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1956 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生产力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解放生产力”，主要指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造和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革命。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赶上并超过美国”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
“保护生产力”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破坏生产力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方式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极大缺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证，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来保卫，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论述，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倘若割裂这个整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伤害。
1956 年2 月，毛泽东召开36 个部委的调查研究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批评，再次提出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1956 年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后，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集中在“肃反”和搞个人崇拜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并不赞成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绩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个人，而在于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严重缺点，在政治上，就是以“肃反”的方式推行教条主义，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党内和社会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在经济上，则是以中央计划、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根源上，则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看作类似“自然科学定理”那样的教条。
这一模式的缺陷，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团，把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培养了赫鲁晓夫等大量的“两面人”（毛泽东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只是“揭了盖子”，但却“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指过去没有人敢批评斯大林，现在苏联人自己出来批评，从此各国共产党人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捅了娄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刚刚去世三年，苏共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苏联共产党这样简单片面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幸言中。
社会主义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内部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或“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并不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权力斗争”，而是苏联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国际矛盾的反映。
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初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他甚至一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上已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之后随着肃反的扩大化，他又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的问题，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鲁晓夫和斯大林都不愿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思维方式都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一个人死了，地球就不转了。如果我们要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那就必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党内印发）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并主动去化解矛盾，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野里，是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的，在那里，“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1]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衡，不是指市场的不平衡，而是由于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工业经济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部门、领域和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供需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真正解决不平衡的办法是努力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问题。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思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论断，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纠偏。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世界发展不平衡
1956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公开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62年，毛泽东请全国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共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从现在起，50 年内外到100 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短短的20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逐步建成了工业国。在此期间，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成功，在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学尖端科学领域领先世界，在政治、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九大召开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同志研究分析国际形势，7月11日，4位元帅向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体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
也就是说，世界局势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国七雄”，经历了战后的“两强对峙”，已经走向了“三国演义”，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力量彼此对立，而美苏两强都企图称霸世界，只有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国“代表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中国内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加之中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卫星、火箭、核弹技术，因此，美苏两霸都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三大力量鼎立”，这是对不平衡的世界结构的崭新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两方联合起来，才能压倒第三方。而一旦两方联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
在美苏两霸中，比较而言，当时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1969年3月，中苏两军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激战。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甚至策划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29日，中国第二次成功地试爆氢弹，以显示国防实力。
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消耗。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由于欧洲不再追随美国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2]
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促使了1971年7月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之手。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种意见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继续备战备荒，对付“帝修反”。
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封锁与威胁之下，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中美恢复接触和两国关系的改善，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
1973 年8 月2 日晚，80 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对官僚主义的彻底否定，带来了一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民的动员能力，是空前的。
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清醒的，这种清醒就是利用美苏矛盾，而决不被美苏利用。
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创造了前提。
改革与结构调整
我们看经济发展，要看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
1950—1976 年，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 年的66 元增长到1984 年的549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7.1%，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起点太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
而从经济结构上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中国的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
与1949 年恰成反照的是，中国工业对于财政的贡献超过了80%，而农业对财政的贡献则低于15%，但是，中国的主要人口，包括大量的知识青年，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这表明中国农业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是比较低的。
从就业结构看，1984年，中国的工业就业率占16.1%，而农业则占64%。
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文化革命结束不久，近2000万知青全面回城。他们很多人一时没有安排工作，生活无保障，看不到前途，心灵一片灰暗。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转型的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是个严重的问题。
邓小平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制度中获得了灵感，果断决定：自1977年开始，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给青年一个看得见的前途，给国家的未来一个明确的希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通过大数据研究证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到1993 年，考上高校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基层，其中40%以上是工农子弟。与之相比，历史上的科举精英多为官宦子弟，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精英主要来自江南商人和绅士阶层，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建立在新中国所形成的教育高度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教育的平等则是新中国社会平等的产物。
恢复高考是开启中国未来的革命，也是对上山下乡制度的扬弃。当然，它首先成功解决了数百万青年的人生前途问题，即使是那些没有走进高校的青年也认识到，学习是一条人生的出路。历史证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的主干力量，首先来自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老三届”学生，他们不但有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因为有过“工农兵”的经历，了解中国现实，懂得国情，特别是了解中国基层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看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从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改革。按照1998年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理论归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体现了“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一是包产到户，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3]
但这种理论上的归纳毕竟是事后的。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理论出发的，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完全从当时的中国现实、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的。
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内忧外患，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源自榨取农村，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完全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显然在这10年间，工业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农业的增长。尽管“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 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但是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同时，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偏重少轻”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重工业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广大城市青年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
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在城市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必须向农村回馈。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农村教育。1964 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西南师范学院农学系毕业，任教于安江农业学校的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他深入农业，深入田野，经过9 年的艰苦努力，在1973 年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籼型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 号”，这一水稻品种被世界称为“东方魔稻”。自1976 年起，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截至1994 年，中国稻谷累计增产2400 亿公斤。历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的伟大成就，仅凭联产承包，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79 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的农业成就轰动世界。1980年和1981年，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先后转让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和卡捷尔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先进农业技术，显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底气。袁隆平出版于1985 年的《杂交水稻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引进出版后，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教科书。可以说，中国的农业技术为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由于城乡体制的分割，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立足于“人海战术”的农业是没有效率的，那种消极等待城市工业化完成后再反哺农村的设想是机械的。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思路压抑了就业，而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化的思路则压抑了农村和农民的积极性。
改革，就是为了破解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而正是在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方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反复比较与提炼，最终方才将其上升为理论。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曾说，他要“给毛泽东送份大礼”，而这份所谓的“大礼”，就是美国部分解除对华技术封锁。随即，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制定和实施了“四三方案”，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自1973 年1 月起，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43 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后又增至51.4亿美元——这是自苏联援助的156 项之后，中国再次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技术，也是新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开始。对外引进和初步开放，也有效地缓解了长期受外部封锁造成的“偏重少轻”问题。比如化纤和化肥产量大幅度提高，为改善人民的“吃穿用”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农村改革，不全等于联产承包，它比联产承包要深广得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1978 年才开始的。因为早在1955 年合作化初期，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就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实行两年后，因其没有被上级认可，在反右运动中被制止。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度被提起，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
根据杜润生的自述，1980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长期规划编制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向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而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则首次提到让“工、农业甩包袱”。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开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放开了农村多种经营。首先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出现了在全国各地钉鞋的勤劳鞋匠；其次，从“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商贩中发展出了小商品市场；最后，8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4700万家社队企业，就业者达到了1 亿人。
在国有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社队企业。由此，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形成了。
怎样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用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一个是“开放”，另一个是“搞活”。所谓“发展”，是指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通过调整僵化的城乡结构，终于找到了一种“统分结合”“两头有利”的方式。由于农村集体有了人、财、物的积累，国际和国内市场也有了需求，特别是国家面临着出口创汇的压力，乡镇企业方才应运而生。这项创举，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推进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的自主创新开启了一种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模式。
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调动了中国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使农村集体积累起来的资金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农村集体手中。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第一次以乡镇为单位，实现了资本积累。历史证明，这样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如果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就取消了农村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农村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再次流向城市，农村经济就会瓦解。仅仅靠国家划拨资金，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的。
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通过社队办企业可以解决轻工业产品不足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可以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生产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乡镇企业的销售员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横跨中国大地的销售网络。因此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劳动产品的交换机制，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无限制的货币积累机制，它们所遵循的法则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两个简明的公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商品市场经济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从商品到商品，货币只是一个中介，而资本主义则是“货币—商品—货币”，在这里，货币积累是唯一的、无限制的追求。
所谓社会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资本主义仅仅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拼命压低工人的消费需求，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如果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者，同时又看作有消费需求的社会的人，我们就不仅看到中国劳动力充足这一优势，也可以看到中国消费需求大这样一个优势。只有把这个市场规模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所谓解放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不能把社会看作一台僵化的机器，而是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不是劳动机器，而是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社会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使农村的积累片面流向城市，就不能使广大劳动者通过自由的劳动致富，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我们要发展工业生产，扩大城市和工业就业人口，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们首先必须吃饭。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生态，那么中国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牺牲农村搞发展，“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总体的目标，没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没有个人的满足，那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躯壳，而不是一个“有机体”。
社会必须是一个“共同体”和“有机体”，即在共同目标和共享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活力。社会有机体的思想，被马克思称为辩证法的精髓。
什么是“搞活”呢？就是通过扩大就业，实行按劳分配，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就是解除束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使劳动成为自由的，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使劳动者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实际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也被形象地称为“春天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如同在春天蓬勃生长的大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沃土上长出了多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蓬勃枝叶。邓小平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个人利益自由发展与创造，与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密切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通过价值规律“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是矛盾的。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缺陷就是用前一只手代替和取消后一只手，而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是“单打一，比较的偏颇”。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苏联经济的弊端是一种僵化的决定论，即城市决定农村，工业决定农业，在工业中，重工业决定一切。这也是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通过改革僵化的经济结构，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解决社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不是僵化的机器，而是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大贡献。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是对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使农村已经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而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分享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大大调动了8 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1984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缩小到历史上的最小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通过城乡发展的社会不平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得以解决。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