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模式的指导下逡巡不前，甚至经济社会倒退，唯独中国在一种具有自我特色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创造了“中国奇迹”。在这一简单的事实对比背后，隐藏了一个国家治乱兴衰的密码，我们认为，“制度适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国家兴盛的奥秘。

“制度适宜”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奥秘

此前，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多数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思路来进行的。即试图把中国发展模式纳入到一个既有的理论框架下，以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而这可能也是难以对中国经济做出全面充分解释的一个原因。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拘泥于任何条条框框。中国是把各种理论的合理要素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用，使每一种因素的优势都得到发挥，从而最终促成经济奇迹的实现。在这当中，统领各种因素的核心，就是适宜的制度。

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对社会集团和个人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由此鼓励创新、勤奋、诚信、责任与合作等。制度安排决定了社会集团和个人选择的领域与范围。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激励的方式、机制和结果会大相径庭。一个组织的激励机制，是通过明确责、权、利的关系来实现的。如果将经济发展看成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结果，制度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制度要促进经济发展，则必须切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即必须是适宜的。

因此，“制度适宜”是指一种制度能够适合本国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与本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外部环境和社会承受力等条件相匹配，从而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制度适宜强调一项制度安排对本国各方面具体条件的适宜性，它有别于泛泛而谈的“外国先进制度”或“最优制度”。一项制度安排是否可行，取决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此，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需要不同的制度选择。比如，虽然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但由于二者之间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无条件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就不会成功。制度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关键是要适合一个国家的特定国情。

特定国家社会经济的客观条件与其他国家必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适宜制度的多样性。因此，考虑制度适宜时，应当充分估计下列因素的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特定目标（发展战略及其制度支持），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制度的基本因子），本国的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政府的权威程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本国的政治制度（适宜制度必须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本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以及该制度带来的社会摩擦和冲突是否会超过社会承受力等等。

所以，制度适宜又具有相对性。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一个国家能够有效运行、促进发展的制度，到另一个国家却有可能无法发挥类似作用。绝对最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制度如果能够切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各自的特殊情况，而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应该是适宜的。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制度也可能产生相似的效果。欧美国家按自由市场的制度安排实现了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苏联、东欧国家在二战后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也同样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利用这一制度安排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表明计划体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有其适宜性。

制度适宜的相对性，意味着任何制度都没有绝对优势。由于适宜制度需要与文化、意识形态、发展水平等相适应，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形态、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别，这也决定了适宜的制度是各式各样的。

“制度适宜”可解释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失灵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外力的干预下，纷纷模仿西方的制度，走上了所谓“民主”道路，并按“华盛顿共识”开始了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但20多年的实践，不仅没有使亚非国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反而使它们陷入内乱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大倒退的泥潭。

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发展道路在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宣告了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失败使发展中国家觉醒，纷纷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了它们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它们也表达了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愿望。

拉丁美洲国家比较早地推翻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但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拉美国家自由资本主义的倾向比较浓厚，比较推崇市场的作用，自我积累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对外资依赖度高，债务负担比较重，发展水平长期徘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改革模式，使该地区频频出现经济危机。

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强调出口导向，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居民储蓄率高、教育普及、人民勤劳刻苦和政府主导等优势，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所谓“东亚模式”。其中，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成分相对较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东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引导下，一些东亚经济体纷纷进行了以市场主导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但实际情况是，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后，东亚经济的增长率普遍下降，经济的脆弱性突显，终于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倒退；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泰国，经济可能倒退了10年。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被拖垮，且对遏制危机蔓延、促进东亚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正是没有实行经济自由化、政治西方化的中国。

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看，不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没能获得成功，就连一度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同样也没有带来福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适宜制度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

所谓特殊性，是指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不仅与当今的欧美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与欧美国家的发展初期相比也有很大不同，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很难奏效。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进行制度创新。

所谓多样性，是指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差异也非常大，这种差异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差异。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适性的模式实际上也不存在，只能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中国家处于竞争弱势地位，需要政府干预进行弥补。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一个前提，就是竞争主体处于平等地位。但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相差悬殊，发达国家占据了资本、技术、信息、资源和市场的绝大部分，并牢牢控制了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如果简单由所谓市场机制决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难得到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实施适当干预。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

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储蓄和投资不足，需要政府推动资本积累。欧美国家在发展初期是通过对外殖民、掠夺等特殊途径，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现代经济增长则严重依赖于大规模投资形成的规模化生产，工业资金投入量远远超出了发达国家早期的情况。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可能采取当年西方式的原始积累方式，而它们在工业化起步时期居民收入低，客观上需要借助外力来弥补市场配置的不足，要求政府通过适宜的制度安排，集中有限资源，实现资本积累和基本的工业化，尽快具备初始的发展条件。

三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交易成本高，需要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并要求有相应的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初期那样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其中一些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迄今还存在大量的非货币经济，交通阻塞、城乡分割、地域封闭等，阻碍了商品流通，造成市场主体发育不正常，资源流动不畅，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不能有效调节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四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缺乏必要的学习能力，如果完全依靠自主创新，边际收益就会很低。这样，就离不开政府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具备了基本的竞争能力和积累能力后，市场的配置效能会逐步提高，而政府干预的成本会逐渐加大，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总体上就会趋向一个合理的区间。

以往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中一败再败，原因就是总想用一种模式去套所有国家，总以为自己制定的规则是“最佳”的，太想让世界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发展。这种“好为人师”的思想与行为，显示了西方人思维上的轻率与傲慢。其实，如果欧美国家真的认为自己的理念、发展模式是好的，那它们就应该有充分的信心，而无需刻意推广，因为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制度最终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制度适宜”解释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已为世人所承认。但说起原因，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中国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所实行的制度适应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从自己的发展经历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世界上获得成功的国家有许多，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特殊国情不允许我们去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情况的制度。

中国经济是1978年后明显加速的。1978年以后的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开放是面向国际的市场化，开放战略、各种政策优惠都是制度设计的产物。

制度变迁是导致中国经济以1978年为分界点、从一般性增长走向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改革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通过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参与者的竞争与合作等，增加了产出。改革后的制度安排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和需要。

中国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国际的影响，如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国际产业分工的调整等；更有国内改革开放以及政治、文化、科技、历史和伦理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不是要否认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指出制度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适宜的制度是所有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平台，各种要素在此基础上被不断整合、优化配置、激发活力，形成“聚变”效应，最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中国没什么特殊，就是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付诸与实践；有人认为西方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也无法在中国实施。笔者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既可以在中国实践，又必须按国情加以修正。比如，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人均可耕地仅1.4亩，各种人均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国情在世界大国中是唯一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唯一的。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如果法国可以容忍3%的失业率（约150万人)，而3％的人失业在中国就是4000 万人口，相当于80％的法国人口。任何一个比较小的问题，被13亿人口这个数字放大之后，都是十分可观、难以想象的。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困难得多。

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并不是要否认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作用，但不等于政府就因此不可以发挥作用，也不等于市场在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要起主导作用。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即一般情况下应让市场的自动调节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出现重大的灾害或危机，市场的运作失灵时，政府不但要积极介入，而且要发挥主导作用。例如2008年春天，中国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如果让市场力量去发挥作用，那么南方物价可能飞涨，因此必须动用政府的力量抑制物价上涨，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2007年夏天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多家银行濒临倒闭，如果任由市场自由运作，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政府及时介入，使危机和损害得到一定控制。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是相互补充，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当经济比较落后、市场还没有培育成熟、或遇到重大危机时，政府的作用更大些，反之市场的作用更大些。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是在不断调整的，在动态中不断寻找平衡。

“制度适宜”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认真学习、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思想解放，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不能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能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制度、做法都应该摒弃。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被“逼”出来的。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停滞，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因此，中国首先推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历19 年的实践后，“包产到户”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得益于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邓小平曾把判断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的标准，形象地归纳为“三个有利于”，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改变。这也是我们提出“制度适宜”这一理论的基础。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曾经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80%，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13亿人口，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始终是中国执政者的首要问题。农业的稳定、粮食产量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前提。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就解决了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也就为其他各项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恐怕是个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在城市改革中主要采取了双轨制，即国有企业逐步进行改革的同时，放开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价格也采取了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制；金融领域实行了外汇券制度，引进了外资银行，实际上也是货币和银行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的好处是可以不破坏经济的既有格局，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涉及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变革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因为双轨制保护了既得利益，同时允许新的参与者出现，逐步扩大非国有部门、非计划价格的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一步一步地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的运行。当然，双轨制的实施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但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局相比，应该是次要问题，也是可以在改革中不断解决的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发展资金，经济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中国利用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加快了资本积累。1978年时，全国的银行储蓄不过2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外资也很少。要想完成大规模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1979- 1987年我国恢复了农业、中国、工商、建设、交通银行，成立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我们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776480 亿元，初步建成了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服务体系。当然，这种方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约4.5万亿的不良资产以及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但没有一次高于25%)。不过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比，这仍然只是次要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利用好本国的金融体系，可以使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容易。反之则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其中关键是政府要保证绝大部分投资是有效的。

在改革进程中，政府的主导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持续推进改革、引导改革的总体方向、制定改革方案并有效控制改革进程。

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又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分不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有了对这些关键问题和主导思想的正确把握，中国的改革才没有演变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

与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单做法不同，中国的改革不会是以私有化为中心的颠覆式休克疗法，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对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进行调整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决策者从来没有把某一种模式作为一个终极理想去追求，而是坚持从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出发推进制度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公有制占主体与推行市场经济并行不悖地统一起来，同时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保持警惕，正确实现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

中国的方式一度不被外界看好，但事实证明，计划和市场不一定位于峡谷的两端，也不一定需要一步跨过。中国改革与其他国家改革的最大区别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转轨国家）的改革都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作为目的，认为只要实行了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就会发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也就是产权改革）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才是目的。

“制度适宜”还须与时俱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体会，就是不能按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发展。不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领域要不断创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理念、理论，也要通过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有所创新。

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大力倡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农村、农业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还发展成了知名的大企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乡镇企业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污染，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开始强制性地关闭“五小”企业。不能因为治理污染而否定当初发展乡镇企业，也不能因为它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就不治理它们引起的污染问题。

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实行与西方不同的制度，走的是与西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文明冲突”使得中国的发展必然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疑虑乃至“遏制”。中国的军事装备与实力无法与西方大国相比，但却时常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人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歪曲报道，要求抵制外国产品，被西方认为是“丑陋的民族主义”；而当欧美国家抗议中国“偷走”他们的工作，要求抵制中国产品，甚至用夸大事实的手段抹黑“中国制造”时，这些却都成了正确的“爱国主义”。这背后潜藏的是西方文明至上的思想意识。

中国发展需要通过公平买卖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源，却被一些人称为“新殖民主义”；而西方在非洲掠夺了400年，从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却鲜有西方媒体进行批评。中国有几十种矿产资源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要加大科研力度，发展替代产品，开发节约能源、资源的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以期获得双赢。

面对恶劣的发展环境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巨大压力，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容地迎接挑战。我们必须在西方的政治、舆论压力下，在资源的压力下，在环境的压力下思考如何既使自己得到发展，也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既可以高速发展，又可以实现绿色发展。

为此，中国不得不提前承担一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我们要逞强，也不是我们多管闲事。欧美国家为我们的发展制造了许多困难，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只能自己克服这些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只有他们发展了，我们才能与他们共同发展。

中国无意推销所谓“北京共识”，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的经验和模式可以不加修改地被照抄、照搬。同时，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因为这种制度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将来也可能修改它，使之能够适应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需要。

制度适宜并不是说只要制度合适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再适宜的制度，还要有适宜的人去实施、发展这些制度。适宜的制度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也必须由人来实施。没有合适的人，就无法制定出适宜的制度；即使制定出来，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适宜制度的创造者和执行者，这是中国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站在30多年高速发展的新起点上，历史为今天中国打开的大门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去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15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

现实超出理论带来的困境与挑战

玛雅：你最近有篇文章《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在学界颇有反响。有人认为，文章观点新锐，指出了中国今天理论研究的问题所在。但也有人认为，文章观点有失偏颇，只是片面的一家之言。你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潘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过去35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然而，不论中国发展取得怎样令人赞叹的成就，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始终遭到西方的诟病，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始终遭到西方的质疑。这是为什么？

2013年11月3日，在21世纪理事会“理解中国”的北京会议上，美国政治理论家福山发言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并非来自西方竞争型选举制，而在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早已过时，不仅无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被国内和国际很多人质疑。到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也颇感迷惑：中国的传统思想博大精深，为什么当今共产党的基础理论远落后于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以至于中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

玛雅：福山这样说是质疑中国的软实力吗？这看来是西方政治学界一个主流认识。约瑟夫•奈在《为什么中国的软实力微弱？》一文中称，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都令人着迷，现在又在全球各地创建了数百所孔子学院。在对外宣传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取得的回报却很有限。中国似乎没有意识到，当文化与国内现实不符时，很难用它去树立软实力。

潘维：福山的观点固然没有脱离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认识。但是他的话给了我一个启发，促使我从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以外的原因，来分析思考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创新问题。

玛雅：那么你认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理论落后于中国和世界现实，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

潘维：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现实的发展超出了经典理论的预想。

马克思的核心主张是国际公认的，即全世界（从事制造业）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消灭私有制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最后的斗争”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基本矛盾——物质生产越发展，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

我国35年的改革发展实践远远超出了这一理论。由此也引发了国内外很多学人的质疑，认为共产党宣布的战略目标和重大政策与马克思主义似乎不相干。当然了，学者们这样质疑也许不重要。但问题是，如果公众受其舆论影响，感到执政党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知”与“行”相矛盾，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将是严重的。

玛雅：为什么呢？公众关注更多的是实际利益和与之相关的具体政策，对执政党的理论并不那么关心。

潘维：为什么？因为话语权。革命家列宁和葛兰西都曾指出“话语系统”之争对于执政者的生死意义。执政不仅靠恰当的政策，更靠“说辞”。“说辞”被攻破意味着执政的危机和革命的契机。我们看现实，话语系统的成熟是西方政体生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话语系统的不成熟是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如果公众认为执政党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诉求，后果是严重的。这会造成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下降，使政府难以主导政策日程，从而严重削弱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

玛雅：所以对执政党来说，这其实是话语权之争。

潘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共产党应当立足中国，逐步创新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追求“知行合一”，以应对现实发展带来的理论困境。这是我党巩固执政地位，树立理论自信，在国内国际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成功而独特的中国道路

玛雅：前面你谈到，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成为关系到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是不是因为共产党转型这一现实，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因为如何实现这种转型、如何执政一个现代国家，在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遵循。

潘维：是这样。马克思是近代以来对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中期，是关于如何反对执政者的思想，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如何执政的思想。马克思无情地批判现实社会的一切支柱，特别是私有制、家庭、国家、宗教、意识形态。他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执政当局感到芒刺在背。在私有制、家庭、国家、宗教、意识形态消失之前，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是永恒的，他的著作是一切革命者和叛逆者的精神家园。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大学都讲授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因为马克思准确地预言了其身后现实，而是要学子们欣赏其批判精神。

中国理论界今天一个令人诟病的问题是，一些人不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创新理论，而是实用主义地断章取义，用马克思著作里的个别词句去曲解他的核心思想，来为自己所用，为他们所谓的“理论研究”进行包装。这也是中国理论界被外界批评创新能力薄弱的一个原因。

玛雅：毛泽东、邓小平从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来指导中国，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理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典范。你批评今天有人实用主义地断章取义，甚至曲解马克思的核心思想，那么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如何理解？

潘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剥削”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他认为制造业时代的市场竞争将使世界分化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靠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导致工人阶级反抗，并意识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私有制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然而，现实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期。在19和20世纪，除苏联集团国家外，产业工人在社会总劳力中从未接近过二分之一。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高端第三产业崛起。如此，脑力劳动的重要性逐步增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逐步下降，尽管在“新兴工业国”中依然重要。美国的第三产业在1945年就已超过其总产值的一半，而今所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都占其GDP的70%-80%。

马克思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在人类思想史上地位崇高。他和恩格斯都极为注重生产方式，但是他们不可能在19世纪上半叶预见到一两百年后新生产方式的崛起。20世纪初的列宁则把第三产业的崛起称为发达国家的“腐朽”现象，也未能预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活力。不仅如此，他们强调生产方式，却都忽略了生活方式对“上层建筑”的塑造作用。

你说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典范，这话很对。而且他们的创新正是立足中国实际，同时因应世界变化，所提出的杰出战略性思想和指导性理论，否则就不会有成功而独特的中国道路。共产党今天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为了更好地治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是一个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所以提出“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相应的，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也要与时俱进，跟上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变化，这才符合我党一贯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

玛雅：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报告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就是说，它体现了党的思想理论的历史延续性，是有来源的。

潘维：理论当然是有来源的。唯物史观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并在18世纪就已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学术范式。唯物史观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了各地法律规定和政府机构设置等制度差异，即“上层建筑”差异。因此，制度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而非原因。唯物史观所抗衡的是“唯意志论”（voluntarism）史观，我国哲学界称之为“唯心”史观。唯心史观认为，上层建筑不是由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所塑造，而是来自精英人士的设计，故强调制度是塑造现实的最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唯心史观认为制度（好坏）决定结果（好坏）。唯心史观在后冷战时代最典型的表现是“制度决定论”，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包括历史阶段论，也有一个发展形成的过程。历史学靠划分阶段来叙述历史，给人类各地的历史划分“阶段”是必然的。马克思批判式研究的重点是把资本主义划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两大阶段。而把所有地域的人类历史统一和机械地划分为“五大阶段”是苏联学者的发明。对此国际学界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五大阶段论”，反倒是马克思猜想的、不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东方专制主义”引起了一些学人的兴趣。

玛雅：我记得你文章中说，社会分层在人类史前文明中就已经长期存在。

潘维：对。两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分析政体差异，方法就是研究社会分层。而今，研究社会分层依然是研究社会的主要方法。

“奴隶社会”并非社会分层的起点。奴隶在现代世界也并不鲜见，当今中东北非阿拉伯人的贵族社会里就有。美国在18、19世纪的兴旺主要依赖奴隶农耕，曾经是相当典型的奴隶社会。而另一方面，考古学界已经证明，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奴隶建造的，奴隶也未曾是南美印第安人农耕的劳力主体。经常的战争和部落征服才能获得奴隶，催生以奴隶为劳力主体的社会，如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中国炎黄夏商时代的大型部落联盟能制止经常发生战争，所以中华传统农耕社会从未靠奴隶劳动支撑。

“封建社会”是缺乏“大一统”时的常态，用于判断“中央与地方”关系。“封建”至今依然广泛存在。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一语中的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他定义“圣人”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如果今天的欧盟以建立“欧罗巴合众国”为目标，眼下的欧洲就处于“封建”状态。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美国不乏社会主义因素，中国也不乏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苏联并不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先进，更非美国的必然前途。人类社会是多元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与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一样千姿百态，其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也不只有对抗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言之，社会分层的起源与奴隶社会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奴隶社会与封建、封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同时存在。

社会主义是古往今来的人类精神

玛雅：还回到“理论的来源”命题。你提出，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你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包涵社会主义因素？

潘维：是的。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还有稍晚于孔子的柏拉图，都阐述过最终消灭私有制的“共产”理想。这样说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就超出了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不是马恩独有。

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平等团结的利益至上。西方和东方自古都有以平等为导向追求社会团结的思想。举凡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思想，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抵抗个人利益至上以及资本利益和效率至上的现实存在，抵抗社会地位高低和贫富差别乃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的思想。社会主义体现人类彻底改造现存不平等社会的人文精神。

应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古往今来的人类精神，是一种以“共产”为最终导向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指的是为未来的理想社会而牺牲现世物质享受的高尚追求。生命的短暂让人感到现世物欲的虚幻，从而去寻找、创造、积累生命的意义，追求对春荣秋枯、个人生命、饮食男女和现世名利场的超越，追求永恒，追求在永恒中安顿自己的心灵。“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之类的思想、宗教、艺术等创造，都属于精神文明。

玛雅：你说孔子有“共产”理想，是指他的天下大同思想？

潘维：孔子天下财产归公的理想，中国传统知识界称为“大道”或“大同”。代代科举学子都习学背诵《礼记•礼运》中以孔子之名表述的中华“共产主义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中华先贤的理想社会也是私有制和家庭消亡以及共产主义新人类。“大同”的表述不仅精确、简练、易懂，而且极具人情味，为世人所赞扬。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华文明里的“地气”。这种共产主义思想早于马克思两千多年。

社会主义是一种宏大的社会思想，是理想和人文精神。社会主义思想的应用并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形式，不限于政策框框，也不拘于路径。视暴力革命为唯一途径是狭隘的，视议会选举为唯一途径同样狭隘。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定义社会主义，决定国内和国际参与者、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多寡，决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

“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建构“因果知识”，从而解释业已存在的现象。不同地区的人类会受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不同因果知识的影响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塑造有无数种可能的未来。“自然规律”是客观不变的，而人类有主观能动性。自然规律没有“未来”；如果社会科学可以准确预测人类“未来”，人类也就没有“未来”了。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

玛雅：你谈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应用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形式，也不拘于路径。其实中国道路的成功，就是一个“不拘一格”的例证，是共产党在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结果。

潘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早已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丰富实践作基础的。

在马克思阶级两分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指导下，苏共消灭了其他阶级，建立了产业工人和科学家的国度，包括把全部农民变成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工人。然而，单一职业的社会导致单一的官僚管理，导致计划的社会、计划的思想、计划的经济、计划的科学、计划的党中央，还有对抗型的外交。这种统一管理忽视了人民对自由的需求，苏共成为脱离劳动者的僵化机构，成为社会自由的障碍。又由于核武器带来了可预见的持久和平，用于战时的计划经济丧失了优越性。生活资料的需求是无法被计划的，而是靠无数生产者的智慧创造出来。在“党国”体系里，党崩溃了，苏联也就解体了。

较之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富饶的苏联，中国自然资源匮乏，人力资源却极为丰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也曾经试图将所有劳动者变成国营工厂的工人，却根本办不到。在超大城市里都还存在“二轻局”管理的“小集体”，遑论乡村的“队为基础”。当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多元社会劳动者的活力就焕发了出来。

玛雅：对比之下，就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所在——放弃了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却没有改旗易帜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了18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现代发展史上一个奇迹。

潘维：从世界范围看，比起制造业初兴的19世纪40年代，经过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实践，社会主义思想已极大丰富。社会主义实践有共产党人的实践，有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的实践，更有包括欧洲、亚洲、非洲、澳洲、拉美、美国、加拿大的各种社会主义导向的实践。在税收、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因平等原则而致社会团结的实践蓬勃兴旺。扶危救困、同工同酬、族群平等、性别平等、基础教育平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等主张，都是社会主义导向的主张。

社会主义是宏大的思想取向，不是制度和政策教条。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不可能脱离各国实际，脱离本国的历史变迁进程。社会主义思想受各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也受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位置的限制。所以，尽管苏联的实验留下了伟大遗产，但教条主义的苏共垮台了，而欧洲社会民主党上台了。在东方，中国共产党更塑造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新中国。

习近平说，“创新决定民族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不仅是马恩列斯思想的成就，而且是毛泽东思想的成就，是几代共产党人思想创新的成就，更是继承中国传统、根据中国实际汲取各国经验教训的成就。

玛雅：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抱残守缺的政党，而是实事求是的政党。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党找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之路。从这个意义说，毛泽东、邓小平不但是中国道路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

潘维：你说得没错。如果仅以19世纪40年代的马恩思想为唯一“科学”的理论，以20世纪斯大林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模板”，社会主义的路会越走越窄，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尊奉欧式社会民主主义或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新正统”，看不到西方“旧大陆”难以逆转的衰落，亦属目光短浅，中国道路就走不长远。

尽管有人指责我们“一路向右奔跑”，中国35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光谱里。表现在：

第一，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社会主义的总体价值导向。第二，处于制造业时代的中国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私用制。第三，中国不信奉资本的利益和效率至上，利用市场却不迷信市场，为大众利益积极调控市场，直至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第四，中共立足本国经验，实事求是，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建设和谐社会，制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蓝图。

玛雅：为什么在今天谈理论创新不但要谈创新，也要谈社会主义？

潘维：因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无论什么人质疑我们，中国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目标。先辈们为此流血牺牲，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才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是对先烈和人民共和国的精神背叛。

第二，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符合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正统，即政府“以民为本”而非“以（个）人为本”。从两千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也从不迷信市场机制，而是为全社会“百姓”的利益干涉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的固有传统。

第三，在世界竞争中，本国人民的凝聚力非常重要。社会主义理念能凝聚中国人民，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却会分裂中国人民，让中国社会重新变成一盘散沙。

第四，不承认穷人应当受穷，而且誓言帮助穷人，致力于改变恒有贫富之分的社会结构，主张共同富裕，这样的政党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导向的政党占有道德高地，趋向“共产”，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同时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不断修正的精神，就是拒绝教条主义，拒绝“唯一正确”的精神。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里的“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超越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

所以我认为，立足中国，以古代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和当代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为基础，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宝库里能够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学派”。具体说，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明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国学派”的可能。

共产党是维护中华全民利益的先锋队

玛雅：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学界有人希望共产党转型为“现代议会政党”。你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如何理解？

潘维：中国共产党既不是苏式“立国为党”的“工人党”，也不是西方此起彼伏的“议会党”（party）——代表社会某部分利益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国”，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利益服务。我党自称“共产党”有革命时代的历史原因，但也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继承了传统执政集团的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

“大一统”的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来都由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来治理？

与欧洲分层的社会不同，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不是欧式分层的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农家庭的社会，是因缺乏“长子继承”及“富不过三代”而产生的“百姓平等”的社会，也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多元社会。这个独立小农组成的平等社会好似一盘散沙。即使在今天，全国占注册企业90%以上的家庭企业直接脱胎于家庭小农，也是“一盘散沙”。

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是社区，由血缘社区和扩大的、虚拟的“血缘社区”组成，从紧密的小家到松散的、层层扩大的“家”，直至“国家”。迄今，血缘称谓仍覆盖我国所有社会关系称谓。在我国政治中，阶级和利益集团至今都缺乏政治正当性，阶级斗争也缺乏政治正当性。

这个社会由单一执政集团治理。执政集团超脱于一盘散沙的小农，以德治国，以公正治国。《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的铮铮铁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在中国传统概念里，“党”由“尚黑”二字组成，“结党”必为“营私”，故有“君子不党”之说。“党争”是大一统的致命敌人。因此，中国传统政府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从不声称仅“代表”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

玛雅：传统概念认为“结党必为营私”，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执政集团又如何做到“立党为公”呢？

潘维：中华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理论上，执政集团信奉民本主义——政府之存在就是为“大家庭”全体成员的福祉服务，否则造反有理。政治上，执政集团以“视民如子”、“治国如治家”为正统，历朝均称“以孝治天下”，即“以德治国”。孝义就是道德，但不是一般道德，而是伦理道德。组织上，执政集团的成员经公开考选而来，原则上逢选必考，无功不拔。功绩考核导致执政集团内部的激烈竞争。因为中国东西南北差异极大，功绩竞争还意味着不同政策的竞争。中式绩效竞争比西方的集团权益竞争往往更激烈。

顺便指出，原则与事实需要分开；原则不等于事实。但有此原则与无此原则差异大矣，有原则才有评价事实的依据。如果总是举历史事实去否定原则的存在，无论中外，世上就都不存在原则了。

既然治国如治家，传统中华执政集团的官员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难于治国；能齐小家，才有管理大家的公信力。家人借官员的公权谋私利，何能“子帅以正”？执政集团靠责任感以及能力智慧去平衡三对利益，即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革与不变的利益。因此，与西方政府不同，中华执政集团不是靠“代表性”治国，而是靠“责任感”治国。

玛雅：问题是，这样一个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执政集团，为什么跳不出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潘维：长生不老是迷信，长治久安是科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执政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俭入奢，不再信奉民本主义，丧失了伦理道德责任感，自私自利、公器私用，就是改朝换代的契机。我国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英帝国由崛起到衰落至无形也不过三百年。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农民起义向来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贫富联手，以中产农民为主体，推翻腐朽执政集团的革命。过去如此，在可见的将来也会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个独特的“中式规律”，因为“民”不再分。西方的“改朝换代”则经常是“民”分裂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改朝换代之后，又崛起同样的一个以民为本的执政集团。如此循环往复，中华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生生不息，超越了朝代变换，超越了生产方式的升级变换，成为世界制度文明中的一支“异军”和一朵“奇葩”。这是中国社会具体条件塑造的，是历史塑造的，不是哪个精英人士设计出来的。

玛雅：所以在你看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执政集团？

潘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奋斗的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行统一战线，并与世界各政党平等交往，目标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复兴，让世界列强“平等待我”。今天“一颗大星”领导着由“四颗小星”组成的社会，类似两千七百年前就有的“四民分业”。因此，中共不是某个阶级的代表，不是西式“代表党”，而是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延续。

玛雅：用曹锦清老师的话说 ，西方政党是代表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所谓领导就是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

潘维：所以我说，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是“中华大家庭”公正无私的“家长”。中国共产党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以天下大同为理想。

事实上，在如今的先进国家中，阶级阵线日渐模糊不清，政党的“阶级代表性”都已被社会现实严重削弱了。由单一执政集团统领分散的、服务业主导的社会，并非“落后”的社会治理形式。

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大家庭”

玛雅：从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如何理解建立社会主义思想中“中国学派”的可能？

潘维：人们经常谈论一个话题——利益。利益貌似客观，却是“社会建构”的，有很大的主观可塑性。价值观塑造利益，比如有人追求豪华生活，也有人安于简朴生活。价值观有无数种，变化无常，在互联网时代更是无常。但社会价值观不是一般的价值观，而是关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即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官民一体信奉的“主流”价值观，是能够把各种社会利益凝聚在一个共同体内的思想，比如几大宗教教义。

世界各国治理社会的基本手段有四种，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其中之一。这四种基本手段：一是“执法”维护社会秩序；二是“代表”强大社会集团；三是承担平衡社会利益（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化与稳定）的“责任”；四是支持能凝聚社会各种利益于一体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前两者简单、初级，后两者复杂、高级。所有国家都综合依赖这四种方法治国，但各国情况不同，偏重也各不相同。

不能成为“主流”的价值观，也就谈不上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要成为“主流”，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官民共享。如果精英与大众各表，官民分歧和社会分裂自不待言，甚或流于虚伪。官与民固然职责不同，但必须在统一的认同体系内，社会才可维系。

第二，概念简洁。社会核心价值观通常有庞杂内涵，但表述必须简单、响亮。比如自由、民主、伊斯兰教，都只有一个词，不超过四个字。

第三，本国特色。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凝聚本国社会的价值观，与他国有别。比如美国强调“自由”，欧洲各国强调“民主”。

第四，世界接受。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导致立国的正当性。比如可以是和谐世界，却不能是种族主义。

玛雅：习近平近日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你认为，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潘维：当代中国官方和民间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定义五花八门或者冗长繁琐，体现了价值混乱。其实，“（中华）大家庭”三个字我看就很好，简明、亲切、响亮、实用，更重要的是“接地气”。

“大家庭”上接强调社会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下继以孝治天下的中华传统。“大家庭”伦理博爱的道德观核心是世界普适的，退可守“自然社区大家庭”的自治，中可支持“中华大家庭”，进可号召“人类一家”的“世界大家庭”。

“大家庭”的内涵非常丰富。家庭是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血缘和虚拟血缘的城乡居住社区和工作单位社区构成我国的社会网格。血缘关系称谓覆盖了整个社会，体现了虚拟的“大家庭”。以家庭为基础层层扩大构成的最大“家庭”就是国家。我们的军队是百姓“大家庭”的子弟兵，为“保家”而“卫国”。从家庭关系里衍生出的道德是中式道德，即伦理道德。在伦理道德中，互帮互助，贫富一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是为这个“大家庭”操心的“大家长”。家长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为了“大家庭”的福祉呕心沥血的公心，绝非专制的“家长制”。

玛雅：习近平2月7日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谈到党对人民的责任。他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潘维：“大家庭”立足我国实际，召唤各族人民不分东西南北、男女老幼、贫富高低，与“大家长”同心同德，建设和谐社会，为中华复兴而共同奋斗。对于“大家庭”的责任要求支持平等，支持一视同仁，否定“偏袒”，制止以权谋私，严厉惩处腐败。

中华“大家庭”的内在逻辑凝聚了强烈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不必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定语。不加定语表述更为简洁，还可以扩大包容性。

玛雅：2008年你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国学派”。现在提出建立“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的中国学派”，为什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

潘维：为什么强调社会主义？就是我前面说的，因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无论什么人质疑我们，中国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我们创建“中国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为了改善中共与本国和外国民众的交流沟通，也是为了与世界主流政治话语系统竞争，获得与中国硬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利和地位。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强调伦理和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强调国族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暗合“博爱”思想的社会主义。此种社会主义既非“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也不排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特色”，却在基本导向上坚持社会至上，坚持以民为本，拒绝个人至上，拒绝资本利益和效率至上，拒绝强调个人和资本自由的自由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力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力军。

3月29-30日，《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制造假新闻、新闻敲诈案件不断被曝光，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质疑。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在相当程度上公权私用，非但不能很好地服务社会，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反而腐蚀社会道德、败坏社会风气，严重损失了社会公信力。正如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所言：媒体的种种不良不法行为，“毒化了整个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社会秩序，违背了新闻出版工作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损害了新闻队伍的形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有的媒体沦为国内国际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坚持新闻的人民性。更有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新闻话语权，以及新兴媒体的便利和监管上的漏洞，与国外敌对舆论相互呼应，借用“普世价值”的名头，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

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一些民众思想认识不清，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新闻和舆论场上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泛滥。以今年2月东莞扫黄为例，竟然出现了一些媒体和网民是非不分、无视司法，“笑贫不笑娼”的咄咄怪事！毋庸讳言，这样的媒体已经成为污染我国新闻和舆论环境的重度“雾霾”，成为破坏社会安定的“最大变数”。

舆论斗争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如果不能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舆论斗争形势、媒体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知识界的思想斗争以及背后各种不同的国内外势力？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研讨，从媒体和新闻学，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问题的表象和实质进行了分析。

本刊将连续摘要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熊蕾 ：中国媒体的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今天中国媒体有很多人玩世不恭，要不就是和当权者掐着干。你让我往东我非得往西，哪怕我不得不顺着你的意思评论，我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得把你讽刺挖苦一通。某些媒体毁人的本事真不小，甚至还有把人逼疯的本事。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沦陷为西方的工具了。可能还不能说是沦陷，但是离心离德的情况非常严重，或者说是貌合神离。

这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甚至有些相当一级政府的领导人在追逐私利，你要媒体保持社会良心，我觉得很困难。不排除有些从业人员还有这份良心，但是社会大环境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让有这份良心的人非常难。有的媒体人自发对一些公众关心的、关系国民健康和生态安全的热点问题去进行实事求是的采访调查，结果遭到封杀，甚至被解雇。人家记者是有一腔报国心的，并不是为了私利，结果遭到这样的待遇。这让媒体怎么能做一些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媒体的很多问题，跟大环境、跟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

媒体自身的素质也值得检讨。不光是媒体，整个中国知识界一批人在宣扬“普世价值”。可是宣扬“普世价值”这么起劲的人，却有一点就是不跟美国接轨。美国的知识精英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而这些中国知识精英认同度非常低。看到有人对国家利益认同，他居然能说出“爱国贼”这样的话，恶骂你。但是美国从媒体到科研人员，跟中国同行们完全不一样。

又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我最近查看了英文维基百科，发现它确实底儿潮。从1943年就开始和美国政府合作，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此后它给美国政府做了很多事，落叶剂（“橙剂”）、滴滴涕，都是孟山都参与或主打的产品。后来滴滴涕遭禁，又因为“橙剂”赔偿越战老兵上千万美元，要是一个中国企业早就撑不住了，它还能撑到现在，而且越撑越好。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撑着它能行吗？这样背景的一个公司，中国不少人还跟着它跑，有人揭露还遭到封杀。孟山都在美国都很难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畅通无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孟山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同度这么高，和美国政府的合作这么密切，中国媒体却不说。美国媒体不说的，中国媒体也就不会说。

再比如美国的一些政治明星，这个国务卿、那个国务卿，这些人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可是中国媒体肉麻吹捧的大有人在，成版成版说谁谁谁多了不起，谁谁谁器重他了，比你的民族英雄还英雄。这些人不用花钱就在中国“买”了这么多版面，做了这样的宣传，咱这不是冤大头吗？中国一些媒体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来，然后也没有人说这有什么不正确。而另一方面，有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媒体却有可能会被灭掉。新华社有一位记者写了很多文章，指出中国金融对外资开的口子太大，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风险，结果文章被禁止发表，哪怕在内参上都不能发，就能这样封杀。所以我认为，中国媒体的现状不是媒体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李希光 ：中国今天舆论的背后是什么？

我刚从巴基斯坦回来。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前国家计委主任谢立克请我到他家喝茶。他谈了对中国的一个观感：西方正通过影响或收买中国某些精英，来搞垮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搞垮中国的国家认同。他还说，巴基斯坦之所以今天这么乱，发展不起来，主要是没有一个统一强大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国家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前舆论界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媒体问题，更不是记者的问题。问题出在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官方主流媒体的标准出现问题。纵观中国今天的舆论景观，首先，传统的新闻界，特别是有影响的官方主流媒体，在新闻标准和政治标准上出了偏差。过去几年来，每当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几乎没有自己的议程设置、新闻立场、新闻语境、新闻语言和政治正确性标准。他们使用的语言、语境，特别是判别是非的政治标准，基本不再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所讲的政治标准了，而是照搬西方媒体的观点、立场、语境和语言文字。有的时候，我们在收听国内某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时，还以为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呢。其中不排除有媒体人在新闻采写编辑中为了图省事，直接从外媒翻译过来当成自采的新闻用。近年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办了中文网络版，所刊载的专栏和评论多是国内“公知”的文字。但官方媒体不知就里，还当成西方的主流观点，转载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和网站上。其实，西方媒体中文网的很多东西在其母语版上是看不到的。

第二，传统主流舆论场“八股”照旧，新兴媒体舆论场“八卦”充斥。中国的新闻界，官媒的“八股新闻”内容空洞，语言文字老套，在塑造社会舆论方面很少建树。在当今网络时代，新闻界最盛行的是以丑闻、秘闻、绯闻和传闻为主要内容和报道焦点的“八卦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八卦新闻”是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特别是涉及政治人物、国企传闻的报道，都是为某个政治或经济集团的政治议程或经济议程服务的。

第三，新兴主流媒体操纵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一个概念，意思是，通过炒作，让你在媒体和网络上看到某个人出事儿了，使你一想到这个人，就想到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人还做过其他的好事。这种议程设置的短期目标，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就是让你不停地道歉，不断地认错，不断地讲自己现在做错了什么，过去做错了什么，正在做错什么，让你的政权毫无合法性可言——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你就是一个不断道歉认错，但就是不愿下台的政党。这种议程设置的长期政治目标，是颠覆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现在有的宣传干部常常内疚地说，“我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让人觉得给共产党做事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当前国内舆论界主流话语的议程设置，在经济领域的目标主要是：一要国企私有化，要求国企对国际资本放开；二是恨不得农民的土地也要华尔街资本进来抢购；三是高铁和铁路。当年媒体和网络一哄而起，猛烈炒作温州动车事故，攻击高铁和铁路部门。事实上，温州当时还没有铺设高速铁路轨道，高铁是2013年7月1日通车的。但是一些公知和媒体联手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高铁是杀人列车”。严格讲，铺在专用铁轨上的“高铁”是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比汽车、飞机和其他国家的火车和铁路都安全。但问题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政府的一些人胆怯了。据报道，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离任前，带着一帮华尔街的投资者到新疆考察南疆战略铁路的投资建设。由此可见，网络和媒体大肆炒作“温州高铁”事故，正是为了实现“华尔街化中国铁路”的重大议程设置。说到这再补充一句，前面谈到的巴基斯坦的谢立克先生还跟我说，美国正在通过联手中国的富人来搞垮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最终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

第四，舆论背后的力量。今天国内这种舆论环境的形成，是其背后四种力量互动的结果。第一种力量是资本集团；第二种力量是政策部门（包括经济部门、宣传部门、网络管理部门）；第三种力量是思想界、教育界和智库；第四种力量是媒体本身。

千万不要小看智库和思想界对中国舆论形成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各种财团、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通过与中国大学联手合办智库、合作办学，以及安排访问学者、开办系列讲座、举办年会论坛等等，在知识分子中培植代理人。在中国和世界重大事件发生时，抢在第一时间安排美国学者前来演讲、开座谈会，主导相关事件的学术思路和议程设置，直接影响中国知识界的独立判断，甚至影响政策部门对事件的研判和决策。

今天中国顶尖级大学的教授要想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创建一个研究中心十分艰难，这和十多年前很不一样。今天有的知名大学给开办智库设置了极高的资金门槛，达千万元以上，而政府很难出这个钱。那么，一些境外财团、基金会就趁虚而入，出资帮你设立智库。拿了人家的钱，你的研究中心开研讨会、撰写研究报告、提出政策建议，都会在无形中考虑出资方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比如，智库出资方如果对投资中国高铁有兴趣，研究中心就会写一份相关政策建议，召开研讨会，邀请政府领导来致辞甚至演讲，同时请媒体现场采访。媒体通过渲染性的报道，就形成了一个政策议题。一旦有机会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办公会或通过两会代表委员变成两会上的议题，就有可能成为国家政策，境外资本集团的目标可能就这样在中国得到实现。“温州动车”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今天很多引起关注的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常常是“新闻判断”高于“科学判断”，以媒体的新闻“价值”来研判事情的真实性。因此需要指出，在今天的舆论乱象中，政府要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不是“决策的新闻化”。

最后，要警惕“网络舆情报告”和“微博问政”导致政府陷入他人的“议题陷阱”。现在有不少机构都在向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报送所谓“网络舆情”报告。有的官媒舆情部门还在全国各地县设立通讯员，任务就是动员当地党政部门订阅他们按照某种政治或经济议程、有选择性地编写的“网络舆情报告”。有的通讯员甚至带有威胁性地暗示说，“你们县每年花几万元订阅我们的舆情报告，我们保证帮你们铲事儿，保证你们不会发生舆情事件。”

近几年来，有的政府部门和领导用开办“官方微博”的办法来应对“舆情事件”。其实，微博问政非明智之举。有人说，开办微博只有两个作用，要么去骂别人，要么等着别人来骂你。官微开办后，政府的相关领导就再也睡不成一个踏实觉了，每天都被微博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牵心挂肚。时时刻刻要看看大V们在官微上说了啥、大V的粉丝们跟帖说了啥。结果大V和他们的粉丝们在围观和围攻什么，党和政府就得去关注什么。按照议程设置理论，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只要关心别人提出的问题，你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了。有一种势力就是通过威逼政府开设“官微”达到议程设置的目的。

怎么面对微博最好呢？最好是釜底抽薪。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干部都不要去看某些机构编写的网络舆情，也不要去看微博；重新回到群众路线上来，走到网络之外的群众中去，了解没有被网上的资本力量操纵和窜改的社情民意。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能专心致志地思考、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而那些试图靠微博来改变党和政府正确决策的境内外政治、经济势力，就没有市场了。

李北方 ：保障人民“被听到的权利”是党和国家的责任

伦敦的海德公园有个“演讲角”。世界各地的“演讲角”很多，这个最有名，已经成了著名的景点。演讲的人各种各样，内容五花八门，传教的也不少，听众以游客为主。去那里看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言论自由。

这当然只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模式，但它是印刷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模式，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遗迹。这种模式隐含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思想的场域也是个自由市场，经过沟通、辩论、交锋，真理可以胜出，共识可以达成。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方式在今天仍然很有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不少人为新媒体的发展鼓与呼，说微博给每个人提供了发言的平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成了记者，好像技术的发展会自动带来更多的言论自由。

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在当今的条件下，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可以说在报纸兴起之后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以“演讲角”、咖啡馆闲谈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代，每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上大体是平等的。当然绝对的平等不可能，嗓门大的、表达能力强的就有更多人围着听，但差距也不会太大。这也就是说，每个人既享有表达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大体平等的“被听到的权利”。这两者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对确保言论自由而言，缺一不可。

进入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方面差距就拉大了。媒体为言论的发表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出书的门槛就更高了。一直到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名字被印成铅字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言论被媒体发表，其所能到达的范围就比口头表达广多了，影响力也大多了。于是，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革新，“被听到的权利”就变得极度不平等起来。到了电视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后，这种情况就愈发明显了。

媒体为言论发表设置门槛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不难理解。这种设限以专业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决不会停留在以客观为特征的专业主义。很多力量会借专业主义的掩护向媒体渗透，攫取“第四权力”，所以大众媒体在兴起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再封建化”的状况。在市场条件下，对媒体渗透最深的是资本。一方面，媒体的生存依赖资本的资助；另一方面，资本的意识形态生产能力强，对媒体从业者的思想的控制能力也强。所以，市场条件下的大众媒体虽然以专业主义、公共平台为标榜，但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公共的。一部分声音会经由媒体放大，一部分声音则会被媒体遮蔽。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没有改变这种现状，只是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化了，以平等权利被推进的表象更巧妙地掩盖权利不平等的事实。中国网民据说有六七亿了，而在网民群体中，表面看每个人都有在网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被听到的权利”的差距就太大了。有多种力量介入了这种差距拉大的过程。以微博为例，每个新注册的用户都会被系统自动添加一些关注对象，或者经常收到系统对一些所谓大V的推荐。薛蛮子就是这样被打造成舆论领袖的，而他把舆论往什么样的方向引导，也是清清楚楚的。大V和草根用户都在微博上发言，在这方面的确是平等的，但实际影响却天差地别。用薛蛮子自己的话说，他每天评论转发微博的感觉就像皇上批奏折似的。草根用户呢？喊破嗓子都没人会理睬。

媒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功能是议程设置。近年来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媒体提出的要求最后通过国家政策得到落实，这意味着被国家权力支配的大量资源，最终流向了媒体所要求的方向。细分析可以看到议程设置的路线图：先由新媒体挑起话题，并集中炒作，然后纸媒体和电视跟进报道；这些报道再回到新媒体上进一步发酵，直至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媒体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就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来自于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心声的呈现。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媒体，无论表面上装作如何客观、公正、职业，都只能是一种欺骗性的伪装。

我国的媒体在整体上很让人失望。从如今的媒体生态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的媒体。这一类媒体有各种类型的形式，已经形成了集团军的模式，包括国家名义上控制的一些报纸杂志（比如所谓的“南方系”和多数的都市报），也包括绝大部分新媒体（主要是四大门户网站）。这些媒体几乎完全沦为资本的代言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外资势力的代言人。它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而且它们也形成了一整套制造话题、炒作话题的机制，薛蛮子便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另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不那么强的媒体，也就是国家控制程度还比较高的那些，姑且称之为体制化取向的媒体。老实说，这些媒体过于死板，对人民群众缺乏感召力，对有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声音缺乏战斗力。国家为了实现宣传目的而向这些媒体的大量投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在这样的媒体现状下，人民群众“被听到的权利”几乎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宣传部门应该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已经有所改进，比如近期媒体上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但是表现形式需要推敲，质量亟需提高。这里需要遵循的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精神，首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倾听人民群众声音的前提下，拿出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述；并将其源源不断地输入公共空间，与其他声音一起构成完整的舆论生态，一起完成议程设置。

坚持以18世纪的视角看待言论自由的那些人认为，国家是言论自由的敌人。他们以此反对国家对媒体的任何介入，并将媒体完全开放视为应该推进的改革方向。这种观点表达是资本扩展领地的诉求，是不可取的。根据正统的媒体观念，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但随着社会不可逆转地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这种观念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是不能达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准的。

美国学者欧文•费斯提出，国家有责任介入言论自由领域，培育全面、公开的辩论。国家的责任是“试图通过确保把各方的意见都呈现给公众，来为集体性的自治建立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其手段不限于简单地增强弱势群体的势力，甚至可以为了听到另一些声音而压低某一些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一定是言论自由的敌人，更可能是朋友。

费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这么认为。所以，党管媒体的原则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和国家对媒体要进行干预，这些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要对管理和干预的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扶植能够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讲话的媒体，向这样的媒体开放言论空间，以此监督资本权力的僭越，也监督不符合党的宗旨的政府权力的僭越。唯此，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被听到的权利”。这正是党和国家的基本责任，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有的组成部分。

刘瑞生 ：人家对准你的下一代，你怎么应对？

我的研究领域是新媒体，主要是网络舆情、网络传播。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什么特点？很多人很幼稚地期待网络舆论是自由民主的，是代表民意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例如新浪微博这样庞大的舆论场，真正主导其导向、影响力最大的是少数意见领袖。这说明，舆论导向完全为少数人所操控，而其最深层次的影响是政治倾向。在诸多微博舆论热点事件中，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八九成都是具有一定自由化倾向的“公知”。特别典型的是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非常明显，这些有影响的意见领袖几乎全都参与其中，甚至是有组织的。西方媒体甚至称“南周事件”是给新一届中央领导施压、在规模和参与方式上都有所突破的“2013年第一社会公共事件”。总之，在资本、技术和政治多种力量的博弈下，网络舆论安全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变量”。

在这种背景下，从去年七八月开始，有关部门部署打击传播网络谣言的大V。今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说明中央领导集体已经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安全，是有担当的。以前有人可能还把网络意见领袖视为有影响力的时代宠儿，甚至给他们营造形象。即使他们经常发表“出格言论”，也认为要以团结为主，不敢斗争。但这样没有边界的纵容，反而把网络舆论阵地的制高点拱手相让。下面讲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社会转型期媒体的根本变化。在社会发展转型期，媒体风险性作用很大，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生动乱时，媒体是一个极高的风险性因素。亨廷顿曾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宁可有秩序而无自由，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大众传媒也发生了急剧转型。首先是从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是商业化主导，这就极易被资本和经济利益所影响。第二是功能变了，以前的功能是宣传喉舌，现在媒体的功能极大丰富。第三是媒体的类型转变。从新闻和舆论影响力来看，传统媒体式微是个全球现象，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是新媒体。在这样一个媒体格局已经完全改变的时代，怎么来打造社会主义媒体？社会主义媒体怎么来影响舆论？其实，只要有媒体就有一定会有控制。美国很讲究控制媒体、影响舆论的手段，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并超越美国。

第二，当前媒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安全问题。在全球开放传播的媒介环境下，美国早就把“网络意识形态”上升为它的一个重要战略。那我们在战略上怎么应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应对不足。

二是商业化转型对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纵观世界，根本没有理想化的媒体，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近30年来美国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西方早就有学者认为，全球媒体都在走向垄断，所谓“穷民主，富媒介”，大媒体是为资本代言的。那么中国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影响。

三是意见领袖问题。以西方向我们兜售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例，其实西方的学术书籍很少使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也就是一些西方政客在那讲。严格说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可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一个甚嚣尘上的“思潮”了？而且它也不是西方学者推介的，恰恰是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有意包装并推销的；其用意并不是为了学术争鸣，而在于为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舆论造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学术、理论、宣传上去全面应对，反而正中其下怀，助长了其影响。这说明，近年思想领域中由意见领袖所引起的一些争论，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我们却每每在议程设置上滞后，被动地被意见领袖“牵”着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四是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体是在市场化环境中产生的，包括各大网站。在管理上，宣传部门能管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直讲党管媒体，现在在市场框架内，党的宣传部门怎么去管新媒体产业？现在最主流的传播方式已经不是大众传播了，微博、微信活跃起来，占据了我们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时间。这意味着，信息的传播、我们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急剧转向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尤其对于青少年，影响极大。美国之音去年3月专门制作了一部8集系列网络视频专题片，在它的中文网站播放，就叫《中美网络博弈：下一代的新冷战》。可见美国已经把“冷战”对准中国的下一代，那你怎么应对？

五是正面话语权缺失，造成政府的公信力缺失。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是西方媒体；在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新媒体领域，有话语权的是商业媒体和海外中文网站；在舆论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微传播。大量的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妖魔化中国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在西方媒体、商业媒体、海外网络和微传播社交网络中比比皆是；在网络上，爱党爱国的人士及其声音往往受到谩骂和攻击。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话语权和公信力缺失，最终影响党的公信力。

六是在市场化和新媒体化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分化的问题严重。市场化导致主流媒体去创收，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媒体的政治分化则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党内存在不同政治态度的猜疑。为什么有些媒体被西方称为“中国最自由的媒体”？为什么有些鼓吹普世价值、颂扬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和歪曲中共党史的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网络自由主义不过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延伸而已，根子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歧。

第三，如何评估这些问题。不同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媒体，影响有多大？怎么评估它的风险性，怎么应对？我们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但到底管什么，怎么管？在新传播环境下，目前这个问题似乎不够清晰。在媒体管理上，表面上管得很多很严，但更多是治标，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其实管得很不够。美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管控比我们严得多，媒体并不真正自由，例如在微博上记者是不能随便攻击甚至嘲笑总统的。

我们要辩证地看社会主义媒体的发展。在现代媒体建设中，我们经验不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把西方媒体作为参照物，但西方媒体发展了几百年，媒体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利和专业化水平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博弈和演进的过程，所以不能简单用西方媒体来比照中国媒体。但是，我们的媒体一定要超越西方媒体，以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言论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权利诉求，这个任务很紧迫。

很多人认为，传媒学界是一个西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新闻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入。很多关键问题，如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法、舆论监督等问题，研究得不深入。还有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其实是拿马克思主张的新闻出版自由“反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体制，然后把美国的很多东西给神化。实际上，在西方并没有“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更多是一些具体的，如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等。

最后是几点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建并打造一个升级版的社会主义媒体。不仅仅有喉舌功能，还要有信息传递功能，并充分发挥上下沟通的功能。乔良和王湘穗写《超限战》，我们现在的媒体战也是超限战，不能用常规思路。特别不能迷信舆情，被一些舆情的假象牵着走；目前中国舆情调查的水平其实是很低的。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舆情机构，调查真正的舆情，发现舆情中的真正问题。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工作。

党管媒体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应对艰难挑战中成长壮大的，对于当前媒体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相信，通过改变观念、调整机制，是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的。抓好意识形态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方式。

我们自己要设置议程。这么多年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往往是被人牵着鼻子走，非常被动。人家设置一个议程，我们就跟着辩论；还没辩论清楚，人家转移了，又一个议程出来了。我们今后别上这个套，甩开他，自己说自己的话。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做一种辩争。谁说得更好，谁的话能取信于人，让人相信你说的有道理。目前来说，战略上的话语主动权是最重要的。

对比西方媒体对重大事件报道的两类工作方式（主动与被动）和工作目的（控制舆论方向、抢占话语权与信息传播），一般就可以反推出事件的性质，甚至倒推出事件是否由西方插手或预谋。

从西媒报道方式看马航失联事件

马航失联后，就法媒的动向（法媒与美英媒体密切联动），对比几个月来对乌克兰局势的报道，有一条分明的界线。对乌克兰的报道是舆论走在事件前面，即传媒主导事件、制造新闻。几个月来主流媒体的报道，扑天盖地灌入民众脑袋里的是：乌克兰“腐败”的“独裁者”（他是民选合法政权的事实可以被明目张胆地抹去），背叛乌克兰人民的利益，投入“邪恶”的“暴君”普京的怀抱，遭到人民的反对。人民要“西方民主”，不要“俄罗斯专制”，通过和平合法的抗议，赶走了这个任期都没做完的民选“独裁者”，建立了“民主政权”，奔向西方“民主自由”。这是对法媒几个月来乌克兰报道内容的提纲挈领，其中引号中的词语均为西媒锁定的“接力”词语，用来事先定性，垄断解释权（不让受众有任何自我判断）。

相对于对乌克兰的报道，西方对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就被动得多。这里的“被动”只是相对于他们的“主动”而言，即跟踪事件而非策划事件的走向。这是辨别一件国际大事是由西方直接策划还是偶然突发的关键所在。“直接策划”的典型特征是舆论走向由西方媒体挑头、在传媒的鼓点下完成。当然也有直接策划但不想让人知道的事，那时“集团”会一致守口如瓶。

在“直接策划”与“偶然突发”之间，还有一类“中间事件”，比如“昆明3.1暴恐案”，既不属于“直接策划”，又非完全“偶然突发”，而是暗中由某种势力长期鼓励和推助，那么西媒的工作方式又会大大区别于对前两种事件的报道方式，相对会比较低调（对2008年“西藏3.14暴恐案”的高调是因为直接策划），但控制解释权（西方主流媒体一致回避了恐怖袭击的定性）。

一些国人以为西方各国政府谴责了恐怖暴力而媒体不跟随，乃传媒“独立”的表现，殊不知民选政客可以换人，传媒却是绝对的集中垄断，核心人物是终身甚至世袭制的。

由此，大致可从西媒颠倒黑白的程度、主动和被动程度、高调或低调来判断一起国际大事是什么性质。当西媒的颠倒黑白消失，事件属偶然突发，就有一定的百分比可以定性了。那么从西媒对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方式看，也可将此事件划入后一种。在西媒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我们也只能在这一部分看到大致客观的信息。

西方媒体“使命在身”

西媒有组织的接力体现在：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这需要一支意识形态自愿军团有组织有纪律地秘密配合（公开配合则会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独立”的传媒在平时可以各行其事，为的是在战时（对必传递性信息）实行众口一调地接力。

从这个角度看，马航失联报道属于“平时”工作，新闻的属性也可划入“非传递性信息”，即不必统一口径接力的信息，一般媒体可各显其能。但报道方式依然，则根据乘具（飞机、火车、船等）属于哪国，乘客的构成，报道方式都会有显著的或微妙的不同。

比如，因为飞机上的大部分乘客为中国人，西媒一上来一致采用了低调、避免人道视角的报道方式，我们几乎看不到西媒关注受害者个人命运，投向中国乘客家属的镜头极少。这是为了避免为中国人制造悲情气氛。而如果这150人是美国人，又确定是恐怖劫机，那报道方式非要炒得全世界都为机上人掉泪为止。只有在需要妖魔化对手时，西媒才会制造悲情氛围、放大受害者的个体命运。2009年法航飞机失事，因为是自己的航空公司，尤其不能妖魔化空客或波音，事发后报道便集中在寻找失事飞机和失事原因，机上的法国乘客便成为无名无姓无画面的整体，个体命运在这种情境下是不被张扬的。如果那是一次恐怖袭击，报道方式会完全不同。

要注意，西媒从最初的低调逐渐热乎起来，那是因为事件不再仅仅是发生100多中国人的空难（在西媒眼里，西方之外的世界死个百把人的事故，一般不算一回事），而成了航空史前所未有的奇案。如此越胀越大的全球话题，解释权怎可丢给“世界下层社会”？西媒一旦变被动为主动，它们就有能力也有手腕掌控信息源头、截获解释权。尤其自部分中国乘客家属大闹吉隆坡新闻发布会之后，西媒已找到这起事件中“可下蛆的缝”，使命感更成倍窜升，一天天把中国乘客家属的悲情推向事件的中心。这就是开始制造舆论以图主导事件了，往往是西媒嗅到了事件往某个方向发展的利用价值。如能炒得中马关系恶化，甚而令中国政府成为民怨目标，干吗不多加把柴火？他们做这些事都是精细而敏锐的，干这种职业的人，很少只图一个饭碗，而是使命在身。因为有计在心，都深知怎么隐藏自己的意图，操纵画面、选择词语，绝少流于偶然。

只有面对偶发事件，西媒与中媒的工作目的才在某个点上重合——那就是追逐真相。为什么说只在某个点上重合？因为追逐真相并非西媒的主要任务，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主导舆论方向、垄断话语权，为此一要始终掌握信息源头，二要牢控解释权。这两点才是西媒存在的理由！

如果一个媒体的工作目的只是为了传播信息（或者说保障知情权），“掌握信息源头和牢控解释权”这么高标准的存在理由势必有点专权的味道。而这是审视西媒和中媒必须明白的核心分界线：西媒是统治权本身（重要组成部分）；中媒则是介于统治权和民众之间的力量。自古中国读书人就扮演着这个角色，与作为最高权力本身的西方教士完全是两个性质。中媒在近几十年不知不觉地成为西方的传声筒，也是因为它有别于西媒的本质。

如果将马航失联事件的传媒竞争比作又一次的话语权争夺战，西媒手段占上风是没有太大悬念的。对于基本没有争夺话语权意识、更不会将“掌握信息源头和牢控解释权”作为存在理由的中国传媒，无论是选拔人才还是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都与西媒不成对手，没有沦为传声筒已是万幸。

中西媒体交手背后浮出现实

话语的胜利首先是实力的胜利。在马航失联客机报道中，中西媒体的力量对比，最警世的揭示并不是中国媒体如何不敌对手，而是世界的内核与外围，它的内核在哪里、以及身处外围的我们在哪里。这些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被忽悠着用GDP看世界，有些得意忘形。此次马航事件，中西传媒在第一线交手让一些平时人们不太在意的现实浮出水面：

首先，这个世界很多核心技术仍然垄断在西方集团手里，比如飞机发动机。技术垄断不光意味着资金向某个方向流淌、工业化领先与落后，更意味着内核对外围的全盘把控。这是一种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控制，连每台飞机发动机如何运转的原始数据也在他们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一架马来西亚飞机失联，掌握第一手调查秘密的是英美、而非当事国。如果此次空难不是前所未有的扑溯迷离，这种力量对比还不会暴露得如此之深。这才是当前世界最触目的真相。“外围”传媒与“内核”传媒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就算同处“内核”，离中心远的也同样没有这个“能耐”。

其次，各类“国际组织”、有些甚至是联合国名下的“国际组织”，实际的主人还是西方集团。这折射出的依然是内核主导、外围附庸的关系。20世纪随着殖民帝国的终结似乎被“独立”淹没掉的世界秩序本质，在这次马航失联事件中像浮水放掉、露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此次美英记者频得内幕消息，而非中国记者，便是明证。以为信息世界具有某种大同希望的人，被泼了瓢冷水，被迫看到了话语战争的强军和弱旅，以及强弱折射出的既成世界等级。19世纪以后我们接受的这个现代概念的“世界”，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两个强国单凭军靴就能踏出来的，更不是我们头脑里那个建筑在绘图册上的地理概念，而是有着严密的组织者和统领者、在各个关键点掌控情报、设定规则、策动方向的“世界”。在这个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中，信息的分配也没有多少平等可言。当然，在注定作传声筒和少作甚至尽可能不作传声筒之间，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一切都取决于弱势方的自我意识。

第三，要看清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别看表面上一堆“友好邻邦”，其实世事艰险。一起奇特的空难便暴露出像马来西亚这类看起来中等发达的国家，多多少少还是由前宗主国和大英帝国的接班人美国牵着线（通过操纵上层建筑），这是这个国家鲜少动乱和流血、得以发家致富的前提条件。事发后，马方与美英分享调查内幕，而非与亚洲友好邻邦、事件的最大受损方中国来分享，在民众看来有悖常理和情理，但我们应该心中有数。如果马方事发后与中方优先分享调查内幕，那这个政权还能如此安稳？还能不被西方成天揪住“民主”、“人权”的小辫子？恐怕在分享之前，就被“颜色”或“花朵”革命掀翻N次了。

第四，到目前为止，西方记者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可直入上层建筑，不是直接通过操纵台上就是迂回于台下的反对派。要注意，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或采访高官名人，不等同于进入上层建筑，被动的接近只能起传递信息的作用。只有能对之施加影响、并从中获取内幕才称得上进入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记者离目标还远着呢。而直接或间接操纵所在国政治、搜集情报、影响所在国上层建筑思想是西媒驻外或特派记者的本质工作。

当一国的上层建筑暗中掌控在西方集团手里，西方记者基本上是进了自家后院，有各种早已设好的门让他们登堂入室。在有些国家，这些记者甚至分享着决定该国政权生死的大权。中国媒体人最大的问题是对第二手信息的分析与辨别能力都乏善可陈，但当好“防火墙”总可以吧。

有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话语战争是一场高智商、硬实力的博弈，也有上百年领先和落后的问题。要追赶先得认清自己要什么，然后才知挑什么人、以何种手段追赶。承认落后还得看清薄弱点在哪里。富与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强弱，但这不是决定性的杠杆。自由不自由更是有意让人偏离正确答案的人造鱼饵。大把撒钱，广设言路，招一堆只会外语的人铺将出去，根本扭转不了劣势。到了今天，中国不可再犯19世纪后半叶的致命错误，以为购得军火就能建成现代军队。关键在人，以及引领这些人的大脑之谋略。

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鼓吹国企私有化的思潮，谁要站出来反对这种错误思想，就会被某些人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是极不正常的。

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最紧要的是要深刻理解、领会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大会议上的两段重要讲话精神。一段是在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后所讲：“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另一段是在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这两段话至关重要，是明察情势、深思熟虑之语，指明了深化国企改革的总目标、总要求、总原则、总政策，为做好深化国企改革这篇大文章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不这样做就会偏离方向，遭受失败，自毁国基社稷于一旦。

把握总目标：要“加强”而不能“削弱”

“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这是深化国企改革要达到的总目标。

首先，宪法不容违。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一个“主体”，一个“全民”，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性质是有根本区别的，违宪行为不能允许！有人提出要修宪，但是修了这一条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只能加强而绝不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该改的要坚决改，不该改的永远也不能改。

其次，经济法则不可逆。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主导和带动一国整体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则，是囯家有效调控宏观经济、纠治巿场失效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决定性条件。没有国有经济，资本主义不可能存活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理应比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和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第三，所有制结构不是虚的。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不能只是一句无法捉摸的口号，必须从质和量上给出科学界定。在质上，国有资本应能掌握优质的原材料、科技、人力和高端制造能力等资源，物化为能够适应社会需求、高效竞争运营、控制经济命脉、引领战略发展、为国家提供较多税利的优质实体经济；在量上，国有经济无论是资本价值形态还是企业资产形态，都应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足以保证其发挥主导作用的规模比例。

相比较来看，西方国家不止二战后，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私有化、自由化浪潮后，仍保有相当高的国有化程度，国有经济在许多重点经济部门居支配地位。据统计资料，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有企业依然占有20%的投资和5%的就业，并在一些国家产出中占比高达40%以上。而我国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资本占比，都发生颠覆性下降。2012年底，全国工业资产总额中，私有经济占56%，外资经济占21%，国有经济仅占23%；而在全国企业总资产中，国资所占比重已降到20％以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且处于后起现代化进程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应该更高，而不是更低。一些所谓专家和政府官员竟鼓吹要把中国国有经济比重降到10%左右，显然是站不住的。我国现存的集体经济已经极为薄弱，如果国有经济再进一步削弱，“主体”不主，“主导”无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名存实亡，成了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深化国企改革的结果，总体上只宜提高而不可再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否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解释。

第四，国企作用不能否定。近年实践证明，我国仅存不多的大型国企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在推进改革开放、维系国计民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支撑国家经济战略发展大局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的重大作用。回顾“十一五”期间，我国国企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从2003至2012年，我国国企实现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43.42万亿元，年均增长16.8%；上缴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72万亿元，年均增长18%。这样的成就，是举世惊叹的！

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内地企业有89家进入，其中82家为国企，67家由国资委系统监管。特别是许多大型国企“走出去”力度不断加大，在境外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5-2012年间，我国央企纯境外单位资产平均年增25.3%，营业收入平均年增25.9%，利润总额平均年增7%。石油石化、电信、航运、建筑等行业的国有大企业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通过对外投资、资源收购和企业并购等，中国国企在全球化竞争中开始逐渐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影响力，成为美欧等跨国公司的强劲对手，打乱了它们国际垄断的发展布局和扩张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企是我们共和国经济的“航空母舰”，是美国等西方垄断资本财团的最大威胁。正因为这样，近年国内一些人里应外合掀起“倒中国国企”的恶潮，企图摧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支柱。反倒是一些有公正心的外国人士，在为中国国企呼吁和担忧。

链接：一些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国企达到2268家，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的27.5%，产值占GDP总额的18%，，出口额占25%，国有工业企业营业额占总额的40%。

1991年意大利的国有经济在全国销售总额中占 22.8％，投资总额中占33％，职工就业人口20.8％。

挪威2008年国有企业权益接近GDP的70%。瑞典国有经济占比重在欧洲国家最高，一度达到50%。

意大利全国100个最大工业公司的增加值中，国家参与制企业占50%。奥地利、德国等国的国有经济略低于法、意。

英国1979年国企投资额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例为20%，后来撒切尔搞“非国有化”才降至10％。

美国总体比重是最少的，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国有比重很高，美国邮政部门的全部和电力、铁路运输部门的25%是国有的。

俄罗斯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比重高达40%，国有经济控制的GDP近50%，且在国有经济中就业比重高达31%。此外，白俄罗斯的国有经济比重超过70%。

在新加坡等国家，国有经济效益超过了非国有经济。新加坡在资本市场上市的政府控股或拥股的公司市值占总市值比重达46%。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践都证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并没有带来经济成功发展，相反出现了严重危机。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逆私有化”建立国有企业，出现了不少成功范例，如新加坡国资控股的淡马锡公司，2011年拥有总资产2979亿新元，相当于该国当年GDP的91.2%，且始终保持了17%的高回报率。中国经济的崛起，国有企业立下汗马功劳。事实证明，国有并不必然低效率，私有也并不必然高效率，国企私有化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深化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削弱国企，而是加强国企；不是消极的“退”，而是更好的“进”。也就是总书记所讲的，通过改革确实要能够“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如何理解责任和形象？一要更称职地当好“基石”和“支柱”，当好“国家队”，发挥好“主导作用”，这就必须提高国有经济比重，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国防科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水电气等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带头和引导非公经济实施国家发展战略；二要为国家多交税利，为社会多做贡献，因此社会主义国企决不能退出效益高的竞争性行业，只干“赔本买卖”，而要在竞争中增强活力，实现资产运营优质高效、保值增值，否则自寻绝路；三要权力约束，管理规范，不搞腐败，树好形象。

国企与腐败并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认为企业是国家的就会腐败，反腐就得企业私有，那么政府也是国家的，是否反腐也得政府私有？国企改革决不允许搞私有化，改革搞得好，利于反腐败，搞不好，腐败登峰造极。

应当指出：国有不等于腐败，改制不等于变性，混合不等于出让，控股不等于垄断，竞争不等于退争。国企不能再退，再退就没有底线了。

把握总要求：“自我完善”和“浴火重生”

如何着眼“加强”来深化国企改革？不是抱残守缺、原地踏步，而是“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这两个“在”缺一不可，说明改革的总要求是，加大改革措施力度，做到两种程度的加强，一是原有基础上的“自我完善”，二是改制重组性的“浴火重生”。总的是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效益，规范行为约束，增强实力、活力、竞争力和控制力。

自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公司制，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形式。股份制不是唯一的企业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是唯一的经济形式。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如果搞一刀切、一股风，要出大问题，过去这样的教训太多了。这些年，我国国有企业改制面已超过80%，大多数自身改革成效明显，有了很好基础，不需要推倒重来，另搞一套。

目前，中央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比例已达89%，混合所有制企业比例已达52%。截至2012年底，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已有378户，地方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已有681户，非国有股权比例分别超过53%和60%。央企资产总额的56.97%、净资产的75.62%和营业收入的60.56%都已在上市公司。有些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不一定需要上市（类似华为不搞证券化发展更好）。也有的国企因为经营领域、职能、规模、安全性等方面的特殊性，不适宜向社会融资和实行股份制。所以，应当因情制宜，区别对待。

要立足实际，首先科学定位，选择自己合适的形式，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行为约束，加强管理监督，提高经营效益，在原有基础上自我完善，这是一般性、普遍性的要求。

浴火重生。对相当一部分国企来说，要以发展混合经济和股份制改造为重点，“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是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融合而形成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利用这样的资产组织形式，可对内规范产权约束，完善治理结构，对外吸引社会融资，扩大影响力，增强创新力，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服务。混合经济有利于壮大资本实力，强化互相监督，规范法人治理，增强竞争活力，但绝不是简单地让国企出卖产权，退出阵地，收缩规模，搞什么“国退民进”或“中退外进”。

控股是关键。混合所有制是一种经济共同体，其性质取决于谁控股，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在国企发展混合经济中，国资不坚持控股，而民资相对弱小，外资就必然趁虚而入，抢盘夺主，那就不仅是私有化，而且是附庸化！有些人鼓吹加入WTO，就世界一体化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都放开了，实行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可以敞开胸怀，拥抱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不要老想着谁控股”，这种言论危害极大！事实告诉我们，入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依存度在提高，竞争和较量也更加激烈，拳头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弱决定国家的命运。连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做不到将本国的经济命脉、战略产业都栓到人家的战车上！试想，如果社会主义中国的金融系统、核能源、粮食、军工、核心通信、主干铁路以及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支线铁路，掌控在外国资本或私人资本手里，会对国家安全带来何等严重的政治后果！

混合是为了促进竞争，但竞争不是退争，控股不是垄断。不能以国企改制为名，放弃国资控股权，改变国企性质。相反，控股是一种产权竞争，是在融资共进中竞大竞强。特别是在企业上市的情况下，对国有资本的运作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绝不像有人说的一“混”了事、万事大吉，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当甩手掌柜了。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做到开而有节，放而有度，守住底线，竞争发展，尤其要确保国有资本在重要骨干企业有效控股和保值增值，支持重点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和国际竞争中的主力军作用。

在总体上，国资控股应形成四种类型：一是关系国家核心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部门，赔钱也得干，责无旁贷，不能融资，但可以国资拆分竞争；二是对经济命脉、战略产业可以吸引融资，但必须国资绝对控股，重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对主要竞争性行业要混合共进，能进就不该主动退，国资应保持相对控股，在竞争中保值增值，做大做强。

目前国企中，包括117家央企，属于完全垄断型行业的很少，不超过20个企业，且也是既有垄断也有竞争，大多数企业属于非垄断行业，如中建材的水泥生产经营便是民用产品，是纯粹的非垄断行业，在竞争中形成规模，效益很好。要国企“见好就退”，违背市场公平法则。四是对于一些普通的一般竞争企业，国资不一定控股。这类情况，目前主要指现有的效益较好、且需国家支持的非公企业，国资可以采用参股形式，主动“混”进去，组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借鸡下蛋，赢得更好的效益。市场经济条件下，“混合”就应该是双向、平等的，如果只许民资、外资“混”进来，不让国资“混”出去，那是不公平的！至于原有国企中属于不必控股的企业，前两轮改革基本已卖光，故总体来讲，本轮改革不存在国企还需要再退、再卖的问题。如果不顾实际，又搞一轮大卖国企，无疑是搞私有化，必将给国有经济带来摧毁性的严重后果。

重视实体经济。深化国企改革，要求国家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由实物形态管理为主转变为价值形态管理为主，这不等于说今后可以不重视国企发展，只重视国资运作。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光看资本增值数量，更要看资产实际质量，关键和基础还在于实体经济。资本富国，不等于经济强国。只重资本价值形态，不发展实物形态，一个大国经济将成为建在虚拟世界的空中楼阁。

把握总原则：不能借改革化公为私谋暴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细则制定必须把握的总原则，就是“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前两轮国企改革中的主要问题，以及借改革之机搞国企私有化、化公为私谋取暴利的危险性。

有人就是想搞国企私有化，借反腐而卖国企，卖国企是为了更腐败。他们宣称“国有制就是腐败根源”，国企私有化才能从体制上根本反腐。其实，国企私有化不但不是反腐，恰恰是最大最彻底的腐败。所谓腐败，本质就是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用国企私有化的办法解决腐败问题，正中腐败分子下怀，实质是搞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公权私用、公利私有，从根本制度上实现化公为私的腐败目的。以国企改制为名，把国有资产低价折股，内部瓜分，外部贱卖，让人包装上市，转手牟取暴利，养肥一个个大鳄巨蠹，造成国资变相流失，国企改变性质，大批职工下岗，国家企业失控、产业旁落，实体经济空心化，这样的噩梦有史可鉴！目前国内外某些势力正盯着这块肥肉，认为这是本世纪从中国可捞取的最后也是最难得的一份“改革红利”！而广大民众的最大担忧就在于此，我们党不能再次让这种担忧成为现实，不能一边在反腐败，一边却推动全国性的新一轮国企私有化腐败。可想而知，如果担忧成真，那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就威望扫地，打虎拍蝇都成笑话，被人看成是官僚买办势力集团倾轧争夺对国家财产权利的再分配。

在国企发展混合经济和股份制改造中，务必抓住要害，堵住化公为私的路子和漏洞。

首先，国有资产不能内部折股瓜分。国有资产是我国社会全民所有的法定资产，全体国民都是“股东”，产权明晰首先要保证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没有权力以改革之名将其变为某一部分人的私产，即使国企内部的职工和领导，也不能自己决定给自己分股送股，把全民的公产变成个人的私产，这是违宪的。推行职工持股试点，可以自己掏钱买股增资，而不能把国有资产打折分股。

其次，国有资产不能价值低估。国企搞股份制，无论是将来可上市的资本部分，还是不能上市的资产部分，都不能低估。这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在前两轮卖国企中，这种情况太普遍了！近来铁路改革提上日程后，大量媒体集中报道铁道部即将资不抵债：“铁道部资产4.3万亿元，负债2.6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81%。”这种说法荒唐至极，立即引起社会质疑。一些文章指出：第一，铁道部铁路就有10万公里，含高铁一万公里，以铁路每公里2亿元评估，就有20万亿元的资产，这还不包括车站、工厂、机车、以及地方路局的资产；第二，铁道部近10年固定资产投资就超过了5万亿元，即使扣除折旧也不会低于4.3万亿。可见，一些人真是想私有化想疯了！

第三，国有资产不能任意出卖转让。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总体上就不能把现有资产都卖了，只能是卖上市部分，在证券市场上公开融资，公平交易。未上市的国有产权原则上不能转让，发展混合经济，既可以搞新项目合资合股，也可以老项目吸收参股增资扩股，完全没有必要走卖产权之路。“混合”不一定“我退你进”、“我卖你买”，基本做法应该是“多元投资”、“合力共进”，要“做加法不做减法”。

前两轮国企改革中，最大的教训就是形成了全国性的疯狂的“卖国企”浪潮，一讲改革就是卖，不卖不算改革，卖光才算改革成功，这岂不是“败家哲学”！

现在又开始有人鼓吹“要混合就得卖，不卖不能混合”的歪理。如果以改革之名，强制要求国企向外资、私资出卖产权，那就不是为了加强国企，而是为了搞垮国企！近期传闻，有的国企盈利状况不错，也不乏扩张资金，但为贯彻上面指示，降低门槛引进外资、私资，准备拿优质资产当非优质资产出卖，认为不是优质资产人家不买，所以把优质资产和赚钱部门拱手相让，以显示“诚意”。这是什么逻辑？简直是天大笑话！

第四，控股国企加强反腐约束。在国企改制中必须坚持国资控股，不控股就不是真正的国企。由外资或私资控制的混合企业，是向资本家负责，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只会比国企更差更难控制；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也不受控制。

有关资料表明，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2003-2012年私企数量增长2.84倍（年均增长14.4%），资产总额增长17.4倍（年均增长33.1%），主营收入增长22.9倍（年均增长37.3%），利润总额增长40.2倍（年均增长45.0%），堪称世界上增长最快、最赚钱的企业群体，而同期国企的户数、资产和主营收入在工业企业中所占比重都急剧下降。但在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及附加比例中，2012年私企仅占13.0%，国企占70.3%。目前我国央企负责人平均年度薪酬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为12倍，而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上百倍，日本是20倍左右，至于劳资收入差别就更难以计量了。所以，不控股将会加剧整个社会贫富悬殊，甚至冲突激化。对国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但要公平税赋，合理规范上缴利润，还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民主管理监督，防止在政府“松绑”、企业自主的情况下内部搞腐败。

把握总政策：关键是“公开透明”

混合经济和股份制改造是个“筐”，什么货色都可以往里装。要有效防止有人在这个筐里揣私货、黑货，借改革化公为私谋暴利，就必须把握一个总政策，即习总书记讲的“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公开透明，就要坚决破除“神秘主义”，把改革的“暗筐”变成“玻璃筐”，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让黑腐行为无处藏匿。

方案细则公开。国企改革方针政策、总体方案和措施细则要公开，接受人民质疑，听取群众意见，修改完善后，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才能实施。每个国企改革的具体方案、实施细则及理由也要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质疑，接受国家安全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和纪检司法部门的共同审查。在改革中，全民所有的企业产权能否出卖转让，不能企业领导说了算，也不能政府部门说了算，必须提交人大审议决定。

资产评估公开。国企资产评估要逐项公开，从评估对象、项目，评估人的资格和社会公信度，到评估结果和依据，都要向全社会公示，召开听证会，利用包括网媒在内的各种渠道，接受社会质疑。如有疑义，必须重新审核。

实施过程公开。无论是国企内部资产评估核算、组织调整、职工持股试点，还是与什么对象合作、怎么合作，股份混合公司的组成、资产来源和配比，以及控股情况等，要全过程地公开信息、公开操作，接受社会舆论、专门机构和企业职工的共同监督。发现问题，必须立即制止和查处。

资本交易公开。原则上只有批准上市的国资部分才能出售，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个别未上市国资部分经法定程序批准转让，也必须在资本市场上公开竞价，不能搞私下交易。

建议中央运用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派出由中纪委牵头，国资委、司法监察等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中央国企改革巡视检查小组，到各地听取群众意见，监督国企改革实施全过程，坚决制止和查办改革过程中的一切违宪违法腐败行为，验收评估国企改革成效，向全国人大报告，并向广大人民群众通报。

而本轮国企改革的验收标准，至少应有3条：1，在社会总资产中，国有资产比重和国资所控制的资产比重，均比过去有明显提高；2，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得更好，资产经营效益更好，给国家上缴的税利水平明显提高；3，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没有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和化公为私现象。

链接：国外有识之士对中国国企改革的担忧与预警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仿效别国模式。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里，国有经济在引导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国有经济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法国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皮卡尔博士

中国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国家资产账户，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阿联酋都是这样，这些国家把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可以看到，其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方之一。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你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我只想告诫中国人民：目前美国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受到世界绝大多数金融业专家支持的利益集团，他们希望终结中国政府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大优势，使中国的银行私有化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希望中国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要掉入银行私有化的陷阱。”

——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生态经济学家、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终身教授小约翰•柯布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当前经济理论的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澄清关于政府作用的若干流行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一些流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需要加以澄清。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最优模式是“大市场小政府”，这种观点把政府和市场完全对立起来，并且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政府是无效的，因此，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弱化甚至取消政府的作用，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然而，政府的优劣不在于大小，而在强弱。能充分履行社会职能、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就是强政府。不能充分履行社会职能、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就是弱政府。事实上，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是多了而不是少了，政府的规模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早已超出“守夜人”的范围，广泛介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政府的强弱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主义理想早已成为历史遗迹。

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所以，除了制订市场规则和维护市场秩序外，不应当承担更多的职能。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很有迷惑性。确实，如果只是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角度看问题，政府无疑是裁判员而不能是运动员。然而，除了交易和竞争之外，一个社会就没有别的经济问题了吗？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些角度，如经济发展、国际竞争、保障民生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角度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政府则绝不仅仅是裁判员，而是重要组织者、发动者和参与者，是主导性的力量。

有人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即在存在着垄断、外部性、公用品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对市场进行行政调节或管制。这种观点只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实际上，市场经济主要的缺陷并不在微观方面，而在宏观方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具体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贫富两极分化、失业和经济危机和经济运行的无组织性。这一点，凯恩斯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理论也是承认的。

有人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宏观调节”，即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看法也是不全面的。宏观调节只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一个部分，并没有能囊括政府其它一些重要的经济职能，如微观规制、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特有的一些经济职能，如计划协调、统筹兼顾、国有资产管理等，以及与中国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经济职能，如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等，也没有在宏观调节这一概念中得到体现。

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服务，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是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这里的服务对象是谁？如果对象是人民群众，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这在理论上还可以说得通。但是，如果服务的对象是企业（实际上是资本），就很成问题了。我们现在所讲的建设“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或职能的完整概括，而是意在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上述这些流行观点的根本错误，就在于照抄照搬西方新老自由主义的陈腐教条，否定了政府的积极作用，脱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基本制度和发展阶段，违背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界定政府的作用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认识和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呢？弄清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三个主要的维度：

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核心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供求、竞争和价格的波动，调节生产，配置资源。不过，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包括法律体系、竞争规则、宏观环境、社会保障等，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着局部失灵问题以及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现实的市场是具体的，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受技术、经济、法律、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浓厚而独特，生产力发展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经济体制长期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之中。在这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极为罕见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它们的规模、结构、运行方式和体制机制，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和经验，是行不通的。

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决定一定社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在这样的根基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这最后一个方面的维度，是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和重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就会被瓦解，深化改革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方面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上，前者是制度基础，后者是实现途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具体讲，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计划统筹。政府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经济运行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宏观调节。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供求的矛盾运动进行调控，以实现社会供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保持基本平衡，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市场监管。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为经济运行提供正常的市场环境。

制度创建。政府通过自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提供非盈利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弥补市场失灵。

保障民生。政府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国有资产管理。政府作为国有经济的所有者，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监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促进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收入分配调节。政府对收入分配过程进行调节，实现共同富裕，保障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推进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还包括了党领导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范畴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党执政兴国的主要任务。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驾驭经济社会全局的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政府的上述这些作用，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领域，体现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方面。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层面看，则需要强调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党政有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制度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绝不能受“小政府大市场”等新老自由主义错误主张的误导。

市场有效，党政有为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认识到，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对立的一面，因此，必须简政放权，才能释放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又要认识到，从社会和长远的角度看，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政府与市场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落后和不成熟，不仅表现在市场作用比较弱，市场体系不全，市场秩序混乱，价格信号扭曲等；也表现在政府的作用比较弱，政府无能，法制松驰，腐败盛行等，这样的市场经济必然是缺乏效率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国家干预最小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推行，也造成了失业率不断攀升，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突出，生产持续低迷，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世界经济严重扭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发展战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市场有效，党政有为，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秘诀。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够充分。如，政府行政审批的范围过大、权力过分集中，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机制还未理顺，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中行政化倾向严重，城乡体制分割，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等。二是一些该管的事情没管好，政府的作用还需要有更好的发挥。如，政府宏观调控的计划性、有效性、权威性有待提高，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突出，市场监管不到位，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收入分配调节乏力，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巩固，腐败现象严重等。现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突出，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方法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包括：一是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机制，二是建立法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公司法人制度的微观载体。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看，公司战胜独资，法人所有取代自然人所有，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以现代公司法人制度为方向，摸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关键。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是公认的，不仅仅是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更在于摒弃照搬照抄，尊重国情、借鉴规范的成功改革方法论。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人并没有重复美欧国家两百年前、俄罗斯二十多年前的私有化老路，而是跳出把国有独资企业变成私人独资企业的狭隘私有化思路，首先把国有独资转变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再逐步调整国有控股的合适比例，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司法人制度。通过资本市场和公众公司的途径实现国有企业的“浴火重生”和“凤凰涅槃”。通过法人所有制进行新型公有制形态的探索及设计，进而实现与完备成熟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对接。

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摸索并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微观运行载体是关键所在。

在我国国资体制改革进程中，既要打破传统的国有独资形态，也要抵制俄罗斯代表的转型国家普遍采用的分卖为主的私有化模式。以避免在把国企改革变成瓜分国资的私有化盛宴的同时，又丧失了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生产力规模基础上的国家竞争力优势。因此，摒弃西方经济学家和只知照搬照抄的激进改革者的“独步良方”，寻找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又符合国情、能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现代大公司组织的捷径，就成为我们坚持市场经济体制下创中国模式、走中国道路的关键所在。

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本产权制度和监管制度，如何通过股权多元化和证券化，在国有控股公众公司探索并打造现代股份公司制度，这将是未来深化产权制度变革的重要创新。利用资本市场，按照现代公司制度实现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组，通过混合所有制，最终实现国有资本控股，外资、民营、私人资本共同参与的现代公司法人制度。

市场化改革中定位政府的双重职能

新形势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从所有者——政府层面研究国资改革，重塑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殊定位至关重要。

我国政府具备市场经济间接调控者和国有资本所有者（监管者）的双重职能这一重要特征：

政府间接调控者的职能是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国际规范决定的，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责制定市场运行规则，承担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公平竞争，其职能相当于市场经济比赛场上的“裁判员”，如工商局、税务局等，而所有“参赛”企业都必须遵守“裁判员”制定的规则。

政府国有资本所有者（监管者）职能则是我国公有制市场经济中保留“国家队”体制所决定的，由国资委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者职能，相当于赛场里国家队的“领队”，负责对国家队（国家出资的实体企业）及其“教练员”（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施有效的监管，这一管理具有针对国家出资企业的特殊性。

政府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深化和完善国有资本监管体制和出资人体制，是正确处理政府间接调控者和国有资本所有者两种职能，完善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国资委是搭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桥梁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然要求引入竞争，构造多元化的微观经济运行载体，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国资委体制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殊性。

我国现行的公有制模式归根到底还是政府所有制，从宪法上看，中央政府是唯一的国有法律主体，但现实中个省、市、区、县层面又都存在着中央所有、地方分级管理的地方国有资产。但按照市场经济规则，一个主体是无法构造出真正市场经济的。我国的国资管理体制正在探索把国家所有的所有制模式划分为中央绝对国有和地方相对国有并存的、与现实中国家所有制模式相适应的新格局。而在这一市场化的改革中，面对公有制内部多元化的新趋势，以及数量众多中央和地方国有资本和国资企业的复杂格局，在国有资本的规划布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上，需要统一监管者；但是由履行“裁判者”职能的政府部门担任国有资本的监管者并不合适，有必要通过组建特殊公法人机构，构造出统一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并统一监管国有资本的主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国资委体制诞生。

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多元化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的存在，不仅是在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更由于我国现有国有资本体量庞大、分布在众多领域、在特高压电网、高铁、航天航空等重点行业展现出了“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因此在国有资本内部也必须重新划分和梳理中央与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实现多元化的国资管理新格局，逐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中国的国资委体制的确立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重大创举，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正确认识国资委的责任与使命是深化改革的关键。国资委在政府体制改革中承担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重要角色，已然成为连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坚实桥梁。

走出将国企划分为公益性和竞争性的分类误区

如何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如何对不同类型的国企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这一直是国资改革中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国企进行科学分类是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构建新型国资管理体制的前提和关键。

要走出目前社会上将国企进行公益性和竞争性划分的误区，此种分类在理论上不成立，在现实中不可行。

首先，在理论上，公益与营利相对，竞争与垄断相对，二者不能混淆。简单把国企划分为公益性和竞争性，不仅没有解决公益性国企该不该营利的问题，而且将现实中竞争性与垄断性的界限模糊，自然垄断行业国企的类别归属难以界定。

其次，在实践中，竞争性国企的提法，其目的是营造逼迫国企与国资全面退出竞争领域的理论，最终否定和取消国资委代表的中国国资改革创新模式。

显然，目前将国企划分为公益性与竞争性，并进而主张公益性国企由财政部管、竞争性国企由国资委管的主流分类，其真实目的是在打破国企垄断舆论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出“国有企业应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最终否认国有资本主导并发挥支撑作用的中国市场经济创新模式的存在。

综上所述，笔者坚持主张，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模式下，结合政府的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与市场经济间接调控者（公共管理者）职能兼具但又有所区分的理论基础，对中国国企应进行公益性和营利性的科学分类。

第一类公益性国企。特点是采取国有独资形态，不以营利为目的，企业家是公务员。这类企业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接受公共补贴的企业为主，主要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充当社会公共物品提供方的角色，在国家出资企业的数量上应只占极少数。

财政部基于其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对公益性国企进行监管。从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纯粹为提供公共产品而设立的企业，比如国防、城市道路和路灯等基础性设施的供应商；二是生产国家专营专卖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由于其高度垄断的特征，不能由一般的私人企业提供，比如造币、烟草等领域；三是涉及邮政中普遍服务业务、铁道经营等改革过程中尚不能完全交由私人提供的行业，这些领域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性，也应当划入公益性国企的领域，交由公共财政进行管理。

第二类营利性国企。在企业组织形态、法律定位等方面与私人和外资控股的股份公司无异，并公平竞争。均为以追求营利为目的，按照商业原则运营、主要受民商事法律调整、企业家为职业经理人的股份公司，其最重要的特点是采取国资控股或参股。今后绝大多数国家出资企业都应划分在营利性国企的范畴。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的监管者，应对营利性国企中的国有资本实行统一布局、规划和监管。

在上述公益性与营利性国企的分类基础上，政府两元职能得到协调，清晰划分，不再扯皮，同时也为“监管统一、出资多元”的新型国资监管体制奠定组织和体制基础（见表1）。

创新国资改革模式

从国企监管向国资监管跨越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主要思路的国资改革备受热议。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企股权结构。鼓励民间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积极引入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国有企业改制上市、重组整合、国际并购。其优势在于，一方面规范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股权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有“一股独大”；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民间资本活水，提升在风险控制、创新和治理决策方面的决策质量，有利于其增长质量的提高。

未来在发展混合所有制、建立现代公司法人制度的进程中，作为国有资本的统一监管者，国资委要逐渐退居幕后，应把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直接出资人（股东），成为与外资、私人、民企无差异的股份公司股东主体。在国家出资和控股的企业总体股份中，国有资本只是其中一类，因此无论是国资委履行应有的监管者职能，还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履行对实体企业的出资人职责，都应只针对国有或国控企业中的国有资本，绝不能再简单地将国有或国控企业整体都纳入监管统计口径。因而，未来的国资委改革必须实现从国企监管向国资监管的跨越。

对营利性国资实行统一监管

组建监管统一的国资管理体系，履行对各行业包括金融类、产业类、教育、文化、卫生等营利性国有资本的统筹监管，有利于实现国有资本的战略布局规划与结构调整，使国有资本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亮点。

国资委面临着作为监管者无法实现统一监管，作为出资人又管得过细的两难境地。目前国资委既承担着国有资产监管者的职责，又担任113家央企的出资人，监管中存在以下几大障碍：首先，作为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国资委却种着“自留地”，客观上无法履行对金融、教育、卫生、科技类国资的统一监管；其次，由于国资委履行对113家央企的出资人职责，部分央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经常受到与其他央企之间存在关联交易等方面的责难。

现行的国资管理体制必须改变，将“一身两任”转变为通过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最终实现国资委系统内的“两身两任”。利用两类机构、两种身份、履行两种职能，将履行统一监管者职能的国资委和行使直接出资人权利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进行彻底区分，实现监管统一与出资人多元的并行不悖，构成国有资产管理的三个层次（见图1）。

具体而言，第一层是代表中央的国务院国资委和两级地方国资委，作为各级政府授权的国资监管者，履行“赛场”上国家队 “领队”的职责，具体包括制定国家或地区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规划，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同时任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董事。

第二层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资本运营机构，直接履行出资人股东的职责，它是国资委制定的国有资本战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实施载体。主要负责国有资本的投资经营和存量资本的流动与重组，这类公司应保持国有独资形态，仅以股东身份从事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不从事具体的产品经营。是“赛场”上国家队的“教练员”。

第三层是享有独立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国家出资的实体企业（包括国有控股、参股企业），这类企业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国资委“领队”监督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教练”的指导下，在市场经济的赛场上比赛，履行 “运动员”职责。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国资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股权多元化的企业管理体制，对第三层国家出资的实体企业应该有更宽泛的理解。事实上，在一个公司集团里面，不仅有集团公司、母公司、子公司的区分，还有子集团的概念，即第三层国家出资实体企业依然可以通过股权连结实现对四层、五层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从而形成在法人股份连接纽带基础上的集团控股公司资本管理。

创新模式中国资委的主要职责

在国资委对营利性国资统一监管的模式下，构建国资委系统，并将国资委的出资人职能让渡给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行使，国资委作为国资监管者的职能定位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国资战略布局与规划的主导者；第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者；第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管理者；第四，国有资产安全的维护者。

国有资本战略布局与规划的主导者。在国资改革领域，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突出表现在国资委从对国企具体经营监管事务中脱离出来，转变为国有资本宏观战略布局和规划的主导者。

国资委制定的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和规划并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而是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运用市场机制，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投资效益成为引导资源流向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而言：国有资本战略规划是从国民经济和产业规划布局出发，进行资源整合，推动国有资产向优势产业和领域集中；国有资本战略规划是从壮大国有资本和加强资本运作、追求盈利的角度，综合考虑国有资本的进与退，最终形成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机制；国有资本战略规划在必要时，可以在授权管理范围内，制定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法规和政策，为避免行政化趋向，国资委在行使这些职能时，应接受相应的监督。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权的编制者。就国资管理而言，预算和规划是国资布局的“两条腿”，国资规划需要资金的匹配。政府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应建立起独立于公共预算之外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全面掌握经营性国有资本的收支及资产负债情况，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国资并没有支出权，极大地限制了国资委对于资金的使用，国有资本战略布局规划无法顺利实现。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国资委比财政部更加了解企业情况，目前清产核资和资产统计等大量基础性工作都是由国资委负责，财政局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最终要依赖国资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权由国资委行使，这有助于实现政府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也有利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管理者。在新型国资管理体制下，国资委只需要在把握战略布局规划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基础上，向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派驻董事行使股东权利，即可实现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管理。具体而言，国资委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两者之间应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

一方面，国资委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赋予较大的经营决策自主权。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原则上成立董事会，在董事会的指导下，以追求盈利为目标，并兼顾政府的产业政策，以自己的商业判断力和灵活性来进行投资和其他业务，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另一方面，国资委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适当收权：包括部分人事任命权、重大事项决策权及财务审核权。首先，国资委负责组建中间层的董事会，董事会人员可以包含来自国资委内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独立董事、以及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执行董事等；其次，在股权并购和出售等重大事项及重大政策制定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必须事先征求国资委意见；最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每年定期报送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供国资委审阅，使国资委随时了解其经营状况，有效防范失控风险。

国有资本安全的维护者。国资委应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产权登记检查和日常管理；二是严把工作流程，依法规范产权交易；三是全面加强企业净资产核定和资产损失认定，规范资产评估程序和制度，公正地评估国有资产；四是通过推动国有资产进场（产权交易所）交易和竞价交易制度，使国有资产转让在公平竞争中展开，使整个过程变得高度透明，避免暗箱操作；四是努力做好国有资产收益收缴工作，严格规范资产处置和担保行为，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

出资人再造——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组建与组织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在国资委和实体企业之间组建的国有独资的、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经营的特殊形态的法人，是连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家出资企业的纽带。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分为三类：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和大型企业的集团公司。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原则上保持国有独资形态，以股东身份从事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和运作，与股权多元化的实体企业相区别。其处于中间层，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接受国资委的监督和管理，又发挥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作用，例如通过向控、参股企业派驻董事行使重大人事任命权。

第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纯粹的控股企业，以股东身份从事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和运作，不从事具体的产品经营。如中国汇金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

第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追求营利。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有改组和新建两种方式，笔者主张应以改组为主，新建为辅；同时要以集团公司改组为主，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经营公司改组为辅，节省组建成本，避免叠床架屋。这个过程将有力推动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和产业整合，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符合产业导向、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集团，如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将成为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首选。抛开现有实体性企业集团公司，而在其上面新设一批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的做法并不可取。

国家出资的实体企业——建立现代公司法人制度

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要求企业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必须规范科学。前者将随着混合所有制的推进逐步完善，后者则是目前国家出资企业在现代公司制度建设中的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难点。其中，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培育是关键。

现实中，党的组织系统和国资委对监管企业的人事任免体制和机制亟待完善。不通过国家出资实体企业董事会而由组织部门和国资委直接为央企统一招聘副总等高管职位的做法，十分普遍，而这是不符合现代股份公司的法律规范的，也容易在国际经济竞争留有隐患，被西方国家“抓辫子”。此外，在人事任免程序上，目前普遍存在着不经国家出资企业董事会的合法程序，就由党的组织部门和国资管理部门直接任免已致引发资本市场上对部分央企信息披露不规范的质疑。

因此，国家出资实体企业的人事聘任制度，应按照现代股份公司的规范程序，不管是党的组织部门还是国资监管部门，都应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一出资人代表，向国家出资实体企业推荐董事和其他高管人选，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一大股东来控制实体企业董事会、进而实现大股东提名的方式，实现公司的人事任免程序。

此外，通过国家出资实体企业董事会,对职业经理人进行市场化选聘势在必行。

对于营利性国家出资企业的高管和职业经理人应果断采取市场化的薪酬激励制度，以使他们能够按照市场化准则与外资、私企的高管公平竞争。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混合所有制的精神，这种薪酬激励不仅应包括年薪，也应包括股权和期权的长期激励制度，以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调动其主动性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国资改革的创新一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完善股权结构，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二是通过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化选聘，改革目前的国家出资企业高管的选拔和薪酬激励制度，这是决定中国国家出资企业能否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两大关键要素。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构成与特点

近年来，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的相关话题引发广泛热议。一般认为，相比于十八世纪末以蒸汽机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十九世纪末以钢铁、电力、机械制造、石油化工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以电子、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走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纳米技术、新材料和生物等多领域技术相互融合的技术革命阶段。

在生产方式和技术革命的特征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可持续和清洁的生产方式。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之一就是要解决大工业生产带来的资源和能源枯竭及生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加快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替代传统能源上已初见成效。

二是用机器替代脑力劳动，并在更大程度上替代体力劳动。在过去的40多年中，信息技术革命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工作领域中脑力劳动的替代，而今后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它将通过机器人和智能系统等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应用。

新技术革命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巨大影响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

首先，现有的比较成本优势加速削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赖低廉的工人工资、更廉价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对环境污染更高的容忍度而形成的综合比较成本优势。随着智能化制造、远程通讯等大量新技术的运用，以及绿色技术的发展，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这一成本优势正在被削弱。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成本已进入加速上升阶段，两者共同作用，我国的低端要素比较成本优势终将不复存在。

制造业智能化革命能最好地说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种巨大影响：虽然3D打印机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挑战不会马上到来，但近年来机器人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以及随着机器人性能的改善和成本下降，机器人的单位产出成本有可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比廉价劳动力的成本还要低廉，大量重复性劳动岗位将被机器人替代。目前，全球机器人市场发展十分迅速，日本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比例已高达33%。这一趋势将可能增加就业压力，并压抑工资的上涨。

其次，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机器人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智能化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流通、物流、社会服务、农业和家务劳动等所有领域排挤体力劳动者。“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最廉价的劳工也不如替代他们的智能技术廉价、高效。……今后几十年，各行各业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可能被智能机器所替代。” 在里夫金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完成之时，也是体力劳动近乎消亡的时候。那么可以通过哪些部门或领域解决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呢？里夫金把人们的就业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非盈利部门）。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导致传统的市场经济部门萎缩或转型，吸收劳动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非盈利经济”上。

目前我国尚有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减少将直接减少萎缩，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我国的就业问题雪上加霜。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用资本（这里理解为机器设备等）替代劳动的过程。就业是我国的“民生之本”，那么，该如何解决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解决产业升级和就业保障之间的难题？

第三，产业升级遭遇与发达国家直接的激烈竞争。

我国的产业升级将在两个方面与发达国家产生直接的激烈竞争。

首先，在现有产业的价值链高端面临与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我国现有产业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升级的目标就是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攀升，这不可避免地与发达国家在价值链高端的产品、技术和市场等诸多方面产生直接竞争，导致在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摩擦等方面的冲突不断加剧。

其次，新兴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我国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也纷纷聚焦于类似的新兴产业，并已取得初步成效。面对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我国产业升级的压力和困难不可低估。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赶超打开了“机会窗口”，美国和德国就是通过抓住这种“机会窗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上半段实现了对英国的跨越式赶超。就我国产业升级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我国解决资源环境、技术赶超和就业压力提供了如下三方面的“机会窗口”。

首先，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压力。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借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之力，对我国传统工业进行改造和升级，节能降耗，提高效率。然而，在过去的10年中，虽然我国工业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不断下降，但是能源消耗总量仍然不断上升，能源自给率大幅度下降，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

当前的可再生能源革命是一场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革命。为了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我国未来的工业化道路有必要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提升到与信息技术同等重要的高度。

碳纤维、超导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电子材料、光电子材料以及复合材料等新材料的不断更新与应用，以及纳米科技革命不仅将制造出新物质，而且也将大幅度提高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对解除我国工业化的资源瓶颈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新技术革命赶超的重大“机会窗口”。

随着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大规模消耗，人类正面临能源技术更新的历史关头。非常规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未来新技术探索的重要领域。目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大幅上升，页岩气和可燃冰等非常规能源开发问题无法回避。但是，正如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历史经验所揭示的，我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能源技术上不存在追赶的“机会窗口”，尽早进入“可再生能源革命”技术经济体系是我国实施对发达国家赶超战略的一次重大良机。因此，我国在新能源发展战略上应该采取“综合开发、可再生能源革命优先”的战略。

我国产业升级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建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问题是推进技术创新支撑的产业升级。《“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显著地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能显著增强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能让我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谋求在新一轮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

“高端产业低端化”与“低端混战，高端失守”

通过案例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之中，丧失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应具有的“战略性”之意义。

例如，我国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先，我国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光伏组件加工制造方面，而没有掌握包括光伏组件的制造设备、高纯硅提纯技术和新型光伏材料研究等核心技术，整个产业仅占全球光伏价值链的8%-10%，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担水劈柴”的地位；其次，我国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都属于工序创新，这种创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导致价格下降，我国光伏产品生产者受损而进口国受益，激烈竞争和大量产能过剩相结合，导致国民福利净损失。最后，我国光伏产业进口国外关键机器设备，投入高附加值，90%以上产品却销往国外市场，这种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各地政府在土地、税收、环境和融资等方面提供的扶持政策打造出来的低端加工制造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为他人作嫁衣的“飞地型经济”。

实际上，“高端产业低端化”已经成为我国多数产业的特征。无论是在“传统产业”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均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从而陷入了“出口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进口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这种“坏贸易”的陷阱。“高端产业低端化”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缓慢艰难的表现。这一状况反过来又加剧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困难，这一状态如不能扭转，不仅使我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存在着落空的危险，而且将使我国利用新技术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产业升级出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局面。

“低端混战，高端失守”是我国产业升级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产业结构雷同和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不仅旧的产能过剩没有解决，而且在我国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风电设备、太阳能组件、多晶硅等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目前，地方政府还没有跳出传统发展思路，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上，有可能重蹈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产业低端化”的覆辙。据报道，随着机器人产业热度上升，一场席卷全国的“机器人大战”正在爆发，重庆、成都、深圳、上海、天津、青岛，还有东北等地，都纷纷圈地建立机器人产业园，争夺机器人产业的蛋糕。业界预期，随着国家机器人产业相关政策出台，这场席卷中国的机器人大战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发展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

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其价值链的高端及其核心技术的突破都是以最终产品的应用为市场的，我国具有高端产品应用的巨大市场，但却没有为本国高端产品保留住这块市场，反而将其拱手相让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全球价值链在国家间分解的今天，只有价值链高端才有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不保护自己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并把其国内应用市场拱手相让给发达国家，“科技创新支撑”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成功追赶的历史经验以及拉丁美洲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方面都说明，如果不保护高端技术产品的国内市场，并相应支持本国企业占领其中高端核心技术环节，内资企业根本就无法与那些在核心技术、高薪吸引本土人才、研发能力和生产规模等诸多方面具有强大优势的跨国公司相竞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提出的“尽快掌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性核心技术”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它明白无误地揭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按我说的去做，不要按照我做的去做”的两面派手法。在历史上，几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国家在其经济追赶时期都是通过保护其关键产业及其市场实现国家崛起的，但由于发达国家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改写了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史，现在很少有人了解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真相。但美国经济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这种历史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们一方面宣传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另一方面却在实行关税保护（如对我国销往美国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和禁止外国企业购并其企业，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如禁止我国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购并其任何企业）。美国的经济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从不相信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原则，因为他们认真研究了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由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导致其工业力量衰落的历史教训。

当前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因此，发展模式的变革已经成为我国能否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能否解决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端产业低端化”问题和所有产业中普遍存在的“低端混战、高端失守”问题，是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得到落实的试金石。

为了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借鉴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作为后进国家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历史经验，首先，我们应当对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向我国的转移，设置限制条件，提出更高的技术转让条件；同时扶植本国高端产业和高端价值链，提高关税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为本国高端产业和高端价值链保留发展的国内市场，并以价值链高端为核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内价值链。

其次，缓行或停止执行2010年开始的“扩大进口战略”，对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为本土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平台。

再次，鼓励和推动现有企业联合攻关，鼓励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系列制企业集团和产业链。

最后，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打造产业园区的行为，加强中央政府对产业区划的统筹能力，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围绕核心技术自发形成产业集群。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指标，一有所谓“新的产业机会”就闻风而动，一哄而上，纷纷建立低水平重复的产业园区，这是导致我国各地产业结构雷同和低端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原因。目前，地方政府纷纷建立机器人产业园，并有可能陷入“机器人产业大战”的陷阱之中，重蹈产能过剩、产品无利甚至亏本的覆辙。

从“中新集团”进军行业主流

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并不存在叫“中国建材”的央企，只有一家名为中国新型建筑材料集团公司（简称“中新公司”）的小型央企，这就是中国建材集团的前身。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引进了一批国外建材新技术。1984年，生产石膏板、岩棉、塑料地板、壁纸、洁具的各个“新型建筑材料厂”归口组成中新公司。2002年，中新公司多数下属企业困难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原因是产品小众，非主流，而少部分日用产品又竞争不过那时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总之，这些企业干的不是主流建材，做不大，也就没有行业地位。

但集团内有一个例外企业，这就是北京新型建筑材料厂（简称北新建材），厂长宋志平带动了中国建材集团日后的腾飞。这是一个做石膏板的企业，石膏板是一种当时正在逐渐被人们认识的室内建筑材料，很有市场潜力。20世纪90年代初宋志平成为企业一把手后，首先整顿劳动纪律，以身作则，扭转了当时老国企纪律松散的情况，再明确管理职责，扩大产能，打出“龙牌”品牌，成功应对了当时试图以低价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石膏板企业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战略改组时，北新建材厂就已是模范单位了。1997年，北新建材成功在A股上市，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就很出名的绩优公司。

2002年宋志平到中新公司任总经理的时候，集团濒临倒闭。集团除北新建材和玻璃纤维业务拥有部分民营公司股权外，几乎没有什么好资产。虽然北新建材是中新公司的子公司，但北新建材不可能把全部利润分红上交集团。宋志平认为，只做装饰性“新型建材”不可能取得建材行业的主流地位，做不过民营企业不如不做。集团的拯救和发展要依靠正确的战略，必须按照大企业集团的思路走，要进入行业主流（水泥），获得国内乃至国际的重要地位，才可能有实力在更多新型建材上有所建树。于是，2003年中新公司更名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材集团”）。

当时水泥行业已经有产能过剩的说法。1983年中国水泥产量突破1亿吨， 2000年达5.84亿吨，人均年消费462公斤，超过2/3的产量由立窑湿法的落后技术生产。2012年达21.8亿吨，产能近30亿吨，人均年消费1623公斤，基本都是新型干法（旋窑）生产。

但2003年的市场环境是什么样呢？一方面，由西部大开发等基建投资拉动，水泥行业从2001年起进入起飞阶段，每年产量增长10%以上；另一方面，原国有水泥企业下放到省及省以下单位，再加上上千家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格局极度零散，另外，以安徽省国企海螺水泥为代表的地方巨头已经在崛起。央企已没有任何优势，也不存在全国性布局的水泥企业。

整合水泥市场，实现跨越发展

宋志平认为，中国水泥行业的机会正来自于过分分散的产业结构。实际上中国水泥价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泥名义价格就没有上升过（长期在200-300元/吨），与钢材、煤炭两大重要物资相比，相对价格严重下降（对煤价比值从20世纪80年代的3:1变成20年后的1:3，对钢材价格比值1:10以上，而国际通常是1:3），这正是产业过度竞争造成的。要改善这种困境就必须推动行业整合。由于水泥的运输半径较短，中小型水泥企业的视野狭窄，销售战略原始，只要有实力的企业立足区域内的全局进行定价管理，就能实现整合，这也是海螺水泥在21世纪初崛起的奥妙。于是，中国建材的战略重点就放在存量整合而不是投资建设新的生产线，将从零开始，“整”出中国第一大水泥集团。

从有限的基础开始发展，思维就必须从“有什么做什么”变成“缺什么找什么”。当时，中国建材集团的水泥板块中国联合水泥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水泥”），下辖不到10家水泥厂，总体技术较旧，集团一边要偿还历史债务，一边要整合这些水泥厂和投产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原有资金就用的差不多了。要继续整合就得有钱，于是，宋志平瞄准了香港资本市场。（当时中国A股市场暂停上市，而香港对于融资项目比较宽松）。中国建材集团以中联水泥为主体，加上优质资产北新建材和中国玻纤股权，再加上旗下水泥工程建设企业凯盛工程，组建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股份”），2006年3月，凭借“整合”水泥行业的故事在香港成功上市，融资21亿港币（合22亿人民币），解决了资金困难。

刚完成上市，苏北徐州就告急。徐州是中联水泥的核心资产淮海中联（拥有5000吨/日新型干法生产线）所在地，但此地又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水泥企业——海螺水泥的万吨新型干法生产线。徐州海螺利用规模优势发动了价格战。宋志平决定和徐州海螺谈判——既然打下去都不是出路，不如整合，最后，海螺水泥同意中国建材股份以9.6亿人民币的较高价格出资收购徐州海螺。整合后，徐州中联（原徐州海螺）与淮海中联停止价格战，徐州中联当年就实现利润3亿多元，并通过统一采购、整合营销，成为当时全球7条万吨线中经营最好的生产线，从此成为中联水泥的最核心资产。

从2006年起，一批国外水泥巨头大规模进军中国。包括爱尔兰CRH（关注东北）、德国海德堡水泥（关注华北）、法国拉法基（关注西南）、意大利水泥（关注东南），此外还有瑞士Holcim公司，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等。事实上，中国建材能够在香港实现上市，和当时国际上投资中国水泥行业的热潮也有相当关系。

中国建材股份整合淮海地区之后，转向产量密度仅次于淮海的东南地区。2007年初，浙江是全国水泥价格战最惨烈的地方，价格拼到减半。浙江有4家核心水泥企业：浙江水泥、尖峰水泥、虎山水泥和三狮水泥，这4家都准备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被国外收购，就在这当口，宋志平同时邀请4家企业的负责人在杭州汪庄喝茶商谈，力陈利弊：如果同时引入4家不同的战略盟友，价格战不会停止，只会因为得到后备资金而竞争更惨烈，联合起来反而能走出困境。会后，4家企业同意加入中国建材股份，以联合重组的方式组成南方水泥。这就是中国建材行业发展史上著名的“汪庄会谈”。2007年9月，南方水泥成立，很快把整合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南市场，到2008年9月，整合后的南方水泥产能超过1亿吨，而加盟的企业通过价格协调和统一品牌、管理，都扭亏为盈，走向良性循环。

由此，中国建材股份兑现了业绩，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便可以增发股份，获得进一步的资金，再撬动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的支持，继续进行收购。这种做法后来被归纳成“央企市营”。中国建材股份在2006-2010年先后3次增发配售，融资获得110亿港币，这一时期中国建材集团围绕主业，跨所有制、跨区域、跨行业重组337家企业，退出165家劣势企业，使主要板块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规模优势。

中国建材选择整合区域是有讲究的，这和水泥行业的特性有关——水泥公路运输的经济半径只有200-300公里，因此，中国建材选择的区域，就是那种在经济半径内存在多家有实力的竞争对手的区域，把各方纳入中国建材体系，就可以停止价格战，提高效益；反之，如果是分散的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里一家水泥企业独大，那么这种企业提升的空间就不大。宋志平把前者叫做“会下蛋的老母鸡”，后者叫做“肉鸡”，前者多付几个月鸡蛋钱没问题，后者就要斤斤计较。中国建材把整合重点放在淮海、东南和后来的西南，就是这个道理。2011年年底，中国建材启动最新一次整合大战役——组建西南水泥，启动时产能2500万吨，到2013上半年产能达到1.07亿吨——全部来自对原水泥企业的整合。

10年间，中国建材通过整合战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集团核心——中国建材股份，上市前的2005年到2012年，收入从47亿元上升到872亿元（2013年上半年为550亿元），净利润从4.92亿元（股东净利3.5亿元）升到77.4亿元（股东净利55.8亿元），总资产从97亿元扩展为2464亿元。而从2002年宋志平到中新公司算起，中国建材集团收入从20多亿元上升到2000亿元，利润从1亿多元上升到超过100亿元，可谓“十年百倍”。而中国水泥行业格局的根本性改变已经显露轮廓，截止2012年底，中国建材股份下属水泥产能达到3亿吨，已经占全国水泥产能的1/10，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这对于世纪初由成千家企业构成，业内对行业整合普遍不抱希望，乃至寄希望于外国力量的中国水泥产业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混合所有制运作和人才队伍的建设

中国建材的整合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它构建了一个既能“外引”，又能“内培”的人才体系。“外引”指的是整合对象的企业领导人，中国建材的整合对象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在整合过程中，通过股权机制的设计，民营企业家保有少数股权（10-30%），还在原企业当领导，优秀者可出任整合后区域集团副总乃至常务副总，各民营企业中独到的管理经验能够迅速普及到整个区域。

最经典的案例发生在旗下的玻璃纤维行业。玻璃纤维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基础材料（包括电子元器件材料、家庭装饰材料、造船业等）。在2006年以后起飞的中国风电行业中，风机叶片也以玻璃纤维为原材料。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浙江桐乡出现了一个民营玻纤巨头巨石集团。1999年，中新公司把集团下中国化学建筑材料研究所和巨石集团组成中国化建公司在A股上市，其最核心的资产是巨石集团51%的股权 ，同时，巨石创始人张毓强及创业伙伴又通过其控股公司振石集团持有中国化建22%的股权（中国建材持有中国化建36%的股权，余为公众股东）；而巨石集团层面的剩余49%股权又被中国建材股份（直接持有）、振石集团（直接持有）以及后来加入的部分外资PE分别持有，这样就出现了公私多层次共同控制的股权结构，在中国化建（2005年改名为中国玻纤）和巨石集团两个层面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融资功能。巨石集团由此能迅速在浙江以外的九江和成都实现产能布局，并从2008年起在埃及布局海外生产基地。中国玻纤堪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结合资本市场实现国企对优秀资产的战略性控股”的优秀表率。

而“内培”的效果则充分表现在中国建材系统核心公司新提拔领导人的年龄上。以集团起家的北新建材为例，宋升任中新公司一把手后，这个家底就交给接班人管理，让有才能的年轻人经受考验。其中，2004年任总经理的王兵生于1972年（时年32岁，2009年升任董事长），2009年接任总经理的陈雨生于1978年（时年31岁）。在这批接班人管理期间，2005年，北新建材收购行业内后起之秀泰和东新42%的股权（后提高到65%）——泰和本为山东乡镇企业。通过强强联合的收购，快速实现有序布局，两家分别在全国扩张产能，从20世纪90年代宋志平领导后期的1亿立方米石膏板产能，到2012年销售量突破10亿立方米大关，2013年产能达到16.5亿立方米。北新建材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石膏板企业。

中国建材的人才选拔和吸收企业重组定位，和国家电网“三集五大”在优化秩序上异曲同工，只不过是通过资本、市场的方法来实现，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杠杆保持控制。这种思路集中体现在中国建材集团“正三七”与“倒三七”结合的股权机制上。所谓正三七，即在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建材股份之间，前者持有后者约三成股份，其余七成由包括基金、个人投资者在内的社会化股东持有，所谓倒三七，指在中国建材股份和下属非上市的子公司之间，实行中国建材股份持有约七成股份，原有企业创始人及其他股东持有三成股份的结构（各下属公司具体的股权比例当然有所出入）。集团和上市公司之间“正三七”，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金融力量是依附于企业的，不参与企业经营，所以应当尽量放大，而股份公司与经营实体之间“倒三七”，是因为整合进来的民营企业是实际经营操作者，必须听从集团的统一战略安排。这样，通过资本市场和贷款放大的杠杆才在经营上实现可控。

产品升级与未来规划

中国建材集团规模上成为全球一流后，就有条件探索产品升级了。建材领域，水泥技术成熟，中国建材主打“高标化、特种化、商混化、制品化”，向差异定制服务方向走。建材行业近十几年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玻璃行业，特种玻璃层出不穷。集团旗下原玻璃资产主要是老牌的蚌埠玻璃研究院，集团战略是首先通过其他板块带活蚌埠院，之后再找机会打造科研平台。2006年，原科研型央企中国建材研究院并入中国建材集团，集团遂把原下属12个科研院所划归它管理，成立中国建材研究总院，并把院领导人定位为集团二把手，指明地位和方向。2007年之后，中国建材集团收购了洛玻集团等划归地方，负担较重但保存产业骨干力量的老国有企业，实现了原计划经济中玻璃产业在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大会师”。在普通玻璃民营企业生产领先的情况下，中国建材集团参与大众产品竞争不多，而是集中中国顶级的玻璃科研体系，进军特种行业玻璃，在技术研究成熟后，再依托集团已经雄厚的背景出资另建高端工厂。这就是对玻璃行业“高档化、Low-E化、超薄化、高性能化”定位的用意。可以预期，中国建材集团将成为错落有致的全能型建材集团。

跨界改造医药产业

2009年，鉴于中国建材集团的出色表现，宋志平被任命为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集团”）的外部董事兼董事长，横跨建材和医药两大领域——这是中外企业经营史未有过的案例。虽然是外部董事，但他制定的战略，将可能影响未来中国医药产业的格局变动。

当前制药领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停留于仿照美欧专利期满的“新药”，再加上还有一套中药系统，行业格局散乱。而在医药流通领域，也出现了类似于水泥行业的情况——全国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多为原省属国企。虽然留下了一个以流通为主业的国药集团，但该公司在全国的影响力只有几个省——连首都的医药流通主体都不属于它。这样一个单薄破碎、还在经历第二轮医改的产业，很难在制药领域自发演变出能与国际医药巨头竞争的大型医药企业，且中国也很难采用美国那种代价极其昂贵的商业医疗保险系统去喂肥这样的巨头。怎么办？宋志平制定的国药集团发展战略正是从医药流通本业的行业现实出发，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进行流通网络整合——2009年，国药控股在香港上市，并准备在A股上市。4年内，集团主体国药控股收入从上市前2008年的381亿元增长到2012年1358亿元，而国药集团总收入则达到1600亿元。这就是宋所概括的资本运营与联合重组阶段，当以贸易网为核心的大树逐渐成型后，就要在点上发力——这主要是以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为代表的科研力量，在上游生产端进行布局，收购其他企业进行重组，进行集成创新，将其纳入到国药大阵营里来。可以预期，未来10年内，通过这种从下游构建网络，倒逼支撑上游的模式，中国医药行业将诞生世界级企业。

2012年以后，一些事件正在传递国际企业格局变动的信息。一方面，以法国拉法基收缩四川战线为代表，5年前进入中国的跨国水泥巨头开始撤离中国，这些企业深受母国经济危机的拖累，无力继续进行全球布点；另一方面，中国建材集团开始大跨步“走出去”，早在2007年，针对当时德国风电叶片企业NOI破产重组的机会，中国建材就将其纳入中国建材股份下组建的中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成为集团新材料领域的核心科技资产。2010年，中国建材提出未来10年要抓住全球“大建材”格局，成为世界最大的“水泥制造商、钢材配送商和木材进口商”。2012年，中国建材集团感受到了诸新兴国家的基础建设浪潮，开始从工程建设转向投资建厂。一个以融身于中国引领的新国际贸易秩序的中国“综合商社”正初具雏形。过去广为诟病的千家企业混战的局面将逐渐消褪，取而代之的是大型企业集团主持的有序经营，同时，这个大型集团的业务又扩展到世界各新兴发展国家。这样的国之大企，正是国企进行战略重组、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世界企业的实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依赖合资或外资“三来一补”方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广大一线工人的困境，很少公诸于世人。

在全球产业扩散的浪潮中，少数资本通过成功的并购和重组，并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扩张，甚至在某一产业领域迅速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业主导者。在中国拥有近150万员工和30多个生产基地的电子产品组装企业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富士康迅猛扩张的背后

富士康的名字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意思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对电子产品进行连接、组装。自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为世界顶级的电子品牌制造产品，如苹果、惠普、戴尔、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和三星等。

2003年以来，这家台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其总收入更是在200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61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56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9%。尽管受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但2009年的销售额比上年只有4.1%的轻微下滑。当全球投资者和客户重获信心的时候，富士康也获得了新的生产订单并且赢得了惊人的收益，与此同时，工人不得不拼命加班完成生产任务。到2010年，富士康的总收入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2012年其出口额高达1295亿美元，2013年富士康跃居《财富》全球500强第30位。

图1 富士康的工人数量与收入情况1996-2013年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演变阶段

庞大的代工规模需要足够的厂房设施和充足的劳动力。利用中国大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和地方政府支持所带来的区域性竞争优势，富士康的生产基地也横跨了中国大陆4个策略性地理区域：

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惠州；

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阜宁；

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

4、中西部、西南部城市：重庆、成都、郑州、南阳、济源、武汉、丰城、长沙、衡阳、晋城、南宁、北海

富士康的发展和演变成为工业领头羊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88年，鸿海集团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富士康。在早期的生产阶段，富士康仅有150名工人，中、高层管理人员均为台湾雇员，他们对当地干部或者工人非常不信任，其管理方式更是以等级森严和严酷著称。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大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生产线数量激增，开始吸纳大陆籍员工进入管理层。随着生产基地的不断扩大，富士康持续地集中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生产基地，而当地政府也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源，良好的交通运输和其他关键的基础设施。

第三个阶段是并购发展阶段。这是其他竞争者无法与富士康自2000年来中国提倡西部大开发的发展策略后，富士康通过并购其他公司和在大陆各省份扩建生产基地、搬迁等举措，构建了它的垄断型资本的角色。

2010年，富士康向内陆大城市扩张和搬迁。通过并购中小型电子厂和优化内部生产链条（从筛选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到最后的产品组装），富士康已经成功地打败了大多竞争对手并获得顶级品牌和零售商的生产订单。

地方政府助推富士康扩张

各区域的地方政府为了与富士康建立策略性合作而相互竞争，争相通过其行政体系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础设施、人才和劳动力等资源。

在提供土地资源方面，2009年7月，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富士康在台湾的总部，双方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当地政府官员承诺将为富士康更多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去提供便利。成都高新区的一名官员曾说：“为了得到富士康的投资，过去5年我们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协商。对于我们成都而言，能够竞逐成功拿到这次投资真是不容易。”

在基础设施支持方面，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初就为富士康提供了“大片的土地，修筑好的公路和其他免费基础设施，包括光纤电缆、水、电力、燃气设施”。武汉市政府也为富士康提供了一段13公里的专用铁路。2007年，富士康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建立了一个预计10万人的生产基地，以世界的“光谷”闻名，专门生产台式电脑，数码相机，以及游戏机。另一个出名的例子则是重庆市政府在2009年将机场的跑道扩建400米以满足富士康在当地日益增长的运输和物流的需求。

2010年8月，富士康开始在河南郑州筹建生产基地。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我们为富士康在郑州落户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给运输设备和建材专门开通了一条特快铁路。”富士康已从当地政府租用了一座可供10万员工使用的翻新的厂房和宿舍，而政府同时也划定了一片土地供富士康建设一座长久的生产基地，其规模可容纳30万员工。第一阶段的工程将覆盖133公顷。

西部大开发以来，富士康迅速地利用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地方政府也开办了职业培训项目，并积极地动员农民工或职业学校的学生前往这些外资企业工作、实习，由此出现了滥用“学生工”现象。

所谓“学生工”，即是通过“工读结合”，以学生的身份被雇用，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2011年7月，针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调研组在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对学生工进行了专项调查，共获得373份有效问卷和20份访谈个案。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2%，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

2012年10月16日烟台富士康被曝使用学生工，也是地方政府、学校以及企业三方合作非法用工的典型。学生工为企业的生产过程提供了极其廉价、弹性和顺服的劳动力。在当下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富士康正变本加厉大量使用学生工。

富士康的迅猛扩张还造成了征地带来的严重问题。在重庆，由征地拆迁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补偿等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在成都，本来是给被征地农民建设的安置房却被临时征用作为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在郑州的航空港区，征地农民由于补偿问题屡次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更是开出包括零地价、代建厂房、提供住房、税收返还一半在内的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户，可谓不惜血本、不计代价。

显而易见，富士康的垄断地位是近些年来通过与地方政府的深入结盟所进行的资本积累实现的。各地政府为了本地GDP政绩而彼此竞争，为外资提供了极其诱人的资源和条件。而由富士康所联系的电子加工网络也因此迅速地在内陆扩张。而廉价的学生工、失地农民和纳税人，则成为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苹果全球产业链中的畸形利益分配

全球化背景下，富士康是“逐底竞争”全球代工企业的典型代表，正是这种体制导致新一代农民工的困境。作为跨国品牌的代理商，富士康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获取客户尽可能多的订单，富士康只能降低成本以维持其竞争力，而低利润里的成本也就被转嫁到了生产线的工人身上。

虽然以iPhone，iPad为代表的富士康产品确以高科技著称，但富士康本身却并不是一家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在它的背后，是以苹果、惠普、索尼、微软、诺基亚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巨头，它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赚取惊人的利润。虽然它们的成功被认为是科技和创意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千百万中国工人的青春、汗水、血泪乃至生命是苹果们“功成”背后的“万骨枯”，而后者则常常不为人所知。

2011财年，苹果净营收1082.49亿美元，净利润252.9亿美元；2013年的营业额更是高达1709.1亿美元。但富士康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却必须为不到1.4美元/小时的微薄工资没日没夜的干活。当iPhone，iPad不断推陈出新引起“果粉们”疯狂热捧的时候，年轻的中国工人却不得不在尚未竣工、铝屑纷飞的厂房内进行生产，他们要忍受长时间的站立、有害的空气、管理员的苛责、难以忍受的疲惫、枯燥的机械的重复动作，用永不停息的沉重劳动来为苹果打造漂亮的成绩单。

2011年7月，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雪城大学的3位研究人员发表了题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链的价值》的文章，以苹果iPad 和iPhone为例分析其全球产业链的利润分配。研究显示，一部售价为549美元的iPhone，苹果公司获得其中的58.5%即321美元的利润，包括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欧洲和其他地区供应商在内的企业分享了其他14.5%的利润份额，而中国工人所得仅占1.8%，为10美元；而对于一部售价为499美元的低端iPad，苹果公司则获得了其中32%的利润，中国工人的劳动所得仅占1.6%，为8美元。

苹果的每一次推陈出新，对富士康工人来说都意味着一场噩梦；iPhone，iPad的全球热销使苹果赚的盆满钵溢，但产品的热销和惊人的利润只会刺激苹果在短时间内将越来越多的订单压到富士康代工厂和年轻工人的身上，但工人们并不会因此获得更多。2010年“连跳”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曾经承诺保证一线工人至少能够“六休一”，然而直到2013年年底，工人们都还存在“十三休一”的状态。尽管他们只能得到区区的1.8%，却不得不为此耗尽几乎所有的体力。

一面是苹果专卖店前“果粉”们的疯狂追捧，一面是富士康工人在高压的厂房里夜以继日地生产他们可能永远都买不起的产品；一面是外资企业扩张带来GDP的漂亮数字，一面是学生工们灿烂的青春在流水线的单调重复中无谓流逝。跨国资本巨头们通过制造消费主义的狂热来赚取惊人的利润，而这种狂热所造成的代价则由富士康工厂的中国工人承担。资本积累的秘密，在这里得到了最真切、也最残忍的体现。

正是这种畸形的资本全球剥削链条，使得价值的分配极度扭曲，在苹果惊人的利润背后是中国工人的艰难处境。由于苹果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留给代工厂的利润空间有限，使得“富士康们”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降低人力成本开支来获取最大利益，这就注定了生产线工人的超量付出和低微收入。不改变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苹果的惊人利润还将持续，而代工厂中中国工人的处境也将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无处安放的青春

在体制和资本的协力下，富士康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生产体制，包括生产管理、工人再生产的安排，对工人的规训达到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是这种规训工程并不能实现对工人的全面管理，而且无视工人工作和生活的意义感。

除了打造一个庞大的工业王国，富士康还塑造了一种资本主义拼搏式的企业精神，并企图让劳动者内化这种精神。但是今天普通打工者的成功之路已经被资本势力堵塞。在我们接触的许多工人中，所谓的企业精神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富士康工人的连环跳是其抵抗资本规训工程的一种极端形式，更多的工人是选择频繁跳厂，经常因为工厂里的一点小矛盾就愤然离开，这对郭某某为他们塑造的“美好梦想”无疑是一种嘲讽。

大部分富士康工人对未来的期望与人生规划的第一反应是“迷茫”。新生代的工人知道现在的工作只是暂时的，在工厂里升迁或发展的可能性很小；能否在城市扎下根来，他们心里没底。“迷茫”的背后是没有方向，是不知所措，是被动与尴尬。在调查问卷中，有42.9%的被访者选择回家乡创业，28.1%的被访者希望能留在城市工作，22.8%表示还没想好，只有 0.5%打算回家乡务农。其实不少选择回家创业的工人，最终不得不再次返回城市，在大大小小的工厂中重复着忍耐、麻木、愤怒、离开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漂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富士康苹果生产线的工人写过一首名为《在这里》诗，他们用呐喊的方式表达了苹果生产线工人的迷茫与不满。

流水线带走的不仅仅是K93/还带走了我们的青春/泡棉衬托着完美的苹果/却衬托不出我们的明天

扫描仪喊出了每一声OK/却喊不出我们内心的FAIL/24小时耀眼的灯光照亮了5S/也照混了我们的白天黑夜

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打造了完美机台/也挑战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却转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

——《在这里》富士康工人仁兴等

“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却转不出想要的未来”，这大概是过去30年世界工厂里大部分工人的真实写照——螺丝，没有未来的螺丝。然而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必须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那么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经过两代农民工的努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社会整体富裕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对富裕了，如果仍然要靠损害广大一线工人的权益来支撑经济增长，怎么能体现时代的进步。

孙新华：合作经营的想象与现实

和往年一样，我是回老家过年。往年，大年初一大家匆匆给长辈拜完年就纷纷走上属于自己的麻将桌或牌场，即使不赌也要耍一耍，反正无事可做。今年却有些不同，大家在拜完年后没有开始牌局，而是被一场文艺汇演吸引了。

当人们都还在走门串户拜年的时候，位于村中央的场地上就搭起了台子，响起了音乐。这是腊月二十七刚成立的合作社组织的拜年汇演。这个阵势很快就把全村的男女老少吸引过来了，还引来了不少邻村人前来看热闹。主办人讲话说，今天的主角是大家，请大家踊跃登台献艺。一开始很多人还不好意思，在主办方事先安排好的村里的小朋友们登台表演后，大家开始纷纷登台表演，一展自己的歌喉。加上在学校学过唱歌跳舞的小朋友轮番上台表演，整台节目有声有色，下午两三点才结束。这个大年初一，很多人没有打麻将。不少人表示，要是有这样的活动，谁还打麻将？

私人或企业的“合作社”，不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社

引发我思考的不仅仅是农村的文化问题，还有农民合作社问题。我们村的这个合作社，由村里一位做保险代理的年轻人小A发起并任理事长。他当时动员了我们全组的约70个农户，还有其他小组的一些农户，总共约100户入社，每户缴纳300元作为股份。合作社成立当天就向会员中7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食用油和面粉。这次文艺汇演也是合作社给村民带来的福利，其目的不过是希望广大村民更好地接受合作社这个新事物。

据介绍，小A的堂哥是我们县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也是市人大代表。这两年他的公司又成立了一个大型连锁便利超市，目前已在县城有30多个网点，各乡镇至少一个网点。超市亟需一个自己的蔬菜供应基地，这样货源的数量和质量就能得到较好把控。小A成立合作社的初衷，也是为了回应连锁超市的这种需求。他计划以合作社的名义先流转我们小组靠近省道的100多亩土地，用来打造优质蔬菜基地，流转费为1000元/亩（而农民种植梨树每亩可得纯收入约3000元）。在他的设想和宣传中，农民除了稳得每亩1000元的流转费，还可以到蔬菜基地务工或者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收入，此外还可以参与盈利分红，共有三笔收入。

这种经营模式是近年来各地农业经营中的新兴模式，表面看起来既有利于农户增收，又有利于合作社经营，也有利于土地生产效率提高，对于下游公司（此处为超市）的利益也有好处。这种经营模式就是合作社经营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称之为“合作经营”，与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和企业经营并列，作为农业经营的一种模式。农民合作社原来主要被定位为，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提供产前和产后服务的组织形式，现在却被赋予这种进军农业生产领域以替代农户的“使命”。

我们村的合作社刚刚起步，其经营效果还无法看到，但是其内在逻辑与其他地方的类似模式相差无几。这两年笔者一直在关注农业经营问题，并长期在多省农村调研，所以对这种模式有一定的思考。我认为，这种合作经营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悖论：

第一，名为合作（社）经营实为个体或企业经营。这种合作经营打着合作社的旗号进行农业生产，但是作为合作社社员的农户在交了一定股份之后，基本无法参与农业生产的任何决策。即使在土地流转和劳动力雇佣上，也都是以个体形式与“合作社”发生的市场行为。合作社的实际运作完全由理事长个人或其公司操纵，其收益也主要由其分享。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打合作社的旗号呢？这与国家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密切相关。由于在理论上真正的合作社是广大农民的合作社，国家财政资金扶持合作社就是扶持广大农民，所以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大量扶持合作社的政策，包括直接补贴和信贷、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和2014年一号文件还“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国家赋予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后，合作社还可借流转来的土地进行抵押和担保。正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很多个人或企业便有极大的动力成立“合作社”来独享优惠政策和丰厚利益。笔者在浙江农村调研时发现，该省十大优秀合作社当中的一家，其几百个社员的股份仅有几元、十几元不等，其所经营的几千亩土地也都由理事长一人说了算，合作社及其社员形同虚设。这样的“合作社”就不是大众的合作社，而是个人或企业的合作社，是假合作社。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合作社都是这种合作社，合作经营中的合作社也不例外。

农民合作社被扭曲，成为私人或企业牟利的工具

第二，以为这种模式能提高生产效率其实结果恰恰相反。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一样一般都会选择大规模经营，粮食作物生产多倾向于成千上万亩，经济作物生产也倾向于成百上千亩。因为当前的主流认识认为，只有达到这种规模才可以采用现代先进技术，包括大型机械、先进的农药、化肥和种子等，这样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只有这样方可称为现代农业，而传统小农生产显然是落后的、低效的生产方式，根本谈不上现代农业。

然而，由于农业生产本质上区别于工业生产，在工业生产中通行的雇佣型生产无法在农业生产中见效——即能在工业生产中克服的雇工监督难题无法在农业生产中解决，所以雇佣型农业在土地产出（土地生产率）上始终低于家庭生产。国内外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家庭经营（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才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经营形式。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下，农户基本都是采取不计劳动成本的精耕细作方式，所以土地生产率极高。而随着农业生产中雇佣劳动力的增加，由于磨洋工的存在，一般土地生产率都会有所下降。至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就比较复杂，要看是谁的劳动生产率。如果仅仅计算雇主的劳动力生产率，那肯定比较高，因为其相对于小农的耕种面积有所增加；但若是计算土地上投入的所有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则不见得是增加的，甚至是在下降，因为雇工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从而拉低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而合作经营中耕种面积都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一般农户，远远超过了一个家庭所能胜任的范围，所以其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是不增反降的，与预期目标相反。

第三，宣称为了农民利益实则损害了多数农民的利益。合作经营的雇主都会宣称，这种经营方式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不仅稳得土地流转费，还有工资和分红。这种说法是值得细究的，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要区分两类农户：是不种地的纯务工农户还是务农户（包括兼业户）。对于前者来讲，其本来就不种地而将承包地转给亲朋好友耕种，亲友至多只给少许费用；而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所得流转费将会大大提高，即使没有分红，对于纯务工农户来讲也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就不见得如此了。因为这些农户都还在种地，其得失就要比较土地流转前后的收入变化。首先来看流转费，这显然是大大低于农户自己种地所得的纯收入的，从笔者在多地调查的情况来看，一般后者是前者的1.5-4倍。我们当然可以说，不种地后农民可以去务工，或在合作社的土地上或到外地务工。但问题是，这些种地的农民本来就是中老年人，大多都是从城市务工市场上淘汰下来的劳动力或半劳动力，因此很难再进军城市务工市场，而合作社的土地上能够吸纳的劳动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总之，土地流转后能够得到较好再就业的是中年人，但多数老年人和中年妇女则因很难再就业而处于闲置状态。因此，由于流转土地而多出来的工资收入，对于多数务农户来讲并没有增加太多，加上流转费也不抵自己种地的收入。而且自己种地除了现金入手，还会有很多实物收入，包括粮食、蔬菜、肉类、油料等。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中老年人在之前选择自己种地，而不是流转土地、自己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我们要充分相信农民这样选择是理性的。至于分红，由于合作经营的生产效率较低而多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很少会有分红，即使有也比较少，可以忽略不计。从笔者的调查来看，包括合作经营在内的大规模经营对于多数务农户来讲都是不利的，而在广大中西部的农村，务农户占据村庄中的大多数。因此，合作经营只是对少数纯务工户有利，而不利于占大多数的务农户。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现实中的合作经营与其理想状态还相差甚远，根本原因在于合作社被严重扭曲，成为私人或企业牟利的工具。真正的合作经营，不是个人或企业的合作社，而是广大农民的合作社；不是损害多数农民利益的合作社，而是有利于多数农民利益的合作社；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而是该合作的合作，不该合作的由农户自己来做。而对于合作经营的认识，我们不能仅仅从理论或想象出发，更应该从现实出发。

刘洋：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公共性

热闹的礼拜堂

我的老家在豫东。春节返乡时听母亲说，村里有了新变化——成立了一个腰鼓队。不过这个腰鼓队有些奇怪，平时不在村庄表演，而一到礼拜堂，就表演得热火朝天。

母亲说的礼拜堂，是邻村按照三自原则办起的基督教会点，辐射附近6个村庄。我到礼拜堂看了才发现，表演的不仅有我们村的腰鼓队，还有其他村80岁的老太太打快板，60多岁的老人组合演小品，三四十岁的大姑娘小媳妇表演扇子舞，甚至还有小学生跳健身舞、唱赞美诗。表演之投入、气氛之热烈，很具有感染力。

（图1 由留守妇女组成的腰鼓队在礼拜堂表演打腰鼓）

相比礼拜堂，村庄里的气氛就淡多了。集体文化活动是看不到的，甚至有村民跟我说，连炮仗都懒得放了。村道上稀稀疏疏站着一些人，看见我很高兴，聚拢过来跟我聊天：“别说平时很冷清，现在过年也没有气氛，大人没感觉，小孩也不兴奋了。”他们把这归结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星电视的普及。“每家人平时都能吃肉喝酒，谁还稀罕过年呢？”“家家都安装了接收卫星信号的天线锅，都窝在家里看电视呢”。村民们说，4里外的石村有一个文化活动大院，是由我原来的初中母校旧址改造而成。但是因为缺乏资金，没有文化活动设施而荒废了。平时大门紧锁，被一些种植大户占据，放置机械等杂物。那么村民闲暇做什么呢？就只有打打麻将，玩玩扑克，聊聊天了。

（图2 村民的闲暇主要用于打麻将）

聊天也不能瞎聊，村庄里的事情是不能乱聊的，聊不好会出事。一位大娘跟我说，“现在的人都很恶，你比他们强，他们要找你茬；比他们差，他们看不起你，欺负你。关系太紧张，不好相处。”不聊村庄的人和事，那就只能天南地北天马行空，谈谈习主席的出访，聊聊日本首相的不靠谱。闲言碎语、家长里短不见了，村庄里发生的事一律成为别人的私事，谁盗伐河堤上的树木、谁偷采河里的淤沙……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谈。久而久之，村庄失去了“公共性”。

（图3 河堤上的树木被盗伐后留下的大坑）

公共性指的是个体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取向的精神①。失去公共性的村庄是没有吸引力的。我有个表妹在广州读研究生，她来我家走亲戚时说，她过年回来不是因为村庄，而是因为家庭。很多小时的玩伴也对我说，要是能把妻儿老小接到城市去，那肯定不再回村庄。

“基督”不怕得罪人

与大多数中西部村庄一样，我的老家惠村是一个农业型村庄。家家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在家留守的是带孩子的妇女和不便外出打工的老人。在这样的人财物大量流出的村庄，乍看起来，文化活动还真是难搞起来。

但问题是，为什么礼拜堂就可以搞起红红火火的文化活动呢？这个很难用宗教的感召效应来解释，因为大多数所谓的“信教者”其实并不真的信教。我问过很多老人，他们说来礼拜堂不是要听讲经，想听也听不懂。他们是因为那里热闹，还有那里教人向善、孝敬父母、人人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这些他们不但听得懂，而且还津津乐道。

很显然，礼拜堂之所以能聚拢起人，首先是成了一个交往的平台，使留守的妇女老人们可以在一起相互倾诉，相互安慰。更重要的是，这里存在着一种公共性，一种平时在村里要“回避”的公共性。在这里可以公开教训那些不孝敬父母的儿媳妇、偷鸡摸狗损害他人利益的二流子、私下偷情不遵守伦理道德的越轨者、仗势欺人的为富不仁者……因为这里不是以私人的名义，而是以“基督”之名，以基督之名是不怕得罪人的。礼拜堂能组织起文化活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村民对“公共性”的需要。

社会学有个“社会安全阀”机制的理论。惠村也一样，平时的激烈竞争和紧张关系、对村庄事情的不满，总要有个释放和表达的空间，以避免公开的冲突。这时候，文化活动往往是最好的途径。例如有个小品节目的内容是四个人从不信教到信教的故事，抛开形式不讲，这里面其实是对四种人的批判：一是挑拨离间、喜欢嚼舌根的人；二是仗势欺人、倚强凌弱的人；三是只想着挣钱、置穷亲戚于不顾的人；四是看不上老人、认为老人是“废品”的人。小品批判了这些不顾集体利益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强化了村庄中的公共价值理念。因为不指名道姓，被批判的人往往能够悄然接受并有所醒悟，观众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共同价值规范的温习。在这里，公共性和文化活动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关系。

（图4 四位老人在礼拜堂活动组织者的帮助下表演小品）

礼拜堂能办起这样的文化活动还在于其活动保障。除了有场地、有简单的道具之外，他们还注意挖掘培训骨干和积极分子，例如出资培训活泼大方的青年妇女学习钢琴等乐器、发动退了休的老校长担任文化活动的组织者等。另外，他们的剧本也很贴近村民的日常生活，注意运用广受村民欢迎的表演形式，例如当地农民耳熟能详的豫剧曲目《抬花轿》。这些节目不但是农民自编自演的，而且是经过各基督教点广泛交流筛选的，这些都使这里的文化活动保持了较强的吸引力。

应当以“人民”之名

农村文化建设是培育农村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农民对公共性的需求又能使农村文化建设更具人气、更可持续。礼拜堂的文化活动只是副业，仅在圣诞、春节两个时间举行，其目的是要以“基督”之名吸引更多人信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当以“人民”之名办起农民喜闻乐见的、具有公共性和可持续性的文化活动。

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的文化细胞也是无穷的。在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的演出现场可以体会到，即使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公共文化活动也大有可为。妇女能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老人也能成为主要依靠力量。

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公共性，这不仅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功能，更是吸引农民广泛参与的原因所在。通过文化活动，村民们能够充分展现自身的才华和价值，表达自己对村庄事件的态度和意见，唤起村民对公共规则的关注。同时还可以舒缓因竞争导致的紧张心理状态，调节因分化产生的潜在的阶层矛盾，这才是农村文化活动能够长久有力持续下去的关键。

要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彰显公共性，不是建一个书屋、放一场电影那么简单，更需要调整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政策。应当重点支持开展农民集体合作的文化活动，例如文艺汇演、运动会、日常广场舞、节庆舞龙狮等；重点支持开展体现公序良俗、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彰显伦理道德规范的戏剧曲艺巡演、弘扬集体道德风尚的“文明农民”、“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评比活动等。还需要撬动社会资本，加大资金投入，保证文化场所、基础设施到位；加大人才培养，挖掘农村文化活动骨干，并通过剧本比赛、村庄展演等方式提高水平；加大组织保障，通过成立妇女老人文化活动协会等方式发育文化合作组织，确保公共文化活动得以持续。

充盈了公共性的农村文化建设，能使留守村庄的村民多一层生活的意义，使漂泊在外的游子多一份萦绕的乡愁。这将使村庄不再是一个人们争相逃离的地方，而真正成为一个心可归宿的精神家园。

阳云云：正月里的一场大火——似是而非的“去公共性”山火防治

大年初一，当多数村民正沉浸在新年的欢庆之中，一场大火已经悄无声息地在山头蔓延。凌晨，大火映红了夜空。令人意外的是，如此明显的山火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初二早上见两台消防车开往事故发生地点，然而并不见效。大火足足烧了一天两夜，火势蔓延到至少3个山头，直到初三早晨才终于熄灭了。据估计，这次火灾面积至少在1000亩以上。

桂北多山，是山火频发区。尤其在冬天，枯木杂草繁多，稍有不慎，一个烟头、一响鞭炮，甚至山林里枯木自燃等意外情况，都有可能引发山火。如若没有及时发现并组织扑救，火势会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笔者家乡有大片山林，几乎每年都发生山火，只是每年起火的山头不一样，灾情严重程度也不一样。今年的火灾与以往不同，不仅受灾面积广、损失严重，而且发生在居住区附近分包到户的山头，是人工培育的山林。

这样的惨剧近几年才出现。10年前，即便是深夜里偏远的公林着火，在乡镇林业部门派出救火人员之前，村干部就已经积极组织村民们赶去打火，使火势及时得到控制。如今火都烧到自家门口了，却没有人去扑救。相关部门也没能及时控制火情，造成大片林地成为火海。这不得不叫人叹息，痛惜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

公林与私林

根据山林承包经营的性质，如今农村的山林大致分为两种：公林和私林。简单来说，私林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各家各户承包经营、自负盈亏的山林；公林是那些没有分包到户、经营权仍然在村集体的山林。广西山多田少，因此在80年代分田到户的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将山地进行了承包。依据就近分配原则，农户交付了一定的折价金之后，就有了几十年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靠山林经营维持生计。那些没有分配下去的林地则仍然由集体经营管理，收入归集体所有。

考虑到经营管理的便利、公益林的战略意义，公林与私林之间在地理分布上有所区别。公林一般位于海拔比较高、离村落比较远的山头，交通不便；私林则位于海拔较低的地方，离村落非常近，交通发达得多，管理起来非常方便。

将部分山林承包给个体家庭经营，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户可以在符合国家政策的范围内，即不改变山地使用性质的条件下，自主规划山林种植作物的品种。在以往，山林产出低，很多人不以为意。近些年，由于交通发达，不少人开始人工培植经济林。大片荒山被当地人改造成了经济林、果园，有的还套种了猕猴桃、罗汉果等经济作物。靠山吃山，山林承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的家庭经济收入，弥补了人均耕地面积少的不足。

然而，由于山地承包到个体，收益归个体所有，也降低了人们对山林保护的责任意识。一旦山林发生火灾，人们认为损失只是承包户的事，旁人参加救灾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与其辛辛苦苦冒险去帮别人救火，不如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安乐生活。而作为个体的农户则没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火势。火势刚起来时不容易发现，等到相关部门发现的时候，已经超出了个人的可控制范围，所以只能着急叹息，隔岸观火。

于是在农村出现了一个现象：以前山林归集体经营，人人都能享受到集体山林的红利。因此一旦发生山火，各个村都组织人去扑火，人们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而在山林承包后，承包户自负盈亏，人们对山林保护的责任意识也瓦解了。“保护山林，人人有责”逐渐成了一个遥远的口号。

清叔的经验

虽说山林承包后，村民们参与救火的积极性降低了，但村民组织起来积极救火、及时控制火情的情况并非不存在。只是最近这六七年来，才逐渐销声匿迹了。

清叔曾经是李村的治保主任兼民兵营长，负责这一带的治安和公共安全，曾经多次参加过山林救火。2005年正月的一个凌晨，一个山头发生火灾。有热心的村民发现火情后立马给清叔打了电话，他立马组织了一群青壮年人去打火。其中几个比较有经验的人主动担当起指挥者，组织大家伙有序地扑火。由于发现及时，加上上百人的积极参与，火势迅速得到了控制。

那次火灾事故只涉及少数农户的山林。清叔所在的自然村距离事故发生地有好几公里，参加救火的群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得很远，那片山林也并非他们所承包。但是无论距离远近、无论利益相关与否，人们都积极参加了那次救火行动，因此火势很快就被控制住了，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今年过年的这场大火，清叔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其实是很容易就能扑灭的。虽然发生在凌晨，但是一开始是在北边山坡位置较高的地方，火看着大，但因为大树不多，燃烧的只是一些枯草和低矮灌木。火势是后来才蔓延开下来的。初二早上烧到了较低的地方，但是离成片的树林还有一定距离。加上当时是北风，并非吹向北边的山林，这是救火的好时机。然而村民们只是在清晨听到了两台消防车开过的声音，一天过去了，火势依然还在蔓延。直到初三的早晨，由于燃烧殆尽和高速公路阻隔，火才最终熄灭了。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救这场火需要的不是消防车，不是专业救火队，而是一群有组织的群众。在高山上控制火情不像在平地，山地车辆难行，有的地方消防车根本上不去。即便上去了，由于火势猛、温度高，洒水的效果也不理想，因此很多时候需要靠人力扑救。难怪当地人称救火为“打火”，火是被“打”熄的。以前清叔半夜领着大家去打火，一打就是五六个小时。上百人一字排开，挥舞着不同的工具与火龙对抗。燃烧着的树干要是倒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需要有组织，有经验，还要大家彼此照应着。

2005年的时候，村干部还能将村民组织起来去打火。并不是因为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是干部认真负责，群众积极响应，干群齐心协力，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组织起上百人的队伍去救火。

为何“隔岸观火”？

然而，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首先是干部没有权力组织群众去救火，救火成为林业站下属专业打火队的事，跟村里没有直接关系了。考虑到救火是一件危险性强、技术要求高的工作，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林业站成立了一个专业打火队，由一些经过基本培训的年轻人组成。一旦哪里发生火灾，他们就紧急出动，迅速奔赴火灾现场。

而村干部所要做的，是发现灾情立马向镇里林业部门汇报，由上面安排人去救火。由于村干部不是专业救火人员，只需到事故现场即可，不必亲自参加救火。近年来，很多地方的村庄管理实行分片包干制，片区内的一切事务都由某一个村干部包干，其他村干部可以不管。在山林火灾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分管的村干部如果没有通知其他干部，他们就可以装作不知情而完全置身事外。如果真的造成了严重损失，镇政府只会追究分管该片区的责任人的责任，其他人不会受到牵连。

但问题是，如果火情紧急，仅仅依靠救火队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信息相对于事发地群众要滞后，即便行动如何迅速，都比不上附近的居民来得快。而一旦火势蔓延，数量有限的救火队人员很难控制火情，临时从其他地方调人过来又远水救不了近火。今年这场大火，虽然有2辆消防车赶往现场，但却不过是杯水车薪。

再则，村干部不敢组织群众去救火，怕出事。救火是一件危险的事，要讲技巧，懂得求生之道，否则不仅没能成功救火，还可能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之所以2005年以后村干部不敢组织群众去救火了，直接原因是发生了救火不当而导致参加救火群众不幸丧命的情况。出了人命，家人闹事，上面追究责任，政府怕事，于是就归结为一般群众不懂得救火技术和求生方法，因此救火需要专业人士来做。虽然这件事并非发生在本地，但是很快各乡镇及村委会都接到通知，严禁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去救火。人命关天，从此村干部再也不敢组织群众救火了。

此外，群众的积极性也没了。虽然干部不敢组织群众去救火了，但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去救火是没有问题的。过去，只要有几个有公心、威信高的人一吆喝，大家出于保护环境、捍卫集体和个人财产的责任心，就能自发地组织起来。村民们知道，虽然眼下的大火与自己利益不相干，但是一旦火势蔓延，就有可能危及自己或亲友的财产，甚至会蔓延到村落。若是烧掉了集体经营的山地，遭受损失的也是大家伙——村庄道路维修、水渠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集体资金，山林烧了，集体缺乏资金，这些基础工程都没法落实。

然而今天不同了，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直接利益得失，认为私人承包的山林发生险情受损失的只是个人，跟大多数人没关系，因此对这种吃力又危险的事，唯恐避之不及。与此同时，道路、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国家的项目资金，村庄共同体则因缺乏凝聚力而渐趋瓦解。在此种情况下，即便群众有可能组织起来及时控制火情，大家也没有积极性参与救灾行动。

真的能“去公共性”？

山林防火原本是一件公益事，能避免集体财产的损失，利国利民，曾一度是所有村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便在家庭承包经营之后，山火一旦发生，也可以在基层干部的组织下、在村民的积极参与下及时有效地得到控制。然而在今天，由于害怕发生意外，山火防治只能依赖于林业站和专业救火队，村干部发动群众救火是绝对禁止的。救火队员要是发生意外，那是工伤，是光荣；村干部组织群众救火出意外，那就是干部的失职，要是出了人命，绝对脱不了干系；要是群众自发组织救火出了意外，那是个人的事，就只有得不偿失了。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让自己吃苦冒险，值不值得？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去冒险，值不值得？集体那点利益，分到每个人头上就显得非常微不足道了。权衡利弊得失以后，就没有几个干部、几个群众愿意去冒险组织救火了。山火防治就由一件公益事变成了职能部门的事，变成了于村民而言无关紧要的事，就失去了公共性。

然而，山火防治真的能丧失公共性吗？山火无情，其他人真能免遭损害吗？一旦火势蔓延，就会成片的树林着火，虽然各家各户都有承包山林的界限，但是这种界限无法阻止火势蔓延。

写到此，我想起前些年经常见到乡镇农技站每年在特定时节给农户发放宣传单，并进行技术指导，及时防治病虫害。尤其是稻田蝗虫，如若发生，绝不只是哪家的稻田被毁，数以百亩计的稻田都极有可能颗粒无收。山林防火与防治蝗虫一样，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这样的灾害不是靠单家独户的力量可以阻止的，而是需要大家积极参与，而且只有在群众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迅速、有效。这是一件公益事，助人亦是助己。他人的风险排除了，才能免除自家的隐患，才能确保家园的安全。

进一步的讨论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讲专业化管理，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专业分工后责任明了，便于追究事故责任，却无法挽回实际遭受的损失。而治理的专业化，也并不能改变类似山火这种事件的破坏性及其公共性。由于害怕追究责任，地方干部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本分地”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上传下达，只需要汇报和传达就可以了。作为一种思维习惯，发生事故之后，一些地方干部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上面追究责任时我会不会受到牵连？

而与管理专业化、基层建设专项化同步变迁的，是群众与村集体的分割。群众没有义务为集体出力，逐渐退出村庄建设，村庄公共建设就只能依赖于国家和市场。国家提供资金，通过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最后就成了政府花钱购买公共服务了。在资源与需求错位的情况下，还会导致资源浪费、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或者无效供给。

公共服务由国家项目资金提供，村庄公共服务逐渐脱离村庄本身，更是将群众利益与村集体彻底分割开了。群众只顾一己之私，心中没有集体、没有维护集体利益的主人翁意识，即便面临灾祸，也心存侥幸。等到灾难一发不可收拾，远远超出了个体可控制范围和可承受范围的时候，作为个体的家庭也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了。

事实上，群众组织和群众参与在类似山林防火、防治蝗虫这样的公共事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是简单的技术、职能分工和成立所谓的“专业工作队”就可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必须保持其公共性，保持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不应人为地推动专业化而割裂群众与公共事务的联系，追求那种所谓的“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已近6年，至今仍看不到危机的尽头。

未来的线索常常隐藏在历史之中。在既往500年全球化的历史上，每隔百余年就会发生一次重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旷世危机。这种以百年为周期的体系危机，曾经先后摧毁过西班牙体系、荷兰体系和英国体系。此次危机已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它很可能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

全球化趋势与体系周期律

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

所谓全球化，就是指人类通过交往、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历史过程或趋势。作为一种长期的趋势，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经有5000年之久。在此前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中，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文明体之间处于相对分隔的状态，尽管各大文明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但尚未达到全球体系所需的“持续互动、日益互依” 的合作深度，更不具有共时性的特征。因此，这只能视作是前全球化时代。

1500年前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经历航海探险之后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欧洲经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从而建立了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欧洲人从全球贸易和掠夺中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基于殖民开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但毕竟是西欧人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趋势，看清这一趋势走向的关键，在于要明白是谁在“化”谁？也就是哪一种文明模式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毫无疑问，目前的全球化是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在过去500年时间里，前400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

全球化的体系周期

最早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隐匿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城邦资本家，他们是从16世纪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周期的主导者。随着海上贸易和海洋产业的兴起，“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后来居上，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又摆脱西班牙的政治统治获得了独立，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周期的领路人。英国曾经是荷兰的学生，几乎照搬了荷兰的模式，再靠着工业革命和其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然后是曾经为欧洲殖民地的美国，以欧洲资本主义为蓝本，结合美洲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美元货币体系以及在关键时刻介入世界战争等有利条件，赢得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当代世界的霸主。

即便是粗线条地观察全球化主导者更迭的历史，也不难发现，在过去5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体系周期。在每个体系周期中，都有一个主导型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体现当时最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模式。当这一体系在经历了从发展壮大到衰落的过程后，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发生整体性的体系危机。其结果往往是旧资本主义体系被新体系替代；而原来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霸权国家，也会被新的霸权国家所取代，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从历史上看，上述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大致在100多年。布罗代尔和阿瑞吉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应该说，这是比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或是康德拉季耶夫—熊彼得周期更长、更综合，也更具整体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周期现象。

体系周期律揭示的是，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则来自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其快速增值，资本就会冲向那里。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在每个长逾百年的资本体系周期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特征鲜明的几个发展阶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既往500年时间里，每一个百年体系周期的青葱岁月都是从实业春天开启，然后是所向披靡的产业之夏，再到金融扩张阶段的秋季，而最后才是朔风刺骨的危机之冬。在百年体系周期中，每个阶段都会有横跨数十年的时间。

实业扩张成为初始阶段的原因是，此时的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这使得它们可以用廉价商品的重炮轰垮传统国家的贸易壁垒；另一面，实业的筋骨也为它们提供了“武器批判”的实力。随着实业发展吸引资本大量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就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集团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当全球化周期的主导国家，利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且金融手段成为其主要盈利方式后，就不再从事看起来肮脏、费事的实业生产，而成为大腹便便的食利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

在布隆代尔、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等人看来，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漫长的16世纪”，“航海大发现”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扩张的道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流向了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也增强了荷兰的力量。随着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订，西班牙王国走完了主导海外拓殖的伊比利亚周期。

主导“漫长17世纪”的荷兰，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具有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优良的港口、繁华的城市、配有纤道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荷兰人建立的金融市场为这一切进行融资，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到18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来自资本的放贷，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英国的放贷。

曾经从属于荷兰体系的英国，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通过战争和贸易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贸易，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而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到1815年反法联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新周期——“漫长19世纪”的引领者。作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伦敦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矿山、冶炼、纺织、造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产业基础。此后，英国踏入进入了“金融秋天”。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其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则发出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进入危机之冬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而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帝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最后的精气神。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周期，这就是“漫长20世纪”。

美国体系的演进及特征

从工业化起步

美国体系依然是从实业阶段开始的。除了对原住民采取灭绝政策获取大量土地之外，它萌发于联邦和州政府及私人企业对运河、铁路等基础项目的大量投入，这为美国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庞大国内市场播撒了第一场春雨。从1816年起，美国国会就制订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下，美国制造业步入成年期。这种适宜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流向制造业，催生了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制造”风格。从1861年到1914年，美国用5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社会的崛起，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工业产出率超过英国1倍还多，GDP占世界总量的19.1%。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是不同于欧洲的单一经济体国家，具有广阔的土地、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而这时“孤立主义”的美国只有靠着英国皇家舰队的支持，才能推行排除欧洲列强的门罗主义，逐步在西半球建立起霸权地位。

美国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了压力，但欧洲已经无法阻止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趋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产业能力受到重创，而美国成为给欧洲提供不可或缺产品的供应地。和平年代的美国充当着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战时则变成了“世界的兵工厂”。尽管一战使美国成为金融强权，美元成为与英镑平起平坐的世界货币，但当时的美国人坚持“美国是实业国家”，只愿意提供制成品，既不习惯也不愿意在海外投资，去帮助欧洲恢复金融秩序。欧美之间金融业与实业的分离，是导致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与秩序，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实业阶段的鼎盛期，也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的黄金季节。除了世界市场的构建作为制度性因素外，当时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2美元左右，是出现产业“黄金时代”的主要奥秘。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工业霸主地位消蚀，金融特权透支

在美国的实业资本集团中，最为发达的是“军事—工业集团”。在美国产业发展阶段，联邦政府通过对军事工业的支持，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和出口，也拉动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军事—工业集团”至关重要，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也种下了美国对其他国家滥用暴力的种子，形成了美式全球化热衷建立强制秩序的行为模式。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体系与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时期存在着相似性——可以为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战至政府破产，越南战争也使美国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困境。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表面上看是应对欧洲国家挤兑黄金和越南战争造成财政赤字的被迫之举，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资本为保持利润率，寻求从实业之蛹转向金融之蝶的蜕变之路。可以说，1971年的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周期开始进入金融秋天的危机信号。尼克松政府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不仅帮助美元摆脱了“实物之锚”，让美国可以仅靠国家信用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美元和美元债务，也为大量美国资本由实业转向金融业开辟了通道。这极大刺激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把美国带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在实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金融活动主要是为工业、贸易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国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

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和利润来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今美国制造业占GDP的12％，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财富来自服务业，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融类收入。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美国体系金融化特征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往周期的主导国家不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体系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导实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资产上升了2000%。信用货币的快速膨胀，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随之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实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出口，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金融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国际资本极力压低实物生产价值，又极力抬高金融收益，从事实业产生的国家和企业受到来自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越收越窄，结果是投入实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多。最终，世界充斥着金融产品和越来越膨胀的金融泡沫。如今世界GDP不过6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GDP是15.7万亿美元，而各种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基金和金融衍生品接近700万亿美元。显然，无论美国自身还是全球其他国家的实物生产，都无法为超出自身10倍甚至数十倍的庞大金融资产提供稳定而持续的利润来源。这是美式全球化爆发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底爆发了。危机从美国体系的中心地区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全球进入经济萧条期。

与全球金融化并列，资源高消耗是美式全球化的另一大特征，这加剧了体系危机的冲击力。在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处于低油价期，廉价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在支持美国工业迅速增长和升级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高消耗的美国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后，生产效率低于资源短缺的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为追求更高利润率，美国开始产业转移而走上金融化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除了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少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难以与其他国家竞争。这也证明，进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国已不能再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更不可能重新推动实业经济的发展，所谓美国的“再工业化”不过是某些政客一厢情愿和不可能实现的选择——如果不是他们为争取选票的噱头的话。

目前的全球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这是美式全球化的第三大特征，也是导致结构性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体系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心国家控制了全球的主要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据IMF的统计，2012年G7国家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140%。依附性的边缘国家的贫困是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中心国家能够寅吃卯粮，恰恰是因为边缘国家的节衣缩食。全球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导致了全球性的不稳定。

滥用暴力和强权秩序是美式全球化的第四大特征，这无疑减少了美式全球化制度的凝聚力。为维持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断发动战争，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长期过度的军事开支，成为压垮美帝国的重负。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比欧洲更开放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日益扩张，美国社会主流从平民化转向精英化，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经济主导思想，进而影响到美国的社会政策；“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政府调节渐遭遗弃，束缚金融投机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废止，美国已经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殖民地。在美式全球化的框架下出现愈来愈多的“文明冲突”，说明这种单一化、绝对化的意识形态，难以接受文明的包容与融合。这也是美式全球化不可忽视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汇聚起来，构成了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从新生、成长、壮大到衰老的生命过程和独特印记。

危机之冬：美国体系的退行期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在每一个体系周期中都会发生多次规模不等的危机。只是2008年的危机与以往的小周期危机不同，它是体系周期的整体性危机。

如上文所述，这种整体性危机通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会出现一次。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的终结。现在似乎轮到了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无论危机演进在剧烈波动还是相对平静的间歇阶段，处于衰老退变中的美式全球体系有心回春，却无力回天。

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全面瓦解的趋势。以GATT及后来的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TTP和TTIP的小圈子转变，表现出美国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又想从中获利的窘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已经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为欧洲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常向美国货币霸权叫板；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的信用，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而风雨飘摇；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但长久以来没有真正打赢一场战争；美国逐渐失去传统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为2014年全球第一大风险；产业外移导致美国逐步失去产业标准的制定权；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高失业率正在成为美国经济的常态；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正在失去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暴露出美国社会99:1的财富结构的深刻裂痕，等等。更关键的是，在体系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利用世界货币体系的美债本位制，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动性。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只能拉长危机的痛苦，侵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

美国最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坦承，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的阶段”，未来的世界将在“无序和混乱”之中形成多边主义。为此，美国必须学会与其他大国相处，需要“寻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来共享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13年12月发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报告指出，从危机发生到退出杠杆的时间推测，此次危机还将持续至少10年。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转向国内，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

如今，美式全球体系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大不如前，失业率持续保持在高位，社会骚乱频发，冲突与战争在边缘地带爆发。走出危机的路径主要有四条：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以及战争。

战争在走出危机的历史中从不缺席。尽管如此，在核时代，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完成体系的更迭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小规模军事冲突，或是代理人战争，这样的战争既方便转嫁危机，也可以对分享新秩序的权益进行讨价还价。最具想象力和最佳效果的战争形态是“超限战”，即通过军事、非军事或超军事手段的组合式应用，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以达成战争目标。

技术创新被视为体系更迭中的建设性力量，其实它是熊彼得式的“创造性破坏”。在出现繁荣之前，创新将会因改变原有生产模式而导致大量原有产能的破坏，大批劳动者的失业，造成社会动荡。技术创新还会导致知识产权壁垒、技术封锁与突破，引起科学技术领域内外的激烈竞争。因重大技术创新会改变格局与秩序，因此科学技术的竞赛往往演变为国家间的竞争。

新市场的开拓，从来就带有血腥气。不论是伊比利亚人对美洲市场、荷兰人对亚洲市场、英国和美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拓，贸易往往都是由炮舰开道。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开拓市场的血腥气已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但远未绝迹。

各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制度创新能力，与秩序的重构一样，都取决于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决定在国内或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和消费链上的地位，地位决定着利益分配的份额，更决定着支配与从属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经济依存关系中“谁骑马”和“谁被骑”。所以，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竞争也同样残酷。

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我们都会发现，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走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体系危机，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需要探寻多种路径，而每一路径都应包括多种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更多因素介入，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时间——足以让各种要素成长、彼此作用并完成一系列变化的时间。

毫无疑问，处于衰竭退变期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将随着此次危机的结束而走向终结。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也许就是“聪明地处理衰落”；在老霸主退隐，全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全球化将进入退潮期——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的混合模式，将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

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并不是美国的终结和全球化进程的结束，而只是为其中的一个章节画上了句号。历史的河流在此拐个弯，将继续奔流。下一个全球化体系的春天，应当依然是以实业为主基调。目前，它正蛰伏于危机的厚厚坚冰之下，等待拓荒者的到来。

未来的全球化应当是世界各国平等参与的全球化，需要的是全球合作而不是新的霸主。中国应当也愿意参与全球合作，共同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秩序。

这次让我来报告一下中国文化里的商业道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现在工商业界的道德的确是大问题。

中国现在有个皇帝——姓“钱”的，是个无形的皇帝，大家都向钱看，这是一个大笑话。这个过程不过二三十年，我都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常常说，我活到现在，是近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这个题目很好听，叫“商业道德”，我认为不止是商业的道德问题，是全人类的道德问题，我们国家五千年文化发展到今天，整个的社会规范，人生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近30年，开放发展以后，道德出了更大的问题，很严重！所以听了商会会长出的这个题目，我非常有兴趣，说很值得大家讨论，换句话说，这个商业道德问题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反思。“反思”是现在的观念，我们老的观念叫做“反省”，要每个人自我深刻反省的。

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国家没有，这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提倡“洋务运动”，要学外国人。其中有一个人，跟李鸿章齐名的，就是当时在湖北的巡抚张之洞，他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旁边有两个老牌的留学生，一个是容弘，安徽人，留学美国的；一个是辜鸿铭，福建人，生在南洋，留学欧洲，通九种语言。张之洞先办兵工厂，开采煤矿、铁矿，创办织布局、缫丝局。那个时候保守的人反对搞这些事情，认为中国有几千年文化，为什么跟洋人学？所以张之洞重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年来，到现在为止，都是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哪里是中学为体？现在中国人已经不懂中国自己的历史了。大家不要认为读了中学、小学的这点历史课本，就已经读懂了历史，那差得远了！鸦片战争以后，跟着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用的也是西学，不是中学，可以说他是用西方宗教的皮毛，组织了一场运动，使我们国家的文化倒退了好几十年。

接下来满清被推翻，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我说并不全是中国的哦！也是西学为主的。三民主义的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采用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而成的。所谓民权，就是现在讲的民主，孙中山的著作讲明，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一句话可不是我给他加上的喔！五权宪法是采用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加上中国文化的监察、考试，所以也大多是西方的文化内涵。

民国以后到现在，西方的思想，什么君主立宪，什么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主义，统统被搬到中国政治舞台上来用过。直到现在，我们13亿人口那么大的国家，用的还是西方文化，包括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是西方文化。中国自邓小平先生开放发展，至今已有30年了，当时的文章，讨论姓资还是姓社，这些仍然是西方文化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文化

到今天为止，大家动辄就讲中国文化，请简单明了地说一句，中国文化是什么？如果你讲中国文化是孔孟思想，那完全错了。我们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诸子百家的思想，太丰富了，孔孟思想不过是诸子百家里的一家。

我曾在书上讲过，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有三家大的店，道家是老庄做代表，儒家是孔孟做代表，还有一家是墨家，那个时候佛家的文化还没有来。

墨家是什么呢？我说中国人现在对于墨子（墨翟）的学问没有研究过，所以不懂。墨子的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那完全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驱者。

春秋战国是这样三家，讲儒、佛、道三家是唐代以后的事，因为佛家加入而把墨家取代了。真正的中国文化，是诸子百家里的杂家，是把孔孟的儒家、道家等各家各派，综合起来应用的。

要对商业反思

讲到中国文化，我们的商业行为，我觉得所有的商人，包括国家、社会，以及各行各业领导者，到今天为止，应该反省思考，我们的商业要走条什么路？对于商业的发展，我们现在用的是西方商业发展方式，很有问题，而且还不是完全西方的。

说到我们今天的商业行为，先要了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拼命去学工商管理，现在这些管理学都是西方来的，都是以“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自己几千年的商业文化、商业道德都没有研究。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以我的观点坦白来讲，现在商业的行为都是兼并别人资产的手段。我也常常问大家，研究工商，研究金融，研究经济的，对于五千年来自己本国历史中这一套学问有没有看过、研究过啊？好像大家都认为只有西方才有这套学问，那么中国自己几千年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那么笨吗？

正确理解“重农轻商”

很多书上都那么写，说中国到今天在经济、科学上不能发展，就是害在“重农轻商”上了。这四个字的问题很严重，字是读对了，可是却完全理解错了。世界上的第一经济是农业，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由工业到商业，这个轻重是两个相比较的先后，并不能因此认为儒家只注重农业，而轻视商业，那就把中国字理解错了！

中国过去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没有像商业那么轻便的向外发展。“重农轻商”，是以农业跟商业比较，商业是很轻松的，此为其一。

其二，“商贾”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书上是连着的辞句。什么叫做“商贾”呀？“行商坐贾”，在外面做生意，例如国际贸易的叫“商人”，坐庄开店叫“贾人”。例如《易经系传》上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众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又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说要了解商业的文化，中国人并不是轻商。

为什么大家会误解“重农轻商”呢？那是汉朝以后的事。

由于春秋战国到汉朝，三四百年间，这个国家都处在内战中。现在商业的行为，学了外国，专门打人家主意的，大的并吞小的，强的并吞弱的，就是“兼并”；所谓“兼并”，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战略的一种名称，像现在这样的商业，已经大有问题，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汉朝刘邦统一天下以后，汉文帝为了使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他先从“休养生息”做起，提倡节俭，以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起来。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哲学是“勤俭”两个字，也就是要勤劳节省。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太过奢侈，刚好违反这两个字，这是非常严重的！我先提出来。如果要用“休养生息，重农轻商，注重勤俭”这个题目，把每代的历史作对照，至少要讲半年的课程。

那么由汉文帝到汉武帝，这个休养生息的阶段，是国家受外人欺凌得很严重的时期，可是汉文帝这几代都忍下来了。为什么？因为经济发展不够，要休养生息，提倡节约。所以汉文帝做皇帝时连件袍子20年没有换过，非常节省；要修一个房子，下面报上来多少钱，他说，“哎唷！那么贵，不修了。”做皇帝的人，也要为国家节省，把国家财政充实富裕起来，所以汉武帝起来以后，先向西域发展，再讨伐匈奴外患，向外拓展。

从汉文帝到汉武帝这个阶段，对于国家的前途路线讨论得很热烈，是走经济、商业发展的道路好，还是着重发展文化比较重要。汉朝有名的一本《盐铁论》，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深刻。这本书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跟商业发展的关系。记得诸位所尊敬的毛主席，当年也提倡读这本书，要大家研究。我劝大家有空多读历史，读历史要注意司马迁这部《史记》，他在《货殖列传》中，引用管子两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大政治家管子富国强兵的政治经济思想，和商业道德有关系。

司马迁还有几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上的人为什么那么忙碌？都是为了自己的利。这个利并不只是代表赚钱哦，我们把利看成赚钱，是缩小了的观念。

这里我插一个故事来解释这几句话。历史上也有记载，乾隆下江南来玩，站在江苏金山上看长江的船，旁边有一个方丈和尚陪他，他问这个和尚，“你出家多少年了？”他说“我出家40多年”，“你在这个庙子上那么多年，看到长江的船那么多，究竟每天来往的有多少呀？”这个和尚说，“两只。”乾隆听了说，“一天来往船那么多，怎么说只有两只？”和尚回答，“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了甚为佩服。换句话说，上海街上的汽车那么多，每天有多少来往？只有两部，一部想做官，一部想赚钱，没有别的。

居安思危了么

我上一次曾在上海讲过一句话，当时的听众很震动，我说，“我们要反省注意，我们国家上下五千年，十几亿人口，几十年前，共产党领导了这个国家，做到了一件事，是把整个社会搞得一穷二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大家不要误解，要严肃的看待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做到，几千年来我们第一次做到这样均贫的社会。既然做到这样，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社会形态要重新建立，问题出在，还没有事先好好计划新建设的方略与纲要，就马上开放发展，但没有做好开放的全面策略。

现在只拿商业来讲，从开放发展开始到现在，应该只是三十几年，当时重新开始做生意根本没有经验，从前的商业文化断了，面对现实又不晓得怎么做。这些事大家还记得吗？我想在座的老板们，大都是二三十岁起来，到现在五六十岁，最多不会超过60岁，你们现在都很有钱了。刚开始发展时，因为整个社会是贫穷的，对商业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本，所以先做“倒爷”。

当宣布对外开放发展，很多人抛弃农工业去当倒爷做生意，跑单帮，由跑单帮开始到做老板，从小生意到建工厂、办公司、办集团，累计到现在，民间商业的资本，好像比政府还多。可是大家是散漫的，换句话说，开放发展以后，我们一切都是手忙脚乱，才有了今天的“繁荣”。但必须要“居安思危”！我常常说，我们全体中国同胞要关起门来反省才行。

现在大老板们有了钱，目标放在国外，一部分人把产品尽量的想办法外销，外销当然是好事，但是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国际贸易。我们做的工业商品销到国外，看起来是自己赚了钱，事实上人家赚得比我们多得多，自己所得的有限，还很得意呢！这个账沒有仔细算过。赚了钱以后，又想办法把太太孩子送到国外去，乃至到国外搞个商业，办公司，买房产。我说你们注意哦，这个时候要居安思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拿了美国国籍的日本人在美国有多少钱，成为欧洲人的犹太人在欧洲有多少钱，但是一旦两国发生冲突，日本、犹太人，在外国的财产一概被就地没收，被赶到集中营去。所以我对这些老板们说，你们怎么这样做呢？你们的孩子送到外国受教育变成“香蕉”；外面肤色是黄的，内在意识是白的，不伦不类；三代以后，他们仍然是白种人里的五等公民，你们以为了不起啊？有人说在外国很自由，当然自由，你在别人的国家，坐在那里骂自己国家的人，谁管你啊？骂得越凶越好，这个很自由，但这不是好事啊！这是站在大的方面来讲。

再说第一，大家自己没有计划，没有思考，这个财富的流失多少？自己甘愿送出去。第二，在国内一般商业界没有道德，非常奢侈。听说现在上海、北京，每餐酒席两万块，一个人一餐吃下来要一两千，相当于农村落后地区一家人一年的生活费用，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啊？

中国的传统美德遗失了

中国文化讲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不管是孔孟之道，还是诸子百家，都是讲勤劳节俭的。譬如《大学》里说，“生之者众，用之者寡”，这是经济的大原则，生产的要多，用的要少。老子也讲，吾有三宝：“曰慈”，仁爱爱人；“曰俭”，勤劳节俭，俭省不是小气哦；“曰不敢为天下先"，决不成为开时代坏风气的先躯。

我穿的衣服都几十年了，至少看上去还干净整齐，你们现在的穿戴都非常浪费，有钱都消费在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烟酒嫖赌上面，这是一个国家的什么国民呀？当然你们有的也喜欢读书，发了财又去读什么班。国外的好多老板，只要有钱，只要做一个好的事业和公司，愿意给你用博士，一千个都有，你自己不必去读什么博士班了，你虽然什么都不是，可是所有的硕士、博士都是给你用，不对可以换人嘛！这些大学培养的博士生，都是送给有钱的老板去用的。

现在学校已经变得像商店一样，随便开班，随便就可以拿个博士学位。我一辈子讲学授课，是在做布施。佛学讲布施有两种，一种是钱财布施，另外一种布施是法布施，智慧精神的布施。譬如我修铁路，做些事业，我也做过生意，赚来的钱，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我没有占有。现在听说讲一堂课、一次演讲要几十万。如果有人告訴我，“老师！我请你讲课，给你20万”，我一定把这个人轰出去，一定骂他，你有两个钱，来找我干嘛！但这是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要求别人照我的样子。中国人讲的学问是“道”，道是天下人的公道，不是哪个人私自占有，自称权威的，所以你们读了书有了学问，知道的就应该告诉不知道的人。

中国人做生意有一个毛病，我看了几十年很伤感，譬如国内外同行做生意，假定国外有个生意来了，十块钱一件，隔壁一家晓得了，就卖九块半，另一家晓得了，卖八块，这是中国人的坏毛病。其他很多国家的人不是这样做的，譬如日本人，虽然你两个不痛快，虽然是“同行生意，三分怨气”，但对外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我们中国不同，这些商业道德，现在统统破坏了。我所知道的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讲究“仁义礼智信”。像我的家庭，如果依共产党当年的标准来讲，小资产阶级还够不上，开个店铺，虽然比较小，但有卖布、卖米，还卖南北货、日常生活物品。我们商店门口贴的，就是几千年传统商业文化的标准格言：“贸易不欺三尺子”，做贸易不欺骗人，不耍花样，不讹诈，价钱定了就定了，不二价，就是小孩子、老人来买东西也不准欺骗的，都是一样的价钱；“公平义取四方财”，这是中国人商业道德的标准，大部分商家店门口都贴的这个。

现在开放发展以来，我们整个商业的风气，好像转向了四个坏的方向，“欺、哄、吓、诈”，这个我们要深深反省。几千年中国文化，是教育人人成为“礼义之邦”的国民，结果现在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了，这成什么话？所以讲商业道德，不是零零碎碎一点一点来讲的。

总而言之要注意，“天下无如吃饭难”，我父亲是遗腹子，我父亲出生时，我的祖父已经去世了，他自己读书学问也蛮好，后来做生意，靠自己来操持这个家庭。他告诉我一个对子，“富贵如龙，游尽五湖四海”，一个人有钱有地位像一条龙一样，非常自由，游尽五湖四海，这是富贵的重要；“贫穷如虎，惊散九族六亲”，一个人穷了像老虎一样，亲戚朋友看到都害怕，认为是来揩油的。所以我父亲常常告诉我，“孩子啊！小心节省，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啊”，一块钱会逼死你，最难是一块钱。所以我常常引用古人的诗，“美人卖笑千金易”，现在老板有了钱，到外面乱来，包二奶，讨姨太太，撒手千金万金，多容易！“壮士穷途一饭难”，一个了不起的人才，穷途末路，饭都没得吃。这些都是我从小受的教育，深知这个道理。

我们工商界在30年当中这样发展，民间的流动资金好像比国家国库还多一点吧？可是没有团结，很散漫，假设我们中国的商会商界跟国家联合对外，今天就不会是这个形势了，我们自己要反省，要赶快重建商业道德，建立好的商业风气。

自我管理与管理人事

再讲管理，我常常说现在做事业，用的是西方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是机械式的管理，是侵略式的管理。譬如一个工厂，做一个钟，流程是分开的，螺丝归螺丝，架子归架子；人事的管理，也是机械式的管理。但是最难管理的是人性自我的管理，做老板也好，做伙计也好，怎么能够管理自己？人有了钱就乱来，钱多一点的，就是像我前面提过的，“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烟酒嫖赌”。我听现在商界的朋友乃至公务员，都说忙不停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我听那有什么稀奇，古今中外都一样，但现在实在是太过分了！过去说上班的是“签签到，看看报，抽抽烟，聊聊天”，一天基本就过去了，但现在有的人，号称上班，其实每天中饭、晚饭、夜宵三次应酬，又喝酒又吃饭，五六个钟头就去掉了，再加上打打电话，玩玩电脑，回来太太一吵，孩子一闹，每天这样，再没有读书进修的心思了。虽然有些去上个硕士班、博士班的课，那根本是应付，是玩票，等于是买个证书，不是真读书，是在那里交际应酬交朋友。这个叫什么社会呀？值得反省啊。

再说管理人，人是没有办法平等的。在立足点上，人都是平等的，立足点以上是不平等的，“智、贤、愚、不肖”，聪明人和笨人，好人和坏人，怎么平等啊？无法平等。换句话说，男女怎么平等？平等是立足点上的平等，是人道主义，还不是人权。讲民主讲人权，那是外国人故意拿来整别人的，把大家迷糊住了。

现在一般大学毕业，跑到工厂、公司做事，并没有诚心，而是来学习的，半年一年懂了要跳槽的，越跳得快，薪水就越多，然后夜里再读个硕士，薪水就更多了，拿个博士薪水再加上去，所以没有真正诚心在学东西做事情。

过去中国师徒之间不是这样，像我们家里做过生意的，徒弟学三年只给他吃饭，一点零钱，没有薪水，三年以后开始起薪做伙计。譬如我们家里有个布店，那个学徒在布店学会了，做了五六年，我父亲说：“你行了，开个布店去吧！”他说：“不行啊，那我不是对不起你，不是跟你抢饭吃吗？师傅，我不能走。”我父亲说：“不要紧，我鼓励你，给你本钱，你到别的地方去开同样的一个布店。”然后学徒勉勉强强才肯走了，自己去做老板。现在不是这样，学生进来做事不会跟你同心的，这跟商业道德都有关系的。

财富的用途

讲商业道德，首先有一个观念你要认识，就是财富究竟有没有用？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人，活着只有两件最难办的事，如孔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佛家、道家、儒家都讲这个问题。现在社会的消耗太过，饮食男女没个规范，社会的风气实在太乱了，太糟糕了。当然，政府有责任，但是不能完全推给政府，社会上人人都有责任。我常常告诉大家办教育的事，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中国三千年来帝王政治，汉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政府，没有出一个钱培养人才。中国过去的教育，都是老百姓自己培养出来子弟卖给政府的，政府拿什么来买？功名！通过考试来买进的。这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了，现在是政府拿钱办学，培养出来的人，最后在道德上出了大问题。

那么人生的目标，有钱就为了饮食男女吗？这要搞清楚了。古人有一首诗，我把它改了一改，使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世事循环望九州前人财产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

“世事循环望九州”，世间的事情就是轮回的，都是回转，跟圆圈一样循环的。望九州，中国上古把全国分为九州，是没有三点水的州，世界也分九洲，这是有三点水的洲，现在世界分为八大洲。

“前人财产后人收”，前人发了财，钱财永远是你的吗？不会的，会到别人的手上去。后人有了财产你也不要高兴，更有后面人在等着收你的。你不要看，这90年来商业行为，由倒爷的社会开始，到现在乃至发大财的，你仔细研究研究，多少人起高楼，多少人楼坍了！我看了90多年，看得太多了，不管官做得多么大，财发得多么厉害，最后都没有了。

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银钱，在哲学的道理上来讲，是“非你之所有，只属你所用”而已。从出世法的观念来讲，刚生下来的孩子，这个手都是握着的，抓着的。你们生过孩子的人都注意啊！如果手不那么握着是不健康的。婴儿躺在那里，两脚是蹬着的，好像拼命向前面跑。这样跑啊抓呀，到什么时候放呢？殡仪馆的时候放了。

所以“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人就是这样，就是不明白财富功名，连这个身体、生命，都非你之所有，只属于你所用，这个原则先要把握住。懂了这个道理，就要好好安排自己的财富，考虑如何对人类做贡献。有人说他也做了贡献，搞了基金会了，很多地方也捐了钱。你是不是为了逃税啊？还是为了求名啊？如果有逃税或者求名的夹带心理，这个好事就不纯粹了，大有沽名钓誉的成分了。

我常常说，你们大家只学西洋的经济学，但很少学中国的经济学，更没有研究过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我说如果你懂了释迦牟尼佛的经济学，就真懂得经济了。释迦牟尼佛说，财富是靠不住的，不属于你的，只是给你所用，不是你所有，任何人赚的钱，第一是官府收税，第二是有盗贼抢你或骗你。佛经上是王贼并称的，皇帝是合法的盗贼，盗贼是不合法的皇帝，所以！赚的钱先要扣掉王贼这一份；万一碰上个水灾、火灾又扣掉一份，还要花在父母儿女、六亲眷属、朋友等等的身上一份，再一份花在健康、疾病上，相对最后一份可以自由做主的，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并非你真正所有的，属于你所用，最终死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这样一摊，光屁股的来，光屁股的去，躺在殡仪馆里交白卷！就是这么一回事，所有人的财富道理都是这样。

今天关于商业的道德、商人的修养，希望大家自己把人生的理念搞清楚，这是从事商业的道德行为最为重要的。这件事不能依赖政府，不能依赖社会，但要帮助政府、帮助社会自律的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