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TFP拉动GDP增长的若干因素

TFP对GDP增长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拉动的具体过程和影响机制却是复杂而难以量化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体制、机制和偶然性因素都会造成对TFP影响GDP增长机制的干扰，这也是造成政策选择困难，尤其是中短期政策选择困难的重要原因。而从中长期看，在全球化加速和经济结构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快速变迁的同时，由于TFP增速以及对GDP增长的贡献，都是从统计数据反推的结果，而无论是数据本身，还是对反推之逻辑基础认识的多样性，都可能会造成长期中对TFP影响机制的认识差别、错位。

信息技术（ICT）的影响与局限：以美国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ICT）及信息产业，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常识出发，ICT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有“增值化”贡献的。那么ICT的投入是不是必然形成TFP的增长，以及GDP增速的提高呢？

在冷战结束以前的40多年中，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一直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当然也高于非ICT投资的增速。但是从统计出发，这种增速并没有直接反映在TFP的增长上。在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66年，29.6%的增速，带来TFP的增速1.8%；到了1967年，23.7%的ICT增速，带来TFP的增速却是0。

图1 美国战后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在1979-1990年间，1979年和1980年的ICT投资增速均为25.5%，但TFP增速为-0.2%和-1.3%。在TFP增速最低谷的1982年，-1.8%的TFP增速伴随的是19.3%的ICT投资增速。这三个年份的GDP增长趋势是由衰退转向萧条（1979年为3.3%，1980年为0，1982年为-1.7%）。尽管1984年的GDP增长和ICT投资增长都达到了80年代的高峰，但是随后的下坡路，表明了这种现象不可持续。

在1991年以后的统计中，1999年是一个拐点，当年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为30.5%，相当于当年总投资规模增速7.4%的4.2倍。此后，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从相对于总投资规模增速的高峰逐渐回落了7年。到2007-2018年，美国ICT投资的增速尽管下降到了10.3%-12.9%的区间，但是仍然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3倍以上，最高为5.4倍（2009年）。这期间，美国的TFP增速为正的只有3年，为0有2年，为负的却高达7年。这种情况，难以用ICT相对于TFP增速的滞后性来解释。

图2  冷战后美国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不管这些ICT投资增速高速增长的情况持续了多久，在绝大多数年份中，ICT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

这种现象在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ICT投资增速在经历1985年41.6%的投资增速高峰后，逐渐放缓；至1997年再度回升达到24.6%的峰值之后，尽管增速降到了20%以下（2015年降到了5.7%），但是依然维持着相当于总投资增速3-4倍左右的态势。然而，在1997-2018年的22年中，有11年的TFP增速为负值，1年为0，包括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97年（当年TFP增速仅为-0.7%）。

图3   1997-2018年日本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这种情况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是类似的。而从统计数据上分析，以美国和日本以及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疑是信息技术最先进，信息产业最发达，信息化程度最高，对信息投资最大的国家。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ICT和ICT产业价值的很大部分，往往是依附于其他产业中，因此在统计上有错漏。

二是对ICT的投资并不完全用于ICT本身的发展，这点可以从某些ICT行业巨头的业务在财务报表中的情况窥见端倪。大量ICT巨头往往凭借充裕的现金会成为“投资中心”，它们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经常大规模投资于包括金融业和新兴产业在内的其他行业，而这点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常没有确切体现。

三是ICT行业存在大量的过度投资和低效、重复投资，泡沫化严重。这种原本可以归于市场失灵的现象。在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伴随着美欧日资本市场上货币泛滥，表现得愈发明显。特别是美国的ICT行业巨头甚至周期性成为避险和投机资本的重要选择。

四是生产效率和技术层面的问题。ICT与基础科学研究的状况有关，一方面逐渐面临“天花板”：即在基础科学储备基本耗尽后，由于商业化应用进展愈发缓慢，以往那种“革命性”成果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ICT洼地”被逐渐填平，以及ICT产能过剩，呈现愈发“红海化”的市场本身，使得ICT投资所能带来的对经济发展水平贡献的边际递减效应愈发凸显。

最后一个影响实际上是深层次的。在很多领域，人们正逐渐认识到，在基础性的信息化问题解决后，很多进一步的创新与其所耗费的资源，对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效益提高的影响有限，或者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因而往往是低效甚至是无效投资。特别是在基础科学领域突破可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前，ICT对经济效率，特别是对TFP的提升可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对ICT的过度关注、ICT自身的发展相对于期望值的落差、过度投资和低效应用，往往意味着泡沫化，结果可能是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这点在欧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认识。

对TFP影响因素的一般归纳

从上述分析出发，可以归纳影响TFP的一些因素：

    第一，产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可能会影响TFP对GDP增长的贡献。因为不同产业的经济效率不同，技术以及社会组织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即不同行业的TFP存在不均衡性。通常服务类行业的TFP提升是非常缓慢的；而且附加值越低的行业，其TFP增速通常也越慢，提升空间也越有限。也就是说，伴随着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在GDP占比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发的GDP增长动能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部门对高效部门的拉低和对销，极有可能会使TFP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在统计上变得不够明显，甚至失真。

第二，人口结构的变迁，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有可能会使TFP对GDP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一方面工资刚性上升，特别是潜在劳动力数量的减小，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服务行业聚集大量的劳动力，将会拉低整体TFP增速。另一方面，理论上在TFP提升最快的实体经济部门，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长期影响，并不一定是通过技术投资和优化流程来实现效率的提高，或者是用机器替代劳动者以提高效率；而往往是造成产业向外转移，结果将进一步抑制TFP对GDP增长的贡献。

同时，与单纯的投资相比，劳动者在质量上提升对于GDP增长的实际价值既难以统计，往往还会由于产业结构的变迁而受到抑制，这就从基础上造成了TFP统计数据的失真。

第三，从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历史数据研究出发，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经济体，其TFP增速对经济的潜在拉动，在区间上的差别可能是较大的。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国家而言，TFP增长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长空间可能会大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水平和技术应用水平相对较低，投资和市场改进，特别是教育对劳动者素质以及资本效率的提升，在从根本上拉动TFP增长的同时，又将“掩盖”内生于从这些统计数据反推而来的TFP数据的真实水平。

第四，外部环境、突发事件、经济周期、社会动荡等宏观因素，都可能既从统计上影响TFP，也会从实体方面对TFP的增长或恢复产生长远影响。

从政策着眼，为TFP优化增长环境

TFP对稳增长、调结构的贡献，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是一国的立国之本、财富之源。重视TFP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必须想方设法以提升TFP增速为导向，来提升先进制造业以及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成为既是技术密集型又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整个实体经济的效率。为此，有必要从金融、税收财政、科研和宏观经济政策、国防政策等着眼，为TFP优化中长期增长环境。

调整首台套设备支持办法

加大对先进设备生产和市场需求开拓的支持力度，将对首台套设备的支持措施拓展到二套、三套设备等后续生产。

我们对关键领域自主研发的支持，基本集中于首套设备，对后续二套、三套设备的支持却不甚重视。这已不适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因为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反复地摸索和经验积累。先进设备的研发和市场占有，是一国实体经济活力的基础。发达国家为了垄断市场，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别国的先进产能和研发能力。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有限，同类产品，多买国外一套，我们的企业就少卖出一套，企业离盈亏平衡点和规模效应就远一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额问题，而是关系到实体经济研发能力，这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发达国家的政策是我们在没有某种设备时，他们就高价出售、赚高额利润。一旦我们可以生产某种设备后，他们就开始降价倾销。结果使我们自主研发首套设备的企业迅速丧失国内市场，甚至陷入经营危机。这是抑制、削弱我们研发能力的手段。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保护自主研发先进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助其尽快形成规模效应，使研发企业能够收回成本，获得必要回报，在良性循环中实现赶超。同时要学习其他国家保护本国先进设备研发和生产的做法，用尊重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的方式，完善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环节的税收及减、免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

实施加速折旧等降税政策

财税政策对于改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对改善制造业企业中的高科技企业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如当期抵扣和加速折旧这类以“既有投资”拉动“新发投资”的财税政策，就效费比而言，比补贴或转移支付更为有效。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加速折旧对于刺激实体经济投资，鼓励供给能力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首先，用好加速折旧等方式，通过符合市场经济的财税政策进一步扭转投资“脱实向虚”的局面，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加速折旧是有定向性的，没有特定固定资产投资就谈不上加速折旧，因此非实体经济部门很难享受这一政策，这就从源头保证了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

加速折旧可直接提升投资回报，对进入实体经济的投资有鼓励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缩短投资的收回年限，使得企业针对变化日益加快的市场需求和产品进步趋势，能够更为迅速地通过投资等发展新的项目，以保持产业在整体上跟随先进技术发展的潮流。

加速折旧具有长链性，实体经济中下游部门投资周期的缩短，能有效地带动上游的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研发部门投资积极性，从而使得实体经济部门能够通过对市场需求更为敏捷的反应，为基础层面的投资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可以预见，一旦实施这样的政策，既可以避免与其他国家陷入“反补贴战”、“减税战”；又可以鼓励先进技术和资本流入或留在中国境内。

其次，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所得税中的抵扣力度，特别是要将当期抵扣政策落实到位，进一步减轻企业扩大研发投资的财务成本。

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资金，不仅有风险，而且还有财务成本；企业所得税的抵扣范围、方式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要想减轻企业的负担，确立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导向，可以从进一步调整研发投入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着手。一是，可考虑在财税〔2018〕54号文的基础上，将新购进的用于研发的设备、器具等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金额由500万元适度提升。二是，在财税〔2018〕64号文的基础上，将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计入境外研发费用的比例从80%再适度调高；同时将“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的要求去除，使国际国内一视同仁，鼓励在研发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再次，在财税〔2018〕99号文的基础上，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75%适度调高；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税前摊销比例从175%适度提升。第四，在财税〔2018〕77号文的基础上，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额上限，从100万元适度提高。第五，在财税〔2018〕51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区分，对当年认定具备高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将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准予在计算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比例，由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8%适度提升。第六，优化抵扣程序，如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简化事项备案制手续；进一步简化由于对方成为非正常户无法补开发票的，企业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税前扣除的程序等。对于上述措施，关键是要切实落实当期扣除的规定，而不是先征后返，真正减轻企业研发开支的财务成本和税收优惠奉行成本，将国家的导向传递到位。

当然，要真正发挥财政支持的杠杆作用，就要下决心缩小各级政府的规模，大幅度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共产品质效，真正建立起依法施政的公共财政体制，以财政的可持续保证激励的可持续。

鼓励企业担当创新责任

在创新研发方面，给予企业更大的鼓励支持，对于国有企业研发风险和失败导致的考核问题，依据实际情况予以更大的容忍度。

现代高科技的研发和市场转化，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风险和不确定性也较多。企业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是决定国家综合国力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力的主力军。因此，鼓励、激励他们用好自身的资源推动产业结构进步，使之成为保证TFP增长的稳定器，意义重大。

这一方面需要推动其合理规划中长期的发展路线，将自身增长统一到集约化的效率提升中去；另一方面也要对国有企业开展的带有长期性的研发，给予更为宽松的考核环境。尤其是对于研发中的超支、失败，在尊重科技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大原则，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化解，并将其作为鼓励决策者和带头人干事创业、敢于担当的措施加以确立，进一步解除国有企业引领科技进步的后顾之忧。

创新科技工作者激励机制

保护知识产权，将科技成果资产化，创新收益分享制度作为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和推动转化的动力。

保障TFP有效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只有不断激发人的创造性，并将其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为TFP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每年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国家每年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制约科研工作者创新积极性和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不少，经济激励和市场选择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应当鼓励国有企业引入科技成果创造者、专利权权利人作为资本投资者和利润分配参与者，以利润分享-风险共担的方式，通过风险投资、成果入股等形式，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和利润分配中去。可以考虑在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上，对于创新科技的提供者的利润所得份额，在一定期限内予以适当的扣除安排；在会计处理上，对于资产化的知识产权可考虑设定一定的折旧方式。对一些面临激烈科技、人才竞争的国有企业，在引入创新股权方面可以先行试点，大胆尝试积累经验。

要加大对于那些对行业、乃至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有战略性价值的科技成果的专利保护和保密保护的力度，对于窃取、侵犯成果的行为，应当动用国家机器加大打击力度和追偿力度。对于资本化的科技成果在转让、继承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安排。

放宽对科技成果创造者的权利归属认定。美国在国防采购中就明确规定，由国防订货和采购支持的项目研发中取得的成果，其专利权归研发企业或研发者所有；如果研发失败，风险由政府承担。有这样的制度安排，美国才能出现一批掌握大量尖端科技、横跨军民两界的实业巨头，如波音、洛马、通用动力、普惠等；这些企业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维持一支耗资巨大的、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队伍，并开展包括基础领域在内的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科研活动。这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

对于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性智慧成果，应当适当淡化机构、职务创造，而相对突出个体创造者的权利，特别是自然人的权利人身份的认定。在权利的分配方面，也可以考虑引入机构和自然人共同所有的“混合所有制”式的权利归属，共同参与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对于以国有资金支持的研发成果，如果目前因为体制原因不能引入个人享有因职务行为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共享机制，对于那些对行业发展和就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人物和关键科研人员，应当考虑在现有的科技成果奖之外，由国家和政府根据科技创新的应用情况，特别是商业应用和社会效益情况，在较大范围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对于确因国家安全等因素无法转化或认定为科技资产而无法参与生产利润分配的智慧成果创造者、权利人，要从国家层面给予与其成果重要性相适应的奖励或补偿，以保护其积极性。

对于潜在的科技成果的所有者、权利人给予必要的转化辅导和法律支持，由政府负担主要费用的法律服务和相关辅导，增强其转化意识，降低转化门槛，更为有效地维护潜在智产阶层的合法权利，从源头上降低其维权成本；同时尝试构建与智产阶层相关的仲裁体系。

对科技工作者、技术人员，特别是关键项目的研发人员，在工资和奖金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更大扣除或优惠，激发创新热情。

重视国防需求引领

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加大对先进军事装备的研发和采购投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以重大专项的军民融合，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进入二十世纪后，国防装备研发，一直对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地位具有重大影响。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期间，来自国防领域的需求、军备竞赛的压力，使得西方国家高度关注科技开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战争的危险和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发达国家倾举国之力投入尖端科技研发，一批军工巨头掌握了大批先进技术，形成了庞大的高层次科研队伍，并凭借这些“黑科技”完成了科技的“原始积累”，获得了市场优势和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这种超常规的科技发展与产业融合，使得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攫取到了全球秩序的高点和话语权。

应当看到，国防建设需求对尖端科技的带动作用，往往是一般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以美国为例，奠定波音公司优势地位的划时代产品波音-707，直接来源于美国对苏联战略轰炸和全球部署空中加油的需求。曼哈顿工程、导弹竞赛-阿波罗登月计划等一批军方主导的项目，带动了1950-1970年代美国企业的现代化投资热潮。为了实施核报复和核威慑建立的APAR网，更是催生了冷战后的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浪潮。

当今世界，充满各种形式的冲突，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国防建设方面的迫切性愈发强烈。以国防开支为引领，做强一批攻克掌握高新技术的先进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支撑。从当前的内外部形势和财政经济状况出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已到了比较迫切的时候。

除了“国家队”以外，使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到国防需求的供给中，发挥出整个市场的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在美国，无论是近年来兴起的Space-X、还是传统的主要军火巨头和高科技龙头企业，都是私营公司，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防订货的扶持。要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争取主动，我们就应当对现有国防采购程序和办法做出必要安排，引入更多的合格市场主体，发挥好竞争的作用。

关注ICT、AI等过热引发的问题

更为系统、谨慎地评估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科学、有序地规划传统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

理论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提高包括商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效率。然而，如果由于监管盲区造成网购、共享等新兴业态在资本的推动下野蛮生长，则可能会对传统产业结构产生过快过猛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较为有序的竞争使得资源得以有效利用。然而，近些年来，一些网购平台凭借低价产品和“冲量”战略快速发展，导致传统商业模式，实体店及大型商场在不对等的环境中不断凋敝、举步维艰，在网络销售冲击下节节败退，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是一个对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的规制和监管问题。

电商并没有创造新的附加价值，只是重新分配了价值，而且以没有铺面（从而没有租金、房地产税）、没有店员（人力成本低）作为优势，吸纳的快递从业者的素质并不高，总体上对GDP的贡献反而会小。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平均劳动素质不高的经济体，旅游业、餐饮业、商业主要靠几个网络平台、几家快递公司，而小商店、小饭店、小企业甚至大企业离开这些网络平台就举步维艰；几十亿个银行账号、十几亿消费者、几亿个家庭的信息就掌握在几个支付平台中，也是相当危险的，至少与国家的总体安全观是不适应的。

网络技术投资也未必就一定会带动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首先，网络技术的过度投入正在一些领域形成垄断和寡头，这将从根本上破坏经济的活力；其次，网络技术的龙头企业在使社会公众和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对其依赖不断加深的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成本；再次，“质量好不如直播好”的网络销售模式往往靠低价进行竞争，这对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利；最后，所谓的“定制化”的作坊生产和点对点的快递传输模式也未必就能做到节约资源和减少能耗。因此，必须注意新生行业、新技术的负面影响，不可只强调其积极的一面。

网络技术的投资热潮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是有挤压效应的，客观上有脱实向虚的问题。因此，要对大型商场、实体店等传统商业业态的健康发展和有序改造给予必要的关注。电商的优势应该是其便捷性，用低价与实体店竞争似不妥，有倾销的嫌疑。如何鼓励电商与实体店以增加就业为目标进行合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扩大就业是我们实现小康、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人工智能手段的普遍应用，既可以增强政府对社会的掌控，也同时为各种“黑客”、以假充真等更高级别的犯罪创造了条件。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不注意其消极一面的影响，否则一定会出大问题。

由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潜在GDP增长空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绝不能被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所束缚，也不能被自己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所束缚，而要以不断创新的思想面对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制度有其优势。认识这种优势所包含的潜在GDP增速，并将其转化为现实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维持7%左右，甚至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速是完全可能的。抓紧TFP这根标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用好潜在发展速度空间，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而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编辑  苏歌）

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范围是较大的。与潜在GDP增长速度关系因素和机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在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中，潜在GDP增速的空间理论上可能在7%-10%，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跨越人均1万美元大关。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面对当前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保持必要的GDP增长速度，事关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表示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下产出多少的能力，它是影响GDP增长诸因素中更为深远和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对处于发展阶段、模式和结构转型的经济体来说，较为传统的人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对经济的拉动出现下滑时，TFP的变化就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那么考虑到资源要素的有限性和市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承载力与有限性，即使是那些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当其增速放缓、停滞乃至呈现“局部短期衰退-局部短期萧条-整体长期衰退-整体长期萧条”的恶性循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那种“解不出的死循环”，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质量、可持续GDP增长方式的转型，研究TFP与GDP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一定的TFP增长能够支持多高的潜在GDP增长速度？其次是如何保持较高的TFP增长势头？

认识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能力，与提高TFP增速本身，对于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重要的。

TFP增速对潜在GDP增速的支撑问题

毋庸置疑，TFP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影响GDP增长的关键。但对这个贡献度的测算，特别是对TFP本身的测算，依然是极其复杂的未决难题，远没有达到像对GDP或者投资规模、就业数量测算那样精准。而残值法为代表的各种测算方法，总体上还是由果及因、对其他统计数据的回溯。其缺陷在于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短期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TFP增速和GDP增速对应关系的大起大落。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短期看，TFP的增速可以对应的GDP增速区间是相当大的。

TFP与GDP增长的弹性问题：日本战后的经验

例如，作为一个有较为完备工业基础、人口过亿的国家，日本1972年的GDP增速是8.2%，当年TFP增速是2.0%；1973年的GDP增速是7.7%，结果当年的TFP增速却骤降到0.3%，这种变化居然是在劳动量投入增速和投资增速双双提升下出现的。

在日本战后GDP高速增长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1951-1954年，日本的GDP增速从12.5%一路下滑至5.7%，降幅为6.5个百分点；但是TFP增速则从1951年的7.6%降到了-0.5%，降幅达8.1个百分点。1955年的TFP增速是0.9%，然而当年的GDP增速却上升到了8.6%。1956-1957年，日本的TFP增速再度由正转负，分别为-0.8%和-1.1%，但是GDP增速依然维持在7.5%和7.3%。1958年，日本的TFP增速回升到了0.5%，GDP增速居然大幅下降到了5.8%。1959年的TFP增速上升到了2.8%，当年GDP增速达到了9.1%。1951-1959年间，日本GDP增速在7%-9%这个区间对应的TFP增速低至-1.1%（1957年，GDP增速7.3%），高至2.8%（1959年，GDP增速9.1%）。

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恢复，日本经济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快速增长，10年中有7年的GDP增速超过了10%，其TFP的增速区间是3.4%-5%；1962年和1963年的GDP增速为8.9%和8.5%，TFP增速对应为2.8%和2.7%。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日本GDP增速开始大幅度放缓，TFP增速为负的年份多达7年。其间，TFP增速最低为-5.8%（1974年，GDP增速为-1.2%）；最高为1978年的-0.5%（当年GDP增速为5.7%）。1972年和1973年，日本的GDP增速为8.4%和8%，当年的TFP增速为2%和0.3%。

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属于高收入国家，其GDP最高达到美国的71.1%（1995年），但是其TFP增速却只有1988年和1996年两个年份为正，分别为0.9%（当年GDP增速为7.5%）和0.5%（当年GDP增速为3.9%）。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日本依然处于高收入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TFP增速正负互现多数为负，在-3.7%到3.1%之间震荡，但是其GDP增速却再也未能重现1960-1970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在1989年、1990年，其GDP增速达到5.5%（当年TFP增速分别为-0.9%、-1.2%）之后，一路下滑；GDP增速在2009年降到了-5.0%的历史最低点（当年TFP增速为-3.6%）。即使2010年的TFP增速高达3.2%，当年的GDP增速也仅有4.6%；且第二年就双双滑落至-0.8%和0.2%。

纵观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2018年的GDP增长和TFP增速，不难发现，二者对应的波动极大。特别是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960-1970年间，其TFP平均增速既不稳定，峰值也并不太高。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在1960-1965年和1966-1970年两个区间，其TFP平均增速为1.478%和1.946%；[1] 同阶段，其GDP增长的速度最低为5.8%，最高为13.1%，除1年外，都维持在8%以上。

这表明，就日本而言，其TFP增速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的潜在空间在大趋势上是缩小的，这一时期，一方面与经济进入滞涨阶段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其实体经济走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相伴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滞涨时期”以前，按照残值法，在TFP增速为2%-4%这个区间中，其GDP增速高到11.1%（1967年，当年TFP增速为3.4%），低至7.4%（1953年，当年TFP增速为2.4%），总体来看却是相当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TFP增速仅有2010年高于2%，为3.2%；当年GDP增速为4.6%，这与图5显示的日本本土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后，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拉动空间变小的大趋势是吻合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的TFP：以韩国为例（三级标题）韩国是较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规模较大、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五千多万人口的经济体，其在1966-1990年的平均TFP增速并不高，仅为1.7%。这个数据甚至远低于产业结构类似的同期我国台湾地区的2.6%，也低于经济规模更小的香港地区同期2.3%的平均增速。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韩国在同期较快速的GDP增长，1965-1990年间，韩国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7.4%，高于同期我国台湾地区6.3%和我国香港地区5.8%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韩国的TFP增速正、负值大体上随着经济周期交替出现。在GDP增速超过10%的4年中，有2年的TFP增速低于3%，即1987年和1988年。尽管这两年的TFP增速仅有1.5%和2.8%，但是GDP增速却高达10.9%和10.7%。值得关注的是，1983年、1986年和1987年的GDP增速均为10.9%，但TFP增速却分别为6.8%、5.2%和1.5%；其中TFP增速高位的年份（1983年）其增速是低位年份（1987年）的4.5倍，但对应的GDP增速却是一样的。在TFP增速为负值的4年中，除了1980年由于全国性的政治原因主导了GDP的负增长以外，其余三年也都达到了6%以上的GDP增速。

进入稳定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了1998年TFP增速暴跌到-3.6%和1999年TFP增速骤然回调到6.3%这样的两个正负值极端数据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0-1996年的7年中，韩国的TFP增速都没达到1.5%，但是其GDP增速却相当高。在TFP增速为1.0%-1.5%的4年中，GDP增速均为8.8%以上，有3年超过了9%。即使是在TFP增速为-0.8的1992年，韩国的GDP增长也达到了6%。

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与较低TFP增速（大大低于我国同期TFP增速）相伴随的高速GDP增长，最终夯实了韩国的发达经济体地位。

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却是，进入新世纪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其TFP增速甚至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其GDP增速却进入了低速通道。在TFP增速超过2%的3年中，GDP增速最高也仅为7.2%（2002年，当年TFP增速为2.9%）。在TFP增速最高的2010年（3.1%），GDP增速为6.3%；在TFP增速最低的2012年（-0.6%），GDP增速为2.3%。

如果仅从数据角度出发，即使考虑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发达经济体GDP增长随着边际效应逐渐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发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向高附加型价值和创新推动主导下的转变，呈现去重工业化的韩国，其较为稳定的TFP增速也并没有伴随出现较高的GDP增长速度。即使这样，其GDP增长速度和TFP增速相关于GDP增长的潜力空间，明显高于和好于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的邻国日本。

冷战中及互联网时代的TFP：美国的情况

美国是体量最大和平均经济水平最为均衡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较为均衡的1951-1979年，其GDP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其TFP增速并不高。在30年中，高于2.5%的仅有4年；低于1%的有11年，其中3年为负值。在GDP增长高达7.3%和7.2%的1951和1959年，TFP增速分别为2.8%和3.7%。在被认为GDP增长最好的1962-1966年间，TFP增速除1962年达到了2.8%以外，其余均在2.5%以下。

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TFP增速较低，有6年低于1%。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了滞涨之后创纪录的7%，但是当年TFP增速为2.2%。这样高速的GDP增长年份，此后再没有重现。苏联解体后，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并经历了互联网大泡沫的克林顿执政时期，在TFP水平最高的1996-1999年间（0.7%-1.2%），美国的GDP增速为4.7%-5.1%。这一时期，TFP增速所对应的GDP增速空间较之以往明显增大。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除了统计因素外，美国作为亿级人口的经济体，伴随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可能的重要方面。

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TFP

在传统发达国家中，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TFP的平均增速超过4%，高于美国，在西方世界处于高水平；其GDP增长平均速度达7%以上。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战后重建的恢复性增长。重建基本完成后，在工业体系趋于稳定的20世纪60年代，其TFP平均增速回落到了平均3%左右，GDP增速也下滑到了5%左右。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德国基本完成了两德统一后的经济体系融合、经济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态势，其科技研发无论是政府重视程度还是企业研发投入上，都处于欧洲前列，并长期保持稳定。但是在2000-2016年的17年中，其TFP平均增速却总体上处于极低水平：2000-2007年为0.36%，2008-2016年为-0.15%。在TFP平均增速出现负值的同时，德国的经济质量依然被认为是西欧四大经济体（英、德、法、意）中最好的。

对不同规模发达经济体TFP的几点结论和一个推论

通过对上述具有比较完备国民经济部门的五千万级（韩国、德国）和亿级人口发达经济体（日本、美国）的比较，不难发现，不管是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还是完成跨越之后，单位TFP所对应的GDP增长区间，或者说潜在增长空间都是较大的。从统计上看，至少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型新兴经济体而言，即使TFP增速较低，维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也是可能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2%左右的TFP平均增速附近，这两个国家都实现了较长时期的7%-10%的经济平均增长。

这似乎表明，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单位TFP增速，往往能够带来更为快速的GDP增长。具体而言，从日、韩、美、德的经验出发，1个百分点的TFP增速带动3-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对于具备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和制度体系、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大国而言，在较长时期维持2%-3%左右的TFP增速以形成7-10%左右的潜在GDP增长是可能的。

自1990年以来，中国TFP增速总体较高。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TFP增速基本稳定在2%-4%的区间。然而，与处在类似阶段的日、韩等国相比，我国GDP增速相对于TFP的增速却并不高。这表明，中国TFP增长相对于GDP增长的拉动潜能，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换言之，如果TFP增速能继续维持在2%-4%的空间，那么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则应能够维持在7%-10%的空间，甚至有可能取得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长速度。

（编辑  苏歌）

2018年我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过，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后来又在《经济导刊》2018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不只是贸易战》。当时我就指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过是导火索，是手段；我们还会在文化、教育、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面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打击。

    我们发现，从上个世纪末，也就是1995年以后，美国国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我们研究美国问题时，对这些变化没注意到，或注意不够。

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

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40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美国这40年，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三分之二下降到50%（统计数据略有不同，有的是50%以下，有的是51%、52%左右），大概下降十几个百分点。美国中产阶级年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14000美元。

美国最富有的人口，在40年前统计是540人，这些人拥有资产4800亿美元。最近这两年，最富有的人数已经上升到5800人左右，所拥有的财富达到2.4万亿美元，增长了数倍。

美国国内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蓝领阶层对华盛顿的政治、对建制派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美国国内社会的巨大变化，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再看移民问题。据美国人说，墨西哥有一项政策，就是多生人口，然后都往美国跑，因为墨西哥国内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就业机会，所以鼓励墨西哥人向美国跑，把新墨西哥州重新占回来，因为这里原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现在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已经达到大约6000万。我去过美国的南部地区，到那里的小店去买东西，你说英语他们不懂，他们只说西班牙语。那些小店就是为当地的西班牙语系的人服务的。这些拉丁人大体都信奉罗马天主教，而美国主流宗教是新教。虽然两者都源于基督教，但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派系。信仰不一样，又不说英语，所以美国人有深切的担忧，担心将来他们要分裂成两个美国，一个说英语的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美国。这种担忧从上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正在形成。

其实美国早就要对付中国。如果没有2001年的9·11事件，如果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20年前从小布什总统开始就将矛头针对中国。由于9·11和金融危机，它延缓了20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期望的不符，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它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原来说支持中国发展，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但是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演变；如果再不扼制中国，中国就要彻底挑战美国的权威了。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由于我们没有特别清晰地注意到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变化，对其中出现的一些迹象，我们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进行了双边投资谈判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当时这个谈判有达成协议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例如负面清单等问题，我们还希望保护的时间长一点。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当时就强调Last chance，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新政府上台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认为中美关系是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斗而不破嘛。

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然后就开展双边谈判。经过100天的谈判没有形成实际成果，美国立刻将六个谈判的渠道全部停掉。

美国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因而它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变化。美国过去支持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它支持自己主导的国际多边机构来发挥作用。现在变成美国优先政策，把多边主义变成单边主义。所以它的表现是退群，要重构国际关系体制，变成以美国利益为主的体制。引用美国一些外交人士的评论，特朗普想回到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式的国际关系。是不是这样，还要观察。

是不是特朗普下台以后，美国的政策会发生逆转？不太可能。美国国内无论什么派、什么阶层，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他们目的不同。

我们的报纸上总是讲，美国应该理解中国，但是很少讲中国应该理解美国。就是说，我们应当了解美国国内的这些变化，了解它的中产阶级的要求、老百姓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极为困难的。

邓小平同志讲，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外部因素。他说这个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香港，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环境的大问题。香港动乱的背后是有组织的、有外部支持的，有人就是要让中国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只要采取了，美国马上可以把特殊关税区、美国对香港的一些现有政策全部取消。

现在中美之间的争端已经从经贸领域上升到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等方面。贸易战是切入口，未来肯定要扩大战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非常清楚，他没有讲中国，而是直指中国共产党，这还不清楚吗？还蒙在鼓里？还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已经是主导权之争，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我们是否想好了怎么去进行长期的斗争打算！

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和西方合作，西方支持我们改革开放，包括技术方面的合作。现在美国就是要脱钩，科学技术方面肯定要脱钩，经贸脱钩有些困难，但是它也在努力地去做。

我们要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

对中国来说，关键是掌握解决问题的时机。香港问题，如果我们早点采取措施，问题的严重性会轻许多，他们的借口会少许多。

中美之间第一阶段谈判，大家都希望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请来的人大多数是不赞成特朗普政策的人，所以我们对特朗普想法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基辛格已经说到有可能发生热战，处理不好就要发生武装冲突。我觉得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所谓底线思维，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对策方面，毛主席早就讲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对外开放？2019年4月份的博鳌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继续对外开放，对像德国这些不打贸易战的国家，我可以对你开放，让出一部分利益。金融开放我们早就承诺了，虽然没有写在文字上，但是口头上是承诺了的。每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美方都提这个问题，金融开放、互联网黑客问题等等，希望进一步开放。

我们要跳到外线去作战。外线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怎么做好这些事情，怎么能够和欧洲搞好关系。美国现在力量有限，它掌控不了欧洲、日本这些国家，后者不一定跟它一条心，所以怎么做好欧洲、日本和其它地区的国家的工作，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作，非常重要。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跟你对着干。

过去我们的统战工作是怎么做的？是做敌人和中间派的工作，是化敌为友。在香港重点拉住几个大资本家、大商人做统战工作，有什么用？不是说不要去做，但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广东话都不会说，你怎么进入居民社区？怎么去了解基层老百姓的想法和意见？天天关在办公大楼里不出来，你怎么了解情况？怎么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

我们要做当地人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干部有多少人有周总理那种人格魅力？1955年，韩素音跟周总理谈过一次话，从此以后支持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那才叫初心不改，我们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如果去做统战工作，去争取中间派，拉过来一些敌对派，这样我们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编辑  季节）

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

最近，我读了大量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即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它原来是自由主义的，现在变成了保守主义。以前美国是推动一些国际机构去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它是把这个转过来了，对这些国际机构不满意。美国要“退群”了，甚至连联合国它都要退出。

    第一，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幻想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将来民主党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会不会有所变化？不好预判。但是如果特朗普竞选连任以后，起码今后6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抱有幻想。

    最近媒体公布美国100多名学者的信，我们报刊上又出现了乐观情绪，说美国没有形成共识等等，我认为这是基本上没有看透美国。所谓形成共识，是在科技、经贸领域里有高度的共识，而在与中国为敌的战略和军事领域，确实不是大家都一致。现在掌权的强硬派是要在战略和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第二，中美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看了莱特海森2010年的国会证词，你就知道现在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全部是按那个论调走的，千万不要盲目乐观，中美关系正在不断变化。

    第三，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影响。人民币“破7”，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需要进行评估。汇率主要是经济的表现，现在我们对中国经济表现的数字掌握不全面。我们公布的对美贸易数字是以人民币计价，但是人民币是贬了值的，为什么不以美元计价？以美元计价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数字是不一样的。到底中美之间贸易发生了多大变化？美元下调、美元贬值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效果和影响？我觉得这些基本信息都需要准确把握，同时需要认真研究。如果人民币跟着贬值又是什么样的影响？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人民币汇率、股市、债市，也需要有准确的数据信息进行研究。外电说中国的债市估计是260万亿，其中公司债约占三分之二，这是他们的估计。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债市，今年1到5月份，债务违约已经出现125起了。汇市、股市、债市都有不确定性。

第四，以美元作为武器的可能性。我认为美国现在不会把美元作为武器和中国打金融战，因为它是严重的双刃剑，比贸易的双刃剑的作用还要大。如果以美元作为武器跟中国干，美国的损失不会小，除非两边真正打起来，那就是热战了。在热战没起来的时候，不至于用美元作为武器。

    我们判断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要掌握准确的数字，如果没有掌握准确的数字去判断，这是说不清楚的。但是现在最困难的就是我们不掌握基础数字。

    我们到下面去了解，有的企业出口非常好。我问企业美国订单怎么样，他们说美国订单不少。有的企业就说，前一段美国订单一份没有，大阪会议之后，美国订单来了。但是同时又告诉你，我这订单两年之内必然会转移。

据美国商会统计，美国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约三分之一。这些企业主要是把对美出口产品生产部分进行转移，是部分转移，不在中国的生产线都转移。

重点是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中美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决，主要在中国自己，并不在美国。就是中国自己发展得好，科学技术突破的多，中美关系就好。如果你自己发展不好，你经济不行，民营企业都倒台，科技创新没有大量的投入，那中美关系就搞不好，它就会挤压你。

我觉得我们对于制造业的认识有问题。经济的基础是制造业，甭管是低端、中端、高端，刚开始只能是中低端，然后逐步过渡到高端。制造业是经济的基础，现在我们贷款支持制造业的比例，还不到10%。

中国自己把自己的事办好是关键，特别是在目前，把经济发展好是关键。如果我们现在经济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障碍。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我们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从2010年到现在历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都看了一遍，我的判断是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国内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不一致

2018年以来，我在《经济导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没有贴上敌人标签的敌人》，第二篇是《不只是贸易战》。我们与美国打经济战、金融战、舆论战、科技战、留学生战、体育战、文化战都有可能。

一直到2018年6月、7月甚至9月底，国内的舆论界还不相信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有的领导不相信性质会转变。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为什么？他说接触和遏制一直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接触和遏制这个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如果原来接触是80%，遏制是20%；现在遏制是80%，接触是20%，怎么会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呢？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对事物本质的变化看不清楚，或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种认知将产生误导。

我看了十几篇美国人的文章，他们都认为中美贸易战肯定要打下去的。我们到现在是不是相信这个贸易战会持久打下去？可能仍然有人不相信，或是认为会停在某一个时点上。比方说，当美国对我向美出口500亿美元商品加税政策出台时，有人就说针对2000亿的加税措施恐怕不会出来吧；2000亿出来以后，又说2670亿可能不会出来。而美国人的认识却比较一致：只要中国不发生变化，针对全部5000多亿美元出口的加税措施一定会出台。

中美之争是道路之争

有些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因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表示焦虑，于是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或说我认为此观点不够全面。比较一下中美实力，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和美国相去甚远，尤其是经济、科技、军事这三个硬实力，我们与美国的距离还很远。美国并不是因担心中国马上就要赶超它才挑战中国，在军事上挑战的同时，在经济上施加压力。

我认为美国对中国产生不安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发展速度都不是它最主要的关注点。如果我们按照美国认为“合理”的方式去发展，也许我们发展快点儿它也不在乎，因为它认为可以跟我们竞争。现在美国认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党和政府起主导作用也好，违反了它所谓的“规则”，它很难与之竞争。因此美国打击的是我们的增长方式。进一步看，中美之间的争论是道路之争，这是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还说美国打贸易战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变化了，那就片面了。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四十年的情况。

换句话说，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利用了美国或者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美国所主张的“市场规则”行事，因此就要打压我们，迫使我们去改变。如果想继续享受美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好处”，那就要按照美国的“规矩”来办事。否则这个市场将对中国关闭。

我们现在国内的舆论，报纸上、电视上宣传的是什么呢？说美国大多数企业都反对加税。这个说法没错，因为它制裁到了在华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头上，因为在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向美国的出口量，远远大于中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却忽略了也正是这些企业向美国政府告状，说你必须让中国公平地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一点却没人说明。

我们也没有告诉大家，美国是认真对贸易战的损害进行过评估的，它的政策出台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一项政策出台，美国会受到多少损失，中国会受到多少损失，它经过了认真的评估。一个经济学家对我讲，美方内部有讨论，认为他们的损害是可以控制的。他们计算，中国的损失将是美国的8倍。我们现在对我们可能在对美贸易战中会受到的损失估计过低。而美国是经过损害评估，愿意承受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代价，是下了这个决心的。美国经济界会有反对的声音，确实美国很多产业链都在中国，但是美国是会坚持这个做法的，因为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压中国改变。它对贸易进口加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其实美国并不在乎这个贸易逆差，只有产生逆差，美元才出得去。如果都是顺差，美元就出不去了，美元还怎么占领世界？所以它的政策出台针对的并不完全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我认为美国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将产业链挤出中国。现在产业链已经开始移出中国，东南亚国家完全可以接收，这些国家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而且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更低。无论将来中美谈判结果如何，产业链的转移都难以避免。因为投资者会考虑把产业放在一个目前全球最大市场的对手家里，未来的市场安全、稳定的不确定性太大，因此肯定要考虑至少是部分地转移。不转移的部分主要是为了中国国内的市场。第二就是要遏制中国沿着现在这条道路发展，逼迫中国采纳美国认可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不会轻易结束。

现在，国内对我们在贸易战中将要受到的损失的评估过于乐观。有人计算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速的0.4%-0.5%，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猜想是把对美的5000多亿出口乘上6点几的汇率就是3万多亿人民币，这占中国GDP的0.4%到0.5%。有一个民企老总跟我讲，在福州，一个外资企业来投资建触摸屏工厂，准备出口到美国。他已经投了一部分资金，但他看贸易战一打，就撤资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将来还会发生。

因此，在估算损失的时候，不能只说那5000多亿美元没了，因为这5000多亿连着中国和东盟53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韩国3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日本2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贸易合起来不只10000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是进口的原料、零部件或者中间产品，加工以后再出口。比方说，我们出口到日本、美国的服装，有不少是我们先进口面料，做了服装再出口。如果对美出口的5000多亿没有了，那么很多进口也就没有了。这是交叉贸易，它影响的不止是5000多亿美元。当然我们也没赚到这5000多亿出口应该赚到的钱。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以及进口商、分销商都从中赚了钱。这5000多亿美元的损失对就业、对社会的稳定、对很多家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估计损害时除了直接的损失，间接的损失也要包括进去，尽量更全面些，这样的评估才对决策有用。

中美双方的喊话不在一个维度上

中国发表的白皮书非常详细地用数字说明了问题，而且最后也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这很有必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明确的立场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也感到，中美双方没有在一个维度上讲话。中国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问题。美国不了解这些道理吗？它一清二楚，它不是因为不懂这些道理才跟你纠缠的，它的争斗不在这个维度上。中国指出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受益更大，实际上美国全都知道这些事实。

我们讲，技术转移双方都是自愿的，双方是签了协议的。但是我们没有谈我们的市场换技术，市场换技术算不算强迫技术转移？按照美国的理论，我这个东西优秀、比较好，应该直接进入市场，不应该有一个门槛。自由竞争嘛，我的东西好就应该能进入你的市场，为什么还要市场换技术？我们说我让了市场，就应获得技术。我们现在用比较利益学说解释国际贸易，我们之所以能进入美国市场，因为我们东西又便宜又好。它也谈比较利益学说，说我的技术比较利益比你的高，所以我应能进入你的市场，而不应该用技术换。我们的维度不一样，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回应。例如我们应提出美国技术市场不开放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

建议大家重温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毛主席在文章中讲了战略退却，他讲不会战略退却的人，也就不会战略进攻。毛主席专门讲了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当时我们是弱者，弱者和强者打仗必须有退却，正面硬拼是不行的。因而我主张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步并非是投降，而是为了赢得主动。在中美经贸争端中针尖对麦芒，我不认为是适用的。你要有一定的战略思维，有一定的安排，集中力量维护好这个市场，从而发展自己。我们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努力发展自己，不要有一点成绩就吹牛。

我们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做好战略上的安排，为了未来能够超越。要是现在硬拼把市场丢失了，那是很成问题的。另外，不要幻想这场斗争会短期内结束，或者只会限于经贸领域。总之，我们要认清中美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个认识下如何发展未来的中美关系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编辑 季节）

编者按: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只是手段，它具有贸易战的特征和要素，但主要目的是尽量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尽快打开中国市场。

最近，中美要打贸易战的评论铺天盖地，美国是箭在弦上，大有不得不发之势。而中国的官方发言人、专家学者、智库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希望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美国财长姆努钦最近又表示双方在谈判，如果谈得好，也可以避免贸易战。美国股市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担忧，出现大起大落，也引发全球股市起伏不定。那么，中美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2018年3月8日美国宣布要对中国的钢铝征税；3月22日，又宣布要对洗衣机、太阳能电池及对中国的600亿美元出口产品征税。特朗普在推特上说要中国2018年减少对美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这些举措确实有要与中国开打贸易战的架势。不过，我们不能只看这些表面现象，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什么是问题的本质呢？

如果从中国的媒体、网站上搜寻中国各方人士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认为中美之间确实要打贸易战，但中国并不怕打贸易战，一定会奉陪到底。

第二，大多数人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可以通过谈判获得解决。

第三，有个别中方人士指出，美国挑出的600亿美元征税产品是《中国制造2025》中的核心领域，是中国未来可能与美国竞争的行业。美国是为了阻止中国的竞争力上升，是大国崛起必然发生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经济战。国外人士也有这种观点。[1]

应该说这三种分析和应对都有道理，而第三种认识更有深度。如果说美国真要与中国打贸易战，为何不拿美国进口额更大的成衣、鞋、日用品开刀，而它挑出来的产品无论是钢铝、洗衣机、太阳能电池还是600亿美元的商品，在中美5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中占比很小，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对美国的消费者也影响不大。因此，似乎不是要打贸易战。那美国如此大张旗鼓地摆出打贸易战的姿态又是为了什么呢？

先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次国情咨文中说了些什么，“美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牺牲我们的繁荣，转移我们的工作、公司和国家财富的贸易交易。”他还说：“在全世界，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集团和中俄等竞争者对我们的利益、经济和价值的挑战。面对这些危险，我们知道，软弱肯定会导致冲突，而无可比拟的实力才是保卫自己的可靠途径”。[2] 把中国与“流氓国家”及恐怖集团并列为美国的威胁。

再看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怎样为中美关系定性的：

“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3]

“这些竞争（指中、俄、朝、伊朗、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集团）要求美国重新思考过去20年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建立在与对手进行接触及将他们纳入到国际机构和全球商务体系中，就可以使他们变为无害的行为者和可信赖的伙伴的假设之上的。总的来说，这一假设是错误的”。[4]

“美国面对三个主要的挑战者——中俄修正主义大国、北朝鲜和伊朗流氓国家以及跨国犯罪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圣战组织恐怖集团——他们积极地与美国及我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竞争”。[5]

总之，美国在这份报告中把中国列为面临的五大威胁之一，而且认为中国是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获取了竞争力，用违反知识产权的办法获得技术进步，与美国企业的合作取得了竞争优势。派留学生到美国侵占了美国教育的好处，美国要切断这些使中国获益的渠道。

2018年3月4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合刊上刊登了题为《中国的惩罚》的文章。一位作者是库尔特·坎贝尔。他现在是亚洲集团主席，曾于2009年至2013年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另一位作者是艾丽·兰特娜，现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员，2013年至2015年曾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文中说：“胡萝卜与大棒都没能使中国变成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外交与商业的接触和包容，也没使北京的政治与经济变得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平衡政策也没制止北京寻求取代美国主导的制度的核心内容。自由的国际秩序，也没有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有力地引诱或是限制中国。相反中国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在这一过程中使美国许多期望落空”。[6]

“现实说明，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个清楚的对华政策”。[7]

“美国曾设想更多地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可以使中国经济逐步地，但是坚定地走向自由化。1990年，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说，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对中国重回改革道路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在美国曾占据几十年的统治地位。这一信念驱使美国在90年代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WTO，2006年与中国进行经济对话，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与中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8]

“然而，本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停止了。与西方的期望相反，在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时，北京反而加强了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持续的增长没使中国变成一支更加开放的力量，反而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及国家主导的经济合法性服务了。”[9]

“中国无可避免地滑向了更像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气候，而不是80年代邓小平时期的政治气候。”[10]

“华盛顿现在面对的是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和巨大的竞争者。正确对待这个挑战，就要放弃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充满希望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用对美国战略上的假设提出质问的方式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11]

从上述文件和文章中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过去40年对华接触和发展商贸关系的政策，没有使中国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反而使中国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因此过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需要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中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的挑战者，不是维护者，因此不能让中国继续占有这一体制的好处。美国“自由、公平、公开”的体制应该对应的是中国“自由、公平、公开”的体制。

从以上引述和分析判断，美国的对华政策要实现两个目标。其一，美国希望中国的政治制度应朝着美国希望的“自由民主”方向发展；其二，美国希望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完全开放。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开放度要达到美国的要求。美国知道第一个目标很难实现，因此第二个目标是底线。虽然不能改变中国，但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美国的商业利益要最大化。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美国要打的就不只是贸易战，贸易战只是手段，虽然它具有贸易战的特征和要素，但主要目的是尽力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全面）开放。打开中国市场，使外国公司、投资者面对一个所谓“更加公平透明的中国市场”，在美国是两党、精英层、商人的共识，也是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共识，他们都在等待美国打开中国的市场，使他们可以同等受益。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楚的认识。

如果仅认为美国是要与我们打一场贸易战，恐怕这种认识太肤浅了。因为贸易战是双输的，美国不一定愿意承担损失。这是过去几十年美国所采取的态度，所以中美之间一直没有发生真正的贸易战。而美国现在是要改变对华政策，要以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为目的，所以美国有可能是准备好了承担一些损失，不达到目的不罢休。这样，我们面对的恐怕不只是贸易战。我们还会在文化、教育、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面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打击。今天发生在俄罗斯身上的事，不能排除不发生在我们身上。在美国看来，这是维护其主导权、霸权的生死之战，不能期望美国会手软。如果我们市场开放还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上述情况就都可能发生，因为战后的体制是美国制定并主导的，如果有人要挑战，美国现在可能要把挑战者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美国最近的这一系列举措理解成贸易战，这已经是主导权之争，道路之争。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呢？是否想好了怎么去争？并不是应付一下，多进口点东西就完了，而是要有一个可行的，长期的打算！

（编辑  苏歌）

最近两年，国内外均有不少机构或学者提出中国的债务问题，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十分严重，将会引发债务危机甚或金融危机。这已经成为部分人士“唱空”中国的重要依据。为了解和清楚这些判断和预测是否有根据和道理，我考察了中国的债务水平、特点及其历史变动和国际比较情况，提出对我国当前债务问题的判断。 

西方诟病中国债务问题的有关说法综述

近年来，众多国际机构、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媒体、知名投资人及经济学家等发表了对中国债务问题的看法。

麦肯锡在2015年的报告中，较为全面地比较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杠杆率[1] 水平，显示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由2007年的158%上升至2014年的282%，累计上升124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样本中的多数发达国家和各主要发展中国家。[2] 此后，其他知名机构陆续发布对中国债务水平的估计值，均介于230%到350%之间（表1），并对此表达担忧。

表1 部分机构对中国债务水平的估计值（%）

  数据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S，EIU，VisualCapital，新闻报道，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策略师Ruchir Sharma研究了过去50年全球最严重的30个债务狂潮，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私人部门债务与GDP比值在5年内增幅超过40个百分点，且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其中中国的债务狂潮是战后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大的，或许难以成为例外。[3]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历史表明，每一个债务快速增长的大国都将经历金融危机或GDP增速持续放缓，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同样的命运。[4] 著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认为，中国经济由债务推动的状况就像是2007年至2008年债台高筑的美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由巨量信贷扩张支撑。对中国持有看空情绪的知名投资人还包括杰弗里·冈拉克（Jeffrey Gundlach）、大卫·泰珀（David Tepper）、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等。[5]《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表示，中国的债务激增并没有带来趋势增长率的上升，反而是下降，债务问题存在高风险，一方面债务大幅增加会掩盖短期风险，但长期可能导致恐慌；另一方面，一旦银行出现问题，将危及整个金融系统。[6]

针对中国债务问题爆发的潜在风险点，外界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可能上升。2017年5月，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3调降为A1，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出现减速，政府财政实力将会有所削弱，政府直接债务负担占GDP比重会继续上升。[7] 此外，标准普尔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认为中国将继续依赖信贷增长、政府通过债务融资进行公共投资以维持经济增速，使未来2-3年政府表外借贷仍将持续。为此标普可能在今年或明年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8] 瑞银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仍属可控，但需密切关注其上升速度，更加隐蔽的准财政支出的迅速增加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隐患。[9]

第二，企业债务问题凸显。麦肯锡测算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25%，其过去几年的上升幅度是各经济部门中最大的。[10] 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表明，2016年末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3%，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值分别高77个和64个百分点。[11] 国际金融协会（IIF）估算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为175%，居全球首位。[12] 汤森路透给出的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0%，是美国该比率的两倍，并在过去五年出现严重恶化。[13]部分机构还认为中国公司债市场面临更多违约风险。标准普尔预计，到2019年，中国的公司债规模将占到全球公司债总额的40%。[14] 彭博称，在中国被评为顶级评级的信用债，却和其他国家的高风险垃圾债具有相似的特征，约57%的中国AAA级债券发行人可能存在违约风险。[15] 美银美林分析师认为，相比股市，管理债市可能是更危险的事，因为债市规模更大，道德风险将成为重大问题。[16]

第三，国际机构认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问题被低估。截至2017年6月末，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为1.74%，远低于部分国外机构的估计值。其中，麦肯锡估计的不良贷款率为7%左右，并指出如果没有相应遏制措施， 2019年不良资产率可能升至15%，并会引发银行资本金的严重损耗，届时需要高达8.2万亿元人民币进行弥补；[17] IMF估算，中国银行业中，企业贷款的潜在损失相当于GDP的7%左右（据此估算的企业贷款不良率约为9.3%）；[18] 里昂证券、见地研究对中国不良贷款率的估计值更是分别高达15%-19%和20%-21%。[19]

第四，金融杠杆率升高和影子信贷问题。由于同业存单快速增长、央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投放货币等原因，2016年我国金融部门杠杆率升至126%，[20]这也成为外界关注的风险点。瑞穗证券认为，中国近年来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降低了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同时降低资金使用效率，推高实体经济资金成本，并增加了资金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21] 瑞银指出，一方面对影子信贷的有效监管较少，另一方面影子信贷增加了多层中介，这都增加了融资的风险和成本；政府将无法及时发现金融隐患，也无法应对金融风险和避免系统性危机。[22] 

中国债务水平的变动及国际比较

金融危机以来，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下，我国经济杠杆率水平显著上升。我们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为准进行比较。其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由2008年的141%上升至2016年的257%，累计上升116个百分点。其中，2016年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达到46%、166%和44%，均较2008年大幅上升，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在全社会债务总额中占据多数。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2016年我国257%的全社会杠杆率水平仍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明显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表2）。与2008年相比，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上升了116个百分点，高于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各主要发展中国家。[23]

表2  世界主要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对比，2016年 （单位：%）

数据来源：BIS

注：上升幅度指与2008年相比，全社会杠杆率水平上升的百分点数。

债务结构的主要特点，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相对较高，由2008年的96%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166%，无论绝对数值还是增幅，均高于各主要发展中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成为国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二是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不高，由2008年的27%上升至2016年的46%，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水平相当，且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地方政府债务占比较高，此前社科院报告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债务的近三倍，[24]特别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缺乏透明性，成为最大风险点。

三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处于相对合理水平，由2008年的18%升至2016年的44%，虽然上升速度较快，但其绝对水平低于绝大多数样本发达国家，略高于各主要发展中国家。 

中国债务状况的主要特点与风险评估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全社会债务水平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尽管近年来债务增速较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但其本质与国外情况差别很大。

一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主要源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我国非金融企业负债情况，以国有企业负债为主，2016年国企杠杆率已上升到117%。[25]由于国企资本金长期得不到补充，自有资金少，资本市场发展慢，企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所以一直依靠负债发展。再加上国企管理还有不少问题，企业税费负担较重，没有能力自我补充资本金。2003年至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20.0万亿元扩大到140.7万亿元，而实收资本仅从4.5万亿元上升到11.2万亿元，[26] 因为国家虽没有为国企补充资本金，但却提供了隐性担保。

二是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体系推高杠杆率。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社会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比重高，而股权融资占比相对较低。我国2016年新增社会融资中，贷款类融资占比为72.8%，债务性融资比重接近九成，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占7.0%（表3），而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融资以股权融资为主，债务性融资占比均不及三分之一。截至2016年底，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社会总融资存量[27] 分别是GDP的425%、370%和406%，而我国这一数值仅为278%；但由于股权融资不计入负债，这样在融资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我国的借贷主体需要承担相对更多的债务，进而推升全社会杠杆率水平。此外，我国股权融资需要较长的融资周期，国内上市公司通过增发方式融资大概需要一年半左右，容易错过优质的投资项目，而借款要快得多。这也是我国企业海外收购多用借贷融资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这条路堵死，或经过更多审查手续，将不利于企业抓住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慎重。 

表3  我国社会融资结构（%）

数据来源：Wind，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注：表中数据为2016年数据，贷款类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三是债务主要投向生产性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而非福利支出。仅凭债务水平一个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的健康程度，还要考察支出方式和资产构成。我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且财政支出中医疗、社保等福利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政府支出以生产型为主，私人部门负债也大量投向生产性资产，对经济能够产生促进作用，这种债务有可持续性，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强。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调研组数据，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元，其中只有2.9万亿元用于民生领域，约占19%，而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占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明显高于我国。以2016至2017财年为例，美国、英国、日本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中，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支出的占比分别为47.6%、49.9%和33.1%。[28]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在短期提升总需求，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2016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为16.2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20.4%。

四是储蓄率高且以内债为主。评估一国的债务情况，除了看总杠杆率水平，还要考察其债务结构。日本虽然全社会债务水平较高，但由于具有高储蓄和低外债特征，债务持有人以国内银行和居民为主，故并未发生过严重的债务危机。2016年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为257%，远低于日本的371%，与韩国大体相当；我国储蓄率高达45.8%，远高于日本和韩国；从外债余额占GDP比重、内债占全部债务比重这两项指标看，我国外债水平也明显低于日、韩两国（表4）。而塞浦路斯、希腊等近年爆发债务危机的国家，都同时具有储蓄率低、外债水平高的特征。

表4 部分典型国家储蓄率和外债水平（%）

数据来源：IMF，World Bank，BIS，Bloomberg，Wind，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注：各国储蓄率和中国内外债数据为2016年，其余数据为2014年。内债占全部债务比重使用BIS的全社会杠杆率数据及World Bank的外债和GDP数据计算。 

五是银行业经营稳健，且影子信贷风险可控。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6358亿元，不良贷款率1.74%。如果按国外机构估计的不良贷款率极端值20%计算，不良贷款额为18.8万亿元。尽管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仍处于世界前列，银行业资产大幅恶化的可能性很小。随着经济发展，部分不良资产有望转化为正常资产。从2000年前后我国大规模不良贷款处置的情况看，不良贷款回收率在30%左右，[29] 国外一些研究调查出的回收率水平往往更高。[30] 如果按照30%的回收率计算，最后真正形成的不良资产极端值为13.2万亿元。而我国银行业监管不断改进，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已成惯例，已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为15.5万亿元，贷款损失准备金为2.9万亿元，两项总和超过18万亿元，可以完全抵御国外机构所宣扬的极端情况。

在影子信贷方面，中国影子银行的资金大多从银行吸收过来，虽然通过通道业务输送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但最终投向仍以实体经济为主，其风险大体可控。这其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客观上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负担，但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具有优势，且银行经营审慎，影子银行不会出现大的风险。如果发生局部问题，也往往通过重组或由银行承担等方式予以解决。从规模上看，2015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约为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5%，而美国和英国影子银行规模占GDP比重分别高达143%和290%。[31] 影子银行问题并没有西方说的那么严重。 

西方炒作中国债务问题的实质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均通过综合评估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展示主权国家的信用状况，并将多个评级因素对评级对象信用质量的影响浓缩到评级符号中。评级不仅仅是对当前状况的判断，也包含了对未来的预见。[32] 以穆迪的评级方法为例，其将信用评级影响因素划归为四大类：经济实力、制度实力、财政实力以及对事件风险的敏感性。[33]

从主权债务风险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制度、财政实力均处于良好水平，对风险事件的耐受力也较强，特别是政府负债率，中国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在大型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相对合理水平（表5），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并不算高，且2017年3月末我国对外金融净资产高达17319亿美元，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部分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往往过于悲观。以穆迪为例，2017年5月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A1级，与政府负担沉重、经济增长迟缓的日本处于同一水平，但日本的主权评级却维持不变，且评级展望继续维持稳定。从实际情况看，2016年中、日两国政府负债率分别为46%和239%，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分别为257%和371%，GDP增速分别为6.7%和1.0%。显然中国的债务状况明显优于日本，穆迪下调对中国的评级缺乏依据。 

表5 2016年部分国家政府负债率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IMF

注：负债率指政府债务总额与GDP比值，部分国家数据为IMF估计值。

穆迪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的依据是存在问题的。穆迪指出，未来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下滑至接近5%，财政实力将有所削弱，政府直接债务负担占GDP比重将继续上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事实上，我国政府债务规模一直保持合理增长，经济增速也有望高于穆迪假设的5%。由此判断，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过去四十年，除了广国投之外，中国未发生过大的政府和国企债务的违约事件，所以穆迪对中国政府或有债务的判断与担忧也完全没有依据。

当前，西方炒作中国债务问题的实质，在于误导和动摇我坚持发展的决心，使我们不敢进行投资。对西方炒作我产能过剩问题，我们要认真分析。例如钢铁产能问题，在坚决消灭落后产能的同时，必须制订政策扩大钢结构建筑，增加使用量，保持与发展先进产能。应看到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十分需要的，国家应制订有利于企业将其产能转移的政策，要堵疏相结合。总之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判断，坚持正确的道路。否则将丧失对未来发展的掌控权。

有关建议

现代中国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百年奋斗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发展强大起来。他们何时真心诚意帮助我们出谋划策，助我强盛过？他们是能封锁就封锁，封锁不了就怂恿、联合盟国或与我有分歧的国家对我遏制。在经济上，他们总是耸人听闻地夸大问题。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宣布中国的银行已技术性破产，而在我们实行银行改革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争先恐后地要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中国各银行的股东。遗憾的是这个“战略合作”只维持了十年左右，结果一个个赚得钵满盆盈，背后偷笑。生意场上欺骗对手是常态，关键是对手必须清醒，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受其骗，这是我们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过去西方曾不止一次预测过中国经济要垮，但一次也没有实现，我们也从没有相信过这些“预测”。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西方有关中国债务问题的判断。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水平上升较快，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在增加，但我国债务问题并未像一些国际舆论所宣扬的那样严重。因为我国债务的95%均为内债，且我国储蓄率高，因而不会爆发不可控的债务危机。

现在是西方处于经济发展方向混乱的时期，也正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时期，是前40年改革开放、科技、工业积累的爆发时期。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必须加快发展。尤其不能被西方的误导所欺骗。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非市场化的管理体制、金融体制与已经基本市场化的经济之间的矛盾制约我们的发展。在政府具有有效的调控能力的情况下，不存在不可控的危机。既要促进发展，又要控制风险，但发展还是第一位的。我们要辩证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杠杆率问题，在不轻信西方误导的同时，也要加快推进各项改革，积极化解潜在债务风险。

一是必须要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我国较低的股权融资比重，是企业杠杆率高的重要原因。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健全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尽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和市场间转板、退出机制改革。

二是对国有企业注资，不再提供隐性担保。资本金不足已成为限制国企发展和推高其负债的重要原因。通过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也是一种办法，不过要综合考虑银行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其股东的利益。从根本上，还是要尽快针对国有企业建立常态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建议中央与地方政府可以用发债的办法补充国企资本金，适当增加政府负债，降低企业负债。资金来源可考虑由财政部和地方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和地方债，由人民银行认购。企业可使用注入的资本金偿付一部分银行贷款，从而抵消央行购买国债时的货币增发量。过去在解决地方一些金融风险时，也采取过地方政府向央行借再贷款的办法。这些借款可以用30-40年分期偿还的办法解决。在企业可以比较便捷地获得股权融资前，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必须制度化，政府不再对其提供隐性担保。此外，对技术可行、订单充足，但面临流动性困难的国有企业，还可通过政策性银行发放中长期资本金贷款。

三是要抓住时机发展，加大投资力度补短板。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补齐短板，加大投资力度。投资要投向制造业、投入研发，关键是选准领域和对象，这方面应放手让市场、企业去决定。

四是要加快各项改革。一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以改革体制机制为重点。对国企、民企要同等对待，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放活对企业的管理，对一些管理人的不法行为，违法、违规者必究，列入黑名单，阻其发展前途，逐步建立起社会信用和信誉体系。加强管理、反对腐败，弘扬正气。二是推进税制改革，采取宽税基、低税率的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三是要改革以巴塞尔Ⅲ监管标准为基础的银行监管规定，因为该标准是以西方情况为基础制订的，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不相符，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在借鉴的原则下制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防控风险的监管规定。

                                （编辑 王蕴）

近3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模式的指导下逡巡不前，甚至经济社会倒退，唯独中国在一种具有自我特色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创造了“中国奇迹”。在这一简单的事实对比背后，隐藏了一个国家治乱兴衰的密码，我们认为，“制度适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国家兴盛的奥秘。

“制度适宜”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奥秘

此前，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多数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思路来进行的。即试图把中国发展模式纳入到一个既有的理论框架下，以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而这可能也是难以对中国经济做出全面充分解释的一个原因。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拘泥于任何条条框框。中国是把各种理论的合理要素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用，使每一种因素的优势都得到发挥，从而最终促成经济奇迹的实现。在这当中，统领各种因素的核心，就是适宜的制度。

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对社会集团和个人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由此鼓励创新、勤奋、诚信、责任与合作等。制度安排决定了社会集团和个人选择的领域与范围。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激励的方式、机制和结果会大相径庭。一个组织的激励机制，是通过明确责、权、利的关系来实现的。如果将经济发展看成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结果，制度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制度要促进经济发展，则必须切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即必须是适宜的。

因此，“制度适宜”是指一种制度能够适合本国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与本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外部环境和社会承受力等条件相匹配，从而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制度适宜强调一项制度安排对本国各方面具体条件的适宜性，它有别于泛泛而谈的“外国先进制度”或“最优制度”。一项制度安排是否可行，取决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此，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需要不同的制度选择。比如，虽然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但由于二者之间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无条件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就不会成功。制度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关键是要适合一个国家的特定国情。

特定国家社会经济的客观条件与其他国家必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适宜制度的多样性。因此，考虑制度适宜时，应当充分估计下列因素的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特定目标（发展战略及其制度支持），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制度的基本因子），本国的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政府的权威程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本国的政治制度（适宜制度必须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本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以及该制度带来的社会摩擦和冲突是否会超过社会承受力等等。

所以，制度适宜又具有相对性。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一个国家能够有效运行、促进发展的制度，到另一个国家却有可能无法发挥类似作用。绝对最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制度如果能够切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各自的特殊情况，而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应该是适宜的。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制度也可能产生相似的效果。欧美国家按自由市场的制度安排实现了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苏联、东欧国家在二战后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也同样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利用这一制度安排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表明计划体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有其适宜性。

制度适宜的相对性，意味着任何制度都没有绝对优势。由于适宜制度需要与文化、意识形态、发展水平等相适应，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形态、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别，这也决定了适宜的制度是各式各样的。

“制度适宜”可解释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失灵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外力的干预下，纷纷模仿西方的制度，走上了所谓“民主”道路，并按“华盛顿共识”开始了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但20多年的实践，不仅没有使亚非国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反而使它们陷入内乱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大倒退的泥潭。

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发展道路在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宣告了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失败使发展中国家觉醒，纷纷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了它们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它们也表达了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愿望。

拉丁美洲国家比较早地推翻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但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拉美国家自由资本主义的倾向比较浓厚，比较推崇市场的作用，自我积累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对外资依赖度高，债务负担比较重，发展水平长期徘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改革模式，使该地区频频出现经济危机。

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强调出口导向，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居民储蓄率高、教育普及、人民勤劳刻苦和政府主导等优势，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所谓“东亚模式”。其中，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成分相对较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东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引导下，一些东亚经济体纷纷进行了以市场主导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但实际情况是，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后，东亚经济的增长率普遍下降，经济的脆弱性突显，终于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倒退；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泰国，经济可能倒退了10年。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被拖垮，且对遏制危机蔓延、促进东亚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正是没有实行经济自由化、政治西方化的中国。

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看，不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没能获得成功，就连一度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同样也没有带来福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适宜制度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

所谓特殊性，是指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不仅与当今的欧美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与欧美国家的发展初期相比也有很大不同，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很难奏效。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进行制度创新。

所谓多样性，是指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差异也非常大，这种差异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差异。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适性的模式实际上也不存在，只能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中国家处于竞争弱势地位，需要政府干预进行弥补。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一个前提，就是竞争主体处于平等地位。但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相差悬殊，发达国家占据了资本、技术、信息、资源和市场的绝大部分，并牢牢控制了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如果简单由所谓市场机制决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难得到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实施适当干预。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

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储蓄和投资不足，需要政府推动资本积累。欧美国家在发展初期是通过对外殖民、掠夺等特殊途径，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现代经济增长则严重依赖于大规模投资形成的规模化生产，工业资金投入量远远超出了发达国家早期的情况。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可能采取当年西方式的原始积累方式，而它们在工业化起步时期居民收入低，客观上需要借助外力来弥补市场配置的不足，要求政府通过适宜的制度安排，集中有限资源，实现资本积累和基本的工业化，尽快具备初始的发展条件。

三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交易成本高，需要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并要求有相应的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初期那样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其中一些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迄今还存在大量的非货币经济，交通阻塞、城乡分割、地域封闭等，阻碍了商品流通，造成市场主体发育不正常，资源流动不畅，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不能有效调节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四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缺乏必要的学习能力，如果完全依靠自主创新，边际收益就会很低。这样，就离不开政府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具备了基本的竞争能力和积累能力后，市场的配置效能会逐步提高，而政府干预的成本会逐渐加大，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总体上就会趋向一个合理的区间。

以往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中一败再败，原因就是总想用一种模式去套所有国家，总以为自己制定的规则是“最佳”的，太想让世界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发展。这种“好为人师”的思想与行为，显示了西方人思维上的轻率与傲慢。其实，如果欧美国家真的认为自己的理念、发展模式是好的，那它们就应该有充分的信心，而无需刻意推广，因为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制度最终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制度适宜”解释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已为世人所承认。但说起原因，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中国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所实行的制度适应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从自己的发展经历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世界上获得成功的国家有许多，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特殊国情不允许我们去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情况的制度。

中国经济是1978年后明显加速的。1978年以后的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开放是面向国际的市场化，开放战略、各种政策优惠都是制度设计的产物。

制度变迁是导致中国经济以1978年为分界点、从一般性增长走向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改革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通过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参与者的竞争与合作等，增加了产出。改革后的制度安排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和需要。

中国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国际的影响，如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国际产业分工的调整等；更有国内改革开放以及政治、文化、科技、历史和伦理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不是要否认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指出制度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适宜的制度是所有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平台，各种要素在此基础上被不断整合、优化配置、激发活力，形成“聚变”效应，最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中国没什么特殊，就是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付诸与实践；有人认为西方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也无法在中国实施。笔者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既可以在中国实践，又必须按国情加以修正。比如，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人均可耕地仅1.4亩，各种人均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国情在世界大国中是唯一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唯一的。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如果法国可以容忍3%的失业率（约150万人)，而3％的人失业在中国就是4000 万人口，相当于80％的法国人口。任何一个比较小的问题，被13亿人口这个数字放大之后，都是十分可观、难以想象的。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困难得多。

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并不是要否认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作用，但不等于政府就因此不可以发挥作用，也不等于市场在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要起主导作用。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即一般情况下应让市场的自动调节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出现重大的灾害或危机，市场的运作失灵时，政府不但要积极介入，而且要发挥主导作用。例如2008年春天，中国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如果让市场力量去发挥作用，那么南方物价可能飞涨，因此必须动用政府的力量抑制物价上涨，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2007年夏天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多家银行濒临倒闭，如果任由市场自由运作，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政府及时介入，使危机和损害得到一定控制。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是相互补充，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当经济比较落后、市场还没有培育成熟、或遇到重大危机时，政府的作用更大些，反之市场的作用更大些。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是在不断调整的，在动态中不断寻找平衡。

“制度适宜”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认真学习、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思想解放，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不能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能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制度、做法都应该摒弃。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被“逼”出来的。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停滞，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因此，中国首先推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历19 年的实践后，“包产到户”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得益于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邓小平曾把判断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的标准，形象地归纳为“三个有利于”，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改变。这也是我们提出“制度适宜”这一理论的基础。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曾经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80%，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13亿人口，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始终是中国执政者的首要问题。农业的稳定、粮食产量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前提。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就解决了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也就为其他各项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恐怕是个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在城市改革中主要采取了双轨制，即国有企业逐步进行改革的同时，放开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价格也采取了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制；金融领域实行了外汇券制度，引进了外资银行，实际上也是货币和银行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的好处是可以不破坏经济的既有格局，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涉及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变革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因为双轨制保护了既得利益，同时允许新的参与者出现，逐步扩大非国有部门、非计划价格的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一步一步地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的运行。当然，双轨制的实施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但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局相比，应该是次要问题，也是可以在改革中不断解决的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发展资金，经济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中国利用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加快了资本积累。1978年时，全国的银行储蓄不过2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外资也很少。要想完成大规模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1979- 1987年我国恢复了农业、中国、工商、建设、交通银行，成立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我们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776480 亿元，初步建成了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服务体系。当然，这种方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约4.5万亿的不良资产以及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但没有一次高于25%)。不过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比，这仍然只是次要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利用好本国的金融体系，可以使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容易。反之则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其中关键是政府要保证绝大部分投资是有效的。

在改革进程中，政府的主导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持续推进改革、引导改革的总体方向、制定改革方案并有效控制改革进程。

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又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分不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有了对这些关键问题和主导思想的正确把握，中国的改革才没有演变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

与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单做法不同，中国的改革不会是以私有化为中心的颠覆式休克疗法，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对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进行调整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决策者从来没有把某一种模式作为一个终极理想去追求，而是坚持从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出发推进制度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公有制占主体与推行市场经济并行不悖地统一起来，同时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保持警惕，正确实现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

中国的方式一度不被外界看好，但事实证明，计划和市场不一定位于峡谷的两端，也不一定需要一步跨过。中国改革与其他国家改革的最大区别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转轨国家）的改革都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作为目的，认为只要实行了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就会发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也就是产权改革）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才是目的。

“制度适宜”还须与时俱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体会，就是不能按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发展。不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领域要不断创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理念、理论，也要通过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有所创新。

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大力倡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农村、农业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还发展成了知名的大企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乡镇企业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污染，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开始强制性地关闭“五小”企业。不能因为治理污染而否定当初发展乡镇企业，也不能因为它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就不治理它们引起的污染问题。

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实行与西方不同的制度，走的是与西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文明冲突”使得中国的发展必然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疑虑乃至“遏制”。中国的军事装备与实力无法与西方大国相比，但却时常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人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歪曲报道，要求抵制外国产品，被西方认为是“丑陋的民族主义”；而当欧美国家抗议中国“偷走”他们的工作，要求抵制中国产品，甚至用夸大事实的手段抹黑“中国制造”时，这些却都成了正确的“爱国主义”。这背后潜藏的是西方文明至上的思想意识。

中国发展需要通过公平买卖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源，却被一些人称为“新殖民主义”；而西方在非洲掠夺了400年，从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却鲜有西方媒体进行批评。中国有几十种矿产资源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要加大科研力度，发展替代产品，开发节约能源、资源的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以期获得双赢。

面对恶劣的发展环境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巨大压力，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容地迎接挑战。我们必须在西方的政治、舆论压力下，在资源的压力下，在环境的压力下思考如何既使自己得到发展，也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既可以高速发展，又可以实现绿色发展。

为此，中国不得不提前承担一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我们要逞强，也不是我们多管闲事。欧美国家为我们的发展制造了许多困难，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只能自己克服这些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只有他们发展了，我们才能与他们共同发展。

中国无意推销所谓“北京共识”，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的经验和模式可以不加修改地被照抄、照搬。同时，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因为这种制度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将来也可能修改它，使之能够适应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需要。

制度适宜并不是说只要制度合适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再适宜的制度，还要有适宜的人去实施、发展这些制度。适宜的制度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也必须由人来实施。没有合适的人，就无法制定出适宜的制度；即使制定出来，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适宜制度的创造者和执行者，这是中国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站在30多年高速发展的新起点上，历史为今天中国打开的大门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去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15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

近年来，关于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探讨有很多，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产能利用率不高。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约12亿吨，产量约8亿吨，据此计算，产能利用率不到70%，得出产能过剩结论。二是钢铁行业亏损。目前虽进口铁矿石价格有所下跌，但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更多，2015年四季度以来，钢铁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

但产能存在虚报和瞒报现象，上述数据不一定反映了真实情况。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2014年唐山、邯郸地区高炉利用率分别为95.28%、92.34%。尽管2015年受市场连续低迷影响，部分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民营钢铁企业以检修高炉为名减产，两地产能利用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88.9%、85%左右。而中国未来发展对钢铁需求量到底是多少似无人计算过。

一、对我国钢铁需求的不同视角

首先，目前钢铁产能过剩是建立在较低建筑标准的钢铁需求上的。在各国标准中，对钢筋的屈服强度级别大致可分为300兆帕（低）、400兆帕（中）和500兆帕（高）三组。我国城市建筑以钢混结构为主，建筑用钢国家标准为300兆帕，实际使用中335兆帕钢筋实际用量为70%左右，广大农村地区建筑标准更低；而日本与美国的主力强度级别是400兆帕或420兆帕，欧洲、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主力强度级别则达到500兆帕。[1]近年来中国水、旱、地震、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包括玉树地震、鲁甸地震（表1），以及近期刚刚发生的深圳人工堆土垮塌事件，建筑标准相对低下，在面对自然灾害及人为事故时带来的惨重伤亡已经给了我们切肤之痛。提升建筑标准应被提上议事日程。此外，由于抗震防灾性能更佳，推广钢结构住宅的必要性也大大凸显。如果在全国推广的难度较大，至少地震带地区和重点城市的建筑应为钢结构。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大地震造成的人员死亡情况

推广钢结构住宅将大大提高钢材需求量，并改变供需结构。钢混结构用钢量每平米50-60公斤，主要是螺纹钢、盘条；钢结构用钢量每平米约120公斤，主要是中厚板。近年我国钢结构建筑用钢量仅为3000万～4000万吨/年，仅占全国钢材产量的4%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钢结构建筑用钢量约为40%左右。[2]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比例，仅此一项每年就增加钢材需求4.5亿～6亿吨。但推广钢结构的难点在于：第一，成本问题，钢结构每平米造价要高出150-200元，开发商为追求低成本而不愿采用；第二，与钢结构配套的三板结构（屋面板、墙板和地板）限制了钢结构的应用；第三，政府推广力度不大、存在分歧。房地产开发收益政府拿走相当部分，开发商利润薄，推广钢结构需要政府补平每平米200元的差价。推广钢结构，水泥的用量会减少，水泥生产者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钢结构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钢结构寿命长，并且50、100年后可循环利用，省掉了炼铁环节，减少了水泥等建筑垃圾，更加节能环保。

第二，众多薄弱环节也迫切需要加大基础产品投入。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集中有限资源进行重点领域建设，总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留下了一些短板，由暴雨洪涝引发的城市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国排水系统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受限于建国初期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客观情况，当时的设计主要考虑是否完善排水系统及如何节约成本，而没有充分考虑可持续性的使用，因此造成了给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的问题。我国排水管道口径一般在1米以内，[3]承载能力十分有限。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2011年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我国一般地区的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4]为1-3年，重要地区为3-5年，特别重要的地区可采用10年或以上标准。[5]而在实际操作中，70%以上的城市排水系统重现期小于1年，90%老城区的重点区域比规范规定的下限还要低。[6]在北京，只有天安门广场以及奥林匹克公园附近能达到5年一遇的标准。[7]虽然2014年新修订的设计规范中相关标准已经大幅提高，[8]但现存管网仍迫切需要改造。如果按照每公里投资1亿元[9]的标准计算，仅北京要将地下管网全部改造，就需要近万亿元的投资（表2）。这不仅对钢铁等基础产品产生大量需求，也能够在经济下行时期起到稳增长的作用。

表2. 北京与世界主要发达城市排水管网建设情况对比

第三，中国人口数量巨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薄弱，包括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在内，全民人均指标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阶段，与发达国家在同一阶段的人均消耗相比，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得出我国钢铁已“产能过剩”的结论应更科学与慎重。

据概略统计，自19世纪60年代炼钢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以来，美国钢铁生产累计产量超过80亿吨，即使资源贫乏的日本钢铁生产累计产量也达到53.8亿吨。我国钢铁工业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当前累计产量虽然达到88.2亿吨，但人均产量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异依然明显。截至2014年底，美国、英国的人均钢铁累计产量约26-28吨，工业化晚一些的日本为41.4吨，而我国的人均累计钢铁产量仅6.4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表3）。我国人口是美国和日本人口总和的3倍，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房屋、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发展需要消耗更多的钢铁。

表3. 主要经济体钢铁生产情况对比（1870-2014）

资料来源：1870-2009年数据引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课题组，“发展基础产业推进结构调整”，《经济与金融》，总49期；2010-2014年数据引自世界钢铁协会网站。

二、当前我国钢铁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当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并不是第一大问题，产能分散问题比产能过剩问题更严重：经工信部认可的产能在100万吨以上的钢铁业联合企业[10]有305家，若以单工序钢厂计算则超过2000家。行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分散，滋长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个别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并带来环保问题，在客观上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垄断与投机，干扰我国物价稳定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同时降低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难以充分施展。据企业反映，我国高端钢生产在技术上突破难度不大，尤其是民营企业敢于投入，能够承担风险，在技术攻关上具有优势。但民营企业往往难以获得市场准入，或由于研发周期长但融资期限不匹配而受到制约。

高污染高耗能问题较为突出。落后产能不仅增加能耗、污染环境，主要产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资源、能源不相匹配，而且妨碍新产能作用的发挥，甚至导致产业链脱节，影响未来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

三、如何去产能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因此需要钢铁等基础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绝不能重蹈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覆辙，更不能削弱基础产业，落入西方打压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的圈套。要解决当前的种种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技术进步、整合产业、储备产能。在去产能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良后果：

第一，产能一旦形成瓶颈可能会导致下一轮无序投入。要充分考虑提高建筑标准、推广钢结构建筑、加强地下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和薄弱环节对钢铁等基础产品的需求。要结合这些需求规划产能，因为一旦产能压缩，再恢复不仅需要时间，而且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无序投入，加大产业波动。

第二，削减产能要与中长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合考虑。高精尖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依赖基础产业的发展。如果过度依赖外部进口，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可能因为缺乏工业生产的支撑而停滞不前。产业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形成一定的产能规模，才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技术革新与调整。限制产能，不应对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基础产业和投资的急速收缩会大幅度降低整个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并对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条产生不利影响。尽管当前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快，吸纳就业的作用增强，但这也是依托于钢铁行业（例如目前河北省港口、物流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这主要受益于其到港的矿石大量增加）。如果工业长期受到压制，生产减少了，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也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

第四，去产能要注意不诱发金融危机。我国基础产业的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非资本市场，在压缩产能的过程中，要注意对银行体系安全性的负面影响。防止银行体系进一步收缩信贷，从而导致经济剧烈震荡。

四、对下一步产能调控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基础产业的发展。对于技术落后、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造成污染的钢铁产能应坚决去掉。做大做强中国的基础产业，应该将这些产业的投资交给市场，由投资者自己决定是否投资。政府主要负责对产品的技术水平、环保标准、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检查落实，切实保证企业真正在平等的市场条件下展开有序竞争。也许在放开基础产业投资的初期，会出现一定的产能过剩，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过剩局面将由于企业间的良性竞争而消失，产业会相对集中，产品的质量将得到有效提高，成本将不断下降，污染和能耗将大幅度降低；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产业链条、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及发展方式都将迎来更符合持续发展的局面。

第二，从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优化产能结构，变分散为集中。造成当前部分基础产业产能过剩乱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基础产业的过度分散。过度分散必然导致过度竞争，而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地方保护和市场失灵。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用提高产品标准、质量要求和环保标准的方法，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自然淘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行业集中整合来推进市场良性机制发展。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都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产业的适当集中。在这个阶段完成后，再转而通过反垄断法等方式限制市场垄断。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基础产业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第三，以必要的产能储备来支持结构调整。产能与实际产量、实际消费量之间会有一定的富余，但这些富余产能并不能简单地判定为“过剩”和资源浪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正处在快速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基础工业产品的需求增长迅速，对于这种需求的快速增长幅度，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比率来衡量，因此生产厂商有必要保持一个相对高的产能储备，以应对需求的快速增长，抓住市场扩大的发展机会。

第四，通过增量调整来实现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在世界经济还面临较多不确定性时，去产能应防止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以及解决就业、构建社会保障、保持金融稳定性、财政承受力等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有以生产为基础的服务业是不牢靠的。经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也应保持适度较快的增长，因而要注重通过优质的增量对存量进行结构调整。

第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高端产品领域的优势。应认真研究钢铁行业是否可以允许优秀的民企并购国企等问题。在钢铁行业，国有企业的活力不及民企，如能放开双向的并购，可能对产业结构调整、产能的整合优化有积极作用。也许在政策上、法律上并无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上可能很难落实，例如资金来源、职工安置等，如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优秀的民企不太可能并购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