这种对立的情形持续下去，“独立力量”会继续扩展。尽管“独立力量”是很少数，但在全球化和社交媒体的时代，这些少数可以通过国际化而发出巨大的声音，不断制造政治危机。
可能出现的危机局面
台湾和香港能够导向中国的“颠覆性错误”，不仅在于前面所讨论的这些问题，而且在于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巨大变化。历史地看，地缘政治秩序永远是第一秩序，而国内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要适应第一秩序；否则第二秩序就很难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再者，一旦第一秩序受到第二秩序的挑战，那么第一秩序背后的政治力量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资源来保护这个秩序。
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乘机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随着俄罗斯的相对复苏，它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从西方夺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的例子说明了俄罗斯要从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俄罗斯在和西方的斗争中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俄罗斯争取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第二，第一秩序（地缘政治秩序）高于一切，如果俄罗斯赢得了胜利，在俄罗斯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于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形式。
这种关系也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香港问题，都是近代地缘政治变迁的产物，并且两个地区的内部秩序（第二秩序）也仅仅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的延伸。现在地缘政治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西方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再次崛起。西方的衰落本身就要减少其对台湾和香港所能提供的支持和保护，而一个崛起的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秩序。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其地缘政治利益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论以何种方式，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来保护。再者，中国也不会容许其他大国在中国周边造成对中国的不安全。美国不容许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中国一旦具备了这个能力，也会防止或者阻止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周边这么做。尽管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美国要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和深入到中国的周边国家，导致了和中国的间接冲突。这种情况和北约东扩到俄罗斯边界是一样的。
中国地缘政治利益也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式。在香港泛民主派和中国有关香港特区民主化的争论就是这方面的反映。尽管中国并不反对香港的民主化，但不会容许香港的政治发展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而香港的泛民主派仅仅是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问题，而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其地缘政治的考量。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两者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台湾地区的内部事务。历史地看，即使在中国内部，中央政府对不同民族地区所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即使从国际关系看，中国一直强调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这种政策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更多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会向中国调适。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的第二秩序如果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在最低程度上，不能和大陆的地缘政治秩序发生直接的冲突，更不用说去挑战大陆的地缘政治秩序了。但香港、台湾和大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展，西方地缘政治的相对衰落，尽管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的最终统一，因为这些因素的出现，危机也会随时爆发出来。台湾、香港的“独立力量”会寻求独立，而西方力量为了其地缘政治利益也会利用台湾和香港的“独立力量”来制造危机。类似乌克兰那样的事件会不会在台湾或者香港发生？如果发生了，牺牲的不仅仅是台湾和香港，大陆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能否继续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平崛起，最终走上国际领导舞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政治精英们冷静而理性选择的结果。
（编辑 季节）
一个月前，在接受彭博电视台Guy Johnson采访时，Rogers Holdings的董事长吉姆·罗杰斯断定，美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将陷入衰退。这位知名投资人表示，美国经济在一年内陷入下滑的可能性是100%。这恐怕不是我们听到的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最新论调了，这样的调子至少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不绝于耳。作为世界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道路似乎越走越窄。在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莱希看来，美国今日的窘境正是资本主义下的蛋。以往人们将这一切归咎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在于寡头垄断。更可怕的是，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相互结合，...
一个月前，在接受彭博电视台Guy Johnson采访时，Rogers Holdings的董事长吉姆·罗杰斯断定，美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将陷入衰退。这位知名投资人表示，美国经济在一年内陷入下滑的可能性是100%。
这恐怕不是我们听到的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最新论调了，这样的调子至少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不绝于耳。作为世界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道路似乎越走越窄。在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莱希看来，美国今日的窘境正是资本主义下的蛋。以往人们将这一切归咎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在于寡头垄断。更可怕的是，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相互结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至于是否能够拯救资本主义，罗伯特·莱希也没有那么乐观。
1.
现在看起来，1991年还是个单纯的年代。那年，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出版了《国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一书，影响深远，这本书也是莱希得以成为克林顿政府内阁成员的原因之一。在当时，这的确意义非凡；然而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比起这本书里相对乐观的态度，莱希在新书《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里则悲观了许多。前后两种态度差异表明，美国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作用》极具开创性，该书重点关注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虽然该议题当时早已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我也很关注，但一直未进入政治话语体系。莱希当时主要还是把不平等视为一个技术性问题，认为能够找到一个技术性解决方案，获得双赢。但现在，他的看法变了，他提出了一个悲观的观点：他主张要发动一场阶级战争——号召工人阶级起义，反抗美国寡头统治集团。实际上，这场悄悄发动的阶级战争已经持续数十年了。
为了解《国家的作用》和《拯救资本主义》观点的差异，你要知道两点：第一，美国政治转向愈发丑恶（即趋向于寡头统治）。第二是“偏向高技能的技术革新”（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简称SBTC）理论的兴起和衰落，尽管这听起来更像是一场专业人士的讨论，实际上却有着巨大的政策和政治意义。这一理论曾经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可，并以SBTC的缩写形式被频繁提及。
1980年前后，SBTC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那时候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水涨幅开始远远超过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美国人。原因为何？
一种解释是国际贸易增长，美国从低工资国家进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原则上说，这种进口不仅会加剧不平等，还会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下降；国际贸易标准理论支持此原则，然而计算结果似乎并不符合实际状况。1990年前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仍然很小，不足以解释为何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相对收入的差距会迅速扩大。而且，贸易本该促使本国就业人群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但实际状况却是：各产业内部技术水平升级并迅速扩展到整个经济体。
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转向了另一种解释：一切都是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对常规化人力的需求，加大了对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需求；同时，尽管人均受教育水平在提升，但提升的速度跟不上技术变革的速度，这就导致了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增加以及无相应技能者收入的相对（或绝对）减少。
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技术因素是薪水变化的驱动力”，SBTC理论有待验证。莱希的《国家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普及了SBTC理论，在莱希看来，技术不仅正在减少常规作业，甚至还在取代一些曾经需要面对面交流才能进行的工作。尽管今天仍然有人把技术进步视为不平等加剧和工资增长滞后的原因，但SBTC理论却在过去的25年里屡屡受挫，以至于人们已经放弃了用该理论来解释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
20世纪90年代，技能差距在社会底层停止扩大：接近中产的工人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不再超过社会底层工人，甚至还慢了一点。2000年左右，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资也停止增长；而高收入人群（约为总人群的百分之一，比例甚至更小）的收入则继续猛增。很明显，这种收入分化和教育程度几乎无关，毕竟对冲基金经理和高中老师接受的正式教育水平相差无几。
2000年后，另一种情况开始出现：总体上看，劳动力相较于资本而言，节节败退。数十年稳定发展后，国民收入中实业工人报酬的比例在数十年中迅速下跌。当然这也可以用技术来解释：也许机器人不仅代替了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而是在代替全部的工人。但这种说法面临很多问题：一方面，如果我们正在经历机器人驱动的技术革命，为何生产率增速却在放缓而非加速？另一方面，如果机器人比人工更有效率，那么各大公司应该会争先恐后地抓住这新的机遇并加大商业投资力度，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机器人产业投资的增长，事实上大公司更倾向于把收益存入银行账户，或是增持股票。
显然，从科技角度简单解释收入不平等的拉大越来越说不通；而认为单纯提升工人技术就能扭转这一趋势的观点同样说不通。什么是真正的原因？
2.
关于两极分化的问题，经济学家谈论的焦点不再是技术，而是权力。经济学家不是应该只关注市场的这只“无形的手”（市场竞争机制，即供需关系）吗？但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考虑“市场权力”问题，或者叫做“垄断的效果”。的确，这些概念已经被好几代人忽略了，但它们正在强势回归，我们也可以把莱希的新书部分地看作对“市场权力”概念的重拾。
市场权力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如果经济活动参与者有能力影响他们买入或卖出商品的价格，而非被动接受由“无形的手”所决定的价格，这就是市场权力。独家垄断卖方会为他们的产品定价，独家垄断买方（市场内唯一的买方）也会为他们买入的货物定价。卖方寡头（仅有几个大卖家，求过于供）比卖方独家垄断的情况更为复杂，却也同样涉及市场权力。重点是：在普通人看来，我们的经济明显由独家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卖方所操控，而非像经济学家常常设想的那样，更多地由参与价格制定的中小经营者来组成。
但那重要吗？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里写道，实际市场行为只有和简单供需分析的预测不符时，垄断才会起作用，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垄断会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1]。弗里德曼这类观点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内大为流行，事实已经扩展到了政治讨论中。垄断概念从未从教科书中消失，反垄断法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武器，20世纪50年代后，两者的影响力一直在减退。显然，对反垄断的忽视是智慧和政策的双重失误。更多证据表明，市场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甚大，未能实施有效的反垄断监管是当前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
莱希精心挑选了一些例子，阐述垄断在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宽带案件。他说，大多数美国人能否使用互联网，或多或少都由当地电信公司决定，结果，美国宽带不仅比其他国家慢，还更加贵。另一个事例比较典型，农业通常在美国被视作拥有完美竞争机制的模范行业。他注意到，孟山都（Monsanto）这一家公司，目前作为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的独家供应商，占据了行业主要市场。最近《美国展望》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类似的行业垄断的例子很容易找到，包括太阳镜、注射器、猫食等等行业[2]。
统计数据也可证明垄断力量正在壮大。近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管杰森·弗尔曼（Jason Furman），前奥巴马政府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合作的一份文件表明，赚取“超常”回报的公司数目正在增加，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能持续保持超高收益率，不被竞争者削弱[3]。
其他证据也能间接表明市场权力的强大作用。例如，关于最低薪资调整的影响，有很多实证分析。传统的供需分析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降低就业率。但莱希书中写道，目前我们收集了许多地方样本进行对照实验，实验数据无法证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对就业率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为何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呢？目前主要的猜想是：雇佣低薪员工的公司（如快餐连锁店）在人力市场上有着很大的买方垄断权；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是特定就业市场上低薪劳动力的主要购买者。因而，在买方独家垄断下，即使人工工资已经触底，买方招到的员工未必会少，就像卖方独家垄断下，即使价格已经高到离谱，卖方也未必会少卖，或许还会卖得更多。
假若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迅速扩大的市场权力，如何理解当前的一切呢？第一个回答是，这种假设解决了其他解释产生的一些谜团。很明显，这解释了为何高利率没有刺激高投资的问题。试想那些控制当地网络设施的垄断公司：高收益并没有刺激他们去研发更快的网络连接设备——相反，他们缺乏提升服务水平的动力，而如果他们面对激烈竞争，收益更低，反而研发动力更强。把这种逻辑扩展到整个经济体，那么，某些行业利润率高而投资低迷的状况也就能理解了。
另外，市场权力还能够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剧烈转向为何与政策转向（尤其是美国政治剧烈的右倾转向）相一致的问题。至于哪些公司能够行使市场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来决定，市场权力和政治力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3.
罗伯特·莱希的《拯救资本主义》虽短小紧凑，却显得更雄心勃勃。莱希将他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考量纳入他对收入不平等的新思考。他表明自己并非主张制定新政策来限制和削弱市场的运转；确切地说，他认为自由市场的定义是一个政治决策，而政府可以制定完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政府不是干涉自由市场，政府要创造市场。”
无论人们对这套政策组合的看法如何，莱希阐释，扩大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决策，而这些政治决策本可以反向而行。市场权力的增强表明政府正在放弃反垄断法，从结果看，反垄断法越来越缺乏正当性；而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权力的增强又是某些政治力量暗暗支持垄断的结果——例如，电信公司成功且长久地限制公众使用互联网（指当地电信公司垄断互联网接入业务且缺乏技术研发动力）。
同样，当我们发现从事金融行业的少数人收入惊人时，就要意识到这些收入的正当性应当受到质疑。正如莱希所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些金融公司的高收益主要依赖于政府有意放松对内幕交易的管制。我们还应意识到，金融业的异常高速发展实际上是政府对银行业放松管制后新型金融活动的结果。
同时，过去让广大工人群体而非仅仅少数精英分子获益的市场权力形式已经衰落了，这主要是政治决策的后果。我们常常认为，工会一蹶不振是技术革新和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只要看看加拿大，就知道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美国和加拿大各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而如今，美国工会成员的比例已降至11%，加拿大这一比例却仍有27%。差别主要在政治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策敌视工会，而加拿大的政策并未转向。工会的衰落不仅直接影响了工人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工会衰落和占总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裕阶层的收入提高是有密切联系的，这表明强大的工会运动能遏制财富过于向社会顶层集中[4]。
莱希认为，工会是能够遏制垄断者破坏市场的“抗衡力量”（引自加尔布雷思）。工会会通过集体谈判来协商工资以及工作环境，以此来抗衡垄断力量。其实，工会衰落的因果，和垄断力量上升的因果一样，充分展示了政治在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么，政治为何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呢？莱希认为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是相互促进的。那些顶级富豪通过支付竞选献金、组织游说以及允诺成功竞选后的回报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反过来也可用于改写游戏规则——反垄断法、解除控制、调整合同法、剥夺工会权利，总之用各种方式推动财富向社会顶层聚拢，而结果是寡头政治螺旋式的恶性循环。莱希指出，美国过去那代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恐怕他说对了，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趋势呢？
4.
任何人如果想要扭转这种螺旋递增的收入不平等，都要先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你认为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扭转这种不平等？其次，你会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政治权力从而让这些政策生效？而在我看来，罗伯特·莱希的《拯救资本主义》只是粗略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在他给出的新政策建议中，莱希主张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来变革“预先分配”方式，主要是改变市场收入的分配方式，而非改变再分配方式。（莱希认为，再分配可以看作是当前规则下对“前分配”的调整实施。）这些变革将包括一些标准的自由主义主张，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转变劳工法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反工会偏见，以及通过修改合同法来授予工人权利去反抗雇主、债主以维护自身权益等。
在我看来，这些措施似乎没有一个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计划内的这些要素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而这些措施值得一试。但是如何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呢？莱希表明了自己的乐观态度，给出的理由是两党的政客都开始逐渐倾向于发表民粹主义言论。例如，特德·克鲁兹（Ted Cruz）就曾批评那些“有权有势，走在权力走廊上（注：指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的人。而莱希也承认“这些声明的真诚性应当受到质疑”，事实的确如此。克鲁兹曾提议要大幅削减税收，而这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大幅降低，而那些削减的税收中大约有60%会流向收入分配中最顶层百分之一的人群。事实上，克鲁兹并没有把这些钱花在他所承诺的地方。
（编辑 王生升）
*保罗·克鲁格曼，纽约市立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黄郁译自《纽约书评》。本刊摘编自“观察者网”。
1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
[2] David Dayen，在“恢复反垄断”，2015年秋。
[3] Jason Furman and Peter Orszag，“从企业微观层面看不平等加剧进程中租金的作用”， 2015年10月，www.whitehouse.gov.
[4] Florence Jaumotte and Carolina Osorio Buitron，“工会权力及不平等现状”， www.voxeu.org, 2015年10月22日。
批判地思想
从1924年底到1925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退隐到故乡韶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什么也没有写，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退隐似乎成为了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特点——每当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决断时，他都会像蛇一样蛰伏一个时期，在沉潜中独自思考。
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他思考的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基于这种思考，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于什么叫做“国民革命”，做出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完全不同的判断。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认为：“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所谓“学而不思”也就是盲从，就是“循习惯之势力，而笃信之、服从之耳”，毛泽东说，“学而不思之学派”，造成的是“有信仰而无诘难之社会”。
中国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绝不是盲从。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这样概括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毕生不盲从权威，而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所批判的，便是苏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分析，简化为机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这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了机械而简单的判断：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毛泽东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毛泽东的一生，主要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共同点，就在于批判的思想，而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上，即是如此。
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提出：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于是，与西方式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社会范畴，以此来概括中国的特殊性。
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的官僚即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是赢利的官僚，而中国基层的土豪劣绅也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也是赢利性的“国家经纪人”。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赢利性的组织”，并不代表国家。
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而非代表刻板无效的行政体系的人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赢利性的官僚，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
而毛泽东的发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根源，乃是基层的“赢利型经济”，是土豪劣绅。而要摧垮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基层摧毁土豪劣绅，并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土豪劣绅对于中国基层的控制。而靠雍正那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千年的治理体系失败问题的。
中国历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地陷入失败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组织。国家要动员和控制社会，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而官僚控制基层社会的抓手，就是基层的土豪劣绅，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那么，国家与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中国国家之无效率，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没有组织。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夺和压榨，由于基层无组织，国家动员社会，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而一旦赢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此时的毛泽东所做出的，乃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以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妇女会等，来取代和打倒一千年来的乡绅阶层，这是一个从最基层出发，重新组织中国、改造中国的过程——而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个重建社会自身“抵抗力”的过程。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了解的确极为深刻，从少年时代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到青年时代的读《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文明精髓的精深理解，在《讲堂录》中，他更指出了中国之衰落，便在于社会组织能力下降这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形成，就源于商鞅的“五户联保”的户籍保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宋代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近代以来，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宰治中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横空出世的。与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因为中国有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一概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进步的，是不正确的。若笼统地以为革命要依靠资产阶级，则可能会把革命的领导权，稀里糊涂地交给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何在呢？这便是后来毛泽东所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革命。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毛泽东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持续了一生。
也正是通过批判的思考，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一直以来，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观点，都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农民是保守的力量，现代化进程，就是消灭农民和农村的运动。
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恰恰又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欧洲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共同体-农业共同体-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转变，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性。
亚当·斯密也指出：如果不是“百年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农业，那么，欧洲会走一条以农业带动制造业，再以制造业带动贸易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要比欧洲后来的发展道路更自然、更优越、更健康。
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它与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外部暴力的干扰，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所有制形式，不必向欧洲的市民社会转化，也可以实现向现代文明转型。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不是一个“去农民化”、“去农村化”和“去共同体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进程，就是一种不以牺牲农民和农村共同体为代价而进行的现代转变。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城市消灭农村”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比城市还要好”。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中，只有毛泽东的思路是与马克思高度契合的，也只有毛泽东立足中国文明的传统，从消灭三大差别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毛泽东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像马克思本人一样，他是以批判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的。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
1925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军阀的总根子就是土豪劣绅，军阀不过是大的土豪劣绅而已。因此，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就必须铲除军阀的根子“土豪劣绅”，就必须改变为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在年青时代，他推崇能文能武的曾国藩，而今，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湘军和“新军”，就是军阀的源头。毛泽东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借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在毛泽东看来，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才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显然，毛泽东的贡献，绝不仅是张国焘所说的：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发现了农民、提出了农民问题。他立足中国历史，极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近代瓦解的根源，就在于基层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而要进行社会改造，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从组织最基层的社会做起，从增强社会自身的“抵抗力”做起。毛泽东的思想大幅度地压缩了中国历史。自秦到唐，中国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皇权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自唐末至清末，中国又用了一千年，才实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毛泽东的设想则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暴风骤雨般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建立中国现代土地集体所有制，以推动土地的社会化生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力图用一代乃至几代人的革命、奋斗和牺牲，来完成历史上数十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这样概括说：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掌握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动员和组织农民。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将这些话又反复说过多次。
毛泽东毕生厌恶人们称他为天才，这是因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是他的品格，因此，他更喜欢称自己是“地才”。不过，毛泽东的思想的确太超前了，30岁的毛泽东，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大知识分子，超越了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超越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毛泽东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青年时很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但又很不自信，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鸦片战争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王朝，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而毛泽东思想所建立的，也不仅是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而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可惜，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与马克思本人的论断是高度契合的，当时的毛泽东只是以为，他的思想既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也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1925年8月，应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召唤，毛泽东离开湖南韶山，回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在返回广州途中，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的陪同下，重游了青年时代读书游泳的旧地岳麓山和爱晚亭。重游故地写下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心事浩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究竟谁才是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呢？
是共产国际所说的资产阶级吗？
是为斯大林和广东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看好的蒋介石吗？
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吗？
农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吗？
这苍茫一问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对“大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仅仅两年之后，郭亮的头就被蒋介石砍下来，挂在长沙的城门上。毛泽东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革命高潮”还缺乏真正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
“大革命”的前途并不明朗。他曾多次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当官做老爷，革命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老婆离婚、不怕丢官和开除党籍。
实际上，毛泽东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不同。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与鲁迅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了最彻底的革命者——而丸山的这句话，今天看来，的确是非常深刻到位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得了173票。而在国民党中执委选举中，蒋介石则得了248票——只差一票就是全票。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了国民党的希望之星。
这一年的10月5日，经汪精卫推荐，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离开了共产党的核心决策层之后，毛泽东却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和汪精卫，是两个先后重用毛泽东的人。陈独秀欣赏毛泽东，是因为他认为含蓄低调的毛泽东不尚空谈，能办实事。而汪精卫看好毛泽东，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他最了解心狠手辣的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因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而掌握了枪杆子，但随即被擢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却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的话语权。
蒋介石并不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最早看好蒋介石的人是鲍罗廷，他是苏联派到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而鲍罗廷推崇蒋介石，是因为斯大林把蒋介石视为“革命军人”。蒋介石是在上海崛起的，除了有着深厚英美背景的宋美龄家族的支持之外，蒋介石崛起所依据的社会力量，就是浙江的财阀和江湖势力。而在倒向英美之前，蒋介石最大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甚至还怀抱着一个极为天真的设想——希望蒋介石能够加入共产党。
1926年10月26日，苏共政治局在斯大林的主持下，通过了一份给中共的指示，禁止在中国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右翼和蒋介石的斗争，并明确地反对发动农民运动。
而那个时候，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年，当时的斯大林脑袋里想的却是如何使共产党不要影响蒋介石的“战斗力”。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斯大林所欣赏的“革命军人”一旦羽翼丰满，国民政府就再也无法控制他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看来：或许只有一个人能够与蒋介石对抗，而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汪精卫看好毛泽东，不仅是因为毛泽东能掌握笔杆子，也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极有思想，而是因为毛泽东能够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谎称共产党要发动兵变，绑架自己去苏联。借此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把共产党从国民革命军中清除出去，而且他还提出：共产党员不能再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的要职。也就是在国民党通过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的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市的番禺学宫正式开班上课了。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25门，每届授课实习4个多月，毛泽东所担任课程最多，而学员们所学习的，主要是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军事工作。半年之后，他又主办了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孕育了中国2800个农会，遍及11省，它成为日后中共再造乾坤的熔炉。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
毛泽东是伟大的演讲者，他总是能够征服自己的听众，而与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则沉默寡言，他只迷信枪杆子，1943年，蒋介石精心策划，终于隆重推出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这算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学术成果。而这本著作最伟大的理论创建，便是关于乡绅的论述。
蒋介石认为：乡绅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社会保护力量，乡绅代表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性，乡绅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实质。如果说蒋介石也有理论，那么所谓“蒋介石理论”的核心，便在于此处。蒋介石希望用这部著作，来回答大革命时代的“笔杆子”毛泽东对于他的挑战。
而在乡绅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则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治理失败的过程，就集中表现为“乡绅”堕落为“劣绅”这个过程。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自强”运动，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
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基层被黑社会化的“劣绅”所把持，而中国的上层则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统治，蒋介石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旧中国的治理体系。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他们之间斗争的成败关系中国的现代命运，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遇到毛泽东，算是蒋介石倒霉。
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刊发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被当时的《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拒绝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尽管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毛泽东这篇文章属于离经叛道，散布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西方思想家眼里，这篇文章却因为简洁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至今依然还是“曲高和寡”。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不仅是指导国民革命，而且也是指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就是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诞生。
那一年，毛泽东32岁。
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似乎已经不多。而对这篇文章认识最为独到的人，却是德国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卡尔·施密特指出：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这篇文章理解为纯粹的政策和策略性的，这乃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文献，它在政治理论上的地位，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媲美。
卡尔·施密特认为，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回答了“世界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政治实质上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革命的策略乃至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而言，是建立在上述两个重要思考的基础上的。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哲学文献，而政策与策略的论述，只是这篇文章的表面。
首先，毛泽东对于“阶级”是什么的理解，是与“世界是什么”的回答联系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前者。“世界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就是“差异”，世界上是永远存在差异的，毛泽东说，就社会而言，差异就表现为社会差别和社会等级。
这本是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表达的思想，但它也正体现了马克思本人在其博士论文《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之差异》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世界的本质是差异，而差异就是发展变化的根源——实际上，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显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已经不再像青年时代写作《心之力》的时候那样，把世界和宇宙的本质理解为“生命力”，而是理解为生产力了。这时的毛泽东更强调：矛盾和差异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不过，毛泽东又认为，这种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革命。
毛泽东说，当社会差别和社会差异还不至于影响社会成员“过日子”的时候，这种差异和差别——或曰这种“矛盾”，就不是“对抗性”的，社会“等级”，也还不至于发展为对立的“阶级”，这个时候的社会冲突，就不会表现为“政治冲突”、“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哲学总结。他说：所谓“矛盾是普遍的”，是指“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矛盾和差异都是对抗性的，换句话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政治性”的，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地方，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和具备。正是延续着这样的思考，后来的毛泽东又写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这样的著作，而这两篇著作中的思想，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矛盾论》乃是一脉相承的，而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伦理学原理》批注。这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从诞生起，就是成体系的，是一贯的。
而这篇文章的第二个核心，便是回答了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所谓革命，只是在社会差异发生了“质变”时方才出现的，或者说，革命只出现在社会矛盾转变成“对抗性”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好像水在95度还是液体，而到了100度就气化了一样，这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后来说，这一过程，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对于社会而言，所谓革命状态，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作威作福，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活不下去那样一种状态，即所谓1%对99%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关系就转变为“敌我关系”，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就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
只有身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方才是处于“革命状态”之中，而处于革命状态的人，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区分敌友。因为所谓“朋友”就是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敌人”则是使我活不下去的人。
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头，毛泽东便如此急迫地写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起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展开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中国，最坏的势力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他们是革命者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介于敌人与朋友之间，他们的特点是怀疑动摇。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可惜人数很少。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而绝大多数人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这就是中国革命得以爆发的根本前提，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所依赖的对象，却并不是绝大多数活不下去的农民，十分危险的是：大革命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代表的却是革命的真正对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
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是，革命者对于“革命”还没有从思想上做好准备，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依然还处于“政治上不成熟”的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一场“虚假的革命”。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产呢？这就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上层的“赢利型官僚”（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赢利型经济”（土豪劣绅），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却把它们视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1927年春，正值大革命高潮，毛泽东在武汉写了一首格调悲怆的词，在唐代，中国人把西域的来客，称为“菩萨蛮”，而毛泽东这首词的词牌的名字，就叫“菩萨蛮”——而这似乎意味着，他自己在中国政坛和思想界中的地位，如同“西域来客”一样属于异端。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放任蒋介石加强“战斗力”的结果，只能是使蒋更快、更加赤裸裸地举起屠刀。而在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只有农民运动才能挽救革命，而只有抓住农民，共产党才可能有力量与蒋介石抗衡。
1927年3月-4月之间，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夜，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到：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堪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它的第一节，就叫“组织起来”。
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时候，如同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大革命”作为一场“虚假的革命”已经全盘失败了。这篇文章发表数日之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随之也背叛了工农运动，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被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里。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在上海，针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屠杀进行了3天。蒋介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举行了血淋淋的葬礼。
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基督教婚礼，在大革命的葬礼之后举行的盛大婚礼是个象征，通过这次政治联姻，蒋介石投入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感到震惊，而中共的反应却是“束手无策”。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将会与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结合起来，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
1927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带着全家从武汉秘密潜回长沙，所谓潜回，是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自我罢免”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虽然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但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却是要去发动城市起义，而不是进行农村暴动。
1927年8月31日夜，月黑风高，山迢水远，毛泽东与杨开慧就此永别。
1930年11月14日下午一时，经蒋介石的手令，时年29岁的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枪杀于长沙识字岭。她身中数枪，手指深深地陷入泥里。
自此一别，毛泽东永失“骄杨”。毛泽东一家有6位亲人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而这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领袖中，绝无仅有。毛泽东在风华正茂的时代，便立志发愿，要为全世界受苦人贡献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的人生时间表与历史一致，而与常人不一致。当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他预言革命的危机，当“虚假的革命”失败的时候，毛泽东预言：真正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1927年，目睹了蒋介石清党、清共的大屠杀之后，鲁迅沉痛地说：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杀人的，而被杀的竟都是书生，他们所犯的罪，无非是写了几篇文章，宣传了某种学说。
实际上，毛泽东早已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空谈误党，空谈误国，空谈会导致革命失败，空谈会造成杀人如草不闻声。从血光、火光、泪光和刀光中站立起来，他因此认识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那一刻起，伟大的中国革命方才真正开始。
这是漫长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