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红二代”中的精英人物之一,本刊总顾问孔丹曾先后长期担任光大集团总经理和中信集团董事长。在孔丹主持下,本刊于2014年3月改版后,不断积极呼应和努力理解中央的思想理论信息。同年,孔丹发起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通过这一平台,正面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就发展改革面临的种种重大现实问题,组织研究,建言献策,广纳各方面建设性意见,力求增进社会共识;凝聚献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学者,促进立足于中国的中国学派的成长。这是一种政治责任感,历史的担当。 前不久,&...
“实事求是认识事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一以贯之的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取得成功的实践活动的基础
水皮:我记得中信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支生力军。
孔丹:改革开放了多少年,我们中信就发展了多少年。中信的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我的口述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提到,2010年12月24日平安夜那一天,我被召回北京。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和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这是正常的组织谈话的风格。但我注意到他说,中信、光大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它们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国企。我自己在光大16年,在中信十多年,对此深有体会。中信、光大这种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非常符合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他的认识论、方法论,他的推动方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信的成长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典型的事物。我们今天都在谈顶层设计,习主席多次讲,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我看最近深改组第七次会议上又提到,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举、创新也结合起来,要看到基层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践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是对中国走过的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历程重要的经验总结。我相信这对下一个30年的发展或者说实现中国梦,是特别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推动方式。
你前一时期在与贾虹声的对话录里,用了一个概念,叫做站在“此岸”而不是站在“彼岸”来认识问题。我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哲学化,最好的表达是“实事求是认识事物”,这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今天,90多年一以贯之的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取得成功的实践活动的基础。
水皮:提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你能否讲讲二者的区别?
孔丹:所谓顶层设计和基层的创造力的关系,是指高层、领导层与群众、基层之间的一种关系,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是更高层面的关系,它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如果顶层设计不能从实际出发,而是离开了实践的需求,就会出问题。
假如大家一起在社会实践中、在江湖上,不管是哪派的武功,到底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是最重要的?我想先说说这个事。
水皮: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更欣赏摸着石头过河,至少从现阶段来讲,这个指导原则不能丢?
孔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表达过,陈云同志也有这样的表达。他们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不是很了解具体该怎么做,也不是很有把握做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扎扎实实的踩住应该踩住的支撑点走过去。可以允许试错,比如股票市场,小平同志说了,如果出错了怎么办,那就把它关掉。这表明,我们改革开放可以试错,可以改正,可以调整,甚至于如果有机会可以将迈出的步子往回撤一步。我看了你与贾虹声的对话,你与他的讨论,对他的首肯,我都赞成,那也是我崇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人们可以有政治上的不同倾向,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是我们能够不断迎接各种挑战的根本。解决问题要在此岸,跑到彼岸解决不了问题,要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出发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优秀著述
水皮:你和秦晓的争论受到社会关注,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孔丹:这个讨论是在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要离开实际,比如要研究中国问题总不能从欧洲说起吧。我与秦晓的争论,是老朋友之间发生的争论,而争论的内容,正是实事求是这个焦点问题。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方法论,是在实践中我们能够一以贯之的体会和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要按照实事求是这样一个认识路线来进行。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其实是28年,1921年到1949年夺取了政权。关于这个过程,我们当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对于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中间发生的问题做了非常明确的结论:那些错误的路线就是离开了中国实际。这里主要是讲王明的左倾路线,造成了共产党在红区95%、在白区几乎100%的损失。它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如果你看金一南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这条道路有多么艰难,贯彻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盲目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也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些结论性意见,而要按照中国自己的实际,发动农民,把农民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本的依托和依靠的对象。这是看着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马克思主义直接的表述和共产国际给我们的指示,都是依靠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如果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民共和国,是个极大的问号。所以中国革命赖有毛泽东同志,他没有留过学出过洋,守在中国的土地上,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怎么能最后成为领袖,站在这样一个高的位置?因为他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其实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基本完成了。
毛泽东在到延安之前就一直在实践中思考。他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深入思考。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些穿的像伙夫一样的一批中共的领导人,花了很大的功夫锤炼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认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优秀著述,都是在窑洞里面写出来的。中国革命中错误路线的惨痛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把全党带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扎实地按照中国的实际,发动组织革命军队,依靠人民大众,跟获得西方和城市大资本支持的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仅用不到4年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给一举解决了。
对此究竟怎么来理解呢?我理解首先是有正确的顶层设计。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阶段的持久战理论,这一理论所认识的,正是中国那时的实际。在共产党来看,在革命斗争中教训可能比经验还多。从失败的教训中得来的认识,可能比从成功的经验中得来的认识更加宝贵。这是一种体会。在苦难的辉煌中,苦难是很具像的,有成千上万的烈士。我是江西人,江西有名有姓、无名无姓的烈士有几十万人。
水皮:经历无论是正确和错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孔丹:经历了各种正确和错误,毛主席建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战略路线。应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个认识过程,那就是从实际出发,其实也是真正的科学认识。科学认识并不都要有严密推理,但都要符合实际,这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要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必须经过验证,这样才站得住脚,否则就只能是某种假说。
前一阵,人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1周年的活动,大家谈到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同时也总结他的教训,这就要提到第二个30年,就是1949年到1978年。做这样的观察分析其实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农村的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运动,然后是工商业改造,党内的三反,党外的五反,这些都是共产党“进京赶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新中国成立,陈云同志出来对付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在遭受外界封锁的情况下,要开始自己新国家的建设,还遇到了两个阵营的问题,遇到了朝鲜战争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开始走得比较稳。他还是有顶层设计,有战略视野的。我的看法是,他在运作的时候,渐渐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对此如何评价?在我的那本回忆录里,说到这第二个30年,我总结了两句话,我估计左边的朋友也要骂,右边的朋友也要骂——叫做“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
1957年反右,大跃进,为了建设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肯定要有很多必要的措施,包括把生产能力集中起来搞国家建设等等。但也的确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包括大炼钢铁,还有三面红旗,就一般意义上看,应该说这些口号不是不正确,但是它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水皮:还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孔丹:因为着急,因为想用十五年时间超英赶美。人民公社的普及速度更厉害,这本来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人民公社后来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在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以后的一次调整,即“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调整。
1959年,我跟我父亲一起和小平同志同坐一个专列去中国南方。我们到广东看一个展览,看到一只形体巨大的猪。我十分好奇,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猪。那应该是给猪打气打出来的吧。当时展会现场报告说“我们养了一只牛一样大的猪”。我一直记得那个情形。
从这件事可以说明,毛主席那时很想到“彼岸”那边去,但实际却还在“此岸”,还得摸着石头过河。庐山会议后,又把这样的经济浪漫主义带到了政治领域。后来又发生文革,我认为那是一种以政治浪漫主义解决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党反腐败揭露出的种种现实证明,党在变质,这句话能不能说?党在相当大的层面和范围是变质了,不再以人民的利益为皈依,为出发点。腐败分子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上至周永康这样的常委,下至小吏,很多人不再遵从共产党的宗旨了,那不就变质了吗?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当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其一定的防范的思考在内?
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在战略思考层面,他的认识——他不是有一个提法,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吗?从发动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发动文革,他有战略思维,但是他做的事情离开了实际。他在党内打击刘少奇、邓小平等很多老同志,造成坏人钻进来争权夺利。对此,左边的人会说,对毛主席,你竟敢做这样一种矮化;右边的人会说,他岂止是浪漫主义。我觉得某些人对毛泽东的否定,到了一个穷凶极恶的程度,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甚至把毛泽东跟希特勒相比,这是一种极端的错误认识。在当时那样一个发展历程中,遇到那么多挑战,假设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应该能找到一种方式,防范共产党不要从根本上变质。
水皮:这应该是一个对制度性问题有清醒认识并加以调整变革的方式。
孔丹:如果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毛泽东当时的说法叫反修防修。防止自己和平演变,不要变成一个不是为人民,而是为少数人的这样一个政党。毛泽东有他的顶层设计,他觉得那样做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当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他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离开了从实际出发,到彼岸去了吧,反正没在此岸。但我们讨论和研究问题必须在此岸。后来我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个说法指的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全党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们知道,由于领导人错误的认识和决策,这个国家一度曾被文革带到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绝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正确的认识路线,把“两个凡是”,把那些教条主义式的照炒照搬,都纠正了。那个时候不直接说毛主席有错误,而叫全面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对此非常慎重。前不久播出的反映小平同志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不管引起什么争论,那段历史就是这样,他要面对党内的现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内形成高度统一的认识,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表述使我们共产党再次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是一种具有历史担当的表现。这个历史担当,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在《湘江评论》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就已经能清楚看到。那其实也是在中国积贫积弱、几乎被列强欺负到亡国灭种的历史背景下,无数志士仁人的追求和努力。实事求的认识路线,是我们能够不断迎接各种挑战的根本。解决问题要在此岸,跑到彼岸解决不了问题,要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出发。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理论,实践性应该是其最高的品格。也就是说,那些脱离实际,或者是制造出来用以观瞻的理论,最后只能束之高阁,都解决不了问题。各种各样的理论,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从实际出发,这才是站得住脚的理论。现在大家在舆论场上有很多的争论,有各种门派。我把自己定位为实事求是派。我谈不上是什么左派、右派。人们可以有政治上的倾向,但我觉得,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
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然后提出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有些人把共产党放在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
水皮:现在中外理论界搞经济学或政治学研究的人,实际上都还没有成熟的理论,能够对中国过去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走了一条如此独特的道路。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30多年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答案,中国的学者也找不到现成答案。我们曾说,如果谁能给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做一个合理解释,他一定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此重大的一个实践,你强调这是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我对此很有同感。过去几年,人们开始不断强调顶层设计,这其中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大家把摸着石头过河看做是一个已经过去的阶段,认为现在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了,否则很多问题解释不通。这实际上都是对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出的认识。这样对照,的确会解释不通。孔总,你现在搞智库研究,对于所谓顶层设计,你是怎么考虑的?你觉得中国的未来,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能不能设计出来,能不能按一个理想模式设计出来,并在理论上也解释得通,又具有操作性?你觉得这个时机现在成熟了吗?
孔丹:谈到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设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离不开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在推崇西方宪政的理论体系里是本体论的认识问题,是没有经过某种流程的问题。但实际是否如此呢?如果争议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这是历史和实践的一个选择,是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经过某些人在设计室里设计出来以后,让人们去照样做出来。西方也是跟着自己实践走到某个地方,再提出那些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之类的理论。
水皮:照这个理论体系来看,君主立宪是否是落后愚昧的一种概念?但很多国家依然是君主立宪,这好像与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完全格格不入。例如拿美国体制来做参照系的话,那完全就是反动的一套。但它在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继续维持其存在的生命力。
孔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看你肯定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肯定也在这里面看到各种不同的认识和立场。
的确,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是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解释我们的过去,然后提出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我跟坚持这些理念的那个朋友说,你有两个虚无主义,一个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是民族虚无主义。比如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被救亡运动阻断,他认为历史不应把那种好的发展过程阻断,否则就是一个历史的反动。这种认识是一种很特别的学理。再有,他认为邓小平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被我们政府的“发展主义”给阻断,那又是历史的反动了。所以要找到正确的未来发展目标,就得走另外一条路。我认为,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至于对富国强兵这样一个提法他都要批判,他这是走到哪里去了?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吗?所以我说,你阁下站在这样的立足看问题,实在是西方价值观原教旨主义、西方政治观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观原教旨主义。我这种概括,虽然并不希望标签化,但这属于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难道西方的理论和实践里面没有可以借鉴之处吗?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比如宪法,强调依法治国,虽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各种法律体系,但我们要有一个现代的结构体系的设计,这算不算是一种顶层设计?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他没有顶层设计吗?是有的,也有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把共产党放在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
水皮:但这个思维,真的是对社会公众很有蛊惑力。
孔丹:从很多历史的现象看,一定时期内民众被蛊惑是存在的。德国的纳粹主义是这样,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这样。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民粹性质的东西,往往造成历史的大曲折和反动。它用一种有吸引力的口号,或许也能解决一些现实要求,比如解决德国在一战屈辱之后的复兴,比如满足了草根阶级改变现状的诉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未必马上就有很准确、很有把握的顶层设计,但我们可用渐进式的方式来处理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我们也要跟中国的实际反复对照来看。我最欣赏十八大的一句话: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说,要沿着已经走过来的正确的路坚持走下去,也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不要走回头路,不要走歪路,其实这是个非常高的要求。总的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状态,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读研究生时,我曾有机会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后来去了张劲夫同志办公室。如果我有那样一个人生历程,我可能会接受较系统、规范的西方经济理论,而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我希望我的这个想法能被人们所理解,那就是,真正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才适合中国。
水皮:你的意思,不能太理想主义。
孔丹:太理想主义,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
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脱离,就是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选择认识不足。习总书记已经多次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一个现实基础,中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
水皮:实际上我们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
孔丹:所以,通过反腐败这个正在路上的重大举措,你可以看到共产党有了一些什么变化。从1921年那个挽救中国危亡的中国共产党,走到1949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有些批评者认为,中共还是革命党。然而中共在执政这是一个现实吧?我引用马克思的表述,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组织起来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概念从法理上说是站的住的,它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意思。我们其实是统治阶级,为什么要用一个话语框架来说我们不是统治阶级?
但如果党在执掌权力的过程中发生变质,脱离了人民,脱离人民就是脱离社会主义。所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让共产党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很深影响的观念,就是党不能背离人民,不能脱离人民。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和平演变。这个理论是有其认识上的基础。他说既然如此,就要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问题,发动人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找到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吗?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讲,是在那些人的影响下,导致文革发挥了错误的作用,连一句都没有讲毛主席当时的战略思想有问题。可是做下来的结果呢?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经受了十年浩劫。
有些年轻同志曾批评我,说你也不能因为文革中你家里受到冲击、你们就对文革否定。我说你们是大错了,我们这些人包括我的父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跟着共产党走,都没有动摇,认为共产党没有资格领导中国了。中国共产党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中少数人是有罪行的,比如后来对四人帮是按照罪行来处理的。说毛主席后来脱离了中国实际,但这过程中其实也有符合实际的一面。这很复杂。比如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但中国经济正是在同时获得高速发展和繁荣。
我们今天还在反腐路上,还正处在从“不敢腐”到“不愿腐”再到“不能腐”的路上。要让共产党自己习惯于执行法律,而不是习惯于超越法律
水皮:至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是还没找到长治久安、保证这个肌体健康运营的一种机理?
孔丹:我的看法是,无论看历史还是看今后一个时期,无论看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无论看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还是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你刚才提到的机理问题,可能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有所交代的问题。
在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有谁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前进?比如二战以后,西方输出民主,最先是在其以前的殖民地像印度。后来有一个时期,就是福山所说的所谓“历史的终结”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西方大量输出民主,即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这个词是日本人最开始用的,日本人有一段时期把它围堵中国的外交叫作普世价值外交。价值观外交,它认为中国跟它不属于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并以此来围攻我们,如此狂妄自大,出乎人们意料。
它的价值观外交,有没有一个历史的验证,就是采用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取得了社会进步的成功?我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推动了一个研究计划,其中包括组织一个关于西方输出民主制度的案例解析。可以一个一个国家来,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亚洲,到东欧乃至所有的国家,看有没有真正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引用我习惯认知的一个决策学原理,我始终认为,所有的决策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不能用决策学来阐释,我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来阐释。“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抽象不抽象?其实很具体。就是在其还有基础、有条件、有需求的时候,就要两利相权取其重,历史也是如此。人民有很多的意见,但你说,现在我们搞一个农民党,再搞一个工人党,再搞一个知识分子党,再搞一个叫资本家党,也可以叫工商人士党,我们搞四个党,跟共产党来搞一次竞争,把这个意见给大家公示一下怎么样?关于历史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至今,犯了多少错误,付出多少代价?它让党和国家、社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是它一直在努力的来应对各种挑战。
我是1965年入党的党员,够资格叫老党员了。我也是中国人民一分子,我也希望看到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共产党,也不希望有一个百弊而无一利的共产党。怎么办呢?历史的选择是取其利,我们就应该努力地限其弊、去其弊。这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宗旨。这一宗旨坚持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制定法律框架,共产党要在这个法律框架内活动。王岐山同志说过,党纪应该比法律还要严,谁如果违反了法律,那就首先是违反了党纪,你就不是共产党。
我觉得反腐和我们发展经济是一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党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在人民面前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羞耻。我请一些学者讨论问题时,他们戏称“贵党”。我只好说,“鄙党”确实有问题,鄙党的弊之重,几乎成了心腹之患地而非肘腋之患。肘腋之患还可以应付,发展到心腹之患,医治起来就不容易了。共产党这个所谓变质的问题,一些党员无视法律、无视党纪、没有底线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没有笼子限制的权力,从罗马帝国到今天,所有的例证都证明,没有笼子限制的权力一定会导致腐败,一定会变质。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解决了腐败问题,因为从很长时间以来的腐败到今天,今天还在反腐路上,还正处在从“不敢腐”到“不愿腐”再到“不能腐”的路上。这条路最后怎样走下去?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共产党的活动将会被限制在其领导制定的法律框架内。需要说得重一点,要让共产党自己习惯于法律,而不是习惯于超越法律。我们有一些领导,像薄熙来、周永康他们,不把法律当回事,无法无天,成了权力的一种放纵。所以,反腐败的意义可以和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业一样伟大,应该同步。否则,我们还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我们这个国家还能不能追求成为一个真正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我们共产党是不是还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和人民?这些问题就会被划上极大的问号。
你共产党在台上说,我们要领导国家和带领人民前进,人家说,你看你这个样子怎么领导?共产党还不认为这是挑战吗?怎么办?中纪委的领导同志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先治标就先退烧吧,都快烧死了,因为没有底线啊。
那好,先退烧,退了烧还得说病根在哪儿。有一种药方开出来了,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这是往美国制度走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各代表一方面利益诉求。这可以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大家一起来吧。试问这实际上行得通吗?
现在有很多的论述讲到良政劣政问题。王绍光主编的那本书《选主批判》,不是对民主的批判,而是对选主的批判。国外的学者们谈到多党制选举制度往往造成很多伪命题,比如对人民的虚假承诺,大家为了所谓政党的利益,无视社会的需求。我曾亲耳听到美国的一个前任财政部长盖特纳在新加坡说,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做过正确的事情,不断做错,好在还比较幸运,终于还知道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中国很快就找到应该如何应对问题的办法,而且由于中国有强有力的行政系统的推行,所以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历史没有机会选择一个有百利无一弊的政党来管理我们的国家。历史也证明我们共产党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终于走过来了。我把信心建立在我们已经克服了困难,吸取了教训,可以前行的基础之上。但我们还要坚持实事求是,无论讲多少大道理,最后要解决的还是实际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表明了共产党应对挑战的一个根本态度。整个社会的运行规范、治理,都需要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在这方面共产党自己要做好反腐和依法治国这两件本质上二而一的事。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关于你提到的机理问题,我们还不敢说只顶层设计这一个机理就可以把问题都解决了,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从实际出发。
国家的历史也有运数的问题,我们党应该还在运上。大多数精英还是在共产党内,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很多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都会有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最高领袖应该非常坚定,有历史眼光。最高领袖带领这个精英的队伍,毫不动摇,坚定地一路走下去,这既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信心
水皮:其实任何国家的治理,不管是几党制,也不管是否轮换执政的方式或选举的方式,最终都是社会精英治理国家的过程。美国政党以国家治理为己任,已经形成家族的概念,布什家族也好,克林顿家族也好,两党之间的轮换,是这些家族的轮换过程。中国很多的问题就在于,革命成功后没有转变革命党的思维,还是用革命斗争手段解决党内和人民群众内部的很多问题,包括文革就是这样。执政党的思维(看制定的政策),是用制度来制衡。在这方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确做了很好的尝试。
关于顶层设计、中央高层可能还会有一个设计过程。很多国家的政体,最终都有一个象征权力的人物,比如英国的女王,在中国可能就抽象成共产党。知识界如果拿国外的那一套体制来对比,就没法给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找到可以解释的理论。国外要么实行选举制,要么世袭制,我们既不是所谓传统意义上的选举制,也不是世袭制,那到底算什么?
孔丹:我们可以通过描述自己,把事实讲清楚,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关于国家治理已经做了顶层设计。政治协商会议是第一步,首先要把各个民主党派,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然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大跟着走下来,有了国家治理结构,后来设了国家主席,不是就有了国家治理结构吗?你刚才那个说法,很有味道。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革命。
我说毛泽东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就是乌托邦。我认为,我们从头到尾一以贯之的正确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背道而驰了。用所谓“革命”的方法解决不好执政党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广场革命、颜色革命,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假革命之名售其奸。中国在1989年就预演了一次。
这次香港占中我去看,他们真是年轻啊,大概都是九七回归前后出生,他们读书受教育的时期都应该正好在九七之后。我觉得要把希望寄托在顶层设计上面,但这不是说现在已经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你刚才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一个权力的抽象。其实共产党相比抽象还是很实际的,是一个权力架构。为什么坚持党指挥枪,为什么对军队国家化会强烈地表示不能容忍,其实是担心发生有些国家情况。所谓军队国家化,就意味着军队独立性的存在。
水皮:这更可怕,像现在泰国一样,没法弄。
孔丹:我跟别人谈到这些问题时,很多人就谈他们的不同看法。我说,我没有说共产党十全十美,我要那样说,人家说你孔某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实际上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啊。
水皮: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人士都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是不用质疑的。
孔丹:你这个判断我也特别赞成。其实当你不能解释某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出一个题目,先把事实描绘出来,然后再努力解构它,看到它的正面,也看到它的负面,再思考怎么去发挥它的正面,怎么去克服它的负面。这就是一个冷静理性的共产党员的思维。
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在2014年“二•一七”讲话里强调,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表述立意高远。
水皮:对这个表述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曾经在香港待了很长时间。
孔丹:我们要解决腐败问题,现在不用霹雳手段肯定不行。中央说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啊。现在讲治标,就要有治理腐败的决心。难道腐败现象能让它循环往复吗?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我们整个治理体系和机制真正行之有效地建立起来,不再运用文革那样的方式,或是一套完全抄自西方的东西,而是按照权力架构的制约机制,将来形成我们党的依法治国之路。我们最高领袖应该非常坚定,有历史眼光。很多国家历史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在历史重要的关头,带领着这个精英的队伍,毫不动摇地走过一个历史时期,十年,二十年,就是那样一种方向,一切都在轨道上,坚定的一路走下去。这既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信心。什么是信心?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大多数精英还是在共产党里面。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大多数共产党人看到现在这种腐败,都深恶痛绝。这是一个现实,而不是像流行的说法,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谋求私利,一塌糊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水皮:共产党的价值观就不是这样。
孔丹:共产党对自己的改造要面对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久而久之,很多人开始说一套做一套,一些人表面上一套,私底下又一套。消除这种现象要有一个过程。我觉得国家的历史也有运数的问题,我们党应该还在运上。
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不是空话,顶层设计不能脱离中国实际,顶层设计应该特别加强总体、宏观、全面、系统的概念。顶层设计不能仅仅是画好这张图,图画好以后就可以收工了。有人最近在批“摸着石头过河”,我在改革初期说过,改革是在一个沼泽地里行进,很多地方都是陷阱,每一脚都要小心、慎重,而不是简单的向着远方目标跑步前进,那样我们这个队伍可能就毁灭在沼泽地里面了。后来有人说,孔丹提出沼泽理论,我说我没有什么理论,我是看那现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时的现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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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到延安之前就一直在实践中思考。他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深入思考。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些穿的像伙夫一样的一批中共的领导人,花了很大的功夫锤炼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认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优秀著述,都是在窑洞里面写出来的。中国革命中错误路线的惨痛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把全党带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扎实地按照中国的实际,发动组织革命军队,依靠人民大众,跟获得西方和城市大资本支持的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仅用不到4年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给一举解决了。
对此究竟怎么来理解呢?我理解首先是有正确的顶层设计。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阶段的持久战理论,这一理论所认识的,正是中国那时的实际。在共产党来看,在革命斗争中教训可能比经验还多。从失败的教训中得来的认识,可能比从成功的经验中得来的认识更加宝贵。这是一种体会。在苦难的辉煌中,苦难是很具像的,有成千上万的烈士。我是江西人,江西有名有姓、无名无姓的烈士有几十万人。
水皮:经历无论是正确和错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孔丹:经历了各种正确和错误,毛主席建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战略路线。应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个认识过程,那就是从实际出发,其实也是真正的科学认识。科学认识并不都要有严密推理,但都要符合实际,这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要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必须经过验证,这样才站得住脚,否则就只能是某种假说。
前一阵,人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1周年的活动,大家谈到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同时也总结他的教训,这就要提到第二个30年,就是1949年到1978年。做这样的观察分析其实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农村的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运动,然后是工商业改造,党内的三反,党外的五反,这些都是共产党“进京赶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新中国成立,陈云同志出来对付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在遭受外界封锁的情况下,要开始自己新国家的建设,还遇到了两个阵营的问题,遇到了朝鲜战争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开始走得比较稳。他还是有顶层设计,有战略视野的。我的看法是,他在运作的时候,渐渐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对此如何评价?在我的那本回忆录里,说到这第二个30年,我总结了两句话,我估计左边的朋友也要骂,右边的朋友也要骂——叫做“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
1957年反右,大跃进,为了建设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肯定要有很多必要的措施,包括把生产能力集中起来搞国家建设等等。但也的确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包括大炼钢铁,还有三面红旗,就一般意义上看,应该说这些口号不是不正确,但是它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水皮:还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孔丹:因为着急,因为想用十五年时间超英赶美。人民公社的普及速度更厉害,这本来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人民公社后来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在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以后的一次调整,即“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调整。
1959年,我跟我父亲一起和小平同志同坐一个专列去中国南方。我们到广东看一个展览,看到一只形体巨大的猪。我十分好奇,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猪。那应该是给猪打气打出来的吧。当时展会现场报告说“我们养了一只牛一样大的猪”。我一直记得那个情形。
从这件事可以说明,毛主席那时很想到“彼岸”那边去,但实际却还在“此岸”,还得摸着石头过河。庐山会议后,又把这样的经济浪漫主义带到了政治领域。后来又发生文革,我认为那是一种以政治浪漫主义解决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党反腐败揭露出的种种现实证明,党在变质,这句话能不能说?党在相当大的层面和范围是变质了,不再以人民的利益为皈依,为出发点。腐败分子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上至周永康这样的常委,下至小吏,很多人不再遵从共产党的宗旨了,那不就变质了吗?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当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其一定的防范的思考在内?
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在战略思考层面,他的认识——他不是有一个提法,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吗?从发动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发动文革,他有战略思维,但是他做的事情离开了实际。他在党内打击刘少奇、邓小平等很多老同志,造成坏人钻进来争权夺利。对此,左边的人会说,对毛主席,你竟敢做这样一种矮化;右边的人会说,他岂止是浪漫主义。我觉得某些人对毛泽东的否定,到了一个穷凶极恶的程度,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甚至把毛泽东跟希特勒相比,这是一种极端的错误认识。在当时那样一个发展历程中,遇到那么多挑战,假设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应该能找到一种方式,防范共产党不要从根本上变质。
水皮:这应该是一个对制度性问题有清醒认识并加以调整变革的方式。
孔丹:如果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毛泽东当时的说法叫反修防修。防止自己和平演变,不要变成一个不是为人民,而是为少数人的这样一个政党。毛泽东有他的顶层设计,他觉得那样做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当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他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离开了从实际出发,到彼岸去了吧,反正没在此岸。但我们讨论和研究问题必须在此岸。后来我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个说法指的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全党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们知道,由于领导人错误的认识和决策,这个国家一度曾被文革带到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绝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正确的认识路线,把“两个凡是”,把那些教条主义式的照炒照搬,都纠正了。那个时候不直接说毛主席有错误,而叫全面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对此非常慎重。前不久播出的反映小平同志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不管引起什么争论,那段历史就是这样,他要面对党内的现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内形成高度统一的认识,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表述使我们共产党再次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是一种具有历史担当的表现。这个历史担当,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在《湘江评论》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就已经能清楚看到。那其实也是在中国积贫积弱、几乎被列强欺负到亡国灭种的历史背景下,无数志士仁人的追求和努力。实事求的认识路线,是我们能够不断迎接各种挑战的根本。解决问题要在此岸,跑到彼岸解决不了问题,要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出发。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理论,实践性应该是其最高的品格。也就是说,那些脱离实际,或者是制造出来用以观瞻的理论,最后只能束之高阁,都解决不了问题。各种各样的理论,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从实际出发,这才是站得住脚的理论。现在大家在舆论场上有很多的争论,有各种门派。我把自己定位为实事求是派。我谈不上是什么左派、右派。人们可以有政治上的倾向,但我觉得,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
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然后提出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有些人把共产党放在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
水皮:现在中外理论界搞经济学或政治学研究的人,实际上都还没有成熟的理论,能够对中国过去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走了一条如此独特的道路。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30多年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答案,中国的学者也找不到现成答案。我们曾说,如果谁能给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做一个合理解释,他一定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此重大的一个实践,你强调这是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我对此很有同感。过去几年,人们开始不断强调顶层设计,这其中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大家把摸着石头过河看做是一个已经过去的阶段,认为现在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了,否则很多问题解释不通。这实际上都是对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出的认识。这样对照,的确会解释不通。孔总,你现在搞智库研究,对于所谓顶层设计,你是怎么考虑的?你觉得中国的未来,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能不能设计出来,能不能按一个理想模式设计出来,并在理论上也解释得通,又具有操作性?你觉得这个时机现在成熟了吗?
孔丹:谈到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设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离不开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在推崇西方宪政的理论体系里是本体论的认识问题,是没有经过某种流程的问题。但实际是否如此呢?如果争议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这是历史和实践的一个选择,是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经过某些人在设计室里设计出来以后,让人们去照样做出来。西方也是跟着自己实践走到某个地方,再提出那些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之类的理论。
水皮:照这个理论体系来看,君主立宪是否是落后愚昧的一种概念?但很多国家依然是君主立宪,这好像与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完全格格不入。例如拿美国体制来做参照系的话,那完全就是反动的一套。但它在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继续维持其存在的生命力。
孔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看你肯定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肯定也在这里面看到各种不同的认识和立场。
的确,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是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解释我们的过去,然后提出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我跟坚持这些理念的那个朋友说,你有两个虚无主义,一个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是民族虚无主义。比如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被救亡运动阻断,他认为历史不应把那种好的发展过程阻断,否则就是一个历史的反动。这种认识是一种很特别的学理。再有,他认为邓小平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被我们政府的“发展主义”给阻断,那又是历史的反动了。所以要找到正确的未来发展目标,就得走另外一条路。我认为,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至于对富国强兵这样一个提法他都要批判,他这是走到哪里去了?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吗?所以我说,你阁下站在这样的立足看问题,实在是西方价值观原教旨主义、西方政治观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观原教旨主义。我这种概括,虽然并不希望标签化,但这属于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难道西方的理论和实践里面没有可以借鉴之处吗?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比如宪法,强调依法治国,虽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各种法律体系,但我们要有一个现代的结构体系的设计,这算不算是一种顶层设计?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他没有顶层设计吗?是有的,也有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把共产党放在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
水皮:但这个思维,真的是对社会公众很有蛊惑力。
孔丹:从很多历史的现象看,一定时期内民众被蛊惑是存在的。德国的纳粹主义是这样,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这样。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民粹性质的东西,往往造成历史的大曲折和反动。它用一种有吸引力的口号,或许也能解决一些现实要求,比如解决德国在一战屈辱之后的复兴,比如满足了草根阶级改变现状的诉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未必马上就有很准确、很有把握的顶层设计,但我们可用渐进式的方式来处理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我们也要跟中国的实际反复对照来看。我最欣赏十八大的一句话: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说,要沿着已经走过来的正确的路坚持走下去,也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不要走回头路,不要走歪路,其实这是个非常高的要求。总的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状态,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读研究生时,我曾有机会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后来去了张劲夫同志办公室。如果我有那样一个人生历程,我可能会接受较系统、规范的西方经济理论,而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我希望我的这个想法能被人们所理解,那就是,真正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才适合中国。
水皮:你的意思,不能太理想主义。
孔丹:太理想主义,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
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脱离,就是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选择认识不足。习总书记已经多次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一个现实基础,中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
水皮:实际上我们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
孔丹:所以,通过反腐败这个正在路上的重大举措,你可以看到共产党有了一些什么变化。从1921年那个挽救中国危亡的中国共产党,走到1949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有些批评者认为,中共还是革命党。然而中共在执政这是一个现实吧?我引用马克思的表述,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组织起来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概念从法理上说是站的住的,它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意思。我们其实是统治阶级,为什么要用一个话语框架来说我们不是统治阶级?
但如果党在执掌权力的过程中发生变质,脱离了人民,脱离人民就是脱离社会主义。所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让共产党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很深影响的观念,就是党不能背离人民,不能脱离人民。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和平演变。这个理论是有其认识上的基础。他说既然如此,就要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问题,发动人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找到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吗?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讲,是在那些人的影响下,导致文革发挥了错误的作用,连一句都没有讲毛主席当时的战略思想有问题。可是做下来的结果呢?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经受了十年浩劫。
有些年轻同志曾批评我,说你也不能因为文革中你家里受到冲击、你们就对文革否定。我说你们是大错了,我们这些人包括我的父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跟着共产党走,都没有动摇,认为共产党没有资格领导中国了。中国共产党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中少数人是有罪行的,比如后来对四人帮是按照罪行来处理的。说毛主席后来脱离了中国实际,但这过程中其实也有符合实际的一面。这很复杂。比如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但中国经济正是在同时获得高速发展和繁荣。
我们今天还在反腐路上,还正处在从“不敢腐”到“不愿腐”再到“不能腐”的路上。要让共产党自己习惯于执行法律,而不是习惯于超越法律
水皮:至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是还没找到长治久安、保证这个肌体健康运营的一种机理?
孔丹:我的看法是,无论看历史还是看今后一个时期,无论看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无论看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还是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你刚才提到的机理问题,可能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有所交代的问题。
在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有谁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前进?比如二战以后,西方输出民主,最先是在其以前的殖民地像印度。后来有一个时期,就是福山所说的所谓“历史的终结”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西方大量输出民主,即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这个词是日本人最开始用的,日本人有一段时期把它围堵中国的外交叫作普世价值外交。价值观外交,它认为中国跟它不属于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并以此来围攻我们,如此狂妄自大,出乎人们意料。
它的价值观外交,有没有一个历史的验证,就是采用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取得了社会进步的成功?我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推动了一个研究计划,其中包括组织一个关于西方输出民主制度的案例解析。可以一个一个国家来,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亚洲,到东欧乃至所有的国家,看有没有真正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引用我习惯认知的一个决策学原理,我始终认为,所有的决策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不能用决策学来阐释,我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来阐释。“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抽象不抽象?其实很具体。就是在其还有基础、有条件、有需求的时候,就要两利相权取其重,历史也是如此。人民有很多的意见,但你说,现在我们搞一个农民党,再搞一个工人党,再搞一个知识分子党,再搞一个叫资本家党,也可以叫工商人士党,我们搞四个党,跟共产党来搞一次竞争,把这个意见给大家公示一下怎么样?关于历史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至今,犯了多少错误,付出多少代价?它让党和国家、社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是它一直在努力的来应对各种挑战。
我是1965年入党的党员,够资格叫老党员了。我也是中国人民一分子,我也希望看到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共产党,也不希望有一个百弊而无一利的共产党。怎么办呢?历史的选择是取其利,我们就应该努力地限其弊、去其弊。这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宗旨。这一宗旨坚持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制定法律框架,共产党要在这个法律框架内活动。王岐山同志说过,党纪应该比法律还要严,谁如果违反了法律,那就首先是违反了党纪,你就不是共产党。
我觉得反腐和我们发展经济是一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党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在人民面前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羞耻。我请一些学者讨论问题时,他们戏称“贵党”。我只好说,“鄙党”确实有问题,鄙党的弊之重,几乎成了心腹之患地而非肘腋之患。肘腋之患还可以应付,发展到心腹之患,医治起来就不容易了。共产党这个所谓变质的问题,一些党员无视法律、无视党纪、没有底线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没有笼子限制的权力,从罗马帝国到今天,所有的例证都证明,没有笼子限制的权力一定会导致腐败,一定会变质。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解决了腐败问题,因为从很长时间以来的腐败到今天,今天还在反腐路上,还正处在从“不敢腐”到“不愿腐”再到“不能腐”的路上。这条路最后怎样走下去?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共产党的活动将会被限制在其领导制定的法律框架内。需要说得重一点,要让共产党自己习惯于法律,而不是习惯于超越法律。我们有一些领导,像薄熙来、周永康他们,不把法律当回事,无法无天,成了权力的一种放纵。所以,反腐败的意义可以和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业一样伟大,应该同步。否则,我们还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我们这个国家还能不能追求成为一个真正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我们共产党是不是还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和人民?这些问题就会被划上极大的问号。
你共产党在台上说,我们要领导国家和带领人民前进,人家说,你看你这个样子怎么领导?共产党还不认为这是挑战吗?怎么办?中纪委的领导同志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先治标就先退烧吧,都快烧死了,因为没有底线啊。
那好,先退烧,退了烧还得说病根在哪儿。有一种药方开出来了,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这是往美国制度走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各代表一方面利益诉求。这可以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大家一起来吧。试问这实际上行得通吗?
现在有很多的论述讲到良政劣政问题。王绍光主编的那本书《选主批判》,不是对民主的批判,而是对选主的批判。国外的学者们谈到多党制选举制度往往造成很多伪命题,比如对人民的虚假承诺,大家为了所谓政党的利益,无视社会的需求。我曾亲耳听到美国的一个前任财政部长盖特纳在新加坡说,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做过正确的事情,不断做错,好在还比较幸运,终于还知道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中国很快就找到应该如何应对问题的办法,而且由于中国有强有力的行政系统的推行,所以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历史没有机会选择一个有百利无一弊的政党来管理我们的国家。历史也证明我们共产党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终于走过来了。我把信心建立在我们已经克服了困难,吸取了教训,可以前行的基础之上。但我们还要坚持实事求是,无论讲多少大道理,最后要解决的还是实际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表明了共产党应对挑战的一个根本态度。整个社会的运行规范、治理,都需要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在这方面共产党自己要做好反腐和依法治国这两件本质上二而一的事。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关于你提到的机理问题,我们还不敢说只顶层设计这一个机理就可以把问题都解决了,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从实际出发。
国家的历史也有运数的问题,我们党应该还在运上。大多数精英还是在共产党内,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很多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都会有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最高领袖应该非常坚定,有历史眼光。最高领袖带领这个精英的队伍,毫不动摇,坚定地一路走下去,这既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信心
水皮:其实任何国家的治理,不管是几党制,也不管是否轮换执政的方式或选举的方式,最终都是社会精英治理国家的过程。美国政党以国家治理为己任,已经形成家族的概念,布什家族也好,克林顿家族也好,两党之间的轮换,是这些家族的轮换过程。中国很多的问题就在于,革命成功后没有转变革命党的思维,还是用革命斗争手段解决党内和人民群众内部的很多问题,包括文革就是这样。执政党的思维(看制定的政策),是用制度来制衡。在这方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确做了很好的尝试。
关于顶层设计、中央高层可能还会有一个设计过程。很多国家的政体,最终都有一个象征权力的人物,比如英国的女王,在中国可能就抽象成共产党。知识界如果拿国外的那一套体制来对比,就没法给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找到可以解释的理论。国外要么实行选举制,要么世袭制,我们既不是所谓传统意义上的选举制,也不是世袭制,那到底算什么?
孔丹:我们可以通过描述自己,把事实讲清楚,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关于国家治理已经做了顶层设计。政治协商会议是第一步,首先要把各个民主党派,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然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大跟着走下来,有了国家治理结构,后来设了国家主席,不是就有了国家治理结构吗?你刚才那个说法,很有味道。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革命。
我说毛泽东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就是乌托邦。我认为,我们从头到尾一以贯之的正确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背道而驰了。用所谓“革命”的方法解决不好执政党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广场革命、颜色革命,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假革命之名售其奸。中国在1989年就预演了一次。
这次香港占中我去看,他们真是年轻啊,大概都是九七回归前后出生,他们读书受教育的时期都应该正好在九七之后。我觉得要把希望寄托在顶层设计上面,但这不是说现在已经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你刚才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一个权力的抽象。其实共产党相比抽象还是很实际的,是一个权力架构。为什么坚持党指挥枪,为什么对军队国家化会强烈地表示不能容忍,其实是担心发生有些国家情况。所谓军队国家化,就意味着军队独立性的存在。
水皮:这更可怕,像现在泰国一样,没法弄。
孔丹:我跟别人谈到这些问题时,很多人就谈他们的不同看法。我说,我没有说共产党十全十美,我要那样说,人家说你孔某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实际上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啊。
水皮: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人士都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是不用质疑的。
孔丹:你这个判断我也特别赞成。其实当你不能解释某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出一个题目,先把事实描绘出来,然后再努力解构它,看到它的正面,也看到它的负面,再思考怎么去发挥它的正面,怎么去克服它的负面。这就是一个冷静理性的共产党员的思维。
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在2014年“二•一七”讲话里强调,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表述立意高远。
水皮:对这个表述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曾经在香港待了很长时间。
孔丹:我们要解决腐败问题,现在不用霹雳手段肯定不行。中央说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啊。现在讲治标,就要有治理腐败的决心。难道腐败现象能让它循环往复吗?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我们整个治理体系和机制真正行之有效地建立起来,不再运用文革那样的方式,或是一套完全抄自西方的东西,而是按照权力架构的制约机制,将来形成我们党的依法治国之路。我们最高领袖应该非常坚定,有历史眼光。很多国家历史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在历史重要的关头,带领着这个精英的队伍,毫不动摇地走过一个历史时期,十年,二十年,就是那样一种方向,一切都在轨道上,坚定的一路走下去。这既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信心。什么是信心?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大多数精英还是在共产党里面。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大多数共产党人看到现在这种腐败,都深恶痛绝。这是一个现实,而不是像流行的说法,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谋求私利,一塌糊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水皮:共产党的价值观就不是这样。
孔丹:共产党对自己的改造要面对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久而久之,很多人开始说一套做一套,一些人表面上一套,私底下又一套。消除这种现象要有一个过程。我觉得国家的历史也有运数的问题,我们党应该还在运上。
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不是空话,顶层设计不能脱离中国实际,顶层设计应该特别加强总体、宏观、全面、系统的概念。顶层设计不能仅仅是画好这张图,图画好以后就可以收工了。有人最近在批“摸着石头过河”,我在改革初期说过,改革是在一个沼泽地里行进,很多地方都是陷阱,每一脚都要小心、慎重,而不是简单的向着远方目标跑步前进,那样我们这个队伍可能就毁灭在沼泽地里面了。后来有人说,孔丹提出沼泽理论,我说我没有什么理论,我是看那现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时的现实就是这样。
(商灏整理季红编辑)
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其政治组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这一点是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核心。目前,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跨越新历史瓶颈。解决其自身的官僚化危机和正当性危机需要有大破大立的勇气,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走来,从人民中走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存续与壮大,究其根本是中国人民追求、团结、奋斗之精神的化现与升华。
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新长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靠的是数亿人民共奋斗,靠的是数亿人民同一呼。
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才从一盘散沙塑造成形,并将其团结奋斗的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为中国近代以来,从衰败转向兴起的枢机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这一点是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如果从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将落入认知陷阱。
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强国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种双重属性既形成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又成为引发诸多冲突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治理
大道恢弘,隐于网络。大至宇宙,小至人类的大脑,都不过是信息与能量交换的“互联网”。互联网思维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场席卷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21世纪革命”,国家治理也无法置身于外。
我们置身于一个互联网时代,却也是一个越来越分散化、原子化的时代。当代社会虽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但是不同组织之间已是无数的断层线。
中共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与人的“互联网”。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每15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共党员。这些党员数量以一国人口数计算的话,在世界上可以排到第16名,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超级网络组织”,它联接着13亿人民,延伸到形形色色的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末梢神经”已经延伸到中国所有组织之中。据统计,我国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420.1万个。162.7万个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58.4%;11.5万个社会组织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41.9%。各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也与党组织存在着各种千丝万缕的网络联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已然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解析这一网络在资源层、制度层、链接层与心理层的运行图景,是分析中国国家治理功能的关键所在。
概而言之,中国政治体系既遵循现代政治之精密组织的运行原则,设立各种分工严密、灵活多样的政治组织,以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分散、多元的特点;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广泛、柔性的领导贯穿于其中,以弥补现代社会不相统属、相互分离、相互掣肘的弊端。从而打造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政治体制。
国家权力需统合治理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国家权力统合是效率的前提。不相统属的权力只会群龙无首、相互打架、一事无成。
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也不同于议行合一体制,而是实行“六权分工体制”。在中央层面,党中央掌握领导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全国政协行使参政议政权,中央军委行使军事权。
国家权力实现“分工不分立”,其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提供了国家权力整合的平台,所有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如同邓小平所说:“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1]
由于党的领导权的统合功能,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问题。台湾地区实行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又加上了监察权和考试权,曾经自称这个体系“三权分立、政府无能, 五权分工、政府万能”。然而今天的台湾地区,却已经变成“政府万万不能”,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缺乏有效的权力整合平台,使得五权分工体制变成五权分立体制,[2]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社会权力同样需要整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精英垄断着“分散的霸权”,劳苦大众却是悄然无声的弱势群体。资本是现代社会最具支配性的权力,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权力”深刻塑造着现代社会。如何避免公共利益被分利集团捕获?如何避免社会秩序碎片化?如何让无声者的权益得到维护?如果缺乏有效的统合力量,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全社会才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党、政双重体制安排是领导权与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实现。国家掌握了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才能促使具有“经济动物”特性的企业也不得不追求整个国家的目标理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才避免了公民社会兴起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而是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
[3]
如何实现智慧治理
政府是智慧还是愚蠢,无疑是政治体制最大的正当性问题。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的这个命题,[4]似乎已经被当今大部分政治学者所遗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与否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二是有长远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走一步看一步。
西方式政党乃私党、分立之党、派系之党、轮流坐庄之党。一如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等政治家所预见的,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极端形式就是目前乌克兰、泰国等国的状况,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温和形式就是美国等国政党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合一之党、全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如同党章规定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共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一个“集体人”的替身,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做实。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党的决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并通过一届接着一届的领导班子接续奋斗,推动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的路线与规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家发展的基本路线,各次全会则对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重大战略设计作出决策。
而西方选举体制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很难看到长远打算。实际上哪里有长远利益需要打算?有的不过是如何赢取下一次大选的选票精算。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要抱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同时,由于政党轮替,各种政策不断“翻烙饼”,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
中国共产党的贤能治理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通过亲身观察感受: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一党专政”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并没有哪些个人、家族、团体能够垄断权力。党章规定,年满18岁的各阶层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层的成员则是通过实际的检验才晋升到现在的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出生于平民,并无特殊的资源和背景。这与我国传统贤能政治试图从平民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的想法,并无不同。当然,如同中国古代官员需要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规范一样,进入当代国家治理集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也是必要的前提。
西方有句谚语: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竞争性选举体制,确实能够产生充满煽动力的“政治诗人”,但他们是否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就要打个大问号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数经过先治村、治县、治市、治省而后再治国的长期丰富的历练。
正视党的治理危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跨越一个转守为攻的历史瓶颈。 “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5]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本身可能蜕变,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制度安排则面临着两大危机:官僚化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与主体性消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如果能够成功穿越历史的峡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成为长期稳定、定型化的制度安排,并对日益衰败的西方政治制度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处于经济社会的核心,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很容易蜕化成官僚集团,从而割裂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的、党的执政所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官僚化危机集中表现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和特权集团的形成。现实中,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口上念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正经”,实际想的和行的却是“当官做老爷”的“歪经”。当下中国正处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历史节点。
一旦党变成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党与政府机构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党的领导干部变成“一入衙门深似海”的官员,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就蜕变为官民之间的一堵厚墙和巨大的鸿沟,甚至变得水火难容。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党蜕变成腐朽的官僚集团正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
党的领导永远面临着一个代表性悖论。这是由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差序格局所决定的。如何执其一而御众有?如何保证少数领导众多?根本上是要保证差序格局,始终保持其自上而下递进的代表性与自下而上递进的先进性。官僚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得上下隔绝,无德无能之辈借机窃据高位。
唯有牢记:中国共产党再人数众多,再强大无匹,再劳苦功高,一旦失去了人民,也必将成为虚弱无力的泥足巨人。只有始终与人民鱼水交融、休戚相关,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才是党的命脉所在,根基所在。
官僚化危机还表现为党的网络结构逐步失去活力,成为附着在自上而下科层结构的蝉蜕。党的网络治理功能弱化,使得党的领导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多元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治理要求。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刻重塑政治型态的大时代。党的领导如果不能对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及时作出调整和适应,重新激活其固有的网络治理功能,很容易蜕变成僵化的官僚机器,最终将被时代大潮所抛弃。
党的领导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深刻的危机就是正当性危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已证明,中共治理国家的绩效强于许多西方大国,但是只从实效来证明执政的正当性是远不够充分的。即便上百上千个事实摆在眼前,如果无法说明这些事实的合理性、进步性,仍然会被看成随时可以抛弃的“坏东西”。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除了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之外,还由于它提供了一套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标榜的价值体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正当性的语体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社会主义之道是党的立身之本,是党的治国之基,是党的道义制高点。党的最大领导力在于提供了超越性的理想和价值,故而,在资本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得以保持其统御并包容各方而一无所依附的,“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彻底务实主义流行,其消极后果之一是党的主体性迷失和正当性下降。在许多人眼里,社会主义已经逐步变成空洞的说辞,过时意识形态的残蜕。社会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实效来界定自身,更需要灵魂。有些人天天高唱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殊不知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普世价值,就是最大的国家软实力。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以贯之,终生为之奋斗。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他仍然充满自信地驳斥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了、失败了的谬论,他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而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又会为世界上占3/4人口指明方向,这个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
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今天,在全球人民对自由资本主义日益不满的今天,我们与其依旧拾人牙慧以示开明与“识时务”,不如高举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以引领21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变迁之大潮。
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当前,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与主体性的茫然失措已经深入骨髓。中共虽然有8000多万党员,但是很多党员未必真正信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感,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解决官僚化危机和正当性危机需要有大破大立的勇气,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同志晚年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发生蜕变的可能性深感忧患,但是他试图通过搞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药方,给人民、党和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21世纪的我们,理应比前人更加聪明、更加理性。解决党的官僚化与正当性两大危机,核心是要解决党作为先锋队组织和国家机构二元属性冲突的问题,实现两者的适度剥离,各行其道,并相互补充。
从根本上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要成为依法、透明、规范的现代国家治理机构,并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二是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
其一,进一步确立并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并考虑在宪法中得到进一步明确体现,将党的领导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
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国家核心领导机构,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制定规范党的各级委员会运行的规章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与透明化,接受媒体、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的监督。
其二,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实现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落实普通党员的选举、协商、监督的民主权利。创新民主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群众路线建设、协商民主建设、评议式民主建设,使党的领导始终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
其三,激活党组织自下而上的活力,强化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党的活力下降和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弱化,根本原因在于简单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运行。党的基层组织需要重新发挥工作队、宣传队、斗争队的功能。鼓励普通党员在党的新时期方针指导下,根据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程度发挥普通党员的主动性。
党具有社会组织与动员这一看家本领,但目前面临逐步丧失这种优势的危险。作为国家机构的各级党委,确实要避免过多干预社会事务。而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基层组织却需要积极介入,从而成为实现社会与基层再组织的核心力量,发挥对社会碎片化的利益与观念的整合功能,推进中国建成包容并高于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积极把握互联网场域的文化领导权,鼓励将基层支部和基层行动委员会拓展到微信、微博等新兴互联网媒体上。
其四,基于当代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同样在于其能够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实践已经对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然而却由于尚未构建出足以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匹配、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话语体系,因而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借来话语的奴隶;而简单地从经典著作摘章引句又往往脱离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我们以创新精神推进新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选择地从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吸取营养,推动中国学派形成。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6]
其五,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让党重新成为理想信念的先锋队。党作为以改造自我而改造世界的先锋队组织,必然要求其党员是具有不断自我修炼、自我完善,并达致自我奉献精神的群体。需要在普通党员中对照党员的标准,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活动,解决思想上入党和党员提高党性修养的问题。同时,解决退党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允许不认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党员自由退党。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吐故纳新论”并未过时,“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7]兵在精而不必在多,中国共产党需要新一轮的“吐故纳新”,才能保持其蓬勃之朝气,提升其纯洁性与战斗力。[8]
作为国家治理方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的愚公,作为始终保持其先进性的中国人民先锋队,它的生命力在于始终为人民服务而挖山不止的伟大感召力。
由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所著《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经作者授权,本刊特刊发其核心内容。本文由鄢一龙执笔撰写。
[1]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台湾地区虽然仍然是五权宪法架构,但是考试权与监察权一定程度上已经虚化,接近三权分立体制。
[3]参见鄢一龙:《目标治理能力:基于五年规划的中国国家执行力研究》,即将出版。
[4]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新华社,北京2014年7月29日。
[6]参见鄢一龙:《中国话语的“一体三用”》,观察者网,2014年9月12日。
[7]参见《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138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2013年。
[8]参见王绍光:《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载王绍光:《中国﹒政道》,146-150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年。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十八大文件也明确了这一精神。 本轮医改已实现了基本医保全覆盖,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很大发展。但是,公立医院沿袭多年的创收机制导致的看病贵和医患矛盾,以及药品供应和药价等问题并未好转。多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已成为医改的阻力。医疗服务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的公益性目标不可能由市场化实现,政府应当承担责任。在继续改革深化中,要坚持2009年以来医改的基本原则和总体布局,纠正片面强调“社会办医”的倾向,把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改革作为推进整体医...
3月1日下午,由中信改革和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经济导刊发起的“中信学人茶叙”,举办了“没有健康哪有小康——全面深化中国医改”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的李玲教授主持。多名医改专家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参会,对医疗体制和医改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2009年是我国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时点。中央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人民健康权益、建设基本制度为关键词成为新一轮医改开端。
6年的医改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群众看病难(特别在大城市)、看病贵仍是不争的事实,医患矛盾也没见好转。“两会”期间,医改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大众的的意见是检验医疗改革的第一标准。那么,我们医疗卫生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
一些媒体追热点,片面放大了“社会办医、转诊”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要关注,但不可忽视医疗改革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可忽视建设医疗制度体系这一基础工作。医改的本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简单沿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市场化思维,在医疗领域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专家认为:要遵循正确的原则,不能把已经定下来的好的改革框架置之不顾,盲目追风。要总结经验、找出现有体制的症结,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下决心革除弊端。
2003年5月16日,大批抗“非典”物资运往小汤山医院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的契机。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这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卫生的特点:尽力扩大医疗服务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实行了“单位福利制”。随着时间推移,其中的大锅饭、养懒人等弊病也日益显现。
改革开放初,在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创收、职工收入和绩效挂钩等措施。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
公立医院的实行创收机制,使它走进了一个怪圈。医院只认钱不认人、看病贵、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反映强烈,政府压力也很大。
“非典”之后,根据医疗系统的调查:当时城市医保覆盖率只有20%,农村参加社会医保的人不到5%,医疗服务的满足程度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和财力。全国患病的人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提早出院。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和“高精尖”领域;公立医院给病人多开药、多检查,浪费医疗资源,增加人民经济负担,追求收益最大化。
此时,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关注民生。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激烈的争论。目前医疗体制的问题,是市场机制不够吗?由此,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性,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
2006年,中央形成了基本意见。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这一精神也体现在十八文件中。2009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重申了十七大文件的精神;并就医改的各个主要方面,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划。
患者到药房取药
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包含五个方面: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药品保障供应体系,以及监管体系。俗称“医保、医院、医药”。
专家们指出,几年来医改取得了明显成就,但医改的五项制度建设仍面临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些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继续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的任务还很艰巨。
医保基本实现全覆盖。这些年,医保筹资水平、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正规社会医保覆盖面约10%,2005年15%左右。现在,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覆盖了99%的人群。10年内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创造了奇迹。虽然保障水平还不高,运行中还存在问题。
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很快。我们接受了“非典”教训,注重预防为主。各级政府相继投入资金,多年没有落实的城乡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建起来了,解决了“有无”问题。政府每年为13亿人每人平均提供40元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包括若干种免费服务项目,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病的监测、农村免费体检等。现在的问题,一是管理没跟上,跑冒滴漏多。账目水分大,有些机构拿了钱造假报销;二是服务还不到位,广大群众对这一免费服务没有获得感。
医疗服务量迅速增长。目前(2014)全国门诊量约76亿人次,住院病人超过2亿(2007年门诊量42亿,住院人数7千万)。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看病4.2次,我国超过5次。美国住院病人占人口比例,最高年份10%,我们是14.7%。我国的医疗技术基本已和世界先进水平持平,但付得起高水平医疗费用的人很少,虽然医保可以报一部分。
门诊和住院服务增长这么快,但医生、护士和床位没有同步增加,超负荷工作。我们的医疗成就是靠医护人员辛勤劳动换来的。医疗体系的负担极不平衡,北京医院门诊病人近40%是外地人,住院的50%多是外地人。医生的工资水平差距很大。
成绩的另一面往往是问题。过去10年,高血压病人增加了1倍,糖尿病病人增加了5倍。我们忙着扩大医院,没有把主要精力去防治群众的常见病。
医保制度不完善,监管水平低。
第一是在农民、城市居民和一些职业人群之间,医保资金筹集和保障水平的差距较大,报销范围小,自付比例在34%以上(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是财政、医保、个人支付比例3:5:2)。第二是医保支出增长太快,远超医保筹资的速度。2008年全国医疗费用总支出1.2万亿元,2014年达到3.6万亿。过去3年,医保费用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3.6%,是GDP增速的1.6倍,难以控制。很明显,如果公立医院仍以“以药补医”、过度提供医疗服务以追求盈利,再大的医保蛋糕也经不起这么快的消耗。
对医保费用和医疗机构的监管水平低。社会上骗保现象较多,有人收集别人的医保卡、造假病例报销,两边分成;有人持卡到医院拿药转卖给药贩子,甚至有药贩子联手集中大品种药转卖给药厂。需要建立统一监管机制,严格执行监管规定,提高医保监管水平。
公立医院改革出现反向趋势。
专家们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医疗服务系统改革滞后。医改文件指出,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以公立医疗为主导,鼓励社会发展;公立医院的离退休费用由财政负担。到2014年,财政经费在公立医院费用支出中只占7-9%,离退休费用的相当部分还是靠医院以创收来解决。
这些年,几个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但目标不明确、思路不一致。或产权改革,或提升服务质量,或“四个分开”(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盈利非盈利分开、医药分开)。一些改革措施专注枝节问题。如调整医院服务价格、解决以药补医,规定三甲医院的药费控制在50%以下。但总量支出不控制,结果医院拼命给病人做检查、把分母做大,以便多开药,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在于医院以挣钱创收为核心目标。
改革开放前,公立医院的经费大部分由财政支持。1954年实行“以药养医”,规定医院药价在批发价之上增加10%,当时医生开处方和本人工资无关,所以没有药费上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药养医”本是为缓解财政困难,但短期政策变成了长期政策。我国公立医院职工已经30多年不吃皇粮了,个人的各项工资性收入完全靠服务收费。
简单照搬企业改革的办法,让医院到市场上赚钱,背离了“非营利机构”的性质,必然导致医患之间对立。医务人员的利益最大化,就要开大方,让病人多吃药、多检查、多生病;老百姓的利益是重预防,少生病,合理用药。医患之间利益与目标的对立,是不合理的体制造成的,不能全怪医护人员。
让医院赚钱,显然是多数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有一个时期,甚至还要让公立医院交税。现在一些地方的公立医院还是政府的钱袋子。前几年,各地以发展的名义,要公立医院大搞设施建设,将大部分投资费摊入医疗费,让病人承担。这是2012年以来医疗费用增长持续高于人均GDP增长的原因。这严重地侵蚀了其他领域发展的成果和医保资金。
当前,公立医院的改革处在十字路口,至今并没有形成大家认可的体制模式。专家们说,今天我们的公立医院哪一家是不营利的,公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国外的公立医院不是这样办的。两年前世界银行调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
药品供应和药价是老大难问题
医改文件要求:药品供应要建立基本药物制度。要按广大群众健康的基本需求和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目录;用招标方式确定一批基本药物的生产企业,对定点企业给一定的税费优惠,国家控制基本药物价格。如果暂时不能免费提供,就以成本价向社会提供。
改革至今,已编制了包括520种基本药物的目录,然而基本药物制度对人民用药公平的作用不大,药价贵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有关部门出台了规范药品采购的规定,对问题的针对性并不明显。
有专家指出:大陆的公立医院和香港的公立医院,同规格、同厂家的药品,大陆药价一般是香港的10倍。比如我们的某种药,出厂价18元,到医院180元,加成15%到患者手上就是213元。香港公立医院价直接统一向药厂招标,出厂价15元,到医院也就是20元。大陆的耗材(导管、支架等)比台湾贵7-14倍,因为台湾统一向厂家采购。
这么高的差价到哪里去了?首先是药厂的成本增加了。我们有200-300万医护人员,医药代表也是300万。每年近百万大中专医学毕业生,1/3去了药厂和经营企业。价值链的其他差价,成为从药厂到医院各个环节的灰色收入。多年来药品这么大的问题,除前任药监局长郑筱萸被查办之外,没有认真管过。因为药价高了,药厂、医药公司、医院都有好处。一般患者和医保支付方,对药价没有切肤之痛;吃公费医疗的开了进口药,还可以拿去卖。
本轮医改的目标是要惠及全民、回归公益性、非营利性
专家们认为,2009年医改的方向完全正确,方案的架构也很合理。但为什么医改遇到这些困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背后的观念和机制问题是多年积累的,归结为如下:
第一,改革的理念问题。30多年改革的基本路子是放权、让利、创收。“放”很简单,允许创收也符合一些人的趋利倾向。但本轮医改的目标是要惠及全民、回归公益性、非营利性。要扭转多年形成的“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扭转“创收机制”,确实不容易。
第二,医改涉及整体的医疗卫生制度。包括保险制度、服务制度、公共卫生、监督管理等,都需要联动整合,协同推进。医改是新一轮改革的先行者,率先提出了“建制度”的问题。这既需要我们各级各地主持医改的干部具备正确的理念,还要有突出的能力。但这一条件目前还没有完全具备。
第三,由于理解的偏差和多年的惯性,一些相关部门在政策执行中有明显的选择性。公立医院本应该改革创收趋利机制,但却一味将鼓励民营医院、或者公立医院的“混改”作为着力点。
2013年以后,关于医改的争论又热闹起来,在实际中又偏向市场化路子。争论的背后是理念的不同。专家一致表示,必须厘清对医改的基本原则的认识,不能把已经确定的改革框架置之不顾。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的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医疗卫生政策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不仅是简单的“看病治病”。它关系公平正义,因为医保是社保体系的一部分,好的医疗制度应该有改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有专家指出:医改的核心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是方向道路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在非常穷困的时候就建起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迅速提高了人均寿命,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况,获得全世界的赞誉。毛泽东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多的人是农民。有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治方向,医改问题就不复杂。
医疗体制改革,改好了得民心,改不好失民心。人的一生躲不过“养小、送老”两件大事,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是基本民生问题。教育要求人生起点的公平,人的生命终点应该有体现公正的尊严。医疗和教育是越来越均等还是越来越不均等,是追求“高端、一流”还是追求老百姓的基本权益,这是根本的方向性问题,决定着民心的向背。
医院是赚钱的还是治病救人的?把医院当作企业办,是受了唯市场论的毒害。古今中外,对医生人格境界的要求总是高于一般人的标准。而我们现在的医院,给病人重复检查,动辄上万;重症病人家属自己搬不动,医护人员却袖手旁观,连西方的私立医院也没有这样的。一些医院到了设警务室的地步,难道还不想想根源是什么?老百姓议论:现在中央政策真好,要是把医院再整顿一下就最好了。
医疗服务有两个基本特征:医患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医药和医疗服务费用的价格没有弹性。医生可以诱导需求、创造需求;医生对病人几乎有绝对的支配权。
如果没有制约,医院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该吃什么药、如何治疗,哪些是必需的,病人都没有选择权,是医生在主导消费。医生想赚钱只需开大处方,病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还会感谢医生的“好意”,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浪费。而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在迎合甚至鼓励医院做这种事。
医药卫生领域具有鲜明的“市场失灵”特征。放任市场机制,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求,和现代社会“医疗保障均等化”的潮流完全相悖。对医药和医疗服务价格必须严控,否则将不断挤占社会其他领域的收益。这是必须澄清的基本理论前提。
从国际经验看,由苏联开创的全民免费医疗,二战后已经在英国和欧洲普及。美国早已给低收入人群免费医疗,因而获得道义制高点;现在也推动全民医保。而今日本有公立医疗系统,韩国有,南亚有,中亚有,中国的台湾、香港有,英国有,全欧洲有,拉美有,非洲一些国家也有了。
有人拿撒切尔夫人在医疗服务系统的“市场化改革”说事。但英国只是调整了医院的管理模式(搞内部市场),政府的医疗卫生的责任没有变,老百姓的医疗卫生权益没有变,福利水平没有变。政府对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不减反增。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极为自豪地展示了其全民免费医疗系统,因为那是一个比美国强得多的系统。
全民医保正在普及,为图正在医院收费窗口结算的人们
现在有一种认识误区,就是片面解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以为社会办医是医改的核心内容或基本途径,是要公立医院“改制”,引入社会资本把公立医院变成营利性医院等等。这不符合2009年以来历次有关中央文件的精神,是指导思想产生偏差,必须纠正。
有一种意见认为,通过社会办医可以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其实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公立医院改革是要更好地发挥公益性,社会办医则是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适应多层次医疗需求。公立医院现在的问题是约束激励机制、投资方向出了问题,如果这两点不变,有没有社会办医都有这个问题。所谓私立医院可以发挥“鲶鱼效应”,一帮沙丁鱼里面放条鲶鱼有激励作用,但一帮螃蟹里面放一条鲶鱼,不可能有什么影响。
专家指出,中国社会对民营医院的社会信任度不高。据调查,76.6%的居民更信任公立医院,更信任民营医院的只占3.4%。偏向社会办医可能进一步加剧医疗服务的逐利性。
事业单位改革,应当区分“政府外包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私有化”这两个概念。有人主张用“加强监管”作为有序推进“服务私有化”的条件。看一下今天社会诚信方面的实际情况,想想数万家医疗机构将需要多大的监管成本,就可以明白,这是一厢情愿。
这两年社会办医越来越热,各路资本,包括一些正规投行、保险公司也兴趣昂然,认为本行业的“春天来临了”。跨行投资者显然缺乏专业能力,民营医院良莠不齐。社会办医应该优先鼓励非营利医院,但现在进入的大量社会资本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出现了“非营利股份制医院”、公立医院参股成混合所有制医院等荒唐现象。股权最主要的就是资产处置权和剩余索取权,非营利医院根本不应该有这两种权利。在社会领域,公共资本的目标是为社会公益服务,而社会资本进来是为赚钱。好像一匹马往东拉、一匹马往西拉,这个车将变成什么样子?
原欧盟主席普罗迪不止一次说:从公立医院来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如果公立医院办得好,私立医院就没有空间。香港97%为公立医院,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大,想搞平衡,实际上平衡不了。
最近,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有些地方为解决本地的发展和就业问题,饥不择食,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经济增长点,有的地方用招商引资的路数扶持“社会办医”,鼓励投资无限制、无门槛,甚至给予财政补贴,这样盲目发展“医疗产业”问题更大。其结果将进一步压抑内需,加剧供需不平衡问题。相反,如果建设起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保障体系,让老百姓看病无后顾之忧,就能起到拉动消费的积极作用。
至于发展健康产业,这和医疗卫生是两回事,不能混淆概念。
有专家认为,我们对社会力量举办新的非盈利机构估计过高。比如现在社会上很多登记为非盈利机构的,一方面享受政府优惠,同时又拼命去挣钱。国外非盈利机构发展好的有两个前提:一是较高的社会道德水平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如宗教的作用),而我们目前处于社会转型中;第二,遗产税是非盈利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非盈利机构就不可能大发展。
医生深入基层给老人看病
专家们一致认为:深化医药卫生改革,首先要充分肯定2009年医改方案所提出的基本思路,全面理解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思路,坚定不移的执行下去。
2009年医改方案是具有完整架构的顶层设计。其中提出:坚持“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方向,坚持它的公共服务性质,落实政府的责任;坚持政府主导,在理论和实践证明有效的领域,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坚持保基本、强基层,根据经济能力,保障群众最基本的权益;建立完善的基层公共卫生体系,以提高服务的整体绩效。
一是坚持“保基本、保急需”原则。我国医疗整体投资水平低,尤其应该强调公共卫生、促进人民健康、保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现在一些地方动不动增加保大病的项目,造成很多问题,这和方案缺乏定量的目标和操作细则的规定有关。例如规定“各地医疗报销费用跟当地经济水平相适应”,地方换个领导就以“民生”为由,提高报销比例或增加报销项目,导致医保费用支出急剧增长。比如一桌人都吃窝头咸菜,有人非得来份鲍鱼,其他人就只好喝粥了。另一个是保急需,不能让病人到了医院因没有钱被撵出来。急诊病人没钱,任何医院都应无条件接治。建立急诊病人核销制度,这是健康社会的体现。
二是强化对医疗服务的监管,医疗保险应该除承担经济风险(报销)外,还应起到抑制道德风险(监督)、引导资源配置和协议定价的功能。现在我们的医保只有出纳报销一个功能。卫生行政部门也不是简单的服务,在目前的医院创收机制情况下,必须严格管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服务行为,让老百姓得到合理的服务,而不是追求经济利益。
专家指出,要建立以预防和促进健康为主的体系,让多数人通过预防和早期干预,尽可能不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有病通过基本医疗服务(医保、公立医院)分担经济风险。目前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网虽已建立,但缺乏执行机制。要重点关注社区居民的就地就医问题,让群众在合理的半径内能找到他信任的医生,如广州某医院在社区内建立了“首诊医生签约制”,就是基层的创新实践。强化医患合同,实行医养结合,这是基层医疗发展的方向。对地方已有的经验给以总结,加强体系建设,逐步完善。这需要卫生、人社、医保基金各方面形成合力。
回归医院的公益性
专家一致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是整个医改的“牛鼻子”,而公立医院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形成共识。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公益性,营利性,以及政府对公益性医院的责任是什么,投入保障到什么程度,对服务的监管(医保、服务标准)等等,这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大问题。
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回归公益性、不能与盈利性挂钩,服务于医疗的公平性。关键是要把公立医院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统一起来。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保证医院的投入,包括公共财政投入和医保投入,个人也适当分担,确保运行。二是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建立符合医务人员特点的薪酬制度,保证他们的收入来源的尊严。
有专家指出:现在欧洲各国(政府主持)的工资谈判,主要是医生薪酬,这成为(国家雇员)薪酬标杆。因为医生职业技术含量高,风险大、信息垄断强,且工作累、环境差。一般情况是,同地、同期、同级别的教授比医生低15-20%,公务员比教授低15%-20%,形成人力资本的阶梯。医生这样的高素质群体,如没有第三方补偿,让他们跟患者进行交易是荒唐的。我国医务人员的薪酬差异较大,如何制定合理的薪酬标准,需要仔细研究。
医院要分类改革。我国共有1.9万所公立医院,其中15%是工业和其他部门举办的,10%是集体所有经济举办,其余是政府举办。政府应根据自己的能力、人民群众的需求,集中精力办好真正的公立医院。可以先搞试点,比如每个县有2所县医院属于政府预算管理,按照公共产品对待,提供基本医疗。医生工资适当提高,和医院的服务收入脱钩。
城市的各类公立医院定位不一样,不一定由政府全包下来。如大学的附属医院,投资多元化的,有科研、教学、人员培训等职能,教育部门是主管单位,可按照管办分离、政事分开,建立现代医院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一些专科医院,政府无法兼顾,可以采取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等措施。企业所属医院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
多数专家认为,如果按照上述改革思路,我们的财政是有能力承担,养得起医疗体系300万员工的(2014年,我国总的医疗费用近3.6万亿元,一半用于药费,其中多半是浪费。县级以上医院给用于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只占总支出的27-28%,而OECD国家及香港的公立医院支出中,70-80%是医务人员的劳务费。)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建公立医院,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办不起公立医院。
过去医院在趋利这条道上走的挺“顺”,现在要转到公益性的路上,是整套制度的变动。一方面要有投入,同时也要做好细节的设计,能够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性的支撑。公立医院的改革也是如此。如果只进行原则的指示,没有细节的规定配套,改革就没法落实。
2014年的葛兰素史克腐败案件
一是要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第二,药品的流通必须置于严格监管之下。各大国对药品生产和流通都实行严格的准入制(我国6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监管难度太大)。第三,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政府招标采购,形成低药价(略高于采购价)提供给老百姓,同时保证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和创新能力。这也是各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
2014年葛兰素史克腐败案被曝光。中国13亿人口的大市场,却没有哪个机构牵头,出面和葛兰素史克谈判专利药价格,而是把大市场拆成小市场,任由跨国公司剥削中国患者、攫取暴利。医药流通领域多年的乱局,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药品的高额利润,败坏了医疗卫生体系,还败坏了国家治理体系。医药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面临着反腐败、建制度的艰巨任务。阻力尽管大,但只要真想改,就没有什么改不动的。
医药管理改革的原则,应考虑让医保当好守门员。在体制安排中,不要让医保和医疗的利益形成对立,而是尽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两方合作建立医药成本控制机制。这是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
动用直升机全力救治伤员
医疗体系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信息化建设可以解决很多传统手段不能解决的医管混乱问题,有助于加强监管,更好地沟通各管理部门、各医院之间的信息,更有效地控制医疗成本。
比如,公开诊疗费用信息。同城市各医院对某类型疾病的单次诊疗费用,甚至具体医生的处方费用都可以公开,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公众监督。
比如,把医院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开,按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考核方式,把同等级医院每年的主要指标费用,质量、管理程度、满意度等向社会公布,让老百姓可以评价服务质量和价格,来选择医院。
有关单位已开发了医疗智能审核系统,可以用于对各医院、各医生的工作纪录进行全程实时监控,并实行“三医”联动。可用于信息采集、数据整理,到医院行为评估、医生行为评估、用药行为评估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从诊疗的规范性,财务的合理性两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对医患关系、药物供应商、医保、医疗等环节进行评价。这一数据还可进行发展水平、人均费用增长等等建立分析模型。从而形成信息披露和纠偏的机制。
在支付制度改革上,要研究基于临床路径的病种的成本核算体系。从现在按项目付费或按药品加成率付费,改成按病种付费和人头付费,核算病种的成本。支付方式的改革,相应地要求财务核算规定的调整。从而为上级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和医患之间的谈判提供依据。
医改操作是一个核心问题,即医保报销的标准。一方面要满足人民健康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承受能力。如何区分医疗服务的“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如果“基本医疗卫生”的范畴没有操作性定义,完整的制度就不好建立。如果以大病治疗的费用划分,那么药品、医疗项目的成本价格是动态的,“大病”也不容易界定。一些地方按一时的财政状况贸然扩大“大病报销”范围,将面临极大的支付风险。也有专家认为,应按照贫富程度的区别(支付能力)来界定。总之,应将细节研究透彻,为具体制度的调整做准备,落实到操作层次。
其实,医改不复杂,预防、看病、吃药、报销,这几件事综合起来,一把手抓就可以做好。像安徽,真想为老百姓服务,真有能力,就做成了。医改真正的生命力是实践,基层已经探索出路径,有精兵强将执行。医改的路就能走通。
核工业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战略实力,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核工业,才能在国际上有地位,有话语权,有影响力。走进中核集团,了解到代表我国核电技术“旗舰”的“华龙一号”,所见所闻都让人振奋,深受启发。
核工业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战略实力,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核工业,才能在国际上有地位,有话语权,有影响力。走进中核集团,了解到代表我国核电技术“旗舰”的“华龙一号”,所见所闻都让人振奋,深受启发。
中国核电发展的“三个不容易、不简单”
中国核电发展曾经面临“三个不容易、不简单”。
一、在国内很多企业走“用人家技术、为人家打工、替人家挣钱、受人家钳制”的发展模式下,中国核电走出了一条“全自主创新”之路。
所谓“全自主创新”,是指从研发、设计、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到管理运营及整个品牌,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其关键是所有的核心技术均靠自主创新。先进技术是买不来的,国际上所说的“技术转让”,只是转让“成品状态”的技术成果,其技术原理、设计程序还在别人手里,如何应用也受制于人。而“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从反应堆、燃料元件到整个辅助系统,从设计、建造到运营,完全不依靠国外,所以才能“走出去”。这一成套技术的重点品牌在国内外分别落地,标志着我国核电战略取得重要突破,实现了第三代核电工程技术的跨越。
图说:“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介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核大国并不等于核强国,经济大国也不等于经济强国。改革开放以来,“借船出海”的历史作用不能否定,但其局限性、不可持续性也是明显的。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不能把自己经济长期发展的命运系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投入上,靠人家的“恩赐”过日子。这方面教训太多了,“借船出海”其实出不了海,只能在自家河沟里捞鱼,只有自己造有完全自主产权的船,才能真正出海。
中国核技术发展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路子,这事关国家安全利益。60年来,我国核工业完成了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等重大战略任务,实现了核电自主化、系列化、规模化发展,其根基就是坚持自主创新。中国核电获得今天这样的硕果,这说明:中国人靠自己是能行的!中国核电功勋,无愧于“两弹”前辈!中国核电的业绩,可以为中国其他重要产业的发展树起一面旗帜,增强产业发展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图说:从原子能研究所走出了多少“两弹元勋”
二、在中国核电二代技术成熟的情况下,及时决策并如期实现技术升级换代,这不容易、不简单。
几年前,关于中国核电工业发展是沿用我们自主成熟的二代技术,还是改用世界最先进的三代技术,是有争议的。技术之争也有利益的考量。特别是福岛核电站事故,暴露了二代核电技术在预防和缓解堆芯熔化设计上的缺点,国内外都对核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舆论的批评也十分刺耳。国务院要求停建所有建设中的二代技术核电站,改用三代核电技术。但也有人提出,国外三代技术还没有完全成功,难道我们要傻等?而且换代后三代设备要向日本、韩国、美国等国采购,还是会受制于“外”。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核工业做出了对全部在建和筹建核电项目进行技术换代的决定,并立足于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此后,提出了中核ACP1000和中广核ACPR1000+技术进行融合的设想,由国家能源局牵头召集两方协调,采用世界最高级别的安全要求和最新技术标准,打造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品牌“华龙一号”。今天回头看,这是极有远见的英明之举,有效地促动企业完成了产业升级。这是对国家对人民和全人类的高度负责,它把社会安全利益放在企业经济利益之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也体现了中国核工业人的雄心壮志和历史担当。
图说:“华龙一号”三维立体设计室
三、在世界核电强国占据技术优势的格局下,我国核安全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不容易、不简单。
自从核能源军用转民用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保证问题。核能源是目前全球可利用的潜力最大的能源,同时也是安全要求最高的能源。对民众来说,安全问题解决不好,再好的能源也要被一票否决。这个安全要求是永久性要求,不是阶段性要求,是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图说: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已达到国际原子能最高安全要求和最新技术标准
世界核电第三代技术的关键是解决突发灾难情况下的安全保障问题。“华龙一号”采取了“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采用“177”反应堆堆芯、单堆布置、双层安全壳、多样化的多重冗余安全系统,设置了完善的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措施。一旦发生事故,既可通过电力驱动等方式循环冷却,带出堆芯热量,又可在电源等动力源丧失时,依靠自然循环达到冷却效果,从而保证堆芯安全,实现“双保险”。“华龙一号”最突出优势是其安全性,它达到了日本福岛事故后我国核安全局提出的核安全新目标和国际最高要求。不仅如此,它所采用的技术都是经过实践考验的成熟技术,降低了核电站在建设工期和质量上的风险。2014年12月,我国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在维也纳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反应堆通用设计审查,专家评价“华龙一号”技术成熟,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先进核电技术最新设计的安全要求,其在详细的试验验证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设计稳定可靠。
图说:我国第四代“快堆”核电技术模型
我国能够在核安全的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占领制高点,其意义不仅在于“走出去”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对于“新常态”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对于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军事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经济能源支撑和国防安全保障,“华龙一号”所代表的技术突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解决安全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进一步创新的任务还在前头。事实上,中国第四代核电技术业已经在我国原子能研究所研制成功,有这样的制高点作为新的立足点,我国核电工业就能不断攀登,在全球保持领先位势。
正确把握国家核工业体制及企业改革的特点、方向和原则
我们要正确把握中央有关国有企业政策的基本精神。一、国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西方一些人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国企,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不能上当。要坚定不移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推进国企改革要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要加强和改进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一混了之”,也不会“一混就灵”的,要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习总书记为核工业创建60周年的批示中特别强调:“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核工业是承载人民核心利益的国有资产,责任重于泰山,所以如何改革非常敏感。决不能盲目搞私有化,为了一点企业利益,让国家的安全基石、战略命门和人民群众的身家性命被私人资本或外资控制。日本福岛核事故戳穿了很多谎言,暴露出官商勾结欺骗社会、为私人资本利益服务的丑闻,所以民众对核设施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群起反对是必然的。中国核工业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在改革中把稳方向盘。
从产业特点和发展战略考虑,核工业改革应着眼“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加强我国核战略力量,有利于提高核能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走出去”打天下,有利于党和国家对核安全的有效掌控。在这个原则下,目前“联合”比“混合”更重要,“统”比“分”更紧迫。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核工业分散内耗、重复建设的状况亟需改变,应尽快通过改革,加强资源整合,联合壮大力量,统一协调,以有利于实现国家战略。核军工和民用的核心科研生产企业技术密级高、军民通融性强,不可简单分割,必须坚持国有独资;其他企业如需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实行混合制上市,也必须保证国资绝对控股,要把中国核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国家控制力、抗风险能力摆在突出地位。在改进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强党的领导,充分体现民主管理的优良传统,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
自己的企业才能造自己的船,自己的船才能自主出海。我们期盼承载着人民重托、战略重任的中国核工业航船乘风远行,旗帜永远飘扬。
(编辑 王生升)
[1]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
近来看到某财经杂志接连刊登文章,建议修改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核心是“摆脱所有制束缚”,淡化“主体”或“主导”的提法,建议把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改为:“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经济,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必须讨论清楚。
近来看到某财经杂志接连刊登文章,建议修改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核心是“摆脱所有制束缚”,淡化“主体”或“主导”的提法,建议把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改为:“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经济,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必须讨论清楚。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不可“摆脱”的现实
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说起。
物质生产是每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而要进行生产,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性的关系,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经济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丧失生产资料的社会里,人类就划分为阶级,丧失生产资料的阶级只能忍受剥削和压迫。如果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就可以消灭剥削和压迫,物质生产就可以用来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正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所有制在社会经济关系体系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这是客观的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摆脱所有制束缚”,只是主观的臆想,在实际生活中是办不到的。
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历史探索的成果,不能否定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是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艰苦探索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公有制。
我们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出于主观的臆想,也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出于某种善良的愿望,而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为社会的生产过程,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各种生产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国民经济。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按照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的,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私有制(不管是私营经济还是外资经济)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
我们既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坚持公有制,决不能搞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那就挖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好比一颗大树,你把树根子刨掉了,那树不就死了吗!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常常忘记这个简单的道理,以为没有公有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掀起一股又一股的私有化浪潮。按照这个思路搞下去,社会主义事业是会被是葬送掉的。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现代化。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要求有多种所有制与之相适应。因此,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还需要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作为补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曾经急于求成,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超越了生产力水平,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是个教训。此外,某些生产部门的特殊性,消费结构的复杂性,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劳动就业的压力大等因素,也使得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难以包揽一切。只有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才能适应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开就业门路,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我国上述实际情况出发,邓小平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但不可能搞得那么纯,只要公有制占主体就可以了。他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这种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都应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基本经济制度。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就不能改变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既不能搞单一公有制,也不能否定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
必须指出,我们之所以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外资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并不是因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因而是永恒的(这种“经济人假设”是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私营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是最好的经济成分(在当前条件下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而是因为我国生产力落后,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最终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我们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利用私有制,发展生产力,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物质条件。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凝固化、永恒化。
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含义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包含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它明确规定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应该得到发展,这叫做“共同发展”。这是因为,无论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当前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只发展某一种所有制经济,排斥另一种所有制经济。从原则上说,没有“国退民进”、“国进民退”这一类问题,“国”与“民”都要“进”。前一阵舆论界热炒“国进民退”,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近年来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没有“退”,而且发展速度还快于国有经济。但“国进民退”在舆论场却众口铄金,而且是由一些头面人物出面说的,炒作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显然是为迫使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甚至退出垄断性领域,使私营经济能够进而全面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制造舆论,这一点,其实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第二,更重要的是,它明确规定了不同所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起辅助作用。哪种所有制占主体地位,哪种所有制处于辅助地位,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更不能颠倒,因为它涉及我国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在所有制结构中区分“主体”与“补充”是十分重要的,它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性质。正是由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我们才能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有人提出,公有制与私有制应该平起平坐,“不要分老大老二”,实质要我们放弃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可以说,越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越要强调公有制为主体,这是关乎我国社会性质的大问题。
图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
应该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同它们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区分开来。在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市场规则适用于一切企业。但是,谈到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所有制的地位总是不一样的,客观上总是有一种所有制形式占主体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则处于补充地位,不可能“不分老大老二”。
有人提出,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于是他们要求“从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来”,提出,应该“用价值目标(共同富裕)界定社会主义取代用经济制度(公有制)界定社会主义”。这种说法相当流行。
历史表明,人剥削人和两极分化的现象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公有制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地说普遍改善生活,它是指这样一种分配关系,即所有的人都按照同一标准参与分配(例如都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而不是有的人凭借资本、有的人凭借劳动来参与分配),从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一起提高生活水平。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劳动人民的生活也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但同时会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剥削者手里,导致两极分化,而不可能做到共同富裕。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里,邓小平特别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理由是“公有制是主体”。我们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思想,把特区姓“社”不姓“资”的论断与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统一起来,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用后者否定前者。你不赞成公有制为主体,就说自己不赞成,但不要说这是邓小平的观点。拉大旗当虎皮的做法,是为学术界所不齿。
第三,它规定了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包括它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以及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作用,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内容。因而,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就难以存在。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激烈的争论,要不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成为围绕基本经济制度争论的核心。一些所谓“著名经济学家”集中力量攻击国有经济,竭力把它妖魔化,称之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只要还有一点点国有经济,就认为改革不彻底,甚至公然造谣说邓小平不赞成要国有经济。某些研究机构居然提出要仿照美国的样子,把国有经济降低到10%以下,而只字不提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类似的舆论一度沸沸扬扬,扰乱社会试听。
通过否定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来架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而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种种言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没有国有经济为主导,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垮塌。
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即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在有一种倾向,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讲鼓励、支持,而不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鼓励和支持它们发展;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这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有矛盾的,因而必须加以引导,以便使它的发展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否则会使得非公有制经济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激化,从而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实生活中已经有所表现,不能不警惕。
谁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除了政治上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外,从经济上说,就要靠国有经济来执行这一职能了。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无法实现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的。
那些想修改宪法,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人,说到底是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实行私有化,最终由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然而由私有制占主体,让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现实教训。这种景象,我们决不使其在中国重演。
[1]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集体崛起,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大幅增加,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近年来,国有企业在“走出去”中成为“领头羊”,是“中国兵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国企”常常处于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尤其涉及经济增速、垄断、环保、腐败等问题时,往往成为某些公知大V的攻击对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集体崛起,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大幅增加,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近年来,国有企业在“走出去”中成为“领头羊”,是“中国兵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国企”常常处于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尤其涉及经济增速、垄断、环保、腐败等问题时,往往成为某些公知大V的攻击对象。
在经济“新常态”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国企改革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4年“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表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一年后,2015年“两会”前,某位媒体人所作的雾霾调查纪录片在媒体的推动下一度成为舆论焦点,此片在谈到雾霾的成因和治理难点时,又把主要责任归结为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而开出的药方自然就是“放开能源市场”。
2014年是国企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政府、学界、业界等都给予了重大关切,有关国企的话题、国企改革的争论依然是舆论焦点之一。本课题组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2014年有关国企舆情的三大热点关键词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走出去、国企用工薪酬制度。本文从这三个焦点出发,梳理相关舆情走势和舆论焦点。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国有企业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随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多种声音中逐步启动。
图1 “混合所有制改革”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2014年2月19日,中国石化官微@石化实说发布微博称,中石化率先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附长文详细讲述改革内容,媒体和网络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关注度达到第一个热度高峰。6月开始,第二个爆点出现,中国电信、国资委、交通银行先后释放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信号,把话题推向新的高峰。经过一个月的持续发酵,该话题的媒体关注度和网络关注度分别在7月和8月达到热度最大峰值。
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舆论分化为两大阵营:
A.扩大国有企业影响力(约占六成)。
该阵营以民间“强国派”学者及普通网友为主。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发表文章《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称“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以此作为“扩大国有资本支配范围……加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在这一语境下,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再如南开大学教授何自力在《求是》刊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提出“当前有的观点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主要由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控股,这是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向的曲解,实质是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控制、支配、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手段,从而消解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网络舆论中,学者@杜建国发表《混合所有制并非抽象的灵丹妙药》称,“目前舆论片面强调私企参与对国企的混合,不提国企参与对私企的混合,这样无疑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混合’成了私企的特权”。文中援引习近平“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的谈话,对国有资产流失表示担忧。网友@风雨下黄山-黄生的博称,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的一次大改革,但也许会演变成一场私有化运动;“卖国企就是卖国!”网友@明智一族认为,国企凭借优厚资源和良好资质不断创新的成绩比比皆是,批评者故意视而不见,唯心污蔑。
B.鼓吹国有企业放开控股权(约占四成)。
该阵营中以自由派学者、私营企业主及一些公知大V为主体。
如娃哈哈原董事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这个民企进去会被它吃掉的,你也拿不到控股权,也没有话语权,就是出钱给它用而已,我觉得这个不解决问题” 。他建议国企混合所有制试点应该开放更大比例的股权,这样才能改变国有企业的机制。
刘胜军在微博中称,“混合所有制改革无非就是搭便车,让不用心的国有资本搭用心的民营资本的便车”;茅于轼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不了垄断”,“政府应和企业一刀两断,把企业还给市场”;张维迎认为,“混合所有制只是一种过渡,绝大部分国企最终的状态并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成为私营的上市公司或者公众公司”。
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保障社会民生、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方面,尤其是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国企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次混改的舆论之争中,一些学者、公知大V刻意强调国企的私有化改革方向,实际上表达的是私有资本包括外国资本的利益诉求。如何能让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老百姓,应该是改革政策的优先出发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愈发加快。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超过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约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中,在非金融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60%。纵观2014年,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和国企海外投资亏损是国内舆论对于“国企走出去”关注度最高的两大热点事件。
图2 “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情走势。2014年11月4日,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的国际联合体中标墨西哥国内首条高铁,这是中国在海外设计、承建并完全采用中国标准和装备的首条时速300公里高铁,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引爆第一个舆论热点。
11月7日,墨西哥突然取消了中国高铁几十亿美元的投标,国内各大媒体纷纷针对墨西哥取消中国高铁投标进行了报道,媒体和网络对该话题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并于当日达到最高峰。
11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网称,墨西哥突然撕毁已经签好的合同,这背后有更复杂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博弈。随后,网易新闻、搜狐、中国青年网、新浪网、澎湃新闻转载该报道。
8日,发改委官方网站发布《发改委:墨西哥高铁取消招标是其国内因素,与中企无关》,解释墨西哥取消中方高铁投标的原因。《环球时报》、海外网、《新京报》等媒体做系列报道进行探因。
此次事件中,针对“高铁出口海外”的看法,大致形成“支持”、“质疑”两大阵营。
A.支持中国高铁走出海外(约占七成)。
新华网刊文称“中国铁路走出海外以来,在施工技术、成本控制、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较国外企业有较大的优势”,“近年来,凡是纯商业运作的海外铁路项目,中国铁建都实现了赢利”。此报道被大量转发。《人民日报》海外网称,中国高铁被指全球性价比最优,以高铁为代表的基建投资在未来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新京报》认为墨西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与中方无关。
网络舆论中,@范剑平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常有国际竞争力,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走出去,带动高铁、高速公路、电力设备等各种基础设施相关产品出口,工程建设队伍出口,工程设备出口,就会对未来外贸出口有较大影响;@交大地学乐观地表示,路途中遇到的一点点坎坷怎能阻碍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脚步;@iinformation称,“高铁必然会能走出去,只是时间早一天或者晚一天而已”。
B.质疑中国高铁走出去(约占三成)。
《华尔街见闻》发表评论文章《高铁出海了 中国赚了吗?》、四维金融发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丝路基金和墨西哥300公里高铁》,指出“经济账还是要算清楚,蚀本赚吆喝的事情总是不能长久”。
网络舆论中,@董事会杂志认为,“中国企业盲目进入海外后,一是对当地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语言文化等不熟悉,导致不懂得如何去维权;二是维权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太大,往往选择放弃维权。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做好尽职调查”;@中国评论通讯社认为,基建“走出去”应摒弃工程承包思维;@西征网称,面对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种种尴尬局面与被动,面对当前走出去的价格低位,确实要思考“走出去”的时间优势和利润优势。
舆情评析。主流报道普遍认为,此次高铁出海第一单是从单纯的建设及装备出口,到建设、装备和标准的整体输出的跨越,这证明中国高铁的整体实力得到世界认可,开创了中国高铁出海的新时代;即使一些金融机构、资本集团屡发质疑,但大部分网友依然支持高铁“走出去”。在“高铁出海”的舆论争论中,往往涉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国企所在的重点业务领域,不同的观点背后实则暗藏着不同的利益。
近年来不断出现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的报道,“70%亏损”甚至“九成都亏损”的说法一度火热。一些耸人听闻的数据,或者来源不明,或者由一些民间智库分析得出,准确性值得商榷。但这些数据却被一些媒体和学者不负责任地加以使用,并进一步被其他媒体和学者重复引用,不准确的数据和结论因此被广泛传播,众口铄金。
图3 “国企海外投资亏损”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论大致分为“积极看待”和“抨击”两个阵营。
A. 积极看待国企海外投资(约占五成)。
在有关国企海外投资亏损的报道出现后,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现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张国宝称,不认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近千亿,70%的投资项目仍处于亏损状态”的说法。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称“在我的调研当中,看到了更多的走出去企业的成就,对于这些数字,我不认同。”
网络舆论中,网友@张万会1发微博称,“这些经济学人实在缺乏任何独立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凡事不忘向美国欧洲看齐,以西方好坏事情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诚可谓美国经济鹦鹉!中国投资去处当然要投向技术创新发明创造,利用国企优势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关键领域攻关协作,导向领导正确就可取得产业突破,用新技术产品盈利改善国家环境和生活。”网民@甘犁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需信任用好大量的海外华人人才,或可减少风险。
B.抨击国企海外投资(约占五成)。
在《南方都市报》发文后,网易新闻、凤凰网、中国经济网、腾讯网、搜狐、新浪网等媒体进行大量转载,一些公知大V也就此事在网络舆论中继续造势,引导网民抨击国企海外投资。如@朱海称,国企风险全民承担,会导致盲目投标,只图名声;@济南马相龙律师称,中企走出去的失败率比较高,其中2010年失败率全球第一;@张大江V称,不精准的做些失败的投资,要国企干什么;@范剑平称,计划经济最后遗留的毒瘤是政府和国企投资预算软约束,有人从投资项目中贪腐却无人为投资失败担责的制度成了贪官的现金提款机。@雷华_解惑求真称,以国企那永远虚高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在行政力量够不到的国际市场,他们永远是失败者,所以他们只能缩在国内,做门背后的霸王,与政府联手榨取和掠夺国内民众。一些网民也跟着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如网民@dailyfantasy说,国外看中国海外投资的国企估计就是:人傻,钱多;@伟大的中国称,中国在海外并购与投资90%失败了,特别是国企,拿老百姓的钱不当数,败家子,可是个个腰包鼓鼓的;@龙头股-认为,国企向外投资基本就是给移民海外的官二代提供就业提供金钱的手段。
舆情评析。近年来,舆论中不乏针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批评声音,分析后可以看出其有固定套路:抓住失败案例,不提其他成功案例或整体数据,将国企对外投资一棍子打死;将中国对外投资的负面材料偷换为国企对外投资的负面材料,将私企对外投资亏损的结果嫁接到国企身上,再扣一个“盲目投资、普遍亏损”的帽子。这些生搬硬套的评论、文章在有关负面新闻出现后迅速发出,在一些公知大V的带领下以讹传讹,不断加深国企的负面形象,以期通过造势引导改革方向。当然,官方及国企自身缺乏正面说明或澄清,没能有效引导舆论,使得负面报道、不实数据广为传播,也使得一些网民被严重误导。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企用工制度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用工到市场用工、从固定工制转向劳动合同制的转变。一方面,国企通过下岗、内退等方式淘汰了一大批冗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发生变化,引入了合同制与劳务派遣制。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国企要和私企展开以“利润”为标准的竞争。2014年,与国企用人制度改革有关的舆情热点主要集中于打破养老金双轨制与合理确定国企高管薪酬两个方面。
2014年3月23日,人民网报道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公开表示,人社部门不断完善方案设计,按中央决策出台实施,解决养老金“双轨制”。5月,舆论开始热议“大庆油田用工世袭制”。
图4 “大庆油田用工世袭制”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论走势。5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大庆油田打破职工子女铁饭碗背后:2011年后业绩一路下滑》,认为职工子女包分配政策有碍企业效益,中石油的现代企业制度推行任重道远,此文转发48篇,得到新浪、南都网、21世纪网、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的转载。
5月20日,《新京报》发表《大庆油田部分子弟渴望接班 招工考试比高考还重要》,转发120篇。
9月10日,《法治周末》报道《大庆油田:缓步打破“世袭”》,网络媒体以《媒体曝大庆油田“世袭”变相存在:考生都能过》为题转载了84次。
舆论阵营分为以下两大阵营。
A. “养老金双轨制并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价太低(约占五成)。
观察者网5月22日发表《网友观察者:油田青年看大庆包分配制度》,盘点了石油子弟对此事的观点:“冬天晚上顶着零下40℃寒风在那干活,不夸张的说,湿透的棉裤刚脱下就能立住!夏天顶着30几度高温,在泥泞道路上抗一二百斤管子往井场送的时候,又有谁能体谅?”“我的薪酬是今年才能达到5万,我爱人是前线工人,一年也休息不了几天,累一身毛病,一年也赚不到8万。”在大庆油田,职工十分辛苦,薪酬也并不高,石油子弟之所以愿意留在油田,既有对油田的深厚感情、也有安土重迁、留在父母身边的现实考虑。
《新京报》发文《工资才是经济增长真动力》、《经济日报》发文《最低工资标准仍有上调空间》,认为国家应当对“市场化薪酬”有所干预,通过改良雇佣劳动制度来真正解决问题。网络舆论中,网民@lmbzys认为,养老金双轨制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现在并轨了,可是养老金存在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简单共识001称,明摆着是坑农民。
B.支持取消养老金双轨制(约占五成)。
《中国青年报》发文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呼吁,尽快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遭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送进历史。该报还引用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的说法,“打破养老金双轨制代表了社会公平的发展。之前部分人不缴,部分人缴,但大家都是拿工资的人,这样显得很不公平。”
网络舆论中,也有不少网民支持养老金并轨。如@北野牧者认为,养老金“并轨”是“多赢”之举;@任燕子岁月认为,合并统一“养老金双轨制”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文洁zy称,养老金双轨制正式废除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是中国的“好声音”。
舆情评析。
关于养老金问题,或者批评大庆油田“世袭制”的舆论已不单单是在讨论事件本身,往往含沙射影于国企改革。一些舆论将不公平、低效、改革滞后等“帽子”扣在国企身上,媒体报道中的“包分配”“世袭”等字眼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反应,客观上诱导网民对国企产生“坏形象”,把就业难、收入低的怨气发泄到了可以“包分配”的体制内职工和国企身上。其实,劳动者就业难、薪酬低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在于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劳动力市场;收入公平与收入平均是两个概念,效率优先和利润优先也并不相同。废除双轨制固然可以消除“同工不同酬”的收入不均现象,但是,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却不一定能上涨。由于大批编制工变为非编制工与其他工人竞争,非编制的普通工人待遇甚至还可能会下降。这样一来,收入公平反而更难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国企改革发展问题作为未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大关切之一。他指出,国企“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并且长期共存,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原则,而国企是国家的命脉和根本,是立国之本。
图5 2014国企改革舆论阵营图和十大关键词
2014年国企改革的呼声很高,但究竟应该改革什么,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舆论阵营在上述问题上出现明显的分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2014年的年度热点话题,并成为2015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议题。有的人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国企在国计民生和新兴产业的影响力;但另一些人却认为国企应该放开控股权,为海外资本和民营资本开路。“国企走出去”也是2014年的热点,在这个议题上,舆论也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应当支持国企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另一部分人却唱衰国企。虽然国企用工薪酬制度是一个老话题,在这个议题上,舆论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从2014年国企改革舆情十大热点关键词来看,有一些关键词和话题以往呼声不高,今年出现冒头的态势,例如呼吁国企放开控股权、海外投资亏损等。还有一些老调重弹的关键词,例如:效率、腐败、垄断等,这些争论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于产权、效率、公平、责任和腐败等。这些话题的讨论在舆论场中往往发酵成为对立的观点针锋相对,而观点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不同的利益导向。
国企肩负着增强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历史使命,也是国家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控制力的基础。但资本利益集团和自由主义学者来说,长期攻击国企,称国企产权不明晰,用工制度没有彻底市场化,国企的发展优势被视为垄断。国企做优做强做大与私企、外企的利益相冲突。在舆论场中,自由派学者有政、产、学、媒各界的强势代表,在微博上拥有多位意见领袖,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于国企负面事件进行炒作。他们通过攻击国企历史上的负面案例,并将问题归结于其国企身份;捏造来源不明的数据、歪曲事实等,对国企刻意抹黑,诱导网民不断加深社会对国企的负面印象,制造“网络民意”。然而,党报党刊却对国企的负面报道往往失语,缺乏关于国有企业舆论的正面引导,只有一些民间媒体如观察者网、海疆在线、独家网等发出不同的声音。
国有企业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更是联系老百姓、发挥党的基层影响力的重要纽带。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国企肯定需要改革发展,但怎么改、如何改,不能只看网络舆论。当今“网络民意”实际上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有关部门不能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网络舆论所左右,而应当联系实际情况认真调查研究,力争将国企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编辑:王生升)
新一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和能够回到农村?作者认为,只要中国经济没有发展到可以为大多数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就会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工需要退回农村从事农业,国家制定农业政策要考虑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基本的生产保障和基础服务。
“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去”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第一代农民工多数愿意回农村
一般认为,当前农民工已经有两代,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往往是在农村务农出身、父母留在农村、子女也留在农村,他们进城务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进城务工后将土地留给父母耕种,在农业收入之外,又获得一块务工收入。目前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他们或已返乡,或正在考虑返乡。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城市获得体面就业的机会越来越难,而从事脏苦累险的体力活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返乡接替年老的父母继续耕种土地。
当前全国农村仍然处在一个已持续20年的建房高潮,主要投入来自农民进城务工所获得的收入。不仅是有了收入的节余和村庄熟人社会中的攀比之风,同时这也表明了农民工对返乡的预期。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是愿意回农村去的。
第二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回农村
第二代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他们往往没有务农经历,小学或初中毕业即直接进城务工。这些缺少村庄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不会也不喜欢务农,对农村没有感情,而对城市有着热烈的向往。正因如此,如果问他们是否愿回到农村,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不愿意。
这样,学界和政策部门一般倾向于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不愿意回农村务农。于是,将来农村谁来种田就成了问题。未雨绸缪,现在的农村政策以及城镇化政策就应当“四化同步”,即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简单地说,这一政策安排就是以“第二代农民工回不去农村”这个判断来预设的。
判断第二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回乡务农,这对于当前还是20~30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不合时宜。他们还年轻,要努力,要学一门技术,要在机会更多的城市寻求发展的机会。他们还有梦想,当前中国也可以为很多进城农民工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假如能自己努力,机会又好,而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就能在城市安居下来。
第二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和繁荣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电视中看到的都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光荣与梦想,因此期待自己能够进城过上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只能提供数量相对有限的就业岗位,国家也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生活的保障(社会保障只能做到广覆盖和保基本生活)。因为他们年轻,可以有较高的务工收入,所以能在城市暂时生存下来,但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工资的将近一半用来缴“三险一金”,而是把所有的工资收入都进行贴现使用,从而无力为未来进行储蓄和支付(农民工的月工资大约3000元,“三险一金”几乎要交去1/3甚至更多,几乎没人愿意交)。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进城农民工包括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难以在城市获得中产阶级水平的收入和与之相匹配的就业机会,也很难过上中产阶级水平的城市生活,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
第二代农民工现在正年轻。他们现在当然不愿意返乡务农。谁说他们就一定没有机会呢?他们还有时间,还要奋斗呢!但如果到了中老年却仍然没有获得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他们就不得不在城市贫民窟与返乡生活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这个时候再问他们是否愿意返乡,答案就会完全不同。
一些农民工为了让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而拖家带口在城市安了家,他们将父母留在农村,在村里还有承包地,父母种地有收入,农村生活费又低,父母不仅不需要由进城务工子女来赡养,而且往往还可以将农产品无偿提供给进城艰难生活的子女。
现在的问题是,当时年富力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随着时间推移步入中老年后,他们的子女也已经长大,并且也可能已经结婚生子,于是一家人一起呆在城市。老少三代,即使在城市有住房,也一定是拥挤局促的。在这个小小空间中,年轻子女务工收入有限,还要养活他们的子女,而已经年老的父母又无就业机会,没有收入来源,就成为家庭中的累赘与负担。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压力都会转向已经年老的父母,他们的日子就十分煎熬了。
在这样的语境下再来看,若这些年老的、在城市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还有回农村去的机会,他们是否会选择返回农村?
当前中国社会能保持安定,社会结构具有较大弹性,农民工对现状仍然大体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中国农村已经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这种结构已占到全国农民家庭的大约70%。一个农民家庭,中老年父母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而农村经济自给自足成份比较高,生活成本低,虽然农民家庭收入不是太高,日子却不难过。若农民全家进城,便失去务农收入,而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即使他们在城市买了房子,可能连每月的物业费也缴不起。有人认为,只要给农民工提供房子,他们就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未来很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可以让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的收入与就业机会。但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会有数量庞大的进城失败的农民,这部分农民会有返乡的要求,他们要回到农村去。问题是他们还能回到农村去吗?
第二代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去
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民工的退养能否与农耕结合起来,二是农村是否具备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先来看第一个因素。农业生产既是社会过程,又是自然过程。自然过程是指春播只能秋收,除了两三个月的农忙期,其余是等待和田间管理。这无法人为加快,也很难进行劳动投入与农业产出的考评,农业生产天然适合家庭经营。当前农业机械化越来越普及,农业的重体力劳动环节越来越少,农业生产越来越成为技术性和管理性的劳动投入。中老年农民种田,一般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经营。这种就业不充分的软性劳动投入与农业相对较低收入构成平衡。中老年人种田,因为精耕细作,亩产相对较高。一对夫妇种10亩田,不计劳动投入,一年可以有1万元纯收入,再加上庭院经济和副业收入1万元,每年农村收入就有2万元;而农村生活自给自足,住自家住房不出房租,收入远大于生活支出,完全可以解决温饱。
当前中国2/3的耕地用于种粮,种粮食比较收益低,风险也比较小,不需要与市场对接(国家保护价收购粮食),技术也比较简单,这样中国2/3的耕地可以与数以亿计的中老年农民的退养状态结合起来,他们可以从种粮中获得收入、就业、保障。通过种粮建立起基于土地之上的村庄治理关系。
中老年农民种田必须要具备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单家独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共同生产事务,需要有村社集体协力,他们还需要有健全良好的社会化服务。通过调整农民土地实现农地集中连片,通过村社集体来解决单家独户不好办的共同生产事务,以及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公共品,就成为老人农业能否有效率的关键,也就成为“农民工能不能回到农村去”的关键。
湖北孝感有一个村,因为农民不种田,村干部用几年时间,推动300户将800多亩耕地流转给大户耕种。后来,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组筹资争取到部分资源改造农田,之后村庄里的老年人纷纷要回了承包地。他们的理由,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好了,不需要重体力,年龄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这几条理由看起来朴素,但极其重要:过去不种田,不是不愿种,也不是无人种。只要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农民都是愿意种地的。
图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保障返乡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农业政策取向
中国目前还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47岁。笔者判断,在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条件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年龄渐老,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将会选择返乡务农,从而使农业劳动力长期保持在2亿左右的高位。中国总共有20亿亩耕地,劳均仅10亩耕地。虽不足以让农民致富,却可以解决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只要中国经济没有发展到可以为大多数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的阶段,就会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工需要退回农村从事农业,就不存在“没有人种田”的问题。
如果村社集体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共同生产事务,国家为农民提供进行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则不仅农村有人种田,而且进城失败的农民工还可以体面地返回农村,将退养与种粮有机结合起来。农民工年龄大了返回农村,可以在自己宅基地上住自家建的房子,种自家的承包地,虽然收入不高,但生活水平却不低;最重要的是有了体面和尊严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生活,就可以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展开村庄的社会生活,参与村庄的治理。家乡的村庄,也是人生的归宿,是落叶归根的地方。
小规模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粮食亩产相对较高,可以解决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因此,当前的农业政策必须基于“仍然有大量小农要依托耕地种粮且他们有能力种粮”的现状来制定,应该为这些小规模的、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为主要目标,为他们预留空间,为他们提供服务;而不是片面、过分地强调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土地规模经营。
自上而下的财政支农资金一定要解决小农户无法种地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又是解决小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的问题。
此外,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也不应当是打造比城市更加舒适美好的新农村,这也不可能实现,而是要为仍然依托于农业和农村的数亿农民提供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若要保证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返回农村,国家在当前城市化政策中就应当充分注意利用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进行保护:即农民可以自由进城,资本不能自由下乡。不允许剥夺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自由交易。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要知道,在当前城市资本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允许交易的结果将是农民很快就会失去未来回乡退养的基本条件。
(编辑蔡万焕)
[1]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为典范案例,提出了先进性团体政治的理论,探讨其在中国的实践、政治哲学基础和运转机制。指出其同自由民主政治逻辑的不同,探讨了完善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机制,以及为什么可以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改造保持信心。
总结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的迫切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在这里,“列宁主义”特指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集中制。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与根本优势所在的概括,进一步可以概括为先进性团体政治。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解当今中国政治并且能够有效改进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坚定“三个自信”,首先必须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规律或逻辑。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并不能够对先进性团体政治进行充分解读,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内涵。列宁的建党学说,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意义上提出的,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功效,但是在其后的历史实践中未能将其系统化。
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多是从历史演进的轨迹来说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在于,没有完整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理论视野就难以扩展,甚至导致一些胶柱鼓瑟的论述。面对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的妖魔化不能有效地反驳;面对文革赞同者振振有词的“大民主”鼓吹,也不能真正化解。今天,中国先进性团体政治还在“吃”历史实践成就的“老本”。
中国共产党无疑有巨大的历史成就,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实践蓝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可是,政治实践与政治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历史常见的现象,政治表达的不足反过来制约了政治实践的进步。历史进行了正确的选择,但是选择时的理由不尽恰当,虽然不影响当时的成功,却不利于今后的选择。今天,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提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
所以,我们需要探讨,以“先进性团体政治”作为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的理论。这个探讨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理论点,引进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科学的方法,而尤其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曾经有伟大的创造,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方面都是如此。今天我们也需要发挥政体构造的想象力,进行政治科学的创新,这是时代极为迫切的课题。[2]
中共是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研究案例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研究,虽然是一般性的,却必须以中共为典范和最重要案例。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一系列认识都需要通过对中共政治实践的总结和提炼获得。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学自苏共。但是,列宁主义政党模式引入中国以后,因为中国的固有传统,因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奋斗历程,因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的努力,中共已经不同于列宁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完善了列宁的构想,且超越它的缺陷。[3]列宁主义不能完整概括中共的根本,中共有一些重要的、独有的特征。这一事实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解释为何中苏两党命运不同。提炼中共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复述列宁主义原则,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才会丰富完善,例如明晰党的“组织纪律性”内涵,彻底批驳“极权”、“黑社会”的妖魔化论述。
1901年底到1902年初,列宁写了著名的《怎么办?》一书,指导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笔者以为这本书是政治科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大发明之作。这本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无产阶级正确政治意识的外部灌输论、反对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如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首要性,特别是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列宁的政党理论,在实践中一般有着巨大的政治效能。其中的政治逻辑是意味深长的,但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之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面阐释。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民意党失败以后,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共同“瓜分”了民粹派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得到的是铁的纪律约束的“组织原则”,社会革命党则继承了“恐怖主义”搞暗杀的斗争手段。社会革命党并没有承袭“民意党”的高度集中的“黑社会式”组织模式,由于加入了第二国际,受西欧社民党的影响,他们采取的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和党内民主,没有硬性明确的组织界限和强制性的纪律约束”。这种组织上的差异,可能是俄国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为历史所淘汰的最大原因。
中国共产党具有同苏联与东欧各国共产党非常不同的特征。李大钊是中共主要的创立者之一,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前,他激烈反对暗杀(这是当时一般革命党的特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视伦理道德应有的历史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它的历程中并不存在李大钊批评的这两方面的问题。
也许由于中国的传统“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潜在影响,中共高度重视党员的道德修养,实际上党员标准添加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尊德性”。在广大党员中,极端崇尚“气节”。中共模范干部的气质,则大抵归于圣贤人格与实践理性能力的兼备,只是传统上以“党性强”的术语表述。中共军队是以雷锋为榜样的军队。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的先进性团体。
中共一开始建党,尽管不占主导地位,就是一定区域的公开的执政者(国共合作);然后完全自己主导一方土地与人民的治理,到延安抗战开始之后,实际上形成与当时中国正统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完整体系。抗战结束,中共已经是拥有一亿人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兵广大区域的统治者。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的22年间,除了短暂到重庆谈判之外不曾离开根据地和军队一步。这对于理解中国深厚文明底蕴和中共独特经历造就的中共特性很重要。一些反共情绪激烈的人物,包括以赛亚•伯林,刻意将共产党和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联系起来,似乎共产党是靠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的方法取得胜利的,不过苏共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些这种说法的口实。中共则毋宁说是“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的故事,与涅恰耶夫主义完全相反。
中共历史的特点,一为党员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谓“山沟马列土味浓,更有党人牺牲多”;二是在田制、币制、税制、社会组织、兵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诸多的创制,这些创制解决的中国社会千年的古老难题。这些成就既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原因,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先进性政治团体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尽管列宁提供了组织原则与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党员提升了党的事业必胜的信心,但是为中国共产党奠基的是那些舍生取义的烈士,是党员继承传统又日日新的德性,是不同时期合乎正义与实际的丰富的实践活动。所以,笔者认为中共根本不必要同苏东共产党进行类比,也不必担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过时之处是否危及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是烈士们超越性的精神,是一系列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尽管在选择时所声称的理由未必恰当。但,后者是一个重述历史的话语论说问题,而非推倒既有选择重来的实践问题,明乎此则不会妄自菲薄而丧失“三个自信”。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
西方国家政党的定义“政党是组织松散的、以特定的标签(政党名称)寻求选举政府官员为目标的组织”[4],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与领导体制并不是靠政党法、社团法规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某些部分具有宪法性文件的性质。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首先,表现在它是政治共同体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其次,它是政策审议机制;第三,因为党的高度整合能力和富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的广泛存在,达到行政具有效力的结果,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执行能力。先进性团体政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中国成功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长时间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性团体的政治逻辑,实际是更先进和更普适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先进性、审议性和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适合性。
先进性组织与代表性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组织概念。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组织,不是代表性组织。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伴随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而成立的,代表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4.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有200万,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欧洲政党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改变历史的走向。中共早期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现的却是中国社会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缓和乃至消失。中共的任务,是消灭不公平的阶级分化(例如消灭产生土地食利阶级的制度)、铲除使社会矛盾激化的土壤(例如遏制贫富差距悬殊、促成民族团结)、避免任何强势利益集团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
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认真汲取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在此,需要先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真理与正义的客观性;政治的首位性和超越性;先进性团体建设和运转的一系列微妙方法和细节。
中国传统儒家主张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但是要形成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整合、充分政治审议、高效政策执行的制度安排,儒家并没有政治想象力能够发现它,而仅寄托于个体的道德修养。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也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是托克维尔、施特劳斯等近现代政治理论家的立场。例如,托克维尔反对社会和历史决定论,强调政治具有自主性而非从属于经济,制度的安排取决于人们的努力。他们也没有可能去思考先进性团体政治。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西方的一些政治理论家,尽管在政治哲学层面颇有见识,但是对共产党却充满偏见,他们也不肯精炼西方之外的政治实践,以克服自由民主政制的弊端。
自由民主论者的问题在于以个体权利本位、利益博弈的视野来构造政治,他们立基于错误的个体欲望为本的政治哲学、狭隘的博弈均衡的社会理论而不能自拔,从而使得政治不再可能。他们甚至忘记了英国普通法制度构造的历史经验。托克维尔对于个体权利本位的自由民主也有认识,他预见了这一个体化所带来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倾向。政治学家戈谢认为:“看起来89年以来民主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终于建立在了彻底的人权之上,但这一人权张扬的个体主权和拒绝他治的自治却对民主所需要的集体自治和人民主权构成了挑战;在使个体权利神圣化的同时,民主有可能失去把这些个体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能力”。[5]
由于上述原因,自由民主政治,尽管并非在现实中都不能运转,却只能在少数地方勉强可行,有绝对不能普世推行的苛刻条件。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自由民主政治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其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
政治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公共平台与论坛的每种观点各自表述。有人相信有一套规则体系,在此规则体系下,各方趋利避害就能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这是非常幼稚的。此规则体系如何维系不说,他们完全看不见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审议性秩序的存在。对政治而言,不是哪一种博弈均衡,而是审议共鸣如何可能。今天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是“政者正也”的政治成为不可能,结构性地锁死在利益博弈均衡当中。政治是紧密的共同体整合后自然出现共识并有效实现共识的决策。政治必须基于德性,必须超越于利益博弈,但是如果认为发扬德性或以德治国是个体的修养问题,如中国宋代之后儒家所倡导的那样,也是没有抓住根本,以德治国仍然主要是个社会结构或组织问题。
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组织成员选拔、组织纪律要求、组织生活熏陶、组织理想教育、也包括组织内的决策程序等,打造在政治审议、政策判断与政治行动方面都健全而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此团体且能够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高度相结合。因为团体的组织特性,因为团体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结构性利益特点,人为地制造一种政治场域或情境,使得“永恒的是道义和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利益和强力”具有最大可能性,也使得团体成员表现得具备德性。先进性团体政治要达到信念与明智的完美结合(政治不是做礼拜也不是做买卖)、群众与精英的密切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追求的是人类限度内政治的最高境界。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如果加上一句,“没有革命的组织,就没有革命的理论”,就可以说明政治组织这种结构性整合的作用。
先进性团体政治与中国政治传统具有契合性,立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古典的,而非现代个人权利本位论的。其制度安排既考虑了人性的弱点缺陷,也同时考虑人的德性与主观能动性。这同普通法司法制度——判例法、陪审团、法官只有行为良好与否问题没有错案问题——在思考方式上是可以类比的。它追求治人与治法的动态循环,有治人斯有治法,有治法斯有治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无论何时,人类在政治领域,必须承担判断的负担、必须承担行动的责任。先进性团体的成员,必须具有政治的德性:信仰坚定、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行动勇敢。政治德性本身,也部分是结构的产物。
为什么不选择竞争性民主选举程序
在通常的语义中,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对于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尤其需要辨析“自由选举”与民主集中制的不同。
先进性团体内当然也有选举和投票,但是与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逻辑根本不同。此选举不是彼选举,此投票不是彼投票。前一种投票类似于在考试中解题寻求正确答案,或者投票者负有神圣的使命,要完成一件正确的事,而后一种是个体权利的实现和表达。不同政治逻辑中投票程序的意义不同。为了说明党内投票的性质,笔者不得不作个也许不恰当的类比:法庭陪审团投票是自由选举吗?大公教会教宗选举是自由选举吗?如果不是,那么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在教宗选举的历史和现实中,其繁杂仪式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其完全不同于自由民主的逻辑。教宗选举不是枢机主教团成员政治权利的表达,其仪轨是要创造这样一种齐心同力发现客观正确的场域。
对于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存在投票和选举,但是其政治的基础不仅是党员政治权利的表达,更是成员的德性或曰党性,是团体的质量,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或者说形成的某种政治情境。如果自由竞选一人一票投票机制危害了共同体政治审议、政策执行的话,就不可能允许这种机制存在。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弊端,就在于在村社共同体趋于解体情况下进一步把熟人社会撕裂。此种形式主义规则下的博弈,难选出好人,大量的是贿选上台,然后胡作非为。竞选民主具有强烈的制造一个“认赌服输”的赌场情景或商场情境的含义,致使政治市场化。
列宁也认识到,革命团体当中同志之间的信任比民主制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是共同体关系的一个部分,以前者为前提运转,在《怎么办?》中他写道:“我们党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颇为发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离开同志关系(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也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6]
现在我们说的党内民主,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如果等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逻辑,那就是一党多派,党员公开竞选职位。这样,党只是一个平台,不复具备先进性团体或列宁主义政党的性质。党内决策有投票,却不能拉票,不能竞选,不能允许派系的存在。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绝不可能是“党员一人一票公开竞选”;先进性团体政治的逻辑决定了,不可能重复西方历史的“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逐渐一人一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保持着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民主的本质。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先进性团体政治,也因此更可能进行长远的、全局性视角的决策。对运转良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来说,一个政治家的策略是择善固执,因为这是共同体内的重复博弈,必须避免策略性行为,因为正确最终一定胜出。竞争性民主,则是当下不择手段,拼凑多数,而出现投票的循环、多数的暴政、少数的敲诈(如要求一致同意)等种种问题。根本上,就在于两种政治的情境不一样,人们的行为方式不一样。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熟人社区和在完全陌生人的社会里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
因此,不能迷信一人一票的程序,先进性团体本身的状态最重要,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政治本身何以可能的问题。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机制,非常微妙复杂,诸如党员的人数、党员选拔的程序、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任务党员的供给制生活、党员的道德修养与理论教育等等。可以确定,党员人数不能过多,应该有个极限;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职能党员,在财产权意义上仍然是无产阶级。“人心惟危、道心唯微”,需要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与政治高度的深刻理解,而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性善性恶、简单假设基础上。为什么对中共来说,组织生活会、理论务虚会非常重要?党员必须参加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是一种熟人社会的行为检讨和精神提升分享机制,高级干部也必须参加一个由周边党员组成的支部。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能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意义,将中共变成一个行政官员的组合,会议只剩下当下具体工作的讨论会、工作的布置会,是悲哀的。党的纪律,目前中纪委从事的反腐行动只是底线,而且根本就不是精英伦理。党的纪律规范体系不仅是成文规则,更是案例,是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
当今政治话语亟待完善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没有得到系统的、合适的理论表达。理论家往往只有本本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导致人们往往交替使用两种理论来论证中共制度与政策的正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的国家与政治体制的设想,也只能从当时的现实材料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获取思想材料,无法在操作意义上给予完全指导。改革开放后,作为西方政治理论被引进的自由主义则根本敌视中共的一切,从根本上抹杀了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可能性。我们曾经一度引入自由民主政治逻辑中的理念方法,试图改进中国政治体制,但其中隐藏着陷阱。如果我们不能提出超越性的命题,则既遮蔽了中共的历史成就,也无法打开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在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还会处处受制。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这是意义含混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不是自外于人民的集团,它本身使人民成为可能,革命党或执政党名词,都不适合描述其性质,因为这混淆了先进性团体与西方政党的根本不同。中共当年不是在“打天下”,现在也不是在“坐天下”,无论党的工作重点怎么转变,党的性质——人民性、政治性、先进性是不变的。
对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的信心
尽管我们能够提出许多的改进意见。无论如何,尊德性与严纪律,即党员必须保持高于普通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行为标准,是党自我改造的重要基础。我们或许应该对党的自我改造抱有更大的信心。
与通常的认识相反,笔者认为,先进性团体的自主性与自我纠错能力是一致的。每个党派时时刻刻需要竞争性地获得选票才能获得执政地位,这确实是来自外部的制约,但是这也消灭了责任的归属,导致各种政治欺诈,必定是为私人和集团谋求私利。这种制约,能够改变党派的纲领和行为,但更可能是造成自我犯错能力而非纠错能力。在政治上,我们究竟依赖自主性主体的自我反思能力,还是被动性主体的趋利避害本能,这是一个问题。在市场竞争条件下,限制条件下这种制约能够在特定情况下使商人行为良好,但如果是艺术家、学者,这样的约束也只能培养平庸而市侩的人,绝无伟大作品问世的可能。最近这些年,中共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阻碍难以突破,改革陷入困局,这是党的自主性减弱的后果,而绝非少了外部制约的原因。
先进性团体成员的心态,非常重要,甚至比具体信奉哪个理论更重要,具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的信念,会对成员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先进性团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提出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一般性论述,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理论,探索其政治哲学基础和具体制度安排。同时,希望中共领导人坚定对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信心。1840年之后,可以说,中国将“百代皆行党治国”,以先进性团体整合人民、领导国家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这不是历史必然性,而是历史合理性,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而是中国的“顺乎天而应乎人”。
笔者认为,当下尤其需要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党的持续建设和不断改造”的理论,党建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政治大学问,需要不断地探索。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与方法下,党建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成功,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1]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肖自强先生和笔者看法近似,他指出:关于一党执政体制的政治科学论述一直阙如。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身执政体制的论述,一般是直接论述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很少从自身的具体执政中跳出来研究一党执政体制的一般性原理。这会带来两大问题,一是对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论述缺乏更宏大的原理性视野,从而会影响对自身执政的认识;一是无法确立一党执政体制的科学论述,从而无法在民众那里建立科学的认识方法或者说一般的认识方法,从科学角度确立相关的信念。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efc7ee0101nqlr.html,2015年1月7日访问。
[3] 中共成为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案例,当然也有历史机缘作用,实践往往走在理论前面。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需要总结和精炼中共的历史。
[4]罗金斯:《政治科学》,林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218页。
[5]转引自崇明:“托克维尔时刻和民主的危机”,载《东方历史评论》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6]《列宁选集》第1卷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经济学学术上的强国也是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国,主流经济学的演变,说到底是服从于学术强国的国家利益变化的,因为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工具。 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将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变革,这是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可能有两大趋势: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分离;理论分为“工具性层面”和“规律性层面”,前者重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后者则为人类认识客观规律作出贡献。新一代研究者必将冲破名利的诱迫、体制的局限与文化的缺陷,方能解开认识的枷锁,构建出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学”,并在...
中国崛起这一现实因素,在旧的范式之下,必定会被重新置于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利的循环之中。因此,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三次大讨论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总共可以归为三次大讨论。最初的大讨论始于王亚南先生。60多年前,他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这是中国的思想先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下,在救国图新的实践中,探索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理论框架的第一次努力。第二次大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以对“苏联范式”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为代表。这次讨论,是学界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践中,摒弃陈旧的理论范式,引进西方理论方法,构建适合中国现实与实践的理论范式的第二次努力。第三次大讨论是从本世纪初至今,从倡导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到总结中国经济学要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其间出现了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大量文献。它的现实背景,是中国在“转型”的同时又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已不能很好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因此,本次大讨论可以看作是在中国崛起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现实下,学者们为发展适合中国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为构建中国自身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而作出的努力。
这三次讨论中,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学”中的“中国”两字的解读,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含义:地缘政治概念、特定历史时代概念、特殊的文化范式概念。
1、“中国”: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若将“中国”看作一个地域概念,中国经济学也就可以理解为是中国本土的经济学。
2、“中国”:一个历史时代概念。许多人认为21世纪将可能是中国的世纪,按此逻辑,可以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中国时代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内部的改革与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改革?中国为何会崛起?对于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寻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性的理论,升华为能为全人类所用的普遍性理论。
3、“中国”:一种文化范式概念。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国区别于西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当作一个文化范式来看,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上述三种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表明,随着中国政治及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期望逐渐加深:“中国本土”强调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时代”不仅强调特殊性,而且还要求将其上升为普遍理论;“中国文化”则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要求将中国的文化精髓融入经济研究,以此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主流经济学的演变
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现实,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在过去的近200年中,世界的经济中心由中国转向欧洲,再由欧洲转向美国。当经济中心转移时,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也会随之转移。中国在20世纪初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发源于欧洲,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经济学学术中心的唯一一次转移,是从欧洲转向美国。经济学学术上的强国也是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国,主流经济学的演变,说到底是服从于学术强国的国家利益变化的,因为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工具。一方面,学术中心的“主流”学者立足于所在国的利益和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们解释现实的视角难免带有一种隐性的“偏见”;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看,国家层面“实践”的最高准则就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最终将影响学术强国的利益,这样理论所能提供的政策措施就会直接服务于现实国家利益的诉求。因此,虽然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不断更替演变,但在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之后,学术强国主导下的“主流”经济学所固化出的理论范式和政策范式将逐渐成为维护这些强国利益的工具。
观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波动代表了由技术水平、制度结构、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现实结果;这种现实结果决定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经济理论的发展演进又影响了实践中政策的更替摆动,进而导致新的现实结果。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理论及政策上的“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更替,并不是由全球化的波动程度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如果全球化符合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那么,即使全球化程度下降,这个国家的理论基调也不会改变;相反,如果某个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上升中受损,那么其理论基调必定是反自由主义的。因此,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学术中心的时代,经济理论及政策范式服务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相一致时,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便占据主导地位;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不一致时,保护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便成为主流。而在一轮轮循环演进过后,理论和政策的范式就会日趋强大,通过固化人们的思维,达到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目的。
当前中国的崛起,是在全球分工日趋加深的背景下产生的,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却在这一进程中下降,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原先的固有范式下,必定要向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大变革中,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经济学研究重心的变迁
林毅夫曾经提出,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经济学的学术中心将会转移到中国。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现实的变化推动了理论的变化。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交换行为,当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时,人类便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转变是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等环境下产生的。与之对应,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技术应用等也发生了改变。当政治、道德伦理、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市场经济作出深入思考,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生产制度及技术应用之后,经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经济学涉及的领域可以归为四个方面:制度环境(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环境)、“人—人”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物”关系(生产方式)与“物—物”关系(技术应用)。经济学主要对后三者做出系统研究。历史学派试图将制度环境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但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后三者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环境变化,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20世纪之前,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在欧洲,经济研究没有脱离上述四个方面,并且以前两个方面为重心。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转移,经济学的学术中心也转移到了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经济研究的重心随之改变,越来越侧重研究“人—物”和“物—物”关系,而忽视制度环境和“人—人”关系的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中心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研究重心,欧美社会现实环境的不同,导致了经济研究重心的改变。20世纪之前的欧洲社会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环境,当时的经济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个现实问题。而20世纪的美国则有着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不需要关注制度环境。当美国引领电力及内燃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欧洲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衰落。现实中美国经济的模范作用,使得经济学的“主流”也逐渐“美国化”。以边际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作是“美国时代”的经济学,但边际分析的适用范围是“人—物”和“物—物”关系,对“人—人”关系和制度环境的研究并不适用。因此,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关注的范围缩小为研究“人—物”和“物—物”关系,其他研究则被划为非主流。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同时将新古典经济学带入了危机。凯恩斯革命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离开来。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被纳入“微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研究“人—人”关系,但其构建的“通货膨胀率—利率—失业率”的三角指标体系,却使它成为一种解决“人—人”关系问题的“工具性”理论。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这三个指标体系为其利益辩护,经济学因而保住了自己的“显学”地位。但边际主义仍然当道,新古典综合派又将边际分析变为了主流,而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等流派都没有脱离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从20世纪后期开始,现实经济向着“人—人”关系越来越重要的方向发展。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方式逐渐脱离了物质领域。虽然单纯的物质生产能够不断增加产出,但价值却在不断下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交换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在发达国家,相关部门的价值及从业人数都在总量中占大部分。简单的边际分析虽然适合物质生产或消费领域,但到了非物质的领域,其适用性就非常有争议。因此,经济研究的重心又有重新转向研究“人—人”关系及制度环境领域的趋势,政治选择、产权、制度变迁等都被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将边际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表明传统的“主流方法”仍然有用。但是边际分析是否适合“人—人”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研究?或者说,是否有比它更适合的分析工具,比如博弈理论、人类行为理论等?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学学术中心的第一次转移,即从大西洋东岸的欧洲转移到大西洋西岸的美国,经济研究的重心由于现实环境的改变,也随之从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转向物质和技术方面。而当前,经济学学术中心面临第二次转移,即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向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并且经济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回归的趋势。而中国本身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这一现实环境必将推动研究重心实现真正的转变。
“中国经济学”理论革新的趋势
有鉴于上述经济学研究重心的改变,进一步可以推断,经济学理论未来将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分离,这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革新的趋势:在研究对象方面,制度环境及“人—人”关系与“人—物”关系及“物—物”关系相分离,经济学将分成“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而在理论功能方面,则将实现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的分离。
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分离
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分析工具的适应性不同,在短期内无法找到统一的工具,经济学也许会分离为两个部分:“社会经济学”和“物质经济学”。前者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机制以及“人—人”关系,以历史分析、人类行为分析、博弈论等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后者研究“人—物”及“物—物”关系,以边际分析为主。这涉及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究竟何为本体?是“人或意识”还是“物”?只有这个问题有了定论,物质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两者中的一方才能成为基础,另一方则作为其附属;否则,就只能将它们暂时加以分立,以避免出现错误。
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相分离
在理论功能方面,经济学理论面临其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我们可以将理论看成是将现实加以逻辑化的一种分析框架。不妨将理论比作原始部落的图腾:假设在某个原始部落,一个巫师总结前人经验,在空地上树立一个图腾以代表一种信仰。在此之后,如果碰巧风调雨顺,部落的人收获的食物比图腾树立起来之前更多了,那么,他们可能将那个巫师奉为先知,并认为图腾确实有神力能够帮助他们;但如果相反,树立图腾后正好碰上天灾,那么巫师可能就被认为是在瞎说,甚至是妖言惑众触怒了天神。或许,部落成员也都很“理性”,认为天灾不是图腾引起的,他们会比较相同的天灾下,图腾树起前部落的损失是否比图腾树起后的大。如果认为图腾确实帮助他们减小了灾害损失,那么巫师的信仰仍旧能得到人们的尊重。
假如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图腾树立起来后,人们在平时的产出增加了,即使在遭遇灾害时,损失也减少了,那么这真的是图腾有神力吗?现代人当然不会相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图腾给所有部落成员带来了一种心理安慰。由于他们相信有神力会在冥冥之中保佑他们,因而他们打起猎来更勇敢,采摘耕种时更积极勤劳,与外族打仗时也更勇猛,是这些因素导致部落的产出增加,而不是图腾的神力。因此,图腾的真正作用其实是间接的心理安慰。
理论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也与图腾类似,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并不一定是在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范畴之内。或者说,很多理论像图腾那样,起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相对于隐藏其后的现实意义而言,其本身内容的真假对错已经不重要。但是,既然有人能够意识到“理论图腾”背后的“潜在规则”,那么,这些“潜在规则”的作用规律能否被人认识并形成理论?一旦成为理论,这些“潜在规则”是否还能起作用?
至此,我们必须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加以考察。自然科学只研究“物-物”关系,“物”的规律是其研究对象,而人们工具性地使用这些理论的对象也是“物”。因此,自然科学理论的“规律性”和“工具性”是统一的,也就不存在“潜在”和“显在”的问题。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人”及“人—物”关系,人的行动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这些理论在使用时,使用者是“人”,使用的对象也是“人”。这样,理论在被使用时,本身就是工具性的,而这种使用是否符合“规律性”,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经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客观规律的规律性理论与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论。这涉及到认识的问题。如果研究者的认识能够涵盖大部分人的局部认识,那么,他的理论就具有规律性,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正式规则就符合规律,非正式规则存在的余地就很小。但随着现实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扩展,研究者的认识落后于大多数人的局部认识,那么,研究者的理论就会与大部分人的现实行为脱节,这种理论也就成了“工具理论”,即其实际的作用与其内容是不一致的,它仅仅作为一种形成某种机制的工具而存在。另一种工具理论形成的可能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人们的认知范围变小,但在小范围内的认识深度却在增加。理论即使在广度上能涵盖大部分,但深度却不够,最后也导致其变为工具性理论。
所以,我们推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然会顺应这两大趋势:第一,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分离为两大部分;第二,理论分为“工具性层面”和“规律性层面”。工具性层面的理论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而规律性层面的理论则为人类认识客观规律作出贡献。中国经济学只有顺应这两个趋势,才能在理论上解开人类的认识枷锁,在实践中指导“中国模式”的完善。
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而在现实推动下,经济学理论本身也面临新的变革,因此“中国经济学”担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那么,中国的学者是否能胜任?中国学者的理想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升华的,从追求政治独立与解放,到追求物质自由,再到追求思想解放。而新一代的研究者,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下,必将冲破名利的诱迫、体制的局限与文化的缺陷,构建出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学”,解开自我的枷锁,解开国人认识上的枷锁,解开全人类认识上的枷锁。
¨ 此文系根据作者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整理,原载2012年11月12日《文汇报》,本刊略有删节。
[1] 张晖明,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科学学研究会副会长。
自上世纪末以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西等拉美国家积极探索“21世纪社会主义”。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包容性,除了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外,更强调根植于本土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和进步思想,实践成效引人注目。
若问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多元发展在哪儿最活跃?毫无疑问,非拉美莫属!
自上世纪末以来,从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到厄瓜多尔的科雷亚,“21世纪社会主义”从说到做,蔚然兴起;从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及他所推行的“社群社会主义”,到巴西劳工党提出的“劳工社会主义”,草根社会的进步力量阔步跃进,声势赫然。
这几支名称不尽相同、内容不尽一致的社会主义流派,共同构成一道独特的“拉美景致”:那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的大环境中,展现出拉美有识之士对社会公正的勇敢追求和对人类社会道路发展的大胆探索。
忆往昔,社会主义在拉美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那片劳动人民苦难深重的大地上传播生根。一些国家陆续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秘鲁思想家、秘共创始人马里亚特吉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提出解决印第安人和土地问题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被誉为拉美20世纪最光彩夺目的思想理论。同时,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泛社会主义思潮也在拉美拥趸众多。回望历史,社会主义理念扎根拉美已百年有余,一直随其社会血脉萌动不息,且在上世纪中叶破土而出,走过一条艰苦卓绝、勇敢辉煌的实践之路。
从20世纪50年代起,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高举反帝反殖旗帜,顶住美国的长期封锁制裁和阴谋破坏,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在当时美国“一统天下”的西半球独挑社会主义大梁,如磐风雨中,傲然屹立。
70年代,智利社会党人阿连德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搞社会主义变革,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领袖伯纳姆提出建设“合作社会主义”。两者虽或遭国内外反动势力灭压,或囿于不利的社会条件,生命短暂,但其理想愿景却是“野火烧不尽”,在战后拉美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得以深深延续。
20世纪转瞬走到了八九十年代。“华盛顿共识”在国际社会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之风席卷了债务重压之下情急寻救的拉美大陆,并被该地区的多数国家视为救命稻草。然而,10年下来,拉美经济扭曲、两极分化、危机连连、政局动荡的事实,证明了这股风潮的虚妄与失败。尤为严重的是,阿根廷等国危机频发,备受伤害,多数拉美国家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世纪之交,在拉美各国人民的反思与反抗当中,多国右翼政党下台,一批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旗帜、拥有广泛草根基础的左翼政治力量及领袖人物顺势而起,迅速赢得广大选民支持,先后上台执政。伊始,他们也曾试图推行“人道的资本主义”改革,即在现存社会制度的框架内祛邪矫枉,却遭到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紧密相连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挠,其中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三国朝野斗争尤其激烈。于是,这些国家的当政领袖决定冲破旧体制藩篱,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苏东剧变后,中国、越南等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特别是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并未像西方预言家所称“来日屈指可数”,而是顽强坚持下来并焕发出新的活力,拉美社会主义者们信心上扬。
委内瑞拉人民自发地参加查韦斯的葬礼
拉美的“21世纪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包容性,除了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外,更强调根植于本土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和进步思想,突出当前历史条件和本国特色,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别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
查韦斯强调,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绝不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和经验,一定要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查韦斯的接班人马杜罗总统则明确,“21世纪社会主义是英勇的创造,委现处于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科雷亚认为,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是在反思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于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和原则,是结合现实不断革新创造的过程。巴西“劳工社会主义”则强调未来要建设“有巴西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巴目前尚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劳工党要为“重建社会主义”跬步积累。
乍一看,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不同国家似乎呈现出同一面孔。政治上,都主张建立参与式民主,鼓励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国家决策;经济上,都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抨击全球化野蛮掠夺,斥其丧失人性,主张建立以社会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混合所有制,强化国家干预;社会方面,都将改善民生和实现社会公正作为中心任务,强调公平分配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对外关系上,都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倡导拉美联合自强。
细审视,不同国家其实各具特色。政治上,委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写入宪法,彰显国家意志;而厄瓜多尔唱响“公民革命”,倡建“美好人生”,凸现民生特色;玻利维亚推行社区自治,弘扬土著文明;巴西则主张推进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共同发展,“中左”道路意向明显。经济上,委、玻主张对能源等战略性部门实行国有化,巴、厄则侧重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发展“混合经济”。外交上,委、玻、厄高调反帝反霸,与美“叫板”;而巴西作为地区大国,则注意温火相济,合作斗争并举,谋势长远。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时间不长,但实践成效已引人注目。在政治领域,建立起参与式民主,委、厄、玻三国成功修宪,在行政、立法、司法权外增设公民参与权,扩大了人民民主,巩固了政权,破除了权力政治长期由财霸寡头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魔咒。巴、委、厄、玻四国的执政党均在大选中蝉联执政,并保持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其中委执政党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在16次全国性重大选举中赢得15次胜利。
在经济领域,这些拉美国家强化了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将石油、天然气、电力等战略部门收归国有,厄瓜多尔提高了外国企业开发油气的利润上缴比例,大大充实了国家财力。此外,推行包容性发展模式,如委大力发展合作社,厄推行“平民经济”,巴西实施“有质量增长”。一些国家国力明显提升,如巴西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由2003年的第13位升至2011年的第6位;玻利维亚9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翻了近两番,年均增长5%以上;厄瓜多尔在科雷亚执政以来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6%。
社会领域投入大幅增加,发展状况明显改善,是近些年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最闪亮的成就。它们实施多项旨在保障公民权利、消除贫困、改善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的社会计划,委、玻、厄还进行土地改革,将闲置土地收归国有并转给无地农民。得益于上述措施,四国贫困人口下降,原先“令人发指”的贫富分化现象有所缓解。1999~2012年,委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基尼系数从0.49下降至0.39。2007~2012年,厄贫困率下降13个百分点,基尼系数由0.54降至0.47;2005~2013年,玻贫困率由38%降至18%;2003~2011年,巴贫困人口和赤贫人口减少一半,新增中产阶级4000万。
在对外关系领域,应当说,“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有力带动和推进了地区国家团结协作。委主导建立由部分左翼国家组成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通过建立偿付基金、使用统一货币、推动区内自由贸易等尝试,特别是通过优惠供油计划,促进成员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合作,切实帮助贫弱国家解决一些燃眉之急。巴西力促南美地区一体化,由其主导的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洲国家联盟为地区协作搭建了良好平台。巴、委等国还推动成立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开创了地区一体化的新纪元。此外,四国推行的多元化外交富有成效,与欧盟、亚太、非洲、中东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拓宽了市场和合作渠道,并提升了各自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攻坚克难,力搏胜勇,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成就不容否认,但也要看到,受极其复杂险峻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拉美左翼在本国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内实践社会主义并非坦途,障碍挫折丛生密布。它们不仅受到外部因素的强力干扰,还承受着来自内部的巨大改革阻力,执政困难和消耗逐渐加大。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仍处于实验以蓄能、图存再谋强的始发阶段。希望与曲折交织、功庆与反思轮回,过程将是极其复杂的。事业成败,历史将予评判,而新一代事业开拓者们的英名,则将像前辈们一样,永留史册并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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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的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
智利是以“铜”著称的国家,其经济长期受美资控制。1970年该国大选,智利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
阿连德(1908-1973),医学博士,1943年起成为智利社会党领袖,1970年作为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当选智利总统。阿连德赞成马克思主义,坚定维护民族独立,执政期间,鲜明地奉行社会主义的内外政策,短期内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和社会改革:征收“溢利税”,延期偿付外债;由国家控制金融企业和对外贸易,将铜矿等资源和大型重要企业收归国有,征用大庄园土地创办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提高工资,冻结物价;支持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增加职工工资,以及扩大社会保险,增建住宅、降低房租,为贫民子女上学提供便利等。在对外政策方面,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对新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裁军和禁止核武器,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大力发展和古巴的关系,同中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
阿连德政府的内外政策,招致富人阶级、跨国公司和右翼党派的不满和反对,美国政府则公开表示对阿连德总统的仇视。阿连德任期的第二年,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未能保持。物价上涨,食物供应的正常渠道被阻断。1972年爆发了大规模罢工,给智利经济沉重打击。智利经济高度依赖铜的出口,1973年铜价快速下跌,加剧了通胀和商品短缺,智利经济陷入危机,社会人心惶惶。
趁此机会,受美国幕后支持,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人发动政变。阿连德率卫队坚守总统府,以身殉职,人民团结阵线政府被推翻,皮诺切特上台。智利进入了长达27年的军人独裁时期。
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领袖——伯纳姆
圭亚那共和国位于南美洲东北部,于1966年脱离英国独立。
福布斯•伯纳姆(1923—1985),非洲裔,律师。1950年与契迪•贾根共同创建人民进步党。1957年退出该党,另立人民全国大会党,担任领袖。1964年,人民全国大会党和联合力量党组成联合政府,伯纳姆任总理。1980年圭亚那修改宪法,使总统成为具有掌管行政的权力。伯纳姆于1980年10月6日任总统。上任后,伯纳姆面对困难的经济形势,采取了紧缩开支、限制出口、增加生产、裁减人员、打击贪污分子等措施。对外奉行反对殖民主义和不结盟政策,积极倡导建立“加勒比和平区”。1972年6月27日,中国与圭亚那建交。
1974年12月,人民全国大会党公布《莎法亚宣言》,宣布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实行“合作社会主义”;宣布合作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不接受社会主义国家业已准备好的思想和答案。福布斯•伯纳姆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也是必须根据自己本身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特点……来选择达到社会主义的最好道路。”
[1]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持续上升,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持续加剧。本文认为,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社会平等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现在到了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有终的历史现象的时候。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自身慢性衰败的过程,本文列举当今发达资本主义所面临的5种系统性混乱: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当今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战后繁荣结束以来接踵而至的政治和经济混乱的继续。接连发生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并且通过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之后,发生了80年代公共债务的上升,而90年代财政的巩固伴随着这一时期私人债务的迅速增加。 40年来,失衡几乎是各“发达”工业国和“发达”工业世界的常态。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再把危机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这引发人们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从前的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依靠私有资本积累连续过程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
危机有3种最为突出的长期趋势:一是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2008年的危机加重了这一趋势(见图1);二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普遍而持续的上升,40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家庭、金融以及非金融企业不断累积起大量债务(美国的情况见图2);三是几十年来,伴随着债务增加和经济增长下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均处在上升过程中。
图1 1972-2010年20个OECD国家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注:增长率为5年移动平均值。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Statistics and Projections.
图2 1970-2011年美国各部门的负债与GDP之比
数据来源: OECD National Accounts.
平稳的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适量的社会公平(能够使资本主义惠及无产者)——人们长期认为这3个方面是资本主义掌握合法性的前提。上述危机的3种重要趋势可以相互强化。大量证据证明,贫富分化是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平等一方面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削弱了总需求。反过来,经济增长下降会激化分配矛盾,增加富人向穷人做出让步的成本,并使富人坚持统治自由市场的“马太原理”而在分配中要求得到更多。另外,增加的债务不仅无法阻止经济增长的下降,而且还通过与金融化相关的结构变化,加剧了不平等。
这些有害趋势的恶性循环能永远存在吗?有什么这一循环的应对措施?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并不新鲜,甚至是资本主义在更长时期保持健康的要求。但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这些周期性运动或随机性冲击之后,资本主义至少会暂时进入新的均衡。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逐渐衰败的持续过程。我们能看到即将逆转的迹象吗?
又一次的权宜之计
情况不容乐观。2008年危机是战后一系列危机的高潮,至今已经过去6年。对经济坠落深渊的记忆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为了防止危机重演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的设想比比皆是。国际会议接踵而至,但是难见成果。与此同时,作为灾难源头的金融业运行回复到从前:利润、红利、薪水和奖金又回到了从前,而重拾对金融业的监管却在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游说中陷入僵局。各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仍然牢固地把持在金融业手中。反过来,金融业获得了廉价货币的慷慨供应。金融业将这些货币囤积起来,或投资于政府债券。这些货币是中央银行里的金融业之友代表金融业凭空制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仍然疲软,劳动市场也是一样;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并未启动经济增长;仅有的一点经济增长也被顶层1%的人占有,进而又向1%中的一小部分人集中,贫富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高度。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保持乐观。一段时间以来,OECD各国通过放任货币发行保持经济的运行,然而政策的设计者比谁都清楚,货币扩张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实际上,2013年,日本和美国多次尝试戒掉对货币扩张的毒瘾,但是当股票价格应声下跌时,所谓“逐渐减量”的政策就被暂时推迟了。六月中,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宣称“量化宽松”必须予以终结。在其年度报告中,国际清算银行指出,为了应对危机和复苏的缓慢,各国中央银行扩张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各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总和已经大约3倍于危机之前的水平,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虽然这一举措对“防止金融崩塌”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目标必须是“使仍然停滞的经济回到强劲并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然而,这一目标超出了各国中央银行的能力:“各国中央银行无法制定政府和公众期望之中的、使经济回到真实增长路径上来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央银行的政策是在为经济复苏争取时间……但是时间并未被很好地利用,因为持续的低利率和非常规的政策,使私有部门很容易推延去杠杆化的过程,使政府很容易为赤字融资,使中央银行很容易拖延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需的改革。毕竟,廉价货币使借贷比储蓄更容易,支出比收税更容易,原地不动比改革更容易。”
显然,甚至是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都认同这一观点。到了2013年夏末,美联储又一次放出信号说量化宽松的时代要终结了。然而,2013年9月,预期中利率的提高又一次被推迟。美联储所给出的原因是,经济没有希望之中那么“强劲”。全球股价应声上涨。当然,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比处在一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央银行,能更自由地说明为什么回归常规货币政策如此艰难。明摆着的是,不利用无限制的货币供给来维持资本主义,那么就要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来振兴资本主义。正如国际清算银行2012-2013年度报告第二个分标题所准确概括的那样:“提高灵活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换句话说,“提高灵活性”就是让大多数人吃更多的苦,让极少数人得到更大的好处。
悬崖边上的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之前,“现代资本主义”可以按照“混合经济”的形式运行,并得到合理的管理和民主的控制,而这一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抛弃了。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中,社会与经济秩序被重构为无害地起源于“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但是,随着2008年的危机,人们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能够达到自身均衡这一前提,合理的政治经济治理新方案还没有出现。仅这一点,就可以被当作是这场危机已变成系统性危机的症状。这一状况持续越久,症状也就越明显。
我认为从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降、不平等加剧和债务增加,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危机和金融内爆来看,必须再度审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亦有终的历史性现象。资本主义面临终结并不要求用对未来的乌托邦想像或者超人类的预言来证明。虽然我知道资本主义在过去多次被宣布死亡,我愿意提出这一明确的观点。实际上,自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19世纪中叶被使用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家都预测过它即将灭亡,不仅包括激进的批评者,如马克思和波兰尼,而且包括资产阶级理论家,如韦伯、熊彼特、桑巴特和凯恩斯。
合理的预测在历史上并未实现,但这并不说明灭亡永远不会发生。我相信这一次预测是不同的。让我这样想的资本主义症状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技师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提出使整个体系回复完整的思路——美联储委员会在2008年的讨论记录,以及上文提到的各国中央银行对停止“量化宽松”正确时机的苦苦寻找就是例证。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表象之下,资本主义现在基本上摧毁了任何通过限制它来使它变得稳定的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需要依靠与其相抗衡的力量,资本主义需要这些力量通过整体利益和各种制度使资本积累受制于社会平衡。这里的含义是:资本主义可以由于过于成功而破坏其自身。
我所想像的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虽然我们无从准确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时候消失、如何消失、以及替代资本主义的将是什么制度,但重要的是,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金融稳定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
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政治经济主张可以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自洽的调节体制。社会融合以及体系融合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坏,并且将会继续恶化。随着时间流逝,最可能发生的是持续积累的、较小或具有一定规模的混乱;任何一种混乱都不必然致命,但大多数混乱无法修复,更何况混乱数量太多以致无法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整体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的程度越来越小;各种摩擦将会加倍;随着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越来越隐蔽,出乎意料的后果将扩散;不确定性会激增;各种危机——合法性的危机、生产率的危机或者两种兼有——将接踵而至,而危机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治理(正如过去几十年那样)。最终,深层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的经常性灾难造成了重压。为了应对短期危机而制定的众多临时性办法,会在这种重压之下崩坍。
我把资本主义的终结设想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这就提出了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是复杂的实体,不会像有机组织那样死去。不过,种族灭绝是个例外,因为灭绝的不连续性总是孕于灭绝过程的连续性之中。如果我们说一个社会终结了,我们的意思是,某些至关重要的组织特征消失了,而其他特征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为了判断资本主义是生、是死、还是濒临灭亡,我们要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这样一个现代社会 ——这个社会确保整体的再生产是个人理性和追求资本积累的竞争性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无意结果,并且通过“劳动过程”使私有资本与商品化的劳动力相结合。当资本主义再也无法保持这一前提,这就终结了资本主义作为自我再生产、可持续、可预测和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存在。
如此定义下的资本主义的衰亡,不会遵循任何人的蓝图。随着衰败过程的进行,这一过程必然会诱发政治抵抗和多种集体性的干预。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这些斗争仍然具有卢德式的特征:局部的、分散的、缺乏协调的、“原始的”斗争。这些斗争会加剧混乱,但无法创造出新的秩序,最多无意中有助于新秩序的出现。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长期持续的危机会为改良力量或革命力量提供机会。然而,混乱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不仅是自身,而且也会使它的对立面发生混乱,使它的对立面丧失打败或者挽救资本主义的能力。资本主义必将自我毁灭——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商品化的前沿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我们或许希望转向卡尔•波兰尼关于对市场扩张的社会限制的思想,体现在他提出的3种“虚拟商品”(劳动、土地或自然、货币)的概念中。对于虚拟商品来说,供给和需求只能片面而别扭地应用在这些商品身上。虚拟商品只有在限定和调整的方式中才能被当成商品,因为完全的商品化会破坏虚拟商品或使其无法使用。然而,市场有扩张的内在趋势。市场从物质产品的交换,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商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隶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除非受到限制性制度的阻碍,否则市场扩张连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可行性会永远处在自我破坏的危险之中。
实际上,由于保护性制度在许多方面遭受侵蚀,当今市场扩张的程度已经在波兰尼的三种虚拟商品上达到了关键的界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在劳动方面寻找新的时间体制,在自然方面寻找可持续的能源体制,在货币的生产和配置方面寻找稳定的金融体制。在这3个领域,社会摸索着对扩张的逻辑更为有效的限制,而这种扩张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限制的中心,就是就业制度对人类劳动日益增长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制度对有限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金融银行制度对人们在越来越复杂的货币、信用和债务体系中的信心日益增长的需求。
依次来看波兰尼式危机的3个领域,我们会注意到,正是货币的过度商品化,搞垮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廉价信贷无限制的供给,向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的转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达到不可想像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抛弃了大萧条后对货币的私人生产和市场化的限制。“金融化”看起来是使过度扩张的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恢复增长及其赢利能力的最后手段,然而,一旦放松限制,金融业就把大量资源用于为进一步取消管制进行游说,更不用提规避仅存的规则了。事后来看,很明显,M-C-M’的旧体制转变成M-M’的新体制,产生了巨大风险[2]。
关于自然,普遍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无限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各种派别的新马尔萨斯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虽然有些观点是不成熟的警报,但没有人否认,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能源消费模式,是不能扩张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一方面是对自然的耗尽,另一方面是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竞赛正在形成。一个看来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是:被C.B.麦弗逊称为“占有的个人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如何利用巨大的集体资源?在竞争性生产和消费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确保可生存环境的共同利益?
人类劳动的商品化也达到了一个关键水平。国际竞争中,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取消了对工作时间的一般限制,还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面临危险的工作条件。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家庭向雇主出卖的劳动时间增加了,而工资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些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参见图7)。与此同时,虽然出现了对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和对工会的破坏,劳动市场通常难以出清,7%-8%的失业率成为新的常态,甚至像瑞典等国也是如此。血汗工厂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扩张,但大多存在于全球体系的外围,超出了中心国家和工会覆盖的范围,也离开了消费者的视野。历史上曾对劳工权利进行有力保护的国家的工人与血汗工厂的工人进行竞争,导致后者的工作条件恶化,而前者的失业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对工作侵入家庭生活的抱怨成倍增长,劳动市场的压力迫使人们加入到更新“人力资本”的无穷无尽竞争当中。并且,全球劳动力的流动,使雇主用乐意干活的移民代替不乐意干活的本地工人。移民还弥补了低生育率,而这一致使人口减少的低生育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市场消费与非市场消费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所造成的。结果,阶级和社会团结的缺失,导致了社会抵抗运动的长期弱化。
图3 1947年至今美国社会契约的破坏
数据来源:Thomas·Kochan,《美国就业危机及其对未来就业政策的意义》,国际劳动关系评论(International·Labor·Relations·Review),Vol.66,No.2(2013),第291-314页。
为了保护3种虚拟商品免受完全商品化的危害,如何限制资本积累这一问题在历史上争论不休。但是,当前同时出现在3个领域的世界性混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混乱产生于对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成功冲击。这些制度——无论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还是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全球化”支持下,市场关系和生产链具有跨越国家政治和法律界限的能力;此后,劳动、土地和货币同时成为危机领域。结果,在现代为了整个社会和资本主义而几乎驯服了资本家“动物精神”的那些力量,被彻底打乱了。
资本积累不仅会在虚拟商品上碰到限制。在表面上,产品和服务消费在持续增长。现代经济的隐含前提,即人类欲望和消费能力是无限的,好像就是发生在任何一家大商场中的事实。尽管如此,市场在某个时候会达到饱和,而对饱和的恐惧,在资本家当中普遍存在。这本身反映出,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早就与物质需要相分离了。今天消费的一大部分——并且是在迅速增长的一大部分——并非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它们的符号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生意人发现,它们在广告、产品设计和创新等市场营销活动上投入得越来越多。尽管营销手段日益精细,文化的无形无影却使得商业成功难以预料。这比通过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来获得增长的时代,要困难多了[3]。
5种混乱
没有了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剩下的只有自身,并且是缺少自我限制的自身。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没有终点,并且也不能有终点。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崇尚“少即是多”的原则,这一原则必须从外部施加在资本主义身上,否则资本主义的进程将一直自我消耗下去。我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在此,我们观察到,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它的对立面而濒于灭亡——就像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由于自身的过度发展而濒于灭亡一样。为了阐述这一观点,我将说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5种系统性混乱;传统制度和政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变弱了,而这种弱化以各种方式造成了混乱。我把这些混乱称为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停滞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6年之后,预期经济长期停滞成为一种时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人们大量讨论的罗伯特•戈登的一篇论文。他认为19世纪以来推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创新只发生一次,比如交通运输速度的提高、自来水在城市的普及。与这些主要创新相比,近来信息技术的扩散对生产率只产生了较小的作用。虽然戈登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但是,以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有技术开启了增加生产率的前所未有的新机会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有希望达到一种能够补偿工人阶级所需的经济增长水平。在这种“马后炮”似的观点中,戈登用6种非技术性因素来论证,为什么他预期增长会很慢或者没有增长——他把这些因素称为“逆风”——“即使创新按照2007年之前20年的速度那样增长”,这些“逆风”因素也会造成长期停滞。这些“逆风”因素包括两种我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会与低增长并存的因素:一种是不平等,另一种是“高悬着的消费债务和政府债务”[4]。
令人惊讶的是,当前关于停滞的理论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是何等接近。最近,华尔街之友劳伦斯•萨默斯变成了一个停滞理论家。萨默斯是克林顿时期金融去监管化的总设计师,也是奥巴马对美联储主席一职的首选——直到他在国会的反对面前被迫让贤为止。2013年11月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论坛上,萨默斯坦言,在他感觉苦于资本过剩的这个世界中,他不再希望低利率在不久的未来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5]。萨默斯预期“长期停滞”将是“新常态”,这一预期令人惊讶地得到了包括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赞成。萨默斯只是简短提到,为了振兴投资而实行的负实际利率政策明显失败,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贫富分化持续恶化。凯恩斯认为,收入向有钱人集中必然会损害有效需求,并使资本所有者在“实体经济”之外寻找投机性的赢利机会。这事实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之一。
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可能会由于未来没有增长而隐退。这并不排除金融部门会得到高利润,特别是利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廉价货币,在投机性交易中得到高利润。无人担心那些为了防止经济停滞变成通货紧缩而创造的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在通货膨胀中,要求分蛋糕的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通胀过低而不是过高,新的观点是,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至少2%的年通货膨胀率。然而,唯一可以预见的通胀,就是资产价格泡沫。
对于资本家及其侍从来说,未来的道路毫无疑问是崎岖的,低增长将使他们无法用经济增量来解决分配矛盾和平息不满。泡沫将破裂,而破裂不在他们的规划之中,并且国家能否及时解救受害者还不确定。正在形成的停滞经济和处于稳态中的经济极为不同,随着增长下降和风险增加,为了存活而进行的斗争将会加剧。在为了增加利润和保持资本积累进行的殊死努力中,被全球化所淘汰的对商品化的保护性限制不会得到恢复,而新的方法将被用来掠夺自然资源、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并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具有产生泡沫可能性的停滞”,最有可能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
财阀和掠夺
关于第二种混乱,经济不平等的长期恶化趋势不会在短时间内停止,或者永远不会停止。从凯恩斯主义或其他角度来说,不平等压低了增长。但是,中央银行为了恢复增长而提供的廉价货币——这种货币对于资本来说容易获得,而对于劳动来说并不容易——使金融部门膨胀并引起投机性(而非生产性)的投资。这进一步加深了不平等。因此,顶层再分配趋于寡头化:再分配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诺的那样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而是从日益贫困和衰落的社会中攫取资源。这样的社会不仅有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希腊和西班牙,并且美国也是日益如此。在寡头再分配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联系利润与工资的纽带被切断了,而经济精英的命运与群众失去了联系[6]。花旗银行2005和2006年向少数最富有的客户发布的臭名昭著的“财阀经济”备忘录,就预计到了这种情况。这一备忘录向有钱人保证,他们的繁荣不会再依赖于工薪阶层了。
甚至在人们仍然当作是民主政体的地方,寡头再分配与向着财阀经济变化的趋势也使精英们相信,他们会在社会制度终结的噩梦中幸存下来。财阀经济中的资本家,可以不再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担忧,因为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他们的跨国财富也照样会增长。俄罗斯或希腊等国的超级富豪,可以带着他们的钱(或者说是他们国人的钱)逃到瑞士、英国或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为拯救有钱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可能,这诱惑着有钱人进入这场游戏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有钱人把利益变现,而后过河拆桥,身后只留下一片焦土。
掠夺公共资源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种混乱,即通过削减开支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资源。我在其他研究中,追溯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种双重过渡的起源。这一双重过渡,是指从税收国家向债务国家过渡,而后从债务国家向紧缩国家过渡。在引起这些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向资本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外逃、避税、选择税制以及对一国政府进行要挟。削减赤字基本上依赖削减政府开支,即削减政府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开支。随着收入日益向最富1%的人集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共领域通常急剧萎缩。对在国际间流动的寡头资本来说,公共领域在资金方面的饥饿状态是有利的。不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有多少贡献,私有化都会成为削减开支的手段。
甚至在2008年之前,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提高税收(尤其是对富人)来解决财政危机的观点,已经成为人们想当然的看法。通过财政紧缩来改善财政状况,被强加于社会之上,尽管这样的做法会压低经济增长。这说明寡头已经脱离了普通人民,因为富人已经不期望为穷人付出代价,不期望为整个社会付出代价。这看起来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率增长要求更多公共资源,所以,生产率增长与利润的私人积累不能共存。因而,资本主义精英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他们选择的结果,那就是经济停滞与寡头再分配的结合[7]。
铁笼子的腐蚀
除了经济增长的下降、不平等的上升、公共资源向私有权的转移,腐败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第四种混乱。马克斯•韦伯试图通过重拾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为资本主义平反。韦伯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与贪婪,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新教的宗教传统。按照韦伯的说法,贪婪无处不在并且无时不在;贪婪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独特现象,而且还会颠覆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致富的欲望上,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约束、有序的努力、负责的管理、冷静的奉献之上。韦伯的确预料到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而褪色,并且变为“铁笼子”。在笼子中,官僚管理和对竞争的限制,会代替文化来切断资本积累与享乐主义的消费以及原始囤积的本能之间的联系。然而,他无法预料到20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及这一革命带来的前所未有致富机会。
欺诈与腐败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金融部门的崛起及其对经济统治地位的占据,韦伯的伦理辩护好像针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另一个世界。金融部门是这样一种部门:在这里,创新与扭曲规则(或打破规则)难以区分;半合法和非法活动能得到极高的报酬;金融公司和监管部门在薪酬上的差别极大,而它们之间的旋转门为腐败提供了无限可能[8];最大的公司不仅大而不倒,而且由于它们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税收收入的重要性而免受法律审判;私有公司和国家之间的界线,比任何地方都要模糊,正如2008年政府救市所说明的那样,也正如美国政府大量雇佣金融公司前雇员或者金融公司大量雇佣美国政府前雇员所说明的那样。在安然和世通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中的欺骗和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2008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又打败了先前的记录:有毒证券的制造者,收买评级机构以获得高评级;离岸影子银行、洗钱、对大规模避税的支持,成为大银行的正常操作方式;证券卖给不知情的客户,而其他客户就在证券价格上投机;世界主要银行欺诈性地把利率和黄金价格固定下来,等等。近年来,许多大银行不得不由于这些行为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新的事件还在出现。初看起来制裁很重,但是,这些制裁与银行资产相比却微不足道,更不用说这些制裁都是在政府不想或不敢起诉的情况下,通过院外解决的结果[9]。
资本主义的道德丧失或许与经济衰落相关,为了获得剩下的利润机会而进行的斗争,在末日到来之前变得更加丑恶。无论如何,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现在颇具嘲讽性——人们把整个体系看成是充满肮脏诡计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确保已经很富有的人将来更为富有。随着资本主义日益成为腐败的同义词,防止资本主义被贪婪挫败的韦伯式努力,最终失败了。
脱节的世界
最后,我们来说第五种混乱。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来巩固其外围,需要这个中心为外围提供有信用的货币体制。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一角色一直是英国所扮演的;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角色是美国扮演的;两个时期之间,中心消失了,不同力量为取得这一角色而斗争,这是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混沌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各国货币的稳定关系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至关重要,进而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而这种稳定关系需要全球最终贷款人的支持。中心还要支持外围,使他们愿意接受中心以低价格攫取外围的原材料。并且,中心还要与外围合作,来压制在发达世界之外反对资本主义政府的传统力量。
由于美国再也无法扮演其战后的角色,而多极世界秩序还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苦于全球无政府状态。虽然没有大国之间的碰撞,但是,在美国经济下滑、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以及这场具有高度破坏性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受到争议。寻找一种代替美元的货币(或许是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还没有出路,因为美国放弃用美元给自己融资的特权,就会面临巨大损失。并且,正如“量化宽松”在巴西、土耳其等国造成的通胀泡沫那样,在华盛顿授意下的国际组织所采取的稳定性措施,日益给整个体系的外围带来破坏性作用。
在军事方面,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场陆地战争中都被打败或被拖入僵局,并且将来可能更不愿意以地面战争的方式涉足局部冲突。新的高端暴力武器被用来团结各国政府,并被用来使人们相信,美国是全球寡头财产权利的守护者,是寡头及其财产的安全天堂。这些武器是否能够恢复全球秩序是值得质疑的,特别是在中国成为美国经济上有力(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军事上)的对手之后。
总之,资本主义处在严峻的形势之中。长期停滞代替了经济增长;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变得日益困难;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许诺越来越难以实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中心经历了3场接连发生的危机,即通胀危机、财政危机和私人债务的危机。今天,在过渡过程的艰难阶段,资本主义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才能生存。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为了遮丑而与民主组成的婚姻破裂了。在商品化的3个领域(劳动、自然和货币),限制资本主义扩张的调节制度崩溃了。在资本主义战胜其对立面之后,目前还没有政治力量有能力把这些对立面重建起来。5种处在恶化中的混乱危害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下降、寡头、公共领域资金短缺、腐败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最近的历史来看,可以预见的是一个持续溃败的长期痛苦时期。这是一个摩擦加强的时期,一个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加强的时期,一个“事故”常态化的时期,而这些“事故”很可能具有20世纪30年代全球崩溃时的规模。
¨ 本文曾在2014年1月23日大不列颠学会举办的讲座上宣读过。本刊对原文有所删节。译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 沃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
[2] Donald Tomaskovic-Devey and Ken-Hou Lin, “Income Dynamics, Economic Rents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6, no.4, 2011, pp.538-59.
[3]消费主义文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消费者是资本在与直接生产者的分配冲突中的最终盟友,尽管直接生产者和消费者通常是同一群人。通过寻找最低的价格,消费者击败了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工作机会送到国外。参见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1999.
[4]戈登的预测招致许多争论,质疑主要针对未来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技术进步。虽然技术进步在这个方面是可能的,但是技术进步的成果不大可能被平均分配。没有社会保护,这些方面的技术进步将会损害就业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将被它所带来的不平等所抵消。
[5]伯南克在2005年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用“储蓄过剩”来说明美联储为了刺激投资而“向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如今,萨默斯很自然地认同了左派停滞理论家们关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繁荣”是一场幻觉:“利率过低,借贷过多,财富过剩,失业却没有处在过低的水平。通胀完全处在平静之中。所以,甚至是一场巨大的泡沫也不足以产生任何过剩的总需求。”
[6]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富人积极反对工会和最低工资规定,虽然低工资会弱化总需求。显然,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充足的货币供给取代了群众的购买力,使有条件取得货币的那些人能够在金融市场上牟利。
[7] 请注意,资本主义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率。虽然两者有时一起变化,但是当经济增长要求公共领域大幅扩张的时候,两者就不会一起变化了,正如瓦格纳定律所设想的那样。Adolph Wagner,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Oekonomie, 3rdedn, Leipzig, 1892. 资本主义对利润(而不是生产率)的偏好,连同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一起会阻挡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8]包括最为嚣张的腐败:布莱尔和萨科齐现在都为对冲基金工作。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在对冲基金看来,显然成为获取金融部门高薪岗位的一种学徒训练。
[9]关于银行因不法行为而受罚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2014年3月23日,《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自金融危机开始至今,单是美国银行就已支付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罚款。
乌克兰乱局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该国政治生态复杂多变,易被外部影响和操控。新政权产生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并进一步恶化;且新政权还没有出台能够解决乌克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仍在恶化之中。加剧乌克兰乱局的因素仍在累积,前景黯淡。
乌克兰位于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博弈的桥头堡,国内始终未形成稳定的政权结构。在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拉锯战中,乌克兰多次发生“颜色革命”。亚努科维奇总统2014年被西方撑腰的反对派逼走,由此演绎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西方对俄大规模制裁”、“乌东部地区内战”等重大事件。乌克兰乱局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中俄战略全面协作关系显著加强,美欧分歧进一步加大。目前,乌克兰新政权体系基本形成,停战协议正式生效。乌克兰能迎来和平、稳定和发展吗?对此很难做乐观预期,加剧乌克兰乱局的因素仍在累积,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发新的内战或政权危机。
引发乱局的政治因素
乌克兰政治生态复杂多变,易被外部影响和操控。新政权产生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并进一步恶化。新政府不能够团结大多数精英,治国理政能力较弱,反对派的力量正在蓄积,其采取极端行为夺权的内在逻辑仍在起作用。
“寡头之治”的根源没有改变
乌克兰乱局的内部根源是“寡头之治”。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曾表示,“在乌克兰,在野时亲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亲俄,在野时反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反俄。”其原因是,资本权力控制着国家权力,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当选的乌克兰总统要么受寡头操控,要么自己就是寡头,俄罗斯和西方都可以与寡头做交易。引发亚努科维奇总统出逃的“广场事件”的最初参与者就受雇于最大寡头阿赫梅托夫。他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亚努科维奇之子过于贪婪,严重损害了其他寡头的利益。亚努科维奇政权发生危机后,大部分亲政府寡头在西方重压下改旗易帜,寡头控制的媒体则开始炮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众叛亲离、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只得仓皇出走。新总统波罗申科依然是寡头总统,号称“巧克力大王”。他在俄罗斯和西方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得不重复前任寡头总统犯下的错误,也未必能逃过被其他寡头算计的厄运。波罗申科总统意识到腐败问题对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的巨大威胁,但他签署的《国家反腐败战略》缺少新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防止寡头干政的问题。一旦重大腐败丑闻再次袭来,必将对政局产生更大的冲击。
政治精英严重退化
一位曾两次出任乌克兰议会(拉达)议员的朋友谈到,乌克兰政治精英已严重退化。第一届议会的议员大多是前苏联时期的官员,虽然处事有些僵化,但政治经验相对丰富,有履职能力。当他隔几年第二次成为议会议员时,周围的人已变成商人和寡头的亲信,个个唯利是图。如今的议会议员大多是一些发动街头革命的头目,缺少理性,喜欢投机和冒险。
2014年10月乌克兰议会批准的《政治清理法》不利于乌内部和解,给政权安全埋下严重隐患。该法律禁止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高级官员、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安全官员、前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官员、克格勃官员和线民、以及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人在政府任职。《政治清理法》打击面过大,将使政府失去大批优秀人才,并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直接影响政府的稳定与效率。据乌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估计,将有超过100万公职人员受到这部法律的影响,超过公职人员总数的1/3。如果加上其亲属,受波及的人数将达到500~1000万。政府高层和军警等强力部门领导将遭到清洗。乌政府在2014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因该法而被迫辞职的21名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水利资源署署长、国家航天局局长、毒品监督局局长和第一副局长等。此外,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19名高级官员已在该法实施前夕宣布辞职。被清洗的领导人和公职人员无疑将成为现政权坚定而有力的反对派。
随着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官员被清洗,极端主义者纷纷出任要职。比如,“广场革命”时的医疗队长成了卫生部长,“国民警卫队”的头目成了国防部长,其他几个暴力组织的头目则在内务部担任局长。这些官员造反能力有余而治国能力不足,屡次误判形势和出台错误决策。更糟糕的是,这些人易受外部操控和内心贪欲驱使,不会轻易满足现状,仍会选择采取极端方式实现个人野心。
社会分裂迅速加剧
乌克兰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面临危机。2014年的民调显示,40%的民众赞成斯拉夫价值观,25%的民众赞成西方价值观,35%的民众难以确定。乌东部民众亲俄,而西部民众亲西方,双方僵持不下,对基辅当局都有强烈的不满情绪,都在追求高度自治。乌克兰东部希望单独加入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希望单独加入欧盟。
乌克兰政府对俄政策屡遭失败,严重刺激了乌社会,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新议会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坐大,主张武力解决东部问题的“人民阵线”得票率超预期两倍,成为比例制选区的最大赢家。一些参战军官取代传统政治家成为议员,而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政党得票率明显低于预期。议会投票结果表明,支持波罗申科总统妥协政策的选民迅速流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主导社会。
2004年的“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开启了以街头暴力政治推翻选举结果的魔瓶。在2014年2月爆发的“广场革命”中,一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再次通过暴力行动推翻了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在夺权后,仍热衷中于街头政治。乌克兰极右翼团体“右区”成员指责敖德萨市政官鲁坚科受贿,把他扔进了垃圾桶。乌各地随即纷纷效仿,先后有10多名拉达议员、市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被扔进垃圾桶。2014年10月,“全乌克兰斯沃博达”、“右区”等极右组织和新纳粹组织再次发动大规模游行,试图强迫议会通过决议,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要求为乌二战时的纳粹武装UPA正名。乌日益频繁的街头政治斗争暴力性增强,很可能升级为街头暴力“革命”。
引发乱局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历次引发乌克兰政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民众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并被反对派所利用。乌克兰新政权仍未出台解决乌克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仍在恶化之中。
政府财政深陷危机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曾表示,自2014年4月15日在乌东部开展反恐行动以来,每天需8000万格里夫纳的预算拨款,约合580万美元。据乌克兰政府估计,2014年的战争开支超过630亿格里夫纳,约占全年预算收入的20%。未来乌东部地区重建需设立70亿格里夫纳的专门基金。东部持续的战事已使乌政府捉襟见肘,战争开支可能成为吞噬乌经济的“黑洞”。
经济严重萎缩使新政府深陷财政危机,亟需经济援助以维持预算和避免债务违约。乌克兰部分银行失去了支付能力。为遏制资本外逃,政府开始实施资本管制措施,如限制居民在银行提取外汇,限制私人向国外汇款,限制企业购买外汇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进而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陷入恶性循环。一些国际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乌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乌克兰经济几乎丧失了自我造血功能,入不敷出成为“新常态”,目前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俄方制裁釜底抽薪,西方援助条件苛刻
乌克兰至今对俄经济依赖性很强,俄垄断着乌能源、电信等重要行业。乌几乎全部的大型企业要么被俄收购,要么高度依靠俄市场。与俄交恶对乌克兰制造业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曾停止向乌供气。尽管双方后来达成供气协议,但协议的执行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由于财政极为困难,乌克兰政府有可能不能如期付款,而俄可能因此使其再次断气,将导致乌克兰大批工厂停工,大量工人失业。俄罗斯还大幅限制乌商品进口,停止进口乌农产品、酒类、钢管等冶金产品。2014年9月的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降幅达11%。政府财政赤字在2014年前9个月同比增加了13.96%。乌国家统计局10月份数据显示,外部市场萎缩和天然气价格飚升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乌企业亏损面超过49%。
而美国对乌援助极其有限。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后立即访美,美国对其礼遇有加,但仅宣布提供53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其中4600万美元用于支持国防开支。这种援助对于乌克兰经济并没有多大价值,2015年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满足“近期社会开支”,但这笔钱对于坐吃山空的乌克兰财政而言仅仅是救一时之急。欧盟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数额不大,多为人道主义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乌克兰需求。
在西方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75亿美元贷款。该笔贷款数额虽大,但是分批划拨,并附加了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苛刻条件,如乌政府承诺不增加政府福利性支出和提高居民工资。在2018年之前按照固定时间表不断提高天然气、水、电的价格。乌政府的这些承诺必然导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民众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实际上是在自己脚下埋下了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药。
引发乱局的外部因素
美极力挑动欧俄恶斗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代表着美国的利益,大量乌克兰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惟美国马首是瞻,亲美势力对波罗申科总统构成强力牵制。如果波罗申科总统奉行不反俄的政策或者与俄欧合作共同稳定局势,就会遭遇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甚至由美策动的政权颠覆行动。
美国不希望乌克兰真正实现稳定,而是试图借乌问题挑动欧俄恶斗,不断消耗欧俄,这必然给欧俄共同稳定乌局势的合作设置重重障碍。就在德、法、俄、乌四国领导人千辛万苦达成关于停战和处理乌克兰未来局势的“明斯克和平协议”后,美国就宣布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和派军,从而再度刺激起乌克兰极端势力的战争欲望。
欧对乌政策摇摆不定
欧洲一方面受到美国强大压力,不得不屈从其战略利益,与美共同制裁俄和支持亲美的乌政治领袖,另一方面欧洲也希望独立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自身面临经济衰退压力,对乌援助能力受限,不愿为乌投入更多财力。欧洲虽然从现实利益出发需要维护乌局势的稳定,但它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德、法两国承担了乌克兰内战调停人的角色,在道义上站在美国和乌克兰一边指责俄罗斯,但在谈判中又不得不极力说服美国和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强硬条件。在乌克兰国内反俄情绪高涨、极端势力坐大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对俄让步就要冒着被反对派赶下台的风险。如果乌克兰再次爆发政权危机,欧洲同样将难有大的作为。
俄强力维护战略利益
乌克兰在俄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俄罗斯绝不能允许乌克兰反俄。在乌克兰政权倒向西方的情况下,俄罗斯绝不会任由乌克兰政府剿灭乌东部亲俄武装,并利用其制衡基辅当局。俄罗斯在乌克兰占尽地缘优势。因此,普京在明斯克四方会谈中采取强硬立场,乌东亲俄民兵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仍在杰巴利采沃与乌政府军作战并取得胜利。乌克兰主战派即使从美国得到大量军事装备,在东部地区的军事冒险也很难有胜算。显然,乌克兰主战派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仍心存侥幸,极力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战阴云远未散去,随时可能诱发乌政局新的动荡。亲俄势力在乌克兰政府中虽然几被剿灭,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遇合适时机,其在俄大力支持下,仍会对现政权开展强有力的颠覆行动。
导致乌克兰局势恶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因素不断积蓄与叠加,将达到一个危险的峰值。权力根基薄弱的波罗申科总统不可能使大国都满意,也不可能使国内各方势力都满意。任何大国和国内势力都有能力对乌克兰政局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影响。甚至偶发原因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街头斗争,进而被人利用,揭开新一轮政权危机或政权更迭的序幕。
(编辑 王生升)
[1] 东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乌克兰国内政治纷争为导火索的政权危机,迅速演变为剧烈的地缘政治冲突,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使危机背后俄美博弈的实质浮出水面。在乌克兰危机中拖垮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利用俄罗斯牵制欧盟是美国欧亚战略的核心。
乌克兰危机持续一年来,围绕着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美欧联合制裁俄罗斯、国际市场油价“跌跌不休”和卢布急剧贬值,使俄罗斯经济进入衰退的预期渐成现实。深入剖析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俄美博弈,对我们把握当今剧烈变动的国际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保持冷战思维惯性发展符合美国利益
1991年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名义上终结了。此后北约与欧盟势力持续东扩,表明冷战实际上并未消失。今天的乌克兰危机已经发展为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多灾多难的乌克兰成为21世纪俄美博弈的角斗场。
北约东扩是美国保持冷战思维的实际战利品
冷战时期,苏美主要的博弈地点是欧亚大陆。作为西方世界的霸主,美国以北约为载体将西欧防务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确立了美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其主要目标就是遏制苏联并尽可能地将美国的军事势力乃至意识形态向东扩展。北约虽然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并没有随着华约瓦解和苏联解体而解散,相反,北约启动的东扩进程将一批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扩大和强化了北约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逼向俄罗斯边界,对俄罗斯形成强烈刺激和巨大威胁。
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美国摆脱冷战思维,俄罗斯试图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也没有使美国将俄罗斯视作“伙伴”。相反,20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俄罗斯看作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加以防范和限制,这是冷战后美国的欧亚战略核心。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对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防范产生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挑战者和敌对联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和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简言之,美国为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须防范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崛起,更要遏止区域大国之间建立没有美国参与的联盟。于是欧亚大陆成为美国为维持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
现实中,美国执行的欧亚战略,体现在欧亚大陆欧洲地带就是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来说,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北约,俄只能“忍痛割爱”;而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如投入北约怀抱,则是触动了俄的安全底线。
显然,冷战思维没有过时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要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行使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继而维持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权。维持冷战思维并保持对俄罗斯的高压刺激,才能让俄罗斯成为对欧洲名义上的威胁,继而保持北约军事组织继续在欧洲存在,避免欧盟与俄罗斯修好而排斥美国,从而强化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地位。
乌克兰危机是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如何刺激俄罗斯,并使其反弹程度恰好达到美国需要的水平?这显然有一定难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国际影响力远不如前。此前历次对俄罗斯利益构成一定威胁的国际事件,例如轰炸南联盟和伊拉克问题,俄罗斯的回应都很有限,不足以支撑美国的欧洲战略。在俄罗斯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并开始谋求建立欧亚联盟的时机下,美国不加避讳地插手乌克兰事务并使之陷入政治危机,触及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让俄罗斯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代价卷入地缘政治的冲突中。
冷战时代,苏美间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两者之间的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而持续了一年的乌克兰危机已再次发展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如果说北约东扩从外部大大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支持下的许多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则令俄罗斯感到“后苏联空间”内部的离心离德倾向愈演愈烈。但无论如何,“后苏联空间”在经济、政治、国防和民族安全等领域已形成一个特殊的范围,是俄罗斯“天然的特殊利益中心地带”。俄罗斯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这一空间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整合“后苏联空间”成为普京实现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即以独联体自贸区为基础,通过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建成超国家政治经济共同体——欧亚联盟。而如布热津斯基所言,乌克兰在欧亚联盟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乌克兰的参与,俄罗斯难以把“后苏联空间”建成一个欧洲势力,而更像是一个中亚国家的联盟。
以乌克兰国内政治纷争引发的政权危机,之所以迅速演变为一场剧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北约与俄罗斯的角斗场,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的欧亚战略和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战略之间的不可调和。
乌克兰动乱不断升级
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
现实的国际问题不能用理想主义去解释。俄罗斯曾表示将要加快对自身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造,以期尽快成为北约、欧盟的正式成员;也曾希望美国作为世界文明的领导者为俄罗斯融入西方文明创造条件。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俄罗斯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满足美国的标准,因为美国在其国际战略中,需要一个不能够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俄罗斯,这已经成为美国摆布的全球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基础。
利用乌克兰危机拖垮俄罗斯符合美国利益
2008年爆发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使美国暂时停止了北约东扩的步伐;而2009年出台的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成为普京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最大外部挑战。美国正是利用俄罗斯和欧盟的这一矛盾,直接导演了乌克兰危机以阻止普京所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的进一步推进。
2009年5月,欧盟开始实施“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即欧盟与作为独联体成员国的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6国签署的联合及自由贸易协议),颇似一个在欧盟主宰下的独联体。很明显这一计划具有直接针对俄罗斯的色彩,实际上是欧盟迫使上述国家做出政治选择,即“要么与我们为友,要么与我们为敌”。在普京看来,这是北约暂停东扩后瓦解俄罗斯领导的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这一计划还追求一个地缘经济目标,即试图建立一条新的绕过俄罗斯的能源通道即所谓“南部走廊”,以期减少欧盟国家依赖俄罗斯能源进口的现状,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战略相悖。于是,普京在2011年10月提出建立欧亚联盟,这一举措成为应对“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重大步骤。进入2013年以后,根据欧盟和俄罗斯各自的时间表,双方对乌克兰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欧盟也对此表示理解。相反,远在大西洋另外一侧,时刻关注乌克兰的美国政府和国会却对此反应异常激烈,在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乌克兰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后,乌克兰危机随之爆发,亲西方的乌克兰政治势力上台。权衡之下,俄罗斯收回苏联时期划拨给乌克兰的旧地克里米亚,使得危机再次升级,也使危机背后俄美博弈的实质最终浮出水面。
其后,美国联合欧盟发起对俄罗斯的三轮制裁,涉及金融、国防和能源等俄罗斯要害部门,导致油价暴跌、卢布跳水,可以预见2015年俄罗斯经济难逃衰退的命运。更为困扰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任何行动都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俄罗斯进一步整合“后苏联空间”、走向欧亚联盟的进程困难重重。显然,在乌克兰危机中拖垮俄罗斯,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美国而言,俄罗斯是美国实现欧洲权力均衡的重要战略筹码。在持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的战略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制裁俄罗斯、用卢布汇率和石油价格击垮俄罗斯,更是着眼于维系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格局的全球部署。总体上看,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检验和行使了对欧盟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存在的合法性和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
美国是第一个非欧亚大陆上的全球霸权国,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让西欧紧紧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伞下,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组织是美国对欧洲控制权的基础。苏联解体和欧盟的建立,改变了这一格局。欧盟具有内部的政治生态:欧洲的小国并不希望追随美国,而是追随欧盟内的强国——法国和德国,大部分欧盟国家并不希望与俄罗斯交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经济发展迅速,并与欧洲国家建立了以能源供应为核心的紧密合作关系,因此出现了关于“北约是否需要继续在欧洲驻军”的合法性争议。如果欧洲已经实现安全,北约军事组织在欧洲的继续存在就从保护变为占领。这就对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权构成挑战,进一步说,也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美国不仅要防备俄罗斯,也需要抑制欧盟,因为当前最有潜力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进行挑战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有5亿人口,经济上正走向整合的欧盟。
从没过的战略利益出发,让北约军事组织存在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欧盟旁边设计一个军事威胁。鉴于俄罗斯的地缘位置、历史渊源以及自身的军事实力,美国必然把这一战略筹码分配给俄罗斯,其手段就是不断激怒俄罗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北约有理由长期驻扎欧盟。
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一次由美国主导的“可控的紧张”局势(即紧张的安全关系),美国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即乌克兰局势陷入僵局、欧洲明白了与俄罗斯需要更加谨慎地发展关系,以及俄罗斯经济陷入困顿,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首先,石油价格走低不仅损害俄罗斯的利益,更是损害作为石油资源全球主导者的美国的利益,也考验着美国与沙特等产油国的关系,以石油价格为长期武器拖垮俄罗斯对美国而言并不可取,也不可持续;其次,俄罗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解决办法,例如更加看重和加强与东部的亚洲伙伴的关系,美国不希望俄罗斯与任何大国结盟共同排斥美国,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客观上加速了俄罗斯“向东看”的步伐,美国必须慎重考虑这个问题;再次,欧洲各国受制于经济、安全的多重压力,对长期制裁俄罗斯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促使美国适时收手。因此,随着国际油价的恢复,冲突将逐渐趋缓,各方也将从中吸取教训,在国际格局中找寻更合适的位置。
乌克兰危机另俄美关系渐行渐远
国家利益是国家间竞争的永恒主题
美国为了独霸世界,不仅想方设法防止出现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大国,也在欧亚大陆营造各种依靠美国的权力平衡。在欧洲既打击俄罗斯,又抑制欧盟;在中东,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通过贩卖安全,确保美国的石油利益;在亚洲,则通过“亚太再平衡”、台湾问题、东海和南海问题以及最近的香港问题等等,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国力图建立和推进维护自身利益的单极世界格局。
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教训中我们看到,美国没有因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更迭和随后的“私有化”、“西方化”,而就此善待俄罗斯,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对此,普京说过,“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总会遇到问题、反对和争斗。你们认为,如果这只熊安静地坐下,不去针叶林中追赶小猪,他们就会放过它吗?不是这样。他们仍然会一直试图用锁链拴住它”,并“拔掉它的牙齿和爪子”。国家利益之争显然不具有行为标准可言,也没有国际规则可依照。
今天,中国的一些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期待通过彻底的“私有化”和照搬西方“宪政民主”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认同。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20多年的曲折历程,我们已经得出了答案,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维护国家利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何应对近期俄罗斯内外困境
2013年签署的《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为大国间和谐相处树立了典范”。应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实质性内容,即经贸伙伴、科技伙伴、能源伙伴和国际关系伙伴。从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以及影响中俄关系的种种因素看,这四个伙伴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两国2014年的贸易额达到900亿美元;中俄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例如航天、航空制造等领域)有广阔的空间;中俄之间签订的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将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将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因此,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战略决策而非权益之计。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为基础,两国关系不应受到近期卢布汇率变化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也不应受到美欧对俄罗斯联合制裁的影响。
加快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年以来,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使金砖国家的合作平台日臻提升和牢固。根据目前金砖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然这一合作机制的主导者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一态势必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严重不安,各种小动作是不可避免的。
在金砖国家合作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之时,俄罗斯面临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内外困境。在这一关系到新兴经济体兴衰的关键时刻,中国有必要照顾全局,在规划合作愿景、挖掘新合作动力、完善合作机制和推进政策协调等方面,考虑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使金砖国家合作的含金量更高。
(编辑 蔡万焕)
[1]关雪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作风问题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还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吗?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的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是在康熙盛世,结果也不会好。可见干部作风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
一
庆亲王奕劻虽然能力有限,名声不佳,却是清末政坛常青树,若论地位之显赫,除了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就数他了。自1884年至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后期荣升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
生逢乱世,肩上的担子又这样重,庆亲王自然忙得四脚朝天。但是庆亲王的业余时间更忙。吃饭、打牌、挣钱这三件事,是庆亲王业余生活的主旋律,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也耗掉了大清最后的一点生机。
请客和吃请,是庆亲王每天的必修课,宴会主题名目繁多,以庆贺生日为主。哪里来这样多的生日呢?这和当时的婚姻制度有关:有钱有势的人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排着队过生日也就不奇怪了,一年365天根本不够用。所以,要是一天撞上好几个过生日的,就不得不跑场子,不到大半夜哪里能回家,常年如此,确实辛苦得不行。
像庆亲王这样的成功人士,自家办生日宴会、顺便收点礼金之类的事,已经够他忙的了,考虑到礼尚往来的传统习俗,别的有头有脸人家的庆生活动,不去也不合适。如此一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
剩下的时间该歇歇了吧?不行,他还得打麻将。过去宫中并不时兴这玩意,主要是慈禧对此没啥兴趣。但是庆亲王一贯要求进步,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开来,使打麻将成了晚清皇宫中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从宫女到太监,人人乐此不疲。
当时大清正值内外交困,慈禧自然是焦头烂额。哗啦啦洗牌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乐,对于纾解紧张烦闷的心情似乎有好处,所以慈禧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
庆亲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陪慈禧或她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个小老婆是庆亲王所有配偶中麻将打得最烂的,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中途还得回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不同看法,慈禧坦诚地做人家的思想工作:“我又不傻,他有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吗?但是呢,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他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至少他的理财能力是出类拔萃的。清朝中央政府官员的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部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卖官。他家俨然是官帽子专卖店,明码标价,诚实守信,一分钱一分货,买卖好得很。其中最著名的一单生意,是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就买到了布政使、黑龙江代理巡抚的高帽子。这样的事情多了,社会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经认真调查核实,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可见庆总企业的效益有多好!
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庆亲王在理财方面绝对有创新意识和超前意识,可谓前无古人,开风气之先。虽然外国银行已经大量进驻中国,但是一来国人觉得它不可靠,二来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办的银行或钱庄存钱。而庆丰王却反其道而行之,格外信任和青睐外国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分钱!
堂堂大清宰辅绕着本国企业走,真是耐人寻味!庆亲王要是迟生100年,不是个怀揣外国护照、见首不见尾的“裸官”,那就怪了!
二
庆亲王位高权重,他的业余爱好自然影响深远,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 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成了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和娱乐中心,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日日嘉年华会,夜夜声色犬马,除此之外,这个国家的精英似乎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做。
由于言官冒死举报,买官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照样每天忙于饭局、牌局,进出外资银行,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事们的生活轨迹跟他毫无二致,曹汝霖等一批重要人物,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至于今夕何夕,他们哪有时间去费这个脑子。
对此,连老外都忍不住了。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庆亲王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力主彻底改革的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则仰天长叹:“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他说这话的时候,日历已翻到了1911年6月。
辛亥枪响六年后,庆亲王寿终正寝。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朝这才明白过来,但是此时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显然已没有意义。但是,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难得的居安思危的好教材。
乍看起来,庆亲王整天吃喝玩乐,纸醉金迷,是一个典型的“四风”不正的干部。其实,作风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还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吗?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在康乾盛世,结果也不会好多少。可见,干部作风问题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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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骅:中纪委派驻机构干部,法学博士。文章摘编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此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
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
《明史》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子”,今天读起来还让人会心一笑。
1376年,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17000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6300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从第16500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四条。
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老茹偏要整一堆没用的,真耽误事。”
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作风确实简单粗暴,但了解背景后,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
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内外形势都很严峻。各业不兴,社会无法正常运转;土地不均,饥民遍野,人口数量下降;矛盾尖锐,官民冲突时有发生;退居塞北的残余势力企图卷土重来。
特别是进城之后,明政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不想进取,各派人马争权夺利,贪贿成风。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政令不出南京城。官风虚头巴脑,政权在文牍中空转。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随时可能夭折。朱元璋忧心如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做了一系列重大整顿和改革。
就在狠打茹太素这些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他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恢复和发展的各种措施,创新惠民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明初吏治因此稍微清明,政权的合法性迅速得到社会认同。
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子。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
制度加榜样,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逐渐转变,使得明一代公文比较简练有骨,行政效率较高。史家认为,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典章,不但打下了200多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即所谓“清承明制”。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史鉴凿凿。试想,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玩虚的,把时间年复一年耗在文字游戏中,不要说成就伟业,就是当个“维持会长”都很难。所以,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紧迫感的官员,遇到有抱负、真干事的朱皇帝,不挨揍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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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骅:中纪委派驻机构干部,法学博士。文章摘编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此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一直备受关注。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国资国企改革均被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人们期待,2015年将是国企深化改革的“落实年”。
需要注意,作为顶层设计的国企改革总体方案文件尚未出台。这说明决策层对国企深改的任务、途径和操作细则的制定十分慎重,也表明因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涉及的政策协调面大、社会上的误读多,需要前置防范和化解的问题不少。
另一方面,过去一年“地方版”国企改革方案则是“竞相纷呈”。到今年的地方两会,31个省份都已经提出了2015年地方国资改革蓝图,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兼并重组”、“分类改革”、“整体上市”、“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等等。目前一些地方的方案制定和实施情况表明,对国企改革一些基本问题理解存在偏差,比如片面将“混改”当作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
必须吃准吃透深化国企改革目的、任务的全部。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但并非是搞好国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灵丹妙药和全部内容,不可能指望“一混了之”“一混就灵”。混改失败的案例并非个例。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资国企改革首先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有序实施、分类推进改革。包括“混改”在内的诸多国企深化改革措施,都是为了解决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国资监管体制需要完善、国有资本运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国企改革首先要服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益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按照18届3中全会文件,国企改革的基本措施至少包括:
一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是加强和改进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全面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又体现效率和公平原则的激励机制;
三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资本利用效率,同时严格程序、明确范围,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是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试点,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形成国有资本流动重组、布局调整的有效平台;
五是分类别多渠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建立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政府要承担责任,但不能全部依赖政府买单。在具体推动过程中,注意区别对待,注意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在取得实效上狠下功夫。
这些改革措施,哪一条都很重要,哪一条落实起来都不容易。相比起来,反倒是“混改”这一条更容易整出大声响。但千万别以为“混改”是国企改革的全部。检验国企改革的成效,也不是看你搞了几家“混改”。心思全都放在搞“混改”上,显然没把准顶层设计的主脉。手段永远不是目的。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怎样运用手段,都需要围绕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来考虑适配。检验国企改革成功与否,在于是否能加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发挥好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2015年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12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常振明委员应邀参加,并就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国企改革重点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主要根据记者会内容进行整理,并根据本人意见做了补充。
2015年3月6日下午2时30分,全国政协12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常振明委员应邀参加,并就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国企改革重点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主要根据记者会内容进行整理,并根据本人意见做了补充。
现场记者提问:请问常振明委员,现在国企改革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但是当前社会上对国企有很多看法,比如效率低下等,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今年的国企改革如何深化?
常振明: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身在国企,我认为真的不能把效率低下这个词和国企划等号。比如2003年,我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一共有11家,都是国企;到2014年,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中国国有企业有84家,这是国有企业全球实力的重要体现。另外,在评价效率的时候,除经济效益以外,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有些行业,比如高铁、石油、电信主干网、北斗导航、大型运输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是具有投资大、社会影响大、回报期长的特点,需要国企来完成,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随着我国市场化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企、民企等会有一个自然分工,有些领域适合国企干,有些领域则适合民企干。
另一方面,做大、做好和做强国有企业也是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我国国情决定的。36年前,在中国刚改革开放时,一谈到企业就是国企,所以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企业的基因是国企。现在国内企业都是按照《公司法》注册,实际上在注册时并不区分国企和民企。如果要给国企下一个定义,我理解企业有个行政归属,归国资系统管的就是国企。
当前,国企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不可否认。主要是两类问题:一类是自身管理问题,一类是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国企自身管理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点所有企业都应当做。国企还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按照国家要求建立的“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按照中央纪委要求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国企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企体制机制带来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进行解决。今年国企改革的内容我认为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管资产过渡到管资本。因为资本是有属性的,资产则是属于企业法人的,这样做可以给企业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国家通过资本纽带行使管理的权利。二是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分类推进改革。实际上国企千差万别,需要界定它的功能。我理解主要是明确公益性企业应该更多地侧重社会效益,而竞争性国企更多侧重于经济效益,需要根据国企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考核方法和标准。当然,竞争性国企既然要在市场上竞争,就需要严格遵循市场化的淘汰和退出机制,国家可以根据资本的收益率对国有资本进行优化和配置。三是挖掘各类资本的潜力和活力,有序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尽可能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此外,采取市场化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体现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也是十分必要的。我相信通过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使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也必将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和动力。
《中信人》报讯 日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者服务大会在京召开。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发决定,对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进行表彰。
《中信人》报讯? 日前,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者服务大会在京召开。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发决定,对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进行表彰。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了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获得“全国文明单位”称号,这也是中信集团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获得的最高荣誉。
表彰决定指出,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丰硕成果,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央文明委决定,授予34个城市(区)“全国文明城市(区)”称号、1159个村镇“全国文明村镇”称号、2242个单位“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紧密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加强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建设。要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先进模范都要为全社会做好表率、起好示范作用,引导和推动全体人民树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
近年来,中信集团总部在精神文明创建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五个一”创建为重点,认真部署,精心组织,深入扎实地开展创建工作。集团总部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各方合力推进、职工群众广泛参与的创建机制,积极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在弘扬主旋律、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开展道德教育,强化价值引领;践行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倡导文明有礼,弘扬勤俭美德;打造舆论阵地,构建和谐企业;践行群众路线,提升服务水平;做好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表现突出,20次获评“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连续11年被评为“首都文明单位”,赢得中央国家机关考核组的肯定,最终获评“全国文明单位”。 ?《中信人》,田耕,20150320
《中信人》报讯:根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工作和对外宣传的需要,在集团管理信息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官方门户网站(www.citicfoundation.org或集团顶级域名
《中信人》报讯:根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工作和对外宣传的需要,在集团管理信息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官方门户网站(www.citicfoundation.org或集团顶级域名foundation.citic和基金会.中信)完成一期建设工作,并于日前上线推出。这标志着该基金会建立了互联网品牌和对外宣传展示的平台。
基金会官网设计风格借鉴了中信集团网页设计规范和要求,突出简洁的版面设计和清晰的访问引导,注重用户体验和访问便捷性。一期规划建设了5个一级栏目:关于基金会、基金会动态、支持项目、研究成果和联系我们。它多方面展示了基金会的实力和学术背景,并公示了基金会基本情况、研究成果和最新资讯,是外界了解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基本信息和业务发展的权威渠道。
根据工作规划,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门户网站还将进行二期和三期建设工作,不断完善相关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基金会各项工作。王文/20150327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别于2015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2015年的全国两会,无疑是在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召开2015年被定位为全面深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别于2015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2015年的全国两会,无疑是在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召开——2015年被定位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局之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等3个“之年”。
热点1 深化改革:
政府简政放权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
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2015年,深改步入“关键之年”。随着改革进一步进入“深水区”,各方利益博弈更加激烈。
热点2 反腐倡廉:
标本兼治依法反腐为企业带来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
2014年的反腐风暴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强态势。今年在继续“打虎拍蝇”的同时,依法反腐、制度性反腐,将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反腐持续推进将在经济和政策方面为企业添加更多的活力。
热点3 财税改革:
让百姓钱袋子鼓起来,让企业这摊水活起来
上一轮财税改革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之间的关系,从民生角度出发,未来应在涉及老百姓钱袋子和企业减负方面作出改革,减轻公众和企业的负担,从而最终助力经济增长动力转化。
热点4 就业创业:
把大众“创业潮”调动起来
近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谈科技创新。近日,李克强总理又强调“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动起来”。大众“创业潮”契合政府经济转型的“创新潮”,共同汇聚成一股充满活力的时代洪流。
热点5 聚焦三农:
激活农村“沉睡资本”让本土企业发展起来
2015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连续第十二年聚焦“三农”。文件提出,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3月23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公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当天凌晨去世,享年91岁。消息传来,举世关注。 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到2011年淡出政坛,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31年,担任
3月23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公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因病于当天凌晨去世,享年91岁。消息传来,举世关注。
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到2011年淡出政坛,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31年,担任内阁职务52年,在新加坡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期间,新加坡用了不到40年时间,从一个缺乏经济禀赋和安全保证的弹丸之地,跃升为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发展轨迹,被总结为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模式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尝试之间,有明显的不同,它是在精英治国机制主导下推行集权型法治、贸易开放和社会福利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最终让新加坡形成了廉洁的政府架构、积极的对外经济政策、高积累的财政模式和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模式的核心部分,折射了李光耀作为主要建构者其个人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如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法家思想等的糅合。
契合现实国情是新加坡模式成功的根本。新加坡独立之初,面临着种族冲突、经济落后、高失业率等一系列挑战。让优秀的人进入政府,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并积极干预社会和经济事务,强调秩序先于民主,是当时唯一选择。
很大程度上,新加坡模式证明了非西方价值形态的后发国家也能取得成功,且有能力构建新的国家价值体系。当然,新加坡模式难免会受到保姆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的指责,但毫无疑问,新加坡模式是李光耀留给后人的最大政治财产,其中蕴含的思想和政治价值,仍将在今后显现。
3月17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决定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这是继几天前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后在欧洲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至此,G7集团已
3月17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决定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这是继几天前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后在欧洲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至此,G7集团已有4个加入亚投行,重创了美国试图阻止盟友加入该行的努力。
亚投行是中国创建新型金融和经济机构的广泛尝试之一。长期以来,美国人垄断世行行长、欧洲人垄断IMF总裁,与日本人垄断亚行行长一样,成了不成文的惯例。但上述机构贷款效率低、决策程序冗长,难以适应新兴国家的投融资需求。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2014年北京APEC会议前夕,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今天,亚投行已经得到了30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亚投行的成立意义重大。进入21世纪,亚洲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亚洲的大市场,将会继续释放亚洲的经济发展潜力,进而拉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一些跨国家的互联互通大型基建项目,需要亚投行这样的多边开发机构统筹协调和资金投入。投资亚洲基础设施不仅能够获得良好的回报,也可以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高速发展的红利。
从全球视野来看,随着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加入,太平洋连接起大西洋,使得亚投行从一开始就具有广泛代表性。亚投行的成立,成为东西方携手的新范例,必将更好地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中国在2014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500亿美元的亚投行(AIIB)。
亚投行的建立,将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巨大缺口,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流,投资于亚洲的“活力与增长”。这是继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后,中国试图推进“一路一带”、重构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
2014年7月18日,福布斯公司公告称,已将福布斯媒体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了一家来自香港的财团本汇鲸媒体投资有限公司。本汇鲸是本汇资产有限管理公司和华硕电脑联席创始人谢伟琦牵头组
2014年7月18日,福布斯公司公告称,已将福布斯媒体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了一家来自香港的财团——本汇鲸媒体投资有限公司。本汇鲸是本汇资产有限管理公司和华硕电脑联席创始人谢伟琦牵头组建的新投资机构。
福布斯传媒成立于1917年,以跟踪研究全球亿万富翁而著称,其股权一直掌握在福布斯家族手中。
《福布斯》值多少钱?据知情人的消息披露,此次交易规模为4.75亿美元。如果收购价格是4亿美元,这一估值是其2012年1500万美元利润的26倍多。其实愿意为福布斯出高价的那些非美国公司,看中的是福布斯无形的品牌价值。
在福布斯的公告中表示,福布斯传媒的未来计划将额外包含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扩展项目,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战略和财务支持的基础上,寻找各种新途径释放福布斯品牌的隐含价值。”纸媒介在海外江河日下,可是在中国情况不太一样,随着经济调整,部分大企业需要有媒体话语权,他们入股媒体不是看中收益,而是话语权。
3月19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一则公告,表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将通过采购第三方服务方式检查央企境外家底。 国资委统计数据显示,央企境外经营性资产约占其资产总额的12.5%。若以2
3月19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一则公告,表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将通过采购第三方服务方式检查央企境外“家底”。
国资委统计数据显示,央企境外经营性资产约占其资产总额的12.5%。若以2013年年底央企35万亿的总资产计算,央企境外资产总额就超过4.3万亿元。但长期以来,这些资产的质量、效益、安全性并没有纳入国家审计监督范围,而恰恰是这块资产,近年来屡屡曝出投资效益不高、决策失误、利益输送等问题。
央企作为国企的基本力量,业务集中在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其经营效益好坏、管理水平高低、资产安全性优劣,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也将直接影响央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眼下,中央巡视组正在对央企展开专项巡视。借此东风,国资委彻查央企境外“家底”,将会一起着力打造“阳光央企”。
今年1月,中国新房价格再次出现了创纪录跌幅。国家统计局1月份房地产价格指数显示,新房价格同比下跌5.1%在此之前最大跌幅是2014年12月的同比下跌4.3%。在跟踪研究的70个城市中,64个城市的
今年1月,中国新房价格再次出现了创纪录跌幅。国家统计局1月份房地产价格指数显示,新房价格同比下跌5.1%——在此之前最大跌幅是2014年12月的同比下跌4.3%。在跟踪研究的70个城市中,64个城市的房价在当月出现了下跌,此前房价下跌城市的数目是65个。北京房价同比下跌3.2%,上海房价则同比下跌4.2%。
最近几个月,随着经济放缓以及投资者将资金从楼市转移至股市,房价已出现降温。中国许多中等规模的城市也遭遇了供应过剩。房地产和相关产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分析师预计,今年房地产业还会继续下行趋势——特别是考虑到2014年全年本已巨大的库存依然出现了增长。
3月9日,欧洲央行正式执行之前宣布的欧版量化宽松计划,德、法、意大利等国国债价格跌至历史新低,欧洲股市强劲上涨,欧元大幅急速贬值,今年对美元已经下跌了约12%,对美元比价是20
3月9日,欧洲央行正式执行之前宣布的欧版量化宽松计划,德、法、意大利等国国债价格跌至历史新低,欧洲股市强劲上涨,欧元大幅急速贬值,今年对美元已经下跌了约12%,对美元比价是2003年1月以来的最低位,已近平价。
对于欧元区和欧盟经济而言,在短、中期内,国债利率等主导利率下降降低了资金使用成本,可以提振区内消费和投资者信心,鼓励投资和消费。同时,欧元贬值和欧洲资产低估会吸引大量外部资金涌入欧洲抄底,为欧洲带来相对充裕的资金。但困于欧元区多国联盟的现实的制约,欧版量宽成效无法与美、日量宽相比,能否在2016年9月使通胀回到2%、经济真正地复苏仍然存疑。
欧洲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祭出大规模量宽政策,适逢美国经济复苏、美元走强、世界经济格局重新定位之际,这必将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将带来严重冲击。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2013年中国以近1亿人次出境旅游,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市场。同时,中国也以境外旅游消费1020亿美元,一举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庞大的出境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2013年中国以近1亿人次出境旅游,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市场。同时,中国也以境外旅游消费1020亿美元,一举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庞大的出境游数字,却隐含了由出境游支出导致的中国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隐忧。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至2013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连续19年逆差,并且逆差规模不大。2013年创下历史新高,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396.4亿美元,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服务贸易逆差额就达到1184.6亿美元。而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中的大部分恰恰是“出境游”造成的,而出境购买奢侈品支出是导致服务贸易逆差增长的原因之一。2013年,中国人购买了全球47%的奢侈品。
当中国在为由出境游导致服务贸易忧虑时,日本却沉浸在“旅游顺差”支撑了经济反弹的喜悦之中。中国何去何从?如何让这些原本是顺差的领域。从现在的逆差再转变为顺差,这是我们要加紧研究的新课题。
《中信人》报报讯 日前,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王炯到中信泰富特钢集团下属企业兴澄特钢调研指导工作,与中特集团董事长俞亚鹏、总裁谢蔚、副总裁兼兴澄特钢总经理钱刚,兴澄特钢
《中信人》报报讯? 日前,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王炯到中信泰富特钢集团下属企业兴澄特钢调研指导工作,与中特集团董事长俞亚鹏、总裁谢蔚、副总裁兼兴澄特钢总经理钱刚,兴澄特钢副总经理谢文新、李国忠、副书记郏静洪等一同考察并和相关负责人一起座谈交流。
王炯总经理首先考察了中信特钢研究院兴澄分院,中特集团董事长俞亚鹏等汇报了兴澄特钢的发展规模、产线布局、工艺特点、产品优势、研发成果、节能减排、战略用户合作等情况。随后,王炯总经理察看了二分厂轧钢小棒生产线和厚板分厂,详细了解生产线情况,对紧张有序的生产现场给予高度评价。在考察过程中,王炯总经理就能源系统如何科学管控、再生资源如何利用、单一零部件如何向整车系统集成质量提升和全球知名的特钢企业运营情况等问题与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认真探讨。
在座谈交流会上,中特集团总裁谢蔚详细汇报了中信泰富特钢、中信泰富对特钢板块和中特集团内部企业的管控模式;副总裁兼兴澄特钢总经理钱刚汇报了兴澄特钢基本情况、行业地位和竞争能力优势、近年经营情况和展望;董事长俞亚鹏就兴澄特种钢板下一步的发展设想、中特集团的国际化战略部署、资本运作等方面情况进行了汇报。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王炯总经理指出,兴澄特钢近三年来的发展变化很大,特别是中厚板生产线的扭亏为盈非常了不起,从中信集团的战略导向来看,中特集团一定要努力成为世界特钢行业的领导者。我们要从机制、体制上勇于改革,搭建科技创新的平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开发生产满足客户和市场需要的高品质产品,让品牌具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从单一的产品制造向综合服务转型;寻求社会优势资源的合作,通过专业化、国际化、资产证券化运作,来实现市场份额拓展、产品结构优化、价值提升,形成独特的特钢差异化优势,增强核心竞争力。
中信集团战略与计划部、财务部、人事教育部等部门负责人分别对中特集团实施的公司制事业部管控模式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充分肯定了特钢管控模式和取得的经营绩效,也提出了建议和设想。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致认为,中特集团实施围绕价值提升和效率提高,内部侧重于财务、投资、人事薪酬三个业务条线的管控和审计监管的管控模式很好,值得在中信内部推广学习。何冬玫/20150403
2015年3月27日,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一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报告厅成功举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出席活动并启动了中国道路系列讲
2015年3月27日,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一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报告厅成功举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出席活动并启动了中国道路系列讲座。
孔丹理事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充分利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的专家资源和中信书院的运作平台,与高校合作开展面向全国高校师生巡回公益性讲座,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践行中国道路,发展壮大中国学派,弘扬民族精神,传播爱国主义,坚定我们人民的“三个自信”,激发和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系列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主讲的“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拉开了帷幕。苏力教授在讲座中以“何为法治”进行开篇,厘清法治含义,进而回顾传统中国农耕社会以及相应的“法治”,然后谈及中国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与法治变革,法治的中国问题,最后对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至关重要,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以及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
此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宇院长主持,中信基金会郭克彤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关雪凌以及200多名师生参加。
4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会员、中
4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会员、中信基金会工作人员共九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孔丹理事长在介绍了中信集团的改革发展历程和中信基金会的有关情况后指出,成立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是根据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会提议,经基金会认真研究作出的决定,是搭建高端研究人才梯队的重要举措,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不断提高队伍战斗力的组织保证。其宗旨是凝聚青年学术骨干,支持青年学者成长,促进青年学者交流,扩大青年学者影响。中信基金会将为青年学者搭建沟通的平台,凝聚学术精英,发挥跨界优势,积极主动地去推动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协同,更好地发挥各领域学者的有效力量。
孔丹理事长在讲话中对青年学者提出希望,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和理解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习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握好学术研究的方向和立场,站稳脚跟。二是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既离不开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两者不可偏废。三是加强跨界的协同和与基金会内部的协同。
与会人员分组对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的定位及运作构想展开热烈的讨论,之后作了大会交流。大家在讨论中对这两个组织的宗旨高度认同,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认识清晰;结合实际提出了开展相关学术活动和课题研究的初步考虑。会后,基金会将尽快梳理会议提案,通过沟通形成具体实施方案并提交基金会研究。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现有会员77人,平均年龄37.5岁,中共党员占74%。会员来自全国重点高校、科研单位、政府部门及企业等46家机构。博士学术促进会现有会员21人,平均年龄29岁,中共党员占81%。会员来自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