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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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电子制造业发展历程看“卡脖子”问题的形成和应对(二)

简练 来源: 2020.07.15 11:45:28



 

90年代欧洲模式及21世纪后的日本中坚企业:从上下游一体化退居上游领域

几乎同步于美国,欧洲电子产业早期也形成了一批品牌企业——即直接销售终端产品的企业,其领域也集中在电力、电话、电机、无线电、早期家电等领域。欧洲此类企业有三种出身:

第一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知名工程师创立,初始是私有的企业。每个欧洲大国都有1-2个这样的企业,其创立者成为该国开启电力电机电信类科技的传奇人物。相对美国来说,这种技术型企业家在欧洲创业出现的频率较少——其实很多美国的早期技术企业家是欧洲移民。

第二种,美英公司的欧洲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欧洲和美英企业之间互相交错。比如法国著名电子产品制造企业汤姆逊,其实源自英国人Elihu Thomson在美国创办的Thomson-Houston电气公司(1879年,后来与爱迪生电力合并为GE公司),法国汤姆逊-休斯顿于1893年在巴黎设立,汤姆逊是美国GE的姊妹公司(该公司的电力建设部门后来演变成阿尔斯通)。德国的AEG公司(一度和西门子并列的德国两大综合电气企业之一),是通过购买美国爱迪生的电灯专利而建立的名为“德国爱迪生应用电力公司”的企业——它的电灯部门后来和西门子在1906年合并形成今天的欧司朗(OSRAM)。也有靠代理欧洲产品起家的英国公司如GEC公司(20世纪9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电气、电子、通信公司,靠代理德国欧司朗灯泡崛起)

第三种,政府支持的国企或半国企。19世纪后半叶,法国等国家本来就有建立国企的传统,二战后从英国开始,出现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国有化浪潮。1981年法国密特朗政府上台后还进行了一次国有化运动(但在10年之后迅速反转),体现出一种背靠政府的工程师精英治理的风格。只有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保留了私有制。二战后,在黄金三十年中,欧洲的这种模式延续到80年代,形成了电力、电机、电信互相交错,在业务、法人股权上互相联动,并且逐渐合并、拆分、重组,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发明半导体后,欧洲很快在国家或大企业的努力下,拥有自己的半导体部门。在80年代个人电脑兴起时,欧洲各国也都有综合电气公司(如奥列瓦蒂)开始生产本国的品牌计算机。90年代,随着美国个人电脑开始普及和全球化兴起,韩台代工、分工模式兴起,欧洲企业不具有与美国-韩台组合的竞争优势。欧洲著名品牌也逐渐退却。同时,欧洲逐渐退缩到自己相对有优势的领域——尤其是汽车、电力、机械控制领域。因此,70年代左右兴起的新兴技术——汽车电子(源自对安全和节能的需求)、电力电子(电力优化控制)、工业用电子元件及相关的模拟电路,成为欧洲电子技术的优势领域。只有一个领域,欧洲保持了较大的整体优势——即1989年兴起的(蜂窝)无线通信(设备)领域,这归结于欧洲人长期对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控制,把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一度顶成世界顶级企业,但到2005年之后,这个领域的内核优势频受挑战。

所以,欧洲原有的自成一体生态体系被打破,进而接受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通信-电子大跃进时代的洗礼。欧洲的知名大型机电企业纷纷从综合型、全能型公司分解、重组,退缩成以上游为主的公司。只有在一个领域——通信设备,由于依靠掌握标准制定权力而维持了约20年的霸权地位(1990-2010),后在中国华为等企业的追赶中动摇。

欧洲电子产业的演变可概括为:放弃某些部分,分离一部分,整合一部分,以及聚焦某些精细化关键节点。这个剧烈变化的背景,是电子制造业复杂化、多层次分工和上游细分化。而欧洲在其中的赢家代表——荷兰ASML和英国ARM,及在较弱意义上的德国艾思创(AIXTRON),是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主要产业“增量”,也是有能力很好把握这些产业趋势的企业。

日本“后泡沫时代”,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原六大主银行体系对应十大综合电机企业:NEC、日立、三菱电机、东芝、富士通、索尼、松下、三洋、罗姆、OKI冲电气(在此之外还有夏普、佳能、尼康等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十大综合电机企业的半导体部门清一色是IDM模式(自己包办全部),同时都在平板显示、存储半导体、其他半导体三者中有布局,而且很多企业在电子消费品(电视、白色家电、电脑、游戏机、随身听、电话/手机)上有自己的品牌。经过20多年演变,这些企业在总体衰退中发生了大规模整合。以村田制作所(从电容电阻等元件产品扩展到射频前端原件等领域,2018年营收达129亿美元)这一当年在主序列中排不上号的企业为代表,这些企业取代了主流综合电机企业的全球产业地位。而在80-90年代的主战场——平板显示领域,日本的主要实力表现也从面板产业本身向上游收缩到以佳能特机(Cannon Tokki)为核心的设备企业及一批材料企业上。[1] 而且平板显示领域使得日本其他领域的企业获得了很大用武之地——包括印刷行业进入到半导体、显示设备、材料;精细化工行业进入到电子加工的耗材方面,成了能够控制全球产业命脉的“中坚公司”。目前这些领域的全球研发进化,比如像半导体等领域常用的电子级聚酰亚胺(一种耐高温的高分子绝缘材料)等精细化工品,正是由日本在近20年变得较大的一些中坚公司(体量已未必属于中小企业),以20年投入1亿美元(2018年价值)的研发速度来进行持续开发的。

美国当代模式

美国的早期模式经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欧洲及中国大陆各自发展出配套的模式后,自己留下的板块,与其它模式形成嵌套配合,这就是“当代模式”。美国的主线围绕着计算机展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快速个人化,实现了数量上的大幅增加,当然军方购买需求也在延续。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股硅谷热并反映到股市上(大量带“电子”字样的公司上市);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的生产环节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转移,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一步和中国大陆联动。除半导体的一些环节外,美国本土逐渐不再从事电子制造环节。所以美国在泛电子信息领域的控制权,主要通过韩国、中国台湾进而牵动中国大陆而实现。美国泛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化分工中固守的位置可统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下游的大整机品牌(主要代表如苹果),二是偏上游的核心元件或软件,像微软/谷歌、高通、英特尔/英伟达/AMD、思科/博通等等。90年代后,除了在半导体领域(如光通信、显卡等领域)出现了“硬件”企业外(如英伟达、JDSU等公司),美国在整个泛信息、电子领域很少有新的“硬件类”大公司出现及IPO上市。很多产业链职能拨付给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少部分给欧洲。被控制就是“卡脖子”,美国通过全球分工实现了一种单向的控制,它可以控制别人,别人比较难反制它。这种控制能力是美国基层长期演变出一些核心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如有这样一些细分的定位:

做领军者,控制行业的定义权(如苹果、谷歌);

专注早期技术(专利)、加以收购+法律控制配合(高通模式);

保持对体系核心环节的整体把控、创新能力(英特尔、AMDCPU等领域;思科等“老牌硅谷硬件企业”在网络领域);

在人才供给上,面向全球,不拘一格,外来优秀移民创业(英伟达、谷歌);

在企业外,美国的大学、研究所的前沿研发、军工需求拉动首要创新(如化合物半导体的科锐)都是重要的体制因素。

在所有细分的模型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在于保护知识产权,只有这样,创新才层出不穷。由此,美国能够保持对整个全球化体系的有效驾驭。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处于体系的顶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量经济资源游离于核心科技创造之外,由此造成美国国内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目前美国在全球化体系里卡中国脖子的要害往往不在苹果、Facebook、亚马逊等大公司里(谷歌和微软通过操作系统是有卡脖子能力的),也不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而是在“老牌”企业手中。比如老牌半导体企业的德州仪器、通信领域、光通信领域的博通、JDSU、射频领域的SkyworksQorvo、半导体材料的Cree、应用材料等,其焦点都是在一些基础性技术上,比如模拟、数模芯片等——有很多是美国早期的几家电子-信息技术企业(如摩托罗拉、德州仪器、惠普、英特尔)不断剥离重组的结果。这些企业早已不再受美国国内资本界的追捧,而被视为“传统”企业,有的甚至都成了美国资本“重组”的对象,但其实是美国核心力量之所在。

最新的印度、越南模式

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印度、越南模式基本上是2013-201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2018年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的主要逻辑,就是从中国转移生产。

越南发展的比较早,它的当代工业化起源于以运动鞋为领头的代工业,主要是2008年之后,台资企业加速转移到越南,开创先锋。2010年以后,电子产品组装紧随其后,产业链条越转移越多。印度在2010年前后曾经有类似中国早期手机的本土手机加工,后来被小米击败(2015),同时一度受国际舆论诱导,本国把资源投入到互联网板块上,逐渐驱使电子加工制造落地印度。

目前印度、越南电子制造业的主力是外资企业,包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大陆。连工业园建设和一些基础设施也是外资投资建设,类似中国20 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的一些加工区(如1994 年新加坡介入的苏州工业园区)。由于制度和国家力量有别,印度和越南不太可能走政府为外商保驾护航的道路。目前,印度、越南在国际产业链的定位是类似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各种加工模式的角色。

 

有效的产业政策及对当前“卡脖子”问题的应对路线沙盘推演

在这一轮全球化形成过程中,美国占据了主动,而且是用一种市场驱动的模式,调动其他国家进行配合

以中国一国之力,不可能再去复制一个全球化发展的体系。一来没有这个国力,二来没有这个水平(在全球化之前,日本、韩国、欧洲已经有了很多沉淀)

今天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重大变局。现在美国要做的,是让印度和越南替代中国的角色。中国是不是要完全再造自己的产业链体系?事实上并不需要真正启动替代,只需要进行“威慑”,就可以实现目的。结论是已经存在的:无法发生全面对抗,但可以有所作为,把过去几十年“走近路”导致没有发展起来的部分发展起来。至少获得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时日本的产业相对实力,创造一些类似平板显示领域“美日美”等互相交错、且美方在技术上不可能摆脱的结构(电子加工领域目前美国是可以摆脱中国的),形成“互相威慑下的和平”局面。

我们要从过去的模式提炼经验(产业、政策原理)和教训。

有效的策略或政策:

1、日本战后崛起时代购买美国专利、许可的行为是有效的。这里面的核心,是日本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有话语权、敢于创新的企业——通常是非权势的边缘性企业,同时日本还有精雕细琢的文化。这是供给端的要害。同时市场是存在的,而且在高速发展,日本产品在欧美市场以高性价比确立名声。

2、韩国财阀大举进入,逆向投资的方式。这里成功的核心是:电子制造的大领域(半导体、平板显示)迅速复杂化,产生了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环节,形成寡头竞争的格局,博弈下“勇敢者胜利”的游戏规则,再叠加韩国内部采用了有效提高效率的机制(如两组竞争机制)。全球化分工后,厂家可以获得大规模出货机会。

另一方面,韩国的电子零部件企业(尤其是材料)发展势头较好,但发展不如日本。主要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中被淘汰的财阀散落后衍生的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必须竭尽全力。但韩国中小企业成长缓慢,成就比日本小,在全球化体系下市场空间受到压制,且受到本国大企业的欺负,成长环境不利。

3、中国台湾的“工研院”所推行的“开发性创新-转移创办企业”机制有效。其成功的核心是:人才供给上形成群聚效应,同时由“工研院”电子所先做研发,避免了最具不确定性的早期环节,选择了晚期应用环节。但这样做也影响了台湾企业的心性,大部分企业往往只能吃“一代”技术成果,一旦技术代际更迭企业就消失了(如触摸屏等被大陆产业链打败)。只有个别企业,如联发科、大立光等企业能不断研发多代技术甚至不同领域的产品。

4、欧洲和日本在21世纪逐渐形成的卡位精细零部件、装备的策略有效。例如荷兰ASML、英国ARM。成功的核心是:产业的高度复杂化产生大量留给“隐形冠军”的位置,而欧洲企业在机械和部分电子领域具有其专注优势带来的领先性。

5、中国当代模式中发展本土品牌整机、有技术含量的零部件产业,包括一些巨型资本投资项目,总体有效。这里面的关键是:有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加上21世纪初大量的边缘性产品的机会(如MP3)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起步台阶,给后来进军主流产品提供了储备。

产品发展的技术规律:

什么样的新产品能够存活下来是一个大问题,它将决定一国产业、企业能依靠的“载体”是否靠谱。

从电子-信息产业来看,能够生存下来的产品逻辑是:往往先要产生一个刚需,独立生存下来,把需求扎下根,然后再根据时代技术的演变,可能吸收归附到某个新集成体上面。而不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集成体上再人为增加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一般都不是刚需,人们就必然是“一阵风”。

刚需,都是人们愿意为此需求消耗时间的,但刚需的时间总量是有限的。一是新创造的刚需一定会淘汰掉或至少挤压掉一些过去的刚需,二是有意义的刚需在于同样的生活时间活得质量更好。比方说:为什么摄像头产业这十年越发展越繁荣?它养活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图像的需求。它的演变路线是:先有照相机,这成为一个人类生活的准“刚需”,而且发展的比较发达(如佳能、尼康,带动上游的一些企业,比如台湾大立光、大陆的舜宇),然后智能手机发展了起来,把这个需求容纳进去,它就会长期存在,而且继续发展。

反过来,为什么智能家居、家庭物联网控制网关、附着电视的游戏设备总是需求不大,这是因为这些新用途原来是不存在的,还没有形成“刚需。而人们并不习惯于在电视上使用新功能,容易忘记、冷落这些功能,这些功能就难以扎根,也无法支撑一个产业。而目前源自美国的一些新需求,比如智能音箱之类,属于生活锦上添花的东西,其生命力也有待考研。

新刚需的出现会挤压一部分老刚需的存在,甚至完全取代。比如火车、汽车彻底淘汰马车,半导体出现彻底淘汰电子管,平板显示出现彻底淘汰射线管电视。人们用时差不多,但新东西的质量,行动能力大大增加了。

当前的市场需求环境,是纯电子-信息消费趋于饱和(人们每天用大量时间沉溺于和网络相关的电子终端),而且竞争激烈。常见两种情况,一种是门槛一般,则超额利润迅速归零,一种是实现起来太难,谁也做不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系统本身主要矛盾可能发生转移。就好像互联网发明了之后,大家是方便了,但催生了计算机病毒通过互联网传播的问题,衍生出安全性的需求。当前电子-信息领域最大的新衍生需求就是运营商的成本降低问题——当个人信息消费基本饱和时,主要矛盾不再是传输速率问题而是支撑这个体系的成本问题。

所以,从需求上说,最有利的是抓住最新的“真刚需”,包括消费者的刚需,也包括系统的刚需。从人才供给方面说,中国固然有大量理工人才的优势,但近几年,随着年轻人口比重下降和理工科基础教育质量下滑,这一优势会有所减弱。而且当前大量人力资源已经被互联网寡头们挤占。

在技术方面,中国应当参考美国早期和日本战后崛起期的经验,创造“打开窗户竞争来验证出真金”的模式。中国人口多,层出不穷的创新是存在的,要让各种创新,尤其是那些并不和主流热门领域附和的创新有机会验证,尽早发现真刚需和能解决需求的中国技术。越早发现,越能在国际产业链位置中获得有利地位,形成与美国“互相威慑”的格局。要支持那些敢吃螃蟹、勇于尝试前所未有的新设想(但不是空想)的技术型创业家。要有批量支持核心科技早期项目的机制,绝不能出现“两头空”的局面,不能用自我束缚的体制去和灵活的国际对手竞争,系统性机遇一再错过。

(编辑  季节)

 



* 简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某些观点受隆中智库创始人张露启发,特此感谢。

[1]需要指出的是,佳能特机在采用光波长上不如半导体领域的尼康精机的短,但尼康精机又败给了ASML-台积电组合,所以尼康精机支撑的日系半导体整合收缩的较多,反而是转战不那么“先进”的液晶面板领域的佳能特机活的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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