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近期的学术话语和公众的印象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的整体形象是：三个国家和地区以强有力的农民组织和较充沛的公共投入为依托，在短期内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充满了矛盾，现代化之后依然存在着来自其自身的各种问题。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之后的农业和农村状况进行简要的概观，揭示其问题及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意义，有助于理解“现代化”话语的空疏和浮躁，破除迷思、迷恋和迷信，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三农问题   现代化   粮食供应   进口依赖

从文明史的综合视角观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三个资源禀赋相似的东亚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样板，实际上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困境：其精致的农业难以满足大量消费时代的谷物需求，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凋敝和解体的问题。

粮食供应：从基本自给到依赖进口

自给自足的“小农圈”

    与北美、澳洲的大农场式经营或欧洲的“中农圈”相较，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圈”，即在过密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形成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其主要特征是：第一，为了维持小农的再生产和社会安定，农本主义成为国家理念和执政方略，土地集中或“规模经营”受到抑制，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于生产人们所需要的食物、燃料和衣物原料。[1]第二，基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在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战乱或权力过度汲取的情况下，勤勉耕种的小农大体上能够满足温饱。第三，由于难以实现“大量生产”，除极少数特权阶层之外，社会整体的食物消费伦理较为朴素，“大量消费”被当作暴殄天物的恶行受到抑制。

    这种关于“农”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普遍存在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基于解决战后食物短缺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三个政治体都在1946-1952年间先后进行土地改革，创立“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体制，增加对农业的公共投入，力图实现粮食的增产和自给。在1960年前后，日本和韩国都摆脱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日本的谷物自给率在1955年达到88%，大米生产已达过剩状态[2]，台湾地区在1952-1960年间的农业“黄金时代”变成农产品出口地区，粮食自给有余。[3]

市场经济逐步强化了粮食的对外依赖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主导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地区都走上了农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的轨道，粮食对外依赖度不断提高。

表1:东亚的粮食自给率（单位：%）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食粮需给表》；韩国农林部《农林统计年报》，台湾“农业委员会”《台湾地区粮食平衡表》。日、韩均为重量口径，台湾为热量（kcal）口径，若以重量口径计算，台湾的自给率在2007年只有16.1％。

    三地粮食自给率在60年代出现大幅度下降（见表1）。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十年间分别下降了37和47个百分点，韩国在60年代后期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到80年代中期，三地的粮食自给率均降到50％以下，90年代则进一步降到30％以下，其中台湾地区近年来在20％左右。从谷物的绝对进口量来看，日本从1965年的1000万吨增加到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的2000万吨，已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90年代保持在2500万吨左右。[4]韩国的进口量从1969年的220万吨增加到90年代的1500万吨左右，由此成为世界第五大粮食进口国。2003年，其国内粮食需求2098万吨，国内粮食产量只有554万吨。台湾地区的粮食绝对进口量虽然不大，但在2002-2004年间属于世界第九大进口地区，2007年的进口量为793万吨，相当于岛内产量的6.7倍。[5]

    三地谷物大量进口的原因包括，较高的人口增加率，人均消费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粮食播种面积的持续下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交织导致如下后果：第一，伴随着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导致的食物结构转型和“大量消费”社会的到来；第二，市场主导下的农业结构调整；第三，美国的“外压”导致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经济支配下，三地谷物尤其是旱作谷物生产不断被削弱，其对外依赖度，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

适应美国粮食战略的饮食结构转型

众所周知，三地在被纳入美国“核保护伞”的同时，也都处于美国“粮食保护伞”之下。战后三地普遍存在严重的粮食短缺，接受美国的粮食援助迫在眉睫。对美国而言，提供粮食援助既能强化其战略同盟关系，又能解决国内谷物过剩的问题。在提供粮食援助时，美国注重推广以美式饮食习惯为标准的营养学知识，以动物蛋白摄取量来评价国民饮食的现代化程度。这都加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谷物的依赖度，有利于美国农业海外市场的拓展。以日本为例，1954年颁布《学校给食法》要求为中小学生提供的免费午餐要包含面包、奶粉和肉类；同时，由美国资助的“流动厨房”在日本巡回宣传新的消费理念。由此形成的饮食结构“现代化”，即大量摄取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类等食物，实际上是饮食结构的西化。日本农业经济学家晖峻众三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胃口与美国的农业政策挂钩的起点，也是其粮食增产和自立政策后退的开始。[6]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类似的饮食结构转型大致在70年代完成。

饮食结构转型主要地表现为肉、蛋、奶消费量的增加。以日本为例，如果以1954-1956年间的消费指数为100，则1970年人均牛奶和奶制品的消费量达到381，肉类消费达到436。[7]此后人均消费量进一步增加，并在90年代中期达到饱和阶段。将1995年与1960年相比，牛奶和奶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增加了3.1倍，肉类消费量增加了5.7倍（见表2)。台湾地区的人均肉类消费从1961年的16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32公斤和1991年的65公斤，30年间翻了两番，90年代末接近80公斤。[8]

表2:日本畜产品消费量的演变（单位：万吨，公斤）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食粮需给表》各相关年度数据。

新的消费模式催生新的农业形态

    肉、蛋、奶的大量消费当然以大量生产为前提，这意味着对饲料谷物尤其是玉米的大量消耗。人们直接食用的“口粮”减少了，而间接消耗的饲料粮大幅度增加了。相对于以稻谷为主的传统消费模式，新的消费模式需要与之适应的新的农业形态。三地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其标志是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基本法》（分别制订于1961年和1967年），以及台湾地区的《农业发展条例》(1973年）所代表的农业政策转变。相关法规的目的都在于，促进农业经营从以粮食作物栽培为主，转向以蔬菜、果树种植和养殖业为主，以此增加农业经营者收入，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于园艺作物和养殖业的扩张，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推进，韩国和台湾地区在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这意味着粮食生产的收缩，特别是作为主食的大米生产的收缩。而养殖业所需要的玉米、大豆、小麦等谷物饲料，尽管新的饮食消费模式对其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由于缺乏“比较优势”，因此其国内或岛内生产几乎被完全放弃，基本上都要依赖于对国外尤其是美国的进口。

粮食依赖进口的格局已然固化

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与美国的“外压”和境内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内压”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这是顺应大量消费这一新消费模式的必然结果。没有贸易自由化而仅靠国内生产和供给（量少而且价格昂贵），是无法满足大量消费需要的。正是面对这种困境，日本在60年10月对121种农产品实行了自由化，按种类测定的农产品自由化率从1959年的43％增加到1963年的92.1％。[9]在70年代初的数年间，台湾地区进口农产品年均增加23%，[10]其对内部市场的保护主要限定在关系“粮食安全”和文化象征的大米、牛肉等少数农产品。即便不少农民组织和农林族议员都强烈抵制农产品市场开放，韩国农民甚至采取了割腕、自焚等极端形式表达抗议，但农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在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已成定局。台湾地区在1995年开始调整粮食战略，由“粮食自主”转变为“供需平衡”，实质上是通过进口来确保粮食供应。日韩两国的大米市场，也从原来的禁止进口转向通过关税措施和进口指标进行调控。这种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固化，它们都已经被锁定在结构性的对外粮食依赖中。

从过密到过疏：“小农圈”的转变

如前所述，东亚小农圈原本以小规模的土地和过密的农业、农村人口为前提。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吸收过剩农村人口，是三地的重要任务。

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导致“过疏化”

    在日本宣告“战后结束”的1956年，通向城市和工业地带的“就职列车”已经开行，每年带走数十万的乡村青年。1965年以后，原本负有家业继承义务的长子也开始流出；到1985年，长子流出型已占到流出男性的一半以上。农家子弟中选择农业就业的人数，则从1955年的26万人减少到1965年的6.8万人，1975年以后进一步降到一万人以下。[11]

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韩国和台湾地区从1960年开始也出现了离农、离村趋势。韩国的工业聚集于北部少数城市地区，因此韩国农村人口的转移较日本更多地表现出“离土又离乡”的特征。据统计，1965-1995年间，韩国农村人口的流失数量达到1096万人，其中单身流出者611万人，举家迁居者485万人（包括一百万个家庭）。

在1950年的台湾地区，农村人口达571万人，占到总人口的76%，其中剩余劳动力达到一百万人左右。196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浪潮使得每年大约有10-15万人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比例在1969-1973年间年均达5%，在1973-1985年间仍达1.7％。[12]在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四个农业县嘉义、台南、云林和彰化，1959-1978年间迁出的人口都超过20万人。[13]

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使得过去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迅速消解。从就业结构来看，日本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45.1％下降到1970年的17.8%，[14]台湾地区和韩国也分别在70年代和80年代降到20％以下。[15]到90年代，三地农业就业比例都降到10％以下，2008年则都不到6%，农业就业人员合计不足500万人。与此并行的是农家人口的减少，日本到1990年农家人口数量较1960年减少了一半，韩国1990年比1965年高峰时的1581万人减少近六成，台湾地区1990年较1972年的623万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16]至20世纪末，日韩两国农家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均不足10％。总之，经过大致20-30年的时间，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都完成了高度的“非农化”过程。

农村年轻人的大量流出，使得曾经过密的农村迅速出现“空洞化”现象，农业劳动力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73年和1975年左右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17]，日本一些山区早在60年代初就出现了“过疏化”。日本政府曾经先后于1965年和1970年制定了《山村振兴法》和《过疏地区对策紧急措施法》予以应对，但到了1974年，全国市町村的三分之一仍属于“过疏”地区。[18]韩国和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空洞化和老龄化使农业再生产陷入严重困境

    在“过疏化”问题不断严重的同时，标志着农村活力丧失的老龄化也逐渐明显。以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口径，日本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在1970年为11.7％，根据日本国土省2006年的调查，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已超过30％，老年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的数量达到7878个，占过疏化地区村落总数的12.7％。[19]而当年韩国农村的老龄化非常惊人，2007年达32.1％，高出全国水平22个百分点，超过了日本农村。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就业人口的老龄化。如表-4所示，韩国和台湾地区都超过了40%，日本则超过了60%。2010年日本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高达66岁，[20]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农业史的奇迹。

表3: 21世纪东亚农村的老龄化　　（单位：％）

注：*为2006年的数据；**日本为“基干农业从事者”，韩国和台湾地区均为“农场主”。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日本的统计2010》，韩国农林部《农林业主要统计2008》；台湾“农业委员会”《农林渔牧业普查调查报告》。

农村的空洞化和高度老龄化意味着农业再生产陷入严重困境，农村家庭走向崩溃，老年人孤独的过度劳作由此造成了严重的耕地抛荒问题。台湾地区的统计资料表明，其耕地复种指数从1965年的189％跌至 2000年的106%，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均不到80％。当年台湾地区全岛作物种植面积只有90万公顷，仅及高峰时期的54％。[21]日本的农业普查资料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2005年全国耕地的9.4％ (38.5万公顷）处于弃耕状态，部分地区更是高达18％左右。与此相关，那些实现了职业或地理空间转移的农村非农户持有的耕地在2005年占耕地总面积29.7%，[22]这些耕地大多处于抛荒状态。

“新娘”不足成为社会问题

    如果说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导致了农业的衰退，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农村“新娘”的短缺。在1970年代末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农村，“新娘不足”都成为社会问题。以日本为例，据农林省年调查，在农村家业继承人的诸多“烦恼”中，有32.9％的男性选择了“婚姻问题”，列在所有烦恼事项的首位。到80年代后期，在5000人以下的“过疏化”地区，婚龄期男女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有报告显示，2000年前后农家继承人中单身男性较为多见，其中31-34岁年龄段单身比例占四成，36-40岁年龄段单身比例近三成，而超过40岁的男性中单身比例也达到20％。[23]

农村的“新娘”同时承担着食物再生产和人口、家庭再生产的多重功能，以“新娘”短缺为背景的农村男性结婚难问题，不仅仅是当事者或农家的“烦恼”，更关涉到农村家庭和家庭经营后继者缺失、乃至村落社会存续的问题。反过来，它进一步促使农村男性青年外迁，加速农村社会活力的丧失，加剧农业和农村人口的再生产困境。90年代以后三个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显然与此有较大关系。

“东亚模式”的悖论及其历史意蕴

以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和急速的城市化为支撑，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大致30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农业和农村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这被统称为“东亚奇迹”。

对“东亚奇迹”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成功，也不应只是聚焦于东京、大阪、首尔、台北等巨型城市的高度繁荣。与工业品的大量出口并行的粮食大量进口，与巨大城市的过密化形成对照的农村地区的过疏化，以及与农村的凋敝相伴的粮食和人口再生产困境，也属于“东亚奇迹”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以文明层面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一种畸形的结构和悖论，既显示了其强劲的一面，也呈现明显的脆弱性。这两种对立属性的并存，可以看作“东亚模式”或“东亚资本主义”的特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导致这种悖论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逻辑来融入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这导致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在日本向三大都市圈（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集中，尤其向东京“一极集中”；在韩国向首尔和釜山两大都市圈集中，尤其向“汉城（首尔）共和国”过度集中；在台湾地区向“大台北”集中。推动这种高度集中的动力不只是市场的驱动，还包括政府的拉动，后者以韩国的“工业优先，大企业优先，大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最具代表性。[24]

由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体量不大（人口总计不到两亿人），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它们可以凭借较强的购买力从大量进口粮食、同时也进口农业劳动力（“农业研修生”）和“新娘”，这使得其畸形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导致的农业和农村领域诸多问题没有根本威胁。这主要是由于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忧尚未变成现实威胁，农村的衰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缓。比如，由于外籍新娘的嫁入，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不少“国际化”的村庄，其中韩国农村2003-2007年登记结婚的男性中，迎娶外国新娘的比例从19％增加到40％。这种变化为那些暮气沉沉的乡村增添了少许活力。

这种做法固然符合经济的逻辑，但同时也意味着将其内部畸形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后果向外部转嫁。以日本为例，其每年进口的大量农产品相当于占用了1200万公顷的外国土地、消耗了640亿立方米的外国水资源。[25]前者相当于其国内农地面积的2.5倍，后者超过了中国黄河的年均径流量。近年来为应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粮食危机，韩国和日本等竞相开展海外圈地运动。[26]然而，这并不总是带来“双赢”的结局，它在给当地资源和环境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侵害了当地贫困农民的权利。

（编辑  迟晨光）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恢复了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直至今日，家庭经营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农业的家庭经营一般也被称为小农经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非现代的小生产，终将被资本主义式的大生产或者集体经济所击败。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的关系？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19世纪末就被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部分人所提出。这部分人依据当时德国国内中小规模农场数量和面积占比增加、而大农场数量和面积占比下降这一现实情况，提出马克思的理论在农业领域适不适用的质疑。在土地问题上回顾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这场争论，对今天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问题有所启示。

争论的背景

这场争论从1894年一直持续到1914年，整整20年。这段时间恰好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乃至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确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空前加剧，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迅速发展，尤其是在1905年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开始被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上日程。但另一方面，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农民依然占据了很大的人口比例。例如，德国在1890年农村人口占到53%，到1910年也有40%的农业人口。不仅如此，农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占地5公顷以下的中小农，这类农民在1882-1907年间一直占到农户总数的76%以上。[1]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农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不可回避的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土地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争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农业危机。19世纪的最后20年，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大量印度和美洲的廉价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入欧洲。欧洲国家因此粮食过剩，农产品价格大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农业危机就此爆发，英、法、德的农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广大农村地区都被卷入到市场关系中，农业危机的冲击使得广大中小农民深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反资本倾向。

福尔马尔的“农业特殊论”及考茨基的反驳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于土地问题的关注，首先是出于政治上争取农民的需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农民的反资本斗争具有浓厚的反现代化倾向，其思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所以，当时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民主党是否应提出一个旨在维护小农制的土地纲领。

1894年，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小农反资本，即维护小农制的土地纲领，拉法格是这一纲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同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福尔马尔等人的观点在这次大会没有遭到反驳，由他和舍恩兰克共同起草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得到通过。

但这个土地纲领遭到了以恩格斯和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既要努力把农民争取过来，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原则，不能永远保存小私有制。

如果说拉法格主张维护小农制还仅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话，那么福尔马尔则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理论，即所谓的“农业特殊论”。在福尔马尔看来，农业的发展规律不同于工业，小生产并不是迅速地被大生产吞并，而是“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仍具有自己的生命力。现实中中小地产的破产，是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剥夺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结果。“大生产在今天农业的竞争中，除非在具备特殊条件的地方，并不显得如何优越……，谷物生产中是如此，在畜牧业中尤其如此。”[2]他甚至引述了当时一些农业问题专家的观点：“大生产在农业中只有当实行粗放耕作时才具有优越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营的集约性日益加强，经营规模趋向于缩小了。”[3]福尔马尔认为，尽管这一观点正确性尚无定论，但这至少表明农业领域的规律是复杂的，小生产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提出维护小农制土地纲领的机会主义者们，这一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业领域的小生产也像工业一样，将很快被大生产吞没，广大中小农民将迅速地无产阶级化，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冒着违反无产阶级原则的风险去提出什么土地纲领了。

就在福尔马尔提出“农业特殊论”的第二年，德国人口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占地规模较大的经营者数量下降，而中小规模的经营者数量则增长了。有趣的是，福尔马尔的“农业特殊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反对者考茨基的承认。而且，考茨基比福尔马尔更进一步，指出了小生产优势的微观基础。考茨基认为，农业领域小生产的优势，主要建立在农民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基础上。因为贫困，小农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以获得更多的产出。但随后，考茨基深刻地指出，建立在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基础上的小生产，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没有任何先进性。实际上，同样的情况也一度出现在工业领域。家庭手工业依靠过度劳动，一度得以在机器大工业的环境中生存；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机器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终将普遍地战胜家庭生产。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福尔马尔支持小生产的理由，其实就是后来被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提出的小农“自我剥削”理论。主要依据俄国的经验，恰亚诺夫指出，小农经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态。资本主义雇佣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劳动投入一般以劳动收入等于劳动成本为界。而小农家庭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收入最大化。由于小农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因而即使进一步的劳动投入带来的收入低于劳动成本，他也依然会追加劳动投入，直到土地边际产出为零。这就意味着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更加密集，因而也就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这一现象在人多地少的地区都将普遍存在。[4]

除了指出福尔马尔“农业特殊论”的微观基础之外，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化理论。考茨基指出，实际上极大多数小农家庭并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维持生活，他们依然需要在市场中出卖劳动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另一方面则是多数小农家庭占有的土地面积有限。大规模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实际上要以周边无数的小农经营为基础，否则它将无法获得足够的雇佣劳动力。小农经济最主要的产品不是粮食，而是劳动力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小农数目的增加无非是无产阶级化的另一种形式。考茨基的这一理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形成。

除此之外，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还详细论述了大生产在节省劳力和物资、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分工、商业和信贷等方面的优势，并谈及了农业合作社的问题。

考茨基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列宁也高度评价《土地问题》一书，称其为“继《资本论》第三卷之后的最新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尽管如此，考茨基的理论分析却无助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考茨基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农业领域的特殊性：在农业领域，大生产吞没小生产的规律即使不像福尔马尔所说的那样完全不适用，但至少较工业领域要缓慢得多。虽然考茨基强调，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巩固小农制是民主革命的内容，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接受这种土地纲领；但由于他无法提出具体的争取农民的策略，因而机会主义者在争论后期重新取得了党内主导权。

考茨基和福尔马尔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有几个概念是有必要澄清的。第一，在考茨基的论述中，大生产基本上等同于雇佣农场，小生产则等同于家庭经营。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因为雇佣首先是因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以致超出家庭劳动所能涉及的范围而引起的。但考茨基在论述大生产优势时，雇佣劳动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生产合作社也是一种大生产。考茨基认为，合作社使广大小农也具有了分享大生产优势的可能性，但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是有限度的。他引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当时的多数合作社实际上把持在富农、大农阶层手中。第二，大生产和小生产指的是经营规模，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小生产可以是小自耕农也可以是小租佃农，大生产可以是英国式资本主义农场主，也可以是德国式容克地主自营。

争论的启示

19世纪末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家庭经营而不是雇佣经营，才是农业生产的主流经营方式，。国内学者文礼朋曾对这一点做过比较完整的归纳。

第一，内燃机发明后，农业机械小型化，且往往只需单人操作，完全可以适应家庭农场的需要。

第二，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农业劳动季节性强，且空间上散布于田野间，不像工业劳动那般可以进行流水线作业，因而不易对劳动进行监督。同时，农业劳动的专业性不强，其分工优势没有工业领域那么明显。

第三，雇佣农场的大规模经营要求大片连接的平整土地，不是所有地区都能满足这个条件。更重要的，土地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农场面积的扩大有赖于对小地产的购买与合并，在自耕农占优势的国家难以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一度盛行的国家，均是一些地权高度集中的国家，如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德国东部，以及现在的南美洲地区。

第四，正如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指出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所需要的雇佣劳动力往往要求该劳动力隶属于一定的家庭经济。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周边一般存在大量的小农经济。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小农经济越来越少，这就阻碍了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的发展。

第五，在现代农业经济中，家庭农场并不等于小农经济。依托于现代农业机械化与服务体系，一个家庭可以经营几百甚至上千公顷的土地，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现代化的家庭农场不可能是小农经济。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这种农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农场，不存在恰亚诺夫“自我剥削”的现象。在当下中国，我们应特别注意“家庭农场”的具体含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对当时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影响。农业危机使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农场破产，土地经营规模会趋于小型化。实际上，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在1870年之后就走向衰弱。工业危机也会造成失业增加，易形成农村小租佃制的复兴。

（编辑  迟晨光）

编者的话：

    2016年10月1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投资协会和本刊编辑部共同举办“产业政策研讨会”，邀请各方专家，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讨论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关于“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的理论问题。现实中，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本国国情和发展目标，在两端中取一平衡点；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二是如何解决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如何看待我国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的现状，如何总结我们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这和国家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倚重劳动密集型工业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目前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迫切任务。总体看，我们的工业还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状态，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地位。我们必须努力向全球产业链中上端攀登，从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过去依靠引进技术和低工资优势的发展模式不同，推动产业升级，必须坚持科技自主创新和产业自主发展，要做长期艰苦努力的精神准备。     

我们已经实行的产业政策有成功的，也有不太成功的情况，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要有实事求是的总结。

首先需要宏观的产业发展规划，其次是产业发展的选择，从高新技术行业到传统制造业，各具体行业的技术差距、市场态势和发展目标，不仅要精准定位，而且要有系统的规划和政策。要加强有关部门的协调。

    对各个重点行业不同经济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的能力和经营状态，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例如中小民营企业占优的电子信息行业，重视提供鼓励创新的环境，就可以鼓励优秀企业的成长。对一些国企占优的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更重视发挥现有企业的优势，同时不能忽视民间生长的好企业。在行业管理的体制机制及技术进步的促进机制方面，也需要改善。

    产业发展政策的实施要有持久性。科技进步和结构升级不是短期能见效的，有些重大项目或政策必须以法律形式确认。

    要有全产业链的眼光。从前端的科学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发，到对特定行业的政策支持和政府协调，到符合国际规则的市场支持，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往往一些很有前景的新技术、新产品，由于对市场竞争态势缺乏全面认识，在产业化阶段功亏一篑。

我们对外资采取普遍欢迎的政策。外资企业有时起正向推进的作用，也有时阻碍我们的产业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努力，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重视开放政策和产业升级的战略利益的协调问题，对那些超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攻城略地，应该有所警惕。

路风*：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其背景是经济学界有一种思维范式，即把市场机制看作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手段，政府啥都不应该做，这是有问题的。有些争论者对具体的工业情况和产业政策不甚了了。

    产业政策是多层次的，将在工业发展的宏观层面干预、校正、补充市场机制的政策，包括贸易、技术、外资、重点产业等都属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调整的。

中国工业结构在发展中形成的特点

    讨论产业政策，涉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成功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分工、政治稳定等等。但加入国际分工的意愿和加入之后的能力是两回事。国际学界都承认，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劳动成本低、劳动力技能高。有美国学者分析了1992年中国出口的产品，认为如果按比较优势的标准算，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是其劳工平均收入的6倍。照此分析，比较优势的逻辑就解释不了中国的技能优势，因为这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才能。

    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改革开放前30年有一个工业化过程，形成了自主的工业体系，其主要特征是仍保持了高比例的农业人口；工业化基础造就了较高的工业技能，庞大的农村人口又使劳动成本很低。这表现在产业形态上，就是既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

    美国人认为，中国低工资和高技术两者的结合，迫使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压力。

    再加上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突出的市场能力，以及国有企业绩效的改善等因素，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急剧扩大。按IMF数据，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在世界的份额是5.75%，2011年就达到17.48%，超过了美国的16.57%，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近30年，中国工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整体被压在全球产业链低端，技术密集型工业如汽车制造业，主要组装外国品牌车，也是在低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需不振，出口加工企业纷纷关厂，产能过剩，固有的结构矛盾被暴露出来。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失误，就是一度没有把自主开发和自主创新放在战略位置上，以为开放了，只需引进外资、依赖技术引进就可以解决自己的技术进步问题，历史证明这是错误的，技术引进不能替代自主开发。这样就有一种不好的产业政策，比如依靠合资的汽车产业政策。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既大量引进技术，又高度注重消化吸收。追求技术自主是“东亚模式”的实质。

    从政府和企业的互动看产业政策

    我认为，政府对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产业政策的概念容易让人只从政府方面想问题，但产业政策的效应是需要检验的。

    有人说，技术创新有不确定性，政府不可能知道正确的投资方向。但企业也同样面临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是风险，风险太大时，企业是回避创新的。正因为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才需要政府参与，以降低企业的风险。

    中国作为后进者，要推进产业升级，一定要有企业进入我们原来没有的领域，去干原来不会干的事情。但领头的企业面临高风险，包括企业能否在新进入的市场中发挥出足够的能力，经受住领先者的竞争和压制；高强度的持续投资何时得到回报是不确定的。如果任由市场机制起作用，面临这么高的风险，企业最合理的行为是不进入这些领域，国家就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由此需要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一些企业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进入新的高技术领域，比如本世纪初几家小的汽车企业违反国家政策进入汽车工业，自主开发新车型；再比如京东方的例子。究其原因，我认为这和中国工业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有关。当然，这样的企业如果没有后续的政府融资支持也做不起来。

    所以，如果从政府和企业在技术突破、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这样一个视角看产业政策可能更好些。在政府和企业互动过程中，共同创造出过去没有的新技能、新知识、新经验。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说，企业和政府的作用是互补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怎样能做得更好，需要我们自己总结经验。

    好的产业政策，要求提高政府的能力。成为学习型的政府，要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工业实践的专家型官员，强调职业观念。

    自主创新要重视依托已有的产业基础

    自主创新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这一观念已被社会广泛接受。我们要鼓励和支持中国的企业普遍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不能把中国已有的工业看成是由旧的落后产能构成的，其中充斥着“僵尸企业”，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现有的优秀企业。

    无数高新技术领域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说明，技术能力的发展是累积性的，是经过一轮一轮的竞争脱颖而出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会没有技术基础就突然起来了。比如一个电子消费品企业，从做影碟机到智能手机，前后产品的技术上有相通之处，包括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也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工业有广泛基础，要看到它的产业链。正因为我们低端工业体系完整、市场大，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突破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政府应该重视现有产业基础，推动这些领域的企业向自主创新转变。

    比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沈阳机床集团主持研发的i5数控系统值得研究。可以从推动龙头企业自主创新开始，包括淘汰旧产能、形成新产能，帮助企业解决财务困难，不一定上多少新项目。龙头企业搞活了，它的供应链打开后，就给民营企业创造了机会，使得东北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做强做大，产业发展体制也能够改进。

    关于自主创新，有人强调制度改革创新是前提，这是片面的。制度是内生于发展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完善、改进的。

    我们要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其关键是自主创新，它需要企业的能力成长，也需要政府的能力成长，这是在实践中学习得到的；然后是体制改进。所以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体制改进是一个可以操作实施的链条。创新驱动发展，其中包括了复杂的关系，现有体制有很多还不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本身就是促进体制改革。

王忠宏*：全面总结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经验（二级标题）

从我国经济现状看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第一，在新旧产业转换阶段，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我国工业化发展趋势看，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过去十年高速增长，现在重化工业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中长期看房地产业增速也要掉下来。接下来可能是高科技产业、装备制造业、服务业新旧转换的过程。在新旧转换的窗口期，政府面临新兴产业的培育，传统产业升级和落后产能退出三方面的问题。

    现在是关键的时期。新兴产业比如集成电路的战略性意义更加突出，这涉及国家产业安全。还有智能汽车、物联网等等，也涉及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第二，转换时期出现的产业分化，需要国家政策的指引和协调。过剩产能退出涉及就业和社会稳定，需要完善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新兴产业要抢占制高点。随着我们部分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也不会让你轻易地获得技术，必须推进自主创新。随着信息网络、材料、机械、生物、能源等新技术的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新兴产业群体不断兴起，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这是各国综合实力转换的重大时期。这里就有产业领导权的争夺问题。

    第三，面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有政策推动破解。重化工业带来的高耗能、高污染问题正带来全方位影响，绿色化、清洁化、节能环保成为产业发展的趋势。仅靠市场机制是不能推动绿色经济的，必须有政策的推动。

第四，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提高本国的竞争力。美欧国家大力推行“再工业化”政策，进行全价值链竞争；新兴经济体也在努力增强产业竞争力。这两方面的挤压，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严峻的挑战。

    美国的产业政策，包括几轮制造业复兴计划，设立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以及能源产业政策等。今年美国第一智库布鲁金斯提出要发展50个新兴产业。奥巴马前几年提出未来十年要建设45家制造业创新网络，现在有9个正在建设（增材制造、数字化制造与设计创新、轻质金属制造、复合材料、下一代电子电力制造；半导体、光子集成、清洁能源、创新纤维纺织研究所在筹建中），由政府、企业和大学合作推行。

    德国出台了工业4.0计划，它还有一个升级版叫智能服务世界，即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集成，实现面向消费者需求的制造业服务化。

    英国选择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七个潜在领域，2010年开始设立7家技术创新中心（细胞疗法、数字化、未来城市、高价值制造、海上可再生能源、卫星应用、运输系统）。

    法国近期搞了一个新工业计划，树立34个优先发展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重振工业强国雄风。他们列出国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第五，当前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产业政策发力。OECD提出，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新要素，它分成三大类：一是信息软件和数据库，二是专利、版权、设计商标，三是品牌资产、人力资本、网络、还有技术诀窍、广告。这些领域都是中国比较薄弱的环节。

    总之，从产业发展规律看，产业政策是需要的，真正的问题是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

    全面认识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经验

    第一，产业政策的成效，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争议。最富争议的是如何看待政策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比如今天看一个产业发展得好，其原因可能包括宏观经济环境诸多因素，其结果和之前的产业政策有多少关系，很难定量分析。

    第二，产业政策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比如在金融危机后，美国三大汽车集团破产，它也有汽车产业政策，但其效果不好。法国搞了好几年工业计划，它的发展目标也没有实现。韩国的航天也搞得不好。所以不能一味要求中国产业政策只许成功。

    第三，用不同的标准评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人们认为日本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产业政策做得不错；但美国管理学家波特在一本书中讲到，日本的汽车产业竞争力跟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没有关系，甚至认为日本当时的产业政策是错误的。

    第四，对一个产业政策的评价有不确定性。短期内你认为不成功的产业政策，多年后可能发现这个政策还不错。它需要时间的检验。同时，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本身的内容也在变动中。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认为，后发工业国家在追赶过程中，要将有限的物力财力聚焦到某一产业，但后期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到高新技术发展阶段就更需要鼓励创新的政策。

从中国的产业发展看产业政策

从总体看，我国的高铁、核电、水电，新能源等产业做得不错，装备制造、核电、高铁、信息技术等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小。

    高新产业的技术路线有很多不确定性。例如新能源汽车技术的选择，我们倾向搞全电力，丰田认为混合动力最适合目前的发展情况。我们的集成电路工业基础薄弱，但它是当代各工业部门的基石，2015年我国成立了集成电路基金。生物技术的差距比较大。大工业需要大资金投入，建设大工厂是要素和投资驱动。信息经济时代，无形资产、软要素在某种意义上更加重要，这就需要整个产业政策的变化。所以，产业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互动循环的过程，而不仅仅在于执行。首先要评估是否制定某项产业政策。其次，制订产业政策时，参与制订的人员是否考虑利益相关方，制定人员的素质如何。第三是国家领导人的决心。

    所谓倾斜性产业政策就是选择冠军企业和重点行业。但是带来的问题可能是寻租或者低效，不排除也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

    地区政策对国家产业政策可能是支持，也可能消解。地方政府是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合意则执行，不合意就不执行。这是我们产业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今后产业的发展要适应五大趋势、强化四方面保障、增强三大动力、构造良好产业生态系统、促进国际分工地位显著提升。

    五大趋势：一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二是绿色化。三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四是新型网络技术推动管理扁平化。五是平台化，比如法国施奈德公司，从原来的制造企业转型为能效管理专家，现成为数字化服务平台企业。沟通全球需求和供给，就像中国的阿里巴巴、小米等等。

    四方面保障：一是人才，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三是基础设施，包括智能基础设施、互联网，四是资金的支持。

三大动力：体制保障，技术驱动，应用拉动。

产业升级的主要任务

第一，深化体制改革。新技术发展需要破除体制的障碍，产业政策重在营造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搞好科技人才教育。

    第二，制定产业政策要有科学的评估，政策的实施要定期评估。

    第三，创新链和产业链相互促进，提高基础能力，抢占关键技术和产业制高点(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管理基础）。中国的企业管理是大问题。今后的中国企业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大冠军，像华为、高铁等等，形成一批跨国公司。另外会产生一批“隐形冠军”。过去10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一些行业带动了一批隐形冠军的出现。它们在细分行业市场份额很高，研发投入很高，管理先进，但目前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德国在全球有1307家隐形冠军，中国现在只有68家。

    第四，加强人力资源、研发和品牌投入，推进新要素增长战略。

    第五，合作创新，优化产业组织方式。

    第六，促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发展新动能，应该包括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不能简单地讲新产业、新技术，要基于中国庞大完整的制造体系。

    第七，重构产业价值链，统筹布局，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中国的东、中、西部实现分工协同，比如东部搞研发设计和服务，中西部地区做加工，面向全球市场。提升控制能力是今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传播的趋势。

汲凤翔*：保护和支持制造业是当务之急

    从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看，当前应该把保护和支持制造业作为产业政策的重点。我国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到了必须高度重视的程度。 

关于产业政策，社会上有争论是正常的。没有哪个国家没有产业政策，但是怎样制定和实施，实施到什么程度，是个大学问。

    从统计数据看制造业的重要地位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的构成来看，第一产业从1978年的近30%降至现在的9%，第二产业从接近50%降到40%左右，第三产业从不足25%提升到50%以上。这被认为是结构调整的重大进展。

    在第二产业（含工业和建筑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有所下降。工业增加值中制造业占80%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数据（按当年价格），1978年我国制造业产值600亿美元，2013年为2857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24.1%。从2010年起，我们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2013年，世界前10位制造业大国分别是（亿美元）：中国、美国（19954），日本（9050），德国（7603），韩国（3687），意大利（2949），法国（2859），印度（2834），英国（2601），巴西（2591）。   

    1990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总量中，中国所占份额逐步提高，美国逐步下降。1997年中国制造业占比只有5.6%，2010年达到18.5%，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当年美国占17.6%）。2002年美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是26.6%（1950年代近40%），2013年降至16.8%，2015年又提高到17.3%。制造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国民经济20个大门类中，制造业比重最高，影响最广，对经济总量、就业、进出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我国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达40%。进入新世纪以后，制造业比重从最高年份2006年的32.7%逐年降至2013年的30.1%，其原因主要是服务业占比上升很快。

    相比之下，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19.6%逐步降至2014年的12.3%。近几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制造业回归计划，开始收到成效。

    制造业是最重要的提供就业的部门。2003-2014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980万增加到5243万。2013年经济普查显示，全社会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是1.2亿，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30%。

    我们的对外贸易是制造业支持的。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比重不到50%，2014年已占95.2%，其余4.8%是农业产品和矿产品。服务进出口长期逆差，2015年逆差达到1300多亿美元。

    所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并不是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人永远离不开吃穿用。中国是一个大国，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小国只靠旅游业或一两个产业就可养活全部国民，大国不可能如此。所以，应该像重视农业一样，把制造业作为一个基础产业来抓。

    我国制造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在技术水平、产品开发、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我国制造业面临巨大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我们依托廉价人工和资源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失。最近美国有研究认为，考虑到中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中国制造业成本现已接近美国的90%。加上资源环境成本上升，这可能是外资企业退出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美欧国家正在实施制造业回归，周边东南亚、印度也是虎视眈眈。

    第三，我国市场环境严峻，市场秩序混乱。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对优质产品形成逆向淘汰。

总之，我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逐渐消失，如果再不加以重视，任其自生自灭，就会有很大危机。

保护和支持制造业的建议

    当前制定产业政策，要把保护和支持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作为当务之急。当前规划重点发展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视发展服务业固然很重要，但不能把已经有的产业看作可以轻视的东西。传统产业也要技术升级，也应该保护支持。产业实际上没有新旧之分。今天讲产业政策，首先要重视保护好来之不易的制造业大国地位。

总结我国产业多年发展有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产业政策不要太具体，它应该是一些政策、法规、税收财政政策。制定产业政策的人也要努力把握具体行业的技术特点和发展方向。 

    第二，要重视制造业成本问题。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去就下不来，只能说增速慢一点。要想办法降低利息和税收成本。

    第三，要像重视安全生产一样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想当制造业强国，必须有一个好的鼓励创新的法规环境，如果刚出现一个新产品就都来山寨，谁还愿意下苦工夫研发创新。

    最后，要重视吸引人才。发展制造业，最重要的是高端人才和实际操作的技术工人。我们应该把德国的学徒制度、培训制度搬到中国来，长期坚持下去。

曾兴球*：要重视宏观层次的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政策是一个老话题。1980年代，马洪同志曾就产业政策问题组织过多次讨论，非常重视。产业政策始终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每个国家都有，没有产业政策肯定是不行的。

    美国的能源政策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

    我是搞能源的，在美国也待了很长时间，美国今天能够把页岩油、页岩气搞到这样的程度，可以归结为产业政策的成功。1970年代卡特开始提出能源独立，历经四代总统，坚持不懈，这条政策始终没有变化，到2005年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其中也有曲折，奥巴马起用朱棣文当能源部长，他是主张搞生物质能源的。后来米歇尔主持突破了多级水力压裂技术。这应该是21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技术发现之一，推动了全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这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他们产业政策的成功。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政府不管产业，是不可能的。

    去年6、7月份，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组织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怎么发展。研究的结论是，各国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调整发展方向和产业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全社会的进步。这是联合国做出的一个决议。

美国人自己也承认，美国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但是要用产业政策来调整企业的发展方向。

    目前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首先，宏观政策研究不够，国家发展的整体方向研究不够。比如说能源行业包括五大类，到底发展什么，目前还没有总体的规划，是发展油，还是发展气，还是以煤为主？能源战略思路始终不明确。发改委的规划目标，203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到15%。但目前的产业政策却不鼓励实现这一目标。天然气政策也存在问题。宏观范围天然气是过剩的，但局部范围可能供应不足，究其原因，还是能源政策不合理造成的。

    其次，我们不是没有产业政策，但以具体行业内的政策为主。按照美国的分法，有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产业政策。所有落实到企业层面的就是微观政策，如果用微观的政策代替宏观产业政策，一定会出问题。如果在行业层面没有系统的研究和政策，仅靠给企业发文件做调整是不够的。

    最后，我们是以文件、通知、规定来代替产业政策，而不是用法律规制产业发展方向，所以行为不规范，监督不到位，已有的产业政策又不落实。这就是目前我们存在的问题。

    对产业政策的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宏观层面解决，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我们的产业政策，把宏观的产业政策概念和微观的产业政策概念严格加以区别，把广义的产业政策和狭义的产业政策，用法律的方式规范起来，区分清楚。政府职责是管理经济的普遍行为，规范企业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护企业利益是微观的事情，不能互相替代。

    第二，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发展阶段，我们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又是发展中国家，照搬美国的政策思路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那样弱势产业没办法得到扶持和保护。

    第三，坚持市场机制。产业政策毕竟是政策性的，市场靠政策调节。坚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的产业政策要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四，要有相应的经济、法律手段，包括监管手段要配套。没有监管的产业政策是空头支票。例如，各方面都有过剩产能，有些领域产能越过剩投资越旺盛。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法律范畴里，没有认真地做好监督工作。

    第五，对宏观的产业决策，不能只靠政府，要官、产、学共同研究定位，哪些是长线，哪些是短线，哪些需要相对垄断集中，哪些更需要市场化。否则产业政策就没有办法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第六，利用好外资。我们应该朝哪些方向投资，引进哪些外资进来，哪些中资应该“走出去”，应该用产业政策来调整，而不是靠企业家个人做决定。应该说所有的腐败现象都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是规定了以后，没有落实执行到位。

第七，鼓励与加强科学技术创新。现在企业转型升级之所以慢，是因为技术创新发展慢。产业技术潜在的空心化，是我们企业未来发展最大的危险。一定要通过制订产业政策，鼓励创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适应市场化的需要。

    最后，中国的产业政策要按“全、准，能”的方向坚持下去，核心问题还是政府改革转型要超前，一些主管部门应以宏观产业政策和监管企业执行政策为主，改变目前以管项目为主的现状。

周建军*：美国产业技术和产业组织政策的启示

   美国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体制，它对产业有很强的干预，包括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

    中国有学者说英国、美国很少政府干预，没有产业政策。英国学者罗思义写文章回应说：“我的国家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我的国家有大量的产业政策。”美国从1776年建国开始，它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曾向国会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产业发展计划，并提出政策建议。尽管他和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在国家干预问题上有分歧，但从历史来看，美国一直是“按杰斐逊的说法去说，按汉密尔顿的做法去做”，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和经济的发展。例如建国初期对本国制造业的保护，支持制成品的出口，对进口资源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实行免税政策。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从1820年到1931年，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达到35%-50%。直到它的经济实力和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后，进口税率才开始下调。另外联邦政府向工业企业提供联邦土地，并给予补贴等等。以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是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政策演变史。 

    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地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本身的创新和繁荣。例如著名的硅谷，它的发展不完全是靠自由市场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在其发展早期，政府投入了非常多的钱，它也是硅谷很多企业的重要采购方。像英特尔、苹果这样的公司极大受益于政府的产业政策。

    美国政府实际上非常重视高端制造业，对在高端制造业前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政府做了大量投资，这是其产业技术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通过提供担保等形式支持中小企业，包括支持300多家小贷公司做风险投资；政府也直接资助科学技术研究。在过去60多年里，美国政府投入了4万多亿美元用于产业技术的研发支出（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科技研发支出约5000亿-6000亿人民币）。

    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以反垄断政策为主。原来对企业合并、产业集中限制很多。1970年代之后情况有很大变化，它以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为导向，允许企业合并，实现规模经济，聚集技术创新资源。比如英特尔和AMD两家企业，按照美国《反垄断法》是不允许进行合作研发的，但现在这个规定已经取消了。 

美国的产业政策有三点启示：

第一，所有的国家都在实行产业政策，其形式有所不同，或明或暗，但都是自觉的行为。

    第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政策的共同存在，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

    第三，中国要肯定自己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要坚定道路自信，排除干扰，制定好和实施好自己的产业政策。对现有的产业政策进行深化研究、科学评估和优化完善。

江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对产业政策问题，可以从几个视角来看。

    第一，从理论角度看，市场是有交易成本的。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如果市场完全有效，这个世界就不需要企业、国家或家庭了，所有的事到市场上去买就行了。正因为有交易成本，所以需要组织。如果很多企业分头搞同一技术的研发，是创新资源和创新效率的极大浪费，这就需要超越单个企业的行业科研组织。再比如给专业人才发职业证书，如果政府或特定组织不管，企业用人就得自己去试错，这对全社会来说也带来很高的成本。

第二，作为后发国家，只有通过政府设定正确的产业升级路线，才能避免在全球的分工定位中被锁定。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站在技术前沿，其任务不仅仅是模仿和追赶，还要实现超越。超越方向的选择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集中专家和各方面智慧，也需要政府的指导意见。

    第三，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视角看，医疗领域、药品行业技术含量非常高，新药利润很高，但对改善人的健康不一定真有好处；而用于预防疾病和增进健康的医疗产品经济效益并不高。为了广大人民的健康也需要产业政策。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与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成功的解读有关。如果仅仅将其归结为市场化和民营化是不完整的。前30年的经验今天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建国初期为什么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市场不完善，但我们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组织成本很低，这样的制度安排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现在有人认为“一五”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违背经济规律，实际上没有自己的重工业为各行业提供机械装备和能源，轻纺工业和农业机械就发展不起来。由于在前30年基本形成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才有物质基础，才能让中小企业、消费工业焕发活力。

    现在我们的工业领域，竞争性比较充分的一些行业出现饱和或者过剩，主要问题又集中在缺少基础性、战略性工业的牵引上。我们需要明确产业发展的方向，加强对基础性、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提高产业组织的能力和产业集中度。这需要适当集中权力才能够实现。   

贾涛*：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国企体制

论证产业政策是否必要或正确，要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分析。后发国家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追赶、在一些特定产业上取得发展，必须选择国有企业体制。因为发展中国家一般没有充足的民间资本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如果他们不愿意放手让外资主导自己的核心工业，那只能由国家集中力量去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有经济可能要在某些领域逐渐退出。

关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当前社会上对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存在有争议。我认为要把“与民争利”和“与民企争利”区分开。在市场监管和社会调节政策没有太完善的情况下，国有经济不能退得太快，否则可能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不如让国有企业更多地履行社会公平、贡献税收和国有资本预算的职责。对民营企业家，赞成他“能挣多少挣多少”，但国家要“能征多少征多少”。社会调节、二次分配一定要做好。房地产明明是公共投入为土地增值创造了条件，卖房产生的超额地租不能完全归个人所有，应该由国家调节。

    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领域，特别是一些重大基础性技术方面是有优势的。例如河南开封的空气压缩机产业集群。原来我国在这一领域技术很落后，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通过吸收消化在成套设备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后随着体制转轨，很多技术人员跳槽到民营小厂，结果形成国企和民企在不同规格产品间的分工格局，促进全市空气压缩机集群的成长。

    若说美国是完全“自由放任”是不顾事实。华为几次想收购美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都铩羽而归。他们说，美国表面看是一个很开放的市场，其实是最不开放的，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是两回事。美国很早就设立了外资审查制度，他们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条条框框很多，对认为涉及本国安全的并购案审查非常严格，哪怕10%的股权也不行。现在是国家竞争的时代，在“自由市场原则”和本国现实利益之间如果有冲突，当然是国家利益至上。  

孔丹*：看问题要全面，解决问题要务实

    最近的产业政策争论，是长期以来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争论的延续。有些人好比庸医看病，不管什么病只开一个药方：说你的问题就是市场化程度还不够，要进一步市场化。他们对实际运作不清楚，不知道国家实际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把它做好。

    当前在发展路线上，有一些影响到决策的思想，以及对政府产业规划工作的批评。真正的重点，应该关注怎么搞产业政策，从政府角度看，都有哪些经验教训。

现实工作中，政策的实施一定是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不可能完全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完全是政府的计划行为。不能一说权力、政府干预就是负面的，我们不能片面认识。说国企垄断，其实提高集中度不一定都是负面的。

今天谈的产业政策，更多偏重于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不能离开原来的产业基础。例如“互联网+”，如果把客户需求和产业以及互联网联系起来，这其实是一种提升，而不是把传统产业放在一边。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开放。尽管改革开放前30年体制有封闭僵化的问题，但还是建立了一个自主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加入WTO之后，产业发展受到一些法规的限制。其实市场壁垒有多种，不光是关税壁垒。实际上做事情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我们必须对本国的重要企业实行支持政策，因为有些外企进入中国市场是有明确的博弈目标的。

（编辑  苏歌）

地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由于所有权性质的不同，其性质、内容和形式也不同，体现不同的生产关系。但导致地租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单位土地的产出率。

从历史上看，对地租的研究及其调控最早出现于中国，公元前700多年管子相齐时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政策——按照土地好坏等级来征收不同的税率。优等土地征收高税率，劣等土地征收低税率乃至不征税，这就是最早的级差地租思想。而在西方，直到2400多年后，政治经济学者配第才提出级差地租的概念。经过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的发展，马克思最终确立了级差地租理论体系。

级差地租理论及其政策在今天并未过时，相反，它一直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对级差地租的研究，是调整我国央地关系及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平衡增长的关键环节，也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重要思路。

管子论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I，是指投入不同地块上等量资本，由于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或土地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有差额的超额利润。级差地租I是天然形成的。依据级差地租I，管子提出了分级征税原则：“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矣。”（《管子·小匡》）。

管子具体解释道：“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管子·乘马数》）

现代文为：“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调控市场的收放，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办法。”

《乘马》篇中还具体叙述了旱地与涝地的减税比例：“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於泽。”

现代文为：“一般十仞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涝；五尺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旱。一仞见水的土地，要减轻租税十分之一，二仞则减收十分之二，三仞减十分之三，四仞减十分之四，五仞则减半，相当于山地。至于五尺见水的土地，也减税十分之一；四尺的减十分之二，三尺的减十分之三，二尺的减十分之四；而一尺见水的土地，就相当于沼泽了。”

级差地租II，是指对同一地块连续增加投资，通过提高土地的单位产出率而形成的超额利润。依据级差地租II，管子提出了增加对劣等土地的投入的政策主张。

管子论述道：“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兇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管子·立政》）“民之无本者，贷之圃报。”（《管子·揆度》）“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公衣。”（《管子·山国轨》） 

可见，管子重视发挥国家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作用，强调重点资助无食、无种、无以与正籍或耕种劣等田土的农民，重视增加对劣等土地上的投入，并不追求增加级差地租。这种做法对于国家整体是有利的，这有助于降低区域经济不平衡，提高土地边际产出。

透过级差地租看我国土地税收制度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级差地租I。根据这一理论，在面积相同的土地上投入等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优等土地比劣等土地的产出更高，差额构成了级差地租I。如果政府以赋税的方式征收这个级差地租I，那么对于种植者而言，在优劣两种土地上的相等投入会获得相等的收入。这样做不会降低优等土地的产量，因为种植者同样获得了社会平均收入。

       目前，中国的土地转让金制度对房产价格影响很大，而它正是建立在级差地租I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土地转让金制度，政府将城市土地拍卖，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作为政府收入。一般来说，投在繁华地区土地上的资本，其利润率要高于投资于落后地区土地的资本，因此前者的土地出让金也会高于后者的土地出让金。这事实上等价于征收级差赋税。根据级差赋税理论，对级差赋税的征收是不会影响土地产出的，因此土地出让金的征收不会影响土地效率。由于土地出让金的征收方式很简单，所以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2015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已达32547亿元，约占当年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的21%。

与土地出让金相关，中国构建了一套央地赋税体系，即国税和地税体系。目前，中央政府的国税主要是征收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交易税等收益类赋税（所得税、增值税由中央地方分享），地方税主要是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租金类赋税。1994年分税制后，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城市土地进行追加投资已是普遍现象，级差地租II已成为城市地租更重要的来源，这导致土地出让环节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城市地租收入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而级差地租II又是其中更重要的来源，因此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对城市土地追加投资，以不断提高可能征收的级差地租水平。事实上，各地政府都在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使得自己的土地收入超过其它区域的土地收入而获得增值，并从土地增值中获得财政收入，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竞争。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会努力调整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结构，通过加大本行政区域内经济不平衡的方式，来提高级差地租的规模。例如，地方政府将资源在本行政区域的A区集中投放，降低对本行政区域内其它地区的资源投放，则A区公共基础建设、产业配套等都远优于其它地区，其单位土地的产出也将远高于其它地区，由此形成本行政区域内的级差地租，而A区的超额收益又会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部分上交地方政府。同时，当大量人口向A区集中时，对房地产的短期投机还可能反过来拉动土地价格的提高，这也会导致级差地租的增加。与A区相比，其它区域的土地收益随着人口的外迁而进一步降低，这又进一步提高A区的级差地租。

       所以，在目前的税收体系下，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拉大地区经济差距，吹胀租金、土地价格、房地产价格和自然资源价格，以便获得更多的级差地租税额。在这种条件下，实体经济的正常利润往往被轻视，泡沫经济自然容易发生。此外，我国资源税归地方政府，这也助长了滥采资源的现象。按现行汇率测算，我国单位资源产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

管子的地租分职体系对我国土地税收制度的启示

中国目前的土地财政问题积重难返，房价节节攀升而实业发展艰难。其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地方政府分享租金类赋税比例太大、收益类赋税比例太小的结果。在租金类赋税的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动力就是抬高土地等资源的租金价格，扩大地区经济差距，忽视实业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管子的地租分职体系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管子指出：“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兇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墝，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田之事也。”（《管子·立政》）

       现代文为：“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的生长；明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对农民生产、服役的先后，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司田’的职责。”

       可以看出，管子主张设立司空和司田的分职体系：司空的职责就是改善劣等土地，使干旱的土地不受旱灾困扰，沼泽的土地不受水灾淹没。这恰好就降低了级差地租。而司田的职责是，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以确定各块土地的赋税基准。两者的职权是分开的。换言之，司空不会对级差地租的数额负责，而只对改善土地质量负责；而司田只对级差地租负责，不对改善土地质量负责。由此实现对土地改良、生产和赋税的全方位优化。

       可以想象，如果将司空与司田的职能赋予同一个机构，其后果极可能是司田为了获得更高的级差赋税，利用司空的职权进一步降低劣等土地的资源投放，而提高优等土地的资源投放。

       以司空、司田职能分工来对照今天的央地分税体系，可知司空应注重实业发展质量，而不能关注地租收益，地租的确定及收取应由司田负责。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谁应当承担司空的职能，谁又应当承担司田的职能？

级差税额和收益税额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不同，前者会促使地方政府扩大地区差异，后者会促使地方政府缩小地区差异。因此，尽管在微观上级差税额比收益税额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要小，但它在宏观角度上会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央政府对级差税额的征收也应负有责任。

级差税额和收益税额在利益诉求上的区别，正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区别之一。中央政府重视宏观财政平衡，而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贴近实物财富生产，是实物财富生产的实际操控者。

地方政府的赋税应主要来源于收益税额，例如营业税、部分所得税等。地方经济效率高，收益税额就多，反之就少。由此形成对地方政府发展实业的激励。地方政府将失去炒土地、炒房地产、炒自然资源的积极性，因为租金税额并不归地方所有。地方政府只有发展实业才能获更多收益税额。

中央政府的赋税应包括级差税额，例如土地增值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等。由于中央政府扩大级差地租的动机不足，级差税额不会直接降低实业平均收益率，也不会降低相应资产供给，可将对地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大限度。还有一个优势在于，级差地租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同向变动，因此中央政府的级差税额相当于对地方经济征收的累进税，有利于实现公平赋税。

管仲说：“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中央管理与地方管理有本质不同，不可用地方管理的经验来套在中央管理上，也不可将中央管理的经验想当然地推广到地方。

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相关赋税体系虽然没有清晰的理论框架，但其实际操作暗含了级差地租赋税原则。以资源税为例，美、日、澳等国均由中央和地方共享，其中中央拿了资源税的大头，地方征收的是小头，英国则在中央独享资源税后对地方给予财政补偿。以房产税为例，美国地税中的私有房屋税的征收对象是占全国土地58%的私人土地，其他42%的土地归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所有，其对应的税费也分属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

（编辑  王生升）

内容提要：在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由民本思想衍生出的富民思想占据着中心地位，历代先贤大哲从治国角度论述了富民的重要性，论证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了通过“强本”、“节用”、“薄敛”等政略实现富民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经济思想 民本主义  富民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富民”思想又一直占据传统经济思想中心位置，因为它关乎经济发展目的，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系统梳理此思想，对于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有意义，亦有益于从中汲取营养，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①]

“富民”思想源头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哲学之一大特色”。套用任公之言，我们可以说，“民富思想为吾国经济哲学之一大特色”。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重视“富民”，恰又是由朴素的民本思想衍生。

“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②]。《尚书》率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政治观，同时生发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西周初期，在汲取夏桀、殷纣亡国教训时，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也因此提出了“损上益下，民乐无疆”的富民观[③]。

先秦诸子中，几乎凡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也都同时持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主张。孟子 “制民衡产”的富民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荀子 提出[⑤]，“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又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⑥]

西汉初年，贾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的概念。他提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还警告统治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君主要富民、养民，而后教民；官员替君主做事，必须“富乐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 [⑦]

金耀基认为[⑧]，秦汉之后，反民本之法家思想大盛，而董仲舒则依旧守孟子之义，阐明天人之际，以天权限君权，暗伸民本之旨。其后，专制之局面日紧，民本之义日泯，但第一流之儒者则必不忘“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之微意。而“富民”观念虽随民本思想起伏有所涨落，但从来没有断流。如北宋程颐指出：“上，谓人君与居人上者，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⑨]这段话，基于先贤“民为本”之主张，又提出了“安养人民，以厚其本”的“富民”政略。

明清之季，民本与“富民”思想受到进一步压制，但仍有诸多优秀思想家护其余脉，丘浚、黄宗曦、唐甄等杰出者。

明代中期的丘浚在其编写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⑩]，“盖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国矣。”在他看来，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丘浚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君富必民富”。黄宗曦、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在江山易色、风雨如晦之际，黄宗曦反驳“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并倡“藏富于民”之主张[11]。唐甄以“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之论据，痛斥统治者“见政不见民”，并提出了“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的“立国之道”[12]。

“富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历览先贤大哲关于“富民”的主张，固然与朴素的民本思想相联系，但因历史的局限，更多地把“富民”定位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工具。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富民”为“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1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富裕的国家容易治理，如果百姓贫困就会“危乡轻家”，以致“陵上犯禁”。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者，都知道先使人民富裕起来。

孔子回答学生端木赐如何治国时，提出“足食”的富民观。“足食，足兵，民信之。”[14]其中，“足食”被置于为政治国之首。孔子一生从教，他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他看来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15]；“无惯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16]。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财产则行为将“放辟邪侈”，导致社会失序，难以治理。与孟子持相同看法的荀子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

西汉众多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亦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富民的重要性，贾谊是其中佼佼者。贾谊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贾谊把“教民”放在更为重要位置。“教民”的目的就是使国富民丰，“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 [17]东汉淮南王刘安也提出“安民足用”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18]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在其所著《傅子》中提出， 统治者欲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原因是，“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19]他告诫道，如果老百姓贫困，为求温饱，可能铤而走险，直至离家出走成为流民，流民啸集则容易生乱。此论反复被中国历史所证实。

明清之季，丘浚与唐甄的富民说，既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也同样有劝诫统治者实行善政的成分。丘浚指出[20]：“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民子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意思是说，古代的明君，孜孜以求百姓富裕，最终是为了实现“君位安”，国运长久。唐甄则写道[21]：“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去）燕而马首南指者也”。统治者如果不把富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犹如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欲“富国”必先“富民”

考察中国传统富民思想，不能不究析“富民”与“富国”之间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常将二者对立起来，而善于哲学思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把富民视为富国的前提与基础，这种看法与“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同样是相呼应的。

春秋时期的管仲不仅主张“富民”，也阐述了富民与富国的关系： “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孔子和荀子也持相同看法。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22]荀子的《富国》《强国》篇，对后世商鞅等“富国强兵”思想有直接影响。他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23]荀子特别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以充国库，认为这样做适得其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长久下去甚至会导致亡国。[24]“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倾轧征战，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应时而生。他们认为“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25]但即便是把富国放在富民之上，商鞅、韩非也不是简单主张国家强征百姓之财产来求富，而是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实现“上下皆富”。商鞅提出，“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26]韩非子也主张，“富国以农, 距敌恃卒”, “明主之国”要做到“无事则国富, 有事则兵强。”[27]

北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威胁和国家孱弱的现实，使得王安石、李觏等人深受“国富兵强”的法家思想影响，但他们同样没有把“富民”与“富国”对立起来。王安石写道：“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 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 富其国者资之天下,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必使天下皆富；而欲天下皆富，又要使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否则，只知道眼睛向内，就像一家之内父亲向儿子索取钱财，“虽尽得子之财, 犹不富也。”[28]

北宋仁宗年间，李觏作《富国策》和《强兵策》各十篇, 系统阐述其富国富民思想。李觏也是把富国置于富民之上。“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但他的所谓“财用”是指统治者如何理国家之财，非百姓之财。李觏主张富国要靠“强本节用”，反对靠“厚取于民”达到富国目的。: “所谓富国者, 非日巧筹算, 析毫末,厚取于民以谋怨也, 在乎强本节用, 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 [29]

明清之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学者，几乎都是继承了“欲富国必先富民”的思想。明初方孝孺认为[30]：“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丘浚把国家财富看成个人财富的积累，认为[31] “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积，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他主张君主节用薄取，藏富于民。 “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使下常有余，则上不忧不足”。他还从“理财”的角度提出，欲理国财，必先理民财。“……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 [32]清代唐甄也指出：“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33]

晚清民国时期，在反思内忧外患、谋求救亡图存的同时，不少优秀思想家再度申发了“富国先富民”和发展实业的经济主张。郑观应写道[34]，“欲强国先富国, 欲富国先富民, 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曾任清政府外交要员的薛福成指出[35]:“人人之私利既获, 通国之公利寓焉。”因而必须“藏富于商民。”孙中山先生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也写道[36]：“夫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不足食, 胡以舞脚；不养民，胡以立国?”到晚年孙中山仍认为[37]“我中华之弱, 由于民贫。”因此，“民富即国富, 既富即强。”

以“强本”、“节用”、“薄敛”来实现“富民”

如何实现“富民”理想，中国历代思想家进行了不懈探索，概括其要点，即“强本”、“节用”、“薄敛”。

“强本”

“强本”，即发展农业。有很多学者指出，农商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史中横向统摄诸多方面、纵向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自管仲以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大多视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欲实现民富，必须“强本抑末”。

这方面的先行者管仲指出，“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民事农，则田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38]对于“农事”，管子还专门撰文，详细讨论了防火、防洪、耕种、畜牧、手工和纺织等事。[39]

孟子所提的“制民恒产”之说的“产”主要是土地，同样体现了“重农”导向。孟子主张通过“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还描绘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40]

作为法家代表，商鞅亦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富”，欲富民富国，只有注重农业生产一途，“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41]。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继承了“重农轻商”思想，认为“贵本贱末”是富国安民之道。“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者，未之有矣。”[42]他强调要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43]

与孟子观点相同，宋代李觏力推井田制。他认为，井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在井田制下，人无遗力，地无遗利，可致粮食充足，民用丰裕，国财丰盈。因此井田制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44]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重商轻农的害处，除了加剧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人口、耕地与粮食之间的矛盾之外，还有以下两条：其一，商业会败坏人性。“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45]。商业发财快，对人诱惑很大，而且容易导致欺诈。“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嗜欲众而民躁。”[46]从事农业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让人安分守己。《吕氏春秋》提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47]《盐铁论·力耕》云：“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明代王夫之说，“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极者，乃其性恒与夷狄而相得……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48]

其二，商业发展会压抑农工行业。商业易得暴利，挤占生产环节收益。如统治者重商轻农将导致农业与手工业者“弃本逐末”。“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49]；轻者导致业衰败，粮食短缺，重则危及国本。故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 [50]；汉代贾谊说：“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51]汉人王符认为“舍农桑趋商贾”必导致“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52]，应该“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53]，这是历代思想家，主张“省商贾，众农夫”（《荀子?君道》）的深层次考虑。

“节用”

节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个人消费要节约，二是主张统治者要节俭。

管仲认为，节用的标准是“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映，……”[54]“国侈则用费, 用费则民贫, 民贫则奸智生, 奸智生则邪巧作。”[55]要做到节用，就必须“审度量, 节衣服, 俭财用, 禁侈泰”。

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56]甚至对待他非常重视的礼仪祭祀，也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57]。

墨子关于“节用”的思想比儒家更为系统和突出墨子提出，“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 [58]国家节省是加强财力的办法，“因其国家, 去其无用之费, 足以倍之。”[59]汉代司马迁对此评论道：，“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60]荀子也认为，“墨术城行, 则天下尚俭。”[61]荀子本人也一样从富民角度，把“节用”和“强本”看得同样重要，明确提出，“强本节用, 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 则天不能使之富。”[62]

到了北宋，曾巩在《经费议》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节财用”观点：“用之有节, 则天下虽贫, 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易致也。”[63]宋神宗曾赞赏说：“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 世之言理财者, 未有及此。” [64]清中期，针对当时盛行于朝堂和社会的奢靡之风，唐甄提出“去奢守朴”的主张，认为只有“君臣恭俭”，才能“民生富庶”[65]。

“薄敛”

“薄敛”，即轻徭薄税，这一直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

孔子一直强调“其养民也惠”，明确主张“敛从其薄”。《论语》中有两段著名的对话。[66]其一，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的意思是，荒年时农民收入不好，国家如果再提高税赋，无异杀鸡取卵，结果使农民更穷，国库更加空虚。如果此时减税，尽管国家眼前收的少了，但农民因此得到休养生息，整个国家会重新富裕，还会愁国库没钱吗？

其二是孔子与冉求对话[67]。冉求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但当冉有为比周公还富的季氏聚敛赋税时，孔夫子说，他不是我的弟子，让门人群起而攻之。“季氏富于周公，而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的“薄敛”思想一直影响后世儒家。孟子也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68]孟子公开谴责横征暴敛的官员，“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69]

魏晋时期的傅玄指出，“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才能“尽利用之宜”。“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他还提出“减吏轻赋”的主张：“量时而置官，则吏省而民供。吏省则精，精则当才而不遗力，民则供顺，供顺则思义而不背上。”[70]

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以植柳和剪韭为比喻，说明轻徭薄税、涵养民生的重要和暴敛重税的教训：“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71]

传统民富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中国传统富民思想对于传统中国意义重大。从先秦到晚清，统治者出于延续家天下的考虑吸纳富民思想，并出台富民政策，广大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受此思想及政策荫护而免于受冻馁。

在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时，梁启超指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之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72]钱穆在批评西方学者简单地把古代中国等同于“黑暗专制”时指出，因为有强大的民本思想及传统，古代中国多数时期是“士人政府、平民社会，至多是开明专制”[73]。可以说，传统中国最核心的经济思想，就是在君主统治下，行“富民”之精神。这一思想在历史上虽未能完全变成统治者的政策，但影响深远，且维系中国人生计数千年不堕。

从中国人口变化与文化传承来看，上述观点是成立的。汉代初期，中国人口约1500万－1800万；至1911年，中国人口虽经大规模战乱，仍有3.4亿之巨，这与传统中国的“食民”与“富民”思想息息相关。正因为传统“富民”文化，即生计文化的生生不息，中国人生生不息，中国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以此看来，中国传统 “富民”文化之贡献巨大。

“苟日新，日日新”。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的当下，中国传统富民文化必经现代转化，才能继续发挥其功效。实际上，经晚清民国时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富民文化已有百转千廻的变化，特别是对商业的再认识。但无论怎么变，其精华仍然应该保留，并以此资今日之政：

其一，富民是终极目的，但强国与富民并不矛盾。

传统富民思想始终把“富民”放在“富国”之上，认为人民富裕是国家富裕的前提与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旗帜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观，表明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执政的终极目的。

当然，“欲国富必先民富”适用于国家的常态情况，而当民族国家面临外部激烈竞争甚至是生死存亡之时，“国强”就要摆在第一位。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国强”，北宋王安石变法强调“国强”，晚清思想家批评“民不知有国”，都是在国家面临外族入侵之际的应变之举。因为如国将不国，国家遭到外部势力盘剥，不可能有“民富”。新中国立国之初，首要的是国家能够稳固，不致再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此，党采取了高积累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尽快建立起国家现代产业体系。但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与追求。共产党也正一步步兑现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承诺。至党的十六大，基本实现小康；距2020年正近，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正可期。

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载体，我们的国家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面临的外部竞争和压力日益突显，为了让人民更持久地享受和平带来的财富红利，我们仍然要平衡好国家与百姓之间的理财关系，不能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二，吃饭对中国人永远是第一位，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孟子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同时也是“富民”的最高境界。更多时候，“富民”等同于孔子所言“食民”，即百姓不愁吃穿。由于吃的粮食和织衣所用的桑麻都来源于土地，来源于农业，历代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土地和农业，并提出了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和农业政策。正如李觏所言：“井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稀矣。”事实也证明，凡土地政策能保证“耕者有其田”的时期，就是人民能够相对安居乐业的时期；而当豪强兼并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时，就会出现大量赤贫人口，这些赤贫人口加入流民队伍，就会启动王朝周期性轮换的按钮。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越过温饱阶段，迈进小康。但“十三亿人睁开眼就要吃饭”仍是基本国情，“吃不饱饭”的威胁与危险仍旧长期存在。我们仍然要把“食民”作为解决“富民”的基本物质条件，思想上不能懈怠，政策上不能有任何放松。要坚守农村土地改革的底线和红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其三，必须以实业富民富国。

自先秦以降，传统富民思想就把“富”区分为“本富”与“末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本富”就是通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致富，“末富”就是通过商业投机取巧致富。中国历代思想家认为，鼓励商业会导致人们不愿意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长此以往会导致多数人衣食无着。因此，他们主张对农业手工业薄敛，而对商业则采取“专卖”和“重抽”的方式予以抑制。

晚清以来，这种看法出现了变化。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和强大国力极大地触动了魏源等维新思想家，他们提出，不仅要发展农业和工业，也要重视商业发展，特别要重视海外贸易。但魏源等人仍将其视为“应急”之策，认为从长期看还得靠发展实业。时至今日，这一思想对中国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本利得高于劳动所得，投机利润远高于实业利润。当所有人都想依靠投机取巧致富时，国家绝对不可能真正富有，而绝大多数普通人也不可能过上真正长久富裕的生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制造业强国之路。

（编辑  迟晨光）

“棋眼”者，一招落子，满盘皆活。我们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不仅仅是出于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也是纾解当前经济困难、让中国经济浴火重生的战略性选择，应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棋眼”。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辨析

西方理论渊源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概念都来自西方，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采取的短期管理手段。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西方国家希望减少危机带来的震荡，“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义主张需求管理，认为社会有效需求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对策是政府“放水”，即通过举办公共工程、社会福利、加强二次分配来扩大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认为，可以不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仅仅通过再分配就消除危机，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不同。

需求管理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创造了条件，20世纪40至70年代是西方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时期，这在西方历史上是罕见的。但是，需求管理改革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的机制和根源，仅仅是推迟了它的到来，“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顽强地发挥着作用。1973年开始，西方国家又陷入“滞胀”困境。

在“滞胀”面前，经过几十年和平发展又一次壮大的垄断资本力量，推动“供给学派”走上历史舞台。“供给学派”把“滞胀”归结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认为是需求扩张导致了政府债务缠身、福利负担过重、企业缺乏竞争力，转而采取降低税收、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削减社会福利、鼓励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等措施，由于这些措施都是着眼于生产领域，故而称为“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有三点：一是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只要抓好供给，需求就能够自动适应供给，从而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二是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的质量和效率；三是自由市场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其中，第二点是我们认可的，但第三点并不成立。很显然，“供给学派”的主张隐含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一前提。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西方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应对经济危机的不同政策主张。由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限制，这两种方式都是仅仅从供给和需求这些表象出发，而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同时，它们使用的主要手段是财政、货币、税收等间接调控手段，而并没有触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分配方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这两种办法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只属于“对症治疗”，即“治标”，仅改善一些症状，但不能消除病因，而且在治疗症状的同时还可能造成“药物依赖”，甚至埋下更严重的隐患。具体地说，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只刺激总需求，而没有改变分配关系；虽然通过“雨露均沾”起到了缓和国内劳资矛盾、扩大总需求的作用，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措施通过政府举债和剥夺第三世界而维持，不具备可持续性。需求改革的措施，还阻碍了“资本消灭”的过程，导致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并未从低利润率的脆弱状态中恢复。供给学派也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放松管制加剧了经济金融化；削减税收和福利，实质是劫贫济富、劫公济私，打破了20世纪40年代之后形成的资本和劳工力量的平衡，导致两极分化扩大。通过发行货币和扩大债务刺激经济，形成高杠杆率。在难以调整一次分配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二次分配维持高福利，以致造成福利陷阱。这些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第三，对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要脱离“非凯恩斯主义即供给学派”的陷阱。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导致在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两者中非此即彼的认识误区。他们把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简单归结为“凯恩斯主义”，认为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并顺此推导出：“需求侧改革是短期措施、供给侧改革是长期措施”、“需求侧改革就是政府干预、供给侧改革就是发挥市场作用”等定义。而没有看到，这两种办法在根本上都没有解决西方的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存在的困难并不是市场经济自身周期性运动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同缓解今天的经济困难是背道而驰的。

第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理论依据包括：1.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中，生产起基础性作用，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和消费方式。2.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导致产能过剩；3.劳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需求不足。近年来，后一个问题已经开始缓解，目前最突出的矛盾在供给侧，供给侧的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在居民需求升级的情况下，供给水平适应不了需求的变化。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有纠正偏重需求刺激倾向的特征。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较重视货币总量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房地产金融化以及信贷扩张，这些办法有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但目前已经遇到瓶颈，并且带来一些副作用。目前应强调：1.不再依赖放松信贷、货币等总量工具刺激经济，更加坚持综合平衡；2.在重视总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结构优化；3.不能否定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和公共产品社会福利投入。

第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改善供给质量的确是当今需要高度重视的，但我们和供给学派有两点重要不同：第一，不搞私有化和绝对市场化；第二，不割裂供给和需求、不搞休克疗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适当扩张总需求，但扩张总需求的主要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减少震荡。要防止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休克疗法，特别是对国企搞休克疗法。

第七，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要抑制和纠正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避免资本周期性运动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波动，实现以人的真实需求为目标的生产。

第八，当前经济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薄弱。二是在实体经济内部，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的领域和环节薄弱，一般竞争性领域和环节过剩。三是在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物质要素的供给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是高水平人力资源的供给欠账较多。在需求方也有结构性问题：一是当前群众需要最迫切的不是一般竞争领域的消费品，而是医疗、教育、生态等公共产品；二是需求体现出阶层分化突出：高收入群体有超强购买能力，但无法在国内满足。中低收入群体还有大量的基本需求、公共消费需求尚未满足，但购买力有限。可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不同，都需要国家和市场同时起作用，特别是要补上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公共产品短板，还要稳定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为转型升级打下人力资源基础。劳动性市场不是流动性越强越好，最有所谓工匠精神的德国和日本，都是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比较稳定的国家。

做强国企是稳增长的出路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当前稳增长调结构的必然出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公有制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必然选择有以下几点：

首先，治理市场盲目性、应对和抵御经济危机。当前我国经济遇到的实体利润率下降，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是由于产业结构分散化、碎片化无序竞争造成的。例如1998年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一部分行业下放地方，有色、稀土、煤炭等资源类行业的集中度降低，促进了产量快速增长，但是也增加了对低成本竞争发展方式的依赖，导致了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今年以来，煤炭、钢铁、有色等部门通过行政手段联合限产，取得一定成效，利润率有所恢复，但在产业结构分散的情况下，这些做法的效果还是有限的，只有提高产业集中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其次，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要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一个关键是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在国际上同世界一流企业开展竞争。要加强创新，关键是补上基础性科学技术和共性技术这个短板，发挥大型国有企业集中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扭转目前科技创新力量分散、内耗严重的局面。要在国际上增强资源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话语权、定价权、标准制定权，也要求继续打造一批特大型企业集团。

再次，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其主要原因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国企垄断、政府管制过多”，而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缺乏优质的投资标的。只有加强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带动性的先导产业，才能够带动民间投资发展。

最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公益性国有企业（包括公共服务机构）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有利于补充我国当前公共消费不足的短板，降低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费用负担，加强互联网管理、坚守互联网阵地，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长治久安。

做强国企的路径选择

当前，党中央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政治决心已经充分表达。面对现实存在的对改革道路的不同主张，一方面要继续澄清全盘私有化等主张，另一方面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企的数量指标、具体领域、实施路径和政策策略。

首先，建议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地位，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当接受人大委托、对人大负责。建议每年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要听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履行政治、经济、社会责任的情况。

其次，以产业重组为突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后，经过第一轮产业重组，形成了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当前产业集中度过低是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困难的基础性原因。例如，我国煤炭行业集中度是世界五大产煤国中最低的，产量最大的4家企业产量之和仅占全国产量的17.6%，而美国为67%、澳大利亚为57%、俄罗斯为96%、印度前两家的集中度为82%。我国每一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几乎均低于美国。产业重组由外资主导对国家安全不利，民营资本没有足够实力，进入某些公共领域也会遇到是否代表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国企能承担这一责任。当前实体经济疲软，是实行国有化、以较低价格收购资产和矿权、土地等资源的有利机遇，以提高产业集中度。

第三，发挥国企作用，打造战略性先导产业。瞄准未来几十年可能成为高科技先导产业的部门和技术，依托现有国有企业或新建企业，集中资源协作进行科技攻关。以行业内龙头企业为主，组建协同创新公共平台。

第四，在民生短板领域加强国有企业作用，以增强群众对国企的认同感。在医疗、住房等矛盾较突出的领域发挥国企作用。设立中国基本药物集团总公司，把公立医院使用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医保药物实行定点生产、直接统一配送到医疗机构，按成本价保本微利销售，以调控全国药价。在房地产泡沫存在的地方，在紧缩房地产信贷的条件下，由国企收购空置住房，作为廉租房或公共租赁房，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和青年职工等的住房问题。

第五，在新疆等特殊地区发挥国企作用，实施更为积极的就业政策。由于大部分居民处在流动的原子化状态，当前新疆等地社会管理压力巨大。如果在基层大量举办具有福利性的社会企业，不以盈利而是以容纳就业为主要目标，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它们将被打造成为社会管理和稳定的有利平台。

《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是2015年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发布的一份专题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是OECD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或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首次回应。

OECD的这份研究报告源于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国有企业和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研究项目，其国际背景是，国际社会认为，在计划经济式的“国家主义”和奉行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都遭遇了重大挫折后，转而发现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或许会更好。用学界的语言来说，这正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林毅夫所研究的“新发展主义”（neo-developmentalism）或者“新结构主义”（neo-structuralism）。

本报告的内容主要回答了关于国有企业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有企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各个国家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背后的原因和差异何在，成功需要哪些条件的配合？以及在新的历史阶段，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政府应该采用什么支持作用？

本报告在系统论述关于国有企业作用的既有研究与争论的基础上，对新加坡（及一些东盟国家）、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进行了国别案例的详尽分析，并对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所面临的环境与挑战进行了客观陈述。

学界大多了解，尽管OECD是一个西方主导的组织，但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客观，正如OECD副秘书长Rintaro Tamaki在序言中所说，“经合组织的使命就是推动政策以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我们称之为通过我们的工作使‘更好的政策为了更好的生活’（Better Policies for Better Lives）。我们与各国政府合作来鉴定好的政策以支撑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凝聚社会和保护环境。对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优先目标，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更为重要。”

就我国而言，毫无疑问，中国的国有企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处于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颇多，而近年来社会舆论否定国有企业的声音长期占上风。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客观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向何处去？OECD的这份报告对厘清这些问题恰逢其时，读罢报告，颇有些拨云见日的感觉。

首先，对于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书中通过国别案例比较，事实上回答了在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要实现快速工业化，只能依靠国有企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阐述、印证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报告中写道：“从这组国家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对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发展）的有效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政府采用追赶型工业化战略，当时很有可能没有国内企业可以填补这一空白，而且这个国家很大，对外国投资者的参与也有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建立国有企业来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如果政府的志向是沿着许多类似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前行，就相对容易制定战略，并明确国有企业各自的目标来实现这一战略”。

而对于国有企业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之后所遇到的角色变化，报告中的分析亦较为合理：“当一个国家开始高度发达时，国有企业的有效性会变化，通常会减小。一般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低于可比的私人公司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效率因素通常是不那么重要的，因为除了国有企业的经营之外没有其他商业活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贫穷国家在其商业活动发端之时，对利益的考量在短期内通常都会大于对效率的考量。但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时，就会有许多问题涌现出来，要求他们去考虑哪些活动更适合于放在私营部门”。

其次，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或正在做的，国有企业剥离社会职能、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等方面，报告中的诸多案例都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例如，“新加坡模式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并没有让国有企业负担多重目标。在发展特定产业时，国有企业的角色是被清晰界定的，而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其他重要原则——如提供卫生保健和保障性住房则由政府独自承担”。另外，在管理国有资本方面，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淡马锡强调专业化管理和董事会的必要性，给予国有企业董事会足够的自治以履职，确保国有企业的监管和所有权清晰的分开，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国有企业聚焦于发展”。或许这能给我们更多指导。而在混合所有制方面，未来一个客观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可能国家不再控股，而巴西早已在这方面有所实践，能够给我们一些借鉴与启示。如，“巴西早期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是由国家主导，并通过完全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实现——在报告中称之为“国家企业家模式”（the state entrepreneur model）。……近几十年来，出于对国有企业效率的担忧，国有企业部门开始了公司化和公开上市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巴西有效地开创了一种模式（至少在新兴经济体中），即国家宣布放弃在许多国有企业中的控股权地位，但仍然保留做一个重要的少数股权股东”。

第三，报告对于中国国企“走出去”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国企近年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非议，而且在国际协定与谈判中，涉及国企的条款也越来越多。对于国际上提出的“竞争中立”原则，是当鸵鸟视而不见，还是积极了解、学习和应对？中国应该采取后一种态度。正如报告序言中OECD副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各国政府也许决定采用在纯粹国内环境中趋于完美的手段去干预市场，然而，如果考虑到企业竞争的国际化，外国竞争者也许面临着不公平竞争。这些外国企业对应的政府也许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进行干预，这将引发保护主义的反弹。在当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与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私营企业日益发生竞争的世界中，这一考虑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如何将国有企业作为发展工具的同时，确保不危害现有的全球竞争格局”。报告中着重讨论了“国际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对我们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报告通过对一些国家国有企业历史和现状的深入分析比较，给我们带来新的启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份报告通过很多国家国企发展的客观事实，厘清关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认识，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当下改革，对走向国际的中国国有企业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编辑  季节）

编者按：此文是OECD关于国家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在其中的角色的研究报告摘要。报告指出，该研究的背景是对已有的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华盛顿共识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反思。

报告倾向于同意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创造“新比较优势”，这应该成为发展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文中探讨了各国产业政策的主要类型（产业激励、贸易保护、金融与投资激励等），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条件、合理性限度。报告并讨论了新加坡、巴西、印度、南非四国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介绍了这些国家国企管理体制的特点。

国有企业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不是无可争议的。

产业政策落实于国家发展战略

本报告是国际经合组织（OECD）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或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首次回应。该报告起源于一项仍在进行中的关注于国有企业和包容性增长的研究项目。

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最近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人们对产业竞争政策和结构优先级政策的再思考；而在新兴经济体，对于企业部门的政策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讨论，其政策行动通常由改革目标所引导，落实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OECD长期以来的立场是当政策遵循了市场原则就会更有效果，以及政策应支持必要的结构化改革。然而，我们并非无视这样的事实，很多国家如一些亚洲政府依靠更多的国家干预获得了增长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那些依靠特定发展战略的政府需要反问自己几个问题，他们想成为怎样的干涉主义者。教科书上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市场有缺陷时需要政府干预——如果政府有能力去修复的话。但是一些政府所做的远超于此，例如在发展进程的早期去培育“幼稚产业”。经典的经济学分析认为，应用这种方式的国家需要选择那些从一开始就展示出竞争力的产业。然而，另一个近年来日益引起重视的不同学派的看法认为，比较优势并不是一个天赋的特性被开发出来的，而是通过有目标的政策和战略实施所发展出来的。

一旦一个政府已经决定了总体战略，就需要考虑如何去实施。在这一点上，各个国家实施做法有所不同。一些政府主要通过法律、规章和给予私营部门的激励来干预市场；另一些国家则采取一种更加“亲自动手”的方式，相当大程度上产业经济由国家所控制。本报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政府依靠国有企业来实现发展政策，这对于政府所有权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领域的标准设定是一个前沿话题。

国家在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相关理论与发现

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至少从最近的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人们对产业竞争政策和结构优先级政策的再思考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发展中国家，结构改革历来主导着政策行动，并体现在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中。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有时还有专门且目标明确的“产业政策”着眼于培育产业的发展，并进一步考虑特定的优先发展领域的政策，以及（或者）优先发展个别的“国家冠军”企业的政策。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十年中是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产业政策复兴？其背景是对过去尝试的两种相互竞争的政策方法的普遍失望。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穷的国家，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非常低效的，因此自由放任的发展方式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在殖民主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很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的国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发展经济。这导致了政府拥有广泛的商业实体（包括通过国有化运动），国民经济与国际市场相隔绝，以及广泛采用计划体系。在经济学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国家主义”或“发展主义”。

然而，经济统制的方法大多未能带来预期的生活水平改善。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种可选的方式开始出现，相信市场机制，并配以结构性改革，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由于其信赖市场力量，因此鼓励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贷款帮助和种种限制下实施大规模的私有化项目。

应当注意到亚洲经济体的发展成功（目前的中国，此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他们在其发展阶段的早期并没有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所有这些国家严重依赖国家干预来推动经济发展，一些情况下（尤其在中国和新加坡）还包括广泛的国有企业。

“国家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方法的明显成功，在经济学文献中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且引发了一个新的看法，通常被称为“新发展主义”或者“新结构主义”。这类研究不仅得到了研究拉丁美洲发展的经济学家的支持，而且之前也得到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林毅夫的支持。这类研究认为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是一股驱动力，同时国家还应该在市场上运作，并留意市场信号。

新发展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它拒绝了传统的概念即国家应该专注于那些自己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反而认为比较优势并不是给定的（可获得的自然资源除外），比较优势是被创造出来的，并且创造比较优势应该成为发展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第二，新发展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学习过程，这是资本积累的一部分。换言之，即使有很多资金，一个经济体并不能立刻利用外国资本品并且期望能够以世界市场的价格来竞争。这涉及到一个循序渐进掌握新技术和生产流程的过程，意味着无论是阻止竞争的保护还是补贴这样的临时措施都是必要的。

即使是强烈的市场派经济学家们也承认，规模经济在特定的一些行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规模计数，是一种确实的市场失灵）能够证明政府干预是正当的。但是新发展主义超越了市场失灵的论点，认为：政府应当不仅仅只是移除障碍，他们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例如确定可行的发展道路。有一点应该明确，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旨在沿着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经济，因此关于发展路径并不是一团漆黑。在东盟国家，这种模仿的方法被称为“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虽然新发展主义的论点看起来很吸引人，而且亚洲的成功也是不可否认的，但这种方法的政策效应在实践中也许会遇到一些主要障碍。例如，在一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一个难以有效工作或者腐败的公共部门。依靠这样的政府去干预经济以提升私营部门肯定是很有问题的，因此，新发展主义的方法需要有配套——需要持续努力去提高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

 产业发展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角色

在学术文献中“产业政策”的范围很广，它可能意味着从最宽泛的针对知识创造和结构改革的国家战略，到非常具体的针对个别行业或活动的政策，并不需要产业政策的精确定义。在本报告中，产业政策这个词主要指的是那些旨在提升国家产业和/或行业的绩效和竞争力的那些政策，最广泛使用的政策包括：

    （1）补贴。这可能涉及到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优惠利率、或者（对于国有企业）在某些特定行业或企业较低的回报率要求。还可能包括激励企业在特定行业去承担特定任务的那些措施（比如收益再投资的退税；研发补贴）。

    （2）基础设施。这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包括选择性地提供交通和公用设施网络，以及更广范围的对于企业的支撑服务如工业园区、技术研究院等等。

    （3）对外贸易和投资。对于进入国际市场的管制可以是最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工具，尤其是在规模小且开放的经济体。这类措施有针对外国竞争的保护、出口补贴、以及（或）为了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4)政府所有权。特别是在那些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国家，政府依靠直接建立企业的方式来创造全国市场。在成熟经济体，这些企业大多数已经被私有化了，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仍然继续充当着政府施加影响的管道。

    （5）直接干预。这可能涉及到国家和公司之间的直接互动，包括公共采购，以及更具争议的为国内特定群体谋利益的监管措施。

在发展背景下的产业政策通常与“追赶”的愿望有关，“追赶”邻国或者已经取得重大发展进步的其他可比国家。在整个经济史中，模仿（别国做法）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股推动力量。但实践中如何去做到不是那么容易。即便有现成的国外例子可以去遵循，政府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数十个经济行业的发展目标，国家之间在其资源禀赋、能力、文化等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模仿能够取得多大效果存在着限制。此外，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有很多新的机遇和障碍出现，而这些并不是早期的发展所考虑的或者不需要考虑的。具体而言，目前有三种主要的方式：

    （1）水平方式（意为“一碗水端平”的方式——译者注）。一些国家选择保持其产业政策尽可能不发生扭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支持商业发展的措施对各行各业都同等有益。对于那些期望最大程度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对于处于较低发展水平而又不确定哪些经济活动可能盈利的国家而言，这种方法是有吸引力的。极端地看，可以认为国家应该扮演大规模企业家的角色。在很大的经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开办新企业的赔本风险是巨大的。与此同时，国家作为积极企业家角色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无疑是巨大的，通常也被认为是超过私人收益的。

    （2）强化比较优势。研究发展的学者仍然在争论，有目标的产业政策应该以国家的强项为起点，还是应该尝试去跨越发展？有人认为，许多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尝试已经失败，因为政府对于他们着眼的这些产业的雄心过大。沿着这一思路，政府应该提供资源（包括通过必要的物质、知识和金融基础设施）去支持那些有着明显竞争力的产业，以促使它们通过产业集群去进一步发展。进一步而言，政府应该对由本国自然优势、地理优势或历史优势对国民经济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保持敏感，并支持产业部门商业化地开发这些优势。

    （3）挑选优胜者。很少有政府能够声称有远见去挑选出未来的优胜者，来自OECD的例子表明，政府成功催生的有创新力的企业（频繁引用的一个例子是EADS/空客）通常都涉及到大量的试错过程。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可能略有不同。如前所述，挑战通常是在于跟随别人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建议那些以前在某些领域没有什么经验的国家，在其工业化的早期去资助低技术产业的发展（如纺织、皮革、服装、玩具）。随着这些产业的成熟，就到了该向中等技术生产行业如装备制造和重化工业转移的时候了。通过这一过程，从那些目标产业中将出现一张后向联系到中小企业的网络，在理想状况下，这张网络将有足够的适应性和创新性在经济成熟时繁衍出产业集群，导致出现产业部门继续增长至超越中等收入水平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可以说，日本以及大多数成功的亚洲经济体，都是沿着这样的战略和过程发展的，它如今又在中国上演。

“幼稚产业”的论点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免于竞争而最被普遍接受的一个理由。同时，作为一个推论，有时还用它来证明贸易保护主义的合法性。根据这一思想，对于新建立的国内产业，其初期的生产成本比成熟的外国竞争对手要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生产者通过“干中学”能够降低成本，最终他们也能达到和外国竞争者同样水平的效率。相反，如果幼稚的国内产业在其初期面对国外竞争时不进行保护，则不太可能发展起来。主流经济学家们都支持这一观点，条件是所关注的行业存在规模经济。新发展主义者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学习过程是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导致回报上升。换言之，“掌握新技术需要时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接受这一思想，培育成功的产业对于该国政府和社会的代价也许很高昂。为证明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需要额外的假设，即学习的速度（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是“动态规模经济”）要足够强大，得以克服成本的增加。

最近和过去不同国家产业政策的例子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情况下产业政策有效？什么情况下无效？为什么？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对企业所提供的激励需要规定时限，并与具体的绩效要求相联系，如果达不到要求政府应予以纠正。

东亚和拉丁美洲在这方面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产业政策干预的鼎盛时期，一些国家在税收优惠和信贷补贴方面是很慷慨的，但这些是根据绩效表现来决定的，尤其是根据出口表现。表现不佳的公司将被收回补贴及以其他方式来惩罚。一方面,这产生了新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它也允许失败。相反地，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传统的进口替代政策下，拉丁美洲国家以贸易保护和便宜信贷的方式提供了可观的激励，但是在受益者方面大多不能遵守信用。这一政策的确产生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也使得很多无效企业存活了下来。

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似乎也显示出，使用贸易保护政策本质上并不是对经济增长有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选择性地开放国内市场是东亚国家成功的关键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进口替代政策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收效甚微：（1）它们没有辅以出口促进政策；（2）没有外部或内部竞争。这一点又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在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政策往往是孤立的政策，它有效地使少量的实业家受益，而不是使整个经济受益。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其产业政策上并不成功，被认为“他们是为民主付出了代价”，而亚洲经济体主要是在其专制政治制度时期进行了追赶式的工业化。对企业实施必要的管束，使政府从对企业的支持中受益。然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产业政策事宜，在发展过程起点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二战后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对平均，而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则发生在一个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和资本集中的环境之中。

很多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励已经存在的企业部门或补贴新企业的创建。至于是否要依靠直接所有权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可能包括：

    （1）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更倾向于依赖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现有的商业基础设施（如金融机构）不是薄弱便是缺失，政府会认为培养特定产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建立国家所有的企业。

    （2）行业考虑。在某些行业领域，期望企业实现的公共政策责任是如此艰巨，并且不断随着时间而调整，现实中这些要求不可能写入合同中或者通过对私营企业的激励而实现。在这些情况下，政府会认为有必要让国家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3）历史或文化因素。国家所有权涉及到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学家们所知的“路径依赖”。例如，那些在工业化过程中强烈依靠国有企业的国家，在其达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时仍然倾向于赋予国有企业更大的作用。

一般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占有很大部分的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所组成的企业部门。

国家控制的更有目的性的干预工具

政府可能希望优先开展某些经济活动，但并不通过直接拥有所有权的方式来涉足其中。在理想情况下，政府应该通过一般的法律法规来涉足这些经济活动，但在实践中，这样做有时并不可行。本报告将聚焦于政府操作的另外一些方法，通过选择或补贴来获得外部融资。外部融资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债券和股票。许多政府已经建立了金融机构并在合适条件下发放贷款。此外，权益资本也可吸引来自国外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原则上这并不需要政府直接涉足，但由于很多国家试图对FDI投向某些经济领域有所限制，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允许吸收对其有利的外商投资，因此通常的做法就是建立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实体——在某些情况包括国有企业——来引导整个过程。

 开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在过去，由于资金短缺而引发了创建国有企业，这导致了经济权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主体，由它们获得有限的国际资金，在一些国家早期的投资阶段还让国家作为“最终的投资者”。尽管经济中可能已经存在充分的营商环境，但是仍然依靠国有的金融机构来对投资者提供足够的资金，这将会提供一个有效率且低侵入性的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实现这一目的的传统方式是建立国家所有的“开发银行”，此外，近年来还出现了政府控制的投资工具，如主权财富基金。

即使是在产业结构和资本获取都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对偏好的经济活动予以金融支持的工具仍然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对于企业存活的最大挑战是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在多数情况下有很多）相竞争的能力。而在现代更多的时间里，竞争的本质已经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企业、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谁能存活取决于资本市场的估值，包括来自敌意收购的终极威胁。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过一波私有化浪潮，国有金融机构仍然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欧盟，国有金融机构SFIs——广义的定义包括商业银行、开发银行、邮政银行、保险公司、信贷担保基金、租赁公司和类似的机构——估计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比接近30%。而在新兴经济体，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有金融机构的占比将大大高出这一比例。

投资激励与经济特区

在那些采取相对市场化发展战略的国家中，外商投资长期以来被视为获取国外技术和技术诀窍（know-how）的一个主要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外商投资的价值。第一，如果政府足够强势，并且其国内市场无论有何不便对外国公司都有足够的吸引力，则就需要外国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技术共享来回报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机会。第二，外资企业一直倾向于提升其原材料来自当地企业的比例，因而创造出了后向联系，使得当地企业更多的学习与升级成为可能。在最好情况下，国外企业的进入能够孵化出专门从事高附加值活动的整个产业集群。

发展中国家已经尝试过的鼓励吸引外资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建立封闭的经济特区，这些是典型的国有性质（实质上是国有企业），并且接替了早期的出口加工区，投资奖励、经济特区中廉价的基础设施、对培训和研发的补贴、以及亲商的管理制度，都成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来经济特区的主要工具。在中国大陆、韩国资本发展的早期，经济特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许还可以加上波斯/阿拉伯海湾的一些例子），但是很多其他国家试图模仿这一战略，却浪费了大笔资金而收效甚微。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毛里求斯。作为非洲最为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毛里求斯通过定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和其他纺织品，从而使其经济于20世纪70年代起飞。林毅夫指出，中国香港和毛里求斯有着大致相同的要素禀赋，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毛里求斯的人均GDP只有中国香港的一半。为了专门从中国香港吸引直接投资，毛里求斯成立了产业发展部以及一个监督和建立出口加工区的部门。其愿景是将毛里求斯定位于世界级的出口中心。毛里求斯已经成为一个区域经济成功的例子。

四个国家应用国企作为其发展政策工具

新加坡、巴西、印度和南非应用国企及其他政府控制的实体来作为其发展战略工具已有多年历史，国有企业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国际化的过程已有广泛的案例，且不仅限于新兴经济体。

将国企作为发展政策的工具

新加坡、巴西、印度和南非四国，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以及国企的作用都相差悬殊。新加坡，还有一些其他东盟经济体，是最为广泛引用的主动使用国有企业来发展的例子，并赋予其促进发展的角色。其他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仍然保留有巨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目前仍然让国有企业在市场中担任特定角色。巴西在几十年私有化之后，显示出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巴西最大和最成功的企业在私有化之前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商业潜力；但同时又令人怀疑，早期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这些公司今天是否还会存在。南非则处于一个明显的反转期，正在扭转早前的亲市场战略和私有化导向战略，开始讨论如何重建其国有企业部门，并使国有企业更加聚焦于发展。

（1）新加坡。自从1959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就处于将国企作为发展工具的最为活跃的使用者之列。尽管新加坡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成功例子，但是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完全基于国有企业。早期的新加坡政府试图效仿同时代略早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大量吸引外资以融入国际市场、获取知识转移和非常需要的就业岗位。然而，与日韩相比，新加坡政府并不确定其国内产业能否迅速发展到足以成为与外国公司平等的合作伙伴，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其以前存在的国内产业仅仅是作为一个转口贸易站。因而新加坡政府决定国家应该填补这一缺口，并作为新加坡商业企业的最大所有者。新加坡模式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让国有企业负担多重目标。在发展特定产业时，国有企业的角色是被清晰界定的，而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其他重要原则如提供卫生保健和保障性住房则由政府独自承担。良好的公司治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新加坡建立和发展了淡马锡公司，将其作为一家产业控股公司。淡马锡强调专业化管理和董事会的必要性，给予国有企业董事会足够的自治以履职，确保国有企业的监管和所有权清晰的分开，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国有企业聚焦于发展。

（2）其他东盟经济体。其他东盟经济体曾经试图在不同程度上去效仿新加坡的发展模式。由于该地区的异质化程度远比想象的要高，因此各个国家的成功程度有所差异。有一个非常值得注重的结论，在一个经济体发展的早期阶段，如果对于国有企业部门和相关立法、监管和政策环境的设计存有缺陷，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几乎不可能纠正过来。

马来西亚可以说在控股公司方面是最接近新加坡的模仿者，其控股公司Kazanah Nasional创建于1993年，以淡马锡为明确模仿对象。但是与新加坡不同，马来西亚把土著的权利放在了Kazanah Nasional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在国有企业所依靠的马来西亚国家投资政策方面，政策规定在员工构成和采购这两方面都倾向于马来族，这一做法或许有社会价值，但至少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表现不会有什么贡献。此外，Kazanah公司通常比淡马锡更多地干预其下属的国有企业。在泰国，国有企业被部分用来作为抗衡外资影响的工具，而且似乎是禁止外资持有国内企业多数股份。二战以后泰国开始了东南亚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在该计划中国有企业被赋予了重要角色。但由于缺乏国际竞争的磨练，泰国制造商生产的产品并没有国际竞争力。菲律宾早期的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因错误干预而导致的惨淡画面。由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那些有着自己投资利益的人的手中，因而菲律宾的国有企业不能说是为了广泛的国家利益在运营（银行更差劲）。在军事政变之后，菲律宾国有企业的数量迅速增长，到目前显然可视为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直到最近，这些国有企业还是根据变化的政治重点在运营，而不是根据任何长期的总体目标或者服从于透明的监督架构。

（3）巴西。巴西早期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是由国家主导，并通过完全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实现——在本报告中我们称之为“国家企业家模式”。巴西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如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和矿业公司淡水河谷（Vale）开始都是国有企业，并且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干预，这些公司也不会存在。与此同时，早期的巴西政府对私营企业有着价格控制和严格管制，因此在与国企迥异的运营环境中，私营企业不可能实现国家设定的很多企业家角色。近几十年来，为了提高效率，出于对企业效率的担忧，国有企业部门开始了公司化和公开上市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巴西有效地开创了一种模式（至少在新兴经济体中），即国家宣布放弃在许多国有企业中的控股权地位，但仍然保留做一个重要的少数股权股东。这一模式的载体主要是巴西的国家开发银行BNDES，通过其投资银行部门来操作。在国家只做一个小股东的情况下，巴西的经验表明，股东权益将在特定条件下起作用：国家应该为企业指明清晰界定的机会如投资发展稀缺资源。

（4）印度。在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印度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强烈启发——包括常规的五年计划——结合种种社会目标如减少阶级差异和解决农村贫困。在这样的环境中，国有企业被赋予了保持经济制高点的角色，既作为增长引擎和运营基础设施行业，也纠正社会经济的种种不平等。私营企业在数量上很大，但它们大多很小。在经历早期阶段之后，历届印度政府逐渐开始了渐进的自由化过程。国有企业从那些被视为非战略性的行业退出，从而使得其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被削弱（目前已降到不足GDP的20%）。政府监督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印度国企的所有权结构高度碎片化，同时大多数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部门实行直线式管理，决定企业的重要发展事宜，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被作为行政权力的一部分来运营的局面。其次，国有企业被赋予了多重角色，既希望它们在国家经济增长方面做出贡献，同时又希望它们实现许多社会政策目标，这在其他一些国家是联邦政府的任务。印度的经历表明，在发展进程的一开始就有必要去建立合适的机构来规划和推动产业政策，并承担与这些相对应的广泛的社会目标。

（5）南非。直到最近，南非一连串的政府（包括种族隔离时期）都专注于市场经济导向和进一步的私有化。南非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靠矿业和原始或简单处理的资源品的出口。在某种程度上，南非20世纪工业化进程的开始是由大型矿业公司的投资所驱动的，市场也是由大型矿业公司所创立。然而，这一模式已经显示出一些弱点。一些领域的私有化经历令人失望。行业监管的明显不足导致了政府垄断本质上转化为了私有，其对价格和供应的影响是有据可查的。南非正在做的一件事是重新调整国有企业的目标以促进发展。目前剩下的国有企业几乎都在网络型产业，重新调整国企目标的这一过程并非没有风险。如果把国企的目标从财务绩效调整到发展效果得以成功，那么就有必要调整南非的所有权模式来更清楚地指明希望国有企业来实现的非财务目标。必须设定包括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在内的现实目标，并且发展用来评估国有企业是否实现目标的合适方法。如果缺乏这些，对国有企业多元目标的设定就可能导致管理问责制的弱化和国有企业部门过度的政治化。

从这组国家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发展）的有效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政府采用追赶型工业化战略，当时很有可能没有国内企业可以填补这一空白，而且这个国家很大，对外国投资者的参与也有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建立国有企业来发挥关键作用。

 国际市场中的国有企业

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通过外贸和投资正日益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作为一个推论，他们也更有可能在外国私营公司进入新兴经济体市场时与其展开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那些仍然拥有庞大国有企业部门的经济体经过几十年快速增长后的合理结果。OECD近来所做的研究表明，2013年世界最大100家企业中的22家是由政府作为其主要股东。

但是其他因素也可能在起作用。东盟的经验表明，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对其在某些领域所培育的国有企业（或者有些情况下是政府支持的私营企业）绩效达标的最终测试就是让它们参与国际竞争。

（1）国际投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有企业的国际投资迅猛增加，尽管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看起来似乎国有企业将继续成为国际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大部分的投资增长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然而，如果假定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中占主导地位那就错了。一项独立研究表明，在那些国企更多分布的行业（如石油和基础设施）中，国有企业目前占了对外投资的10-15%。中国在这样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5个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而中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都来自国有企业。这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在中国被称之为“走出去”战略。根据这一战略，中国政府鼓励其最大的国有企业去检测他们的竞争力和学习国外的最佳实践。有趣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来自新兴经济体国有企业的对外绿地投资对接受国有着正向的发展影响。例如，近年来中国对非洲资源产业的投资迅速增长。它无疑加强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会带来更为广泛的经济和发展成果。

由于这些发展，相关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积极地去制定应对国有企业国际投资的政策。关于国有企业的条款在新近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日益增多。大多数这些举措似乎旨在厘清对国家控制的投资的处置措施，而很少迹象表明这是保护主义者的反对。然而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仍然认为，国有企业投资者与私人投资者相比带来了特殊的风险和挑战，因此需要更为紧密的监控。

（2）国际贸易。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那些低收入国家，而且国有企业传统上被导向其国内市场。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现在，国有企业在国际上一些竞争性和垂直分工的行业中表现突出。这里讨论了国际经济中的5个国际竞争行业，其中国有企业占了企业版图的三分之一强。与国际投资环境相比，贸易环境有着更发达的规则制定，以遏制政府对其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支持。世贸组织的规则，包括那些反对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包括特定条款等等，能够而且事实上已经在发挥作用。

（编辑  季节）

最近，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引发了不小的舆论关注。事实上，两人的观点从有无产业政策之争正在走向更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方法论之争。如果持续下去，极有可能诱发对中国将近四十年改革绩效整体评价的观点“撕裂”，或者波及对基本制度质疑和肯定等问题的辩论。

中国经济正处在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极具挑战的时点上。整个社会如果缺乏这一“渡江”之战所需要的“特殊稀缺”资源——社会容忍度和国民团结度，则可能出现比宏观经济政策的颠覆性失误还要大的灾难。极端条件下，波罗的海三国、前南斯拉夫七国和乌克兰等国的前车之鉴，并非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不可能出现的“童话”。理论界应当引起适度警觉，并进行预设性的讨论和有组织的舆论宣传。

林张之争的缘起：关于产业政策的工具性争论

张维迎：主张取消一切产业政策。2016年8月25日，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宣称，“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他说，产业政策的失败是必然的，原因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局限。纵观人类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个时期某一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今后也不可能。新技术和创新不可预测，新产业也无法预测，勉强上马的产业政策注定走向失败。为了掩盖已经上马的失败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从无知走向无耻，以投入更大的资源掩盖前一政策的错误。张维迎说：“我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

林毅夫：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针对张维迎“取消一切产业政策”的极端化主张，林毅夫9月13日发文称，“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失败就反对一切产业政策”，要研究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机理，提高成功的概率。他认为，在各国的发展历程中，尚未见到不用产业政策就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例子。原因在于，产业政策帮助企业家解决自身难于克服的外部性问题。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有限性地集中资源，优先帮助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就是产业政策。

林毅夫还说，产业政策和“有效的市场”并不矛盾。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这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有为的政府”不可缺，“有效的市场”也不可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经济效益更好。

二次争论：由政策见解引发广义的路径制度之争

历史脉络线上的自由度问题之争

在回应林毅夫肯定产业政策的观点时，张维迎首先引进了历史脉络线上的观察。他说林毅夫错误是，林毅夫说后发国家的长期持续增长为奇迹的认识是错误的。后发国家利用自由国家的技术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但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落后国家之前没有发展。张维迎甚至将这种因果关联上溯到了中国的汉代。他说，“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和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汉武帝开创的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由此反驳道，中国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劳动者“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由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好并不贯穿于历史脉络线的始终，而是工业革命的问题。从欧美等国的经历来看，工业革命的产生不仅与企业家精神有关，还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有关。而这和产业政策实施、产权制度的建立都有很大关系。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增长的快是因为没有自由太牵强了，中国增长快恰好是实行生产责任，不断简政放权的结果。

“三个矛盾”的争论反映了对基本制度的争论

 针对林毅夫的批评，张维迎引证了经济思想史上的某些重大争论，他认为林毅夫的观点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存在“三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张维迎认为：

第一，“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是矛盾的”，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而“计划经济则可能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可以说，二者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

林毅夫的观点恰好相反。他指出，经济中到处存在外部性，政府在提供克服外部性的工具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不是两只互相打架的手。

第二，“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旦成功便可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而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很明显。假如1990年美国任命盖茨制定产业政策，那么互联网肯定会遭受重大的打击。林毅夫的回答恰好相反。他说，技术升级结构变化，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必须要由政府协调提供。因此，他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不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第三，战略与体制的关系得倒过来，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只会扭曲体制，企业家精神遭到打压，个人权利和市场机制被否定。政府应该顺从（市场）体制，而不是相反，其言下之意是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矛盾。

林毅夫对此反驳道，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的观点不正确：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企业家精神就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正确的，就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

显然，这里关于比较优势和政府政策的讨论，关于企业家作用和政府政策作用的讨论，关于政府一般战略和市场制度的讨论，从具体路径选择更为引向了方向选择问题。

后续争论：政策理念差异背后的形而上学“陷阱”

从实质看来，林张关于政策工具性问题的争论，不是政策效益高低的争论，而是要不要政策工具的争论；不是对某个或某一类政府行为优劣与否的评价问题，而是对一般意义上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分歧。说到底，这是一场涉及方法论问题的形而上学理念之争。改革开放后，我们把一些制度问题，比如“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等问题装在了“不讨论”的瓶子里。现在看来，形而上学的问题总是以“量子缠绕”的方式，从瓶子里面飘逸出来，在每一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纠缠着我们。再看看现在微信群里的争论，是时候从方法论层面来理清某些问题了。

第一、“取消一切产业政策”不符合日常生活直觉。很显然，有了罗盘的知识，人们在大漠中行军更有目的而不是更盲目。当拿罗盘的人站在小分队的排头，或者属于大规模部队的参谋本部时，更多的时候是行军和作战更为高效，现实并不是拿罗盘的人因找错方向而乱指一通。

 产业政策也是如此。公共部门团队基于过去的认知，对某个行业未来发展进行某种预测，只要认知符合实际，往往能够带来比无“五年计划”经济体更好的实绩。这种罗盘作用在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甚至美欧很多智库中都有肯定，不能视而不见。认为今天人类中的任何政府，只要拿到罗盘就连续欺诈，这是对人性做“类兽性逼近”的误解性抽象。

第二、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用你死我活的矛盾来刻画不客观，而应是互补性的辩证矛盾关系更客观。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差异不在谁生产对方的产品更有效率，而是一个生产“看得见的手”的产品——公共品，一个生产“看不见的手”的产品——竞争性产品。这是一种相互补充的辩证矛盾关系。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的功能达到最优配合，或者说社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怎样配置达到最优。

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站在更为接近真理的一边。如果将张维迎的“取消一切产业政策”的口号扩展到所有行业，就会得到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坏的结论。事实上，在经济学理论中，矫正市场失效的三个途径都来源于公共品的提供，这正是政府的作用。对此认同张维迎观点的人可能会弱化其主张，宣称“政府越小越好，市场越大越高效”，不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好邻居吗？

如果说，只要是强政府都伴随着低效率经济体，而只要是弱政府都伴随着高效率经济体，那美国和博茨瓦纳的情况恰恰相反。相比而言，美国是强政府和高效率经济体，博茨瓦纳则是弱政府和低效率经济体而两者经济的强弱和预测正好和张维迎的观点是颠倒的。站在人类发展的今天，公共部门是生产“基础设施性质”的公共品 的施工团队，虽然不是唯一团队，但缺之不可。

诚然，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经常都有伸过界的问题，但这是资源最优配置大小多少的问题，而不是取消二者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教义问题。

第三、把政府和企业家拿来相比是概念上的严重混淆，若要想比较，应该是把政府中的个人或者整体与企业家中的个人或整体来比。在这种意义上，政府中的个人和企业中的个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不能认为企业家能提供更好的竞争性产品，就否定政府中完全不存在“为公献身”的公务员精神，就否认官员不在努力生产非竞争性产品。二者的自然人在道德上授权相同。不能将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对立起来，认为企业家在生产竞争性产品上更聪明，就称企业家更高尚。那还怎么来理解短期性质的商业行为造成的经济周期和市场失败呢？美国有比尔·盖茨，但同时还有林肯；中国有无数的好企业家，但中国政府里同样也有无数的好官员。当说企业家精神的时候，同时还得说士大夫的天下为公精神。偏颇的强调一个硬币的某个侧面，实际上是片面地看问题。

最后、学术讨论在立场上极端化，不顾经济发展的时序现实，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在讨论社会经济现象时，方法论层面的观点常常涉及态度偏好，切忌将价值判断和实证判断的功用混同一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两种极端的结论都会有理论支持。比如，张维迎多次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二战结束后，当欧美社会不需要哈耶克观点时，人们对其弃如敝履；而20世纪80年代为了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而需要哈耶克的观点时，人们又对其趋之若鹜。原因在于，哈耶克关于自由市场最优效率的观点，早就获得了对芝加哥“两分法”诟病的“美誉”啊！

（编辑  王生升）

内容提要：2013年开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并引起热烈讨论。互联网金融不仅具有货币和信用的本质, 还具有基于互联网信息处理能力的二次脱媒和数据监测的本质。互联网金融的根本功能是促进资金的融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资本流通时间，加快了资本流通速度；同时也有助于刺激消费，扩大需求。作为新的金融业务，它的发展对政府货币供给的控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方面带来了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政治经济学  二次脱媒  数据控制

互联网金融的影响

2013年开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呈“井喷”式发展，在投资、融资、支付等领域深刻地影响了金融机构、企业和大众。根据《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报告，以2014年1月为基期，将当时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设定为100，则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到2015年9月份已经达到386，这充分证明了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趋势[①]。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目前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金融的内涵。谢平首先提出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并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将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可能出现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吴晓求将之称为第三金融业态。戴险峰则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只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生存形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金融的本质没有变，也没有产生可以叫做“互联网金融”的新金融。“目前我国网商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基本还局限于金融体系中的一些辅助性金融业务，如支付清算、小额信贷和协助基金证券销售等，对金融的实质性业务（各种金融产品的开发和交易）和主体性业务（如存贷款、证券交易等还介入不多。因此，它能否实质性地进入金融体系还取决于其进一步的发展走向。”

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影响。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对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带来最直接的冲击，很多学者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作用机理以及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袁博等认为，互联网金融将促使传统银行“去中介化”、“泛金融化”、“全智能化”及重塑“互补共赢”的竞争格局[i]。四川省银监局课题组从存款、中间业务、贷款和现有银行业市场结构四个方面，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宫晓琳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对传统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略、客户渠道、融资、定价以及金融脱媒等方面。

三是互联网金融的安全与监管。互联网金融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各种问题，如P2P平台跑路现象层出不穷。如何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加强监管成为学者讨论的内容之一。谢平认为，互联网金融同样存在金融风险和外部性、金融消费者权益遭受侵犯等问题，审慎监管、行为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主要监管方式同样适用。李有星等提出，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应确定监管主体地方化的方向，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构建以会员邀请、资金第三方托管、简易信息披露及信息安全保护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刘志阳等则根据梯若尔金融规制理论，提出了适度监管、分类监管、依法监管和负面清单管理等基本准则，主张从完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逐步推行微观审慎监管和加强互联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三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此外，还有针对P2P、第三方支付、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具体业务运行机制、存在风险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的探讨。

针对层出不穷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我国学者总结了互联网金融的特征和影响，并对政府监管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但目前的研究仍然只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从事物的现象出发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对现象作出科学解释，也即“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方法。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互联网金融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把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促进其良性发展。同时，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模式，尽管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冲击最为直观，但其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的功能意味着，它的发展必将影响整个经济体系及其中的各经济主体。目前学界关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颠覆”或“补充”的争论，依然局限于金融业内部的变化，有必要将互联网金融影响的分析扩大到不同经济主体。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是金融，它“是传统金融通过互联网技术在理念、思维、流程及业务等方面的延伸、升级与创新。……是依靠互联网技术来完善金融服务及其渠道,是金融服务供给的多元化”。[②] 互联网金融仍具有金融的货币本质和信用本质。另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互联网金融还具有两个特殊本质，一是相对于传统金融而言的二次脱媒本质，二是相对于金融借贷双方而言的数据控制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货币本质

金融是伴随着货币形式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在金属货币体系下，银行体系由最初的贮藏、保管金属货币逐步发展到发放贷款、发行铸币及银行券等多种职能。随着信用货币体系的发展，负责发行法定货币并保管银行储备的中央银行诞生，它是国家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银行体系作为货币的中枢机构进行支付与结算。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具有货币本质。

首先，互联网强大的数字计算能力正创造出新的货币形式——数字货币，并试图摆脱中央银行，呈现出“去中心化”发展态势。与此同时，随着未来技术的发展，法定货币也可能具有数字形式。英国央行正在研究，“考虑作为一家央行，我们是否应当发行数字货币……，可否使用数字货币，给人们同样的安全和保障。”

其次，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方支付正执行传统银行的货币支付结算职能。在我国，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体系发展迅速，支付方式也从传统的互联网线上交易扩展到微信支付、扫描二维码移动支付，支付领域也从最初的网购扩展到日常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支付体系的电子化大大减少了经济体系对现金的需求，这影响了货币流通数量和速度，对货币体系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简而言之，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对货币本身、货币支付体系以及整个货币体系都带来重要影响，它和传统金融一样具有货币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本质

金融的另一个重要本质是创造信用，互联网金融亦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创造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如P2P、众筹等纯平台式，这类机构并不提供自有资金，而只是作为信息中介帮助借贷双方完成交易，同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另一种是提供资金式，如蚂蚁小贷、京东贷等，电商企业通过自有资金或融资的形式为电商产业链中的供应商提供贷款，“在此过程中，供应商提高了资金周转率，电商企业获得了销售额，担保公司获得了担保费用，而金融机构获得了贷款利息②，实现了一个共赢的生态圈。”

无论是纯平台式还是提供资金式，互联网金融都在传统信用体系之外创造了新的信用。当然，目前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创造规模和程度仍然有限，主要基于小额信贷，其与传统金融之间的联系也不尽相同。

有些互联网金融是纯粹平台式，如世界首家P2P公司——英国Zopa公司，完全由平台来计算确定投资者的回报率与借款者的借款利率，双方同意后形成借贷交易。而有些互联网金融则是“平台+银行”的模式，即互联网金融公司与传统银行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如美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信贷平台Prosper和Lending Club，“放款人只购买与选定的借款人贷款相对应的收益权凭据(payment—dependent notes)，负责审核和拨付贷款的WebBank（在犹他州登记、由FDIC承保）则将贷款卖给对应的P2P平台,以换取该平台出售收益权凭据所获得的本金。”

在我国，随着金融互联网化的增强以及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加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机构的联系正愈加紧密，它们与传统金融一起形成多层次的信用体系。

互联网金融的二次脱媒本质

金融脱媒是指资金的供求双方绕开金融中介直接完成交易。在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相对于银行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是第一次金融脱媒。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脱媒“推动了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促进了金融体系风险定价机制的形成,完成了信息从点对点到点对多、多对多的转变,完成了从信息封闭到信息公开的转型,实现了资金所有者由储蓄者到投资者的转换,进而建立了财富增长的市场机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金融脱媒的实质，是资本努力摆脱各种束缚，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在间接融资中,资本以银行为中介流入实体经济，通过生产过程创造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并以利息的形式让渡给资本所有者。而在直接融资中，资本脱离金融中介直接进入实体经济，或者通过各种证券化的方式脱离实体经济。

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大降低了金融成本,扩大了金融对象、提高了金融效率，推动了金融“二次脱媒”。互联网金融二次脱媒是指相对于直接融资第一次脱媒而言，资本进一步摆脱了束缚。首先，互联网技术使资本的流通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可以随时随地完成资本交易。其次，互联网金融扩大了资本供给和需求范围，使一部分社会闲散资金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转移到互联网平台,同时流向传统金融机构由于成本和利润等因素无法提供融资的资本需求方。再次，互联网金融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进行信息的分析判断，促进了资本交易的灵活性和快捷性。

总之，资本可以更容易地绕过金融中介实现资本流通，也可以不审核资本的流向实现价值增殖，充分表现出二次脱媒的本质。当然，二次脱媒并没有解决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相反，由于资本更容易脱离实体经济以及市场监督，因此金融风险实际上被放大了。

互联网金融的数据监测本质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利用互联网采集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等平台留下的信息足迹，特别是资金需求方的信用能力、财务能力等影响资金供给方决策的关键信息，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对资金的供需双方形成一定的分析判断。互联网金融还可以利用个人和机构未披露的私人信息来进行分析决策，例如将社交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数字化。“社交网络的信息揭示作用可以表现为:个人和机构在社会中有大量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都掌握部分信息，比如财产状况、经营情况、消费习惯、信誉行为等，单个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可能有限，但如果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各自掌握的信息，汇在一起就能得到信用资质和盈利前景方面的完整信息。”例如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不仅可以在公共机构或合作的金融机构那里获取身份特质、信用历史和履约能力等信息，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特有的人脉关系和行为偏好等信息对个人信用作出评价，这些都是相关机构在提供个人金融服务时必需的参考依据。

充分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数据分析可以为个体提供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对个体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导致个体特别是资本需求方的数据被深度监测。事实上，每一个经济个体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都已成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数据检测对象。 “一些云计算公司基本业务计划的重要要素就是无情地侵犯隐私和深化监测，它的利润来源就是充分利用用户存储在其服务器上的数据打包并把有价值的信息出售给付费的顾客。”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数据监测的网络中，个体不仅仅是在有资金需求时主动选择金融服务，同时也在互联网金融的推广中接受其服务。

互联网金融对经济体系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表明，互联网金融具有传统金融的货币和信用本质，同时又具有传统金融不具备的二次脱媒和数据监测本质。这些性质决定了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模式及其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巨大冲击。但作为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的根本功能依旧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就此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会对实体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最直接的冲击。

第一，互联网金融给银行业务带来了挑战。首先，互联网金融利用碎片化资金管理和时间管理吸收了大量的小额存款，导致银行存款吸收能力下降，而互联网金融的资金最终流向仍是金融体系，这导致银行贷款成本上升和利润的下降。其次，互联网金融可以基于客户的行为偏好等信息，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打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这对传统银行的服务模式和经营模式提出挑战。再次，随着第三方支付体系的不断扩张，未来与银行支付体系的关系会从依附转向竞争。

第二，互联网金融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响呈现多元化趋势。对证券行业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多为补充性。例如，小企业或者个人的单个项目可以通过众筹融资的方式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这种方式在美国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众筹融资将成为企业融资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目前只集中在小企业，所以仅仅是传统证券业务的补充。对保险业而言，互联网金融具有较强的冲击性，越来越多的客户倾向于在互联网购买保险产品和理财产品。目前有些保险产品仍然依托于互联网企业的其他经营业务，但互联网金融可以利用强大的数据搜集和分析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的保险产品，这在未来将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据 Cyber Dialogue 一项调查表明，目前美国在互联网上购买的保险中，仅有 20%发生在保险公司的专属网站，80%的交易发生在非保险公司网站。

对资本的影响

金融业务的根本功能是资金融通，互联网金融对资本最主要的影响，是降低了资本流通时间，加快了资本流通速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指出，资本的循环过程要经过购买、生产和售卖三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个阶段为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第三个阶段为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其中，售卖阶段“是资本形态变化上最困难的部分，因此，在通常的情形下，也占有流通时间较大的部分。”售卖阶段包含了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它对于资本家来讲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资本家想尽各种办法促进商品的销售，以便在既定的时间内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降低流通成本。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售卖过程，电子商务使商品的销售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第三方支付则保证了这一过程。“这一模式克服了线上交易中钱货时空分离的限制，满足了线上交易各方的需要，有力推进了网上交易规模的快速发展。”而诸如阿里花呗、京东白条等各种形式的消费信贷，则通过信用形式使商品销售突破了货币限制，进一步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加快商品流通速度。

对消费者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端是促进商品流通或资本流通，另一端则是促进消费者购买商品、刺激消费。

互联网金融基于数据分析可以挖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并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方案，让消费者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进行消费，这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在互联网的数据监测之下，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或融资需求都受到了互联网信息推送的影响，是互联网资本针对消费者精准投放需求信息后的有限选择结果。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推动消费者便捷消费的同时，也使得消费者被互联网信息所异化。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消费需求也并不总是反映整个社会的真实需求。

对政府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带来新的金融模式,也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一定的挑战。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减少了经济体系对现金的需求，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货币的供给，并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这对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量增加了难度。互联网金融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未纳入到中央银行正规数据采集的范围，中央银行的信贷数量受其影响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真实水平，这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我国大部分互联网金融业务正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未纳入到中央银行的监管之下，各种信用风险层出不穷，如大量P2P平台跑路、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非法集资等现象。

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将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数据统计体系，是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具有金融的货币和信用本质；而互联网的信息处理技术又使其具有二次脱媒和数据监测本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并未成为特殊现象。因为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比较充分，金融的第一次脱媒比较彻底，成熟的互联网技术使传统金融机构同样具有数据监测的本质，所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并未成为颠覆传统金融体系的特殊业务模式。

虽然我国互联网金融最直接冲击的是传统金融业务，但其根本功能仍是资金的融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使资本流通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障碍，甚至以信用的形式突破货币的障碍，降低资本流通时间、加快资本流通速度。而与促进资本流通相对应的另一端，是通过互联网金融业务刺激起来的消费需求。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它对政府货币供给的控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等形成了挑战。因此，应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深刻认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与影响，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规律与方向，让互联网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而不是成为挤压产业利润的工具。

（编辑  王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