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改革发展与执政基础

邓小平同志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改革，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框架里面，要开放，这中间有很多故事。

在改革开放中，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两者是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进行统一

1984年莫干山会议

水皮：第一次莫干山会是你组织的吧？

孔丹：那倒不是。简单的说，对这个会能影响高层决策，我发挥了自己特定的作用。我毕业后，张劲夫同志找到我，说希望你来做我的秘书，你与很多年轻学者有交往，你来帮我跟他们大家沟通。我就去了他那儿。1984年莫干山会议，我是拉着当时的总理秘书李湘鲁去的。当时我跟很多人上了莫干山，包括马凯、王岐山等人都在。我把莫干山会议中我们需要的成果，那些建言献策带下山后转给张劲夫同志，然后对这些建言献策进行筛选推荐，看哪些内容可以深化。

当时，价格改革就在日程上，中国正处于从票证时代转向逐步放开价格的时代。所以才请了一批人从莫干山下来在杭州开座谈会。劲夫同志把座谈会上的一批材料请总理看。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过程就是这样。有些人说陈云是保守派，实际上改革中所有重大事情，包括价格改革的决策都要经过陈云点头表态。那时，做一件事可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反复、谨慎地去推敲。哪些商品可以放开价格，放开一部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等等。劲夫同志现在百岁了，我想，可能他脑子里从来没想过，改革开放中自己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些人真的是那样认识这段历史吗？是简单地由于民间的力量促动了高层，才形成了价格闯关吗？我认为，我们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着走过来的。

再看看中信的历史，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多长，中信的历史就有多长。小平同志总的指导思想，总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改革。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框架里面，要开放。那里面有很多故事。刚开放时，党内干部大多没有到国外去过，不晓得什么叫资本主义。好，荣老板见过资本主义，有经验，小平同志就找他来尝试和探索。《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那个电视剧里讲的故事是真的，小平同志对荣老板说，如果有什么人阻挠，“你就说我是你的后台”。打仗打到这种程度，顶层设计还一下子看不出来，怎么设计呢，还是得一边探索一边前进。不能说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过去了，今天就不需要了，有些地方还是要试验。

最近中央又提出顶层设计要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要与基层的创新举措结合起来，其含义还是指不能脱离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关于解决土地流转的规模性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都发了文，前些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就土地流转问题搞了一个座谈会，不同的意见都表现出来了。有相当的意见认为，要特别的慎重。

现实中，土地已经在流转了，同时又需要进一步规范化，这中间还要考虑如何保护农民的实际权益，防止出现不正当的权益。比如说土地确权，原来是5亩，一测量变成8亩。农民当然知道确权这8亩就是财产。那对还是5亩的家庭怎么体现公平？最近中信搞了个土地信托，在12个省做尝试，有些人对我们这个做法表示担心，认为我们这样做，会引入资本力量来促进土地流转。他们的基本想法是，三农的问题核心就是不能让农民离土。可我提的问题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离土和工业的吸引，不是农民简单的被挤压出去那样一个过程，而是有一个自然流动过程。现在中国大概有2.7亿农民工，所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把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放在一个新的条件下来对待和处理，处理得不好就会出问题。那什么样的处理叫好，什么样叫不好呢？就是要保护农民正当的权益，也要使农民适应现在流动的趋势。还有不同意见说，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已经离开乡村的农民，凭什么还要有这样的收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土地的所有权、收益权以及经营权分离问题上来了，需要顶层设计，但是设计时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中国各地农村的差异很大，我的老家江西，跟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情况都不一样。那怎么因地制宜真正从实际出发？我真是觉得顶层设计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两者应该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统一，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只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如果你前进的路上没有处理好利益调整的重大问题，就要付出代价的。

水皮：三中全会之前，很多人都谈国企改革，有很多的思维方式涉及第二轮私有化改革，尤其是提出混合制经济之后，这个看法可能会有所调整。你觉得现在的混合制经济跟所谓国有企业私有化，仅仅是说法上的区别，还是方向上的区别？另外，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究竟算是统治基础还是国家经济的稳定基础？

孔丹：这两个问题都问的很尖锐。我在中央管理的这两个国有企业工作了近30年，有很多实际的体验，中信和光大都有一个特点，它虽然被作为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看待，但业务结构还是多元化的，特别是中信，业务门类、产业结构是多元化的。所以，它走了这么一段路以后，我们回头看它的优势与劣势，长处和短处，都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水皮：你也是混合制的尝试者？

孔丹：是的。而且中信最近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整体在香港上市。我们跟外企、民企竞争，首先我们的激励约束机制就比较差。后来我就鼓吹，到山西平遥看到的那个历史上很有名的票号，票号里面有“身股制”, 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小伙计，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管理股，或者劳务股这么一个设计，这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机制的设计安排,可以让经营者和所有者共进退，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对经营成果采取一种分润式的分配机制，做出适当的设计。

我到了中信，就把我想了很多年的这个事往前推进，我做了新机制的设计，我曾经为此到民营企业做调研，那时我对他们有一个预判，他们的激励机制太家族化了，所以我们做了新机制的设计。我看现在阿里巴巴也有类似这样的机制，这很正常。这就是既学习借鉴历史，也学习借鉴西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国企的一大问题，很多国企都没解决，中央提到的国企低效率问题也和这个有关系，甚至与腐败也有关系。我们推行了那个紧密挂钩的激励机制以后，基本上全集团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这么多的各层领导基本上没有腐败案件。应该是因为正面激励加大，而犯罪成本也提高了。

企业行政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由行政部门来决定你的领导层变动。中信高层领导一直比较稳定。

我当中信董事长的责任，是团结大家一起为实现中信的战略目标做事情，改进我们的管理，这样就有连续性。2008年，我提出中信要整体上市。当年中信泰富的事出来，只好把整体上市先搁置了，要处理危机，最后挺过来了，整体上市的题目再重提。直到2014年9月1日，用了6年时间。如果前后任没有思想的一致，整体上市战略没有连续的考量，这件事会难以继续推进和最终成功。所以，我认为国企的两个重大问题就是激励约束机制和领导层稳定连续。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解决，中信这样的国企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是王歧山同志亲口跟我说的，他说我到国外觉得很奇怪，华为怎么被很多人看为国企，你们中信怎么被看成民企呢？我说因为我们的人出门比较洋气吧。所以我觉得股份制改造，发展为公众公司可能是比较健康的混合所有制的一种路径。当然，不同的行业可能表现为绝对控股股东，或是相对控股股东，或是大股东或者没有大股东，要求可能不一样。有些行业比如说餐饮，国企可能没有什么优越性。可是在有些行业比如金融，我看就各有各的长处，中信就有自己的擅长。简单的认为私有化能解决所有问题，这肯定是一个伪命题。

中信从2007年就进入了世界500强，第一次排名454位。2014年我们排名160位。我们的盈利水平，在中国全部国企中排名十一二位，仅次于三桶油、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中国移动、神华等。所以国企还是很有自己能力的。

水皮：外界一般不太容易把中信跟国企相关联。

孔丹：中信具有国有企业的基本结构，资本的属性很清晰，甚至干部的任免也是很明确的。

水皮：如果其他国企、央企也形成了像中信这样一种格局，这不是挺好的一种状况吗？

孔丹：三中全会讲到了职业经理人、职业企业家这些概念。总体来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这些国企适应了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我们中信其实没有什么垄断行业，有人说金融行业是垄断行业，我认为，金融行业是有特许经营权，但没有垄断。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代，中信不再有早期的开放窗口的作用。但中信有一个特点，一路走过来，无论是制度、机制或业务，都坚持创新，坚持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有一段时期，我们曾困惑，即我们是否要变成专业性的金融公司，我们提出在“若干领域领先”，谁不领先谁就退出；同时提出了“综合优势明显”，就是我们内部不同领域之间发挥协同效应。这样努力了一段时间，综合经营模式又被认为站得住脚，有竞争力的，可以继续努力探索下去。

国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要适应市场。从国有企业改革来讲，这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中石油上市时150万人，50万人留在岗上，90多万人下岗，引起了很多后遗症。但是，从改革角度来讲，提高效率不就是一个人和三个人的故事吗，但也得解决那90万人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把这项改革搞好。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大约分为三个30年，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都是历经曲折，困难重重。即使以我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去给院校学经营管理的人讲一些重大案例。比如光大信托公司为什么出问题，其实是一个简单照搬西方，最终导致中国信托业依赖地方政府信用，不能保证兑现的典型案例。第二个案例，中信银行遇到严重不良资产处置困难时，国内所有的银行都被国外投资银行视为技术性破产。记得当时国内三角债追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以至于要把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剥离1.4万亿资产，成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但还是没解决根本问题。中信银行则通过自行发债，补充资本金，解决了不良资产问题，盈利能力迅速提升，成为“自费改革”的典范。

在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一度积累了庞大的不良资产？因为改革之初的管理模式是简单的模仿，并未学到银行业经营管理的真髓，并未懂得如何管理和规避风险。那一代很多银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现代银行业有很大的距离。

经历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痛没多久，又遇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衍生金融产品使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私人客户纷纷中招，中信泰富外汇衍生产品也遭遇重创。西方的老师“坑了”我们这些学生，迫使我们不得不警醒和反思。中信就这样磕磕绊绊、踉踉跄跄走过自己的路。我并不想把中信描绘成一个具有完美发展历史的国企，中信是在应对各种挑战和克服重重困难中成长的。

国企改革不能简单地走私有化道路，更不能以这样的理念来指导国企改革，而是要让其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公众公司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设计。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的财务要求，它的透明度，它的公众监督，还有它发展中应有的战略思维和谋划，都使国企可以提升自身能力，做优、做强、做大。

刚才你问国企是中共执政基础还是中国经济基础的问题，我认为，国企作为中国经济的骨干支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企作为中国经济基础的这个意义上说，国企也就成为了中共执政的一个基础。这样说并非要把国企变成一个政治工具那么简单，而是说，当国企发挥好经济基础这个作用，则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就成为了一个执政的基础。我听到一个说法，有些舆论提出，要把国企作为中共执政基础的功能清理掉，让它脱离这个功能。我想矛头还是指向中共执政本身吧。

 七、私有化与公共资本

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一个执政的基础

孔丹和皮凯蒂

水皮：像中国这样传统的东方集权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国有资本体系和国有经济的体系，是不是很容易乱？俄罗斯也走过从休克疗法到私有化道路，最后普京通过罚没手段把原国有资产重新国有化的过程。但美国历史上就少有国企。

孔丹：我听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演讲时说，在面临和应对金融危机时，美国总是不知道何时做出正确的事情，但中国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还有谁搞得好？盖特纳说是新加坡。但新加坡现在每年都不断增加其在中国的投资份额，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而且是在大家唱衰中国的时候。这种反向操作才叫水平。新加坡离中国很近，它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前景。所以，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是中共执政的基础。

水皮：有人提出一种概念，认为国企之中，可以有国家雇员跟企业雇员的区别。像孔总这样属于董事长或总经理层面的国企高管是国家雇员，他的薪酬待遇标准跟高级公务员是相通的。而副总层面上的国企领导人，可能就是企业雇员，那就按市场化的方式或对待职业经理人的方式来管理。这是两种稍微有些区别的管理方式。

孔丹：我不知道国企高管到地方或部委能否成为称职的高级公务员。但从地方或部委调到国企的高官，是不是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家呢？

中共官员不是随便选拔上来的，多是一层一层选拔上来的，必须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竞选能力，但是行政能力的训练确实很强。而企业层面的运行操作，像我这样的人，你把我放哪个企业，我都心里有数，我不怕，因为我大概知道什么是企业运行的规律。还有就是追求不一样，由于个人历史的原因，我早年就不想进官场。志不在此，我没有做官的愿望。我的愿望是，把一个企业搞好，搞好之后交出去，让下一任接着把它搞好。

水皮：中共党内是不是应该要有一批以做企业为个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与乐趣的职业企业家？

孔丹：你这个意见值得宣扬。最近我们中信出版集团邀约了《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到中国来，他在中国演讲中讲到了public capital（公共资本）可以在社会分配方面发挥好的作用，而西方很多国家基本上就很少或近乎没有public capital了。在讨论中，我发现，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缺少一种理解力，他们问皮凯蒂，你知道中国什么情况吗？中国有很大的公共资本，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干什么好事了？国有企业腐败，国有企业利润有没有上交？上交了以后，只是修了一些基础设施，例如修铁路、公路，那对老百姓改善生活有什么好处？当时我坐在下面听时都感到痛心。他们是经济学家吗？我们的国有企业是有缺点，有缺陷，但是可以治理它。治理好了它不就是好的public capital了吗？不就可以发挥调节社会分配方面的作用了吗？

八、领导力与国家利益

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训、失败、挫折，都是有原因的，都涉及到当时能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能不能在执行的同时摸索着前进

水皮：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是生活在象牙塔里面，不能说完全被人家洗脑，但的确是没有从现实出发的独立思考能力。2009年，我曾邀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来华演讲，那是他首次到中国，之后再也没来过。因为他对中国不友好，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今后最大的威胁。他是一个完全的国家主义者，美国利益至上者，但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来中国后，很赞赏中国政府当时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他觉得美国总统最大的毛病就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没有中国政府那么大的魄力。虽然美国政府当时的拯救计划的取向是对的，但用力不够，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乏力。既然看准了方向，为什么不强力干预，强力拯救？我请了国内的几个经济学家在央视跟克鲁格曼对话，也去北大做演讲跟他对话。中国这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观点很不理解，说美国政府怎么能那么干预经济呢？这跟我们印象中的差别太大了，并说没有一个教科书上说，西方经济学家这么认可政府干预经济。在现场克鲁格曼无话可说。之后他跟我们说，中国这些学者就是傻。整个社会都快崩溃了，还不让政府干预，这不是有病吗？你们中国学者还在跟我讨论西方教科书上有没有写这些，可真是西方的好学生。

孔丹：中国经济现在有三期叠加的说法：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往政策的消化期。大家对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很多批评。我参加了2008年底在中央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之间开的那次大会，所有省区、直辖市和部委的负责人以及所有央企的负责人都参加了那个会，中央主要领导那时都在场，那个决定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做出的。

在处理金融危机上，我们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几乎没听到什么人会说，你们的市场化程度还是太差了，市场机制不够充分。我听到的都是说，你们就是赖有这样一个高效的政府。我们觉得这个政府腐败的腐败，官僚的官僚，但若要从另一面来看，其可圈可点之处，倒被我们的经济学家批判得体无完肤。反而外国人不断肯定中国政府的能力。新加坡为什么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因为他们看清楚中国这盘棋是怎么下的。所以，我刚才提到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新加坡讲述美国如何处理经济危机时所说的那番话，让我非常震动，他说“我们美国总是不能做正确的事，我们总是在犯错，而中国政府一开始就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做出行政的推动，马上就付诸实施”。他认为新加坡也是如此。这话靠谱，验证了我们体制的优越性。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皮凯蒂讲的理论不适于中国国情，公共资本在中国起不了什么好作用，他们完全不了解皮凯蒂思想的战略价值。克鲁格曼为什么高度肯定皮凯蒂？克鲁格曼是国家主义者，知道如果美国现在的路再这样走下去，美国整个政治结构都会遇到极大的危机。所以他认为皮凯蒂提的问题，从维护美国的长远利益角度来讲，需要高度重视。5%到10%的人掌握着80%到90%的资产，所有人都围着华尔街转，那么美国人民的利益分配矛盾就会慢慢累积起来，包括这次种族矛盾，就是在特定情况下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诉求。

香港的占中问题，其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九七回归后种种问题累积的反映。对各种批评的声音，我作为一个执政党党员，听到以后确实有所感触。一方面，香港回归之后其整个社会的国家认同，这样一个在美国、日本看来，在所有的中国国民看来都需要做的事情，各方面应该说基本上无所作为。

水皮：香港的占中问题，是否因为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孔丹：无所作为。应该说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支持很多。但是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在内部结构上形成了草根阶层的利益得不到改善的问题，甚至于香港民众对内地民众来港自由行有那么大的反感。我们内地人可能会认为香港人没良心，香港的很多居民却说，他们应该得到的好处实际上都被那些大佬们拿走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政府治理的问题，积累下来，就形成了香港草根阶层的诉求。学生的占中行为就把这种诉求给裹挟进去了。后来因为占中的这种做法危害了民众的直接利益，得不到支持。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实际上颜色革命、广场革命都是因为民众不满意的诉求没有正确的方向，往往会去寻找一个宣泄的渠道，如果被那些有用心的政治势力组织利用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极大的群体行动。所以，对香港的治理应该总结和吸取教训。

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训、失败、挫折，都是有原因的，都涉及到当时你能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没有一个战略思考。这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能不能在执行的同时摸索着前进。

九、信仰与人心

我们当前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收拾人心”。这不光是靠说教，而是要做出很多事情来。信仰、信念、价值观问题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当中最高层次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灵魂、宗旨这些属于共产党核心的东西，还如何凝聚和团结人民前进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总书记到北大讲话

水皮：现在全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的信仰问题，是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统一大家的思想？如果党员的思想精神都没有办法得到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如何让全国人民形成精神的向心力？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国家治理之魂究竟是什么？西方有基督教信仰作为国家治理的辅助，中国的治理靠什么？

孔丹：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大事。我觉得我们当前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收拾人心”。收拾人心不光是靠说教，而是要做出很多事情来。两年前我说过，共产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公信力，那时还没看到腐败有今天揭示出来的这样严重的程度。群众会问，你从高层到基层都是这个样子，你还能让人民坚定地跟着你走？你为人民利益的宗旨还能不能坚持？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比刚才所说的所有问题都更难。能不能通过努力有一个坚持既久的实践，并在这个实践中验证自己的宗旨是可以实现的，使党员们相信并值得为之奋斗的宗旨，就像习总书记爱用的一个词：历史担当。现在哪些人在担当？这的确是非常大的挑战。

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习总书记到北大讲话，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要推行这个核心价值观。而人民的信仰或信念，与我们共产党的信仰或信念，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出现了一种悖论。这就好比你碰到很多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很多中国人总说中国不行一样，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使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艰难曲折，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将会变成第一大经济体，但与之相称的理想信念及价值观的构建，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和漫长的过程。社会理念的确立都需要展开。现在真的是要下大力气做这样的功夫了。这个功夫做了以后，能不能像现在中央希望的那样深入人的思想，可能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所以，我现在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努力。我们把自己叫做实事求是派、中国道路派。我们要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中国学派发展。信仰、信念、价值观问题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中层次最高的问题。反过来，如果离开了灵魂、主旨，这些属于共产党核心的东西，还能凝聚和团结人民前进吗？我们既然能看到问题所在，就要顽强努力地解决问题。

你作为一个报人，一位传媒界的领军人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水皮：我想起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就是中国人看自己，总觉得这不行那不行。其实中国人看得上眼的也就是美国，终归会拿中国与美国相比，从社会制度到教育制度、市场制度、选举制度、政治安排等等，都会加以比较。西方有基督教信仰，这是他们的一个精神支柱。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孔夫子为崇拜对象，但目前国内就没有旗帜鲜明地把传统文化这套东西加以重新改造，推向前台。其实是又想做，又担心，又好像理不直气不壮那种感觉。倒是在国外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建立了很多孔子学院。

孔丹：我来跟你探讨。大家都看到，习总书记自己就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光大。虽然现在还没以“体用”来定位，但你注意到他在国内外各种场合的言论，大量的引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典故，他不断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据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个是我们的现状。

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是习总书记的历史担当的来源。包括德治和法治，谁是主？德主法，还是法主德？也就是说，作为他的执政理念，汲取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包括人民应当遵行的礼法，他也在不断推动。其中像核心价值观里的有些概念，是西方来的话语，如“民主”。“公平”是一种介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念。客观上，应该是走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也就是，有所遵循。否则，无所遵循。

现在说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我认为任何问题都有一般性和特殊性。我们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据我们自己特殊的国情，历史、现状，也包括国家的体量等等。我们不是对着一般意义的普世价值观，我们是对着特殊意义的普世价值观。我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甚至于日本的价值观上面，都应该可以抽出普遍性来。

水皮：那才是普世价值。

孔丹：但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特定概念化了。就像“宪政”，说社会主义宪政，不如说共产党领导的依法治国。宪政也被作为一个话语体系确定了特定内涵，否则日本人怎么会说它的外交是什么价值观外交。希拉里围着中国转了一圈，讲的都是普世价值。我跟鼓吹普世价值的人说，美国人到处欺负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与普世价值怎么相容？他说“我感到有点困惑”。他们解释不了，这就是那个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但它也有真实性，是和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相容的，和我们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不一样。

我看最近对于普世价值的批评，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说清楚。现在流行思维中所说的的普世价值是特定的普世价值观，不是一个普世的普世价值观。

水皮：关键还是我们对普世价值观没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而只能说人家的不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人家对的是什么？

孔丹：核心价值观的24字表述，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做功夫。哪怕是“修齐治平”，也是一种很有逻辑性的价值观。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借你这次访谈，我想说明一件事，2012年夏天，我们四中老同学有次聚会，一些同学之间为了彼此的政治见解不同，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但是没有发生网络上盛传的骂粗口的事情。这件事情使我卷进了现在舆论场的斗争。所以，对于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叫“老兵新传”。共产党培养我这么多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总得有点担当吧。

十、体用之学与中国道路

我们的认识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践行中国的道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我们应该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

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研究所有问题应该有中国视角，对西方不是不学习，不是不借鉴，而是要形成自己研究中国问题的认识

水皮：你做的这个基金会，是在争论之后？

孔丹：争论之后，最近才初步成形，真正设立了。

水皮：那个事对你做基金会是不是有触动？

孔丹：有。2012年，十八大之前，那场争论以后，我感觉我们也有责任参与为了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样前进的问题的争论和研究。我们想凝聚一些学者，认真的研究一些问题。如果能够出一些成果，就努力建言献策。如果认为自己正确，就应该正面发声。对一些我们认为需要反对的观点，我们就要斗争。对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我们也希望能与群众进行沟通。现在有各种社会力量，多元化发展，我们就算一支偏师吧。我们搞了一个“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集团拿出了4000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些民营企业捐助了1000万元，一共5000万元这样一个初始资金。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做咨询委员，将来还会对一些中青年学人加以支持，大家互相加强沟通和协同。另外，中信一直在办的《经济导刊》2014年3月改版发行，我写了《致读者》，提出我们的认识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践行中国的道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应该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研究所有问题应该有中国视角，不能都是言必称西方。对西方的东西不是不学习，不是不借鉴，而是要形成自己研究中国问题的认识。

你说克鲁格曼研究中国问题是从美国利益的出发点来观察。

水皮：他肯定是这样。

孔丹：那我们研究美国问题也应该以中国利益为出发点。从中国利益、中国角度来看问题，这并非是狭隘，而是我们也有自己特定的观察角度。就跟西方经济学有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等一样，我们也要有中国学派。另外我们想搞一套《中国道路丛书》，想把大家的研究成果编纂成丛书系列，中信出版社还是很有实力的。我们需要进行基本的理论建设。

目前，要描述中国改革发展的这个过程都成了问题。首先要描述其本源的东西，解析这个本源的东西原来的状态。比如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出“有效市场、有机社会、有为政府”的概念。因为现在要弄清楚，到底是市场配置不足的问题，还是有市场缺位、或政府越位的问题；或是也有市场越位、政府缺位的问题。比如环境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比如敏感的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这些都应该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实际上，政府和市场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问题，权力和资本都需要一定的“笼子”制约。

水皮：很多做研究的人，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力，会用极端的语言。极左，或极右，能达到吸引眼眼球的目的。但时间长了，会造成社会撕裂。倒是特别缺少像你这样有丰富的从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从体制改革出发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人，你遵循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很难得。因为一般现实主义道路的信奉者不发声，属于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他觉得用不着跟你讲什么，因为是明摆着的事情。但实际上，在社会转型期的舆论场上，谁的叫声大，谁就能够吸引注意力。这也是革命者都特别注重宣传的原因吧。

所以，孔总搞的这个基金会很有意义，至少能够表明非常务实的中国道路派的见解和主张。我觉得声音多元是个好事情，而公正的声音是最难得的。大多数人对于理所应当的事情，不会发表意见。在网上喊得响的人，基本上是走极端的人。要么就说要推翻共产党领导，要么就说文革好的天花乱坠。因为他不这么说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他内心未必是这么想的。

还有，我们宣传系统的话语体系，真的是很弱，跟不上。

孔丹：这套体系的议题设置也不行。

水皮：对，它是被动应付。

孔丹：这两条使它的宣传往往不能被老百姓所接受，讲大道理听不进去。

水皮：用那套自己都不信的理论说服别人，怎么可能？

孔丹：这是很严重的挑战。

水皮：所以我觉得，习主席强调建立新型的智库，这真是很有道理。必须要有一批像你这样的人，有思考，有想法，最关键的，你是亲身经历者，是干过来的，见证了这个社会奇迹发生的整个过程，话语有真实的倾向性，着眼于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乌托邦没有意义。

孔丹：或者是一种具有实操性的方案，也应该能对操作方案开拓思路。比如研究台湾问题，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就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一些思考非常深刻，很有价值。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努力方向，是把立脚点放在研究现实问题上。目前中国有很多的智库平台，但我们还是应该着眼于正确的认识基础，这样才可能提出正确的对策建议。

前一段时期，社会上对我的关注，一种是对我个人的直接攻击，还有一种是假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之名对中国目前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忽悠说除了身居要职的官员，还有刘源、孔丹这样的智囊。这种说法流露出挑拨离间的用心。我只是在形势的推动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一个退职的老同志、老党员，你若愿意说，就说我是老兵新传吧。

我的那本口述史，新加坡的淡马锡要把它翻成英文。书里面有我和一起插队的同学穿着破衣烂衫的照片。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其实是想从中研究中国这一代领导人的气质、特点。我记得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那本书里，有一段专门讲到习近平，说到他去陕西农村插队，经历了很多艰难，从无怨言，性格内敛，胸襟宽阔，可能是本世纪曼德拉式的人物。当然，如果说是毛泽东、邓小平式的人物，更符合我们中国的宏大叙事。

水皮：他们是要从中看出你们这批人的思想轨迹，你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你们这批人有相同经历、年龄、教育背景相当，关键是有追求，有想法，有责任，有担当，他们会从你们身上揣摩出中国当代领导人的一些价值取向或政策取向。

孔丹：可能是这个意思，成为他们研究的一种样本。

水皮：总体感觉，孔总给外界的印象，不完全真实。外界给你贴的可能是“左”的标签，其实你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我相信你这样经历的人绝无可能成为极左派。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家千万不要走极端，取中间道路为好。

孔丹：你说的中间道路，是现实主义的道路。而如果回到封闭僵化的路上去，那条路走不通。右的道路无非是西方政治制度，纯粹自由市场经济。陈平有个说法很好，他说，传统经济学理论，都是空想资本主义。如果空想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空想资本主义也是乌托邦，都行不通。

有位朋友评价说我甘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铺路石，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最符合我心态的。我不奢望自己做出什么高深的学问，但我希望学者们做这样的学问，所以组织基金会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举行各种研讨，其实追求的是我们中国如何走好自己的道路，把体用之学用到这方面，就挺对路子了。

                                      （商灏整理 季红编辑）

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研究部门资深专家，召开了“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情况与对策座谈会”，共同分析行业态势，商讨解决之道。

到会的企业领导均来自国内装备领域的一流企业的董事长。他们有重型设备领域的一重（吴生富）、中信重工（任沁新）；生产高端机床的沈阳机床（关锡友）、秦川机床（龙兴元）、济南二机床（张志刚）；生产大型石化装置的沈鼓（苏永强），生产重型设备配套件的杭州齿轮公司（茅建荣）。

上述企业，都位于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要工业领域。多年来，他们怀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团结广大干部职工，一道苦练内功、锐意改革，不仅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增长了才干，而且大力投入技术研发，开发新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有的跻身行业领先地位。他们发展轨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国有企业的地位、潜力和运行特点的理解。我们将对有关企业进行系列报道。

近3年来，我国工业处于下行通道。今年1季度，工业经济无论环比还是同比均创近年来的新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装备工业备感压力，据反映，一些大路产品的价格和3年前相比已经“腰斩”，情况之严峻可见一斑。

装备工业是为各经济部门提供“工具”的行业，在我国工业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这个行业的特点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力密集，子行业多、服务面广、产业链长且关联度高、相互替代性弱。我国装备工业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很高，国有、民营、外资合资企业三分天下，互有长短，属于充分竞争性行业。

装备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对整体经济增速敏感。由于它的增长取决于投资需求的增长，而经济的高涨和低迷都极大地影响投资者的预期，这样装备工业就有所谓“加速效应”，它的增幅波动总是大于整体经济的波动幅度。经济处于低迷时，装备工业界的“供大于求、过度竞争”现象尤其明显。进一步说，我国的装备市场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当今全球经济萧条时期，很多跨国装备企业从自己的生存考虑，依仗自己强大的技术能力和跨国营销能力，加强了在华的布局，这使得本国装备企业的竞争压力倍增。

这是不是说，我们要听任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在“优胜劣汰”法则中自生自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装备制造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学到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部分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未来产业升级的阵地、也是国防安全所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处理好竞争性和战略性的关系，是我们装备制造业政策思路的关键。

装备工业是工业体系的核心，综合国力的根基。发达国家（或称工业化国家）通常都是装备制造领域的强国，他们在这一领域处于技术进步的引领地位，有很强的品牌效应，这是西方之所以能保持全球产业链顶端地位的根本。任何大国也不会放弃对本国核心装备企业的控制和关照。不可能想象美国会放弃通用、德国会放弃西门子、日本会放弃三菱等等。而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上世界强国，也必须在装备制造领域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

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时，就高度重视发展装备工业，因而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由于我国工业底子薄，加之体制机制的束缚，技术研发和产品更新能力差。改革开放以来，以国有企业为主题的装备制造企业经过大量淘汰，至今仍处于国有系列的各子行业骨干企业，已经过了“脱胎换骨”的竞争锤炼，并在管理经验水平、技术研发能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本世纪初“黄金10年”中，一大批各行业骨干企业抓住机遇，升级拓展，打造出不少国际一流产品，生产条件有较大改观，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涌现出众多世界第一。有些企业适时启动经营模式转型，在实现机械和电子通讯技术结合的基础上，发展了成套装置设计能力并大力开展终端客户服务业务，有效地增强了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但另一方面，因不同行业情况各异，很多企业并未及时实现有效转型。一旦市场出现“断崖式”跌落，这些企业背负的成本和产能压力便愈显沉重。

综合到会企业领导人反映的情况，目前国内装备企业面临市场环境是严峻的。一方面，行业“供大于需”矛盾尖锐，价格竞争激烈，一些具有实力的国际巨头企业甚至使出亏本倾销的手段，装备产品价格的下跌速度大于原料降价速度。另一方面，从企业经营成本看，国内资本类市场畸形发展、银行利率高，使得贷款难、贷款贵的矛盾不得缓解；工资水平上涨，国企税负过高，地方税费加码。两边挤压，许多企业处于困境已是不争的现实。

同时还有一个值得高度正视的现象。位于国际竞争一线的企业家们反映：美欧数年来实施的“制造业回归”方针，在一系列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已经开始初见成效。当西方已经意识到实体经济----制造业的重要时，我们不能放松工业现代化的努力，不能片面强调“虚拟经济”的作用。

当前，国内投资市场的低迷并非绝对量的萎缩，装备工业应该还有不少市场机会。但是当前国际装备业巨头加紧在华布局竞争，“国内用户偏向进口装备”、“国产首台首套装备没人用”的老问题就尖锐地凸显出来。这就再次提出了一个讨论多年的老问题：是否要明确“政府采购优先考虑本国装备”政策、是否要对以装备为核心的制造业骨干企业以各方面的政策支持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重点骨干企业，不能任其在低迷的市场环境、白热化的竞争中倒下。从长远看，要敦促和支持他们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眼前要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给以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一问中国装备工业：战略性产业、支柱性产业，装备工业的重要性体现在哪？

当年毛泽东主席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必须起步发展装备工业。前不久习近平主席说“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中国的装备工业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产业，并给予政策支持。

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的脊梁。2014年5月，习主席在参观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说：“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他特别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我们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

国家对本国装备制造业的关注和支持，在2006年以来发布的各种规划和决定中得以体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被确定为中国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其规模在装备制造业中占比进一步提高到25%，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2011年3月16日发布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在制造业方面明确提出了“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的目标。

2015年3月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呼吁最多的仍然是需要得到国家的关注与政策的扶持。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不到位。

由于目前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国内装备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越来越严峻。中国的装备市场是跨国公司必争之地，以低价格换市场是他们争夺中国市场的手段之一，这种不计成本的低价竞争，使国内很多装备企业难以支撑。工资水平上涨，国企税负过高，导致装备制造领域很多企业（包括国家重点企业）面临经营危机。特别是前些年，一些企业受市场鼓舞而进行大规模投资扩张，在快速变冷的环境中已陷入生存危机（已有一些重量级企业被迫退市），而抢得转型“先手”的重要企业则保持了继续发展态势。企业的分化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装备制造企业，是否应该实行支持政策，就尖锐地摆到我们面前。

“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支持装备工业，实际上有些政策难以落地，传导不到企业。”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一针见血。

“装备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些因素均要求国家针对装备制造业要给予政策倾斜。”秦川机床集团董事长龙兴元指出，“我们希望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行政环境；加大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减少企业运营成本。”

近年来，我国装备企业在家门口内与跨国公司争夺市场，但是在重大招标中，我们却常常在报价中败下阵来，问题出在何处？“当前我们执行的招标法有问题，最底价中标方式隐患巨大，而且对研发投入大，产品质量优的企业不公平。”杭州前进齿轮集团董事长茅建荣对现行的采购招标制度颇有微词。杭齿是中等规模企业，而重型零部件的研发涉及基础型研究，投入大，见效慢。有些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不设门槛，大小企业都可以来竞标。“最低价中标的后患会给我们的建设项目，比如核电、大乙烯，煤化工、输变电及发电等大型工程项目，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国家能源局副司长黄鹂也对此问题发表了看法。最低价中标，一时可以降低用户的初始投资成本，但竞标方的恶性竞争，将导致过分压低制造厂商的收益，甚至迫使制造方在材料及工艺等环节降低标准，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从根本看，造成了行业的不健康发展。特别是重大装置事关生产安全、环保、寿命和可维护性（包括技术的可获得性与安全性），要求厂商有相当的资质和条件。还不是简单的购置成本问题，更不能以单一的当期财务指标作为评价和监管的标准。

“最低价中标的后果带来的是产品质量的下降；廉价低成本的设备使客户运营成本上升；制造企业疲于应付成本下降，没法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有专家尖锐指出，“最低价中标，本身是招标人员的不作为。”

“我们更应借鉴国外通行做法，着手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管，为‘国货国用’提供保障。”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指出。在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目前在国际上仍广泛施行。由于政府采购规模巨大，利用政府采购推动本国科技创新和重大产业发展，是各国的普遍做法。

据了解，美国有《购买美国货法》，奥巴马就要求政府采购美国货。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购买中国货法》，现在是否已经出现立法的时间窗口？

二问中国装备工业：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企业的主体地位在哪？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是市场主体。企业兴则经济兴。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政府责无旁贷。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为企业松绑。”但由于政策执行中的扭曲，尤其是在处理政府、市场和企业关系上，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同时存在，企业的主体地位被层层削弱。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哪些该有所为，哪些该有所不为？”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提问。看似是改革中多年要解决的老问题，但是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中却一直摆不平，他深有感触：“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越强大，企业活力越弱，政府越弱，企业活力越强。”

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指出，“深化改革和激发企业的活力，是个老话题，但是现在提更有现实意义。什么叫改革？我的体会是，当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不适应的时候，这就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促进企业的活力。坦率地说，现在国有企业作为体制内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现阶段仍然很严重。”

“体制上的障碍造成的机制束缚，机制不活，企业肯定就没有活力。”任沁新一语中的。

    不容回避的是，现在国有企业依然是由各级国资委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管理：管人、管事、管资产。——“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等等，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几乎现在国有企业在自主权上是越来越小。”“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增加企业的活力。”这几乎成为企业老总的共识。

“应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回归企业本质的属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及社会舆论的关心，近10年国有企业的有关管理部门加强了对各级国企的监管力度，包括领导层薪酬、资产运营和重大事项报批等制度的建设。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国有经济这个系统中，如何正确处理行业监管和给企业经营投资自主权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分寸，仍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中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装备工业的管理体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一些在各个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较早从工业部下放，在市场竞争中经过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目前已成长并具备核心竞争力。这些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中各环节不可或缺的“战略要点”，当然也是国际同行瞄准的竞争对手。要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进行分类管理。正如济二机床董事长张志刚所说：“在我们国家现有情况下，对企业的要求和管理一定要区分是竞争性企业还是垄断性企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切忌一刀切。”中国一重作为我们中国工业链条当中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企业，在共和国工业史上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重董事长吴生富强调要根据国企不同情况采取不同考核方法和标准：“我们在底下说，咱们政府初衷是好的，但老想开一副药方把所有的病都治了，天下哪有这样的药方，它若能治好一部分企业，也一定能药死一部分企业。”这道出了当前政府管理企业的症结所在。

如何准确定位装备工业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脊梁和命脉作用，如何拉动其突破困境，这是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三问中国装备工业：低端混战、高端失守，产能到底过剩在哪？

    “有规模、缺实力，有数量、缺巨人，有速度、缺效益，有体系、缺原创，有单机、缺成套，有出口、缺档次。”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蔡惟慈用这“六有六缺”概括了我国装备制造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也形象地说明了我们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低端的过剩，而高端的产品还远远不足。

蔡惟慈指出，当前装备工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需求不足，就机械工业的总体而言，需求绝对量仍然是在增长的，需求不足主要体现在和高速增长期相比较，这两年增长的幅度下降。

“多年以来尤其是前10年，机械工业一直在高投资的轨道上，一年的投资差不多4万亿，几乎两年就可以再造一个现有的机械工业的规模，这样一种能力的扩张确实不可持续，产大于销、供大于求的矛盾问题远高于其他部门。”蔡惟慈说。

“装备工业本身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是为基础建设服务的，其增长基本反应我们国家经济建设、重点工程开工的大致情况。目前下滑预示着我们很多产业已经到了一个峰值，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总工程师隋永滨也持相同观点，并且表示对未来的困难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无论是国内，或者是国际，市场需求将会深度下滑，这是在两三年内很难逆转的。”任沁新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在产大于需的背景下，产生了恶性“价格大战”，导致了企业的效益下降。装备工业去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4%，但是利润只增长0.16%；而在过去若干年里，装备工业全行业一直是利润增长速度高于主营业务增长速度，可见形势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逆转。

面对大规模高速工业化时期的需求爆发性增长期的结束，我们的装备工业该如何适应新常态下调整升级？

“化解需求不足的矛盾，首先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否则解不开这个扣。”蔡惟慈进一步说，“我们要把对需求不足的思考更多的放到关注如何解决恶性竞争所导致的行业的效率非正常下滑的方面。”低价倾销带来的危害可以说是后患无穷，弄不好要毁了整个制造业。

“要鼓励缺乏生存能力的企业从落后的产能和过剩的竞争中退出。退出很痛苦，但没有企业退出，这个市场做不好。”蔡惟慈建议，“要使我们的供求关系恢复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供应能力要略大于需求，而不是远大于需求，有竞争但不能过度竞争。否则结构调整非常难进行下去。”

从行业数据中可知，我国制造业在低端领域中小企业数量最多，很多属于缺乏细分竞争优势的一般性企业。这一现象已存在多年，经济下行时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化解过剩产能，要鼓励不适应或不强壮的企业有序退出。“不要指望所有的企业都救活，如果各级政府的措施是救活本地所有企业的话，会更加加剧现在的严峻形势。”张志刚说。要使优胜汰劣成为现实，否则无法减少严重过剩的产能，机械工业永远无法走出这个困境。

破产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作为。制造业是强者生存的世界，需要的是生机与活力。装备工业是一个有着广阔上升空间的领域，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攀登，正逢其时。对于一些企业来讲，退出竞争过于激烈的领域、另辟蹊径，也许能找到新的蓝海，创造和培育新的市场。就全行业来说，让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实行协同或整合，千方百计地提升竞争力，在创新升级的过程中成为赢家。

四问中国装备工业：我们走出去、外资闯进来，市场到底在哪？

 “走出去”似乎是时下装备工业最为热门的一个词，无论是新闻发布还是论坛交流，“你们产品出口了吗？”总是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看到的是——在刚刚举办的国际机床展CIMT2015上，展台最大的是德玛吉森精机公司，记者问其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德方人员回答非常干脆：“中国市场太大了！”面对如此大的国内市场，面对外商不断地兵临城下，我们该如何应对。

新年伊始，国务院即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动我国装备“走出去”工作。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这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选择，也是提升地区间合作层次、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与有效利用的必然选择。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之下，大力倡导中国装备“走出去”是很必要的。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增量”，一大批骨干企业制造设备、工艺先进，技术能力大幅提高，需要通过“走出去”来找到新的市场和突破口；国际上，很多国家需要中国相对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支持，需要中国装备的输入。这无疑给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走出去”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和战略契机。

但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国内庞大的投资品市场潜力：

——“中国是世界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占世界30%份额。”

——“从2002年到2014年，我国连续13年成为全球的第一大消费国。”

——“核电在建机组26台，规模2800万千瓦，占世界在建核电站四成以上，也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在建规模最大国。”

背靠这些“世界第一”，我们清楚看到，中国装备工业的市场潜力其实就在眼前。

在我们大力“走出去”的同时，跨国公司早已毫不留情地“闯进来”。西门子、GE、卡特彼勒、德玛吉等国际巨头无一不把中国看做全球最大市场。

“我们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谈装备走出去，李克强总理亲自为中国装备走出去‘站台’，显然这一国家战略非常重要。但是同时在国内市场上，大力推进装备国产化，逐渐以自主创新产品替代进口是我们发展民族工业的目标，这也是两条腿当中另一条非常重要的腿。”专家议论道，“走出去与留得住，对我们国内的装备制造企业都是考验。走出去，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是要真本事；留得住，守住我们自己的一方水土，需有大智慧”。

为落实2014年[国发]28号文中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精神，东三省启动了多个建设项目，有机场，有港口，有核电，有工业项目等等。投资规模很大，涉及装备采购应有几百亿。政府相关部门是否有考虑，除了走出去之外，留得住也是我们的任务。“如果市长、区长纷纷带着队到国外去考察，争相购买国外设备，那么真是愧对我们东北三省这么强大的制造业。”“面对目前一方面产能过剩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又在花巨款进口高端装备的现实，我们如何通过国家的政策，通过政府强力的引导，把国内装备市场把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隋永滨指出。

五问中国装备工业：国产化首台（套）在用与不用间的挣扎，敢“吃螃蟹”的人在哪？

重大技术装备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具有新技术密集、系统成套复杂、附加值高、带动性大等突出特点，是衡量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高技术壁垒面前，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的诞生，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实现高端突破的标志。然而，即使有国家政策的鼓励，这些高端产品走向市场的道路依然困难重重，国资背景的用户不愿用首台（套）是公认的“老大难”问题。   

重大技术装备是制造业的脊梁，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最近表示，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重大技术装备，解决首台（套）应用的机制问题。

但不容回避的是，用进口的还是用国产的，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始终伴随争议。

早在1983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技术要更新、要赶超世界先进，有以下几条路可走：一是进口外国的机器、电子设备和其他高科技产品，这个方法很简单，但不保险；二是走国产化的道路，这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但是是可行的；三是搞技术改造，这很困难；最后一条路就是闭门造车，完全靠自己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这在实践上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同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国发[1983]110号文件）指出，“在依靠我们自己技术力量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合作设计、合作制造若干套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装备，力争在前十年内把这些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才能为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使四个现代化立于不败之地”

30多年来，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在前沿领域还存在空白，高端领域明显落后，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等。这其中，首台套应用难是制约瓶颈。

本国装备制造企业“替代进口”的首台套产品，由于之前没有运行业绩，即使通过了技术性能检测和试运行，但它的可靠性和各项技术指标，在没有进入实际生产的考验之前，由于没有以往的销售业绩，毕竟用户不托底；国产新设备也难免和外国成熟产品有差距，必须在长期生产运行中不断改进完善。这是国家自主的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成熟必须经历的过程。这当然要求国内用户给设备制造厂商以支持，甚至承担一定的风险。当然风险损失不能仅由使用方企业独自承受，国家有责任给以政策的支持。

目前我国工业领域的用户，在对待国产重大装备的采购问题上，决策者对使用首台套顾虑较多，担心设计制造达不到技术要求，影响正常生产，受到责任追究；二是招投标中存在歧视性条款和“潜规则”现象，致使国产首台套装备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客观说，我国一直存在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用户不敢、不愿用首台套已是公认的“老大难”问题。如何用投资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认识。

提倡和鼓励自主创新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先进和保护落后。在装备制造领域，多数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来自学习消化外国技术并集成创新，它们必然要与国外公司在国内市场开展公平竞争。但是，对国外装备的过度进口（其中很多是国内企业完全可以制造的产品），和人们长期形成的“国货不如洋货”的传统观念，客观上造成自主创新技术在推广应用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如果自主化技术装备得不到广泛应用，自主创新企业的积极性将会极大受挫，创新驱动将难以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将成为一句空话。

（编辑  碣石）

法治是一种有序的生活状态

我们现在讲法治，往往侧重讲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在我看来，法治其实是整个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用中国人习惯的话讲就是有规矩，方方面面都要有规矩。定规矩少不了国家制定法，这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但规矩绝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法，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养成的许多习惯。

各种规矩会随着时代发展发生变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家庭、企业、学校等等，会形成各自的习惯。重要的行业还包括职业伦理，比如法官、律师、医生这些行业。这些规矩有的可能会形成法律，却不一定都上升到法律。社会方方面面有合乎情理的可行的规矩，社会有序，我们就可以大致称之为法治。法治并不等于国家把方方面面都用法律管起来，这就好比在经济学上常说的，国家要管经济活动，但不能管得过细、过死，只能管最重要的部分，要给生动、有创造性的社会生活留下足够的空间。

社会有序，才能给大家确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去投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从事自己的事业，与别人进行合作。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各自对这个社会的预期来行动的。

这些规则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是非常大的。举个例子，同居和结婚其实在其他方面区别并不大，同居没有一个法律上的约束，因此不稳定。一张结婚证使得女性对她自己的生活安排有了很大的区别。法律对人与人的合作也很重要，一起投资，一起创业。而且还包括了不合作，也就是约定互不干涉，因此绝交也是一种合作。

广义的法律规则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家庭、社会、职业层面，合作会改善自己和合作者自身，增加财富的积累，也包括个人的福利。因此，中央强调全面的依法治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调法律不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在全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非常重要。

由于社会各方面的生活都需要遵守规则，因此，所有社会只要持续的足够长久，长期稳定，比较繁荣，都一定是有规矩的。在特定意义上，你也可以说那就是法治社会。但中国历史上那种社会有序的状态，古人不称其为法治，而是叫“文治”，与平定天下的“武功”相对。文治的核心就是通过当时的政治文化精英，依据全国统一的、尽管比较粗略的文字表达的规则，治理国家，规范王朝的机构和官员的运作，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全国统一的推举、察举和科举，以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等等，就是法治的一些重要方面。当然，这种法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区别是显著的。区别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基础不一样，当时大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现代法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工商业发达的市场经济。

经济基础的不同会引发不同时代的法治实践，对平等、自由的关注程度非常不同。比如现在更强调个人，个人创业、个人所得税、个人发明、私有财产等等，但传统社会就不是这样。例如国家的赋税征收，就都是按一家一户来确定的。问题不是当时的人们不懂个人主义，而是按“户”来分配赋税劳务，在社会层面来看更合理，也更为公正。一个家庭可能有两个男子，只征一个人去当兵，但如果是个人主义，就不知道该谁当兵更合理。

但是，传统中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法治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变农耕社会为一个现代化的工商社会。从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革。

中国社会转型需要法治护航

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占55%左右，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再生活在农耕社区的熟人社会，而是生活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这个变化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秩序及其建构。

在农耕社区或者较少人员流动的城市单位里，这种熟人社会中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太多国家法律直接规制，通过熟人之间的经常交往，构成一种反复博弈的关系，通常会迫使双方都遵守规定。比如，熟人间借钱不需要打借条，因为不守信用的人在熟人社会中很难生存下去。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基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是不太需要国家正式法律保护的。但就整个中国来说，法治也还是重要的。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可以说有三个层次，齐家（其实是农耕社区）、治国和平天下。法律主要用来治国，或是治吏，大致公正地选拔调配和升迁官员，保证整个国家的结构运作，防止地方分裂势力。而基层社会治理基本是靠熟人社会发生的规训机制，靠儒家教训。平天下则是边疆治理事务。

这种状态到近现代以后，随着工业、商业以及城市化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快速和重大的变化，在过去的30多年中，有近6亿人口先后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的人每天遇到的大量都是陌生人，有许多还很可能是一次性交往，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的世界。这种社会状态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因为如果交往是一次性的，人就可能有机会主义倾向，而我们无法精确判断谁会搞机会主义。正式的法规往往是解决陌生人之间问题的。交往者相互越是陌生，就越需要法律细致明确，就越需要了解预先确定的规则，就越可能给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法治的意义就开始浮现出来了。

当代中国根本性的法治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的变迁让民众产生两个最基本的法治需求。一是当他们走出熟人社会以后，在举目无亲的他乡，如何获得必需的帮助。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进城首先要找熟人，直到今天不少人还是如此。但大部分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包括城市中流动者，遇上各种麻烦，他们首先要找那些可以信赖的人，找警察，找政府，找法院，找社会中很容易辨认但大致能信得过的机构和人。这就是对法治的需求，也是对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人员的快速流动，也会引发违法犯罪的急剧增加。国内外的统计数据表明，流动人口更容易违法犯罪，这由多种因素促成，包括缺乏归宿感、没有熟人的注视和社区的舆论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中国，欧美国家当年工业化兴起之际也是这种状况。人们因此觉得生命、财产不安全，自然对法治有了更大需求。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都为此进行了许多投入，如校园增设保安，家庭安装防盗门等等。这是老百姓对法治最直观的需求。

对整个中国来说，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要推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要用明确的规则来吸引外商和外资等等，都离不开法治。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法治建设总体上是很有成效的。

整个中国的法治变革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需求，人、财、物、信息流动起来了，社会秩序有了很多变化，没法诉诸传统的熟人社区或与之相应的机制，必须由国家提供法治的保障。就此而言，市场经济是推动法治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力量。普通百姓不容易关注法治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其实却非常重要。

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其他风险也开始增加，要求加强监管。刚开始是产品质量问题，近年来突出的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更现实和透彻的理解。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和衰退引发的。但我的看法，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波动，问题出在先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小群体中，那是人的道德情感和社区舆论压力通常就足以应对的。但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由极大数量陌生人构成的广大群体，我们原来的道德感已经没法强有力地指导我们面对这个广大市场的决策。当我们面对远方的不见面的陌生消费者时，我们没法涌起这种在小群体中会自然发生的责任感。问题是市场经济令产品在需要的地方流动，一些消费者可能因此受伤，这就需要加强对各类产品标准的制定和检验，需要用制度来补足人性的这一弱点。这一点，我们当初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很可能认识不足。

民生与法治

市场经济下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要。农耕经济主要是体力劳动，智力能起的作用不大。但现代社会，一点细小的差别就可能使人们的收入差极为悬殊，甚至未必真的是因为你聪明智慧，而很可能是一些不很重要的天赋。许多歌唱演员可能就多一点什么特色就成为大明星，少了那一点就不行，收入的差距可以达到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差别来自什么地方？来自市场需求。

如果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都还可以，那也不一定是多大问题；只是一些地方，或有些人生活非常贫困。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如生病，如受教育程度，如社会转型导致的生产技能不再为市场需要，缺乏竞争力；而另一方面，如今的通讯发达，人们的参照系已经不再是本村的张三李四，而可能是遥远都市中的李四张三。所有这些因素都迫切地要求国家以法治的方式来回应这类社会差距问题。过去10多年这方面的法治在快速推进。

有人问，解决民生问题为什么必须是法治，不能靠慈善事业吗？社会需要慈善，但只能是一个补充。民生必须是制度性的，因为这涉及到分配正义的问题，要力求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尽可能平等获得，因此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分配。这就必须以法律和制度方式来实现。

民生问题很重要，也容易出问题，要警惕欧美福利国家的历史教训，因此必须把握一个度，不能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但即便会出问题，也一定要往前走，必须平衡各种利益，必须用制度规范。因为这关系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让老百姓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能享有这种福利，其他国家的人待在中国就享受不到，这其实也是国际间政治、文化、经济竞争的形式之一。

突发事件与法治

突发事件以前也有，但是在人员、资金、信息流动性不大的社会之中，突发事件并不需要以法治的方式解决。但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事件。这一事件提出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政府如何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禽流感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问题。农村人知道，禽流感其实从来都有，但如今这变成了一个需要社会关注、国家相关机构予以监控的问题。因为以前养鸡多是自家消费，最多是在本地集市交易，而如今规模化生产，一个养鸡场几十万只鸡，只要一只鸡出了问题，所有鸡都很可能出问题；而且这些鸡是供应城市的，长途运输就可能变成全国养鸡业的灾难；如果一旦变成人传人，就变成国家的灾难。因此国家必须以法律机制来应对这种有不确定的潜在重大后果的突发事件。还有媒体也会增加大家的风险意识。

这就是因为人、物和信息流动带来的风险，国家只能用法律制度应对它。面临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国家未必有面面俱到的成熟预案，但要事先制定一个突发事件的应对办法和程序，包括及时公布信息。政府有责任让老百姓感觉安心，可以信赖。

腐败与熟人社会

反腐败不仅仅是官员的问题。在农耕社会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太讲熟人关系了，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都来自于地方的各种社区。这种文化，没有长期的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的规训，很难改变。这是共产党从建党、建军以后一直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讲，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不要过分注重老乡、熟人关系，上下级老关系等。但这种习气，在农耕大国很难快速消除。熟人找你帮忙，你就觉得人情难却。这种人之常情隐含的问题，就是可能利用自己行使的公权力，偏向自己熟识的人。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熟人感谢我，给我回报，就成了利益交换。而一旦在这类问题上变得自觉起来，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利益，就成为寻租，就是严重的腐败。

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是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内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必须严肃应对的党风问题，也是执政难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在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同时，也强调法治社会的深层次原因。法治社会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改变一些习惯成自然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这也不是说人情都不好。人情确实与人的本性、人之常情有关。在社会层面，这些人情有时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就是找熟人，投亲靠友，获得安全。只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公权力运作或在分配社会资源时，不适合用掺杂了人情的决策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不适合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法治社会需要应对的社会心理需求

最后是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第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一些非物质的东西越来越重视，比如，对平等的要求。这时候需要通过法治，要求政府以及参与分配公共资源（例如升学，就医等）的机构和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要同样的事同样对待，同样的人同样对待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传媒的发达，会把许多遥远的东西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到威胁。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如果发生在30年前，在交通不发达、人员流动较少的时代，威胁就不会那么大。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暴恐事件，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真切地发生在许多人的眼前，我们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风险，这就是所谓“世界变小了”的另一个含义。这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法律也必须理解和应对人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

第三个问题是趋于不相信陌生人。我们所有人通常都更相信熟人，不太相信陌生人，担心上当或受到歧视。结果这种感觉常常影响我们对周边许多事情的判断和行为。这类社会心理和行为问题也很重要，需要长期的法治实践来应对和重塑。

中国社会转型中诸多目标的平衡

确实，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须。这是基于中国经济运行方式转变、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做出的一个政治性判断，是整个社会转型的要求。全体民众都需要社会更加法治，更加有序。

尽管如此，中国的法治还是会遇到一系列深刻的难题。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有谁反对法治，或缺乏法治意识；而在于法治是中国的重要追求，但并非唯一追求，而在诸多同样珍贵的追求中，它们相互之间可能有潜在的冲突。在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除了法治之外，还有富强、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和谐、友爱等。这些好东西怎样协调，就会是个问题。

比如，改革与法治之间是有潜在矛盾的。法治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循规蹈矩，法治在司法上的一种表述就是遵循先例。但中国是要发展，要改革创新。中央多次强调，改革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即便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成型了，但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全面现代化的国家，还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如何在改革和法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可能获得一个非常明确、正确的结论的。这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深刻理解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需要明智的政治判断，而不可能简单遵循某个规则就可以确保万全的。

    比方说，今天中国已经有不少人进入中产阶级，他们更希望稳定，保护私有财产。但还有很多人要创业，或者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对他们来说，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更公平的竞争机会就非常重要。

这里要注意，如果只强调改革、强调与时俱进，没有稳定性也是不行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使每个人幸福，一个社会变化过分急剧，老百姓的稳定预期往往被打破，很多人也会觉得不幸福。每个社会都会经历改革变动、然后定型的阶段，这时候法治就变得重要。因此我们从九十年代起强调法治，其实是慢慢地把成功的制度稳定下来。

第二个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可能影响中国法治问题的重要因素。大国和小国是不一样的。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大国的许多问题是小国想不到的，它影响着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山川地形多样，大国一定要考虑防止分裂的问题；各地经济生产方式不一样，以及民族问题、族群问题、方言问题等等。

比方说，中国有很多法官是当地人，有人说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但问题是，若是法官全来自外地，不懂当地老百姓的方言怎么办？这个问题在上海都会遇到，因为有些上海百姓能听懂普通话，但说不了普通话。

中国还有农村问题。城乡差别不是小问题，它包含前面讲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法治的运行。差不多20年前我们就搞司法改革，其中很重要的是抗辩制，即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辩论，各自出示证据，相互质证等等。实际上通常都是请律师出庭辩论。但这个改革在许多农村是行不通的，因为基层没有律师，律师基本不下农村，而农民没什么钱。这种情况下，农村人民法庭怎么抗辩？法官说：“下面进入法庭辩论。什么是辩论呢？就是你们可以吵架，但别骂人！”这是用农民听得懂的话的解说，否则真还说不清什么是辩论。没有律师，让两位农民“辩论”，他也不懂得什么法言法语，常常会发誓赌咒，口头禅不时会冒出来，事实上就像是吵架。所以没有办法，这个规则就执行不了。

再比方说，继承法规定儿子和女儿都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力，但是在农村，只要有儿子和女儿，通常女儿都不继承。首先是女性不赡养父母，二十岁上下就出嫁了，嫁到三、五十里地外，即便很孝顺，也不可能真正赡养父母。第二，女儿出嫁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为其准备嫁妆，也就是从家中财产分割了一部分。第三，之前农村的遗产基本都是实物，没有什么现钱，家里的东西不如留给自己的兄弟。因此民间的规则其实很有道理，并非歧视女性。处理这样的问题，当地的法官基本上都是遵循当地的惯例。

这就是中国国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影响着各方面的制度实践。有人反对关注中国国情，认为这是拒绝改革。其实，关注中国国情是为了成功的、有效的改革。我历来认为，中国国情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概念和命题，而不是相反。

中国法治还有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许多人的利益不一致了。执政党如何平衡不同的社会利益？比如发展和环保的问题，污染防治的问题和维持就业问题。因为一旦为了环保把工厂拆了，它很难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发展新的产业，很可能不会再雇佣企业原来的工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对这些难题，都不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的方案，因为这些问题都更多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的问题。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在今后的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努力地具体解决和应对。

中国法治的问题与希望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信念去创造中国的法治？许多人把西方的法治当成理想，而不考虑如何针对中国的社会法治实践来创造制度和提出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固守什么传统的东西，除非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有利；我只是强调，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对这个民族有责任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做好，管它什么样，都可以包容进来，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尽管有上述种种难题，但我还是对中国的法治充满期待，充满期待不是因为法治是很高大上的东西，这一期望是建立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的伟大的社会转型之上。

首先，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现在已经罕见，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治就有了坚实的根基。

其次，政治上的变革非常大。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打破了地方观念，有了比较强烈的国家认同。之前我总觉得中国的地方观念、地方认同太强了，历史上百姓的最大灾难几乎都是战乱，地方割据。汶川地震之后，我看到所有人都真的关心汶川，为之心痛，这是认同包含汶川在内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有了这一点，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国。这个国家认同的发生是非常了不得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缺乏这种认同，开始实行西式民主就可能撕裂这个国家，而不是巩固这个国家。乌克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有这种教训，所有的民众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是文化的变革。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我们无法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类概念来讨论重大的改革问题或发展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企业、市场，政府，看得见、看不见的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法治和公平等等，我们接受了一套现代社会科学的话语，我们的思维越来越现代化，社会科学化、哲学化。如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如此显著和重大的社会转型，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的法治变革呢？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雄心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 张三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党内规矩的概念，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会指出，党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政治组织，必须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守纪律是底线，守规矩靠自觉。这些重要论述，标注着“三个自信”的新高度和管党治党建设党的新阶段。

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

在新时期“赶考”路上，党中央“四个全面”的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擘画了治党治国总蓝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也是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初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体现“破”与“立”的辩证法，如鹏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推进总目标顺利实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确保治党治国各项目标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全面依规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大变革。在我们国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历史和人民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不同表现形式，大体都能适应形势要求，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向前发展。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党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为新起点，开始了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的艰辛历程，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在“四个全面”的伟大事业中，全面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主要方式，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服务总目标，贯穿改革和法治精神。

全面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政风气象一新，“不敢腐”高压态势基本形成，赢得了党心民心。实现、巩固和拓展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果，根本在于我们拥有严格的党规党纪，坚持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守住“常”“长”二字诀，执行铁的纪律，形成习惯和长效。党规党纪体系涉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各大领域，涵盖党建工作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内政治生活、干部管理、群众监督等各主要方面，党的这一大政治优势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经受了时间的淘洗，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得到人民群众普遍认同，必须始终坚持下去并适时完善提升。

努力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究其根源，不是没有党规党纪约束，而是“高压线”变成“低压线”甚至不带电，一些党员对纪律没有敬畏和戒惧，风气渐渐坏下去，“上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之类的事情并不鲜见。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密如凝脂，繁如秋荼”的各种规定、禁令沦为虚文。纲纪不张，从政令发出的“最先一公里”，经由“中梗阻”的层层选择、变通、打折扣，到了“最后一公里”往往全盘走样。小修小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想办法、谋求大变革，坚持在党的纪律和规矩面前人人平等，不折不扣执行纪律，确保制度的刚性约束。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

全面依规治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国家法律进入党内规矩的范畴；另一方面，鉴于党在人民民主和国家政制中的决定性地位，规范党员的党内规矩，实则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决定性要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上讲依法治国是党对自身提出的要求，作为具有宪法地位的执政党，党依据党章从严治党，根据宪法治国理政。必须深刻把握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的辩证关系，党规党纪不是一般意义的政党法，也不是特殊的社团法、行业法；国家法律不能自行独立运作，党规党纪是国家法律的前提和根本保证。

党内规矩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第一是从规范上全面定位中国共产党。党是一个政治存在，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它也必须是一个法律存在。党章和宪法从根本法层面界定了党，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还存在体系不严密、标准不高、与国家法律交叉重复等问题，党的法治图像并不清晰；国家法律的一些制度规定也亟需完善。党内规矩概念首次明确了党内规范体系的特质和框架，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了总的指导精神，。

第二是从规范层面落实了先锋队的根本定位。党章总纲第一句写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遵守国家法律只是党员作为公民的起码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切实遵守党章、党的纪律和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样，先锋队才不是空话，而是体现为方方面面具体而微的行为规范。同时，只有全体党员都做到了全面践行党内规矩，党才能永葆先进性、永当先锋队。

第三是规定了党和法治的关系。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法治的核心论题。驯化权力是法治的前提，决定法治成败。在我们国家，这个论题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党是中国法治之魂。党内规矩概念对于执政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用制度规范权力，以优良作风带动社会风气好转，从而为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障。

第四是丰富了社会主义法律渊源体系。我国法律的表现形式一般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特别行政区法律、行政规章、国际条约等；在部分民商事法律领域，习惯是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在司法实践中起补充作用。而党内规矩所界定的规范体系更为广泛、宏观，即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在党内有效的法律渊源分为：党章、党的纪律、国家法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首次确认不成文的规矩也是法源之一，实现了法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走在了国家法治的前面。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

第五是明确了党内规范的效力等级。依次是：党章，政治纪律和不成文的政治规矩，其他的党内纪律和不成文规矩。在相关党内法规不完善、不适宜的情况下，执纪监督问责就不能死抠条文，而应该结合上位规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在不成文规矩中，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具有特殊地位，构成党内规矩的源头活水，它构成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奋斗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记忆，老百姓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少优良传统得到大力弘扬，比如福建总结推广“四下基层”的好经验并用来规范全省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马上就办”上升为全国首部地方性法规——《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

以德治党和依法治党的统一

全面依规治党是德治和法治的统一。依法治党是依法治国的正常延伸，共产党员首先得是好公民，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但共产党员还得有更高的要求，诸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道德情操等。党章、党的纪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有全面系统的规定，刚性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所以，党内治理严于、高于国家治理，不仅是德治与法治交互为用、相辅相成，而且更突出基于觉悟和自觉的德治。

察布查尔县委党校以道德建设月为契机，寓法制教育于道德大讲堂

这种治理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修齐治平的儒家士大夫群体是传统中国的领导阶层和文化精英群体，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统，“为万世开太平”的政统，“为往圣继绝学”的学统，具备“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君子人格，恪守“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道德立场。儒家士大夫群体遵循一套严于、高于平常百姓规范的道德秩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深藏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而儒家士大夫群体遵守这方面的规范更加苛刻。这就在规范层面形成了中华法系特有的“出礼入刑”、“一准乎礼”的礼法结构，实现了“崇德重礼”和“修齐治平”融为一炉，社会教化和国家治理互为表里。在这个结构中，核心是对儒生及官员的规范。据统计，作为中华法系典范的《唐律》，多达60%的条目是针对官员的规定。这是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常态，德、礼、法等规范共同作用，让为官者敬畏和戒惧、自觉和担当，如履薄冰行使权力，为民请命伸张正义。

在现代中国，共产党是传统儒家士大夫群体的功能替代。在革命时期，党以当仁不让的历史担当领导人民扶起了贫弱待毙的中华民族；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对人民不仅承担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责任，还承担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放眼当今世界，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国家没有第二个。中国老百姓不管什么事情都首先想到找党和政府解决。这是现代法治不能解释的，而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关系决定的，表现为党内规矩致力维护的党的作风、气派，也即一套政治伦理。这套政治伦理是新中国的基石，是最高正义。凭着这套政治伦理，党才能赢得民心，成为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复兴事业的核心力量。根据这套政治伦理，党“不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党不变质、江山不变色才是永恒主题。

党内规矩全面守护党的政治伦理秩序。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宣誓入党，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多尽一份义务，就要在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更应该这样。不同于现代法治的逻辑，这是一套更为严格苛刻、更强调觉悟和自觉、更突出道德规范的政治伦理秩序。在现代法治国家，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特别规定，各国大多有法治反腐的一套办法；政党纪律也是如此，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反对腐败，各国各政党大多有一套纪律，构成政治社团的内部约束，但两者都没有超越法治的大原则，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

党规党纪一大特点是大量使用道德话语和道德规范，比如忠诚、热爱、自省、慎独、公仆、艰苦朴素、德才兼备、任人唯贤、清正廉洁、新风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教育、检讨、悔过，以及《纪律处分条例》中对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的规定等，涵盖政治信仰、组织原则、优良作风、道德操守等各方面，构成党内规矩的主要基础，也是党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党的政治伦理首先是一种思想和行为自觉，由党员的信念宗旨、党的优良作风、党内政治生活、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保证实行；其次是纪律审查保证实行，对违反党的政治伦理行为进行党纪政纪处分，直至开除出党。

全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纪律建设是全面依规治党的落脚点。纪律是成文的规矩，是党内规矩的主要部分，是监督执纪问责的主要依据。现代法治主要是成文法之治，在党内规矩的大格局下不断推进纪律建设是全面依规治党的必然途径。

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严明的党规党纪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革命胜利。党执政以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共同成为治党治国重器。经过90多年的探索，我们已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七种类型，明确了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目标、组织保障、行为规范、纪律约束，体现了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纯洁性要求，使管党治党建设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我们应与时俱进全面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现状有待改进，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对党规党纪的历史渊源、地位作用、体例形式、产生程序等，亟须进行系统研究并确定下来；有的缺乏细节支撑，有些规定阙如，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同时新形势也不断提出新要求，比如，反腐倡廉建章立制工作必须及时跟进。党规党纪与法律法规要避免交叉，也不能有空白。一些确有必要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要及时转化为纪律、甚至法律。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建设党的一系列新探索新经验亟需总结提升为党内法规制度。

加强纪律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最核心的纪律和规矩，主要规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对诸如搞小圈子拉帮结派、搞本位主义各自为政、搞自由主义妄议中央、搞虚无主义信仰丧失等，对党的事业形成重大危害的倾向，要大力纠正。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根本的是要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章。要自觉用党章规范言行，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永葆政治本色；要把党章作为指导党的工作、党内活动、党的建设的根本依据。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五个必须”的要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保持一致而不另搞一套、维护团结而不拉帮结派、遵循程序而不我行我素、服从组织而不讨价还价、管好亲朋严防擅权干政，让纪律观念和规矩意识扎根心底。其中，摆在第一位的是保持一致，即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于我们这个拥有8600万党员的大党和13亿人民的大国来说，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也是中国历史最宝贵的政治经验。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和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国，坚持大一统理念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乃是先贤们反复总结历史上的兴衰成败得出的结论。因而，全党的团结统一、政令畅通、上行下效乃是国家统一、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党章明文规定，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是“四个服从”中最后、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服从。同时，对于我们这个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全党服从中央不是机械的、生硬的，更不是粗暴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全党的高度自觉、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纪律和规矩，都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有力保证。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引起了学者、媒体和社会的广泛热议。《决定》的核心内容表述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①]文件的第一关键词是“治国”，第二关键词是“依法”。实际上，只有把政治家的视野和法律家的视野结合起来，才能深入理解这一文件出台的理论语境。

张广生

西方视野下的现代法治国家

在当下中国探讨“依法治国”，人们的理论想象力至少诉诸两种理论资源，一种源于现代西方经验，另一种源于中国传统与近代经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往往更重视现代西方理论。而无论诉诸西方还是中国的理论资源，共同的思考前提是，必须先搞清楚“国”，然后才能弄明白“法”，从而“依法治国”才能具体落实到真切的经验与理论语境之中。

西方的观察家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的成就及其可持续性的评价往往诉诸两个标准：一个是绩效标准；另一个是程序标准。这两个评估中国政治家治国理政实践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的标准，当然来自西方治国经验与作为其经验总结的政治与法律理论。“依法治国”绩效标准的理论支撑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依法治国”程序标准的理论支撑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

对于现代西方国家经验来说，与中国非常不同的起点就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在政治、文化方面的高度分裂状态。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经过16-18世纪的漫长孕育而诞生的。从理论上说，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可划分为前霍布斯、霍布斯、后霍布斯三个阶段。前霍布斯式欧洲国家主要是封建等级国家，后霍布斯国家主要指今天欧盟力图实现的后民族国家整合。霍布斯式的国家则是典型的主权国家或叫主权-民族国家。通过霍布斯式的主权构架，大部分欧洲的封建等级国家和城邦国家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既是典型又是先行者。主权与主权者的法权架构使欧洲逐渐摆脱封建法、城市法与教会法的法权分裂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这个阶段，欧洲才有严格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因为先有主权者，随后才有现代欧洲国家的官吏、统一的财政税收制度，统一的社会规管制度和国家对国民的统一保护制度。一句话，才有统一的治国法度。[②]对于霍布斯式的法权经验与理论来说，主权者的角色无论由君主还是由议会来担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能负担得起这样一种角色，即与那些充满相互纷争的个别意志的臣民相对的最高意志决断者，也即统治者的责任。只有主权者担负起统治责任，主权国家才能使社会摆脱法权分裂所造成的黑暗的战争状态，获得和平与安全。

表面上看，康德的法治国家理论似乎是与霍布斯对立的。康德似乎关心的不是统治者这些“积极公民”，而是所有个体公民如何通过立法权而影响国家意志的问题。但是，康德的法权理论必须以霍布斯的法权理论为前提。康德“自我立法而适用于所有人”的法统建构规则强调的，不过是主权者的意志要摆脱任意性就需要诉诸形式理性的普遍适用原则；康德并不能彻底否定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法权关系的基础。那种把康德法哲学的“法治国家”描绘成只有法的形式理性在统治、而没有实体的人去统治的法理学，实际上是对康德法权理论的误解。正是在针砭类似误解的意义上，施密特强调，理解欧洲法权经验必须诉诸一种政治法学，必须回到霍布斯[③]。

传统中国儒法合作的礼法文明

近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是在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这个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展开的。在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法统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法统，到军阀豪绅当家的法统，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法统。然而，理解这种变化，仅仅诉诸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中国的法统实践恰恰要回溯中国政治文明悠久的经验与理论传统，才能更好地得到揭示；不仅如此，中国建构法统与治国理政的探索过程表明，不照搬西欧的经验和理论，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把现代欧美的经验吸纳和消化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之中，中国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与西方相对照，中国法权经验的起始点并不是政治与文化的分裂，而是政治与文化的合一。西周的王官学与国家礼法体系是中国政教合一式国家文明的源起。秦-汉王朝又开辟了儒法合作的大一统政治文明。在这样的“文明-国家”中，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和官员，不仅担负着“政治-社会”的治理责任，而且担负着表率国民的“道德-文化”责任。由于儒法的合作，西周政教合一的政治文明传统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

儒法合作实践中的三个重要原则

中国文明对前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和后战国时代治国理政与法统建构的经验都有总结，因而获得了“知经知权”的宽广政治礼法视野[④]。中国政治文明在儒法合作的实践中探索出几个重要的经验与理论原则。概括起来，至少有三点值得提及：第一，敬天保民原则；第二，社稷担纲原则；第三，贤能理政原则。这三个评估法统与治国理政的实践原则并不能被简单化约为“绩效原则”或“程序原则”。每个原则既包括绩效内容，又包括程序内容；而且每个原则还包含高于这两个标准的实质性道德责任内容。

首先，敬天保民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悠久的原则，也即“天命”原则。所谓天命就是敬天保民的责任。一代王朝之所以有资格进行统治，并保有这种统治资格，就是因为其统治能上顺乎天，下应乎人，承担起敬天保民的责任。用现代法权语言来说就是上承天理，下顺民情、民俗。法家和儒家同出于西周王官学传统，敬天保民的统治责任论是儒法两家谈论治国理政的共同前提。天命既允许革命，又允许保守，天命可以转移，敬天保民的责任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担负得起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不轻易授予，但又不鼓励随意革命，革命的前提是国朝衰败、社稷要崩溃，但政治文明要继续，有道的竞争者必须重新担起统治的责任。天命一方面是统治责任授予问题，是落实谁来统治的问题；另一方面，统治者资格是需要人们运用智慧、勇敢和敬畏等德性来竞争的问题。

其次，社稷担纲原则是儒家和法家的共识，主要强调的是统治责任要有明确集中的担当者。担当者首先必须是开辟和继承一个王朝法统的具体的人，这些人的核心首先是指最高统治者，也即君主。那些希望在治国平天下方面有所作为的人，要么成为君主，要么成为辅佐君主的仕人。社稷担纲原则把君主和辅佐君主的士大夫团结成一个能够承担天命、领导人民的具体的“社稷”，也即“国朝”。社稷担纲原则强调志士仁人要治国平天下，要有所作为，出来担当“道德-政治”责任。

第三，贤能理政原则是沟通敬天保民原则和社稷担纲原则的桥梁。如果说敬天保民的责任讲的是“天”的原则，社稷担纲讲的是“地”的原则，那么贤能理政讲的就是居于天地之中的、沟通天地原则的“人”的原则。儒家主张教育和政治制度都要选拔有德有才的贤人，法家认为儒家强调修身是好的；但“修廉之士”爱惜羽毛不愿与奸臣为伍还不够，必须靠“能法之士”杜奸进贤。儒家的“希圣希贤”与法家的“杜奸进贤”关注的共同点，是把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从人民当中选拔出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最高统治者一起，由保社稷而保天下，共同承担起修己治人的人伦责任。

对照这三条原则，以中国的政治文明来评论一代国朝法统的得失短长，就是要看它能否让更多的贤能之士团结在最高统治者的周围，由保社稷而保天下，共同履行好治国理政、敬天保民的道德与政治责任。

新中国法统的语境：礼法文明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应对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冲击，主动学习西方经验。然而，这些经验与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政治文明重建的道路与方向。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可为反面佐证：那些完全学习西欧民族国家和代议制度的传统帝国——无论是哈布斯堡帝国，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无一例外地解体了。恰恰是吸纳了某些西方经验又坚持了自己传统原则的中国，依然保持着广阔的疆域，维护着多元一体的政治团结。

中国实践西式共和制度失败的原因

在现代中国，君主制和科举制遭到废除之后，造成了中国在“政治-社会”与“道德-文化”上的双重失序。军阀、豪绅和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法统与政教制度下解放出来，急于学习西方。民国时期，中国也曾实践过西式共和制度，但依靠这种制度重建国家的努力并不成功[⑤]。其建构新法统失败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三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科举选拔制度被认为不合时宜，但选举制度没有类似科举制度的教育选拔机制支持，根本不能承担起选贤举能的功能，而是沦为豪绅寡头或军阀政治的工具。第二，传统君主制作为一种社稷担纲的制度被视为过时，共和制度依赖选举的程序理性力图产生出能实际负担起统治责任的总统或议会内阁。但是程序理性在面临内忧外患的中国并不能满足预期的实际要求，不能产生深孚众望的、承担起统治责任的人。无论是选举总统还是议会责任内阁，选举政党在人民那里并没有道德权威，因而在军阀与豪绅那里也没有政治权威。没有道德文化的权威，没有严密的政治组织，仅仅依靠程序理性原则的选举政党和议会制度的法统与政教，根本无力抵御金钱和武力的操纵。第三，如上两点导致的最终结果是，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权架构不仅没有完成建设统一的国家以御外辱的使命；恰恰相反，军阀、豪绅与政客几乎成为中国国家内部分裂与贫弱的乱源。

新中国法统的内在要求

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新法统的出现，就是为了应对军阀、豪绅领导人民这一法统的失败。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新法统包含下述内在要求：

第一，填补君主制度废除后社稷担纲原则的空白，用具有鲜明革命意识形态和严密政治组织的革命政党来担当新法统体系中的权力中心，努力把自己锻造成统治责任的集中承担者。

第二，在新权力中心的领导下重新建军和建国。

第三，在新权力中心的领导下重建选拔贤能之士的制度以治国理政。

建党要在先，然后才有建军和建国。如果没有革命政党，建军就是一般的军阀主义。党如果只有严密的组织，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党员的教育，那就是帮会。没有组织路线只有政治路线，那就跟选举政党没有区别。建立严密的政治组织是有道理的，责任集中，组织严密，内部不断自我纯洁，才具有抗腐化的能力，才能抵御金钱寡头力量的腐蚀。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是有军无党。其实，起初具有革命朝气的国民党，一旦入据权力中心就开始与买办资本力量结合、背离了广大人民，自己逐渐寡头化了。在竞争中国领导权的斗争中，为什么共产党胜出、赢得了“新天命”呢？那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先进理论指导下斗争纲领的巨大感召力，正确的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塑造了作为整体的人民，拥有了更加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视野下分析新中国法统

分析新中国治国理政和法统运行的逻辑，仅仅援引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诉诸中国政治文明的悠久经验和理论传统。

首先，在总结君主、士大夫领导国家，军阀、豪绅当国与革命政党领导国家的成败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和西方选举政党在中西政治体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发挥的不同作用。共产党作为“新天命”的承当者，开创了建军和建国的大业，担负起了领导中国人民的责任。“新天命”的内容十分重要，那就是——领导人民，克服近代以来中国国家衰败和文教瓦解的困境，重建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其次，坚持党的领导所表征的社稷担纲原则，在新的时代首先体现为党中央领导核心和党的骨干队伍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新中国江山事业的忠诚和担当。在“审天命兴废”的戒慎恐惧之心下，不仅要求严肃党规、党法，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德才兼备，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挥能谋善断、勇于担当的精神；在礼法体系中起到仪范和表率作用。

第三，继承贤能理政的原则，发扬中国“隆礼尊贤”的文教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建培养和选拔贤能的制度，这是新中国礼法实践的重要经验。这一教育和选拔的原则强调，优秀的人才不仅要重视吸收西方有益的科技与文化成果，也要重视接受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和人民的教育。这样的文教原则才能克服中国近代以来与国家衰微相伴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不断培养出对国家社稷和中华文明有担当精神的人。在教育培养制度的基础上，国家的人才选拔机制，无论自下而上的选举程序还是自上而下的察举程序，都统摄在实质性的“贤能理政”原则之下。如此，社稷担纲的原则才和敬天保民的原则真正地联系了起来。

坚持这些原则，这个法统就能既有道德又有效能，又符合程序。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出版社2014，第4页。

[②]绝对主义国家和主权观念的产生使欧洲的封建公侯国家发生了向民族-国家的新转变，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围绕 “主权”机制的集中，不仅使得中央集权与官僚科层制的“公法”领域获得了发展，而且也使得罗马法意义上的“私法”领域从封建秩序中获得了独立。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第122-126页。

[③]霍布斯对欧洲现代国家法权经验的奠基性理解，使他作为“一种古代审慎的挽救者”而跻身于西方历代硕学之林，康德在法治国家的问题上和霍布斯具有相似的品味。参见施密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20-126页。

[④]中国传统文明的活力来自于“家天下”的统治责任集中原则与“公天下”的贤能理政原则的混合。这种被《春秋》经学概括为“大一统”和“通三通”条例的既有合作又有张力的儒法政治文明之道，具体表现为君主与士大夫合作治天下的制度，也正因如此，科举制和君主制的废除，是中国文明陷入深度危机的标志。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68页；张广生：《常州今文经学：历史语境与内在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⑤] 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4年的“袁世凯约法”、1917年的“安福宪法”、1923年的“曹锟宪法”，虽然都谋求通过法律程序使某个具体的军绅政权“合法化”，但礼法体系总体是否“有道”这一看似传统的评价标准却更加真实有力。“有道”的要求不仅包含程序和效绩的标准，而且包含社会重大变革语境下对政治社会根本道德目标的估价。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23页。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国父”、91岁的李光耀逝去。24国政要出席了其盛大空前的葬礼，可谓备极哀荣。以李光耀所拥有的开国之功、伉俪情深、子承父业、鲐背高寿，人生当无憾矣。

在几十年时间里，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由一个人均收入400美元的被逐之地，发展为人均收入5万多美元的富裕国家，甚至超过美国，这不能不说是个了不起的业绩。他领导下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赢得了普遍尊敬。究竟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已经有太多的著作试图揭示其中奥秘，我手边正好有一本李光耀的口述《论中国与世界》，这或许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李光耀诸多的演讲和受访发言中，去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行。

阔大的世界性眼光

在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看来，李光耀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眼光的领袖人物。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说，李光耀“对世界形势有敏锐的判断，他是在世界最大画布上作画的艺术家”；英国首相撒切尔说，“他有着穿透宣传迷雾、洞悉我们时代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非凡能力，并且从未出过错”；德国总理施密特说，他的非凡才华和战略眼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赞李光耀是“我们尊敬的长者”，对两国关系做出过重要贡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李光耀是世界上思维最敏锐的领导人之一，他能够深刻洞察并详尽阐述几乎任何国际问题。

李光耀的世界性眼光得自其对历史的深邃认识。他在1987年时曾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160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间维持和平稳定和确保合作的先例，而即时通信和快速运输时代到来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使得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世界两大阵营的领导者主导地位都相对消弱，多极世界产生的可能性由此增加，随之而来的将是多边合作的难题”。冷战结束后，他高屋建瓴地预见：“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适应全球经济中心的结构性转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引发一场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他十分重视新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技术和全球化已经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产品和服务能够在任何地方制造或提供，这将减少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传统竞争优势。所有国家都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和扩张运输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这些新的发展趋势缩小了优势国家和劣势国家之间的差距”。

李光耀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亚洲世纪”的领导人，他认为：“21世纪，亚洲将重塑其世界地位”，“21世纪将成为争夺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世纪，因为该地区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全球主要经济力量汇聚之地”。他高度评价中国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他以50年前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实现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惊人转变。中国人对未来抱有更高的期望，志向也更加高远。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能像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科技发达。这种复兴的使命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更希望‘做自己’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而不是成为西方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他同时认为：“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愈发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和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入本国的体制。”

李光耀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一个热情拥抱市场的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想要羞辱中国，请克制，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转而接受一个崛起中的强大中国，给中国在会议室中准备一个座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就会欣然坐上这个位子……美国应当这样表态：最终我们会平起平坐，而且最终你可能比我强大，但我们必须合作。让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世界的问题吧。这是美国不得不做的一项抉择：是与中国交往，还是孤立中国。你不可能二者兼得。你不能说你会在一些事情上与中国接触，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孤立中国。你不能给中国发出混乱的信号”。这些话也许刺耳，却深具洞察力。就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因为他那非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一种途径。在过去三代人的年代中，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历届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在国际问题上，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此外，李光耀还能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对亚太地区的见解尤其深刻”。

对未来10年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李光耀同样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是欧元区的问题。如果希腊债务危机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其影响将波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到时候产生的连锁反应不仅损害欧洲经济，美国和中国也将被拖累。其次是长期存在的朝鲜问题。第三是日本经济不景气，间接影响了整个亚太地区。第四是中东地区可能因为伊朗研发核武器而爆发冲突，这将对全球市场产生灾难性影响”。在李光耀看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的发展将令人激动。引发市场全球化的举措就是1991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允许互联网私有化，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将变成一个多么有力的工具，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人和企业能进行跨国沟通，并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知识界和全球性的市场。全球将出现多个经济力量中心”。从以上引述的话里可以看出，李光耀的确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地区事务，指导他所领导的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

有导向的跨文明视野

李光耀有华人血统，又在英国读过书，人生的经历带给他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正如他所回忆的：“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与绅士有些类似。君子不作恶，与人为善，孝顺父母，夫妻相守，教养子女，交友以诚，忠君爱国。儒家内在的理念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必须考虑众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这与美国的理念正好相反，因为美国文化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但李光耀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他会在新加坡治理中直接推行儒家文化；而他的英国式教育背景，也不意味着他会照搬英国或美国式的治理模式。在他看来，“尽管尊崇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过去40年间成功地使英语成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汉语则成为第二语言。新加坡为什么这样做？这当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没有遭到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自己，使我们自己接触并利用那些促进发现、发明与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英语这门语言中，还存在于英语的思维方式中”。显然，李光耀更看重语言文化中蕴藏的力量，他的文化包容是以强者文化为导向的包容。

他提到：“新加坡有三所印度学校，他们还要开更多，被我拒绝了。你要么上新加坡学校，要么回印度。因为他们留下来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并服务新加坡，他们也不乐于融入新加坡，原因就在于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以印度文化为导向的，学的知识都是印度式的，培养的情操以及其他一切都是印度式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见，李光耀对文明的选择是有导向的，他可以包容不同文化，却要为新加坡选择更适应现代化的文化。

在他看来，“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美国文化中，个体的利益是主要的。这就使美国社会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获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和更杰出的成就。美国始终占优势，因为它的社会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然而，他也承认：“美国文化的某些部分是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比如枪支、毒品、暴力犯罪、流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总而言之，这都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美国文化过于注重个人权利，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采取各种行为，但这种个人权利的膨胀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他忧心忡忡地提醒，“文化多元主义将毁掉美国。美国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大批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将他们的文化传遍整个美国。如果他们的繁衍速度超过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新教徒，那么在两者的共处中，谁的文化将占优势？……他们肯定会相互影响并改变对方，但美国文化即使是有一部分被改变了，也是很悲哀的事”。

李光耀对伊斯兰文明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本身从来不是问题，但当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是个问题”。他正确地认识到，“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起因并非巴以冲突，而是因为在穆斯林，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西方世界已压迫他们太久，现在反抗的时机到来了……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不太成功的民族被边缘化，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被世界疏远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恐怖主义持续发酵，这不可能轻易地或很快地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应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以军事手段寻求解决方案。使用武力是必须的，但武力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只有穆斯林才能赢得这场抗争，温和的、具备现代化思维的穆斯林。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以及民间领袖必须共同参与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抗争”——李光耀对恐怖主义成因的看法是极具洞察力的，而他对温和穆斯林的期许，也比习惯使用武力的做法更具智慧。

新加坡是处于多种文明交叉十字路口上的小国，四族共和，李光耀为它选择的是儒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前者是出于华人的文化传统，而后者更多因为是世界的强势文化。新加坡既往的成功，证实了这一选择的明智。只是当时过境迁、世界力量的强弱发生变化之后，新加坡文化选择的重心会发生变化吗？这也许是新加坡的新领袖们需要回答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选择，新加坡都会保持多元文明并存的包容心，选择适应历史潮流的强势文化，这是李光耀留给他们的智慧。

坚定的实用主义者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据亚太地区的要冲，四周大国环伺，生存环境极其复杂。在李光耀的掌控下，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却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尊敬。其中以小事大之道，不可谓不高妙。

当年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回答：“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因此，大国事小国以仁，小国事大国以智，被视为中国政治家处理国家关系的政治智慧。可如今的世界不是孟子老先生的世界，而是由霍布斯所谓“利维坦”式国家组成的“所有人对所有人争战”的世界。国家之间常见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情况，世界是大国竞技场，小国多为大国博弈的筹码，难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小国稍有不慎，便有乱国之祸，甚至灭国之灾。冷战时朝鲜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如同艾奇逊所说的成为两条巨鲸之间的小虾米，以至于今天仍处于分裂状态。近年来的乌克兰，在俄欧美之间玩火，结果深陷战乱，难以恢复和平生活。而新加坡则在大国间游刃有余，甚至左右逢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与执政艺术。

许通美在评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时指出，新加坡实行的外交政策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必须一直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繁荣的现实需要之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必须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采取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要的。但现实主义并不是宿命论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做出努力以使现状变得更好的精神。李光耀认为：世界并不欠新加坡什么，新加坡必须自立；新加坡从没有向发达国家寻求援助，它首先并且主要是依靠自己；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员，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好公民；新加坡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制度，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在确保所有国家遵守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原则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新加坡是一个更大的、充满活力的、日渐繁荣的亚洲太平洋社会的一员；新加坡支持美国继续保持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反对美国从这一地区迅速撤出；支持在东南亚的力量均衡，因为这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并抑制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或任何导致不稳定的变化因素；鉴于冷战已结束，新加坡并不反对重新评估现存的安全安排——从上述表达不难看出，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和新加坡的外交政策都秉持实用主义的原则，一切从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的地区和全球局势出发，排除了一厢情愿的臆想，一切基于对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冷静算计。

李光耀曾经说过，“我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从不纠结于什么学说理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随时准备直面问题”。先后在英国和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过的李光耀，早就知晓强权的厉害，他说：“我从英国人那里学会如何治理，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强权”。

李光耀自称：“我的生活从来不靠哲学或理论主导。我是实干家，至于我的成功是基于哪些原理，那要由理论家去总结。我不靠理论，面对问题，我会问：怎么才能解决它？如果在一系列尝试后，我发现某种方法能够成功，那时我才会总结这一方法背后的道理。因此，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苏格拉底，都无法指引我。我只对成功的实践感兴趣。面对困难或互相矛盾的现实，如果我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我会考虑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我会选择成功率较高的解决方法，如果还是失败了，我会实验其他方法，从不钻牛角尖。我们不盲从理论，也不迷信理论本身。理论知识只是智力上的命题而已，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事：上班拿工资，吃穿住行，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我读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有时也会觉得它们言之有理。但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理论而自缚手脚。我认为，如果一套理论能行得通，就实行之，这就成就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模式。我们的检验方法是：它能行得通吗？能够为民众带来好处吗？”——显然，李光耀的方法，与我们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存在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因为这两者都是出自中国政治文化优良传统的根脉。

有批评者认为李光耀是“亚洲独裁者”的代表性人物，对此他亦有自己的见解：“美国媒体经常找新加坡的茬，抨击新加坡是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国家，批评新加坡管理过度、要求过严、沉闷枯燥。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拿自己的生活充当别人的试验品。美国人的想法是理论，是一种在东亚地区尚未得到证明的理论，在台湾、泰国或韩国都没有得到证明，甚至在美国统治了50年的菲律宾也没能行得通”。在李光耀看来，“无论民主体制有多好，如果找不到能人来领导和管理，人们终将失去对体制的信任，体制也难逃瓦解的命运”。对老成谋国的李光耀来说，不存在有百益而无一害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体制，选择之难就在于利弊权衡——既要关注现实利害也要有长远考虑，既要根据当下情势决策也要顾及可能的变化。如何在其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体现了一种决策艺术，其中之妙之难，非亲历者难以体味。故放言点评易，实际操作难，唯有类似经历者，才能领略其中甘苦。

当有采访者问李光耀，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他直截了当的回答：“不会。关于这点我非常确定，除非中国想走向崩溃。如今，中国民众需要的是国家复兴。”当有人带着怀疑的态度问他，中国真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呢？”“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且购买力日益提升，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其经济体系内。日本与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收进去。中国无须动用武力就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极强的影响力。”“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是很简单的：中国告诉这个地区的国家‘跟着我共同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想要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国需要决定是跟中国交朋友还是与中国为敌。中国还会调整它的承诺，以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或表达它的不满。”——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他的结论，你都会被他这种毫不含糊的判断所震撼。

人们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事如此，人也如此。只有根植于自己国家与民族、并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才能赢得世界性的尊重，包括来自对手的尊重。李光耀，就是这样的一位小国领袖和世界智者。

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因素

最终决定一个企业生存能力的，是其盈利能力。在1978年到1997年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显著下降，企业亏损翻了20番。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国企急需激进改革。拉迪（1998，P.22）、萨克斯(1998)等学者认为，中国国有部门的改革大部分都是失败的，由亏损的国有部门所造成的财政损失相当严重了，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要走私有化的道路。

本文认为，这个结论是缺乏有力的论据支撑。统计数据表明，在工业领域国有与非国企盈利能力差异来自于两个方面，即高流转税率和高资本密集度。对于企业的流转税负担，私有化没有明显的影响；对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私有化可能会发生影响，但它不是必要条件。

在分析工业部门国企和非国企的盈利能力时，本文主要关注于以下三种指标：

（1）盈利能力：每单位权益所获得的利润（或者利润与流转税之和）；由于无法得到1993年以前的权益数据，因此用亏损额对毛利润的比值作为替代指标。 

（2）资产收益率：每单位资产所对应的利润与利息之和，1993年以前的数据中，作为分母的资产是用净固定资产与定额流动资金之和来推算。作为分子的资产社会收益率中，将流转税包括在内。

（3）基于销售的盈利能力：相对于销售收入的利润（或利润加上流转税）与销售收入之比。

工业盈利能力模式

从1978年到1997年间，国企的亏损额翻了20番。但是如果用通货膨胀指数进行调整后，同期国企的亏损额只增长了7倍。（见表1）而对非国企而言，因为它们的初始值很低，因此在同期亏损额的增长幅度达到了约40倍。（见表2）

比较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发现四个特点：首先，盈利能力指标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处于下降的趋势。其次，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盈利能力指标的变化趋势是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盈利能力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从1988年到1990年则出现大幅下降，90年代初期的变化不再剧烈，1993年到1997年更是保持了平稳趋势。第三，国企和非国企的变化趋势是一样的。第四，国企的权益、收益率显著差于非国企，但考察总资产收益率或资产社会收益率时，二者的差距将会缩小，而如果将利润和税收与销售收入挂钩则差距会消失。

从1998（改变统计口径后的第一年）到2000年，国企（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企的盈利能力都提高了，从各项指标情况来看，二者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从利润（包括和不包括流转税两种情形）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来看，到2000年国企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了非国企。

对国企和非国企盈利能力差距的分析

首先，如果考虑利润和税收之和，而不是仅仅考虑利润，也即在定义利润的时候将所得税也包含在内，上述差距将明显缩小，这说明国企比非国企所承担的流转税税率要高很多。其次，如果考察每单位销售收入对应利润而不是考察每单位权益对应利润，上述差距也会大大缩小，这说明相对销售收入来说，国企的权益额（资产额），或者说资本密集度偏高。

流转税税率的差异

在计算利润时考虑流转税，由此缩小的国企和非国企的盈利能力的差距是非常惊人的。国企缴纳的流转税是非国企的2倍，营业税金及附加是后者的2到4倍，增值税为后者的1.5倍左右。（见表3）

在中国将近40个工业行业中，可得数据（1994-1997年、1999-2000年）的分析表明，国企增值税与增值额的比值均值显著高于非国企的（0.1%的显著水平，双尾的t检验），而营业税金及附加与销售收入之比就没有显著差异(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国企较高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主要是由于国企主要集中于有较高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行业。而非国企主要集中在那些无须承担高额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领域。最极端的例子是烟草制造行业。在这个行业中，国企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超过65%，非国企仅为10~30%。1993年国企在烟草行业的市场份额是98.17%，2000年的时候该份额为99.13%。与其他行业国企的同类税率的最高值相比，烟草行业国企的税率是其6倍，而缴税额也接近国企该税种总缴税额的1/2。

各行业国企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率与市场份额之间的相关性表明，政府有意给国有垄断行业（如烟草行业）或国有寡头行业制定较高的税率，以此确保能从这些被高度控制的企业中实现有效征税。降低营业税金及附加率是否能够提高国企的利润，进而提高整体利润水平，这取决于产品价格是否由国家制定并保持固定，也取决于产品价格是否是市场供求的结果。在烟草，石油（以及天然气）开采，油气加工（以及炼焦），电力的生产和供应（以及蒸汽和热水）以及采矿业中，国企占据大量份额，价格由国家制定，降低营业税金及附加率就可立刻提升这些行业的国企利润水平。

增值税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对于所有的工业行业来说，国企所缴纳的增值税与增值额比值的均值显著高于非国企，而且大部分国企的销售收入都是在增值税率高的行业中创造的。这一结果的形成与三种因素有关：第一，具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国企以17%而不是13%的税率缴纳增值税；第二，年销售收入低于100万元的企业适用于6%的增值税率，由于许多非国企的规模都非常小，因此非国企在90年代中期缴纳的增值税也较少。第三，出口企业的增值税率为零，很大比例的外资企业的生产是为了出口。

由于历史原因或者所有制因素，绝大部分的国企都处于高税收行业，因此对中国国企和非国企盈利能力的比较必须考虑这种税收安排机制的影响。从1997的数据分析，加上流转税因素，国企的权益收益率为14.20%，而非国企为17.53%。

资本密集度的差异

如果计算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而不是利润与权益的比值，国企和非国企的盈利能力差距会缩小，这说明国企的权益值相对很大。1993年国企的权益与销售收入的比值是非国企的1.36倍， 1997年上升为1.64倍。也就是说，生产与非国企相同的销售收入，国企使用了更多的资产，即拥有更高的资产密集度。

由于国企的权益与销售收入比值高，因此，在完成等量销售收入时，它们必须缴纳更高的财务费用（因为它们有很高的债务），必须提取更高的折旧（因为它们有高额的固定资产），因此形成了较低水平的留存利润。对于一定的销售收入，权益收益率低也是因为权益的规模过大。

假定国企拥有与非国企相同的权益与销售收入比值，那么1993年国企的权益收益率将达到10.47%（7.70%×1.36），而同期非国企为14.33%；1997年，国企的实际权益收益率为3.43%，非国企为7.89%。如果计算利润和流转税之和与权益（经过调整后的权益）的比值，那么1993年国企为31.45%（23.13%×1.36），高于同期非国企的26.81%，而1997年这两个值分别为23.29%和17.53%。

如果同时还考虑财务费用和折旧额，那么显然国企要比非国企更善于经营。假定国企与非国企的资本密集程度或者权益与销售收入比值相同，而且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重也相同，则1993年国企权益利润率为14.64%，略微超过了非国企的14.33%；利润和流转税之和与权益的比值为35.62%，明显高于非国企的26.81%。1997年的比较结果更为明显，国企与非国企的权益利润率分别为13.09%和7.89%，利润和流转税之和与权益的比值分别为32.95%和17.53%。

在中国近40个工业行业中，可得年份（1993-1997年、1999-2000年）数据显示，国企的资产收入平均比值要显著高于非国企（在0.1%的显著水平上），这说明各行业国企的资本密集程度要高于非国企。考察企业当前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以及净固定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国企中资本密集度较高主要是政策因素造成的。由于历史原因，非国企无法进入有高固定资产要求的行业，而由于政府对工业结构的决策，以及国企价格优先而非盈利能力导向的生产决策的共同作用下，国企选择了在这些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中进行生产。一旦国企的利润率根据资产密集度来进行调整，国企盈利能力就会比非国企要好。

对国企盈利能力下降的分析

国企的年利润在80年代早期缓慢下降，80年代末期迅速下降，90年代初期略有恢复，在1995年和1996年又开始下降。

20世纪80年代的国企

在1993年之前，利润表现为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及其它成本之差。国企中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值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并从1988年的88.07%激增为1990年的98.37%，利润也随之下降。因此，80年代末期销售成本的急剧增加可以解释为同期利润水平下降的原因。

1988年高通胀的压力促使政府对投资实施行政管制，这抑制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宏观经济在1989-1990年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衰退。1989年国企的真实销售收入下降了5.25%，1990年几乎没有增长，而同期生产成本却没有发生明显下降，这导致销售成本和销售收入的比值上升。在当时的会计核算体系中，销售成本只包括实际售出产品的成本，因此该比值的上升表明单位生产成本的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原材料、能源及动力购买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比工业产品出厂前价格指数的年增长率高若干百分点。由于80年代大部分工业产品的价格由国家制定，因此，原材料和产成品之间的价格差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劳动力薪资和折旧并不是销售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工资和折旧费用的上升幅度比较小。存货的增加能降低工资、折旧及其它行政费用在销售成本中的比例，因此能够增加企业利润。尽管缺乏有关国企存货的精确数据，但我们估算的存货值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直到1992年，国企为运营资本贷款（长期贷款）所支付的财务费用是销售成本的一部分，但我们无法获得相关数据。借助于半年期贷款利率与总运营资本贷款（超过一年期的贷款）的乘积，我们对这种财务费用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1989-1990年间国企的财务费用是增加的。

1989-1990年间国企“其它成本”为高额负值，这说明国企的非主营收入和投资回报率为正。在非主营收入中，1989年政府对亏损国企的补贴达到了其销售收入的5.95%。

总的来说，1988-1990年间，因严格的行政管制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对国企盈利能力的大幅下降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产成品价格的上升幅度，以及国企为支持存货投资而不得不多承担财务费用，因此其销售成本相对于销售收入出现上升，这直接导致了同期国企盈利能力出现下降。尽管将生产成本转移到存货能够压低利润的下降幅度，但这会对未来的盈利埋下很大隐患。

90年代的国企

20世纪90年代国企的损益情况可分为三阶段，即1990-1992年，1993-1997年，以及1998年之后。

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值从1990年的98.37%下降到1992年的90.33%，这使得利润水平恢复到1988年前的8%左右，但仍然是非常低的。1990和1991年的社会主旋律是节省和调整，经济增长低于80年代的水平。国企的存货持续增加，原材料的价格增长幅度依旧快于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只有工资水平和财务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小幅下降。尽管政府出台了若干措施以弥补国企的潜在亏损，但仍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这包括应该从存货中清除的无法售出的存货，早些年计入其它账户未能够在损益表中显示出的亏损额，以及超过现有销售价格的存货的重新估值等。1992年所有潜在的亏损都进入了成本，之前的潜在亏损在之后3年中逐渐弥补（从1993年开始）。现有资产的重新估值（如存货的重新估价）计入了“其它成本”账户，这导致1992年“其他成本”急剧增大。

1993年6月1日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使得1993-1997年间的会计体系发生重大调整，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从当期销售收入中扣除、不再计入存货；会计方法、税收体系和折旧法则也发生了许多改变（见表5）。通过增加成本（如提高了折旧率），或将原来的利润项转换成为成本项（如将为固定资产投资所支付的利息计入成本）等方式，新的会计体系减小了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例。随着新的损益账户的引入和使用，销售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从1992年的90.33%下降到了1993年的83.48%，并在整个90年代中期基本保持稳定。由于养老金等支出现在都归属于管理费用，1993年“其它成本”也出现相似的下降。从1993年到1995年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都有了快速的增长，总增幅达到了7%，之后又开始逐渐下降。1992年利润为销售收入的3.50%，比例非常低，而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上升使得1997年利润仅为销售收入的1.58%。

概而言之，受到成本上升与销售收入停滞的双重影响，国企盈利能力在这两个阶段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在1989~1990年的经济倒退期，国企每年都积攒了相当于销售收入8%左右的存货，1991和1992年的存货进一步增加，由此形成了相应的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根据1993年的新会计条例，1992年以前的上述费用进入到1993年后的3年账户中。管理费用从1993年开始增长，并在1995年达到历史新高，之后的1996和1997年开始缓慢下降。而利率自90年代中期后的不断提高导致国企财务费用居高不下。而与此同时，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加剧的竞争，导致国企销售规模未能大幅度增长，其真实销售收入也难以增加。

从1999年开始，工业国企似乎开始转危为安。在1999年和2000年，国企的盈利能力显著改善。由于销售成本、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下降，国企的利润与销售收入比从1998年的1.61%上升到2000年的5.87%。销售成本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原材料价格指数与产成品出厂价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的消失，财务费用的下降则主要是因为利息率的下降。

结论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才开始形成对国企改革的乐观态度。本文的结论支持了这些乐观的看法。虽然非国企的权益收益率高于国企，但二者的差距可以通过两个因素来解释：第一，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大部分种类的流转税都对国企不公平；第二，为了获得同样的销售收入，国企不得不使用两倍于非国企的资产，高资本密集度直接减少了利润水平。

从国企盈利能力推断出私有化的结论，这个逻辑是十分可疑的。首先，国企所面临的歧视性流转税税率反映了历史因素和相关的政府决策，与国企组织结构是否健全没有关系；如果消除这种歧视因素，两种类型企业的权益收益率就十分接近。其次，如果国企更高的资本密集程度不是源于其组织结构的因素，那么在同样的假设下，国企的盈利能力要高于非国企。最后，所有关于国企和非国企或私营企业的比较都有倾向性的选择。

私有化可能会帮助降低资本密集程度，但它决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通过私有化来提高国企盈利能力的做法，无疑是一场胜率极小的赌博。工业国企是中国工业部门的核心，全盘私有化意味着要创造一种新的完全私有控制的方式，这在中国大型企业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成功的先例。

*卡斯滕·霍尔兹（Carsten A. Holz），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抑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都是作为现代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不顾事实与历史，试图以其编制的“私有化理论”，全面消解和否定国有企业作为生产性组织的合法性。

令人迷惑的“国有企业拖累论”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学者对国有企业持有偏见，将私有化宣扬为中国经济体制与企业改革的关键。他们照抄照搬所谓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论证”模式，试图通过将中国的数据生硬植入其中，从而达到“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目的。近来，舆论场又推出一种新潮观念，国有企业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拖累作用,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经济增长就会越慢。他们的论证逻辑是首先假定国有企业普遍缺乏效率，进而论证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仅致使宏观经济受到“拖累”，而且将迫使财政资金补贴国有企业，从而造成所谓“双重拖累”效应。

如果“国有企业拖累经济增长”这一论断确属事实，那么难道国有企业对于众多后发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难道是经济史的误笔？难道近年来我国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双双高速增长不是事实？其实，历史早已提供了答案。例如，英国铁路等部门在实行私有化后，效率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服务质量下降、事故频发且票价高昂等问题，因而在近期又重新开始了国有化。苏联解体后，全盘私有化使其经济陷入全面衰退，而当时在全部15个独联体国家中，经济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正是没有进行全盘私有化改革的乌兹别克斯坦。

“国有企业微观低效率论”站得住脚吗

鉴于“国有企业拖累论”这一论断的迷惑性，我们必须条分缕析地对其作出分析批判，并对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科学论述。

从理论上，“国有企业微观低效率论”主要由以下观点构成：一是所谓“代理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全体公民所有，但其与经营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因而难以实现对管理人员工作绩效的有效激励。由于国有企业代理链条成本过长，其代理成本也就更大。二是所谓国有企业治理的“搭便车问题”：国有企业产权归属于全体公民，因此，个别公民并没有任何动机去监督企业管理者的行为，而是希望“搭便车”即由别人去监督自己受益，因此，将不会有人真正履行监督责任。三是所谓“预算软约束问题”：作为政府的延伸，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是“软性的”，即在产生亏损或面临破产时，由于常常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援助。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和决策难以受到竞争压力，从而造成企业管理的无效率。

然而，这些论断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经营不善，都会出现亏损和破产。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很多，如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体制机制、宏观环境等，这些因素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同时，上述关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论证，在私有制股份公司身上也同样成立。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特征，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将面临同样的“委托代理问题”。如果私有制股份公司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的设计解决这些问题，国有企业也同样可以做到。实际上，随着信用制度、股份公司、国家干预、福利制度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预算约束也出现了不断软化的趋势。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金融化，运用他人资本进行投资、经营、赌博和冒险已经成为了资本运动的基本形式，建立在完全私有制基础上的硬性约束已经被彻底打破了。这一点，我们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出巨资救助濒临破产的大企业的实例中看得清清楚楚。事实上，国有企业在微观效率上并不低于私有企业。相当多的经验研究都证明，所有制并非影响企业微观效率的主要因素，私有企业在总体上并不公有制企业更有效率。

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实践看，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效率比较并不低下。同时，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经过改革后的新国企。特别是在经历了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之后，国有企业自2000年以来经营绩效显著提高。从2000年到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由8.4万亿元增长到104.1万亿元，利润总额则由2400多亿元增长到2.6万亿元，均累计增长了十倍以上。仅就竞争性行业而言，国有企业在总资产利润率、增加值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效率指标并不低于、甚至还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

此外，效率并不仅仅是企业赢利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而且还包括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创新能力方面，国有企业明显要高于私有企业。我们根据可比的数据衡量了企业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和人均专利数量。从新产品产值的比重来看，1995年国有企业为7%，私有企业为11%；2004年国有企业为15%，私有企业反而下降到10%；2008年国有企业进一步增长到16%，而私有企业仍为10%。从人均专利数量来看，2004至2008年，国有企业增长了1.4倍，而私有企业增长了0.8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明显高于私有企业。

还应注意的是，除了财务效率和技术效率的比较之外，国有企业在劳动制度方面与其他非公有制企业的差异也值得重视。根据2006年全国总工会进行的第六次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国有企业职工的周工时是46.14小时，集体所有制企业是48.94小时，外商（含港澳台）投资企业是48.40小时，混合所有制企业是49.67小时，私营、个体企业则高达53.16小时。同样根据上述调查，私有企业中农民工的比重明显高于国有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周工时是58.4小时，这也意味着私有企业周工时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如果私有企业遵守《劳动法》，给工人在正常劳动时间内支付能够维持工人正常生活的工资，那么私有企业应该额外支付多少工资？换句话说，私有企业在实际中少支付了多少工资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现：2003-2009年，私有企业少支付的工资达到4.6万亿，占同一时期全国劳动报酬总额的3%，利润总额的5%，相当于2009年当年GDP的14%。如果私有企业给工人在正常劳动时间内支付能够维持工人正常生活的工资，那么私有企业的赢利能力不仅明显低于国有企业，而且在个别年份其赢利能力甚至为负。

超时劳动在私有企业普遍存在，国有企业对《劳动法》的遵守程度明显高于私有企业，工资水平也比私有企业更符合劳动者维持正常生活的要求，所以国有企业在用工成本上高于私有企业。忽略用工成本上的差异而简单比较赢利能力必然会高估私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劳动法》在私有企业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私有企业的微观效率从何而来？劳动者为了私有企业的效率付出了什么？一个国家劳动时间普遍、长期维持在违反法律规定，不仅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诱发罢工事件的发生，而且给劳动者的正常生活增加了困难，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子女教育，谈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企业是经济中的微观单位，表面上看，整个经济是各个企业简单加总而成的，但实际上整个经济有其自身的结构、矛盾和运行规律。企业有其自身的微观效率，而经济增长是宏观效率。宏观效率不是微观效率的简单加总，企业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都证明了这一点。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经济中每个企业效率都很高，可是劳动者工资很低，缺少购买能力，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所以宏观上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增长反而会更慢。所以，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不仅要看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还要看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

诸多研究都表明，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和劳动者有比较稳定的关系，国有企业的投资具有比较稳定的预期收益，所以国有企业有更强的投资意愿，并且更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使国有企业对稳定整个经济的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持续的投资不仅在量上保证了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动技术进步。这就涉及到一种典型内生性经济增长方式，称为卡尔多-凡登效应。根据这一效应，产出增长带来的需求效应以干中学、分工深化等形式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国有企业的投资带动整个经济投资的增长，进而带动整个经济产出的增长，使整个经济出现卡尔多-凡登式的技术进步。这是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基础。

国有企业 “逆周期”的投资，成为了我国“熨平经济周期”的有力杠杆，在经济波动的时候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维持整体投资的稳定。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中的一个稳定器，而且是一个推动器，通过投资和产出的增长带动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很多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具备中国这样一个规模较大的国有部门，不具备产生稳定器和推动器这一良性循环的制度条件,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所在。我们使用1981-2010年的全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发现，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这段时期内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却造成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损失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的经验数据表明，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促进而非拖累。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不仅不会挤出社会福利性，反而将成为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比如，国有企业可以以较低价格提供生活必需品,从而影响实际的国民收入分配；还可以确保偏远地区居民可以享受到重要的社会服务从而保证区域间公民的平等；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不仅减轻了经济整体的税负，也最终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经济资源。

在宏观层面，国有企业对整个经济起到稳定器和推动器的作用是私有企业所无法承担和实现的。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稳定增长、提质增效、创新升级等重大任务都需要国有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而绝不能人为限制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甚至走私有化的道路。

*齐昊，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博士；张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把政府从国企中赶出去”背离欧美现实

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应当尽量减少“国资国企”，以西方国家政府“很少”干预国有资产运营和国有企业管理的“影子政府”为标本方式，[2] 取消党对改革和国有经济的领导。这种观点明显不符合十五大以来中共中央有关国有经济的改革决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其导向是错误的。不仅如此，其所依仗的“国际经验”，也远远背离了欧美国家的实际情况。这种观点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批评过的“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属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3]

实际上，在各类现代国家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国情差异，各国政府与企业治理模式各具特色。对政企双方来说，如果强行切割（或所谓“切断”）其相互联系，即“合”的关系，就如同强行取消它们之间的差别性一样，都将彻底瓦解市场经济。美国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已有大量的权威文献给予了正面的描述和说明。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一直主张比较极端的企业和市场自由，而现实中私人性质的“自由企业制度”并不享有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

近年国外有关政企关系研究的文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干预和影响是强有力的。由于国有企业资产的性质，以及国有企业所承担的国家使命，使得其治理结构中天然蕴含着活跃的政府基因。国家持“金股”的企业也不例外。在这方面，高效运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功不可没，而正是这个体制的存在，表明了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有分有合的多维度关系。政府管理对国有企业来说不是“很少”，而是法治的硬规则。如果有人违反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硬约束就要发挥作用。“政企分开”只是一种相对性关系。

OECD各国政府如何控制国有企业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对各自的国有企业广泛实行了私有化。但为了实现国家意志或社会目标，无论怎么私有化，划分政企职能和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各国都保留了政府对独资、股份制国有企业和“全面私有化的企业”较强的控制力。30多年过去了，OECD各国并没有一味追求“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搞股份制”、“国有股越少越好”的目标。

私有化或混改后政府基因依然存在

OECD的核心区域是指私有化行动的发源地西欧。国外有关文献显示，20世纪后期西欧的私有化运动（包括“混改”）并没有追求实现彻底“政企分开”的绝对化目标，而是根据国家需要进一步调整了“既分且合”的政企关系。即使是英国在撒切尔时期开展的私有化，并没有全面消除政府控制企业的关系。英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改变的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是调整两者的职能，合理分工，使两者之间“保持‘一臂距离’”。[4] 也就是说，政企分开是两者之间通过重新划分职能，适当拉开一段距离，而不是全面彻底地切割政企关系。

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欧洲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代表了企业产权史的一次巨大转变。然而，仍有一种观点挥之不去，即认为私有化没有明显改变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政府仍然在通过直接、间接手段掌控企业。”[5]

 其实，这种观点恰恰是事实。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人关于私有化是否明显改变了企业治理结构的案例表明，正是在这种“政企分开=拉开距离不分家”的基本关系下，长期以来西欧主要在基础性产业方面开展的“私有化的微观经济效应并不明显，无论是私有化企业的绩效还是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都是如此。……在大多数案例中，私有化并没有给企业治理结构带来明显改变，私有产权和国家控制同时存在”。这些案例中相当一部分私有化企业仍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政府控制了超过50%的表决权，政府控制的私有化企业显示了高度的集权，似乎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显示政府控制权的案例中包括了那些实行“分散股权”改革、政府相对控股的企业（国有股占36%或30%左右）；而“政府弃管的企业仅有6家，占样本的7%”。[6]

基于欧洲30多年私有化运动的经验，一个经济学家之问仍然是：“私有产权和国家控制的并存仅仅是欧洲阶段性的瞬间异常，还是企业治理的基本模式？”对此，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人给出的回答非常谨慎：“暂时，我们猜测，真正的私有化（即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私有部门）似乎难以实现和持续”，因为“我们发现欧洲诸国政府严格地控制着大部分已经私有化的企业，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7] 问题是，政府这种数十年一贯制的“严格控制”能够说是“暂时”的吗？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认为，这不应该是“暂时”的。相反，私有化企业和政府需要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协作”，“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制和监管制度。”[8]

 另外，OECD的一些大国中还存在“再国有化”现象。如英国的铁路再国有化，[9] 美、德在金融危机中实行的“国有化救助”政策。[10] 另外，“2013年11月3日，德国电力行业掀起反私有化风暴，首都柏林全民公投欲将电网收归国有，以驱逐目前控制柏林电力的外国公司。而10月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已经以51%的支持率通过了类似的提议。”[11] 从政府控制企业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再国有化”自然包括了重新恢复政府对这些企业更多控制的诉求。

 由上可见，在OECD中的普遍现象是，私有化（或“混改”）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保留、而非“切断”政府发挥控制作用的机制。在私有化或“混改”后的企业治理结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政府基因及控制作用依然强有力地存在着。客观上并不存在一个政企间彻底分开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或企业），也不存在真正实现“政企切割”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政府基因的已“混改”国有企业，和政府发挥控制作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真实世界中国有经济运作的情况。事实上即使在私人企业治理结构多少也还要受到政府的一些控制和影响。

 从比较的眼光看， 2014年我国一些省级政府关于“混改”中“对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不设限制”、[12]“国有股权低于50%的，不参照国有企业管理”等“土政策”，比西方国家的私有化运动还要激进，既缺资本主义之道理，更无社会主义的科学道理，应当尽快纠正。[13]

“金股”企业的治理结构包含政府基因

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欧洲私有化运动中，政府持“黄金股在西欧国家非常普遍”。这主要包括国防领域，及提供天然气、电力、水、通信和交通等公共服务的公共事业部门。“政府能够通过黄金股控制已经进行了部分私有化甚至是全面私有化的企业……（政府）仍然能够经常影响管理决策，对私人股东获取相应利益行使否决权”。[14] 这显示，持黄金股的“特别”股东，仍然对私有化企业在一些重要方面享有“一股独大”的权力和权利。政府为保障国家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稳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当仁不让的直接干预私有化企业。例如，政府可以依据“特权”和法律法规来“管”或“控制”这些“金股”企业重要的资产、人事安排等事项。

  在OECD国家中，“通过表决权和黄金股两者机制的结合”控制私有化企业的现象比较普遍。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有可靠信息来源的118家私有化企业中，有64.9%的公司由政府直接控制，或是通过附加的控制方法由获得授权的公共股东来控制”；在西欧私有化的“金股”企业中，实际上也是“私有产权和国有控制并存”。[15]

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政府控制力

OECD以国有独资企业为主体和政府保持强有力控制的国有经济体系。新加坡淡马锡下属国有独资企业也不少。在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中依法存在的政府控制力更是毋庸置疑的。

 2014年下半年，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前在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平均有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属国有独资，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是完全或大部分由国家控制，上市公司平均只占10%，少数国家国有企业没有一家上市。新加坡淡马锡下属国有企业一半也是国有独资企业。”[16]

 政府对这些国有独资企业依法控制，但各国法律选择的具体形式有不同。文献显示，OECD国家中，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是德国式的“双重委员会制”，即董事会代表企业享有治理的部分独立性，监事会代表国家对企业实施监管和控制。这两个机构的成员都由国家授权的部门或投资机构依法委派和更换。美、英等国采用了由董事会代表国有企业进行活动的“单一委员会”。[17] 依法而论，这些法律形式都表明，政府可以对国有独资公司实行强有力的控制。我国《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中采用的是“双重委员会制”。[18]

 国内某些专家、官员和媒体主张切割或“切断”国家授权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要求国有企业与国家安全、共产党执政脱钩，要求尽可能稀释国有产权或股权、消除多数国有企业的“国有身份”，要求政府对“国资国企”尽可能“无为而治”，要求政府不管企业的人、事和资产，只管资本，让国有企业“完全地”走向市场。[19] 这本身就不合法，而且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OECD各国的政治家们并排除政企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国家中的有关法律规定，政府应当依法治理国有独资公司，包括其他国有企业及“金股”企业、“全面私有化的企业”等。当然，在多年起伏不定的私有化运动中，上述这些类别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有所调整的，如某些职能的重新划分，企业拥有更多经营自主权等等。但无论政企关系如何千变万化，根本看不到像某些中国经济学人梦寐以求的“切断”型政企关系。

较高的政府控制权没有降低国企市值

OECD核心区的各类型国有企业及所谓“金股”企业与政府关系都是有分有合。那么，就 “合”这一方面来看，其对于企业的市值影响如何呢？是不是真如“流行观点”认为的，只要存在国有产权和政府干预，由于产权不清、官员与企业目标不同，委托代理关系就困扰着政府控制的企业，企业效益就不行了；而“只有当控制权转移给私有部门，企业的重点就会放在效率方面……经验性推论是：在私有化企业，政府的表决权与企业市值负相关。”[20] 国内媒体也发表过体制内个别著名专家的这种观点。

 但是， “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和法乔（2004）进行了大量私有化企业样本的研究，……发现颇为奇怪的结果：较高的政府控制权并没有降低市值。相反，平均来看，政府控制的私有化企业似乎比全面私有化企业的市值更高”。[21]

 另外，扬·哈瑙赛克等也指出，中东欧（CEE）和独联体（CIS）的私有化、自由化转轨经验证明，“在CEE和CIS国家发生的国有企业向国内所有者和私有化转轨——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之一——并不像预期那样对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22]

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关于全球私有化的研究显示，在实践中以业绩论英雄，“私有企业‘不胜其任’的例子很多，而国有企业做得好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傻瓜式的经济学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毕竟俱足激励，而公有制却做不到。” [23]

斯蒂格利茨在《自由市场坠落》一书中介绍：“他曾经指出，人们过分夸大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官办企业之间的差异。在这两种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在为别人打工。用来刺激经理人与工人的激励机制是完全相同的。正如他所说：‘大多数生产者都是企业的雇员，而非企业的所有者……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除非企业主能很好地监督生产者的工作，否则生产者是没有理由去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利润的。此外，在这方面，营利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官僚组织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们在如何鞭策雇员去实现组织目标方面需要面对相同的问题。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中产生的正面激励要比在目标多元化的组织中产生的这种正面激励要容易（或困难）得多’”。[24]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使得‘代理问题’十分严重”，都需要建立和完善约束、激励机制。正因为存在对这种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所以，“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中，高效企业和低效企业并存。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型国营钢铁企业的效率要高于美国的私有企业。美国最成功的行业之一仍然是高等教育产业……美国所有一流的大学都是国有的，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

 综上所述，盲目迷信通过国企私有化或消灭“国资一股独大”，完全“切断”政府控制，就能够“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效率，否定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企业治理结构和经营、分配可能发生的正面效应，是脱离实际的，得不到国际经验的支持，在法律中也找不到相应的依据。一般地说，西方各国的法律实际上也关照了它们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

 当然，这种政府控制应当是依法的、科学的而非主观随意的；应当是灵活的，而非僵化的。我们不可能把企业制度退到“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或算盘珠”，[25] 事无巨细都政企不分，这在常态下肯定不能适应市场运作。

“自由企业制度”不自由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包含了依法存在的政企关系。企业的设立和解散，申请破产、合并，处理各种公共关系，及公司内部管理行为的基本规则等，都要受到法律法规的管制，实质上就是要受政府设定的规则的控制。而且在比较完整的视野中，要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要素都纳入。[26] 不仅存在影响广泛的政府监管治理，利益攸关的非政府监管机构的发展也引人注目：[27] 如消费者运动、反污染组织、社区、工会和媒体等方面的影响力。

 其次，政府的经济职能如宏观调节、微观规制是依法成立而不能消除的政企关系。考虑到解决效率、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品、公平、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等问题，政府控制、干预、影响市场及私人企业的职能都是必要的。[28] 例如，美国“很多法律和法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工资”。[29] 再如，英国铁路私有化后火车票价格成为“欧洲第一贵”，但政府已经管控了45%，为此政府大量补贴私营铁路公司，[30]否则票价可能更贵。

 国内有人以为，只要自由化、私有化，就可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寻租和腐败。但OECD有关研究提出了相反的启示：“事实上，市场自由化通常要求建立新的、复杂的监管体系。私有化一般意味着更多的监管，而不是相反。……在某些国家，监管成本达到GDP的10%或者更多。”[31]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也指出，由于私有化中腐败活跃、私人垄断代替政府垄断的负面作用更大，私有化必然导致增强政府监管。[32] 在社会中大家都是利益攸关者。在必要时，政府可以以国家、社会的名义干预和影响企业的运行。

 私营企业不是“白衣天使”，而是谋取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巨量的企业和个体户、信息严重不对称以及执法力量薄弱等，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要十分小心地评估和跟踪大量发展私人经济的各种后果。

再次，在法律和经济学领域之外同样存在各种类型的政企关系。美国政治学家指出，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雇员数量和职能等方面看，美国是十足的“积极政府”、“大政府”，而非守夜人式的“小政府”。[33] 美国不仅长期实行积极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且“美国政府卷入产业政策程度（也）要远远大于通常的看法。运用政府权威来推进设立特定产业基金的例子，大量存在于铁路、住房、计算机、健康保护、航空业和无以计数的基础产业之中。”例如，“美国绝大部分的水利工程、供水设施和污染控制项目都由政府筹资兴建，并负责工程的运行管理。”美国国防部也参与其中。

为了国家利益，置反垄断法于不顾，直接推动大型私人企业重组乃至引发国家间纠纷的种种案例，俯拾皆是。这些案例一再揭开了“欧美模式”的另一面，即私人企业如何听命于政府战略部署。“1992年开始，美国国防部鼓励军工企业兼并。4年中，原来20余家大型军工企业兼并组合成3家”，“德国外长其实很明白：‘关键是这次合并之后，美国人在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上，把我们抛离了。我们要对欧洲的工业政策作出决择，加强空中客车公司是唯一的途径’”。 [34]

 面对纷繁芜杂的各国国情，国外学者提示人们，在政企关系上不存在“随手可得的手册”、“万灵药方”，“也没有最终的胜利者”；国际上也不存在统一的、绝对化的政企关系模式，“有多少个国家，就可能有多少种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创设方式。”[35]。

 从另一方面看，西方由金钱操纵的“选战”，是企业影响政府，然后利用政府制定有利于富人的法律、政策的循环往复的运作。美国“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舞台上，企业的身影都非常活跃……影响公共政策”；“最近几十年中，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已经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企业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也走向了多元化……成为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在民主体制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难以处理”。[36] 在这种复杂的政企关系中，“寻租”屡见不鲜，私人垄断势力尾大不掉，富人当政、旋转门现象屡屡不绝，金钱政治的暴力绝对没有在里根-撒切尔“简政放权”和私有化的自由主义改革中有一丝一毫的减少。“金钱政治”越来越强大，全社会的贫富分化也愈演愈烈。[37]

 马克思早就指出，在利益攸关时，资产者“允许国家干预和调整工业”，但同时，“他（也）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调整国家的行动方式（活动）……他要求国家按照他的利益行事，可是他却把这种要求说成是对国家的承认，即承认国家有权干预市民社会的领域。”[38] 资产者是一个矛盾体，对不利于自己的政府干预持反对态度，犹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一旦对国家有需求，则转身而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或提供公共产品，以解决这些领域“政企不分”的问题。这在美国比较突出。[39] 政府特许经营是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一种选择，受法律规范与保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被特许人不得随意停止有关商品和劳务的供应；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特点体现了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对私人企业行为、目标的管理或控制。它的目标不是政企关系的切割，而是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特殊合作方式。

OECD国企管理的启示

 从OECD经验的研究，结合我国情况，可以得到几点有益的启示：其一，在国有经济中保持国有独资企业的占比优势或“国资一股独大”并非不合理、不可能；其二，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科学地划分政企职能并适当拉开政企距离后，依法保留政府控制、干预、影响国有企业的强有力机制并不输理。其三，通过消灭“国资一股独大”、私人资本“大股”进国企的“混改”途径来促进“政企分开”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主张，即使在西方国家的经验中也找不到有力的支持。一些地方政府激进的“土政策”毫无道理，应令其立即废止。其四，主张以彻底切割政企关系为目标来设计“混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错误观点，既不符合OECD的“欧美模式”之情，更是脱离中国国情和法律法规，是一种颠覆性的、非法的错误主张。

第一，从辩证看待政企关系，政企分开的另一面是政企不分开。

 改革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是要确定两者间的适当距离，政府保持控制和服务，而非简单切割（或“切断”）政企关系。国有企业的基础是国有资产，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国家意志，其治理结构中包括政府（和执政党）基因，国家保持对国企的控制，于法有据，理所当然。当然，这种控制的边界是不得干预企业合法经营活动，政企关系要有分有合。英国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应当正确区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职能”，使“和而不同”的两者“保持‘一臂距离’”，所谓“距离产生美”。

第二，“真实世界”经济学表明，市场经济下政企关系是相对的、多维度的、动态演化的。

 以平常心看，既放开，又控制，且放、控关系衍生出千万般的变化，这才是“真实世界”中有分有合的政企关系。市场经济下政企关系是相对的、多维度的、动态演化的，因缘而生。在国有企业和政府改革中，科学界定职能、适当拉开距离的“政企分开”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而已。过往的经验提醒我们，在搞好政企“分”的一面时，“合”的一面也需要足够的注意。

第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十分有害。

遵守经济规则，在分、合有序的原则下，通过依法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中国需要的正确选择。如果陷入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或职能的思路，不仅会导致否定国有经济，还会扭曲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政策设计，坠入“假改革”的泥坑。

[1] 夏小林，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2]《中经50人论坛:不应将国企改革与共产党执政挂钩》，2014.10.28，http://www.gdzjdaily.com.cn/finance/2014-10/27/content_1939882_2.htm；《经济日报》张悦：〈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2014.11.28，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128/c40531-26113595.html。

[3] 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前言〉，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4]约翰·维克斯等著：《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第35页。

[5]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第二章：西欧的私有化：典型事例、结果和未决的问题〉，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6]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61-64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7]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67、31页。

[8] 魏伯乐等著：《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及局限》，上海三联出版社等2006年，第545页。

[9] 2009年7月4日《经济观察报》记者报道：<英国铁路意外的国有化>，http://business.sohu.com/20090704/n264972931.shtml。

[10] 孙立坚：<通鉴通用汽车国有化>，2009年6月英国《金融时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6769。郭迎锋、沈尤佳：<本轮危机前后德国国有化研究概况及实践评析>，《管理学刊》2014年5期。

[11] 杨思远：<德国的国有化与中国国企改革>，《国企》2014年11月刊，http://news.hexun.com/2014-11-10/170230858.html。

[12] 《贵州省国资委举办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启动暨推介会》，贵州省国资委网站2014年3月18日（http://www.gzsgzw.gov.cn/html/2014/03/18/114039_4588.html）。

[13] 有关具体分析，请参阅夏小林：<2014年：国企与改革—兼评被污名化的“国资一股独大” >上、中、下，《管理学刊》2014年3、4、5期。

[14]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63-65页。

[15]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65、31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16] 2014年10月28日经济观察网：《楚序平：“混改”不能动摇国有资本根基》（http://www.eeo.com.cn/2014/1028/267924.shtml）。

[17] 胡希宁、李晓浩：<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及启示>，载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编《国有资产产权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http://www.docin.com/p-368406824.html。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406/11/343390_366738365.shtml。

[19] 见注2。

[20]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65页。

[21]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65页。

[22] 扬·哈瑙赛克等：<第三章：中东欧和独联体的私有化>，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90页。

[23]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序>，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5、3页。

[2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第176页。

[25] 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再版，第274页。

[26] 杨莹、王小强：<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香港传真》NO.2012-1。

[27] OECD编：《OECD国家的监管政策—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28] 保罗 · 萨缪尔森等著：《经济学（第17版）》，第28-33页。

[29] 坎贝尔 · R · 麦克南等著：《当代劳动经济学（第六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第363页。

[30] 2013年3月17日《 新京报》文章：<英国铁路设施国有化 火车运营私有化>，http://www.bjnews.com.cn/world/2013/03/17/253612.html。

[3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OECD国家的监管政策——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第8-9页。

[32] 魏伯乐等著：《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及局限》，第531-548页。

[33] 理查德·雷恩著：《政府与企业——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体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8页。

[34] 王小强著：《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香港大风网站电子版，http://www.strongwindhk.com/product/7300025781.aspx。

[35] 理查德·雷恩著：《政府与企业——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体制》，第2页、第40页。

[36] 参见理查德·雷恩《政府与企业——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体制》，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7] 对于这些现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和社会学家克博等人都曾著书进行了深入分析。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39] 魏伯乐等著：《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及局限》，第309页。

为了全面、系统掌握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过程、现实状况与区域分布特征，从而为科学制定政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供参照和依托，本文利用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农业年鉴》、中央政策研究室与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测点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等多种统计资料，从发展过程、结构特征与区域分布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概况进行较为全面的定量解读。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历程

土地和劳动力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所关注的两个核心生产要素。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是密切联系的两个过程。《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发［1984］1号），首次提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其后，农村土地流转一直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出现了转包、租赁、互换、转让、入股、代耕代种、反租倒包等形式。200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提出：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后，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

发展趋势

户均包入与包出土地面积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图1），分别从1995年的0.20亩/户、0.11亩/户上升到2009年的0.68亩/户、0.47亩/户，分别上升了2.4和3.16倍。其中，户均包入耕地面积持续高于户均包出的耕地面积，表明土地规模化经营正在形成，土地正在向少数经营主体集中，两条曲线间距的拉大，表明规模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

图1：户均土地流转包入与包出面积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从东部地区来看（图2），户均耕地包入面积与包出面积的变化趋势总体相同，两者上下波动基本平衡，分别从1995年的0.16亩/户、0.10亩/户上升到2009年的0.35亩/户、0.34亩/户。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在农村资源配置中发挥较好的作用，因此，农村土地的供求双方也是在市场调节下维持基本平衡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东部地区土地流转有两个重要的“五年”：1995-2000年和2002-2007年。前者，户均包出面积低于户均包入面积，土地流转呈规模化集中；后者，户均包出面积高于户均包入面积，土地规模化进程呈现减慢的态势。

图2：东部户均土地流转包入与包出面积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从中部地区来看（图3），户均耕地包入面积与包出面积在总体上升的过程中，呈现较大幅度的偏离，表明土地流转渐趋活跃，土地规模化快速发展，土地资源处于供不应求状况。整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后，土地流转逐渐加速，2008年后进一步提速，这可能与政策层面的推动有关。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政策层面的逐渐明朗，有效促进了土地流转的进行。

图3：中部户均土地流转包入与包出面积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从西部地区来看，户均耕地包入面积与包出面积分别从1995年的0.13亩/户、0.08亩/户上升到2009年的0.28亩/户、0.29亩/户。图4显示，户均耕地包出面积略高于包入面积，但两者基本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这也反映了西部土地流转与规模化集中趋势比较缓慢，主要是由于西部土地规模化经营积极性不高。

图4：西部户均土地流转包入与包出面积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区域对比

从户均转包入面积的区域对比来看，中部地区显著高于东西部地区，且中部与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分别从1995年的0.28亩/户、0.16亩/户、0.13亩/户上升为2009年的1.29亩/户、0.35亩/户、0.28亩/户，分别上升3.5、1.2和1.1倍，表明中部地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热情较高、基础较好。1995-2001年和2006-2009年，东部地区户均转包入面积略高于西部地区，在2002-2004年较短的时间内，西部地区户均转包入面积略高于东部地区。

图5：耕地户均转包入面积区域对比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从户均转包出面积的区域对比来看，中部地区与东西部地区的分化发生在2003年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后，该法使得土地流转在政策上更加明朗。2006年后，中部与东西部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从东西部地区对比来看，东部耕地户均转包出面积略高于西部。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土地流入作用明显，2008年户均转包入面积出现上扬（图5）；但对于土地流出作用不明显。2009年中部地区户均转包出面积甚至出现下降（图6）。

图6：耕地户均转包出面积区域对比图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结构特征

从土地流转面积和用途来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通过签订合同实现流转的耕地面积，以及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均不断增长。其中，签订合同的土地流转面积比重不断上升，表明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合法化程度在不断增强。然而，流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比重比较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的自然条件、种植习惯以及销售渠道的限制共同决定的。粮食作为大宗农产品，生产风险与市场风险相对较小，成为经营大户规避风险的普遍选择。

图7：农村土地流转概况（单位：万亩）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从土地流向的主体来看，流向农户的土地面积占绝对的规模优势，高于其他三类主体的面积之和，并呈现持续增长，从2009年的10850万亩，增长为2012年的18006万亩，增长了66%。图9表明，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仍以农户为主，排在第二位的经营主体是专业合作社。当前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的主体是农户和专业合作社，这两者都是以农民为基础，他们的生产经营符合地区农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基础条件。

图8：农村土地流转方向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从土地流向的主体来看，占流转耕地面积比重由高到低分别是：农户、专业合作社、其他主体和企业，其中农户比重始终在60%以上。从变化趋势来看，流转农户的耕地比重逐渐下降，而流向专业合作社的耕地比重稳步上升，流向企业和其他主体的耕地面积比重比较稳定，其增速与土地流转总规模的增速基本持平。从图10可见，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比重出现了持续增长，这验证了，未来农村改革与现代农业的建立，不应替代农民的主体地位，应尊重客观现实，与农民形成互补和共赢的关系，弥补其经营的短板与不足，发挥其优势，形成合力，这也是农村全面进步的内生动力。

图9：农村土地流转方向的结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从增长速度来看，流向农户的土地资源虽然占据规模上的绝对优势，但增长速度较低，并有进一步减缓的趋势。2009-2012年，流向农户、专业合作社、企业、其他主体的土地面积分别增长66%，228%，90%、77%。流向专业合作社的土地资源增速最高，但并不稳定，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增速波动。流向企业的土地资源增速逐渐提升，表明现代企业化的运作模式在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中空间较大，是一个有前景的发展方向。流向其他多元主体的土地增速有下降趋势。

图10：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从流转主体来看，流转出承包地的农户数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从2009年的2924万户增长为2012年的4439万户，增长52%。其中，签订耕地流转合同的份数呈现更快的增长速度，从2009年的1714万份增长为2012年的3107万份，增长81%。签订流转合同数占流转农户比例从2009年的59%上升为2012年的70%。其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农户土地流转的法律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经营的细碎化，一个家庭可能承包多块土地，因此，家庭土地流转行为将涉及多个标的地块，签订多份合同。这也意味着土地分散细碎问题得到缓解。

图11：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签订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从土地流转纠纷的发生频率来看，平均每万亩流转土地发生的纠纷数持续下降，从2009年的16件/万亩，下降为2012年的8件/万亩，下降了49%。平均每万户流转农户发生的纠纷数持续下降，从2009年的81件/万户，下降为2012年的50件/万户，下降了38%。这表明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合法化程度在不断提升。

图12：土地流转纠纷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从土地流转仲裁机构的发展来看，仲裁委员会数量，仲裁委员会人数均呈现不断增长态势，分别从2009年的1013个、10654人，增长为2012年的2259个、30727人，分别增长123%、188%。每个仲裁委员会对应的土地纠纷数、每个仲裁委员会人员对应的土地纠纷数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234件/个、22件/人，降至2012年的99件/个、7件/人。但流转纠纷处理率不断下降（图14），表明土地仲裁机构的效率还比较低。

图13：土地仲裁机构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从土地权益保护视角来看，受理的土地流转纠纷总量、调处纠纷数呈现下降趋势，分布从2009年发生236630件、处理215659件，下降为2012年发生223744件、处理191938件。然而土地流转纠纷的处理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91%下降为2012年的86%。这表明有些土地流转的纠纷与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不和谐因素在积累和发酵。农户土地流转具有较强的学习和效仿效应，如果个别纠纷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整体预期，造成整体流转进程的受阻，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图14：土地流转纠纷受理与处理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12，2013

从流转形式来看，转包面积占总流转面积的51.1%，但增速较低，为20.8%。股份合作制以及包括土地银行、土地信托、专业合作社在内的其他形式占据较小的比例（见图15），其增速也仅为平均水平，在发展速度上比其他土地流转形式没有明显的优势。

土地银行、土地股份制、土地信托、专业合作社等流转形式具有较好的制度优势和组织安排，通常被认为是土地流转的高级形式和现代模式。然而，相对于转让、转包、互换、出租，其发展规模与速度并没有体现出明显优势，也就是说，这些理念上先进的土地流转形式，在现实农村中的推广与接受程度并不高，其根源有待深入剖析。

图15：土地流转形式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2012》

农业是传统产业，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既可以容纳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模式，又可以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既吸引了一批高知识、高技术的农业经营人才，又可以作为普通农业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乃至成为农民养老的基础保障。在“三农”领域各方面繁复的交易成本、以及自然风险、经营风险和政策风险面前，农民更愿意选择传统的、熟悉的、可控的土地流转方式。这也为未来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参考，要从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公平制度、政策“取信于民”等方向发力，才能为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分布

按照耕地属性的不同，农村耕地主要包括承包地、自留地、开荒地三类。首先，承包地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承包者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自留地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按政策规定分配给成员长期使用的土地。自留地、自留山和自留草场均属于集体所有，其成员只有使用权，不得出租、转让或买卖，也不得擅自用于建房等非农业生产用途。

最后，农村四荒地是指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其流转方式包括招标、拍卖和公开协商。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四荒地”提供了法律依据。

鉴于土地流转在全国范围内更多是小规模的个案，本文将各项指标的门槛和口径设定得较严格，以便将各方面比较突出的省区凸显出来，使目标区域聚焦更精确，便于对不同方面要求较高的农业产业项目进行更精确的区域选择。

从耕地属性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五省（直辖市），经济比较发达，耕地资源较少，从户籍所在村集体承包过耕地的农户比重、有经营耕地的农户比重两项指标均低于70%。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耕地的农户比重均在90%以上；浙江、福建、广东、西藏、青海、新疆等省区经营耕地的农户比重低于80%。不同地区土地流转涉及的具体农户群体不同。四川、贵州、云南、上海、江苏、江西、湖南、广西等省区有自留地、开荒地的农户比重均高于50%。

改革开放前，农村集体给农户保留了一小部分自留地，自留地不负担农业税。根据二轮土地延包时“谁开荒、谁管理、谁受益”的规定，属于农民的自留地、开荒地由农民自主经营，承包期较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可以确定给开发单位或者个人长期使用。这样，拥有自留地、开荒地农户比例高的省份，其土地经营关系拥有更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表1  耕地流入/流出农户比重的地区对比

图16：农户土地来源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

从流入、流出的对比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租出、包出过耕地的户比重显著高于租入、包入、转入耕地的户比重，表明这些地区土地流转比较旺盛，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湖北、四川、新疆租入、包入、转入耕地的户比重显著大于租出、包出过耕地的户比重。

从流转面积来看，东部的北京、上海、浙江、福建，东北的吉林、黑龙江，西部的新疆，实际经营耕地中租入、包入、转入的耕地面积比重较多。租入或租出耕地的户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区域土地流转的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群众的接受和认可度。

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涉及农户与流转面积的比重普遍不高；而全国各省区放弃农地经营的农户比重较低，大多在5%以下，很多省区低于2%。这表明农户普遍不愿放弃土地经营与相关权益，这其中包含经济视角难以准确计量的多种权益，需要借助制度与体制因素的完善来给予保障。

图17：农户土地流转抉择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

从土地经营的面积来看，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浙江、广东、福建、新疆等省区实际经营耕地中租入、包入、转入的耕地面积比重较高，表明这些地区土地流转比较活跃；而河北、山东、河南、海南、西藏、陕西、甘肃等地区实际经营耕地中承包地、自留地、开荒地的面积比重较高，均在95%以上，表明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更多是在原有的土地资源基础上进行，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较少。从流转面积来看，天津、河北、山西、江苏、山东、河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土地流转面积比重普遍不高，其中既有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省份，也有劳动力输出的欠发达地区。这表明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程度，并不是由经济、区位、劳动力流动等单一方面因素决定，因此需要结合更加多维、更加细化的因素进行针对性研究，挖掘其地区特色与具体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推进。

图18：农户土地经营的来源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

从土地经营用途看，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放弃经营农业用地的农户均在10%以上；其中北京为22.9%。除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外的大陆22个省区放弃经营农业用地的农户比重较低，均在5%以下；其中西藏为0.6%。这表明大多数省区农民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不愿放弃土地的经营。

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区域土地流转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创新农业经营体系不是否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流转应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确立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地位，可以最充分地调动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图19：农户土地经营抉择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

农业具有较高包容性的产业特征，加之农业经营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并受到自然、经济、技术等多种复杂风险的影响，因此，农业具有维持自身稳态的惯性和较强的风险规避特征。也就是说，“三农”领域在自身稳态中存在诸多隐性的知识和关联，除非外部冲击带来的收益显著大于成本，并且风险较小，才能推动“三农”实现变化。统计数据将有助于发现“三农”隐性知识和联系，联通不同方面的信息，发现隐性知识和潜在价值，洞察潜在问题与挑战，减少土地流转的风险，促进土地流转在更大范围、更长时期、更加规范有序地开展。

初步研究发现：地区间土地流转状况与关联要素发展水平存在巨大梯度差异，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流转并不一定更充分。由于中国农村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因此，更加趋向于维持稳态。这些地区农业基础条件较高，对于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现代化的需求并不迫切，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带来的预期改善相对有限，更倾向于维持现有规模。一个现实的路径是，农村土地流转要从市场发育薄弱、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开始。这些地区对于土地流转的需求更为迫切。土地流转及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经营与原有经营模式的反差越大，两者的结合点与互补性越高，土地流转也会更加顺畅。从历史经验看，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实践，之所以始于安徽小岗村，与当时该村农业发展现状极为落后，面临生存危机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是一场深远的革命，鉴于农业具有维持自身稳态的惯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可以借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路，不妨转换思路，从农业发展薄弱、对于现代农业需求迫切的地方开始，这样取得成功的几率也许较大。

当事人想必记得清楚，从“四五”天安门运动（1976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整个国家几乎实现了一种左右会盟和朝野协力，推进了最大公约数的政治转轨，整个过程低震荡、小阻力、微成本、零死亡。上海市委常委朱某倡言的“武装起义”，拿到会议室外就风吹云散，没有人愿意真去舞枪弄棒。相比之下，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一直被誉为资产阶级和平革命的典范，尚有威廉大军1.4万人和五百艘船舰远道西征和兵临城下，而中国这次历史大转折以轻易、快速、整齐、全方位的方式实现，不费一枪一弹更像奇迹。

然而，这还是革命吗？

取消“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恢复旧秩序，重新讨论市场、资本、私有制、个人主义的合理性……这几乎是对革命的全面逆袭。有意思的是，这种逆袭的思想武器、精神能量、斗争经验、运动形式、个人风采等却又无不来自既有记忆，与其说是革命死亡，不如说更像革命变体。上述那些圈子里，人们开口多有马克思主义语录，唱得最多的是《国际歌》。文史哲知识大普及，还有全球视野和抱负天下的炽热能量，显然也来自“文革”中官方主导的理论训练，包括中苏两国之间长期的笔墨论争。俭朴生活、暗号接头，紧紧握手，赋诗言志，秘密制作文章，决然抛家别子，被捕时昂首挺胸，在红旗、山河、纪念碑、游行队列前心潮起伏……这些流行形象出自小说和电影，有“赤匪”、CP、青年近卫军、西班牙“国际纵队”乃至俄国12月党人的影子。“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语)，现在人们把这种句式送给“文革”再合适不过。

需要提到一篇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2] 被中央理论期刊《红旗》史无前例地转载，成为一时舆论热点。故事是这样：农民冯幺爸要为两家孩子的一次纠纷提供目击证言，但不敢得罪肇事一方的罗家，也不敢得罪袒护罗家的曹支书。

在梨花屯乡场上，她（罗家--引者注）却仿佛一个贵妇人了，因为她男人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是一个卖肉的……得罪了这姓罗的一家，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你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你还要不要在这儿过下去？

因此，冯幺爸一开始只能叹气，搓手，咧嘴假笑，装傻充愣，支吾搪塞，在屋檐下双手抱头久蹲不起。情节的转折点是，随着罗、曹两方的威逼或辱骂，他终于说出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不消哪个说，（我）就像一条狗！……我穷得无法 --- 我没有办法呀！……大家是看见的……脸是丢尽了……”

他这是怎么啦？人们很诧异，都静下来，望着他。“去年呢，”他接下去说，"……谷子和包谷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几百斤，算来一家人吃得到端阳。有几十斤糯谷，我女人说今年给娃娃们包几个粽子耙。那时呢，洋芋也出来了，……那几块菜籽，国家要奖售大米，自留地还有一些麦子要收……去年没有硬喊我们把烂田放了水来种小季，田里的水是满荡荡的，这责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来也容易！”

权势一方要求他别东扯西拉绕弯子，于是他接下来的一通怒吼更不着边际：

“我冯幺爸要吃二两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 这又怎样？买！等卖了菜籽，就买几斤来给娃娃们吃一顿，保证不找你姓罗的就是！反正现在赶场天乡下人照样有猪杀，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垃你选！”……“你又怎样？……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

原来他这是给自己打气。依靠农村承包责任制，他突然发现自己吃饭和吃肉都不用求人，那他还怕什么怕？他终于在权贵阶层面前找回了一条挺直的腰杆，说出真实的证言，不仅让在场的乡亲们瞠目，连自己也暗暗吃惊。

这一个短篇赢得满堂彩，显然是触碰了一种普遍心结。责任田不仅找回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冲破一种压迫性体制，帮助人们找回了平等和尊严。与这篇小说几乎同期的电影《牧马人》（张贤亮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等）、《太阳和人》（白桦等)、《黄土地》（陈凯歌等）等各有得失，但无不宣示对人民的深情，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如果这些宣示都出于真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它恰恰是国人所熟悉的革命价值观，显然超越了什么西方记者笔下那些重新攻破中国的“家用电器”。

当我成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走入大学校园，对革命的逆袭和重续正暗中交错。来不及贫富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分配的滞后现象，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普惠的市场经济。动不动就贴大字报，是“文革”余习，在人们日后的记忆里很像西方的民主。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美国白宫南草坪，如盟国英雄一般接受欢呼，被电视节目主持人热情洋溢地介绍，普通中国观众从新闻片中看得更多的，是太平洋那边闪闪发光的车流、立交桥、摩天大厦、航天飞机、自由女神、海边冲浪与帆船、漂亮的妈妈和孩子。几乎无人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效果图就该是那样---美国就是共产主义的梦想成真。

我们要什么？全要！

什么时候要？现在！

法国大学生1968年的口号，差不多就是此时国人的心声。事实上，在后来数十年里，如果只有西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没有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愁苦；如果只有炒楼者们的日进斗金，没有千万青年“房奴”的蜗居；如果只有上流人士乐颠颠的性解放，没有众多农民工的性饥渴和少女卖身；如果只有汗如雨下的劳动致富，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拼爹”；如果只有举世瞩目的GDP数据，没有河水发臭、毒霾笼罩、土地沙化、假药杀人；如果只有出境游客在境外高档卖场的大举扫货和各大城市的中央金融区CBD，没有河南的“卖血村”和甘肃的“乞丐村”……总之，如果只有市场和资本之利，中国人全心全意学美国赶美国的共识必定毫无争议。

知识界日后的分流，其实源自现实的撕裂。我家以前的一位保姆，全家四口同时在一个国营造船厂下岗，顿时陷入了生存恐慌。我所在单位的一个打字员，全家竟有七人同时下岗，以至这个小妹的职位在互联网出现后无论如何多余，大家也不忍心让她成为第八个。月薪仅180元的保洁工，居然也有很多人抢着来做（1998年）。我与作家蒋子龙乘车经过南方某城市一条街道，黑压压的妓女沿途相逼，堵截出一个长长的车队。她们又是敲车窗，又是拍车顶，乒乒乓乓响声四起，好几只小手伸进车窗缝里抓挠。“老板，半价呵，便宜呵。”“哥哥，有发票呢。”……

一位女作家说到这些妓女，不以为然地耸耸肩：“那有什么？人家愿意呵，以前想卖身都没机会呢。”

另一次，说到大批失业者，一位从国企老总转型为私商的朋友挤一挤眼皮，笑眯眯地开导我：“放心吧，再过一二十年，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中国的现代化就轻装前进了。”

还有一次，一个著作众多颇负盛名的青年思想家，名头越来越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坚称：“没有比‘平等’更矫情的概念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

……

这还是革命吗？这些人与我有私交，因此说得直白。感谢他们的直白，卸载了话语包装和学理经营，让我一睹真心，并获得某种文字嗅觉。在我此后的经验里，很多文章就是这样，需要读，更需要“嗅”。如果读者能从口号、知识、修饰语、详略取舍、句法结构、标点符号中嗅出一个大活人，当然不难“嗅”出一些雅士好谈的“身体”，是嫖娼的身体却不是打工的身体；一些书生好谈的“文化”，是老爷的文化却不是工匠的文化。窥视豪门的读物到处畅销。炫耀门第的读物备受热捧。广告上充满了“VIP”、“富豪”、“皇家”、“御园”、“贵妃”、“领袖”一类金堆玉砌的猛词。某些社交场合开始流行时装、名表、豪车、珠宝、古董、高尔夫、列车高包、私家游艇等话题---在这些圈子里，不谈最对的，要谈最贵的。很多奢侈品哪怕不实用、不值当、买不起，也须提前一步全心向往热烈讨论。有人若在此时说不上道，一定很没面子。一个人哪怕再穷酸，哪怕还在为儿女的学费发愁，在这里也得抖擞精神，全神贯注，神采飞扬，挽起袖子上阵，摆出一付候补贵族模样。他们学成有望，每根神经都在预习奢靡，每一丝肌肤都靠拢组织，预支上流社会的阵营感和团结感。

《乡场上》引起的举国喝彩顷刻间被遗忘。

这里不妨回过头来稍加比对----

如果平等只是一个“矫情的概念”，“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从来就是人类正义”，那么以曹支书为代表的一伙强人何可指责？

如果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利好是“该病的病死了，该饿的饿死了”，那么以冯幺爸为代表的一帮穷鬼何须同情？

如果连一位献身于女权主义的作家也认为，妓女卖身的自由是社会进步应有之义，甚至是对穷人的一份最新赐福，那么卖肝卖肾的自由，卖儿卖女的自由，卖身为奴的自由，卖身殉葬的自由……是否都应被穷人们感恩戴德？是否理应受到工商局、公安局、法院的全面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挺直的腰杆莫非是骨质增生，骨形畸变，草民们可笑的多动症？

很多人大义凛然众志成城埋葬“文革”，一转眼却把刚刚找回的平等弃若敝屣，把刚刚迎回来的父老乡亲视若草芥，为“文革”中最不可接受的东西还魂。“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等。”《动物农场》里的这一句箴言经过镀银镏金，重新成为流行真理。为此，很多心理障碍需要提前扫除，一些顺耳的话语须配套准备。他们开始在报刊上群殴“道德”，[3]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红卫兵道德忏悔，对当权者大加道德谴责，似乎他们可以无德而那些人必须有德，或那些人不妨无德，但坏就坏在形象造假，相当于打着一面错误的旗帜干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脱下羊皮的狼才算得上形象可爱。他们开始在公共讲坛哄抬“欲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要求一切对手老老实实地禁欲，一旦风传那些人也领稿费、有存款、离过婚、穿皮大衣、甚至有私生子，便津津乐道或怒火冲天，似乎那些“人性解放”一点也让他们高兴不起来，隐藏很深的盟友和内应倒是坏了他们的好事。更为天雷滚滚的是，他们恨不得揪住每个老百姓的耳朵来聆听“平等”之恶，称“人人生而不平等”；“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也没有必要消除”[4] ----这类高见一时间遍布各类媒体。但他们为什么要求曹支书那样的红色权贵必须讲“平等”？严格依照他们的逻辑，共产党不就是在腥风血雨的大乱之世，靠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然后一举打下江山的“丛林”之王，凭什么要还权于民？饱受了多少苦难，牺牲了多少亲人和同志，包括一颗颗人头被挂在城楼，犹如商战中一个公司投入巨资，一次次绝处求生，终于把本党的业务做大做强，凭什么要自弃垄断权，把股份和市场份额重新分派？

上述引文的作者不得不稍加补充：“平等限于人权和机会平等，超出这个合理范围，平等就是非正义的……”好吧，顺着他说，不扯什么生存权，我们只说政治人权。问题是，如果这一条可以在列强殖民时无效，在右派军人政变时无效，在王国君主亲美时无效，在所有公司帝国的森严管制下无效……如果这诸多无效被很多知识精英默认，甚至辩护和喝彩，[5] 凭什么红色权贵就得毕恭毕敬地拿它真当一回事？“曹支书”们也是人，就不该与殖民列强、政变军头、亲美君王、公司帝国等共享一份“机会的平等”？如果“我是流氓我怕谁”不是一句作家戏言，被很多人当作激动人心的精神大赦，那么“曹支书”们流氓一下就不行？去他的，流氓你一下又怎么啦？

他们太容易被自己的逻辑绕进去，也很像一心把对手教坏---“曹支书”们本来正在犯晕，没想到喜得“丛林原则”这一伟大理论，终于可大大地松一口气了。

不用说，对“文革”需要思想清算。对虚夸的“道德”消毒，给合理的“欲望”去污，都有助于人性、人权、人道的合理回归。但人道不是少数人之道。一种再等级化的狂热，一种蔑视人民的贪婪和傲慢，构成了来得太快的精神背叛，其实是对“文革”的暗中翻盘，影子“文革”重新入场。这些自我想像中的头等舱人士，不过是把“文革”资本主义化，把资本主义“文革”化----其精神毒性暂且不说，一次次把自己绕进去的逻辑混乱，如自打自摸，自擦自啐，上半身错接下半身，至少在智商上令人错愕。

这种逻辑上的“半截通”，与他们选择事实的“半口径”，总是在意识形态高烧时构成多症并发。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David M. Kotz) 称：1991年5 月由美国操办的最大一次民意测验证明，当时在苏联的欧洲部分，“仅有17％的民众赞成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而这个比例在苏共精英中则是76.7%”，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6] 说实话，我曾对这一数据不无怀疑，总觉得苏共精英集团红皮白心若此，那么全球冷战就像友军误攻，假戏真唱，吃饱了撑的，蒙了别人也蒙了自己。1995年后，因工作关系，我接触到上上下下一些官员，才发现红皮白心者在中国同样多见。走入某些官员私下聚会之处，关于工作、学习、民生疾苦的话题根本没法谈；即便被某位菜鸟提及，也总是换来哈欠连连，心不在焉，有三没四。相反，只有含金量高的话题才令周围眼睛发亮。哪些人、哪些工程、哪些职位、哪项报批或配额、哪些享乐消费方式有“戏”，他们一嗅便知，表情随之活跃，中气随之充盈，友谊气氛随之浓厚，利益勾兑立即暗中就位。

碍于官员身份，他们丢不下“革命”、“国家利益”、“党的方针政策”一类场面话，但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发现那些话都是办公楼专用。一旦解下领带，端起酒杯，其眉飞色舞便有了夜总会和王爷府的味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是联合国采用的数据 [7] 显示：中国1990年代后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一路攀升，整体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最高值为0.491（2008年），超过德国的0.283，瑞典的0.250，加拿大的0.326，埃及的0.328，甚至美国的0.450……已接近诸多拉美国家。嗅一嗅这种“拉美化”趋向，人们不难嗅出夜总会和王爷府的隐秘来处。

这样，“文革”后的中国既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一头撞入了悬心的社会分裂，一句流行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道出了大多数国人的纠结。千面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之谜。这个国家确保了稳定的发展环境，赢得了时间差；却也一直短缺畅达民意的替代办法，错失了治理贪腐的最佳止血期。当时我所供职的杂志忍不住发声，却屡遭某部门敲打，其罪名就是对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的批评，顶撞了大势布局；“弱势群体”、“利益集团”、“阶层”、“等级”一类用语更涉嫌给社会抹黑----这些字眼，简直应从字典里抠掉。

事情是这样：共患难易而共富贵难，剩余产品一旦丰富，接下来该如何分蛋糕，必会加剧无序的争抢。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雨果的《悲惨世界》，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光这些小说名字就不难让人想像不久前的欧美发生过什么。何况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以来最严重的精神真空和思想混乱，其本土的世俗化失去家国关怀，西来的个人化失去宗教约束，两种文明的退化叠加，冲垮了很多人的道德底线。长官也是人呵，也是欲望活体。既然私有化普遍有效，既然诸多“第一桶金”的不洁获得社会舆论和知识新潮的全线绿灯，他们好容易谋下了一个阅文和盖章的码头，为何就不能对手中的权力打打主意？连记者、医生、和尚、妓女都阔了，为何偏要他们这一伙独守寒衙？

较之于欧洲工业化时人口不足一亿，眼下近20个“欧洲”同时闯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正剧烈地晃动地球。但不少局内人密集的微感觉偏偏是“艰难时世”，“悲惨世界”，“镀金（虚假）时代”。时值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宣传吊高大众胃口，相当于心理GDP一溃再泻，情绪缓释工具尽失，差不多就是看准时机火上浇油。其中最让人看不下去的，是体制内外的再等级化热浪两相呼应，体制内外的腐败相互推高。据实而言，“内”“外”之别常被热议，甚至炒作得很像学术，但内外双方的新贵们其实貌离而神合，又勾结又竞争，精神上仅隔一层纸，一捅就破的。他们有时在政治议题上冲突，但实际上处于又亲又防的微妙关系，亲如手足却要争权夺利，一心更换赢家却从不愿改变共同的规则。“批判体制”----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商家有时觉得寻租成本太高，忍不住发一肚子邪火。“捍卫体制”----在他们那里不过是长官有时觉得寻租者胃口太大，竟要乙方兼并甲方，单方面打破默契，用“茉莉花革命”的无耻嘴脸来毁约赖账，于是忍不住来一通棒喝。但一次次讨价还价，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一次次寻租勾结，各点赃款时杯觥交错，引类呼朋。

一些年轻学子也深得其道。他们可以全班一个不漏地递交入党申请书，齐刷刷地听党课和唱红歌，私下里又纷纷膺服于华尔街的醒世恒言“贪婪就是好”……这些娃娃率性多了，比很多理论家更明白政治“旋转门”的游戏，深谙红白两道通吃的道理，不像有些长辈那样装傻，或那样真傻----居然焦灼于自己的一个教授身份到底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居然担心政治隐私外泄：老婆当上公务员或儿子拿了美国绿卡，会不会被网民揪住拍砖。老同志的暧昧和小心，在娃娃们看来都有“骨灰”级的喜感。

这些娃娃怎么都行，眼看就要成为一些后现代的利益玩家，视官权只是可能的资源之一，可能的手段之一，可能的投资目标之一，一如他们视“民主”和“专制”、“市场”和“计划”、“普世价值”和“本土国情”为意识形态的路路通，任何时候都无碍他们左右逢源和借势发力。因此，他们最能理解冷战的虚妄，最能理解科兹教授为之惊讶和困惑的76.7％。他们的公共造型，只取决于政治季风如何转向，取决于命运给他们暂时的利益定位。说到底，公共政治在他们那里已是一个脏兮兮的话题，只剩下透骨的虚无。

一天，我无意间重看了一场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一个女奴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一舞剧面世之初的“文革”政治背景记忆犹新。但我在剧场里惊讶地发现，当女奴们用手臂挡住鞭击从而掩护琼花逃生，当孤苦无助的女奴被女兵们如林的双手热情接纳，当女战士来到战友就义现场却找不到身影于是向八方天地一遍遍悲诉……一幕幕生死相依的情境，义重如山的表达，击中了观众们的震惊，竟一次次引爆掌声，并有一种反常的经久不息。亳无疑问，这一舞剧正在被重新解读。鼓掌者们在久违的温暖前猛醒，在一种卑贱者解放的绚丽天地里晕眩和飘飞。

我身旁的一位男人擦眼睛。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工人，还是教师、商人、小官吏、刑满释放者，不知道他搓过麻将后，赖过账或逃过税后，对自己的泪水是否感到惊奇。但他一句“样板戏就是好”让我耳熟。我太熟悉“样板戏”了。我担心那种造神宣传和革命图标化，会再一次收窄观众的眼界，拉低观众的智商，但我怎能无视剧场里的泪水---在经历太多现实中的冷漠与恶俗后，这些观众突然面对悲怆的乐浪，激越的旗帜，纯洁无辜的手足，普天下人人平等的阳光造型，就没有一次热泪夺眶的权利？

这是1999年。

[1]  韩少功，作家。本文转引自《参阅文稿》2014年48期，为长篇随笔《革命后记》的摘选。

[2]  注：该小说载《人民文学》杂志，1980年第8期。

[3] 参见1995-1997年间《文艺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上出现对“道德”、“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浪潮，有关文章数以百计。

[4] 如《什么样的平等才是好东西》，载《领导者》杂志，2012年6月总第46期。

[5] 一位中国知名批评家认为，中国真正实现历史变革的条件是“三百年殖民地”，引自香港《解放》杂志，1988年12月号。

[6] 引自David M. Kotz: RevolutionfromAbov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Routledge,  1997年。

[7]  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以及CIA World Factbook资料、联合国官网：http://hdrstats.undp.org/en/indicators/67106.html。

2010年邓力群伯伯已是95岁的高龄，12月份他刚刚过了生日，我去看望他老人家。

上午十点，老人还在听读报，刘秘书告诉他，魏巍的孩子看他来了。我坐到邓老身边，他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松开。冬日上午的阳光正好，从窗子射进来，照在老人的脸上，发出一片柔和的光芒。邓老眼睛睁得很大，他告诉我，他的眼睛只有光感，什么也看不见了。

邓老问我：“你爸爸去世几年了？”我说“两年了。”

“我怎么觉得，好像好久了。”

“肯定是你想念他了。”

“那一年在北戴河，他来看我，我看他很瘦。那时我的眼睛还看得见。那一年是哪年啊？"

“可能是2006年吧！”

“我的眼睛就是2006年看不见的！可能不是2005年就是2006年。我们是老朋友，我很想他。他每年都来19号（邓宅）看我。他的书我都看过，最近又再版了吗？年轻人喜欢他的书吗？”

“可能还是40岁以上的人看，也有一些年轻人看，过去语文课本里有四篇他的东西，现在只剩一篇。”

邓老说：“他去世时，学生打出横幅，‘最可爱的人虽死犹生，最可恨的人虽生犹死’，看来现在很多青年思想还是很进步的。”

问起老人的近况，邓老说："现在就是每天上午听读报，读材料。下午听国史稿，已经好几稿了，还要修订，上报中央。小平、陈云同志在世时，嘱咐我要修国史，我要把这个任务完成。2007年有了初稿，后来眼睛不行了就靠听。有个三人读书小组，每天读，接着搞。”

在邓老家40多分钟，老人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

邓老与我的父亲之间是纯粹的君子之交，就是思想一致、观点相同。我父亲的文章、书籍出版了送给邓老；邓老的《十二个春秋》《延安整风以后》《国事讲谈录》（1-7卷）《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都送给我父亲。他们共同的政治坚定性使得两人更加亲密、紧密。

毛泽东与邓力群等人合影

2011年10月19日，我又一次看望邓老。

邓老又问我，你爸去世几年了？

我说三年了！

邓老长叹一声“我想念他！”邓老眼睛睁得很大，眼角流出了泪水，警卫战士看见，用毛巾轻轻拭去。

邓老说，他现在还是每天上午听读报，下午听国史稿。已经完成四稿了，修改一次，上报一次。现在在弄第五稿。

我对邓老说：“您送我爸爸的《十二个春秋》，我爸爸看了，他在很多地方划了红线，还加了很多注。我是2009年看的，正是新疆7.5 事件前，书中有许多章节是讲西藏、新疆民族政策背景变化的，十几年前，您的观点就很深刻。”

邓老神态宽和，有一种阅尽世事、从容豁达的风清云淡。他说：“我们有一些领导人，在民族地区、民族政策的问题上，主要是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意图缺乏清醒认识，缺乏历史的认识。”

“我第二次入疆是1953年，参与平叛的整个过程。开始，有的农牧主犹犹豫豫要不要和共产党合作。有的答应合作，回去又变了。后来在新疆搞土改，进展很好，很快。当时全国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土改，第二步畜改。新疆的情况发展快，就提出了一步走，土改、畜改同时进行，在一些地区进行得很好。但搞得快了，也挨批。”说到这里，邓老笑了。

邓老很关心我，问我的工作、孩子都怎么样。我说：“孩子很不错，学数学的，在念研究生。”

邓老很高兴说："我中学数学很好，主要是初二、初三数学老师讲得好。考北大，我数学考了100分。后来用不上了。我的逻辑思维就是那时培养的。”

邓老是我的长辈，既然问到我的工作，我也就如实相告，包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谁知邓老听后道：“你是老朋友的孩子，你的事情我要管，你把文件拿来，我来转。”

最后邓老说：“我身体还好，就是眼睛看不清，也看不见你爸爸的照片了。”话里流露出深深的思念之情。

2012年12月13日，邓力群住在北京医院，这年他97岁了，我去医院探望。这天看见邓老，他的精神甚好。知道我来看他，邓老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事怎么样了？”这问话真让我汗颜。邓老指的是帮我转信的事，而老人又这样认真，一年之后还清楚记在心上。此事回家后说给我夫人听，她说，“看，你的事情还让97岁的老人牵挂！”听完更让我无地自容。

老人7月份去了北戴河，后来生病，回京就住进医院，每日进食要靠鼻饲。

邓老说：“国史稿印出来了，送你一套。”马上让刘秘书拿给我。

我说：“回去我要好好学习，这都凝结着您十几年的心血啊！”

邓老说：“总算对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有个交代。他们两个人很重视国史编纂，搞了好几稿，可是现在有特色的地方，都磨平了。我原想在第四卷中，把陈云同志的历史作用如实表现出来，也都磨掉了。”

邓老虽然眼睛不好，但每天还在听读报，最近报道三峡发电量突破九百多亿度。邓老回忆说：“1953年毛主席在广州，我也去了，给毛主席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提纲时，就说到要建设三峡。汇报说三峡如果成功建设，规模就是世界第一啊！毛主席听了非常兴奋，对我说：‘三峡大坝要是建成了，也要二三十年以后，我可能看不到了。邓力群，到时你要写一篇祭文念给我听！’”

邓老还说：“重庆市的领导来看我时，我让他们把材料带给我，我送到纪念堂去。现在一想，主席的嘱托历历在目啊！”忆及往事，老人的感情激动起来，眼角又泛出泪珠了。

2014年5月，邓老住院一直没有出来，我又一次去北京医院看望老人家。

这次邓老是在卧床，鼻饲管插着，老人在轻睡。

站在床边，我用两手握着他的左手，俯在耳边报上我的名字，邓老很高兴，说：“每年你都来看我。”老人的身体更弱了，护士每隔一个小时要给点一次眼药水，湿润角膜。

邓老的床头挂了盈手大的一块玉石，问起来，邓老躺在床上很高兴地说：“这是英淘托人带给我的。他在国外搞课题，回不来。”

听了这话，让人心酸。邓老的儿子邓英淘已于两年前，2012年3月11日患病去世，遗体告别我也去了，英淘生命耗尽，全身瘦得很小。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唯独瞒着邓老。

邓英淘，一代英才，是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研究员，当过副所长。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农业、西部问题研究，深入农村，走遍西部，组织“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治理课题组”，著有十部著作：《再造中国～走向未来》《西部大开发方略》《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二》《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等。

尤其是邓英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的“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观点，极具超前战略意识，现在已被广泛接受。英淘毕生精力致力于做学问，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思考，潜心研究农民问题，秉承乃父家风，气品高洁，学识出众，堪为吾辈楷模。

友人回忆英淘二次住院，骨瘦如柴，极其痛苦，每天面对死神，仍不忘国家大事。见到一篇法国人的短文，颇有见地，英淘目光如炬，把此文郑重交到友人手中作为资料。英淘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接着邓老的话，我也说，“英淘的课题很重要啊！他肯定要完成才能回来！"邓老听了很高兴。

护士又一次进来给他点眼药，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次是我始终握住他的手不放。护士姑娘看着我好像有点奇怪，怎么一直握着手不放呢？

犹记得2000年5月，“魏巍创作历程暨《魏巍文集》研讨会”在作家协会举办。邓老参加了这个会，他端坐在台上，戴一顶新疆小帽，这顶来自新疆的小帽是他的标志。看上去，邓老面相好像很威严。

我原在一家中央媒体当记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正是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那时，每日听到的内部消息，就是以邓老为首的“极左派”的进攻和顽固之状。看见邓老的这个样子，倒也与同仁的传说颇贴切。

可是，随着时光流逝，世事变幻，邓老当年的执着已被历史检验。他那坚持真理，勇于直言，面折廷争从不隐瞒自己观点，胸怀坦荡，直至最后岁月，仍不负毛主席、小平、陈云相托之事，不正是一种伟大的品格吗？同样，老人开朗豁达，对自己的观点顽强捍卫，但对往事、他人更是有着一种大度宽容，对朋友更有一种温情！

我把面颊贴在他的前额上，向他告别！

2014年6月和10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与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就中美关系进行了两次对话。主要内容如下：

傅莹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有什么影响？

基辛格说，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坚持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中日岛屿之争以及在南海的领土争端近来升温，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想要的越来越多。个人认为中国并不是想要取代美国，只是希望获得应有的尊重。

傅莹认为，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开始容纳更多国家，但在政治安全领域仍然分割为“我们”和“他们”。“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美日军事同盟是亚太安全的基石，而日本明确把中国作为威胁来源。美国是否还是坚持对同盟体系外的国家采取排斥立场？

基辛格解释，美国不会有意鼓励日本采取任何导致战争的军事行动或者政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在满足合理安全需求的同时，不给外界要将美国赶出南海的印象？在战略圈的讨论中，一般观点是，如果中国对邻国施加军事压力，美国必须介入，比如在南海。

傅莹指出，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而美国近期采取的行动和腔调使得其威胁意味更加浓厚。近年每次邻国与中国出现纠纷，无论是非曲直，美国总是偏袒和支持向中国挑衅的一方；美国不能“桌子上面握手，桌子下面踹脚”。西太平洋航线的商业航行自由从未受到影响。21世纪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应该是平等和双方都有需求的合作，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妥协。

基辛格说，亚太共同体的实质是美中之间的谅解，也包含所有大国。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

傅莹认为，尽管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自身面临很多问题，还想用旧的手法去处理世界上的多事情是做不到的。美国需要尽快适应世界的场景转变，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学习如何与平等伙伴相处。

双方都同意：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与中美有很大关联。当前，中美间要避免明显的冲突，在一些问题上携手合作。两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还可以做很多。

（本文摘自《环球时报》2014.11.21和2015.04.16）

无论从世界秩序，还是全球金融格局的角度看，亚投行都是正在下的一盘大棋。

中国执黑先行。2014年10月，中国政府发起筹建亚洲投资银行，落子点在了亚洲基础建设这一金角之上。已有21个国家予以响应，亚投行筹备工作有了大模样。这在美国和西方严密控制的货币金融体系上敲开了一个缝隙，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突围提供了一个契机。

作为现有世界秩序包括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持白应对。他先是制止了亚洲地区主要盟国加入亚投行的举动，随后又公开质疑亚投行的运作程序和执行标准，再次展现了世界现有金融体系不可改变的决心，试图阻击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发展。

从3月12日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起，许多国家蜂拥而至，纷纷递交申请书，希望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到4月15日止，共有57个国家和地区先后申请加入亚投行。竟然超过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44个参与国的数量，成为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说明在今天的世界上，即使在发达国家控制最严密的金融货币领域，也开始进入多极化，任何国家都难以继续一手遮天、通吃天下了。

毫无疑问，中国在亚投行棋局的博弈中赢得了先手，开了一个好头。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虽是初步却有益于亚投行发展的做法。

一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中国提议筹建亚投行是为了解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基础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据预测，亚洲地区到2020年需要基础建设投资8万亿美元，到2030年要20-30万亿，现有的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远不能满足需求。有需要就有市场，中国和亚洲地区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这些储备目前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巨大的资金供给的结合，需要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所以，亚投行是应需求而生。

二是确立有限目标。中国筹建亚投行的目标是补充现有金融机构的不足，而不是要颠覆现有金融秩序。我们要用金融杠杆为亚洲基础设施发展筹集资金，给亚洲国家的发展点一盏金融投资之灯。面对如此有限而正当的目标，谁反对，谁就显得小家子气和霸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

三是奉行合作方针。亚投行是合作之家，亚洲基础设施和亚洲的长期发展，单靠一家不行，非得大家合作不可。不仅亚洲国家要合作，也欢迎世界所有国家来共襄盛举，众人拾柴火焰高。

四是坚持开放态度。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投行将向世界开放。欢迎有实际需求的发展中国家，也欢迎有金融投资经验的发达国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资源出资源，不划线、不排他，有事商议着干，有利大家分享。

五是降低政治色彩。金融投资难免政治因素，但筹建亚投行的过程中，中国在极力降低政治因素的干扰。亚投行不涉及世界权力的争夺，也不涉及世界货币体系的权力分配。不争对错、不论高低、不争权夺利，而是要造福亚洲和世界需要基础建设的任何国家，为世界经济复苏和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正是由于上述的做法，亚投行开了新局。可以确定的是，有关亚投行的棋局正入中盘，还要继续博弈。对我们来说，千万不可得一先手就沾沾自喜。实际上，筹建亚投行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与考验才刚刚开始，还面临着诸多隐忧。

从亚投行自身来说，五大洲57个国家和地区一起加入其中，其间的协调管理绝非易事。除了地点已经定在北京之外，当务之急的还有谁来当首任行长？股权如何分配？投票权如何平衡？如何确立章程和运作模式？这些具体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产生乱局甚至是导致翻盘的危险。

而国际环境也是影响亚投行全局的重大因素。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欧美正在集中力量争夺金融利益，转嫁危机。乌克兰事件、中东乱局中都有全球金融资本相互博弈的因素。作为一个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中国本是美欧都需要拉拢的对象。如果现在过深地介入货币金融领域的竞争，就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博弈的主要打击对象。3月31日，刚刚结束访华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说，中国人民币仍未准备好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显然是美国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次警告性的阻击。

因此，在世界金融货币领域我们需要知止。不要试图一味扩大战果，以亚投行去颠覆全球金融秩序。同时，要对是否进IMF货币篮子报平常心，不能过快全部开放金融领域，守住我们的基本盘。以往巴西、韩国的教训，最近俄罗斯出现的大规模资本外流，都在提醒我们：在金融货币领域的开放往往欲速则不达。在全球危机寒风劲吹时，开不开窗、开多大的窗，是关系健康甚至生命的大问题。不可为一抹冬日的暖阳而忘乎所以。我们在全球金融棋局上，走错一步，先手棋便可能成恶手。

2015年3月27日，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一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报告厅成功举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出席活动并启动了中国道路系列讲座。

孔丹理事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充分利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的专家资源和中信书院的运作平台，与高校合作开展面向全国高校师生巡回公益性讲座，探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践行中国道路，发展壮大中国学派，弘扬民族精神，传播爱国主义，坚定我们人民的“三个自信”，激发和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系列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主讲的“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拉开了帷幕。苏力教授在讲座中以“何为法治”进行开篇，厘清法治含义，进而回顾传统中国农耕社会以及相应的“法治”，然后谈及中国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与法治变革，法治的中国问题，最后对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至关重要，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以及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

此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宇院长主持，中信基金会郭克彤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关雪凌以及200多名师生参加。

4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会员、中信基金会工作人员共九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孔丹理事长在介绍了中信集团的改革发展历程和中信基金会的有关情况后指出，成立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是根据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会提议，经基金会认真研究作出的决定，是搭建高端研究人才梯队的重要举措，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不断提高队伍战斗力的组织保证。其宗旨是凝聚青年学术骨干，支持青年学者成长，促进青年学者交流，扩大青年学者影响。中信基金会将为青年学者搭建沟通的平台，凝聚学术精英，发挥跨界优势，积极主动地去推动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协同，更好地发挥各领域学者的有效力量。

孔丹理事长在讲话中对青年学者提出希望，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和理解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习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握好学术研究的方向和立场，站稳脚跟。二是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既离不开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两者不可偏废。三是加强跨界的协同和与基金会内部的协同。

与会人员分组对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的定位及运作构想展开热烈的讨论，之后作了大会交流。大家在讨论中对这两个组织的宗旨高度认同，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认识清晰；结合实际提出了开展相关学术活动和课题研究的初步考虑。会后，基金会将尽快梳理会议提案，通过沟通形成具体实施方案并提交基金会研究。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现有会员77人，平均年龄37.5岁，中共党员占74%。会员来自全国重点高校、科研单位、政府部门及企业等46家机构。博士学术促进会现有会员21人，平均年龄29岁，中共党员占81%。会员来自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

2015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抵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巴议会发表了《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演讲，高度评价中巴两国的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强调要不断充实两国命运共同体内涵。

同日，两国发表了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声明高度评价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所取得的进展，并将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尽快完成《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并推进一批重点合作项目；双方认为两国安全利益息息相关，将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继续加强反恐合作、防务合作以及国际地区安全事务配合，共同促进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访巴期间，习主席见证了5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与协作。

4月22日，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发表了《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重要演讲，指出：60年前的万隆会议，形成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为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里程碑；新形势下要弘扬万隆精神，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进一步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

会议强调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10大领域，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的。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共建“一带一路”将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在5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最高偿付限额为50万元人民币。这被认为是旨在取消国内利率管制和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重要举措。随着银行业竞争渐趋活跃和风险的增长，保护广大储户利益必然提上日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表示，2014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同比下降了1145亿美元，至7.74万亿美元，这是1995年IMF开始编集这个数据序列以来首次年度下降。荷兰国际集团投资管理公司（ING）收集的15个领先新兴经济体数据也表明，今年1月和2月，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加速下降，共减少2997亿美元。这表明人们对美国在美元强势的大背景下收紧货币政策的担忧。

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自2004年1.7万亿美元起，10年来持续增加，这一直被认是全球经济的基石：新兴市场从贸易顺差、投资组合流入和直接投资中汲取的相当大一部分资本，回流至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市场，为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提供了资金。这一趋势现在可能正在发生逆转，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瑞士政府成为有史以来首个以负利率发行基准十年期国债的政府；物价下滑和全球各大央行的空前举措正让全球市场进一步踏入未知领域。

在欧洲多个国家短期国债（低于五年）收益率跌破零水平之后，瑞士十年期国债终于创造历史，进入负收益时代。4月8日，瑞士央行出售规模达3.779亿瑞郎（3.91亿美元）、到期日为2025年和2049年的长期国债。其中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055%，两个月之前类似的国债收益率则为0.011%。这是历史上首只跌破零收益的长期国债。

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将应对一段经济增长率长期明显较低的时期，这将导致政府和企业更难降低其债务水平

IMF近日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比以往的动荡时期更为严重，可能长期性地降低经济体扩张的速度，而非短期影响。潜在产出增长放缓（或者说与稳定通胀相符的产出水平）的根源不仅在于2008年的衰退，还包括人口老龄化以及新兴市场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则可能面临潜在产出增长的急剧萎缩。

IMF预测，发达国家在2015至2020年间的潜在产出年均增速将达到1.6%。略高于过去6年间的扩张速度，但远低于衰退之前2.25%的潜在产出增速。新兴市场的年均增速将从2008-2014年的6.5%下降至未来5年的5.2%。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广东、天津、福建3个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3个自贸区是继年前上海首个自贸区设立后的第二批。

国内自贸区的建设，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配合“一带一路”等重大政策的必要行动。随着对外开放、与海外的经贸交流深化广化，中国自身的对外开放程度也要随之扩大。同时，国内自贸区的建设也是与推行国内区域协作配套的必要部署。目前国内正推行多项区域协作计划，如京津冀经济协作区、长江经济带、海西经济带、涵盖港澳的大珠三角和泛珠协作区等。这些协作项目都需要有一个推动改革开放的核心或龙头，国内自贸区适合扮演此种角色。

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4月10日消息，缅甸当地时间4月7日，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段）当达分输站向缅甸境内的敏建门站开阀输气。至此，包括皎漂、仁安羌、曼德勒3个分输站在内，这条管道按照合作协议所设定的4个缅甸分输站已全部投用，每年可为缅甸供应天然气4.73亿立方米。

中缅油气管道是我国西南方的能源进口战略通道，其中天然气管道干线全长2520公里，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均起于缅甸西海岸的皎漂市，从云南瑞丽进入我国境内。中缅原油管道设计年输量2200万吨，天然气管道年输天然气120亿立方米，并于2013年开始向中国国内供气。

中国石化行业近日公布了其环保“成绩单”。中石化正在实施“碧水蓝天”环保专项行动，计划3年投入228.7亿元，实施803个环境治理项目。其中，2014年已经投入115.7亿。同时，中石化在国内率先启动“能效倍增”计划，到2025年将能效提高100%，计划达成后可节约标煤4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00万吨，相当于2000多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过去10年，中石化投入2000多亿元用于成品油质量升级，已向北京等7省区市提前供应国Ⅴ油品（国Ⅴ标准将于2018年在全国范围执行），其主要指标与欧洲现行标准相当，达到国际最高水平。今后，中石化每年还要投入300亿进行升级改造。

另据《中国石油报》报道，中石油在过去8年共投入500多亿元用于油品质量升级，从国Ⅲ标准升级到国Ⅳ标准仅用了不到1年（欧洲用了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