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钢强则国家强。从中国第一炉电渣钢到第一根极薄壁高温合金旋压管，从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用高温合金涡轮盘，到第一根轧制的飞机大梁，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神舟”系列飞船的上天，到“嫦娥”奔月，再到“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简称中信特钢）始终坚持把产品和技术创新作为引领行业、打造市场竞争新优势的第一要素，不断开拓特钢“高精尖”的新境界，已经成长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品种规格最多的特殊钢生产基地。中信特钢的生产技术、关键品种已在国内起到引领作用，是我国特钢产业引领者、市场主导者和行业标准制定者，为我国高端制造、重大工程和国防军工建设提供了一大批优质产品，产品品牌被美国、欧盟、日本等国际高端客户广泛接受和赞誉。

多层次、全方位打造科技创新体系

中信特钢始终秉承“特钢是科技炼成的”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通过优化整合内部资源和联合利用外部资源，大力投入技术创新，构建了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特钢研究院为平台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创新团队建设和培养领军人才，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成果涌现的环境，深化“业绩+贡献”的激励机制，保证了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

坚持发展精品特钢，企业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1993年，中信泰富与江阴钢厂合资成立江阴兴澄钢铁有限公司（现称兴澄特钢），开始涉足钢铁业务，通过“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精转专”的战略路径发展特钢精品。1993-1997年，通过“由普转优”，完成了从市属小钢厂到江苏最大优钢企业的转变；1998-2006年，通过“由优转特”，成长为全国最大的特钢企业，13项技术经济指标位居全国行业第一；2007-2011年间，“由特转精”，组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提出“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集团”的愿景目标。从2012至今，战略定位依然是发展特钢，“由精转专”，对照国际一流标准，在流程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和服务专业化方面不断创新实践，按照“专、精、特、新”的要求加快转型并取得更大突破。

目前中信特钢已经完成沿海沿江战略布局，旗下拥有兴澄特钢、大冶特钢、青岛特钢、靖江特钢“四大产品制造基地”，铜陵特材、扬州特材“两大原材料生产基地”以及泰富悬架、浙江钢管“两大产业延伸基地”，参股并管理天津钢管，打通了从原材料资源到特钢产品、再到延伸产品的产业流程，推进了从钢铁到材料、从制造到服务、从国内到国际的转型升级。

坚持产学研用联动，高水平构建创新平台

2008年，中信特钢在上海成立中信特钢研究院（总院），先后分区域在江苏兴澄、湖北冶钢、山东青钢等下属企业成立分院，并设立了管材研究院和上海大学分院，搭建起了特钢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上海大学分院负责聚焦前沿技术，深入开展关键工艺及基础理论研究、专题项目攻关等；其他分院与管材研究院负责产品开发、技术升级、产业化推广等的核心研发。其中，兴澄特钢分院和大冶特钢分院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认可实验室，均通过CNAS认可。各分院根据所生产的产品设立不同的产品研发研究所、工艺设计研究所、产品应用研究所和试验检测所等，为各下属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中信特钢研究院已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平台体系，同时也在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例如，与清华大学、中国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进行国家重点项目的合作，与剑桥、麻省理工、兰卡斯特等国际高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行业前沿技术的合作，与德国舍弗勒、德国慕贝尔等行业领袖级企业进行前沿品种研发的合作。

坚持人才强企，打造一支强大的科研人才队伍

中信特钢建立了以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人员、产品质量检测与评价人员、生产与制造一线技术人员为主的多层次研发队伍。为丰富人才培养模式，于2018年成立中信特钢学院，秉承“像办学校一样办企业”的理念，从专业技能、理论知识、企业文化等方面，多层次、多维度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扎实、勇于创新的专业人才。同时，紧密联系下游重点用户，联合举办技术交流活动。此外，通过弹性工作制和灵活的薪酬机制等模式，聘请了各领域专家134人，其中院士5人；召开年度科技大会，大力表彰先进、激励创新，打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科技创新累累硕果助力跨越式发展

中信特钢大力实施技术和产品创新，生产出多款先进的特钢材料。从自主研发纯净的轴承钢、高强度的桥梁缆索用钢、填补世界空白的R6级海洋系泊链钢，到国内领先的特殊钢连铸控制技术、高温合金薄壁管冷旋压成型技术、“内喷延时”无缝钢管水淬技术等，中信特钢坚持走“品种质量效益型”道路，不断开拓新产品、新用户和新市场，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大力开发前沿高端品种，生产了大量“唯一”“第一”产品。

最纯净的高端轴承钢

所有运动的机械都离不开轴承这个钢铁“关节”。高端轴承用钢不仅要能长期承重，还要精准可控、坚韧可靠，是公认的“钢中之王”，也是特别难冶炼的特种钢之一。我国高端轴承钢的市场曾经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如今，中信特钢高端轴承钢产销量已连续19年居全国第一，连续12年居世界第一。在国际市场，中信特钢为世界顶级的轴承制造商供货；在国内市场，高标准轴承钢占有率达85%，广泛应用于航空、高铁、汽车等领域。2019年，“高性能轴承钢”荣获工信部制造业第四批单项冠军产品称号。中信特钢正在参与高铁转向架轴承国产化项目，产品已全部通过测试，该项目投产后将打破目前我国高铁转向架轴承100%依赖进口的局面。

高强度的桥梁缆索用钢

2020年7月1日沪苏通大桥建成通车，该桥主跨是1092米的钢桁梁斜拉桥结构，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世界上首座跨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拉起这座大桥的432根斜拉索所用2000兆帕缆索钢，就是由中信特钢研发生产的。由一束束直径7毫米的钢丝组成的斜拉索，单根索承力最大可达1000吨，相当于500辆轿车的重量。此次成功应用实现了5个世界首创：首个用水浴工艺生产的缆索钢；在世界最长斜拉桥的首次应用；世界最高强度缆索钢的首次应用；首次应用于重载公铁两用大桥；首个ISO专用桥梁缆索钢标准。

在突破2000兆帕之后，中信特钢采用自主创新的水浴绿色工艺，为深中通道大桥研发生产了2060兆帕等级的缆索钢，并进一步成功研发2200兆帕级特高强度缆索用钢。2021年，中信特钢牵头起草的“桥梁缆索钢丝用盘条”成功立项ISO标准，是首个盘条领域成功立项的专用国际标准。

高级别的系泊链钢

海洋钻井平台需要有强力牢固的系泊链起固定作用，才能安全地在海洋上工作。由于工作环境恶劣，系泊链钢不仅要具备较高的力学性能，还需具有良好的耐海水腐蚀、抗疲劳、耐磨损性能，以及优良的焊接性能和较好的焊口低温冲击韧性。2017年开始，中信特钢与招商局工业集团、亚星锚链三方共同开展R6级系泊链钢的研发和认证。作为具有极限性能的材料，R6级极限海洋链钢没有现成的数据库。中信特钢攻关团队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采用了现场工程师学术化模式，开展了大量的现场实践与学术研究结合的工作，在现有基础上跟踪和评价国内外前沿成果，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弥补不足，成功开发世界最高级别R6级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中信特钢也成为全球首家获得R6级系泊链钢认证证书的钢铁企业。

中信特钢研发生产的关键材料，应用于“神舟”系列飞船的航天发动机；绿色能源用钢方面实现了全球首家采用连铸大圆钢替代模铸材制作风力发电机机舱变速箱核心部件；盾构机主轴承用42CrMoE电渣钢成功应用于国内首台11米级大直径盾构机；高温合金和特种不锈钢成功应用于重型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开发成功世界最大厚度190mm耐磨钢板……近年来，中信特钢先后承担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和省级火炬计划、国家强基工程、省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等50多项冶金课题的项目攻关。承担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9项；并联合相关院校和科研院所承担课题，“十三五”期间共同获得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冶金科学技术奖。共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142个。作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中信特钢拥有1177项专利授权、235项发明专利、5项国际发明专利。

科技创新赋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探索具有企业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实现“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目标，中信特钢围绕“四个面向”展开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面向国家重要需求，重点突破“卡脖子”产品与技术。我国在一些关键材料领域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信特钢将进一步强化特种冶金装备和研发的资金投入，做大做强航空、航天、国防等领域用特种冶金高端材料。2021年以来，梳理出29个“卡脖子”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力求在“十四五”期间各个突破，并不断研究出新品种、新产品实现替代进口。

二是面向低碳绿色发展需求，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制定科学合理的低碳发展规划，高度重视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勇于尝试、大胆创新，打造具有特色的技术工艺路线，在低碳竞争新格局中确立领先地位。致力于研发轻量化、长寿命产品，加快突破碳中和关键材料、仪器装备等方面瓶颈，全力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材料支持。加快研究绿色冶金技术。

三是面向前沿技术研究，抢占特钢产业科技制高点。一是布局企业内部科研基地，强化基础科学研究，不断增添新原理、新知识、新方法的源头储备和人才储备，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二是补齐核心技术短板，强化集团内部合作，构建协同产业生态圈，努力创建一个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大数据中心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三是强化“产学研用”融合，充分介入下游用户项目的早期研发阶段。四是促进产业跨界合作，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建设数字化产业与智能制造示范区为切入点，推动高质量钢铁生态圈建设。

四是面向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完善，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构建新形势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研发投入方面，切实强化资金投入，优化支出结构，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在科技人才方面，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创新管理体系,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厚植创新土壤。在高能级创新平台构筑方面，聚集高端先进的创新要素资源和平台设施，努力打造创新资源优势。在基础研究方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我国正处于“十四五”规划的起步之年，中信特钢将始终牢记“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使命要求，心无旁骛，深耕主业，正确把握形势，瞄准行业及上下游产业发展趋势，按照既定的战略方向，在发展精品、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国际化经营等方面下功夫，着力把握特钢产业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进一步提升中信特钢在全球特钢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为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提供支撑、贡献力量。

（编辑  尚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成绩显著，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亦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十二五”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就业优先战略来解决三大人群就业问题，“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到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性，完善就业政策可以为劳动力创造符合价值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十四五”规划强调提升就业质量的必要性，提出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与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相关举措。

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约为55.40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54.53%，在GDP比重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长达9年超过工业增加值占比。同时2020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达51%。数据表明，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带动就业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下，产业结构优化的突破点着眼于服务业的发展，尤其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产业，成为推动新的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高端服务业由于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优势在服务业中脱颖而出。各地更是扎实落地各项政策，例如成都市、上海市、北海市、天津市、广州市等都出台了发展高端服务业政策，加强品牌建设，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管理改革要求，实现核心城市促进就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从政策上可以看出，我国已逐步认识到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

高端服务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概念的词，本文基于2020年GDP和现代化基建化城市指标维度考虑，选取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长沙、重庆、苏州、深圳、郑州、青岛、杭州、成都共12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厘清现阶段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与自身就业之间的关系，有效减少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对自身就业增长的负面影响，继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改善我国高端服务业就业现状。

高端服务业发展及对就业的影响现状

高端服务业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又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高端服务业价值链高、延伸性长，能有效促进新产品与新商业模式衍生，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就业数量直接增加。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代表资源配置分配完善，能提高地区投资吸引力，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和就业水平提高。

高端服务业的界定与分类

高端服务业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如雨后春笋般在工业化阶段应运而生，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以提供技术性、知识性和公共服务为主，具备“五高四化三密集两低”（“五高”是指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四化”是指智力化、资本化、专业化、效率化；“三密集”是指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资本密集；“两低”是指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特征，处于高端部分的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作为新常态经济的火车头和经济引擎，近几年诸多学者从投入产出、功能、产业链、空间效应和服务高端性等多维角度对其界定。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是处在价值链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最显著的行业。它通过生产与投入产品、服务之间的桥梁作用转化，对提升生产效率增加附加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端服务业所涉及的具体行业在经济水平变动背景下也在不断变化。高端特性的服务存在于现代、传统或生产、消费各个服务环节或各个服务领域，而不局限于“现代”和“传统”、“生产型”和“消费型”等已有概念的禁锢，应当将其划分为一个新分类。本文考虑到中间需求率的变动性以及分类方式的持久性需求，结合分类标准，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后文统称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后文统称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后文统称科学技术服务业）这四大类均划分为高端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发展现状

经济高速发展下，高端服务业引领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高端服务业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因此分析我国的高端服务业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用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能力揭示其发展现状。

随着生产总值不断创新高，城市高端服务业整体的生产总值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2004年至2020年间，一线城市的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从2004年的6337亿元上升为2020年的73937亿元，增长10.6倍，高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也从2004年的597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9672亿元，增长15.2倍，产业规模从2004年的16.1%增长为2020年的29.1%，提升了13个百分点。种种迹象表明，经济总量不断扩大，高端服务业的生产总值和产业规模呈现增长趋势，并且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增长趋势高于城市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反映出高端服务业拉动市场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占较高的地位；其次，高端服务业的资金产值率呈波浪式发展，在值10上下波动，反映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呈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具体从2009年起呈下降趋势，对比发现该波动是高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波动导致。至今为止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不到30%，反映出当前即使是一线城市的高端服务业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其基础规模较小，这是由于发展起步较晚的缘故。

表1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相关指标数值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2020年这17年期间，从高端服务业分行业生产总值占GDP比值结构上看（表2）：信息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的26%起伏至2020年的27%，金融业在39%~49%间起伏变动，商业服务业从2004年的19%到2020年的17%，科学技术服务业在12%~14%间平稳波动。分行业下从大到小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与科学技术服务业，并且金融业产业规模远大于其余三个行业。同时，将17年间分行业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结构分布画出趋势图，发现四个行业在17年间的占比保持相对的稳定，说明各行业下结构分布保持稳定，发展比较协调，影响机制基本一致。

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波动上来看：信息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的56%下跌至2020年的24%，金融业从2004年到2020年在10%以内上下波动，商业服务业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0年的51%，科学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到2020年在17%至20%之间上下波动。若分行业从大到小排名为商业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商业服务业，其占比17年间上升了28%，呈下降趋势的是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和科学技术服务业占比保持相对稳定，没有较大的突破。

各行业下呈现出各自的发展特色，发展最为显著的为金融业。金融业作为产业规模占比最高的产业，但固定资产投资额却是占比最小的，说明金融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行业，处于发达阶段，对基建需求较少。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商业服务业代表朝气蓬勃的新行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表2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发展分行业占比分布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高端服务业中的就业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不断扩大吸纳就业规模并且提升就业标准，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因为人力的涌入，对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数量与质量都会产生影响。在此，主要针对12座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关于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数量中的就业规模和就业增长率，以及就业质量中的人均工资、工资水平和就业结构展开讨论。

1.整体就业现状。由表3可以看出，近17年来高端服务业城镇单位的就业人数是稳步增长的，从2004年的253万人增长为2020年的1022万人，总人数增长了3倍。对比城镇单位的总就业人数，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其增长幅度对比表明高端服务业的就业人员需求空间很大，增长势头猛，是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尤其是2013年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速达到高峰。就业结构从2004年的13.7%到2020年的23.8%，上升了10个百分点，表明高端服务业吸纳就业速度快于全行业平均速度，吸纳就业效应显著。除2011年外就业结构的占比稳步上升，加快资源配置优化的步伐。人均年工资从2004年的42886元到2020年的188784元，从总数上增长了3.4倍，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其增长趋势从2013年起表现稳定，但人均工资与全行业人均工资比值随着时间的波动表现不明显。高端服务业城镇单位的人均工资基本保持在城镇单位就业平均工资的1.5倍，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的人均工资涨幅是迎合时代需求的自然趋势。高端服务业就业弹性在0.7上下波动，因2013年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过快，其值在2013年达到高点，其余时间比较稳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此可见，站在绝对发展的角度观察，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规模和人均工资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有所降低；站在相对发展的角度，反映出高端服务业就业规模和人均工资表现一般，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表3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相关指标数值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具体行业发展现状。从就业规模占比上，高端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商业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是最多的（表4），占比一直保持着第一，均为30%以上，而其余三个行业在近几年占比差不多。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规模占比上升幅度最多，从2004年的14%上升到2020年的25%，共上升了11%，而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占比波动不大。拉长时段看，发现2010年前（含2010年）各行业占比划分明显，存在高占比和低占比行业，随后低占比行业缓慢上升，在2019年时各行业占比几乎一致。表明在这17年中各行业发展势头良好，齐头并进，尤其是信息技术服务业以绝对的发展优势吸纳就业。从人均工资上，细分行业按工资平均水平从高到低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人均工资远高于其他三个产业；按人均工资增长幅度从高到低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增幅倍数分别为3.72、2.64、3.55和3.36。最显著的就业质量效应是各行业在2004-2020年这17年间的人均工资都是逐年上升的，增长速度比较稳定，反映出当前的工资涨幅不容易受外界干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高端服务业所细分的4个行业的就业规模和工资水平以良好稳定的趋势发展，其规模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值得关注的是商业服务业，就业规模最大但人均工资最低，不难得知商业服务业就业门槛相对较低，拉低了人均工资平均值。与其相对的是金融业，就业门槛最高，劳动者报酬居高不下，间接导致金融业就业规模占比相对较少。

表4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分行业分布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高端服务业即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又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此外，高端服务业价值链高、延伸性长，能有效促进新产品与新商业模式衍生，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就业数量直接增加。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代表资源配置分配完善，能提高地区投资吸引力，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和就业水平提高。

基于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两个维度研究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本文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分析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就业效应，联系经济效应与外包效应两个方向研究就业数量情况，并结合关联效应、竞争效应、激励效应，有效分析就业质量水平。高端服务业通过动态调整资源配置给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同时，吸纳就业和提高从业者熟练度和专业性。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金融支持等生产要素通过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对就业产生间接效应。

尽管目前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依然存在消极效应，但两者之间严峻的态势处于逐年改善状态，这种改善主要来自高端服务业发展能力综合水平提高。其中对严峻态势改善起关键阻碍的因素来自于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与高端服务业就业数量，其阻碍度呈波浪式上升趋势，表明高端服务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创造效应。进一步拆解得知，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阻碍度上升是由高端服务业的生产竞争力和资金产值率驱动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阻碍度上升所致。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12座新一线和一线城市2004-2020年面板数据定量分析高端服务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下的发展和就业现状，分析高端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理论机制，运用协调模型分析相对水平下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效应的影响方向，进一步利用阻碍模型找出影响高端服务业正确发挥就业带动作用的主要阻碍因子，在此基础上，利用倾向值匹配模型分析阻碍因子对自身就业效应的影响度和影响路径。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当前高端服务业发展与就业效应的演进过程是遵循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高端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但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高端服务业产业规模为28.6%，分行业下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有强大的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和高质量的就业质量，其吸纳就业能力与经济发展速度持平，2019年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弹性系数为1.44，2020年降至0.8。就业结构为23.8%，人均年工资上涨3倍，稳定在就业人均工资的1.5倍，分行业下金融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

协调度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当前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效应呈现负向作用，但负向作用正在弱化，弱化原因主要来自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阻碍度分析结果指出，影响改善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效应紧张趋势的阻碍因子为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能力，其产业能力的阻碍能力是由生产竞争力和资金产值率主导。影响高端服务业就业效应子系统的阻碍因子为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数量，表明高端服务业发展对自身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创造效应。说明高端服务业应以稳定的势头发展其产业规模，并注重基础设施的搭建，以更加积极的就业应急措施去巩固高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增长率。

总之，在稳中求进的经济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是提高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相比于工资水平更显得紧促和重要，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发挥高端服务业就业效应带动作用最有效的途径是扩大产业规模和提高固定资金产值率，而促进两者共同进步的因素是金融支持和交通运输条件。基于上述现象，应先促进高端服务业快速发展，打好市场基础，再对吸纳就业困境提出解决方案，发挥其较强的就业吸纳作用。引领金融支持，拓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成长氛围。重视培育与引进高素质人才，提升高端服务业高级人才的投入量和吸引力，从经济开放、市场调控、科技创新和金融支持等角度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促进集聚效应构建行业内竞争氛围，加快实现高端服务业就业岗位百花齐放的局面。

（编辑  杨利红）

1994年，我国《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设置了较多的管制性规范，但严格管制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增加投资交易成本，推升法律风险。虽然后续的法律修订陆续废止了许多管制规则，但有关公司资本的诸多根深蒂固且似是而非的观点仍需进一步反思。

大量实例分析表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和理论上进行比较彻底的更新，相关法律制度也会从中获得营养、寻求改良。

公司资本制度的历史演进

古代社会，人们很早就学会区分“本金”和“收益”，进而又学会区分债权投资（如借贷）和权益投资（如合伙），将“本金”进一步区分为借贷本金和股本，将“收益”区分为利息和股利。但是，这些区分并未自然而然地导致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

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航程制到固定资本制的变化说明：企业保有稳定的资本是持续经营的前提条件；而区分资本与利润，仅向股东分配利润，是当时人们所构想的维持资本稳固的基本策略。

? 19世纪，美国、英国和德国公司法的资本规范，基本上是沿着区分资本与利润，约束利润分配的方向发展。美国由于各州有自己的公司法（包括制定法和判例法），因此发展出了多样化的资本规范；英国资本制度是在议会制定法和法院判例法两股力量的互动下逐步演进的；德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总体上偏向管制，尤其偏重对资本筹集过程的管制。德国学者发明了“资本固定”和“资本不变”两项原则，它们后来被引入日本，进而传至中国。

? 20世纪前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被引进中国，但这并非朝野上下所有政党和政治力量的共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规划彻底结束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根基。

?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中，人们对“市场”和“公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公司发展又不能没有“资本”。于是，人们将政治经济学意义的“资本”和会计、管理及法律意义的“资本”区分开。

? 公司资本制度的变迁，最终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走向。公司资本制度的演进脱离不了它所处的大的政治经济环境。

公司资本制度分析框架

“资本”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含义：它有时指向实在、具体的经济资源，有时则是抽象的概念。《公司法》和企业会计上的“资本”即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产物。根据现行《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是指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本总额”。这意味着股东的“出资承诺”就可以构成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资本具有“吸收”损失和风险的功能，但该功能只能在资本的金额范围内，在资产负债表的意义上发挥出来。而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资产金额不是必然等同于公司的偿债能力。公司的两种基本融资方式决定了与公司资本相关的两类利益冲突：一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二是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资本形成规范

自1994年以来，《公司法》的资本形成规范既有放松管制的变化，也有加强约束的一面。放松管制的重要措施是资本“实缴制”转变为“认缴制”。此外，可出资财产的范围有所放宽，可发行的股份类型有小幅扩展。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扩展了股东的出资义务。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不仅要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承担补足出资责任，而且在公司无力清偿债务时，还须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清偿责任（“补充赔偿责任”）。加强股东出资责任约束主要是基于“资本真实”的理念，为公司债权人提供保护和救济；而放松管制则是为了鼓励投资、扩大生产。

公司筹资机动性

资本形成规则迄今为止的多次修订，增加了股东的出资期限自由，降低了公司设立成本（诸如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额、取消出资构成限制、一般性取消强制验资等），对鼓励投资设企产生积极效果。但是，从鼓励投资、促进资产资本化的目的分析，法律对股东出资仍有诸多不合理限制，股份规则也较为僵硬。

公司债权人保护

资本认缴制的实行扩大了股东的出资期限自由，由此引发与债权人保护相关的新问题。理论界提出了扩张股东出资责任的约束范围（即一定条件下强制股东提前缴资或称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主张。但是在不修改现行法律的前提下，各种主张强制股东提前缴资的理论和法律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资本报偿规范

本文从分析国际上两种资本报偿规制模式入手，逐一检讨了我国《公司法》资本报偿规范的结构和各个关键环节。

两种规制模式

? 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资本报偿规范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始自19世纪的传统资本维持模式，当前以1976年欧盟公司资本指令为代表；二是以美国1984年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第6.40条为代表的“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

? 资本维持模式的特点是：以“巩固股本”为宗旨，对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适用统一的财务约束标准，也被称为“资产负债表检测法”。资本维持其实并不是维持“资本”，而是试图通过“股本”这一会计指标，约束公司的资产总额（主要是约束公司对股东的各种支付的金额），从而达到保持公司偿付能力的目标。

? 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彻底背离了传统资本维持规范的规则和逻辑：通过“广义分配”概念把利润分配、回购或回赎股份、股本返还等统合起来。要求董事会在决定任何资本报偿事项前，均须对公司偿付能力做“双层检测”：一是“实际偿付能力检测”，即分配不得导致公司无力偿还其已到期和按正常营业进程应到期之债务；二是“资产负债表检测”，即分配不得导致公司资产总额低于负债总额。

“资本维持”模式和“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是一种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的事前检测标准；而后者依靠董事对公司未来偿付能力作出测试和预判，是一套事后约束机制，须依赖董事行为准则、反欺诈性资产移转法以及破产法规则才能有效实行。前者的优势是规则客观、明确，易于操作，但缺点在于：固守资产账面价值，忽视资产结构，为债权人提供的保护是脆弱的。不过，各国立法和监管当局并未放弃改进资本维持模式的努力。

无论是资本维持模式还是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它们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和传统资源，因此都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脱离一国的法律体系、传统和实践而评价两种模式的优劣，不仅是困难的，更是无意义的。

我国规则的特点与弊端

从表面看，我国《公司法》的“资本维持”规则与欧盟、德国的“资本维持”模式基本对应。不同之处在于，欧盟资本指令和德国建立了债权人保护的一致性或可协调的标准，而我国的各项资本规则缺少这种一致性标准。具体而言：认定抽逃出资须遵循司法解释的“损害权益标准”；股份回购规则没有以股本为标尺设定回购限制，也没有提供其他保护债权人措施；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通过允许债权人主张清偿或担保的方式为债权人提供保护，不依靠股本标准；只有利润分配规则将分配对象限于“税后利润”，体现了以股本为标准限制分配的思想。

抽逃出资规则源自上世纪80-90年代“清理整顿公司”时期形成的政策性规范。由于文义笼统、循环定义，且孤立于其他资本回报与减返规范，抽逃出资规则无法开展体系化解释。因此，适用对象和适用标准均有极大不确定性。从比较法和我国资本制度的体系结构看，抽逃出资规则并非必要规范。

我国《公司法》的盈余分配规则遵循的是“资本维持”模式，即将公司支付给股东的股利总额限制在“税后利润”提列法定公积金后的余额范围内。这是一种维持资产数额而不控制资产构成的模式。但是，通过“税后利润”控制分红总额的思路无法维持公司偿付能力。我国《公司法》的分配规则关注公司“账面上的偿付能力”，而不问实际偿付能力；关注分配决议作出前公司是否符合分配条件，而不管支付股利前公司是否仍具备分配基础，也不管支付股利后公司是否还具有实际偿付能力。分配规则与公司实际清偿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极弱，需要强化相对脆弱的保护机制得到充分地执行。

我国《公司法》的减资规则将减资事项完全交给公司自行办理，并无外部机构事前或事中介入监管。《公司法》也不区分减资目的和方式，一律适用统一的规则。减资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可以概括为：公司发布减资通知和公告；债权人闻讯主张清偿或要求担保。但由于作为约束机制的法律责任不明确，这套机制很难“自行运转”。减资规则对债权人保护薄弱的关键原因，一是债权人常常没有机会及时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请求；二是债权人即便提出清偿或担保请求，也无法阻止减资继续推进。此外，现行减资程序的债权人保护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非解散的清算”，成本巨大。

我国《公司法》的股份回购规则没有像传统资本维持模式的立法那样，设置单独的股份回购财务标准。无论股份公司还是有限公司，它们回购本公司股份都无须遵循某种财务限制规则或者偿付能力标准。股份回购规则自身没有独立的债权人保护措施，无论是法院的审判规则，还是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规则，目前都没有提供有效率的、可靠的保护机制。

总体而言，我国《公司法》的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利润分配规则和减资规则实际上各自为政，并未在一致的偿付能力检测标准（或债权人保护标准）基础上，形成内部逻辑一致的规范体系。在此意义上看，我国《公司法》实际上至今仍未搭建起“资本维持”规范体系的架构和主体规则。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设想

我国当前的公司资本制度形成于1994年7月生效实施的《公司法》。限于当时的发展阶段、立法背景和经验积累，1994年《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设置了较多的管制性规范。但实践表明，严格管制无法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增加投资和交易成本，推升法律风险。因此，为鼓励投资设企，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国家渐次放宽公司资本形成规范：从1994年的“资本全额实缴制”，修订为“二年分期认缴制”（2006年公司法），进而修改为现在的“自由认缴制”（2014年公司法）。但是，利润分配、股份回购、减资、禁止抽逃出资等资本报偿规范变化甚微。

回顾我国公司法的某些典型个案可见：偏重管制的资本形成规范为投资和交易设置了层层法律壁垒（诸如：转投资限制、最低资本限制、出资财产类型限制、出资财产类型比例限制、强制验资等），制造大量交易成本，催生无数避法行为，公司参与人面临难以预测的法律风险。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要有所进展，首先需要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资本的概念、功能、资本制度的内在逻辑有比较彻底的批判和更新。现有理论只有在不断接受和回应批判的情况下，才能保持活力、持续更新和有所长进。而法律制度也会从这种批判性的理论发展中获得营养、发现弊端、寻求改良。

思想观念亟待更新

“资本”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抽象表达，它本身是抽象的、观念性的和静态的。公司偿债能力的评估需要结合资产结构和流动性进行复杂的计量和估计。理论界对“资本信用的神话”已经有所反思，但仍须进一步深化。要从资产结构和流动性的角度推进对“资产信用”概念的检讨，防止在抽象的“资产”概念上构建出新的“资产信用神话”。

资本的抽象性决定了资本“真实”、“充实”、“维持”等一系列观念的脆弱和空虚。

资本“真实”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不真实的。无论是司法审判还是理论界，主张加重或者更加扩大股东出资责任的观点，都反映了在资本形成环节“充实”“巩固”公司资本、保护公司债权人的观念。但资本“真实性”本身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真实、可靠，它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模糊的。

“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是对公司债权人的‘担保’”，也是带有误导性至少是简单化、不确切的表述。实际上，资本维持规范“维持”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借助资产负债表的股本（或股本附加一定范围公积金）金额，对公司可处分的资产金额施以限制。但是，一个公司的资产金额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该公司的实际清偿能力。资本维持机制对公司债务清偿能力的维护作用是薄弱的。

打破“资本真实”“资本维持”的神话，我们才能对资本形成和资本报偿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专业人士、公司参与者方面，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出更为切实有效的改进方案。

    资本形成规范的改进设想

2013年年底的资本认缴制改革，扩大了股东的实缴出资期限自由，但公司的筹资机动性和灵活性并无显著改善。本项研究的设想是，《公司法》可以通过“授权资本制”，将公司增资扩股的一部分决定权分配给公司董事会，以此扩大公司的筹资机动性。

在股份基本制度方面，许多研究都指出，我国《公司法》应当允许公司章程设置不同类别的普通股和优先股。本项研究同时认为，刻意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筹资手段、筹资方式并无令人信服的理由。应当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股份的类别、面值、形式等适用与股份有限公司同样的规则。

资本报偿规范的改进设想

传统资本维持模式和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虽有深刻差异，但它们都承认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具有相同的经济实质，因而两种行为在各自的规范体系内都适用相同的检测标准（或债权人保护标准）。我国《公司法》重建资本报偿规范，无论借鉴何种模式，都应当着手解决利润分配规则和股份回购规则的检测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理顺利润分配、股份回购和减资规则的关系，消除内部逻辑矛盾。具体来说，为此需要对以下问题作出回应：

第一，抽逃出资规则是否保留？无论我们选择改良“资本维持”规范体系，还是效仿“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我国《公司法》都不需要继续保留抽逃出资规则，而去除抽逃出资规则不会造成规范空白，反而有利于理顺资本规范体系，降低“找法”和解释法律的成本，避免抽逃出资规则适用上的不确定性阻碍正常的公司资本活动。

第二，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规则是否应当适用同一约束标准？利润分配和股份回购具有相同的经济实质，应当适用同样的约束标准。股份回购与利润分配适用一致规则，不仅可以理顺规范逻辑，而且可以实现股份回购与减资程序的脱钩，从而避免股份回购与减资程序捆绑所造成的各种滞碍。

第三，减资规则如何安排？这取决于《公司法》采用何种规范模式。如果我们选择资本维持模式，《公司法》有必要为不同目的的减资设定繁简不同的减资程序，并改进信息披露和责任承担规则，增加债权人的话语权。如果采取实际偿付能力检测模式，由于采用统一的资本报偿（或“广义分配”）概念，整合了资本规范体系，故不需要单独的减资规则。

第四，重建资本报偿规范，选择资本维持模式还是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这是非常关键的政策判断问题。在此分“转轨方案”和“改良方案”两种思路进行预测性分析。

1.转轨方案：如果我们选择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那将意味着启动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转轨。首先，《公司法》要构建合理的规范框架，对“实际清偿能力”及其检测标准应当有合理且清晰的规则。其次，公司参与人和各类专业人士必须抛弃一些原来熟悉的法律概念、规则和技能，学习新的概念、规则和技能。再次，《公司法》资本报偿规范的改变还将迫使企业会计准则、资本市场监管规则等作出系统性的修改。

2.改良方案：如果我们选择改良资本维持模式，即避免结构性修改，仅对现有规则加以补充和改进，那么制度改变的幅度会比较小。相比转型为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模式，改良现有规范不会给立法机构、行政和审判机关、公司参与人以及各类专业人士增加过多的学习成本。传统资本维持模式的弱点已经比较明显，原封不动地效仿欧盟资本指令是不可取的。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新加坡、我国香港特区公司法）的经验，在一定范围内引进实际清偿能力检测标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教训，探索适合我国的行之有效的规则，是比较稳健的办法。例如，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活动中尝试“实际偿付能力”检测的做法，就是一个值得观察和研究的样本。

第五，资本报偿规范与其他债权人救济措施如何协调？资本规范并非债权人保护的唯一机制，债权人保护也不是资本制度的唯一目标。《合同法》（或民法典合同编）的债权人保全规则、企业破产法的债权人撤销权等规则都为债权人提供了救济手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债权人基于资本规范发起的债权诉讼中（例如与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相关的诉讼），存在大量“个别清偿”挤压破产清算程序的“集体清偿”的现象，造成对个别债权人的不公平清偿。立法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审判管理措施，应当在债务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协调上建立更有一致性的政策目标。

（编辑   宋斌斌）

   高铁是我国自主创新成功的一个典范，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现在已经领跑世界，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多次获得习近平总书记的点赞。

目前中国中车是全球规模领先、品种齐全、技术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是以研制“复兴号”动车组为核心产品的我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唯一一家产业化集团。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400亿元，利润总额155亿元，稳居世界500强和中国100强，是国资委确定的10家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之一。   

装备报国  打造中国高铁亮丽名片

中国中车始终以“产业报国、装备强国”为己任，实现了轨道交通装备从“绿皮车”到“复兴号”、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的飞跃，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发挥了大国重器、产业引擎的作用。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到中国中车视察，并多次点赞中国高铁，称赞高铁动车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一张亮丽名片，体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20212年6月25日，“复兴号”动车组开进西藏拉萨，标志着“复兴号”对我国31个省区市实现了全覆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面向“十四五”，中国中车确定了建设受人尊敬世界一流中车的“两步走”战略，明确了“一核两商一流”的战略定位，即以轨道交通装备为核心、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高端装备制造商和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确定了“一核三极多点”的业务结构，“一核”即轨道交通装备核心业务，“三极”即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三大支柱业务，“多点”即环保、氢能、工业电驱等培育业务。

聚焦卡点  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轨道交通装备涵盖机车车辆、工程及养路机械、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种机电设备，其中机车车辆产品主要包括高速列车、城际市域列车、城轨地铁、机车、客车、货车等。围绕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的构成要素，中国中车从上游、中游、下游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分析，进而确定下一步产业链建设的重点。

其中，产业链上游包括原材料、轨道基础建设施工机械、轨道工程建设基础配套设备等；中游包括20大基础器件、9大关键系统、10大配套产品、20大基础系统、轨道交通装备整机；下游包括试验检测与安全监测控制、机电总包、轨道交通维保运营、工业设计、工业物流等。

    根据公司发展思路，中国中车将坚持以供应链升级来促进产业链做强做优，以产业链需求推动供应链做精做深，强化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从创新链、供应链、服务链的维度来梳理轨道交通装备的“卡点”，实施专项突破。

    在创新链突破方面，为了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主型产品发展平台化、系列化、谱系化、模块化目标，中国中车将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卡点、突破重点，注重在固本培元、自立自强上下工夫，多次系统梳理“卡点”、短板，并形成了专项研究报告。“十三五”以来，中国中车先后承担并组织实施了国家科技部“先进轨道交通”专项、国家发改委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国资委“1025专项”、中国中车“85专项”等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坚持内外结合，攻克了一批以芯片、轴承为典型代表的关键核心零器件“卡脖子”技术。

以芯片为例，轨道交通、高速列车的芯片重点包括两类，一类是业界经常提到的FPCA、CTU这类共性的芯片，还有一类是大功率的半导体器械。目前中国中车已经提前完成了国家项目IGBT的阶段性目标，并开始在高速列车上批量装车和试用。通过这些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既解决了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又促进了相关人力资源、制造资源、实验资源、产业资源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的发展生态。

    在供应链突破方面，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最大程度地降低进口件短供应、断供、独家供应风险，中国中车先后组织了动车组零部件放开市场、GCT攻关（国产化替代项目）等项目，逐步搭建了技术成熟、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供应及时、服务周到的产品配套服务体系，为中国轨道交通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服务链突破方面，为构建中国工业现代供应链新生态，中国中车承担并组织实施了交通运输部的交通强国试点工作中的智慧物流专项，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将工业智慧物流列入中国中车“十四五”科技重大专项，依托中国中车龙头主机企业，对全产业链供应环节的物流业务进行智能化升级，优化作业准确率、管理效率、资源使用效率和决策科学性，支撑精益制造，提升绿色包装周转率、仓库使用率、车辆重载率等资源利用率，致力于实现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工业智慧物流领域高质量发展标杆。   

补短锻长  注入产业链发展新动力

中国中车坚持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市场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相结合、发展与安全相结合、深化改革与创新驱动相结合，为轨道交通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力。

    为满足产业链在链条化、区域化、协同化、共享化方面发展的新要求，中国中车重点围绕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以期形成更具创新性、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确保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安全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1.深入研究产业链。深入开展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供应链研究，绘制产业链图谱，进一步厘清制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准确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密切关注产业链安全稳定风险,制订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策略。

2.厚植核心业务。聚焦主责主业，按照“数字化、高端化、国际化、协同化”的要求，持续完善自主、完备、先进的轨道交通装备整机和核心系统制造体系，引领全球行业发展。

3.建设产业集群。持续完善株洲、青岛、大连、长春四大产业集群建设。瞄准“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长三角”“轨道上的大湾区”等建设需要，主动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共建现代产业链供应链集聚地。

4.提升创新能力。聚焦“四个面向”，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交通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等国家战略为牵引，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任务，集中力量攻关核心技术重点项目，攻克“卡脖子”技术，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5.实现业务拓展。聚焦产品+服务，加快由高端装备制造商向“高端装备制造商+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增强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搭建产品全生命周期技术和成本框架体系，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大数据平台，加快由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

6.健全供应链管理。加强与战略供应商全方位协同与合作，加大战略供应商、优选供应商的培育和潜在供应商的开发力度，实现由竞争关系模式向双赢关系模式转变，打造利于产业链建设的“朋友圈”。

7.实现数字化转型。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搭建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轨道交通装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模式，逐步形成基于中国中车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发展的新生态。

8.保障产业链安全。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原材料、技术和产品，推动实施断链断供替代行动，健全关键产品多元供应商体系。将自主创新和国产化替代有机衔接，形成分类管理、规范有序、保障有力、符合国情的战略储备工作机制，着力提升供应链风险管控能力。   

守正创新  持续推动产业链做强做优

面向未来，中国中车将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巩固提升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领先领跑地位，精耕细作，守正创新，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做好重点专项的推进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揭榜挂帅，压实责任，以最严的要求、最有力的措施落实科研攻关任务，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第二，夯实原始创新成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一大批重大项目的建设与实施，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一是深入实施国铁集团提出的“十四五”铁路重大科技创新工程——CR450科技创新工程，重点开发时速400公里的动车组，通过进一步提升运营速度，极大地提高我国的铁路装备水平。

二是持续推进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通过地铁列车的示范运营和推广应用，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化、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

三是加快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工程化应用。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打造自主可控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产业链，掌握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先发优势。

四是推进川藏铁路项目，组织开展川藏铁路运输装备重大科技攻关和一体化技术研究，研制川藏铁路成套运输装备，推动我国高原等复杂环境下铁路运输装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第三，推动协同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推动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的相关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战略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轨道交通、移动装备业务与通讯信号业务协同发展，提升制动系统技术水平，全面提升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的国际竞争力。

（编辑  宋斌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面临着冷战结束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局面。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急剧调整。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对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一次检验。

冷战后世界之变的政治学分析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做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回首最近100多年的历史，人类既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一个多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任务依旧没有完成。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当今世界面临着冷战结束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国间信任缺失，国际间出现了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政治对立、价值纷争、经济制裁等取代了原来的对话与合作。“混乱、对抗”成为全球政治的主题词，大国间的政治关系正演变为势不两立、剑拔弩张。

世界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颠覆了世界多数人对西方政治的传统认知，也冲击着百多年来一直带着“山巅之城”光环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一直奉若神明的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理念与逻辑已经无法解释“西方之乱”，更无力回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等现实发展中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表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百年来，正是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在不同道路、不同理论、不同制度竞争的关键时期，如何反思西方各国传播普世价值背后的政治玄机，如何对我国的政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各项实践做好梳理总结，如何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制度及实际运行机理做出提炼，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辨识西方政治模式的基因缺陷和“政治病毒”

世界历史中每一次跌宕起伏都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的变革与调整，理解中国的突破与超越，首先需要科学认识多年来世界政治演变的特征与逻辑，辨清西方自由民主的缺陷和逻辑陷阱，破解西式“民主人权”话术，树立政治自信和学术自觉。

2016年开始，世界跨越了又一个政治“分水岭”：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发生在老牌西方大国身上的“黑天鹅”事件，进一步暴露了西式民主模式的缺陷，颠覆了世界对西方传统政治的认知。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政治深陷政治单极化与社会分裂的泥潭。以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为标榜的美式民主政治反而将政治分歧、权力争斗和种族冲突推向极致，深深撕裂了社会民众和政治精英。

从“历史终结论”到“西方民主已死”再到“美国政治衰败”，冷战结束30年来，国际历史进程的大反转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的大反差令人深思。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泛滥，导致政治撕裂和社会矛盾频发，暴露了西式民主政治的制度缺陷及其现实困境，自由思想逐步异化衍生为一种偏执的“绝对自由”。例如，在当今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将戴口罩、居家隔离等基本防疫措施都视同为妨碍自由的象征。西方政客防疫不力，他们蔑视科学，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热衷于政治作秀和权力游戏；对美国自身种族歧视、暴力盛行、在大选期间攻占国会等政治病症不去着重解决，却对外不断释放“对抗、撕裂、制裁”的“政治病毒”。美式民主异化变质，美国政治劣质化趋势日益显现。

长期以来，“自由、民主、人权”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和基本逻辑，成为西式政治套餐的标配，也成为自视为自由民主“教师爷”的西方政客手中的大棒和标签。这套命题不仅是西方政治学的模板和经典教学案例，也是观察和评判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政治的唯一标杆。然而，近年西方政治乱象和政治困局、西方国家对外推行“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所导致的窘境，引发了国际上对西方民主及政治发展等问题的争论与反思。

突破西式政治逻辑和分析框架的束缚

40年来中国强劲的发展结束了西方学术界鼓吹的“人类历史终结论”，推翻了“西方中心论”。

自人类社会产生政治现象以来，研究政治兴衰与制度的成败便成为贯穿其始终的主题之一。古今中外，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着政治发展和治乱兴衰的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西式民主政治乱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失序最重要的乱源之一。西方大国加快对外输出民主，策动街头政治、“颜色革命”，非但使对象国没有收获民主，反而导致了文明冲突、恐怖泛滥、政局动荡。在西方一些国家，在民主泛化、治理赤字的同时，并没有生产出更多合格的政治产品，却造成了劣质化、极端化、分裂化等政治难题。

回顾冷战结束30年来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民主”始终都是居于国际政治领域核心位置的热门话题。多年来，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世界将自己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美西政客犹如掌握着“民主”的定义权，一面随意给一些国家乱贴标签，一面挥舞着胡萝卜和大棒，将民主作为政治工具，肆意对外输出或打压他国。

作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政治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化与政治发展”始终都是国内外政治学界关注的热点、难点之一。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民主化与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在政治层面或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之一，是人类社会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变过程。那么，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带有共通性的政治现象和发展趋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究竟有何异同？民主化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进程是否只能遵循单一的、线性的路径展开？民主化过程是否可以被评估乃至被测量？可以运用哪些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来加以测量？要探寻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站在世界政治的宏观视角，结合政治发展、民主化的理论视角对不同地区和国家政治发展历史做出详尽的考察和分析。

苏联—俄罗斯的兴衰起伏是最鲜明的“政治镜鉴”

在世界近200个政治主体中间，原苏共、苏联以及当今的俄罗斯无疑是最接近和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有着90多年建党史、74年建国史和执政史，其兴衰史是绝佳的政治镜鉴。30年前，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政治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

苏共曾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号大党，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出现“停滞状态”，陷入封闭僵化的死路，最终在戈尔巴乔夫带领下走入改旗易帜的邪路，导致亡党亡国。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结论：苏东共产党人已经丧失信仰。这些国家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务实派。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台后便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一个政党失去信仰、方向迷失、自我否定、思想上失去灵魂，政治上也就失去了定力和主心骨。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则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又出在苏共内部。苏共政治思想变质、苏共内部组织上的瓦解是导致国家分裂、苏共败亡的直接原因。

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下，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政治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打垮、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这验证了一个政治逻辑：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回想和反思30年前苏共从政治蜕化、权威散失、组织裂变直至失败和崩溃的历程，足以证明，执政党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密不可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联兴亡的历史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宝贵遗产，也是饱含研究价值的学术宝藏。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与苏共败亡的悲惨历史相反，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的历史征程中砥砺前行，跨过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战斗力和政治领导力，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政治答卷。

自主自强，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

国际上围绕民主问题的争论，既是话语之争，又是理论之争、思想之争，更是制度之争和道路之争。只有冲破西式民主的话语体系，才能摆脱“挨骂”的境地，才能避免充当被西方民主“教师爷”教训的“小学生”。只有走出西式民主框架，才能与西方平等对话，也只有打破西式民主的政治逻辑，才能避免在思想上迷失、在实践中迷路。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安邦经验和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来积累了独特而宝贵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这些光荣的历史都是政治学研究无尽的宝藏，为超越西式政治模式提供了绝佳的学术滋养和历史机遇。

中国政治学界要在科学把握世界政治生态图景的前提下，突破西式政治教条的天花板，全面总结和提炼中国发展的共同价值和国际意义。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破解了“民主化悖论”，对“西式民主”袪魅，不断突破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政治转型陷阱和发展困境。

新时代中国政治学人应紧跟时代步伐，站稳立场，善于从全球视野和各国政治成败兴衰中比较提炼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优势与理论结晶。通过深入总结中国道路成功的政治实践，突破西式民主理论束缚和逻辑陷阱，构建民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路径，以全面发展观和共同发展理念把握中国发展以及世界政治大势。

总结中国经验，提炼核心概念，构建中国叙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最伟大的实践。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有力地回击了西式民主一元论及其话语霸权，拓宽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非凡而宝贵的政治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全面性、协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民主、秩序、效能等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中国政治建设以提高政治发展力为宗旨，70多年来中国持续、稳定的政治发展实现了政治稳定、政治秩序、政治绩效、政治能力、政治动员、政治廉洁等指标的协调性和全面性的增长，大大提高了政治发展力。

中国政治发展并不是照搬照抄他国现成的政治模式，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深植于中国大地，具有开创性和原创性。其基本经验是：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发展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这一稳定的政治核心，有利于制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形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政策，有利于集中力量调配、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维护稳定的政治发展氛围，维护社会安定，有利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增进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避免因利益分裂、社会冲突消耗改革发展的认同与合力。

第二，中国政治发展很好地体现了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发展价值的包容性和发展方式的兼容性。全面、科学的政治发展避免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抽象化、简单化的议论，旨在有效驾驭民主化进程，力求超越西式狭隘的“民主、自由”说教，跨越民主化政治陷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秉持全面性、稳定性、发展性、协调性、包容性，追求民主、秩序、效能等政治价值的有机统一。

第三，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秉持了全面发展的政治理念，注重政治发展的全面性、集成性，体现了全面协调性、动态发展性、主权历史性的辩证统一。全面协调性不仅要求政治发展价值要素如民主、秩序、效率的有机统一、平衡协调、因势而动，而且要求政治发展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强调政治发展与经济、文化、社会、人的发展相互协调和共同进步。动态发展性则强调政治发展必须以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现实国情为基础，建立多维的发展构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主权历史性强调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立足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相互促进是中国发展的基石。中国稳定的政局和政治治理形式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机制，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中国全面发展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丰富着世界政治面貌，丰富了人类发展的内涵和理念，无疑将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继续局限于“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而中国发展注重协调性的发展，秉承包容性的价值理念，为当今国际社会提供了非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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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墙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也让国人铭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与伤痛。然而,这场浩劫发生之后的八十多年里,却不断有人以种种“理由”质疑死难者是否达到30万之多,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确考证”,提出20万人、10万人、5万人、3万人乃至3000人、47人等结论。诚然,死难者数字的消长并不会影响对日军罪恶行径的定性;但是,这种质疑行为的根本意图是,企图以人数的“不精确”和“不客观”,来证明事实认定的“不精确”和“不客观”,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由客观事实定义为被害者主观建构的“被害记忆”,从而否定大屠杀事实的存在。因此,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捍卫,不仅关乎历史事实,更关乎民族尊严。事实上,30万死难者应是指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屠杀罪行是战后审判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惩办战犯的法律条例与协议规定,战胜国组织国际法庭和受害国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收审,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法庭”);乙级、丙级战犯由受害国法庭审判定罪。

东京法庭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委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与审判,担任中国驻东京法庭代表团团长。该法庭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诉讼,至1948年11月12日宣布判决,历时两年零六个月。1945年11月,中国在重庆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等城市设立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其中,涉及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军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学者一般称为“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法庭”。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据梅汝璈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时间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及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南京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主要有两起案件:一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案,1947年1月9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号”,由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绍棠、叶在增5位法官及2位检察官审理,1947年3月10日宣判。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谷寿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华门,指使和怂恿部属滥杀无辜,是直接实施屠杀南京军民的罪魁之一。1946年2月,驻日盟军应中国政府要求,以战犯嫌疑者名义逮捕谷寿夫。同年8月1日,谷寿夫与12名乙级战犯一起被押至中国受审。二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战犯案。向井和野田系日军第十六师团少尉军官,两人在进攻南京途中,相约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到达南京紫金山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分不清谁先杀到100人,于是以150人为新的目标,继续向南京城内进行砍杀比赛。另一位日军军官田中军吉,曾手执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先后杀戮300多名中国人。该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3号”,同年12月18日宣判。

屠杀事实与遇难人数于法有据

东京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从法律上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南京法庭对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则为认定大屠杀死难人数提供了直接依据。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证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给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共有2784件调查结文,其中,中华门一带约占三分之一,有十余万人被害。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

遇难者人数实为30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判决,南京法庭不仅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三十万人以上”或“三十余万人”,还明确指出“三十余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十九万人”和“零散屠杀十五万余人”构成。法官考虑到战场客观条件和事实认定的难度,没有简单地把19万和15万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万”既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 30万人。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是下限的数字。此外,判决提到的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者、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辅助信息,也印证了认定结果的准确性。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虽然没有直接将遇难人数认定为30万,但指出“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二十万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结论尚未计入“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

综上所述 ,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判定为30余万,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二十万人以上”,但考虑到“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未计算在内,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

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的掠夺、奸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同样是大屠杀的一部分。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中指出:日军“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南京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判定:“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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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及其历史叙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众多重要小说家陆续投入相似类型的创作，就是通过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系列长篇小说）叙述“20世纪中国”的长时段历史。他们感到从整体上把握和叙述“20世纪中国”的时机已经来临，故试图提供不同于正统历史叙述的新叙事，这些努力已经衍化成一种可以称之为“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

一大批重要小说涌现于这一潮流之中。《古船》（张炜，1987）、《白鹿原》（陈忠实，1993）和《穆斯林葬礼》（霍达，1988）是最初的标志性作品，较近的则有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老生》《山本》，以及莫言问鼎诺贝尔奖时被重点提及的《丰乳肥臀》、《蛙》和《生死疲劳》均为此类创作。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从第三届（1988）以来，28部获奖作品（不包括第三届获荣誉奖的两部）中近半作品是此类创作，例如，第三届（1991）的《穆斯林葬礼》；第四届（1994）的《白鹿原》；第五届（2000）的《长恨歌》（王安忆）、《尘埃落定》（阿来）、《茶人三部曲》（王旭烽）；第六届（2005）的《无字》（张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第七届（2008）的《暗算》（麦家）、《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第八届（2011）的《你在高原》（张炜）、《蛙》、《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第九届（2015）的《江南三部曲》（格非）等等。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著名小说家多有此类创作，例如张炜、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李锐、刘震云、阎连科、刘醒龙等，似乎“重述20世纪中国”已经成为这一代作家考验自己的文学能力、衡量自己的文学贡献乃至面对自己人生的一种“隐秘测量”。

由于卷入“重述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较多，重要作品较多，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重述20世纪中国”堪称近30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潮流之一。不过，至今少见关于此潮流和现象的专门研究。

将“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是在20世纪走向终结的时候才出现的现象。与此相应，“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在90年代后蔚为潮流。

在人文社会学科过往研究中，“20世纪”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一种常见用法是公元纪年的20世纪（1900-1999年）。而文学研究界常采用的涵义是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20世纪”后来经常向前延展到晚清。另一种用法则强调20世纪是革命世纪。例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所称“短促的20世纪”：上限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下限设于苏东剧变，即革命世纪的“开端”和“终结”。杰奥瓦尼·阿瑞基在其《漫长的20世纪》则提出了“漫长”之论。汪晖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短20世纪”，即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70年代后期至1989年间的“80年代”，是中国的“短20世纪”的尾声。^[1]

从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理解和叙述20世纪中的“中国革命”，这是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创作者们共同关注的对象，也是社会意见分歧的焦点。与此相应，在这些“重述”的作品中，最为多见的是叙事节奏从革命开端到整个革命进程，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其中改革开放时期又往往被认为是“后革命”时期。

从整个社会思想来看，“重述20世纪中国”浪潮兴起之时，李泽厚、刘再复等学者提出的“告别革命”的论题，成为20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引发众多争论的核心议题，文学领域的“重述”潮流与这一重要思想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动。例如，贾平凹在最近出版的《老生》“后记”中非常清楚地指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告别革命”。因而，大致可以说，“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革命世纪”的重述。

通过长篇小说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写，但我们这里所说的“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并不限于批评界一般所称的“新历史小说”。在文化、思想领域，在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在革命史阐释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已经深刻地镶嵌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这个重述勾连着对不同历史价值的追索和确认。   

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当代中国文学中这种对重述历史的热衷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当下中国的这波“重述20世纪中国”历史的潮流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小说叙事形式、语言、艺术风格的变革，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的变化。当然，由于要在新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下重新建构历史，创作中会出现和强化某些文化、地域性的因素，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形式表达。但这些并不是可与“重述20世纪中国”这样一个潮流性的文学现象相配的重要文学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一文学上的重述潮流，是一个内在于当下文化和思想变动并作为当代思想文化变化重要表现的潮流，要对其作出评判和批评，需要超越于纯文学的视野。

“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的多元构成

在上述潮流中，那些意在颠覆或者解构的书写方式，那种把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整个地嘲弄了的书写，以及所谓新历史主义的书写，并不是更需要重视的。严格地说，这些都是对以往的革命史观在形式上的颠倒，并没有刻意建立自己的史观，在眼花缭乱的20世纪重述中仍是同时代的主流史观，只是大多数作家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自己同时代的主流叙事逻辑。这股潮流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蔚为大观，这一起源本身就提示了主流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

在“告别革命”成为80年代以降的基本诉求的大潮中，嘲弄和解构革命历史小说有多少新意吗？更值得重视的是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在整体上，他们尊重以往的革命史观，并试图沉入20世纪中国的内部，去总结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检讨以往史观的局限性。对这一潮流中的作品需要做一定的分类，有所侧重地加以研究。

从整体上看，近30年来，中国作家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是多元的，我倾向于区分为三类。数量最多的一类是作为解构者或颠覆者出现的，它们与作家们在成长时期熟知的革命历史小说等叙事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文化对峙。例如，《古船》《白鹿原》《生死疲劳》《老生》等等。另一类则比较强调文化调和，试图呈现不同方面、不同时代的综合。例如，霍达的《穆斯林葬礼》凸显了文化追求、经济利益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与综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汇。还有一类比较强调发掘20世纪历程中那些有活力、有价值的要素。

“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终结、“历史终结论”流行一时密切相关。一些评论家在评论阎连科的《四书》时，将它与帕斯捷尔纳克等前苏东作家的作品比较，原因就在于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重述20世纪中国”的核心其实是要反思和“检讨”20世纪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在当前的思想光谱下，重述会遇到两大问题：怎样理解20世纪进程中的连续和断裂的问题；怎样表述文化在20世纪中的展开形式及作用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它是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非常独特的时期，断裂的程度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不具备的。“20世纪中国”不是能在一般的历史演进中推演出来的产物，恰恰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反历史”的。创造新世界、跟过去决裂的强烈愿望最后产生出一种政治的动力和合力，推动革命事件的持续发生，但离开对革命性的理解，很难叙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

无论基于启蒙视野、革命视野还是现代化视野，我们都不会否认“20世纪中国”是一个现代文化创制和普及的过程，它是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型构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前提。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传统士绅阶层的解体，而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和政治革命更是打破了固有的社会阶级分野，创造了一个社会相对平等的现代化前提。在这个现代文化的创制过程中，在当今“后革命”时代，伴随着大多数人有能力享受文化成果的同时，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过程和现代化的前提，在文化作品的历史叙述中却往往被忽视。当人们叙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候，描述的重点是那些“民国范”的现代精英或传统乡绅精英，而底层民众及其形象却日益被粗鄙化、流氓化。这一倾向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战争时期的作品中尤其明显。实际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人民战争和土地革命，包含着对流氓、黑帮的改造，新人的再造与社会的再造，是革命运动非常核心的议程。

除了重新激活“革命世纪”的意义，我们也要直面“革命世纪”内部包含的难题。

绝大部分“革命历史小说”在推崇和肯定革命之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对革命面临的难题有充分的认识，特别突出的是那种对“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赞美与铺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劳苦群众是那些被剥夺殆尽的人们，他们自身首先需要锻造成为“主体”，而离开革命的实践，是不可能自动成为“主体”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一方面是社会和政治的革新，一方面是主体的锻造。因此，“人民”是处在一个永远在创造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革命必然面对数不清的难题。但是，建国以后的很多革命历史小说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多数作家是站在“革命已经胜利了”这一认识上来写作的。因此，不可避免在作品中传递出一种“胜利者意识”，不能正视现实本身。如上述，80年代以降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体现了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但其实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这是内容完全不同的“终结”，但都包含了对现实难题的无视。我们研究“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首先要分析这股潮流对于“中国革命”的描述，但同时也应该分析他们对于当代的现实问题是否具有阐释的能力。说到底，“革命”不是在头脑中就可以告别的。

“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达、重述与再重述

   中国的“短20世纪”伴随着战争与革命、侵略与反侵略、创新与复辟、追求平等及其反复，也充满着动荡、暴力、阴谋和苦难。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作品，对“20世纪中国”激荡而复杂的历史已有丰富的展现，提供了多重的角度和面向。我们的讨论围绕以下相关问题进行：“20世纪中国”与乡村叙述，“20世纪中国”与文学叙述中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危机，乌托邦与“20世纪中国”，新秩序的建立与新社会图景的缺失，“真实”与历史叙述，等等。这些问题既包含在20世纪历史的自我思考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重述”潮流的文学文本中。

把握这些“20世纪中国”的不同脉络，是将我们的讨论历史化的基础。“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那就是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自我表述。在具体展开“重述”潮流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20世纪进程中那些“自我表述”的关键要素。

可以说，革命本身即叙事。今天中国社会意识已经出现多元的状况，“重述”潮流只是多元叙述的一部分。

需要关注文学创作中新的“再重述”潮流兴起的可能性。随着近年来社会分化的累积、社会思想辩论的扩展，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状况已经与50后、60后一代的思想状况颇不一样，这种差异会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出来。在更多元的历史视界中总结前30年的“重述”潮流，对于一个更为丰富、更有自觉意识的“再重述”时期的到来，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20世纪”之所以仍对当代有意义，不仅是因为在它的历史中包含的动荡、暴力和苦难，而且是因为它对于所有这一切的挑战。在动荡的潮流中，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才是主流。这个主流也构成判断中国当下思想状况的基本坐标。文学上“重述”潮流的意义也需要在这个坐标上来加以判定。

20世纪开端的“断裂”意志及其消失

与以往历史断裂的自觉意识，构成了整个现代史的起点，是“20世纪”在史观上一个根本的表达方式。对于即将迈入20世纪的变革者而言，断裂首先表现为将过去的历史做整体性的把握并与之一刀两断。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宣称汉代刘歆“篡乱伪经”之后两千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将两千年历史的正当性一笔抹杀，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则连六经本身的真实性也加以动摇。谭嗣同提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章太炎用“国故”来指代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试图“论衡”之。康有为将孔子的历史基础完全抽掉的“尊孔”行为，与章太炎的“诋孔”一道，成为之后新文化运动反孔反传统的先声。

众所周知，“断裂”更是新文化运动的明确意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名字，《新的，旧的》《青春》等文章，都在体现着这一特点。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宣布1915年之前的历史应全以“古代史”目之。而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以“新”命名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以辩证的“断裂”态度来对待了。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在肯定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首先觉悟之后，也清楚告诫，如果知识分子不能走和工农民众结合的道路，“将一事无成”。虽然，不仅旧事物，而且新事物也需要在变动的历史形势中否定和扬弃自身，这个逻辑贯通了整个20世纪。

“断裂”意识凸显的是新的主体的创造能力，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所谓断裂，是在“与工农民众结合”这个具体的道路中展开的。说到底，“断裂”意识所要斩断的不是中国历史的全体，而是梁启超所说的“君史”和“二十四姓之家谱”。只有通过这种“断裂”意识，原来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底层民众才能活转过来，他们的生产、斗争、创造、发明才能昭告于世。没有断裂，就没有延续，就没有现实，这是断裂和延续的辩证法。

“重述”潮流对20世纪开端的叙述，大体上并没有呈现“断裂”的气息，更多的是王朝兴替的成败氛围，和原有社会逻辑的延续。例如，《白鹿原》所讲述的最初变动发生在朱先生调停清廷巡抚方升的二十万人马对“反正”的张总督的进攻，这是一次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普通劝说，每一方并没有表达自己对于“革命”的态度。《古船》（张炜）对于20世纪开端的倒述，呈现的也是历史的延续性，“古堡”与老隋家的“下老洋”，承续的是近代已有的粉丝工业生产与海洋贸易。

李锐的《旧址》（1993）对“革命”的叙述开始于1927年，对1910年则是作为延续的历史一笔带过。在此后的作品《银城故事》，李锐写同盟会银城起义指挥刘振武的失败，与以往王朝的民乱故事并无太大区别，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兴衰和个人生死，但中间缺乏对于革命意识的叙述，这种写法以让革命消失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态度。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开端部分写民国初年“村长的谋杀”，基本内涵也是“改朝换代”之际的个人恩怨和仇杀。

这些“重述”小说从一个方面显示“革命”叙述出现的重要转型，即从关注“革命”和“再造”，转而关注家族的兴衰荣辱和个人的生死成败。20世纪开端时期的经典作品如《阿Q正传》，注重从内在脉络叙述革命的契机、问题和挑战，这些叙述建立在肯定和认同革命价值的基础之上。而“重述”潮流叙述转型的核心是价值观的转变，这也是“20世纪”终结的一个清晰标志。随着价值观的转变，“革命”叙述的基本模式不可避免地从内在叙述转向外在叙述，“革命”不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于是“断裂”意识已经在“重述”作品中消失了。

“革命世纪”的自我表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走到了工农的对立面，共产党脱下了知识分子的长衫，日益工农化、本土化。这一事件之后，革命文学崛起，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讨论展开，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可以看作寻找社会变革主体的文学表达。其中茅盾的经典之作《子夜》不仅是对30年代中国“现实”的“科学”刻画，而且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形象化确认。“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述，有着重塑20世纪中国的内涵，这是文学当代性的鲜明体现。

这一寻找历史主体的过程，到抗战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根据地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在广泛基层民众动员基础上的人民战争的开展，农民和普通青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新文化得到了真正全面的普及，地方文艺形式也开始融入了新文艺中。

   无论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定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还是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中国当代文学在其肇始之时，即包含了两层内在诉求：一是对20世纪革命及其经验的总结；一是对未来社会的新结构和“新人”的设计和想象。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敦促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人们与“新的群众”相结合，写根据地，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样才会有“全国意义”，甚至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从文学史的脉络观察，近30多年来的“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象：革命历史小说。1954年，冯雪峰在评论《保卫延安》时，提出了“英雄史诗”的问题。他认为《保卫延安》蕴含了“史诗”的基本元素和可能性，“史诗性”有三条标准：把握历史本质的抽象思考能力；具体描写英雄人物的感性表达功底；传达一种启人向上的精神氛围。“史诗性”的表达，是1949年后所称的“人民文学”的核心。所以，在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如何表现作为“集体主体”的人民的成长，表现在历史的过程中“新人”的成长，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历史叙述的意义上，可以将广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称作革命政权建立后，以确立合法性和进行自我教育为目的的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自我表述。这个进程到“文革”结束后便大致终止，与我们所说的“短20世纪”的终结基本同步。

历史总结的自觉意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重述20世纪的诸多长篇小说，乐于渲染包括暴力和饥饿等在内的各种肉体性的苦难。从文学自身的脉络来看，这正是对于之前纯化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拨。用暴力和苦难来解读革命，不仅是这些小说所习惯采用的手法，也是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底色。从这个角度说，“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思路却一直保留到今天。

前面提到的“重述”例子，大多是所谓50后作家，当然他们也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60后作家也进入了这一潮流中，如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李洱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潮流及其观念近年来也扩展到70后的作家中。例如乔叶的《认罪书》带有一种浓厚的赎罪意识。她有一个说法，“细细数来，我身边那么多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和‘文革’有关系，……既然这么多和我有关系的人都和‘文革’有着枝枝蔓蔓丝丝连连的关系，我怎么能认为自己和‘文革’没有一点儿关系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叙述，新一代作家似乎天生带有某种历史的“负罪感”，无法突破历史的厚壳。但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构成了障碍？障碍是否内在于作家的认识和知识结构？70后作家大概还没有学会上一代作家的思想方法，他们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在历史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承担着何种历史责任。

50后的作家群体似乎有一种面对和叙述现当代中国史的责任感，而且不因为文学被边缘化而改变。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了解或者经历过改革初期总结历史的政治辩论过程。执政党这种阶段性地总结自身历史的政治自觉，来自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机制，即自觉地通过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内讨论寻找未来道路与方向，对经验得失做出阶段性的总结，并建立自身的历史叙述。

近30年来的“重述”潮流，包含了建立现当代历史叙述的政治意识和努力，相当部分“重述”作品同时延展到改革开放时代或者新世纪。

（编辑  季节）

在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苏联历史已经被西方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严重损害，国家发展遇到极大的灾难，引起了越来越多俄罗斯民众的不满。普京执政以来，推行民族复兴、主权民主的国家振兴方针。2007年6月21日，普京在接见参加历史及人文社科教学与研究的一线教师时，提出了绝对不允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要求。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于2007年出版。这是俄罗斯最早体现普京执政新思想、具有初步导向性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该书出版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教授等翻译的中译本出版，在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代史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把现代史写到离现实最近的地方

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载入的历史研究内容延续到2006年，描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即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的时刻至今，从苏联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到它的解体，从主权俄罗斯的诞生到它已经走过的第十五年，表现出作者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也增加了对于读者的巨大吸引力和现实指导作用。对当代人关心的问题做了全覆盖的阐释和分析，表达了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诚实和奉献，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真正价值。

 历史资料多种形式、多种角度增强了全书的客观性

《俄罗斯现代史》的主体、主线，穿插了大量“实际情况”“观点”“同时代文献资料”“供思考的信息”等专栏资料。各个专栏提供的各侧面详尽的原始资料，增强了客观性和说服力。

对于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该书设有“供思考的信息”专栏，其中提供了“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争论”专题资料，还插入“实际情况”专栏、社会舆论调查情况数字图表等。打开了人们理解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增加了学术性和科学性，使历史得到更清晰生动的呈现。

突出表述俄罗斯现代史主线上的重大问题

现代史沿着俄罗斯现代史的主线，对39个重大现代历史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和评介，包括：“与曾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盟友的最初冲突”“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尝试”“‘老人政治’时期结束”“中苏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危机”“1991年八月政变”“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寡头的冲突”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提炼，贴近了人民需要了解的历史现状和关注热点，很接地气。

例如，就身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搞总统制”，现代史中写道：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并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律，部长会议的大部分活动都交给总统，从而向“强总统”“弱议会”演变，目的是从法律上可以保障私有制合法化；1990年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补充措施》，该法案实际上泯灭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让总统在确立私有化的进程中能够在法律层面放手去干。这一段史料比许多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

挖掘和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扩大读者观察视野

在苏共二十大至苏联解体的40多年中，由于当政者封锁消息，人们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特别是不了解当时党内外对赫鲁晓夫背叛行为的反映。苏联解体后，随着一些历史资料的面世，真相随之大白。

根据有关档案资料，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发生了抗议活动。在第比利斯，一些人把批判斯大林看作是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赫鲁晓夫下台；3月9日示威活动被武力驱散。1956-1957年有3380人被逮捕，这几乎是1953-1988年因反苏鼓动而被逮捕者总数的一半。这个史实揭露了赫鲁晓夫残酷镇压与他不同意见的党员和群众。

书中还记载了1962年6月，当局残酷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抗议涨价事件，揭露了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表述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

书中还提到，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肃反问题时号召：“应当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数十个，我们要消灭数百万个。因此，就必须手不发抖，就需要踏过敌人的尸体来造福于人民。”因而由赫鲁晓夫来批评斯大林的肃反工作，必然造成苏联政权和社会的动荡。

全面反思和肃清历史虚无主义影响

《俄罗斯现代史》对俄罗斯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分析、评价。

充分肯定苏联的历史价值

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内，它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被肆意糟蹋。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于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迎合了西方颠覆苏联的目的，使作为苏联主体继承者的俄罗斯丧失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尊严，人民大众不但遭受了长期的社会震荡的生活艰难，更失去了精神上对祖国的归属感。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社会科学界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该书的总序言指出：“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苏联曾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

该书充分肯定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影响二战年代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和政治势力支撑下，苏联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对二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胜利付出了最大牺牲，做出了那么重要和宝贵的贡献，是有理由期望西方盟友帮助自己重建被破坏的经济。”“苏联……显示了最高程度的内部动员和团结的能力，苏联……消灭了最危险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到战前无法相比的水平。”

1945年7月，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得意地向斯大林进行炫耀和威胁。1945年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合情报司令部准备了一份对苏联进行原子弹轰炸的目标。当时人们的共识就是“苏联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来保卫自己”，连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承认这“绝对必要”。斯大林在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向有功人员颁奖时说：“如果我们晚一年半造出原子弹，那我们可能就得亲自‘尝一下’它的味道了。”

评价斯大林：“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这是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官方教科书对斯大林的最高评价。书中认为：“为了能有助于弄清斯大林历史作用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把斯大林放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框架中审视，而且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丘吉尔绝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他死后却留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就奠定了对斯大林客观评价的基调。

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特点，该书认为这种特点不能以执政者个人品质或心理特点来评价，主张从俄罗斯国情特别是其传统文化的特点来解释：“在与西方开始了‘冷战’的条件下，对斯大林等领导来说，根本不可能谈到国内制度民主化问题……进一步动员和集中成为对内政策的主要方向。”“在俄罗斯国家传统上第一把手的权力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该书还认为，斯大林实现了信仰、君主制、多民族单一国家体制三者的结合，“最终，正是斯大林创立了单一制的国家”。

该书基本认同斯大林发展国民经济的赶超战略、经济建设的“强行军”以及实行集中统一的执政方式：“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了加速现代化的公式：‘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941年夏天的事件证实这个预测具有充分的道理……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在受到类似严重威胁的条件下，甚至所谓‘温和的’和‘灵便的’政治体制，照例会演变成对实行严厉的政治组织有利的形式，……这是由于处于‘被包围的要塞’形势下（既面临外部侵略的威胁，同时又缺少发展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决定的。”这一客观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空喊抽象民主的西方政客无言以对。

该书总结了世所公认的斯大林的成就：“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不仅使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苏联对外关系：超越霸权主义的客观评价

同时，书中也指出了斯大林执政时期另一方面的后果。

在全球化的新环境里，《俄罗斯现代史》坚持把俄罗斯的现代历史放进整个世界环境中分析，在历史编纂学上开辟了“国情与世情”的新视野。

（1）战后两大阵营形成中，苏南关系的恶化，双方都有责任。

战后不久，随着丘吉尔铁幕演说和杜鲁门的反共计划，美、苏反法西斯盟国关系开始分化，不久后苏南关系恶化。这两件事来自同一个根源：美国统治集团实施的反共主义和遏制主义。

苏联反法西斯的胜利进军，使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共产党人（主导）的政权，阻碍了美国战后称霸欧洲的美梦。美国企图利用“马歇尔主义”的“美援”为诱饵，在苏联与东欧国家中打进分裂的楔子。《俄罗斯现代史》指出：“美国制定的‘马歇尔计划’……从一开始，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就必须接受所谓‘民主’的条件，而实际上是接受执行反苏方针的条件才能得到援助。”1947年，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莫洛托夫率领的参加巴黎“马歇尔计划”的苏联代表排斥回国。

同时，“美国原期望某些东欧国家会以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对抗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果然表示“渴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苏联则对波、捷两国做了工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这实际上是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塔、波茨坦谈判桌上斗争的继续和进一步展开。

美英发动冷战后，斯大林于1946年6月就成立九国情报局之事首先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进行协商。铁托表面上应酬斯大林，实际上热衷于建设由自己控制的“巴尔干联邦”。《俄罗斯现代史》简要记叙了矛盾的发展：

早在1943年10月9日，铁托就在书信中表达“我们应该在军事的和政治的意义上成为巴尔干各国的中心”。当保加利亚解放后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商谈联邦事宜时，铁托认为保加利亚只能取得类似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小国那样的地位。这引起了南、保两国之间的争执。铁托没有与苏联沟通，私自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常驻。因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了指责。

1947年9月，九国情报局在波兰召开成立会议。在苏共的坚持下，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并于翌年1月中旬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情报局第二次会议。苏联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铁托另立中心的基本想法。1948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声明，宣布苏联政府不赞成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筹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的计划，苏南矛盾逐渐公开化。此后，苏共中央做了种种努力，如邀请南、保两国代表会谈，与南共中央进行几次书信交换意见，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问题，都未取得预期成效。同年6月28日，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议开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开始以对国内的‘斯大林的代理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答。同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指责南共是“由杀人犯和间谍控制的政党”。铁托向西方求助，美国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条约。

从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情报局有对南共处理过重的错误；同时也应承认，铁托当时也有不顾全大局、另立中心、激化矛盾的部分责任。

（2）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定性分析，在匈牙利和东欧各国都有分歧。

该书对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做了客观表述：“应当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严厉地批评执政党，情况特别严重的是波兰和匈牙利。”该书认为，把波兰十月事件称作“人民骚动”，把匈牙利事件称作“真正的反共起义”；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部原因有两个：“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第二，美国‘自由之声’等西方无线电台公开号召匈牙利人发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并暗示说西方将给予军事援助。”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书中对事件内容的描述与实际相符：“1956年10月29日，布达佩斯市委和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大楼被攻占……共产党员被绞死、被折磨致死、被枪决。10月31日，匈牙利反共派头目、红衣主教约·明曾蒂从看守所里被释放出来。伊·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匈牙利事件以往的争议是：到底是继续称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是采纳匈牙利反共势力的说法？现在用“反共起义”来描述匈牙利事件，体现出事件本来的性质，这是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派都能接受的定性。

（3）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

《俄罗斯现代史》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出卖波兰、逼迫波兰执政党服从西方指引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径。1989年4月，当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邀请“团结工会”活动家马佐维耶茨基组成联合政府、遭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抵制时，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克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此后，他号召‘推进民族和解事业’，批准了波兰从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过渡……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戈尔巴乔夫驯服了一只虎，想来，他甚至已经在鞭策他了’。”

书中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干涉民主德国的情况：“1989年10月初，在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随即，民德发生了大变局。”“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停止国内游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回到莫斯科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戈尔巴乔夫还下令驻东德的苏军（近50万人）不要干预东德国内发生的事件。”

该书还展现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12月访问华盛顿时的情景。据布什日记记载：“我强调说，‘我们支持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戈尔巴乔夫说，‘我同意。’我又寻求确认，‘第二部分也同意吗？’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对两部分都同意。’”戈尔巴乔夫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如凶神恶煞，但在美国统治者面前奴性十足。

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

《俄罗斯现代史》对于苏联的解体做了比较客观的记录和分析，并提及普京的评价：“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书中指出：“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现在，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产主义中国高于民主的俄罗斯。”

揭示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是个“大骗局”

20世纪90年代迫不及待的“私有化”浪潮，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和面貌。该书指出：“在1989-1991年期间，自发的官僚私有化就已经开始了。盖达尔政府特别是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书中引用了被称为俄“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谈到私有化时的自白：“本质上全民财产被偷窃一空……国家财产大致以两种方式被掠夺：第一种，国有企业的财产被改编为某个新组建的股份企业的部分财产；第二种，经过简单的赎买租赁，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自始至终，所有自发的私有化都是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但想要证明这一点完全不可能。”

该书描述了1992年4月6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私有化的报告时，引起会场一片反对声：“代总理盖达尔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更大的愤怒。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所允诺的经济援助，这被认为是值得乐观的主要理由……4月11日，对修改经济改革决议投票时，各部长们愤然离开会议现场，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可见，当时叶利钦推进私有化改革，将唯一的希望压在西方的巨额援助上。而美国援助的承诺很快破灭，他的改革计划也全部崩溃。

经过1995年的抵押拍卖和后续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经济完全落入操纵IMF的美国人手里。“每年的国家预算都必须得到IMF的通过。任何独立政策的实施如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意见，国家就面临破产的危机。”作为政治结果和经济结果的副产品，就是寡头资本主义的产生。

揭示叶利钦的最后检讨和交出权力的真相

书中指出：“叶利钦一直未能找到可信的人和相对能够保证叶利钦及其亲信免受司法追究或不经司法程序而遭迫害的人。”1999年8月9日，随着斯捷帕申总理被解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被任命为总理。普京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叶利钦在发表的迎接2000年的讲话中宣布：“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胜任总统的职务。”

在俄罗斯人眼里，叶利钦最成功的事情大概就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接班人。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普京的口号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是首要任务”。虽然他表示，“政府不会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但也绝对“不能容忍商界使政府权限私有化的图谋”。

美国霸权主义导致美、俄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理解叶利钦和普京的施政方针，还得从俄美关系来判断。《俄罗斯现代史》指出了美国在整个苏联解体过程中施展的欺骗手段。

书中指出，华盛顿并没有把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当成朋友，原因是“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它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美国提出的“把西方技术资本与俄罗斯的资源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意见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贸易中不给莫斯科提供最惠国待遇”。美国这种实用主义的欺骗手段严重伤害了俄罗斯人的尊严和基本信任。

书中说，“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华约组织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准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么是否值得摧毁华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这是“被崇拜西方的民主派自1988年满怀激情地继续政策失败——俄罗斯重新被孤立”。

面对西方的种种流氓行为，曾经的俄罗斯亲美势力几近精神崩溃，十年间俄公众对美国的正面评价从1993年的74%下降到37%。

中俄学者在历史研究领域将有更多共同语言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决定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认识真理的能力。在普京总统的坚强领导下，俄罗斯正在破浪前行。中国学者读这本书后会产生许多同感。

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

正如该书所指出的：“今天爱国主义的题材受到新的重视。这是尊重自己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情，这是对历史、对自己的‘可爱祖国’的爱护态度。很多人把爱国主义与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觉醒，与个人对国家命运和国家文化的未来所负的责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成为中俄两国人民最基本的觉悟。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恢复历史进步的本来面貌

国家要走向繁荣富强，要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绝不能无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破坏。国内外敌对势力抹黑国家进步事业的历史，丑化人民敬仰的执政党和领袖，这实际上是颠覆和反颠覆斗争的一部分。只有恢复进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才能鼓舞人民团结奋斗，实现民族幸福和进步。

从本国特点出发，独立自主发展

西方国家将自己信奉的原则称作“普世价值”，动辄指责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符合他们的“普世价值”，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正如书中所指出：“俄罗斯所有成功的统治者的突出之处是，能认清自己国家的特点……俄罗斯国家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今天，中俄两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必然具有独立自主的共同语言。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不断增加，两国历史学者在评价苏联历史、评价国际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也不断增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学者对历史问题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断地在研究中尊重实践、探索真理、求同存异，中俄历史学者的共同语言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不断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合作。

（编辑  碣石）

说到共同富裕就会涉及不平等与再分配。在法国学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不平等”与“再分配”是最主要的2个关键词，其中“不平等”出现了713次，几乎每页都会出现，而“再分配”出现了55次。他在这本书中把再分配看作是解决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式。

共同富裕与远大目标

回到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可能会让很多人十分惊讶，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分析，而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平、不正义的制度，但是“不平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却非常之低：第一卷2次，第二卷2次，第三卷9次；而“再分配”一词则几乎完全没有出现，仅在第三卷出现1次，且与收入再分配没有关系。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的关注点与皮凯蒂的关注点并不一样：不平等与再分配并不是马克思的关注点。

依据Google Ngram Viewer 数据库，它包含1500年到2019年之间出版的几千万册出版物。该图显示了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一个是“不平等”（Inequality），一个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Socialism+Communism）。我们看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1760年-1840年）的头几十年，对不平等的关注是上升的。原因很简单，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资本家腰包鼓了，但普通工人的生活境遇不仅没有改善，反倒恶化了。这导致人均预期寿命不升反降，极度不平等激起了民众的愤慨。[1]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此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逐渐在世界范围传播，影响力日渐扩大。马克思主义引导人们把关注点指向怎样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所以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注不断上升，而对于不平等问题本身的关注持续下降。这种态势的逆转发生在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苏联东欧集团的衰落、瓦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关注开始持续下降，更受关注的反倒是眼前的不平等问题。

关于马克思对于分配的看法，可以从《哥达纲领批判》中看出端倪。在这本马克思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中，马克思批评“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指出这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告诫说，不应“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不应“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他特别反对抽象地谈论“平等的权利”或“公平的分配”，称这类提法是“陈词滥调”，是“空洞的废话”，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克思认为，既然分配是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解决了所有制问题，消灭了阶级，才能最终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马克思谈到过分配问题，他偏重的是分配，而不是再分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里，他谈到的都是分配。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马克思提到过再分配，因为《哥达纲领批判》指出，在将 “社会总产品”分配给个人之前，必须进行6项“扣除”，其中两项“扣除”可以被看作再分配，即“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2] 这两项扣除都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联系紧密。注意这里说的是“需求”（Needs），而不是“欲求”（Wants）。需求和欲求的区别对于我们制定社会政策，包括分配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

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3]

可见，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最终远大目标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消灭阶级，实现“人的解放”。但是，鉴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在今天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 共同富裕的“富裕”涉及生产/再生产，“共同”涉及分配/再分配。谈论公平，决不能离开具体的发展阶段；进行分配/再分配，绝不应阻碍生产与再生产。

在追求共同富裕时，有必要厘清四种分配/再分配，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使每一种分配/再分配贴近共同富裕的目标。

零次分配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里，人们生活在“伦理社会”中，这是“零次分配”的历史背景。

在1949年出版梁漱溟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证“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按梁漱溟先生的理解，在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而且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古时且有禁）”，这叫做“共财之义”。不仅如此，兄弟之间，或近支亲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叫做“通财之义”。此外，如许多祭田、义庄、义学等，为宗族间共有财产；如许多社会仓、义仓、学田等，为乡党间共有财产；大都是作为救济孤寡贫乏和补助教育之用。[5] 梁漱溟先生描述的分配/再分配方式就是“零次分配”，它发生在家人、亲友与乡党之间，分配者不是国家，也不是慈善机构，而是家人、亲友与乡党他们自己，即小共同体的成员。

零次分配不仅存在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也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在西方，有人在18世纪便已经开始使用“伦理经济”（Moral Economy）一词。当代英国学者E. P. 汤普森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再次提到这个概念，[6] 并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这种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7]他认为，在传统社会，包括工业革命初期，当时人们认为经济活动就是社会活动，不存在独立于社会伦理之外的经济规律。人不应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须按道德准则和社会普遍价值观行事。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的情况下，避免风险和存活下去成为第一原则，这就要求人们遵从“互惠性”惯例，并透过各种方式互通有无，以确保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说，在这种共同体里，大家交往的准则，除了市场供求关系，更重要的是伦理基本标准，即大家都能活下去。

事实上，在汤普森之前，其他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如理查德·亨利·陶尼（R. H. Tawney）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也在自己的著作里，系统研究过“伦理经济”这种现象，尽管他们没有使用这个名词。[8]

可以说，零次分配是在人类史上历时最长的分配/再分配方式。即使到当代中国，虽然人口流动、城镇化削弱了“通财之义”，但零次分配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世纪之交的大约十年间（即1996-2006年前后），中国有约7000万国企与集体所有制职工下岗，其规模相当于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大国的人口。那时，中国的国家汲取能力还相当弱，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下岗职工要么拿不到钱，要么拿到很少的下岗费。那么这些人是如何生活的？如此大规模的下岗潮居然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其中“共财之义”、“分财之义”的作用不容忽视。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时不少人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家人、亲友之间互相接济。这些人在一次分配中没有什么收入，二次分配机制还没有起作用，三次分配更是谈不上，在他们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时，幸亏还有伦理社会的传统，使得这些人活了下来，这是零次分配的贡献。[9]

今天，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制度已日益健全，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共财之义”（如对父母和对子女的抚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依然是法定义务，对数以亿计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来说，零次分配依然必不可少。在广大农村，集体的共有财产也是实现内部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应该在税收、住房、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各项政策上鼓励零次分配。

初次分配

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侵蚀了零次分配的社会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初次分配”。

人们一般把初次分配定义为按照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分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等。在这里，劳动者没有被视为有血有肉的人；相反，他们付出的“劳动”被看作是一种用来交易的商品。投入“劳动”者获得工资，投入“资本”者获得利润、利息，投入“土地”者获得地租，投入“技术、技能”者获得转让费等报酬。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仿佛有一种神奇的机制叫“市场”；只要形成了这种市场机制，“按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分配”就会产生一个有规有矩、简单顺畅的过程。其实天下哪有这种事？

马克思三卷本《资本论》讨论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这些生产要素，也讨论了工资、利润、地租以及其他形式的报酬。可以说，《资本论》就是对初次分配的研究，尤其是第一卷与第三卷。[10] 马克思分析的初次分配就是在古典资本主义那种放任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中形成的。《资本论》揭露了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阶级与剥削。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二次分配”，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十分巨大的。据经济史学者研究，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760年代到1830-1840年代）使得本来已经相当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不平等程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只是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才在19世纪下半叶有所下降。[11]

按照马克思观点，初次分配的绝不是单纯由市场调节的，而是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阶级结构紧密相关。除此之外，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革命、土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都在塑造初次分配格局方面起了或大或小的作用。这就造成在不同经济体中，初次分配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同一个经济体中，不同时期，初次分配的格局也会发生变化。

研究英国、美国、瑞典、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六个经济体在1960-2016年间初次分配（初始收入的基尼系数）的情形，它揭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一，六个经济体之间初次分配不平等水平的差距巨大。即使经过二次分配，有些经济体（欧美）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还会比另一些经济体（东亚）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更高，这显示出控制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性。

第二，在过去40年，英国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一直高于美国；过去30年，即使在以平等著称的瑞典，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与美国不相上下。而“市场调节”无法解释这些差异。

第三， 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一直高于东亚经济体，且差距很大，不排除有文化传统的影响。

第四，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前，各个经济体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相对处于低位，且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在东亚地区。这是20世纪70-90年代东亚的发展模式引起学界注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它被称作“平等增长”的典范。[12]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撒切尔执政的英国与里根执政的美国，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开始快速攀升，随后其他经济体的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也都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可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之大。

为什么不管从横向看，还是从纵向看，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有时或在有些地方比较低呢？用抽象的“市场调节”根本无法解释。实际上，人类社会从严重不平等到比较平等的演变大概都离不开几大“铲平机制”（Great Levell）。比较世界史学者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经济不平等程度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大幅下降；过往只有四大“铲平机制”才能显著改变严重不平等的局面，它们是：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变革性的革命、体系性的国家崩溃，以及毁灭性的全局灾难（如瘟疫、饥荒）。[13]哪怕是二战结束十多年后，在未遭炮火吞噬的瑞典，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依然比美英更高；在受战争波及较小的美国，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高于英国；在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战败国日本，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低于欧美各国；作为日本前殖民地的韩国不仅经历了全面的去殖化，还经历了另一次惨烈的战争，其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比日本更低；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不仅彻底废除了岛上原有的政治体系，而且展开了一场涉及几乎每家每户的土地改革，使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降至相当低的水平。可以说，东亚经济体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之所以较低，不是因为进行了大幅度的收入再分配，而是因为深刻的政治、社会变革带来了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再分配。[14]

新中国的例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经历了连年内外战争，翻天覆地的革命，惠及亿万人民的土地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的初次分配不平等水平大幅下降，基尼系数从刚解放时的0.56以上跌至改革开放前的0.27左右，在全世界有数据的国家之中，处于相当低的水平。[15]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凡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基尼系数都处于低位，它们靠的主要是初次分配，而不是二次分配，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初次分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宏观层面的初次分配，微观层面的初次分配也值得重视。在国外，人们经常提到一些初次分配比较公平的样板，比如以色列的基布兹、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各国的工业、农业、金融合作社。在国内，同样有这方面的样板，如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广大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几十万个实行利润分红或超额利润分红制度的民营企业等。[16] 而美国则是反面样板，四五十年前，其大公司CEO的薪酬已是普通员工收入的二三十倍，从“里根革命”以后，两者的差距迅速扩大，现在已达360倍左右，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17] 用要素投入的回报恐怕很难解释美国大公司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何以快速扩大，因为在过去40年，CEO 薪酬增长了十倍多，远远超过标准普尔股票市场的增长（约7倍），更不要提普通员工的工资增速了（区区11.9%而已）。[18]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必须在初次分配上做足文章，不能任由所谓“市场调节”来决定初次分配的格局，不应寄希望于二次分配。一次分配不能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要素投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这意味着，必须“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微观上，政府应推动各类经济组织不仅履行对外社会责任（External CSR），而且履行对内社会责任（Internal CSR），缩小经济组织内部的收入差距；宏观上，政府应大力推广股权共享等既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又有利于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份额的制度创新。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努力在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19]

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减去税收，加上福利，即经过“一减一加”进行的再次分配。成规模实现二次分配的国家通常被称之为“福利国家”。[20]

如果说资本主义与身俱来便有初次分配的话，以二次分配方式实现的福利国家却姗姗来迟。虽然不少学者将福利国家的根源追溯到普鲁士铁血首相俾斯麦1880年代的立法，但如果以政府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作为福利国家出现的指标，[21]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在整个欧美地区，可以说福利国家寥寥无几。[22]

战后，两方面的原因促使福利国家开始发展起来。就国家意愿而言，面临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作为制度竞争的对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为本国民众提供福利；[23] 就国家能力而言，战时动员提升了这些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使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大关，为二次分配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两方面的原因缺一不可。

以二次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福利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之间进入黄金期，其间二次分配的力度不断加强。但随着苏东集团的衰落、崩溃，一旦失去了外部制度竞争的压力，欧美福利国家好景不再，危机重重，各项福利的替代率不升反降。[24]

在战后70余年，二次分配的四个特征值得强调。

首先，二次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

在资本主义国家，初次分配的不平等水平普遍很高，初始收入的基尼系数多在0.45（包括北欧国家），不少国家更在0.5以上（如美国、英国）。经过二次分配后，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下降，表明二次分配的确有助于缩小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其次，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力度在各国差别很大。

经过二次分配，在北欧国家，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降至0.25左右；而在有些国家（如美国），最终分配的基尼系数依然在0.4上下。

如果统计各国历年初始收入与最终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幅度，就会发现，二次分配带来的平均降幅是31%，最低是0%（发生在1984年的墨西哥与2010年的巴拉圭），最高是55%（发生在1995年的瑞典）。

如果比较各国历年的平均降幅，北欧国家基本上在45%左右（挪威42%、丹麦与芬兰47%、瑞典48%），西欧国家基本上在40%上下（卢森堡39%、奥地利与德国40%、法国41%、比利时与荷兰45%），南欧国家一般在30%上下（意大利30%、西班牙31%、希腊34%），英语国家一般也在30%左右（加拿大31%、澳大利亚32%、英国35%）。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是例外中的例外，其二次分配带来的降幅最小，从1974年到2013年平均只有26%，比北欧和西欧国家低15%-20%左右。南美国家二次分配带来的降幅更低，只有5%上下。由于这些国家的初次分配本来就非常不平等，即使经过二次分配，情况也没有出现多大改观。在韩国与中国台湾，二次分配带来的降幅与南美不相上下，但由于这两个经济体的初始收入的基尼系数不高，尽管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力度不大，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甚至比南欧国家与英语国家还要低。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二次分配带来的收入差距下降幅度相当稳定，在过去几十年未见大起大落，这也许与各国的权力分布、文化传统有关，不会出现突变。[25]

第三，二次分配支出端的作用大于收入端。

二次分配的收入端是所得税，一般认为，累进制所得税有利于缩小最终收入的差距。二次分配的支出端是各项福利开支，一般认为，通过平等地向所有合资格人士提供福利与服务有利于缩小最终收入的差距。毫无疑问，当收入与支出两端同时发力时，对缩小最终收入差距效果最佳。不过，为了了解二次分配的运行机制，有必要辨析其中“收入端”与“支出端”各自的作用。对缩小最终收入差距而言，支出端的作用一般大于收入端。在有数据的这25个经济体中，支出端的平均贡献率超过70%；其中一半以上经济体中，超过75%；也就是说，收入端对缩小最终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一般小于四分之一。只是在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力度特别小的危地马拉与南非，支出端的贡献率小于50%。这个观察意味着，二次分配的力度并不取决于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国家的总体财政汲取能力对二次分配的基础作用至关重要：即使所得税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高，只要国家财政收入足以支撑各项关键福利支出，还是可以缩小最终收入的差距。

第四， 二次分配无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尽管英国、美国、瑞典、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6个经济体文化背景不同、初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同、二次分配力度差异巨大，但很明显，两个走势基本一致：当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时，最终分配不平等程度几乎同步扩大；反之亦然。这说明两点，（1）虽然二次分配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缩小收入不平等的差距，但无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相较于40年或30年前，这些经济体最终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上升；（2）要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有必要在努力遏制初次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同时，进行二次分配，以降低最终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收入端，国家必须具有并维持一定的财政汲取能力（现阶段，财政收入与社保基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并保持在30%-35%左右）；在支出端，重点应该放在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而不是“欲求”）上。

（编辑  季节）

战旗村在历届党支部领导下，通过集中土地和村企产业的经营权、确股不确地等项改革，村集体和村民互动互补，形成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局面，共同创富、共享未来，较之当今大部分村庄行政附属型的基层组织有明显的优势。它揭示了地处非经济发展中心地带、资源资产一般化的村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趋向，带给我们认识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的想象。

战旗村是距离成都市区40多公里的农业村。经过前些年的行政村调整，现有人口4400多人，耕地5440亩，建设用地1374亩。2020年，村集体资产达812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65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2万元。社会资本在地投资超过5亿元。村内农商工文旅多业综合发展，新老村民和谐共处，洋溢着生机勃勃而又和谐安宁的气氛，呈现出现代村镇田园社区景象。

一个处于城乡结合部边缘的穷村，历经半个多甲子，实现了由穷到富、从农业到多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在中国村庄发展中非常罕见。

   我们将战旗村的变革称为“村庄主体再造”。[2] 这种再造不是指外部形状的视觉改变，而是外部的改变是其主体性丰富内涵的映像，体现出村庄主体性或主体精神的回归与再造，它不变的是始终以村集体所有制为底线，它变化的是跟上时代发展的制度创新，既非“大锅饭”式平均主义，又杜绝集体资产耗损与流失，让村民与集体共同创富、共享未来。

    有权、有能、有为、有位“四有合一”的村庄，是战旗村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特性。“有权”是村庄作为一个主体，对村庄的所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文资源、社会资源拥有发展主权；“有能”是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决定发展什么、怎么发展、如何分配的能力；“有为”是让这种能力落地实际，解决问题、产生实效；“有位”是指村庄基层组织是被宪法赋予管理“三农”事务的最底层的地域性单元，必须确认它在国家体系中独立存在的法定位置，这是有权有能有为的根基。

村庄是有生命的、兴衰起伏的主体。每个村庄都有其生命基因和生存密码。战旗村自我认知、自主把握了自己村庄的生命基因和生存密码，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自主、自立、自强就是战旗村人在村庄发展变迁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精神风貌。

村庄主体性的塑成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关于农业农村的体制和政策在不断演变。战旗村自1965年独立建村到现在已有56个年头，历经农业学大寨、社队企业、包产到户、农业机械化、二次产业、绿色革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不同时期。当很多村庄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失去了自我，既失去了传统又跟不上现代甚至每况愈下时，战旗村却因自觉把握村庄发展权，不断提升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的村庄主体性，越战越勇。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历史变迁的每一个重大事件，战旗村都经受了这些大事件的洗礼，逐渐塑造成为在承继传统的同时拥抱现代和未来的个性。

   在国家一穷二白、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战旗村充分发挥人的劳动能力，将全村劳动力包括妇女都按照民兵的准军事化体制组织起来学大寨，大力改田改土，兴修水利，在短短几年内粮食单产达到较高的产量，给战旗村带来了全国乡村民兵工作模范村的声誉。

   当时国家号召发展养猪业。战旗大队党支部通过组合式政策提高社员家庭养猪积极性，切实做到“公私并举，私养为主”，集体支持社员共同致富。此举让战旗大队4年后成为西部农村副业兴旺的一面旗帜。

   从集体化时期走来的战旗村，对于唯有守护好集体才可能守护好小农户利益，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始终如一的作为。这是村民对村党支部有深厚信任的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战旗村工农并举，抓住机会大办砖厂、豆瓣厂等集体企业，大队统一核算，企业工分划到生产队，提升了村民工分价值，实行了有差异的分配。这些措施让全村较早解决了吃饭问题。全国推行包产到户时，战旗全村500户中只有3户同意，经向上级申请，战旗村比周围村庄延迟了一年才得执行。

   上世纪90年代，战旗村集体企业经股份制改造后，因没有按照公司法运营，集体的流动资产大量流失。“绝不能让几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2003年，在村党支部书记李世立带领下，战旗村出资买回个人持有的集体企业股份，重新掌握了集体企业资产经营管理权，之后通过流动资产拍卖收回了400多万资金，不仅稳住了人心，更为土地整治、建立股份合作社等村庄自主改革积蓄了信任资本和启动资金。

   在村企转制的同时，村党支部的目光投向了弃耕撂荒的农业。工业能集中，农业怎么办？李世立和村委会主任高德敏先是外出考察学习，回来后开村民大会讨论，告知大家，发展好的村庄都是土地集中、统一规划经营的，我们要发展，也要走这条路。

   集中土地的这条路走了近10年。他们先是为交回土地的村民代缴农业税，集中了100亩，继而筹划成立了承接土地流转租赁的合作社，对拿出土地承包权的农户给予“保底租金+50%利润分红”，又集中了500亩。直到村民集中居住后，结合宅基地、农用地的土地权属改变，最终完成了全村范围内所有土地的集中管理。

   土地逐步集中期间，全村进行了土地统一规划，推行农田改造、整理宅基地，搭上国家土地综合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建设新小区，引进农业项目、招标出租厂房资产，开展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土地作价入股、村庄自建村民直营本土商市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实现了全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造就了今日的新战旗村。

   回望历史，李世立说：“关键在集体对经营权的统一管理。经营权不可再分，不能照搬股份制。所有权体现在经营权上。经营权才是最实在的权，经营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2003年是战旗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几乎同步开始的产业集中和土地集中，让村集体收回了集体资产和资源的经营权，坐实了所有权，重塑了村集体组织和集体经济，重整了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开启了村庄再造和农民再组织化的重大转型。

   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资源。战旗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动能，就来自土地的集中利用。战旗村土地集中的方式，不是仅仅将承包地的经营权收归集体，而是彻底地重定各类土地权属、厘清成员资格，将全村的农用地、宅基地按人面积均分，作为每个成员平均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股份。不久前，他们根据战旗村合村后的新情况，对集体成员股份权的确定方式做了新的调整。成员股份权“生增死减，五年稳定，动态调整”。

   这种确股不确地且均分股权的方式，是否与中国历史上“田面权”的含义不谋而合呢？它是否创造出一种虚拟产权，用以平衡农户个体的土地承包权与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之间既分立又统合的矛盾呢？在战旗村的实践中，兼顾了集体和个体利益，各方满意，并为村庄的全面整治带来了创新动力和新的契机。

   现在的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多种实现形式，而经营管理兵分两处。土地资源对村民的部分，由村集体合作社和联合总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对外部企业的部分，集体出租、出让土地和作价入股等各类关联企业，以及集体自建自营的企业，均由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统一管理。

   高德敏将这种集体经济组织方式概括为“产权主体（村民委员会代表）+实施主体（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集体合作社）”，将集体经济的运营模式概括为“村党支部领导，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决策，村集体经济组织具体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的四驾马车并驾齐驱。

   战旗村全面规划全村的资产资源，进行着眼长期的优化配置。全村资产资源的集中经营和管理，提升了村集体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增强了与外部主体博弈的能力，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项目落地效率，促进了村庄集体资产和集体收益的增长，维护了所有村民的共同权益。

村民主体性的塑成

战旗村是全体村民的有机集合体。村庄整体的主体性与每个村民个体的主体性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村民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集体对村民的权益和意愿的尊重上，也反映在个体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上。

1.大事共商，民主决策。战旗村有一个长期形成的惯例：重大决策方案先在村两委和村民组负责人的骨干群里征求意见，修订后再经村民代表会议以及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凡直接涉及村民利益的议题，特别是土地集中事项，经过农户、小队、村委之间连续3年来回往复的酝酿讨论才逐步推行，而全村承包地“确股不确地”的规则经村民全体大会多次讨论，直到95%以上村民意见统一才通过执行。这种不同层级、不同群体、正式与非正式方式并存的民主化讨论，形成了村庄内部的公共空间，集体与个体在这个空间里进行利益协调、责任回应，解决问题、达成平衡。尽管有时议而不决，时间拖得较长，但是一旦决定，执行就很顺畅。

2.村民评议，制度监督。很多村庄有村委会没有监事会，议事也形同虚设，而战旗村则建立了“决策机构、监事机构、议事机构”三角平衡的治理结构。决策机构是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监事机构和议事机构都是村的常设机构，由农民代表投票选举产生，和村委会换届同步。监事机构负责保障村民行使民主监督权。议事机构要对村庄发展的各类制度规则的制定提出建议和意见。这两个机构每季度至少开一次会，凡遇重大事项须及时开会讨论。

   工作程序制度化。战旗村的“宣传动员、征求意见、形成议案、议决公示、组织实施、社会评价”六步工作法，将决策、实施与监督融为一体，培养了村民的民主习惯。村民们对干部说，“我们越是信服你们，就越要提意见”。民主评议的制度已经演变为村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新伦理。而村干部也将村民的民主评议，视为对自己工作的公平性检验、信任度检验；将换届选举的得票情况，视为村民对自己工作满意度的检验。

3.开放学习，情感融合。到战旗村的众多参观者反映，战旗人愿意学习新事物，村民对外来人侃侃而谈，还敢于提不同意见。村集体就是孵化、培养新型农民的学校。

   战旗人的这种特质是在开放学习的集体行为中塑成的。2006年，郫县县委宣传部组织“高校+支部+农户”大学生进农家活动，寻找可以接纳成都数百名大学生的村庄。很多村都嫌麻烦不愿接纳，战旗村却认为这是吸收外来信息、激发活力、向社会学习的好机会，将前来的大学生分到村中几百个农户家同吃同住。这一结对活动，让各大高校的优秀学子与战旗村村民结下了深厚情谊。15年来这种结对互动还在继续，它让村民看到了外部的世界，放大了村民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力，也潜在地影响了村民公共意识的逐渐形成。

4.公私兼顾，利益连接。村领导班子认为，每个村民正当的个人利益都值得尊重，并非事事都要集体优先；实现个体利益的同时不违背集体利益，是平衡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原则。如建设小吃一条街的壹里老街项目中，街上的20多户村民在选择自建自营还是交给集体翻修、市场租赁的选择上，与村集体多次商讨，最终大家在满足个人愿望与兼顾美化环境、格调统一的要求上达到了统一。集体与个体互融的整体性意识外化为连续的自觉行动，并不断获得正向激励。这种激励来自战旗村以集体的经营管理权保护全体村民的所有权权益，让每个村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中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村党支部是引领村庄发展的当家人

战旗村的集体和个体的自恰和互融并非自然生长，而是一任接着一任的村党组织、村委会一班人从每件具体事情做起，长期磨合、逐渐养成的。

   要让全体村民信服，愿意跟着村集体走，关键在于干部能不能维护全体村民赖以生存土地上的根本利益。好干部并非形式主义地贯彻政策，而是既能发挥政策中正确的部分，又能修正其不切实际的部分，还能填补其空缺的部分。他们对主体性集体的建设和保护，也表明了“有位”才能更好地“有为”。高德敏说：“什么是村集体经济？就是要用经营去实现所有者的权益。”这个所有者，是全体村民。所有者权益，是村庄整体的权益。村庄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要涵盖现有的村民和村内所有资源，还要涵盖未来。所以，“土地经营要着眼长远，要给未来持续发展留够空间”。而且“土地经营是方式、是工具。要营利但不能追求营利最大化，共富战旗、和谐战旗才是目标”。

   要让村集体成为全体村民意志和需求的整体代表，村干部就要妥善处理内外关系。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战旗村对内讲求民主、团结和共识；对外求同存异，在选择中接纳，在改变中结合。对于外部资本要进入战旗村发展的意图，战旗村党支部从来是慎重的。当不具备条件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利时，他们不冒进，可以释放善意，但不能被资本牵着鼻子走。同时通过提升经营土地资源的能力，提高土地的增值。

   战旗村始终将适应与变通放在第一位，从来不是等待上级指令或大局确定之后再行动，而是主动思考，谋定而动，以既不违反国家政策、又能符合本村实际的改革，包容各方诉求，平复各种担忧，让战旗村持续前行。

   今天看，战旗村自主决策的每一步在历史上都是站得住的。这说明，在村庄走向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村党组织是真实存在、绝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我们的意见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拿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线图。战旗村贡献了一个历经56年，持之以恒地以村庄为主体谋生存图发展的实践样本。

   战旗村的历史贯穿了集体化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双层经营时代，今日之战旗村能够形成“发展主心骨”、“能力集合束”、“干群同心圆”的新型村庄主体结构，与“集体兴、村民兴、家庭兴”的成员意识、全村老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充分利用外部发展条件和对政策的深刻理解息息相关。这种意识和能力是集体化时代传承的，是在战旗村当家人、历届党组织带头人身上特别呈现的，他们对土地的坚守、对集体的守护、对独立自主性的保有确实罕见。他们在几十年历史考验中既不脱离大形势，又能够从本村实际出发，判断形势，找准机会，选定突破口，化不利为有利。他们再造村庄主体性的智慧，来自为全体村民谋权益的动力，来自与时俱进、不断成长的学习能力、协商议事能力和对村庄资源整体谋划、整体利用的意识。

在近几十年的农村改革实践中，有很多村庄对集体时代体制全盘否定，村庄的自信心和集体的组织力被贬低，忽略了本应传承下来的好的传统。这是如今大部分村庄失去自主性，变成涣散虚弱的依附性主体的原因之一。

理解战旗村的经验，就要实事求是地理解中国农村集体化的历史，以及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农村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村庄再造视为新时期对村庄集体的一种主体性和机制性再造。战旗村实践的参考意义在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既不能靠固守传统，也不能一味地追赶所谓的现代，而要将历史传承与现代文明有机地融合，大力弘扬和发展村庄的整体性和主体性意识，提升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素质。具有这种素质的村庄基层组织，不仅能够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和改善村庄治理为成员带来广泛的福祉提升，还将为村民的自主经营和素质提高开辟广阔的公共空间。

1.有主体性的村庄拥有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优势。

乡村新生产力的主体，不只是单个劳动者，也不只是各类农业公司，还有村庄基层组织。这类村庄的基层组织进行生产资料、生产力的组织协调，它集中体现了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今日乡村的生产关系，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下，主要由经营权的多种配置所决定的交换和分配关系。单个小农户为单位的生产和交换在改革之初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当今已难于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进行新的变革。战旗村并不处于经济发展中心地带，资源资产条件很一般。而且它的发展目标并非是大发土地财或GDP翻番，而是不停顿地推进村民和集体共融共富，提升人的素质，积累人的能力。它的生产关系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新时代的一面，新的成分带有现代的民主-集中和集体-个体联合共同体的因素。它能够给人以某种安全与希望之感。它的这种独特价值所揭示的村庄发展内在机制，给乡村振兴的认识提供一种新的想象。

2.再造村庄基层组织，让村庄发展可持续。战旗村与一般村庄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村庄基层组织自主自立自强，受到全体成员的衷心拥护。它的成员是能自由选择职业、岗位、收益（但不可自由选择成员资格）的自主性个体。集体与个体之间有丰富的、多层次的、主动的、充满生动张力的连接，两者交相辉映。

战旗村的实践证明，在仍要以土地为生存依托的农村，村庄基层就应该是不可再进一步分割的载体。这样的组织载体可以连接村中的集体与个体，形成稳中有进的村庄主体性。尤其当村庄主体有能力持续进行在地的基础建设（包括软环境设施），这样的优势就会越发显得突出。战旗村通过土地承包权的调整，实现村庄对资产资源的统一经营，从而搭建共同创富的规模化平台。它不仅筑牢了集体对成员的财产分配和收益分配的底线，同时也让成员个体将其创富的努力更多置于村庄之内，进而壮大了村庄整体的发展价值。战旗村的社会结构正是在这种自身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战旗村的实践还说明：村庄建设与村庄治理不可能相互孤立存在。村庄治理的思想、形态、方式，总是在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的具体事物中反映出来。由村庄基层组织统合乡村建设与治理，加速乡村发展，不仅是村庄治理的需要，更是国家振兴的大局。这样的组织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也不同于农村改革以来缺乏自主权的大部分村委会。中国的乡村要振兴，需要千千万万战旗村这样的村庄主体，担当起村庄全面建设与全面治理的重任。

村庄是国家的基底，是国家实现稳定和安全、实现独立自主的微观基础。乡村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资源禀赋有别于城市社区，要求村庄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村庄整体性也是其主体性的物质基础。只有将尊重村庄主体性地位与尊重农民个体主体性地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发挥村庄主体的活力，才能在新的历史阶段，为加快中国农村发展，改变失衡的城乡发展格局做出贡献。

3.给予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创新权利和足够空间。如何让村庄基层党组织成为领导全体村民共富共融的核心力量？战旗村的启示，就是要强化基层组织党建，让村党组织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战斗堡垒。战旗村有一个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地为广大村民谋利益求发展的基层党组织。56年来，每一届书记通过传帮带，将村集体牢牢把握土地资源权益作为村庄的传统一直继承下去。

   正是党的领导体制、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地域相异的地理条件和乡土文化，面临环境与机遇的千差万别，决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可选择区间，比城市的企业、事业单位要大得多。这也决定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有更大作为。我们需要发自内心地尊重乡村的多样性，在恪守党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更加强调给予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领导乡村建设与治理中的创新权利和足够空间，而不过分强调运作规制标准化，让他们有权有能，发挥好领导作用。还可考虑，结合对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的修订，要求县乡党委对村庄的基层党组织进行分类指导并与政府激励政策联动，以先进带后进的方式，切实提升村庄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4.村庄主体性和乡村振兴战略。

   在多年实践中，战旗村形成了一整套村庄整体发展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是承载战旗村主体性特质的软件基础设施。面对乡村振兴战略所带来的村庄外部环境的巨变，借重战旗村这个案例，推动探索改革以来乡村行政体制、土地产权、村庄治理发生的变化，哪些经验教训是需要总结的？今日振兴乡村最大的难点焦点到底在哪里？

对从复杂艰苦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战旗村经验，要给予更加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理解与尊重，并深入总结战旗村及其他富有生命力的改革创新的基层智慧。政策理论界与学术界应该为拓展致力于保护基层的发展空间而多做努力。

（编辑  碣石）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动手拆解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他把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战，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美国直接锁定中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实行贸易与科技封锁，试图逼迫跨国企业把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通过各种渠道胁迫自己的传统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乱中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与经济增长势头。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给全球产业供应链带来裂解风险。

全球化的脚步从2008年开始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例如，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数据，从2018年第四季度起就连续出现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贸易规模的下行幅度达到1.8%。贸易额增长速度趋缓也十分明显，1990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为39%，然后一路攀升到2007年的60%，但到2018年则缓跌至58%。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纪录，2018年又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1/5，规模只剩下1.2万亿美元。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该比值自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的19%下降到17%。跨境的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36%。

如何正确评估逆全球化危机

我们如何判断全球化是否已经步入逆转的轨道？

首先要回答四方面问题：第一，全球化究竟是在演化之中还是在退化，哪一种趋势才是主导性的？第二，当前涌现的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和仍在推进全球经济融合的力量，谁更具有主导性？第三，全球范围内，抗拒与反对全球化和拥护与支持全球化的群体，哪一方更具优势？第四，支撑全球化的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基础是脆弱还是强韧的？是否有强大的束缚性因素或障碍？

贸易保护主义及措施并非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十几年来跨境贸易结构出现了四重深层变化。

第一重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出口转为内需拉动，并持续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首先，制造产品更多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中国GDP的构成中，货物和服务出口所占比例从2006年36%的峰值降到2017年的19.8%。与此同时，中国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延深产业供应链，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对进口高附加值零部件、设备或软件的依赖。过去30年来，中国一直进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做来料加工再出口，承担着“世界工厂”的功能，获得了零部件等半成品、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制造技术，在获得竞争优势后，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2000-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在中国出口值中所占比例均提高10%以上，分别达到41.1%与31.2%。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到2018年，中国在出口产品中创造的附加值比率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这些结构性变化反映在双边贸易统计上，必然会出现贸易额增长趋缓，原来需要进口的高附加值生产设备与零部件开始改为由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国内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甚至非洲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从世界范围看，2007年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产品已有越来越高的比例直接供应当地市场，越来越高比例的零部件改为在当地采购，由此，最近10年来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重变化，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出现结构性的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同时也扭转了全球化的运行规律。二战后，世界贸易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富裕国家的需求展开的，基本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加上以色列与日本。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富裕国家彼此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从战后到20世纪末，富裕国家彼此间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一度曾达50%以上（90年代初），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多年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25%以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2/3。同期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在10%-14%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