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就像烹饪，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门艺术。烹饪的科学之处在于厨师了解食材数量和烹饪温度，但是菜肴的质量不仅取决于厨师的技艺，同样受到饮食环境的影响。选取同样的食材，但每个厨师烹饪的菜肴却截然不同，因此成功的秘诀也并不唯一。

实现良好监管的一大阻碍是金融理论中存在的严重缺陷——多数金融风险管理模型都建立在这些金融理论基础之上，金融理论的严重缺陷是实现良好监管的最大阻碍。金融理论试图让金融成为一门定量科学，却忽视了其中人的因素。经济和金融专家往往对于无法预测经济危机感到不解，在提供可行的、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时却茫然无措。现有的金融理论体系中有太多错误的假设——如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到最优状态；产业的自利原则能够维护系统稳定性；货币稳定能够自然而然地促进金融稳定等。经验证明上述每条假设都是错误的，并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不幸的是，当今这一代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从业者过于训练有素，往往会被这些“精巧的”理论俘获了大脑。根据这些理论，金融看起来具有超高的效率、超强的创造力并且能够提升财富水平，从而给人们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但是却完全忽略了特殊投资工具、表外业务和离岸业务形成的资产和债务泡沫。事实上，许多政策制定者在实践中忽略了银行监管者的实践忠告，后者在金融危机之前就警告说，至少在个体机构层面，脆弱和不可持续的迹象已经有目共睹。

现在的共识是，我们中大多数人没有预见到危机的到来，主要是因为我们被划分到专业性的机构或领域，每个机构或领域仅负责单独的一个部分。而处理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系统性或是跨系统的危机，不同的部分都是互相联系的，但领域分布导致我们对于那些动态的、复杂的、非线性的反馈机制并不完全了解。此外，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全球性的，有着跨行政管辖区域、跨国界和跨市场的网络效应。

当上述反馈机制无法简化建模时，定量科学的不足就显而易见了。一般均衡模型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而这样的预期要么忽视了金融部门（因为金融部分已经被排除在外），要么无视实体部门的反馈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套利。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房地产行业总价值如果超过GDP的250%，房地产价格下跌30%将会深深地伤害到金融体系。金融体系3%的资本（33倍的杠杆比率）难以承受相当于GDP75%的财富损失。一旦利率上升，泡沫破灭，金融体系将承担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的双重风险。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金融部门的高杠杆，其它家庭、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内的其他借款人也存在着过度杠杆的问题。因此，仅规制或监管金融部门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还需要推进税制改革（例如废除“奖债抑股”的歧视性税收规定），并完善资本市场准入机制。

随着复杂社会的分工不断细化，我们中大多数人仅在专门领域接受训练，较少涉足其他领域，学得越多，懂得越窄。在专业化分工下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导致我们缺少对整个系统的全面认知。随着银行集团横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单纯地将金融部门划分为银行和非银两类机构进行监管，已经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金融理论中最具破坏性的内容当属完全信息假设。在这一理想化的假设基础上，存在着“最优化”的政策选择。但身经百战的金融监管者们早已从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体会到，监管与军事战争颇为相似：当第一发子弹射出之后，再完备的作战计划和战略也难以奏效，因为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做什么，甚至连自己能否守住阵地都无从知晓。

与发达国家的同行们相比，亚洲的金融监管者或许没有受到相应良好的专业培训。但他们至少都很明晰，只能借助有限的信息、有限的资源以及来自政府官员和公众的有限协调和支持，开展监管工作。

中国军事战略家孙子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前金融业的信条是“了解自己的行业、对手和风险”，但却常常会忽略对自身的认知，特别是对自身盲点和弱点的认知。

系统的改变是通过事件、过程和机构的改变而逐步深入的。我们知道，混乱或危机是系统出现的紧急状态，它标志着从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转变。因此，金融危机的起源不仅是金融机构操作不当，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包括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不当操作和激励机制扭曲、政策和监管的疏漏，以及其他因素（例如恶劣气候与饥荒等自然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

现在使用的风险管理与预警模型是很不完善的，在个别情形下甚至完全失效。我们需要加强对行为模式的认知。一旦危机爆发，监管应以防止灾难发生或尽量减少损失为目标，对市场行为加以干预。监管者相信自己的经验或“直觉”显得尤为重要，即使这些经验与理论模型的结论相左。

金融体系就像“熵”一样，复杂度与日俱增。技能和掌握的信息都比较有限的监管者需要化繁为简。就像Sparrow的名言“选择重要的问题，解决它们，并告诉每一个人”。当监管规则和程序已经复杂到银行的董事会、高管层和投资者只有通过雇佣昂贵的律师和顾问才能理解时，当IT系统频繁升级时，金融体系对于“门外汉”而言就成为一种负担了。复杂的监管规则只能适用于大型的、高盈利性的机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负担得起巨额的管理成本。

监督领导力应体现于明确监管目标、简化执行和实施，使得每个人都能理解监管。但现行的规制已经复杂到消费者、银行董事会、管理层和金融监管者都困惑于什么才是重要的。当所有的看起来都很重要时，就难以区分孰轻孰重了。

这就是为什么监管者仍需重点关注原则监管，时刻谨记监管的目标并注重监管效果，而不是制定出让“大而不倒”的机构受益的复杂规则和立法。

（编辑  季节）

人们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多有歧见，然而对于危机暴露出来的金融监管失败则有共识。

纵观人们对待金融监管的态度，不难看出其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当经济繁荣、金融机构普遍盈利的时候，人们往往掉以轻心，更多地把监管看作是金融发展的掣肘，主张放松监管。的确，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大多青睐所谓“轻触式监管”模式，就是明证。然而，一旦危机爆发，生灵涂炭，痛定思痛，则开始强调要加强监管。但倘若在低水平上如此循环往复，首鼠两端，则终究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金融监管。

由于金融监管领域并无独到的理论，所倚重的无非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成本收益的分析手段，再加上制定规则和实施监督，其中的逻辑和知识大多属于常识的范畴，不似天体物理或者导弹科学那样需要高深莫测的理论支撑。正因为如此，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者更容易鱼龙混杂，对问题的讨论亦难免庸俗而琐碎，使得这个领域充斥着似是而非的议论。

除了理论的缺失，笼罩金融监管的迷雾还源自其有效性难以量化。的确，如果说金融监管的当期成本可以度量，其长远收益则隐含在金融体系的稳健和危机之中。这种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也是人类对待金融监管机会主义态度的一个原因。可以想见，如果金融体系可以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有效运行，则取消监管会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用沉重的代价为金融监管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不可撼动的支持。然而，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始终是摆在各国监管机构面前的一个难题。

何谓有效的金融监管？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学者认为，既要纠正市场失灵，又要不阻碍市场创新。也有人把不发生金融危机，当作是金融监管的有效标志。如果这样，发生了金融危机，是否可以判定监管失败？其实现实世界远比这些定义复杂，因为一个金融体系稳健与否，是否发生危机，决定的因素很多，成败很难直截了当地归因于金融监管。

尽管有上述模糊地带，并不妨碍人类追求金融监管有效的努力，因为舍此并无他途。然而，有效金融监管的建立，决非易事，因为金融监管不仅是科学，更是艺术，金融监管的过程贯穿着大量的人为因素。金融监管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者的理念、眼界、知识、经验、领导力、分析能力与判断力，因此监管者有很宽泛的相机抉择的余地。从负面看，监管者可以不漏痕迹地滥用权力。事实上，不得不跟一些未必称职的监管者周旋，从正面看，跟人品与能力俱佳的监管者打交道，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无穷的价值，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改善经营，规避风险，减少损失乃至破产的危险。很多情况下，成也监管者，败也监管者。

真正优秀的金融监管官员，必然善于学习，可以凭借监管者独一无二的优势，在监管过程中快速掌握金融机构运作的机理，其独特全面的视角，能够在风险的判断上，比被监管者略胜一筹。

高素质的金融监管人员是稀缺的。如何才能吸引、挽留、激励人品与能力俱佳的监管者，始终是一个难题。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快速创新、日渐复杂的今天，金融监管需要配备一流的系统和设备，使监管官员能够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有效地开展工作。

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有法律规定的使命、任务、责任，以及为完成使命任务所必需的独立性。如果没有上述前提条件，监管者无论怎么优秀，也将无能为力。在中国目前的国家治理框架下，这些看似简单抽象的前提条件，如果要到位，需要做出格外的努力。国家需要重新思考金融改革的战略目标，厘清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

（编辑  季节）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大多数西方监管者感到震惊。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遭遇了一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危机从金融市场蔓延到了西方各国的实体经济领域，其中也伴随着对监管的冲击——我们在金融市场运行和监管上的观念和信条的有效性远远不及预期。因此，哪些要素构建了良好监管这一问题上的共识已“土崩瓦解”。

   这是金融市场历经多年平静后的一次艰难觉醒。全球学术界和政策界对金融危机成因进行了大量反思，据统计，总结出的原因超过了30条。本轮危机暴露了金融规制和监管领域的重要缺陷，凸显了监管变革的必要性。

   在政策方面，国际监管组织反映迅速，危机过后，他们很快意识到，监管工作将与此前截然不同。不久，许多旨在重建和保护金融机构稳定的新政策有了雏形。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监管机构都借鉴金融监管的教训，评估或重新设计自身的监管方式。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际行动计划专门研究日常监管的方法和工具。改革的措施主要是制定更多更高标准的规则，很少有关于如何加强监管本身的讨论。金融监管改革仍主要集中制定或修改法律，仍在用监管要求替代监管本身。显然，“徒法不足以自行”，这种传统的仅靠扩充法规的篇幅，不足以实现良好的监管。因此，良好的监管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为了进一步提升监管质量，全球范围正在对金融监管进行重构，将其概括为七大趋势。这些改革趋势已经或正在全球许多国家得以落实。

趋势一：商业模式与战略

    金融危机凸显了监管需要更有前瞻性。这意味着，要在监管的战略性和定性要素上花更多的精力。金融监管要力图防患于未然，在问题恶化之前，将其解决在萌芽状态之中。在此背景下，监管需要关注商业模式和商业战略的可持续性，这些要素往往是相关联的。

趋势二：治理，行为与文化

    金融危机也彰显了一个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和文化要素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要素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到审慎要求和道德要求。企业文化很可能会反映出金融机构内部的种种风险。通过关注行为与文化方面的问题，监管者可以在这类因素损害机构的金融稳健性和诚信之前，识别和缓释风险，并让机构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缺陷，以及这些行为是如何导致审慎性风险和诚信风险的。通过将行为与文化因素纳入监管机制（例如机构内部管理结构、高管层和监事会的构成、质量、领导风格和效率、以及薪酬政策等），强化其监管手段。

趋势三：专题和行业分析

行业或者专题分析的结构性应用往往是超机构监管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凸显了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性，显示出许多金融风险都是跨机构、跨部门的运作，这就需要有一种机构监管相互配合的监管方式、聚焦于风险领域和功能监管领域，其拥有更强的宏观导向性，为寻找整个行业的脆弱性提供一个清晰的视角。

趋势四：聚焦宏观审慎管理

监管应该更多地关注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健性。这将要求在对个体机构的监管过程中充分反映金融体系各个方面的稳定性。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监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宏观经济和市场的整体状态纳入了考量范围。在微观审慎监管中，宏观经济状况通常是假设给定的，因为单一的银行或保险公司很难影响到全球股市或债券市场。良好的微观审慎至关重要，因为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离不开稳健的金融机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要真正实现金融稳定，应立足于从整体上监督金融体系，并且将考率失衡不断累积的动态过程，充分的宏观审慎监管必不可少，宏观审慎政策要随着具体监管工具的开发而进一步开展，这将是国际上新的监管趋势的着力点。

趋势五：国际化导向

英格兰银行的前行长墨文 金阐明了危机问题的本质：“国际性银行在破产前是全球的，破产后是国家的”。而金融危机的经历凸显了对跨境金融机构进行更加国际化导向监管的必要性。随着金融机构日益变得国际化，对跨境的国际监管进行完善的需求也将日益强烈。这个趋势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之下已经迅速推进，由此，2011年年初，新的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SPS）诞生。

趋势六：挑战性，侵入性和全面性

金融危机的经历表明，在现代金融世界中，道义劝告已经失去了有效性，并导致监管者长期以来的边缘化趋势。这也与大多数监管者在危机前假定市场力量和市场纪律可以基本保证经济和被监管机构在正常轨道运营有关。实际上，在许多金融机构中，仅靠市场力量已经无力阻止风险管理中的不当行为。而且用来评估和管理风险的模型的复杂性又让高层管理人员难以判断相关风险。危机同样凸显了不同类型风险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以及当风险处于市场纪律和信用风险管理工具之间空挡的危险。风险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合效应有时是危机之前的风险管理工具所无法有效扑捉的。因此，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教训：不仅要在公司层面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框架，而且这个框架必须包含该机构所面对的不同类型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新的监管框架需要在方法上更具挑战性、侵入性和全面性。监管者要雷厉风行，而不能紧紧是依靠循循善诱的劝导这类软性的执行和策略。

趋势七：独立但可问责

挑战监管方式要有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来行动的能力和意愿，而两者都与监管实践的独立性密切相关，因此，稳固的独立性和问责制是监管治理的必要基础，而后者反过来有助于银行体系的稳健。毫无疑问，“运行的独立性”标准被纳入到许多国际守则和国际标准当中。独立运行需要监管机构负责且透明。问责制和独立性两者在某种程度上互为补充，这意味着，监管者通过保证透明度，实际上能够提升他们的独立性。

目前，通过国际社会所做的努力，促成了更为强大的监管框架的建立和金融监管的重构。这些进步让监管方法更具有前瞻性、超国家性和综合性。但是这些措施会真的带来有效的监管吗？这个问题难以回答。

关于什么构成有效监管的观点本身就随着时代在变化，它反映了社会公众的态度变化和金融行业本身的发展。很多10年前被认为是合适和充分的监管，已经很难适应今天的环境。

21世纪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持续进步，监管政策和工具不断丰富，监管人员素质不断改善，风险监管能力不断提高，但监管中面临的挑战也在不断增加。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变化，金融业既面临着传统的、基础性的业务合规风险，也面临着业务多元化、复杂化带来的新风险，既面临单体机构带来的新风险，也面临跨业、跨境、跨市场的风险传染，以及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金融风险的形式、总量、特质和结构都在不断演变。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相信通过努力，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将会不断提高。

（编辑   季节）

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十三五”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不仅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更是具体指导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思想灵魂和谋篇布局的主线。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

第一，“五大发展”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这是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人民与党和国家的互动。

第二，“五大发展”既总结了以往五年规划之创新和精髓，集前人之大成（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与时俱进，再突破、再创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结了中国发展的实践，是中国原创性的发展新理念。在当今世界上，中国领导人敢于向人民承诺并实施共享发展思想的国家；向全世界宣称以双向开放、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新理念的大国；积极倡导并有效实行绿色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大国。

第三，“五大发展”的提出将成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途径。“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没有理念就没有方向”。“五大发展”是“十三五”规划有血有肉的灵魂、思想、观念，有效统领并具体指导“十三五”规划及布局。

第四，“五大发展”是全面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它们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发展框架、严密的发展逻辑、务实的发展思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使得科学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更具指导性，更具针对性，更具可操作性。

第五，中国的发展理念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发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也为二十一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理念。“五大发展”既是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更是当代世界发展经济学的重大实践。

人的全面发展是“五大发展”的核心

《建议》首次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民是国家发展的主体、创业的主体。

第二，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三，人民是创新的主体。

第四，人民是分享发展成果的主体。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因此，国家五年规划就是人民发展的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宏观的国家发展规划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民规划有机结合起来，这正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所在，中国持续发展成功的创新所在。

图1 五大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全面了解、正确认识、必须遵循人的生命发展周期。这也是制定五年规划的微观基础，即从人的生命发展周期出发，对不同的阶段进行各种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高人的各种发展能力。

“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

    《建议》明确提出，今后五年，要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五个大项，每个大项下面还有若干具体目标要求。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与必要的增长速度。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指标，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十分关注。这反映了两方面的不适应，一是一些国内地方的领导不适应，已经习惯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遇到新常态束手无策；二是国际各方不适应，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高增长，遇到了中国需求特别是大宗产品需求下降不知所措。这是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第一发动机”的地位和作用极其相关。这一经济指标，既是核心指标，又是“风向标”，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保持在中高速增长的预期目标，体现了对内导向是防止出现经济波动，“稳中求进”，对外导向则是防止出现金融危机，“行稳致远”。

那么，中国如何保持“行稳致远”，既发挥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作用，又能够发挥全球经济的“稳定器”的作用？就需要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在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保护环境，减少排放。

对与国内外的关注，习近平在《说明》中明确指出：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也要达到6.5%。

“十二五”以来的四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0%，因此，只要2015-202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6.5%以上，即可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目标是要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实现，因此，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包含更多的就业含量、更多的科技含量、更多的质量含量、更多的消费含量，更少的能源消耗、更少的资源消耗、更少的污染排放、更少的生产事故。

过去4年，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8.0%，前者高于后者、也高于GDP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五年缩小，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2014年的2.92:1。只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6.7%和5.3%，就可以实现翻番目标。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地方提出了“十三五”规划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目标往往低于经济增长率目标，例如某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左右。这与中央所提出的“同步增长”的精神不符，因此在考虑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不是根据其他因素来确定，而是基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来确定经济增长率。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提高。“十二五”时期，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投资驱动”向“消费-投资驱动”的重要转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投资的贡献率。2011-201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4.8%，高于投资贡献率7.8个百分点。2015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了60% 。因此，在“十三五”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将明显提高，争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为60%或以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内消费国，排在美国之后，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按照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定义，中上阶层是指年收入在10.6万元至22.9万元之间的家庭。据该公司估计，2012年这类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12%，到2022年，这一比例将提高至54%。按中上收入人口计算，从2012年的1.84亿提高至2022年的7.61亿人，翻了两番，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3%。

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格局越来越明显，这突出表现为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反映了中国走向中等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到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提高4-5个百分点，达到55%左右；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将提高4-5个百分点，达到45%以上；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及占全球比重将逐年提高[2]，从而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到中高端的转变。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含义，是从“一市两制”转向“一市一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3]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自新型城镇化，“十二五”时期，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近2000万人，不仅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之源、中国国内需求（消费与投资需求）之源。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因此，《建议》将“城镇化率”指标改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4年3月）明确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对此，习近平在《说明》中明确，这1亿人主要指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

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以往的提法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次中央《建议》明确提出，“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这就是说，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而且还是整个现代化的基础。在“四化同步”中，农业现代化是短板。为此，《建议》将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定义为“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迈进创新型国家。“十三五”时期科技的核心目标，是从世界第二科技阵营进入世界第一科技阵营。2014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了2.09%，到2020年争取达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4年的54%提高至2020年的60%以上；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从2014年的世界第2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被引次数从2014年的第4位上升至世界第2位，进而争取上升至世界第1位。

这次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两个重大战略：一是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二是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从我们分析国情国力时，提出中国具有八大国家战略性资源，如经济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知识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现在看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并且形成超大规模用户之后，仅花了十几年时间就产生了第九大类战略资源，即大数据资源。中国既是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也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可能大数据资源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战略性资源，还是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核心战略资源。大数据可以使每个人的消费更加个性化，中国消费者每天生成着巨大数据源，中国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已经成为世界的引领者、推动者。

麦肯锡公司发表报告称，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是一个“创新海绵”（Innovation Sponge）国家，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技术、最佳实践和知识。今后中国必须要成为世界“创新源泉”（Innovation Spring）国家。这次全会《建议》最有创新之处就是提出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经历了七年左右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日都在大幅度削减对基础研究及重大设施的投入，对中国而言，是跻身于世界一流国际大科学、大工程、大装置、大设备行列最好的时机，我们完全可以强化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如持续支持旨在提高战略高技术能力的16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强化支持旨在参与世界级的重大科学工程，如世界上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世界上最深、宇宙线通量最小的地下暗物质实验室,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一批大科学装置等，迎头赶上，弯道超车，后起之秀，对21世纪重大科学发明、重大科学工程做出“中国贡献”。

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战略

“十三五”时期国家发展突出两大总目标和七个强国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见表 1）。

表1 “十二五”与“十三五”国家发展目标比较

“十三五”时期明确提出了15项国家发展战略。“十二五”提出了12项国家发展战略，“十三五”提出了15项国家发展战略，是历次规划中最多的（见表2）。其中相同的国家战略共计5项，进一步发展的国家战略有1项，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有9项，包括：优进优出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就业优先战略、食品安全战略、人口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

表2 “十二五”与“十三五”国家发展战略比较

  “十三五”时期提出了23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明显的高于“十二五”时期，这反映了中国正在全面加速全社会的基础设施现代化，乃至世界最大规模、最具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

“十三五”时期前瞻性地提出了28项国家重大工程，明显超过“十二五”时期20项国家重大工程。国家在“十三五”时期将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和科学技术能力，办大事，实施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项目，使我国各方面再上一个大台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进入领跑行列。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

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战略、大布局、大手笔，一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二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三是“五大发展”新理念，清晰地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五年之后，中国还会在各方面迈上一个大台阶。

今后，国务院将根据《建议》正式起草《“十三五”规划纲要》。前者更具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后者既要有宏观性，还要涉及到中观和微观方面，既要有战略性又要涉及到战役战术方面，既要有指导性又要具有可操作性。前者着眼于基本思路、基本理念，后者则要有具体政策、务实措施，用新理念统领“十三五”规划编制。

最后，我们期待明年3月召开全国第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十三五”规划纲要》，开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决战、全面决胜、全面建成阶段。

（编辑  王生升）

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和经济共同发展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强有力的资金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长期的、巨额的投融资需求，据估计未来10年中，“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超过1.6万亿美元，一些项目将长达15年到30年进入回报期，而且区域内金融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较多，这些国家仅依靠国内的资金实力恐难以完全满足其建设要求。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需要综合运用各国自身的力量以及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和丝路基金的先导作用，发挥商业银行的全球市场融资功能，同时利用好区域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民间资本的支持作用，才能有效地解决。

    其次，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可以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是合作共赢的过程，也是遵行经济规律，尊重市场化原则的运作过程。要通过发挥资金价格和回报率的引导作用，保证金融资本根据商业原则选择合作对象，利用市场规律确定项目建设的合理顺序。例如中国成立的丝路基金，先前已经宣布将采用市场化的机制运作，利用PE、债券、夹层融资等多种方式，投资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项目，将采取开放、灵活的方式对接投资人与融资方，利用中长期的合理回报吸引更广泛的参与主体。这些做法将有效地促进和保证投资和建设效率的提高。

    第三，金融的制度规范和创新的作用，可以营造“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环境，通过区域内金融进一步开放协作，有利于建立区域的诚信系统，有利于整合跨境的风险管理能力，从而也有利于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较好的金融秩序。这将可以有效地降低区域内的系统性的波动，增加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性，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稳定的金融与社会环境。同时金融机构作为各种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区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跨境金融的创新，承担新型的货币清算行等方式，可以在区域内创造一个更稳定便捷的结算支付和融资的环境。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为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时代的机遇。从历史上看，全球市场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资本流动的浪潮，它们分别是由英国、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在这一过程中，这三个国家产业的影响力延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金融业的全球网络也得到了快速扩张。“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带来区域内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产业走出去，将产生大量的跨境和本地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中国金融业的本土业务将有可能更多的转向为面向全球客户的全球性业务。

    从现状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的金融格局出现了深度的调整，这些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014年全球前十大银行中，中资银行就占了四席。而且随着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为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良好互动搭建起了一个金融的桥梁。随着“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中国的金融业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的合作将不断地加深，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也将不断地扩大。

    从未来发展看，“一带一路”的建设启动了我国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和投资将实现质和量的双重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不断地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将快速的发展，这既有利于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多元化的进程，也将为我国金融业带来大量的业务创新的机遇，它既会催生本地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也会拓展我们国际化经营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金融业应该积极地支持企业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要努力地通过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形成比较完善的企业走出去的资金的支持体系。目前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项目很多，资金需求的规模也很大。例如工商银行在“一带一路”的区域内，储备跟踪的项目就达到了150多个，投资总额超过了2200亿美元。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约为15亿美元左右，一些高铁、核电等领域的投资往往更是需要上百亿美元。对这些项目，我们认为可以区分不同的性质，采用不同渠道的融资方式。除了商业银行之外，对于政府合作性和援建性的项目，可以主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导作用。对于商业性有待培育的基础性项目，也可以发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开发性机构的引导作用。对资金需求规模大，商业回报好的项目，也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对于回收期限长，风险较低的项目，也可以结合保险资金的期限偏好来进行对接等等。

    其次，金融机构要通过信息资源引领、支持、帮助企业找准走出去的方向。中国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一般来说早于一些企业。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也深于一般的企业。比如工商银行目前设立的境外的营业分支机构已经进入了42个国家，加之我们控股的南非标准银行，覆盖了近20个国家，我们机构的覆盖面达到了60来个国家和地区，境外的总资产目前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它的网络的建设、市场的拓展、本地化经营的经验以及客户关系，对于我们中资企业走出去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中资金融机构在长期的海外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和市场信息，以及国别市场行业风险管理的经验，中国的金融机构应该发挥好信息中介作用，对接需求和供给，通过投资顾问、供应链设计等服务，高效地撮合各种交易。此外，中资的金融机构在这些年走出去的过程中，与不少外国政府互动比较密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既可以为对方政府提供一些经济、产业和金融的建议，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营造更加友好的政策环境。

    最后，要通过综合化的金融服务，帮助提高企业走去的经营效率。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以商品和劳务输出为主，在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走出去突出表现为资本引领、装备出口和产能合作，更多的体现为链条式的转移，集群式的发展，和园区化的经营等新型的模式。企业走出去的金融需求，也将从贸易融资，出口信贷等传统的信贷业务扩展到现代金融服务的各个领域，中资金融机构要以跨境金融为支柱，配套高端的财务顾问、股权融资等投行服务，满足企业投融资的结构设计，市场信息咨询等多元化的需求，要以交易金融为基础，通过远期的结售汇，货币互换等金融服务，满足企业对汇率和利率等风险的管理需求。要以资产金融为平台，通过全球的现金管理，境外的资产管理等服务，满足企业全球资金的安全、便捷的调配，境外资产保值增值等需求，以租赁金融为桥梁，帮助境外业主以租代购，满足企业节约成本和降低经营资本占用的需求。

（编辑  季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

国际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弱肉强食，后来又有了均势理论，但是不管怎么论说都是强国、大国说了算。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建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型国际关系，使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它既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也符合亚欧非国家在后危机时代持续发展的诉求，更是打破冷战思维、推动国际秩序重构的具体实践。

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之所以能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主要得益于我们以开放的胸怀积极融入了世界经济。毋庸置疑，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继续保持世界化的方向。尤其目前，世界经济总需求严重不足，而发展中国家有五六十亿的人口，占70%以上的世界领土，巨大市场潜力尚未释放，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仍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发展方式转型、动力机制转换，还是实现资源和财富更加高效、合理的配置，中国都必须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去谋划布局。“一带一路”建设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可帮助中国打破内外部多重制约、寻求更深更广的经贸合作、促进中国与世界“双赢”。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亚欧非国家与中国合作的需要。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相对低迷期，全球资金流动、产业转移、国际贸易格局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由过去更多依赖发达国家市场转向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亚欧非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需要。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大概去过非洲40多个国家，亲眼目睹了很多国家在社会、民生、投资各方面，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我们在苏丹帮助建设了两个电厂，总发电量达40万千瓦。此前，苏丹首都喀土穆几乎天天停电，两个电厂建设后，极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们还帮助苏丹建设了产能500万吨的炼油厂，当地人民去加油站再也不用排队了。通过“一带一路”全面深化与中国的经贸投资关系，我们将加强与亚欧非国家共同谋求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一带一路”构想是打破冷战思维的具体实践。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世界一直笼罩在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之中，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大国崛起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导致对抗和战争。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曾经出现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从根源上消除冷战思维遗患，必须用行动昭示天下，中国崛起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发展是有益的。为此，我们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就是要促进大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确保国际关系以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推动国际秩序向互利共赢、融合受益发展；就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告诉世界人民，冷战思维、零和游戏在新的时代已经不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凭中国一己之力不可能完成，必须调动沿线国家共同推动，关键是找准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把我们的规划设想与沿线60多个国家的发展目标、蓝图结合起来，着眼于互补互利互惠合作。

基础设施合作是重点。“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限制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能力。而中国在这方面建设经验丰富、工程造价合理、技术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适用，双方合作可谓互利互惠。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领域中，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是重要方向和突破口。全方位、多层次的基础设施网络，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投资机会的基础。只有互联互通实现了，经济才能得到有效融合，才能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得更大，我们所得到的每一份也可能更大。因此，基础设施合作是实现共同发展的最根本载体，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

产业合作是关键。如果没有产业的合作，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只能出口初级产品，获得的附加值也不可能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就会成为没有活力的“空架子”。我们必须加深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深入挖掘沿线沿路各国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和市场供需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有利于区域内整合行业资源、延长生产线、实现上下游配套协同发展的项目，以我们富余的优势产能，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增加就业，改变其过度依靠资源发展的局面。

融资问题是最突出难题。尽管我们已经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并且国内还有很多银行、机构积极参与，但是融资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瓶颈。据估计，在亚太地区，未来10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就“丝绸之路经济带”来说，区内仅铁路建设规划就已达到1万公里左右，按照目前每公里建设3000万-5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额估算，预计总投资在3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若分3-5年建成，每年投入资金规模将达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不解决这个巨额资金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就无从谈起。

市场化条件不成熟是难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市场发育程度不一，观念、制度与法律环境各不相同，加大了商业合作的难度。尤其涉及公私合作、对外合作的项目在运行中面临的法律盲区多、限制多。如PPP模式下，许多国家对特许权协议形式、项目中的风险管理没有明确说明，项目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在TOT模式中，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资产转让无法在公、私、外三种体制中顺利操作。加之企业对东道国缺乏深入了解，各国设计、施工、验收、评估等各环节技术标准不统一等，导致很多项目落地困难。

系统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工程，必须拿出魄力，从规划、资金、政策、机制等各方面加以推进和落实。

第一，破解资金难题是首要任务。要发挥好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先导作用，带动各国政府、机构、企业和民间资金积极投入具体项目；同时协调好政策性资金与商业性资金的投入。“一带一路”要达到的目标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不是中国一方获利。这就决定了一些项目难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现阶段不宜用完全商业化方式进行合作。对一些资金投入大、风险高、运作周期长，但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或社会效益的项目和领域，要秉持“亲诚惠融”的理念加大优惠资金投入。

第二，推动企业参与是重要支撑。企业是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大政方针的最终执行者。“一带一路”建设能不能顺利实施，归根结底要靠企业的积极参与。要把沿线、沿带、沿路的国家及其企业都动员起来，将“一带一路”的规划设想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让这些构想融合到实际工作当中去；还要引导企业增强自身实力，以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为基础，打造标准、技术、品牌、管理等多方面优势，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同时要注意加强对沿线国家的风险研究，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对流程长、节点多、风险大的涉外项目建立高效的风险识别机制和应急措施体系，确保一旦出现风险，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加以克服。

第三，注重促进当地发展是根本保障。过去那种掠夺式的跨国经营在当今世界已不可能施行，注重履行环保和社会责任已是国际共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企业也必须以国际化视野和心态参与国际投资合作，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东道国社会、企业、民众友好互动。

（编辑  宋斌斌）

“丝路基金是为‘一带一路’倡议而生长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丝路基金与生俱来的使命。通过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多种方式，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的投融资合作，促进繁荣和发展，并实现积极合理的投资回报，这是丝路基金运作的总体模式。”在“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丝路论坛上，丝路基金副总经理司欣波开宗明义。

丝路基金的运作原则

丝路基金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基金运作要遵循对接、效益、合作和开放四个基本原则。

对接原则。“对接原则是核心原则，内涵是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对接原则是对‘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经贸投资合作的总原则，是有效推进融合与转型的重点所在。”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表示。丝路基金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和倡议，首先会关注在投资过程中与各国规划对接，比如和欧洲容克计划、哈萨克斯坦国民之路计划、印尼海上振兴计划以及俄罗斯欧亚发展等计划对接，致力于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其次是产业的对接。“这主要有三个层次：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如高铁装备、工程机械装备‘走出去’；中国的比较优势产能如水泥行业、钢铁行业、平板玻璃行业等‘走出去’，这些产能在国内相对过剩，但对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这是它们优质紧缺的产能；高新技术合作，包括把海外的高新技术引进来、把我们的高新技术送出去。”司欣波说。

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为了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资本与产业的对接，支持优质企业，提升其跨国运营经营、自主创新和资源整合的能力，支持企业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升级转型，带动国内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直接或间接“走出去”，进而实现产业再造，提升产业链的竞争力，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比如，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具备比较优势的大企业如核电、高铁产业，他们“走出去”必然要对接、输出国际标准。通过核心技术提升、强化运营管理，巩固他们的领军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把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相关的需求和技术标准传导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促使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合作原则。“丝路基金跟各个机构之间不是对立竞争的关系，是合作共赢的关系，这一点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也是吻合的。”司欣波认为。

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期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虽然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和世行等原有的国际金融机构，这几年对亚洲有一定的政策调整，但实际情况是，亚洲资金缺口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逐步扩大。巨大的资金需求使丝路基金与亚投行这些新的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但这依然满足不了亚洲发展所需的巨大需求。所以，这些机构之间不是竞争关系，相反，这更要求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

以丝路基金与亚投行为例。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金融开发机构，要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而丝路基金的性质是基金，更倾向于投资。丝路基金涉及的成员会比亚投行更广，国家层面的合作会更多，运作的灵活度更高。另外，丝路基金要发挥长期作用，成为一种长效合作机制的基金，从本身的发展运作考虑，投向上一定会趋于多元，丝路基金的使用会是全方位、多元化的。丝路基金与亚投行业务有很大的互补性。　

丝路基金对合作也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丝路基金对外金融合作大致有三个方向。”司欣波说。一是丝路基金愿意和国际上的投资机构，国际上的多边金融机构共同合作，不管是投资、银团贷款都可以；二是丝路基金支持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并购海外金融机构，并购银行、保险、信托这些金融机构；三是丝路基金今后可以发起设立子基金，比如在中亚设立一个中亚子基金，在电力行业设立一个电力子基金，目前已经设立一个中哈产能合作基金，还有其它产业也是丝路基金支持的方向，比如现代农业，开发区建设等等。

开放原则。丝路基金目前的4家股东中，外汇储备占65%，中投公司和进出口银行各占15%，国开行占5%，丝路基金对志同道合的投资者持开放态度。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中国不谋求绝对的主导权，而是希望多方参与，大家共同投入更多的资源，通过一种协商的模式开展合作。

基金与银行不同，银行有大股东、董事会等限制，基金则更加灵活，民营资本的商机也就来了。“丝路基金刚刚成立9个月，对各种资本一视同仁。”司欣波表示。首先在支持方向上，合作伙伴不分国有和民营；其次，丝路基金在项目层面上对民营资本合作持欢迎态度。

当然，丝路基金项目的长期性决定了大型战略投资者才是重点。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强调，丝路基金是长期投资，基本不可能吸引国内的中小投资者，肯定是长期出资的投资人，比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

效益原则。风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始终要高度关注的事情。商务部研究院、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和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了《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披露了2015年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盈利情况，13％的企业盈利可观，39％的企业基本盈利，24％的企业基本持平，24％的企业目前暂时处于亏损状态，这就说明仅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在海外经营当中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盈利。效益是丝路基金在投资中必须考量的。

充分发挥杠杆作用

       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不是一个固态的资金池，而是一个发挥多种作用的巨大杠杆。“丝路基金将会采取金融创新的方式来发挥杠杆作用，比如发行债券等方式，使资金链更能满足大型基建的需求。”司欣波说。

2015年12月17日，丝路基金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Novatek）签署协议，丝路基金将从诺瓦泰克公司购买亚马尔项目9.9%的股权，双方还签署了贷款协议，由丝路基金提供为期15年、总额约7.3亿欧元的贷款，支持亚马尔项目建设。

“今年以来，丝路基金先后宣布了三项实质性的投资项目。第一支持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南亚投资建设水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第二支持中国化工并购意大利倍耐力高端橡胶公司，第三收购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部分股权。”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介绍说。丝路基金上述几笔投资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股权＋债权的模式，支持行业领军的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和运营。这3个项目比较充分体现了丝路基金的投资理念，分别代表了丝路基金在绿地项目开发、国际市场并购、支持能源合作等重点领域的积极尝试。

“丝路基金扮演财务投资人的角色，对投资企业带来投资杠杆和增信的作用，有利于增强这个项目筹资能力，使它成熟。”司欣波说。对一个项目来讲，其总投资分成资本金和贷款两部分。丝路基金在资本金里虽然占比不大，但它除了可以充实资本金外，还可使投资项目达到融资的条件，获得贷款。同时，丝路基金投资背后体现国家的支持，起到增信的作用，能够提高项目的影响力，使项目在投资所在国能够更加易于落地。

丝路基金就像一个杠杆支点，可以撬动万亿的投资规模。另外，丝路基金能够灵活组合多品种投资工具，促进各方利益最大化。丝路基金是全牌照的投资基金，除了股权之外，还有债权、地方贷款，另外做夹层投资，还可以做类股的债和类债的股，互相搭配融合，寻找企业最佳的投资方案，促使各方利益最大化。

三点建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体系如何发挥作用？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要搞“一带一路”建设，如何更好地提供资源？对此，司欣波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点，要充分发挥多边开发机构的资金技术优势和跨国协调优势。国际上有许多双边、多边金融机构，世行、亚行，亚投行、金砖新银行，还有世行下面的国际金融公司等等，它们能够提供低成本、长期的资金。首先要用好这些资金，而且这些机构进来之后，能够提供融智的作用，帮助策划融资，甚至协调投资所在国各方面关系。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还要利用好现有的多边、双边机制等政府间协议。上合组织有对投资保护的机制，中国和东盟10+1的机制，和中东欧16+1的机制等等，都是全球化治理的一部分。我们投资的时候，要充分地利用这些政府间合作机制，保护自己的利益。

    第二，要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主权、类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在投资合作中的主力作用。大型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中投、中信集团等在前面起着支撑作用。这些大型机构的加入，可以对民间资本、社会资本起到一个引领作用，还能够推动信用建设、市场建设等等。一定要发挥大型机构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在前面引领，很多融资方案很难达成，其他跟随者会观望，不会进来。

第三，应当鼓励和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私人资本、社会资本规模很大，最具市场活力和效率，其逐利性决定有机会不会放过，要很好地引领它们。欧洲推出的容克计划，是吸纳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非常好的机制。容克计划中欧盟拿出210亿美元作为种子基金，根据优先劣后的安排，民间资本最后进去最先出来，引领民间资本特别活跃的进入，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  张三友）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英国，其出发点在于减轻政府负担和平衡投资风险。三十多年来，英国已经成为全球PPP项目规模最大、应用领域最广的国家，PPP的适用领域涵盖了一切公共领域，涉及国防、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环境治理、文教娱乐、监狱管理等。

1984年，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的启动，标志着PPP投资模式在中国落地。经过近30年的发展，PPP模式已成为由政府大力提倡的投资模式，通过PPP模式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风险共担机制，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政府财政与举债压力，为企业参与政府公共设施项目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据中信信托金融实验室测算，2020年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将超过30万亿元，一半由政府解决，另一半缺口将引入社会资本，这将为金融机构与政府合作提供机会，而未来合作方式将在PPP模式下探寻。本文以信托公司为例，在总结我国PPP发展历程，解析PPP项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析金融机构参与PPP项目的可行性路径。

PPP遭遇“水土不服”

截止2015年7月，全国PPP项目总投资达到1.97万亿元。其中，安徽省的PPP投资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达127个。然而社会资本参与PPP的热情远不及政府，已签约的PPP项目约2100亿元，签约率不足两成。这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法规效力较低，体系尚待完善。

我国当前缺乏一套针对PPP的完整法律法规体系，现有规定法律效力不高，发改委颁布的《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财政部发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均局限在部委的层面。而且当前制度层面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如发改委与财政部对项目操作的流程也有差异。

PPP不仅是一种投融资模式，更是一项涉及政府、社会资本、第三方咨询机构、金融机构、社会公众等多方利益的系统工程，社会资本有时需与政府签订长达20-30年的合同。政府公益性的出发点与资本的逐利性存在天生冲突，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各方利益将很难得到有力保障，社会资本也会望而却步。

第二，国家负责部门有待明确。

财政部一直积极推动PPP理论的推广和实践的推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多次PPP培训，成立了PPP中心，并于2014年12月4日公布了《PPP操作指南》和30个PPP示范项目。国家发改委是起草《特许经营法》的牵头部门和由国务院指定的“政府投资支持社会投资项目的管理办法”等多个政策措施牵头部门。国家部委在履行职责方面有待协调行动，统一规划。

第三，契约精神至关重要。

PPP模式是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所签订的合同开展的。参与各方都必须有契约精神，严格按照合同行事，才能保证项目顺利推进。PPP模式从根本上要求政府改变自身定位，由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项目的合作者和监督者，并严格遵守契约精神。然而，我国政府在公用和基建等领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此前几轮PPP也多以BT项目为主，政府是投资主体，在项目中属强势一方，政府信用较社会资本而言更容易产生风险。

PPP项目失败的案例中，很多是由于政府违背承诺导致合作方利益受损而造成的。例如，长春汇津污水处理厂项目中，政府废止了当初指定的管理办法，实施机构拖欠合作公司污水处理费最终导致项目失败；廉江中法供水厂项目中供水量和水价都未达到当初合同规定的标准。

信托公司试水PPP项目

自2014年9月起，中央多部委陆续发文激励PPP模式开展，彰显了国家推行PPP的决心。在此背景下，多家金融机构积极试水PPP项目。2014年12月，中信银行为贵阳市南明河综合治理项目提供融资，获得国内银行PPP业务首单。2015年5月，民生银行旗下的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标重庆钓鱼嘴南部片区PPP项目。同月，由中国建设银行、绿地集团、上海建工、建信信托共同发起国内首只千亿规模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PPP产业基金诞生。2015年6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标国内首单高铁PPP项目。2015年7月，中信信托参与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标志国内首单信托公司参与的PPP项目正式落地。

如何选取PPP项目

进入2015年后，政府对PPP模式的推广热度明显提升，截至2015年5月，发改委公布我国PPP项目共计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元。如何从众多的PPP项目中选取合适的项目，要从四个方面考虑：

第一、选取什么类型的PPP项目

    目前我国的PPP项目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使用者付费，即经营型的项目；二是政府付费，即公益型的项目；三是可行性缺口补助，即准经营型项目，这类项目是在使用者付费不足以满足社会资本回报的时候，由政府补贴来完成。现阶段金融机构更适合选取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的PPP项目，使用者付费属于完全市场化的投资型模式。

第二、考量政府的财政实力与信用等级

对于可行性缺口补助和政府付费项目，在特许经营期内，政府要履行代募预算和按时支付补贴的义务。财政实力的强弱将会影响政府按时合规履行该义务。信用等级的考评不仅出于安全性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信用等级低的政府对PPP认识程度相对较弱，推行PPP项目的效率相对较低。

第三、考察合作伙伴的推行力度与执行能力

信托公司在决定参与一项PPP项目之前，对合作伙伴推动项目的力度与执行力高低需做考察，这将影响项目完成的时间预期。

第四、明确评审和实施程序是否规范

在参与PPP项目前，还需要评价合作政府的审批手续是否完善、程序是否公开透明、交易方案是否完善。规范的评审与实施程序有利于PPP项目的顺利开展。

参与PPP项目的流程

    社会资本成为PPP项目的参与者需要经过若干环节，以信托公司为例，其参与PPP项目的流程如下：

图1：信托公司作为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流程图

PPP项目的收益保障和风险防范

2014年底，国家财政部通过评审确定30个PPP示范项目；半年后，财政部针对这些示范项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示范工作的通知。明确禁止用BT项目（建设-转让）做PPP，同时对保底承诺和补偿回购等变相融资进行限制。在这些限制条款下，信托公司作为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保证收益：

第一，股权回购。财政部限定了用股权方式进行的变相融资，只要股权回购没有确定收益就不能被认为是融资。因此以股权回购作为退出方式是可行的。第二，按等额本金支付。用等额本金的方式支付投资收益，最终资产和股权都能够作为商品来交易。

依据PPP项目领域，分解风险关键点

由于信托介入PPP存在一些风险，大多数信托公司仍在观望。从风险防范方面分析，信托公司在参与PPP项目前，要深入分析项目本身的优劣，重点关注政府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的项目；慎重判断当地政府的信用水平和契约精神，密切关注有关PPP的政策法规，以及涉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改革。

城市供水、供暖、供气、供电等公用事业的盈利微薄，但需求和运营稳定，经营可持续性强，一般属于“使用者付费”的项目。相应的PPP项目应重点关注协议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的责任义务约定是否明确，成本核算是否清晰，价格调整机制是否合理。

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公共环保工程，其收入来源于政府的垃圾处理费或污水处理费，政府在此类项目中一般承担“最低需求风险。垃圾处理项目优先选择以相关专业上市公司为社会资本的项目，而污水处理项目的部分收入来自于自来水费的捆绑销售，应选择同时经营污水处理项目和供水项目的公司。

保障性安居工程一般采用和商业开发捆绑进行，商业收入部分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开发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不确定性相对较小。轨道交通、公路、机场、地下综合管廊等交通设施具有区域独占性和垄断性，但一般投资金额比较大，期限很长；存在没有收入、全靠政府付费和有部分收入但仍需政府补贴两种模式。

医疗和养老服务设施前景广阔，但行业尚不成熟，其前期需求难以准确测算。

城镇和新区开发的投资金额较大，回收期较长，土地出让和升值前景不确定，存在招商引资风险和相关的政策风险。

信托介入PPP的模式

一是产业基金+PPP模式。产业基金有地方政府发起、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发起、实业资本发起三种形式。例如，中建投信托主动发起产业基金参与PPP项目，与十九冶集团成立PPP产业基金，与地方政府合作投资项目，在项目开工后分期设立集合信托计划，同时进行“股权+债权”投资。

二是债权投资模式，通过信托贷款为PPP项目提供流动性支持。

三是参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由于PPP项目均投向基础设施，建成后具有稳定现金流及必要的政府补贴，因此较为适合做资产证券化产品。

推广PPP依旧任重道远

在现阶段经济下行、公共服务缺口扩张和投融资比例逐渐下降的经济环境中，政府不断推出相关政策法规助推PPP发展。虽然PPP 的设想很美好，但在现实中阻力重重，要深入推广PPP 模式仍需在制度建设、政府角色转变等方面下功夫。

一是市场化程度要更加深入，逐步转变政府参与的角色。从早期的PPP 来看，政府不仅作为项目发起人和监管人，而且直接参与到项目的运营中。政府的双重角色导致项目在经营过程中参与各方风险和收益难以有效衔接，社会资本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针对这一缺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简称42号文）着重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要以“平等合作”为基础，在平等互利中分配收益。未来PPP 的政策将逐步向引入竞争机制靠拢。

二是公开化和透明化任重道远。将社会资本引入公共品建设领域，本质上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手段甄别项目好坏和社会资本优劣。42 号文也正式将公开化和透明化的原则引入PPP 项目建设，市场化原则在PPP 中的配置效率将逐步提升。

?  结合多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PPP 大规模的开展有相当难度，也难以化解地方债务的重要措施，PPP 模式对债券市场的冲击相当有限。

链接：PPP在中国发展的5个阶段

改革开放至今，PPP在我国已经历了5个阶段和3波高潮。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1984-1993）。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一部分外资尝试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地方政府开始与投资者签订协议，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在本质上就是PPP。但当时地方政府与投资者都是在探索中前进。这一阶段代表性的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项目和北京国际饭店项目等，其中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BOT项目。

第二阶段：小规模试点阶段（1994-2002）。该阶段试点工作由国家计委（现发改委）有组织地推进，也掀起了第一波PPP高潮。国家计委选取了5个BOT试点项目：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

第三阶段：推广试点阶段（2003-2008）。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让民营资本进入公共领域，2004年建设部（现住建部）出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为PPP项目开展确立了法律法规依据。在政策东风下，各地推出大批PPP试点项目，掀起了PPP第二波高潮。该阶段外企、民企、国企等社会资本均积极参与，污水处理项目较多，也有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

第四阶段：短暂停滞阶段（2009-2012）。随着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推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速增长，城镇化程度大幅提高，但PPP模式在此阶段却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壮大，平台贷款等规模激增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资金，PPP发展进入短暂的停滞阶段。

第五阶段：政府大力提倡（2013年至今）。2013年财政部肯定PPP模式在改善国家治理、促进城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14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均推出大量PPP项目，PPP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并掀起第三波高潮。以前的PPP更多以BT、BOT等为主，政府仍是主要的投资者和风险收益主体，目前则强调社会资本与政府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2015年，舆论界出现很多新现象和新趋势。“两微一端”等自媒体的兴起，使舆论场更加碎片化、原子化、多元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式微，舆论阵营更加复杂多变。

十大热点事件

1.  上海踩踏事件：自媒体直播突发事件已成“新常态”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件。1月2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已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1月3日，36名遇难者名单全部公布。

微博、微信平台是此事件的主要传播源。12月31日23时30分，网友“Direction”发微博称：“外滩发生踩踏事故了，太恐怖了”，成为此事件最早的曝光源之一。到当天后半夜，搜狐等门户网站开始跟进报道，随后主流媒体上才出现报道，且报道多以现场的微博、微信直播作为信源。

在此事件的直播报道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有独特的优势，每一位在场者都是“记者”，他们能通过照片、视频、文字直播等多种方式全面、立体、及时地传播现场情况。然而，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又是极其碎片化、交互式的，真假难辨、对错交陈，是产生谣言的温床。在此次事件中，就出现了“有人抛洒疑似美元的代金券引发踩踏”等不实传闻，从而也引发了一系列对事件阴谋论的猜测。同时，自媒体的主体缺乏新闻伦理素养，密集的、碎片化的传播压缩了人们的隐私空间，此次事件中，一位遇难的复旦女生及其男友的信息被广为传播，对其家人和朋友造成了二次伤害。

2.  柴静《穹顶之下》纪录片：商业策划背后隐形的意识形态操纵

2月28日上午，前央视记者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人民网与优酷同步首发。视频自发布后，在各个网络平台持续发酵，形成传播雪崩效应，可以说是“一夜爆红”。

此事件是一次典型的舆论策划。视频选在2月28日发布，既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周末，又是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履新之时。此时群众对雾霾问题高度关注，政府、主流媒体来不及应对。视频上传之后，众多微博大V迅速反应，进行转发、声援，@人民网V在短短26个小时内发了8条相关微博，推广力度惊人，可见前期准备非常充分。

但此事件更显著的特点是其舆论的反转。《穹顶之下》在2月28日播出之后，大多数网友为柴静此举自发点赞，3月1日，环保部新部长陈吉宁在履新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柴静的纪录片从公众健康的角度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值得敬佩。”但随后，中宣部要求各级各类媒体及网站围绕两会主体展开宣传报道，对纪录片《穹顶之下》和该片作者相关话题不再报道。

接下来“自干五”集体发力，质疑柴静宣扬的是“德国式的、绿党式的反对增长的、意识形态化的环保战略”，质疑柴静“以环保之名反对中国体制、质疑中国发展”。与此同时，“工业党”、“科学党”开始批判柴静视频中的常识性错误，对视频中的调查数据、柴静女儿的“肿瘤”是否与雾霾有关、癌症发病率是不是雾霾引起的，容易误导公众的内容进行纠错。

此事件舆情呈现出的“赞赏—纠错—扒皮”的反转趋势反映了国内舆论场的多元化。国内社会思潮不再是传统的左右之分，“工业党”、“自干五”、“新左”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并存，传统右派的逐渐式微并没有使舆论博弈渐趋明朗，相反，舆论阵营的划分更为模糊，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更为复杂。

3.  毕福剑事件：左右力量对比变化

4月6日，一段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唱评《智取威虎山》的视频流出，视频中毕福剑唱了该京剧里《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的著名选段，并且边唱边戏谑，对毛泽东使用了羞辱性词汇，称他“把我们害苦了”等等，舆论哗然，随后毕福剑从央视公开的主持人名单中消失。

关于此事件的讨论以左右之争为基调，@侠客岛一言以蔽之：“就这事而言吧，右派看到的是言论自由，告密文化，政治人物能不能被调侃；左派看到的是他作为一个党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开国领袖进行侮辱。左右互撕，打的是没有结果的架。”

事实上，此架并非没有结果，从舆情走势和事件最终处理来看，左派占了上风，此事件也是左右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标志。

4.  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网络舆论“倒逼”真相

5月2日下午，黑龙江省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内与执勤民警发生冲突后，被民警枪击身亡。有媒体报道称，事发当天，45岁的徐纯合带着八旬母亲和3个儿女准备去往大连，车站安检人员认识他们，以为他们又要赴外地上访。同时又爆出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在事发第二天前往医院慰问并肯定了开枪民警，而董国生本人却是学历造假、妻子吃空饷的问题官员。“上访户非正常死亡”“学历造假县长慰问开枪民警”让网民产生诸多联想和质疑，而官方迟迟未公开完整视频，真相一度扑朔迷离。

5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真相别总靠“倒逼”》的评论，呼吁庆安枪击案公开完整的视频。在各方压力下，5月14日，庆安枪击案视频资料终于通过央视进行了发布，经各方查证，民警李乐斌开枪属于正当履行职务行为。

此事件的典型之处在于事件真相最终在网民捕风捉影猜测的“倒逼”下得以澄清，而非相关政府部门的主动发布。

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更容易受到冲击，新时期的舆论引导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危机公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事件的舆情之所以持续发酵，发生多次反弹，其政府信息公开的不及时是原因之一，致使该事件成为大V公知攻击政府的契机。

5.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主流媒体“丧事喜办”

6月1日21时30分许，从南京驶往重庆方向的客轮“东方之星”在长江湖北监利段水域发生翻沉。经有关各方反复核实、逐一确认，“东方之星”号客轮上共有454人，其中获救12人，遇难442人。

事件发生后，主流媒体希望塑造领导人和救援人员的英雄形象，却引发了读者的巨大反感。6月2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一则消息《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遭到舆论铺天盖地的批评，反而引发网民对“东方之星”救援不力的质疑。除此以外，主流媒体对总理冒雨视察的报道远多于对死伤、救援情况，以及死者家属安置情况的报道，同样遭到抨击。

在新媒体造就的“吐槽”文化下，网民对“丧事喜办”是零容忍的，主流媒体树救灾英雄典型的灾难报道传统方式显然不能适应新的舆论形势。

6.  年中股灾：社会舆论影响股票市场

2015年我国股市经历了4月的政府托市、5月的疯狂、6月的下跌和7月的股灾。从政府政策和舆情变化的情况来看，股市的起伏并不是实体经济的确切体现，而是受政策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影响。

在股市猛涨时政府的托市行为和媒体的煽动性报道，成为公众涌入股市的“强心针”；而当股市崩盘时，政府的托市行为和媒体为了稳定股市的报道却失去了效果，反而很多社交媒体上的谣言占了上风。7月7日，上海交易所有865只股票一路狂跌，股市同时也进入了“谣言季”，投资者对谣言变得异常敏感，如“高盛等外资机构做空股市”等。

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被利益集团收买，主流媒体是政府调控股市的“传声筒”，股民接收到的往往不是市场的真实信息。而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领域，自媒体并不能打破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舆论垄断，媒介附庸于利益集团的性质给市场和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

7.  天津港爆炸事件：新媒体时代新闻发布会何去何从

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这是继上海外滩踩踏、“东方之星”沉船之后，年内发生的第三次重大突发事故，与前两次事故一样，微博、微信直播仍然是此事件的主要传播方式，但与前两次事故不同的是，此事件中政府应对缓慢、语焉不详。

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下午，天津才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披露信息，但是参加发布会的官员都是区级官员，层级不高，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了解、不掌握、不知道”成为新版的官员“雷言雷语”，6场发布会开过之后，仍始终未见市级领导出席、记者提问也有过半数问题当场回答不了，新闻发布会的直播信号甚至提前被中断，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的形象在“两微直播”的放大下，直接摧毁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助长了谣言的进一步蔓延。

8.  抗战胜利阅兵：爱国主义的狂欢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举行。此次阅兵充分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舆论出现一边倒的现象。

人民网公布的“网民情绪展示”中，十大热点话题分别是：“习近平宣布将裁军30万”、“9.3天安门阅兵”、“向老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祭奠同胞！”、“今天，无论你在何处，请为阅兵喝彩，为中国点赞！”、“今天，大阅兵！此刻，一起传递！庆祝胜利！分享荣光！”、“英姿飒爽！看中国军人风采！”、“这一刻，美丽的天安门广场”、“装备方队正整齐入场”。

关于阅兵的负面舆论大多集中在对中央电视台转播质量的质疑，广大网民认为，央视的直播没有充分展现出阅兵队伍的风采，甚至有阴谋论者认为央视故意掣肘。这种种质疑，大多还是出于爱国主义情绪。

9.  文化部开微博事件：两个舆论场的正面冲突

2015年10月15日下午3点08分，文化部正式开通新浪微博账号，立刻遭到大量网友的围攻和吐槽。

长期以来，文化部由于文化管控过严积累了大量民怨，在网民看来，文化部是典型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很多问题不透明不公开。文化部开通微博，为积怨已久的网民提供了发泄的平台。

政府部门开通“两微一端”，实际上是提供了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相互碰撞的平台，群众对政府管理手段的种种不满得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得以表达，这既是民间和官方声音发生冲突的平台，也是两个舆论场相互融合的契机。

10. 网络热词：“主要看气质”、“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叶良辰”

网络时代以来，网络热词每年都层出不穷。很多网络事件本身并不具备公共性，例如“叶良辰事件”、“世界那么大”、“主要看气质”等，但这些热词在微信上广泛传播，形成热点，这种“吐槽文化”的兴起，是否反应了青年人精神生活的贫瘠？抑或是青年缺乏理想、焦虑的心理体现？

（编辑  杨利红）

1.  从“两个舆论场”到无数个舆论场——传统舆论引导手段的困境

在“人人均是媒体”的今天，传统的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已裂变为无数个舆论场，每个自媒体人都是一个节点，通过网络互相联结成集群，舆论生态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突发事件现场直播已经成为“新常态”。上海踩踏事件、“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微博、微信的图文直播已经成为第一信源，传统媒体无法抢夺第一时间，也放弃了在第二落脚点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话语权。

二是舆论发酵主要依靠微博、微信，而不是传统媒体的密集报道。在柴静《穹顶之下》的网络营销中，网络大V的推手作用超过了传统媒体。对《穹顶之下》的传播渠道进行统计就可以发现，此事件在微博的传播量占一半以上，为60.6%，而新闻报道不足整个传播渠道的五分之一，仅为16.7%。今年淘宝网天猫举行的“双十一”购物晚会，同样是通过邀请微博大V造势，而不是通过主流媒体进行宣传。

三是出现了碎片化的谣言信息、冲动型言论。由于自媒体新闻素养的缺乏，造谣、传谣、侵犯隐私等有悖新闻伦理的传播行为更有可能发生。比如庆安枪击案中，部分现场目击者公布了现场录像片段，但实际上该录像片段由于其选取了特定的拍摄角度和时间段，并不能代表真相。由于自媒体信息呈裂变式传播，其辟谣难度更大。

自媒体环境下，官方引导舆论面临更大的挑战。若官方沿用过去的传统思维和管控手段，控制传统媒体的报道，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在信息高度流动的环境下，政府引导舆论更多靠“疏”，而不能堵，只能顺应民意，不可遮蔽真相，压制舆论。

2.  社会思潮的新风向：新自由主义式微，意识形态领域需细分

无论是抗战胜利阅兵期间高昂的爱国主义情绪，毕福剑事件的严肃处理，还是柴静事件的舆论反转，都传递出当下社会思潮的悄然变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经济衰退下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失败，在意识形态领域，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国家主义情绪增强。

在2015年的重大舆情事件中，微博大V虽然还有一定的活跃度，但对舆情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在《穹顶之下》的舆论营销中，起较大作用的还是@人民网发布的相关微博，而不是传统的非官方微博大V。这些都可以看作新自由主义势力减弱的表现。

但与此同时，和原先的新自由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互相对垒的局势不同，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渐失去市场，传统意义上的左派正在分裂——涌现出“工业党”、“国家主义者”、“新左派”、“中国道路派”。在舆论事件中，不同的社会思潮产生了不同的舆论阵营。例如柴静事件中，批评《穹顶之下》的声音之间也存在分歧，对待中石油、中石化的态度，对环保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看法都有着较大的差别。

3.   “反转”新闻频发——主流媒体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今年舆情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较多的“反转”新闻：许多媒体追随网络热点，抢夺第一时间，结果报道失实反被“打脸”。这是微博、微信直播速度对主流媒体的一种“倒逼”，但主流媒体并不具备第一现场的优势，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事件一旦发生，瞬间通过微博、微信、客户端传递给每一个人，主流媒体追求第一时间是否是舍本逐末？

从充分配置资源的角度，主流媒体理应与自媒体进行优劣互补。基于自媒体真实性差、碎片化的特点，主流媒体应发挥自身优势，当扮演权威的“确认者”、“定义者”和“整合者”的作用。

4.  媒体与资本结合更为紧密

这是一个媒体全面产业化、资本化的时代，也是媒体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充分相互渗透、相互交换、相互转换的时代。

从2015年的舆情来看，媒体与资本结合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尤其是媒体在股市中扮演的角色。年初的牛市和年中的股灾显然都不是中国经济正常运行情况的体现，许多经济学家把年初的牛市看作是“政策牛市”，其实换个角度也可以被称为“媒体牛市”，媒体的口风对股市这一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部分与资本结合的媒体，可以成功地帮助利益集团在中国市场实现套利。

（编辑  杨利红）

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长江对于国防的意义，推进国防长江的建设，对于规划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长江的国防意义及其战略支点

河流是先于人工陆道的交通线，因此也就成中国东西联系从而中国统一的最基础和最古老的纽带。从国防的视角看，如果说长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犯和外族的入侵，那么长江对我们的意义更多的是国家统一。

长江国防的三大支点

长江国防是一个体系，重庆、武汉和南京是支撑这个体系的三大支点。

重庆：在宜昌三峡大坝修建之前，中国大西南进出中原的第一个稳固通道接口是重庆。八年抗战中，东部沦陷，大西南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后基地，而重庆东端的宜昌则被认为是中国绝地抗战的“最后的国门”。在其他道路基本被炸断的情况下，连接这“国门”的最后的通道就是长江。

鉴于连外接内的特殊地理位置，重庆在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的特殊战略位置，1939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即直辖市）。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随后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为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1954年撤销[1]）。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重庆在历史上第三次成为直辖市。

控制重庆就扼住了大西南东出与中原西进的交通枢纽。重庆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两端接连的都是中国安全的重要和关键地区。重庆西连四川盆地，东接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

武汉：出了重庆，就进入以武汉为重镇的长江中游地区。如果说重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后的国门”，那么，武汉则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命门。武汉历来被称“九省通衢”之地，从武汉沿长江水道行进，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以武汉为中心的今湖北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史分合大幕起落之地。秦将司马错曾放言：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2]。

武汉在中国历史中具有上述分合节点的作用，是由于武汉所处地段是长江东西防御的“七寸”所在，它既是东西两段间最易攻破的薄弱环节，又是南下北上的交通枢纽。武汉得失，关乎全局：失了武汉，中国分裂；占了武汉，中国统一。对武汉的控制就是对长江的控制，而历来对中国的控制最初都表现为对武汉的控制。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并定都于南京。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1927年4月蒋介石国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攻陷武汉。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武汉的形势对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只有理解了武汉才能理解长江，同样理解了长江也就理解了武汉。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长江）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3]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30倍的收获。[4]

马汉对中国长江特别是对“中部长江”的战略地位的分析，引起各帝国主义列强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后起的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宜昌在长江航运中具有特殊地位。宜昌是湖北省辖市，古称夷陵，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宜昌是中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理区位，也被称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位于宜昌市境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

宜昌是沿江入川的必经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抢运中“最紧张的一幕”[5]就出现在宜昌。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等纷纷撤退，前线难民和和伤兵洪水般地涌向宜昌。1938年6月25日，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民生公司：前线“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 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军继续西犯，宜昌岌岌可危，可以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6]。至1940年宜昌失守前，“终于在预定的中水位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以及陕西、南京、巩县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武汉距宜昌航道仅630多公里。敌机又常来轰炸，前有山险，后有追兵，后来有人将当时将宜昌转运比喻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7]。

南京：在历史上为六朝古都，它依凭长江天险，北接京杭大运河，可沿大运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长江水面或东入大海或西抵武汉和重庆。从战略地位上看，南京“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南为藩篱”[8]、大有虎踞龙盘，震动东南中国的气象。

鸦片战争后，东海不保，长江成为外敌侵略中国的入口。中国东南一地已无险可守，此时，南京成了中国政府控制长江入口和进入上海的外来侵略者继续西犯的必争之地。1937年年底，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南京，将蒋介石政权赶到西南重庆有8年之久。

1900年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如果“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那么控制了这个政府，也就抓住了长江的龙头[9]；同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强国的买办或傀儡政权，都喜欢在南京扎营，如此可以更方便与西方势力勾结。同理，在中国没有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至少在台海统一之前，南京无疑具有对外开放和台海统一的桥头堡的作用，但作为国都的选择，则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其国力提升和海军的壮大，南京这种受制于人的劣势转化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说重庆连同宜昌是西进入川的“最后的国门”，那么南京连同上海就是中国长江沿岸城市面向太平洋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改革开放后，作为长江战略支点的重庆、武汉、南京的经济功能获得大幅提升，成为拉动长江地区航运的枢纽。“目前，长江水系完成的水运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占沿江全社会货运量的20%和货物周转量的60%，沿江所需85%的铁矿石、83%的电煤和87%的外贸货物运输量要依靠长江航运。长江干线现有10个亿吨大港，万吨级泊位421个，并且形成了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2012年，长江干线的货运量达到18亿吨，是世界上运量最大的通航河流。”[10]

命悬一线：长江对抗战取得胜利意义重大

长江对于国防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交通，而在所有交通中，最稳定的交通当属自然和原始的交通。例如江南最可靠的交通线路多是水路，最稳定的东西交通线路就是长江。这一点得到八年抗战的战火检验：在当时陆路几乎完全毁于战火而日本侵略者又全力围追阻截的条件下，水道特别是长江水道即显示出突出的稳定性。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沪宁战事的失利及华北战区的扩大，沿海军工企业陷入危险状态。原来集中在长江下游和滨海地区的军事工业、民用工厂需要大举西迁。为了保存军事工业的实力，国民政府兵工署发布迁厂计划，长江在战时交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长江航运面临的紧急疏运任务是空前繁重的。” 正是凭借长江交通的稳定性，国民政府才能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了战略物资大规模和兵工厂整体性地向内地特别是向大西南的转移。

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陷，国民政府决定向重庆内迁。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日本开始进攻武汉。同年6月，蒋介石令武汉各党政机关、大学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转移，驻汉各兵工厂及其他有关各厂，统统纳入兵工内迁行列，由此开始中国抗战兵工内迁高潮，其间长江水道对于沿海战略物资的内移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9月，国民政府完成了下列十多家兵工厂整体性内迁。

抗战期间，长江不仅保证了战备物资向上游内迁，同时还承担着向下游地区运送抗日兵员顺利到达前方战区的任务。“抗战军兴，重兵待运。当时我国中部地区东西方向的运输主要依靠长江轮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自‘八一三’到1939年底，该局以退入长江的大、小轮船21艘，努力承担各地军运。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11]截止1945年抗战胜利，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12]抗战初期，民生公司从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内迁人员共64000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大厦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及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13]

1940年宜昌失陷后，在中国抗战的各条战线中，长江水运仍发挥着主要作用，水路联运向长江支流发展。湖南湘江、沅江、四川境内的各长江支流运输有力地保障了前线和后方的物资急需。

在八年抗战中，长江航线也是日本侵略军试图掐断并控制的交通大动脉。上海、南京失守后，中方军事、民用运输除少数铁路、公路外，主要依靠长江航运。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长江中下游航线被日本侵占，上游又遭日军空中轰炸，但因其天然航道的超稳定特质，长江“在战争的防御、相持、反攻阶段始终起着交通命脉的作用”[14]。

通观整个抗战可知，在陆路交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稳定的长江通道客观上对抗战的胜利也起到“命悬一线”的关键作用。长江的稳定性是由其天造地设的自然性决定的，历史泣血经验证明：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自然性是保证长江通道稳定性的关键。

经济、国防，两手都要硬

长江经济高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时期，开发长江的经济功能提上日程。2005年，长江沿线的七省二市共同签署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确定了以“龙头”上海与“龙尾”重庆合力担当起构筑长江经济带首尾呼应、联动发展的战略格局。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2号），交通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时出台了实施意见和相关政策措施，并将内河水运作为重点任务纳入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

随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成库以后的长江上游航道条件得到大幅提升，长江干线货运量以年均13%以上的速度稳步增长。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葛洲坝船闸自1981年6月27日正式通航以来，通过远程调度、靠前同步移泊等方式及船闸集中控制系统信息化改造，船闸通过能力不断提高，其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长江干线航道通过能力大幅提高。三峡水库回水至重庆，改善了航运里程660公里，年单向通航能力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下游深水航道和中游荆江河段建设得到大规模系统治理。长江干线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建设加快，实现航道通过能力显著提升。目前，太仓以下水深达到12.5米，5万吨级海轮可常年通达，南京至太仓水深达到10.8米，3万吨海轮可常年通达。近年来，中游航道潜力也得到极大释放；上游航道治理进展顺利，重庆至宜宾段建成三级航道，可常年通航千吨级货船。2011年与2013年，葛洲坝船闸年通过量两次突破亿吨大关，船闸通过量较通航之初的1981年增长了近30倍，发挥了巨大的通航效益。[15]

目前，中国长江已被发展成具有高附加值的“黄金水道经济带”，长江航运成为沿江综合运输大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沿江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沿江产业带聚集的重要引擎和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长江国防功能的脆弱性

然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16]。在长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长江国防功能的脆弱性日益凸显。

首先，长江大坝修建增强了长江干流的运力，但高技术的运用则破坏了长江航道的自然性，弱化了长江通道抗灾变的强度。自然客观的通道，却人为地变成必须依赖人的主观因素（比如价值观）和技术水平等的水上通道。其次，位于宜昌的三峡大坝主体建筑物连同导流工程两部分全长约2309米，坝高185米，等于一道高高的城墙，将长江上游与中下游隔开。在坛子岭左侧修建的永久船闸，为双线五级，单线全长1607米，由低至高依次为1～5号闸室，每个闸室长280米、宽34米，可通过万吨级船队，而船只通过永久船闸却需3～4小时。闸室内水位的升降靠输水系统完成。长江人工大坝就这样将原本天造地设因而抗灾变能力几乎无限大的长江通道，变为因一个小小的技术操作失误事件就会导致体系性瘫痪的人工航道。如此复杂的技术条件增大了通过三峡航运力，同时也使长江运输条件更加脆弱。在和平时期，国家的力量可以为这些技术条件提供保障，但如果碰上战争，比如前述八年抗战——且不说天灾等灾变，长江是否还能具备战略物资迅速转移的航运能力？即使在和平时期，目前在恐怖主义全球泛滥的时期，各国安保成本已今非昔比，对中国而言，三峡大坝的安全就不再是只与客观世界联系的“天险”问题，而是随时与人的主观意愿相联系的“人险”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三峡大坝的建成将分布于三峡的“最后的国门”的功能完全集中且固化在宜昌。通路的关键是保路，而优先要保的路就是天造地设的自然道路。根据八年抗战时的经验，能保证中国物资转移最牢靠的通道就是长江，而长江运输稳定性的关键前提是其自然性。现在长江交通的自然性在宜昌一地已转为“数字化”存在，这样的存在的软肋恰恰存在于它的强大之处。在和平时期，大坝的数字化存在提高了运载能力，但问题是在出现极端情况比如天灾人祸时，数字化则表现出它的脆弱性。在紧急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畅通的运送能力，荆楚地区很可能就埋下了国家动乱甚至分裂的隐患。

与长江拦坝带来的得鱼忘筌的问题一样，为了经济发展，解决南北交通问题，沿江两岸地方政府纷纷举建跨江大桥。有资料显示，目前长江上已建和在建桥梁共一百多座，长江及其正源流金沙江、通天河、沱沱河上的大桥已达105座（含隧道）。长江上海至宜宾江段共有89座长江大桥（含长江隧道），另外还有规划中或设计中但尚未正式开工的越江通道14座。[17]

这些横跨长江的大桥无疑实现了中国人“天堑变通途”的梦想，也确实极大地拉动了南北物资流通，但同样的“得鱼忘筌”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这些大桥也削弱了长江的自然性及建立其上的通畅性。在八年抗战中，中国装备物资逆流而上、实现大转移后再沉船江底以阻止日舰跟犯；现在这一百多座大桥，如遇战事，启战之初就会在瞬间反转为比当年沉船规模更为巨大的阻碍航运的现成材料，由此而来的就是中国各地力量的各自为战甚至割据分裂。毛泽东指出：“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18]同样的道理，河路特别是长江不通，御敌与为河二事亦皆不能办。

推进国防长江建设的建议

第一，将目前过度注重长江经济即所谓“黄金水道”功能的思路，拓展到国家经济和国家安全并重的长江发展轨道上来。长江之于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交通的国防价值，不仅在交通的产值。因此，建议在长江航运发展总目标“四个长江”即“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19]中植入“国防长江”的元素，以提升全民族对长江的国防作用的重视。从中国历史看，国防而非经济是统揽长江全部内容的红线。在推进长江航运发展中，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二者不可偏废，在今后的计划目标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后者可能还要适当加强。

第二，国防交通的关键是道路的畅通无阻。建议拓宽三峡运输通道，但这种拓宽不是目前永久船闸的复制而是补充，尽可能减少其对科技的依赖，增大其自然功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由现代高科技应用带来的副作用。都江堰和大运河之所以流经千年而不废，就是因为它们顺应而不是改变河流的自然性。经验表明，能使人类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不是反自然的科学才是强大的，只有顺应、适应自然的事物才是最坚固恒久和稳定的。我们要借鉴中国古代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都江堰和大运河工程中的“道法自然”的智慧，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利用河川的自然性。与此相应，我们今后也要将长江大桥的再建，纳入统一管理，至于新启大桥工程，需要经过充分的国防评估后再做合理取舍。

第三，建议在原有管理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峡大坝和长江大桥的管理水平和层级，快速提升和强化国防交通的功能，对其中新启动的重大项目，事前要有充分的在军方代表参与下的国防评估。如有必要，可借鉴元代将汉中行政管理划入陕西的历史经验[20]，将重庆中央直辖管理功能再进一步向东延伸到宜昌三峡。在中央的统筹之下，将目前的长江各部门分段管理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为长江全程统一管理。

第四，目前我们长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带来的问题，解决方式最好不要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根据西方发展和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践的经验，保证这一点的关键是将可能发生的战争尽可能远地推止于境外。近代中国受到外侮的教训表明，一旦东海有失，长江就成为外敌进入的口子：一旦口子开裂,中国轻则陷入内战,重则陷入分裂。形势要求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近年来我们的海上力量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其组织体系尚未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21] 的统一体系，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为此，笔者认为，从“三海一体” 即将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体的视角规划中国海上安全战略。根据美国、日本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经验，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合成为或许可以用“西太平洋舰队”命名的海上作战指挥体系，以更有效地捍卫广泛存在于黄海、东海和南海即整个中国东部海域内的主权利益，实属必要。

（编辑  杨利红）

宗教问题的现实性和复杂性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宗教问题首先具有其现实性，它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其次，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非常难，也就非常“硬”。当我们面临中国梦、面对民族复兴的目标之时，我们同样面对一些国内国际的现实问题。

宗教问题是现实的，有很多当前需要关注的事情，我们必须去面对，不应回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是复杂的，宗教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的，无论治标治本都要拿出办法。

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宗教（尤其是大宗教）有两个面向：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宗教的出世间法，是指其超越人类生命及其认知的有限性，具有超越性的世界解释体系和实现解释的路径指引的意义。与此同时，宗教作为一种世间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在世间弘扬教义，争取信徒，并且尽量扩大它在教众以及整个人类世界当中的影响。这是宗教的世间法的面向。

在“世间法”这个维度上，宗教事实上是人类早期提出的一种将不同人群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构成某种信仰共同体的实践。在各种宗教当中，因为基督教在早期很长一段时期受到压迫，因而发展出了一套比别的宗教更为严密、系统的有效组织形态。这样的一个严密、系统、有效的组织形态，经过特定发展之后，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流派，即东正教。

列宁构造的所谓具有铁一样纪律的共产党，它体现的一些根本的组织原则：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这样一套组织机制，其背后的文明论传承是东正教。

东正教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由上而下的单维度的宗教教义传播、训导、选拔的机制之上，因而它的先锋队组织只有到人民中、到群众中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这个维度，但是它缺少一个互动的机制。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尽管从一开始是依照列宁主义式政党的原则组建并强化党的组织的，但在毛泽东主席为共产党奠定的党群关系中，党和群众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它从来是强调是一个双向的——不但到群众中去，而且要从群众中来；不但有教育群众，而且要接受群众教育。中国共产党成执政党之后，曾经极为有效、双向的跟群众互为师生的关系与互相影响的交流，伴随着与现代国家管理相应的整体性的一个现代官僚体制的建立，事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要在这个时代重新让共产党恢复理想信念，并且让共产党保持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必须思考如何让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在当下的现实情境当中，能够重新有效的激活曾经在历史上对它发挥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

我们怎么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传统文明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文明。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的形态：它同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它的这样一个合体本身是承担起了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精英团体这样一个身份。

如果要讲中国共产党修养的话，一般来讲，儒家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它的心性论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另外一种传统思想资源可能更为重要——就是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佛教有两个重要要素，一是平等，一是觉悟，这两点社会主义也作为自己特征。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理论。“宗教复兴”在国际层面，是所谓的文明冲突带来的问题；在国内层面，是宗教问题的外溢或者社会化，宗教变成社会问题才引起了关注。

我把宗教大致分为如下几种形式：一种是治理型宗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三大宗教。它的特点是有信仰、有行动、有组织。治理型宗教实际上是一个治理结构，一个类似政府或者超越政府的结构。第二种是信仰型宗教。比如佛教、道教，除了信仰之外，它也讲修行。还有一种就是邪教，犯罪型的。这几种类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治理型宗教和邪教。

中国的宗教和信仰情况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首先，这个理论要全面理解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这里有几个要点：一、我们讲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宗教自由；二、我们的宗教信仰也应包括不信教的自由，包括退教的自由。

第二，要尊重中国的宗教治理传统。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在中央政权层面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政教关系。宗教不干政，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二是中国传统对宗教有一个很好的治理手段，以社会秩序和民生作为导向，尤其对宗教犯罪进行打击。三是我们的立法应当完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但不管有多少个问题，首先，政治问题它不管，管的全是行政问题；其次，在宪法层面上，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需要权威的解释。

第三，宗教本身的行动要合法，要组织有度。还有就是规范传教。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有序，在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的信仰权利以及社会秩序之间，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殷之光（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埃克塞特大学讲师）：政治神学是超越现实的未来想象。首先，我感觉，我们现在讨论的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讨论政教分离，在某些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不晓得欧洲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的实际生活大部分都是和宗教捆绑在一起，只不过渗入日常而不自知。我们今天在学术讨论中过于强调所谓的政教分离，它在现实中实质性价值到底有多大？

我认为，宗教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危机，当我们谈论政治再也不从理想的角度去谈了，我们也不再谈政治神学了。但实际上，政治本身就必须包含一种超越现实的对于未来的想象，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现在与过去的重新叙述。

在伊斯兰国的政治宣传片中，提出了现在的战争是一场“我们”对“他们”的战争；它希望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完全建立在以它为中心的秩序。也就是说，它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建立在对自身的想象之上。同样，欧洲就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回应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应方式同样也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之上。以自我为中心，本身就不指向世界，更不指向未来。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所提到的一系列对于第三世界的论述，就超越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想象——我们把对世界的想象和对于未来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现今世界，除了前南斯拉夫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把世界人民大团结挂在自己的政治中心的，这极具象征意义。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要和世界革命连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的理想，是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

唐杰（重庆大学讲师）：现代社会中宗教的实证性。实证性这个概念来自于黑格尔，实证性的宗教区分于自然宗教。在自然宗教中，作为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人跟神是有关系的。黑格尔用实证性批判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官僚化——即总目标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是在一个细节里面。

这个概念已经说明，现代工商业社会有这样一种倾向：个体不能理解现代建制的前提。对于黑格尔来说，他当时之所以批评这种实证性，首先要克服“现代”的四分五裂。他和同时代的人希望以总体性的召唤把个人投入到一个无限的事业中去。以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生活才会充满意义。我的问题是，如果现代化本身是一种实证性的宗教生活方式，那么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出现宗教复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它趋向于一个秩序的重建，实现一个实证性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实证宗教。第二，它是对既有实证性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从这个角度去看儒家思想的复兴现象有两个方面：第一，在共产党自身总体性目的势弱的时候，需要借助传统儒家思想来恢复秩序。第二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是现代性的，现代性其实就是宗教。在这种方式下，儒家成为一种反抗式的思想存在。

比较视野下的宗教信仰与社会治理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今天主要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宗教虔诚是否有利于社会治理？

一种观点认为有利，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信教的人越多，社会当中的暴力犯罪与自杀等问题就会越少，人本身也会越健康。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信教的人更服从管理。

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美国人普遍支持有神论，但是根据1990年到2005年的一个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有神论其实存在很多不利的地方。谋杀率、青少年性病的发病率、堕胎率等数据证明，其实越信教越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信教并没有带来社会秩序的好转。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宗教信仰不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健康。

再看中国，2012年社科院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跟踪得出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89.56%的人没有宗教信仰，信教的人中排在第二位的是佛教，第三位是新教，第四位是道教，第五位是伊斯兰，第六位是天主教。根据2015年人民大学的中国宗教报告提出，中国的宗教治理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90%的宗教活动场所是1982年以后批准设立的，90%的场所建立了现代管理制度，30%的人进入到人大、政协、青联等国家体制，60%的人认为宗教政策是松紧适度的。第二，半数以上的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反对政教分离原则，支持用国家力量来发展宗教。第三，信教的教徒结构已经发生了转换，不再以老人为主，半数以上的教徒在60岁以下，文化程度比较低。第四，教职人员年龄结构在30到60岁，其中11%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宗教界最希望做出的宗教政策调整有三点：第一是尽快审批新场所，第二是要登记，第三是教职人员认证。在调查中发现，信仰天主教的人文化程度最高，13%以上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伊斯兰教是制度最完备的，95%的清真寺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管理最严格。佛教是最有影响的，每年的慈善事业做得较好。道教是五大宗教当中国际化程度是最高的，11%的道观都有国际文化交流。

从总体上来说，世俗化更有利于社会治理。中国宗教发展的原因，可能的确和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弱化，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弱化有关系。中国宗教政策的调整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衡量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理念的方向也在发生非常危险的转变，不认同政教分离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有可能会更加密切。

从政策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国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一个内外的视野。内部的宗教问题，实际上是与阶层分化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从外部来说，又是和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突出表现为新疆和西藏边境的治理困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难民潮、人口变迁与宗教复兴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难民潮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只是当前难民潮的发生具有特定的根源。

中东人的主食是面饼，当前全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是埃及。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在文明、人口还是社会和经济上，埃及都是核心国家。埃及有8500万人口，2013-2014年共进口640万吨小麦，2014-2015年是460万吨，估计2015-2016年可能是400万吨。为什么几年来小麦进口会大幅减少？主要因为它的收入在减少。

埃及的四大经济支柱，第一是石油出口；第二是侨汇；第三是旅游；第四是航运，也就是苏伊士运河，这也是埃及的四大收入来源。石油出口是中东地区普遍的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知道，现在国际的油价低迷已经持续了一年。收入减少意味着可以买到的粮食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正常情况下，埃及的食品通胀率在10%左右，今年达20%以上。作为中东的核心国家，埃及代表了整个中东的情况，今年叙利亚粮食缺口大约是80万吨。连最基础的粮食都已无法保证，这是难民潮发生的一个经济背景。

历史上每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都预示着历史的重大转折。从其他数据来看，如人口生育率，欧洲的希腊为1.3，意大利1.2，西班牙1.1；亚洲的韩国为1.2，日本1.3，中国1.6，都远低于需要维持人口数量的平均生育率2.1。200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法国城市人口当中，40%是穆斯林，其中大部分是15岁以下的青年人；预计2040年法国总人口当中的穆斯林占比将超过50%。这是一种意义巨大的趋势。而且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一些国家也是穆斯林国家。高出生率并且人口结构比较年轻的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人口主要输出的地方。

这种人口变化跟宗教结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含义?

当前全世界考古最大的热点是土耳其西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它产生于1.3万年前。而根据基因科学推断，小麦的最早产地距离哥贝克力石阵只有30公里，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这里确实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早期的三大宗教，都是起源于这个地方。宗教本身解决了人类的组织问题，人类因为有了超越自然而存在的理由，才能够逐渐组织起来。从人类文明产生一直到现在，最大的组织性来源就是宗教。

从这个角度来看，之所以有宗教复兴问题，是因为现代性提供了新的组织形态，以国家、政党之类的现代组织替代宗教组织。但是发展到当代，个人可以不通过这种组织行为进行自己的社会活动。也就是说，人类处在一种脱离现代性组织结构的关头。这就是宗教在当代复兴的原因所在。

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比较研究

祖力亚提（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疆的穆斯林，除了塔吉克之外大多都是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还有一小部分叫做苏菲派。所谓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与这两者关系密切，尽管不能等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原教旨主义开始进入到新疆地区。但原教旨和极端宗教还是不太一样。极端宗教最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暴恐，其次是干预世俗的生活。比如说婚礼的时候不能唱歌。比如政府发的结婚证，它不承认；再有就是坚定的排斥异教徒。这是极端宗教的表现。

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和伊斯兰教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回纥在历史上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促成了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我们看待新疆的宗教问题，包括对维吾尔族的宗教政策，不能抛开这些深层次的原因。

现实的问题是，现代化来得太急。而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精英，不管是商界精英还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整个民族现在已经被极端宗教或者原教旨主义裹胁了，停留在最保守的状态中没有前进，已经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我们的整体教育程度，包括科技文化创新能力，怎样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现代化太急，导致大家焦虑，出现了文化上的不适应。

这样的讨论很多维吾尔族人都在跟进，但这似乎只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大家的关切度不高。我们要关注到维吾尔族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讨论，让他们的影响扩大。

吐尔孙（清华大学博士生）：对新疆宗教状况，我谈四方面要素：第一，现代性问题。基督教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宗教的现代化，基本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但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运动与过程。大概从清朝末期开始，汉族中原地区就出现了现代化的过程。从建国初期开始，新疆部分地区出现了现代化景象，但到文革中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青年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难以适应外面社会，出现了整体的失落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通过宗教找到一些精神的安慰。宗教问题的出现，是一个民族还难以实现或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表现。

    第二，教育问题。维吾尔族的升学率非常低。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的不到40%，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的不到10%。在宗教教育这方面，全国也只有几个学院能够培养出宗教人士。但是新疆有一千万人口，有宗教需求，但是没有足够的途径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第三，文化问题。解放初期，维吾尔族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当时国家拨出很大一部分资金支持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文化大革命时的《红灯记》，也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市场化改革以后，电影院没了，至今很多县城没有电影院，当地群众的汉语水平比较低，很难通过汉语频道来了解或者接触到文化产品。在文化空虚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就转向宗教极端主义。

    第四，民生与就业问题。现在维吾尔族社会，青少年就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业是导致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维吾尔族的产业工人逐年减少，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能力比较差，劳动技能、技术不过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度强调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没有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首先，要保证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现在一些学者和官员把好多问题归结到清真寺，其实清真寺本身不是问题，如何正确发挥维吾尔族人民的作用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维吾尔年轻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技能，把就业、民生作为解决问题的重点，从战略高度进行解决。

所以，我们谈新疆的宗教问题，不能就宗教谈宗教，而是要把它放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当中来分析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宗教问题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宗教复兴是因为现实世界出了问题，并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体现出来。比如中东伊斯兰的几次复兴运动，都发生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被蒙古帝国灭掉以后，出现了第一轮的原教旨主义；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也处于危机状态，就出现了瓦哈比主义。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再次处于一个转折和危亡的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打着现代主义旗号的宗教复兴。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宗教复兴的根源也是在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信仰宗教的比例非常低。改革开放之初，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是99%，现在比重降到20%，这意味许多个体是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生活，这些没有保障的个体，都是潜在的宗教信仰追随者。这其实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种无力、无助感在精神上的体现。

面对中国的宗教复兴，实际还是要回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有一定的安全感。

反思农村宗教消极治理思维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农村的宗教在扩张，尤其是地下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怎么去应对它？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希望通过发展民间宗教去抵御外来教会的传播，但实际上，民间宗教在地下基督教面前不堪一击。还有一种观点是，地下基督教很难管理，为什么不把它合法化呢？这涉及到我们用什么样的思维管理宗教问题。

总体上现在对宗教的管理，尤其是对农村宗教的管理就是统战和行政两个思维，但都存在严重问题。统战思维落实下去就是只关注教会里有地位的。这就不是真统战，而是搞关系。行政思维就成了只要你不出问题我就不管。这两种搞法导致我们基本上掌握不了基层宗教的信众。宗教局一般也没几个人，宗教管理也没有纳入整个地方基层组织的治理内容。

现在宗教治理实际上非常消极，基本上是失控的，有几方面因素：

首先，整个基层组织，党组织也好，政府组织也好，实际上处于一个弱化的状态。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中，只要跟政府的目标没有多大关系的，不能转化成数字化管理的，基层都不太有动力。其次，农村的宗教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和党组织是同构的。党组织过去做的工作它全做，而且学得非常像。现在基层组织到小组一级已经没了，自然村已经瓦解了，很多行政村的组织是瘫痪的，但是地下教会组织却非常完善。

因而，我们现在不能消极对待宗教的这种社会组织土壤。以前的民间宗教之所以有发展能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教会的组织跟它的基层组织相配合。现在基层组织的瓦解与消极无为，是治理中的最大隐患。

（编辑 丁凡）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上）¨

                                                        李希光*

1990年7月20日的《中国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专稿，报道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青年学者，从7月20日这一天开始，离开西安的西门，在丝路古道上跋涉。这条路我一直走到了今天，一边走，一边写“丝绸之路”日记。先后一共走了5条“丝绸之路”路线，其中包括“沙漠丝绸之路”“佛教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阿尔泰游牧路线”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出发，经过雅典、伊兹梅尔、亚历山大、马斯喀特、卡拉奇、果阿、科伦坡、马德拉斯、普吉、马六甲、泗水、文莱达鲁萨兰国、马尼拉、广州、泉州、佛山、福冈和大坂等“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港口。

我在清华教书16年，每年都带着学生沿着上述路线边考察、边学习。前后共带了500名学生跟我在“丝绸之路”，一边走、一边读书，一边采访、一边上课，采访的对象多是草根阶层。我们常常随时停车，直接进到路边的村子里调研，也到一些当地的学者家里采访和座谈。

什么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百多年前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张骞、安世高、法显、宋云、玄奘、慧超，这些“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和记录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今后会被称为“丝绸之路”。据《史记》记载，张骞及其使团出使西域时，不仅到了今天阿富汗的大夏，还到了位于大夏西南的现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张骞及其使团在大夏和信德看到丝绸在这个地方非常昂贵，跟黄金一样，都是按斤按两来卖。他回到中原后就报告给皇上，中原皇帝才发现丝绸不仅很值钱，而且是非常方便运输携带的贵重礼品。

但是，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古丝绸之路”的古文献看，“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和经贸往来，对中国而言，也承载了来自西方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佛教文化包括佛像、雕塑、彩绘等等。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宝库之一敦煌莫高窟，其文化源头就来自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文化，也就是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塔克西拉、白沙瓦和阿富汗地区。没有犍陀罗文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佛像，就不可能有中国佛教艺术和文化的传播。

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崛起

大家对“中国梦”的解释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说明中国历史上有过崛起。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一次崛起为张骞通西域。张骞使团最远到了大夏和今天的巴基斯坦信德省。打通了河西走廊，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国第一次把战略触角伸进中亚，并通过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控制了新疆，影响了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的中亚地区。通过实现对中亚的治理，大汉王朝也迎来了稳定和繁荣。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二次崛起是在唐朝。唐朝时，中国在丝绸之路上走得更远，治理和影响的范围更大。当时唐朝势力范围超越天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以库车为中心，设立了安西四镇。最西边的是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城，据郭沫若考证，那里是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唐朝大将军高仙芝率领远征队穿越帕米尔高原，走过河西走廊，征服了今天的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地区。2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受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的阻遏，虽然占领了阿富汗，但没能打进中国。近代，人们总是说，阿富汗历来都是“帝国的坟场”，从沙俄到维多利亚的英国、前苏联的红军，到“911”后的美国，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葬身阿富汗的。

几年前，蒙古国政府在杭爱山上用大石头修筑了大蒙古地图，把从乌克兰、东俄罗斯、波斯、中亚到中国都划进了大蒙古国版图。中国元朝在“丝绸之路”上的崛起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果把蒙古人当成中华民族的一员，成吉思汗当成元朝的太祖，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征服或远征的疆域几乎覆盖整个亚欧大陆。按照这个逻辑，成吉思汗子孙统治的大盘就成了中国人治理的地方。蒙古的学者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不能否定的是，蒙古的崛起是在“丝绸之路”上的崛起，通过驿站、驿道和军事征服，复兴了“丝绸之路”。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四次崛起是清朝。“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这句话可能让中国人不快，但是如果不是清朝把中原王朝带回新疆，重新获得中亚治理权，中国的版图也就只有明朝大小。美国学界和日本学界常说，南宋和明朝是中国最好的朝代，但是南宋和明朝多被界定为单纯的汉族国家。明朝把中国西部边界定在嘉峪关，把敦煌划在了关外。清朝时期，乾隆收复新疆，并以“旧土新归”为名把西域命名为新疆。通往喀什、阿富汗、印度和克什米尔的瓦罕走廊、喀喇昆仑山口、墓士塔格山口和通往安集延的乌鲁克恰口岸一直到20世纪初都是开放的。如果不是清朝收复新疆，重新治理中亚，不仅新疆，连敦煌都不在中国版图内。

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四次复兴与中国的四次崛起都是围绕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的新疆、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和中东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划了一个“椭圆形”，这个椭圆形内的国家正是欧亚大陆上石油及各种矿产资源丰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盛、地缘战略位置重要，而政治宗教问题却极度复杂的地区。而这个椭圆形的核心区也是中国前四次崛起时征服或治理的核心地带。布热津斯基认为，谁征服了这个地区，谁就将统治和主宰这个世界。

“一带一路”路在何方

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说，“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一带一路”东西是三大干线，一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从连云港经过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欧亚大陆桥；另一条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通过蒙古，进入西伯利亚，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大铁路从海参崴一直到莫斯科；再有就是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三条干线，还有横联这三条干线的南北廊道，又叫“走廊”。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新疆的节点城市通过“中巴走廊”，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瓜达尔港连接起来，把“带”与“路”连接起来，让新疆通过巴基斯坦，直接进入阿拉伯海。目前来看，进展最顺利的是“中巴经济走廊”。“印中孟缅走廊”在缅甸遇到阻力，而印度媒体和一些政客一直把中国在缅甸胶漂港、孟加拉吉大港、斯里兰卡汉班巴托港和巴基斯坦瓜达尔的建设比作一条“围困印度”的“海上珍珠链”。此外还有一个分别连接云南和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泛亚铁路。

在“一带一路”正式提出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有4条线路和廊道运行：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起点的西伯利亚大铁路、1956年修通的中国经蒙古到欧洲的铁路大陆桥通车、从连云港出发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抵达鹿特丹港的亚欧大陆桥、2011年通车的“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

目前，国家制定了“一带一路”三条通道的规划：北通道、中通道、南通道。北通道：自京津唐经山西、内蒙古，从伊吾进入新疆，再经北屯、吉木乃西出哈萨克斯坦至俄罗斯；中通道：自上海横穿中原、经哈密、乌鲁木齐、精河，分别从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出境入中亚至欧洲；南通道：自广东经湖南、重庆、四川、青海，由若羌入疆，再经和田、喀什，进入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与中亚、中东乃至整个亚欧陆地的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通过消除中东、西亚、中亚和东亚之间的人为划分，实现重建跨越中亚、通往欧洲和海湾国家的古老“丝绸之路”的宏伟计划，不仅提供和保障了能源和资源的供应，而且成为中国资本投资的新目的地。

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带

中国现在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带，从而促进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即从“跨太平洋时代”、“跨大西洋时代”到“亚欧时代”。这个新的经济带将超越欧盟、TPP、欧亚联盟、伊斯兰国家组织这现有的四个经济带，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5个，总人口为44亿，占全世界的63%，经济规模将近全世界经济规模的30%。新的经济体的潜力在哪里？“一带一路”沿线65个经济体的贸易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1年的16.2%增加到2014年的26%；自2001年以来，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已经增长了22.2%，这比中国贸易总额的增长率高出4.4%。

从“两洋时代”到“亚欧时代”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将把全球的经济从“两洋时代”变成“亚欧时代”？经济学家谈全球经济，多是谈“两洋经济”，即大西洋和太平洋。近现代以来，以大西洋海上贸易路线和太平洋贸易为纽带形成的“跨大西洋经济体”和“跨太平洋经济体”，承载着全球占比最大的经济活动总量。今天，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一带一路”将联通东亚、中亚、西亚与欧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全球经济合作将进入“亚欧时代”。“一带一路”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圈链接起来，成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

中国能源需求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更是满足中国能源需求的必由之路。中国石油在1993年是零进口，而到2013年每天要进口原油600万桶，进口原油已占中国全部石油消费的58%。根据2014年1月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油气资源﹐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逼近60%﹐并继续向70%﹑80%进军。今天，中国人每消费两桶原油，其中就有一桶来自阿拉伯国家。过去十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增长了3倍，从2003年的每天进口80万吨，增加到了2013年的每天进口280万吨，相当于中国每天进口原油的一半。中国的十大原油供应国中有5个是阿拉伯国家：沙特、伊拉克、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自2002年以来，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2014年中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达到19%。中国有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从卡塔尔进口。此外，中亚的石油资源量为172亿至182亿吨，天然气资源量37万亿至39万亿立方米。其中石油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天然气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39亿吨，占中亚第一；天然气储量3.9万亿方，在中亚仅次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有望获得近一半的里海石油储备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备，里海的油气储量潜力，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中国的贸易需求

从中国的贸易需求角度来看，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共为4.16万亿，占全世界的11%。我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包括韩国、中国香港的贸易已经超过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韩国人也很清楚，韩国的对华贸易比韩美贸易和韩日贸易加在一起还要多。最近韩国批准了中韩自由贸易区。中国跟大多数亚太国家通过这种双边的自由贸易区绕过了美国的TPP。

“一带一路”还可以保障中国的能源和贸易的海上运输通道。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通道看，无论中东和中亚出现什么样的乱局，中国都不会远离这个地区。海湾国家的稳定，特别是扼守亚丁湾的也门和索马里的和平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和贸易往来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中国有大约80%的进口原油和绝大多数的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要通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由外籍油轮运输的进口原油曾一度高达90%。虽然近年来中国籍油轮的增长较快，但是绝大多数进口原油、特别是中东和非洲的原油仍要依赖外籍油轮。如果海上石油运输遭到封锁和控制，内陆运输、尤其是周边产油国的陆上输油管道就成为海运的重要替代方向。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是“一带一路”的交通枢纽和连接“带”与“路”的“金腰带”。

在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中国政府决定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瓜达尔港。当时中国建好瓜达尔港后，巴基斯坦把港口交给新加坡港务局管理。两年前，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把瓜达尔港从新加坡港务局收回来，交给中国管理，这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旗舰已经正式启航了。瓜达尔港不仅将服务于中国对中东北非和欧盟的贸易和能源运输，还将服务于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这些中亚内陆国家。

“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面临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挑战

美国的挑战。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预言，2015年美国将失去世界霸主地位。他在书中提出要未雨绸缪，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防止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或一个反美联盟的出现。他认为，欧亚大陆是关键地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可以作为地缘政治大棋盘，决定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决定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75%，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60%，以及世界已知能源的四分之三。布热津斯基所划定的“椭圆形”，包括巴尔干各国、中东、中亚、前苏联地区南部、中国新疆等地区。这个“椭圆形”是一个“充满激烈动荡的漩涡”。过去20年，世界的热点，如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中国新疆及当前的中东大动乱都没有离开这个“椭圆形”。虽然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把重心放在重返亚太。但是从目前的中东大乱局看，这就是有美国议程和利益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最近宣布通过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TPP），想把中国重新孤立起来。TPP的12国虽然占全球GDP的40%，但从全球贸易量看，这12国仅占15%，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目前的最大贸易国都是中国。比如，澳大利亚对美贸易是300万美元，而对华贸易则超过1300万美元。有专家认为，在现有的世界经贸规则中，中国的竞争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无法在现有规则架构上保持对中国的优势。如果依然行使目前的游戏规则，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想通过TPP让世界重新回到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TPP是“华盛顿共识”的升级版。

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和机遇。“一带一路”上经过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沿途的57个伊斯兰国家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70%的能源和50%的自然资源。这57个国家人口有16亿，但是GDP却只有７万多亿。中国的人口差不多是14亿，GDP远远高于伊斯兰国家组织，这57个国家的GDP加在一起刚超过中国的一半。这意味着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潜力非常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伊斯兰国家的投资风险，近十年来，中国的海外石油投资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地区，其中包括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和也门。

   伊斯兰国家有四种势力在进行较量：一个是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一个是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再有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为代表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力量；还有土耳其为代表的西化派力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主要打击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包括内战中的叙利亚。美国表面上指责阿萨德是少数什叶派人统治多数人的逊尼派人口，要搞垮阿萨德政权。但实质上是针对三个问题：一是阿萨德是阿拉伯复兴主义的余党；二是他所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的社会主义力量；三是他与反美的伊朗联盟。

“东西双向开放”新思路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对策是什么？五中全会提出了“东西双向开放”的战略新思路，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

按照“一带一路”的构想，中国即是一个中亚国家，也是一个印度洋国家。

作为一个印度洋国家，从新疆到印度洋的距离比从新疆到北京的距离还要近。考虑到中国-东盟泛亚铁路、孟中印缅走廊、中巴走廊和青藏铁路，印度洋将成为界定中国的新的地理视角。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一带一路”将把中国变为印度洋国家：在阿拉伯海和海湾地区建立港口，作为中国在印度洋的落脚点，如在巴基斯坦建瓜达尔港、在孟加拉建吉大港、在缅甸建皎漂港、在斯里兰卡建汉班托特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中国将进入“两洋时代”，即太平洋和印度洋时代。

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还将变成一个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以西域为中心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我们不再是站在太平洋岸边看世界，不再以深圳和上海为视角看世界。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站在天山或帕米尔的雪山上看世界。构思“一带一路”文明圈：那是一个突厥、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文明带。站在塔什库尔干往东看中国，用汪晖的话，那是“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边疆地带将成为“华夏新中原”、“华夏新腹地”。

“一带一路”作为应对来自太平洋压力的最优对策，是中国的战略觉醒，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制定的国际战略。通过亚欧大陆和印度洋联盟，形成一个中国生存的更大空间，从而平衡“跨大西洋联盟”和“跨太平洋联盟”对中国的遏制。美国的“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是要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美国声称，其全球7个“铁杆盟友”有5个在亚太，美日同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新冷战”的主战场在亚太，就是要遏制中国。但是，随着中国在“丝绸之路”上重新崛起的力量释放，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反而被中国牵制了其主要力量，这让美国无力顾及布热津斯基布局中的“椭圆形”地区——中东、中亚、西亚。中国可以放手搞好“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最大的经济带。

（编辑  季节）

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发展困境

2013年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陷入经济困境。

一是经济增速普遍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7月统计数据，新兴经济体增长率逐年下滑：2013年为5.0%，2014年为4.6%，2015年降至4.2%。[1]世界银行预计，2015 年新兴经济体增速为4.4%，低于2014年12月预计的4.8%。2015年第二季度，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增速平均只有1.8%，低于发达国家2%的增长率，为近年来首次。就国别而言，中国过去长期保持8%以上高增长，但2014年增长率仅为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增速，2015年预计只有6.8%。2008年金融危机前，俄罗斯经济增速达到8％，自2010年以来逐年下降态势明显。根据IMF的数据， 其2013年经济增长1.6%，2014年为0.2%，2015年可能进一步萎缩。巴西在2010年经济增速达7.5％，但2014年经济增长率仅有0.2%，预计2015全年衰退2.26%，2016年还将继续萎缩。

二是资金外流、货币贬值严重。据IMF统计，目前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跌至15年来最低水平，仅2014年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总量就超过1万亿美元。[2]就国别而言，摩根大通2015年7月报告显示，中国过去5个季度的资本外流达5200亿美元，相当于抹去了2011年以来吸收的全部外来资本，仅2015年第季度的资本外流额就高达1420亿美元。俄罗斯2014年外流净资本达1340亿美元，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俄主权债务信用等级。受此影响，人民币、卢布等新兴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均跌至近年最低点。

三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2012 年以来，拉美国家贫困指数停止下降，贫困人口占比徘徊在28%左右，委内瑞拉贫困人口比例超过32%。2013年6月，巴西因公交票价上涨0.2雷亚尔（0.6元左右），引发20多年来最大抗议，80多座城市100万人上街抗议；2013年12月，阿根廷全国20多个省份发生哄抢和警察罢工事件；2015年3月底，南非爆发大规模排外骚乱，上万名外国人流离失所； 2013年5月底以来，土耳其爆发大规模持续抗议；2015年9月，印度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近1.5亿工人参与罢工。

曾经风光无限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遭遇发展困境。摩根斯坦利将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南非列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3]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金砖国家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可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4]

当前新兴国家面临的困境并非偶发现象。20世纪以来，尽管欠发达国家纷纷追求经济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鲜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据统计，二战后全球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少数经济体跨入高收入行列。世界银行估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5]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有必要置于国际资本体系下分析。

跨国产业资本转移牵动新兴国家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对新兴国家进入跨国产业资本现状的描述。“其兴也勃”是指，跨国产业资本进入为新兴国家带来繁荣。新兴国家短期内实现经济繁荣，与资本跨国流动和逐利本能有着直接关系。资本是诸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成分，其本性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但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又是资本运行的必然规律。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状况，因此，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就进行“时间-空间修复”，[6]即通过向那些尚未充分开发、利润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获得更多利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2005-2014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增加10倍，投资增速比发达国家快30%。2014年接受直接投资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俄罗斯）。[7]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资本涌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扩散，激活了这些国家原来的人口、资源等潜在要素，使其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态势。2001年，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推出“金砖五国”(BRICS，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汇丰推出“灵猫六国”(CIVETS，包括中国、印尼、印度、越南、土耳其与南非)；高盛再度推出“金钻11国”(Next-11，即增长潜力仅次于金砖五国的11个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尼、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与越南)。新兴经济体一时风光无限。

 “其亡也忽”是指，跨国资本离场使新兴国家陷入经济萧条。跨国产业资本是把“双刃剑”，它给新兴国家带来短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长期的发展问题。

一方面，跨国产业资本涌入往往会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尤其是为数不多的高端产业，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产业链下游位置。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毫无缓冲、毫无准备的自由贸易中，不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部门（如电子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制造等），往往最先遭受沉重打击。[8]发展中国家能够保留下来的，大多是纺织、水泥、造纸、出口加工等中低端产业，很难为新兴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产能及动力。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多是“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关键时刻往往“脚底抹油”。这些外资主导、外科手术植入式的中低端产业，总是在不断寻求成本最低、收益更高的投资场所。它们当初涌入新兴国家，就是看中了新兴国家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旦投资成本及市场环境转变，跨国产业资本就会将工厂迁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区。[9]

按照沃勒斯坦的估算，从投资大量进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当地工人被有效组织起来，迫使工资上升和资本抽离，大约需要30年时间。[10]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已经超过30年，一定程度出现了资本过度积累现象（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日增，平均利润率下降。例如，过去“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是吸引外资的优势，但近年来中国劳动人口日益缩减：2011-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560万，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的投资优势逐渐丧失。

这种“候鸟型工业”的迁离，使新兴国家出现“其兴业勃，其亡也忽”的巨大落差。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得淋漓尽致：“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一点一点地把一个国家搬到他国。当他们一点一点地卖完了一个国家后，他们就用这种收入来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购新的国家的地契，然后再把收购来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卖光，最后只剩下满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宽而浅。”[11]当年拉美国家凭借原材料优势，以及蜂拥而来的外国资本，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新兴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但随着原材料降低以及国际资本流出，拉美又正在经历“大衰退”。当前，“金砖国家”在经历跨国企业迁离潮后，同样面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新兴国家要想留住这些跨国资本，往往会以更大的牺牲（包括税收减免、优惠出让土地、降低工资、污染环境等），换取GDP增长和表面的经济繁荣。 这种“寻底竞赛”迫使各个国家抛弃自己的工人保护和就业保障体系，并被冠以所谓的“竞争力”，即“为了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而降低工资。” [12]导致“血汗工厂”的盛行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恶化，新兴国家靠低端工业化发展经济的模式已日趋走入死胡同。

跨国金融资本流动加剧新兴国家经济动荡

金融资本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对很多产业资本家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症，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13]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背景下，谋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使越来越多的资本离开生产领域，成为靠借贷获取利息，乃至纯粹玩“钱生钱”游戏的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占据决定性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狂想症”日渐从阶段性病状变成结构性病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政策，使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决定性地位。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到75%。[14]20世纪90年代，投资“其他”领域资本有50多万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已增至600万亿美元，而世界实体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易量的1-2%左右。“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运动的，是经过二十年发展变化的、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分配还是投资节奏上，或是在工薪就业水平和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到决定性作用。”[15]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征兆，其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更大。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利息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16]，跨国金融资本源源不断涌向新兴国家，导致金融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尤其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掠夺财富模式，在世界更大范围内被复制和传播开来，发展中国家也因此遭到更直接、更严重的负面冲击。

首先，极大盘剥和削弱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金融产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积累体系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最为直接：

一是实体经济停滞。在金融资本体系下，金融投资者可以通过操纵交易市场，由此使金融资本日趋决定着生产性投资的节奏、形式和地点。金融资本优先考虑的是企业的“市值”，迫使企业不得不回购股票以维持市值，借贷投资，最终导致企业高负债。在企业管理中，金融投资者也是根据纯金融的准则，必须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回报，因此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和获取剩余价值。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17]在拉美地区，当地企业刚刚私有化和股票上市，跨国公司的并购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收购者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纯商业利润而瓦解了企业长期目标和生产活动。

二是导致实体经济日趋被“挤出”，经济日趋虚拟化。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视为优先任务，由此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增长。但高利率又会引起投资和储蓄率下降，使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增多 “企业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和拓展，在利益驱动下偏重于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 [18]

金融全球化还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一般来说，商品价格上涨会削弱进出口竞争力，但资本价格上涨则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券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19]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提高，“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券人之间两极分化。”[20]

三是银行体系风险增大。在金融市场日趋发达的背景下，大企业更乐于通过资本市场在市场上直接融资，而不是去银行借款。银行业出现脱媒现象，不得不寻求业务多样化，特别是转向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也将银行业本身置于十分危险的处境。[21]

新兴国家社会财富加剧外流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破坏性极强的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令人发指。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封闭，对金融游戏规则和风险缺乏深刻了解，跨国金融资本涌入，使这些国家经济活动风险系数倍增，并由此打开财富外流的“绿色通道”。跨国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操纵发展中国家金融中心的方式，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并把这些红利转移到纽约、伦敦或东京金融中心。[22]金融全球化实际使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被切开的血管”，财富不断流向发达国家。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主要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金融杠杆对外转嫁危机、掠夺发展中国家多年创造的财富（俗称“剪羊毛”）。一般来说，跨国金融资本最愿意投资的，是那些可以短期获利、“快进快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债券市场等。大量资本涌入，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过热、本币升值等“虚拟繁荣”。当这些国家出现资本过度积累后，跨国资本便获利撤离，完成“剪羊毛”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因资本贬值陷入经济萧条，并可能在债务偿还的严格规定下遭到劫掠。[23]尤其对那些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缺乏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部分国家已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同时也没有实施足够的宏观审慎监管。跨国金融资本（尤其短期资本，俗称“热钱”）大量流出，使这些国家成为最大伤害者。“今日的国际金融取得了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军事征服曾起到的作用，把债务国锁定为剥夺了所有权，甚至失去对自己资源的征税权的原材料出口国的境地。”[24]那些易受攻击的发展中国家，其付出代价既可包括丧失财产、工作和经济安全，更包括丧失尊严和希望。[25]

当前新兴国家正遭遇这一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推出货币量宽政策，稀释有毒资产，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0年以来，新兴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连续3年超过1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10倍。但随着2013年5月美联储停止量宽政策，并进入加息周期，美元重新成为强势美元，滞留在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获利回流。从2013年开始，流入新兴国家的金融资本，由1.06万亿美元降至1530亿美元，2014年降至300亿美元。截至2015年8月21日，全球共有25亿美元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债市。这意味着，自2009年开始的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动出现逆转趋势。[26]

资本外流导致新兴国家出现资产价格下降、本币贬值、经常项目平衡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当前强势美元造成新兴国家货币贬值（2015年平均贬值20%）、投资减少或贸易额下降，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和公司债务则大幅增加，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南非、巴西等国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有分析认为，“不论对劳动力的剥削多么残忍，也无法抵消汇率与一种无比强大的货币挂钩带来的后果。”[27]

美元升值还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下降。2014 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50%，金属类产品下跌20%，粮食下降17%，那些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国家深受其害。

发展中国家“慢性中毒”

新兴国家陷入困境的内因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认为单靠市场就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更快发展和更大繁荣。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自由市场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28]该理论选择性地推动资本完全不受限制地跨国流动，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实际只对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品牌和规则优势的发达国家有利。因此，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资本扩张“鸣锣开道”。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其主要目标就是向国外扩展美国的金融力量，强迫别国打开国内市场（尤其是资本和金融市场），将新自由主义实践强加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29]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加辨析地接受了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放宽管制、私有化等种种新自由主义信条，对跨国垄断资本“开门揖盗”，其最终结果就是经济日趋敏感脆弱，走上缓慢衰落之路。

实践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遵照私有化、自由化、削减预算等新自由主义教条发展起来的。[30]相反，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发展中国家，则纷纷陷入经济困境。历史上，拉美地区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等国，都曾因经济过度自由化和私有化，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巴西、土耳其、埃及、突尼斯等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遭遇困境，同样是新自由主义作祟的结果。大量事实证明，最有可能受到外力冲击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在外来及本国金融买办垄断压力下，同时实行贸易与直接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为严重地受到同时来自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双重矛盾的牵制。[31]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就是带有战略误导性质的“慢性毒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尤为明显。

         （编辑  王生升）

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做出正式决定：中国的人民币将成为法定国际储备货币，自2016年10月1日起，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共同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即将成为国际公认的“超级”货币。对于现有的国际机制来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取得了最难能可贵的决定性发言权。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特别提款权和货币篮子

理解人民币入篮的关键是特别提款权，即SDR[1]1。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结算，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之初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它有三个用途：一是作为本国储备资产，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进行拨付轧账；二是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利息和支付费用；三是参加国之间，相互提供和偿还贷款、借款担保、远期交易以及赠与等金融业务。

通常认为，特别提款权具有4个特征：首先，特别提款权本质上是由基金为弥补国际储备手段不足而创制的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基本作用在于充当成员国和基金之间的国际支付工具和货币定值单位，同时也可在成员国之间兑换为可自由使用的外汇。其次，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由基金根据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而发行，并由基金成员国集体监督管理。再者，在基金特别提款权账户下，参加国（享有对自有储备资产的提款权，不受其他条件限制，提款无须偿还，并且可以获得利息收益。特别提款权利率的计算方法，大致是根据美、德、日、英四国金融市场短期利率加权平均计算而得，每季度调整一次。最后，为了维护特别提款权作为较为稳定的国际储备资产和货币定值单位的公平基准，基金组织可在任何时候改变特别提款权的计价方法与原则。

通俗地讲，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账面资产，也就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使用资金的权利。虽然它不是有形资产，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用作债权凭证、充当国际礼物，或兑换为其他流通中的任意货币。因此，它是一种货币的国际身份和世界地位的金融象征。

那么，特别提款权是怎样分配的呢？

特别提款权于1969年由基金年会正式创立，与黄金挂钩，规定35特别提款权等于1盎司黄金。由于当时1盎司黄金 = 35美元，所以特别提款权与美元等值，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以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来套算。

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放弃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1974年7月，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1980年9月18日，基金执行理事会决定，自1986年1月1日起，以国际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额最高的5个基金成员国的货币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每5年调整一次，该五国货币被定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据此，“一篮子”的组成货币减少为5种主要货币，即美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1987年，货币篮子中5种货币权重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2000年，欧元取代马克和法郎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此后，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4种货币的比重虽然略有调整，但币种却从未增减。

一定程度上说，组成货币篮子的货币，代表着所有其他货币的定值标准，发挥着其他货币 “定盘星”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额度，直接影响了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诸多权利，影响了成员国制定经济政策的行动能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IMF成员国可以自愿参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成为特别提款账户参加国，每5年为一个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周期。1969年，第24届基金年会决定了第一次分配期，即自1970年至1972年发行95亿特别提款单位，按会员国所摊付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份额越大，分配得越多。这种分配方法，使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分得最少，而发达国家则分得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非常不满，要求改变这种 “出钱多，分配多”的资本至上的分配方法，要求把特别提款权与援助联系起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基金中的份额。

特别提款权的取得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议定的份额（会不定期调整）分配，二是从其他成员国买入。买入的办法，就是有实际需求的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用一篮子货币换取特别提款权，然后由基金安排外汇短缺成员国予以兑换。于是，申请国的特别提款权头寸增加（相当于存款增加），兑换国的头寸相应减少。

对于IMF而言，成员国之间的特别提款权头寸交换不改变总的特别提款权规模。特别提款权总规模不定期增加，历史上已经进行了5次增发，迄今共计2800亿。

1978年4月1日生效的《牙买加协定》，是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继《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的又一重大事件，通过使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实行“黄金非货币化”和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事实上，《牙买加协定》中“今后应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最后取代黄金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的目标远未实现，外汇在世界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多年来都高达80％左右，其中主要是美元。这种局面从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游戏规则——“天不变，道亦不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以来，始终被发达国家所掌控，特别是捏在美国手里的一票否决权，越来越严重阻碍着新兴工业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

在当今世界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储备货币依然大行其道，说明国际货币机制既是主动设计和人为塑造的结果，更是主要大国国际战略博弈和国家意志竞争的结果，尤其是国际市场选择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淘汰的结果。

10.92%预示了什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人民币将在调整后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占据10.92%的比重。相应地，美元的比重将占41.73%、欧元为30.93%、日元占8.33%、英镑8.09%。

11月30日公布的特别提款权最新份额，昭示了多方面的深刻内涵。

第一，人民币“入篮”之前，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如同四大金刚，其权重分别为41.9%、37.4%、11.3%、9.4%。。人民币“入篮”削弱了上述4种货币的权重，这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第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后，欧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合计损失9.68%；美日仅触及皮毛，失去1.24%；美国可以说几乎毫发无损，美元比重仅仅下降了微不足道的0.17%。美元仍旧遥遥领先，继续充当惟一的世界货币，对比之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4种储备货币，可称为国际货币，但算不上世界货币。

第三，国家实力是货币实力的后盾。在刚刚宣布的份额框架中，欧元 + 人民币 = 41.85%，大于美元的41.73%；但欧元 + 人民币 + 英镑 = 49.94%，又小于美日的50.06%；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差额–为30.81%，差不多等同于欧元的现有份额。人民币与美元在权重上存在巨大悬殊，但其经济规模正在逐渐接近。这两种货币的长期趋势和中短期表现，直接反映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复杂联动，也将体现出中美之间竞争合作状态以及它们各自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能力。

第四，调整权重的计算方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目前的方式过于倚重拥有发行世界货币和国际货币的主要国家央行，其他较大经济体的货币鲜有参与，其余国家更是不予考虑。其次，官方外汇储备情况与一国货币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几不相干，而外汇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活跃度、衍生品交易量、金融资产计价的高使用率等因素，亦即市场提供能力，似乎更具优势。再有，当前公式沿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惯性，且赋予出口过高权重。

第五，人民币的需求预期空前增强。特别提款权接纳人民币，标志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肯定，人民币成为基金官方储备候选货币。作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四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和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以及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在IMF批准特别提款权可以直接兑换人民币后，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必将水涨船高，这有利于减轻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发行也将逐渐增加。

第六，中国金融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跃升。中国的金融改革，短期看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长期看是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平稳开放，从而造就一个主体多元、规则透明、深度和广度兼具的金融市场，以及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完备的监管管理体系，为实体经济的真正跃进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值得称许的是，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过程中，中国有关部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现了有效交流和双向激励机制。后者提出的一系列标准和要求，有助于加快中国的各项金融改革，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前者则提供了当今世界最有朝气、最具潜力和最具挑战性的国际金融理论孵化器和全球治理政策试验场。

第七，新货币篮子进一步印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剧烈嬗变。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形成了现代经济史上中西合璧的金融制度创新。

欧洲可被视为中国现阶段金融变革的同盟军，但非洲、拉美和中国周边国家才是实现这些金融变革的依靠力量和主导力量。这一点，需要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铭记在心。

新世界，新路标

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的组成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对于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取得进步的认可。”

由于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和国会的顽固阻挠，尤其是美、日两个特别提款权大户在政治上对中国缺乏信任，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处处受制于人。人民币过了储备货币这道坎，就没有哪个国际机构可以扼住中国的命运，国际社会再难以用双重标准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

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构成货币之后，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将会显著下降。进口和出口均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省去了汇兑手续和成本，避免了汇率风险，有利于明确核算各个环节和整体交易的投入产出与利润收益。

对于中国的生产型企业，人民币行将扮演的新角色，有助于其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它们在设厂、雇工、买进原料、卖出成品、核算盈亏、银行贷款、支付费用、当地纳税和利润汇回等方面，会享有更为透明的商业环境、更受青睐的融资方案、更为便捷的会计处理，也有利于其海外收购和全球化配置资产，以及开展资源、技术合作。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转化为行业竞争力。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则是如虎添翼，相当于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颁发了“世界通行证”。

对于公民个人，则会减少换汇损失和麻烦的手续，享受主体货币的便利。如果是个人理财，人民币的稳定坚挺，也是大大的利好。

为了巩固现有成果，我们还需要谨记下述原则：

战略层面，货币政策选择更加谨慎且富于弹性。人民币“入篮”，只是确定了参加大赛的上场名单，能否夺冠，更艰苦的过程是在比赛过程中。政策层面，量力而行，保持中国特色。要警惕贪大求全，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必须稳扎稳打，切实防范外部冲击，使其服务于稳定、均衡、增长的中国实体经济。

监管层面，务求稳妥，严防人民币流通和运行中的内外溢出效应。加快新的法律、规章、措施的制定，建立国际合作执法新模式。

人才方面，只争朝夕，立足自我培养，多种途径并举，使一支政治上可靠、高度专业化、敢为天下先的队伍成长起来。

（编辑  王生升）

作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生的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一位是萨缪尔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和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主席斯蒂格利茨为各界熟知。

两获诺奖的经济学家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到处可见的贫困、失业、歧视与不平等，有强烈的公民与正义感的父亲，教育孩子“金钱不能使人幸福”的母亲，都对斯蒂格利茨日后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考取了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后，在学习期间，还在报纸公开撰文缅怀马丁·路德·金，称他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对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纪念和缅怀。在薪火相传的意义上，不理解马丁·路德·金，很难全部理解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

大学还没毕业就被阿姆赫斯特的老师推荐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就读期间，斯蒂格利茨和同学阿克罗夫以一篇合著的会议论文，登上美国的经济学舞台。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让这两个老同学一起收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作为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1995年报告的主要作者，斯蒂格利茨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凸显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贡献或个人成就，IPCC的诺贝尔和平奖则是斯蒂格利茨等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的集体肯定。

1967年，凭借对不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篇论文，斯蒂格利茨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70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此后，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学讲台。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遍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领域，涵盖从效率到公平的各项议题。他是学术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被认为是改变世人对世界认知的极少数经济学家。在祝贺斯蒂格利茨从教50周年的学术庆典上，作为学者的他戏言，他几乎在所有的美国一流大学工作过。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他，培养了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等一批经济学博士；作为官员的他，遴选了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在内的青年经济学人进入白宫和世界银行，和他一道工作。

从白宫到世行的政府高官

对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前瞻性原创研究，对公共事务积极而忘我的热情参与，对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坚定追寻，对世态冷热与自身得失的乐观淡定，一直是斯蒂格利茨多年来学习、研究和工作的特点和态度。对传统经济学模型和流行经济学理念的怀疑和挑战，对市场经济稳定性和平等问题的关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彼此作用，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93年，受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斯蒂格利茨进入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成为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局内人，这个经历为他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斯蒂格利茨第一次从一线实践中思考经济学问题。无论是在故乡加里市还是在非洲的肯尼亚，现实案例都曾拉近了他与现实经济问题之间的距离。这些经历，使他比在城里长大的同学们能更好地理解经济问题。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职经历，使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有了更大的优势。这一机构需要提供的政策建议，并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方面的。斯蒂格利茨深度介入了各种政策的讨论和制定。

1997年，世界银行邀请斯蒂格利茨出任主管发展问题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介入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问题，在各种场合上为发展中国家说话。他公开批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推行的很多政策，认为IMF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既不正确、也不民主；IMF本身也是一个不民主的机构，由一个国家行使投票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代表性。

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对IMF一系列政策的不满达到了顶峰，IMF和美国财政部则希望他保持沉默。尽管世界银行行长也认可斯蒂格利茨的诸多理念，但是斯蒂格利茨还是决心重返学术界。有人说他是成功的经济学家和失败的官员。可他志在经济学和天下苍生，无论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于他都轻如鸿毛。

心怀天下的“世界教授”

2003年，斯蒂格利茨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并担任主席。校级教授是美国大学给予该校教职员工的最高荣誉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动员了各国上百名学者参与其中，就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进行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对斯蒂格利茨而言，重返校园是其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继续。

自2002年以来，斯蒂格利茨撰写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自由落体》、《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不公平的代价》、《创建知识性社会》、《大分裂》等十多部著作，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仅《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就被译成至少35种文字，销量过百万册。这些书籍的议题，既涉及 “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之间有关发展模式的争论，又涉及美国经济社会的过度金融化、不平等化等问题；既涉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之间的辩证关系，又涉及创新的微观机制和宏观制度设计、产业政策、自然资源管理等。在批评“华盛顿共识”、过度金融化、去监管化与不平等化等问题的同时，斯蒂格利茨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独立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区分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百姓福祉之间的巨大差异，强调了政府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失灵等方面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设计了从国民幸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治理、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与世界和平繁荣的路线图。

针对美国及全球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斯蒂格利茨近年来连续出版三本著作。他指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政治选择的结果，号召美国社会上下齐心、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也体现在IMF年会以及处理国际偷漏税、希腊危机和阿根廷债务的多个国际经济场合。

斯蒂格利茨担任了多个国家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政策顾问。2008年，应法国总统萨科齐之邀，斯蒂格利茨出任“经济表现测量和社会进步委员会”主席，负责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关系。2009年，联合国大会任命斯蒂格利茨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存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研究提出改革建议。2011年到2014年，斯蒂格利茨出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从教50年来，他被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内的40多所国际院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当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哲学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的院士，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通讯院士等。

哥伦比亚大学的官方通讯称斯蒂格利茨是世界的教授（The World’s Professor），这个头衔或许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最好的概括。

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言

自1980年代首次访华以来，中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斯蒂格利茨的匆匆脚印。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七卷本《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及其它十几本专著，也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巨变和当下的改革，是他的经济学课堂和执教50周年庆典的核心话题之一。除了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是斯蒂格利茨最为关切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心、支持和建议，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在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斯蒂格利茨积极推动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当中美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斯蒂格利茨受命担任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访问中国，为促进两国关系而努力。1997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斯蒂格利茨更加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1998年，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发表“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的演讲，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高度评价，并推荐《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发。

近年来，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多次在中国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的重要问题。他关心和支持中国经济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先后获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讲座教授，与中国经济学界互动频频。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很多值得参考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和路径方面，他指出了“华盛顿共识”存在的种种问题，肯定中国自主发展道路和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

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产生了太多的失灵，市场也不能存在于真空世界里，政府必须设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良性的发展机制有赖于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关系的彼此平衡。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他指出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至上理论的缺陷，称其为“科斯谬误”，认为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大型企业中，明晰的产权对企业的效率本身并不重要。

关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对此高度重视，不要重蹈美国因政府监管不足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覆辙。尤其是对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要审慎，决不能操之过急。

关于不平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应该在改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提高医保水平、打击寻租腐败等方面一起发力。

关于创新，他认为政府和市场应该各自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合力打造一个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经济。因为创新不仅仅是个别政策产生的，而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运行的结果，包括那些影响社会平等、教育医疗的因素。

斯蒂格利茨还认为，中国应该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比如过度的专利化等）中吸取教训，设计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体系。

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发表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再次吸引全世界广泛关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标，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应当正视这一事实，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和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和中国一起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针对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摇摆态度和霸权思维，斯蒂格利茨公开撰文表达对中国发起亚投行的坚定支持，认为这一多边倡议将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不足的问题，而通过基础设施带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

多少年来，在涉及中国威胁论、中美贸易赤字、知识产权和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问题上，斯蒂格利茨一次又一次为中国仗义执言，在美国和西方主流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肯定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就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一再强调， “十三五”期间，中国政府应该在环境、创新、平等、健康、教育、社保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都是斯蒂格利茨这位老朋友的知心话，值得中国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们认真考量。

（编辑  王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