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增长

冷战结束后30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30年”。过去30年的每个10年平均增速分别为0.3%、0.3%和0.7%，可谓“贴着地皮增长”，堪称“零增长”。GDP增长率的低下与物价、利率的长期低下，并称为日本经济的“三低”，也构成了“日本化”的三个典型特征。

2016年以后，日本央行将长期低下的利率限定在0%左右（10年期国债收益率锁定为0%），导致预期投资收益率长期低下。企业不投资，抑制设备投资、抑制研发投入，潜在生产率低下，潜在GDP增长率长期处于1%以下（目前为0.7%），在物价长期低迷背景下，日本经济呈现“通缩化”现象。

摆脱通缩是日本政府的长期任务。“安倍经济学”使用了大胆的金融政策，辅之以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积极扩大国家债务；央行无限购买国债及企业股票基金，导致央行资产膨胀、日元长期贬值。新冠肺炎疫情中，在国际资源能源价格上涨背景下，日元贬值加剧进口物价上升。出口物价则因企业面临全球竞争难以轻易提升，导致日本交易条件恶化（出口物价高于进口物价）。

鉴于新世纪以来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率达30%，日元贬值对于企业出口的刺激效果减弱，良性效果稀薄，呈现更强的负面效果。由此，面对国际物价上升、美欧央行金融政策回归正常化倾向，日本央行如何调整金融政策关乎其经济增长。

中日经济具有稳定深度发展的基础

从贸易方面看，自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以来，至今，日本的最大出口地在中美之间轮动，中美不分伯仲，堪称日本的两大出口要地。在进口方面看，自2002年以来，中国持续保持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地位，且从中国的进口规模逐年扩大，在日本总进口中的占比约达23%左右，逐渐与美国拉开距离。这意味着日本对中国制成品的依赖在逐渐增强，对美国制成品的依赖逐渐减弱。

中日产业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入世之初，日本对华出口的九成为生产设备、核心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而今，这种跨国产业链关系仍在保持并得到加强。从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看，有色金属、半导体制造装置、集成电路、电子零部件，及电子计数仪器等对华出口逐年扩大，并构成中国出口产品的核心要素，其比例关系大致为13：100，即每进口13个单位的日本生产要素，可产出100个单位的中国出口产值。

与此同时，中日贸易结构日渐表现水平分工特征，如在一般机械、电气机械和原料、化工原料等类别中，中日相互占比日趋接近，如“一般机械”，互占23%左右；“电气机械”接近27%，中国出口占比更多一些。这意味着中日产业内贸易快速发展，形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紧密产业链关系。

这与日本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对华直接投资有关。中国入世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掀起新的高潮，这个潮流持续到2012年中期，这个过程既体现了对入世后的中国经济的高度预期，也反映了对北京奥运会及上海世博会的高度期待，同时也与日本“3•11”地震后企业分散投资，转移产能，规避风险有关。之后，日本企业投资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在增速上呈现超过对华投资的势头。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叠加背景下，中日贸易结构并未发生大规模改变，表明日本对华投资，及其在华产业链布局也未发生显著改变。对东南亚的投资增加，可谓仍保持在过去的延长线上。中国市场的投资魅力、投资收益仍可抵消所谓的“经济安全”考虑。中日产业关系仍具有稳定深化发展的条件。以此为基础的中日关系也具有保持稳定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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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为20世纪这个“美国世纪”的见证者，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纵横驰骋了60年。在这60年中，他一贯秉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思考美国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他从二战后介入美国思想辩论以来，就不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不断对支撑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运行的思想基础进行探讨；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他清醒地判断“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研究美国的国家战略。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间，美国思想界普遍以洛克（John Locke）式的自由主义来表述美国的国家理念。这种理念描述中，美国奉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现代政治原则，美国人是被上帝拣选并赐福的民族，这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被塑造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是，1957年，亨廷顿对此主流观念发起挑战，他提醒美国人反思美国的建国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还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

根据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说法，从建国直至1920年，进步年代的美国社会一直由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主导，形成了“自由主义共识”。[1] 亨廷顿认为，这种源自英国的自由主义“文化霸权”导致美国保守主义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自由主义确乎笼罩美国人的心智，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欧洲的种种意识形态。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在两个重要契机之下复活了。首先，随着美国加速告别“孤立主义”走向世界，新汉密尔顿主义的联邦保守主义复活了。其次，从“二战”到“冷战”初期，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国家。美国在冷战铁幕开启后，希望通过废除“种族隔离”，让自己在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地位更为名副其实；由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内部的大众民主运动的恐惧，“南方保守主义”也得以复活。在苏联这个全面战略对手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都迅速在“冷战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一致对外。[2] 亨廷顿成为“冷战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1957年，亨廷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接受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队，就意味着接受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虽然美国社会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视为美国的国家理念，但在现实运作中的却是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

亨廷顿对美国社会实际形态的观察所得出的这种国家建构理念，来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战略思想家。第一位是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的《战争论》对亨廷顿影响很大。[3] 他既提供了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当性，亨廷顿正是据此建构了自己军政关系理论的内核，从而让《军人与国家》成为理解现代国家的军政关系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第二位是美国军事思想家小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他抓住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帝国主义情绪，美国开始从思想上告别孤立主义，其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实际上是这种帝国主义思想的反映。[4] 正是在小马汉身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历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之后复活了。

第三位是美国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学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的《国家间政治》主张“政治家必须确信国家就是强权之一，必须据此思考国家利益问题”。[5] 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塑造了冷战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的主线，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顿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批判与反思。

在这三位战略思想家的启发下，亨廷顿把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视为军事伦理的两大支柱，他非常关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在美国不同时代的命运变迁，因为军政关系的稳定有赖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普遍接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情境下，美国必须改变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而已，而其理论对手是“大众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1975年，美国政治已经结束战后20年的民主化运动高潮，进入保守主义长周期。亨廷顿进一步阐发了“民主危机论”，[6] 这被视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论”的回归[7]。

亨廷顿在这种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他认为人们之前对伯克的定位是错误的。在经济思想上，伯克接受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后来成为英国国策的古典自由国际主义。对伯克的重新定位是亨廷顿思想的重要起点。

1957年，亨廷顿被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自由主义者指控鼓吹军国主义和权威主义，最终被迫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从哈佛大学出走哥伦比亚大学。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

亨廷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4年，对莱因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尼布尔对冷战一代美国思想家影响极大。尼布尔的思想光谱颇为复杂，他既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是新教现实主义者。他是美国历史上首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抨击美国社会自身问题的学者，这一点体现在1932年他的成名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它是“大萧条”时期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经典著作。从这本书开始，尼布尔的每本书都备受重视。美国国际关系与历史学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Bacevich)将尼布尔称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总设计师”，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1917–2007）将尼布尔称为“美国冷战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亨廷顿读过尼布尔的大多数著作，由于这位新教神学家思想的影响，亨廷顿逐渐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这使他不同于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同时期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会思想。[8]虽然二者所表达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对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的基本判断。

1968年，亨廷顿集中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的判断。[9] 他认为，不同于传统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每个国家要么成为大规模现代社会，要么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变化社会”或“转型社会”。亨廷顿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现代化理论实则是将西欧、北欧和北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理想样本，实际上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起点等同于结果，事实上忽略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巨大影响，忽略了发展过程和道路的复杂曲折和替代选择的可能。

这样一个判断，反映了亨廷顿的思想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军人与国家》之际，在亨廷顿那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并列关系；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的限定词。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开始，亨廷顿就将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对外战略。《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地位，颇似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西方军事思想中的地位，它整合并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对政治发展的讨论，并将比较政治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发展转移到政治变迁上。

近五十多年来，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多数中下层白人的主流观念，它对现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对政治、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备受关注。

现实保守主义的新教根源

亨廷顿思想的继续深化来自20世纪60年代民主化运动在美国的此起彼伏，这场极具挑战性的民主运动对美国自身构成了巨大挑战。理解和回应这种挑战，亨廷顿从政治转向了文化。[10]在他看来，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们质疑的并非美国体制的正当性，而是美国现任政府的统治能力，美国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校正美国的航向。因此，亨廷顿认为看似激进的民主运动，实质上却是保守主义的。亨廷顿将美国政治的失衡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共识，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未能实现并且总是不能实现，这是美国的政治现实。理论预设与政治现实的冲突，恰恰内在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实际上，亨廷顿是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政治的体制自信。

在用文化视角解释政治问题上，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思想中始终存在洛克式自由主义与伯克式保守主义的斗争。尽管美国保守主义的两大代表——北方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建国后和内战后消亡了，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故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面前手足无措，保守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伯克在《论法国大革命》一书所表露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是在《与美洲殖民地和解书》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顿视为美国的国民特性、国家认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来，美洲殖民地的新教实质上是“新教的新教”、“异见的异见”，是英国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产物。[11] 因此，北美殖民地人与母国人同文同种，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种。亨廷顿正是在伯克的基础上将“同文”界定为“同一种宗教”。

亨廷顿指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将美国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一套“美国信念”，所谓“美国信念”指的是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美好的政治价值，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美国信念没有触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于英国的新教（清教徒）革命时代（1640-1688），甚至每一种制度都源于新教。美国政府的权力虽在结构上分立，但本质上处于“职能混同状态”。美国政体源于亨利八世（1509-1547）以来的英国都铎体制。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亨廷顿集中关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军事制度和作为政治制度集合体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亨廷顿的重心转向对重大政治社会困境的道德关注，试图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此时他强调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就必须追溯美国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为美国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源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发现亨廷顿对自由主义者批评的深刻之处：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并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英国人留下的政府权力太大、政府权威无处不在，才导致美国人看上去更擅长限制而非建立政府的权威，才激发了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观念。

这种分析框架更关注美国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认为美国所有的现代政治制度几乎都有宗教根源；解决现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于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国人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有激起超越阶级、地区、种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国政治才有希望。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国政治最独特的特征。

新教现实主义与现代政治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化，亨廷顿认为需要对新的国际格局做出准确的现实主义判断。面对甚嚣尘上的自由国际主义言说，亨廷顿非常清醒地将自由国际主义和新教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12]

自由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帝国主义一脉相承，它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尼布尔的指导。尼布尔认为，美国历史存在一个巨大的反讽：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常常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但这实际上是愚蠢的，只是一个幻觉。他从新教现实主义出发，对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批判。[13]他希望探寻的是基督教如何从道德上来理解、处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困境。[14]尼布尔是“冷战”时期的思想教父，因此，他的理论建构存在一个前提，即将苏联视为全面的战略对手，这也正是冷战一代美国思想者的共同前提。只有在这个理想的敌人面前，美国和美国人才能恰当定位自己。尼布尔深刻影响了亨廷顿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是，亨廷顿在冷战格局松动之际偏离了其学术立场，试图探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行动指南，他将秩序视为分析国家的核心维度。对他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个好东西。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聚集在“国家利益”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消失之后，美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如果失去了苏联这样理想的敌人，美国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寻找新的理想敌人。1996年，亨廷顿处理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冲突根源。[15]

“文明冲突论”诞生的契机是亨廷顿与他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对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当时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仍是当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后冷战世界秩序”讨论的一桩公案。亨廷顿严肃批评了“历史终结论”的理想主义。在亨廷顿看来，既然存在多极文明，就可能存在冲突；只有理解可能的冲突，才可能谋求和平。“文明冲突论”似乎同时激励了西方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国内战状态”：一方面，西方国家会继续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并强调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受到激励，希望成为帝国内部的“新君主”。

美国思想界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外部危机，还有国家认同的解体这种内部危机。1992年，小施莱辛格出版了《美国的解构》。[16]在他看来，失去敌人的美国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不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亨廷顿也将其人生的最后时光用来处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17]他认为，以1965年的《移民法》为转折点，多元主义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挑战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动了“反美国化”进程。但是，亨廷顿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护主义上，尽管由于他因为批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而再次被贴上了本土主义者的标签。在他看来，美国的希望在于让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这个母体，而非种族上的白人至上。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美国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但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爱国主义这一政治美德。

现实保守主义的政治德性

亨廷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召唤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核心文化复兴”，在冷战结束后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亨廷顿所反思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与美国世界地位所面临的危机，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冲突的厄运。在亨廷顿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评价有一个共识：亨廷顿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亨廷顿与美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疏远，恰恰是因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战后的美国普通选民的想法。[18]在个人品质上，亨廷顿坚持的是勤劳、诚实、公正、无畏、忠诚，以及最为重要的爱国主义。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话：这里躺着的是一个满怀信念的爱国主义者。

亨廷顿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自我保存；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决定社会成功与否。有学者据此指出，亨廷顿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义的思想误区为前提的，他对政治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维护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强调自由主义在实现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必须现实主义地援引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19]

亨廷顿的第一个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个30年则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对美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困境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或许正是因此，亨廷顿才成为美国唯一同时吸引了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现代政治学也即美国政治学的重要代表，亨廷顿身上最值得记取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爱国者的思想立场，也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之成为切实理解“美国与世界”及其社会政治困境的一个理想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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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繁荣是如何开始的？曾以“四大发明”馈赠欧洲，并以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之壮举傲视天下的东方，为什么会衰落？

各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试图解释为什么近代以来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人类历史命运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当前国内外十分流行的意见认为，关键是制度。 

按照这种历史观，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这种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长期统治着世界，以至于在面对来自“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压力时，非西方国家在思想和行动上无所适从。

西方流行历史观符合真实的历史发展吗

首先，与流行历史观所肯定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至少同样辉煌的古代文明，同时期还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如果把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古罗马法制看作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根基，那么作为衡量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最佳标准，应该是人们的衣食住行水平。但事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产力都比当时的中国低下，更不用说欧洲中世纪甚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生产力水平。

在欧洲，煤炭替代木材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发生的事情。然而，煤炭在中国的使用和开采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用于炼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惋惜道：“中国烧煤（和炼铁）的历史虽然如此之早，……强盛的中国本来具有打开工业革命大门的条件，而它……把这个特权让给了十八世纪末年的英国。”

古希腊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织成，很少染色，甚至是没有领口和袖子的简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时代中国人穿的衣服是由纤细光滑的蚕丝织成，经过染色和裁缝制成绸缎。缝制衣服需要金属针和剪刀，必须经过冶炼、锻打和成型制造。中国的丝绸技术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丝绸产业涉及原材料、纺织、染色、成衣制作以及原始的市场营销等等专门行业，这样精细的分工只有统一的大市场和信用体系才能支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造运河体系，最早发明造纸、印刷、陶瓷、火药、指南针，以及最早实行行政官僚制度和发行纸币的国家。欧洲国家18世纪才开始出现纸币。

即便在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全球财富的主要创造中心仍然在东方，这从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结构中可以看出。古罗马时期除了黄金没有任何商品值得出口到遥远的东方，而古罗马最珍贵的进口商品却一定来自远东，这包括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中国丝绸。

古罗马-秦汉时期，中国商人通过“丝绸之路”与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地中海海域以及中东的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展开贸易。这些地区对中国商品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形成了横贯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丝绸之路。英国历史学家弗兰科潘指出，在当时，为了购买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每年有大量金币从罗马帝国流入东方贸易市场。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到1800年工业革命前后，全球最大商品交换中心和工艺品制造中心仍然在东方，尤其是中国。每年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天量白银，大约一半流向中国购买商品。“必须用银子或金子购买远东的丝绸、胡椒、香料、药物和珍珠……就西方与中国的贸易而言，这一逆差维持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都是顺差。”（布罗代尔）

相比之下，近代基督教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其生产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简陋，远超今天人们的想象。普通欧洲人穿的仍然主要是由粗羊毛编织的裹身披衫。吃饭用的叉子到17世纪才开始在欧洲家庭普及。即便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也还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承认：“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

因此，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中国与西方在生产力的差异十分突出，到18-19世纪才开始逆转，那时候欧洲的科学、技术、国家治理和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才开始全面崛起，从而超越东方文明。

流行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流行历史观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科学-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的解释，不仅采用了错误的制度衡量标准，而且颠倒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因果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依次决定了经济的绩效和增长速度；因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也越先进；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公权力与法律制度。这种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从对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概念区分出发，阐述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根本原因。

韦伯认为，在“形式正义”下，当发生私人间的法律纠纷时，法律裁定及其程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确规定的规则和程序来进行；在“实质正义”下，人们对每一个个案都追求实现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虑到法律、道德、政治与各种综合因素。形式正义可提供高预期性和可计算的法律结局，从而扼制了独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长，这正是欧洲的法律传统所独具的。欧洲的法律机构是高度分工且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其特征包含自治的、专业化的法律职业阶层，以理性为基础制定的法律，且不受来自宗教或其他传统价值观的直接干涉，从而提供了法律实施的“可计算性”和“可预见性”。这是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基石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产生的根本原因。

韦伯的观点渗透到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影响了几代西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界学者。包括今天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无不受到韦伯思想的影响。

首先，姑且不谈古罗马的法律体制究竟是否比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更先进和优越，文艺复兴以来到工业革命之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法治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师制度来维系，但实际上都是由军队和国家暴力来维持的。欧洲国家的专业警察制度是工业革命很久以后才成熟起来的。

因此，即便是今天以法治著称的美国，表面上，它的法治是依靠美国宪法和大法官制度来维持的，但实际上，要是没有强大的美国军队和专业警察系统（包括联邦调查局），美国根本无法捍卫它的宪法和法庭的尊严。反过来，在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乌克兰，无论其新宪法如何强调三权分立和法治，这个国家直到目前都很少有法治可言——因为它的国家机器及其治理能力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彻底瓦解；没有了执行法律的政府力量，即使它的民选总统一个比一个贪腐违法，也得不到法律应有的追究和制裁。

其次，18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针对日耳曼人在17世纪所拥有的所谓古罗马法治传统的不公时指出：“在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诸等级是自行其是的，因为它们自行聘任法官。他们自行审判，能产生同样的公正，这也是创办者的意图所在。由天主教法官和皇帝走狗操纵的法庭维护的当然是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牺牲了公正。”

恰如马克思指出的：“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葛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

再次，深谙欧洲历史的启蒙主义时期思想家，比如伏尔泰和安克蒂尔-杜伯龙，否认欧洲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方制度差异。

在伏尔泰看来，欧洲历史上封建时代的专制程度和亚洲的统治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伏尔泰说，那些认为东方国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隶，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财产和他们自身都是属于主人并可被任意剥夺的，这样的假设是非常荒谬的。

安克蒂尔-杜伯龙在1778年写了一篇名为《东方法制》的论文，指出当时因西方全球殖民扩张出现了大量以东方为主题的文章，其中充满了对东方的误解，而且将某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缺陷、甚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问题，都归咎于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以证明东方文明天生就应该被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这个240年前的评论，对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仍然适用。

科学是推动国家力量的生产力

就像印度文明一样，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发展出古希腊的平面几何数学体系；而且即便到了明朝与西方传教士紧密接触的时代，似乎除了徐光启等少数人，中国朝野普遍对西方的演绎数学知识不感兴趣。流行历史观认为，这反映了“东方专制主义”和“封建注经传统”下思想自由的缺乏。其实，古罗马人和中世纪欧洲人同样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法国人直到公元17世纪后期专制国君路易十四为提高国家竞争力而花巨资打造法国科学院之后才感兴趣；俄国人直到18世纪，在独裁者彼得大帝创立了俄国皇家科学院以后才感兴趣；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天皇统治下开始对演绎数学感兴趣。同理，当中国人一旦意识到国家间军事-科技实力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意识到“科学就是生产力”以后，也同样开始对科学发展感兴趣了。

启蒙时代的欧洲，普通人对科学与数学其实也是根本不感兴趣的。但是，自从“火药-火炮”技术传入欧洲以后，各国王室和国家精英意识到科学与数学对于研发热兵器和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对科技人才和科学研究给予投资、扶持和推动，从而才有了这些公共知识的繁荣。达·芬奇在年轻时曾给米兰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写过一封求职信。信中列出了自己熟练掌握的许多技能中的九类军事工程技术，都与火炮及其运用密切相关，而他的艺术才华并没有在信中被重点强调。赞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艺术创作的主要雇主，是罗马天主教会与王室宫廷。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不过是罗马天主教会、意大利城邦宫廷以及王公贵族为“炫耀社会地位”而大兴土木的结果，是动用几乎全部国家资源从事“艺术采购”活动所撬动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就像16-18世纪欧洲各国王室对火药、火炮、战舰等等的巨大采购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木材加工和冶金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样。中国历朝宫廷对文官的需求和科举考试制度，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读书风气。两者道理是相同的。

通过对欧洲近代史的剖析可知：文艺复兴对于欧洲崛起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艺术，而在于火药与商业的普及——它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过一系列惨烈的热兵器战争和商业利益争夺，形成了一个由许多城邦国家构成的微型“国家竞争体系”。这是其后欧洲更大规模国家竞争体系的雏形。

欧洲近代的崛起，和它对东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超越，起源于各个欧洲王室延续几百年相互征战的压力，生存竞争压力导致军备竞赛，以及各欧洲王室对科学技术的巨大热情和对科学家的重金投入。

自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政府采购、赞助活动与战争需求，尤其是规模化制造火药、制造火炮、提高火药威力和炮弹打击精度的迫切需求，一直就是近代西方经典力学、炼金术-实验化学、冶金、煤炭等工业和大学-科学院制度发展的强大原动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诞生，也是这种国家竞争与国家生存需求的产物。

战争创造了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

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型城邦战争中，高速飞行的炮弹和精确计算炮弹落点的高要求，迫使意大利人向阿拉伯和古希腊文献学习平面几何与代数知识，以便透彻理解变速运动物体的轨迹和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只有对进一步提高火药效率的要求，才如此需要新的化学理论，以便超越传统炼金术知识水平的限制，帮助系统地提炼硝石、硫磺并解释物质的燃烧和爆炸现象。赢得新型热兵器战争的不懈追求，极大地刺激了一个国家的重工业（木材加工、炼铁、冶金和采矿业）的高速发展，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森林面积的急速下降和煤炭的大力开采，刺激了深井挖煤技术以及煤矿铁轨和蒸汽机的发明、改进和广泛使用。同时，通过对海外资源和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需要建设一支拥有强大火力的远洋海军，并通过规模化生产来提高各种产品的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导致了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流水线工厂体制（包括大型兵工厂）和珍妮纺织机与蒸汽机的诞生和普及。

国家间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为此展开的商业竞争，在催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也催生了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力的法律制度。这就是说，西方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国际法、海洋法、商业法、会计法、刑法、税法、财产法，还是知识专利和私有产权保护法，都是为了不断提高本国对他国在军火工业、材料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力，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化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竞争手段，并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

所以，离开了中世纪之后欧洲各国之间基于“火药-火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这个时代条件，离开了欧洲几百年的“战争资本主义”工商业竞争模式，离开了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为赢得这种竞争的长期知识投资，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也不可能产生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型资本主义的法律体制。

欧洲历代君主为了赢得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出台过很多政策与制度建设试验。创新改革能力强的王室则生存，创新改革能力弱的王室则灭亡。

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在欧洲争霸中的竞争力，在1667年建立了国家科学院。此后法国才在科学方面崭露头角。法国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都为欧洲科学革命与科学繁荣立下汗马功劳。18世纪，路易十五为培育军队将领成立了巴黎高等军事学院，学院的课程设置以数学、地形测量、射程计算为主，为日后强大的法国军队提供了杰出人才。

以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其他制造业技术为基础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国家竞争-战争体系下欧洲各国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才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秘密。

一些日本政治家和学者认为，如果日本19世纪不摆脱中国儒家的“温良恭俭让”道德主义意识形态，果断采纳欧洲列强的战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日本必然无法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弱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而发动殖民主义战争和对全国实行军国主义管理，则是保障日本大规模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政治手段。这一方面体现了部分日本学者对当年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的狡辩，另一方面也间接地揭示韦伯主义者对欧洲当年依靠战争资本主义崛起这个历史“主脉络”的掩盖和文过饰非。

因而，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与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都与流行历史观所强调的“英国大宪章”和“英国光荣革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与韦伯的所谓“西方法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任意”没有必然关系。

欧洲国家力量对科学与数学的长期重视，并非源自基督教的“一神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也并非源自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制习惯”，更不是源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精英和之后的欧洲精英们对大量阿拉伯和古希腊数学手稿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新型热兵器战争需求，通过扶持科学、扶持军工业、扶持商业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国家意志的产生，哪怕民间长期充斥着各种迷信和对科学与数学理性的巨大排斥。比如伽利略在为威尼斯兵工厂计算一枚高速飞行的炮弹如何能够精确击中远处行驶中的战舰时，迫切需要用到平面几何和代数，他要解释为什么炮弹沿仰角45度发射能够飞得最远，因此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此感兴趣。

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包括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15世纪欧洲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战争，每年都有超过两场战争，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战争频率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欧洲各国为了打赢各场战争，平均每年必须将高达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销，16世纪以后战争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欧洲海军力量和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吸收东方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的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整合成了二三十个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战略的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上千倍，但缺乏战争意志、战争经验和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刺激下，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数学、地理学、航海学、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的确立。

战争也是“国家-财政”模式的催化剂，战争要能持续，国库必须丰盈。而只有形成了“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国库才能充盈，国家才能以战促商、以商养战。

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为维系和支撑这种战争资本主义而演化出来的必然制度安排。这样的历史过程打造出了欧洲现代法律体系、国民私有财产保护体系、国家情报机构、国民教育体系和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在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中，欧洲国家用商业手段提升国家支持战争的能力，用战争手段扩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场份额和海上贸易垄断，并用由此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来支付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由此循环往复直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寻求历史正确的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法律对于资本主义，正如交通规则对于高速公路一样：不是交通规则催生了高速公路，而是高速公路的诞生和演化催生了交通规则。不是先有了交通规则（法律）才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而是先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才在实践中逐步设立和完善了交通规则（服务于战争和资本的立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方面处于“艺术与商业齐飞”的时期，另一方面也处于一个无法无天、道德堕落、黑帮当道、官商勾结、寡头垄断，教皇便是法、有奶便是娘的时期。这样的丛林法则时期，没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可言。

流行历史观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处在类似于“东方专制主义”时期的法国、德国和苏联也能够产生大批量的卓越数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商业繁荣。

如果人们承认欧洲封建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必经阶段，那么将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显然就是一种套套逻辑。它掩盖的其实是西方通过最野蛮的战争、掠夺、奴役、殖民才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秘密。

我们要跳出流行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话语体系，寻找出历史进步的真相；尤其是找到“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的终极答案。

历史的正确因果关系一旦被找到，这种历史知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力量。它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解释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哪里发生，而且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自身的特定政治、文化、历史条件下复制和创造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编辑  季节）

 

 

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对全球重大问题提出独到看法

中国在前一轮的全球化中，还是处于边缘地位，是后加入全球化的国家。在此之前，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进程更多的是一种追随，而很少进行主动的引领或者创新。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刚改革开放时更多是从参考西方人对于全球化的论述中，提出自己对于全球化的观察角度和观点，很少有自己主体性的看法。我们作为后来者，如果要对于全球化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特评论，人家往往不屑一顾：你也配吗？

朱云汉先生在他的近作《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中，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对全球化的趋势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也在做相同理论探索。这些探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天下观”来看待全球化，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研究视角。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中国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使很多学者在这样的时代基础上，有条件做出有益的理论创新，他们既是受益者也是开拓者。朱云汉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尝试。

    对朱云汉的著作，我是有很大共鸣的。从方法论角度讲，他是从问题出发，从时代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某个现成的原理、或是从哪一位西方名家说过的某一句话出发，也不是局限于引述西方哪个大学者说过什么，而是从问题出发，是基于对于时代的观察、分析和思考。

    在这个基础上，云汉先生首先提出了五大不确定性：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确定，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中美关系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中国在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前景不确定，人类社会对于如何驾驭科技革命的潜力充满不确定。可以这样认为，现有的全球秩序框架及其基础，以及未来的前景，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第一，从对问题的观察出发。以此为出发点，朱云汉不是从西方人的视角，而是从全球视角，以及一定程度上从中国的立场、中华文明的立场去观察，提出了五个不确定以及四重历史趋势的判断。他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开始式微。这个判断具有比较大的批判性，因为现在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于世界问题的观察，几乎还没有得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开始式微”这一判断。他们或者提出美国开始式微，或者说欧洲开始式微，但要他们作出“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式微”的判断就不太容易。这是需要站在一种全球的、时代的、也是中华文明的立场上去观察的。

    第二，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开始崛起。这个判断也是很难被理论界、思想界那些现在持西方中心论的人所接受的。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潜力依然存在。全球化的融合能量正在超出裂解的能量，就是说全球化还要继续延续。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面临竞争，全球治理面对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亚洲国家有可能构建形成新的经济共同体。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可能得到更多的认同，未来世界有可能走向“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朱云汉提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和孔夫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回溯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再追溯中国革命史、1840年以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历史，乃至再往前推溯到5000年中华文明史，都可以追寻到“天下为公”这一思想脉络。

在分析这一次全球化的裂解和再融合时，朱云汉强调当前世界出现了四重历史趋势：一是美式单极霸权开始式微；二是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人类政治文明走向多元并举的常态；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超级全球化失去动力，包容性增长为动力的新兴全球化蓄势待发；四是人类历史走向后西方时代。这些都构成了对于当下全球历史进程的重大研判，这就充分体现了关于全球化的思想内核和价值。

两个重要的创新性结论

冷战结束之后，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终结”这一命题，表达了对今后世界趋势的一厢情愿的判断。从那时以来，西方学者对全球化发表过不少新的意见，包括近两年新冠疫情以来也有许多议论，但很少有全景式的、真正把全球当作“天下”出发的观察。从这个意义来讲，朱云汉先生的研究是有开创性的。我认为其中最大的创新，在于他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在书名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第一，全球化正在裂解。具体而言，就是由欧洲人开启的、美国继承的、由西方文明主导的、镶嵌式的全球化正在裂解。

    关于对“全球化的开启”从何起步，是有过争论的。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长。但是现在各国具有共识性的意见是，全球化是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时期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缺少一种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打破了地理隔绝的各个文明密切互动的情况出现。

    现在的全球化，正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它具有经济的掠夺性、政治的垄断性、精神的排他性等特征。许倬云在朱云汉这本书的序言中专门讲到了关于西方文明的一神论的排他性问题。

    就是这些特性，构成了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的中心和边缘地带。在此之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全球化的边缘地带。而现在全球化出现的裂变和分裂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不同国家之间，即包括大约十几亿人的发达国家群，和六七十亿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这是一个大的分裂，是从国家主体的角度发生的分野。另一种分裂是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当然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分配也是边缘化的，而即使是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99：1的分裂。比如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十亿人口中间，真正的富人只有百分之几，其余多数也是相对贫困人口。

    正是这两个分裂，导致了现有的全球化模式很难延续。这就是朱云汉先生所说的“镶嵌式”全球化。这并不是真正的一体化，因为在财富的分配和再生产中，不同人群是有鲜明界限的，所以这种全球化走到了今天，也就走到了尽头。

第二，新的全球化的再融合进程开始启动，包含了多种文明、多种模式的融合型的全球化正在萌生。

纵观500多年的全球化历史过程，可以把西班牙主导的时代看作1.0，荷兰主导的时代看作2.0，英国主导的时代看作3.0，而美国则是全球化4.0。在此之前的全球化进程，是由欧洲推动、美国继承、以西方阵营主导的全球化。而今天的全球化进程，有性质上的不同：如果之前的全球化进程按照朱云汉所说是“镶嵌式”的，那么现在全球化具有一种新的趋势，具有融合性的特征。

之所以出现这种融合性的特征，就在于有中国这样继承了中华文明、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国家，开始加入全球化的进程，甚至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因此，如果以前的全球化进程是机械式的权力中心的转移，目前这一次变化则有迭代式的特征，是生命体的进化，是新生力量替代之前充满缺点的传统势力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形成多元并存共生的模式。

倡导多元并行的全球化

从目前中美博弈态势看，包括拜登政府对于中国态度的某种调整，似乎他们也看到绝对性的排斥、不给中国留活路的全球化是走不下去的，中美共存是必然的。当然，拜登政府所设想的“共存”，是希望以不损害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前提的共存，他们主张的全球化是自己要尽可能地占最大利益的全球化。

当然，这是一种政治让步。但是至少应看到这种趋势：未来的全球化不会是由美国一家主导，甚至也不会由西方来主导。中国和它所代表的中华文明会更多地介入，作为多元化世界中间的一元存在。正如孔子所说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希望能够教化融合，天下一家。

1840年之后的109年中，中国是在被动挨打的形势下，强制性地进入全球体系，那时的中国是被帝国主义打击和蚕食的对象。1949年新中国建立，经历30年节衣缩食的工业化建设，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再次进入全球体系之中。中国作为建设者、追赶者，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最多的经济体，因此成为具有某种引领性的主体。我认为这是当今全球化内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它具有“再融合”的特点——它不是强迫性的、排他性的、替代性的、意图争夺世界霸权的，在战略上也不是所谓自我收敛，而是主张“君子和而不同”。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华文明在全球化中间应该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想侵占别人的一席之地，但是也不允许霸权主义侵袭我们的一席之地。要维护中国人的权利，要维护中国的发展成果，这就是中国未来在全球化中间的定位。朱云汉很好地阐释了这些看法。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和拜登的一次电话会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他说：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习总书记强调了三个原则：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

    中国不是在美国这艘全球化轮船上烧锅炉、在甲板之下卖苦力的。中国和美国是两条船，这两条船是迎着风浪共同前行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并行的。当然全球化也不会排斥欧洲这条船、不会排斥俄罗斯这条船，也不会排斥非洲这条船，大家都是多元并行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体现出未来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发展的重要方向。

    朱云汉全景式地分析了世界现状，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重大问题，也展现出中国的视野、中国的襟怀，汲取了中国的使命和担当的答案。

（编辑  季节）

 

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道路再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带给许多亚非拉国家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有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光纤通信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等基础设施的超级能量，以及协助其他国家克服发展中的瓶颈，而且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供应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

我们要从全球视角来理解近代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和中国复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唯有以全球史的架构来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课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看清中国未来应该走的道路，以及可能面临的艰巨挑战。

一百多年来，中国从被帝国主义欺凌侵略而濒临生死存亡关头，到恢复民族独立自主地位，重建统一政治秩序，然后一步步发展成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70多年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超越了过去其他民族与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纪录。未来中国还会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这对全人类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千年移转

2018年10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张信息量很大的历史地图，展示了过去2000年来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空间移动。

该图从公元元年开始绘制。在前16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亚细亚，先微微地向南移动，然后缓慢地移向中国西域。在这个重心的东边与南边，有中国和印度两大古文明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大多数时期各方面都是比较先进的，从农耕、纺织、冶金、医药到天文。世界经济地理重心长期相当接近这两大文明板块。从16世纪开始，世界经济重心往西北移动，1820年后更加速往西走，体现了西方的崛起，这段历史包含航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

接近19世纪末，北美大陆崛起。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英国，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顶峰。战后西欧重建复兴，东亚也开始加快发展，世界经济重心从1960年开始缓慢往东移动，出现了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1980年之后，全球经济重心快速往东移动，此时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2010年，重心继续快速东移，这时印度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显然中国是最大的牵引力量。这张图预告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分布的重心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起点。所以《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感叹，如果从统计数字的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其实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趋势的各种指标变化。

图2是美国智库“经济周期研究院”（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根据过去200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购买力平价（PPP）估算的GDP数据所绘制的统计图表。图中显示，从1820年（清嘉庆末年）到1950年，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西方的兴起。西方国家的绝对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续到1970年。图中最上面部分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是英国（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后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接下来就是荷兰等中小型西欧国家，合起来就是传统定义上的“西方”。所以将近两百年来，西方一直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西方殖民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曾经占全球经济份额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对比重一路下滑。二战结束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比较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日本的兴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的40多年，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亚洲）全面崛起的大趋势已形成，其中中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战后亚洲崛起的历史意义是非凡的。这批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后起工业化案例，是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丰沛的资本积累、盘踞产业价值链的顶层、掌握多数核心技术与专利保护、控制能源与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渠道、全盘主导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与交易规则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勤奋与学习，积极把握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参与低阶的国际分工开始。它们从不依靠战争扩张、殖民掠夺，也不依靠对资金、技术与市场的垄断，这和西方崛起的历史轨迹非常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对16世纪到二战结束西方崛起过程中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掠夺、榨取与不对等交换避而不谈，也对战争对激发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视而不见。例如，西方新制度学派的学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作品，就是通过扭曲历史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它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哈佛大学的阿西莫格鲁则试图让读者相信，后起的殖民帝国（像英国）给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遗产，为他们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者更是刻意忽视国家机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强势主导角色，而把成功的要诀简化为让自由市场机制发挥关键作用，保护私有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等。

人类学家估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有大约1.45亿原住民居住在西半球，到了1691年，美洲原住民有90%以上（约1.3亿）因屠杀、奴役、传染病或饥荒而死亡。美国的领土扩张基本上就是靠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并进行种族屠杀；美国还从墨西哥人的手中掠夺了今日西南边境的广袤土地，又以政变方式罢黜夏威夷王室而将国土扩张到太平洋。

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掠夺，以及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同样见不得人。根据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这两位印度经济学家的估算，在170多年的殖民期间（1765-1938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之总数是天文数字，其价值保守估计相当于今日的45万亿美元；期间累计有18亿印度人因受严重剥削、生活极度困乏而死。所以，世界经济重心一路往西移动的历史路径，是由广大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直到二战后殖民体制崩解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结束。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1987-2017年3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36倍。

历史上，另外一个曾经出现大规模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是美国。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兴建了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网，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为终点反推，相较之下，美国花了117年才让自己的GDP增长了36倍。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追赶速度是美国的3.9倍。而中国在建设21世纪水平的基础设施的速度早已让美国瞠乎其后：到2018年，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已经达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现在中国已经有近13亿人用上4G通信，4G信号的人口覆盖率远远超过美国。中国速度史无前例，尤其是在如此辽阔的版图上创造经济奇迹的速度。这很自然地让西方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感到震撼，甚至带来压力。中国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就是引导全球发展趋势。

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让7亿多人脱贫（按照国际极端贫困标准衡量），也同时让人类社会快速迈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联合国制定的新千禧年发展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1990--2015年之间，将地球上生存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半，然后逐步迈向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能达成，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国。

图3说明了过去百年来想要赢得这场全球脱贫的战斗是多么不容易。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贫困人口也不断在增加，这一趋势到二战之后还在继续，这对全人类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发展趋势。 

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转折点慢慢出现了。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绝对贫穷人口的比例和总数都在不断快速下降。1990年中国还有7.5亿多贫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2000万人。进入21世纪，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为帮助它们消灭贫困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以多元维度评估中国复兴的全球意义

中国复兴带动了世界秩序的重组和多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1.赋予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推进力量，让超级全球化的作用与冲击全面放大；

2.削弱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触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全面转型；

3.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拉抬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盛，全面释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

5.引导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家修改全球化规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与结构；

6.加速由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移。

首先，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同时又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

其次，中国的快速崛起，客观上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逐渐失去生产、贸易、科技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尚能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金融与货币领域的霸权。

第三，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长期垄断，撼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及路径的话语权。中国模式激发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及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发展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而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

第四，中国的快速复兴带动了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崛起，开启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时代。多年来，很多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难以摆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彼此间的经济合作联系也比较薄弱。但中国的快速崛起，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它们有机会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建立互补关系，中国也可以协助它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五，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并发挥了积极与建设性作用。

最后，中国已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或区域政策协调与深化合作机制，并正带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以及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也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公共产品。中国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交往规则，产生巨大的引导与修正作用。

世界经济舞台主角换人

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作用，这使西方国家很不适应，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与敌意，也在预料之中。欧洲对“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有强烈的抗拒心理，美国更是对“唯一超强”地位有强烈的恋栈心态。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可能超越自己的挑战者出现。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越来越尖锐。这也意味着，当中国越来越接近历史舞台中心地位时，面临的挑战必然越大，战略形势也必然更险恶与复杂。

特朗普带来的变局逼着中国和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或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做一个榜样，同时努力推动国际秩序的重组。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

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8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近1/3，超过美国很多。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经济体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70%以上的份额，而美国在18%左右。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短短十几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2011年以后，中国的融资规模就明显超越美国。此外，中国也扮演着关键的发展项目融资角色，在亚投行成立之前，中国很早就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项目融资，其融资规模在非洲与拉丁美洲都超过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加起来的总和。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能够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尤其是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中国针对不同地区的合作需求，建立了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区域加一”模式）。例如，中国与非盟、阿拉伯联盟、中东欧建立了合作论坛，同时建立各类越来越紧密的多边合作机制，有领导人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展现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强烈意愿。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关键倡议者，至少是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构建者。最明显的例子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或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倡议下，G20峰会终于把视野拉回到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中长期议题上，这是非常不易的。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商机制，主要由两个集团主导。一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二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因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G7集团内部纷扰不已；而“金砖五国”已成为“金砖+”，中国计划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吸纳进来。过去，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美国和西欧，今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超过G7。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发布了《长远前景：2050年全球经济排名将会如何演变?》，这份分析报告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七大新兴经济体（Emerging Seven Economies，简称E7）将取代传统的G7集团。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根据购买力平价GDP估算，1995年E7的经济总量只是G7的一半，但2015年E7的经济总量已经和G7持平。估计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会是G7的两倍。未来20年，我们将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会有很大的改变。

美国兰德公司描绘了2050年世界经济版图的轮廓（见图4）。届时，以购买力平价GDP为比较基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非中国莫属，经济总量将达到58万亿美元；印度的经济规模将可超过4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将以34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屈居第三。传统的七大工业国，只有美国、日本、德国与英国还会进入前十大经济体。日本将下降为第八大经济体，而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与墨西哥在经济体量的排名上都会超越日本。东亚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世界贸易的最重要源头，而中国必然成为亚洲的龙头。在这个大趋势下，亚洲的国际政治，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轴。

中国道路影响人类未来

中国携手世界共筑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可以从涉及人类社会整体福祉最关键的五个方面着手，协同其他国家追求普遍安全、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境界。

首先，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持续发展的巨大能量。同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

再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丰沛，愿意学习与引进其他国家最佳的实践经验，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

最后，中国已经基本建立科技自主创新生态体系，在许多新兴科技领域开始走向世界前沿，可为14亿人开创全新的知识型经济与智能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全球科学知识群体中做出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传承兼善天下的文化基因，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弱小者的扶持责任。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持有悲观的论断，认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与法治根基，如果西方国家不主导，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他们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忽略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建设性作用。

从《巴黎协定》的谈判与签订过程可以看得很明显，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等国对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议题，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协商，承担应负的责任。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就是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和深化合作的机制。中国通过“多加一”多边政策协商平台，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并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合作机制，

此外，中国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同时，中国也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中国在全球通信与导航领域也提供新型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的5G标准，全球IPv6根域名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等等。中国也开始提供能源与金融交易替代性结算机制，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格局。

（编辑  季节）

一

进入21世纪20年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进入动荡不定时期，国际格局、全球体系、世界秩序发生相应的改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何在严峻的风险挑战面前，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积极有为，趋利避害，破浪向前，按照十九大确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按照唯物辩证法，事物的发展充满着矛盾。矛盾的运动、发展、演进，推动着事物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不同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且长久挥之不去，美国执政当局对中俄疯狂地进行“双遏制”，政权安全、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结算工具、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等等问题无不缠绕着各国政府。这些都是促使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特别载体。但是国际格局的演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们要按照这个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等等重大问题，以求主动谋划和因势利导。

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上存在着哪些重大的矛盾？哪些矛盾推动着国际格局发生演变？目前看，至少有以下几类最为活跃和重要。

第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即南北矛盾。资本天生为增殖而来，它通过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实现自己最大限度的增殖。代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它们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依据由它们主导制定的各种经济活动规则，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各种名义、各种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榨取并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市场份额，进而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和财富的无偿占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都是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它们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陆续成为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但由于生产力整体水平低下，产业结构落后，其经济发展往往不得不具有对外依附的性质。绝大多数国家受控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反恐一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重点，加之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一步兴起，使得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得以较快增长，出现了群体性崛起。它们反剥削、反干涉、反控制、反“布局”的意愿与能力日渐增强，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明显增多，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恐慌。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关系新的现实，同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愈演愈烈。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各自拥有的政治经济力量是不平衡的。由于近现代历史多方面的原因，美国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对其他发达国家一直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美国历届执政当局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面前，对待盟国历来同样不手软。日本、德国、法国等等，都曾因为某些大宗产品的市场份额问题遭到美国的整治与扼杀。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相互间在主导世界经济走向、在全球各地区发挥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在所占有的世界市场份额等方面，始终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利益争夺，最终多以美国取胜。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欧洲与美国的矛盾明显增加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欧洲一再提出要实现战略自主、建立欧洲防务，甚至明确地一再说美国不靠谱，即是明证。美西内部的矛盾和争斗今后还会进一步加深。

第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矛盾。美国执政当局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长久统治的目的，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无不充满敌视，一心一意要摧毁他们眼中的“另类”。由共产党执政的古巴、朝鲜、越南、老挝都曾经并正在受到美国的肆意打压、颠覆和制裁。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对我采取“柔和”政策，希冀通过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办法，将中国逐步“同化”，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感到事与愿违并发现中国快速崛起的势头还在上扬之后，便公开叫嚣要规制中国。拜登政府大搞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派，从政治、经济、贸易、科技、安全、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对我进行围堵、打压，不断在涉我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土安全等领域制造各种问题和障碍，阻遏我发展。中美关系恶化、结构性矛盾加深，非短期内能得到缓解。

第四，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连续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和罢工运动，明确反对能源涨价、社会不公，要求增加工资、更换政府、提前选举议会和总统的呼声（如美国的“华尔街运动”、 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不绝于耳，甚至发生流血冲突。“民粹主义”一词再度横空出世。所谓民粹主义者，不过是相对于那些建制派即当权派及社会精英而言的“草民”，即普罗大众。但“民粹主义”被左中右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鱼龙混杂。有包括白领和蓝领在内的工人阶级，也有外来移民阶层，还有本国的民族排他势力，甚至恐怖极端分子也在其中。我们要注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者使用“民粹主义”这个词汇是有意识的，目的就是掩盖和模糊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性质，其间充满了政客和精英对人民群众的厌恶和鄙视。我们不应不假思索地拿来就用。至于发展中国家执政当局同广大工人阶级的矛盾与冲突，同样是十分激烈的。大多数国家政权掌握在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代理人）的手中。受“金钱政治”的局限，没有强大资本的支持，真正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永远“打不进”政权。议会选举、总统选举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手”倒“右手”的游戏罢了。而且这里面还往往掺杂着民族、宗教、部落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阶级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上述四类矛盾相互交织，相互联系，推动着国际格局以至世界秩序发生演变。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依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资本主义时代，进一步说是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社会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使其手中的资本能在国际循环的全部过程中实现源源不断的增殖，比如说在能源矿产的开发与挖掘上，在其他各类大宗产品的生产与贸易链条上，亦或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的研发与运用上，再或是通过金融资本、通过股市、通过所谓货币宽松政策无底限地印钞洗钱上。这一完整的过程，也都一一体现在上述四大类的矛盾与冲突之中。

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从两极格局转向多极格局或者说是“一超多强”格局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仍然是“西强东弱”，即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相互间矛盾尽管在增加，但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不掌握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对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进行抗争的整体力量还十分弱小，面对各种无端指责和刁难，常常毫无争辩之力。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诉求得不到响应，更谈不上满足，顶多是在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发牢骚。现在，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宣布愿同世界各国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呼吁齐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在20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阿盟、非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全球和地区组织方兴未艾的情况下，在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情况下，在多国更多实行本币结算并尝试建立独立于 SWIFT 系统的新结算机制的情况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变得更加明显。

有几个重要表现。一是全球经济版图在重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从24％增加到超过40％；而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衰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日益缩小。

二是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从美欧向亚洲加快转移。2020年，亚洲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约为38％，世界500强企业中亚洲企业占了227家，联合国人居署评选的全球可持续竞争力前10名城市中有5个来自亚洲。国际垄断资本在向亚洲作新的投资布局。

三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恶斗、社会撕裂、贫富悬殊问题突出，制度失灵、政府失信、民众失望困局难解。所谓“自由民主”光环不再，海外“民主移植”行不通。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正在破除。

四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平台和机会，较之过去更加强烈地要求实现国际生活的民主化，首先是要求联合国能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他们赞赏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愿在美国逼迫下跟着走下去。

五是中国和俄罗斯从世界上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跃升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中俄组合”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这方面，中俄领导人已经有多次表述。世界舆论对中俄两国在世界上发挥的正能量作用，客观地讲，也在更多地给予肯定和支持。

四

国际格局演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对它的研究和宣传，要注意不能落入西方国家设立的陷阱。比如，有些美国人几年前鼓吹中美“G2”，即打造中美两极格局。也有人说当今世界是中美俄三极鼎立的格局。我们对此不能同意。中美两极格局，将过去的苏联换成中国，表面看很恭维我们，实则有其险恶用心。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的接班者。苏联后期在对外关系方面有霸权主义行为，注重谋求势力范围，在世界多地拥有军事基地。中国自始至终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侵犯他国领土，更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他国。中国不是苏联，从来不搞霸权主义。世界各国对苏联的扩张行为记忆犹新，把苏联换成中国，实际是往中国身上抹黑。

那么，可以认同中美俄三极鼎立的格局吗？同样不能。因为这样就等于否定了世界多极化，否定了经济全球化。世界不是美国说了算，也不是中俄两家说了算，而是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说了算。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世界多极化。脱离开多极讲三极讲两极，都是上了圈套，毫无疑问是战略选择上的误判，将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未来一个时期，我们要在国际上继续坚定捍卫国际公正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任务是很艰巨的。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敢于斗争精神是关键；有理有利有节，是把握分寸的主要原则；加强谋划、多做预案，应该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1、认真对待中美斗争持久战。中美力量消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看到并且坚信，无论美国怎么制裁、打压中国，也挡不住我们“往上走”，挡不住美国“往下掉”。要把握住“时与势在我们这边”这个道理，坚定信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2、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和友好交往。牢固树立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抓住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东亚峰会等周边组织和机制，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优先在周边取得更多成果，推动周边国家更多融入以本币结算的产业链供应链。

3、构建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国际上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其一切变种行为。目前在世界上只有中俄两家最有力量，也最有号召力。我们要强化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扩大战略腾挪空间，共同抗衡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遏制打压。充分发展和欧洲国家的多边合作关系，支持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追求。总之，要尽一切可能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求稳定、争合作、促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4、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处理好我国利益不断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碰撞增多问题。着眼长远，更多关注中小国家和弱势群体，切实实施国别政策，让发展中国家更多体会到中国发展强大带来的总体利益。

5、营造好多边舞台。面对现存的多边体系在较长一个时期难以根本改变的现实，我们要充分用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重要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增强运作多边机制的能力和本领，加强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法律、民间等等资源手段的全面统筹与协调作用，注重分析矛盾、调动矛盾、转化矛盾，丰富解决全球性热点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两个确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基本方略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为更好地以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党的历史经验激励和启迪全党全国人民，推动国企改革、金融、绿色发展、香港工作继续开创新局面；改变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的局面，加强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国际传播工作，2021年11月2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研讨会，围绕“充分学习、阐释、用好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座谈研讨。

关于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认为，《决议》明确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两个范畴分开使用，把党的领导作为贯穿各项工作的红线，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贡献。“两个确立”体现了党重要的历史经验。遵义会议前，党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那时的党还是不成熟的。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逐步走向成熟。党中央到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指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党的历史表明，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决议》对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和前两个历史决议保持了衔接，明确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这样表述是准确中肯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提出“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出发点。当前一些青年人对党的历史缺乏正确认识，敌对势力也把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我们要持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并且下功夫解决资本在意识形态领域无序扩张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决议》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重大意义。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抓住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放大党的错误，把党的历史全面抹黑，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影响很大。我们要吸取苏联全盘否定列宁、斯大林导致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引导青年人理性思考，分清主流和支流。

关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对世界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李大钊1920年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是石破天惊之作。经过百年奋斗，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把积贫积弱的中国推向世界前沿。近两年全民战疫更充分说明，党百年来把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有机融合，每个时期都走出了自己的路，构筑了人民至上的制度和道路。她指出，当前的信息化、数字化潮流，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新文明的重大机遇。中华民族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数字经济具有获取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价值的非耗竭性以及源头的非稀缺性等特点。我国有党的领导和巨大的人口规模，完全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构建新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数字技术掌握在资本手里，而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把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和数字经济这一先进生产力相匹配，避免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实现资源整合、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科学评估良性互动的智能化体系。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成为宏观效率优先、系统整体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兼容、短期和长期利益协调的社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守成表现在：一是守住了基本制度和党的初心，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中国道路，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一些关键领域扭转了一度走偏的方向。二是守住了党的前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既作了否定的结论，又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近年来有些人声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全面否定前三十年”，六中全会《决议》守住了对新中国历史的基本评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体现了全党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三是守住党的基本经验。“十个坚持”是贯穿百年党史的共同经验，而不是某个时期的经验，避免了用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

江宇强调，“开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旧立新”。《决议》首次比较系统地归纳了改革开放之后若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体现了党高度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精神，新时代是在解决这些新的深层次矛盾的基础上开辟的。二是提出了划时代的新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从“前半程”进入“后半程”、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任务，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系统地回答了当今面临的新问题。毛泽东思想解决的是如何完成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社会主义如何在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相联结中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如何解决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后面临的问题，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弯路，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认为，要发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自成立起就是斗争的政党。党不是俱乐部、同盟会，而是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为理想勇于牺牲的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近年来，美西方强化了对中国的直接打压，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国家集中攻击中国和党的领导人。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一方面和病毒进行艰苦斗争，另一方面和西方反华势力斗争。我们不仅成为世界上少数没有在病毒面前“躺平”的国家，同时也打退了西方的政治攻势。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是我们坚决斗争的结果。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求发展，既是建党百年的基本经验，也是今天需要继续坚持的精神武器。

正思香港顾问公司总裁陈少波认为，香港形势从“黑色恐怖”到今天“换了人间”，充分体现了党伟大的斗争精神。《决议》指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几年前，香港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暴徒公然围攻中央驻港机构，爱国爱党人士受到威胁或袭击，反中乱港势力肆无忌惮地制造黑色恐怖，本质上是要夺取政权。香港局势动荡令美国对我施压更多的筹码和工具。黑暴势力喊出了“揽炒”的政治口号威胁中央，和美方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的“涉港法案”遥相呼应。面对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做出了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重大决策，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实现了由乱转治的伟大转折。中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绝不委曲求全，针锋相对对美展开对等制裁。未来涉港工作必须以《决议》的“十个坚持”为行动指南。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事业的开创者、发展者和维护者，下一步应该从制度、机制层面落实党对香港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至上。这是香港治理转型的根本，提升治理效能，实施行政主导，达到良政善治。三是坚持理论创新。推进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并指导实践。四是坚持敢于斗争。充分认识到涉港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攻坚克难中做好香港工作。五是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化两地之间的社会交往、交流、交融，推动香港民心回归。一国两制事业必定行稳致远，必定赢得伟大胜利的荣光。

继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传播和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认为，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是当前统一思想的一个重大短板。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成果很多，但高质量提炼和概括的新概念、新话语非常欠缺。理论研究和传播急于求成、质量不高，缺乏有标识性、鲜明性、贯通性，有穿透力、感染力、传播力的概括；对“中国式”的鲜明内涵挖掘不够，对中国经验的可推广性、可借鉴性阐述不够；对全球意识形态领域思想之争、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的应对能力不够强；对重大提法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学理基础挖掘不够。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研究人员脚踏实地研究现实问题，如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国有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的具体案例总结经验。二要转变文风，摈弃“党八股”“讲课体”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文风，防止简单地把经典作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排列组合后充当“理论创新”，而不是从学理和实践上分析阐释。三要转变学风，反对“急、空、虚”，倡导“稳、专、实”。

中国驻俄罗斯原国防武官王海运认为，按照六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是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党的外交方针，密切跟踪研究重大国际事态，及时为有关部门外交运筹提供情况准确、判断精准、建议可行的研究报告。还要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上发出维护党的外交方针，批驳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亲西方势力的各种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开展研究，避免照搬西方理论、客观上同霸权主义一唱一和，或者迎合所谓“国际标准”，这一学风在一些研究中还相当严重。三是增强研究的时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邱海平认为，要充分认识党的历史经验，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决议》指出了改革开放后在十三个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或遇到的重大挑战，为“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提供了严密的依据。党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于推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一，党的领导是创新中国经济学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原则，必须自觉地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中国经济学的各个学科和理论当中去。第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意识形态性，应该更加自觉地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第三，要发扬党的理论创新的精神。第四，要坚持独立自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第五，要坚持中国道路，深入研究实践上的中国道路，努力打造经济学的中国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要夺取新时代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权。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舆论操纵，影响、干预、引导甚至塑造全球舆论。一是主体多元，政府、大学、智库、媒体、科研机构、NGO、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都参与其中；二是产品样态多样，包括学术成果、研究报告、民意调查、第三方评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配合舆论操纵，形成一个表面上很嘈杂，但是意图高度一致的战略协作，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围攻。我们要重视夺取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话语主导权。一要坚持理论创新，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世界变局的机遇，加快新的理论建构，以新视角理解全球发展与治理。二要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理论创新，寻找更加中立科学客观的标准，重塑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准则。三要坚持开拓创新。要学习和超越西方的评价标准，充分发挥政府、各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四要构建争夺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主导话语权的大格局，从国际比较中汲取经验教训。

用党的历史经验指导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认为，要认真总结党开拓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团结合作共赢，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大超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重大的创新。

武力指出，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2万美元，2049年再翻一番达到4万美元，届时我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超过乾隆时期（约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这个阶段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如：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世界的关系，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持续地创新。

中信基金会原副秘书长高梁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企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国有经济在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难，进行结构调整有其必要性。但这一时期国企大量垮台也有不少人为因素，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主管部门放松监管，甚至包庇国有企业领导渎职，国企“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普遍。甚至允许和鼓励“MBO”，等于变相监守自盗、化公为私。一时形成“搞好企业无功、搞垮企业有赏、维护公共利益受打击”的反常氛围。理论界也出现了“国企失败论”“腐败有利论”等极端错误的意见。新世纪之初，一些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控股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抓手，导致很多装备工业的排头兵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收购，严重影响工业转型升级和国家安全。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政策规定，初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倾向。但理论界多年来一直存在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的声音，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抹黑国有企业，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主导化”的主张，强调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影响力、控制力、抗风险能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呈现崭新局面。我们要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历史责任。深化改革要以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国企主导地位为前提，以增强国企竞争力为根本目标，这是和全面私有化主张根本不同的改革思路。要保护、鼓励、规范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更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让最大多数群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基点上，正确贯彻开放政策，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要坚持独立自主基本方针，始终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源问题的核心是能源安全，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长远。当前我国综合能源自给率80%，在国际化经营中也不是简单买卖贸易，而是建立生产基地、战略通道、合作项目，做到关键核心技术、关键生产能力自主可控；供应链和产业链相对安全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翻了一番，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装机都位居世界第一。我们首先要立足国内，稳定生产能力和保底供应，这是我们端牢能源饭碗的基本保证；同时要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实现能源进口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认为，要按照《决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推动“双碳”落实。当前“双碳”工作面临几个挑战：一是我国资源禀赋是多煤少油少气，大量使用新能源成本较高。二是认识还不统一，考核不健全。三是数据基础不扎实，同一个主体报给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的数字都有出入。四是工作基础和制度保障不健全，项目审批、管理、运营、环境治理绩效及评价多头负责，执行进退失据。建议：(1)细化目标，明确碳减排和达峰的路径，营造稳定的长期政策预期。(2)加强信息披露，做到透明公开。(3)加强执法考核，做到公平执法。(4)加强数据和统计工作，考虑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构建横向和纵向有可比性的统计体系。(5)优化执行路径，避免政策变化带来波动。(6)加强对“双碳”工作的金融支持。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聂庆平认为，《决议》强调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等原则，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南。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全面深化注册制改革，这是解决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关键。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诚信责任制度、保荐人责任制度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扭转当前在高市盈率条件下资本拥有极大套利空间的局面。

中信保诚人寿总经理特别助理刘育梅认为，要以党的领导引领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严守职业底线，不忘金融为实体服务的初心，是确保金融行业在开拓创新当中不走歪路的基本原则。要践行为人民服务，不断增强金融行业的职业道德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严防各种金融欺诈行为，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完善。通过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避免陷入金融的自循环。

（编辑 尚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要获得更快发展实现更大进步，须臾离不开人类调动和激发自身的“革命”“改革”因素，“能动”地破除陈旧思维的束缚，打破僵化体制的羁绊，主动地顺应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浩荡潮流。正确党史观是用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党史、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学习和理解党的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思想方法。

     百年党史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

中共百年党史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成功实践证明，唯物史观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指南，而且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思想方法。

 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反唯物史观思潮

《决议》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方面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陆续暴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确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但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坚持单向一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无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客观事实，回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突出问题，大肆鼓噪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替代的神话与不可战胜的赞歌，极力为西式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张目。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呈现上升之时，这种理论狂妄和思想猖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显现出对唯物史观的漠视和排斥。反对和贬抑唯物史观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全部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历史观的逻辑基础，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弥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雾霾和普世价值的烟尘，通过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宣扬和推介，成为后来某些国家工人运动和政治体制“向右转”的外在诱因。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这些思想“好像密那发从丘比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原原本本或者改头换面地从资产阶级的报刊搬到社会主义的报刊，尽管一生下来就非常完备，但也深深地打上反唯物辩证法的烙印”。

唯物史观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具有批判作用和革命功能的唯物史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思想方法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胜利。

自1978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将破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主要依据和重要目的，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和史所罕见的成就，这再度引发了当代西方政客和学者的极度恐慌和深切畏惧。2018年1月，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企业和经济都构成威胁，中情局的作用就是确保我们的决策者了解中国的挑战，以便他们做出选择反击威胁。”2018年4月，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办公室助理希思·塔博特向彭博社确认，为了减少给国家安全造成相当负面的后果，美国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中国企业投资半导体和5G无线通信等行业。由此不难看出，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已经成为彼时美国政经学三界人士的根本立场，其最终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伟大实践

《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

曾几何时，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重要思想武器，对党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本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视而不见，对本国政治经济的内在困境充耳不闻，脱离国情党情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最终丧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西方政客和理论精英们为此迫不及待地宣布社会主义即将整体败亡，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前有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撰写专著《大失败》，浓墨重彩地描绘“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光明前景；后有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直截了当地宣布西方自由主义已经不战而胜，由此引发了一场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大肆进行资本主义制度吹嘘和意识形态炫耀。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曾推断，20世纪后半叶是社会主义走向衰落的历史阶段，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将不复存在，布热津斯基曾非常自信地预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状况有任何关系。”这些论调都有意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确立下来并且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它绝非个别人主观意愿的产物，更不是历史的偶然性结果，其根基深植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

当年支撑布热津斯基和福山等人观点的主要现实依据，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的个案和特例。那段时间西方资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管控，使得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把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加以绝对化、神圣化和理想化，证明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摆脱和超越了与生俱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不协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扼杀和欺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和其他种种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病灶表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神，科技发展只是事物的表象，而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后果才是事物的本质。

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技术是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和动力源泉，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归根结底推动着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继之而来的则是新的科技革命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树立正确党史观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决议》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阶段，正处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来自国内国外的种种挑战和诸多压力，面对前进道路上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风险，党员干部要更加充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牢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切实掌握和自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把唯物史观的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还要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审视新问题、思考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好新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历史方位与矛盾转化、伟大梦想与伟大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确保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程不偏离航道、不迷失方向。

（编辑  宋斌斌）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是全球化的产物，一般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起来的跨企业网络组织，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销售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的分配。20世纪90年代之前，产业链条往往依据比较优势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形成。在这之后，跨国公司依赖强大的资源控制与整合能力、高技术实力及其背后的国家机器，逐步演进成为全球公司，形成了组织全球资源提供巨量终端产品的产业链，最终成为全球化价值链。

世界步入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新阶段

全球产业链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赖性，围绕产业链形成高效的供应链，支持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生产得以顺畅运行；而创新链则是保证最终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根本条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企业主要依据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决定其在价值分配中的地位。

以全球化水平很高的波音公司为例。上世纪50年代，波音707只有大约2%的零部件是在外国生产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波音公司决定走全球化道路。经过长达40年的奋斗，如今的波音尽收全球产业链之利。按照波音787初期生产价值计算，波音公司本身只负责生产大约10%——尾翼以及最后组装，其余的生产是由遍布于全球各地的40个合作伙伴来完成：飞机机翼是在日本生产，碳复合材料是在意大利和美国其他地方生产，起落架是在法国生产。数以万计的零部件，则由韩国、墨西哥、南非等国完成。波音公司通过牢牢把控产业链高端的设计、供应链、营销和品牌的管理环节，获取了整机产品90%的利润。

中国企业抓住经济全球化战略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强劲的制造能力和产品配套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日趋巩固。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基本处于产业链中下游，需要通过创新链迈向高端。

面对新冠疫情，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主导全球核心价值链的发达国家企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从需求端看，超过全球65%的终端需求是由价值链上游国家贡献的。从供给端看，超过全球50%的航空航天设备、光学医疗以及机械设备等出口，超过全球40%的电气设备、车辆以及塑料制品等出口，均是由美、德、中、日、韩等供应链上中游国家贡献的。中国由于成功抵御了疫情冲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为深陷疫情影响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工业产品。而其他供应链上中游国家，无不因供应链紊乱而深受其害。

目前，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实际影响尚难以定论，但重构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声音不绝于耳。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的企业家们不得不思考，面对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重构，企业将如何在变化调整中求得生存。

中国企业积极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新形势

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加入WTO的20多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巩固拓展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位置，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企业成长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市场力量。

2021年适逢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500强企业榜单20年，对照世界500强企业，可以从中国大企业的特点看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

一是入围门槛提高，发展势头强劲。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营业收入）由上年的360亿元提高到392亿元；营业收入合计9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43%；同期世界500强营业收入下降4.81%。面对疫情影响，一个增长，一个下降，表明中国大企业供应链产业链的韧性更强。 

二是利润实现正增长，发展质量持续提高。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利润总额6万亿元、净利润4.1万亿元，盈利水平整体好于世界500强和美国500强，同比分别增长7.8%、4.6%，同期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净利润分别大幅下降29.8%和20.0%。

三是“千亿俱乐部”扩容，影响力进一步增强。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222家，其中，有8家企业营业收入逾万亿元。

四是制造业企业数量增加、利润占比上升。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制造业企业达到249家，比上年增加11家，逆转了前两年制造业企业数量减少的态势；服务业176家，比上年减少5家；其他行业75家，比上年减少6家。同时，制造业利润占比上升、银行业利润占比有所下降。

五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上榜企业数量增加。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共涉及75个行业，传统行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上榜企业数量分别增加8家和6家，房屋建筑业和煤炭采掘及采选业分别减少10家和6家。

六是研发强度创历史新高，创新链持续增强。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费用投入共计1.3万亿元，增长21.5%，占当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的53.5%；研发强度为1.77%，创历史新高，也是研发强度20年来提高最快的一年。

企业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若干举措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夯实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微观基础。我国企业数量众多，已经积累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制造业企业群体，特别是还有一支宝贵的企业家队伍。要在新形势下，打通我国产业链条的断点堵点，补齐短板，锻造长板，争得发展先机。

一是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要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和面临的困难精准施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二是进一步完善创新驱动战略。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协同创新网络，协力解决共性技术问题，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联动效应，催生一批掌握新技术、拓展新业态、立足新产业的创新型企业。

三是进一步营造良好企业生态。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让“顶天立地”的领军企业与“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融通发展，在产业链重要节点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隐形冠军”，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四是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把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作为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核心要素。建立一套孵化、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更好调动广大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五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发挥企业作用，提升产业对外开放水平。坚定不移地坚持全球化进程，把握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让更多产业部门和企业加入全球市场体系。

（编辑  季节）

低碳转型发展是中国未来40年绿色发展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中美绿色基金主要是做绿色低碳投资的，绿色低碳投资的选择标准是投资项目要能够有利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水平，这是确定绿色低碳投资标准最主要的一个考虑。

强化碳减排的全球共识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大概有6种，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学术界基本的共识，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根据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1℃-6.4℃，导致海平面可能上升16.5-53.8厘米。如果真出现这种极端的局面，对人类来说可能会面临一些灾害性自然气候的影响。抑制气候变暖和强化碳减排已形成全球共识。

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灾害性气候现象，给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很多人认为与气候变暖的趋势是密切相关的。2021年观测到的现象是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强化，全球围绕气候变暖问题共识越来越强烈。在英国召开的格拉斯哥会议上，中美围绕碳减排问题形成了基本共识，这是十分难得的。

在本世纪将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国际社会围绕这一目标都在采取行动。

中国碳减排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过去的立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中国过去在碳减排方面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和压力，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生产大国，更是能源消费大国，毫无疑问也是碳排放大国。2020年年底评估测算出的碳排放总量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这在全球大概占了26%左右，也有测算说占了27%、28%。

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超过了中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了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无论是人均还是单位GDP的排放量，中国在全球的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的。现在，碳排放的总量还呈现增长的势头，过去5年中国平均每年碳排放的增速大约为1.25%。从碳排放的强度来说，过去10-15年，中国围绕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下降，做了持续的努力。

中国的五年规划把单位GDP的能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并认真加以实施，每个五年计划基本上都实现了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目前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约0.75kg/美元，约为美国的3倍、德国的4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高，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收入水平在全球人均收入水平排得比较靠后，所以人均能源消费量比较大。

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是美国的一半，但是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总量都还处在增长的状态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但是人均排放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再算上历史排放量的累积，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起来累积的排放量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承担的责任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要大，我们在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我们也有自己的道理可言。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会呈现一些共同的结构性的规律或者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碳达峰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一般是这些国家都会在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达到7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实现碳达峰。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其实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并没有完成。服务业约占整个GDP的产值的55%左右，城市化率按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结果是65%左右，我们离发达国家碳达峰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未来人口和经济活动会进一步向城市地区或者是向非农产业聚集，这个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2.7:1这样一个水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比城乡收入差距还要更大一点。如果再加上城市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城乡之间总体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在这么大的城乡差距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从整体来说是不可能的。未来中国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占比还会进一步增加，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能源的消费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来看，在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里面，煤炭占80%左右，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15%和5%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占比非常高，这是我国能源资源的自然禀赋决定的。以电力行业为例，现在煤电的比例高达60%以上，虽然有所下降，但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煤电的替代、煤炭的替代，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中国碳达峰和能源的关系密切，是由能源的结构决定的。从中国能源消费来看，人均能源消费还会呈现一个继续上升趋势。中国2020年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2.35吨标准煤。和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11吨标准煤；节能或者是能效水平最高的国家如日本、德国，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6吨。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消费行为的趋同，最终导致用能水平也会趋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之后，用能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我们有可能要向德国、日本这样国家的水平靠拢，人均的能源消费也应该由目前的3.6吨提高到6吨左右。但是，目前中国的能效水平大概只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的百分之六七十，我们和日本和德国还有30%～40%左右的差距。

所以，未来随着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或者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不断增加，除非能源的结构调整以绿能替代形成的碳减排效应，能够抵消能源消费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加的效应，否则我们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中国面临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压力，既来自于国内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因为老百姓越来越期待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气候环境，这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的需求层次的一种提高；也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种期盼。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2030年到2060年的“双碳”目标，反响强烈。对我们来说，双碳目标意味着非常广泛的经济社会变革，是涉及到各方面的一场深刻变革。

中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国虽然必须用更短的时间达到碳中和，但是我们拥有的技术条件比发达国家那个时候要好，比如说我们在绿色能源——像风能、光能这些领域，现在的技术条件比他们那个时候要好多了。随着绿色能源领域技术不断创新，不断推广利用，我们在碳达峰之后到碳中和的历程上，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从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碳排放的大户第一是能源，主要是电力部门，大概占了51%；第二是工业，大概占了28%左右；第三是交通运输。因为中国能源的自然禀赋高度依赖煤炭，能源部门在碳排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城市建筑相关的碳排放占了整个全国碳排放的49%左右，农业碳排放比例并不高。全球400亿吨的碳排放，农业大概是排放70亿吨左右，中国占比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农业排放的主要是温室气体，不是直接的二氧化碳，它主要是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1吨甲烷相当于8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效应，1吨一氧化二氮相当于大概256吨的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浓度非常高。所以农业里的畜牧业是不能忽视的碳排放的一个来源。

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中国碳减排的一个主战场，因为中国碳排放里城市占了接近80%，而且城市的经济、城市的人口各种各样的活动，实际上导致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城市的碳减排或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第一就是加大节能的力度，如果我们的能效水平提高达到日本和德国的水平，意味着我们的碳减排也可以达到相应的水平。在节能方面重点是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同时在工业、交通、建筑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居民生活领域，都要开展广泛深入的节能活动。因为节能的空间确实非常大。

第一，以建筑节能为例，如果我们拿同样的建筑空间和日本相比，中国同样面积的建筑空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日本高一倍。如果我们把建筑节能做得更好，中国的主要建筑物都在城市地区，它带来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的效应是非常大的。

第二，加大加快绿能的替代，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内陆核电、燃料电池、先进储能，特别是化学储能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包括和新能源相关的一些先进材料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利用，真正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我们过去的电力系统是以煤电为主的，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这些绿色低碳的电，就要成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力电源，这是能源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中国的风光电发电能力已经达到了3亿千瓦，名列全球第一，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时将超过12亿千瓦，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三，推进在绿电基础上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电气化和电动化进程。过去我们很多的动力来源都是通过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更快更高比例的绿电的替代，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电气化电动化，使过去高度依赖的靠化石燃料燃烧形成动力的结构发生变化，能够实现大范围的高比例的绿电替换，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电动化，中国可能就改变了工业革命、工业文明时期以化石燃料的燃烧形成动力的这样一种工业文明时代的能源特征，可能就真正构建一种具有生态文明时代的动力特征和能源结构。

我们要构建城市的低碳产业体系，因为中国的工业占整个碳排放的28%左右。在工业体系内部，比如建材钢铁、石化化工等领域是以化石燃料做原料的，今后这样一些产业都面临脱碳、减碳的过程。

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新技术，特别是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未来会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中美绿色基金非常关注合成生物学领域，通过用生物基材料来替代原有的化工原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现在的电动车如果不是建立在绿电机组上，还不能叫新能源车，只是电动车，因为可能它用的电都是用煤或者天然气发的电，其实都是有二氧化碳排放的。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源汽车，必须是绿电的电动车。日常生活相关的智能的家居体系改造，也将有利于节能和降碳。

第四，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要广泛推广碳中和理念，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社区，包括零碳建筑。在未来建筑的能源配置方面，可能形成广泛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加储能设施加智能微电网这样一种能源供应的体系。随着光伏发电的能源转换效率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储能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未来建筑特别是城市社区通过综合能源服务体系、智能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形成全新的建筑能源供应，是完全有可能的。要强化城市的生态空间和森林碳汇的建设，不断地强化生态空间的密度，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这样一种环境特别有利于城市森林碳汇的建设。

第五，要加大全社会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建设的步伐，包括强化城市生态和绿色空间的建设和保护。中国过去一直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在过去几十年里，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2%左右提高到23.2%这样一个水平。“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高到24.1%，这意味着未来5年要把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大概0.9个百分点，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来衡量，这差不多就是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小一点。我们国家全部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加起来可能是12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完成。要实现这样的森林生态建设，必须建立更加有效的生态价值的市场化的实现机制。

绿水青山是不会自动成为金山银山的，它需要有一个生态价值的市场化变现机制来实现。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很好的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森林建设生态恢复，今后需要不断强化。

城市要完善非步道、步行道和非机动车车道的体系。现在城市的机动车越来越多，在有些城市开始侵占步行道或自行车道的空间，这是不对的。从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出行方式角度来看，未来必须更多倡导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未来交通体系的建设要考虑对非机动车道空间的保护，对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是有效的，今后要强化。

智慧城市建设是绿色转型的根本出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未来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平台超级计算融为一体的智能技术，会越来越广泛深入融进城市运行的每一个角落，融进城市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大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和城市的能效水平，大大提高城市碳减排的力度。城市的智慧能源系统，例如分布式的能源系统（见图1），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完全智慧化的城市的能源，可以用作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一个低碳的系统，它完全基于自然能转化为主的新的能源体系，是一个分布式的加储能加智能微电网的运行体系，是一个智慧化的综合能源的服务网络，是一个多能互补的智能化的体系。

图1  分布式城市智慧能源系统

 

终端电动车在这里既是一个能源的终端，又是一个储能的设施。它在整个能源体系里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互动、能够互相调节的非常智慧化的系统，能源利用效率非常高，而且可以使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包括氢能来完全替代过去那种化石能源的供应体系。一旦实现，可以减少50%左右的碳排放，是非常具有减碳空间的一个重要领域。

今后智慧的交通和物流体系，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调运高效出行系统和物流系统，可以减少单位交通工具的里程，提高交通出行效率，可以减少交通工具的能耗，起到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智能化的城市经济体系，包括智能化的生产服务体系和消费服务体系。如果用智能技术对一个企业的生产流程、制造流程进行改造，其实花的投资并不多，但是它产生的节能效率会达到30%左右，而且这种投资的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估计用3-4年时间就可以收回全部的投资。

我们现在享受的一些配送、快递服务，其实背后都是有云平台、大数据支撑，因为这样一种配送不是乱配送的，它是有效率的，而且这种效率还会不断提高，因为智能化的水平还在进一步提高。

再就是城市的综合治理体系的智慧化建设。过去的城市治理都是分部门进行的，缺乏一个综合治理的概念。综合治理的概念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智慧化的水平还不够，各个部门都是自搞一套数字化的体系或智能化、信息化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缺乏一个顶层的设计。如果基于综合治理的理念来进行智慧化智能化的架构设计，可以大大提高城市综合治理的效率，也可以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

碳中合要采取有效的管理，今后围绕企业个人的碳足迹的计量，包括碳中合的治理、未来碳排放权的交易，一定是建立在基于数据、基于存储、基于计算、基于相互协调基础上的非常高效的智能系统。可以设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建立个人的碳账户，把碳账户形成的碳减排的积分和消费的终端结合起来，这样的积分实际上可以形成购买能力，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体系，可以激励人们更多地在生活中减排。

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未来一定是高度智能化的，所以智慧城市建设一定会融进城市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对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和颠覆性的影响。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推广技术、研发更好的技术。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就是其中之一。长江经济带所涉空间极为广阔，它跨越了11个省份，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4%，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了全国的40%。可以说，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国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有赖于长江这条巨龙的腾飞。

尽管上上下下高度重视，近些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效和成果，但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约束。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不仅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还要优化发展思路、创新方式。

长江经济带的主要特点不仅是地域广阔、地位重要，还在于内部发展不平衡、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尖锐。长江流域11个省份，分属东中西三个发展地带，涵盖了最为发达和最不发达的地区。尽管都面对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但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诉求迥然有别；生态环境问题多年积累、欠账较多。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问题，既关系到与加快发展的权衡，又涉及到与相关地区的协调。

无论是强化环境保护，还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发展，都需要各个地方的积极主动工作，发挥自觉能动性。同时也要看到，长江经济带发展中一些深层问题，各地区很难独善其身地得到解决。如何照顾不同地区的发展诉求，使地区的发展能量不至于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难以发挥？如何形成开放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适宜配置？如何实现标本兼治，全面形成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系？解决这些决定发展、保护的深层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各个地区的合作联动，只有合作联动才能推进长江经济带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各省份的合作联动也涉及方方面面，但推进合作联动需要突出重点，且应形成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推进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

长江经济带是一个战略叠加的区域，除涉及沪苏浙皖四省份的长江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涉及川渝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之外，还有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涉及长江经济带许多省份的发展战略。过去一段时期，中央曾颁布了一些重大区域发展文件和规划，也涉及长江经济带相关省份的部署安排，例如2020年5月中央下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1年7月下发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等。这些战略所涉及的重点地区不同，发展定位与要求也有差别，它们是各个地区行动的基本纲领和重要指南，影响重大。它们之间不能相互隔离、各自为战，各个地方也不能仅从实施单一的战略出发而各吹各调，否则就会因为战略差别形成战略分割，又因为战略分割加剧长江经济带的不平衡不协调状况，应当在推进全流域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下对接联通、协调实施。

在操作路径上，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一是统筹各项重大战略的基本要求，并结合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面对的重大任务，协调制定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年度工作实施方案；二是打通战略实施区域间的隔阻，实现各重大战略操作思路在地区间因地制宜地自主运用和相互借鉴，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三是鼓励重大战略实施的重点地区到其他地区联合设立功能平台，依此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同时带动合作地区加快发展。

推进城市群、都市圈的协同联动

城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而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既有利于城镇化加快发展，也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和城市病的滋生蔓延等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特别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长江经济带拥有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及一批都市圈，各自实力雄厚，辐射功能强大，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带动力量与坚实支撑。但要发挥其特殊功效，这些城市群和都市圈必须协同联动。如果各自唯我独尊、各行其是，则无益于全局发展，还会带来恶性竞争和资源的争夺，正所谓其利也显、其害也烈。城市群、都市圈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把推动其协同联动放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

在操作层面，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是推进制度性相互开放，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优化营商环境和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促进各城市群、都市圈的全面开放，实现规划、规则、规制的有机衔接；二是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配置、金融资本聚集等瓶颈环节和核心资源的合作与协调，合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促进城市群、都市圈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三是以各自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合作建设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物流中心和战略试验平台，多点多面支撑区域流域协调发展。此外，为加强城市群、都市圈协同联动，有必要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建立起适宜的组织协调机制。

推动沿带各地区重要领域的协同联动

推进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在重要领域的协同联动，既是尊重现实基础、基于各自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分工的重要举措，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整体提升的有效途径。应当从实际出发，视不同领域的性质或特点，进行一体、双边和多边分类推进，形成联动。

从全带一体建设的角度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间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体确立行为标准、一体开展实质性建设。

一是推进新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无论是6300公里的长江沿岸，还是20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空间，都应按照畅通、便捷、立体、智能、坚固的要求协同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未来发展，无论发达地区还是相对欠发达地区，都应该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二是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应以统一开放、公平公正、诚实信用为导向，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与规则，推动资源要素自主流动、优化配置，并持续推进营商环境的改善与优化。

三是生态环境联保联治。长江经济带是一个依水域相连的大生态系统，左右岸、干支流、上下游、陆水空紧密相接、无缝毗连，对其进行保护与治理必须联动开展、联手进行。近几年，各相关区域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主要还是单打独斗，全线的联动还比较少。地区各自为战不仅影响治理效果，甚至可能导致劳而无功、劳民伤财，需要统一标准、统一行动、统一监管。

四是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这涉及长江经济带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体现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可以分领域分步骤进行，循序渐进，可以实行两两合作或多方合作推进；应该统一建立标准，并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进行，特别是合力推进基础制度的建设。

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实行产业体系的统筹构建和产业发展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长江经济带发展当前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产业的重复建设。产业发展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而地区间的竞争直接体现为产业的竞争，导致产业的同构或重复建设。不过，产业结构与各地的自然环境、发展基础相关，很难实行全带一体化建设，要按照上述四个方面搞产业体系的统筹和一体化建设是有难度的。但这绝不是说对此难有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为了避免产业间的恶性竞争，努力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产业链，可以基于全局需要、考虑各地的发展实际，实行联动协同。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实施路径，是立足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进一步增强各地产业发展与自身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匹配度；同时通过区域联动，以园区、产业集群等为载体，一道发展那些共同需要的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

（编辑 尚鸣）

 

 

2021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多发等外生冲击增多的多重挑战，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民经济持续修复，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预计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供需增长面临的约束减少，增长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如果不再发生大规模疫情，我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左右。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2021年，虽然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保持稳定，“不急转弯”，没有出现疫后政策的集中退坡，但仍然有部分政策力度减弱或者退出，财政支出后置，专项债拨付延后，货币社会融资增速放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宏观调控的“跨周期”导向强于“逆周期”调节。

展望2022年，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有较为充裕的调控空间，且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部署来看，2022年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度靠前，财政支出要保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这一系列的政策部署将有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整体保持平稳

2021年投资增长总体呈现平稳态势，从三大类投资的情况来看，预计2022年投资增长的平稳态势仍将延续。

一是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较强。2021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总体呈现稳重微升的态势，展望2022年，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长将进一步提速。首先，2021年工业企业整体利润情况较好，从历史数据分析得出，企业利润增长和扩大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期，2021年的利润高增长有望成为2022年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基本支撑。其次是2021年各种原材料价格轮番大幅波动，企业扩大投资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很多企业因此取消或者推迟了扩大投资的计划。预计2022年原材料价格波动将会显著缩小，平稳的价格环境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第三是减税降费等一系列“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实施有望改善企业预期，成为企业扩大投资的催化剂。2021年，虽然疫后支持政策“不急转弯”，但包括减税降费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呈现力度减弱或退出，2022年在加大力度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刺激下，企业生产压力和预期将有所改善。第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的趋势仍将延续。在产业转型升级、新动力持续增长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这一趋势仍将延续，成为带动2022 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的重要动力。

二是房地产投资总体呈现缓中趋稳态势。2021年，在一系列政策影响和高基数的影响下，房地产投资总体呈现回落态势。当前在更好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情况下，房地产政策已经出现边际调整，有利于推动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和良性循环。预计2022年房地产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将有所改善，同时房地产企业对于“两集中”和“三线四档”的适应性也更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房地产企业的总体预期，有利于进一步促使房地产投资增长呈现缓中趋稳。

三是基建投资增速将显著加快。首先，是专项债支出进度加快。在2021年财政政策支出后置和2022年支出适度超前的政策效果叠加之下，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支撑效果将会集中显现。其次，从目前全国未来30天的天气预报情况来看，普遍预期中的极寒天气并未出现，这一方面有利于北方地区户外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开展，另一方面也减轻了项目所需的能源电力等的保障压力。第三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建投资适度超前”的总体政策基调下，各地项目开发和储备充裕，尤其是“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将会显现，预计2022全年基建投资将保持稳定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有望实现边际改善。疫后消费增长的缓慢复苏主要受制于线下聚集类、场景服务类消费未完全正常化，消费恢复情况差异跟各地疫情防控松紧关系密切相关，疫情压力小、防控好的地方消费恢复相对较好，反之相反。展望2022年，预计多方面因素将驱动消费增长较2021年边际改善。

一是居民收入和就业增长保持稳定。在疫情冲击之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目标，居民收入和就业平稳增长，这成为保障消费平稳增长的最基础的支撑。

二是居民消费倾向持续恢复。疫情冲击以来，受到预期回落和防控措施等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显著降低，最低点较疫情前降低了近五个百分点。但2021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总体好转，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修复，2021年三季度达到65.8%，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三是消费升级部分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并未改变，2021年文化办公类、体育娱乐用品等消费升级产品均保持快速增长，1-11月，二者增速分别达到20.2%和22.4%，较整体消费增长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四是疫情总体改善有利于聚集类消费改善。随着2022年疫苗接种更趋普及，预计疫情防控较2021年进一步改善，疫情对消费的制约进一步趋弱，线下消费场景恢复将进一步驱动消费增长有所回升。

总体来看，2022年消费增长将继续修复，总体增速将好于2021年。

出口增长仍将保持韧性。2021年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增速屡超预期，预计2022年几方面因素仍将支撑出口增长。

一是全球经济有望实现趋势增长。随着各国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和经济内生动能的修复，全球经济增长扩张态势有望延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均将实现持续修复。

二是全球经济恢复，结构矛盾仍将存在。疫情以来的海外供需恢复不同步，外部供需缺口拉大，目前这一现象并未因疫苗普及而出现实质性缓解，预计2022年供需缺口仍将存在，这也将继续拉动我国出口持续高景气，进而拉动中游相关工业制造业高增长。从疫情以来的时间发展线索来看，海外供需缺口带来抗疫类、在线办公设备类、地产后周期消费、电子、通用设备、文教体育用品等先后比较旺盛，驱动我国出口高增长的内部结构持续演变。

三是也存在掣肘出口增长的不利因素。首先，随着疫情有所缓解，新兴市场国家生产供给能力可能逐步修复，使我国对海外新兴经济体的供给替代效应可能有所减弱，部分转移至我国的订单或将有所回流，但回流幅度、节奏受制于供应链粘性等可能不会很大。其次，随着海外财政刺激措施边际走弱、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可能会使海外对我产品出口的需求边际走弱。综合预计，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会出现边际放缓，但总体增长仍具韧性。

工业增长总体保持平稳

2021年工业增长总体态势良好，预计四方面因素有望支撑2022年工业继续平稳增长。

一是外需链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供需缺口需要通过持续从中国进口来加以缓解，进而持续拉动我国相关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增长态势，并带动对中、上游制造业需求。从目前病毒最新变异的奥密克戎的影响和疫苗应对的有效性看，2022年海外疫情防控可能总体仍不容乐观，由此造成的海外供需恢复缺口可能仍将对我国中、上游相关制造业形成支撑。

二是消费增长的边际回升有望带动消费品制造业回暖。2022年，在居民收入稳定、消费倾向好转以及国内疫情防控边际改善有望带动线下消费改善的综合作用下，预计消费增长有所提速，进而拉动中下游消费品制造业有所回暖。同时，2022年投资增长总体将保持平稳，这有利于上游原材料行业和中游机械设备类行业保持稳定增长。

三是供给约束有望缓解。2021年，供给约束严重制约了工业增长，上游煤炭、电力等能源原材料短缺，中游包括芯片在内的关键零部件短缺，下游集装箱“一箱难求”，海运费暴涨，这些供给体系的短缺均对工业增长形成显著制约。当前，这些约束因素出现缓解迹象，在“保供”等一系列措施作用下，工业“有序用电”现象缓解，芯片产能逐步扩大，海运费波动中有所下行，预计2022年工业生产面临的供给约束将进一步缓解。

四是能耗双控对部分工业领域的影响预计有望较2021年有所减弱。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以及“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等表述均减轻对工业增长的影响，部分地区因缺少能耗指标，导致招商引资项目无法落地的情况将有所缓解。但是，补库存周期的结束和2021年工业高增长产生的高基数效应等也会对工业增速造成一定的影响。综合来看，2022年工业增长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服务业增长呈现持续回暖

疫情之前，服务业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工业增长，2020年疫情冲击后，服务业修复速度显著慢于工业，预计2022年服务业增长将呈现持续回暖。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受工业增长保持稳定拉动，物流、运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将同步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生活性服务业将有所提速。生活性服务业恢复缓慢是造成服务业整体恢复较慢的主要原因，预计2022年在疫情形势总体稳定、消费持续恢复等拉动下，生活性服务业的修复速度或将进一步加快。

三是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持续保持较高增速，2021年1-11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2.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7%。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动下，预计2022年现代服务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价格水平总体稳定

2021年，PPI指数涨幅持续走高，CPI指数涨幅稳定，预计2022年PPI指数涨幅回落，CPI指数涨幅走高，但总体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仍保持温和。受2021年生猪价格大幅下降影响，部分养殖户退出市场，从当前猪粮比、生猪存栏边际变动情况以及历史数据规律来看，预计2022年猪肉价格可能会呈现触底回升，因为2021年的超低基数，同比涨幅可能较大。其次，PPI指数涨幅向CPI传导。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2021年PPI涨幅向CPI指数的传导并不明显，但包括家电、日用品在内的多种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上涨显现，加之2022年消费增长逐步改善，预计PPI指数向CPI的传导将进一步现象。同时2021年CPI指数前低后高的走势导致2022年的高翘尾，在统计技术上进一步推高了CPI指数的涨幅。总体来看，预计2022年CPI指数上涨幅度将超过2021年，但全年涨幅仍会比较温和，整体会保持在3%以下的合理区间内。

二是PPI指数涨幅将较2021年明显回落。当前，大宗商品等生产资料价格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在全球疫情总体稳定假设下，供给情况将进一步好转，供需缺口收窄，加之全球货币政策总体收紧，流动性收缩，预计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大幅上行的动力有限。加之受2021年高基数的影响，预计2022年PPI指数涨幅将显著低于2021年。

（编辑  季节）

2021年7月30日，针对当前仍然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新政策思路。当下，“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无法适应我国新的发展条件，而从“逆周期”到“跨周期”，绝非仅仅是周期性宏观调控的转型，而是积极跳出周期思维的转变，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实践，使设计与调节落实于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治理之中。

 “逆周期”调控方式已不能适应我国当下阶段新的发展条件

自1992年以来，我国一直明确地采用“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1992-1997年期间，采用“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达成了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保持较低物价涨幅、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进入1998年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我国按照“逆周期”思路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在随后的年份中，我国一方面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开始启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一直到2003年均采用“一松一稳”协调配合，主要服务于扩大内需目标。2004年起，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协调配合持续至2007年，服务于保增长、防通胀的目标。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双松”协调配合了两年，完成了保增长的目标。从2010年到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再次回归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松一稳”协调配合调控，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稳物价和供给侧改革等目标。2018年，中美贸易战暴发后提出“六稳”、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又辅以“六保”的目标。总体观之，自1992年以来，“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实践轨迹逻辑为：双紧，一松一稳，双稳，双松，一松一稳。

传统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集中于保增长、稳增长、防通胀。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得以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有利条件，恰在于大环境保持着相对确定性。2018年后，中美贸易战、全球新冠疫情暴发，我国宏观经济层面面对严峻考验，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为我国“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提供了较大可能性与空间。

然而，时至今日，整体形势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诸多确定性条件几乎“一去不复返”，即大环境在较长时间段内都将处于不稳定之中，具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正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关口，应当认识到：国民经济结构性过剩（而非短缺）已是新常态的要素之一，中等收入群体尚在形成期，特殊的“焦虑感”问题和增长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小视，经济增长新动能仍在蓄力期，发展中地域、产业、行业等结构性问题还相当严峻。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已转为对高质量的追求下，国内发展条件发生很多变化，更多趋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随着全球化逆转，一些外部势力的去全球化与去中国化，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靡，而决策层适时启动的从“出口导向的大进大出战略”转为“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敦促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进行深刻转变。于是，纵观全局，传统的“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然不能充分适应我国当下新阶段的发展条件，而“跨周期”宏观调控方式将成为扩展的宏观调控与治理下新的表述。

“跨周期”宏观调控将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以优化结构支持发展后劲

从主流经济学原理的阐释看，政府宏观调控是以社会总需求管理为主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逆周期调节是其基本特征。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需求总是不足的，而政府调控将通过对需求总量逆向调节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在“熨平周期波动”的取向下推动社会实现宏观经济供需平衡。这种宏观调控方式发挥作用的主要时序特点，在于维持宏观经济的短中期平衡，通过逆周期手段连接，成为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状态的较低幅波动。

所谓逆周期的思路简明清晰：在经济低迷之时采取积极、宽松的措施进行刺激，而在经济过热之时采取消极、紧缩的措施实行降温，以此来实现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目标。“逆周期”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方式在短中期均衡中取得其效果后，推进到“跨周期”宏观调控思维，要进行“瞻前顾后”式的长期考虑，能够覆盖两个和两个以上周期的“扩展版”，以求更具预见性和连续性地优化宏观调控与治理。特别是2020年后，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以及疫情很难在短中期内得到完全抑制的紧迫局势，市场不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且更多存在着信息突变且不能及时传导的情况。那么此时，若还是按照传统宏观调控的逆周期思维方式来做调控，便会形成较明显的局限性。因为逆周期调控适应于相对确定性的环境，一旦进入不确定性很大的环境，政府的逆周期政策自身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把调控的眼界扩展到长期的跨周期的更纵深状态，从而更好把握短中期不甚清楚而长期看却可能窥其端倪的确定性因素，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

同时，短中期“逆周期”调控，基本是处理“快变量”型总量状态的需求管理，而在“跨周期”概念下，需要把调控与治理的注意力和发力点，更多放到长期的、“慢变量”型的结构状态的供给管理之上，以结构的优化支持整个发展过程更有“后劲”，更具有可持续性。

总之，“跨周期”宏观调控的实质是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的眼界而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在宏观调控中直面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以长期视野下的确定性对其加以对冲，并以针对“慢变量”的结构优化努力，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儿。

“跨周期”宏观调控设计和调节是优化国民经济宏观治理的“升级版”

“跨周期”宏观调控的思路和设计要领是置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长期视野下的整体布局，内在逻辑是更好地结合若干个短中期的需求管理过程于一个长期的结构优化过程中，在传统调控基础上打造更高水平宏观调控与治理的“升级版”。因而，在表述上，从原来的“管理”、“调控”升格为“治理”，具体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短期问题要纳入长期观察。就短期看，容易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利于解决根本问题，长期可能还要出问题，而“跨周期”调控绝非忽视短期问题，而恰恰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短期问题，视野要更为开阔，以是否利于长期高质量发展“着眼”，来判定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着手”。

第二，总量问题的分析和把握要紧密结合结构问题。虽然社会有效需求的短期宏观调控属于总量问题层面，但是，这一总量问题的“治标”表象下关联着深层矛盾与关键性“治本”的实质性结构性问题。“跨周期”宏观调控绝非可以忽视总量问题，恰是要一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另一方面扭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将总量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找出来、分析透、解决好，切实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缓解制约、疏通经络、内外兼修，消除堵点，培养元气。

第三，相机抉择要更为注重从预期引导入手。传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见事快”、“逆周期”根据现实景气判断在事后作出更关注短中期效果的调控动作；而“跨周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以前瞻预测引出“先手棋”、“稳预期”，是在事前作出的更关注长期效果的调控动作，并且未来以中长期预期引导的过程实现，这也是对于短期宏观经济而言更具“包容性”的调控动作。

 “跨周期”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需与相关政策互为基础、互为依托、互促发展。具体可从三方面考虑：

第一，经济指标是经济发展结果，“跨周期”宏观调控应避免本末倒置。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等经济指标，究其本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其真正的动能来源，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要“把激励搞对”而真正释放生产力。

第二，“跨周期”宏观调控是应对长期不确定性的预期思维。宏观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利用事后归因方法所作出的一种抽象总结，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引入确定性思维之后，是在对其沿着规律性轨道前行的一种揭示各项调控中宏观政策的可能轨迹，是基于确定性判断而对于扑朔迷离的非确定性的消解。与传统农业、工业社会相比，我们已然处于人类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内生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信息社会，需要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这一理论框架，掌握好“跨周期”全景纵深。

第三，“跨周期”宏观调控是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入手，为宏观经济运行注入确定性，从根本上改善行为预期。稳预期、引导预期将成为今后宏观政策组合的最重要功能，并依托于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来支持可持续发展，以长期着眼点支撑短期落脚点，以事前行为预期的有效引导结合事后归因基础上的相机抉择，以中短期和长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在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形成“为我所调，动态施控”的更多确定性。

（编辑  季节）

截至1月25日，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为2022年设定了经济增速目标，市场普遍预期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在5.5%左右。这对观察中国今年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经济学家余永定在1月2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的“全球经济形势与科技发展”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我国应该明显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同时执行更具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协调、配合。

                                                  ——编者按

   第一，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2021年，中国GDP增长速度是8.1%，如何看待这一增速？我们可以将2021年8.1%的增速同疫情前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一下。同比将涉及到基数问题，环比则不直接涉及基数问题。我们比较一下2019年和2021年各个季度的环比增速。2019年4个季度环比增长速度是1.6%、1.2%、1.3%、1.6%，相应的年化增长速度为6.6%、4.9%、5.3%和6.6%。而2021年4个季度的环比增长速度年化之后几乎都明显低于2019年（除第四季度）。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2021年的经济运行低于2019年的GDP增速6%。在假定不发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的经济增速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虽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但从产能利用、物价和就业水平等方面来看，多年来中国经济是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的。

第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甚至通货收缩状态。从2012年3月PPI（生产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都是负增长，直到2021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的CPI和PPI都是不高的，平均来说，CPI在过去10多年大概不超过2%。2021年下半年物价，特别是PPI上涨较快，但最新的数字显示，目前在CPI继续保持低水平，而PPI则已经开始回落。

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增长才是硬道理”。当然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

我们要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我们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增长，但100万亿元GDP就是100万亿元GDP，从价值层面看，所有GDP是同质的，否则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同一时期的GDP将无法比较。在产品和项目的层面，确实存在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问题，这样的经济活动可能根本不创造价值。如果这些经济活动的产品被计入了GDP，就说明我们的市场、监管和统计出了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一定要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

第三，经济学界在讨论是否应该争取获得较高的增速时，存在着一些方法论的错误。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较高的增速不现实。

什么是结构性问题？一些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简直可以把“结构”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从一些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资本市场欠发达，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占比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等等。可以说，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都在内，都被单子装进去，可以开得很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结构性因素肯定是要影响经济增长的，但无法解释特定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评论。

第一点，所谓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每年、每季度GDP增速，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在几十年中累积的影响可能很大。

第二点，结构性因素有多种多样，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讲，在给定的时期内，单个结构性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微小的。当然也有特例。如果把“外部冲击”归类于结构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点，有些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来讲，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很大程度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如果说这一因素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了1-2个百分点，则是缺乏根据的。

第四点，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因果链条。必须找到因果链条的各个环节，才能确认某个结构性因素对某个年度的GDP增速的具体影响。不仅如此，因果链条不是单一、直线的，诸多因果链条还会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直接影响年度、季度经济增速的因素，主要是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等。当经济增长主要受供给约束时，要分析决定当期供给的供给方因素。如果想证明某特定结构性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速只能是6%，那就需要把因果环节逐个列举出来。比如人口老龄化（用某种量化指标度量的老龄化程度）影响了A，A又影响了B，B又影响了C……最后作用到消费、投资、净出口。如果没有对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分析，是不能直接跳跃到中国经济增速只能是6%这样的结论的。

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开始，经济增速就一路下降，几乎每个季度都是下降的。如果从12%降到10%可以用结构性原因解释，但从10%降到9%，再降到8%……现在几乎向着5%的方向下降。是否可以用同一个因素（如老龄化）或同一组因素（如老龄化、环境恶化和规模效益递减）来解释这一现象？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导具体结果，逻辑上是错误的。总之，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解释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差别。

宏观经济关注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是要假定“结构性”因素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具体因素。例如，消费增速减少了，为什么减少了？同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倒推回去，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影响消费的可能性。

第四，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2020年年初，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发放政府补贴提振居民消费。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肯定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思路。但如果消费者的收入下降、对经济增长前景悲观，即便发了钱，居民可能也不会用，而是会把钱存起来。2020年，武汉解封之后，我们曾经预期消费可能出现“报复性增长”，但这个预期并没有实现。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受现实收入以及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并使居民有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实现消费增长应该比较困难。当然，对于因疫情冲击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低收入阶层必须提供救助。但这不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而是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第五，如何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最近中央提出“稳增长”非常及时。在目前的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但中国应该争取实现多高的增长速度呢？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算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再根据这种计算结果来决定GDP增长目标。我在过去很长时间也持有这种主张。但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速”是很难准确计算的。中国更是如此：模型过于依赖严格的假设，很多基本统计材料阙如。统计局还在“挤水分”、调整统计数字。其实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多年后再回头调整经济增速数字的例子并不鲜见。

我们在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曾经碰到过不少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因准确预测了某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或增长趋势而名闻天下。但实际上他们这辈子可能就预测对了一次。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要计算的，这种计算结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不能以这种计算为依据。

我特别赞成“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哲学：大方向清楚，但搞不清楚政策的具体的结果会是什么，不妨先试试看。这种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实是：有些决策者不懂经济学，但他们做经济管理工作比懂经济学的人做得好。你说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维持了40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在世界排名18，GDP总量不足日本的1/4，甚至低于荷兰那样的“蕞尔小国”。2010年我国GDP总量赶上日本，现在是日本的3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成功了就是好的。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社会科学院的，进去的第一天就听同事讲中国“货币超发”、要发生通货膨胀、要发生经济危机。大量“超发”的货币是“笼中之虎”，放出来不得了等等。我等“笼中老虎”出来等了40多年，头发都等白了。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像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希望的那样小心翼翼，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了。经济学不是一种确定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幸好当初政府没听经济学家的一些中规中矩的意见。如果听了，中国经济恐怕没有其后近40年的平均10%的增速了。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了不少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现在你再去读那些报告就会发现，这些报告的预测，大多同中国后来的实际发展相差甚远，有的可能还是“南辕北辙”。撰写报告的世行专家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世界太复杂、中国太复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太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非常谦卑、随时准备纠正错误的态度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

第六，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反之如果通货膨胀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争取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2019年，我提出保6%的主张，我认为6%是具有象征性的。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中国依然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在没有进行尝试之前就认定必须让经济增速降下来，是很值得商榷的。经济增速长期下滑会产生所谓“磁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经济增速下滑时间过长，就会出现再想快也快不起来的情况（工人长期失业难以重新就业、团队解散后难以重新组织）。听任经济增速下滑、听任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潜力就必然下降。

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没有暴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明显风险，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目前，市场对中国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已经明显减弱，但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心还是比较强烈的。我以为，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暴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了。2008年以来，每年有很多人预测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2012年我到纽交所交流，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溃、温州的地下金融要把中国的整个金融拖垮，还有“影子银行”等等问题。我们则向纽交所的人解释：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根本不可能使中国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例如，温州的地下金融的规模跟中国整个经济相比，实际上九牛一毛。我们应该关注它，不能无视它，但它不会造成你们所认为的那样的危机。

第七，增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上升，我们正在下降，增速的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从美国一些学者，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学者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能够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之上。

第八，建议决策部门还是应该为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都有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有明说。而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

第九，中国完全可以为2022年设定5.5%的增长目标。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经济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当然，计算过程不是能够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多次迭代。无论如何，最终是可以计算出一组最可能实现的、自洽的为实现GDP5.5%增速，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实现的增速。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在“四万亿”时期，2009年6月，基础设施投资累积同比增速高达50.7%。退出“四万亿”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路下跌，2012年2月进入负增长区间。2013年一度回升到20%以上之后，即又开始持续下跌。2021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4%，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该是逆周期的，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拖累GDP增速呢？这显然不能由所谓“结构性”因素来解释。

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 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经超前，没有更多项目可建了？并非如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宽广的概念，不但包括“铁公基”等老基建，而且还包含“新基建”，并且包括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即便是传统基建项目，我们依然存在巨大的补短板任务。2021年夏天，郑州一场大雨死亡失踪380人已经充分说明问题。

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努力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败是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的。

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习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是自废武功。不仅如此，由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房地产调控会导致相关投资增速下降，进而拖累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对冲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第十，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虽然2003年把房地产行业定为支柱产业是错误的，但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我们的金融管理部门长期处于两难地位。一旦发现房价增长过快，就会出台房价调控政策、相应退出原来的宽松政策；而当房价增速受到抑制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速，于是房价调控政策被搁置，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房价报复性反弹。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历了数个这样的房地产周期，我们货币政策的松紧，很大程度受制于维持房价稳定的政策意图。抑制房价上涨似乎变成了货币管理部门的主要政策目标，而稳物价、促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则退居从属地位。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过高、上升过快，不利于民生和经济长期发展。但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调节增长（就业）和通胀。抑制房价应主要应通过房产登记全国联网和税收等非货币政策手段解决。

房屋建设中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端住宅；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年轻人难以解决住房问题，房贷压力沉重。应该增加廉租房供给，健全房屋租赁市场，逐步消化三四线城市存量住房。

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要接受经验教训，避免突然改变政策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

第十一，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解决融资问题。2008-2009年投入四万亿元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应该主要通过政府发行国债、而不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目前我国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另一方面存在发行国债的较大空间。发行国债可能是中国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不二法门。发行国债导致利息率上升等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同时，扩大国债发行量对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发行国债的具体方式（如地方债应该如何发，是否把专项债改为一般公共债等问题）则可以进一步研究。

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偏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建议政府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政府无需过于拘泥于财政赤字率不应该超过3%的教条。3%的设定并无任何坚实的理论根据。经验证明，在许多情况下，降低赤字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速。而提高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就可能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1996-1997年日本紧缩财政的失败经验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财政扩张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第十二，2022年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一方面，企业的沉重利息负担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难以承受。中央银行不仅应该而且可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预期不佳，即便银行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同扩张性财政政策紧密配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国债市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第十三，由于通胀形势的恶化，美国在2022年将开始退出已经执行12年的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美联储政策调整将是渐进的，相信2022年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只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应该不会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第十四，关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市场似乎普遍认为应该是5.5%，对此我比较认同。一方面，我们毕竟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低于2019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们有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余地。但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要有条件的。一是项目储备足不足，因为事先没有预做准备，可能找不着项目。二是地方政府是否做好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否则难以承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总结2008年“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

对于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

（编辑  苏歌）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格力电器”）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际化家电企业。格力电器旗下的“格力”品牌空调，是中国空调业唯一的“世界名牌”产品，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立于1991年的格力电器，经历30余年的风雨，从一家默默无闻、年产量不足2万台的小厂，到1995年空调产销量全国第一，2012年成为国内首家凭借单一品类产品获得千亿营收的企业，如今成为掌握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的国际化公司。30余年来，格力电器在改革中成长，在创新中壮大，走出一条“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格力成功之路。

格力，改革开放的“硕果”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1985年珠海市政府决定发展北岭工业区，珠海经济特区工业发展总公司（格力电器前身）便应运而生，担负起发展工业特区、壮大珠海经济实力的使命，以贸促工，使工业、房地产、商贸“一体两翼”的产业结构在格力这片“土壤”中埋下了种子，世界知名品牌“格力空调”也在这里生根发芽。

严控质量，规范秩序，做“有温度”的企业

1991年的格力只有一条生产线，只会生产窗式空调，没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技术，只能通过购买空调散件组装为整机，再行销售。没有核心技术支持，产品质量问题频出，缺乏市场知名度，更难形成品牌效应。

1994年，时任总经理朱江洪不顾众人反对，对格力电器进行停产整顿。经过一系列整改，严格质量管理制度和相应的奖罚制度，格力再次恢复了生产。企业领导班子提出“出精品、创名牌、上规模、创世界一流水平”的口号，实施“精品战略”，出台了“总经理十二条禁令”，推行“零缺陷工程”。

企业建立了“两部一厂”质量管理体系，分别为：企业管理部——负责建立、监控和完善公司内部的综合管理体系以及供方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推行质量管理，不断提升公司及供方整体质量管理水平；筛选分厂——负责对公司所有外协外购件的入厂检测与试验，以确保任何零部件的质量都能够过关；质量控制部——负责对整个生产流程的质量检验、质量控制及整机可靠性试验。而后在1997年，格力再次提出“好空调，格力造”的口号，时刻对自身产品保持着苛刻的品质要求。

格力通过建立多方位的“品牌自制力”，让这个企业的品牌形象得以初步确立，“格力好品质”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加上形成了适合自身特点的产品销售方式，格力空调的产销量于1995年即跃居全国首位，“格力电器”于1996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质量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只有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才能赢得社会和消费者的信任，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05年，格力电器提出“没有售后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的要求，以“刀刃向内”的精神，对自身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打磨。升任格力集团董事长的董明珠提出并组织创建了格力独有的“T9管理体系”“D-CTFP质量创新驱动环”“PQAM完美质量保证模式”和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等质量管理措施，严抓质量源头控制和体系建设，为消费者提供“零缺陷、零售后”的高品质服务。2018年，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荣获中国质量领域最高奖——中国质量奖。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格力也成为一家“有温度”的企业。既不低价兜售劣质产品，也不肆意抬高售价，在1994年和1996年先后首创“淡季贴息返利”模式和“年终返利”模式，被业内沿用至今。2019年成为国际化企业的格力仍在使用这样的营销模式，以“真正低价”让消费者享受高品质服务。通过这样的“小舍”，格力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有温度”的企业形象，让企业最终收获了“大得”。

紧跟时代，勇于革新，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一棵大树的茁壮成长，是需要适时松土施肥的。格力能够走到如今的世界领先水平，与其紧跟时代潮流、敢于自我革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自1996年上市以后，格力电器为了激励股东，推动企业发展，实行10:10送红股的政策，使2000年格力电器的总股份从最初的7500万股升到53694万股。作为格力电器的第一大股东，珠海格力集团公司则从送红股前持有的4500万股升到27000万股，共计占总股比的50.28%，形成了“一股独大”的局面。

2005年，为了解决A股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全国进入“股权分置”改革阶段。格力电器也顺应国家号召，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东沟通与协商结果公告》，对格力电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主要包括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以及激励机制的推行。

2007年格力电器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第一大股东格力集团的股权占比被稀释，合并所持股份比例同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最终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4.41%。“一股独大”的局面得以改善，形成了一个相对制衡的股权结构。

公司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激励机制的推行。格力电器的激励措施是推出限制性股票，最开始主要集中在中高管理层，后来逐步延伸到业务骨干，再逐步延伸到控股的子公司；激励对象也从最开始的94人发展到1059人。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不仅让格力的员工增加了企业的认同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良好的激励机制不仅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也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同时也向外界传递了格力的实力和企业文化。

2014年，格力电器发布公告表示将试水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改革方案与国家提出的“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系”的要求完全契合，格力集团主动剥离非核心业务坚决主攻家电领域的举措对应了改革要求的“一主两辅”。

珠海市国资委2019年4月发布的“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转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票”的股权转让，最终珠海明骏受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份，成为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珠海明骏的引入将使格力集团的股权结构更加优化，更好地激发企业的活力，也为格力电器在多元化、国际化、数字化方面的发展带来诸多助力，为格力电器未来稳定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自主创新，树立中国自信

格力能够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始终坚持“掌握核心技术”的自我创新意识。

格力的自我创新意识源于2002年时任董事长朱江洪的一次经历。当时的格力向日本某企业购买压缩机技术，并表示愿意出高价。但日方企业表示该专利是多年投入研发的成果，再高的价格都不出售。这一次“闭门羹”促使格力提出“掌握核心科技”的战略，开启格力的科研之路。2002年公司设立了100万元科技进步奖，建立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技术研发体系，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国内外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发展，格力先后成立制冷技术研究院、机电技术研究院、家电技术研究院、自动化研究院与新能源环境技术研究院等15个研究院，自主培养出1.4万名研发人才，制定了“技术研发按需投入，不设上限”的相关规定。如今的格力已经完成了从“技术跟随者”到“技术引领者”的转变。

“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格力的梦想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在坚持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格力的先进技术也不断“走出去”，服务世界。2019年，格力向丹麦格兰富授权自主研发的3项新型无稀土磁阻电机专利技术。让格力技术走向国际的同时，中国自信、中国文化也在走向世界。

“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是没有灵魂的企业，一个没有精品的企业是丑陋的企业，一个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是没有脊梁的企业，一个没有脊梁的人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格力陈列馆墙上的“格言”，不仅仅是格力这一路科研创新的信仰和中国空调领军企业的骨气与意向，更是所有中国人能够自信前进且备受尊重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放的中国精神让“中国制造”获得了更多与世界接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也正是这种开放的精神，让中国制造逐渐摆脱“低质、廉价”的负面标签，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逐步收获属于自己的“中国自信”，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建立“自强体系”，培养中国力量

格力一直坚持自主培养人才，形成一套“选、育、用、留”的人才培养方案，大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自2014年格力组建培训部以来，对销售公司售后人员和企业内部员工进行整合培训，形成了“三级培训体系”：一级培训由格力培训部主导，二级培训由各单位主导，三级培训由具体的科室班组岗主导。“三级培训体系”使得所有员工都能根据自己岗位需要纳入培训体系当中，进一步整合了资源和力量，强化了格力对内对外的人才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格力优化了人才晋升制度，形成了一线员工培训发展“四部曲”：从社会人到合格一线员工，从一线员工成长为技能工，由技能工成长为多技能工，再成长到高技能工。只要是能者就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这样的晋升制度也让格力的每一位员工更加敬爱企业，更加努力拼搏。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格力不仅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晋升机制，对于人才的奖励更是毫不吝啬。2016年感恩节，宣布全员加薪1000元；2017年8月全员一次性发放高温补贴1000元；2018年年初，公司宣布全员每人平均加薪1000元；2019年，格力更是拨出500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金，用以激励对格力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格力既是人才的“获益人”，也是人才的“栽培者”，更希望成为中国企业人才管理的“模范家”。在经济转型、挑战风险并存的今天，格力希望用自主创新的实力、自我培养的人才、自强自信的品质，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党建引领企业创新

党建将引领企业走的更长更稳。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党建精神的领会不是口号，而转化到企业的管理、生产经营各方面的行动，让每一位领导人乃至每一位生产者、销售者都有所领悟，并且转化为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

2019年7月9日，格力建立“党员之家”，把主题定为“格物致知新思想，力行致远新时代”，旨在强调格力上下必须始终秉承格物致知、求真务实的态度，发扬知行合一、力行致远的实干精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力实施“一个核心、四大支柱”的发展战略，坚持自主创新和高质量要求，助力新时代珠海“二次创业”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格力集团党委将“党员之家”发展成为格力的创新阵地，将“展、学、用”相结合，积极组织员工到“党员之家”开展观摩学习、“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让广大员工在看、听、感、想中学习成长，更好地致力于创新创效，为企业增加新的动力，更好地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在防控新冠疫情的特殊战役中，格力再次发挥党建力量，按照“支部引领、党员先行”原则，以党组织为单位，组建了18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和10支党员突击队，迅速集结三批次共计139名员工报名参加市抗击疫情党员先锋队，奔赴各个社区一线，成为抗击疫情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彰显了格力党员队伍迎难而上、甘于奉献、顽强拼搏、能打硬仗的优良作风，为共筑疫情联防联控的坚强堡垒贡献力量。

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凝聚力

格力能够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与企业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成立30余年来，企业始终坚持以“实”为基础，“信”“廉”“新”“礼”并存为格力的核心价值观，以“忠诚、友善、勤奋、进取”为企业精神，以“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为务实的工作态度。

“信”是精心打造、严格把控自己的产品；是员工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具有可期待的发展前景；是消费者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提供可靠的产品；是股东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有满意的利益收入；是战略合作伙伴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

“廉”是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公司能够落实党的领导，在企业家的引领下，团结一致，共同为了企业的成长、行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而不断发展；员工之间能够友爱互助、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了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是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公司通过对于技术、管理、经营等多方面进行不断创新，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不断突破，用新技术、新方法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礼”是团结协作、尊重友好。公司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爱护员工的理念，建立“能者上、差者下”的人才培育制度；对于客户和合作伙伴尊重有礼、诚实守信；领导和上下属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区别待遇。

格力质量体系的打造体现了“信”，格力自主创新体现了“新”，格力党建工作的开展体现了“廉”，格力人才体系的建立体现了“礼”，四者犹如高楼大厦的根基，铸就了格力企业的发展，而高楼的核心“实”就是格力的企业责任感——那种脚踏实地的执着追求。格力的企业责任感体现在爱护消费者的质量严控上，体现在推动行业发展的标准制定上，更体现在扛起中国自信的自主创新上。

2014年、2016年、2018年，格力被授予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年度企业奖”，该奖项是中国互联网业界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奖，被视为衡量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尺。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责任的“义务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追求，但不是唯一追求，应该在合法追求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家精神助力公司持续发展

格力有两位著名的企业家：朱江洪和董明珠。他们既是格力这30余年风雨的见证人，也是格力这30余年荣耀的领路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营业收入，还能够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引领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1991年朱江洪创办格力电器，2001年起担任格力电器董事长，2012年退休，带领格力从小工厂发展成为家电行业的领头羊。

1991年董明珠进入格力做业务经理，1994年开始一路升迁，相继担任珠海格力电器经营部部长、副总经理、副董事长，2012年被任命为格力董事长至今。

格力的这两位企业家堪称中国家电业界的“黄金搭档”。在“朱董配”的时代，朱管生产，董抓营销，让格力电器从默默无闻的小空调厂，成为如今全球产量最大的空调企业。

朱江洪被称为是家电业最低调的董事长。但是，他却有一股自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硬气。不论是当初狠心关厂进行质量整顿，还是下定决心走上自主研发之路，都体现了这位企业家的“霸气”，低调但不懦弱。

不论从企业管理还是工作决策，董明珠都是果断刚绝。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的投入近乎疯狂，极度追求完美；对待下属甚至对待自己都黑白分明极度严苛。也许正是因为她拥有着理性、霸气、执着等性格特质，才能带领格力走到今天。

格力这种由内向外的“软能量”得益于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引领。不论是低调却硬气的朱江洪，还是刚强中透着柔情的董明珠，都是格力文化的塑造者，更是格力前行的引路人。“没有格力就没有我，是格力给了我舞台。反过来，没有我的‘舞姿’，别人也欣赏不到格力。”董明珠这句自信的话，也很好地反映了企业和企业家相互成就的关系。

格力，疫情时期的“守卫者”和“闯关者”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这给包括格力在内的大中小型企业带来了不少的压力。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格力电器实现营收20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9.70%；净利润为15.5亿元，同比下滑72.53%。如此巨大的营收差距，并没有阻止格力成为这场疫情中重要的“战斗先锋”。疫情期间，格力电器没有下调或者拖欠任何一名员工的工资。一个好的企业，在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的时候，要有能力保护员工。

此外，格力及旗下多家公司为各个疫情暴发地捐赠医疗物资及设备，并组织200多名安装工人形成“格力空调抢装先锋队”，利用三天三夜时间完成武汉雷神山医院的空调安装工作。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格力逐步有序恢复生产，斥资2000万元成立珠海格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加紧生产温度计、口罩生产设备、护目镜、杀病毒空气净化器、“风无界”空调等一系列抗击疫情产品，并且要求所有行政管理人员进入生产一线，勇挑抗疫重任，追求产品极致。这不仅是格力精神，更是中国力量。

特殊时期的新转机还是新危机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格力受到不小的冲击，公司全力应对挑战。在空调领域以外，董明珠表示格力将调整产品线，大力发展小家电产品，通过线上平台拓宽格力小家电产品的知名度。疫情期间，“格力董明珠店”的直播活动引起了不少的关注。虽然格力此前曾直言“坚持线下”，但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格力也先后开设网上商城、个人网店，不断加大线上营销力度，与庞大的线下实体店群结合，形成了线上线下互补的形式。

疫情紧张时期，空调行业终端市场的销售、安装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公司及上下游企业不能及时复工复产。此时格力选择了直播带货途径，为其在特殊时期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且开启全国直播巡演，使直播成为格力2021年的常态销售模式。但这却使助力格力壮大的分销商们“叫苦连天”。直播间低折扣的销售，堵住了他们通过分销赢取差价的收入来源，空调市场本身的利润空间也在下降，加上疫情的库存堆积，以及一些潜在市场的占领，使得很多分销商难以完成相应销售指标。

曾经的格力是通过“总部-分公司-代理商-零售商”构成的庞大销售网络登上“空调老大”的宝座，这种利用高毛利来支撑层层经销商的做法，显然已不合电商时代的要求。因此，销售渠道的转型对于格力势在必行。但是现如今的格力拥有上百万的经销商队伍，销售渠道的改革显然不是简单的事情。直接抛弃线下销售模式，不仅会让很多人面临失业，对格力本身也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如何平衡线上和线下的销售关系，是格力此次渠道改革的重中之重。

线上渠道已是潮流，格力必须走新零售模式。这次疫情对于格力销售渠道的变革到底是助一臂之力还是“赶鸭子上架”，还没有定论。但疫情也给格力电器一个外力、一个基点，去发现现行销售模式的短板所在，以帮助企业不断进行改革探索。

应对考验，格力一直在路上

2021年三季度，格力电器营收470.83亿元，同比下降16.5%。2021年以来，格力的股价下跌了近40%，市值排名跌落到美的和海尔之后，显示出格力正在面临巨大的考验：

首先，原材料成本上涨。家电制造的上游原材料铜、钢、塑料等大幅涨价且持续时间较长，关键零部件、芯片等缺货，企业只能通过提高成品价格对冲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影响，这必然进一步冲击销量。其次，外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家电行业自2019年起已进入存量竞争时代，行业发展空间已经很小；与家电行业高度相关的地产业也已进入慢速发展的阶段。因此，仅凭空调占领家电行业巨头的地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再次，竞争对手日益强劲。曾经独霸“空调老大”的格力电器，2020年被对手反超，竞争对手美的和海尔正处于良好增长势头中。另外，截至2021年上半年，格力的空调业务收入占格力电器总收入比例高达73.8%。虽然格力已经进入冰箱、洗衣机、小家电、新能源汽车、手机、智能装备、医疗设备等多个产业领域，但多元化布局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2022年，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格力电器，除了严重的业绩下滑以外，也将面临格力电器董事会换届，为格力效劳30余年的董明珠是否退休，接班人又会是谁，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格力虽然在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想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并不容易。目前，随着格力元老级员工的不断离职，同时具备优秀能力和团队力量的突出人选并不多。如何应对掌舵人后备力量不足，将是公司人才建设的关键目标。

格力还存在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治理结构优化。“格力等于董明珠，董明珠等于格力”这一说法似乎已被社会认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格力治理结构的不足。原本高瓴资本的入股应该使公司的股权结构更加合理化和多元化，但事实上，高瓴资本作为最大股东在董事会上长期缺位。

没有一家企业是绝对完美的。不可否认，格力电器依然是一家非常优秀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家企业的持续发展壮大，必须经历种种考验，相信经过蜕变后的格力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

（编辑 尚鸣）

进入新时代，我们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在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有之义，也是产业优化升级必须解决好的关键问题。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目标

从政策措施上看，既要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和调节作用，也要在创新体系、金融体系的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完善体制机制，培养良好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

   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必须掌握好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建设。苏联援建“156项”的基础上，我国工业战线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为其后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开国门，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快速壮大了我国的产业规模，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随着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逐步靠近技术前沿，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成长为世界第二，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在这一形势下，美国把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已掌握一定高端科技、有能力向国际产业链顶端攀升的龙头企业进行“斩首式”打压。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我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弱小，通过国际合作和参与国际分工，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打入国际市场，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进入新时代，我们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在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已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应有之义。只有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进一步畅通国内循环，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才能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挥出来；才能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位势和影响力。从而，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关键矛盾。

当前，我国在多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大装备的整机设计、制造、运行上已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和技术的自主。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造业部分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仪器仪表、计量设备和少数整机，仍然存在瓶颈和短板，甚至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特别是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仪器和计量设备、基础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渗透性，其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影响广泛，应是重点突破的领域。

这些瓶颈和短板的存在，既有历史积累不足的客观原因，也有国内循环不畅、体制机制不顺等现实原因。需要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精准地明确范围，并采用合理的策略加以推进。一是对于已经具备基本技术能力的短板产品，要畅通国内大循环，给予国内技术产品迭代升级的机会。二是对于存在技术短板的领域，通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现技术突破。三是在新的赛道上提前布局。　　

　　从解决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思路来看，一是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畅通国内循环给市场带来调动企业攻克关键技术的积极性。政府要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在科技攻关上提供支撑。二是将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与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应该由政府投入的领域，如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要加大投入力度并保持投入的集中和稳定，以产生积累性效果。与此同时，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引导、财税金融支持等方式，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起来，从而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提高财政投入产出比。三是将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提高内循环的效率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我国相关领域还不能替代国外技术和产品时，坚定不移地研发替代产品的同时，还是要购买国际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当我国具有相关技术和产品能力时，仍要开放竞争，将过去的垂直分工调整为水平分工，在各自都掌握技术体系的情况下，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来开展贸易。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政策措施

　　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目标，从政策措施上看，既要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引导调节作用，也要在创新体系、金融体系、人才政策、企业发展机制上加快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培养良好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在建立以我为主的国内体系的同时，还要用好用活国际市场和资源，进一步加快自主可控步伐，提高经济循环的效率。

　　一是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加强产业规划引导和部门协同，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制定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和实施路线图，建立有利于持续创新的基础能力体系和政策实施机制。通过实施首台套重大装备鼓励政策、关键基础设施加强国家安全管理，鼓励支持国产技术产品的应用。在重点行业，逐步建立供应链安全管理的制度，引导企业建立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方案，避免对单一供应商的过度依赖。生态环保产业和战略性产业，要直接推动国产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优先使用国产产品，为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早期市场。

　　二是建设基础雄厚、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对创新体系进行合理布局。在研发方向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个环节同步发力，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偏废，在当前，从过去偏重消化引进吸收集成转向重视原始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阶段，要重视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机构定位上，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遵循创新的规律，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科学合理的创新体系。具体而言，国家实验室和大学重点应放在基础研究上，行业机构提供共性技术研发，企业既要做产品开发，也要有一定的工程开发能力，能够和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对接起来。对于实力强大的企业，鼓励企业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延伸。在战略性领域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以政府持续稳定投入为主，解决相关领域的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问题。在重点行业建设工业技术研究院，采取政府、企业、市场共同投入机制，解决行业发展的共性技术供给问题。可以将现有央企中具有公共基础研究功能的大研究院所改造为面向行业的非营利机构，也可以新设相关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不直接生产产品，通过输出先进共性技术和为企业提供服务来实现滚动发展。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通过重大工程、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来牵引科技能力的提升。推动公共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和组织创新。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　　

　　三是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进行创新和科技攻关的激励力度。增强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的动力。在考核机制上将科技投入和产出作为创新性国企的重要考核内容。在人员任免上，对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国企，负责人的任用要强调专业化，主要负责人要保持相对稳定，并建立促进其长期投入和大胆创新的干部政策。在容错机制上，对创新难度较高的领域，不能急于求成，要对失败有一定的宽容度。充分激发并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鼓励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包括战略性产业创新上进行长期持续投入。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吸引有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和优秀领军人才的新兴市场主体进入，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各自优势、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政府在市场准入、研发支持、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应一视同仁。要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环境，让它们在竞争中夯实基础，降低制造成本，增强后劲。要优化产业组织，培育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培育制造业隐性冠军。在零部件领域，着力培育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研发能力的跨国龙头企业，为解决“卡脖子”技术和参与全球竞争打造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四是建立健全培养和激励科技人才政策。加快引进海外人才。鼓励海外科技人才回流，以包容和多元化的方式引进领军人才。同时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围绕核心技术和相关产业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的需要，大力加强高校教学工作，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大人才的激励，完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制度，通过推动国有科技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和明确国家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等方式激励创新。

　　五是完善高效协同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大银行信贷支持。继续坚持并做好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和银行贷款同步增长的政策，将各银行落实情况纳入宏观审慎管理（MPA）的框架并逐步提高权重。加大资本市场支持。发挥科创板、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为创新链的前端注入长期资本，拉长现有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和考核周期，允许社保基金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以适度的比例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拉长考核期。

六是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合作。要鼓励双向投资，既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来华投资，也要鼓励中国企业到国际上投资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对于我国有优势的领域，比如高铁、5G、新能源装备、动力电池等领域，鼓励企业“走出去”，抢占全球向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市场机会。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开放我国的基础研究，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加入，加强与非美国家的科技双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发挥我国市场大、产业化进展快的优势，提升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加强内外部政策的协调。按照WTO和国际通行规则来进行科技投入和产业培养。应对当前的补贴进行系统梳理，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购买者补贴上，不仅有利于和国际规则接轨，促进国际合作，也有利于提高我国资金补贴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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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这个概念是由中国学者厉以宁教授最早提出的。1991年，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厉教授使用了“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道德力量”这种提法。[1] 次年，他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第三次分配”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都存在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靠市场，第二次分配靠政府，第三次分配靠道德和信念的力量”。[2]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财政汲取能力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几乎完全无力进行二次分配。[3] 这可以看作是厉教授提出“三次分配”的时代背景。

“三次分配”一般被理解为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这与国外对慈善现象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同，而国外并没有“三次分配”的提法。

无论叫“三次分配”也罢，叫“慈善”也罢，它们都暗含一个前提与一个假设，即社会是分化的，存在富人与穷人；富人捐款，穷人受益。而这个前提与假设也带来一个疑问：如果富人在初次分配时都不愿意做到尽量公平，为什么会对三次分配感兴趣呢？在经济实体之内让初次分配公平一些，至少会增加内部凝聚力，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积极性，最终有利于该实体，而富人为什么会愿意在社会上参与对陌生人第三次分配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厉教授的说法：“第三次分配靠道德和信念的力量。”果真如此吗？

慈善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在传统社会，对慈善捐赠没有税收减免，那时的慈善可以被看作是基于道德。但即使在传统社会，道德也不是唯一解释，因为慈善至少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即它是富人身份的象征，它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游戏。慈善活动通常是一种高度排他性的专属社交，富人借此聚会，以示与普通老百姓区隔，且高人一等。哪怕把动机放在一边，其实传统慈善的力度非常小，适用范围也非常小，其再分配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

1929年，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英国顶级瓷器品牌玮致活（Wedgwood）的家族继承人乔赛亚·威治伍德五世（Josiah Wedgwood V）曾在查德·亨利·陶尼指导下写过一篇毕业论文，题为《继承经济学》。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这位豪门子弟得出的结论是，慈善捐赠对总体的收入分配影响甚微，只有政府通过税收与开支才能达到再分配的目的。[4]

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一大分别是，前者往往伴随着政府的减税等优惠政策，这使得道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变得更加模糊。身价上千亿美元的沃伦·巴菲特曾许诺死后捐出99%的财产，被人誉为“当今世界最慷慨的慈善家”。但他的儿子皮特•巴菲特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少数富人的所谓慈善行为与其说是大公无私地“回馈社会”，不如叫作“良心漂白”。它无助于消除社会中的贫困、不平等、不公正，只会使贫困、不平等、不公正永久化。用一只洗净的手捐出另一只肮脏的手掠夺来的财富，充其量只能让富人晚上睡个安稳觉，确保底层老百姓不会造反。[5]

为了考察现代慈善或三次分配的运作逻辑及其作用，我们可以剖析一下美国这只“麻雀”，因为美国常常将自己标榜为现代慈善的样板，中国也有人对美国样板顶礼膜拜。[6]从数据看（图1），美国的慈善捐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确实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比其他国家高得多。

                 图1  慈善捐款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16年

数据来源：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Gross Domestic Philanthropy: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GDP, Tax and Giving, 2016, https://www.cafonline.org/docs/default-source/about-us-policy-and-campaigns/gross-domestic-philanthropy-feb-2016.pdf.

 

美国富人为什么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降低与自己相关的各种税收，并千方百计地逃税、避税，[7]一方面还愿意进行慈善捐款呢？

首先，减免税是影响慈善捐款的非常重要因素。

自1917年以来，美国联邦所得税制度中就存在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允许从应税收入中扣除私人捐款的金额。因此，捐款得到的减税率等于纳税人应缴的边际税率。以美国顶尖富豪（人口中收入最高的0.01%）为例，他们慈善捐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在过去100年大起大落。在20世纪30年代后，他们变得好像越来越“慷慨”，到60年代达到巅峰；其后一路下滑，只是在90年代略有小幅回升。究其原因，他们捐款的“慷慨”程度与他们对应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率几乎完美同步（图2）。二战期间，美国把最高所得税率提升到90%。这时，这些富豪如果不捐款，也会有90%的收入需上缴国库，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把钱捐出去，既赚取美名，也没有损失多少收入，实在是一举两得。其后，随着边际税率下降，他们捐款的热情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当里根政府把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30%以下时，这些富人的捐款热情也降到谷底。由此可见，减税的刺激作用有多大。[8]

          图2  美国最富纳税人的有效边际税率与捐款力度，1917-2005年

数据来源：Gabrielle Fack and Camille Landais, eds., Charitable Giving and Tax Policy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0.

 

其次，捐款流向的可控性是影响慈善捐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20世纪40-60年代，伴随着美国超级富豪们的捐款力度不断提高，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数量也快速增加。富人将钱捐到自己控制的基金会，这部分钱财便很难与纯粹的家族资产区分开来。这些基金会可以向其创始人、他们的家人或朋友提供赠款，也可以捐给特定的政治人物或组织。那时接受美国税务局审计的基金会比重很低，为虚报捐款数额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情况下，捐款往往不过是富人将钱从左手倒到右手，还能少交一部分税款，基金会成为避税天堂。美国于1969年通过的《税收改革法案》填补了一些漏洞，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此前，美国每年新设立大约1300个基金会，此后每年新增基金会的数目骤降至300个以下，慈善捐款总额也在几年内下降30%。[9]

谈到慈善捐款，不少人的认识里有两大误区，亟需澄清。

第一个误区：越富的人捐款力度越大。

以个人计，富人捐款的数额是会比其他人多一些。但如果看捐款占各自收入的比重，就是另一种状况了。如图3所示，美国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纳税人，捐款占年收入的比重为8.4%。随着收入的提高，捐款力度不升反降，即使是年收入在50-1000万美元的富人，其捐款力度也比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人低得多。最后一个收入组的门槛是1000万美元，上不封顶，囊括了所有超级富翁，直到这里，捐款力度才赶上来，但仅比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人高不到1%。

            图3  美国纳税人的收入组与捐款力度，2017年

数据来源：Tax Policy Center, Briefing Book 2021, p. 338. https://www.taxpolicy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briefing-book/tpc_briefing_book_2021.pdf。

 

捐款可以免税，但低收入纳税人的捐款少、适用的税率较低，免税也减不了多少钱；高收入纳税人则不同，他们适用的税率较高，实际减税幅度相对大得多。换句话说，收入越高，捐款成本越低。图4告诉我们，对美国60%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他们每百美元的捐款基本上是实实在在的捐款；而对最富的1%人群而言，他们的实际捐款额只占他们声称捐款额的70%，中间的差额是他们的减税受益。2018年，美国联邦政府为慈善捐款减税总额高达541亿美元，其中56.4%（即305亿美元）进入了顶尖1%家庭的腰包。[10] 捐款成本比所有人低得多，但捐款力度却未必高，这才是美国富人捐款的真实状况。

                   图4  各收入组每百美元捐款的实际成本，2020年

数据来源：Tax Policy Center, Briefing Book 2021, p. 339.

 

第二个误区：慈善捐款主要让低收入人群受益。

实际上，从捐款的去向来看，美国慈善捐款的主要受益者并非是低收入群体。[11] 表1揭示：（1）按受益程度排序，教会与相关神职人员是最大赢家，他们获得了捐款总额的40%；再往后是与穷人没有多大关系的私立“教育”（18.2%）、“艺术”（9.1%）、“综合”（8.8%）、“健康”（8.7%）、“其他”（7.8%）；排在最末的才是与穷人相关的“满足基本需求”（7.5%），份额不足全部捐款的十分之一。（2）按捐款群体看，家庭年收入少于20万美元的两个收入组更倾向于为“满足基本需求”捐款（分别占这两个收入组捐款的10.4%与12.4%）；在他们之上，收入越高，为“满足基本需求”捐款的份额越低。在2005年全部19.03亿美元为“满足基本需求”的捐款中，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一共只捐了7.23亿美元，仅占他们捐款总额的5.8%与3.8%。这意味着，如果让私人决定捐款去向，受益者更多是中上阶层，很难实现“三次分配”帮助穷人的目的。

 

表1美国各收入组的捐款流向，2005年

家庭年收入	满足基本需求	宗教	综合	健康	教育	艺术	其它	总计
少于10万	9.34	59.96	7.7	3.06	2.69	1.01	6.16	89.92
	10.4%	66.7%	8.6%	3.4%	3.0%	1.1%	6.9%	100.0%
10-20万	2.46	11.39	2.16	1.12	1.14	0.44	1.17	19.88
	12.4%	57.3%	10.9%	5.6%	5.7%	2.2%	5.9%	100.0%
20-100万	5.3	21.01	10.19	4.81	29.15	13.57	7.45	91.48
	5.8%	23.0%	11.1%	5.3%	31.9%	14.8%	8.1%	100.0%
100万以上	1.93	8.64	2.06	12.97	12.94	7.88	4.85	51.27
	3.8%	16.9%	4.0%	25.3%	25.2%	15.4%	9.5%	100.0%
总计	19.03	101	22.11	21.96	45.92	22.9	19.63	252.55
	7.5%	40.0%	8.8%	8.7%	18.2%	9.1%	7.8%	100.0%

数据来源：Center on Philanthropy at Indiana University, Patterns of Household Charitable Giving by Income Group, 2005, Summer 2007, https://scholarworks.iupui.edu/handle/1805/5838.

 

陷入两个思想误区，就会对三次分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二次分配之外再加上一个三次分配，一定会使最终收入更加平等。一旦跳出两个思想误区，人们就会意识到，结局未必如此。作为三次分配标杆的美国很说明问题，它就清清楚楚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图5中的左图比较了四个典型国家三次分配的力度（最富有的10%人口的慈善捐款所占收入比重），右图比较了同样四国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我们看到，三次分配的力度与最终收入差距的大小成正比关系，即三次分配不但没在缩小不平等方面发挥作用，反倒是其力度越大，最终收入的差距也越大。三次分配力度最大的是美国，它也是最终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相反，三次分配力度最小的是丹麦，它也是最终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加拿大与法国则处于两极之间。

 

                           图5  三次分配力度与最终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左图Gabrielle Fack and Camille Landais, eds., Charitable Giving and Tax Policy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2；右图Frederick Solt,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1-v7,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hdl:1902.1/11992.

 

为什么在二次分配之外加上三次分配反倒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慈善捐款的减免税。如果不减免税，政府本可以拿这笔钱来增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减免税等于是降低政府二次分配的力度，把省下来的钱交由捐款者私人支配，而他们捐款的流向往往与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目标背道而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不是所有欧美国家都像美国那样对慈善捐款全额免税（Deduction）。有些欧美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只允许一定百分比的慈善捐款享受税收抵免（Tax Credit，如意大利是19%的捐款），还有几个欧洲国家（如芬兰、奥地利）对慈善捐款则完全没有任何减税刺激，[12] 这其中以最终收入平等著称的瑞典是最突出的例子。[13]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在其2020年出版的《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把对慈善的思想误区称之为“慈善幻象”（Philanthropic Illusion）：受益于税收减免的慈善捐款本应是公共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为二次分配助力，但却被从公共财政收入中剥离出来，变成由私人决定其用途的“三次分配”。皮凯蒂尖锐地指出，现行慈善捐款减税制度，实际上是让中下层阶级通过税收补贴富人的慈善偏好，让富人控制了公共物品的分配权。皮凯蒂特别提醒读者，这种幻象对穷国尤其危险，因为“富裕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最好的发展方式”。[14] 另一位学者干脆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种没收公共物品与凭借财富获得控制权的巧妙方式。[15]

我国慈善捐款不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0.03%；基于美国的教训，也没有必要通过税收减免人为催高。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三次分配充其量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中国无需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政策资源。

结论：远大目标与实现步骤

2021年，皮凯蒂出版了一本新书，其标题十分醒目《奔向社会主义：烽火世界随想录，2016-2021》。在题为《社会主义万岁》的序言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一个迷信市场机制的自由主义者，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学者，最后转变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不仅奋力打破“慈善幻象”，而且意识到仅仅依赖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也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初次分配，例如让员工代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参与式社会主义”。[16]

指导我们前进方向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理应做得更好，也可以做得更好。一方面，我们应坚定共产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应奔向共同富裕，因为它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不可跨越的必要步骤。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稳步推进。

根据本文分析的国际经验，在现阶段，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是二次分配，其重点是逐步加大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基本需求的公共支出，“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7] 与此同时，不应忽视零次分配的作用，要在社会政策上鼓励与支持家人、亲友、邻里、乡党间的互惠互助。中长期，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是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这就要求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导非公经济实体逐步调整所有者、管理者与普通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把非公经济变为名副其实的“民营”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将千千万万个经济实体内部的分配变得更加公平。至于三次分配，宣传公益精神足矣，毕竟它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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