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斗与合的变奏

2019-02-13 00:34:29

 

 

中美两国像一对隔大洋相望的冤家。1949年新中国建立不久,1950年两国间就大动干戈。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相互伸手握在一起,为1978年两国建交开启了历史的大门。冤家宜解不宜结,此后风风雨雨40年,两国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2018年岁末,耄耋高龄的基辛格在访华时发出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看来,已届不惑之年的两国关系,正面临大惑: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通往未来的线索,常常就隐藏在历史和现实之中。

寻求合作:两国关系的开端与纽带

 

中美间由敌对走向合作,是基于两国利益的契合点。在冷战时代,为平衡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美两国需要联手合作。可以说,寻求合作是两国关系的起点,也是维系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至今的纽带。

1890年前后,美国经济超过英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引领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了由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关贸组织(其后的WTO)、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组织四大支柱,在其之上建立了美式全球体系和世界秩序。从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经济重心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进行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逐步建立了美国提供金融投资和高端技术、其他国家进行制造、制成品贸易的顺差,以购买美元金融产品的方式回流美国的全球经济环流。推动了美式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当时主要从事制造业的中国在该体系中处于产业经济链的低端,而服务业占GDP84%的美国处于产业链的高端,通过提供资本和服务获取主要的收益。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因垂直分工而形成的这种互补型经济结构,成为40年来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两国维持斗而不破的原因。在一个体系之中的经贸联系,事实上成为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中,特别是在经济关系中,美国占据全面优势、是主导一方,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与“纳入”的战略。居于弱势的中国,一直努力在政治上争取平等地位、在经济上寻求“接轨”机遇,积极争取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以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是历史因素和两国力量差距所造成的现实。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都十分重视彼此的合作关系。在两国关系破冰之初,毛泽东与尼克松就是从世界大势的角度观察和处理两国间的矛盾;邓小平与卡特也是从全球格局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建交问题。其后的中美领导人也在努力巩固中美关系,妥善处理矛盾,争取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1993年,江泽民主席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在1997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国提出中美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511月,小布什总统访华时,中国提出“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2009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提出中美是“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年,中国又提出,建设“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对中国的提议,总体上做到了相向而行。作为一种响应,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在2013年提出“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外,美方有人还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中美应形成G2关系等提法。

2019年元旦,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信件,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表示要维持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这表明,寻求合作一直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目标。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不是冤家不聚头。中美间现代国家关系的建立,始于在朝鲜半岛的不打不相识。从美国实用主义的国家哲学出发,只有打不败的对手,才有资格成为朋友。相互博弈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从中美“上海公报”的草拟开始,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与博弈一直延续到今天。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的协奏曲中也存在着诸如炸馆、撞机、对台军售、南海自由航行、技术封锁、贸易战等等不和谐之音。斗争与合作的辩证法,构成了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脱虚向实,如由奢入俭,是美国社会难以承受之苦。向外、特别是向中国转移国人怨愤与转嫁危机,成了美国政客的基本策略。挑起贸易战、打压中兴、晋华、华为等中国企业,说明美国政府的产业“逐中”的决心已定、撕裂全球供应链的行动亦已开始。这些对中国极限施压的举措,与针对台湾、南海、西藏问题的跨领域打压组合,意在造成中国多方受压的局面而被迫做出更大让步,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动向表明,中美经济体系的分手过程,将会是复杂而激烈的国家博弈,甚至具有美国所提倡的“混合战”的特征。

实际上,目前美国的制造业提供的利润无法达到金融资本所需的水平。美国金融资本获利的基本方式,还是要利用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霸权形成的“合法加害权”,驱动国际资本定时、定向、定量的流向美国金融市场。只有通过制造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不断波动,才能营造金融资本实现赢利的大环境。在全球制造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生存和赢利的必要条件。华尔街资本通过对华盛顿政客的控制,把维持自身经济生态的需要,变成了美国的国家行为。为此,美国需要制造一场又一场“可控的危机”,通过危机驱赶国际资本,以实现在金融市场上获利。如果说,当年的产业资本主义意味战争;那么,如今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连绵不断的危机。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做出重大调整的美国对华战略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2017年底起,美国政府相继发布了5份战略报告,即20171218日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119日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130日的《总统国情咨文》、2月初的《核态势评估》、2月底的《全球威胁评估》等多个战略报告。这些报告的共同结论是,与恐怖主义相比,中、俄等大国竞争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在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总统明确提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对手rival)的称谓,与此前更多使用的竞争性对手competitor)有很大区别,其具有长期敌手的意涵。这说明,在经历了几年的大讨论之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国际战略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作为挑战美式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敌手”。特朗普政府所发布的系列报告,正式将这一共识以政府文件的方式公之于众。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完美竞争对手。

除了美国政府官员之外,美国国会也加强对华施加压力。2018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部授权法案,其中有许多涉台条款,要求美国国防部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军事力量,鼓励美军参加台湾军事演习。这一举动与国会先前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一道,在挑战中美关系的底线。美国国会于201811月连续发布两部长篇报告,一是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116页的《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另一份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长达529页的《2018年度报告》。这两份报告以中美竞争为战略背景,从经济、军事、信息技术等方面对中美对抗进行了全景式的长期分析。20191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其中涉及许多涉台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以往主张对华采取接触的“知华派”学者,也加入到对华施压的行列之中。20181129日, 32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联名发表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以213页的篇幅分析所谓“中国大举渗透美国,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问题。该报告宣称,中国虽然未试图干预美国的选举,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在美国社会制造混乱或挑起两极分化,但中国在众多领域的干预比俄罗斯“更为聪明有力”。通过巨大资金支持,中国“积极渗透美国的政治圈、教育机构与美籍华人社团”。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成了一个漏洞”,让中国得以“挑战甚至损害美国的自由、规范和法律”。因而建议,对中国影响力的增强要“提高建设性警惕”。著名知华派学者夏伟甚至提出,为对冲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应实施对中国访美签证的限制。如今,在美国政界,恐华、反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反华的声音越来越响、调子越来越高、例证也越来越荒谬,而理性声音越来越没有市场,主张理性处理对华关系的人士被戴上“拥抱熊猫派”的红帽子,渐渐在对华关系的决策圈被边缘化。

在战略上明确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美国政府展开了对中国的打压行动。除了蓄意挑起贸易摩擦之外,美国通过军舰游弋南海、对台出售武器、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阻止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投资、对中国商品大幅征税、制定和签发《台湾旅行法》等多种举动来打压中国。凡此种种说明,美国政治精英把中国是长期对手的共识,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战略,进而把这种战略演变为打压中国的实际行动。

 

美国行为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原因

 

美国精英把中国视为敌手的共识,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思想和认识基础。但是,这一共识所反映的仅为全球力量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从美国立场分析,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大调整的主要原因,说到底是三个不适应,即美国原有的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变化、不适应中美两国力量消长的现状、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全球局势的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源自于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全球格局。在苏东集团解体之后,美对华战略虽经多次调整,但仍将中国视为其全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华战略虽然存在打压的成分,但基调仍是接触与纳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主义体系遭受重创,那种由美国提供金融服务、其他国家从事实业生产的全球分工模式对美国经济与社会遗祸深远,导致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难以为继。

    “回归实业”成为两届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也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根基。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逐步放弃了原有体系下的承诺、责任和做法,试图以美国本土为中心重构全球产业链。在此情况下,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恢复实体经济的最大阻碍。

在美国看来,具有完整产业基础的中国如果加快科技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就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不再依赖美国技术、市场与投资的经济体系,不仅难以为美国提供超额利润,还会成为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者。因此,必须及时、果断地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美国必须要改变对华的“纳入”战略,选择排斥中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来打压的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美国主导世界的力量基础,扭转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的不利于美国的重大变化。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战略,是基于全球局势变化和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抉择。即使是希拉里上台,或是其他什么人上台,美国对华战略都会做出类似调整。只是调整方式、实施步骤、具体手段上会有细节上的差异。就此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大调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美两国力量消长迫使美国做出战略调整

作为全球霸主,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在美国看来都是威胁,不管是以往的苏联、日本,或是今天的欧盟、中国都是如此。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如今中国国家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达到了成为美国全球挑战者的临界点。

中国继续发展、能力越强,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发展越快,这种威胁就越紧迫。更何况以独特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为全球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前景;中国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冲击着原有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有阻断、甚至颠覆现有资本全球积累模式的可能性,危及到传统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既有利益,甚至危及到现代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存续,因而被视为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异己力量。尽管中国曾经通过、并希望持续保持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来实现发展。但是,美国是根据中国的力量而不是中国的意愿,把中国定位为“挑战者”和“长期对手”。

原有对华战略已经不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目前美国国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对立,以跨国公司和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化美国,希望延续甚至是扩大全球自由经济体系,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以铁锈州为代表的本土美国,则希望发展本土经济、回归实业、更多实现就业。全球化美国和本土化美国的尖锐对立,导致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对立和政治冲突。“两个美国”的矛盾,是支配今日美国内政的主要因素。外交是内政的体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战略之中。分裂的美国有需要共同的敌人,以团结内部。

一些美国政客和学者,把中国描述成美国就业不足、收入减少、经济停滞、贫困化的根源,通过攻击中国唤起民粹主义思潮,以赢得民意支持;有的人甚至通过著书立说宣传中国威胁而成了政府阁员。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只足以充分动员内部力量、不致遭受强烈反制甚至能够从中获利的“替罪羊”。而美国对华战略,成了被民意绑架和政客操弄的牺牲品。

美国调整对华战略,把中国摆在对手位置上,并不是对中国进入新时代或一带一路构想的回应,更不是对中国部分学者一些超越美国言论的反弹。而是基于世界格局、中美两国的国家生态、发展阶段和两国国力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美国维持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所以,无论中国如何表白主观上没有取代美国的想法,在行动上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美国,却仍避免不了被认定是美国长期敌手的历史宿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们要从历史趋势、世界格局、国家战略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这是中国在复兴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成长烦恼。

 

裂变与并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最后,美式全球体系的式微与瓦解是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即使中国全面让步、大幅放慢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步伐,美国也难以再把中国继续容纳在自己的船上。这是中国国家体量决定的结果。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在美国的打压之下,与其被动挨打,不如顺势而为,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按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说法,“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是一切美国病的根源。据统计,近70%的美国人储蓄还不到1000美元;全美有1606万个家庭、即占全美20%的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美国社会充满了愤懑情绪,这直接推动了代表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利益集团的特朗普上台,对主要维护跨国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进行颠覆性修正。修正的核心,就是要在美国恢复制造业、增加本土就业。因而,即使在贸易领域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也难扭转美国在本土和北美核心区重新塑造完整产业链的战略选择,无法改变美国排斥、打压、遏制中国和其他主要制造国家发展的战略决心与行动。

此时与其叹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不如细细分析两国关系的基础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重大变化:由美国主导的单一国家体系转向多元世界体系的大势,正在坚定地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脱美化进程;这一进程正在推动以往由美国主导、基于垂直分工经济结构的中美关系,转向在多元并行体系基础上的中美新关系。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不自立。脱美后的中国经济,将会为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在新基础上,中美关系将出现积极的质变。

从目前看,中国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原有中美力量的均衡,打破了两国关系的稳定。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经济体系取代传统大国的过程,通常要在新技术发明、推动产业升级、获得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往往还需要战争充当最终的清道夫。从长远看,中国在不依赖美国市场和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将表明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发展的同时施惠于周边,不搞霸权、不搞所谓“掠夺经济”,对全世界就有说服力。中国自主的持续发展,能够以中国自己的方式搞好13亿人的小世界,拉动30亿人的中世界,影响70亿人的大世界。这有利于中美力量在新高度上实现新的均衡,有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也有利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从长期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这种博弈式并行的中美新关系,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

从币缘政治的视角观察,目前在中美之间的确实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不是平分秋色,也不是中国更依靠美国,而是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要更多些。美国实际是在和中国赌一把棋盘不被打翻的博弈。如果危机失控,导致一拍两散、中国将被迫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固然对中国当下发展不利、对世界格局平稳过渡不利,但其直接后果就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骤然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的戛然而止。美式全球霸权的两难困境在于,让中国逐步完成产业升级、似乎是在等死;而与中国全面对抗导致美式全球体系的即时分裂,这是找死之举。所以,尽管美国摆出要驱逐中国的逼真姿态,实质还是为谋取实利的虚张声势。由此,在中美在此轮战略博弈中仍存在“斗而不破”的基础,即中美两国都难以承受遽然分手的巨大代价。

中美关系将从斗而不破走向斗而并立

与美苏冷战时代处于扩张期的美国不同,引发全球危机并至今尚未摆脱困境的美国实际上处于战略收缩期。特朗普总统对承担更多国际义务、付出更多成本持否定的态度,从全球收缩是此届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如今所表现出的张扬姿态,其中隐含着虚张声势、换取利益、以便后撤的策略。从大历史的眼光看,中美博弈的长期目标是走向“斗而并立”。中国不怕霸权也不求霸权、不追逐利益最大化,也真不打算取代美国当世界霸主,中国目前脱美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决定,也不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美国的战略选择和直接打压的结果。

美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既是特朗普的“交易艺术”,也是美国经济虚火太旺的表现,面对虚拟难持续、实体回不去的情况,美国只能通过不断挑事的方式把虚火发泄出来。在几番折腾之后,才会无奈承认全球霸权已是美国扛不动的负担。毕竟,一个主权国家充当世界霸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那时,美国才可能愿意与中国平等相处、互利合作。

                                        (编辑  季节)



*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混合战争理论的提出

1989年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十几场战争,这些战争实践令整个战争样式包括武器装备、作战样式等,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1991年海湾战争,给人们带来非常大的震动,因为在这之前,打仗还是停留在大规模作战样式,还是二战时期那种情况。而海湾战争只有38天轰炸,最后100个小时地面战就解决问题,充分显示了现代化战争空中化的特点。

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给国会做了“航空兵与导弹兵1”的报告,战争完全变成空中化了。2001“911”之后出现了全球性的反恐战争,其中有代表性的阿富汗战争,就体现出特种兵作战加上空中打击的一些特点。2003年伊拉克战争也是这种情况。

除美国以外,俄罗斯的几场战争也是很重要的战争实践。像俄罗斯“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还有发自克里米亚的“俄乌战争”。

在“俄乌战争”中,西方研究者发现,俄罗斯出现了一些穿迷彩服的“小绿人”。他们不戴军衔,看起来不是正规部队,他们判断这是俄罗斯提前深入的特种部队。根据俄罗斯的战争实践,混合战的理论就更多地受到关注了。

在这十几场战争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全球反恐却越反越恐,有很多的事情解决不了。第二个就是拥有超代次军事技术优势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或俄罗斯,对于比较弱小的国家却很难获得胜利,他们似乎能控制局面,但很难达到自己的战争目标,而且安全成本越来越高,超出了国家承受能力。这使战争实践推进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战争实践中,也有一些思想创新。对于西方来说,“我们是如何赢得冷战的?”这已经有很多理论总结;另一方面“我们将如何面对今后的热战?”他们也有很多新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新的战争理论,比如信息化战争、网络中心战、第四代战争、远程精确打击战、震慑战、第六代战争、空海一体战、无人战争、多域战、混合战、智能战、动态战等。

提出这么多的战争类型,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技术突破为核心来冠名的战争思想,比如说信息战或者无人战争,它都是由信息技术或智能化技术支撑的战争,它更多是以技术突破来命名的,其特点是建立更具杀伤力的军事力量为目标。第二类就是以领域的组合扩展为特点来命名的战争思想。另外就是把这两类混合到一块儿的,通过融合不同技术、不同时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对抗方式进行战略塑造,设计战争,然后实现总体安全目标。大概是这么两类,再加一个混合。

美国传统的作战思想,在遇到各国军事技术和作战思想发展的情况下,他们就有所改变,设计出空海一体战。然后把军事的各个领域“陆海空天电网”组合在一起进行,称之为“多域战”。

兰德公司比较超前一点,它提出了“美国怎么打政治战”的问题。兰德公司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它说美国需要改变过去过于依赖军事战争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接连遭到失败,应该积极建构政治作战能力。比如非常规的政治、远程外交、包括像“颜色革命”之类舆论影响,包括秘密政治行动。

美国的困惑是,他们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是仍然没法赢得战争。这就归结到战争为什么打的问题。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列宁把这个话普及了,但是现在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我们发展技术的时候,容易陷入单纯技术的迷思中间,就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了。实际上,任何战争背后都是有政治目的的。美国现在开始回归为什么而战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反思。又比如,美国国际战略中心今年提出一个报告《21世纪的冲突,从军事革命到军民革命》。报告提出,光是军事领域不够,要有更多领域、更多要素进入战争,战争的军事界限被打破,颠覆性的技术引发了军事革命,但是也把社会的力量、要素融入到战争中间去,这就会发生军民革命。这和以前鲁登道夫讲的总体战概念是不同的。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想法,是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向军事领域集中,而现在的军事思想是要把全国所有的资源集中,进行国家之间的博弈,包括军事资源也是所有资源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混合战的趋势。

什么是“混合战”?按美国人标准的讲法是“混合战争”。一般认为这是2007年由美国的一个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首次提出的,这个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的原因,传统的大规模常规战争和小规模的非常规战争,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就是模糊的战争、模糊的参战方和技术应用。

“混合战争”的定义反映出美军对近年来多场战争的总结,是美军近年推出的诸多战争理论之一,体现出美军对于未来作战思想的思考。“混合战争”反映出美军作战思想的一个趋向,就是突破领域的界限,融合多种手段。这个“混合战争”、“混合冲突”的概念已经被纳入到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在2015年的这个报告中,就把“混合战争”写进去了。其直接原因是,他们分析,2014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就属于一种混合战争,而且俄罗斯就是这种“混合战争”威胁的代表。在那个报告里,把常规战争、非常规战争及中间交叉混合的战争并列,介于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之间。

弗兰克·霍夫曼分析了混合战争理论的四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就是弗兰克·霍夫曼和与他合作的时任海军陆战队中将马蒂斯(现在的国防部长)。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军方对于混合战讨论的比较多,可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个来源是我跟乔良1999年写的《超限战》,认为相对于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而言,发展中国家可以用超限手段,将多种战争模式、力量结构、采用方法结合在一起,来克服自身现有的和潜在的军事劣势。他认为超限战是混合战争的东方版和亚洲版。他提及我们《超限战》中的一些话,就是利用各种技术在战场以外获得战场上的胜利。从2006年到2009年,美国海军国家实验室和霍普金斯大学的国家战略研究院连续四年开会讨论反超限战。

第三个来源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对于混合战争分为三派,一派是否定的,以原来的国防部长为代表。另外有两个比较激进的派别。一个是西夫科夫,他认为俄罗斯有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因此针对俄罗斯的地面进攻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所面对的威胁是混合战争。而且“混合战争”可以跨越核门槛,能够摧毁哪怕是在军事方面最强大、而且拥有强大核武库的一个国家,他是比较激进的。另外,他们总参谋长的看法是,战争的规则已经改变,利用非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标的重要性增加了,应该对此加强研究。相对来讲,他比较中性一点。在行动上看,西方普遍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用的就是“混合战争”的方式。而我们的看法,真正用这种方式最好的还是美国。

第四个来源就是美国“9.11”后的军事实践和安全实践。美国一位战略学家弗雷尔建立了一个观念:在混合规范的常规状态下自然条件总合起来,可能形成一种能力的结合,给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他把这些观念糅到了美国的一些国家报告中,就是采取非对称的研究方法,研究混合型的偶发事件对于美国安全会造成什么影响。

 

关于美国混合战的实践

我认为,美国在混合战方面,实际上是早已实施过的,搞垮苏联就是一次混合战的实践。只不过他们不说,或者说那个时候还不够自觉。我看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写的一本书,讲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苏联的。书中前言讨论:苏联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结论是谋杀的,一个大国不可能通过自杀就完全解体。这场谋杀是一场无声战役。书中详细罗列了里根政府是如何打击苏联体制的,一共讲了七点计划。

第一,隐蔽手法。1980年波兰的动荡,是有美国在财政、情报、后勤方面支持波兰团结工会,以确保反对派在“帝国”心脏得以生存。除了财政支持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请教皇的特使带了先进的通讯器材去波兰,送给团结工会。那时教皇是波兰人保罗,教皇特使入境是不受检查的。这样,当警察去抓团结工会的人的时候,他们事先得到消息就躲起来了。

第二,在财政和军事上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书中专门讲到他们出口一种射程非常远的狙击步枪,让这些游击队员能够狙杀苏联的现场指挥官,打死了好几个将军。

第三,跟沙特阿拉伯配合合作,压低油价,减少苏联外汇收入。在制订这个计划的时候,他们请华尔街的金融家分析苏联的经济情况,做了一些设计。金融家认为苏联的经济情况很好,但不是没有缺陷。于是他们要金融家提交秘密报告,金融家在报告中认为,苏联经济高度依赖硬通货,因为苏联与经互会国家形成了一种伞形的外汇担保机制。而苏联的外汇来源非常单一,就是靠卖石油。所以影响它的石油出口就会影响它的外汇收入,进而影响整个经互会组织体系。然后他们又设计了操作方式,美国要求沙特压低油价。当时1985年石油是30美元一桶,1986年降到12美元一桶,这明显不是市场行为。这样,沙特的石油收入一年大约损失150亿美元。怎么给它补回呢?中央情报局答应向沙特提供美元外汇市场的情报,在调整美元汇率之前情报局先透露给沙特,这样沙特可以变动其美元资产来获得回报。通过美元汇率的情报,沙特赚得150亿美元以上的收入,填补了这个空白。

所以说,国家间的混合战没那么“市场”,它是违背市场规则的。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必须有这个前提。你说这“违背了市场规则”,但人家早违背了,你照着干就行了。

第四,就是发动一场“圆滑、精准”的精神战,以此影响苏联决策层。

第五,就是包括秘密外交在内的全球战,减少苏联获取西方高科技的可能。

第六,是发动假情报战,破坏苏联经济。比如当时苏联要修一条让从西伯利亚到欧洲的输油管道,中间需要加压站,加压站的叶片是从美国进口的。苏联一直想盗窃它的技术情报。于是美国故意泄露这些技术情报,其中大多情报都是真的,只有一个,就是叶片的角度的参数是假的。他们把这个东西塞到真情报里去,然后苏联就按这个技术资料去造加压站,结果加压站不起作用,使它的石油输送和出口受到巨大影响。

第七,实施一种进攻性的、高科技的国防建设,把对手拖入昂贵的军备竞赛,也就是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

这七条,散布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签署的一组国家安全决策指示文件中,具体的执行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凯西,包括国防部长温伯格等。

上述是第一个例子,苏联解体基本上是被谋杀的,当然实际上更复杂一点,也有自杀的成分。

美国混合战的第二个实践,是金融战演习。2009317日到19日,美国国防部在应用物理实验室进行过一场全球金融战演习,这是第一场,后面还做过。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审视全球金融活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寻找金融领域的“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金融的瓶颈所在,为此做了三年的准备。其中还特意谈到,《超限战》中说金融战以其动作隐蔽、操控灵活、破坏性强的特点,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战略武器。

演习设定的场景是,某国利用一批黄金在伦敦创办了一家新银行,然后以这笔黄金做抵押发行一种新货币,用于结算其石油天然气交易。分六方进行推演。其中提出三个课题:第一,俄罗斯利用这种方式攻击美元体系;第二,朝鲜经济崩溃对于全球金融的影响;第三,中国台湾出现支持台独的领导人,然后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影响。演习中的金融手段,包括非法预先交易、搭建借壳公司、内幕消息、流言、误导性的“粉饰行情”、逼空、操纵市场、制造骚乱、抛出安全议题、施加军事压力等等。演习的结果,美元体系遭受强烈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广泛混乱,世界经济出现危机,多国包括美国本身都发生严重骚乱。

此后,美国又组织过各种超越军事领域的演习,包括太空战演习,它都是跨领域的。

第三个可以作为实践案例的,就是最近班农透露的对华经贸战的超限战的信息。班农说,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他告诉特朗普,中国一直避免跟美国进行动能战(主要是军事方面),但是中国却在跟美国进行信息战和经济战。特朗普同意他的观点,也决定要用里根在经济上拖垮苏联的方式与中国进行竞争。这也是我为什么介绍他们拖垮苏联的七条,特朗普在贸易战中一定会将多种领域的手段结合,以此赢得压倒中国的胜利。

 

                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组成国家博弈新工具

讲到混合战,就讲到了超限战问题。我们发现,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组合,能够成为国家博弈的新工具。我们在《超限战》第二章中间罗列了一些新形态的战争,然后中间讲到了贸易战。这是1999年写的。如果贸易战在1999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形容词的话,今天它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正为许多国家运用的非军事性的战争,特别是在美国人那里玩的得心应手、炉火纯青。比如说它的国内贸易法的国际化运用,贸易壁垒可以任意建立和打破,包括WTO也是一样的。信手拈来的贸易制裁、关键性技术的封锁、301条款、最惠国待遇等等,它给国家造成的这种破坏性效果不亚于军事行动。

因此,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贸易战与混合战是能打通的、跨越领域的博弈,这是已经存在的战争现象,正在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趋势。以前可能不那么自觉,以后会变得越来越自觉。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博弈范围之一,也是跨领域的博弈。我们必须接受战争变化这种现实,认真研究应对方法。

孙子在《九变》中讲,“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你别管它会不来,一定要准备它来,“善战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2014年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阐述了我们国家的总体安全观。其中提到十二个领域的威胁、五大要素、十对关系。我们应该以这种总体安全观来应对这种跨领域的威胁、应对混合战争的威胁。要避免单打一、简单化,坚持多手对多手,通过全面、总体、长期、复杂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安全博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创造需要的安全环境。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应对之法。

(编辑  季节)

   

精彩句子:

混合战争是全球化和大量新技术创新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在核大战难打、国际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烈度相对低、效果更好的混合战争正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种新方式。

 

美国目前的战略决策者对于混合战争有高度的认识,中美贸易战存在着发展成为混合战争的可能。我们在中美博弈中间,要以总体安全观应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体系对体系,以混合战对付混合战。



¨ 本文是作者在2018101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当前国际政治贸易中的混合战争”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中国的崛起,如今已是大概率事件。崛起,对于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复兴的再现。此次的独特则在于,中国崛起的背景不是东亚,而是全球。

超越1840年以来一直挨打、挨饿、挨骂的国家命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扬眉吐气之时,中国人还是要保持如临深渊的常惕之心。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上准确定位,是中国复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

天下三分是世界大势

从大历史角度看,人类自诞生起,就或急或缓、或直行或迂回地行进在通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道路上。人类社会自血亲氏族开始,从部落、村社、市镇、城市、王国、国家,由近及远、从小变大,由疏离变密切、进而相互融合,如今已经达到以主权国家为人类共同体基本单元的阶段。

1500年以来,世界逐步被纳入到以资本积累为终极目标的世界体系之中。自2008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趋于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面临总体性危机。美式全球秩序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联合国和盟国体系,都不同程度受到损毁,全球超级强权美国和美国模式遭到巨创。欧盟代表的莱茵模式与美国模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大西洋核心圈一分为二,传统西方和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趋于裂解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和中国模式崭露头角,带动亚太区域的整体性崛起。新中心的出现,推动世界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

的世界秩序进入分崩离析,但以往由新兴帝国取代衰落帝国的现象并没有出现,霸权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传统,正在被多中心的现实所改变;单一国家中心的更替,被权力的分享所创新。2015年,欧盟28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5%,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北美经济圈包括美加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东亚国家通过10年整合,初步形成了东亚经济圈,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4%。从经济空间的视角看,世界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经济圈,三个经济圈占到世界经济的75%世界力量格局出现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由此看来,在美国霸权之后,将不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呈现多极化的力量格局。

天下三分改变了世界权力的空间结构,还催生了世界性质的变化。由一变三,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已然破局。老子的《道德经》写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三分的“三”,正是三生万物的三。这个“三”,具有哲学意义的“多”的意涵。三分天下,是多样性哲学的体现。天下三分,不是仅仅指走向美欧亚或中美俄,完全可能多出现几家或几个圈。它反映了世界正在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意味着人们将面临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人类社会由各自平行发展的“大分之世”,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统之世”,再到多模式并存的“大争之世”,这三世观可简略勾勒人类社会由分趋合的全球化进程。如今的天下三分,只是漫长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与形成,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并不具有线性的必然性,而是历史与现实、力量与精神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未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竞争,将超越国家间的竞争。天下三分的世界,将是多样模式竞争的大争之世。大争不是绝对排他、重归于一的对抗,而是多样性的竞赛。抓住未来世界发展的多样性特质,真正把握历史的大趋势,才能在变化的世界上为中国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必须要顺势而为

面对天下三分的世界大势,中国的复兴必须要顺势而为。无论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还是拥有13亿人口的当代国家,中国在多样化的世界上都应拥有一席之地。中国复兴的战略目标应是“三居其一”,也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多样模式有其一。务求其一,也甘于其一。中国不试图统治主导世界,不谋求全球霸权,既不会、也不愿承接美国成为另一个帝国。

中国对新道路的成功探索,来自人民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国所求的“一”,就是中国道路和模式将成为与美、欧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并存的一种模式。这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发展和边缘地位的模式,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成功模式之一。

在多样性的世界上,中国要保持国家的主体性和文明独特性,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推进世界多样化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中国古老的发展观,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与泛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互动影响,形成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洲域型命运共同体与传统盟国体系的资本增殖体不同,是超国家的共生体。它不是中国模式扩展的一体化,而是揉碎了你我、重新调和的区域再塑。与具有排他基因的一神教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一向包容与多元,历史上形成儒释道共存的中华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模式的生态和思想困境,提供新的选择方式。

基于自然禀赋的局限,也基于规模效应,更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区域。三分天下要取其一,不进取无法实现。不居其一,难以支撑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在“大争之世”立足。然而,知行还须知止三分天下时要取其一而足,守住自己的一,就是守本,在多样性的世界上就有了根基。不甘其一,枉想、枉言、枉行去一统天下,结果必然伤本。持中守本,方为大道。

从世界角度来看,三居其一符合文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趋势,是全球化在新时代的新体现,不求以单一模式替代其他模式,这有利于创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三居其一不是扩张性战略,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洲域化合作,超越资本的全球一体化。中国的一,是基于有限资源、通过广泛合作获得世界性地位,其中蕴含着追求大同的理想和知止不过的智慧,是我们在全球巨变时代的处世之道,是对多样性世界的适应性选择。大战略的要义,在于匹配国家的目标与能力。在危机正酣、沧海横流的时期,三居其一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

泛亚共同体:中国的立身之所

从地理学的视角看,亚欧大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整体板块。在诞生于19世纪末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泛非泛亚泛欧泛俄泛美等区域一道,形成了对世界空间的大致划分。泛欧地区是世界的中心地带,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察结果,被固化成沿袭至今天的地理话语和地缘政治现实。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化之后,亚洲地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在近几十年里,东亚国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机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规模超越曾经是亚洲领头雁的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新动力。然而,从全球角度衡量,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当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即使是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也只是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亚洲国家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通过合作来增强自己。

 运用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经验,来推动当代亚洲的合作,是中国领导人依据亚洲历史和当代需求提出的重要设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区域体系,绝不只是一条贸易线路,或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光纤等基础设施网,或是形成各种通路、联系带、经济走廊、大陆桥,甚至也不止于结成产业链、经济圈、文化带、共同市场、安全区,而是要构建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互利合作、彼此认同的区域共同体,也即泛亚共同体

所谓“泛亚共同体”,是指一个超国家的洲域性合作的组织形态,即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地区国家,以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为目标,通过相互合作和相互认同,实现互利共赢的洲域组织。它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一个容纳40亿人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共同体。

“泛亚共同体”具有开放式的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英国时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从这一精神出发,“泛亚共同体”的基础空间范围,应该能够包括“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大区域,应涵盖亚欧非大陆及相邻海洋区域的所有国家。泛亚共同体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涵盖亚欧非洲的广阔区域,更在于此区域的“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这种开放性使得“泛亚共同体”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盟国体系,而是通过自愿合作趋向于相互认同的超国家组织。

“泛亚共同体”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是分布式结构。“泛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一律平等。在泛亚共同体中,可包括许多次区域合作组织,如东盟、南盟、海合会、非盟;也可以涵盖多领域的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亚信组织等。不同国家、区域板块、各种组织在泛亚共同体中可以交叉、重叠,这意味着“泛亚共同体”会有宽松氛围和更高的舒适度。

与其他共同体具有相对单一的文明背景不同,“泛亚共同体”是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覆盖的地域具有丰富甚至是堪称复杂的文明背景。作为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过程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缓解不同国家、民族及文明间的矛盾,化解文明冲突。

“泛亚共同体”是平等相处的国家间合作组织相互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影响,而是双方乃至多方的互动。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形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社会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再造。互动推进重塑,在一定意义上泛亚共同体是互动式的社会再造工程。

“泛亚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欧盟在相近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单一的文化背景下,经历了50年的发展才基本形成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目前还受到全球危机的政治冲击而被摇撼和质疑。泛亚区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巨大,泛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必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推进将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构建新时代的仁智体系

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也即“大国仁而小国智”,以此大国可保天下,小国可保国家。这一思想与“厚往薄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共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文明之间上千年的大体稳定。

在政治多样性竞争的框架中,亚洲传统的仁智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均势体系的东方智慧,在远大于欧洲的区域中维持了长期的秩序和稳定。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东亚的“仁智体系”被摧毁瓦解,亚洲也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由此陷入主权国家间锱铢必较的无序竞争。世界坠入了“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普遍困境。

如今,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的全球竞争中,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军备竞争成为全球现象,越来越多的军费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全球成为一个大的火药桶。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失序的世界正进入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东方式的 “仁智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泛亚共同体的成形,正在显示出现实价值。大国仁而小国智,是大国要讲道义,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大国之间要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要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则要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要有正确认识自身力量和利益的智慧。在泛亚共同体内部,应该构建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仁智体系”,以形成“相互尊重、共在共生、共同发展”的秩序,保障泛亚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发展。

在“泛亚共同体”的建设中,中国应该有战略定力。因为中国是这个区域之内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独立金融体系、自主内政和外交、完整科研和教育体系、足以自保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国家综合能力和力量结构奠定了中国在亚太区域的核心地位,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学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避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主导权之争。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进步不在于对既往的淘汰或替代,而在于引入多种文明的丰富,是对环境变化及人心成长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影响或改造,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通过互动调适、彼此重塑的过程。中国曾经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却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时代,在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社会革命之后,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工厂”。中华文明在历史和未来的使命,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建立公平、公正的区域与世界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不求构建“中国的太平洋世纪”,而是要追求“亚太人民的亚太”,实现让亚太地区人民共享地区发展成果。这是与全球多极化相呼应的区域战略。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国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变化提出的适应性变革。这一内外兼修的变革,是中国的国家生态的进化。要想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关键在于掌握变化的节奏。面对虎狼世界,中国不能学宋襄公式的“仁义”,要适应丛林法则,必须要强而有力,不列强、宵小萌生觊觎之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濒临瓦解、模式角逐的大争之世,中国要奉行合作最大化的原则,促进区域共同体发展,以菩萨之心普渡众生。当然,在任何时候,国家实力都是国家意愿和行动的基础。当菩萨,也必须要有真法力,不然就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坚持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符合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当代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中国的复兴大业。“不可胜在己”,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危机的波澜起伏。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需要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制度化地控制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能,促进资本的驯化与进化。为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对全球性资本,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需要通过长期互动,才能在彼此间产生认同感,才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和NGO,重要的不在于组织的具体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对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保持包容性,同时,也要抑制极端行为,不使其损害人类整体、阻碍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趋势。

历史是非线性运动的湍流,湍流也有趋向,而不是无序的布朗运动。人类共同体不是简单地追求一统,而是以人类文明自身的丰富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求得个体与集体的均衡、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实现多样性、丰富性与共同性的对立统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和而不同,谓之大同。对于区域共同体,结构决定存亡,体量决定命运。

(编辑  王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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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断匈右臂”,联络被匈奴击破、驱逐的月氏王国,共同...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断匈右臂”,联络被匈奴击破、驱逐的月氏王国,共同打击处于扩张态势中的匈奴。可以说,这条被后人命名的丝绸之路,最初的缘起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世事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完成出使任务的张骞,却打开了中国联通西域的路,凿空般开启了中国与西域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绵延两千年不绝的丝绸之路,成了连接彼此的纽带和通道。

历史不负责为现实提供直接答案,却蕴含着指点迷津的经验线索。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告诉今天的我们,“安全”与“发展”是亚欧大陆人民的恒久追求,也是一带一路鸿鹄之略能够实现高飞远翔的双翼。

助中国突破“海洋安全的困境”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麓,是倚陆面海的大国。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时,海是天堑,而内陆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混居交集之地。对以定居农业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中国来说,长期的外部安全威胁基本来自内陆。

自明代起,海疆不靖。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扩张,以全球贸易为核心的海洋经济日渐兴盛,列强自海外来。海权开始支配陆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渐渐转移到了海上。据统计,1840~1949年,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次数达93次。帝国主义主要来自海上,这是符合历史经验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维持自身安全的意志和能力都有显著提升,特别是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直接从海上入侵中国本土的可能性日渐降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海外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海上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更方便地获得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我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循环”的发展策略。在沿海地区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扩展到开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连绵开放带。这一做法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仅使这些城市和中国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也推动中国经济在30年中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经济的沿海化导致了国家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东重西轻的失衡局面,造成了潜在的战略隐患。

经济的沿海化,还强化了我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高度依赖。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60%,东部地区则超过90%,每当海外市场发生重大波动,就波及我国经济的发展甚至是我国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我国对海外资源和海上通道的依赖也大大增强。2013年,我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量超过56%,其中70%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我国进口的铁矿石、石油和所有外贸总运量的90%以上都要通过海上运输,海上运输通道成为我国的命脉,维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是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

经济重心沿海化、资源海外化、通道海路化,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在成为制约我国安全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瓶颈。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战略构想,如空海一体战、离岸封锁、抵消战略等,都是根据我国经济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特征,量身定做的军事对策。据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透露,美国军方曾多次演练封锁中国海上航路。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三海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海洋安全困境”。

要解决这一安全难题,我们除了要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努力维护中国的海权,还需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设计。也就是要从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认识经济过度沿海化、海外化的战略隐患,改变国家重心过于靠海的不利地位;要加强亚欧大陆的通道建设,通过使用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开辟和建设能够满足中国长期发展和应对海上安全需要的陆路通道。

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不是完全针对海洋安全困境的对应设计,却为我们摆脱海上安全困局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路径。加强通道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可以极大改善我国的战略态势。同样重要的是,陆路通道的建设,可以避开与海上霸权国家的正面交锋,这是战略上的避实就虚之举。对马汉思想继承者的霸权国家来说,海权不可分割是基本的战略原则。在要么全占、要么全丢的零和博弈中,即使不考虑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比,仅从两洋国家与海陆两栖国家的地缘因素,中国就难以占据上风。然而,我们是海陆两栖的国家,中国可以背靠昆仑山,面对太平洋,可以倚陆向海。从地缘角度看,中国虽无两洋之利,却有陆海两通之便。在亚欧大陆的内陆,中国占据着海洋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优势。内陆是海权国家的软肋,却是我们的强项。当然,要建设和运行陆路通道一定会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和与虎谋皮式的海权争夺相比,这是对中国胜算更大的博弈。

从长远看,建设陆上通道,实现大陆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打破以海上霸权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禁锢,为处于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一条新路。一条不受海上霸权制约的资源和制成品通道,可以让“穷国”之间形成互联互通、互助互利的纽带,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作之网,让总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活动发生转向,改变目前世界体系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为促进更加公平世界的出现,创造历史条件。

营造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亚洲

1997年金融风暴后,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曾经指责国际投资基金的投机行为,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倒退了20年。这场风暴给亚洲国家留下的教训是,要想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需要抱团合作。从1999年起,东盟与中国之间开始推进自贸区谈判与实际合作。经过10年努力,20101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个自贸区涵盖了11个国家、19亿人口,占世界贸易13%。这标志着,亚太区域合作走到了深度整合的阶段。

2010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讲话,声称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利益,美国有责任和有关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接着,美国政府官员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美国在重返亚太后,挑起亚太地区国家原本被搁置的安全议题,搅乱了东南亚地区的人心。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虽然还在延续,却不断受到各种安全争端的干扰。中日韩之间、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矛盾,严重冲击了区域国家间“手拉手”合作的良好势头。东亚国家经济及货币合作的议题被搁置,而领土、领海等安全争议却成为了亚太国家关系的焦点。

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也极为突出和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安全挑战一直存在,并随着全球危机的蔓延和一些域外国家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极大恶化了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美国重返亚太后,亚洲国家再次发现,如果不解决安全问题,或者把区域安全寄托在域外国家身上,就会对区域合作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合作进程将受到严重破坏,发展成果也可能要被国际资本的强权所掠夺。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不能忽略安全合作,发展与安全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习近平在2014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会议上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习主席在出访时多次强调,中国愿意与周边国家合作,欢迎大家来搭中国发展的便车,愿意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

正是针对亚洲区域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挑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以往相对单一的区域合作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更具有综合性,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是要一个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泛亚区域。泛亚区域是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品尝过“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然而,面对世界上列强国家,仅仅靠一国的努力,既无法实现安全,也无法保障发展。所以,亚洲地区要合作发展,必须要有共同的安全框架。如果没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应该说,这是顺应亚洲发展和安全需求提出的战略设计。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发展与安全的一体化。中国积极倡导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目标是要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可以肯定,大国仁而小国智的亚洲,应该是比在美国强权体制下更安全也更繁荣的亚洲。

我们必须看到,殖民主义者在泛亚区域制造并遗留了大量的历史问题,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宗教文化上差异巨大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这说明在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中,必须要发展、安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区域安全框架,建立区域内部消除矛盾的机制和制度,遏制可能爆发的危机,对已经存在的争端要降温,避免军事性冲突。可以考虑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进行推广,也可以将“上合”组织对外开放,吸纳更多亚洲国家加入;还可以考虑把亚信机制常态化,组织化,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

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要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必须和建设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联系起来。近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多次倡议要与周边国家建设“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显然,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20133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外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比什凯克元首理事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需要树立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意识,加强合作,联合自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习近平郑重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2013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更是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和政府规划显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建设区域国家“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构想之间有直接联系,一带一路构想则是建设共同体的路径与手段,而建设命运共同体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目标。我们要理解和推进这一重大战略构想,必须把有着内在联系的两者统一起来认识和落实。因为只有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巩固的经济圈,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构想。

所谓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目标、彼此认同并有归属感、能够相互合作的社会组织,是人类实现合作共存的一种组织形态。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建构和发展互利共赢的超国家、跨文明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陷入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走出全球化危机的可选择方向;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摆脱不公平世界秩序的基本出路。

在弱肉强食的现存世界秩序之下,任何单一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只能团结起来,取长补短,联合奋斗。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建设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构想,并不是出自任期施政的短期需要,而是基于对全球危机的认知和世界大势的研判,是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因而,这将会是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稳定推进的重大战略。

建设共同体是否意味着结盟?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建设共同体是一种国际合作方式,利益与共的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与共的就是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以合作解决自身发展和安全问题为主的国家联合体,不强调针对第三方,但如果遇到安全威胁,也要联合发声,团结应对。就国际法而言,共同体是一种新的“盟”,但却没有传统盟国的排他性特征。它超越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同盟,占有道义高度,更符合当下与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这是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战略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推进。

鉴于全球局势及泛亚区域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肯定会经历多种多样的困难。然而,这一宏大而深远的构想,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泛亚区域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对未来世界的多样化前景,都具有重大意义。值得中国和区域国家一道努力,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本文载《中国投资》20154月刊, 原题《发展与安全:一带一路的两翼》;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是盟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却难以抵御日本的入侵,致使大片国土沦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是盟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却难以抵御日本的入侵,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人民颠沛流离。美国却是综合实力首屈一指。在两国国力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认识到中国在世界全局上的重要作用,决心与中国合作对抗法西斯国家的挑战。

在当时的美国政坛,罗斯福可以算是“知华派”。其家族在华成功的经商史,对罗斯福影响颇深。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代表美国对日宣战并决定与中国等国结为盟国,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美国部分政府官员也包括英国等传统盟友都颇有微词。许多人认为,罗斯福“在中国事务上感情用事、肤浅、不现实”。这当然是小瞧了现实主义大师罗斯福的智慧,也忽略了中国的巨大潜力。

在罗斯福看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虽然它当时积贫积弱,但这个拥有数亿勤劳人民的大国注定要成为强国。罗斯福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定位对华关系,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说,殖民帝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为了自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亚洲人是劣等民族的看法。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未来东西方之间产生根本对立的最好办法。”

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说,他之所以把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中国现在的软弱,而是着眼于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最好把它当作朋友看待,而不能使它成为麻烦的潜在来源。”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罗斯福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期许,被丘吉尔斥之为“浪漫的中国幻想”。从今天回望,显然罗斯福更具有历史的远见。

罗斯福知道,政府官员并不理解他的对华政策。为防止行政部门的干扰,罗斯福采取了总是派特使访华的做法,力图在中美之间建立特殊的联系渠道,而不是依靠国务院的官员。通过这种“特使外交”,罗斯福直接掌控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止如此,美国还向延安派出了美军观察团,保持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如今,我们正面临“旷世危机”。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大混乱、大调整的巨变。在此关头,尤其需要美中——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两国应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总统则表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从庄园漫步到瀛台夜话,中美双方都在试图寻找促进相互认知、彼此合作的路径。

由罗斯福开启的中美战略合作,几经波折,时起时伏,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能不能彼此平等相待。能够平等相待,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关切,两国关系就好,至少不会出大麻烦。如果只考虑自身利益,不顾及对方,就会出问题。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来重视关系的对等。你能平等待我,我便视你为伙伴。平等相待是合作之道。明白这一正道的罗斯福,得道多助,赢得了世界大战。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战胜全球危机,也离不开各国的合作。要想合作,就要平等相待。这是历史的经验,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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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入万山圈子里

王湘穗

2016-06-08 18:27:22

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同时还存在共同利益。利益的交集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既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导致中美关系充满复杂性的原因z...

习主席此次访美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体现在双方列出的成果清单上,更在于此次出访巩固了中美关系的基本面,遏止住了前一段因南海、网络等问题的争拗导致两国关系逐步下滑的趋势。虽然没有出现事先一些人士所期待的“惊喜”,但还是巩固住了这一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稳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习主席访美,正值美国进入选举期,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已经没有取得突破的余地。习主席在国事访问中特意加重了与企业家、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一夯实基础、布局的长远之举,却更加富有实效。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社会的认知、对美国政治运作特点的把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国间的关系,往往厚重而复杂。习主席刚刚归来,就签署了具有排他性的TPP,而奥巴马却专门以“不让中国制定规则”来说事。这让对中美关系过于乐观的人都大失所望。其实,大国关系难以用“好”或“坏”的两极判断来简单概括。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一个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个是老牌发达国家,一个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以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为主要赢利模式的国家,一个是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这三大区别,造成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些矛盾始终存在于中美之间。

然而,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美之间还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双方对目前的全球秩序有基本认同,双方都希望国际环境保持总体安全,也希望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美在世界大棋盘上落子布局、各不相让,却都要共同维护基本稳定,谁也不愿意打翻棋盘。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博弈式共生的关系,它充分体现出中美关系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利益的交集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既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导致中美关系充满复杂性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可期待中美关系会像湖泊上的小船那样单纯而平静,而是在太平洋的波涛中寻求这艘巨轮的动态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方面是中方反复阐释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是美国官方的有意识忽略,以及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是否处于“转折点”的讨论。这种各说各话的局面,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战略温差。而这正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体现。

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不仅有991的阶级对立,也有拉丁裔、黑人与其他族裔的种族冲突;在资本家内部还存在着金融资本集团与产业资本集团之间的争夺。这些国内矛盾不仅会推动美国国内政治潮流的涌动,也会传导到世界政治的舞台。国内形势越不好、矛盾越尖锐,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就越大。目前美国正在进入选举季,许多参选人常常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作为其重要的选举策略。对此,我们不必特别在意,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知华派”学者加入到对华政策的政治检讨中来,并表达出要遏制中国的普遍意向,这有可能是美国对华政策将做出调整的先兆。对美国的政情、舆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与分析,不能遮遮掩掩,更不能报喜不报忧。博弈也需要“知彼知己”,否则就会下误判、出恶手。

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一个占世界经济总量第2位,同时也是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希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却又不得不面对领土主权争端和外部威胁的国家;一个拥有最古老历史,但又缺少现代全球治理经验的大国。而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矛盾之处在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本身正在改变全球秩序和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而中国总在表达不谋求改变全球秩序和不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真诚愿望。中国不能不发展,可自身发展就是在改变亚太乃至世界力量平衡,美国就需要进行战略再平衡。中国本无错,但发展太快就成了大错。成语所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要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美国来说,中国的确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中美关系正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08年之前,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地位巩固,也能够从总体上控制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世界体系的运行。自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而中国的经济力量却日益凸显,此消彼长的趋势不仅撼动了美强中弱的稳定基础,也改变了美国曾经宽宏的国家心态。一个传统大国的“更年期”与一个新兴大国的“青春期”就这样历史性地遭遇了,其间种种恩恩怨怨除了用“复杂”二字便无法概括。至少是目前的美国,仍然很难接受中国成为平等伙伴的事实。特别是美国经济呈现出有可能摆脱危机、逐步向好的情况下,更难以接受由中国提出并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在最简单处的执拗,通常体现了人类最复杂的情感——认同与排斥,当然也包括“羡慕嫉妒恨”。作为国家——一种人类共同体,在种种情感之外,还存在着基于整体利益和未来局势的冷静盘算。大国之难,难就难在如何拿捏彼此间的消长之势。对美国来说,就是要判断自己所主导的全球秩序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中国的持续发展。

TPP的签订,发出了“美式全球化”周期正在走向终结的明确信号,它体现出奥巴马政府已下决心,通过设立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小圈子”来维护美国利益。如果协议通过,这就意味着中美双方经济联系有可能逐渐疏远,而在政治上也会日趋疏离,对分歧点的管控难度也会增加。这表明,未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动荡周期,还有可能要走一段下坡路。杨万里有诗云:“莫道下山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对充满挑战与曲折的中美关系前景,我们要有战略定力,看到其中的必然因素。

说到底,美国所坚持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因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而中国不可能事事让步,面对必须维护的国家利益,需要与美国进行博弈和斗争,这决定了中美关系中必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也就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反复发作的背景下,美国时常会根据危机冲击的程度,或威逼或利诱中国去承担更多责任,这种一会“大棒”、一会“胡萝卜”式的手段转换,经常会在美国政治家的言辞及外交等领域表现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抱平常心——曲折性本就是大国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近有媒体炒作,奥巴马政府已经授权美军太平洋舰队派出军舰到南海,并且要进入中国主张的12海里领海线。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行动,无疑会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很可能是美国方面特意制造出来的“可控紧张”。在2010年东盟与中国建立10+1自贸区以来,美国就先后在亚太区域多个地点制造“溃疡面”,利用军事力量来虚张声势,以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通过挑衅举动来造势,说到底是为了谋利,而不是求战。对此,我们应该有精准的研判。特别是受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制约,美国政治中常常出现“号音不定”的状况,我们应了解美国政治和媒体运作的特征,不必随之起舞。

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真正有可能造成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来自台湾。这一情况正由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日趋台独化,而美国对台独表现出暧昧态度。如果美国新任总统缺少对此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而台独势力又在实质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中美就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正面交锋的危险局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做足了可能转坏的准备,就可以向好的方面努力。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与全球格局有着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是世界发展大势在左右中美关系的演进。而目前的世界大势就是多极化,以往由一个国家主导世界体系的时代正逐步逝去。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是要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格局历史高度入手,去建立真正平等的两国关系。

为让美国接受并适应这一历史的变化,需要有一个过程,也需要有一定的压力。前不久,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并获得成功的实例告诉我们,只要是顺乎世界多极化大势,有利于世界人民福祉,能够促进各国发展的好事、实事,总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美国想反对也反对不了。中国的发展与安全都要在世界多极化的环境下实现。因此,中国要确立多极化的国际战略目标,团结和利用一切愿意推进全球多极化的力量,团结欧盟、俄罗斯、亚太国家、南美国家、非洲国家,广交朋友,迫使美国接受世界多极化的现实,愿意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大国博弈的关系,博弈结局并不由单方面决定,而是两者互动的结果。我们要胸有全局,下好每一步棋。

4月28日,在北大朗润园举办了“中信大讲堂”第2期报告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以...

习主席201412月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就世界大势的问题讲话:“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大势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有新的开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这说明认识世界大势非常重要。

天下三分:来自历史经验的大势研判

什么是世界大势?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世界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人们习惯于中观视野,观察大势非常困难,需要综合运用历史经验、理论框架和现实分析。看大势必须懂历史,知道从何而来,才懂得现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知道未来向何处去。沃勒斯坦[1]等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作为整体来认识、把握,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思想框架。对现状的分析,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看大势就容易明白。

按照沃勒斯坦的定义,资本主义体系就是经济结构上保障资本持续积累的一种世界秩序。

漫长的世纪和体系积累周期

1500年之前,世界各地区总体上是各自发展,虽之间互有联系,却没有形成“共时性”的影响。从十六世纪开始,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开始萌芽,逐渐覆盖到全世界,成为人类全球化的一个阶段。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在500年间,经历了由几个国家主导的百年周期。也就是伊比利亚-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每个周期都经历了从实业扩张到金融扩张的发展阶段,在总体性的金融危机后让位于下一个周期。而我们正在经历美国周期的“危机之冬”。

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特例,每个霸权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这符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的百年周期律。作为一个周期主导的国家,美国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有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建构了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还有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但是它已经过了最强盛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那个雄冠天下,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一超独强的美国。它的竞争力在下降,它的适应能力也在下降。美国的形还在,势已衰,但尚未竭。

美国衰落后是不是有个新的霸权国家来取而代之呢?我认为不会。美国之后尚无霸主。因为美国是一个单体的洲际国家,从国家综合实力来说其它国家难以超越。以前各周期的权力转移存在一个从小到大的规律,比如从伊比利亚半岛的王国和城邦制的热那亚,转到荷兰联合省这样的城市国家,再转到英国这样民族国家,再向美国这样洲际国家转移的趋势。作为美国来讲,什么国家要想再超越它都将很难。这表明今后再由一个国家控制全球的模式已行不通了,这种由单一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过时了。一个国家来支配世界事务,除了国家力量自身的局限之外,也还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美元体系中的特里芬悖论,一国货币难以克服成为国际货币后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可能预示着1648年建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了。欧盟的建立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未来的基本趋势就是“天下三分”,将形成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大的经济圈,世界将成为可以包容多元文明的多极化世界。这些力量极已不是单一国家,甚至也不再是传统的盟国体系,而是区域共同体。所以,我们中国并不是追求当美国式的世界霸主。三分的三,既是空间划分,而更多是《道德经》中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三是多样性、多种模式的三。天下三分,就是说世界上不是美国主导的单一核心的世界体系,也不是单一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它是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各种各样发展模式的世界。

从“一超”、“两洋”到“三圈”

在“一超独大”的格局难以坚持的情况下,美国设计的是“两洋格局”。就是以北美自贸区为中心,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两翼,分别主导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格局类似不太对称的蝴蝶,一边是跨大西洋的经济圈,另一边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圈,军事、安全上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太平洋地区的美日韩澳新等同盟体系,这是美国的设想。

美国设计的“两洋格局”示意图

美国战略界有人提出要搞“大西方战略”。布热津斯基说,我们要继续把跨大西洋作为世界的轴心。但是,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成为独立的一极,认为其实欧盟才代表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方向,欧洲不能再继续受美国的控制和支配。因此,跨大西洋合作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共同体,最多是貌合神离。今后将呈现欧盟继续“脱美”,欧洲人的欧洲发展趋势。

重返亚太战略最初是正在竞选总统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她认为,太平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21世纪的太平洋仍然是美国的世纪。现在美国要重返亚太,介入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并推出TPP,提出把亚太部分国家组织成一个所谓“高水平”的统一市场,都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在设计这个战略的时候,美国有意把中国和很多东盟国家边缘化。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合作战略设想把最主要的国家排除在外,恐怕这不会是一个好的战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东盟会慢慢地“脱美”,导致环太平洋地区分裂为西太和北美。

现在看来,“两洋格局”将会成为一种过渡阶段。美国想“一肩挑两洋”,亚欧通吃,但通吃的结果就是人家不跟你合伙,想散伙,这是美国战略的一个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问题,主导国家要将自己国家利益实现最大化,你自己最大化了谁还跟你合作?这也是他们战略上的一个悖论,装不下世界多样性的制度体系,就没有办法成为新的有竞争力和可行性的世界体系。“两洋战略”把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排除在外,无论美国如何努力,只能成为一个过渡阶段。

从数据可以看出趋势。1993年,北美自贸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欧盟占26.5%,西太平洋地区占21.8%。到2013年,北美占26.8%,欧盟占24.6%,西太平洋地区占到世界总量的23%,三家已经很接近了。如果把俄罗斯、中亚、南亚国家也加进来,亚洲经济圈的规模可能已经是排在前面了。将三大圈进行比较:北美的经济存量比较大,底子比较厚,军事强,但是资源透支;欧盟经济发达,社会矛盾小,但军事上存在短版;亚洲人口多,发展快,政治、安全整合不够,资源相对紧缺。目前三大圈的内部贸易显著增加,外部贸易相应减少,呈现内聚化的趋势。

3 “三大圈”示意图

成为全球级别的区域经济圈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足够养活这个圈的基础资源和市场体系;第二,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第三,有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当然,还要有相应的政治、安全、文化条件保障等等。日本很早就想搞东亚经济圈,可是它在政治和安全上不能独立,虽然经济总量较大,并形成了“雁行模式”的产业链,但还是没有实现。现在世界上够条件的就是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三家。在三大圈里,核心国家是美国、法-德、中-俄。其他的为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制造业体系不完整,或市场不够大,人口比较少,或没有独立的金融体系、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只能加入到几个大的圈子里面来。

这种区域化体系的发展,与处在瓦解之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一起,正在成为世界体系演变的新趋势。未来围绕大国形成的区域体系,可能会成为全球化的新主流。认识世界大势的发展趋势,为中国做战略选择指引了方向。

中国的战略选择:建构泛亚共同体

简略的说,战略就是运用力量实现目标的方式。战略的基本要素就是目标、力量、方式。确定战略目标,必须要根据大趋势、根据自己的能力,目标和力量决定了选择方式和手段的范围,选择方式的正确与否,是三者的辩证关系对达成目标有直接影响。

未来大势就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有可能会出现三大经济圈。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央已经确立了,就是“两个百年”和“四个全面”。它的特点是一种内敛性的目标——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显然这是一个有限目标,经过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那么,中国的战略能力怎么样呢?从中国自然禀赋和综合实力判断,中国没有外部资源的支持,仅靠自己的基础条件和自身力量尚不足以完成国家复兴的目标,很难完成13亿人的现代化,更不足以成为一个全球性主导国家。基于对大势的判断,也基于对中国力量的认知,中国的战略选择将通过区域合作来完成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目标。

所以,立足于区域,建设泛亚区域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而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在全球性“天命观”的驱使下选择全球性扩张战略,更不要试图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新霸权国家。

目前,“共同体”有70多个定义,概念比较复杂。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率先提出,要倡导人类共同体的意识。习主席第一次出访俄罗斯时候,就提倡建立命运共同体。此后,在上合首脑会、印尼国会、亚信峰会,在周边外交会议上,习主席不断地讲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概念。习主席对共同体概念有细致的区分,对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讲命运共同体时,有“穷哥们儿”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含义。而在印尼国会谈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提出中国与东盟要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它的本质是建立区域共同体,需要用合作方式解决区域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他在法国、德国则讲中德、中法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就是说我们发展程度不同,还“高攀不上”,但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

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泛亚区域的共同体。建设区域共同体,才能够解决我们比较缺乏的资源、市场等等问题,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巩固的经济圈和安全区,这些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和稳定的最重要问题。

所谓“泛亚区域”,不是指早期地缘政治学中的“泛区”概念,而是不局限在亚洲区域的意思。比如俄罗斯就是好邻居、好伙伴,是全面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与非洲国家也要进行深入合作等。“泛亚共同体”是在欧亚非大陆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是有共同的目标,有相互认同和归属感,通过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超国家组织。现代交通、信息技术提高了广域合作的基础条件,可以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进行泛亚区域的合作。

传统国家体系的合作主要通过“结盟”方式,这是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是现代化早期欧洲的国际环境决定的战略选择,欧洲国家间结盟是为了保持均势,而力量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所以经常要打仗。欧洲几十个国家打了几百年的仗。二战之后,欧洲尝试建设欧共体,通过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所以说,欧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是泛洲际体系世界新秩序的胚芽。

建设泛亚共同体,顺应了世界大势,符合区域国家利益、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建立区域共同体是审时度势的选择,谨慎而有为,进取而不冒进。天下三分,中国不排斥跟世界其他区域的合作,中国得一居而足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世界体系的多极化,决不当替代美国的霸权国家。

“一带一路”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蓝图涵盖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通过建立基础设施网络,把亚欧非大陆的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解决现代化发展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因为就目前中国产业技术的综合水平以及资源、市场条件,在国内的发展空间基本到“天花板”了。所以要和周边国家合作,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经济整合。这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摆脱现行世界体系边缘地位的难得机会。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156个项目开始,经过几十年努力发展了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从企业角度观察,这种大而全的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不经济,但是从国家战略和战略竞争力角度来讲,却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大国竞争力的核心。这对于建设区域共同体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骨架和灵魂,一个地区必须拥有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资源才能得到充分使用,才能制造出人们生活所需的制成品,金融服务业才有利润的基础来源,也才能建立统一而有内聚力的大市场。欧洲国家就是从煤钢联盟起步,经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及类似“空中客车”飞机这样的高端项目牵引所形成的完整产业链的整合,逐步走到统一货币、欧洲联盟的阶段。

泛亚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逐步推进。渐进,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基本方针。先要把东盟+中国的自贸区做好,再把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南亚地区的合作、东北亚的合作、海湾国家的合作、以及与伊朗等国的合作搞好,从周边国家、次区域合作起步,逐步向大区域推进。

区域共同体的目前结构是金字塔形,有基础资源、市场、完整的制造业、金融业和服务业。而从未来看,这个结构应该是网络式、比较平等、节点式的,多个区域重合、互补式的,和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心结构不一样。

4 区域共同体经济结构:金字塔+网络式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投资,亚投行就是我国为推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相关方的资金需求而发起,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由此可能改变现在围绕美元体系、欧元体系形成的国际“币缘”政治体系。我们有可能围绕亚洲共同体建立起新的币缘圈,可以促进亚洲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也有助于防止全球金融资本的冲击。

“一带一路”还要推进发展和安全一体化。20145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发布的上海宣言中讲,要倡导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现在搞经济合作,如果不把安全框架建立起来就会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上合组织的扩容,形成泛亚区的安全框架。

“一带一路”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风险比较大,比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复杂,比解决欧共体的问题也复杂得多。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在“一带一路”地带非常密集。要建立共同安全框架,反对霸权国家的控制,推进跨国、跨文明合作,化解文明冲突。这样解读“一带一路”,就可以看到其背后的战略意义。

建设“一带一路”是大好事,也是大难事,要把握一些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合作共赢,但要循序渐进分步走,不可能很快见到成效,不能视为短期的任务,要用50年、100年时间进行这件事;还有是综合一体的原则,经济带的建设其实包括了相关地区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的互动与合作,而且应该区分层次。有些是相对短期的计划,比如与哈萨克斯坦的产能合作;比如中-巴经济带的建设。从总体上说,“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任务,不能一蹴而就,是大家的事,不是中国的独角戏。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前期主要是扮演倡导者的角色,抱开放态度,与各国原有计划对接,如光明之路、欧亚经济体等;在实施过程中,中国是“老大哥”,要多干活、少分利,给予在先、急人所难,应具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普渡众生的慈悲之心。

中国要帮助“穷兄弟”共同发展。像当年毛泽东决定修坦赞铁路一样,帮助非洲国家建铁路、建医院,已经几十年了,非洲人民仍在怀念,中国人真帮我们发展。这是大仁。而非洲兄弟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大义。习主席说,要有新的义利观。这是做好“一带一路”的思想前提。

美国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90%的利润到了美国,10%左右归其他国家,中国在其中只占很低的份额。不管以“自由经济”还是什么理念包装,只要你把大部分的财富拿走了,就改变不了剥夺他国的实质。中国跟发展中国家合作,却可以把利润的30%留下,或者更多的利润留下来,真心帮助它们发展,这是最大的德政。发展中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与中国之间互为市场,14亿人的市场就会变成40亿人的大市场,中国的经济也可以得到长期发展。中国能够把希望带给大家,让大家共享成果,这是最大的竞争力。再就是尊重各国选择,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比如沙特跟也门的问题,我们还是劝和。用中国特有的、与人为善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对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要对投资的经济性进行认真评估,也需要对投资地的政治生态进行评估。中国企业应该接触一些反对党,多了解、多接触、多做工作,不能仅与军政府打交道,要跟各方面打交道、做工作,包括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交道,听取意见,改进设计规划,这样投资项目就会建立在比较好的基础之上,工程项目不仅是经济项目,也会改变当地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社会工程,这些问题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慢慢解决。投资项目与社会运动一样,没有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要发展,就会有问题,但是只有往前走,社会才能更好。原来世界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需要把枷锁去掉,其他的只能慢慢来,只能通过合作解决。中国人不要居高临下,更不要试图扮演上帝去解决一切问题。中国走出去,不能学习西方殖民血腥的统治方式,但我们一定会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想出不同于殖民者、不同于黑水公司的方法。我们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也很多,这些只能在实践中学习解决。坐而论道,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做“一带一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13亿人的国家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也是我们最重大的安全目标。13亿人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我们在实业立国、实业兴国、完成工业化。

中俄必须背靠背、手拉手

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对于泛亚共同体建设非常重要,因为两国在战略和经济上都可以互补,我们保证他们的市场需求,他们保证我们的供应。这是“背靠背”的关系,相互依靠。还要发展“手拉手”的关系,发展重大工程项目的合作,促成产业链的互补与整合,然后在货币等领域进行合作。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有一个核心观点,欧亚大陆国家如果能够把这部分大陆整合起来,就是所有海权国家的梦魇,既是英国的、也是美国的梦魇。大陆国家要摆脱海权国家的压制,就必须紧密合作。2015年上合组织如果请印度、巴基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亚洲地区的安全框架就有了大模样。若把伊朗、蒙古再请进来,再与东盟、海湾国家、东北亚国家衔接,泛亚经济合作就有了安全保障。

中俄关系是建立在21世纪全球大环境的基础之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正在向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这与沙皇俄国和满清政府时期的关系完全不同,与苏联时期的中苏关系也不一样。只要中俄联手,发展合作,从中亚、东北亚到南亚、东南亚的一个大经济圈、大安全区就成形了。就像下围棋,点了关键的妙手,几个子以后,未来世界的三个圈就俨然成形了。可以说,中俄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和建设泛亚共同体的关键。中国和俄罗斯最大的战略共同点在反对全球霸权国家,追求各国的平等地位。

中国要有比较完整的对未来大势的认识,确立国家战略,然后各部门共同去推动这个战略。要有文化自觉,也要有战略自觉。我们的领导人是有这种战略自觉的,因为从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的把握上看,明显有侧重点的变化。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再访索契,包括参加红场阅兵,都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妙手。下棋如果下出妙手,步步都主动。中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的国际战略这盘棋的大模样很好,迫使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由主要进行遏制,逐渐转向接受事实。有些美国政客和军方人士有打压中国的极端想法和计划,但时日越长,美国越会觉得这些想法太不现实。中俄的战略合作,可极大地对冲中国面对美国组织的海洋国家盟国体系的压力,对冲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压力。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知。

我们要提升中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源领域,要向制造业的高端发展,形成深度的产业链、价值链整合,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博弈式共生的中美关系

中国希望跟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不承认这一共识,并非中国的看法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地方,主要是美国人不习惯由中国来定义两国关系。美国人从来都是主动定义国家关系的一方,接受了中国的提法,感觉丢了主导权,所以美国不认同,美国还没有做好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心理准备。

现在开始进入衰退期的美国,仍然要独占利益。中国只要进行共同体建设就要受到美国挑战,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中国总得发展。难点在于,中国要继续发展,还要避免与维持霸权的美国相撞,这就在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和技巧。我们一些人对美国的思考方式不了解,经常表态,说我们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不想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人也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者。但美国人说,我们不讨论意愿问题,我们只讨论能力问题。因为你有能力威胁我,你就是我的对手,我就要对付你。如果你是小国,你说跟我作对我不会理睬你,因为你没能力。意愿可以一天改变,能力却不是随便改变的。

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正在不断变化,就是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对冲战略、重返亚太,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前不久说,如果有什么奥巴马主义的话,就是要一面保持接触,一面发展军力,其实还是“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的老套路。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大体上有三派:一派主张继续延续现行的政策;另一种认为中国“太不像话”,主张教训一下;还有就是主张一次性让步,然后与中国全面合作。占主导的还是第一种意见。可见,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是基于美国利益,基于对形势研判,基于中国的能力,基于国内各派利益的平衡。总之,是根据美国利益,基于现实考虑的。

中美具有不同国家利益,也是具有共同全球利益的大国。中美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金融型国家和实业型国家的矛盾。同时,中美之间还存在两大合作需求,就是保持国际环境总体安全的需求,保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这就是中美关系既矛盾又合作的现状。也因此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博弈式共生的关系。

中美两国是全球这盘棋上的弈手,大家都在下棋。在这个棋盘上,你吃我的子,我吃你的子,互相斗得很厉害,但下棋的前提是双方都保持棋盘不要被踢翻,不要把桌子掀了,这就构成共生关系,国际政治要讲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中国希望平等共享,但是美国人希望利益最大化,怎么办?中国只有通过博弈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博弈的要义,在于不是由一家决定结果。我是“臭棋篓子”你可能赢,我是高手你可能就赢不了。输赢是双方落子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要争取当个好棋手。

对美关系要讲辩证法,要想成为美国的朋友,先要当美国打不败的对手。美国尊重强者,这是它的战略文化。我们去美国访问,美国军方对中国军方很尊敬,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曾跟美国交过手。他们认为中国是值得尊敬的对手。战略要审时度势,否则将软硬皆误;能顺势则进退皆宜。

目前的世界还处于大危机之中,处于格局、周期、体系交替的多重转折点上。未来世界的基本趋势很可能是“天下三分”,走向多极化。在未来世界上,中国要争取成为世界力量的一极,切不要争当全球新霸主。为此,应该把建设“泛亚共同体”作为中国大战略,这有助于达成两个一百年和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要通过“一带一路”等举措,推进共同体建设。而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办好。

 

 


*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伊曼纽•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乌克兰事件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延续,是全球危机的深化,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历史博弈的一个新局。美国应当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黑海不可...

我对乌克兰事件有三句话概括:它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延续,是全球危机的深化,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历史博弈的一个新局。

第一,乌克兰事件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一个延续。1991年苏东集团解体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这个已经“瘦死的骆驼”,还想继续打下去。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有个分析,如果俄罗斯有乌克兰,它还将是一个帝国;如果失去乌克兰,它就不会是一个帝国,甚至可能只是个亚洲国家。

虽然对于前苏联,西方认为这一页已经翻篇了。但是普京对于俄罗斯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基本定位是,俄罗斯要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因此在欧亚大格局上,俄罗斯希望重建它的所谓亚欧同盟。俄白乌关税同盟、俄巴哈经济一体化,俄罗斯甚至想推行政治一体化。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看得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他们认为,不把乌克兰装到自己兜里,俄罗斯就还没有被彻底打趴下。

这就出现了乌克兰是向东靠还是向西靠的问题。西方集团在乌克兰问题上吃相贪婪,他们一直想通吃。但是却把普京惹急了,通吃是不可能的。本来俄罗斯是希望将乌克兰作为缓冲带,至少乌克兰不要敌视俄罗斯。但现在看来,欧洲美国并不希望这样,而是期望更多。所以说,它是整个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一个延续。

第二,乌克兰事件是全球危机的深化。如果说全球化周期为五百年,这中间将有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到了美式全球化,应该说是达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也充分暴露出它的问题。全球化走到这里就不行了,除了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以外,更重要的是体系危机,我们称之为一百年的危机。以前是西班牙的体系,然后到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延续五百年,美国体系这一次也应该是差不多了。美国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达到世界第一,到现在大概也是一百年,它也到了一个关键点。此外,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有问题。

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说要退出QE。由原来的每月850亿美元的QE,现在说减到750亿或700亿。但是它扩了这么多都不往实体经济走,就业也得不到改善。官方失业率数字是7%,我曾经问过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他估计要达到23%

从一些基础数据来看,整个西方集团除了德国还处在正增长时期,其他国家全是负增长。同时,美国的长期资本大概每个月以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速度流出,造成很大的“失血”。从美元和欧元这两个货币体系的竞争来看,美国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要通过一些安全议题来改变这种经济颓势。即:如果我不好,我就要让你们更不好。如果你的经济好,我就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手段来牵制你。我们看这些年,中国和东盟的10+310+1,包括东北亚中日韩的整合,都受到安全议题的阻断,正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做这些事。

这次乌克兰事件,美国远比欧洲要主动得多,包括派军舰,希望该地区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紧张度。当然目前是不是要突破这个点,美国还在观察,但至少是要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紧张程度,把欧洲的核心地带抓住,力图对整个的金融危机有所影响。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与美国是不太合作的。欧洲是一个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军事的侏儒,不太愿意和俄罗斯在军事上对抗,也没有这种能力。欧洲的利益和美国是有差异的。美国是跑到别人家去砸瓷器罐儿,可以毫无顾忌。但对于欧洲来讲,尤其是德国,包括法国,40%多的天然气都是靠俄罗斯供应,硬要在这个地方干这么一下,它们未必痛快。对于欧洲来讲,乌克兰是一个局部,而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更加全面。而且处于危机这种背景下,谁也不愿意当替罪羊。

在这个赌局上,欧洲7国集团明显是分离的。奥巴马给几个国家打电话,都是爱沙尼亚、立陶宛这些原来的苏联加盟国。这就看出来,奥巴马希望拉一个同盟圈,但是感到欧洲,特别是德国,可能比较难以跟他完全同步。

为什么呢?这跟目前世界整体处在一个危机过程中有关系。美国的全球化是一定要解体的,解体以后谁占得份额更多一些?欧洲认为自己可以占得比较多。如果是这样,这件事闹不好对欧洲就不利。这是从全球危机的背景来看乌克兰的危机。它有美国转嫁危机的色彩,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风险代价。

第三,从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历史博弈来看,乌克兰事件是一个博弈的新局。这一点,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讲得比较清楚,决不能让一个国家单独控制欧亚大陆。如果有一个国家单独控制,美国就被边缘化了,就成了英国现在在欧洲的地位。美国虽然有“两洋”的环境,但两洋环境相对于欧亚大陆分裂的情况,它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将欧亚大陆如果整合起来,那将是海权国家的梦魇。这是美国长期的地缘大战略的基本想法,他们一定要促使欧亚大陆保持分裂和分治。

实现这个战略就一定要遏制俄罗斯,特别是普京这几年要搞欧亚新同盟,俄罗斯帝国还想重新站起来,美国就一定要把它给按死。目前情况下,美国对于中俄战略合作的局面是非常难受的。他们采取这边在海上挤兑中国,那边在乌克兰大整俄罗斯,不自觉中把中俄赶到一条路上。其实,从地缘格局上来讲这对美国很不利。可是美国执意要这样做,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困境。给中国施压,是要防止东亚地区经济、货币的“脱美化”,遏止以中国为核心的整合趋势,这是维持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需要;对俄罗斯施压则主要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是从麦金德、布热津斯基以来,海权国家力图要控制欧亚大陆格局的延续。现在,美国在做两手努力,一方面在欧洲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在牵制中国。这是美国的两个大棋局。

从以上这3个维度来看,对乌克兰危机就能有相对整体的把握。

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结局可能是几方各让一步。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乌克兰现在的所谓新政府的领导人利益通吃做法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已经签了协议,又进行毁约,完全倒向西方。但是普京一出手,就立即把这个势头扭转了。普京的态度更强硬,决要把克里米亚问题解决。普京可能会把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作为可以让步的战略缓冲带,使对方在政治态度上回到签订的那个协议上,还是选总统。使乌克兰当局不可能产生完全敌视俄罗斯的态度。普京很清醒,彻底地把乌克兰抓回来是不现实的,他会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就迫使美国和欧洲来压乌克兰当局让步。

如果把克里米亚拿下,在欧洲这个桥头堡留下一块地方,俄罗斯就不至于处处陷于被动,不断被乌克兰政局的变化牵扯。而以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做让步,这种情况美国最终也是会接受的。布热津斯基最早提出乌克兰的“芬兰化”。最近基辛格提出,乌克兰最好是芬兰化,采取对各方友好,不对俄罗斯敌对,相对比较亲西方。以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实力,不太可能把乌克兰完全整合起来。而欧盟,由于南欧和其他欧盟国家的问题,德国要想做到完全整合乌克兰也很难。有可能将是各让一步,让乌克兰保持一种芬兰化。

第二个可能是继续“顶牛”,估计还将顶一段时间。由于美国的国内危机,奥巴马和克里现在表现得很强硬,希望把普京的头按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应当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黑海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作为一个核大国,如果俄罗斯跟美国全面摊牌,也是美国不可承受的后果。美国要逐渐接受这个现实,退到各让一步的情况。

若要乌克兰要接受一种妥协,就是使克里米亚保持相对独立,或者干脆加入俄罗斯。这可能会是最终的走势,不过不可能这次事件就一次解决。要有一种妥协方式,但是这种妥协要满足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乌克兰不能反俄的底线。

现在当事各方都在互相摸底,讨价还价。乌克兰事件涉及整个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包括欧亚大陆的未来。在这场大国博弈中,中国相对来说地位比较超脱。火到猪头烂,现在火候还没到,我们不必特别着急,事缓则圆。还是坚持这两条:尊重各国主权,争取政治解决。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附和美国。一方面中俄有重要的战略互补关系,特别是在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也是辩证的关系。战略上要维持中美合作大局,同时该争的也要争,不能一讲合作就回避矛盾。毛泽东当年论统一战线时说,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但不能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要在斗争中求合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张文木常说一句话,美国真正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只有当他认为你够格和他平起平坐,他才会真正尊重你和你的利益。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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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小国智者

王湘穗

2015-05-06 09:04:17

李光耀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路口上的小国,李...

2015323日,新加坡“国父”、91岁的李光耀逝去。24国政要出席了其盛大空前的葬礼,可谓备极哀荣。以李光耀所拥有的开国之功、伉俪情深、子承父业、鲐背高寿,人生当无憾矣。

在几十年时间里,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由一个人均收入400美元的被逐之地,发展为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的富裕国家,甚至超过美国,这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业绩。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赢得了普遍尊敬。究竟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已经有太多的著作试图揭示其中奥秘,我手边正好有一本李光耀的口述《论中国与世界》,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李光耀诸多的演讲和受访发言中,去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行。

阔大的世界性眼光

在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看来,李光耀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眼光的领袖人物。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说,李光耀“对世界形势有敏锐的判断,他是在世界最大画布上作画的艺术家”;英国首相撒切尔说,“他有着穿透宣传迷雾、洞悉我们时代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非凡能力,并且从未出过错”;德国总理施密特说,他的非凡才华和战略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赞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对两国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李光耀是世界上思维最敏锐的领导人之一,他能够深刻洞察并详尽阐述几乎任何国际问题。

李光耀的世界性眼光得自其对历史的深邃认识。他在1987年时曾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160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和确保合作的先例,而即时通信和快速运输时代到来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世界两大阵营的领导者主导地位都相对消弱,多极世界产生的可能性由此增加,随之而来的将是多边合作的难题”。冷战结束后,他高屋建瓴地预见:“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适应全球经济中心的结构性转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引发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他十分重视新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技术和全球化已经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产品和服务能够在任何地方制造或提供,这将减少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传统竞争优势。所有国家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扩张运输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这些新的发展趋势缩小了优势国家和劣势国家之间的差距”。

李光耀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亚洲世纪”的领导人,他认为:“21世纪,亚洲将重塑其世界地位”,“21世纪将成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世纪,因为该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全球主要经济力量汇聚之地”。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他以50年前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实现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惊人转变。中国人对未来抱有更高的期望,志向也更加高远。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能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技发达。这种复兴的使命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更希望‘做自己’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而不是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同时认为:“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愈发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和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入本国的体制。”

李光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一个热情拥抱市场的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想要羞辱中国,请克制,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转而接受一个崛起中的强大中国,给中国在会议室中准备一个座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就会欣然坐上这个位子……美国应当这样表态:最终我们会平起平坐,而且最终你可能比我强大,但我们必须合作。让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世界的问题吧。这是美国不得不做的一项抉择:是与中国交往,还是孤立中国。你不可能二者兼得。你不能说你会在一些事情上与中国接触,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孤立中国。你不能给中国发出混乱的信号”。这些话也许刺耳,却深具洞察力。就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过去三代人的年代中,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历届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在国际问题上,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此外,李光耀还能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对亚太地区的见解尤其深刻”。

对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李光耀同样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是欧元区的问题。如果希腊债务危机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其影响将波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时候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损害欧洲经济,美国和中国也将被拖累。其次是长期存在的朝鲜问题。第三是日本经济不景气,间接影响了整个亚太地区。第四是中东地区可能因为伊朗研发核武器而爆发冲突,这将对全球市场产生灾难性影响”。在李光耀看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的发展将令人激动。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1991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互联网私有化,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全球将出现多个经济力量中心”。从以上引述的话里可以看出,李光耀的确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有导向的跨文明视野

李光耀有华人血统,又在英国读过书,人生的经历带给他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正如他所回忆的:“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君子不作恶,与人为善,孝顺父母,夫妻相守,教养子女,交友以诚,忠君爱国。儒家内在的理念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必须考虑众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与美国的理念正好相反,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但李光耀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他会在新加坡治理中直接推行儒家文化;而他的英国式教育背景,也不意味着他会照搬英国或美国式的治理模式。在他看来,“尽管尊崇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成功地使英语成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汉语则成为第二语言。新加坡为什么这样做?这当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没有遭到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显然,李光耀更看重语言文化中蕴藏的力量,他的文化包容是以强者文化为导向的包容。

他提到:“新加坡有三所印度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他们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见,李光耀对文明的选择是有导向的,他可以包容不同文化,却要为新加坡选择更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在他看来,“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美国文化中,个体的利益是主要的。这就使美国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杰出的成就。美国始终占优势,因为它的社会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然而,他也承认:“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比如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总而言之,这都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他忧心忡忡地提醒,“文化多元主义将毁掉美国。美国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大批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将他们的文化传遍整个美国。如果他们的繁衍速度超过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教徒,那么在两者的共处中,谁的文化将占优势?……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使是有一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李光耀对伊斯兰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本身从来不是问题,但当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是个问题”。他正确地认识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起因并非巴以冲突,而是因为在穆斯林,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西方世界已压迫他们太久,现在反抗的时机到来了……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不太成功的民族被边缘化,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被世界疏远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恐怖主义持续发酵,这不可能轻易地或很快地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应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以军事手段寻求解决方案。使用武力是必须的,但武力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只有穆斯林才能赢得这场抗争,温和的、具备现代化思维的穆斯林。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以及民间领袖必须共同参与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抗争”——李光耀对恐怖主义成因的看法是极具洞察力的,而他对温和穆斯林的期许,也比习惯使用武力的做法更具智慧。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十字路口上的小国,四族共和,李光耀为它选择的是儒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前者是出于华人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更多因为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新加坡既往的成功,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明智。只是当时过境迁、世界力量的强弱发生变化之后,新加坡文化选择的重心会发生变化吗?这也许是新加坡的新领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选择,新加坡都会保持多元文明并存的包容心,选择适应历史潮流的强势文化,这是李光耀留给他们的智慧。

坚定的实用主义者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据亚太地区的要冲,四周大国环伺,生存环境极其复杂。在李光耀的掌控下,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却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尊敬。其中以小事大之道,不可谓不高妙。

当年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回答:“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因此,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被视为中国政治家处理国家关系的政治智慧。可如今的世界不是孟子老先生的世界,而是由霍布斯所谓“利维坦”式国家组成的“所有人对所有人争战”的世界。国家之间常见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情况,世界是大国竞技场,小国多为大国博弈的筹码,难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小国稍有不慎,便有乱国之祸,甚至灭国之灾。冷战时朝鲜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如同艾奇逊所说的成为两条巨鲸之间的小虾米,以至于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近年来的乌克兰,在俄欧美之间玩火,结果深陷战乱,难以恢复和平生活。而新加坡则在大国间游刃有余,甚至左右逢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与执政艺术。

许通美在评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时指出,新加坡实行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必须一直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繁荣的现实需要之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必须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采取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要的。但现实主义并不是宿命论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做出努力以使现状变得更好的精神。李光耀认为:世界并不欠新加坡什么,新加坡必须自立;新加坡从没有向发达国家寻求援助,它首先并且主要是依靠自己;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员,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好公民;新加坡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确保所有国家遵守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原则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新加坡是一个更大的、充满活力的、日渐繁荣的亚洲太平洋社会的一员;新加坡支持美国继续保持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从这一地区迅速撤出;支持在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因为这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并抑制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或任何导致不稳定的变化因素;鉴于冷战已结束,新加坡并不反对重新评估现存的安全安排——从上述表达不难看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和新加坡的外交政策都秉持实用主义的原则,一切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全球局势出发,排除了一厢情愿的臆想,一切基于对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冷静算计。

李光耀曾经说过,“我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从不纠结于什么学说理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随时准备直面问题”。先后在英国和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过的李光耀,早就知晓强权的厉害,他说:“我从英国人那里学会如何治理,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强权”。

李光耀自称:“我的生活从来不靠哲学或理论主导。我是实干家,至于我的成功是基于哪些原理,那要由理论家去总结。我不靠理论,面对问题,我会问:怎么才能解决它?如果在一系列尝试后,我发现某种方法能够成功,那时我才会总结这一方法背后的道理。因此,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苏格拉底,都无法指引我。我只对成功的实践感兴趣。面对困难或互相矛盾的现实,如果我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我会考虑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我会选择成功率较高的解决方法,如果还是失败了,我会实验其他方法,从不钻牛角尖。我们不盲从理论,也不迷信理论本身。理论知识只是智力上的命题而已,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上班拿工资,吃穿住行,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有时也会觉得它们言之有理。但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理论而自缚手脚。我认为,如果一套理论能行得通,就实行之,这就成就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模式。我们的检验方法是:它能行得通吗?能够为民众带来好处吗?”——显然,李光耀的方法,与我们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存在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因为这两者都是出自中国政治文化优良传统的根脉。

有批评者认为李光耀是“亚洲独裁者”的代表性人物,对此他亦有自己的见解:“美国媒体经常找新加坡的茬,抨击新加坡是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国家,批评新加坡管理过度、要求过严、沉闷枯燥。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拿自己的生活充当别人的试验品。美国人的想法是理论,是一种在东亚地区尚未得到证明的理论,在台湾、泰国或韩国都没有得到证明,甚至在美国统治了50年的菲律宾也没能行得通”。在李光耀看来,“无论民主体制有多好,如果找不到能人来领导和管理,人们终将失去对体制的信任,体制也难逃瓦解的命运”。对老成谋国的李光耀来说,不存在有百益而无一害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体制,选择之难就在于利弊权衡——既要关注现实利害也要有长远考虑,既要根据当下情势决策也要顾及可能的变化。如何在其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体现了一种决策艺术,其中之妙之难,非亲历者难以体味。故放言点评易,实际操作难,唯有类似经历者,才能领略其中甘苦。

当有采访者问李光耀,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他直截了当的回答:“不会。关于这点我非常确定,除非中国想走向崩溃。如今,中国民众需要的是国家复兴。”当有人带着怀疑的态度问他,中国真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是很简单的:中国告诉这个地区的国家‘跟着我共同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想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中国还会调整它的承诺,以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或表达它的不满。”——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他的结论,你都会被他这种毫不含糊的判断所震撼。

人们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事如此,人也如此。只有根植于自己国家与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才能赢得世界性的尊重,包括来自对手的尊重。李光耀,就是这样的一位小国领袖和世界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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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全球化的终结

王湘穗

2014-05-05 22:37:01

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美国工业霸主地位消蚀,金融特权过分透支,美式全球化成为资源高消耗、滥用暴力和强权秩序的全球食利者体系 ...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已近6年,至今仍看不到危机的尽头。

未来的线索常常隐藏在历史之中。在既往500年全球化的历史上,每隔百余年就会发生一次重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旷世危机。这种以百年为周期的体系危机,曾经先后摧毁过西班牙体系、荷兰体系和英国体系。此次危机已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它很可能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

全球化趋势与体系周期律

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

所谓全球化,就是指人类通过交往、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历史过程或趋势。作为一种长期的趋势,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经有5000年之久。在此前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中,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文明体之间处于相对分隔的状态,尽管各大文明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但尚未达到全球体系所需的“持续互动、日益互依” 的合作深度,更不具有共时性的特征。因此,这只能视作是前全球化时代。

1500年前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经历航海探险之后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欧洲经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从而建立了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欧洲人从全球贸易和掠夺中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基于殖民开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但毕竟是西欧人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趋势,看清这一趋势走向的关键,在于要明白是谁在“化”谁?也就是哪一种文明模式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毫无疑问,目前的全球化是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在过去500年时间里,前400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

全球化的体系周期

最早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隐匿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城邦资本家,他们是从16世纪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周期的主导者。随着海上贸易和海洋产业的兴起,“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后来居上,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又摆脱西班牙的政治统治获得了独立,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周期的领路人。英国曾经是荷兰的学生,几乎照搬了荷兰的模式,再靠着工业革命和其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然后是曾经为欧洲殖民地的美国,以欧洲资本主义为蓝本,结合美洲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美元货币体系以及在关键时刻介入世界战争等有利条件,赢得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当代世界的霸主。

即便是粗线条地观察全球化主导者更迭的历史,也不难发现,在过去5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体系周期。在每个体系周期中,都有一个主导型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体现当时最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模式。当这一体系在经历了从发展壮大到衰落的过程后,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发生整体性的体系危机。其结果往往是旧资本主义体系被新体系替代;而原来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霸权国家,也会被新的霸权国家所取代,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从历史上看,上述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大致在100多年。布罗代尔和阿瑞吉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应该说,这是比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或是康德拉季耶夫—熊彼得周期更长、更综合,也更具整体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周期现象。

体系周期律揭示的是,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则来自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其快速增值,资本就会冲向那里。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在每个长逾百年的资本体系周期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特征鲜明的几个发展阶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既往500年时间里,每一个百年体系周期的青葱岁月都是从实业春天开启,然后是所向披靡的产业之夏,再到金融扩张阶段的秋季,而最后才是朔风刺骨的危机之冬。在百年体系周期中,每个阶段都会有横跨数十年的时间。

实业扩张成为初始阶段的原因是,此时的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这使得它们可以用廉价商品的重炮轰垮传统国家的贸易壁垒;另一面,实业的筋骨也为它们提供了“武器批判”的实力。随着实业发展吸引资本大量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就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集团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当全球化周期的主导国家,利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且金融手段成为其主要盈利方式后,就不再从事看起来肮脏、费事的实业生产,而成为大腹便便的食利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

在布隆代尔、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等人看来,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漫长的16世纪”,“航海大发现”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扩张的道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流向了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也增强了荷兰的力量。随着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订,西班牙王国走完了主导海外拓殖的伊比利亚周期。

主导“漫长17世纪”的荷兰,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具有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优良的港口、繁华的城市、配有纤道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荷兰人建立的金融市场为这一切进行融资,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到18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来自资本的放贷,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英国的放贷。

曾经从属于荷兰体系的英国,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通过战争和贸易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贸易,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而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到1815年反法联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新周期——“漫长19世纪”的引领者。作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伦敦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矿山、冶炼、纺织、造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产业基础。此后,英国踏入进入了“金融秋天”。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其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则发出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进入危机之冬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而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帝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最后的精气神。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周期,这就是“漫长20世纪”。

美国体系的演进及特征

从工业化起步

美国体系依然是从实业阶段开始的。除了对原住民采取灭绝政策获取大量土地之外,它萌发于联邦和州政府及私人企业对运河、铁路等基础项目的大量投入,这为美国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庞大国内市场播撒了第一场春雨。从1816年起,美国国会就制订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下,美国制造业步入成年期。这种适宜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流向制造业,催生了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制造”风格。从1861年到1914年,美国用5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社会的崛起,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工业产出率超过英国1倍还多,GDP占世界总量的19.1%。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是不同于欧洲的单一经济体国家,具有广阔的土地、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而这时“孤立主义”的美国只有靠着英国皇家舰队的支持,才能推行排除欧洲列强的门罗主义,逐步在西半球建立起霸权地位。

美国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了压力,但欧洲已经无法阻止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趋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产业能力受到重创,而美国成为给欧洲提供不可或缺产品的供应地。和平年代的美国充当着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战时则变成了“世界的兵工厂”。尽管一战使美国成为金融强权,美元成为与英镑平起平坐的世界货币,但当时的美国人坚持“美国是实业国家”,只愿意提供制成品,既不习惯也不愿意在海外投资,去帮助欧洲恢复金融秩序。欧美之间金融业与实业的分离,是导致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与秩序,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实业阶段的鼎盛期,也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的黄金季节。除了世界市场的构建作为制度性因素外,当时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2美元左右,是出现产业“黄金时代”的主要奥秘。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工业霸主地位消蚀,金融特权透支

在美国的实业资本集团中,最为发达的是“军事—工业集团”。在美国产业发展阶段,联邦政府通过对军事工业的支持,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和出口,也拉动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军事—工业集团”至关重要,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也种下了美国对其他国家滥用暴力的种子,形成了美式全球化热衷建立强制秩序的行为模式。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体系与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时期存在着相似性——可以为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战至政府破产,越南战争也使美国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困境。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表面上看是应对欧洲国家挤兑黄金和越南战争造成财政赤字的被迫之举,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资本为保持利润率,寻求从实业之蛹转向金融之蝶的蜕变之路。可以说,1971年的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周期开始进入金融秋天的危机信号。尼克松政府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不仅帮助美元摆脱了“实物之锚”,让美国可以仅靠国家信用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美元和美元债务,也为大量美国资本由实业转向金融业开辟了通道。这极大刺激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把美国带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在实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金融活动主要是为工业、贸易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国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

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和利润来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今美国制造业占GDP12%,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财富来自服务业,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融类收入。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美国体系金融化特征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往周期的主导国家不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体系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导实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资产上升了2000%。信用货币的快速膨胀,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随之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实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出口,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金融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国际资本极力压低实物生产价值,又极力抬高金融收益,从事实业产生的国家和企业受到来自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越收越窄,结果是投入实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多。最终,世界充斥着金融产品和越来越膨胀的金融泡沫。如今世界GDP不过6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GDP15.7万亿美元,而各种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基金和金融衍生品接近700万亿美元。显然,无论美国自身还是全球其他国家的实物生产,都无法为超出自身10倍甚至数十倍的庞大金融资产提供稳定而持续的利润来源。这是美式全球化爆发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底爆发了。危机从美国体系的中心地区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全球进入经济萧条期。

与全球金融化并列,资源高消耗是美式全球化的另一大特征,这加剧了体系危机的冲击力。在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处于低油价期,廉价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在支持美国工业迅速增长和升级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高消耗的美国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后,生产效率低于资源短缺的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为追求更高利润率,美国开始产业转移而走上金融化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除了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少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难以与其他国家竞争。这也证明,进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国已不能再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更不可能重新推动实业经济的发展,所谓美国的“再工业化”不过是某些政客一厢情愿和不可能实现的选择——如果不是他们为争取选票的噱头的话。

目前的全球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这是美式全球化的第三大特征,也是导致结构性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体系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心国家控制了全球的主要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据IMF的统计,2012G7国家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140%。依附性的边缘国家的贫困是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中心国家能够寅吃卯粮,恰恰是因为边缘国家的节衣缩食。全球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导致了全球性的不稳定。

滥用暴力和强权秩序是美式全球化的第四大特征,这无疑减少了美式全球化制度的凝聚力。为维持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断发动战争,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长期过度的军事开支,成为压垮美帝国的重负。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比欧洲更开放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日益扩张,美国社会主流从平民化转向精英化,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经济主导思想,进而影响到美国的社会政策;“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政府调节渐遭遗弃,束缚金融投机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废止,美国已经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殖民地。在美式全球化的框架下出现愈来愈多的“文明冲突”,说明这种单一化、绝对化的意识形态,难以接受文明的包容与融合。这也是美式全球化不可忽视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汇聚起来,构成了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从新生、成长、壮大到衰老的生命过程和独特印记。

危机之冬:美国体系的退行期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在每一个体系周期中都会发生多次规模不等的危机。只是2008年的危机与以往的小周期危机不同,它是体系周期的整体性危机。

如上文所述,这种整体性危机通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会出现一次。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的终结。现在似乎轮到了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无论危机演进在剧烈波动还是相对平静的间歇阶段,处于衰老退变中的美式全球体系有心回春,却无力回天。

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全面瓦解的趋势。以GATT及后来的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TTPTTIP的小圈子转变,表现出美国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又想从中获利的窘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已经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为欧洲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常向美国货币霸权叫板;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的信用,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而风雨飘摇;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但长久以来没有真正打赢一场战争;美国逐渐失去传统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为2014年全球第一大风险;产业外移导致美国逐步失去产业标准的制定权;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高失业率正在成为美国经济的常态;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正在失去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暴露出美国社会99:1的财富结构的深刻裂痕,等等。更关键的是,在体系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利用世界货币体系的美债本位制,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动性。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只能拉长危机的痛苦,侵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

美国最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坦承,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的阶段”,未来的世界将在“无序和混乱”之中形成多边主义。为此,美国必须学会与其他大国相处,需要“寻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来共享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1312月发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报告指出,从危机发生到退出杠杆的时间推测,此次危机还将持续至少10年。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转向国内,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

如今,美式全球体系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大不如前,失业率持续保持在高位,社会骚乱频发,冲突与战争在边缘地带爆发。走出危机的路径主要有四条: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以及战争。

战争在走出危机的历史中从不缺席。尽管如此,在核时代,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完成体系的更迭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小规模军事冲突,或是代理人战争,这样的战争既方便转嫁危机,也可以对分享新秩序的权益进行讨价还价。最具想象力和最佳效果的战争形态是“超限战”,即通过军事、非军事或超军事手段的组合式应用,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以达成战争目标。

技术创新被视为体系更迭中的建设性力量,其实它是熊彼得式的“创造性破坏”。在出现繁荣之前,创新将会因改变原有生产模式而导致大量原有产能的破坏,大批劳动者的失业,造成社会动荡。技术创新还会导致知识产权壁垒、技术封锁与突破,引起科学技术领域内外的激烈竞争。因重大技术创新会改变格局与秩序,因此科学技术的竞赛往往演变为国家间的竞争。

新市场的开拓,从来就带有血腥气。不论是伊比利亚人对美洲市场、荷兰人对亚洲市场、英国和美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拓,贸易往往都是由炮舰开道。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开拓市场的血腥气已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但远未绝迹。

各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制度创新能力,与秩序的重构一样,都取决于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决定在国内或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和消费链上的地位,地位决定着利益分配的份额,更决定着支配与从属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经济依存关系中“谁骑马”和“谁被骑”。所以,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竞争也同样残酷。

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我们都会发现,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走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体系危机,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需要探寻多种路径,而每一路径都应包括多种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更多因素介入,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时间——足以让各种要素成长、彼此作用并完成一系列变化的时间。

毫无疑问,处于衰竭退变期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将随着此次危机的结束而走向终结。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也许就是“聪明地处理衰落”;在老霸主退隐,全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全球化将进入退潮期——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的混合模式,将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

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并不是美国的终结和全球化进程的结束,而只是为其中的一个章节画上了句号。历史的河流在此拐个弯,将继续奔流。下一个全球化体系的春天,应当依然是以实业为主基调。目前,它正蛰伏于危机的厚厚坚冰之下,等待拓荒者的到来。

未来的全球化应当是世界各国平等参与的全球化,需要的是全球合作而不是新的霸主。中国应当也愿意参与全球合作,共同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秩序。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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