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近年来,装备工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为国防安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我国...

422,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研究部门资深专家,召开了“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情况与对策座谈会”,共同分析行业态势,商讨解决之道。

到会的企业领导均来自国内装备领域的一流企业的董事长。他们有重型设备领域的一重(吴生富)、中信重工(任沁新);生产高端机床的沈阳机床(关锡友)、秦川机床(龙兴元)、济南二机床(张志刚);生产大型石化装置的沈鼓(苏永强),生产重型设备配套件的杭州齿轮公司(茅建荣)。

上述企业,都位于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要工业领域。多年来,他们怀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团结广大干部职工,一道苦练内功、锐意改革,不仅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增长了才干,而且大力投入技术研发,开发新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有的跻身行业领先地位。他们发展轨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国有企业的地位、潜力和运行特点的理解。我们将对有关企业进行系列报道。

3年来,我国工业处于下行通道。今年1季度,工业经济无论环比还是同比均创近年来的新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装备工业备感压力,据反映,一些大路产品的价格和3年前相比已经“腰斩”,情况之严峻可见一斑。

装备工业是为各经济部门提供“工具”的行业,在我国工业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这个行业的特点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力密集,子行业多、服务面广、产业链长且关联度高、相互替代性弱。我国装备工业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很高,国有、民营、外资合资企业三分天下,互有长短,属于充分竞争性行业。

装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对整体经济增速敏感。由于它的增长取决于投资需求的增长,而经济的高涨和低迷都极大地影响投资者的预期,这样装备工业就有所谓“加速效应”,它的增幅波动总是大于整体经济的波动幅度。经济处于低迷时,装备工业界的“供大于求、过度竞争”现象尤其明显。进一步说,我国的装备市场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当今全球经济萧条时期,很多跨国装备企业从自己的生存考虑,依仗自己强大的技术能力和跨国营销能力,加强了在华的布局,这使得本国装备企业的竞争压力倍增。

这是不是说,我们要听任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在“优胜劣汰”法则中自生自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装备制造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学到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部分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未来产业升级的阵地、也是国防安全所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处理好竞争性和战略性的关系,是我们装备制造业政策思路的关键。

装备工业是工业体系的核心,综合国力的根基。发达国家(或称工业化国家)通常都是装备制造领域的强国,他们在这一领域处于技术进步的引领地位,有很强的品牌效应,这是西方之所以能保持全球产业链顶端地位的根本。任何大国也不会放弃对本国核心装备企业的控制和关照。不可能想象美国会放弃通用、德国会放弃西门子、日本会放弃三菱等等。而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上世界强国,也必须在装备制造领域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

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时,就高度重视发展装备工业,因而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由于我国工业底子薄,加之体制机制的束缚,技术研发和产品更新能力差。改革开放以来,以国有企业为主题的装备制造企业经过大量淘汰,至今仍处于国有系列的各子行业骨干企业,已经过了“脱胎换骨”的竞争锤炼,并在管理经验水平、技术研发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本世纪初“黄金10年”中,一大批各行业骨干企业抓住机遇,升级拓展,打造出不少国际一流产品,生产条件有较大改观,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涌现出众多世界第一。有些企业适时启动经营模式转型,在实现机械和电子通讯技术结合的基础上,发展了成套装置设计能力并大力开展终端客户服务业务,有效地增强了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但另一方面,因不同行业情况各异,很多企业并未及时实现有效转型。一旦市场出现“断崖式”跌落,这些企业背负的成本和产能压力便愈显沉重。

综合到会企业领导人反映的情况,目前国内装备企业面临市场环境是严峻的。一方面,行业“供大于需”矛盾尖锐,价格竞争激烈,一些具有实力的国际巨头企业甚至使出亏本倾销的手段,装备产品价格的下跌速度大于原料降价速度。另一方面,从企业经营成本看,国内资本类市场畸形发展、银行利率高,使得贷款难、贷款贵的矛盾不得缓解;工资水平上涨,国企税负过高,地方税费加码。两边挤压,许多企业处于困境已是不争的现实。

同时还有一个值得高度正视的现象。位于国际竞争一线的企业家们反映:美欧数年来实施的“制造业回归”方针,在一系列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已经开始初见成效。当西方已经意识到实体经济----制造业的重要时,我们不能放松工业现代化的努力,不能片面强调“虚拟经济”的作用。

当前,国内投资市场的低迷并非绝对量的萎缩,装备工业应该还有不少市场机会。但是当前国际装备业巨头加紧在华布局竞争,“国内用户偏向进口装备”、“国产首台首套装备没人用”的老问题就尖锐地凸显出来。这就再次提出了一个讨论多年的老问题:是否要明确“政府采购优先考虑本国装备”政策、是否要对以装备为核心的制造业骨干企业以各方面的政策支持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重点骨干企业,不能任其在低迷的市场环境、白热化的竞争中倒下。从长远看,要敦促和支持他们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眼前要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给以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习近平同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这是拉动内需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城乡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

430日,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第22次学习时发表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430讲话)。616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天津市蓟县召开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研讨会。中宣部原部长王忍之、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有关专家张木生、忽培元、高梁、郑一民、李昌平、朱启臻、周立、董筱丹等21人,在一起交流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的体会,并就当前城乡关系和农村农业方面的实际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从总体把握习近平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

到会专家们指出,我们党和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逐步缩小乃至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思想、关于实行土地社会所有、组织农民合作通向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以及在当代条件下的实践和探索。同时也参考借鉴了先行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习近平同志在430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习近平同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他指出,要把工农、城乡作为整体,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形成双轮驱动。

专家们表示,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观点,包括此前一系列有关“三农”问题的讲话所表述的意见,是出自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凝练,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关于城乡统筹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全面发展,也包含对我们工作中一些失误的纠偏。这个讲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十分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正视当前城乡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专家们指出,19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城乡经济交流,推动了全国的改革。30多年来,我国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民、农业、农村的各种问题也在积累。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比较优势下降,以及二元体制的束缚,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大。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种全会决议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在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一体化”指导思想。近些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免除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补,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新农合、农村低保和养老保障制度,实现电、水、路、宽带等“五通”,以及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等等,为此国家每年投入近万亿元,多数农民是满意的。

在城乡间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农民收入总量提高的同时,农村社会和城乡关系的其他问题在继续积累。

第一,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经济衰落,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民办教育、信贷服务以及水利交通设施的建设维护等,也逐步消亡。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曾经是东部地区农村经济支柱,为本乡村成员平等地提供了各项公共服务事业,1990年代末在私有化大潮中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乡村贫富分化加剧,“先富带后富”少之又少;基层党政机构涣散,农村社会再度趋向原子化、宗族化。

第二,近20年,随着工业的起飞,城镇化加速发展,同时造就了“农民大规模进城转入非农就业”和“农地大规模转入城建”两大趋势。

农民大规模进城带来的问题:(1)保留承包地使用权的农民进城,导致耕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市场关系进入土地领域,农地关系大变动,派生出耕地经营权的多种流转形式(转包、租赁、入股、抵押等),导致土地关系的不确定性,隐含着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侵蚀;(2)青壮年大都出门打工,农业成为副业(务农收入平均仅占农民收入的1/3);农村留守老年儿童成为普遍社会问题。(3)受“二元体制”的限制,进城的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和市民不对等,城里落不下,乡村回不去。

从积极方面看,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人地比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正视确保农民土地权益、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保证基本农田等问题。

农地大规模“农转非”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各地政府以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强制性“土地流转”为抓手,大规模投资建城的“城镇化”。因工业和城市快速扩张对土地的渴求,和我国耕地紧张之间的尖锐矛盾,各地方政府纷纷采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式绕过耕地红线,将散处广大村庄的建设用地(宅基地)集中,用于城市扩建;“农转非”的土地增值收益遂成为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受阻,政府愈益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拉动(2009-2011年此两类投资增速达到20%-30%),大拆大建之风日盛。这又引致原材料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扭曲。

没有工业支撑的城市扩张,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然导致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猛增、金融风险增大。据权威机构数据,前几年我国每年住宅开工1200-1300万套,现在建城镇住宅已达4500万套,预测未来10年每年新增住宅需求不超过1000万套,房地产扩张空间十分有限。很多二、三线城市新建成住宅已过剩,“鬼城”越来越多。这种“城镇化大跃进”的代价,将要由后面几代人偿付。

也有专家指出:大拆大建风,使很多地方变成百城一面、千镇万村一面。一些新城大建罗马柱广场、西洋楼,崇尚西方口味;自然村大量消失(1998-2008年全国自然村从360万个减至270万个),田园风光被破坏,村庄有如兵营。农民“上楼”造成生产生活不便。在一些地区,大量农民进城无事可做,给社会安定带来隐患。同时,也导致农村社会瓦解,乡村文化和历史风貌受到破坏,体现传统文化建筑(庙堂)被拆,群众失去陶冶精神的场所,西方传教者乘虚而入,群众被天主教、耶稣教拉走,教民迅速增加。

端正统筹城乡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认识

专家们认为,出现上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把“市场决定”和“美国经验”盲目套用于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上来。比如:

照搬经济发展-城镇化率相关性的“国际标准”,将加速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新增长点”,甚至提出“消灭农村”。这种思想影响到各省区发展规划,例如某省计划“5年内拆掉1/3乡村”。

极力推进耕地私有化、以便利土地的集中、私人资本的非农投资。

反对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理,主张放开“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取消对农业的补贴,只需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进口低价粮食,即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城镇化不能将农村“化”掉

到会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思路决不能以西方农业模式为范本。西方大农业模式的实质,是政府和资本结盟剥夺小农、在农业推行资本主义工厂化。后发展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用城市化把农村淹没,如南美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90%,结果形成庞大的贫民窟,造成严重贫富差别和社会问题。西化分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了长期的失败国家。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20%,耕地仅占全球7%。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等于美国的1/367,假设未来95%的劳动力进城,农村劳均耕地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67

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观,都不允许我们照搬资本主义城市化模式。我国工业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没有被吸纳到现代产业中就业。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城市化,结果产生的是几亿流民、而不是城市市民。

要立足经济社会全局,通盘考虑中国的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的动态关系。乡村是我们化解经济社会危机的缓冲地带。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和后工业化国家,城市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多少稳固的就业机会,至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农村现行基本制度,为那些在城市留不住或不想留下的农民,保留一块基本的生活居住空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后立足点。

要端正对农业的认识,不能陷入“惟市场化”误区

有专家指出:粮食(农产品)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事关社会安全,是准公共产品。粮食安全政策要求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和买得起足够的粮食(农产品),需要保持相对低价。这就是“市场失灵”。

要认识到: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是弱势产业,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包括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最成功的农业也需要大量补贴,无一例外。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世界,他们是把粮食当做战略产业看待。

我们有必要调整农业结构、改革补贴机制,用好财政资金。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必须端住自己的饭碗。我国进口农产品已相当于9亿亩土地的产量。保护18亿亩耕地底线和13亿人的粮食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全局。

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也不是严格意义的个人财产(国家对土地用途有严格法令,对农业生产实施干预);农业不能作为个人发财手段。农业领域的“惟市场观”的错误在于把农产品当成了一般商品。

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的私有化、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社会化永续利用才是正途。

专家们回顾了66年来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没有停止过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探索,一定不要否定我们的历史。建国初经过土改和合作化、公社化,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历史性的创举。它支持我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起步,在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动员了经济剩余,把积累率提高到20%以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30年内,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体系,在广大农村建成3.6万座中小型水库及种种基础设施,为此后的经济起飞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基础。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也为亿万农民提供了“耕者有其田”的最后保障,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的两次历史性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付出过沉重代价,但不能抹煞它的开创性意义。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农村改革必须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以农户为基础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决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如回到私有化小农的分散经营,必然加剧两极分化和土地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实现“二次飞跃”

专家们指出:当前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大户、鼓励公司(资本)下乡发展农业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但前提是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坚持耕者有其田,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农村改革初期提出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联产承包、家庭为基础的联产责任制”应该坚持。

也有专家指出:提高农业效率不仅要竞争,互助合作机制也须臾不可缺。现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实际上只完成了1/3。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实行的“综合农协”制,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限制资本下乡,保证村社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和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这样的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最后的前景应该是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重塑农村共同体,自主参加城市化、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现在应该是认真研究实施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集体合作“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历史证明,乡村是我国化解整体经济危机的稳定器,但前提是有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依托。我们不仅需要“激励型”体制改革,也需要进行“包容性”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使得农村可以用较低成本发挥社会治理与维护稳定的作用。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措施的一些建议

从规划布局、要素配置到公共服务全面协调城乡发展

统筹规划城市化发展。城市群与产业群相结合,与中小企业相结合;促进大城市和广大中小城镇均衡发展。城镇化决不能搞大跃进,不许强迫命令。纠正在城镇化口号下片面发展大城市的攀比。

纠正土地“农转非”扭曲因素,合理配置城乡土地资源。取消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重建地方主体税种----房地产税。挤出住宅投资的投机因素,纠正土地资源盲目开发、扭曲配置的基础。这应该是城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必要措施。农村建设用地的余量和新开发的土地,可以用于加强集体经济,产权落实到户,让农民成为股东;与城市建用地同权同股同价,把它证券化,地票可以上市、也可以退市。

规范农地确权和流转。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委托推进农民住房抵押权、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试点。稳妥推进农地确权、所有经营承包三权分置、土地流转,规范土地用途管制。对公司下乡、农业大户要制定政策,进行规范管理。

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进广袤的农村。让农村享有公平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基本建设等公共产品。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消费,现在需要将消费放到首位,消费首先要加大公共消费,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

发达城市不仅为本地、也要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的支援)。要组织有效的竞争,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双赢。只有中国政府有这个能力。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殖收益;允许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向农村建设投资。统筹配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整合城乡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统筹城乡低保,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促使基本国民待遇均等化,方便人们自主选择就业与迁徙。

将过剩产能用于解决进城农民工住房。城市政府(不含超大城市)提供廉价城市土地、购买低价的钢铁建材建设廉租房,可把它证券化,借、租、卖给不能回到农村的青年;将来他们在城市立足后可以退券还钱。这样给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腾出时间和空间。

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推进新型合作化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各类农村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探索新型合作组织:对农村保存下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合作组织要鼓励,对多年坚持乡村基层建设工作的优秀专家要切实给予支持。专家们特别提到中国乡村建设院李昌平主持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创举:通过村社内置金融为纽带,解决农村社区组织涣散、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支持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提高农民收入;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落实了双层经营体制,坚持了共同富裕方向。同时保留了绿水青山,让农村更像农村,成为城市人越来越羡慕的农村。这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城镇化大趋势中的新农村建设探索

李昌平提出:设想未来几十年农民不断进城,我国农村的前景大体是136的格局。

10%的村庄将进入城市。他们的土地增值收益比较大,只要农民抱团进入城市,日子会过得很好,否则收入就会分化。

60%的村庄会逐步空心化。这部分村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城市化趋势、构建新型农业主体和农业现代化的模式,而不是新村建设。有两个选择,(1)资本下乡圈地,(2)把农民组织起来,参照日本台湾农协的形式搞农业合作经营。合作经营更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

30%的村庄人口不会减少。这类村庄将会发展成中心村(镇),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要适应在我国已经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这些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根据本地特点定位(自然,区位,文化),可发展特色产业、特色品牌、特色品位、特色家园,例如民俗、采摘、古村旅游、养老服务等,把农业变成服务业的一部分。再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带来农业、加工、流通业态的改变,拉长农业产业链。随着食品安全受到重视,食物本地化运动将会兴起,农产品流通半径将会缩小。生态文明的兴起给农村带来发展动力。这样的村子500年都不会落后。不久的将来,中国大概有4-5亿老人,让他们在这里过“半农半X”生活,更符合人本性的需要,可能比大城市群更有吸引力。一些地方在新村建设中往往靠领导主观意志决策,结果建了很多的“鬼村”,实在劳民伤财。

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

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央已决定每年选派40万名大学毕业生到村级任职,这是改变基层党政组织的重要举措。没有有效的基层党政组织,或者基层行政事务被少数大户操控,则国家财政的公共服务投入就找不到地方代表、被少数“精英”截留俘获;甚至土地台账管理和各项数据统计也无法准确,更不用说对耕地的保护;中央的支农政策也难以落实到每个农民。鉴于我们的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已久,这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有专家建议,中国两千多个县,县委班子是国家稳定的根基。要加强干部的培训,可考虑选拔几百名优秀的县级领导,到中央培训后派到关键县任职,赋予县域建设任务。

要从战略高度理解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既具有长期发展战略安排的考量,也符合近期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拉动内需增长、为经济结构调整争取时间的政策考量,也是出于对当前城乡关系发展的具体问题的考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思想,和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到会专家认为,中国农民曾经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民族振兴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了初期工业建设所需大部分积累(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不断提供资金支援农业)。而当前,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高度不平衡。特别是还有7000多万人口的贫困农村地区。习近平同志说,全面实现小康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近他在考察贵州时也对农村扶贫给予高度关注。我们离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只有5年时间,任务十分紧迫。我国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完全有条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讲话,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坚定不移地把“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从而逐渐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联通化、居民收入均衡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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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高梁

2015-04-02 13:13:56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十八大文件也明确了这一精神。 ...

31日下午,由中信改革和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经济导刊发起的“中信学人茶叙”,举办了“没有健康哪有小康——全面深化中国医改”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的李玲教授主持。多名医改专家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参会,对医疗体制和医改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2009年是我国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时点。中央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人民健康权益、建设基本制度为关键词成为新一轮医改开端。

6年的医改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群众看病难(特别在大城市)、看病贵仍是不争的事实,医患矛盾也没见好转。“两会”期间,医改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大众的的意见是检验医疗改革的第一标准。那么,我们医疗卫生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

一些媒体追热点,片面放大了“社会办医、转诊”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要关注,但不可忽视医疗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可忽视建设医疗制度体系这一基础工作。医改的本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简单沿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市场化思维,在医疗领域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专家认为:要遵循正确的原则,不能把已经定下来的好的改革框架置之不顾,盲目追风。要总结经验、找出现有体制的症结,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下决心革除弊端。

SARS的警示:唯市场的医改基本不成功

2003516日,大批抗“非典”物资运往小汤山医院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的契机。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这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卫生的特点:尽力扩大医疗服务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实行了“单位福利制”。随着时间推移,其中的大锅饭、养懒人等弊病也日益显现。

改革开放初,在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创收、职工收入和绩效挂钩等措施。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

公立医院的实行创收机制,使它走进了一个怪圈。医院只认钱不认人、看病贵、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反映强烈,政府压力也很大。

“非典”之后,根据医疗系统的调查:当时城市医保覆盖率只有20%,农村参加社会医保的人不到5%,医疗服务的满足程度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和财力。全国患病的人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提早出院。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和“高精尖”领域;公立医院给病人多开药、多检查,浪费医疗资源,增加人民经济负担,追求收益最大化。

此时,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关注民生。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激烈的争论。目前医疗体制的问题,是市场机制不够吗?由此,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性,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

2006年,中央形成了基本意见。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这一精神也体现在十八文件中。2009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重申了十七大文件的精神;并就医改的各个主要方面,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划。

2009以来医改的成就和缺陷

患者到药房取药

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包含五个方面: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药品保障供应体系,以及监管体系。俗称“医保、医院、医药”。

专家们指出,几年来医改取得了明显成就,但医改的五项制度建设仍面临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些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继续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的任务还很艰巨。

医改取得了明显成绩

医保基本实现全覆盖。这些年,医保筹资水平、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正规社会医保覆盖面约10%200515%左右。现在,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覆盖了99%的人群。10年内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创造了奇迹。虽然保障水平还不高,运行中还存在问题。

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很快。我们接受了“非典”教训,注重预防为主。各级政府相继投入资金,多年没有落实的城乡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起来了,解决了“有无”问题。政府每年为13亿人每人平均提供40元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包括若干种免费服务项目,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病的监测、农村免费体检等。现在的问题,一是管理没跟上,跑冒滴漏多。账目水分大,有些机构拿了钱造假报销;二是服务还不到位,广大群众对这一免费服务没有获得感。

医疗服务量迅速增长。目前(2014)全国门诊量约76亿人次,住院病人超过2亿(2007年门诊量42亿,住院人数7千万)。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看病4.2次,我国超过5次。美国住院病人占人口比例,最高年份10%,我们是14.7%。我国的医疗技术基本已和世界先进水平持平,但付得起高水平医疗费用的人很少,虽然医保可以报一部分。

门诊和住院服务增长这么快,但医生、护士和床位没有同步增加,超负荷工作。我们的医疗成就是靠医护人员辛勤劳动换来的。医疗体系的负担极不平衡,北京医院门诊病人近40%是外地人,住院的50%多是外地人。医生的工资水平差距很大。

成绩的另一面往往是问题。过去10年,高血压病人增加了1倍,糖尿病病人增加了5倍。我们忙着扩大医院,没有把主要精力去防治群众的常见病。

“医保、医院、医药”改革任重道远

医保制度不完善,监管水平低。

第一是在农民、城市居民和一些职业人群之间,医保资金筹集和保障水平的差距较大,报销范围小,自付比例在34%以上(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是财政、医保、个人支付比例352)。第二是医保支出增长太快,远超医保筹资的速度。2008年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出1.2万亿元,2014年达到3.6万亿。过去3年,医保费用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3.6%,是GDP增速的1.6倍,难以控制。很明显,如果公立医院仍以“以药补医”、过度提供医疗服务以追求盈利,再大的医保蛋糕也经不起这么快的消耗。

对医保费用和医疗机构的监管水平低。社会上骗保现象较多,有人收集别人的医保卡、造假病例报销,两边分成;有人持卡到医院拿药转卖给药贩子,甚至有药贩子联手集中大品种药转卖给药厂。需要建立统一监管机制,严格执行监管规定,提高医保监管水平。

公立医院改革出现反向趋势。

专家们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医疗服务系统改革滞后。医改文件指出,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以公立医疗为主导,鼓励社会发展;公立医院的离退休费用由财政负担。到2014年,财政经费在公立医院费用支出中只占7-9%,离退休费用的相当部分还是靠医院以创收来解决。

这些年,几个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但目标不明确、思路不一致。或产权改革,或提升服务质量,或“四个分开”(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盈利非盈利分开、医药分开)。一些改革措施专注枝节问题。如调整医院服务价格、解决以药补医,规定三甲医院的药费控制在50%以下。但总量支出不控制,结果医院拼命给病人做检查、把分母做大,以便多开药,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在于医院以挣钱创收为核心目标。

改革开放前,公立医院的经费大部分由财政支持。1954年实行“以药养医”,规定医院药价在批发价之上增加10%,当时医生开处方和本人工资无关,所以没有药费上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药养医”本是为缓解财政困难,但短期政策变成了长期政策。我国公立医院职工已经30多年不吃皇粮了,个人的各项工资性收入完全靠服务收费。

简单照搬企业改革的办法,让医院到市场上赚钱,背离了“非营利机构”的性质,必然导致医患之间对立。医务人员的利益最大化,就要开大方,让病人多吃药、多检查、多生病;老百姓的利益是重预防,少生病,合理用药。医患之间利益与目标的对立,是不合理的体制造成的,不能全怪医护人员。

让医院赚钱,显然是多数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有一个时期,甚至还要让公立医院交税。现在一些地方的公立医院还是政府的钱袋子。前几年,各地以发展的名义,要公立医院大搞设施建设,将大部分投资费摊入医疗费,让病人承担。这是2012年以来医疗费用增长持续高于人均GDP增长的原因。这严重地侵蚀了其他领域发展的成果和医保资金。

当前,公立医院的改革处在十字路口,至今并没有形成大家认可的体制模式。专家们说,今天我们的公立医院哪一家是不营利的,公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国外的公立医院不是这样办的。两年前世界银行调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

药品供应和药价是老大难问题

医改文件要求:药品供应要建立基本药物制度。要按广大群众健康的基本需求和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目录;用招标方式确定一批基本药物的生产企业,对定点企业给一定的税费优惠,国家控制基本药物价格。如果暂时不能免费提供,就以成本价向社会提供。

改革至今,已编制了包括520种基本药物的目录,然而基本药物制度对人民用药公平的作用不大,药价贵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有关部门出台了规范药品采购的规定,对问题的针对性并不明显。

有专家指出:大陆的公立医院和香港的公立医院,同规格、同厂家的药品,大陆药价一般是香港的10倍。比如我们的某种药,出厂价18元,到医院180元,加成15%到患者手上就是213元。香港公立医院价直接统一向药厂招标,出厂价15元,到医院也就是20元。大陆的耗材(导管、支架等)比台湾贵7-14倍,因为台湾统一向厂家采购。

这么高的差价到哪里去了?首先是药厂的成本增加了。我们有200-300万医护人员,医药代表也是300万。每年近百万大中专医学毕业生,1/3去了药厂和经营企业。价值链的其他差价,成为从药厂到医院各个环节的灰色收入。多年来药品这么大的问题,除前任药监局长郑筱萸被查办之外,没有认真管过。因为药价高了,药厂、医药公司、医院都有好处。一般患者和医保支付方,对药价没有切肤之痛;吃公费医疗的开了进口药,还可以拿去卖。

全面客观总结———医改的方向问题

本轮医改的目标是要惠及全民、回归公益性、非营利性

2009年医改遇到了哪些现实的阻力

专家们认为,2009年医改的方向完全正确,方案的架构也很合理。但为什么医改遇到这些困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背后的观念和机制问题是多年积累的,归结为如下:

第一,改革的理念问题。30多年改革的基本路子是放权、让利、创收。“放”很简单,允许创收也符合一些人的趋利倾向。但本轮医改的目标是要惠及全民、回归公益性、非营利性。要扭转多年形成的“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扭转“创收机制”,确实不容易。

第二,医改涉及整体的医疗卫生制度。包括保险制度、服务制度、公共卫生、监督管理等,都需要联动整合,协同推进。医改是新一轮改革的先行者,率先提出了“建制度”的问题。这既需要我们各级各地主持医改的干部具备正确的理念,还要有突出的能力。但这一条件目前还没有完全具备。

第三,由于理解的偏差和多年的惯性,一些相关部门在政策执行中有明显的选择性。公立医院本应该改革创收趋利机制,但却一味将鼓励民营医院、或者公立医院的“混改”作为着力点。

分歧在“为什么人”的问题

2013年以后,关于医改的争论又热闹起来,在实际中又偏向市场化路子。争论的背后是理念的不同。专家一致表示,必须厘清对医改的基本原则的认识,不能把已经确定的改革框架置之不顾。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的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医疗卫生政策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不仅是简单的“看病治病”。它关系公平正义,因为医保是社保体系的一部分,好的医疗制度应该有改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有专家指出:医改的核心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是方向道路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在非常穷困的时候就建起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迅速提高了人均寿命,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况,获得全世界的赞誉。毛泽东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多的人是农民。有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治方向,医改问题就不复杂。

医疗体制改革,改好了得民心,改不好失民心。人的一生躲不过“养小、送老”两件大事,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是基本民生问题。教育要求人生起点的公平,人的生命终点应该有体现公正的尊严。医疗和教育是越来越均等还是越来越不均等,是追求“高端、一流”还是追求老百姓的基本权益,是根本的方向性问题,决定着民心的向背。

医院是赚钱的还是治病救人的?把医院当作企业办,是受了唯市场论的毒害。古今中外,对医生人格境界的要求总是高于一般人的标准。而我们现在的医院,给病人重复检查,动辄上万;重症病人家属自己搬不动,医护人员却袖手旁观,连西方的私立医院也没有这样的。一些医院到了设警务室的地步,难道还不想想根源是什么?老百姓议论:现在中央政策真好,要是把医院再整顿一下就最好了。

医疗的公益性不可能由“市场化”实现,这是医改的前提

医疗服务有两个基本特征: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医药和医疗服务费用的价格没有弹性。医生可以诱导需求、创造需求;医生对病人几乎有绝对的支配权。

如果没有制约,医院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该吃什么药、如何治疗,哪些是必需的,病人都没有选择权,是医生在主导消费。医生想赚钱只需开大处方,病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还会感谢医生的“好意”,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浪费。而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在迎合甚至鼓励医院做这种事。

医药卫生领域具有鲜明的“市场失灵”特征。放任市场机制,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求,和现代社会“医疗保障均等化”的潮流完全相悖。对医药和医疗服务价格必须严控,否则将不断挤占社会其他领域的收益。这是必须澄清的基本理论前提。

实行全民医保是国际潮流

从国际经验看,由苏联开创的全民免费医疗,二战后已经在英国和欧洲普及。美国早已给低收入人群免费医疗,因而获得道义制高点;现在也推动全民医保。而今日本有公立医疗系统,韩国有,南亚有,中亚有,中国的台湾、香港有,英国有,全欧洲有,拉美有,非洲一些国家也有了。

有人拿撒切尔夫人在医疗服务系统的“市场化改革”说事。但英国只是调整了医院的管理模式(搞内部市场),政府的医疗卫生的责任没有变,老百姓的医疗卫生权益没有变,福利水平没有变。政府对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不减反增。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极为自豪地展示了其全民免费医疗系统,因为那是一个比美国强得多的系统。

片面强调社会办医——不符合医改方向?

全民医保正在普及,为图正在医院收费窗口结算的人们

现在有一种认识误区,就是片面解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以为社会办医是医改的核心内容或基本途径,是要公立医院“改制”,引入社会资本把公立医院变成营利性医院等等。这不符合2009年以来历次有关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指导思想产生偏差,必须纠正。

有一种意见认为,通过社会办医可以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其实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公立医院改革是要更好地发挥公益性,社会办医则是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适应多层次医疗需求。公立医院现在的问题是约束激励机制、投资方向出了问题,如果这两点不变,有没有社会办医都有这个问题。所谓私立医院可以发挥“鲶鱼效应”,一帮沙丁鱼里面放条鲶鱼有激励作用,但一帮螃蟹里面放一条鲶鱼,不可能有什么影响。

专家指出,中国社会对民营医院的社会信任度不高。据调查,76.6%的居民更信任公立医院,更信任民营医院的只占3.4%。偏向社会办医可能进一步加剧医疗服务的逐利性。

事业单位改革,应当区分“政府外包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私有化”这两个概念。有人主张用“加强监管”作为有序推进“服务私有化”的条件。看一下今天社会诚信方面的实际情况,想想数万家医疗机构将需要多大的监管成本,就可以明白,这是一厢情愿。

这两年社会办医越来越热,各路资本,包括一些正规投行、保险公司也兴趣昂然,认为本行业的“春天来临了”。跨行投资者显然缺乏专业能力,民营医院良莠不齐。社会办医应该优先鼓励非营利医院,但现在进入的大量社会资本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出现了“非营利股份制医院”、公立医院参股成混合所有制医院等荒唐现象。股权最主要的就是资产处置权和剩余索取权,非营利医院根本不应该有这两种权利。在社会领域,公共资本的目标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而社会资本进来是为赚钱。好像一匹马往东拉、一匹马往西拉,这个车将变成什么样子?

原欧盟主席普罗迪不止一次说:从公立医院来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如果公立医院办得好,私立医院就没有空间。香港97%为公立医院,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大,想搞平衡,实际上平衡不了。

最近,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有些地方为解决本地的发展和就业问题,饥不择食,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经济增长点,有的地方用招商引资的路数扶持“社会办医”,鼓励投资无限制、无门槛,甚至给予财政补贴,这样盲目发展“医疗产业”问题更大。其结果将进一步压抑内需,加剧供需不平衡问题。相反,如果建设起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保障体系,让老百姓看病无后顾之忧,就能起到拉动消费的积极作用。

至于发展健康产业,这和医疗卫生是两回事,不能混淆概念。

有专家认为,我们对社会力量举办新的非盈利机构估计过高。比如现在社会上很多登记为非盈利机构的,一方面享受政府优惠,同时又拼命去挣钱。国外非盈利机构发展好的有两个前提:一是较高的社会道德水平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如宗教的作用),而我们目前处于社会转型中;第二,遗产税是非盈利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非盈利机构就不可能大发展。

明确医改核心——加强顶层设计

医生深入基层给老人看病

要坚持2009以来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总体布局

专家们一致认为:深化医药卫生改革,首先要充分肯定2009年医改方案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全面理解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思路,坚定不移的执行下去。

2009年医改方案是具有完整架构的顶层设计。其中提出:坚持“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方向,坚持它的公共服务性质,落实政府的责任;坚持政府主导,在理论和实践证明有效的领域,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坚持保基本、强基层,根据经济能力,保障群众最基本的权益;建立完善的基层公共卫生体系,以提高服务的整体绩效。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

一是坚持“保基本、保急需”原则。我国医疗整体投资水平低,尤其应该强调公共卫生、促进人民健康、保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现在一些地方动不动增加保大病的项目,造成很多问题,这和方案缺乏定量的目标和操作细则的规定有关。例如规定“各地医疗报销费用跟当地经济水平相适应”,地方换个领导就以“民生”为由,提高报销比例或增加报销项目,导致医保费用支出急剧增长。比如一桌人都吃窝头咸菜,有人非得来份鲍鱼,其他人就只好喝粥了。另一个是保急需,不能让病人到了医院因没有钱被撵出来。急诊病人没钱,任何医院都应无条件接治。建立急诊病人核销制度,这是健康社会的体现。

二是强化对医疗服务的监管,医疗保险应该除承担经济风险(报销)外,还应起到抑制道德风险(监督)、引导资源配置和协议定价的功能。现在我们的医保只有出纳报销一个功能。卫生行政部门也不是简单的服务,在目前的医院创收机制情况下,必须严格管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服务行为,让老百姓得到合理的服务,而不是追求经济利益。

完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网

专家指出,要建立以预防和促进健康为主的体系,让多数人通过预防和早期干预,尽可能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有病通过基本医疗服务(医保、公立医院)分担经济风险。目前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网虽已建立,但缺乏执行机制。要重点关注社区居民的就地就医问题,让群众在合理的半径内能找到他信任的医生,如广州某医院在社区内建立了“首诊医生签约制”,就是基层的创新实践。强化医患合同,实行医养结合,这是基层医疗发展的方向。对地方已有的经验给以总结,加强体系建设,逐步完善。这需要卫生、人社、医保基金各方面形成合力。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是整个医改的核心

回归医院的公益性

专家一致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是整个医改的“牛鼻子”,而公立医院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形成共识。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公益性,营利性,以及政府对公益性医院的责任是什么,投入保障到什么程度,对服务的监管(医保、服务标准)等等,这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大问题。

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回归公益性、不能与盈利性挂钩,服务于医疗的公平性。关键是要把公立医院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统一起来。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保证医院的投入,包括公共财政投入和医保投入,个人也适当分担,确保运行。二是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建立符合医务人员特点的薪酬制度,保证他们的收入来源的尊严。

有专家指出:现在欧洲各国(政府主持)的工资谈判,主要是医生薪酬,这成为(国家雇员)薪酬标杆。因为医生职业技术含量高,风险大、信息垄断强,且工作累、环境差。一般情况是,同地、同期、同级别的教授比医生低15-20%,公务员比教授低15%-20%,形成人力资本的阶梯。医生这样的高素质群体,如没有第三方补偿,让他们跟患者进行交易是荒唐的。我国医务人员的薪酬差异较大,如何制定合理的薪酬标准,需要仔细研究。

医院要分类改革。我国共有1.9万所公立医院,其中15%是工业和其他部门举办的,10%是集体所有经济举办,其余是政府举办。政府应根据自己的能力、人民群众的需求,集中精力办好真正的公立医院。可以先搞试点,比如每个县有2所县医院属于政府预算管理,按照公共产品对待,提供基本医疗。医生工资适当提高,和医院的服务收入脱钩。

城市的各类公立医院定位不一样,不一定由政府全包下来。如大学的附属医院,投资多元化的,有科研、教学、人员培训等职能,教育部门是主管单位,可按照管办分离、政事分开,建立现代医院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一些专科医院,政府无法兼顾,可以采取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等措施。企业所属医院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

多数专家认为,如果按照上述改革思路,我们的财政是有能力承担,养得起医疗体系300万员工的(2014年,我国总的医疗费用近3.6万亿元,一半用于药费,其中多半是浪费。县级以上医院给用于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只占总支出的27-28%,而OECD国家及香港的公立医院支出中,70-80%是医务人员的劳务费。)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建公立医院,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办不起公立医院。

过去医院在趋利这条道上走的挺“顺”,现在要转到公益性的路上,是整套制度的变动。一方面要有投入,同时也要做好细节的设计,能够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性的支撑。公立医院的改革也是如此。如果只进行原则的指示,没有细节的规定配套,改革就没法落实。

药品问题

2014年的葛兰素史克腐败案件

一是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第二,药品的流通必须置于严格监管之下。各大国对药品生产和流通都实行严格的准入制(我国6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监管难度太大)。第三,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政府招标采购,形成低药价(略高于采购价)提供给老百姓,同时保证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和创新能力。这也是各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

2014年葛兰素史克腐败案被曝光。中国13亿人口的大市场,却没有哪个机构牵头,出面和葛兰素史克谈判专利药价格,而是把大市场拆成小市场,任由跨国公司剥削中国患者、攫取暴利。医药流通领域多年的乱局,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药品的高额利润,败坏了医疗卫生体系,还败坏了国家治理体系。医药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面临着反腐败、建制度的艰巨任务。阻力尽管大,但只要真想改,就没有什么改不动的。

医药管理改革的原则,应考虑让医保当好守门员。在体制安排中,不要让医保和医疗的利益形成对立,而是尽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两方合作建立医药成本控制机制。这是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

搞好医疗体系的信息化基础建设

动用直升机全力救治伤员

医疗体系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信息化建设可以解决很多传统手段不能解决的医管混乱问题,有助于加强监管,更好地沟通各管理部门、各医院之间的信息,更有效地控制医疗成本。

比如,公开诊疗费用信息。同城市各医院对某类型疾病的单次诊疗费用,甚至具体医生的处方费用都可以公开,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公众监督。

比如,把医院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开,按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考核方式,把同等级医院每年的主要指标费用,质量、管理程度、满意度等向社会公布,让老百姓可以评价服务质量和价格,来选择医院。

有关单位已开发了医疗智能审核系统,可以用于对各医院、各医生的工作纪录进行全程实时监控,并实行“三医”联动。可用于信息采集、数据整理,到医院行为评估、医生行为评估、用药行为评估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从诊疗的规范性,财务的合理性两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对医患关系、药物供应商、医保、医疗等环节进行评价。这一数据还可进行发展水平、人均费用增长等等建立分析模型。从而形成信息披露和纠偏的机制。

细节制度研究不可忽略

在支付制度改革上,要研究基于临床路径的病种的成本核算体系。从现在按项目付费或按药品加成率付费,改成按病种付费和人头付费,核算病种的成本。支付方式的改革,相应地要求财务核算规定的调整。从而为上级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和医患之间的谈判提供依据。

医改操作是一个核心问题,即医保报销的标准。一方面要满足人民健康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承受能力。如何区分医疗服务的“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如果“基本医疗卫生”的范畴没有操作性定义,完整的制度就不好建立。如果以大病治疗的费用划分,那么药品、医疗项目的成本价格是动态的,“大病”也不容易界定。一些地方按一时的财政状况贸然扩大“大病报销”范围,将面临极大的支付风险。也有专家认为,应按照贫富程度的区别(支付能力)来界定。总之,应将细节研究透彻,为具体制度的调整做准备,落实到操作层次。

其实,医改不复杂,预防、看病、吃药、报销,这几件事综合起来,一把手抓就可以做好。像安徽,真想为老百姓服务,真有能力,就做成了。医改真正的生命力是实践,基层已经探索出路径,有精兵强将执行。医改的路就能走通。

这是本刊第三次在重要位置报道两个月以前的一个座谈会——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召开的“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情况与对策座谈会”。...

秦川机床龙兴元*:要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上下功夫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装备企业和美国同行做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三高”的亚健康状态:

一是社会发展压力高。地方政府重视GDP指标,经济一旦下行,领导就会问企业:经营指标怎么又掉下来了?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波动是经济规律。对企业的监管,如果硬性规定每年的增长幅度是很不合理的,客观上做不到,对企业压力太大。

二是利息高。秦川机床现在还算不错,但多数企业利息负担太重。我们那里有一家国有企业,前一段扩张发展较快,去年下半年银行紧缩信贷,把它的贷款收走了,只好去借18%的小微贷款,后来找我求援,想找百分之五点几的贷款。但即使这样对它也太高了,装备制造业能有多少利润?

秦川机床在美国有一家公司,使我有机会研究了美国近3年对制造业的鼓励政策。美国的贷款利息是1.5%左右,有的时候才1%,对大企业不超过2%。我认为国内实行的高利息不利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税费高。比如我们原来有所学校,还办得不错,但要交教育附加费,还不返还。其他还有很多费用。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税费负担大约是美国企业的3.5倍,并且有些费用是政治要求。

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解决供应端问题上下功夫。应考虑如何改善企业运营质量所需要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从长远、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问题。现在很多领导和学者主要从宏观上谈需求、投资、消费、出口等,这些来自需求端的条件改善传导到机床企业有点远,应该更加关注供应端问题的解决。比如劳动力成本中,五险一金已经固化,企业的个人社保负担是14%多点,如果员工工资1万元,实际收入8600元。很多员工对此结构有疑问,例如,有些人已经有房子了,还有必要再交个人住房公积金吗?

装备制造业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技能劳动密集行业,对人的要求很高。要认真研究劳动力供应的体制机制,使我们的竞争力有根本的保障。我们企业提出生活工作一体化,尽量为员工的生活提供方便。劳动力其实也包含研发人员,特别是高级技工,我们给技工划分13个台阶,我们自己事先决定,没有和上级说,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在供应端这一头,大家比较重视土地,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人才的薪酬包括期权问题。这个问题说了很久,但省国资委没有决定权。所以,我们希望先抓紧实施减免税,恢复原来的一些专业门类机床的先征后返增值税等政策。

第二,发展模式要创新。机床行业里的工具就是弱周期的,因为只要汽车厂在开工,一定会消耗刀具;零部件是弱周期的,因为和存量的整机来比,这是消耗性产品。于是,我们首先找出对周期不敏感的这些产业,加大整合力度,搞了一个事业部。下一步准备进入一些和周期运行相反的产品领域,这样会形成企业的支撑。再有就是发展售后服务业务。

第三,国家对高档数控机床的重大专项很有必要,但行政成本太高。院所的专家们参加论证的多,研发资金给企业的不够,最后得利的是院校,而最应该得到资助的中小企业很难拿到研发资金。

我们在美国设厂,感受到美国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套路。我把他们多项政策归纳为几大方面,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研究:

一是优化政府服务职能。比如设置专门机构,组织专家咨询团,简化管理流程,让企业和社区居民互动、方便招工等等。我们在美国那家工厂的规模不大,销售额2000万美元,当地政府官员每年来访两三次。美国很多政策非常细,比如新招人的所得税怎么免等等。

二是税收扶持的力度。海外回归的企业,对员工免个人所得税24-36个月。我们工厂员工现在有40多人,免税二至三年。密歇根、北卡罗来纳、印地安纳三州都是这样。用工成本降低对企业的回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大企业发展也拉动了产业链上配套的中小企业。

三是强化外贸政策,严进宽出。政府表面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对出口企业支持力度很大。我们在美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到墨西哥、加拿大、南美,州长帮我们去疏通。密歇根州政府甚至把我们在美国购并企业的故事,在纽约时代广场播了三个月,他就是要告诉大家,到我们这里来设厂是可以搞好的。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既宏观又微观。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创新,抢占制造业话语权。美国在通用汽车上花了大精力,做得非常到位。几年前通用计划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后来投在密歇根了。美国这些政策都是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

【公司介绍】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简称“秦川机床”,股票代码:000837)拥有宝鸡机床、汉江机床、汉江工具、关中工具、秦川格兰德、美国拉削系统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公司是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龙头企业,规模位列第三。是中国精密数控机床与复杂工具研发制造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试点企业,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美国研发机构及3个省级技术研发中心。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及多项科技奖,被授予“2014年行业排头兵企业”、“质量标杆企业示范”等多项荣誉称号,“秦川 QINCHUAN”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坚持“技术领先,模式取胜”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31/3的业务板块,即机床装备和智能制造岛(生产线),高端工艺技术引领的关键零部件制造,以及现代制造服务业。公司立志成为所涉及领域的技术领先者、行业领导者、高端市场占有率的追求者;以系统集成为擅长,以“精密、高效、复合、专用、大型”为特色的大型数控机床工具企业集团,努力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系统集成服务商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

沈鼓集团苏永强*:国家政策要尽快落地

国有企业的困难大同小异。一是市场下滑比较快,订单减少;二是资金压力大,而且三角债严重;三是市场低迷,产品大幅降价。我们做的一部分大型机组出厂价比前几年掉了一半;四是企业税负高,银行利息居高不下。最后是人力成本降不下来,现在的困难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相仿,但比那时候严重,那时人均年工资是1万多元,现在已经翻了八九倍,去年我们企业人力成本为12.4万元,这是刚性成本。

困难的原因有外部和内部。外部看,国际市场依旧低迷,美国经济虽然稍好一点,但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复苏。

企业内部的原因很多。我们的研发能力比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去年我们集团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6.22%,但国外公司已达10%甚至15%以上。研发能力和研发人才和国外比也有较大差距,我们的研发速度还不能完全跟上市场的发展。

我们的管线输送增压机,在国家和中石油的支持下,经过几年努力刚研发出来,然而国外又有一种新的产品拿出来了。尽管一时替代不了我们,但这是趋势,人家又走在前头了。他们有了新的机型,正在说服我们的大用户采购,我们也要尽快提到研发日程上。我们将原定3-5年的研发周期压缩到两年,但毕竟还没有样机。国内企业没有拳头产品是不行的,必须奋起追赶。

要加快研制速度,融资是个大问题。目前融资成本太高,融资渠道太窄。我们正在申请上市。

沈鼓的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做主机,系统集成做了一些,但没有形成产品的主流。我们要尽快抓住新的市场机会。虽然国家在这个产业上还没有形成较大的拉动能力,但未来是个方向。

关于开拓海外市场。尽管全球在萎缩,但我们近三五年在海外已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去年沈鼓出口增加2.7倍,今年一季度增加89.5%。市场还是有的;但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像西门子、GE那样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另外,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分配机制等等,都存在问题。

我们的建议。

第一,要给企业放权。从国家政策层面看,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应该增加企业的活力。企业是经济组织,应该按市场规律运营。不管企业怎么改制,有一点要明确,国有企业是为国家服务的,为国家发展重大装备,支撑国民经济发展,这是它的责任。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某种程度上是按照管公务员的办法做的。

第二,要对企业分类型。个别央企可能存在垄断情况,但地方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属于完全竞争型企业,国家在考核企业时要分类型,管理上要有差别,以确保这些竞争性企业有活力。

第三,国家政策要落地。国家出台很多政策,但有些政策一直没有真正落地。李克强总理说,要有一个实施细则。这是问题的关键。比如鼓励技术、管理入股,但技术管理怎么做股份、怎么鉴别,没有下文。中国证监会规定发起人股东不超过200个,包括自然人股东,所以我们企业改制定位是150个股东,一些骨干进不来,这就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具体实施部门的规则存在矛盾的现象,这需要国务院来统一协调。

再如,国家重大投资要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谁来坚持?总书记和总理的批复谁来落实、怎么操作?用户怎么敢于选择国产的重大装备?沈鼓这10年来其实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一大批高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研制一个,成功一个;二是实行了混合所有制改制,有自然人持股了。许多装备制造企业和我们一样,这些年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既然有这些基础,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强力推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呢?现在虽然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上来了,但不稳定,如果这个时期不支持,一旦滑下来就要重头再来。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它们的策略就是首先把中国的主力企业打下去。我们要正确对待WTO、自由贸易等规则,欧美日这些国家因此就不制定自己的政策吗?美国总统奥巴马制定了制造业回归政策,在美国建厂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很快就见效了。现在美国装备制造业对整个工业的拉动达到了13.5%,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奥巴马政府计划提供3.4万亿美元来支持装备制造业,用于研发,特别支持中小企业,要把装备制造业做大。我们也应该向沈鼓、济二机床这样的“共和国宝贝”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如何用投资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认识。

第四,提高效率,已经确定的项目抓紧启动、开工。我们太多时间都在等批件、走流程,企业早就望眼欲穿了。还有,已经上马的项目要注意完善资金配套,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大项目。现在对民营企业贷款可能有问题,它上的项目是国家批的,有关部门批准后也应该创造条件解决资金配套问题,这些问题都要从国家层面去考虑、去解决。

我国企业还是应重点加大研发力度,越困难越要搞研发。同时要转型。我们确定了未来三到五年努力的五大方向,即发展高端装备、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发展工程成套、向服务转型、大力发展新市场,这五大方向被列入我们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公司介绍】

沈鼓集团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制造各类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离心鼓风机、大型通风机、往复式压缩机、离心水泵等重大工程技术装备,以及换热器、齿式机械、自控、汽轮机等配套设备,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天然气输送、煤炭、纺织、制药、制酸、国防、环保等领域。其中主导产品有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等8个系列300个规格的风机类产品,高压给水泵、强制循环泵、核泵等51个系列579个品种的泵类产品,45个系列400个规格的往复式压缩机产品。公司有近80年历史,是提供重大技术装备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机械工业500强企业,2014年获得中国工业最高荣誉——中国工业大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沈鼓集团生产的各类产品覆盖全国各地,远销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大型离心压缩机国内市场占有率为85%,大型鼓风机占50%;冷凝泵占60%,高压注水泵占50%;石化行业往复压缩机市场占有率为60%左右。沈鼓集团累计为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提供大型设备近万台(套),以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组、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十万空分压缩机组、核电站用主泵、二、三级泵为代表的数百台套产品创造了中国第一,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直接替代进口45多亿美元,为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赢得了“国家砝码”的美誉。

沈鼓集团将始终以装备中国为己任,正在实现“发展高端装备,向服务转型,向工程成套转型,扩大国外市场,向新市场发展”的五个转变,围绕风机、泵、往复机等三大类产品完成重大技术关键攻关200余项,重点开发10大类54种世界级新产品。具备研制生产超大规模乙烯装置用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乙烯压缩机、急冷油泵、急冷水泵;超大型空分用空气压缩机、增压机,多轴空气压缩机;核电主泵等大型装备的能力。

沈阳机床关锡友*:苦练内功,迎接新的行业高峰

世界装备工业有一个20年发展周期的规律:20世纪4060年代的辉煌在英国,代表企业是600集团;60年代到80年代的辉煌在美国,代表企业是辛辛那提;80年代到2000年的辉煌在日本和德国,催生了日本马扎克和德国德玛吉的发展;2000年之后转移到中国。

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床消费国,在2011年市场消费总额达到最高峰,2012年后开始下滑,2013年、2014年,行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未来几年的市场可能仍旧延续下滑的态势。

2002年中国加入WTO开始,这黄金10年正处于世界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波峰期,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六次经济周期高峰来临前夕的波谷期。推动下一轮经济周期发展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不再单纯是技术革命,而是基于互联网的一场新方式的革命。

根据经济周期发展规律推算,第六次经济高峰来临在2020年左右,现在正处于酝酿期,我们正处于这场革命当中。最近行业内知名企业发生的变化令人深思,比如,西门子把家电、医疗领域业务剥离,只剩一个数字化工厂集团;GE也正在回归工业本源。西门子和GE这两家企业的鼻祖,都是改变世界的发明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已经跨入了以消费方式创新为驱动的新时代,它不是由消费者带来的,而是由企业创新带来的。例如:美国最大的住房提供商Airbnb,是世界最大的住宿提供商,却没有自己的房产;阿里巴巴公司是最大的零售商,却没有商场等等。可以看出,网络时代谁贴近客户最近,谁获得利润最多。我刚看到麦肯锡发布的关于未来五年最具竞争力企业的分析报告,阿里巴巴排在第一位,而微软公司排在第100位。在过去180年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推动其发展的是西门子、爱迪生、福特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世界知名的企业家,马云首次写上这份名单,他代表了信息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企业和世界强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当前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需求变化快。而且客户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剧变,原来买机床是为了拥有,现在则是租,客户是按时间买、按效率买、按服务买,因为它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一段任务,于是只买一年。这时,企业遇到了新的消费方式。对企业自身而言,应该从过去以产品为核心转向以市场为核心,客户才是我们市场的根本。

我们公司的情况,今年一季度基本持平,这得益于我们多年新产品的开发。国有企业的通病到现在为止我们依旧存在。最近我在省里开会,领导问想要什么政策,我说投资权。企业看准一个项目,报批时间太长,等申请最终审批下来,市场却没有了。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但实际情况却还未真正实现。

最后就是要创新,通过创新来创造需求。谁知道苹果iphone7是什么样的?乔布斯推出的苹果手机革新拉动了一个行业飞速发展。我们装备行业也一样,我们市场下降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用户的需求是创新的来源。

作为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在民族伟大复兴中担负着神圣而艰巨的任务。国有企业在市场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我们缺少企业家。企业家这词汇有冒险者的含义,失败了可以再干。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没有这个环境,失败了你就没机会了。很多人管我们叫企业家,但我们又是国有企业任命的厂长经理。举个例子,6年前我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开发现代控制技术,先后花了15个亿,最终成功了。这个高端核心技术的评定不能用斤称,也不能用尺量,不冒险哪行?我至今都不敢想象一旦研发失败的后果。二是体制机制问题。

最后,一个活跃金融市场很重要。最近我们公司的股票连续3天涨停,股票市值增加了30亿元。只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资金可以在市场上筹措。所以我希望继续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

【公司介绍】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1995年通过对原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和沈阳第三机床厂资产重组后成立。作为我国最大的机床制造商、数控机床开发制造基地,沈阳机床有着辉煌的历史:共和国的第一台普通车床、第一台卧式数控车床、第一台摇臂钻床、第一台卧式镗床和第一台自动车床都诞生在这里,沈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机床之乡”。

2004年以来,通过并购德国希斯公司、重组云南机床厂、控股昆明机床厂,公司目前已形成跨地区、跨国经营的全新布局,目前下辖沈阳、昆明、德国三大产业集群(包括两家上市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和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导产品为金属切削机床,市场覆盖全国,并出口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营规模跃居世界首位。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180亿元,世界机床行业排名从2002年第36位跃升至首位。

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开发出世界首台具有网络智能功能的“i5智能化数控系统”。自20142月产业化以来,实现订货3000余台。

产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加速淘汰普通机床,低档产品向社会化转移。成功开发出i5系列智能机床、ASCA高端机床等一系列世界级产品,推动了产品升级换代。中高档数控机床占比从2002年的25%提高到现在的75%

行业地位及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机床产销量、市场占有率均居国内同行业之首;拥有国家唯一的高档数控机床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在德国设立的世界级产品设计中心。2014年,沈阳机床设计研究院被美国《环球科学》杂志评选为“2013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研发中心”,国内仅有两家本土企业获此殊荣。

链接:中国制造必须补好“工业2.0”这一课

中国制造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发展模式

工业4.0Industry 4.0)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它已上升为德国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工业4.0的发展理念也迅速获得中国的认同,长期在产业链低端徘徊的中国制造业似乎突然间前景光明,相关的云制造、智慧化工厂、数字化车间和互联网+等概念不断涌现,中国制造业似乎在30年后就将进入世界强者之列。

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阶段的积累,装备实现了现代化,制造流程实现了标准化,特别是有了一大批融入了核心工艺技术的专用设备。因此,他们进入工业4.0是渐近式的,是水到渠成。而我国现代化装备基础薄弱,设备自动化、信息化平均水平低,设计、工艺、制造、管理等知识经验沉淀不足,流程管理概念和文化缺失,流程动态信息难以采集。因此,我们进入工业4.0是植入式的,其困难可想而知。

在我国,过分强调工业4.0等概念,容易忽略我国制造业基础不牢,共性技术不强的短板,这有可能是对制造业的拔苗助长。近年来工业机器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与此同时,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也进一步暴露。目前,国外品牌工业机器人已占据我近95%的市场份额,国外主要机器人企业近年来也加紧将我国作为机器人的生产基地,已经从整机组装深入到关键部件生产。在缺乏自主技术支撑和标准体系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在未来制造体系的塑造上掌握话语权,最终只能再次陷入跟随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我国制造业亟待加快产业升级改造的智能化发展,同时还应警惕“脱实向虚”的倾向,防止产业空心化及制造业边缘化。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制造业不能弯道超车,直接跃入工业4.0时代呢?我们认为,信息化技术并不是解决产品质量和关键共性基础技术的灵丹妙药,而这些问题不解决,信息技术只能建在空中楼阁之上。首先,尽管信息技术可以解决产品一致性的问题,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品可靠性等质量问题。例如,一台通过正向设计的国外机床和一台仿制的机床,在短时间内都能达到用户加工精度的要求,但仿制机床精度的保持可能只有几天,而国外机床精度的保持可以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自身的制造规律。制造产品过程中的加工角度、压力、温度等经验数据都是在制造过程和实验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得出的结果,也是通常所说的企业KNOWHOW。再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的自身工作原理。从专利申请看,国外专利主要是有关产品制造技术上和控制、减排等技术,而我国专利则更多集中于机器结构的改变方面,这说明我们对机器工作原理的理解并不深刻。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们对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够,多年来过多强调应用技术和“拿来主义”,止步于简单的“引进来”;二是只求速度不求质量,对科学研究的试错性缺乏包容和理解。研发其实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越是基础性的研究,其错误的概率越高,而一旦成功,则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三是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落后,基础研发数据缺失。研发工作需要坚实的基础科学数据和开放共享的科学资源作为支撑的,但近20年来原有的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受市场冲击严重,真正从事研发和情报研究的科研院所几乎没有,基础信息平台缺失造成很多工业产品的标准化、研发数据管理等成为空白。工业化的基础是规模化,规模化的基础是标准化,工业4.0的基础首先是将机器的生产组织数字化,而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支撑,我们缺失严重……

发达国家走过工业2.0,也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一个产品只有经历了从设计、制造到实验的千万次互动过程,才能不断提高质量和可靠性。国外的生产车间和实验室一般是11的配置,而GE这样的顶尖公司实验室环绕巨大的装配车间,数倍于生产面积,形成一个实验城。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的不少制造企业还都有一个工艺实验室;但在今天,只有为数甚少的企业还有实验室。例如在机床企业中,只有极少数的企业拥有较完整的机床振动测试仪器。

现在欧洲、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采掘业慢慢延伸至冶炼业,再慢慢拓展到金属产品制造,最后成为装备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凭借这种产业链的自然进化过程,这些装备制造企业的基础很扎实,内力很“绵长”,即使很一般的产品也能注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最终成为高端产品。

近年来,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不断降低,其制造业产品的战线似乎有所退缩,但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却仍然严防死守。日本有一批“怪物级”长寿企业(约3000家)和一群经验丰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电子、材料等技术集聚型产业中仍然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他们的技术优势绝不是大众熟悉的“电饭锅”或“马桶盖”,而是隐藏在消费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产业的尖端技术实力。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关节用RV减速机,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机公司垄断。有人形象地比喻,如果日本人说跪,那么全球机器人没有几个能站着……。哪怕我们的制造业将来真的进入了所谓工业4.0时代,但日本人说跪,我们的机器人还得跪下,这能说明我们成功了吗?

目前我们的制造业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但其生产力水平的跨度则覆盖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各制造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差异极大,大量中小企业处于机械化阶段。网络不均质和水平差异过大,导致我们的制造业整体的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推进存在巨大的困难,水平的差异使得智能制造推进速度慢和效率低,新技术渗透缓慢。更为严重的是,大部分产业无法享受生产数据汇集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和机器联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令人担忧的是,假如从工业3.0到工业4.0需要花一元钱,那么从工业2.03.0则要花4元钱,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因此,需要国家拿出一定资金,重点支持有关产业和一批企业,率先实现突破。

工业4.0并非我们的唯一方向。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存在着多重目标多重任务,需要构建自身的内在动力,而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基于这种认识,近日工信部苗圩部长指出,中国制造业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

“强化基础”在“中国制造2025”中成为未来制造业强国的重要原则,它首次被提到国家层面而备受关注。“强化基础”原则将发展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材料、关键零部件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强调加快实施国家级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并弥补原有国家级科研院所对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缺位。对于重塑中国制造业而言,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重大转变。

链接:美国“制造业回归”

美国制造业回流,各地工厂订单不断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决心重振制造业,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了包括“购买美国货”、“出口倍增计划”、《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建立全美创新网络和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等政策,美国“制造业回归”是高度协同的战略框架,对美国本土实体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具体来说,是从五个方面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

一、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制造业发展的行政环境

1)、设置专门职能机构。201112月,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度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这个办公室由商务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共同领导,此类职位首次由内阁级别的官员担任。

2)、组织业内专家智囊团,成立于2004年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隶属于商务部国际贸易署,旨在搭建美国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沟通平台,该委员会成员代表美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包括钢铁、纺织、半导体、医药等。多年来,委员会就美国政府出台的制造业发展相关政策和计划措施,向商务部部长提出建议,并定期举办论坛,探讨工业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3)、简化政府管理流程。美国对外贸易区在加强国内外经济联系,促进美国制造业就业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对外贸易区采纳可选址框架(ASF),对总、分区设置和管理方式进行调整,简化审批流程。

4)、促进制造业企业和社区居民间的良性互动,为大型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

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了《2010制造业促进法案》提出,包括机床制造设备,人造纤维产品等在内的800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关说被免除;同年出台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为了鼓励美国企业留在美国本土,将对将对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地区的企业取消税收优惠,而将这些优惠提供给美国人创造就业岗位的公司,为从海外回迁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

三、强化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政府善于利用贸易手段,实施“严进宽出”策略。20121月,美国商务部在《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报告中明确提出,通过贸易政策支持美国制造业的振兴。美国一方面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国际协定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另一方面以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抵消美国产品在本国可能受到的国外低价产品的不利冲击。

同时,为保障其在未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利益。美国在千方百计推进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TPP),《跨大西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秩序制定。

四、推动产业升级,鼓励创新,抢占先进制造业话语权

1)、美国鼓励高新技术研发投入,《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涉及133亿美元研究和开发投入,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重点支持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三个机构和国立健康研究院,以促进高新技术的研发、鼓励创新投资、促进技术扩散,实现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永久化,以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降低开发新技术的风险。

2)、制定措施促进高新技术研发合作。2011年出台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鼓励企业、大学和政府加强合作,共同研发全球顶端技术。2013年,政府出资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15个由制造企业、高校和联邦政府组成的制造业“产、学、研”中心,加强对新材料、高端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科技、机器人和智能高效生产流程等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3)、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推出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资金扶持方案,重点投向可再生能源、节能、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等高新技术行业。2009年《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计划10年投资15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下一代新燃料和相关基础设施,并建立清洁技术发展风险资本基金,支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

4)、重视高新技术人才的培育。2011年《美国创新战略:保护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提出未来十年内招聘10万“科、技、工、数”教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名校建立教材共享、共享先进技术、联动创新的合作框架。

5)、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制造业的能源成本。鼓励制造业企业更新设备和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争取在未来10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能源消耗支出,降低对进口能源供应的依赖;争取到2035年电力供应的80%来自新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电、生物能、核能和清洁煤。具体措施有:出台“先进能源制造业税收补贴”,对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制造企业提供总计23亿美元的税收补贴;积极鼓励本土天然气的安全生产和开发利用,特别是大力推动页岩气开发;计划取消炼油和石油生产商的抵税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企业(例如高新技术应用)的抵税率由9%提升至18%

链接:装备制造行业的“内忧外患”

近年来,大批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接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和地区之一。FDI的领域重点从轻工业已逐步转向重化工业,其中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占据了主要份额。在装备制造业的若干领域,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或独资企业越来越多,在整个产业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实力强、技术先进,又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享受若干优惠政策,因而占据有利竞争地位。以传感器为例,2015年全球传感器市场将达1500亿美元,其中国内预计将达1100亿元,但是国内市场外资企业占据67%的市场份额。相比于国外巨头如霍尼韦尔和精良电子等,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则处于散弱格局,普遍体量偏小。又如工业机器人行业,2013年国内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仅占4%,独资及合资品牌占比高达96%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美欧等工业发达国家再度关注实体经济发展,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促进高端制造回流。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表示要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也发布了《英国制造2050》。以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新工业法国为代表,主要发达国家加快在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产业、数据战略资产、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网络经济体系等方面进行战略部署,谋求在技术、产业方面继续领先优势,占据全球高端制造领域的有利位置。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制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对我国高端装备未来发展构成激烈竞争,而且还将对已经形成优势的产品造成市场空间挤压。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

机床产业外资挤占中端市场

随着机床行业步入调整期,跨国公司迅速调整战略,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国内企业。2014年,中国机床产业困难重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十几年来行业最难熬的低谷,全国多数机床企业先后陷入亏损,一批企业宣布倒闭。但外资企业的日子要好过得多。2014年,大多数在华机床外资企业经营业绩较上年有所增长或持平,数控系统、刀具等企业,特别是针对特定市场的产品更是表现突出。

外资机床企业凭借明晰的战略定位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已经抢占了工业4.0的先机。目前,低端机床市场由国内企业主导,高端市场由欧、美、日外企主导,至少95%以上的高端产品依赖进口,而中端市场成为竞争最激烈的阵地。

在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外资企业为挤占市场空间采取了一套成熟的策略。其一,本地设厂。近年来,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所建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这些工厂从建立之初就起点很高。例如德马吉和森精机在华联合设厂,日本天田设立中国公司,瑞士百超天津工厂成为其全球最大工厂,美国哈挺在嘉兴投资建厂等。

其二,量身定制。大多数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始,通常是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成熟技术,或成熟产品。如今,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机床企业,外资企业开始对当地销售的产品进行再设计或局部技术再创新,使产品更好地满足中国用户的需要。这在以精密、高端见长的德国、瑞士机床工具企业中较为常见。

其三,重视服务。随着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和研发水平的快速提高,客户服务一跃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内容。外资企业纷纷亮出自己的“服务牌”。例如,德马吉将其亚洲配件中心设在上海;来自美国的哈斯自动化将其在全球运营的HFO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先后在中国建立21个集展示、培训、备件为一体的HFO,其推行的“一站式”服务更是颠覆了数控行业的服务理念;托纳斯则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大贸易中心设立备件库,确保能够迅速满足全国各地的用户需求。

可以预见,未来国际巨头将以高技术为先导、用高技术装配的低价格中档机床产品迅速占领中国机床市场,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编辑杨利红)


*龙兴元,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董事长。

*苏永强,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锡友,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国退民进”,在放开竞争领域,“中退洋进”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国有经济要...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是一个中心环节。

理论界的一种流行意见,主张国企应该实行彻底的产权改革即私有化。理由是:私有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国有制的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而对现实中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在各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则找出种种理由予以贬低或否认。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基本的社会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在全球市场化的今天,中国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要不要掌握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权主导权,国有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方向、道路,关系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

国有经济的实际状态和趋势,它的成就和问题怎样,如何深化改革和改善管理,使企业保持活力,这些具体而又事关重大的问题,则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从实践中总结和探索。

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表现为国有制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除资本主义的劳资鸿沟、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

有人说,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公社制和股份制。此论意在说明:今天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能把国有制企业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总之是要抽空社会主义“旗帜”的“经济基础”。

理论讨论不能脱离现实的背景。一个多世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说明,“依靠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联系全国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性质迥然不同的生产并存,必然要求全社会的组织协调。铁路工厂要交给全社会……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只能是作为全民代表的国家所有制。

由政府机构具体管理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必然提出用何种形式保证全社会所有的实现、防止公权私用的问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透明公正的管理规则和监督机制,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严格考核管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是防止“全社会所有”被异化的基本条件。

其次,就一般意义看,国有企业是国家推行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最有力的组织保证。工业化初期的西方国家,在公共设施建设领域(市政管网、铁路网等)中就遭遇私人企业竞争的种种弊端,最终违背“自由竞争原则”改为政府建设和运营。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的国有经济曾经达到很高比例,主要是因为私人资本缺乏基础工业巨额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或管理能力。

后发展国家,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追赶的,从来都不是单一自发的市场演进过程。后进国家要克服“后发劣势”发展本国工业,必须动用国家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政策之间取平衡。西方经济学史的“自由贸易论”和“生产力论”之争,实质上也是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争。

苏联和中国在其工业化起步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经验。新中国如果没有贯彻全社会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可能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集全国之力,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科技教育体系。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是穷国推行工业化战略的最有力的组织形式。

今天我国的产业体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一体系的运行有其内在规律,不能随意“推倒重来”。原苏联牵头的经互会体系突然瓦解,其体系的内在经济联系被断然切断,再加上采取“休克”式的私有制改革模式,导致俄罗斯工业体系瘫痪瓦解,陷入长期经济衰退,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教训。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背景、过程、成果和争议

我国1978年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动因,一方面是“文革”的后遗症(工业管理松弛、干部职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国有企业直接隶属于行政机构,管理部门条块分割、重复交叉,指令性计划涵盖企业几乎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人财物产供销等);固定价格无法反映实际需求、衡量企业绩效、企业负盈不负亏;出现分配的平均主义和“铁饭碗”倾向。企业活力衰减,资源配置失当。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国有企业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提高留利水平、拨改贷、利改税、允许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投资等。目的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当时由于国企体制的种种缺陷,在放活企业的同时,出现了投资无序、工资攀比、企业截留利润、负盈不负亏等问题;宏观上的表现是“投资工资双膨胀”。要改变僵化的计划管理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需要在价格、财税、流通等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而如果企业不能真正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则市场机制也难以发挥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国企改革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基于此,国企改革的目标,最终定位为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机制从行政管理转为资产管理。

1992年以后,在世界经济进入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改革快速推进。配套改革措施(计划、流通、价格、劳动、工资、税制、信贷、投资、外资、外贸、外汇)相继出台,原计划体系不复存在。市场化程度的空前提高,为国企的全面产权制度改革扫清了道路。

1990年代,民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猛增,市场竞争压力陡然增大。而此时,我们的国企体系应对能力不足,加上种种因素的拖累(资本金先天不足、税利上缴比例过大、干部精神滑坡、监管机制薄弱、企业办社会包袱太重等),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甚至产生大面积亏损。国企和非国企的税费负担过分不平等,更削弱了国企的竞争地位。国企改制中有关产权界定、评估、招股、处置等事项缺乏细则与监管,导致普遍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国企的产权改革遂演变为全面的私有化浪潮。

1995-2005年期间,原有国企中50%被拍卖出售转为私营,26%被合并或破产,地县级中小国企基本消失。国企职工从1.1亿人锐减到4288万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数千万人下岗,成为广泛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被不少学者所推崇和广泛实行的“管理层买断”,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和干群对立,引起全社会的不满。其后,在战略性制造业的骨干企业改制中,试图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做法更是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并予以纠正。

有人认为,由于社会上对改革实施中的错误进行抵制,造成了改革的“停滞”。这种看法是颠倒了大道理和小道理。如果一项政策在实行中挑战了公平正义底线,损害社会稳定团结和国家治理根基;或无视产业运行基本规律、漠视国家经济安全,仅顾眼前的“效率”,这就违背了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如果把这种单线思维的“惟私有化”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就走错了方向。

各种所有制同台竞争,民企增长汹涌,不存在“国进民退”

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国有、民营、外资同台竞争的情况,不存在“国有经济独大”问题。现有的统计年鉴没有提供经济总量中的所有制结构。有学者计算,到2010年,国有经济在GDP总量中占21.7%,其他所有制成分(集体、民营、三资)占78.3%。全部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从2002年的15.9万家减至目前的9万家左右2012年国有控股企业法人27.8万,占全部注册企业法人1/30

中共十四届到十七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均指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体现”。图1是全社会经济资产中所有制演变的情况。

1 全国经营性资产中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比重的演变2000-2010

(转引自赵华荃: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价《当代经济研究》2012.03期)

就工业领域看,1992年国企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2005年降至1/32010年降至1/4。集体企业比重从1992年的35%降至目前的2%以下,内资民营企业从不足5%增加到50%以上(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当前工业行业中各类所有制的分布情况如下:

国有企业占优势的行业有:重点矿山、煤矿、油气田、电力、石化、冶金、重大装备(包括军工)等基础性战略性部门,以及交通运输骨干网、金融、战略物资储备等,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国企在装备制造业产值中占1/4(电子、仪器仪表仅1/10),集中了为国防和基础工业提供重大装备的“国宝”级企业。国有经济结构布局调整的任务已大体到位。

在多数制造业(化工、造纸、制药、建材等)中,国有、民营和外资3种成分不相上下。

我国累计吸收各类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4万亿美元,跨国公司活跃在各个已经放开的领域。在纺织服装、轻工类、电器设备等行业占据销售额的30-40%,在制药、一般装备制造业占40-50%,在日化、电子通讯等行业占70-80%。外资在不少轻工部门(日化、饮料食品、五金制品等)占据了垄断或寡头或行业主导地位。外资还在向种子、物流(流通)、快递、高端零售、金融及各类服务业(会计、律师、咨询、信息)延伸。外企独资比重在不断提高。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国退民进”,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在放开竞争的领域,“中退洋进”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下降,将动摇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外资对部分产业和市场的控制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国家调控能力削弱。

对各种所有制要理性分析,国有经济支柱作用不可否认

尽管国有经济在总量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绩效已经大大改善。国有经济改革和结构布局调整,使骨干国有企业卸下了包袱、轻装上阵;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也是国企绩效改善的贡献因素。

就全部国有企业看:2002-2012年间,销售收入从8.5万亿元增至42.4万亿,年均增长17.3%;毛利(企业利润+各种税费)从1.06万亿增至5.5万亿,年均增长18.0%;净利润从3786亿增至2.2万亿,年均增长19.2%2012年,中央企业占全部国企销售额的61.5%,净利润占到68.5%。表1反映的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情况,也印证了国企总体增长的良好态势。

关于国企和非国企的效益对比,可以肯定的是,在部分竞争性行业(如装备制造业)中,就工业增加值率指标来看,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差别很小(都在26%左右)。私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虽然远高于国企,但因工资成本差异、各行业资本构成的差异等因素,故资产利润率只能说明部分问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1年的报告指出:工业行业可分为“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两类;典型情况如:服装厂需要具备按市场变化快速调整产品样式的能力,而电厂的效益主要来自技术设备和管理水平。不同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在适合自身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我国国企目前主要分布在技术驱动性强、规模效益显著的行业,这是和国企管理体制的特征大体适应的。

国企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不仅仅表现为量的增长和效益的回升。

产业支柱作用。如大型装备制造业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一家大企业可带动数十乃至上百家零部件、辅助材料厂和下游服务业,拉动社会需求和就业。大企业和众多中小企业是共生共存的关系,龙头企业的发达就等于中小企业的兴旺。

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国企仅占经济总量的20%,上交税金占全部税金的38%。就企业上交税费占全部盈利(企业利润+各种税费)的比重看,国企为60%,私营和外资企业在30-35%之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所交纳税金、附加和增值税,国企为8元,私企为3.2元,外企为2.3元(2011年)。这导致国企利润率明显低于非国企。

国企职工的工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所有制普通职工的工资。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其他类型工人的2倍以上。所谓“国企职工收入高造成贫富差距”的说法是很牵强的,非公企业高管薪金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巨大差距,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国企工资水平较高,实际上是平衡一次分配格局的积极因素。

在全球化竞争中,骨干国企对提升综合国力起到了中坚的作用。过去10年,国内成长起一批特大型企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行列,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注:欧盟企业数为27国合计数。 数据来源:Fortune Global 500

(转引自:胡鞍钢,《红旗文稿》2012-10

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进口替代、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保障了国内巨大需求。铁路系统将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相结合,使我国铁路装备制造和铁路运输能力跨上了新台阶。国有骨干装备制造业近年来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如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70万千瓦水电机组、世界领先的特高压交流/直流输变电系统、第三代核电设施国产化、百万吨级乙烯装置、大型施工机械、港口起重机械,以及多种高端机床、工业控制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带动了整体工业的技术升级,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在一系列敏感领域冲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

关于“国企垄断”问题,属于自然垄断范畴的铁路、电力网、电信网、城市供排水系统,以及油气体勘探开采等事关全社会福利和国家战略的领域,由国家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必要的。为避免因垄断造成的价格、腐败等问题,则需要加强政府监管。这一类行业的运行效率更多来自技术和管理,且更强调社会责任。如果委托私人企业运营,则效率和社会责任的效果不一定理想,反而会提高政府监管难度和运营成本(如英国铁路私有化的教训)。

事实证明,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化的环境下,国企通过自身的改革逐渐适应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不仅没有“拖经济发展后腿”,而且对国家的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以及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方面,都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发挥了特有的优势。曾经流行的“国企冰棍论”,只反映了特殊时期的情况。

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三类所有制并存、竞争和互动的局面。

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一般组织管理较规范、技术水平较高;但普遍存在机构臃肿、官僚作风等问题。

各类民营企业在规模上已经居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且正在壮大之中。目前,除少数大中型企业和数万家科技型企业之外,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停留在低成本竞争状态,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停留在初级的家族式管理。这导致很多行业集中度过低,技术档次低,行业协调差。

外资企业在中国注册,遵守中国法律,带来了资金和现成技术,拉动了就业,但从权益的归属、资源可动员性与可调控性的角度看,外资企业不能计入综合国力的有效部分。

我们的改革研究应该实事求是,既不要把民营企业理想化,也不应片面夸大国企的弊病和失误。今天我国以公有为主体、公私并存的市场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的缺点问题需要逐步完善,不能拔苗助长,重蹈前苏联覆辙。

我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国企的中坚骨干作用和民企的灵活反应优势。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结构优化升级任务紧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心任务是以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挥低工资优势、出口导向,拉动经济快速增长。2008年以来,国际市场扩张受阻,加之人民币升值、工资成本上升等因素,调整传统发展思路已经提上日程。

我国的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这容易导致“工业化已经实现,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误解。从工业技术水平和整体竞争力看,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是头号工业大国,但又是品牌和知识产权小国、技术弱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很多开放型行业缺自主核心技术。高端技术装备、元器件、零部件大量依赖进口。我国年产1000万辆轿车,但发动机等关键部件大部分靠进口;钢产量7亿多吨,每年却要进口近8千万吨高级钢材。最具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业,所需的高端纤维、面料、加工设备也要依赖进口。工业产值的1/4用于出口,其中一半是外资的“三来一补”,位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只能拿到微薄的加工费。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使国民收入大量外流。

开放引进对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由于偏重数量型扩张、过于依靠技术引进及外资“技术溢出”,忽视自主消化和再创新,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企业自主开发的高技术产品难以获得市场支持。自立自强的建国方针被淡化。理论界一度盛行“依靠比较优势、被动服从国际分工”的发展思维。

我们开放的目标是引进国外资源为我所用、增强自身实力,开放的底线是确保本国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性。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旧的发展思维。关键是要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

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内容。它将有效提高工业附加值,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三产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持;将为新一代青年技术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和推广国人用得起的节约型环保型技术装备。这是后发展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国有企业是推动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的中坚力量

有人以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和私人积极性,就可以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这是一个误解。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位居技术进步的前沿,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竞争,实际上是国家间争夺技术优势和产业制高点的竞争。

这样,一国创新能力的问题就已经带有国家战略的性质,它已超越企业层次,成为提升全社会整体创新效率的问题,即“国家创新体系”。由于科技和经济的规律不尽相同,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涉及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效率、综合运用竞争-协同-国家组织动员机制、知识在创新各环节间的顺畅流动等多方面问题。企业处于研发-产品-市场实现的中枢位置,故被视作“创新主体”;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不可偏废。

国家在创新体制中的职能包括:对技术-产业发展的前瞻性预测,制定发展规划,资助各类创新机构,组织协调“官产学研用”各方实施科研攻关项目,重点突破、带动全局,鼓励科技成果加速应用和产业化的政策,等等。

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战略,必然要进入高端技术领域,和先进国家进行正面竞争,这就必须克服两方面障碍:一是本国技术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差距;二是开放环境中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垄断。这就更需要政府的组织协调和全社会努力。需要统一明确的战略方针,和相应的体制政策的安排。要综合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消除阻碍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和市场实现的种种因素;要规划和组织行业共性应用技术的研发推广、组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以及适度的支持和保护政策。

对我国来说,创新体制还要注意到如下具体情况:

第一,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是有条件的。这包括:创新环境、企业规模与战略、可用资金、技术队伍与持续研发活动的积累等。西方的巨型跨国公司有能力组织从基础科研、应用科研到产品推向市场的几乎全过程,而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还无法与之相比。

我国数百万家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处于成本-价格竞争阶段,没有技术创新能力;十几万家民营科技型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水平不一),和少数具有研发能力的大企业(如华为、三一、比亚迪、吉利),则表现突出。但由于规模的限制和协同机制的欠缺,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多是有限范围内的“单打独斗”。

前沿科技项目往往需要多学科大范围的协作和巨额投入,技术标准的制定修改要由权威机构执行。这需要国家出面组织、由那些有能力承担此类任务的特大型企业牵头实施。目前,作为各行业龙头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科研机构,汇集着全国70%以上的技术人才,仍是国家科技和产业升级战略的主力,其战略地位尚无人可替代。不论什么所有制企业,如果实行一言堂的家族式管理,没有基本的职业稳定,没有技术民主的氛围,就不可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就没有创新效率。

第二,“自主创新主体”也有限定的条件。“自主创新”必须是由本国机构和人才掌控的创新过程、技术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增进国民福利并具有可动员性。自主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公民及法人控股并实际运营的企业。

第三,中国企业在高技术和竞争性行业的弱势地位突出了国企的战略地位。我国国内市场早已国际化,西方跨国公司以技术和品牌优势占据国内高技术市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规模、组织能力、技术和营销方面的竞争力,远不是跨国公司的对手。当今我国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主要不是“国企垄断”;而是在各细分市场中,民族产业受到跨国公司的强大压力、乃至被其并购、丧失独立性的危险。而在高科技市场,本国民营企业处于更为弱势地位,更容易被外资挤垮,不少很有潜力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因经营困难被外资收购。

在这一局面下,国有骨干企业所坚守的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是抵御跨国公司强势竞争、保持经济结构稳定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靠力量,也是推进产业升级的不可替代的平台。

第四,“国企退出竞争领域”是错误的命题。世界各国都有大型企业在国内垄断、同时面对国际竞争的情况(如波音和空客的竞争)。这是国家间在战略产业领域的竞争,各国都没有用“反垄断”法规束缚本国企业的手脚。

我国是技术追赶型国家,其基础性支柱性工业(冶金、石化、装备等)和高技术领域,既具有高度竞争性,同时具有战略性。其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行业技术进步的骨干。在开放条件下,它们面对着跨国公司的竞争,竞争的成败关系国家安全与产业升级的能力,不能任其被淘汰(如美国政府2009年出手救通用)。

所以,在各关键行业保持国有骨干企业、支持其做强做大(同时也支持本国民营企业做强),是国家保持对这些行业控制力与主导作用所必须。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或以“反垄断”为名将国有骨干大企业拆解招股;其最可能的结果,是把其控制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强势跨国公司,自动解除国家对这些重要产业的控制。工业和经济的自主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基本保障,我们必须有起码的居安思危意识。

很多国外研究机构对中国的改革提出过好的意见。但也要看到,中国企业的壮大必然构成对西方的潜在竞争威胁。一些关于中国国企限期私有化的建议,实际上符合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而非真正愿意看到中国富强。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曾经盲目接受国外“全盘私有化”的建议,其命脉性国企被外国资本控制,导致经济主权旁落、政策执行力削弱,直至政局动荡。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注意。

综上所述,讲要点综述如下:

第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经济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研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结合生产力特点、结合国际竞争环境,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鉴于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要求,体制的安排将要有利于以自主创新支撑产业优化升级这一核心,要平衡政府和企业、微观竞争和宏观协调、分散和集中、开放性和自主性等关系;要处理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关系。

第二,我国民营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就各类企业的平均素质和综合竞争力看,目前国企作为自主创新主力和中坚的地位无人替代。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挥两类企业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在高度开放条件下,国家主要通过骨干国有企业保持对战略性核心产业的控制。这是保持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基础,国家独立、安全和发展的保障,也是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之所在。

第三,多数国企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总体的绩效水平和竞争水平不断提高,国企改革的主体任务已基本完成,对此要实事求是。当今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根据当前的发展态势,应提倡“国进民也进”,不宜再单方面鼓励非公成分。要保持国有经济的数量基础,在支柱性战略性领域保持主导地位,并做强做大。

第四,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适度增加民间参股,同时保持其结构的稳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中,要坚持骨干企业的国有控股地位。目前国企管理暴露出不少问题,但不能以此否定国企存在的必要性。国企目前在体制上的弊病,主要来自企业主管任命考核的行政因素(相对于企业管理者素质因素),以及监管的漏洞。要跳出“产权决定”的思维惯性,考虑在既有前提下,理顺资产管理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责权关系,提高国有企业管理经营水平。主管部门的管理和考核,应更切合企业“自主创新主体”的功能,更符合技术进步的规律。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非小农社会,国家的“现代性”不在于市场化的“完美”,而在于管理能力的高低。我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征途中,提高管理水平(特别是巨型组织的管理),将是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需要强调兼顾安全和发展。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本国经济的独立完整性、坚持国家经济主权这一底线,保持未来产业优化空间。...

415日,习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治党治国的一个重大原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并从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文化、社会安全各方面,阐述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内外安全形势复杂,其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程度,是改革开放35年来从所未有的。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们清醒认识形势,站稳脚跟,正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重大的意义。

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关系到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统筹协调“发展”和“安全”两大战略目标的问题。

本期刊登的几篇文章,涉及我国加入WTO之后,某些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霸王条款”(如知识产权方面)和我们国家利益的直接冲突,以及在涉及公众健康的领域(如城市水务)、战略物资领域(如稀土),对外开放之后,给社会经济安全带来的威胁。实际上,近十几年来这类问题的报道大量见诸网络和报刊。我们需要从总体安全观的高度,加以关注。

30多年来,改革开放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活跃因素。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理论思维的单线化的问题也突出出来。例如不讲条件和选择的“扩大开放”,常被认定为发展本地GDP的最便捷措施,理由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发展起来才有安全”。这种“开放—发展—安全”的直线式推演,以及把“发展”、“开放”和“引资”简单等同的思路,无视现实中开放、发展、安全直接复杂的关系,其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主观性是很明显的。

在开放的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眼前和局部来讲是有利的,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是弊大于利的。特别是遇到有损于我国重大经济权益、或威胁国民健康甚至生命的情况,是对外商无条件吸收或让步,还是有选择、有条件地开放?需要把握什么原则?这涉及开放过程中,如何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大问题。

国内的体制改革也遇到类似问题。例如有人力主国企私有化,其主要理由是“私有化可提高效率”,为私有化不惜损害广大职工的权益。但是,背离公平正义原则的措施,必然损害政府威信、加剧社会分化,危及稳定和社会安全。中央多年来一再强调“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但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

习总书记指出: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的总体安全,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战略的两个根本立脚点。改革开放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根本战略。发展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而安全涉及生存问题。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安全就更应该是硬道理。

我们的改革,是在高度开放环境中的改革。今天的国际环境和我们所处的国际地位,和30年前有实质性的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就更需要强调兼顾安全和发展。应该是扭转“只顾眼前GDP,忽视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这一思维定式的时候了。

所谓有利于长远的发展,就是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本国经济的独立完整性、坚持国家经济主权这一底线,保持未来产业优化空间。对外开放要坚持以我为主、平等互利,要有分寸感,不当任何人的附庸或“融入”别人的体系;既要善于抓机遇,更要高度重视国际风险和陷阱,趋利避害。

总之,在经济领域,兼顾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利益,本来就是相通的。

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召开的“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情况与对策座谈会”上,综合管理部门的专家和业内重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

中信重工

任沁新*:竞争国际化,企业须转型

中信重工是个创造了业界传奇的企业。在中原洛阳,市场经济本就不如沿海活跃;国有老企业,改革成本高负担沉重;做重型成套装备,一干就是首台套,研发能力须格外深厚。中信重工却做得很好,装备很强。记得三十多年前,作家张洁曾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机械工业,书名叫做“沉重的翅膀”,很形象。中信重工却摆脱了沉重的翅膀,用“云端理论”构架企业未来,大力实施向高新技术企业、成套服务商、国际化企业的战略转型,将互联网+融入到高端装备制造业,形成“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成套服务”新型商业模式,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之一,世界最大的矿业装备和水泥装备制造商,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

从企业的角度看,市场需求萎缩,需求结构变化的态势非常明显。

如果要判断市场下一步走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需求将会深度下滑,两三年之内很难逆转。比如我们所服务的煤炭、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这五大领域,企业经营都非常困难,也看不到近期反转的迹象。因为大型投资项目一般都有个提前期,现在没有明显的大项目拉动的迹象。而国际巨头也出现了分化,我们曾为一家跨国公司提供了18台套大型设备,后来他们又在招标18台套,前期工作都做好了,最近对方宣布无限期暂停。

目前,我们与国际对手竞争更加激烈,甚至一种新的生死同盟也出现了。我举个例子,今年一季度我们拿到来自国际、国内大型矿山的16台套大型设备订单,几乎囊括了国内外所有的新开项目。这给国际巨头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采取的对策是找国内的企业联手对付我们,而办法就是降价,甚至出现了价格倒挂,恶性价格战不可避免。

装备企业的生存环境很严峻,而国企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现在税负很重,人工成本还在增长。每年71日各地政府就要公布社平工资,并据此来提高下一年的缴费基数。如果我们企业每年不给工人长10%以上的工资,员工的可支配收入会下降。现在个人所得税变成了工薪税,人均月收入1万元要交985元的个人所得税,再交23%的工资附加费用,实际上到手的是6715元。企业对于高端人才宁愿出高薪,但是现在被动涨工资。

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中小企业,但好的政策往往传导不到企业。我举个例子,去年在降息的前一天,我们发行了10个亿的公司债,本来以为我们亏了,但是降息后发公司债的企业融资成本统统比我还要高。

再如国家的减税政策,对企业来说含金量应该是很高的。但是财政收入直接是来自于税改,现在你减税了,税收部门的压力大了,于是税务部门就到本地的大型国有企业查税,而查税补交税和罚款比减税高多了。

装备企业最大的隐患还是后续投资力度减弱,发展后劲不足。现在重机行业一是没有能力投,二是不知道往哪儿投。这一轮对企业的影响和过去任何一轮经济调整都不一样,过去我们都还是在熟悉的领域来做,但现在却出现了方向性的问题。资本逃离实体经济的趋势仍然非常明显,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趋势也确实存在。

而国有企业的机制不活,或者活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几乎回到改革开放初期,无论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几乎现在国有企业在自主权上是越来越小。比如,我们中信重工作为上市公司,现在隶属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又是香港上市公司,那么中信重工这样的香港上市的一级子公司,如果在市场上做一些重组并购,只要产生国有法人股的变化,就必须报财政部。还有国企领导的薪酬问题,企业大力转型时期,需要招聘高端人才。现在我们班子9位成员,有两个引进人才,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国内高端人才,于是在一个班子里薪酬上形成了双轨制。某企业已出现班子成员集体辞职,再用市场化方式全部聘回来的极端例子。如果一旦在国有企业形成这种趋势的话,国有企业的活力从哪来?

从传统企业与新兴企业的对比看,传统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和问题是:体制上,传统企业受制于国有体制,很多禁忌;新兴企业无主管、无疆界、无归属,自由度高。机制上,传统企业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活力明显不足;新兴企业更加市场化。目标上,传统企业更追求利润和短期目标;新兴企业追求的是价值和预期。投资上,传统企业往往是靠自我积累,或银行借贷;新兴企业背后是风投、战投、众筹,疾风暴雨式的快速投资。人才机制上,传统企业更多的是管控、留人、用人,形成了人才的双轨制;新兴企业聚合人才,靠股权+薪酬。发展模式上,传统企业长期固守在一个行业,专注于某一主业,形成固定模式;新兴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趋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理念、新经济。国企改革不到位,机制不活,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就很难实现,因此必须以激发企业活力为目标推动深化改革。

有几条建议:第一,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回归企业本质的属性。而且特别建议,把国资系统管理的企业分为功能型、竞争型,对纯竞争性企业要严格地按照市场来进行管理。

第二,积极促使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资本的有效流动。比如,洛阳是我国轴承工业基地之一,洛阳轴承产学研就一直想整合,到现在因为跨不同的主管单位,而咫尺天涯。再如,洛阳有一家设计院和生产企业同属一家央企,相距不足两里地,但是两家合不到一块,各搞各的。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旦涉及央企,资本流动起来就非常困难,大而不活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三,用全球化的视野看待企业走出去。慎提向国际市场转移过剩产能,这种提法对国际市场是有影响的。可以少说多做。如果有国家背景的基金支持的话,企业可能会走得更快更远。另外很需要发展自己国家在国际化方面的服务咨询机构。现在只要涉及到国际并购、国际重组、国际投资,几乎全都要依托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评估机构。

第四,高度关注人才问题。比如说装备制造企业的领导者,他们身上有鲜明的特征,有雄厚的实践基础,也有个人的才能和人格魅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行业内将有一批50后的企业家要退出岗位,形成一个新旧交替潮。所以现在国家主管部门也好,国资主管部门也好,要更加关注企业家的这种交替。另外制造业的领军人物,包括高技术、高技能、高素质的岗位严重后继乏人。即使上市公司,股权机制基本上起不到激励作用。支持资本参与分配,国家已经提了多年,但实际上没有有效的操作路径。而且希望相关政策能够允许企业的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延迟退休。

企业介绍:

中信重工是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煤炭、矿山、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节能环保和军工等行业提供重大技术装备和完整的工程解决方案。

公司前身是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一五”期间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93年,企业整体资产划拨中信集团,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2008年改制成立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A股股票在上交所挂牌。

2012-2014年,中信重工是在我国“七大重机”中唯一保持了规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目前也是国内重型装备行业上市公司中业绩最优的企业。

公司以内生增长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把实施技术先导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实现了由设备制造商向成套服务商的转型,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并行发展,自主品牌产品直面国际终端客户。

公司构建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研发体系。拥有国家首批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全国889家技术中心中位列前十,拥有我国矿山重型装备领域首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属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是国内最大的矿山机械技术设计研发机构,专业从事国家基础工业技术装备、成套工艺流程的基础研究和开发设计。企业拥有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年产2000万吨级特大型选矿、年产600万吨级高压辊磨等20余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重型装备制造业前沿技术的引领者。

公司实施了以世界最大18500吨自由锻油压机组为核心的“新重机”工程,达到现代重型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配置,确立了自身在全球市场上的高端制造地位。

公司初步完成了全球化布局。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矿山机械、选矿工艺研发中心,在美国建立了铸锻技术研发基地。中信重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业和水泥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平台上,成长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重型矿山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据企业官网)

济二机床

张志刚*:我们面对的是世界顶级竞争对手

济二机床在机床行业是个专注到极致的企业。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出现很多历史性机遇,企业纷纷进行多元化经营,涉足房地产,试水资本运作,而济二是少有的专注于自己行业的企业,它不但至今还是国有独资的市属企业,甚至不曾搬迁换块大点儿的地方,他们的许多车间厂房还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

六十年过去,变化最大的是,济二已经成为同行中的国内第一,世界一流。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在美国主流市场,济二连续拿下8条成套汽车冲压生产线,同台竞争的对手,是长期居于全球第一的德国舒勒公司。现在,济二的冲压生产线已经装备过几乎所有的德系、美系、日系汽车著名品牌。他们的经验往简单说,就是专注,再专注。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经济形势,官方也发布了很多数据,于是就有了一些判断。我们干企业的常年围着市场转,应该说对市场的发展变化还是比较了解、感受比较深的。但有时还是会被那些公布出来的数据和说法整“迷糊”了。比方说权威数据统计,年年进口的高端机床价值可观,去年更是数量惊人。但我们在市场上感受不到,不知是哪里的需求,什么样的需求?最后经过调查了解,原来是做手机的生产线大量进口,因为按统计局的划分,手机是高技术产品,其设备放在数控机床类,统计后出现增长了,还是大幅增长,再一查,实际就是三星、苹果这几家品牌的手机生产线。上一代手机生产买一批设备,没几天就过时了,又要上下一代设备了。这些设备跟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高端机床不是一码事,却混在一起统计,就出现了一个不真实的“高端市场”,给管理者和决策者造成了误导。

现在“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政府会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少不了要投资一些大项目,但这些项目千万不要又是拉动了国外的公司。我们有很多新的市场机会,反而是民营企业用户提供的,民营企业更愿意接受国产装备,因为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而国产装备既少花钱,又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但目前在国防军工行业,还是大量进口国外设备。前几日我与一个航空企业的老总见面交流时说,只要我们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好。但如果你们不确定要使用国产装备,犹豫不信任,那就算了。但是作为军工行业的企业,应该很清楚,国外企业今天卖给你设备,以后是否会一直卖给你?

还有智能制造,可以说给企业开了一副“药方子”,但不要指望包治百病。我们做大型锻压设备的,现在已经做到国外顶级市场。福特汽车在美国底特律等地进行的技术改造,先后用了我们8条线。现在我们在市场上较量的对手,是德国舒勒等几家全球最强的企业,而且屡屡把它们打败,已经在竞争格局上占了上风。我们现在琢磨的是,怎么才能把企业真正做强。

企业介绍: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37年,国有独资,国内机床行业重点骨干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在岗职工4800余人。

主要产品有锻压设备、数控金切机床、自动化设备、铸造机械、数控切割设备等大类。服务于汽车、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能源、船舶、军工、模具等行业。

19531955年分别研制出中国第一台龙门刨床、第一台机械压力机。1960年代研制出世界最大的龙门刨床,1970年代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汽缸体平面拉床,1980年代为中国汽车工业从卡车向轿车时代跨越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60多年来,企业先后研制了450余种国家首台(套)产品,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持。

公司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项目与科技支撑计划16项,是行业内承担国家科技支持项目最多的企业之一。获得国家专利154项,制定国家与行业标准22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市科技进步奖52项。高端产品比重达到销售收入的60%以上。

公司自主研制的机器人全自动冲压生产线、大型全自动快速送料冲压生产线、重型多工位机械压力机、伺服冲压生产线等产品,与国际最先进技术同步。产品装备了包括合资和内资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汽车制造企业,整车制造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中,唯有冲压工艺设备以国产为主;大型冲压装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

同时,冲压设备成线出口到美国、巴西、印度等海外汽车主机厂,为通用、福特等国际知名汽车企业提供海外总承包交钥匙工程,被誉为“世界三大数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一。福特汽车全球6个工厂,已先后6次订购济二的10条大型全自动快速冲压生产线。其中7条已已交付用户使用,1条正在安装调试,2条正在厂内制造阶段。福特汽车美国工厂将济二生产线与德国生产线用同样的模具、零件进行全面的精密对比检测,结果显示,济二的冲压件所有指标达到用户要求,部分指标优于德国冲压件。济二冲压线在福特最畅销的F-150新兴铝板皮卡及其他车型的冲压生产中起到关键作用。

公司以数控龙门镗铣床、五轴联动龙门镗铣床、数控落地镗铣床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数控金切机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国防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提供了大批替代进口的先进装备。

2003年以来,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利润年均增长39%,利税年均增长28%,总资产年均增长19%。目前在行业形势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稳定增长。

先后获“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中国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在振兴装备制造业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两化融合标杆企业”、“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等荣誉。(据企业官网)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

茅建荣*:从企业角度看制造业的竞争环境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专业设计、制造齿轮传动装置和粉末冶金制品的大型重点骨干企业。齿轮箱行业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品牌壁垒极高的行业。杭齿依靠国家的支持和自己的心血,在钱塘江畔建起了我国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汽车变速器的研制基地,十大类、千余种产品享誉国内外市场。公司立足传动装置主业,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确立了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我们公司是是零部件企业,是专搞齿轮传动的,为整机厂老大哥做配套。我们可以说是国有控股的中小企业,年销售收入大概30亿元人民币。

杭齿集团的配套对象涉及四个行业。最主要的是船舶行业,我们的产品占到国内船用齿轮箱市场的70%。船舶行业这几年也是比较困难。虽然目前国内船舶企业的订单还是不少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船厂的老板,他们说:我有订单,但现在不做,因为成本太高。这反映船舶行业的利润已经非常薄。好一点的是海洋执法和渔监船的行情。去年中海油等大企业启动了一些海洋工程项目,开始船舶行业的订单还可以,后因石油降价,这些项目便停滞下来。因此,今年一季度订单下滑比较大。

第二个是工程机械行业。我们是为工程机械配套传动装置中品种最齐、数量最多的企业。这个行业去年一季度的市场还可以,从二季度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年底,今年一季度的情况仍很差,几个骨干大厂的情况都差不多。工程机械行业过去一般是年底和年初的市场好一些,但今年比较特别,现在可能是最近这些年里面工程机械市场行情最差的第一季度。

第三个是汽车行业。我们在萧山有一个跟广汽菲亚特合资的企业,开发制造各种型号的汽车变速箱。这个行业应该比较看好,估计今后几年发展势头也不会差,特别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发展很快。但最大的问题是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到底怎么走,目前行业还在摸索,产品型式也各种各样,将来肯定要在取得一定共识后才能确定技术方向。

最后一个是新能源发电行业。这几年我们开始投入研制风力发电变速箱、增速箱,近来这块业务量增长比较大。我们因此也在向高端制造升级,现在企业已经拥有最大直径3.5米齿轮的制造能力。

这几年公司的销售规模还是稳步增长的,但利润增长速度在下降,因为成本在增长。下面阐述几个观点。

第一,资本价格过高,对制造业伤害很大。现在大家都在说资金缺乏问题,但有些领域里的资金并不少。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行业间的利润分配有问题。制造业利润太低,房地产、金融及少数垄断行业的利润过高。这几年资金基本上都往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流走。温州地区大概50%以上企业的资金往外流,不是做房地产就去做金融业。杭州地区也一样。如杭州某大型装备企业,做主营业务规模跟我们杭齿差不太多,其经营业绩的三分之二是靠贸易而不是制造。也就是说,制造业企业的资本正在不断往外流。这个现象值得警惕。我觉得,国家应该认真考虑对制造企业减税问题,特别是增值税。有的企业负担也过重,不光是国有企业。总之要防止资本远离制造业。否则,美国的金融危机过后,产业空心化危机可能轮到中国。

第二,地方国企的自主权和竞争力在下降。比如现在限制三公经费,上级说招待费也算三公经费,每年往下减。目前经济不景气,维护和开拓市场的成本要增加,招待费一般是不能减少的。又比如人才问题,为了开拓新业务,我们打算高新聘请高端技术人员,或者股权激励。但由于我们是国有控股企业,政策不允许,结果事情也办不成。所以一定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现在这个转型时期,如果政策不能理顺,企业就会慢慢地失去竞争力。

第三,要支持民族工业。支持民族工业、支持创新,是消化产能过剩的一个途径,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对那些有研发能力,对国家的产业技术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企业,政府应该拿钱去鼓励他们创新。比如国际齿轮行业中,最有名的是德国的ZF,德国政府每年给该企业5亿欧元的开发费,研发成果为全德国所用,而不是ZF一家用。如果国家能给杭齿这样的补助,支持企业的科技创新,我们也可以拿出更好的成果,为国家所用。资助企业对象要找好的重点企业,不能撒芝麻盐,最后见不到效果。另外,国家关于创新发展战略已经有不少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允许科技人员对其成果允许股权介入等,但好政策不落地。

最后,关于低价中标问题。在项目招标过程中,低价中标的规定是很不好的,我们零部件厂有切身感受。原来重大项目招标要设门槛,现在不允许设门槛,否则要审计。所以搞高端设备的大型国企和中小企业一起去竞标,产品要最好、价格要最低;原来企业有战略供应商,现在也不准,否则负责招标的人没法交代。就这样,把一些能力较差的企业拉进来,只顾价格低,中标后质量难免下降,并且严重限制了真正好企业中标重要项目的机会。

企业介绍:

杭州齿轮箱厂创建于1960年,2001年成为国有多元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完成股份制改制,20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现有职工2500余名,拥有控股和实际控制子公司18家,参股子公司2家。综合实力列为“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企业。

公司在船用齿轮箱及可调螺旋桨、工程机械变速箱、粉末冶金摩擦材料等领域业内排名长期稳居国内首位。

公司专注于齿轮传动装置和摩擦材料的研发与制造,设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以及船用产品、工程机械变速箱等15个研究所,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拥有233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8项)及核心技术,并主持或参与起草、修订了22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杭齿在自主开发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二次创新,产品领域扩展到船用齿轮箱及可调螺旋桨、工程机械变速箱及驱动轿、汽车变速器、工业齿轮箱、风电增速箱、农业机械变速箱、粉末冶金制品、大型精密齿轮等十大类、千余个品种。公司技术中心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010年“前进”牌商标曾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7年“前进”牌船用齿轮箱曾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前进”牌产品行销国内近30个省、市和自治区,并远销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

齿轮箱制造行业涉及大量的机加工、热处理和检测装备,尤其是大型船用产品、工业齿轮箱和风电齿轮箱。产品制造、过程检测和总成试验装备均必须具有重型化和高精度的要求。船用齿轮箱系列一直是杭齿的优势产品,其市场占有率已经多年位居国内第一。

杭齿的工程机械变速箱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左右,被徐工集团、宇通重工、临工股份、洛阳一拖、福田重工等五大主机厂授予“最佳供应商”和“优秀供应商”称号。汽车变速器产品是杭齿产品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主要用于客车和重型卡车动力传动系统,主要客户包括一汽、东风汽车、湖北三环专用车厂、郑州宇通、苏州金龙等。风电及工业传动则是杭齿具有发展潜力的业务品种。(据企业官网)

 

链接一:

美国的先进产业在哪里

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美国的先进产业》报告,勾勒出美国“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布局,阐述了先进产业的定义、地理特征。报告挑选出美国五十大先进产业,解构了不同都市圈的产业特点,并详细说明了这些产业带来的就业变化。

什么是美国的先进产业

根据报告的定义,先进产业必须符合两条标准:要有大量的研发支出;拥有大量获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职员。第一条标准要求该行业平均到每个职员的研发支出位列全行业前20%,第二条标准要求该行业拥有STEM学位的职员比例超过全美平均水平。

基于这一定义,共有50个不同的行业入选美国的先进产业,包括35个制造业、3个能源行业和12个服务业:

属于先进制造业的,包括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音频和视频设备、基础化学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相关设备、汽车、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造船、医疗设备和用品等;

属于先进能源行业的,包括电力设施、矿产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属于先进服务业的,包括建筑和工程、有线电视及其他订阅节目、计算机系统设计、数据处理和托管、医疗和诊断实验室、卫星通信、软件出版业、无线电信运营业等。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这些行业有着大量的研发投入,因而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无论是通过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或是对现有技术、产品和工艺的重组和改善,都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并开拓新市场,从而提高既定投入下的产能和社会的生活水平。

美国的先进产业在哪里

就地理分布来看,美国的先进产业遍布全境,并无明显失衡。南部拥有最多的430万先进产业就业人口,西部拥有300万,中西部拥有290万,东北部拥有210万。

分州来看,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拥有最多的先进产业就业人口,其次是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这5个州拥有全美先进产业就业人口的35%

美国的先进产业主要位于各大都市圈,前100大都市区吸纳了先进产业70%的就业,全部378个都市区共提供了先进产业91%的就业。在通信设备制造、数据处理和托管、软件出版业等12个先进产业中,至少有4/5的工人在大型都市圈工作。而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卫星通信这两大先进产业只能在大型都市圈中找到。

以从业人口的结构来看,号称硅谷之都的加州圣荷西无愧为美国的先进产业中心,其30%的就业人口都从事着先进产业。排名第二的是西雅图,当地就业人口中的16%从事着先进产业。紧随其后的是威奇托(15.5%)、底特律(14.8%)和旧金山(14%)

各大都市圈产业结构比较

在产业结构上,美国各大都市圈表现各异,大致可分为服务业导向地区、制造业导向地区、特点不鲜明地区,以及同时拥有先进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地区。

在全美100大都市区中,37个拥有相对较大的制造业导向先进产业基地。在这些制造业导向都市圈中,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犹他州奥格登、俄勒冈州波特兰、俄亥俄州托莱多、堪萨斯州威奇托尤以先进制造业见长。在威奇托,先进产业工人大多从事航空航天工业。在奥格登、托莱多和大急流城,汽车制造产业链占主导地位。波特兰则以半导体工业著称。

包括加州贝克尔斯菲、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纽约州叙拉古、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俄克拉何马城等7个大都市圈以能源产业见长。先进服务业则支配了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在内的19个大都市圈。

另一方面,共有14个大都市圈同时拥有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其中圣荷西、底特律、休斯敦、佛州棕榈湾、西雅图最为全面。圣荷西在17个不同的先进产业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计算机系统设计、科学研发,到半导体和计算机设备制造,几乎无所不能。西雅图靠航空航天产品制造和软件出版业支撑着一半的先进产业岗位。底特律不仅以汽车制造业著称,同时还在工程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企业管理咨询、研发服务、数据处理上有所建树。休斯敦,颠覆人们印象的是,建筑和工程服务的从业者竟然超过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棕榈湾则同时拥有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半导体工业、计算机系统设计、工程服务等先进产业。

重要性、机遇和挑战

根据报告的结论,先进产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带动了美国就业的复苏。

截至2013年,全美50大先进产业雇佣了1230万工人,约占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9%。不仅如此,美国先进产业每年创造2.7万亿美元增加值,约占美国GDP17%,超过医保、金融和房地产的贡献。

与此同时,先进产业雇佣了全美80%的工程师,完成了90%的私营部门研发,产生了85%的专利,贡献了60%的出口。先进产业同时支持着多条供应链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属经济活动。一名先进产业从业者每年从其他产业购买23.6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远超其他产业从业者的6.7万美元。这样的高消费支持并创造了更多就业。

事实上,每个先进产业就业都能够创造2.2个其他就业,其中0.8个本地就业,1.4个外地就业。这意味着除了吸纳了1230万工人以外,先进产业又额外为2710万美国工人找到了工作。因此,先进产业支撑着3900万个就业机会,约占美国就业人口的1/4

1980年起,先进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稳定,但产出却在激增。1980~2013年间,先进产业的产值年均增长5.4%2010年起,就业和产出同时激增,两者的增长率是其他部门的1.9倍和2.3倍,其中仅计算机系统设计就创造了25万个新岗位。

但报告同时称,尽管美国的先进产业优势明显,但在国际竞争中仍面临强劲的挑战。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先进产业部门人均生产效率在14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能源密集型经济体挪威,是匈牙利的2.5倍,比意大利、瑞典、德国高出50%70%。但在先进产业就业占比、产出占比这两项数据上,美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2010年,美国先进产业就业占比在15%左右,位列14个主要国家中的倒数第五。20002010年间,美国先进产业就业占比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奥地利、德国、挪威、芬兰、意大利下降不到1个百分点;先进产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奥地利、德国、芬兰、瑞典和捷克均有较大提升。

另一方面,部分先进服务业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比如电脑设计服务逆差为80亿美元,科学研发服务逆差为20亿美元,美国为使用国外专利付出的费用也在加速增长。这些领域出现逆差令人始料未及,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先进服务业本应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

报告最后认为,美国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必须捍卫并扩大美国的先进产业,一要致力于创新,二要充实技能培训管道,三要支持生态系统建设。美国的先进产业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和民间部门需要以新的方式共同努力,从而增强先进产业的发展活力。

 

链接二:

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技术是短板

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2万亿元,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1/3,稳居世界首位。多数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据美国调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

一个个超大、超重、超宽、超高的重大装备被研制出来,鼓舞着国人的信心,但超精、超微产品却时时困扰着中国装备制造业。一个致密度不高的阀门,一条不均匀的焊缝,都有可能导致油气泄露,从而引发爆炸。

当我们把一个个装备拆解开来,越往下拆,发现的问题就越多,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关节用RV减速机,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机公司垄断,有人讲,日本人说跪,全球机器人没有几个能站着……。现在,我国高端装备的基础部件,特别是运动部件,如阀门、伺服电机、发动机、自动变速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的大多为静止部件,我们在短期内面临着多重矛盾,技术能力难以快速向高端升级,资源难以向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流动,大量资源集聚到组装、制造等价值链低端环节,进而形成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最终导致我们的装备价格是按机器的重量卖,产品利润会受到原材料价格的挤压,缺乏技术创新的产品议价能力较弱,常常受制于人。

长期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植入”性强,自主基础研究不足,底层技术和配套产业基本技术支撑乏力、发展不均衡;通过“举国之力”实现的重大技术装备的突破多是单机,无法实现全产业链布局。

我国装备制造业一直是“以整机带动零部件发展”的思路,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整机发展起来了,但零部件并没有真正被带动起来。由于整机厂的强势和游说,本世纪初,国家把进口“零部件不免税,整机免税”改为“零部件免税,整机不免税”。措施着力点的错位,使得我国本土零部件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产业最薄弱的环节需要直面进口产品的冲击。当我们今天想再发展关键基础零部件的时,几乎找不到可以承接国家重点任务的配套企业。

20世纪5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开始走的也是“整机带动零部件”的发展策略,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感觉这条路径与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相违背,因此改为强力支持基础技术和基础零部件,从底层做起。到目前为止,日本经产省每年还要支持200余项基础技术支持日本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目前已远超出日本,但虽然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基础技术不牢,关键零部件不能自主的弊端进一步突出,现在欧洲、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采掘业慢慢延伸至冶炼业,再慢慢进化到金属产品制造,最后成为装备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这种产业链的自然进化过程使得这些装备制造企业的基础很扎实,内力很“绵长”,即使很一般的产品也能注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最终制造出高端产品。

近年来,虽然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重要地位不断降低,日本在战线上似乎有所退缩,但是在关键零部件领域,日本仍然是严防死守。日本仍然有一批“怪物级”长寿企业(约3000家)和一群经验丰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电子、材料等技术集聚型产业中仍然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绝不是我们眼中日本的“电饭锅”和“马桶盖”,而是隐藏在这些消费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产业尖端技术实力。

发达国家依托自身技术和资本优势,牢牢把控着处于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关键零部件和技术,这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钳制和影响是深刻的。一是掌控我国自有产品的生产节奏,产业安全难以保障。如日本大地震几乎导致我国工程机械停产。再如外商可以根据委托加工的关键部件参数推导出我国国防用产品的产量。二是产品利润沿着零部件产业链传导到国外。如在激烈的汽车竞争市场中,一些外商提出降价,但中方不同意,因为中方只有在最后的整车销售中才能分得利润,而外商已经在关键零部件上赚得盆满钵满了。三是控制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如机床行业,使用国外零部件件,其可靠性最高可达5000小时无故障,平均2000小时,而我国产品最大可靠性也只能达到1000小时。机床工业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是主要原因,国产功能部件无论从品种、数量、档次上都不能满足主机配套要求。

目前给予我们追赶的时间已经不多,近年来装备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新的规律更是妨碍了国内基础零部件领域的追赶。例如,信息技术和传统装备制造业高度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装备制造业的模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零部件的电子化,使得零部件变得更加集成化和“黑箱化”。面对这一趋势,传统的仿制手段已经失灵,反求工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的企业必须拥有一种“正向开发”的能力,能更好地理解产品运行过程中的内部机理,接受更加复杂的设计策略。而这种正向设计能力必须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以及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结果。

我们应当学习日本产业发展模式的一个优点,即整机和零部件、材料协同发展,相互促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子企业在设计新产品的同时,采取大力支援外包企业研发所需材料的战略。开发出材料后,再协助外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一直到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定优势为止,继续保持良好关系。

国家应鼓励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发挥全价值链创新,需要上下游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合约关系,荣辱与共,协同发展。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认识到建立起这样全价值链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个中国目前还学不到,优质采购商太少,都想着用别人的钱赚自己的房,不压榨供应商就是好的了,支持供应商,这都是教父级企业家了。随着环境、安全等压力不断加大,产品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中国的整机企业转型升级一次,一大批中小型供应商就面临着一次生死决择。如某著名空调企业,为了提升产品智能化,召开了60多家供应商大会,强制供应商提升零部件的信息化,否则将被淘汰出局。积极的一方面是倒逼零部件企业转型升级;消极的一方面中国的供应商有可能被外商所替代。再如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汽车市场一直被本土汽车企业所把持,但由于本土企业没有及时应对排放标准的提高,为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巨大空间。

一方面优秀的零部件企业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另一方面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下,中国零部件企业随时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使产业整体发展面临零部件空心化危机。

未来,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实现由“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开放协同治理模式转变,优先发展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材料、关键零部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装备制造业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底层智慧和经验;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联合整机厂共同开发研制为用户定制化的专用产品;逐步形成以基础技术和关键基础零部件等配套产业支撑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新格局。

 

链接三:

《中国制造2025》摘要

(一)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我国已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显著增强了综合国力。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信息化程度、产品质量效益等差距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污染问题突出;信息化水平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

(二)当前,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制造业发展面临新挑战: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和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严峻挑战,粗放型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

(三)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建设制造强国,要突出创新驱动,制定特殊政策,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奋力拼搏,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主要战略任务:

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建立以创新中心为核心载体、以公共服务平台和工程数据中心为支撑的制造业创新网络,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瞄准新一代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等战略重点,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

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和财税政策,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为制造强国战略提供战略支撑与保障。


* 任沁新,中信重工集团董事长。

* 张志刚,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茅建荣,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董事长。

中国社会的贫富急剧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且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必须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回避矛盾。马克...

2014109日,《经济导刊》编辑部举办“中国分配问题再认识”研讨会。来自人民大学、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人事社会保障部、中国黄金集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我国当前分配问题的现状、原因和解决途径,发表了意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急剧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且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央提出“五统筹”,开始采取多项措施,缓解分配差距问题。理论界的讨论,将分配不公的原因多归结于政府越位、腐败、国企“垄断”以及城乡和区域差距等,回避社会“阶层”分化这一根本问题,以及主张用“进一步市场化”来解决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目前主要集中在调整国有部门的收入方面。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通过历史资料的整理得出鲜明结论: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下,资本收益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是客观趋势,不存在所谓“倒U型曲线”。一石激起千层浪,它激发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知,触动他们正视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关怀广大人民的利益。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回避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形式是分配形式的决定因素。脱离基本的生产关系讨论分配问题和分配改革,不可能抓到问题的根本。在今天,这一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以下是到会专家意见的概括整理。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改革开放前,在普遍公有制条件下,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平均化程度很高,形象地说,当时的收入水平是城乡两大“平台”。19811987年,我国基尼系数不超过0.3。改革初期引进竞争机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公有制企业中打破平均主义和铁饭碗。激发人们获利的积极性,拉开收入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急剧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基尼系数为0.47。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长期看趋于下降。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方面,有了明显变化。一是从之前的效率优先,转为兼顾效率和公平、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二是明确“两个比重”:提高个人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强调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操作层面形成了“提低调高扩中”、取缔非法收入的分配改革思路。但实际上,十年以来“两个比重”在继续降低;国家提高了低保和最低工资标准,但效果不显著。初次分配的情况更不乐观。对资源的私人占有不断扩展(如地产),资本势力不断扩展。会上有专家认为,近十年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成效。

关于分配不平等的根源

近些年,关于当前分配不平等的原因的讨论,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多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发展历史形成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二是政府腐败;三是国民收入中财政比重太高导致居民收入份额减少;四是国企垄断及国企职工高收入。其政策含义所指,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推进国企产权改革和破除垄断”等等,通过推进市场化解决分配公平问题。

在会上,部分学者也表达了上述意见。有人指出:目前主要问题是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全面介入经济活动,作用类似“总公司”,干扰经济、助长腐败,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因此要把腐败作为解决分配问题的重点,同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

也有人认为,由于我国要素市场不成熟,国有企业的人员流动性差,体制内人员工资和市场不(完全)接轨、没有按市场调节形成劳动力价格,导致体制内外工资不平等。对此,人社部专家介绍:当前,国有企业平均工资和非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的比例(不考虑企业规模),大体是106的关系。问题不在于国企工资太高,而是非国有企业、小微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偏低,增长慢。但政府每次出台调高工资标准的政策,都引起私企一片抗议“成本无法承受”,要转投东南亚。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还要留住它们。实际上,我国现实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对企业工资水平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也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差距大,实质是发展中的问题;收入分配和政治上的腐败,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画等号。关于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只能在具体环境中评价,现在还没有国际公认的评价标准。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近20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超过了公有制经济,这是当今社会的基本现实。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劳资矛盾,是分配不公平问题的要害。上面所列四方面原因,有些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有些则似是而非。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受自由主义肤浅理论的影响、理论混乱的状况。甚至有人有意把大众的不满情绪导向从根本上否定政府、否定国有经济的方向。

当前国内各类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经济总量、在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占到80%80%以上。“改制”使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或被私营收购,用极不公平的方式造出了一个富人群体。在财富分布不平衡导致收入的不平衡,一小部分资本所有者得到财富的大部分。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份额不断上升,劳动的份额下降;而且资本通过市场加倍扩展,工人、教师等多数民众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总量增长,在初次分配中没有有效调节措施。

几年前,有学者用“综合权重”方法,经调查研究测算出影响基尼系数的各种因素所占比重:私有经济占58.9%,地区差距23.4%,城乡差距8.5%,其它高收入6.3%,垄断2.9%。研究方法可以讨论,但这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基本吻合。

有些学者回避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把批评矛头指向“国企工资高于非公企业”,认为这是导致社会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这是缺乏基本常识。和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国企内部分配的差距不如私企,工人和管理层的对立较轻,员工收入、社保、福利待遇较好。而且国企照章纳税(百元税负国企为8元,民营和外资分别为2.3元、3.2元),足额交纳社保基金。让广大职工的收入稳步提高(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工资并不高),这是发展经济的本意,应当成为其他经济成分学习的榜样。这才是“提低”。“调高”的结果是砍下劳动收入而不是调节资本收入,“两个比重”就更加无法提高,整个收入政策错位。这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是激励手段的错配、不符合市场规律。

至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的提高,这本是税制改革的成果,有利于国力的提高。一般来说,财政占GDP比重和经济发展程度正相关。财政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混淆概念(当然财政管理有待改进、需要扼住腐败源头)。

关于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不是简单用“关进笼子里”一句话可以解决的。

有人把分配不公主要归结为腐败问题,主张尽量限制政府干预,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来解决问题,所谓“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市场)改革解决”。腐败是分配不公的次要因素,市场化本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目前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整治腐败,在制度层面实现监督常态化是治本之策。城乡、地区和行业之间,劳动者收入的不合理差距需要调整。

资本主义的历史证明“倒U型曲线”不存在

西方经济学的“倒U型曲线”论认为:随着市场化推动经济发展,最终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但这不符合近100多年的历史事实。

按照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分析,政治比经济、政策比市场对收入分配、财富积累的影响更大,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的加剧与减缓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包括欧美国家,凡是自由市场盛行的时期,贫富差距都是加剧的;而其国内贫富差距缩小的时期,要么是由于打仗,要么是管制资本主义,也就是政府干预,劳资力量对比变化所致。最近三十年,自由市场再次盛行,世界各国内部贫富分化都在加剧。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也承认,“倒U型曲线”理论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理论,它的作用就是要劳动阶层相信,顺从资本主义市场最终会带来公平。但市场竞争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赢家通吃,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如果没有政府的分配政策,靠市场解决贫富分化是不可能的。

观察劳资关系需要全球化视角

有学者指出:看分配问题要有系统的眼光。分配的格局取决于整个经济结构,包括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动。至少要考虑三方面:一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财产的再分配,包括对国企改制的经验教训,要全面客观地分析。第二,资源资本化和资产价格波动的进程中,少部分人的财产迅速膨胀,如少数房地产商的暴富。对2009年以来资产价格的巨大波动和所谓“财富效应”需要加以关注,尚待理论化、细化。皮凯蒂的书强调了这一点。第三是全球化因素,我国庞大的出口加工业,拉动2.5亿农民进城做工,以极低的工资受雇于国际资本及其代理人,他们的工资水平成为广大职工的基准参照系。

正是我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高度“融合”,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建厂、雇佣中国劳工,造成“企业高管向外资看齐、广大职工向农民工看齐”的局面。这是今天中国劳动市场的现实,也是造成当今收入分配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看分配问题,同样要有历史眼光和全球眼光。

这一分配格局,也是今天中国经济结构基本格局的外部表现。正是“依赖外资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的拉动,形成了今天以中低档技术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它曾支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今天已临近终点。再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结构将会极度扭曲,未来将被迫进行代价更大的调整,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由于80%以上的劳动力受雇于非公经济,所形成的“就业竞争”机制把工资尽可能压到最低,使整个分配格局出现失衡。至于所谓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主要谈的还是劳动收入,而且都是技术性的。如果不看清这一原因,还要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比重,要想解决贫富分化,就是南辕北辙。尤其是在我们目前二次分配调解力度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进一步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拉大贫富分化。

国有企业薪酬改革:如何进一步完善

据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113家中央企业平均工资为6.9万元,集团副总经理以上干部年薪平均不到70万元。高管薪酬为平均工资的10-11倍(各企业的情况有区别)。高管薪酬分为职位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分别占1/32/3),绩效年薪中的30%留待任期考核发放。

来自人社部的专家介绍了国有企业工资改革情况。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企高管薪酬和企业平均工资之比不超过2-3倍;之后又规定不超过本企业的4倍、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的6倍。经反复调查研究,2003年国企薪酬改革方案出台,规定高管薪酬与企业平均工资之比为12-13倍。应该肯定,这一改革对近十几年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国企老总还拿不到10万元,那他们的动力在哪里?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工资改革总体是比较成功的。当然,最近几年职工的工资增长也较快。

当前的问题,是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金融行业)高管工资水平偏高,尤其是五大银行之外的金融企业。企业内绩效考核也不完善,而且有许多非主观因素决定企业绩效(包括时间),影响当期绩效和高管收入挂钩。国企工资具体条例涉及多方面问题,比较复杂。

今年秋季出台的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是按照2013年春发布的《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的精神制定的。这一指导意见经过了充分的酝酿过程。

有些人认为:限制高管薪酬反映了社会的要求。国企高管和政府公务员之间的选拔程序大体一致,管理办法也差不多。国企高管和政府干部的角色常有互换。一些交换国企任职的干部工作能力一般,但国企高管的收入远远高于同职级的公务员。这是限薪的一个重要原因。工资改革从国企起步,阻力也相对小些。

来自大型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认为,中央企业有不同类型,比如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军工集团),重大公共服务的(民航铁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的(三桶油),其他参与市场竞争的,国企管理者承担繁重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国企高管薪酬是参照国内各类企业经理人的一般薪酬水平从低制定,但客观上存在人才市场和薪酬的竞争。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不利于发挥人才的积极性,不利于留住人才。

有人说中央企业能从银行拿到便宜的资金。其实,效益好的大型民营企业(联想、华为等)照样可以拿到,不比大型央企差。银行融资难,关键是中小企业难,主要是企业信誉问题。小微企业里工资低且拖欠工资,但政府调控不到位。央企贷款没有“跑路”的。而且国有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高于私营和外资企业。

建议高管薪酬的调整,要分类考虑、统筹兼顾,并根据企业负责人较长期的经营绩效及对企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体现收入的差别。

货币政策和国际资本对分配的影响

有专家指出:谈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只看国内劳资关系、国有资本与私营资本的关系,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等问题,需要考虑国际资本这一重要变量的作用。

从资本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所产生的利润之比是20%(不足)和80%(多)的关系;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利润之比是30%70%的关系。这一情况和皮凯蒂的分析基本一致。

皮凯蒂指出,在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比其它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大。例如,通货膨胀对一般储蓄者的影响比对一般投资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对穷人的影响比对富人的影响要大得多,扮演的是“劫贫济富”的角色。一战及二战之后,德国的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令大众苦不堪言。德国人至今仍谈通胀色变。

国内利率与汇率政策也会直接影响收入与财富的分配。近年来对存款利率实行管制的同时,贷款利率实际放开。这实际上是把储户的收入转移为金融机构的收入。

金融对外逐渐开放后,美元等外币资金大量进入中国、兑换成人民币。这样国内人民币供给被不断压缩(因为央行实行货币总量管理)。因银根偏紧,“影子银行”兴盛,大批资金经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进入民间资金市场,利率通常在15%-20%

另一方面,近十年人民币汇率一直呈上升势头,2005年至今累计升值达25%;次贷危机以来中美之间的银行利差稳步扩大(美联邦基准利率0.25%,中国人民币1年期贷款名义利率6%)。这两个因素吸引低成本的外资不断涌入,仅美国“量化宽松”释出的资金大约有60%-70%进入中国。这些美元只需兑成人民币趴在银行,就可轻松赚取8%的年收益率,比皮凯蒂估算的国际资金平均收益率5%要高得多。这实际上是把中资企业的利润转移给外国资本,也就是国民收入的流失。按每年2-3千亿美元流出量保守估计,非正常资金流出(也就是国民收入的流失)在5000亿人民币以上。(套利资金卷走利息160-300亿美元,富人转移资金500亿美元,估计跨国公司避税300-500亿人民币)

总之,今天在金融方面遇到的问题,是“拿了房子就赚钱,拿了美元就赚钱”。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全球金融家联合吮吸劳动者的血汗。财富积攒不到国家和老百姓的手里。财富都流走了,还拿什么分配?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专家一致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我们今天必须把处理好分配问题提到一个高度和日程上来。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在今天的条件下,没有公平作为保证,效率的提高也会受阻。

有专家提出,一次分配还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明确产权关系,如发展员工期权和持股,作为维系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呼应;农村以土地承包权为基础的股份制等。

还有专家认为,政策是解决分配问题的关键。我们恰恰是由于不能正视财产不平衡这一实质问题,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迟迟拿不出来,只是在工资分配、个人所得税调节劳动收入上打转转。在二次分配方面推出一些关键措施,如财产公示,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等等(一些西方国家遗产税甚至达到50%)。改革要实现收入公平、共同富裕,就应该重点从限制财产收入、提高劳动收入的分配政策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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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事件本身就是一个讲堂,是帝国主义“阴谋论”的生动一课。这一课足够深刻了,很多亲美派没话可说了。这标志着美...

从乌克兰这件事本身来看,可能是一个新冷战的开始,也可能就是张文木所说的新凡尔赛体系的形成。现在来看美国的手确实伸得太长了。2008年格鲁吉亚是一次,这次又来一次,几次想伸到黑海里去。不仅伸到黑海,还想把乌克兰全吞,欺人太甚。逼到这份上,即便叶利钦在位也不会忍的,更不要说普京了。美国这个帝国弄到今天这一步,是战略上的愚蠢。现在看来,大打不可能。往后看,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制造一个紧张对峙,局部性冷战的局面可能已形成。

中国怎么判断这件事的意义?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讲堂,是帝国主义 “阴谋论”的生动一课。过去一说“不能迷信‘普世价值’”,有人马上就说你是“工具 + 阴谋论”,自由民主有什么不对呀?事实一次一次给大家上课,这次太明显了,已经赤裸裸了。什么街头政治,什么和平示威,就是美国欧洲势力乘机介入,有意制造流血事件,颠覆他们不喜欢的政权。这个阴谋论是实实在在的。国内有些人不好公开说,恐怕已经在闭门总结乌克兰的经验教训了。实际上从2011年以来,这件事就没有消停过。

乌克兰紧连着西方,而且这么点地盘,非常紧张的族群关系,外界操纵起来相对容易得多。但是和中国今天的情况相比,是不是程度的问题?我们已经经历30多年自由主义的侵蚀,可以说从舆论场、从思想倾向上,知识分子中多数人是亲美的。(潘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和舆论是分裂的,我们中国在立场和舆论上的分裂跟它差不多)。

我国沿海一带集中了60%的经济总量,培养了一大堆亲西方的利益集团。而且在高层和政治圈子里的影响力极大,包括金融界和思想界。近几年来一直在试图扭转这个态势,现在看来困难不小。美国从小布什以来就已经把中国看成第一对手,结果出了“911”,拖了10年。现在好不容易就要搞定了,马上又来乌克兰事件。如果说可能是第二次“911”也有道理。

美国战略东移,一方面把中国围堵起来,一方面企图从内部分化,硬实力软实力一起动。它的战略目标是确定的。这样的态势实际上是逼着我们和俄国接近。

我们现在经济的问题是过于依赖世界市场,这和俄国不一样。俄国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现在不是光脚的了。我们对外贸易的问题,一是能源和资源需求,2亿多吨石油当量的消费,1亿多吨要靠进口,俄国只能满足其中一部分。再一个,我们现在是世界工厂,1/4的工业产品面向出口,必然要往外走。这样的国家想调结构——最大的人口国家,还这么依赖外贸,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我们的芯片、小车发动机等,凡是高级点的都不能自己生产,形不成规模,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业是个弱势工业,是“肥胖型”的。自己的事情做不好,却老自以为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差得太远了。但是要想调这个结构,走向高端,又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和俄国战略接应,同时也要看清,现在就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并不现实。

西式的民主自由、颜色革命,这些事究竟怎么看,怎么去吸取教训,给大家一个警示。这可能是最值得深入讨论的事。网上看到的情况,国内舆论的同情面在俄罗斯一方。这一课足够深刻了,很多亲美派没话可说了。美国蠢就蠢在不知道自己的边界,老以为得寸就可以进尺,失去了分寸感。已经力不从心,又太不知趣,这标志着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已实质性的衰落。

(编辑 苏歌)

高梁

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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