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全球经济重要领导国家的引领作用下降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出现了衰退。中国在南海方面与美国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及政治交锋，特别是围绕钓鱼岛的经济和政治冲突，都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

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角来分析经济问题。我们现在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一个时期。如何在这种历史环境下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未来还会有很多困难。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要从以往发生的事情当中学会一些经验。我们希望利用“协同的单边主义”这一概念来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中国应该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更重要的领导力作用。而中国的经济现在还处在步履蹒跚的时期，特别是我们应该积极地创造和增进创新性的经济活动；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8000美元，可以说，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很多长期的挑战，其中有一些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其他还有一些是源自中国过去所取得的很多成功。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这里也可以反过来说，成功是失败之母。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中国从所谓的人口红利当中获益非常多，这个是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现在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面临着人口的巨大负担，由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要回归到平均上来。此前我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描述。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帽子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就能甩掉的，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年是一个奇迹。奇迹是什么？就是很多事件同时发生了，而且每一个事件的概率都是极低的。但是中国确实很幸运，这些事件同时发生了，从定义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大卫·万斯教授呼吁，中国应该在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做轮值主席后，发挥某种领导力。正如万斯教授所言，G20峰会在2009年4月初创时，是为了刺激全球经济增长而建立的，但在2010年G20多伦多的会议上，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说要撤回他们的财政支持，转而支持在全球实施紧缩的政策。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零边界的利率，这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政府的赤字，另外一个就是活动的水平。现在只剩下财政政策这一个工具了，因为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了。从2000年开始，我们又开始减少政府的债务，其实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政策工具，我们认为这个总需求会自己恢复。我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很适合中国现有的国情。

发达国家已别无选择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说，我们不需要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我们要走向自由化，因为经济自己会恢复——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对的。如果货币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我觉得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我认为再增加利率是很失败的做法，我们需要用其它的方式刺激经济。两周前我们跟日本银行的官员有过一次交流，虽然他们很努力在做，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结果。从我的观点来说，负利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另一方面，使用非常少量的财政政策会如何？比如日本的总负债在GDP中的比率已经高达200%，是非常高的。此时如果通过再增加任何的财政刺激手段，就会出现新的金融危机，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事情。

    对于德国来说，他们非常反对采用任何的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还有一些欧洲人认为财政刺激手段是非常新的手段。在美国，也很难推行财政刺激政策，因为美国共和党就非常反对这一手段。不管美国未来几年内政治体制如何变化，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一直以来就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也是会影响到政治和选举的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选择。当然，现在面临的情况不一样，我们需要使财政政策制定得更加协同，以使更多的国家能够充分地享受一些共同的优惠，在中国也是这样。

另外，如果没有一个历史观点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很难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都希望尽自己的全力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对中国来说，我们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国也希望向其它经济体学习，并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能够更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实现“协同自治”这一目标。

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总结

实际上，中国从2011年开始就进入慢速的经济增长。跟过去的20年相比，过往迅猛的经济增长势头下降了。中国的经济到底是在全力增长，还是以低于我们应具备的效率在增长呢？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力，官方的观点认为中国能够保证7%的增长，实际上我们在上一个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所以7%的增长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需要为实现一个可扩张性的宏观目标去进行调控了。

    我们看一下比较传统的测量手段。在通货膨胀方面，我们都是用CPI，或者是CORE CPI观测，但有时候中国的CPI是非常高的，但是也没有高过2%。更重要的是要看中国的PPI指数。我们观察了53个月的数据，中国的PPI指数是每年-3%左右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经历着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国的失业率数据有时候并不很可靠。我们的生产力是很低的——企业的设施利用率整体来说是67.8%，而中国目前这个比例数值比2014年低了4%。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对数据。在2015年，中国的进口出现了巨大的下滑，下滑了13.2%。万斯教授曾经说过，经济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够自动实现平衡型的增长。中国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产能过剩、通货紧缩，PPI下降，生产率就会下降，导致盈利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就会出现削减。与此同时，因为企业的表现不佳，银行也不愿意借钱给他们，所以投资就减少了。这会导致我们有更严重的产能过剩，PPI进一步下降，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会下降。

    中国的真实债务比率在增加。中国企业的债务率是非常高的，企业债务和GDP的比例大概是145%，这是IMF提出的，实际情况可能更高。PPI下降，实际的债务在上升。企业面临着压力，他们必须要削减投资，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产能过剩，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应该采用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中国可以增加财政债务来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尽管经济面临严重的问题，但是跟其它的国家相比较，中国的财政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国的债务和GDP之比只有1.6。正如万斯教授所说的，中国是可以承担一定的领导力责任。我们如果用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对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

    从长期来看，“一带一路”也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会对全球经济有很好的影响。但短期应该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很多的财务的约束，这也是“一带一路”的约束条件。根据我们的估算，“一带一路”计划可能需要超过1.2万亿美元，但是现在的资金来源还很有限。我们需要让私人部门参与进来，当然这也需要时间。

    财务的约束会阻止“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也还面临着很多的风险。比如安全的风险，政治的不稳定性，还有地缘的问题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必须要发挥一个作用。这尽管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中国还没有承担过这样一个领导力的角色。中国要从过去吸取一些教训和经验，而全世界也需要给中国一个机会。

（编辑  杨利红）

近30年来世界政治变局

近期在北约召开华沙峰会之际，俄罗斯媒体称“北约已经将枪口瞄准俄罗斯”。20多年前，象征着东西方对抗的柏林墙倒了，可如今美国率领北约军队又修建了新的“华沙墙”，把冷战之墙向东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诱导和施压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一方面高调宣布制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叙利亚，俄罗斯一架直升机被击落，两名俄罗斯教官丧生。俄罗斯媒体称，直升机是被美式武器击落的，并指出这实际上是美国间接对俄罗斯开战；众所周知，近年来叙利亚战场上反对派得到了大量的西式武器装备。在欧洲，类似发生在法国的恐怖袭击惨案渐次在德国出现，半个月内德国发生了三起案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局势变得动荡不安，国际政治合作变少，对话变弱，对立、对抗却在增加。国际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世界正在走向失序，走向分裂，人们似乎隐隐闻到了战争的火药味。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冷战结束时期。以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为标志，二战后西方与东方阵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之间的对抗从此结束，世界进入“冷战后时代”。然而令世人失望的是，冷战结束、世界两极政治对立格局消失已经快30年了，人类社会并没有“天下太平”。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恐怖主义蔓延、新干涉主义导致一些国家之间剑拔弩张，世界政治生态反而更加混乱而失序。在西方世界内部，经济危机造成贫富对立，社会矛盾加剧，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和保守思潮蔓延。在国际领域，西方大国拉帮结伙、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现象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世界政治生态恶化的乱源。

经历了美国9 .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世界反恐形势却“越反越恐”，几乎陷入跳不出来的怪圈。这些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摇旗呐喊，不遗余力地对外输出民主，挑起政治对抗和宗教冲突。但却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带来民主与繁荣，却造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衰败：政局动荡不安，治理失败，无法无天，冲突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失去家园，难民问题严重困扰西方。

是谁制造了一个非西方世界

20多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大国自认为在东西方较量的大棋局中，取得了对社会主义的完胜。在西方战略家和谋士们的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工具功不可没，是摧毁社会主义、赢得冷战的政治“利器”。西方智囊和知识精英们鼓吹，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就此终结，光鲜靓丽的“西式民主”永远站在人类历史的尽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西方政要和精英们弹冠相庆，自以为掌握了“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制高点，从此就可以高歌猛进，无往而不胜。

冷战结束后，西方智囊和知识精英提出，要寻找新的对手和新的敌人，借以拉紧盟友、一致对外。西方中心主义者借机夸大国际上不同民族、文明、宗教之间的差异，激化民族宗教矛盾，挑起种族和教派冲突，鼓动民族分离主义，刺激了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上述势力借助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形成世界政治的暗流。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下，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间的长期对抗又一次被引爆，进而打破了中东地区脆弱的平衡，点燃了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导火索。由此，世界进入了又一轮恐怖与反恐的动荡周期。而恐怖主义爆发、种族冲突蔓延，西方政界难辞其咎。近几年，国际社会是在惊恐和不安中度过的。连续升级的叙利亚内战、巴黎的恐怖袭击、欧洲应接不暇的难民潮，更使得各国民众茫然不知所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美国大选出现谜局，世界政治犹如坠入迷雾，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贸易争端增加，全球经济发展低迷。面对严峻挑战，世界各国领导人理应共谋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西方政治家们热衷的却是对外输出民主，通过制造“可控混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拉帮结伙，煽风点火，挑起地区冲突，以维护自身霸权；以意识形态划线，视中俄为敌，不时将思想、政治、外交、军事的矛头指向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学者称，现在世界又一次被西方政客划分为两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阵营与其他非西方世界。

是西方自己将民主由“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

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认为“西式民主”无往不胜，西方将高举民主旗帜，按照他们的标准一统天下。于是西方大国：

    1．在理论和概念上，将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推向极致，将其泛化、模式化、神话，认为西方模式是普世的、超民族的、横贯人类历史的。

    2．在实践上将推广西式民主外交政策化，大肆对外输出民主，策动“颜色革命”，造成国际上新一轮地缘政治争夺和恐怖动荡周期。

    3．在思想和舆论上将民主意识形态化，鼓吹和煽动民族、文明、宗教间的冲突。认为民主既为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所特有，又是普遍适用的。为掩盖地缘政治私利，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极力鼓吹“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国家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论”，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企图打造“自由和民主之弧”等等。

在国际舞台上，西方政治家们在高举反恐大旗的同时，念念不忘推广西式民主和自由。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有两种手段：武力强行输出和策动他国内部改弦易辙，或者外部暴力推翻和内部和平演变两种手段并用。随着美军攻打伊拉克和利比亚，开启了美国绕过联合国，公然纠结其“民主随从国家”用武力推翻一国合法政权的先例。俄罗斯学者称之为“炸弹下的民主”。

而黎巴嫩“雪松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花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坦“郁金香革命”等街头政治，使得西方国家通过策动“颜色革命”，兵不血刃地推动政权更迭，从而达到西方扩大政治势力范围，争得地缘政治优势的目的。这使得正陷于“反恐”泥潭的美国政界人士和谋士们如获至宝：无需导弹和航空母舰，通过外部策动“颜色革命”，操纵他国政权，这样既扩大了战略空间，又传播了西方的价值理念。

对于西方世界来讲，正可谓是成也“民主”，败也“民主”。这些年正是由于西方极力对外输出民主，造就了“民主异化、民主变质、民主赤字、劣质民主”等政治乱象，导致了民族分裂不断、宗教种族冲突时起，国际社会严重分裂，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严重受阻，国际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可以说，正是西方政客将民主这个一定意义上的“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西方政治成了当今世界政治生态恶化的乱源。近两年世界上爆发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3000多万难民形成的难民潮汹涌澎湃，西方国家自食其果，西方政客罪责难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整个西方世界难以独善其身，深陷政治困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详细地考察了美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理论研究都清楚地说明：经济上出了问题，往往是由于政治上出了问题，而社会出了问题则是它们的综合后遗症。2013年5月，普林斯顿三位政治学教授合写了《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一书，指出每个经济危机的背后都有相对的政治泡沫，政治泡沫就是僵化的意识形态、迟钝低效的政府机构和特殊利益导致的信仰、制度、利益偏见，政治泡沫的形成会不断地增加市场的风险，从而导致经济危机。2008年，乔治·索罗斯也在美国《新闻周刊》预测，世界历史可能进入一个邪恶时期，并预测欧洲可能陷入混乱和冲突。面对美国的政治困境，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而民主的泡沫导致政治衰退。他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难以自拔。2015年11月，英国的马丁·雅克在上海指出，未来十年，欧洲将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俄罗斯学者则认为，美苏主导的冷战实际上是以信息战、心理战为标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如今第四次世界大战箭在弦上。对此，西方有识之士指出，西方政治已经被少数人绑架，政治运行遭遇政治红灯，政治激进主义，民粹思朝泛滥，表现为政治歧视、宗教极端思潮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盛行。

从世界政治乱局中汲取教训

苏联解体后，西方政治精英认为，他们在冷战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西方阵营拥有了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又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占据了世界政治和国际道义的制高点。环顾全球，世界政治版图上只剩下中国等几个社会主义孤岛，况且“中国崩溃”即在眼前。西方国家完全可以蔑视乃至无视俄罗斯的存在，独步天下，在国际事务上肆意妄为，甚至可以避开联合国，不顾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然而，不足30年的国际政治实践表明，正是西方的政治偏见、政治傲慢和政治私利导致了世界政治乱象。首先是西方社会自食其果，经济走下坡路，民主变质，陷入政治困局；其次是对外输出民主，结果输出的是动乱，给世界带来不幸；再次是所谓民主转型国家深受其害，或者为了搭便车失去主权，或者分崩离析，不得不重新探寻政治重建之路。

要充分认清“西式民主”，汲取政治教训：一是不能将西式民主视为无所不能的“软件程序”，只要安装就能顺利运行；二是不能肆意对外输出民主，这往往导致混乱；三是要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假借“民主”名义，在国际事务中拉帮结伙，干涉他国内政；四是警惕民粹排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法西斯主义搭借民主舞台登场亮相；五是要弘扬法治，认清“假民主”，防止出现少数人绑架要挟的劣质民主；六是中国要勇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超越西式民主；七是将民主放于正确的位置，掌握民主的时与度，有效地驾驭民主；八是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当今世界治理陷入泥潭，国际政治生态再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特别是近些年来，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的现象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成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西方政策的失败才是世界政治的乱源，单靠西方政治已无力解决世界的重大问题。在当今世界，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与正义，遵守国际法，主张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西方大国在国际政治中到处煽风点火，炫耀武力。

为迎接外部挑战，需要进一步密切中俄战略合作。首先，积极开展思想和战略对话，争夺国际话语权，共同应对外部挑战。

中俄两国都尊重世界各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多样性，致力于全面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然，面对300多年来西方的话语霸权和舆论强势，中俄思想界和学术界“占领思想制高点”的道路还很漫长。

其次，要进一步密切中俄思想学术交流，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思想基础。中俄两国的复兴已日益成为不可阻挡的现实，这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幸事，也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中俄两国振兴所分别彰显的理论价值是两个民族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两国人民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的基础上艰苦探索的结果。

第三，针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走向，中俄两国应有新的思想和动议。“经济帝国主义、自由霸权主义、民主原教旨主义、国际金融寡头统治”是当今世界危机之源。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则是国际上要求重塑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健康力量。因此，两国学者应准确把握好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描绘好国际政治版图变动，谋划好中俄共同发展的“国际路线图”，特别是做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协同发展等等。两国应在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两国应加强传媒和智库合作，为中俄人民友好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中俄两国山水相连，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学者应关注中俄双方在能源、交通、投资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方面的合作；注重两国经济界的资本合作和企业重组；呼吁两国贸易实现规范化和便利化；强化两国司法协作；加强地区交流特别是毗邻地区的合作、促进产业联动与发展。

最后，丰富文化交流和培养人才队伍。要努力克服语言、人才瓶颈，培养各方面专业人才。

（编辑  杨利红）

2014年6月,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女教师刘伶利被查出癌症，2015年1月博文学院拒绝为刘伶利继续购买医保，并以“旷工”为由将其开除。2015年3月，刘伶利向法院提出上诉，榆中县人民法院判决博文学院开除决定无效，双方恢复劳动关系，但直至刘伶利去世，博文学院始终未履行判决。

2016年8月14日，刘伶利因癌症并发心脏病去世，8月18日，中青在线发布此事件报道《大学癌症女教师被开除事件调查：学校冷漠对待》，引发舆论关注。

舆情走势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8月18日至2016年9月5日，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3555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14838条（不包含评论）、论坛主帖1355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舆情走势如图1）

图1“患癌教师被开除事件”舆情走势图

从舆情走势图可以看出，媒体报道与网络关注之间存在错峰。8月18日中青在线曝光事件后，网络关注度较高，但媒体报道寥寥，到8月22日兰州交大博文学院校方做出舆情应对后，媒体报道量才逐渐走高。

舆情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事件曝光引发网民热议，主流媒体关注度不高。

8月15日，微信公众号“斗瘤”发表文章《在兰州一所大学教英语的她，在患癌后就被开除了》，讲述了刘伶利患癌后被学校开除的遭遇，在微信朋友圈平台小范围流传。

8月18日，中青在线发表调查性报道《大学癌症女教师被开除事件调查：学校冷漠对待》，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同日登上微博热搜。随后腾讯网、新浪网、凤凰网、中国青年网等门户网站以《大学女教师患癌被开除学校领导：别给我哭，见多了》为题对此报道进行转发，但媒体报道总量较少。

8月20日，微信腾讯新闻头条推送《32岁大学女教师患癌后遭校方开除 现已离世》。同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对该事件的记者调查，博文学院接受采访时称患癌教师当时的请假证明上写着盆腔炎，并表示校方曾想补偿，但这被教师家属否认。博文学院随后发表声明称，兰州交通大学已派工作组调查。

第二阶段：媒体跟进报道校方善后举措。

8月22日，博文学院表示补偿刘伶利72000元的工资及丧葬抚恤费，同时恢复与刘伶利的劳动关系，对人事处长江雪芸做出停职检查处理。此举引发网络舆论反弹，网民纷纷质疑博文学院赔偿过少，“缺乏诚意”。刘伶利家属则要求博文学院院长陈玲公开道歉。

8月22日晚11点，博文学院在官网发布公开道歉信。8月23日，院方领导到刘伶利家中向其父母道歉，承诺赔偿50万元，双方达成和解。包括人民网、新华网以及各大门户网站在内的大量媒体对事件的后续发展进行了报道，但社交媒体网民反响不大。

第三阶段：博文学院遭起底，引发民办教育大讨论。

8月23日，澎湃新闻调查发现，“患病后被博文学院开除的教职工并非只有刘伶利一人。2015年1月，博文学院身患肝血管瘤的女教师许诺（化名）也被校方开除，理由是‘考核不合格’”。

8月19日，光明网时评《开除患癌教师的大学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和青年力网报道《开除患癌女教师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董事长陈玲是何方神圣?》对博文学院和陈玲进行了起底。

8月24日，澎湃发表《起底兰州交大博文学院院长陈玲》，称陈玲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研究员、访问学者”身份均为造假，其荣誉称号存在大量水分，并且拥有学院院长和房地产商的双重身份。8月25日，陈玲带着30多名下属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否认其学位及荣誉称号造假，称媒体曝光前自己并不知道刘伶利患癌，再次引发网友对其“撇清责任”的抨击。9月1日，甘肃省教育厅发布消息，要求民办院校董事长和院长必须分设，学校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9月2日，该网再次发表调查文章《陈玲再调查｜博文学院首任院长郝天魁：校名是陈玲算命算来的》，援引博文学院首任院长郝天魁的话称“陈玲文化水平不高”，“创办博文学院只是为了赚钱”。

进入9月后，陈玲涉嫌“学位造假”以及博文学院的民办性质成为舆论焦点。一时间，民办教育、独立学院的沉疴痼疾引发大量讨论。

舆情议题分析

此事件曝光之初，网络舆情以谴责博文学院没有“师德人性”、同情刘伶利老师为主，随着博文学院和院长的背景曝光，教育市场化、民办高校、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成为讨论的聚焦点。

批判高校缺乏人文精神

此事件曝光之初，指责高校冷漠、缺乏人文精神的声音占据舆论主流。《新京报》8月20日发表评论《高校岂能对患癌教师“落井下石”》，指责“被视作人文精神高地的高校”作恶，并将此事件与深圳港中大向未录取同学发出“未录取通知书”的做法相对比，称两高校境界判若天壤。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发表评论《开除患癌女教师的大学已被钉在耻辱柱上》，指责博文学院“成为了这个社会的道德洼地，成为违法缺德的示范”，“让无数师生蒙羞，让中国教育蒙羞”。网友@jamescao2017说：“一个缺少人文关怀的土壤，一个唯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学校，……一万个刘伶利也不算稀奇！其实你我何尝不是下一个刘伶利？”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舆情不仅是从道德上批判事件的主角博文学院，也将其等同于中国教育的典型，从而上升到对中国高校教育的质疑。然而，随着博文学院的独立学院办学背景被挖出，舆论议题迅速转移。

教育市场化问题

8月19日，光明网发表时评《开除患癌教师的大学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指出刘伶利所在的兰州交大博文学院系独立学院，其院长陈玲为房地产商，办学遵循的是“企业思维”而非教育规律，进而指出以“房地产大学”为代表的民办教育的公益性缺失问题。青年力网发表《开除患癌女教师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董事长陈玲是何方神圣?》，提出质疑，“如果陈玲、王吉祥2000年办房地产，2002年就办学校，如此迅速的转型是如何达成的？还是说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办学校来的，是谁在提供方便？”此后，网民和媒体开始注意到博文学院特殊的“民办教育”性质，讨论焦点开始从道德谴责转化为讨论教育市场化问题。

关于教育市场化问题的讨论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质疑独立学院的公私合作模式，主张民办高校须规范化。二是认为教育私有化是问题的根源，反对私有资本进入教育事业。察网发表评论《患癌女教师被开除或是私立教育体系中的应有之义》，认为“从资本逐利的角度来看，将教育变成第二个房地产产业，制造教育泡沫，推高教育成本，掠夺全民储蓄，才符合资本的利益”，“这从长远的教育事业角度来看非常不利”。人民网甘肃频道发表评论《刘伶利与魏则西，两起悲剧说明了什么？——兼论中国不能走私有化邪路》，指出“刘伶利与魏则西的悲剧是教育、医疗产业化、私有化的恶果”，认为“教育和医疗事业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不能完全市场化，更不能私有化，应该带有和保持一定的公益性”。

大多数网民对教育私有化、市场化持否定态度。微博网友@朱格物说：“现在知道老百姓为什么要共产了吗，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就是这么血淋淋没人情的，共产是为了互助，为了抱团取暖，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走西方道路就是两极分化，一边朱门酒肉臭，一边路有冻死骨。”知乎网友@haodelik 评论：“天天有人鼓吹教育私有化，医疗私有化，国企私有化等。私有化就是这种下场了。还是社会主义好啊。”@joe 评论：“这就是赤裸裸的冷血的私有制的本来面目。会有几个善心的资本家，但是大部分的资本家都是利润第一。”

劳动者权益保障

高校教师刘伶利患癌后被解雇曝光后，引发舆论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

《新民周刊》发表评论《劳动者的尊严还要不要有》，称“刘伶利因‘大学教师’这个身份得到广泛关注，折射的却是工人或者企业员工今天的待遇。有些人办教育不过是办企业而已，叫学校、学院，都是私有企业，老板至高无上，高于情、理、法。”

律师@吴法天认为，“刘伶利事件凸显了我国劳动法在实践中的尴尬。事业单位或者企业肆意开除员工，现行法律对于劳动者本就微薄的保护也得不到落实。而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如果遭遇不公正的审判，可能连救济的渠道都没有”。@吴显庆教授 说，“患癌女教师刘伶利被开除，也说明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党委、工会完全没有起到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的作用”。

呼吁建立大病社会保障机制

尽管在开除刘伶利事件中，博文学院的做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但也有意见认为用人单位不应为患重病的员工“兜底”。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女教师患癌遭开除：情理须有安身处》认为，“捍卫一位劳动者的尊严，一方面要用足法律手段，同时也不能忽视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患病“丢饭碗”咋维权 员工生病企业“养”一辈子?》提出，“医保应该有所改进，遇到一些特殊的疾病，除了医药费用可以报销之外，是不是可以考虑报销误工费呢？”大河网发表《我们和刘伶利之间只隔了一场疾病》评论，“从法律和市场逻辑来讲，企业确实没有长期包养身患重疾，同时又不能给自己创造价值的员工这一义务”，进而提出对于体制外的员工，公共政策是否能为其提供保障。

舆情研判

媒体选择性关注，花边新闻战胜重要议题

此事件的媒体关注度与同期的奥运会和某些热点事件相比，差距悬殊。8月6日－8月22日奥运会期间，共有奥运相关报道221000篇，微博930000条（不包含评论），论坛主帖13227条（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而同期某明星的花边新闻到9月5日共有相关媒体报道284000篇，微博751000条（不包含评论），论坛主帖13227条（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远高于患癌女教师事件，比肩奥运会热度。

图2奥运会、某明星离婚事件与患癌教师被开除事件舆情热度对比

相比之下，某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对“高校教师患癌被开除”这一与群众利益更密切相关的新闻显得过于冷淡和滞后。在事件曝光之初，没有及时跟进报道，而是在博文学院作出调查、道歉、赔偿等舆情应对后才大范围介入报道。第二，绝大多数媒体仅停留在陈述事件的层面上，未进一步深挖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教育体制问题，也未体现出明确的立场。

警惕教育产业过度市场化的苗头

刘伶利老师所在的兰州交大博文学院是兰州交大下属的“独立学院”，其运作模式为挂靠在公立高校，打着公立高校的名头招生，“属于公益性事业”，但实际上往往由投资方独立运营。独立学院的投资方与名校合作办学，可以低价征得大量教学用地，获得优惠政策，但其教学管理实际上是以利润为目的。据博文学院第一任院长披露，博文学院的名字是董事长陈玲“算命”得来的，博文学院门前还曾有一块写着“平安富贵、财源广进”的石头，这也反映出博文学院所奉行的理念。教书育人的公益性，在投资逐利目标面前，究竟还有多少位置？。

刘伶利老师的悲剧是一个个案，但它预演了教育产业过度市场化的严重后果。它导致教育机构蜕变为私人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手段。在博文学院企业家主持人的眼中，学院的学生是顾客，教师是服务顾客的雇工。从私人资本盈利的视角看待博文学院开除刘伶利老师事件，那么一切就都“合情合理”了。

用资本增殖的逻辑来改造教育行业，其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教育被公认为准公共物品，直接关系一国的潜在经济发展能力。教育还是促使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缓和贫富分化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行业的市场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约束，政府支出和补贴，以及各类公益性资金支持成为保证教育行业公益性的重要支撑。教育产业的过度市场化，让私人资本以“利润至上”原则改造教育活动，其结果必然是基础性教育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不利于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可能加剧社会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改善

刘伶利老师的悲剧由于其特殊的高校教师身份才得到关注，实际上，在私有制企业中，开除患重病员工是十分常见的。大量网友在评论刘伶利事件时认为，如果刘伶利任职于公立高校，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这一认知的反面恰恰是一个更广泛且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践社会主义原则，以保障企业中的普通劳动者的权益。

部分媒体评论认为，“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有财力对所有病患完全兜底，保障企业合法的用人自主权，才能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人才市场”，这些观点认为，为员工病患兜底的不应是企业，而应是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财政应是社保体系的重要支柱。

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还没有能力支撑“完全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患病员工的不幸遭遇很容易引发全社会对安全感的担忧。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他们与刘伶利和魏延政的距离只有一场大病，并且生存压力的增大和工作的紧张使得大病年轻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微博网友@宝贝凤故事 的评论反映了网民的心声：“太寒心了。这就是现实，哪来的组织的温暖？哪来的人间温暖？这样的社会正常吗？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人们哪来的安全感、幸福感？”

我们该怎么办？在一些人看来，办法只能是更快地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得更大，以此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能力。这种意见暗含着所谓的经济学“涓滴效应”，即“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会由富人惠及穷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工薪阶层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假设。但现实状况恰恰相反。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至今无法实现全民健保，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背后的利益分配机制。能否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够改革和完善我们的利益分配机制。

刘伶利和魏延政事件敲响的是劳动者社保权益的警钟，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配机制的警钟。市场经济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它无法自动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我们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提高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收入的份额，扩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者的社保权益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病有所医，真正体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编辑 王生升）

“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演变

2003年以来，由于中国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压力之下。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终于同美元脱钩，进入缓慢升值通道。央行一直表示希望看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双向波动。但是这种波动始终没有出现，人民币缓慢升值（偶有贬值）的过程维持了差不多十年。201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突然贬值。这期间的贬值实际上是央行为了惩罚投机者有意压低人民币汇率的结果。尽管进入第二季度以后，人民币又重回升值通道，但十余年来,市场对人民币所持升值预期开始发生动摇。自2014年中旬开始，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中国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图1），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开始上升。

图1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面对贬值压力，央行加强了对汇率中间价价格的管理。2015年8月11日汇改前，即便上日人民币兑美元收盘价逼近汇率浮动区间的下限，央行制定的当日中间价一般都会稳定在6.11的水平，有时甚至还会略有升值 （图2）。

图2  人民币中间价与上一日收盘价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然而，虽然央行可以控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CNY），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CNH）则是鞭长莫及。因而，一方面是CNY中间价稳中有升；另一方面是CNH的下跌。CNH与CNY的偏差一度达到200个基点。当时，中国政府正积极争取使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IMF在2015年8月5日发布报告指出，SDR货币篮子在定价过程中，需要用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为SDR中的人民币计价。IMF认为央行公布的中间价汇率同真正市场化的汇率相差2个百分点，不适合作为定价汇率。此外，IMF还指出：由于CNY和CNH之间持续偏离，如果SDR中的人民币以CNY中间价计价，持有CNH计价境外资产的投资者，将无法对SDR进行定价以及对冲风险。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促进CNY和CNH的收敛。

也许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15年8月11日，央行决定于2015年8月11日推出对人民币中间价报价机制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与此同时，央行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了1.9％。这种大幅度的贬值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8.11”汇改释出的信号是汇率中间价将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收盘价”），央行将只保留对汇率变化速度的影响（“波动幅度”）。“8.11”汇第一天人民币汇率前所未有的大幅度贬值颠覆了长期以来市场所形成的“人民币对美元基本稳定”的预期，在岸市场人民币贬值预期骤然上升。由于央行对离岸市场干预能力较弱，CNH的波动开始急剧放大，反过来又影响到CNY的定价，进一步强化了贬值预期。

贬值预期的上升导致资本外流加剧，后者又进而导致人民币的实际贬值。市场上出现贬值è贬值预期è贬值的恶性循环趋势。在人民币汇率连续两个工作日触及浮动区间下限后，8月13日央行强力入市干预，宣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一次性调整已经完成，中止了汇改实验。

8月13日以后，大多数市场人士认为：央行的基本上执行了“爬行钉住”的汇率政策。通过大力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汇率稳定，甚至使汇率有所上升。在2015年第四季度的一段时间内，当市场的汇率预期趋于稳定时，央行就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听任人民币小幅下滑（或暗中让人民币贬值，以释放贬值压力）。但是，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很快又导致贬值预期的升温，贬值压力的加剧。为了恢复汇率稳定，央行又急忙入市干预，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央行消耗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外汇储备。

    2016年1月，当时央行官员发文宣布“中间价报价机制将会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即保持一篮子汇率的基本稳定”。2016年2月央行进一步地明确，中间价的形成机制就是前天的收盘价加上24小时篮子汇率的变化。

 “收盘价+24小时篮子汇率变动”下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决定

2016年1月对汇率制度的进一步调整，实际上是修改了每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定价规则。规则的具体内容是：当日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的变化等于上个交易日收盘价相对中间价的变化与过去24小时篮子价格不变所需要的中间价变化二者平均，得到下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举例来说，假设上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6.1，收盘价6.2；为了维持篮子价格过去24小时不变而需要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6.15，即为了保持货币篮子价格不变——假设这个价格指数为100——所需要的汇率变动为6.15－6.1＝0.05。这样，由于6.1＋[(6.2-6.1)+(6.15-6.1)]/2=6.175，当日人民币中间价就被定为6.175 。

2015年12月,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CFETS、BIS和SDR。虽然央行并未明确告诉市场它最终选用的是哪个货币篮子。但市场的普遍看法是，央行选用的货币篮子是CFETS。这个货币篮子由13种货币构成，每种货币都有给定权数。与过去的秘而不宣不同，央行这次公布了CFETS货币篮子的构成货币和每种货币的权数。所有这13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数，即CFETS指数。根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定价规则，CFETS指数变动不仅受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而且受指数中美元对其他货币双边汇率变动的影响。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的变动主要表现为美元指数（dollar index）的变动。在每个交易日开盘前，根据央行给出的计算公式和当日美元对其他货币双边汇率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算出为了使当日CFETS指数对上日CFETS指数不变的当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反过来，先给定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任何人也可算出当日的CFETS指数。

“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利弊

同仅仅根据上日收盘价决定当日中间价的汇率形成机制相比，新汇率定价机制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缓和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预期。例如，在“收盘价”机制下，如果上日的收盘价对中间价下跌1％，市场就会预期今日中间价将比上日中间价下跌1％。如果在以往的一段时间内，中间价连续下跌，市场就会倾向于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间价将继续下跌。而要改变这种预期，是相当困难的。但在引入货币篮子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因为根据新的定价机制，即便上日人民币收盘价对中间价下跌1％，当日中间价下跌幅度不仅可能小于1％，而且可能同上日中间价持平甚至上升。

从较长期来说，由于市场难于预料美元指数的变化趋势，即便市场相信人民币在将来还会承受贬值压力，下注未来特定时间或时段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跌的风险增加。因而，新汇率安排可以减轻卖空人民币的压力，从而减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压力。

中国已经在2005年7月21日放弃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除非发生及特殊情况，中国不会恢复这种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惧怕自由浮动对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冲击，中国也无意施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虽然2015年8月11日汇改是迈向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可惜三天之后就被搁置。现在的“收盘价＋24小时篮子汇率变动”制度则是一种试图面面俱到的折衷方案。央行希望通过实行这种汇率制度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少外汇损耗和维持资本自由流动这四项甚至更多的目标。当然，同时完全实现上述四个目标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是每个目标都部分得到实现。

理论上，“收盘价+篮子货币”是两种汇率形成机制。一种是参考收盘价的浮动汇率。另一种是钉住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单独来看，两种机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合在一起，两种机制是否能够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对“收盘价”和“收盘价＋24小时货币篮子变动”两种中间价决定机制在人民币存在贬值压力情况下对汇率预期的影响进行对比。

假设由基本面决定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变，在“收盘价”机制下，在第一日，收盘价对中间价贬值2％（触及波动区间下限），而且在此后的数日内，收盘价对当日中间价持续下跌2％，根据外推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市场就会倾向于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的中间价每天将大致下跌2％，直至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全部释放。如果这个过程持续20个工作日，人民币对美元跌幅将达到20％。大概正是因为担心发生这种状况，央行急忙结束了“收盘价决定中间价”的改革。

如果引入“24小时货币篮子变动”，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呢？假设由基本面决定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变，美元指数也不变。根据新的中间价决定公式，市场预期的第二天人民币中间价的下降幅度将是以前的一半。这样，在引入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幅度将会减少、但贬值压力释放的时间将延长。市场预期的改变对贬值压力本身恐怕不会有大影响。此外，为使人民币按新规则决定的轨迹逐渐贬值，央行所必须花费的外汇储备恐怕也不会减少。

如果美元指数下跌，把收盘价下跌2％和为了保持货币篮子稳定所需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相加再除以2，第二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比上日中间价的下跌幅度不仅将小于1％，而且可能会升值。这样，按给定公式决定第二天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央行就需要比在“收盘价”机制下更大规模地干预外汇市场，消耗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而不是释放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但人民币在央行干预下的升值至少在短期内有助于抑制市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

如果美元指数上升，把收盘价下跌2％和为了保持货币篮子稳定所需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相加再除以2，第二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比上日的下跌幅度不仅将大于1％，而且可能大于2％。这样，按新公式决定第二天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意味着可能将允许人民币更多地释放贬值压力[1]。因而，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和外汇储备的损耗可能相应减少。从2016年2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无论美元指数是升是贬，篮子货币都在持续贬值。美元指数升值，中间价应该下跌。此时，央行借机释放贬值压力，使中间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结果导致货币篮子指数下跌。美元指数贬值，中间价应该上升。由于市场的人民币贬值压力，为使中间价上升，央行本应该强力干预外汇市场。但央行不愿意过多消耗外汇储备，因而并未强行推高中间价。这样，货币篮子指数自然也是下降。似乎可以说，央行在确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相机决策的方针。

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情况下，引入货币篮子只是延长了人民币贬值过程，使贬值压力得以缓慢释放，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使外汇市场延长了失衡的时间。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失衡是永久性的。其制约条件是外汇储备的拥有量和对冲政策的可持续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失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纠正，其制约条件是经济对汇率波动的承受能力。“收盘价”制度是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迈进。“收盘价＋24小时货币篮子变动”是从浮动汇率制度方向的倒退。

总之，新的汇率制度透明性强，下注人民币单边贬值的风险增加，因而可能有助于抑制贬值预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贬值压力。但是，新的汇率制度在升值或贬值压力得到释放之前，任何旨在对汇率中间价实行控制的汇率形成机制都无法形成汇率双向波动的局面。

2016年2月推出新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趋稳态势，甚至一度贬值趋势出现逆转；CNY和CNH汇差趋近于零；在汇率预期趋稳的同时，外汇储备的减少也明显趋缓。不少人把外汇市场形势的好转归结于新汇率制度的成功。但是，形势的好转也可能主要是央行加强资本管制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显著下降的结果。对比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走势会发现（图2），2016年1月正是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由弱走强的转折点。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一旦美元指数再次大幅度上升，资本外流加剧，中国外汇市场人民币贬值压力上升时，我们是否会再次遇到8.11汇改后到2016年2月这一段时期的汇率形势？在那种情况下，引入或不引人货币篮子对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可能不会有很大改变。中国货币当局所面临的仍将是过去十多年的老问题：让人民币浮动还是不让人民币浮动？是维持资本管制还是放弃资本管制？是动用外汇储备还是不动用外汇储备？最后的问题是，对冲政策是否可以持续实行？

从历史经验来看，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走势基本一致（图3）。

图3  人民币汇率与新兴市场货币走势（“8.11”汇改之后）

注：以2015年8月12日为基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是指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幅度，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幅度是指11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加权平均升值幅度。新兴市场货币包括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印尼卢比，泰铢，菲律宾比索，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南非兰特，墨西哥比索，巴西雷亚尔。

2005年-2008年，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均对美元升值。升值速度和幅度基本一致，三年升值了10%-15%左右。2008-2010年，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2010年7月-2011年7月，人民币和新兴市场货币均对美元升值。

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二者走势出现较大偏离，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则继续升值。但这也是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发酵期。（图4）

图4  人民币汇率与新兴市场货币走势（2005-2016）

注：同图3注。是2005年7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及11个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相对美元的走势。所有汇率均以2005年7月22日为基期。

2014年7月至今，新兴市场货币贬值35%，人民币对美元仅贬值7%。“8.11”汇改后，新兴市场货币每贬值10%，人民币汇率贬值约2.2%。目前，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状况是良好的。贬值并未摧毁这些国家的经济，反而帮助这些国家之中的多数走出了困境。为什么偏偏我们这么害怕贬值呢？

克服汇率贬值恐惧症

无论是过去的“8.11”之前的中间价管理，还是最新的“收盘价+篮子货币”机制，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实质依然是“逆市场的预期管理”。这种政策主要通过三个主要环节实现汇率稳定：首先，在市场普遍预期汇率会贬值的情况下，通过持续干预，将汇率稳定在给定水平、甚至使汇率有所升值。其次，通过持续的汇率维稳，打破贬值预期。最后，贬值预期消失导致资本外流减少、贬值压力消除，汇率实现自主稳定。换言之，在此后不需要动用（或少量动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也能维持稳定。

迄今为止，我们的害怕汇率浮动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不过是：在过去是害怕升值，现在则是害怕贬值。在2014年以前，央行一直在为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而努力。现在则是想方设法，包括通过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扭转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通过扭转预期进而消除贬值压力。

虽然汇率升值预期或贬值预期虽然能够加剧热钱流入或流出，但并不是产生汇率升值或贬值压力的初始原因。当年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现在的贬值压力则主要来自资本项目逆差。基本的因果链条是：资本外流è国际收支平衡恶化è贬值压力上升è贬值预期è资本外流è……。预期并非无源之水，并非上述因果链条的起始点。即便市场相信央行将继续致力于汇率维稳，相信汇率在相当时间内不会贬值，汇率的贬值压力也并不一定会消失。这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和因此而建立起来的稳定预期，只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某些项目，对其他项目的影响则有限。例如，在确定贸易差额的模型中，一般根本不包括汇率预期这个变量。又如，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国和引资国经济增长的相对前景等“吸引因素”和“推出因素”，而不是汇率预期。资本外逃则更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影响资本外逃的主要诱因已经超出经济因素。预期是建立在经济基本面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是由基本面决定的。汇率预期可以影响汇率的变动路径，但不能改变汇率变动的基本趋势。

从2005年至2014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始终“打而不破”，升值过程持续了近十年。央行为抑制人民币升值持续干预外汇市场。由于人为拉长了汇率的调整时间，套利、套汇资本（热钱）乘机不断流入，为投机者造就了千载难逢的一场盛宴。汇率相对稳定的代价之一是过度积累外汇储备。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净债权国，但却要长期为自己的债务国——美国付息（维持投资收益逆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民福利的损失是巨大的。如果当年中国及早让人民币升值，中国就不会遭受这类损失。

同样，中国如果坚持“8.11汇改”，并进一步取消浮动区间限制，人民币贬值恐怕已经到位。长期以来，央行一直希望实现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局面。但这局面始终没有到来。究其根本就是外汇市场偏离均衡状态。当人民币汇率低估之时，除非完全释放升值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局面就不会出现。反之，当人民币汇率高估之时，除非完全释放贬值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当前，外汇市场的市场供需依然无法出清，短期利率下行空间受阻，企业普遍持币观望。除非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趋势性变化，人民币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贬值压力完全释放之前，资本外流依然会暗潮涌动，对人民币进行投机性攻击活动也很容易死灰复燃。为了避免外汇储备的进一步损耗，严格的资本管制在所难免。但这种管制将会妨碍正常的贸易结算和资本跨境流动。逐步释放贬值压力的政策，正如当初逐步释放升值压力的政策一样，调整期拖的过程，必然产生一系列副作用。缓慢的贬值对维持金融市场的平静可能有所裨益，但更多的是方便了投机者的获利平仓，甚至是方便了资本外逃。消除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最佳办法依然是让人民币尽快实现自由浮动。

我们应该看到，汇率波动甚至大幅波动是世界各国经济生活的常态。人民币贬值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货币大幅度贬值，如贬值25％以上，主要会产生四个问题：通货膨胀；银行资产负债表币种错配；主权债务危机；企业外债危机。我国只有第四个问题比较突出。在过去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中国企业借入了较大规模的外债，一旦人民币贬值，企业的人民币计的债务有可能会急剧上升。不过，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企业外债已经大幅度减少，应该不会因为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而受到不可承受的冲击。

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一旦贬值，信心动摇，人民币就不知道要贬到哪里去了。这种说法有何根据？在世界经济史上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经济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金融资产收益率高于美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货币会贬值20%到25%！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币大幅贬值。即便汇率出现暂时超调，最终还是会回到由基本面决定的水平上。更何况中国还有资本管制这一道最后的防线，我们就没有必要对短期的、波动性的贬值过于担心。

如何看待外汇储备损耗

中国汇率维稳政策，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下降。2015年中国外汇储备比上年减少512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事实上，IMF的资金总额总共不过660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其间为稳定金融所动用的资金总额也就3500亿美元。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确实积累了过多的外汇储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减少是一件好事，事实真是这样吗？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处于双向波动状态，中央银行一般不会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的数量被压缩到很低水平。即便不得不干预，外汇储备的增减数量有限、且变动应该是大体对称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外汇储备的一时减少，确实不必过于萦怀。但是，如果汇率缺乏弹性，无法反映、调节外汇供求，使一国不得不长期积累外汇储备或长期消耗外汇储备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国际失衡状态长期不能得到纠正，必将导致严重资源的跨境、跨时错配。这种状态的持续，不仅会造成国民福利损失，而且可能导致金融、货币危机的发生。

由于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国外储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熨平汇率波动或维持本国金融安全。在更大程度上，外储已经成为是国民储蓄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花费极大代价换来的一种战略资源。

在过去20年中，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可以视为过去三十年中国为迎接迎接人口老龄化所作的储蓄（这种形式的储蓄是否是资源跨代配置的合理形式这里置而不论）。

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所积累的外汇储备又可以主要分成两部分：长期资本（主要是FDI）顺差和热钱。长期资本流入所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中国的海外资产，其收益可以部分抵消中国对外负债的利息负担（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收入）。除非代表这部分资产的外汇储备转化成为收益更高的海外资产，外汇储备的急剧减少意味着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的恶化。

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是热钱流入造成的。在人民币缓慢升值期间，套利者从事无风险套利交易（carry-trade），低价买入人民币，坐收人民币升值之利。[2]在人民币由升值转为贬值之后，人民币的缓慢贬值，则为投机者创造了最为有利的平仓（carry-trade unwinding）获利条件。

支持外汇储备巨减有利无害的最流行观点是“藏汇于民”。在人民币汇率稳定或升值期间，如果外汇储备转到国民（财政部、主权基金、企业和居民个人）手中，而央行取得其他形式的资产（或回笼了货币），则外汇储备的减少可以称之为“藏汇于民”。但在人民币处于贬值压力下，央行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导致的外汇储备的巨减，却很难说是“藏汇于民”。企业套利平仓导致的外储下降只是让少数利益集团获利，不能简单地把这说成“藏汇于民”。更何况其中的很多大企业是外国跨国公司。投机者卖空活动导致的外汇减少不是“藏汇于民”。资本外逃更不能说是“藏汇于民”。央行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期间分别买入和卖出美元，实际上是国民代替某些部门和利益集团承担了本应该由它们承担的风险与损失，从而增加了在不同部门和社会集团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化。

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相当部分是应该用掉的，但主要应该是按市场规律，通过进口和投资用掉。外汇储备应该用于购买高技术资本品、技术专利、战略物资、帮助银行和企业解决不良债权和债务问题、缓解结构改革对企业职工的冲击、推动必有的海外投资和改善一般公众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不明智地用于抑制汇率贬值。当然，由谁和通过什么程序来决定外汇储备的使用也是重要的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一下子用掉数千亿美元外汇储备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藏汇于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使本来可以由国家集中使用的资源转化为纽约、伦敦、温哥华和悉尼的豪宅和某些今后同中国不再会有任何关系的资产。总而言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或实现汇率的缓慢贬值，我们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尽量减少外汇储备在汇率维稳过程中的损耗必须纳入议事日程。

实现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平稳过渡

考虑到一步到位实施浮动汇率，中国的资本市场可能出现恐慌性反应从而造成过度超调。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可以引入人民币钉住宽幅一篮子作为过渡措施。钉住宽幅一篮子的安排可以在防止人民币出现超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干预外汇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外汇储备的损耗。在钉住宽幅一篮子制度下，货币篮子的波动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波动和美元指数的波动。前者反映中国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的供求关系，后者反映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相对变动。一般情况下可假设美元指数没有确定方向，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和美元指数贬值同时发生，货币篮子将贬值。只要篮子货币指数贬值不超过给定幅度，央行就不干预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的贬值。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时候正逢美元指数升值，篮子货币指数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除非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幅度极大以致货币篮子指数跌破给定区间，央行就不干预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

宽幅波动的汇率制度又可分为不同类型。第一种宽幅波动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设定篮子汇率中心汇率，同时设定宽幅年度汇率波动区间。例如，以今天的人民币的货币篮子汇率水平为100，未来一年内100+/-7.5以内市场自己定，触及上下限自动转化为钉住篮子货币。中心汇率调整不应过于频繁，可以考虑在半年或1年中维持不变。参照欧洲汇率机制的经验，也可以考虑将汇率浮动区间再扩大一倍到15％。波幅越大，在未来保卫下限的干预中，央行的弹药就越充足。

由于在这个方案中，没有日中间价和日波幅，即便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较大波动，由于是宽幅货币篮，央行一般也不需要进行干预以维持货币篮子汇率的稳定。如果货币当局具有足够的市场公信力，且汇率水平没有严重大幅偏离基本面水平，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会在货币篮子所规定的波幅区间内波动。即便是面临较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由于有着货币当局的公信力保障——而这种公信力的保障是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投机者是不敢贸然攻击货币篮子的目标区（target zone）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在贴近由货币篮子汇率上下限所限定的区域附近小幅波动[3]。这个方案可以克服“爬行钉住”的一些缺陷，特别是避免打一场外汇储备的消耗战。

但是，如果货币当局公信力不足，波幅空间得不到市场认可，很可能招致投机者对波幅限制的冲击。此时，货币当局就不得不打一场保卫人民币的消耗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考虑一种稍有不同的钉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即货币当局只公布一篮子货币中心汇率，但不公布篮子汇率的波幅。但货币当局可以不对外公布允许的波动幅度，在波幅以内货币当局不干预外汇市场。中国经济完全可以承受大幅度的贬值。由于市场不知道货币当局所能容忍的货币篮子汇率的贬值幅度，也无从知道货币当局所能容忍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从外汇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角度看，一些投资者认为人民币已经贬值到位，变为人民币的买家。随贬值幅度加大，越来越多投资者加入购买人民币的行列。由于市场预期的分化，可能在触及货币当局的秘而不宣的底线（货币篮子汇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底线）之前，不用货币当局出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已经趋于稳定。即便依然有投资者想做空人民币，由于贬值和预期分化，做空力量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相反，央行则此前一弹未发，仍拥有充足的弹药。即打上很大的折扣，中国的外汇储备加上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足以使货币当局守住人民币汇率底线。

相对于完全自由浮动汇率体制，人民币篮子汇率宽幅波动是个折衷方案。在这个汇率制度下，特别是在波动幅度不够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会受到一定限制，可能还会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但这个方案避免了汇率贬值幅度过大对经济的冲击，兼顾了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浮动汇率的好处。随波动幅度的放宽，这个方案与自由浮动方案的区别将归于消失。[4]

总之，在经过2015年8月11日到2016年第一季度的一系列激烈动荡之后，人民币汇率出现趋稳态势，外汇储备的消耗也明显减少。但是，这种现象到底是中国汇率决定机制改革成功的结果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中国的汇率体制改革仍未完成。我们应该更加大胆地推进汇率改革，并为迎接一场新的汇率变动冲击做好准备。

（编辑  迟晨光）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大建设项目之一，洛阳矿山机器厂（简称洛矿）开始投产。作为国内最大的矿山机器制造厂，洛矿生产的提升机、破碎机、球磨机等矿山机械，填补了我国装备工业的一个空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从洛矿走出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洛矿也存在着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缺乏经营自主权，以及大锅饭、铁饭碗等弊病。多年来技术进步缓慢，人均劳动生产率低，无法适应市场竞争，更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一较高下。改革开放之后，洛矿并入中信集团，改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洛矿，经过十多年改革，实现了由传统制造型企业向有自主品牌的高技术装备制造企业、由主机供应商向成套供应服务商、由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变的三大转型。今日的中信重工已在国际矿山机械市场占有相当份额，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这种变化被称为“中信重工现象”。这个拥有60年历史的老国企是怎样转型的，怎样解读“中信重工现象”？

步履艰难，走向市场竞争型企业

进入20世纪90年代，洛矿与其他国企一样，曾经陷入困境。虽然政府采取了放权让利、扶持进化的政策，但企业内组织关系、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受到体制性束缚。随着民企兴起和外企大量进入，国企面临着重大挑战，如不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就会被淘汰。国企能否搞活，应该怎么改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挑战。

为进行市场化转型，洛矿于1993年通过跨行业、跨地区、跨主管部门变更，被并入中信集团。与政府的脐带被切断之后，由于企业基础差、包袱重，受内外环境的制约和市场竞争能力较差，中信重工一度陷入资不抵债的地步。企业长达19个月发不出工资，职工军心动摇。到90年代后期，中信重工已被国家经贸委确定为重点脱困企业。

    在困境中，中信重工的领导班子深刻地认识到：要成为市场竞争型企业，必须改革现有机制。由此，开始了艰难的三年脱困计划：首先打破僵化的用工制度，推行定编定员、下岗分流、减员增效，17000员工中下岗人数超过40%；二是破除“终身制”、“铁饭碗”，打破“大锅饭”，实行全员聘用制，建立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的人事管理和薪酬激励制度；三是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实施债转股，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把经营机制转换到市场经济的规则上来。21世纪初，中信重工初步实现了向市场竞争型企业的转型。   

坚持自主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先行一步

    2004年2月，中信重工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摆在新领导班子面前的任务，不仅要进一步摆脱当前的困难局面，更重要的是在加入WTO之后在全球装备制造业的竞争中找准定位，确定企业发展战略。中信重工最终确定了“把重机公司打造成主业突出、主体精干、经营规模和效益领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企业”的目标。这个目标明确指向了走自主创新之路。

    中信重工提出“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苦干三年，强力打造新重机”的口号，把建立核心制造能力作为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一步。从2005年起多方筹资，先后投入39亿元打造“新重机工程”，以此作为奠定其在世界重机行业拥有高端装备实力的基础。以和德国威普克公司联合设计，自行制造的世界上最大的18500吨自由锻油压机组为核心，包括建设重型冶铸、锻造、热处理及重型铆焊、重型机加工在内的“新重机”工程的完成，使中信重工的制造能力达到了国际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配置。

    在经营管理方面，中信重工提出“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精致管理、变革创新”理念，推进“大营销、大市场、大客户、大服务”的营销战略，按照“高效、精干、活力”的目标建立企业运作体系；以及剥离社会职能、深化分配体系改革，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一个国际性的创新型企业迈进。

    自主创新是中信重工立足之本，从2005年起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7%投入研发，建立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技术研发中心、矿山重型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研发创新平台，并和澳大利亚企业合作，利用对方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在悉尼建立了矿山机械研发基地；建设完成四大类27个实验室；建立了数字模拟实验平台、国际技术平台和4CP、ERP信息平台；打造了一支包括53名外籍专家在内的高素质创新团队。1999-2003年困难时期，中信重工技术人才“大失血”，大专以上的技术人员流失1180名；2004年之后技术力量重新得到加强。公司建立了首席专家制和特殊技术津贴制，奖励优秀的技术人才，目前在8079名员工中，技术人员的比重由原来的十分之一上升到近三分之一，研发人员的比重已接近一线工人。

参与创新的不仅是技术人员，还包括一线工人。中信重工实施“金蓝领工程”，在一线工人中设立“大工匠”制度，每月给“大工匠”发津贴，支持“大工匠”设工作室，带领工人在工艺技术上攻关创新，极大地激发了一线员工的创新积极性。一支由高层次技术研发人才、国际化营销服务人才和高技能生产工人构成的复合型创新队伍在中信重工形成，成为支撑中信重工向创新型企业转型的骨干力量。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重型装备行业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在新的挑战面前，中信重工2013年开始全力推进三大转型战略：由制造型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型，由主机供应商向成套服务商转型，由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近年来，中信重工发展了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提升装备、年产2000万吨级特大选矿工艺技术设备、低温介质余热发电、变频控制传动设备、矿用机器人等30余项核心技术，形成一批以余热发电成套设备、活性石灰、大型矿渣立磨等为代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优势产品，开创了国内外市场并进、各专业市场均衡发展的态势。其中变频控制传动设备的研发成功，打破了国内市场长期被西门子、ABB高价垄断的局面。目前，中信重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2014年，中信重工在887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中居第9位。2015年中信重工获一项国家发明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在提升制造能力的同时，中信重工还根据产业链中不同环节附加价值的差异，调整自己的经营模式。机械行业的基础是制造，制造环节投入大，但在整条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环节集中在研发设计和市场服务两端。发达国家的机械行业把消耗劳动、资源和环境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抓住研发设计和市场服务赚取了绝大部分利润。中信重工认识到，必须改变单一制造格局，把产业链向研发和市场服务两端延伸，形成“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成套服务”的全产业链模式，这是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必然要走的路。由此，中信重工以高端制造为核心，逐步形成了“研发设计、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产品全生命周期成套服务”的经营模式，在矿山和建材重型装备行业成为既掌握核心技术、核心制造优势，又具有提供全产业链产品能力的全球领军型企业。

全面实行国际化

    当代装备制造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和高度竞争性的行业。今天，装备制造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走国际化道路。要改变思维方式、遵循国际规则、熟悉国际惯例，在全球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自己的优势。全面国际化是中信重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的关键一步。

    首先是产品标准的国际化。过去国企对产品标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满足于“产品能用就行”，标准执行不严。中信重工曾有出厂产品包装里留有工人的饭盒、产品油漆上踩有工人脚印的情况。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反映了产品质量在观念、制度、标准执行能力上的缺陷。他们决定从产品标准入手抓质量，统一采取欧美产品标准，经得起国际竞争的检验。他们从丹麦重金聘请质量总监，这位外籍总监从工人的作业和工具保养入手，一丝不苟地执行工艺和产品标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质量管理观念，大大缩小了企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从而为产品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是产品市场的国际化。目前只有欧美少数几家企业能够生产大型矿山设备，中信重工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准，就是要看其产品能否与这些国际大企业竞争。

    2007年，中信重工在国际招标中成功中标中信泰富澳大利亚SINO铁矿的6组12台大型球磨机和自磨机项目，震惊了国际矿机界。2009年在澳大利亚SINO铁矿，由中信重工完全自主设计制造的世界最大直径7.93米×13.6米溢流型球磨机，一次性试车成功并交付使用，再一次震动了国际矿机界。

    现在，中信重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矿山核心设备已出口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加拿大、瑞典、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在多米尼加、蒙古、巴西、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承揽了一批总包工程，使中信重工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水泥总承包商及成套服务商，形成了成套、主机、备件、服务四大全球化市场板块。中信重工的产品已进入我国倡导推动的“一带一路” 沿线的36个国家，对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07年中信重工在悉尼成立了第一个海外子公司——中信重工澳大利亚公司，成为向欧美等高端市场进军的前沿阵地。随着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中信重工又先后在巴西、智利、南非、印度、北美成立子公司，在俄罗斯成立办事处，与世界三大矿业巨头、世界五大水泥集团、世界铜、金、铝三大有色金属巨头等知名公司建立了长期供货关系，形成了覆盖全球的国际市场营销体系和服务网络。

    第三是资源利用与配置的全球化。在开拓国际市场时，中信重工把利用好国外智力和技术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海外高薪聘请外籍专家担任副总经理，建立了300多人的国际化人才团队；独家买断世界三大选矿技术之一的澳大利亚SMCC的全部知识产权，成为全球最先进的选矿工艺技术拥有者；在西班牙并购一家位于世界前列的大型矿山设备制造商，以此为依托建立面向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市场的海外制造基地。

在自主创新和核心制造基础上，中信重工实现了营销、研发、生产组织和服务的国际化布局，构建起包括国际化营销服务体系、国际化技术研发平台、海外制造基地、海外备件服务基地在内的全球业务体系。在中信重工的营销收入中，2015年的国外部分占比为42.76%，2016年将超过三分之二。

正是因为从2013年起就坚决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市场需求大幅回落、全行业效益严重下滑的情况下，中信重工经受住了冲击，利润等主要指标持续保持行业领先，成为我国重型装备行业的领军企业。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改革企业内部的组织方式、管理制度，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营运体制和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针对过去企业在进人、用人、选拔干部中存在的“关系重于能力与实绩”的弊病，公司制定了专门制度，领导班子带头执行、以身作则，端正了企业内部的风气，推动了制度的落实。

    2007年，中信重工启动股份制改造，由中信集团、中信投资、中信汽车以及洛阳经投共同发起创立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法人治理结构，并结合自己的特点形成了四种决策方式并行的决策机制：一是坚持党委集体决策制度；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章程行使决策程序；三是执行集团报批制度；四是坚持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决策制度。这种决策机制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在企业内充分发扬民主，又体现了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现代企业治理的特点。

    在运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了以风险管理为核心，以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及内部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控制体系，有效防范和控制了各类风险。

    在用人机制上，不断完善科学的选人用人、考核评价和监督约束并重的机制。上市之后，中信重工加大经营管理层的市场化选聘力度，逐步走向市场化、职业化、专业化。

    在激励机制上，把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与创新活力、利益激励加以融合，逐步形成“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权利清晰、奖罚分明”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激发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企业制度的改革确保了管理水平和运营质量的不断提升。至2007年底，中信重工依靠自身发展，全部还清了历史欠账，消化了13.6亿元的潜亏及挂账亏损。2009-2011年，中信重工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达13.41%，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47.12%。目前，中信重工积累了60亿战略资金储备、具有400亿银行授信额度，并且作为融资平台在资本市场具备融资的能力。

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国企的政治优势

    国有企业的发展除利益激励之外，还具有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核心的政治优势。作为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中信重工在党的建设上主要抓好四个环节：

第一，发挥公司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中信重工党委冷静分析市场形势和企业的优劣势，引导大家看到光明，提高战胜困难的勇气，稳定队伍，带领员工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坚决改革，度过难关。在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后，党委制定了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承诺，使之成为团结员工改革创新开拓的思想基础。党委领导班子制定的“班子守则”、“十条纪律”、“四条规定”，体现了实事求是、公道正派、以身作则的精神，做到了正己服众，凝聚人心，团结员工共同奋斗。

    第二，党风建设、从严治党是保障。在不断传承和发扬焦裕禄、杨奎烈等模范人物的精神的同时，对于干部中存在的搞裙带关系、钻营腐败、渎职失职的问题，党委从严治理，举一反三，确保干部队伍风清气正，确保党组织具有公信力、凝聚力。

第三，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是关键。中信重工有直属党委15个，直属党总支8个，直属党支部18个，基层党支部126个。党的领导、党组织的堡垒作用，要靠发挥好各级党组织的作用来实现。中信重工党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发挥作用，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直属和基层党组织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党建活动。如重机厂开展的“五比五争”活动，重装厂开展的 “四好党员”活动，铆焊厂 开展的“党员先锋擂台赛”，矿山厂开展“争当焦裕禄式好干部”活动等。这些基层党组织所开展的党建活动生动有效，在干部和党员中树起了正气，激发了党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促使他们在群众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第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表率。在中信重工的8079名员工中，在岗党员2995名。党员是群众的榜样，他们的行动就是无声的示范与动员。党委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规定党员上岗必须佩带党徽，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长期在党员中开展“我为党旗添光彩，我为重工做贡献”的创先争优活动；每年开展对党员的民主评议，使党员在企业中有责任感、荣誉感、成就感；在生产一线重点岗位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让党员为群众作出示范。在全公司21名首席员工中20名是党员，党员成为全体职工中的核心队伍。

正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保障了中信重工在困难时期精神不倒，在改革过程中相对平稳，在日常工作中风清气正，在创新开拓中士气高昂、团结奋进。  

在改革发展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在改革开放中，国企的体制和运行的环境与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信重工坚信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基本方针绝不能变，这是国企的立足之基，发展之本。

    60年来，从洛矿到中信重工，员工与企业之间利益相连、精神相依、命运相通，形成了“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文化，这是中信重工能够在改革发展中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力量之基、活力之源。

    中信重工的体会是：在市场化改革中，一定要把员工的利益与国家的发展方向、企业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凝聚全体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在国企的改革发展中，物质激励是必不可缺少的，但不能替代使员工的追求与国家利益、企业目标一致化所起的引领性作用。这既是全体员工在困难中能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共度时艰的思想基础，也是在企业转型爬坡、开拓奋进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动力源泉。只有员工在本职工作中能看到个人的付出、成就感与企业成功、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才能使广大员工产生不竭的动力。

    作为国企，企业就是员工的安身立命之地。中信重工的目标是：要让员工有尊严、有成就感地在企业工作，要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和企业的发展体面地生活。公司设有对在职的工人干部进行培训的“中信重工大学”。在员工中建立鼓励创新、表彰先进的制度。2013年起公司在一线操作工人中实行的“金蓝领工程”和“大工匠”制度，拓宽了生产工人提高技能的成长通道。企业内设立了首席员工、金牌首席员工、首席设计师等，并给予特定的待遇，使他们成为创新创业的带头人。这些“大工匠”和首席技术专家，极大地激励了一线员工爱企业、肯钻研、争创新的积极性，带动建立了18个技术创客团队和22个工人创客群。李克强总理来中信重工调研时，特别指出通过技术创客群、工人创客群来吸引和组织全体员工搞双创是企业的兴盛之道、繁荣之道，号召以中信重工为榜样，推进大型国企的“双创”工作。

    中信重工实行工作业绩考核与岗位诚信考核相结合的绩效管理，建立了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2015年员工含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的平均收入达95677元（同年洛阳市平均工资45819元），较2005年增长372.25%。“十二五”期间，公司新建员工住宅近36万平米，解除员工住房的后顾之忧；建立了员工生活服务中心和员工俱乐部，实行员工工作餐补贴。在这十余年的发展中，员工大大增强了获得感、自豪感和对企业的向心力。

怎样解读“中信重工现象”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企出现了很大分化。许多国企在市场竞争中艰难爬坡，有些处于困难境地。然而，在国防军工、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大型计算机等领域，一批国企成为创新型企业，有不少进入了国际竞争的第一方阵。中信重工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国企能够经过改革适应市场竞争，也能成为创新型企业，走到世界前列，打破了许多人对国企的偏见。

    为什么中信重工能够实现这种转变？

    北京大学的路风教授通过对京东方（原北京电子管厂）跨界发展，浴火重生的案例剖析，提出：这样的企业能够成功转型的两个要点，一是企业具有内生的动力和能力，改革企业的组织条件和资源条件，成为一个市场竞争性企业。二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所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种“中国工业精神”已成为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流淌在这些企业的血脉里。受之哺育，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具有远大的抱负，把“强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价值观体现在成为创新型企业、占领行业全球制高点的战略目标中，并带领企业达到这样的目标。[1]这个解释也同样适用于中信重工。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共和国为实现政治独立、经济自主而在自力更生精神下所进行的艰苦奋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这些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价值观和历史记忆，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人的行动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无数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在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主，仍然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方能突破西方国家的垄断和种种障碍，自立于世界之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个被写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被忽视甚至动摇了。而中信重工却用自己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坚持这种精神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支持中信重工在改革创新道路上一路向前的，还有那些深入国企基因中的政治优势：由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所提供的政治保障。无论是在壮士断腕般的改革过程中，还是在卧薪尝胆成为创新型企业的艰苦创业中，这种政治优势作为国企独特的政治资源，起着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作用。中信重工厂区内的焦裕禄、杨奎烈事迹陈列室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大道，标志着这种政治优势已融入了这个企业的文化。事实证明，国企既是“中国工业精神”与工业知识的载体，也完全有条件通过党的领导、工人阶级的自觉性来承载和发挥我们国家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

当一个国企能够自觉地发挥这些政治优势，就能在实现企业的战略性目标时激发全体员工的精神力量。中信重工与京东方的例子都说明，这些共和国的长子能够通过改革、创新重新走向辉煌，内因是决定性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内化于国企之中成为政治优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工业精神”，这就使企业一定会立足改革创新，实现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赶超。

    （编辑  宋斌斌）

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是建国以来以健康为主题的最高规格大会，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战略，这是发展目标的突破；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道路，这是中国道路自信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首次部署“把健康融入一切政策”，提高了卫生健康工作的力度和广度。大会吹响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号角。落实好这次大会精神，就能够把卫生健康从少数部门的业务工作变成全党全社会的大事，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向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为应对国内外健康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我国处在应对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关键时刻，坚持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是破解“新常态”难题的一把钥匙。今天人民健康遇到的问题，除了种种客观原因之外，主要还是经济发展方式中片面追求资本增值、片面追求GDP的偏向所导致。这种偏向导致超时劳动、环境污染、食品污染、城市病、收入差距、农村空心化、医疗卫生过度商业化等等问题，这都是危害人民健康的因素。实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根本，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让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目标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幸福生活的真实需要。可见，落实这次会议，并不是简单的业务工作，而是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以及各级政府行为目标的根本变革。

“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会议越重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实的难度之大。卫生与健康大会已经结束近一个月了，很多地方都在积极筹备落实，令人鼓舞振奋。由于卫生健康工作涉及面广、短板不少，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热度、加强力度，下决心突破一些瓶颈，尽快做几件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切实有获得感的事情。

加强思想建设和干部激励

正确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落实“人民健康优先发展”，首先要解决各级政府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干部问题。对于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卫生健康工作自身的规律，还需要加强思想和理论建设，以避免用会议落实会议、照搬经济工作的经验来推动卫生健康工作，避免受到既得利益格局的影响。目前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几件事：

首先，把大会确定的重大原则尽快纳入法律法规。针对卫生健康领域存在争议和模糊认识的问题，总书记的讲话给出了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意见。人民健康优先发展、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和政府主导、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要全民公平享有，这些应该纳入《宪法》和有关法律。

其次，开展对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宣传。新中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创造了不同于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爱国卫生运动、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中医药等在世界上都有很大影响。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医改也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避免了西方国家经常出现的党派政治、民意碎片化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对此应加强宣传，既有利于增强制度自信，也有助于推动健康中国的建设。第三，举办由相关部门和地方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建设健康中国”研讨班。要让各级干部认识到，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有着不同的规律，在卫生健康领域，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新自由主义等思潮都曾经导致了健康不公平、卫生服务商业化等严重问题。要克服过度放松监管、强调“小政府”等错误观念的影响，避免有关方面对会议精神的各自片面解读。

第四，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和激励。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这次大会把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需要在干部配置、激励和队伍建设上有所体现。把健康中国建设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考核指标，对卫生健康投入等重要指标可以一票否决。打造一支既懂政治、也懂业务的卫生健康管理队伍。对于在卫生健康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予以表彰和激励，在全党形成“你追我赶抓健康”的氛围。

建议成立人民健康委员会

建议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设置人民健康委员会，整合当前分散在各部门的卫生健康相关管理职责，统筹管理卫生健康工作。

首先，“人民健康优先发展”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迄今为止，我国只有教育和卫生被提高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健康的影响因素和涉及范围远远多于教育，健康中国建设在推进初期，必须要有集中高效的行政体制，才能够有效启动。

其次，推进医改需要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当前医改进入深水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医疗、医保和医药三方难以联动，目标不一致，协调不易。控制医疗费用、推进分级诊疗、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药品招标采购等关键政策，都由于各部门意见不一致而推进不快，迫切需要建立集中整合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第三，国内外的经验都说明，卫生健康工作需要集中统一的行政体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由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卫生服务、筹资、医药以及有关的社会福利。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和防治血吸虫等，都专门成立了中央领导同志牵头的常设工作机构。近些年上海、福建三明、江苏镇江等地，能够成功控制卫生费用、改善医疗卫生系统绩效，也是得益于突破了现有部门分割的格局，建立了统一的实体管理体制。福建省已于近期成立统筹管理医保和药品采购、公立医院监管等职能的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可以在地方探索的基础上推广经验。

总之，在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成立健康委员会，有利于向人民和国际上树立我们坚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决心，有利于结束医药卫生改革措施的碎片化局面，是确保2030年建成健康中国的体制保障。

各级领导重视主抓重大疾病防控

抓重大疾病防控，是实现预防为主、尽快改善人民健康、降低疾病负担最直接的手段。当前对我国居民威胁最大的疾病，既有艾滋病、结核病、乙肝等传统流行病，又包括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生育质量下降、青少年肥胖和近视、精神疾患、老年失能等问题。这些疾病已经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素质和繁衍生息，影响我们国家精神面貌和国家安全。这些问题仅仅靠医院难以解决，必须加强综合防控，从饮食、环境、锻炼、社会交往等方面综合施策。

预防为主的重要性人人都懂，但是在现实中工作力度还十分薄弱，目前除了一定的宣传教育外，缺乏有力的措施。为此我们建议，从中央到县各级党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常委会，专门部署重大疾病防控。中央和省确定方针，市县则根据当地实际，每年集中精力抓一到两种重大疾病防控，按照流行病学研究分析，找到影响当地居民生病的主要因素，调动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各个击破，在全社会形成浩大声势。同时以抓重大疾病防控为抓手，推动健康教育、环境整治、劳动安全保护、交通安全、建筑安全、合理膳食、禁烟限酒等工作。我国高血压患者超过2亿人，糖尿病近1亿人，每年新发肿瘤近400万人，肥胖9000万人。经过5-10年时间，争取把影响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威胁都抓一遍，形成稳定的制度。各级党委政府制定重大疾病防控计划，并将治理情况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

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亲自抓血吸虫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53年，沈钧儒向毛泽东反映血吸虫病情况后，毛泽东迅即批示习仲勋同志牵头开展防治工作，并亲自召开会议、研究疫情、联系专家、动员部署，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控，创造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奇迹。今天只要继续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奇迹。

加强健康教育和全民健身

健康教育和全民健身是面向广大人群最直接、最便捷、低成本的健康促进方式。目前，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覆盖面低、不规范，全民健身面临的问题是劳动者超时劳动现象比较普遍，休息权不能得到保障。应该从解决这些问题出发，加强健康教育和全民健身。

在健康教育方面，主要是打造健康宣教的权威平台，支持中央电视台和省级卫视开办健康频道、健康栏目、健康微信等。目前，我国一些媒体过度商业化，健康宣传受到商业利益影响，对改善人民健康起了相反的作用，不利于公众形成科学的就医意识。对此，要打造健康宣教的权威平台，内容要高起点、严格把关，用正面的声音替代错误的宣传。健康频道和健康栏目，要完全由政府资金支持，不允许做广告以免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对各种媒体、企业、社区开展的不规范的健康宣传进行治理，对电视剧、广告、文艺作品中涉及健康的内容进行审查，减少错误信息对人民健康的影响。组织各界知名人士参加拍摄健康教育宣传片，在公共媒体、机关、学校、社区、交通工具等渠道反复播出，实现全民覆盖。同时，以健康频道和栏目为依托，宣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和理性就医知识，同时吸收患者代表、公众代表参加，将其作为医药卫生政策走群众路线的平台，践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动卫生改革。

在全民健身方面，这次大会重申了向社会开放体育运动场馆、确保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等要求。除了落实这些要求之外，还要落实《劳动法》，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确保劳动者的休息权。据统计，我国2014年周工时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全国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5.3天[1]。脑力劳动者超时劳动也很严重，一些互联网企业甚至实行“996”工作制（九点上班、九点下班、每周六天）。这固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但是也造成了对劳动者健康的损害。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时间休息，就不可能有时间从事锻炼和健康维护。从长远看，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和企业创新。所以解决超时劳动、保护人民的休息权和健康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劳动法》。我国煤炭企业今年以来实行276天工作制之后，取得了过剩产能减少、煤价回升的效果。

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录

本次健康大会明确提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坚持政府主导。要真正落实这个要求，首先要明确“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具体范围。

首先要有目录。应尽快制定全国通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内容，地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覆盖影响人民健康的主要病种，使用目前经济有效的技术和药物。目录范围可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

其次，根据目录确定政府责任。凡是纳入目录的服务，政府必须确保人人能够公平享受，并设定个人负担的上限。政府要根据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核定医疗卫生机构的编制和投入。

第三，扩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对于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长期慢性病人等特殊群体，可以首先扩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药物的保障范围，让这些群体率先感受到获得感。

对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保障和群众收益情况，应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

打造专群结合的基层卫生队伍

建设健康中国，实行预防为主，落实分级诊疗，关键都在基层。但是，目前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的数量、素质和积极性，都很难满足上述要求。关键的制约条件，一是编制，二是待遇。建议借鉴我国当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赤脚医生运动的经验，突破现有编制限制，打造一支专群结合的基层卫生队伍。

一方面，突破编制。现有基层卫生人员编制远不能完成现有的十大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规定，客观上不利于基层卫生发展。建议突破现有编制限制，直接按照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的需要重新核定编制，并按照能够吸引到足够优秀人才的标准确定收入。调整财政和医保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基层卫生人员收入。

另一方面，打造一支群众性基层卫生队伍。专群结合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成功经验。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退休人员和返乡农民工增多，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必要的培训，承担基层医疗卫生的辅助性工作，既能缓解就业压力，又能弥补正规人员的不足。按照每千人口增加1名辅助卫生人员的标准，此举能拉动一百多万人就业。

推进医疗信息化

建立覆盖到每个居民和全部卫生机构、互联互通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是实现分级诊疗、为人民提供全流程健康保障的必要工具，也有利于推进自主创新、拉动投资需求。健康信息化也是国际趋势，美国、英国近年来分别投入750亿美元、100多亿英镑建设医疗信息化。我国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如果能够建成互联互通的医疗信息系统，人民就医和健康服务的体验将出现革命性变化。当前要重点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信息安全。居民卫生健康信息是重要的国家秘密，必须由国家甚至军队主导建设，封闭管理，把好安全的第一道关口，绝对不能出现居民个人信息泄露，否则将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第二，统一标准。当前之所以分级诊疗难以落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医疗机构信息、业务互不连通。信息系统的软件开发需要大量初始投入，应联合大型国有企业，集中优势资源开发在全国范围通用的医疗卫生信息软件。打破各部门、各系统、各地区的界限，打破预防、治疗、预约挂号、药品流通、医保收支信息系统之间的藩篱，实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加强公立医院药品招标、采购、配送、使用和付费过程的信息公开，规范药品购销和使用行为。

第三，发挥基层的作用，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基层卫生机构面向全体居民，这是其最大的优势，一旦居民能够通过信息终端方便地同基层卫生机构产生联系，分级诊疗、预约挂号、健康教育、健康管理等业务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效果，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导建立全流程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促进资源下沉，扭转医疗卫生过度集中于大医院的状况。

另外，要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的信息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不仅公立医院的财务、运行、药品采购情况要完全向社会公开，私立医院的财务、运行和药品采购状况也要向社会公开，即使是私立盈利性医院，也要对其利润率进行管制，防止过度逐利。

加快公立医院改革，破解医务人员薪酬和医药腐败两个难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多次专题部署公立医院改革。目前改革的思路已经比较明确，就是推广福建三明等地的成功经验，通过全面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办医和管医的责任、建立公益性的新制度、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用“两票制”等办法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净化流通环境，实现堵后门、开前门，扭转医院和医务人员行为目标，让他们主动维护人民健康、控制医疗费用。当前主要需要破解三个难题：

一是真正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办医管医责任，把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指标纳入地方考核。目前，一些地方仍然有对公立医院甩包袱的想法，为公立医院发展和恢复公益性设置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公立医院改革没有硬指标。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情况、公立医院医疗费用、患者自付费用等，应纳入地方考核指标。适时推广公立医院改革，首先做到每个市县有一家真正公益性的公立医院，再向其他公立医院推广。

二是建立符合医疗卫生特殊性的医务人员人事管理和薪酬制度，用制度支撑起天使的翅膀，让医务人员重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参考国际和国内相关职业工资水平以及医务人员实际收入，确定能够反映医务人员贡献、吸引优秀人才的阳光薪酬。

三是开展一场反对医药领域腐败的斗争。当前看病贵，主要贵在药物和器械。药物价格居高不下，仅靠体制机制改革还解决不了，关键是医药流通环节有巨大的腐败。要下决心开展一场根除医药领域腐败的斗争，净化药品流通环节的风气，切断利益输送渠道，药品费用才能切实下降。

推进药物器械产业整合和国产化

我国药物产业“多小散乱差”的格局，药物和医疗器械自主创新能力不够，都导致医药和器材市场竞争混乱、价格虚高。只有把药品和器材虚高的费用释放出来，才能有更多的资源进行健康维护和促进。当前可以做几件事：

一是把药物纳入产能过剩行业，控制信贷规模和新项目审批，严格执行药品最低价招标和“两票制”，用市场手段促进医药领域的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

二是设立中国基本药械集团总公司，组织生产公立医院使用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医保药物，实行定点生产、直接统一配送到医疗机构，按成本价保本微利销售，以调控全国药价，使全国药品价格明显降低。开展常用医疗器械和高精尖医疗器械的自主研发，迅速提高国产化水平，替代进口产品。

三是适时重新制定医保药品目录。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大批高价药、新药、专利药进入医保目录，导致医保目录过于“豪华”，让国家和群众花了很多冤枉钱。目前，仅靠个别药物的调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适时重新制定医保目录，所有药品先取消医保资格，然后从零开始重新招标认定，每种药品都选择价格低、质量稳定的药物纳入医保目录，解决医保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

实施健康影响评价公示制度

把人民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需要各部门共同行动。近期可行的一个办法是，实施健康影响评价和公示制度。

首先，各部门应建立本部门的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的影响评价机制。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把其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作为评估的必要条件。可以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评估的内容，不通过健康评估的政策不能出台。

其次，推动对居民健康影响较大的部门实现转型。近期可以首先对烟草专卖局进行试点。烟草专卖局目前仍以创造产值和利润为主要导向，但吸烟危害人民健康、增加疾病负担，在国际上也影响我国形象。应将其转型为公共健康管理部门，以减少吸烟为主要考核目标，其主要收入应当以特种用途税的方式，用于卫生健康事业，以形成正确激励。

第三，实施健康影响评价公示制度。房地产、食品、消费品、餐饮服务业等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根据对消费者的健康影响进行评价和评级，并在产品包装等地方予以标示。例如，对汽车可能导致的安全事故、对高热量食品可能带来的健康危害等，都要明确标示。应限制快餐类食品等不利于健康的食品做广告。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消费品进行健康评级认证，引导企业提供健康产品，消费者选择健康消费。

（编辑  宋斌斌）

本届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的现象，不仅美国人关注，全世界都在讨论。很多人质疑：美国政治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民主制度出现什么问题？是因为民主过多呢，还是民主不够？过去数年“颜色革命”在多个国家造成乱局，西方民主体制正面临五十多年来未见的挑战。

西式民主的源起

民主体制源起自古希腊的雅典，但存在的历史不长，口碑也不好。

    雅典被马其顿灭亡后，此制度消失。在其后的二千多年中，民主不是一种受到推崇的制度。直到美国经独立革命脱离大英帝国，民主制度才以另一形式再出现，成为人类社会治理体制的一个选项。不过，美国立国时进行选择，是帝制还是共和，而并非民主还是独裁。美国不少建国者倾向帝制，要拥华盛顿为皇帝。在美国建国的制度建设过程中，民主这主意并不受欢迎，当时制定的宪法及制度，处处防范政党、选举及其可能引起的各种副作用。从订立间接选举制、三权分立到人权修正案，无不是为了限制民选政府的权力，以及压制民粹主义的抬头。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重新出现时，民主经历了如此一段不光彩、现在也是无人愿意多谈的历史。

    但是从二战以后到现在，民主变成了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普世制度”。到了此阶段，西式民主己经形成了一种硬性的定义，扼要地说，就是“多党制，定期的竞争性选举，由民众决定谁人执政”。更准确的说法，是西方的民主以“周期性的，全开放及普及性的，以零和竞争的多数票决来决定由谁掌握公权”。这定义其实是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学术界，为针对他们的独裁主义对手，即“共产集团”，而按自己的制度总结出来的基本原素。打造出来的论述及标准并不是为了发展自身的制度，而是因应冷战需要，用于对付社会主义将之作为量度各国政治制度的标准。据此，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未符合这些条件，即使有选举，也不能算是民主。而民主体制会因应其优越性而最后胜出。苏联的解体，令这种论述达到巅峰。有人更宣称“历史的终结”，即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已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理想国，终极的优良社会组织体制已经出现。现在回顾，对西式民主制度产生这样的迷思，至今不过二十多年。

我们应如何解读这段历史？

价值观与制度构建

当我们谈及“民主”时，可有不同含义和层次，它可以指一种制度，也可以指一种价值观。一个制度的建立，其背后必然有一种相应的价值观，两者关系密切，但并不等同。人类社群各有不同的历史、哲学和宗教信仰，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组合，当中有部分可能相同或相似。例如美国的立国价值观是“自由、平等、与寻求（个人）快乐／幸福（Happiness)”，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则是“自由、平等、与友爱（Fraternity或译博爱）”。这种分歧反映出两者对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取向不同，其一较偏重个人，另者则较偏重群体。此外，就算同一组合内，不同的社群对于有冲突的价值观，也会分别轻重，并作出不同的平衡和取舍。

不同的价值观，及对一些相同的价值观作出不同的看法，这必然会反映到制度的设计里。因为有不同的价值观，也因为有些价值观是互相冲突的，而各群体作取舍时又有轻重之分，制度形成时就要做出妥协，所以两个社群设计制度时就算价值观有相同之处，形成的制度也不一样。例如美国人既重视自由，也重视公平、平等，但这两者有时是冲突的。如对选举经费的问题上，美国人可以容许个人及企业花无限量的金钱投入，这是“自由”，但如此一来，就与选举的公平与平等发生了矛盾，因为各候选人的资源差别太大，竞争难以公平。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自由更重要，花钱支持竞选人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这其实是将个人自由放在公平之上，也是对自由作非常广义的阐释。香港社会也重视个人自由和公平，但选举开支有上限，并严格执行，这是将公平放在个人自由之上。所以，即便有“普世价值”，也不等于有普世通用的“模式”或“制度”。

普世价值不等于普世制度

    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是不是普世的呢？这要看所指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是通常来讲，“参与、平等、自由、个人基本权利”等具有普世意义，但西方其实是以自己的方式体现这些“普世价值观”，当中出现冲突时作出自已的平衡和取舍，从而塑造自已的制度与模式。但其他拥有相同“普世价值观”的社群，不一定要用相同的方式去体现，应按照自身情况，作出平衡和取舍，故此，西方的民主模式不可能是普世模式，即便认同一些西方民主背后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也不一定要认同西方的民主模式。

    我们不必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但对引入西方的政治体制，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很多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其实是在鼓吹一种经济与政治“制度”，说得准确一点，是经济层次上的极端自由市场制度，政治层次则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竞争性选举制度。

制度构建的基因

    除价值观以外，政治制度的构建也包含一些前提、理念、信仰、假设、意识形态，和宣示（assertion)。对于西方民主制度构建的基因，除了通常谈及的自由、平等、人权外，还有什么呢？西方学术界对此有很多论述，结论也较一致。

    个人的自由、平等无可否认是这套制度的出发点，前提则是对独立的个人自由意志存在的肯定。这“个人意志”其实也是一种宣示，这亦引申出“个人大于群体”的价值取向。个人比群体重要，群体是为个人存在，而个人不一定以群体为前提。

    西方选举制度高度肯定竞争，这与进化论的出现，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制度有重要关系，接受“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是其基础。

    西方选举制度也肯定多数决。这是一个机制，是个无奈的妥协。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明白，多数决并不是达到真理或最优决定的方法、也不是真假对错的取决标准。但在民主的制度下，多数决是一个简单而又便捷的办法。制度的设计者其实也知道这方法的缺点，历史上也曾用不同的方法以减少简单多数决的负面影响（如威尼斯）。

    西方的政治制度设计，也包含“政府是个不可避免的恶”以及“人性本恶”这两个前提，这当中有历史及社会背景。民主制度前的欧洲政府，无论是贵族或是宗教政权，善政是少数。至于性本恶，则来自宗教的原罪信仰。

    以上并不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全面论述。总的来说，西方的民主体制建基于一套来自其自身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传统及一些假设、前提及断言，并不仅是一种价值观的组合。

    单从制度构建中的价值观来看，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观，可以说现在都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同，但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民主也是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价值，但我不会将之纳入“普世”范围，因为大家对此还没有共识。其实对自由、平等、权利等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这些理念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分歧。西方文化对这些价值观的认知，认为是来自于自然的、天赋的。这是个宣示，当中没有对与错、真或假的问题，只是观点。这些概念都是先验的，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唯物主义者同时可以认同“自由、平等、权利”为可贵的价值，但并不认为它们是天然的，而是社会组合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在大多数人的认同下，在条件成熟时渐进地引入。

总的来看，一个政治制度的构建，除了涉及一些共通的价值观外，也涉及信仰、宣示、前提、妥协、取舍。就算是一些共通的价值观，也可以因其以唯心还是唯物为基础，因而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代议制度取代直接民主

西方在十八、十九世纪恢复使用的民主制，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原装版本有很大差别。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由有资格的公民直接投票决定群体的重大事务。美国立国以来的民主体制，则为代议制民主。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使用“公投”，公民并不直接决定社会的大小事务，而“公投”这种直接民主手段，多不为支持西式民主的学者及政客欢迎。事实上，设计代议制度也是要防止直接民主必然出现的民粹主义。代议制度的推动者Edmund Burke在1774年对一些地方选民讲述这个问题时[1]，指出政府的管治与立法，是需要理性及作出判断的行为，不是一时的倾向。政治代表不仅只有卖力，更要有独立的判断。如果他只顺从选民的意愿，并不是为选民服务，就是背叛了选民（大意如此）。香港回归前，立法局议员是委任产生的，各有其界别背景，上任前政府都会告诫他们，在立法机关内，他们所作的发言及决定，应以全香港的福祉为基础，而不是从他们各自界别的利益出发。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不是现实。在委任制度下能达到这种理想尚有点可能，在选举制度下，则只会是一个美丽的幻想。近代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放任的自由前提下，即社会上的群组、利益集团、个体可以自由集结、发挥，通过公开及不公开的程度，争取自己的利益。

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以下一次选举作为对议员问责的牵制。如议员的表现违背了大部分选民的意愿，他将在下次选举中冒败选的风险。故Edmund Burke上述的崇高要求，与选举政治的基本运作是不一致的。

    代议制度（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实际上是掏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内涵。选举制度与其说是选代表，实际上是“选主”1。当选者不是代表，而是替代人民作决定。这不是要否定选举机制，只是指出选举的真正性质和运作实情，它与一些民主理论所宣称的并不一致。

竞争性选举作为制度核心的理论

    自由、开放的选举，是西方民主体制的结构核心，制度设计以此体现其“人民作主”的核心价值。这理论建基在“主权在民”的理念上，然后将一个选人的程序，说成是一个授权的过程。但选举其实并非授权程序。有论述者更将这个程序演绎成体现公众意志（general will)的方式。在这三个论述基础上，民主理论进而将选举演绎为政权、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是必需具备的原素。这种论述将人民主权、授权、合法性捆绑在选举机制上，使选举变成整个制度的核心。

    竞争性选举作为合法性来源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信念，或者信仰。但也不能否认，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而言，选举制度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感觉”，对胜选上位的政治人物的承认和接受，对建立公民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都有非常大的效果。问题是，这是否就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种合法性在国家治理失效时，会不会同样有效？

西式的选举前设是自由、平等与权利。故选举权要普及、平等，每人的票值尽量平等：有自由开放的参与，提名门槛低，各人可自由参选；社会上的群体要有结社自由，各种利益、族群、政见，可组织共同体，维护及扩大自身的利益及权力，组织或支持政党通过选举，自由博弈，争取上位执政。政党及参选人可以以各种手法拉票，只要不违反法律。选举过程中，各方各派各党通过公开辩论，争取选民的支持。其假设是选民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充分了解各种选择，从而作出明智决定。

此外，选举过程中还有两个非制度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金钱，花钱支持或反对某候选人被认定是体现言论自由，如没有相当的资源，就连参选也不可能，能投下大量资金已成为参选及胜选的必要条件。二是大众传媒。在言论开放下，舆论平台的操控变成选举成败的重要因素。而这方面的公平公正，只能以行业的专业操守作为制约，产业开放作为制衡。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和操作环境下，社会出现分裂，强化、突出分歧是必然的结果。美国的政治生态搞成现在的状况，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变成这样，而是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这些情况。

美国制度的演化过程

    虽然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立国后最初的150多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并没有落实民主的“普及”这项基本原则。非白人，女性，没有资产的人，都没有投票权。真正普及的选举权等到1965年才出现，即“民权法”通过之后。而该法真正发挥作用，还要经过各州引入运作、逐渐广泛落实和成熟，过程长达10到20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及民主才真正在美国获得落实，广大的公民才能够全面发挥选举权的力量。加上两大党在这过程中，修改了它们的候选人提名办法，这才使普通选民也可以参加决定党的候选人，因而大大加强了党内的民主。

    可以说，美国直到近二、三十年，才大约落实一个以周期性、全开放的（即普及的）、零和竞争的、多数票决选出操控公权的人的政治体制。这种说法看来较为极端，但符合事实。直到今天，美国才以较接近其定下的民主体制的准则，去落实民主体制。美国人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在其设计的体制中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在很多引入选举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早已见怪不怪，看看台湾、香港地区，情况就很清楚，更不要说美国直接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了。基于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特朗普（Donald Trump）会这么成功。特朗普的讲话反映了很多共和党人和一般美国人的一些内在感觉、情绪和期望。理性、逻辑在这里并不重要。

    美国200年来慢慢地开放选举权，从间接选举逐步发展到直接选举（但总统选举仍是间接），经过了180年左右才达到选举权上的基本平等。随着种族、性别平等的进展，美国到现在才开始面对一个比较普及和平等的选举生态。但当制度认真地按设计的原则操作时，即选民更普及、提名程序更民主、信息更开放、言论更自由，加上互联网的影响时，制度的运作就出问题了。当所有的问题都放到台面上来争吵，谁能拉到最多支持票谁就当权，谁就可操控政策的决定时，这个体系就一定会产生分裂。美国以前的选举没有导致大分裂，或分裂并不严重，是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的普及民主。自立国到上世纪末，美国很多政策的决定，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都由几个政客头头关起门来谈妥，再拿到议会上通过就解决了，这是公开的秘密。西方民主建基于承认和肯定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个人，不同的族群存在和分野，和他们之间的公开与不公开的博弈，只要这些行为是符合法律的。

    以前不分裂不是因为它的社会较文明，人民教育程度高，以前能控制分裂，并非源于制度，而是来自社会因素，如较一致的种族结构或宗教信仰，经济发展良好（或不太坏）等。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制度内在的分裂动力，就难受压制。其实这些现象广泛及不断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渐进过渡阶段，一夜间就按美国政治学者的一套理论引进自由民主体制，其失效是自然的，能够成功只是例外。而现在，美国的政治正走向“第三世界化”。

    西方对竞争性选举的迷信和论述，可以归纳为几个关键的认识误区：

    1、选民是理性的（但其实选民的投票是以情绪及价值观决定的）：

    2、公开辩论、言论自由会引至公众的正确理解和决定（但其实选民的决定主要靠感觉）；

    3、多数决会作出最佳的选择；

    4、选举产生的领导及代议士，大概会以群体的整体及长远利益为考虑基础。

    其中最关键的是“理性选民”这个神话。选民的投票取向当然有自身的理由和道理，但多数不是理性的，特别是涉及一个群体的长远考虑或利益。美国搞选举工程的人近五、六十年发展出来的策略，首先针对的不是能吸引选民支持的“好政纲”，而是首先找出能挑动选民群体的“情绪因素”(emotional factors)。这一手段已由美国输出到欧洲及其他地方。“选举工程”，已变成一个高度发展、非常专业、成熟的行业，与学院内的自由民主体制论述，完全是两回事，例如找出关键性选民群组、拉票工作集中几个关键州、广泛使用负面攻击手法等，都和传统的民主理论无关。

国家治理与竞争性选举制度的矛盾

    美国（主要是联邦政府层）出现严重的治理困难，是个不争的事实。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美国己变成一党政治，议会政治己沦为“否决政治”（vetocracy），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相反地，他对中国“能办事”的表现非常欣赏。学者福山对中国的制度也非常关注，他提出国力、法治、与民主作为检视政治制度的三个指标。福山不否认自由民主体制会削弱国家能力，但他相信美国制度仍有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他不仅对自由民主制度还抱有信心，同时仍维持“历史终结”观点1。国力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矛盾是个现实。独裁制度在国力发挥方面有优势，这是其吸引之处，但它存在内在的坏基因，如不稳定、难持续、传承有问题，即福山提出的“坏皇帝”问题。这是独裁与民主过去几十年来的二元选择争议。

    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再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二择其一，而是在这两者以外，是否还有第三、四种选择。西方学者所称的“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 system），是否就一定不能解决福山所谓的“坏皇帝”问题。事实上，西方对自己的一套，已有非常尖锐和深刻的批判。比起反对西方民主的人，他们批评得更厉害、更深入。但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回到丘吉尔所说的，我们的制度是个坏制度，但它在人类试用过的所有制度之中，却还是最好的。

    接受一个千疮百孔的政治制度，而放弃提出更好的选择，是个难以理解的态度。西方文明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乐观主义为主调，相信社会将不断变得更好，但为什么会接受上述结论？是不是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相信西方民主制度有很强的自我修正能力，但面对当前在美国出现的这么严峻的问题，却又看不到什么大变的可能。中国模式为这个问题提出了新选择。福山认为，就算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优胜的地方，因不能被人复制，故无法形成对西方制度的挑战。在此，他起码肯定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的存在。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中国模式”是富有争议性的课题，有关讨论反映了新中国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到了如何面对自已、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现代化问题的阶段，争议当中夹杂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西化的问题，也涉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当前的分歧不仅是“中国模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连根本有没有“中国模式”、应不应该用“中国模式”这名词，都有不同意见。中国的政治制度、运作及发展模式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这是客观事实。尽管我们不一定完全理解它，并且制度还在变化、发展中，制度的理论也在形成中，虽然严重滞后。

也有意见认为，中国目前的制度问题很多，缺点明显，对很多情况仍未有解决办法，故不形成一个模式。但模式不一定是要完美的。世界上可能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完美无瑕的模式。故此，是否有问题、有缺点，不足以否定一个模式的存在。探讨“中国模式”主要是指解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构建、理论、运作、发展方向的研究工作。一个模式是整体、相对稳定的、系统的问题，不仅是道路、方法、方向的问题，或一段时间、阶段内的现象或表现。故此用“中国道路”也不是很准确的。

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议，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矛盾。这与有没有“普世价值”的争议是相关的，如果将“普世价值”改为“西方体制”，这种分歧的真正问题就会变得清晰。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议，是一个关于西方的自由市场主义与自由民主竞争性选举制度是不是普世“制度”的问题。如果西方的模式是“普世适用”的模式，是“现代性”的标准，那么，自然就没有和不应有什么“中国模式”了。

“中国模式”的基因

    批评西方民主制度不难，提出另类选择则不容易。探讨西方民主制度要了解现代政治制度的构成，以及构建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及阐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国家对不能抄袭西方制度的一些机制，如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执政、两院制是明确的。在过去三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对领导人的上任经验要求、任期及年龄的限制、退休制度、隔代接班安排、接班预先进入等，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现在急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为这些机制构建理论，总结已有经验。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建树，就是分析我们制度的构建基因，以及这些要素与西方的异同和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模式”的基因，构建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建设。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基因含概要素，以下是一些初步想法和建议：

    l、以人为本；

    2、以大多数人（不只是简单多数、或绝对多数）的利益、取向为先；

    3、天下为公，世界不属于某一国、某一族、某一人所有；

    4、群体为先，不能将个人置于群体之前；

    5、人性本善，或无先天本性，弃性恶论；

    6、以群体和谐为重、为贵；

    7、肯定“民主”作为一价值观，选举是工具，是民主程序的一种，不是全部；

    8、肯定竞争，但竞争要控制，有序、理性；

    9、不以选举作为人民授权的程序，不以之作为政权、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或必要来源；

    10、政权、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历史的选择，持续力来自有效回应、处理社会的问题，并带动社会持续发展；

    11、政府是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前进的必要工具。政府是对市场管理的关键角色，政府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要有所作为和参与；

    12、让自由市场发挥其应有作用，但自由市场并非万能；

    13、用人坚持德才兼备。

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基本是两回事，它们的内涵只有部分相同，背后的根据、理念多数不一样。中国有其与西方很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建立新中国的六十多年的发展，以及西方的经验来看，集中发展自已的政治制度己是一个必然及唯一的出路。引入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放任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不是一个选项。国家下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再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来应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论构建工作得从最基层做起，其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编辑：迟晨光）

红军长征的意义

——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40周年

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其中的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引导着它的方向。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寻找真理的加速器

困难是政党前进最稳固和最靠得住的阶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就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为什么说了这么多“那样”？因为革命的道理并不是陈独秀们说的和做的那个样子。这次会议作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定，共产党领导人能够认清这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论断，直接因素就是从1927年蒋介石大屠杀革命党人的血泊中学到和找到的经验。

    秋收起义，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了山，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2]和平时期不容易找到真理。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检验真理比较慢，相反战争时期就比较容易找到真理。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往往可以将错误认识和观念迅速地抛弃而将正确的东西保留下来。

　　真理往往最终是用鲜血洗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书斋中读出来的。1934年11月湘江之战失败后，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3个人中就有1人牺牲。生死之地有真理。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在一次次、特别是经历了湘江之战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3]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

长征检验出一种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我们党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确切地说，当时遵义会议上党只是找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带有个人特点并为部分同志认同的思想，后者则是全党公认并作为指导全党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思想。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再检验——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稳妥做法。最终，正是长征的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从各种思想（比如王明、张国焘等）中筛选并确定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湘江之战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全党一致公认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距离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这个认识距离的最有力的实践就是长征。

长征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王明、李德等尽管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观望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结果。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中央红军实行了巧妙的战略迂回，北渡金沙江。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又胜利抢占泸定桥，这使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包围，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反证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有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康，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当时张国焘在党内还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其认识和观念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4]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再次带来了惨痛损失。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形成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壮大并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已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设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在长征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5]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6]。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还有八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八千多人。残酷的斗争环境不仅是对整个党、整个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对各种思想正确与否的迅速检验。人少了，但思想统一了，大家都统一到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而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长征中的毛泽东：坚守党性，始终与党在一起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这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检验。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7]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不管是被党内同志认可或被误解，也不管党的路线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的时候，作为党员的毛泽东，始终以身作则，坚守党性原则，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整个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真理时，毛泽东同志耐心等待党内多数同志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步认识真理。1964年4月21日，毛泽东告诉身边的同志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8]毛泽东相信，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和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自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现，“依靠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脱离历史唯物主义，仅靠辩证法就会异变为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它们本质上还是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和风头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今天，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性修养，树立大局意识，时刻和党的组织、党的事业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起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长征的启示和意义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长征对今天有两条特别重要的启示：一是要事实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国际歌》中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当年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要求红军“正规化”[9]，打阵地战[10]，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根据地，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无法取得联系[11]，既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样也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恰恰正是这种“断奶”式的中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学会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并贯穿党的工作全过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共产党从长征胜利走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今天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底色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这些思想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实践，其原点就是长征。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而要做到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这是三个不能分割的逻辑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政党的命运，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为谁而战。蒋介石剥夺了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人民变为流民，并以此获得买办利润和少数买办阶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厂，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使流民变为人民，并由此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人民成为了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蒋介石靠“发红包”拉壮丁，而共产党面对的则是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参军参战，在南下江南的路上，最终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倒了拥有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发展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在今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就能坚如磐石，这是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是要永远铭记的。

长征的意义是永恒的。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