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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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全面深化中国医改研讨会综述
高梁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4期 2015.04.02 13:13:56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十八大文件也明确了这一精神。 本轮医改已实现了基本医保全覆盖,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很大发展。但是,公立医院沿袭多年的创收机制导致的看病贵和医患矛盾,以及药品供应和药价等问题并未好转。多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已成为医改的阻力。医疗服务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的公益性目标不可能由市场化实现,政府应当承担责任。在继续改革深化中,要坚持2009年以来医改的基本原则和总体布局,纠正片面强调“社会办医”的倾向,把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改革作为推进整体医改的核心,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31日下午,由中信改革和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经济导刊发起的“中信学人茶叙”,举办了“没有健康哪有小康——全面深化中国医改”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的李玲教授主持。多名医改专家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参会,对医疗体制和医改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2009年是我国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时点。中央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人民健康权益、建设基本制度为关键词成为新一轮医改开端。

6年的医改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群众看病难(特别在大城市)、看病贵仍是不争的事实,医患矛盾也没见好转。“两会”期间,医改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大众的的意见是检验医疗改革的第一标准。那么,我们医疗卫生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

一些媒体追热点,片面放大了“社会办医、转诊”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要关注,但不可忽视医疗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可忽视建设医疗制度体系这一基础工作。医改的本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简单沿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市场化思维,在医疗领域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专家认为:要遵循正确的原则,不能把已经定下来的好的改革框架置之不顾,盲目追风。要总结经验、找出现有体制的症结,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下决心革除弊端。

SARS的警示:唯市场的医改基本不成功

2003516日,大批抗“非典”物资运往小汤山医院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的契机。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这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卫生的特点:尽力扩大医疗服务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实行了“单位福利制”。随着时间推移,其中的大锅饭、养懒人等弊病也日益显现。

改革开放初,在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创收、职工收入和绩效挂钩等措施。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

公立医院的实行创收机制,使它走进了一个怪圈。医院只认钱不认人、看病贵、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反映强烈,政府压力也很大。

“非典”之后,根据医疗系统的调查:当时城市医保覆盖率只有20%,农村参加社会医保的人不到5%,医疗服务的满足程度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和财力。全国患病的人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提早出院。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和“高精尖”领域;公立医院给病人多开药、多检查,浪费医疗资源,增加人民经济负担,追求收益最大化。

此时,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关注民生。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激烈的争论。目前医疗体制的问题,是市场机制不够吗?由此,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性,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

2006年,中央形成了基本意见。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这一精神也体现在十八文件中。2009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重申了十七大文件的精神;并就医改的各个主要方面,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划。

2009以来医改的成就和缺陷

患者到药房取药

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包含五个方面: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药品保障供应体系,以及监管体系。俗称“医保、医院、医药”。

专家们指出,几年来医改取得了明显成就,但医改的五项制度建设仍面临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些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继续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的任务还很艰巨。

医改取得了明显成绩

医保基本实现全覆盖。这些年,医保筹资水平、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正规社会医保覆盖面约10%200515%左右。现在,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覆盖了99%的人群。10年内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创造了奇迹。虽然保障水平还不高,运行中还存在问题。

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很快。我们接受了“非典”教训,注重预防为主。各级政府相继投入资金,多年没有落实的城乡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起来了,解决了“有无”问题。政府每年为13亿人每人平均提供40元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包括若干种免费服务项目,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病的监测、农村免费体检等。现在的问题,一是管理没跟上,跑冒滴漏多。账目水分大,有些机构拿了钱造假报销;二是服务还不到位,广大群众对这一免费服务没有获得感。

医疗服务量迅速增长。目前(2014)全国门诊量约76亿人次,住院病人超过2亿(2007年门诊量42亿,住院人数7千万)。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看病4.2次,我国超过5次。美国住院病人占人口比例,最高年份10%,我们是14.7%。我国的医疗技术基本已和世界先进水平持平,但付得起高水平医疗费用的人很少,虽然医保可以报一部分。

门诊和住院服务增长这么快,但医生、护士和床位没有同步增加,超负荷工作。我们的医疗成就是靠医护人员辛勤劳动换来的。医疗体系的负担极不平衡,北京医院门诊病人近40%是外地人,住院的50%多是外地人。医生的工资水平差距很大。

成绩的另一面往往是问题。过去10年,高血压病人增加了1倍,糖尿病病人增加了5倍。我们忙着扩大医院,没有把主要精力去防治群众的常见病。

“医保、医院、医药”改革任重道远

医保制度不完善,监管水平低。

第一是在农民、城市居民和一些职业人群之间,医保资金筹集和保障水平的差距较大,报销范围小,自付比例在34%以上(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是财政、医保、个人支付比例352)。第二是医保支出增长太快,远超医保筹资的速度。2008年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出1.2万亿元,2014年达到3.6万亿。过去3年,医保费用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3.6%,是GDP增速的1.6倍,难以控制。很明显,如果公立医院仍以“以药补医”、过度提供医疗服务以追求盈利,再大的医保蛋糕也经不起这么快的消耗。

对医保费用和医疗机构的监管水平低。社会上骗保现象较多,有人收集别人的医保卡、造假病例报销,两边分成;有人持卡到医院拿药转卖给药贩子,甚至有药贩子联手集中大品种药转卖给药厂。需要建立统一监管机制,严格执行监管规定,提高医保监管水平。

公立医院改革出现反向趋势。

专家们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医疗服务系统改革滞后。医改文件指出,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以公立医疗为主导,鼓励社会发展;公立医院的离退休费用由财政负担。到2014年,财政经费在公立医院费用支出中只占7-9%,离退休费用的相当部分还是靠医院以创收来解决。

这些年,几个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但目标不明确、思路不一致。或产权改革,或提升服务质量,或“四个分开”(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盈利非盈利分开、医药分开)。一些改革措施专注枝节问题。如调整医院服务价格、解决以药补医,规定三甲医院的药费控制在50%以下。但总量支出不控制,结果医院拼命给病人做检查、把分母做大,以便多开药,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在于医院以挣钱创收为核心目标。

改革开放前,公立医院的经费大部分由财政支持。1954年实行“以药养医”,规定医院药价在批发价之上增加10%,当时医生开处方和本人工资无关,所以没有药费上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药养医”本是为缓解财政困难,但短期政策变成了长期政策。我国公立医院职工已经30多年不吃皇粮了,个人的各项工资性收入完全靠服务收费。

简单照搬企业改革的办法,让医院到市场上赚钱,背离了“非营利机构”的性质,必然导致医患之间对立。医务人员的利益最大化,就要开大方,让病人多吃药、多检查、多生病;老百姓的利益是重预防,少生病,合理用药。医患之间利益与目标的对立,是不合理的体制造成的,不能全怪医护人员。

让医院赚钱,显然是多数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有一个时期,甚至还要让公立医院交税。现在一些地方的公立医院还是政府的钱袋子。前几年,各地以发展的名义,要公立医院大搞设施建设,将大部分投资费摊入医疗费,让病人承担。这是2012年以来医疗费用增长持续高于人均GDP增长的原因。这严重地侵蚀了其他领域发展的成果和医保资金。

当前,公立医院的改革处在十字路口,至今并没有形成大家认可的体制模式。专家们说,今天我们的公立医院哪一家是不营利的,公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国外的公立医院不是这样办的。两年前世界银行调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

药品供应和药价是老大难问题

医改文件要求:药品供应要建立基本药物制度。要按广大群众健康的基本需求和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目录;用招标方式确定一批基本药物的生产企业,对定点企业给一定的税费优惠,国家控制基本药物价格。如果暂时不能免费提供,就以成本价向社会提供。

改革至今,已编制了包括520种基本药物的目录,然而基本药物制度对人民用药公平的作用不大,药价贵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有关部门出台了规范药品采购的规定,对问题的针对性并不明显。

有专家指出:大陆的公立医院和香港的公立医院,同规格、同厂家的药品,大陆药价一般是香港的10倍。比如我们的某种药,出厂价18元,到医院180元,加成15%到患者手上就是213元。香港公立医院价直接统一向药厂招标,出厂价15元,到医院也就是20元。大陆的耗材(导管、支架等)比台湾贵7-14倍,因为台湾统一向厂家采购。

这么高的差价到哪里去了?首先是药厂的成本增加了。我们有200-300万医护人员,医药代表也是300万。每年近百万大中专医学毕业生,1/3去了药厂和经营企业。价值链的其他差价,成为从药厂到医院各个环节的灰色收入。多年来药品这么大的问题,除前任药监局长郑筱萸被查办之外,没有认真管过。因为药价高了,药厂、医药公司、医院都有好处。一般患者和医保支付方,对药价没有切肤之痛;吃公费医疗的开了进口药,还可以拿去卖。

全面客观总结———医改的方向问题

本轮医改的目标是要惠及全民、回归公益性、非营利性

2009年医改遇到了哪些现实的阻力

专家们认为,2009年医改的方向完全正确,方案的架构也很合理。但为什么医改遇到这些困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背后的观念和机制问题是多年积累的,归结为如下:

第一,改革的理念问题。30多年改革的基本路子是放权、让利、创收。“放”很简单,允许创收也符合一些人的趋利倾向。但本轮医改的目标是要惠及全民、回归公益性、非营利性。要扭转多年形成的“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扭转“创收机制”,确实不容易。

第二,医改涉及整体的医疗卫生制度。包括保险制度、服务制度、公共卫生、监督管理等,都需要联动整合,协同推进。医改是新一轮改革的先行者,率先提出了“建制度”的问题。这既需要我们各级各地主持医改的干部具备正确的理念,还要有突出的能力。但这一条件目前还没有完全具备。

第三,由于理解的偏差和多年的惯性,一些相关部门在政策执行中有明显的选择性。公立医院本应该改革创收趋利机制,但却一味将鼓励民营医院、或者公立医院的“混改”作为着力点。

分歧在“为什么人”的问题

2013年以后,关于医改的争论又热闹起来,在实际中又偏向市场化路子。争论的背后是理念的不同。专家一致表示,必须厘清对医改的基本原则的认识,不能把已经确定的改革框架置之不顾。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的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医疗卫生政策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不仅是简单的“看病治病”。它关系公平正义,因为医保是社保体系的一部分,好的医疗制度应该有改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有专家指出:医改的核心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是方向道路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在非常穷困的时候就建起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迅速提高了人均寿命,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况,获得全世界的赞誉。毛泽东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多的人是农民。有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治方向,医改问题就不复杂。

医疗体制改革,改好了得民心,改不好失民心。人的一生躲不过“养小、送老”两件大事,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是基本民生问题。教育要求人生起点的公平,人的生命终点应该有体现公正的尊严。医疗和教育是越来越均等还是越来越不均等,是追求“高端、一流”还是追求老百姓的基本权益,是根本的方向性问题,决定着民心的向背。

医院是赚钱的还是治病救人的?把医院当作企业办,是受了唯市场论的毒害。古今中外,对医生人格境界的要求总是高于一般人的标准。而我们现在的医院,给病人重复检查,动辄上万;重症病人家属自己搬不动,医护人员却袖手旁观,连西方的私立医院也没有这样的。一些医院到了设警务室的地步,难道还不想想根源是什么?老百姓议论:现在中央政策真好,要是把医院再整顿一下就最好了。

医疗的公益性不可能由“市场化”实现,这是医改的前提

医疗服务有两个基本特征: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医药和医疗服务费用的价格没有弹性。医生可以诱导需求、创造需求;医生对病人几乎有绝对的支配权。

如果没有制约,医院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该吃什么药、如何治疗,哪些是必需的,病人都没有选择权,是医生在主导消费。医生想赚钱只需开大处方,病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还会感谢医生的“好意”,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浪费。而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在迎合甚至鼓励医院做这种事。

医药卫生领域具有鲜明的“市场失灵”特征。放任市场机制,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求,和现代社会“医疗保障均等化”的潮流完全相悖。对医药和医疗服务价格必须严控,否则将不断挤占社会其他领域的收益。这是必须澄清的基本理论前提。

实行全民医保是国际潮流

从国际经验看,由苏联开创的全民免费医疗,二战后已经在英国和欧洲普及。美国早已给低收入人群免费医疗,因而获得道义制高点;现在也推动全民医保。而今日本有公立医疗系统,韩国有,南亚有,中亚有,中国的台湾、香港有,英国有,全欧洲有,拉美有,非洲一些国家也有了。

有人拿撒切尔夫人在医疗服务系统的“市场化改革”说事。但英国只是调整了医院的管理模式(搞内部市场),政府的医疗卫生的责任没有变,老百姓的医疗卫生权益没有变,福利水平没有变。政府对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不减反增。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极为自豪地展示了其全民免费医疗系统,因为那是一个比美国强得多的系统。

片面强调社会办医——不符合医改方向?

全民医保正在普及,为图正在医院收费窗口结算的人们

现在有一种认识误区,就是片面解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以为社会办医是医改的核心内容或基本途径,是要公立医院“改制”,引入社会资本把公立医院变成营利性医院等等。这不符合2009年以来历次有关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指导思想产生偏差,必须纠正。

有一种意见认为,通过社会办医可以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其实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公立医院改革是要更好地发挥公益性,社会办医则是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适应多层次医疗需求。公立医院现在的问题是约束激励机制、投资方向出了问题,如果这两点不变,有没有社会办医都有这个问题。所谓私立医院可以发挥“鲶鱼效应”,一帮沙丁鱼里面放条鲶鱼有激励作用,但一帮螃蟹里面放一条鲶鱼,不可能有什么影响。

专家指出,中国社会对民营医院的社会信任度不高。据调查,76.6%的居民更信任公立医院,更信任民营医院的只占3.4%。偏向社会办医可能进一步加剧医疗服务的逐利性。

事业单位改革,应当区分“政府外包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私有化”这两个概念。有人主张用“加强监管”作为有序推进“服务私有化”的条件。看一下今天社会诚信方面的实际情况,想想数万家医疗机构将需要多大的监管成本,就可以明白,这是一厢情愿。

这两年社会办医越来越热,各路资本,包括一些正规投行、保险公司也兴趣昂然,认为本行业的“春天来临了”。跨行投资者显然缺乏专业能力,民营医院良莠不齐。社会办医应该优先鼓励非营利医院,但现在进入的大量社会资本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出现了“非营利股份制医院”、公立医院参股成混合所有制医院等荒唐现象。股权最主要的就是资产处置权和剩余索取权,非营利医院根本不应该有这两种权利。在社会领域,公共资本的目标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而社会资本进来是为赚钱。好像一匹马往东拉、一匹马往西拉,这个车将变成什么样子?

原欧盟主席普罗迪不止一次说:从公立医院来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如果公立医院办得好,私立医院就没有空间。香港97%为公立医院,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大,想搞平衡,实际上平衡不了。

最近,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有些地方为解决本地的发展和就业问题,饥不择食,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经济增长点,有的地方用招商引资的路数扶持“社会办医”,鼓励投资无限制、无门槛,甚至给予财政补贴,这样盲目发展“医疗产业”问题更大。其结果将进一步压抑内需,加剧供需不平衡问题。相反,如果建设起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保障体系,让老百姓看病无后顾之忧,就能起到拉动消费的积极作用。

至于发展健康产业,这和医疗卫生是两回事,不能混淆概念。

有专家认为,我们对社会力量举办新的非盈利机构估计过高。比如现在社会上很多登记为非盈利机构的,一方面享受政府优惠,同时又拼命去挣钱。国外非盈利机构发展好的有两个前提:一是较高的社会道德水平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如宗教的作用),而我们目前处于社会转型中;第二,遗产税是非盈利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非盈利机构就不可能大发展。

明确医改核心——加强顶层设计

医生深入基层给老人看病

要坚持2009以来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总体布局

专家们一致认为:深化医药卫生改革,首先要充分肯定2009年医改方案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全面理解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思路,坚定不移的执行下去。

2009年医改方案是具有完整架构的顶层设计。其中提出:坚持“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方向,坚持它的公共服务性质,落实政府的责任;坚持政府主导,在理论和实践证明有效的领域,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坚持保基本、强基层,根据经济能力,保障群众最基本的权益;建立完善的基层公共卫生体系,以提高服务的整体绩效。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

一是坚持“保基本、保急需”原则。我国医疗整体投资水平低,尤其应该强调公共卫生、促进人民健康、保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现在一些地方动不动增加保大病的项目,造成很多问题,这和方案缺乏定量的目标和操作细则的规定有关。例如规定“各地医疗报销费用跟当地经济水平相适应”,地方换个领导就以“民生”为由,提高报销比例或增加报销项目,导致医保费用支出急剧增长。比如一桌人都吃窝头咸菜,有人非得来份鲍鱼,其他人就只好喝粥了。另一个是保急需,不能让病人到了医院因没有钱被撵出来。急诊病人没钱,任何医院都应无条件接治。建立急诊病人核销制度,这是健康社会的体现。

二是强化对医疗服务的监管,医疗保险应该除承担经济风险(报销)外,还应起到抑制道德风险(监督)、引导资源配置和协议定价的功能。现在我们的医保只有出纳报销一个功能。卫生行政部门也不是简单的服务,在目前的医院创收机制情况下,必须严格管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服务行为,让老百姓得到合理的服务,而不是追求经济利益。

完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网

专家指出,要建立以预防和促进健康为主的体系,让多数人通过预防和早期干预,尽可能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有病通过基本医疗服务(医保、公立医院)分担经济风险。目前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网虽已建立,但缺乏执行机制。要重点关注社区居民的就地就医问题,让群众在合理的半径内能找到他信任的医生,如广州某医院在社区内建立了“首诊医生签约制”,就是基层的创新实践。强化医患合同,实行医养结合,这是基层医疗发展的方向。对地方已有的经验给以总结,加强体系建设,逐步完善。这需要卫生、人社、医保基金各方面形成合力。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是整个医改的核心

回归医院的公益性

专家一致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是整个医改的“牛鼻子”,而公立医院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形成共识。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公益性,营利性,以及政府对公益性医院的责任是什么,投入保障到什么程度,对服务的监管(医保、服务标准)等等,这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大问题。

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回归公益性、不能与盈利性挂钩,服务于医疗的公平性。关键是要把公立医院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统一起来。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保证医院的投入,包括公共财政投入和医保投入,个人也适当分担,确保运行。二是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建立符合医务人员特点的薪酬制度,保证他们的收入来源的尊严。

有专家指出:现在欧洲各国(政府主持)的工资谈判,主要是医生薪酬,这成为(国家雇员)薪酬标杆。因为医生职业技术含量高,风险大、信息垄断强,且工作累、环境差。一般情况是,同地、同期、同级别的教授比医生低15-20%,公务员比教授低15%-20%,形成人力资本的阶梯。医生这样的高素质群体,如没有第三方补偿,让他们跟患者进行交易是荒唐的。我国医务人员的薪酬差异较大,如何制定合理的薪酬标准,需要仔细研究。

医院要分类改革。我国共有1.9万所公立医院,其中15%是工业和其他部门举办的,10%是集体所有经济举办,其余是政府举办。政府应根据自己的能力、人民群众的需求,集中精力办好真正的公立医院。可以先搞试点,比如每个县有2所县医院属于政府预算管理,按照公共产品对待,提供基本医疗。医生工资适当提高,和医院的服务收入脱钩。

城市的各类公立医院定位不一样,不一定由政府全包下来。如大学的附属医院,投资多元化的,有科研、教学、人员培训等职能,教育部门是主管单位,可按照管办分离、政事分开,建立现代医院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一些专科医院,政府无法兼顾,可以采取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等措施。企业所属医院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

多数专家认为,如果按照上述改革思路,我们的财政是有能力承担,养得起医疗体系300万员工的(2014年,我国总的医疗费用近3.6万亿元,一半用于药费,其中多半是浪费。县级以上医院给用于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只占总支出的27-28%,而OECD国家及香港的公立医院支出中,70-80%是医务人员的劳务费。)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建公立医院,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办不起公立医院。

过去医院在趋利这条道上走的挺“顺”,现在要转到公益性的路上,是整套制度的变动。一方面要有投入,同时也要做好细节的设计,能够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性的支撑。公立医院的改革也是如此。如果只进行原则的指示,没有细节的规定配套,改革就没法落实。

药品问题

2014年的葛兰素史克腐败案件

一是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第二,药品的流通必须置于严格监管之下。各大国对药品生产和流通都实行严格的准入制(我国6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监管难度太大)。第三,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政府招标采购,形成低药价(略高于采购价)提供给老百姓,同时保证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和创新能力。这也是各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

2014年葛兰素史克腐败案被曝光。中国13亿人口的大市场,却没有哪个机构牵头,出面和葛兰素史克谈判专利药价格,而是把大市场拆成小市场,任由跨国公司剥削中国患者、攫取暴利。医药流通领域多年的乱局,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药品的高额利润,败坏了医疗卫生体系,还败坏了国家治理体系。医药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面临着反腐败、建制度的艰巨任务。阻力尽管大,但只要真想改,就没有什么改不动的。

医药管理改革的原则,应考虑让医保当好守门员。在体制安排中,不要让医保和医疗的利益形成对立,而是尽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两方合作建立医药成本控制机制。这是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

搞好医疗体系的信息化基础建设

动用直升机全力救治伤员

医疗体系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信息化建设可以解决很多传统手段不能解决的医管混乱问题,有助于加强监管,更好地沟通各管理部门、各医院之间的信息,更有效地控制医疗成本。

比如,公开诊疗费用信息。同城市各医院对某类型疾病的单次诊疗费用,甚至具体医生的处方费用都可以公开,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公众监督。

比如,把医院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开,按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考核方式,把同等级医院每年的主要指标费用,质量、管理程度、满意度等向社会公布,让老百姓可以评价服务质量和价格,来选择医院。

有关单位已开发了医疗智能审核系统,可以用于对各医院、各医生的工作纪录进行全程实时监控,并实行“三医”联动。可用于信息采集、数据整理,到医院行为评估、医生行为评估、用药行为评估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从诊疗的规范性,财务的合理性两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对医患关系、药物供应商、医保、医疗等环节进行评价。这一数据还可进行发展水平、人均费用增长等等建立分析模型。从而形成信息披露和纠偏的机制。

细节制度研究不可忽略

在支付制度改革上,要研究基于临床路径的病种的成本核算体系。从现在按项目付费或按药品加成率付费,改成按病种付费和人头付费,核算病种的成本。支付方式的改革,相应地要求财务核算规定的调整。从而为上级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和医患之间的谈判提供依据。

医改操作是一个核心问题,即医保报销的标准。一方面要满足人民健康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承受能力。如何区分医疗服务的“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如果“基本医疗卫生”的范畴没有操作性定义,完整的制度就不好建立。如果以大病治疗的费用划分,那么药品、医疗项目的成本价格是动态的,“大病”也不容易界定。一些地方按一时的财政状况贸然扩大“大病报销”范围,将面临极大的支付风险。也有专家认为,应按照贫富程度的区别(支付能力)来界定。总之,应将细节研究透彻,为具体制度的调整做准备,落实到操作层次。

其实,医改不复杂,预防、看病、吃药、报销,这几件事综合起来,一把手抓就可以做好。像安徽,真想为老百姓服务,真有能力,就做成了。医改真正的生命力是实践,基层已经探索出路径,有精兵强将执行。医改的路就能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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