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政体思维”。2012年我编的一本书，《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讲这个问题。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觉得政体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就这么看，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甚至比他们更早的人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西塞罗、马基雅维利，这一系列的人都强调政体。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体相关的问题，比如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公平、能不能让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政体决定论”，中国那些动辄讲体制的人实际上就是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个好东西。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人的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政体未必有传说中那种神乎其神的决定性作用。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数据的、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说，政体是决定性的。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相关。所以，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西方政体思维与中国政道思维

西方是政体思维方式，中国是什么思维方式？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中分析的，中国传统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从来不讲政体。它完全不是政体思维，而是政道思维。与西方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

所谓政道，是指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为政之道相关的词语随处可见，例如，“政不得其道”，“有道之君”、“无道之君”，“君有道”、“君无道”，“国有道”、“国无道”，等等。庄子在《天道》篇中区分了“治之道”与“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则，后者指治世的手段。

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我们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那么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最早注意到西方政体、把政体思维引入中国的是梁启超。19世纪最后几年，梁启超读了一些西方的书，发现西方讲政体，非常兴奋，颂扬“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他很快把政体概念运用到政治分析中，说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他“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认为把专制推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梁启超也是中国最早放弃和批判政体思维的人。1903年他去美国走访了8个月，那时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是问题最多的时候。他很快就对这个自己曾经大加赞誉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大失所望，并得出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认识到政体决定论是错误的，把视线转向政体以外的其他因素，开始强调，政治的好坏不能光看政体，更重要的是道德。“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就这样，他从政体思维转向政道思维。

辛亥革命后，政体换了，但善政不立。经过亲身从政，梁启超对民国政治大失所望，也对政体决定论更加怀疑，认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体。民国四年，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中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国则此数年中此各种政制已一一经尝试而无所遗。曷为善治终不可睹，则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从可推矣。盖无论帝制共和单一联邦独裁多决，而运用之者皆此时代之中国人耳。均是人也，谓运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顽，实不识其解。”他的意思很清楚：改变政治的关键不在于改变政体；政体并非政治之本。

共产党讲的民主是政道层面上的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大家，当他们把问题想清楚后，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是集中在政体上，都是集中在政道上。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他认同“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但是他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例如，他把“民主集中制”称作是理想的政体。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绝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

同样，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讲的“民主”也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或者说，他讲的是政道的概念，不是政体的概念。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从来都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从政体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话几乎毫无意义，也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跟竞选、多党制没关系。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只要能让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在施政中得到体现，就是政道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民主”本来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既可以从政体的角度看，也可以从政道的角度看。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体制对人民的需求具有回应性，就是政道思维所理解的民主。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竞争性选举重要还是政府政策具有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环视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看，因为采用竞争性选举，似乎具有“代表性”，但是回应性未必高；有些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但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却比较高。

摒弃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

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体制的人，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这种政体思维方式本身有什么问题。政体思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认识不到政治现实的复杂性，把复杂的政治现实简约为几个标签：民主、专制，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网上最近有篇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是一党制，是政体的问题。那么变成几个党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两党制。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想搞两党制，别人也想有两个党，最后可能出现几百个党、几千个党。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几百个政党。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258个社会联合组织参加竞选。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按这个比例，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将会出现上千个政党。苏联1991年解体前就有争论，开放不开放？有人说，理想的改革方向是变成一个北欧式的国家，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后更有可能跟非洲国家一样。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俄罗斯走过的政治道路确实不像北欧，更像非洲，陷入混乱和贫困。普京上台后才把残局收拾起来，人均GDP从谷底爬出来，现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平略高一点点。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超强，遭遇让人不胜唏嘘。以为政体一旦改变，好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逻辑思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不能拿这种事做实验。中国1912年就有过这种实验，当时一开放，从政体的角度来看，非常像西方——多党制，有几百个党，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表面上看什么都有。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时间，中国到底怎么样？尤其后来造成的结果——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有政体思维在作祟。

今年4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话中就谈到这个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政体思维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一个小的政治体里也许可行。但是要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按照真正的政体理论，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民主制，它们都是混合政体。这种混合政体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这样才能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中国要是用非常简单的政体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把国家带到沟里去了。就像习近平所言，“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否定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政道思维的方式。应该多考虑考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会更好。

中式代表型民主Vs. 西式代议型民主

我们不但要否定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要认识到，西式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的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不仅如此，我们要看到中国民主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树立和增强制度自信。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分别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正在实践中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意味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民主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代表谁？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谁是人民呢？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或“公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断变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出了他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仍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亿万普通劳动民众第一次带入了政治舞台。

中国共产党强调自己所代表的对象是人民，这与西方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社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谁代表？在西式主流代议理论中，只有选出来的代议士（所谓“政务官”）才有资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都不够格。但在现代，不管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大批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所谓“事务官”）实实在在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说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别人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压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就万事大吉了。

中式代表型民主对“谁代表”问题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中国把所有掌握和行使某种权力的官员统称为“干部”，所有干部都有责任和义务代表人民的利益，即所谓“当官为民做主”。

毋庸置疑，干部属于列宁所说的“先锋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摆出“精英”的派头，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责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级干部“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这也就是说，各级干部都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不能“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与西方“授权论”、“问责论”等对代议士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什么？西式代议制中设置表达机制，让人们把自己的愿望（或偏好）表达出来，形成对代议士的压力，希望因此影响政府的决策。“愿望”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主观要求，也包括他们的客观需求。如果稍加阶级分析，我们就会了解到，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往往表达的是主观要求（减税、同性恋婚姻、表达自由等），而囊中羞涩的社会下层表达的更多是客观需求（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生活保障）。实际上，社会下层表达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上层的客观需求，因为后者也同样离不开衣食住行，以及就学、看病、养老等。只是由于他们的财力在支撑体面生活以外仍有富余，才遮蔽了他们也有这类客观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见，社会下层的需求是全社会的需求，而社会上层的要求则未必是全社会的要求。客观需求与主观要求还有一个区别：前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稳定，而后者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来变去。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式代表型民主所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观需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当然，客观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是最基本的需求。但进入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以后，这类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比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宽敞舒适一些，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这意味着，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与时俱进，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在听取社会各阶层所表达的利益诉求的同时，要不断深入社会底层，关注人民群众变化着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必定是一个能动的建构过程。

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怎么代表？人们通常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民主决策方式，但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方式。回顾历史，正是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参见刘少奇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而亿万民众的觉醒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为“准民主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不无道理的。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比比皆是，毛泽东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代议型民主中，代议士与民众的关系集中发生在竞选期间。一旦当选，具备了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代议士便获得了自由裁量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代选民做主。如果代议士在任职期间也会去接触民众，那主要是竞选行为，为了博得选民的青睐，以便在下一轮选举中再次当选。因此，他们倾向做那些有利于巩固与扩大自己选票基础的事，而对与巩固、扩大选票基础无关的事则不闻不问，哪怕这些事对民众有利。对代议士而言，参与投票的选民才是争取对象，才有接触的必要；那些不参加选举的民众，则可忽略不计。通常而言，不参加选举的民众恰恰是底层的老百姓。

群众路线不同，它要求各级干部“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这里所说的群众即人民大众，与人民同义；而人民首先是指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

贯彻群众路线对各级干部有相当高的要求，他们不能坐等老百姓上门，必须主动深入人民群众。如果干部的群众意识薄弱、群众观念淡化，即使他们走出去，也会“嫌贫爱富”，亲近强势社会群体。他们会热衷于出席商务活动，四处去剪彩，与企业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以输送利益为筹码而索贿受贿。这时，接触弱势群体就成了应付差事；或是作秀，造就出一些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表演者。这是群众路线的软肋，它过多地依靠干部的自觉性。因此，与群众路线相配套必须有一整套机制，迫使各级干部不得不时时与基层的普通群众打交道。要大力宣传群众路线，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要把群众路线的落实方式制度化，形成对各级干部的强烈敦促与刚性要求。

另一种迫使干部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是将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虽然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有所不同、各有特点，但它们并不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公众参与的相对优势是，它有助于表达民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群众路线的相对优势是，它有助于干部增强群众观念、了解民情、汲取民智。两者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完全可以搭配起来运用，使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例如，政府可以一方面促使干部贯彻群众路线，一方面对劳动大众进行政治上的增力（empowering），使他们组织起来，获得参与决策的意愿与能力。这样做，在劳动大众的需求表达对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其他社会群体的合理诉求也不会被忽略。

十八大以后群众路线的快速回归势头

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实现途径。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共历史上，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毛泽东带头做出了表率。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十分强调群众路线。邓小平曾告诉全党：“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群众路线这份丰厚的遗产被很多人淡忘了。虽然在官方表述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词语还不时出现（频率大幅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却不再有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措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1年前后才发生变化。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不断升高的公众参与压力，这也许是群众路线复归的主要推动力。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诞辰。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在此前后，一些省市区，如重庆、广东、山西、江苏、湖北、西藏、云南，开始重提群众路线，并将落实群众路线制度化、常态化。到2011年底，“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已在全国蔚然成风。更多省区的主要领导，如河北、浙江、安徽、陕西、吉林、甘肃、新疆等，也带头下基层，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并大规模选派干部住村蹲点调研，力求摸到群众的脉搏，贴近群众的心窝。进入2012年后，又有一些省区，如青海、广西、宁夏等，启动了类似行动。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开始组建群众工作部。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历来重视党的传统，视群众工作为党的生命线。早在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1988-1990年），他便建立了干部“四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的常态机制。在2011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并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十八大召开前夕，在2012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习近平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在这份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人民”，共145次，这无疑是他人民意识的真实流露。为了加强各级干部的人民意识，十八大结束几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3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百度指数”传递的信息，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群众路线的回归势头。2011年以前，“群众路线”的百度指数一直在均值线以下徘徊。但此后两年，该指数越过了均值线，并在十八大后快速攀升，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群众路线的回归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和努力方向，也让我们对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有信心。　

（编辑 楚佳）

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的促膝谈心

今年五月四日，习近平主席到访北京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四讲话”内容不长，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理念，而且有一些全新的提法。然而，无论是官方媒体报道，还是大学回应，都是“践行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之类标语口号式的官方表态，似乎没有认真阅读讲话内容，更不用说解读其中传达的重要信息。以至于习近平的一些重要想法非但没有传达出来，引起知识界和公众的关注、讨论和深化，反而在标语口号式的宣传中被庸俗化和浅薄化。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固然与官方宣传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少人已习惯于过去30年形成的改革思路和官方话语体系，一时间还不习惯，也跟不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以至于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党内高层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官方媒体公开的宣传报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脱节。由此，官方媒体虽然大幅报道习近平到访北大的新闻，却很少关注“五四讲话”的内容，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没配发。而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大学官僚化也习惯于雷厉风行地组织学文件、听报告，“扎扎实实走过场”，而忘了习近平所强调的“大学乃是探究学问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因此很少从思想、学问、知识和真理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讲话”。

目前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作风与习近平执政理念之间的明显脱节，恰恰让我们看出习近平试图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努力及其面临的困难。本文试图将“五四讲话”置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大背景下，从“五四讲话”的内容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在北京大学讨论核心价值观问题？第二，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古典文明的传统？第三，中国大学在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中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需要注意这次讲话采取的形式，透过这些形式来把握讲话的内容，更可以看出其深远意义。

首先，这次讲话面对的主体是青年学生，是政治领袖与未来精英之间的促膝谈心，具有代际政治教育的意味。习近平显然希望将其政治理念播种在青年学子的心中，等到几十年后他们治国理政时才真正开花结果。这个政治理念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这个梦想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实现，这一代青年学子正是国家栋梁。因此，“五四讲话”是对一代青年学子的政治召唤，需要他们在未来的实践中践行，完成政治代际之间的使命传承。所以，这次讲话所传达的政治理念绝非关注一时一事，必然涉及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未来。

其次，这次讲话采取座谈会形式，是一种共同面向国家民族未来的对话，通过座谈对话引导青年学生探索“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究竟应当追求怎样的美好生活方式。座谈讲话可不拘泥于形式，更不需要系统阐述，可引入一些探索性的想法和启发性的教导。这些内容也许正是习近平构想中的理论创新，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终变成全党集体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这次讲话中透露出的新提法和新表述，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在“中国梦”基础上系统提出其政治理论的萌芽或准备。而他选择在大学来提出这些思想，不仅因为这些思想的实现有赖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和践行，而且由于这些思想的实现与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有关。

理解“中国梦”要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

“五四讲话”集中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十八大以后，他就在一系列讲话中旗帜鲜明地论及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问题，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他以“中国梦”来概括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统领各项工作。由此，不仅在美国、俄国、欧洲和非洲等许多重大国际场合的讲话中，而且在学习三中全会决定和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国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始终围绕“中国梦”这个核心价值观问题，来统领内政外交。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五四讲话”是第一次正面，而且相对完整地阐述核心价值观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道路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习近平似乎在努力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发展道路正迈向“价值重构”的阶段。

中国崛起将人类历史推进到文明秩序重建的大历史时代。超越左右之争，“以价值重构为中心”是这个时代对中国发展道路提出的必然要求。理解“中国梦”，不仅要有全球政治秩序重建的世界眼光，而且要有中国文明秩序重建的历史眼光。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到“价值重构”，无疑是对邓小平时代的超越，但这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重返毛泽东时代。事实上，以建国以来各种左右意识形态来概括或理解习近平的治国思路，不仅过于肤浅，而且过于短视。目前，党内外不少人之所以无法跟上习近平的治国思路，往往是由于他们依然将毛泽东的建国三十年与邓小平的改革三十年潜在地对立起来，习惯于从“左派”或“右派”的立场看问题。

事实上，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就是试图从历史的连续性来超越左右之分，在现代中国的基础上重建传统中国文明，以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整合目前意识形态中的左右之分。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应中国崛起给中国道路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从国际局势看，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现实，并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硬实力和文化价值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秩序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在全球秩序变化的历史性关头，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定位：继续以西方文明的尾随者身份，加入这个“历史终结”的既定秩序中，从而最终被西方文明秩序所接纳和认可，还是以中国文明的独特身份参与新的全球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从而致力于缔造“后美国世界”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以如此庞大的体量和漫长的文明传统，即使中国愿意改变自身以适应西方世界秩序，与所谓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接轨，中国也不可能获得西方世界的信任。20年前的苏联解体曾经是我们的老师，而20年后希望融入西方世界的俄罗斯再次成为我们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中国以自己独立的文明身份参与到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不得不承担的天命。

从国内局势看，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中国人必然开始从物质转向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人生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缺乏价值层面的精神凝聚力，那么中国人要么由于价值虚无而围绕物质利益陷入你死我活的争夺之中，要么由于价值对立而导致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前者体现在社会分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激烈冲突，而后者就体现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所出现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如果说此前阶层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现在文化价值的冲突已逐渐变成了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消弭阶层矛盾，还是缓和文化价值冲突，都必须回到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上来。而中国崛起无疑在激励着中国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自信心，因此，回答核心价值观首先要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存意义与古老文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述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政治和文明两个维度始终交织在一起，迫使中国人回答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想要并能够去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些问题，必然聚焦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试图回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如何重建世界秩序，而且试图回应中国如何重建自身的文明秩序，而世界秩序的重构依然是处理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明等不同文明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多元文明中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

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文明秩序问题，“中国梦”致力于回答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始终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只有明确核心价值，才能围绕核心价值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不断丰富、扩展和提升中国文明。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是拥有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国是拥有广阔疆域、区域发展差异化、族群和文化信仰多样化的复杂大国。这些特征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首先是一个文明体，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说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不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在中国文明意义上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虽然是西方现代国际法秩序中的国家关系，但始终面临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张力。

因此，中国发展固然要处理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国防军事等具体的治理问题，但这些问题始终要围绕文明的根本问题展开，即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想。正如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始终面临“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始终围绕“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展开。“路线是纲，纲举目张”，习近平之所以紧紧抓住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并试图用“中国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和文明自主性，才能保持、丰富并拓展中国的文明品格及其影响力，才能最终将中国建设成文明大国和文明强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文明秩序的治乱循环往往是这个根本问题受到了挑战，从而迫使中国人重新思索并回答这个问题，以奠定新的文明秩序，推动中国文明的不断繁荣、拓展和提升。夏商周三代，中国以礼乐封建为政治理想，形成了独特的华夏文明秩序。然而春秋战国之际，技术进步、经济和社会秩序变化、周边秩序冲击等一系列要素开始瓦解传统礼乐封建秩序，迫使中国人去思考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诸子百家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辩论，不同道路在不同的诸侯邦国进行地方实践。诸子百家的辩论不仅包含了空间意义上的东西之辨，而且包含了时间意义上的古今之辨，这种辩论始终要回答“义”与“利”这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

随着秦汉帝国的形成，这些不同的道路尝试和理论主张最终融为一体，中国文明慢慢形成了儒家为体、道法为用，外儒内法，寓封建于郡县的新的天下秩序，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华夏文明秩序。此后，中国文明秩序虽然受到了外族入侵甚至征服，受到了佛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思想，从而形成精神层面儒释道互补，促使中国文明秩序进行第二次提升和扩张，使中国文明秩序扩展到整个东亚，不仅形成了多元帝国的格局，而且天下体系发展为独特的东亚朝贡秩序。而中国文明秩序的两次重建、提升和扩张，始终围绕儒家的文明意识展开，在儒家确立的核心价值基础上，不断吸纳新的文明要素，并以此提升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秩序。

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近代以来，为了回应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中国人采取了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放弃中华文明传统，转向学习西方文明。如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重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面对西方文明挑战所提交的答卷。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乃是轴心时代以来在华夏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唯一具有精神高度的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冲击虽然可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摧毁国家政权，但不可能动摇中国文明的精神理想。佛教的传入虽然在精神层面对中华文明构成挑战，但佛教并没有形成与其相配的强大政治社会力量的挑战，以至于中华文明有充分的时间来吸收并消化佛教的精华。然而，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仅仅是来自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挑战，而且是基督教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启蒙精神的挑战。面对这双重挑战，我们可以理解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面临着亡天下、亡国乃至灭种的巨大压力。中华文明面临的第三次挑战所带来的文明困境，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文明挑战和魏晋以来的第二次文明挑战。

面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中国人且退且战，被迫放弃了儒家文明的道路，基于保国、保种的最低要求而走向西方文明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此前的现代化努力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背景下，在技术、制度这些器用层面上学习西方文明，那么发源于北京大学的五四运动是在精神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上与中国传统文明形成革命性的断裂，“打倒孔家店”造成了维系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发生了根本性断裂。今天，我们往往站在五四启蒙的立场上，未能充分认识到这场精神革命引发的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的系统性毁灭，以至于我们对当代中国面临的价值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深层困境缺乏深切的体认。

1840年以来，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面对更为严峻的第三次文明挑战，不断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调试并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由此陷入不断革命（包括改革）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近代以来从洋务派、变法派和辛亥革命派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全部以失败告终，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有效地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试图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理想对中国文明进行系统的构想，那么邓小平时代基本上悬置了对文明价值理想的探索，而转向了最低的生存发展与经济强国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叶，以经济增长为标志，达到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建立在它能够有效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主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着眼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上，“三步走”战略变成更为宏观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其目标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包括更为全面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八大进一步充实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是面对西方文明挑战而交上的一份历史答卷。在这份答卷中，如果说第一个百年要着眼于文明最低理想，那么第二个百年实际上要探索如何重建文明的最高理想。由于“两个一百年”并非前后交替，而是前后交错，也就意味着中国道路要始终兼顾文明的最低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平衡，并在两者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把“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明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这个概念虽然包含了上述两个目标，但重心毫无疑问是回应文明最高理想的核心价值观问题。而习近平之所以和青年学子共同讨论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就在于到“第二个一百年”时，今天的大学生“很多人还不到60岁”，他们正是未来探索并践行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一代，从而也是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一代。因此，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殷切希望他们“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所以，通过“中国梦”来重构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挑战给出的最终答案。

中国文明传统的断裂引发核心价值难题

五四运动是中国文明的断裂与核心价值观分歧的起源，它引入了西方文明传统中两条不同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当代中国政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两条道路的分歧和斗争。中国共产党要作为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来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就必须在核心价值层面上处理这两条道路及其核心价值的关系，处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五四运动以来引入两种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关系。

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价值上通过彻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而拥抱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等核心价值，从而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上开启了中国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北京大学既是西方文明自由右翼传统的发源地，也是西方文明自由左翼传统的发源地，前者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代表，后者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由此，北京大学为中国人在精神价值上开辟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二者都以文化革命的姿态否定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

五四运动虽然造成了中国文明的革命性断裂，但这个断裂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的一部分，即如此激进地反传统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毁灭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来实现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为救亡而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面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不同的西方文明道路时，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由于中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共产主义道路，才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且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才能以第三世界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陷入困境时，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又积极吸收资本主义道路中的市场自由、人权法治等要素，因此核心价值选择也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部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和张力。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市场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宪政等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越来越强大，而国家主导、集体主义、共同富裕、民主集中、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和群众路线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断受到侵蚀。特别是在后冷战背景下，共产主义道路在全球陷入困境，而资本主义正以“历史终结”的姿态被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而引导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也变成了普世价值。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这种内在的挑战和冲突，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悲剧。

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决于中国人的精神价值追求

面对两条道路的分歧，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策略，致力于在技术层面上发展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然而，资本主义要素的强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歧，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价值形态上形成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道路选择与核心价值的分歧不仅加剧了党内的政治分歧，而且蔓延至国际关系、社会治理乃至宗教和族群之类的敏感问题上。由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矛盾、“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矛盾、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中国道路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矛盾、中国崛起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矛盾最终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中国道路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困扰着邓小平时代，并愈演愈烈，以至于这些矛盾前所未有地公开化。右派将过往十年看作是“错失的十年”，未能加速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事实上，这是在上述矛盾最尖锐和冲突最激烈的局面下，在两条道理之间维持平衡的“艰难十年”，既要防止走向资本主义这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又要防止重返教条社会主义的“封闭僵化的老路”，只能以消极被动的立场表明不能走什么道路，但未能以积极主导的方式来阐明究竟走什么道路。因此，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道路是什么？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能否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权能否稳固，也涉及国家能否保持统一；不仅涉及对内能否凝聚人心实现中国崛起，也涉及对外能否保持中国文明主体性从而发挥文明软实力，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

文明发展的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的追求问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现代价值，还是中国古典传统？正是围绕不同的核心价值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道路选择最终通向不同的核心价值。面对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挑战，习近平执政之后提出“中国梦”，并以此为契机开始系统地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价值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专门选择在五四这一天来北京大学，与青年一代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核心价值观的分歧，就源于五四运动，源于北京大学。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五四讲话”，就会发现在北京大学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源地，习近平虽然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将重点放在阐述“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体系”上，从而明确主张“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作为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出现在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中，而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关系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只有解决这些根本的理论问题，才能真正回答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编辑  楚佳）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作为座谈会的参加者，我觉得这篇讲话对于我是意义深远的人生一课。

“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的深刻关联

总书记的讲话，首先是针对北大学子及广大青年。

什么是“青年”？

“青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来的重要力量与范畴。在《爱弥儿》这部经典文献中，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把“青年”视为“博爱”的基础。即在青年时代，人第一次学会了爱“他人”；以至于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所描写的那样，能够为爱人之所爱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青春之美好、青年之伟大，首先就在于它是超越“小我”、超越一己之私的浩瀚动力，能够使人将血亲之爱、异性之爱，升华为“博爱”——即对社会共同体的爱、对社会共同体的创造与追求。

北京大学的先驱者们，正是高举着“新青年”的旗帜走上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李大钊的《青春》这两篇标志性文献昭示着：在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和“青春”，乃是摆脱封建束缚，创造新的社会共同体——新家庭、新国家、新世界的战斗号角，是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的深刻动力。

总书记的讲话，开篇即回答了“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之间的深刻关联。他说：

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总书记说:“在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校园里一路走来，触景生情，颇多感慨。我感到，当代大学生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而正因为饱含感情，方才充满理解与期待，正因为爱之深，方才责之切。

如果把总书记对于当代青年的期待概括为一句话，我认为这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成败与否，端赖这一代青年的奋斗与作为。历史在召唤当代青年，“这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讲话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反复表达了这种殷切的期待：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倍加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

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

讲话中有一处感慨良多、具有史诗气魄的段落，表达了对于“青年”和“青春”的礼赞：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

在此，我就什么是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谈谈自己的看法。

无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从我们民族的历史来看，当代青年都是幸福的一代。他们身体好、视野宽，生长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里，先天条件优越，未来的发展道路也将更为宽阔。不过与此同时，当代青年也有着自己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机缘。

今天的青年人，没有在饥寒交迫中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的经历，也没有经历过勒紧腰带发奋图强建设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饿肚子”对大家而言是极陌生的感受，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温饱”是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特殊际遇之一，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匮乏，而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财富的巨大涌流所带来的压力与困惑。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的世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年青人打算买一辆自行车，而商场的售货员则推荐说，与其买一辆1000多元的自行车，你还不如买一辆2000元的电动车。而当他买电动车时，售货员又建议说，你买电动车，还不如花上8000元买个更漂亮的摩托车。而故事的结尾是——这个年青人最终“情不自禁”地贷款买了一辆最新款的小轿车。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经济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而物质的欲望，则更是一种难以被人所控制驾驭的强力。当今人类，如何学会掌握经济的力量，从而避免陷入盲目的经济危机；当今青年，如何避免被汹涌的物质欲望所控制左右，这需要日常的定力，更需要远大的人生追求和目标。我想，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的、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挑战。

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际遇和挑战，则来自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涂尔干说：一定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感受方式、言说方式，构成了“社会时尚”，表现为“舆论潮流”。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构成了一种客观的环境。之所以说它是客观的，是指它在某种程度上先于青年的成长而存在，“是不以我在这方面的意志为转移而独立地发挥作用的”。从这个意义说，“社会时尚”就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力量”相类似。

涂尔干更进一步指出，与传统社会所崇尚的天真、乐观的风尚相区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尚则是悲观的、灰色的。其突出表现是：在现代舆论中，只有那些愤世嫉俗的言辞才被视为“真理”，在社会行为中，只有那些最标新立异、具有挑战叛逆姿态乃至破坏性的行为才受到追捧；与之相对，健康、向上和乐观的风尚，反而被视为陈腐与落伍。

这种社会病状反映了现代人的际遇，而如何面对它、驾驭它、转化它，则预示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机缘。所谓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矛盾、理性与价值的矛盾，也就是这种机缘的日常展开与“活的运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现代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固然来自于个人独立和创造性的发挥，不过，个性的独立也无时不在地瓦解着人类的集体主义精神乃至共同体意识。在一个高速转型的社会里，那些被从社会共同体中“甩出来”的“个人”，更会感到人生丧失了意义与归宿。在集体感不断丧失的条件下，人们在将一切成就、进步均归结于“个人奋斗”的同时，也会把挫折完全归结为个人和“个人能力”，于是，原来由共同体来分担的社会压力，如今则完全“内在化”于个人和个人的内心。第二，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科学和理性的发扬，但是，片面的理性态度要求我们把世界和人当作完全没有意义的客观物质对象来对待，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化”。其结果，则是造成了一个马克思所谓的完全没有人性光辉的、缺乏意义和价值的“异化”世界。

如何去面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磅礴的经济力量，以及如何去驾驭难以驾驭的物质欲望，正如如何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时尚、鱼龙混杂的舆论潮流——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两大际遇和机缘，也就是今天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际遇和机缘。社会学家涂尔干这样说：当今人类所陷入的苦恼，并不是在经济上更加贫困，而是令人不安的道德的贫困。我们的苦恼不是因为我们的合法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是我们不知道合法的需求何处是止境；我们的追求也不是如何使斗争不再艰苦和使生活更加安逸，而是怎样去“培养人们协调思想和感情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一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总之，给道德性格以力量和能量”。

总书记讲话最强有力地撼动青年人心灵之处，就在于对这种际遇和机缘的直面，就在于对当代青年状况的深刻把握。他说：

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互相激荡，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一时有些疑惑、彷徨、失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今”。

只有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才会有“定力”去克服和战胜那种为欲望和潮流所左右的“热锅上的蚂蚁”的状态，只有“能够在人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有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方才能把握住历史的机缘。

总书记还说，要把握历史的际遇和机缘，就要在勤学、修德、明辨和笃实四个方面下功夫。我个人认为，勤学、修德和明辨这三个方面，正完美地对应着康德所提出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这三个方面。总书记的论述则更为简洁、透彻、明了，故能够使人豁然开朗、瞬间顿悟。而对于“笃实”的论述，则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包括毛泽东“实践论”思想的发扬光大。朱子和王阳明所谓“满街皆是圣人”、毛泽东所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被总书记升华为“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而中国先贤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则被他表述为“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这些论述高明而又平易，绚烂之极归乎平淡，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振聋发聩，又沁人心脾。

只有听懂了，方才能记下，只有落实在行动中，才算是真正听懂了。总书记在关键时刻给北大师生上了人生一课，这一课将使我们终生受益无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践行

总书记讲话的主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是对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如何“践行”，而不在怎么念诵。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价值观问题。中国的近代遭逢，之所以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便是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仿佛已日暮穷途。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华文明自周秦奠基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必须深刻认识到，在这场空前的劫难中，西方所瓦解的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和国力，同时也摧残着中国人的精神和信心，沉重地冲击和瓦解着中国的价值体系。

一切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不可能凭空存在。任何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必须附着于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瓦解，乃是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崩溃、瓦解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沉痛写道的：“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说力持，亦终归于不可疗救之局。”

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首先是指在精神、思想和价值观上站起来，是指国家自主性和人民自信心的重生。而且，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价值观的重建过程，是与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实践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相适应，并建立在这种组织能力的不断加强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乃是表里合一的过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在清醒意识到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的同时，必须警觉地注意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处心积虑地把瓦解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作为其伎俩，以期从内部搞垮我们，使中国重回“一盘散沙”的局面。我们更要认识到，社会价值观上所产生的一切混乱，都是社会组织能力涣散的集中表现。

总书记这样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有着13多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重建社会价值体系要从改进教育入手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必须加强对于青年的教育，当然必须改善我们的教育工作。

总书记说：

我为什么要对青年讲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我们要重建社会价值体系，有必要从改进教育大业入手。有位著名的思想家这样说过，今天的教育改革是指：“教育不仅要努力培养智慧，而且更要努力培养性格，不仅培养观念，而且培养信念。”实际上，一个一流的学者倘没有信念和品格，就会沦为投机分子；而任何一个具有崇高信念的青年才俊，都可以通过忘我的努力成为一流学者。这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倘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简单地定义为复制哈佛、耶鲁，片面地强调培养西化的“一流精英”，这样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仅仅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照抄照搬，这本身就是丧失自信的表现，如果把“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放在了脑后，则什么事情都是难以办得好的。我们的办学方针，永远必须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一流文化知识的劳动者。

而这就是总书记对我们醍醐灌顶的警醒：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抓手

当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靠教育改革是不够的。当民族是健康的、社会是健康，教育就是健康的；相反，如果道德环境是被污染的，教师本身是被污染的，希望青年学生出污泥而不染，那就是一种奢求。实际上，当社会组织能力涣散，集体和共同体意识到处都被瓦解的时候，社会也就丧失了共同的目标，如此便没有一种价值观能够把社会整合起来。

因此，落实核心价值观最为关键的抓手，就在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就在于强化我们的社会组织能力。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低下和落后，这便是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的总结：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恰恰是五百年来西方的战乱和经济斗争，方才锻炼出西方的行会、团体、党派和共同体意识。而中国的家族本位，却不能发展出强大而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梁漱溟的这番结论，恰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到了那个“劳动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出现了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对市场竞争的片面强调，随着对个人主义的片面强调和对个人欲望的自由放任，人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共同体意识淡漠了，人们对于社区、对于职业团体、对于劳动者组织的认同被削弱了。正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下降，正是劳动者组织的解体造成的无组织化的趋势，导致了自私自利的盛行；自私自利盛行则导致了价值观的解体。而一个自私自利、各自为政、无所依归的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无法治理的。如果“多元化”变成了思想、行为、价值观的混乱和莫衷一是，那么，正可谓“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趋势中就蕴含着“一盘散沙”的危险。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价值观问题，关键在于“践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就在于加强全社会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而加强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关键则在于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因为只有具备了、夯实了劳动者的职业操守、组织能力、工作规范、组织纪律乃至集体人格这个坚实的基础，价值观的践行和倡导才算有了切实的抓手。

现代治理的困境表现为：在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之间徘徊。这种徘徊，无视了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社会”。现代社会的组织特征，并不表现为“国家的强制”和“个人自由放任”的两难，因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建立在职业劳动的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有机整体。这种分工与合作、这种具有不同职能的有机整体，才是民主与自由的真正基石。而由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其所针对的就是这样的分工-合作的劳动者社会。因此，正是“职业化的劳动者组织”而非“个人”，作为现代职业劳动分工的产物，才是一种切实的现代社会存在，才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而且，它不仅是经济的细胞，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集体人格；它不仅是一种劳动和经济的组织，也是道德和规范的切实载体。

“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不断弘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主义精神、主人翁意识，只有在分工-合作的劳动者职业团体的基础上，只有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辛勤劳动中，才能形成不同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和组织纪律。只有在这种不同的规范、准则和纪律的基础上，一种全社会遵守的核心价值观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而党是领导一切的”。

“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

这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共同愿景，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不断追求的现实。而它的基础就是劳动人民主体性的不断重建，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形成的坚实的职业伦理、劳动规范和组织纪律。

历史证明，为了塑造我们共同的社会目标，当然没有必要人为地恢复过时的、仅停留在口头上和生活表面的社会形态，但更没有必要凭空创造和想象全新的、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形态。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去寻找新生活的萌芽。这就是：通过不断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组织形式，通过建立和健全切实有力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促使全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开花结果。我们应该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不断去寻找社会团结的方式，为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而奋斗。

我认为，这就是总书记所说的“践行”的深意。

（编辑 楚佳）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围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同时，习总书记就政治制度模式、“普世价值”等涉及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亮明旗帜、划清界限，凝聚了全党的共识，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从新中国的发展历史看，只要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就绝不会放弃“分化、西化”和遏制、牵制中国的政治图谋。在新形势下，我们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场，依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较量，其本质依然是两种制度模式、两种价值观念的斗争与较量。在新形势下，我们要高度警惕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质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等错误思潮的危害，以及上述错误思潮在不同时期的诸多“变种”表现。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重温邓小平关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实践和重要论述，十分有助于深化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蕴含的历史传承、理论接力、定力和担当精神的深刻理解。我们要从中汲取营养，旗帜鲜明地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驳，澄清是非，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形成

稳定问题，是任何执政者难以回避的首要问题。中共从局部执政起，就清楚地认识到，要把政权、社会稳定下来，必须经过长期复杂的艰辛探索和努力，形成一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邓小平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早在1992年1月，他就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72页。以下引用《邓小平文选》处均用volx,xxx体例）。

邓小平的维护稳定思想来源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其主要起源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2] ，并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之路。但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vol.2,332），“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所以没有能够完成”（vol.2,335）。这些问题使我们在建国后未能防止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的浮夸、“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等。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进行了认真思考、探索和实践。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就安定团结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进行了专门阐述，指出“1957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vol.2,44）。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再次阐述了毛泽东概括的目标，并明确指出，“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vol.2,176）。

为了巩固人民的社会主义江山，邓小平根据所处的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把毛泽东概括的“良好政治局面目标”和后来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等思想综合起来，概括凝练，提出了“稳定”的思想。

在当代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努力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争取稳定的内外环境，始终是邓小平高度关注的关键问题。他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从“中国的最高利益”（vol.3,313）出发，形成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凸显，维护稳定作为首要和前提条件被提出来。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vol.3,82）；“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vol.3,286），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借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经验教训、分析应对西方对华“西化分化”战略的基础上，邓小平冷静分析形势，指出“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vol.3,320）。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vol.3,360），“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vol.3,361）。

邓小平以稳定与发展为基础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指导并保障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使我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乱局的背景下，始终保持“风景这边独好”。

目前，我国进入了发展新阶段，更需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3] 。习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4]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5]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将使我们对党的理论发展创新脉络有更加清晰的把握，对习近平总书记“217重要讲话”精神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内在密切联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基本内容

国家制度由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构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的。作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内涵，也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社会稳定、思想稳定等内容。

政治稳定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局、政策稳定，是邓小平关于维护政治稳定的两个支柱。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vol.2,164）。针对当时党内有些人淡化、甚至漠视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vol.2,358）。1980年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在其他条款中将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四项基本原则载入国家根本大法，成为国家意志和不可动摇的治国原则。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邓小平多次讲的关于党的稳定、中国稳定、国际局势稳定等，属于政治稳定中的政局稳定范畴；为了国内的政治稳定，邓小平要求必须做到政策稳定、改革开放要讲究稳妥、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迈得更稳更好等等，是指政治机构和政治运转的良好有序，属于政治稳定中的政策稳定范畴。

经济社会稳定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原则下的经济社会战略稳定、战术稳定，构成了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中经济社会稳定的基本内容，并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作为维护政治稳定，乃至党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工作来抓。

邓小平的经济社会稳定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 （vol.2,319），“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vol.2,191），“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vol.2,178）。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风云变幻冲击下，“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vol.3,371）。

除了从战略上重视关心经济社会发展外，邓小平还十分注意从战术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如，针对经济建设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他预见性地强调要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要注意经济稳定、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等，“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6] 。

思想稳定是检验一个政权是否稳固、检验政治和经济社会是否稳定的风向标，是事关稳定的重要基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外各种势力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推销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最终目的是“和平演变”。邓小平告诫全党要保持警惕，并亲自领导了反自由化斗争。

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vol.3,181），“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vol.3,211）。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198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vol.3,34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任务，1987年3月，邓小平对美国务卿舒尔茨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vol.3,208）。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邓小平提出不能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只能依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vol.3,208）。他也预言，四个现代化实现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人们就会信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

同时，在维护思想稳定方面，邓小平围绕反精神污染、反“一切向钱看”、正确地借鉴和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断；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有统一理想、信念，要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要坚决防止人心涣散。

邓小平关于维护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稳定的三方面内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其中一方面出问题，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稳定。要从各个方面排除一切不稳定因素，以实现整体的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的，“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7] 。

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的主要特点

深厚的历史感

邓小平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混乱、积贫积弱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从国际上一些国家滥服西方开出的“民主”药方所造成的动荡动乱中，洞察到保持稳定是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首要条件。

邓小平用通俗的语言，揭示了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vol.3,244）。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不允许乱”（vol.3,286），“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vol.3,212）。

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都是运动，而且统统都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vol.1,32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强调，“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8]，“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vol.2,251），“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vol.2,25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整顿和恢复各方面秩序等的艰巨工作中，处处从维护稳定大局出发，正确处理了复杂的矛盾，一个全党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开始形成，“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vol.2,159），“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 （vol.2,159）。

习近平总书记在“217重要讲话”中也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9]。

鲜明的时代性

邓小平理论关于维护稳定的思想，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总结和丰富发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努力，造就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是遗存和新出现的问题也，对安定团结局面也构成了挑战。邓小平敏锐地提醒全党，“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vol.2,251）。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动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自由化的核心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 （vol.3,123-124）。针对“西单墙”事件，他强调“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vol.3,379），“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vol.2,252）。

针对西方国家思想文化渗透，邓小平尖锐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vol.3,40），“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vol.3,44-45），“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vol.2,251）。

针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邓小平坚决地指出，“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vol.3,379）。

针对影响稳定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vol.3,199），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改革“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vol.3,113），“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vol.3,364）。

针对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失误和腐败现象，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vol.3,379），“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vol.3,313-314）。

邓小平高度重视霸权主义、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国际和周边国家（地区）局势动荡对我安全稳定造成的威胁。1989年9 月，邓小平与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谈话时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vol.3,325-326）。

针对刑事、治安案件高发，尤其是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频发对社会稳定造成的直接危害，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vol.3,33-34）。

对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体现的这种鲜明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见改、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0]。

宽广的国际战略思维

邓小平维护稳定思想，也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对世界和平的高度责任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vol.2,241），“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vol.3,282）。

在国家关系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界，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本准则。邓小平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vol.3,330）。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和具体指挥下，我国调整了外交方针，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坚持原则、灵活务实的态度，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十分重视中国的稳定对世界的影响。我国作为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的情况如何，会被人们看作发展中国家如何，社会主义如何，世界局势发展如何。邓小平指出，“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vol.3,357），“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vol.3,158）。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vol.3,383）。

如果中国乱了，问题会很大。“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打起来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何谈‘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何止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vol.3,360-361）。

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1989年2月，邓小平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再次强调“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选举，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vol.3,285），“中国就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vol.2,176）。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也强调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共赢、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1]。

深厚的定力和历史担当

改革开放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深厚定力，很大程度体现在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中。“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vol.3,123-124）。

邓小平指出：“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vol.3,379）。当年，面对内外挑战和压力，面对改革开放中的诸多困难，邓小平沉着地告诉全世界，“凡是影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vol.3,286）。1989年2月，他告诉同美国总统布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vol.3,284-285）。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对此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我国国家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总之，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形成于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战略及其新表现掀起惊涛骇浪时的“我自岿然不动”；形成于面对国内外各种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狂潮时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形成于改革过程中触及深层利益带来抵触与阻力时的“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12]；形成于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中慎重而大胆推进改革的“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13] 。邓小平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是斗争经验和治国理政经验的综合结晶，是确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14] 的正确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有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巩固了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鲜明阐述，与邓小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思想中体现出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一脉相承，是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有效治理国家能力的动员令。

[1]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72页。（以下引用《邓小平文选》处均用volx,xxx体例）

[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3年12月26日。

[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22-23页

[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09页

[5]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6] 李捷：《基本路线的确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国当代政治史论稿》（2013年11月），第178页。

[7]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8]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308页）

[9]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第1版。

[1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第1版。

[1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14页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21页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7页

《经济导刊》杂志社于3月29-30日举行了“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经济导刊》2014第5、第6期连续刊登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本期摘要刊登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的发言。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这种偏差折射出我国舆论、思想界的价值混乱和意识形态错位，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势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舆论阵地在相当程度上严重丢失。

舆论斗争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进攻和强势话语，是听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釜底抽薪？还是积极主动地展开话语权之争，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建立中国人的话语自信和话语体系？

是时候我们做出回答了。

李玲：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复兴

媒体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表象。一些媒体出现的问题，背后是党性、人民性、真实性的缺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混乱或者丧失。这反映出我们党思想和舆论阵地相当程度的丢失。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恐怕很难纠偏。一些领导干部对资本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有限的，在大力推行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道经济基础变了，整个上层建筑一定会变的。这是资本规律使然，不是无良商人或无知百姓的问题。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共产党当年是如何成功的。当时共产党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和信念，追求人间正道。共产党先是解决了笔杆子的问题，然后是枪杆子，就靠这两杆子取得了胜利。实际上是站在了精神的制高点，把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80后、90后，包括00后中最精英的年轻人都吸引到这个队伍里来。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打破迷信，打破新的“两个凡是”或“三个凡是”。当年的真理大讨论是打破那两个“凡是”，现在是破除对西方和市场的迷信，这个迷信试图否定前3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两个30年不能割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包括今年“两会”记者会上都还在讲那个古老的故事，说是因为包产到户，农民有饭吃了。我们正在写一篇文章，根本不是一包产到户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小农经济，怎么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但是我们一些干部却是这样的认知。所以，没有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很难争取到比较大的基本面。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权需要一个大的基本面的支持。

怎么来进行这场启蒙运动？回想我们当年上大学时那场启蒙运动，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潘晓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也是从年轻人开始的，包括伤痕文学、人生观大讨论。这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现在怎么做？怎么找这种吸引人，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文章，怎么顺势借力？

历史给了我们机遇，大的环境非常好，比如最近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的应对，包括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等等。怎么把这些事用好，用别人的事来讲我们的道理。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非常值得做文章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功不可没，当年如果没有苏联，哪里还是现在的世界版图？欧洲搞不好早就变成了德国人的天下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做的事，就是怎么抓住国际上的大好形势，顺势借力，把年轻人争取过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者。

国内情况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前30年，特别是对“文革”，怎么来正确认识的问题。现在习总书记讲到前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前30年系统地写一些文章，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那30年，咱们中国真的有很多的创新。

比如我搞医保体系研究，现在国外很多人都说，“我们当年是学的你们中国”。人家都肯定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否定自己。赤脚医生，我们后来把它作为“文革”中极“左”的产物，卫生部发文不允许再用“赤脚医生”，所以现在都叫“乡村医生”。而这个词真的是中国人的原创，你在国外一提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人家就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创造。而且现在不仅在医疗领域有barefoot doctor，还有barefoot scientist（赤脚科学家）、barefoot artist（赤脚艺术家）、barefoot engineer（赤脚工程师）。乔布斯就是赤脚工程师，比尔·盖茨也是。中国人原创的barefoot这个词流传非常广，现在国际大论坛上，这个词非常热。它的意思就是打破传统，不走高精尖这一条路；完全可以非正常地走，用不同于主流的手段来进行创新。

今天回过头反思，我们首先是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然后在国内放弃了话语权。现在很多国际上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们在国内都不敢讲了。我前几天在钓鱼台参加“发展论坛”碰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医疗怎么能marketized（市场化）呢？！并说他要写文章论述这个问题。

2008年以来国际大环境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当年国际上的所谓左派，现在基本上都聚集在环保主义大旗下。其实环保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我觉得是新社会主义、新发展观。国际上有这个力量，我们应该主动借力，靠我们自己完成不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

当年共产主义是席卷人类几亿人的事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绝对不可能是个乌托邦。我们现在自己把话语权丢失了。本来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把握人类发展方向，现在把这些话语通通淹没掉了。

要真正能够把失去的思想舆论阵地夺回来，中国一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是新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必须是国际主义的。这是非常大的历史使命，如果能实现，将是人类的福音。美国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它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现在的经济复苏不是靠市场，完全是靠政府干预，这说明它所谓的市场失灵了。而这次乌克兰事件，实际上代表它“民主政治”的失灵。习近平最近讲到，美国对民主是随意解读的，当年是人权大于主权，今天又是主权大于人权，完全是为我所用，随意解读。

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美国模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从道义上正在走下坡路。那么我们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复兴。中国共产党要高举社会主义这杆大旗，才能真正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话语权。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人间正道。

张维为：打破西方话语神话，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我的《中国震撼》是2011年1月出版的，那年正好发生了温州动车事件。一次我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谈我这本书。谈完之后有个互动，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站起来质疑我：你不知道高铁事故吗？难道这也是中国震撼吗？为什么政府不向人民谢罪？我反问他：你有没有坐过美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英国的火车？有没有坐过印度的火车？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的高铁和动车是研究生水平，美国火车、英国火车是中学生水平，印度火车是幼儿园水平，差距就是这么大。中学生可以批评研究生，但是这个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想赶上也是不容易的。

我还跟他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动车事故是一个悲剧，我们要认真处理，但不管铁道部有什么问题，中国铁路人为铁路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我去过云南、重庆、四川，在那些地方建铁路的难度恐怕超过在整个美国建铁路的难度，可是我们都建起来了。至于铁路事故率，首先这次出事故不是高铁，而是动车，两者是有区别的。而动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上已经安全运行5年了。你要了解一个概念，我们一个春运的铁路乘客量恐怕比德国铁路5年、10年运送的人次都多。这样算的话，中国的铁路当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铁路之一！坦率说，我认为不是政府要向你“谢罪”，而是政府把你“宠”坏了。说真的，我从国外回来，这个感受特别深。

我讲这个事想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媒体出了问题。大量的谣言都有人传，有人信。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出现了多少谣言，秦火火编造的东西，说什么中方给意大利旅客赔偿3000万欧元，也有人信。我看报道，秦火火造谣传谣3000次。我说，在美国你造谣三次，一定抓起来。瑞士更严，造谣一次大概就要抓起来。这就是法治。现在我们讲国家治理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一定要法治，该办的就办，现在抓了几个造谣的，很好。

媒体另外一个问题是以偏概全，到处煽情，严重缺少专业水准和专业精神。此外，市场化驱动，为了抓眼球，增加点击量，负面消息大量曝光，包括主流媒体也受到影响。高铁这么好的交通工具，我坐过很多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但当时许多主流媒体都跟着微博走，微博跟着大V走，丧失自己的判断和立场。当然原因之一是新媒体的崛起，我们一时还很不适应。但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较强势的话语，没有话语自信。你讲道路自信也好，制度自信也好，最后都要体现在话语自信上。

在话语上的弱势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包括很多知识界人士，与西方的情况很不一样。西方媒体和知识分子也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甚至批评得很激烈，但是通过上百年的磨合，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已不再质疑自己国家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而在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解决知识界和传媒界许多人对体制真正认同的问题，这是需要抓紧做的一件事。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就，这些每天都在享受体制内好处的人却天天在骂自己的国家，骂自己的制度，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前些年，舆论场上西方话语忽悠大行其道，否定政府的作用，否定国企，等等。有时候我真想问问主张彻底市场化的那些经济学家，你那个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究竟是哪个国家？不就是美国吗？但是美国现在出了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问题，老百姓资产减少1/4，过去15年大部分人收入没增加，这个模式怎么可能是个好模式？说私营经济一定就好，华尔街那些祸国殃民的机构全是私营的，日本核事故背后的东电也是私营的。很显然，把这个问题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是不明智的。瑞士是市场经济，也有很多政府干预，农业有政府干预、建筑业有政府干预、银行业有政府干预。

我问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一个朋友，他说“文革”前全国就复旦大学一家有新闻系，现在保守估计全国有1000多个。这么多的新闻学院，门槛不是很高，真正质量好的也不多。新闻学的理论基本上来自西方。我对媒体是外行，但我认同这样两条真理：一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新闻媒体享有绝对权力也一样绝对腐败。当然这里“腐败”这个词是泛义的。所以也要有某种力量来监督媒体。

第二条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道理，就是实事求是。做任何报道，政府做对的你就说它对，做错的你就说它错，这就是实事求是。为什么做得好的也要批评，为什么负面报道才是好的？就像去看望病人，你可以说他不行了，还有3个月就要死了，这是一种方法。你也可以说，即来之则安之，好好医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对同一件事的主观价值判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用实事求是的方针来指导媒体，所有事情都可以说清楚。

所有这些问题中，现在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话语建设。所以我很欣赏潘维教授这本新著作《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用中国的话语来写。我自己也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能老是解构，解构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打破西方话语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多次提一个观点，叫做建构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全面就是能够解释中国的成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强势是因为西方现在针对我们的话语，包括国内自由派骂自己国家、自己制度的话语，都是西方比较强势的话语。我们可以强势地与他们辩论，这是没有问题的。坦率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要让普通老百姓能听懂，让老外也能听懂。他不同意不要紧，我们可以讨论、辩论，但是要让他听得懂。

中国话语建构需要民间、学术、中性的话语。民间的话语比较接地气，学术的话语比较讲道理，也比较中性一些。我充分肯定官方的话语，但它应该是一个大话语体系，要有民间、学术、中立的话语，是一个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统一战线”的话语。这个话语要让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对社会主义有一定怀疑的人，听了之后都觉得有道理，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我对中国一直很乐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用英文发表文章。现在回过头看我20年来那些文章，还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些老外们，你真的把道理讲出来，他反而服你。我曾经挖苦自由派旗舰杂志Economist（《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我在国外时订阅了15年。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么多年来对中国政治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你们对中国政治的预测，也就是C-的水平。结果他们反而有时候引用我的观点，说明他们也认为，我的有些批评是到位的。

如果按国际主流经济机构的预测，包括世界银行，主要有两个估计：一个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五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按世界银行根据PPP的最新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今年就超过美国。另一个是按外汇汇率计算，10年左右时间中国将超过美国。前一个差不多是奥巴马的任期，后一个是习近平的任期。所以我说，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也大致有个5-10年的框架，在中国经济规模总量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这个大话语体系也应该建立起来。

比如我已经写出来的、对西方话语一些对应的表述，西方讲民主与专制，democracy vs. autocracy，我用的是良政与劣政，good governance vs. bad governance。西方讲选举，一人一票，我就讲选举加选拔。你是election，我是election + selection。你是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我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你是市场经济，我是混合经济，具体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可以往下说，比如西方讲国家与社会对抗，我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样一点点来做，人权、自由等概念，都是可以梳理清楚的。在西方长期生活和考察给了我一个好的视角，从经验层次已经可以解构他们所有的东西。他说他的法治好，我就说你的法治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说中国的法治建设要防止你们的这些问题，包括法条主义，等等。

我上个月随一个代表团出访欧洲，我们见了比较右的党团，也见了比较左的党团，包括德国的左翼政党。他们问的最多的就是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说，你们加入WTO，WTO是资本主义阵线，你们进去以后怎么可能适应？我说，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之一。我研读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觉得邓走的是一步险棋。这样大规模的开放，在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灭顶之灾。但在中国，邓始终坚持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有这两条之后，不管怎么样，先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即使出现偏差也有办法纠正。所以你看，《经济学人》一篇讲民主的文章也感叹说，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建立起来了。美国几十年都做不到的，中国这么快就做到了。虽然我们的起点比较低，但是我们做到了。大部分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是满意的，满意度远远高于美国人。最新民调显示，3/4的美国人不满意其国家走向。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现在西方话语的影响太大了。我回国以后感触也很深，很多讨论完全是西方话语。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在人们已经接受的西方话语的基础上超越它。你没有受过西方话语的教育，也许还听不懂我这个话语；你接受过它的话语洗脑，反而给理解我们的新话语打了个基础。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气派来做这个事，而且是有可能做成的。

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已经比较熟悉《观察者网》，是我们上海春秋研究院办的。才短短两年时间，每天的点击量已达到上百万，每天访问网站的独立IP已有25万左右，早就超过许多大报的网站。它之所以增长很快，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家没有的东西。例如，我们抓住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持高度肯定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话语，我们叫中立的、民间的、独立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说官话套话，但是有好的文章我们也转载。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作者群，每天都有5-8篇原创性的文章。另外，我们形成了一支队伍，年轻人为主，80后、90后，也有少部分70后。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大家有共识，一起做事业。大家干得很来劲，是有精神的，是可以作战的。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编辑  楚佳）

5月14日，官方披露，历经10个月，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涉嫌行贿等案件侦查终结，日前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从2013年6月28日长沙警方最先爆出葛兰素史克受贿案，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详细披露葛兰素史克的行贿案情，再到今年正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舆论场并非一致性地声讨行贿者和受贿者，反而出现了分化，部分媒体和网络公知将议题牵引至所谓“体制问题”和“天朝土壤”，对中国的医药生态和医药制度、及外企在中国的生存环境进行不实评述，从中折射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

舆论议题分析

根据社会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X-GOT）的统计，从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27日，共有涉及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涉嫌行贿案的相关新闻258000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94660则，博客文章18940篇，微博主帖近30万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累计参与讨论网民达40万人次。

课题组利用舆情软件对舆论议题予以梳理和聚类，如图1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图1 舆论议题分布图

第一类，葛兰素史克涉嫌行贿案进展的相关报道，此类议题约占总量三成。

2013年6月28日，长沙警方官微“长沙警事”曝出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高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引发舆论关注。7月11日，公安部授权媒体权威发布《公安部:葛兰素史克(中国)部分高管在华行贿受贿被立案》，已对GSK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葛兰素史克涉嫌行贿案的媒体报道达到第一次高潮，典型如新华网的报道《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高管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中国经营网的报道《葛兰素史克员工或被拘 跨国药企成“惊弓之鸟” 》等。

2014年5月14日，官方披露葛案侦查终结，引发舆论关注的第二次高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葛兰素史克涉商业贿赂案侦查终结已移送审查起诉》、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已移送检方起诉》，引发高频转载。

第二类，对医药反腐、医疗制度改革、医药行业潜规则、政府部门作为等内容的评论。包括媒体的评论文章，网民或者意见领袖的原创博文或者帖文，此类评论约占总量的三成。

对政府医疗反腐的支持。如新华网的评论文章，《葛兰素史克案释放了什么信号》认为，GSK案彰显了中国依法治国的决心与能力，释放出中国向商业腐败等不正之风开战的信号，并对“替罪羊”说法进行辩驳：“去年葛兰素史克案刚刚曝出时，一些外媒曾抛出‘中国当局试图转移民众对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注意力’等荒唐言论，暗指中国将跨国公司当成了‘替罪羊’。如今真相大白，谬论不攻自破。”

意见领袖鲁宁的博文《“入乡随俗”论难为葛兰素史克开脱》认为，一些“奇谈怪论”如“入乡随俗”论、“中国医疗体制扭曲”论等均不能为葛兰素史克的劣迹开脱。税务监管部门、工商监管部门、药监部门和药价监管部门在葛案中集体渎职，要铲除包括GSK在内的在华跨国公司的种种见不得阳光的斑斑劣迹，最有效的第一步是把他们置于阳光下“暴晒”！

乌有日刊的帖文《葛兰素史克：中国买办经济的活标本》认为，该案体现了中国现代买办经济的核心：外资企业不给在华分公司核心技术，利润大头汇往外国母公司；“造不如买”、“市场换技术”成空谈；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危及人民利益和民族产业；官商勾结。

意见领袖刘仰的文章《全球医药行业“巨无霸”遭中国调查的背后》指出，千万不要以为国外跨国公司、世界著名企业、几百年老字号等令人炫目的名头就一定不会采取贿赂等手段。那种在崇洋媚外思想影响下，以为只有中国坏，外国都是好的预设前提，将严重阻碍中国医疗体系的健康发展。

对中国医疗体制的反思。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周蓬安在博文《葛兰素史克成推进中国医改的“功臣”》中指出，“行贿门”揭穿了“皇帝的新衣”，让药企“回扣”的真相暴露出来。因此，葛兰素史克必将成为推进中国医疗改革的“功臣”。

再如网民克立兹鸠的博文《十问：GSK事件的十个为什么？》，作者针对葛案中的现象提出种种质疑，如“中国医药市场的贿赂潜规、虚高药价、利益黑洞靠‘冰山一角’的打击就能‘药到病除’？”。

对监管部门不作为的质疑与抨击。如网民@蓝天碧海166称，强烈谴责葛兰素史克欺诈中国百姓的行为，但究竟谁应对此负责？物价部门干什么去了？药监部门干什么去了？那些医院领导，医生为何如此胆大妄为，贪得无厌，公然接受贿赂？建议我国将葛兰素史克赶出中国并处以重罚!

第三类，聚焦葛兰素史克行贿术、GSK的相关回应。此类议题约占两成。

侦查终结的消息立即引爆舆论，价格的悬殊差异为GSK获取巨额利润，成为诸多媒体聚焦的议题。如《新京报》的报道《葛兰素史克捞金术起底：15元药品来华卖207元》传播最广泛，将GSK“招术”总结为“转移定价”和“黑金营销”：同一药品中国内地出厂价是韩国7倍，为让医生多开药，借“讲课费”行贿。报道引用GSK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的供述，直指GSK的这种做法不仅大幅提高进口药品价格、获取巨额利润，并将应当在中国境内产生的大部分利润留在境外，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GSK官网发布《葛兰素史克就中国调查的评论》，引述公司发言人的表述称，“今天我们与公安部进行了会面，期间他们向我们通报了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调查的进展。我们非常严肃对待这些指控”，云云。此外，华尔街日报等外媒5月28日报道，葛兰素史克周二（27日）表示，该公司因涉嫌商业行为刑事犯罪，目前被英国欺诈重案办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调查。

第四类，要求严惩受贿人，该议题约占一成左右。

与去年7月事发时一致，部分媒体坚持发出“严查受贿者”的呼声。《北京青年报》的文章《葛兰素史克贿赂案也要严查受贿人》直指，对受贿对象有意无意地顾忌和袒护，只会助长药品商贿“潜规则”大行其道。《经济参考报》的文章《葛兰素史克贿赂案不能到此结束》呼吁，国家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额和对象之多，不应该成为GSK贿赂案件查办过程中的侥幸者和漏网之鱼。此外，网络上的该类声音也较为普遍。

第五类， 其他，该议题约占一成左右。

2013年7月，乌有日刊的帖文，指出葛兰素史克能够长期屹立不倒，其在政界牵线人尤其值得舆论关注，据2005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旧报道，该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是李某。对此，李某发表声明，引发转载与网民热议。此后，观察者网曝出《“葛兰素史克”成敏感词？搜索引擎屏蔽部分搜索结果》，并配有相关截图，提出疑问“葛兰素史克到底触到了哪根‘红线’？”。

另外，也有少数媒体关注原研药的定价问题，如《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葛兰素史克7倍价差乌龙背后：外资原研药超国民待遇》，由“7倍价差”论所引发的关于跨国药企原研药高定价问题被再度热议，对此，医药行业协会分析人士指出“也许‘将错就错’，反而能顺利解决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原研药单独定价问题。”

舆论阵营分析:网络公知 VS.网络“自干五”

在葛兰素史克行贿事件中，舆论出现明显的分化。一种声音支持政府的起诉，谴责跨国公司的此类行为，认为应该掀起更猛烈的反腐之风；另一种声音则认为葛兰素史克是“南橘北枳”，真正该为此事负责的是政府和体制。此外，李某曾在葛兰素史克担任公共事务部总监一事曝出之后，迅速引发舆论热议，成为该事件关注度极高的一个衍生话题。

表1 舆论阵营分布

谴责葛兰素史克、支持彻查贿赂案的声音

@司马南在微博中写道，“曾几何时，盛传的神话是跨国公司行为规范，不屑于蝇营狗苟，不屑于鸡鸣狗盗，不屑于像中国土鳖公司那样行贿使钱。而事实如此打脸，葛案让人窥见跨国公司的卑鄙下流与能量巨大。葛案并非个别，多少名门之后为公司高管，多少高官与之眉来眼去，又有多少跨国公司已透浸中国正敲骨吸髓！”

@菏泽巨野县法院发表微博【揭开进口药价畸高之谜：巨额贿金转嫁中国患者和财政同受其害】，指出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和严厉的处罚来维护法律权威，否则等于是对腐败的变相激励。

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干部@老辣陈香表示，“希望‘葛兰素史克案’届时能全程公开直播审理，要铲除包括GSK（中国）在内的在华跨国公司的种种见不得阳光的斑斑劣迹，最有效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它们的斑斑劣迹置于阳光下曝晒！”

在此次事件中，不仅主流媒体、政府官员与进步学者，也有许多普通群众加入了支持彻查葛兰素史克贿赂案的行列。他们自称“自带干粮的五毛”，即“自干五”。“自干五”在网络上是清醒、理智、客观、中立的代名词。聚集在这个名号下的网民人数保持稳步增长，在此次事件中也可见一斑。

@阜外医院心外科杨贵博表示：“完全支持国家查处GSK，但是查处不应止步，请给民众一个交待：GSK是怎么定价的？是怎么被高价引入国内的？是怎么审批的？要不还会有接二连三的GSK来搅乱中国医药市场。”

@云岚leila表示：“GSK中国这事儿终于被送检待起诉了，以行贿手段损害中国患者利益和国家财政利益的性质变不了。该把所有利益链相关人员进行公布处理，所有相关企业的产品定价降30%。这样的话医药环境能干净三五载。”

@萨拉_Anita则指出：“GSK不是贿赂最多也不是唯一贿赂的，从被调查后，不少外企都开始整顿和重视合规，可见钻制度空子程度不一而已。另外应重新审视我国医药行业的监管和审批制度，调查权力过于集中的那部分人。”

抨击政府和体制问题的声音

部分公知依然利用任何机会，对所谓“体制”予以攻击。

@老徐时评发表微博：“葛兰素史克涉嫌商业贿赂案件持续发酵，医生找小姐都可以报销，曝光的医药行业黑幕触目惊心，从药监局到医院各级领导，哪一个环节都不干净。这些人赚取的高额利润，其实是饱受病痛折磨患者的血汗钱保命钱。医生本是白衣天使，现在却沦为欲望的奴隶、金钱的魔鬼，把病人当成待宰的羔羊。这一切都是谁之过？”隐隐指向医药体制问题。

@杨子评发表评论称，“并不是国人天生就容易贪污受贿，也并不是中国企业家生来就是行贿者，葛兰素史克以及很多在华国际著名企业就是最好的例子，天朝土壤——制度才是造成好人变坏的根源”。

@罗崇敏也认为，葛兰素史克的行贿行为也是中国药企的普遍行为，是整个体制环境出了问题。“鱼死不鱼病，是塘染!”

@急诊室故事称，“摆明了想把GSK赶出中国的节奏，不考虑以药养医的体制问题，好像中国只有GSK在做那些事一样，GSK不这样做了，其他还不是照样” 。

@友悦表示：“葛兰素史克的药品定价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应该问责政府相关部门，假如事先不知国际价格说明不称职，假如明知高于国际价格仍然批准则应追查原因。至于该公司去贿赂医生和医院及相关专业协会属于派生问题，定价才是根本问题！”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调查葛兰素史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拿一家外企“开刀”，借以保护国企。如凯迪社区一篇名为《葛兰素史克事件的一句话总结》的贴文称，“打击外企，转嫁危机，以便于保护国企！手段谈不上高明，但非常有效！”对此，网民并不认可，如@卷猫猫醒了表示：“外资在国内犯法，不能管吗，不可以管吗，还当中国是殖民地呢？”

关于李某的争议

2013年7月16日，乌有日刊发表文章，称据2005年《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旧报道，该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是李某，并指出“葛兰素史克能够长期屹立不倒，其在政界牵线人尤其值得舆论关注。”

此事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韶管难友（账号已删除）、@二十九亩田等微博账号又进一步指证李某在北京市内拥有两处豪宅。

7月26日，李某在凯迪网络上发表声明，否认涉及葛兰素史克案及拥有豪宅等。

《新京报》支持李某辟谣，刊发评论《那些网络谣言和“阴谋论”是怎么来的》称 “某些人或机构也是谣言的推动者。在一些事件当中，他们先入为主，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嫁祸于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别有用心者利用一个新闻热点事件，散布谣言，干扰社会舆论对热点事件的共识，甚至将事件的处理政治化”。

对此，诗人@林岳芳批评《新京报》：“一家以制造新闻（谣言）在中国名闻遐迩的媒体，也会怒斥网络造谣者？”

2014年5月葛兰素史克案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之后，仍有不少网民对李某提出质疑。如@醉鬼说傻话：“虽然你曾声明‘于2009年已离开该公司’，但那不过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把戏！没有你的庇护关照，该外企何以如此贪婪嚣张？！”

@衷心拥护DZY则写道，“李某2007年底离开葛兰素史克，一年后的2009年1月葛兰素史克就开始大规模行贿”，“李某2007年底以前可是葛兰素史克公关部高管，公关部是干啥的，不用解释吧？”

由此可见，网络公知和网络“自干五”之间围绕葛兰素史克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揭露与维护某个权贵集团的斗争。某些占有优势资源的媒体试图通过设置议题、发动网络动员的方式来打造舆论、蒙蔽群众将越来越难以得逞。

境外舆论分析

作为一家总部在英国的大型全球企业，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案件也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西方媒体都在其中文网站上发表了评论，论调以为葛兰素史克辩护为主，指出中国对跨国企业的政策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宽容，力图“妖魔化”外企在华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他们也观察到了新一届领导对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福布斯中文网发表《GSK行贿案：中国官方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文中辩称，“中国医疗系统已经不知不觉地孕育出了一个畸形的环境……不管怎么称呼它，我们所确认的一点在于，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经济寻租行为是由经济现实所迫，而非道德败坏所致”。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中国应在医疗行业“治本”》，称“中国打击腐败和企业不良行为的运动经常被指责专门针对外国人，而对国内违规行为视若不见”,并进一步提出，“如果他们希望根除违规行为，他们的眼光不能只停留在大企业身上，而要去解决医疗行业的一些缺陷。执法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必须消除不当行为的强大激励”。

同样出自《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国通过GSK案发出的警告》认为，其实GSK的行为远不像其本土竞争对手或一些外国同行那么恶劣，但中国当局似乎将GSK作为典型来“杀鸡给猴看”，目的是遏制一些更为极端的腐败案例。这是中国官方针对在华外资企业做出了一个公开声明：中国对待他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本届政府对腐败的容忍度要低得多。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5月14日引述专家的话称，指控葛兰素史克公司前中国区负责人的不寻常举动表明，中国为整顿药品市场以及为遏制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贿赂行为而做的努力，会越来越多地把外国高管纳入政府的视线中。这件事也表明，中国不惮对外国高管施以重拳。

《财富》中文网的《葛兰素史克行贿丑闻继续发酵》提到，中国官方的调查称，商业贿赂贯穿了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整个运营，也大幅推高了其药品在中国市场的成本。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起诉葛兰素史克中国区当时的负责人、英籍高管马克锐。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计划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来打击外国高管的腐败行为。

《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外媒：中国医疗腐败 葛兰素史克或成为替罪羊》指出，自案发以来，葛兰素史克公司多次承认在中国的错误行为，但这显然并不妨碍外国媒体为其开脱。BBC驻上海记者14日撰写评论称，该案“肯定有部分政治原因”，“中国医疗行业充斥着腐败，低收入的医生、官员和当地药品供应链无一例外，葛兰素史克可能是替罪羊”。该记者还称，“外企是中国反腐行动中最容易被打击的目标，而选择一家英国公司更加诱人，考虑到中国对英国首相卡梅伦2012年会见达赖喇嘛的愤怒”，“如果中国不能举出更多证据，这将成为英国现代对华外交的一课”。

西方媒体的报道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中国不应因几篇负面报道而动摇，一定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维护自己的政策。

舆论阵营分化的背后

葛兰素史克案是外资企业在华不当商业竞争、与权势阶层勾结腐败的缩影。仅在医药领域，如强生、赛诺非、诺华、雅培、罗氏等，均被网络或媒体爆出存在类似的商业贿赂行径。

值得关注的是，已被高调立案侦查的葛兰素史克，在去年至今年的舆情发酵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如关键词被屏蔽、讨论被删帖、公知为之声援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媒体阵营的分化和网络阵营的分化，也说明舆论阵营分化的背后，是权力系统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与分裂，这也导致了舆论场斗争的日益公开化、尖锐化、白热化。

在GSK案件中，哪些媒体为中央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叫好？哪些网民积极支持反腐倡廉？又是哪些媒体故意将舆论导向为体制土壤的“病入膏肓”？哪些大V跳出来为所谓政府高官卷入案件辟谣喊冤？本舆情分析有力地勾勒出当前利益集团斗争的版图与格局。

随着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有关部门应当掀起新一轮的主动宣传战役，给舆论场一个尘埃落地、不容置疑的定论；同时，不仅“杀鸡儆猴”，在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惩治力度方面还要再出重拳，更好地凝聚民心，收获民意。

国际话语体系中讨论问题框架的置换

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的某些人，尤其一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一点在对美国的理解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更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跟官方互相较劲，你跟我急我就跟你更急；你越批评美国模式和西方“普世价值”，我就把美国模式更加理想化，把“普世价值”更加神圣化，从而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很典型的文化领导权旁落的表现。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上是有一定文化领导权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指着美国鼻子说，你们对本国的黑人如何如何，你们的人权状况有待改善。当时，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话语体系或两种“普世价值”，以及背后的两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对立与竞争。然而，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言，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的建立，战后国际话语体系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被置换成了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在民主和专制的二元选择面前，民主有着不言自明的道义制高点，而民主又被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样一来，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就成了唯一、当然的“普世价值”体系。

毋庸置疑，在这一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媒体和学界是最主要的场域。

随着讨论问题的框架被置换，讨论问题的词汇自然也被改变了。在这方面，国内媒体和学界比西方更有过之无不及。在我熟悉的西方批判学术界，诸如“意识形态斗争”、“资本主义”、“阶级”这些词，现在都还常见。但是在国内的语境下，这些词汇却变得特别刺眼。比如我的一篇文章在某大学新闻学院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过程中，审稿的编辑一定要我把“资本主义”改成“市场经济”，“阶级”改成“阶层”。

“新闻自由”诉求不等于人民的表达权利

我们需要在以上国内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下理解当下的“新闻自由”话语。在这一语境下，“新闻自由”不仅是占据宪法和道德制高点的理所当然的原则，而且不言自明地意指：（1）新闻报道不受政府干预；（2）开放媒体市场，允许私人办媒体。这样一来，只要中国的媒体还是国家所有，只要中国不开放私人媒体，那就没有新闻自由。

泛泛而谈，就像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自由也是个好东西。但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什么？对此，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是为了民主自治和实现全体人民的表达权利。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公民的表达权利都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媒体不受党政权力控制、开放媒体市场和实现媒体私有化。在“新闻自由”诉求与人民的表达权利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和鸿沟。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本来是有一套新闻自由理论的，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新闻自由观。这个理论认为，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过程包括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人民”的名义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包括了在宪法序言中所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语境中，“无产阶级新闻自由”首先被定义为，新闻机构摆脱国内外私人资本控制的自由。

我在此指出这一点，无意重构“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理论，而是通过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具体历史实践的相关讨论，加深对新闻自由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话语霸权。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了中国“新闻自由”言说的理论和世界历史及现实的参照。

例如，我们的新闻教育至今还在用美国冷战新闻学中最富反共色彩的教科书，即斯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实际上，早在199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最后的权利：反思报刊的四种理论》（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该书从学术角度将《报刊的四种理论》批得体无完肤。然而，这本美国当代学者的批判之作在中国被视而不见[1]，而《报刊的四种理论》至今仍被列为经典。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新闻媒体的自由？

任何一部宪法都明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但这并不等于新闻界的自由，更不等于私人所拥有的已经成为跨国财团的媒体机构的自由。当下流行的“新闻自由”言说有意无意混淆了两个相关但并不一致的自由主体：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作为特定社会组织机构的新闻媒体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没有明言保障新闻机构的自由。这里的作为个体的“公民”概念如何与宪法序言和总纲中作为国家主体的集合性的、有明确阶级含义的“人民”概念相衔接，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下的舆论中，新闻机构的自由似乎成了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言论自由的同义语。当然，由于新闻机构从事言论表达和出版，其自由可以被认为是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延伸。但是，无论是相对于作为集体的“人民”还是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表达和出版自由，媒体机构的表达和出版自由都是延伸性的或从属性的。

虽然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在一个社会成员对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里，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公民——即宪法序言和总纲里的“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又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媒体不但为党和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财政支持，不从事任何商业牟利活动。但过去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和媒体自身变成了利益集团，随着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

广告资助媒体是“经过算计的自由化”

西方把公民出版自由的实现途径定义为个体公民自办媒体的自由。而这种媒体又按自由主义模式被定义为私人公司拥有的，以广告为支撑、以营利为主旨的媒体。如此，没有能力拥有媒体或成为广告商的广大民众在媒体上的表达权利，包括这些媒体所雇佣的新闻工作者的表达权利，就会从属于媒体所有者的私人产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权力，从而导致少数“豪民”或“豪民”阶级劫持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此相关，广告支撑的媒体市场不是按“一人一票”的民主逻辑运作，而是按“一元一票”的“钱主”逻辑运作的。传媒资本与广告商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低消费能力的劳工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媒体注资和投入广告费用。

然而在国内，包括媒体政策部门、学术界和主流舆论界，普遍存在一个认识误区，把媒体的市场机制理解为政治上中性的经济化约主义。更有甚者，媒体市场中的消费者被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这是典型的市场民粹主义立场。

纵观西方新闻史，从党派媒体到市场开放下“自由”媒体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英国报业史。

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其意识形态统治过程中，曾经面临一个“疏”和“堵”的策略选择。面对政府的垄断经营和高印花税政策，正在崛起的英国工人阶级出版非法报纸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英国议会就此展开辩论：如何最有效地把工人阶级的报纸打压下去。保守派主张“堵”，增加印刷成本；自由派、改革派则主张“疏”，放开媒体市场。结果，改革派占了上风。放开市场后，那些为工人阶级说话的报纸因为没有广告商的支持，“自然而然”地渐渐消失了。这也就是说，广告资助媒体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是一种政治选择，英文叫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即经过算计的自由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工人阶级的媒体，而资产阶级也正是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来巩固其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

关于这个问题，著名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Media and Power）一书中有深刻分析（这本书在国内早有翻译）。卡伦引用了英国报业史上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拥有474万下层劳工读者的激进报纸《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而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意味深长的是，这份报纸的读者人数比另外三家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报纸——《泰唔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读者总人数多出将近一倍。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是内在于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机制的媒体的阶级倾向性问题，与商业化媒体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立场还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一旦媒体是由广告商资助和被纳入市场化以及资本化运作的轨道，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也就体制性地建立起来了，这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政治倾向性能够左右的。当然，媒体所有者和从业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很重要。比如，当下国内一些媒体和网络在报道“八卦新闻”和负面新闻时，是有强烈的主观选择性的。在西方具体的媒体运作中，内在于商业化体制和市场机制的资产阶级倾向性往往与媒体所有者和从业者的主观意识形态相辅相成，从而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

美国媒体改革家：新闻应该成为公共产品

令人深思的是，在国内的传媒政策界和学术界，不但有很多人在抽象地讲放开市场等于更多的媒体自由，而且还有不少人天真地希望通过“占领媒体市场”来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事实上，如果中国还希望建立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还希望坚持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的言说，共产党在媒体治理体制和机制问题上，就不得不认清和面对这一现实——如果让媒体走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之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和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建立。

某些人以为占领了媒体市场就能建立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认识，表明新闻媒体界思路的不清醒，其最终结果将使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中国改革最终南辕北辙。

实际上，即使是在美国，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二百多年前出现的个体出版商已演变为全球媒体和互联网巨无霸，有关新闻自由的讨论早已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被强势私有媒体集团所劫持，成了它们反对立法机构以实现公民传播权利和社会自治名义促进媒体制度民主化的挡箭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在美国的法理辩论和法院判决案例中一直有不同的解读。其中以自由主义学者亚历山大·迈克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为代表的“大多数立场”强调，第一修正案是保障每个公民都能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立法，而不是保护媒体产业拥有者的立法。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1969年著名的“红狮”（Red Lions）案，明确体现了公众利益高于广播电台拥有者利益的原则。杰洛姆·巴伦（Jerome Barron）这样的知名法学者，则强力倡导把这一原则延伸到报业。

在当下西方学术讨论中，新闻自由原则已被认为是更好和更广泛的公民传播权利概念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涉及一系列以实现民主自治为目标的公民权利，包括新闻机构作为社会公共舆论机关相对于政府的自由，同时也与其他一些对立的权利相平衡，如名誉权、公正审判、国家安全等。它不仅包括公民对多元信息的近用权和对媒体报道的回应权，而且包括弱小声音被听到的权利。同时，它也考虑群体利益，关注经济文化不平等这一现实因素对公民平等、有效地实现自由表达权利形成制约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媒体的深层危机和互联网领域出现的极端商业主义和垄断控制现象，美国还有更为激进的媒体改革建议。今年初，著名媒体改革家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在一篇文章中就建议，新闻应该成为公共产品。既然大型网络提供商和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本身就不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特定国家政策的产物，它们就应该像美国的公路系统那样，成为公有或非营利的机构。这种激进的新闻改革言论有很强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时至今日，国内新自由主义学者过滤进来的西方“新闻自由”理论，还是美国冷战时期最具反共色彩的新闻自由理论。

特定的“新闻自由”可能劫持人民的表达权利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带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闻自由”诉求，可能会劫持人民的表达权利。一方面，它可能被业已商业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媒体机构所劫持，从而使“新闻自由”变成媒体机构的自由；而媒体机构则以公民自由之名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进而谋取一己之私。另一方面，在国际语境下，“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所宣称的“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自由”的话语所劫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想通过对思想和舆论领域的干预来重建文化领导权的努力，失去任何意识形态和道德制高点。

不可否认，在中国目前语境下，把“新闻自由”定义为新闻机构相对于党政权力机构的自由有其针对性。而如何阻止媒体公权力的官僚化以及事实上存在的新闻公权私有化倾向，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但是，重建媒体党性和人民性一致性的理论和制度设计想象，不应陷入非此（现状）即彼（新自由主义化）的二元选择。媒体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未必是人民传播权利的实现，反而会让本土与跨国资本假自由之名，抢占本该属于全体人民的社会传播空间。天真地期待媒体机构与国家分手，并通过市场逻辑的运作成为监督国家的“第四权力”以及为民请命的“包青天”，既忽略了更深层的传播政治经济分析，也可能掩盖媒体机构本身与广大民众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当下，媒体表达权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实际分配非常不平等，不同社会个体的表达能力也极不平衡；媒体机构本身已被商业化，并在此过程中催生了既得利益群体，而新的资本拥有阶层也已形成。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非党政机关的权力保持警觉，包括资本拥有者和媒体管理者的权力。尤其是对这两个权力及其舆论代言者在“新闻自由”名义下将公有媒体私有化的动机要保持警觉。在讨论媒体机构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应该讨论民众对媒体机构的监督权和近用权，更应该讨论如何使全体人民更直接、更有效地实现自由表达的权利。

中国在国际意识形态场域要敢于说话

在当下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强势跨国媒体集团不仅希望把整个世界变成其资本积累的场域，而且希望根据跨国资本的利益传播单一意识形态，甚至通过制造新闻来影响他国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自由”必然事关国家主权。而在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以下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个主权国家是不是应该放弃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节制资本”——包括境外资本这一强大构建性力量——的任何手段？

英文有个词叫national control，就是本国控制。在这一点上，美国往往寸土不让——这在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到美国投资所采取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强硬手段中可见一斑。在当下西方针对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攻势中，“本国控制”这个词被等同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和一党新闻专制，而美国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自由”话语，则成为它在国际信息传播政策层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锐利武器。

与此相关，中国媒体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往往不敢鲜明发言，不是唯西方舆论马首是瞻，就是主动退让或沉默。我曾经比较过半岛电视台、CNN、BBC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闻节目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报道。其中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是，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坚信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错的。明明这个资产阶级的大代理人在这样一个场合公开承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金融资本主义失败了，可是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却把这样的重大政治新闻进行了“莫名其妙”的淡化处理：不仅把这条新闻放在整个新闻节目的最后，而且在一分多钟的新闻里，还将格林斯潘描述为权威人士。我奇怪：为何我们的编辑记者如此深陷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不可自拔？

与之相反，半岛电视台以头条新闻的显著位置、用了五分多钟时间让格林斯潘暴露自己。如此客观真实报道，半岛电视台当然就赢得了西方有头脑的观众，也就是中国软实力追求者们梦寐以求的西方“主流”受众。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如果不希望自己用于“软实力”建设的投入落得“打水漂”的结局，中国媒体就必须在国际意识形态场域有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应该在国际电信联盟等世界信息传播治理体系中敢于说话、善于说话。这不仅意味着首先要了解人家的游戏规则，然后去改变这些游戏规则，而且要超越国家利益的话语，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话语在世界舆论场上赢得道义制高点。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新闻自由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言论表达的自由，而在于谁的自由——是媒体拥有者的自由，还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谁的需要——是商业牟利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还是人民言论表达的需要？在一个资本主导的世界里，表达自由是被阶级关系构建的。今天，在对信息化资本主义所深陷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进行反思的时候，如何实质性地把民众的表达自由原则贯彻于一个新旧媒体相互融合的传播体系中，是美国维系和深化民主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同时，这也是中国在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划时代的体制和机制创新，走出一条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促进世界传播民主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任何鼓吹媒体和文化产业不仅能赚大钱，而且还能打赢意识形态战争的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就是痴人说梦。

（编辑 楚佳）

[1]汕头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翻译出版了《最后的权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危机阴影，温和复苏态势日益明显。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显示出其对实体经济复苏的信心；欧元区经济出现曙光，GDP增速由负变正，开始摆脱持续衰退的泥沼；新兴经济体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整体增速依旧快于发达经济体。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特别是各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结构性改革压力在一些国家甚至更加凸显。这也决定了全球经济改革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我个人认为，要把握好三点。

把握好经济结构调整这个关键环节

结构调整是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复苏的根本途径，决定着经济复苏的后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以及在全球经济基本循环中的定位不同，面临着各自的结构性问题。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储蓄率过低、高福利及消费过高的经济模式，产业空心化：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盲目过度发展，过度杠杆化的金融结构，高赤字、高政府债务率的财政结构等。而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大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各国对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作用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过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激发增长动力，成为各大经济体应对危机、促进复苏的共同选择。

把握好贸易全球化这个深刻背景

过去二、三十年，国际贸易对全球增长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近十年，全球商品贸易的平均增速为10.9％，而全球GDP平均增速只有2.7%。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当期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金融财富的快速积累，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贸易全球化带动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贸易全球化带动经济一体化，传统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贸易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一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消费品等都能够通过进口实现供给，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实现销售，供需矛盾从国内平衡转向全球平衡。贸易全球化形成的商品流、服务流和资本流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一国的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市场，需要更多地借助区域和国际合作，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全球因素。

第二，贸易全球化下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提升了整体生产力。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不断调整和细化，各个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承担不同的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既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又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价值链条中的位置和要素供给的角度看，国际贸易大致可以分为资本和金融服务输出、技术和高端制造业输出、品牌输出、资源输出、劳动力加工输出五个层级。在目前的格局中，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高附加值的层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通过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层级迈进。

第三，贸易全球化带来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为货币和金融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贸易全球化带动了金融全球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转化为资本，进一步转化为投资、消费活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当前，受财政紧张矛盾的制约，财政刺激的空间相对有限，货币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财政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得到广泛运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美联储购买问题金融资产，盘活金融体系的资金链条，经济步入复苏轨道。欧洲启动欧洲版量化宽松，用欧元救助陷入财政危机的一些热点国家，债务危机逐步缓解。日本安倍经济学以提升物价指数为目标，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投资，扩大需求，初步带来变化。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的扩张对通胀的影响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环境下，一国货币扩张放在全球范围内只占很小比例，贸易活动的增加能够吸收货币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扩张带来的需求增加，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相关短缺物资来缓解。

当前推进改革转型，必须充分考虑贸易全球化带来的这些影响。一是找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定位。金融危机打破了过去“消费～生产国～资源国”三元分化的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体系，各国要结合自身情况，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把握方向，重新寻找确立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二是加强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共同推动经济转型和全球经济再平衡，避免一国政策外溢对他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共同管理好可能出现的风险。三是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继续发挥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四是有效发挥货币和金融的作用。加强金融创新和审慎监管，探索依靠货币金融手段促进经济转型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把握好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这对关系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全球的、长期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普遍利用政府信用干预和救市，锚定市场信心，稳定金融体系，有力促进经济复苏。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在经济发展中各有各的角色，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立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分配手段，但存在着自发性事后调节、催生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等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政府干预加以弥补。当前推进改革转型，必须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相结合，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分配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又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持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失灵。

开发性金融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能够促进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在推进改革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开发性金融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渍社会发展瓶颈制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

从开发性金融近两百年的发展历史看，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经济稳定发展阶段还是在应对金融危机阶段，开发性金融都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一是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领域提供稳定的中长期投融资支持，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社会民生等领域，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平衡。三是将政府信用与市场信用结合，维护金融稳定。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和政府赋予的职责，在经济下行期特别是危机期间，向重点领域提供信贷支持，克服商业金融机构“惜贷”导致的资金链条紧张和市场恐慌，锚定市场信心，缓和或避免全局系统性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KfW、法国CDC、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在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20年，中国开发性金融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把贸易结汇产生的货币转化成中长期建设资金，主动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实现了良性循环，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融资推动市场、信用、制度建设，把不成熟的领域变成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贷款投向公路、铁路、电力、轨道交通、城市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支持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比重分别占全国总里程的65％和60％；在城镇化方面，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约7万亿元，加快了中国城镇化步伐，促进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支持保障性住房、中小企业、助学贷款等民生领域发展，累计发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235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总面积6.46亿平米，惠及2500多万人；在国际业务方面，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支持亚非拉地区合作国农业、加工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社会民生等瓶颈领域发展，推动合作国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提升自主发展水平，为推动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和推进改革转型的艰巨任务，各国应当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积极探索新的金融模式，随别是发挥好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编辑  萧枫）

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的祸根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蜕变而来的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它把经济自由化理论极端化、绝对化，主张实行全面市场化、全盘私有化、彻底自由化，认为市场不仅能够自发优化资源配置，而且能够实现社会平等、公平、公正、民主，因而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但是，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被提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特别是经济军事化，西方国家才得以爬出危机的泥坑。凯恩斯主义解救了经济危机，但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它在增加有效需求的同时，却埋下了滞胀的隐患。于是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学派，受到美英政府的青睐。

自此，新自由主义不再局限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它进一步伸延到对外战略，充当了金融垄断资本对外经济扩张，推行新殖民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工具，新自由主义蜕化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脱去了经济学学术的外衣。

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劣迹斑斑，甚至不惜用鲜血来推行教派的政治纲领。它培育了一支效忠华尔街寡头的别动队，被称为“芝加哥弟子”，充当谋士和打手。它扼杀了拉美国家经济起飞的强劲势头，使一些国家经济倒退，重新沦为发展中穷国；它曾策动智利军事政变，杀害了民选合法总统，推翻了合法政府；它曾掀起印尼反共反华恶浪，屠杀了大批印尼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

市场教派政治上得势最大的莫过于苏联解体。它把俄罗斯经济推下灾难深渊，短暂的休克时期，给国家经济造成的破坏和损失相当于打两场半卫国战争，恶性通货膨胀竟高达五千多倍，人民的财富被洗劫一空，执行多年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一纸空文，国家丧失了第二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从超级大国之一沦为世界的二等公民。这场让俄罗斯国家和人民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改革，有何绩效可言呢？20年过去了，当初许下的诺言，诸如什么“过上富裕生活”、“优化资源配置”等，不过是诱人上当的谎言。真实的企图只有一个：搞垮苏联，而且置之于死地，决不让它重生。

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将骗术美化为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但是，这剂药方虽然暂时消解了“滞胀”病痛，却酿成了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2008年9月，以美国“两房”公司破产为起点，泡沫经济破灭，首先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波及到实体经济。美国工业生产下降46.2%，14万家企业倒闭。西方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全球金融资产缩水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产出。美国家庭净资产缩水36%，危机吞噬了美国人近20年积累的财富，人民的生活水平倒退到1992年水平。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危机以来，全球约有50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失业人数超过2亿。发达国家的就业率要到2016年才有可能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危机严重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处境艰难，有媒体称，这个阶层有消失之势。而受害最为深重的是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据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统计，经济衰退使4600万人生活陷入贫困之中，创近52年来的最高记录。列入“极端贫困人口”的人数和比例达到了1975年以来最高水平。有近2100万人每人年收入仅5272美元。

据联合国有关部门2006年12月发布的报告，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占有全球85%的财富，世界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世界最富国家和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1973年为44：1，2000年扩大到227：1。据联合国农粮组织2009年6月的资料，全球饥饿人口己达到10.2亿人。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竭力转嫁危机，加害于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蒙受雪上加霜之灾。危机至今己延续5年，救市对策收效甚微。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开动美元印钞机滥发纸币。此举解救了华尔街寡头，却让世界吞食下垄断寡头酿成的苦果，而且埋下了长期萧条的隐患。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思这场给人类造成严重灾难的危机。西方各界纷纷质疑、批评政府经济政策，矛头直指华尔街寡头，指向新自由主义。然而，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却一意孤行，公然挑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基本制度，扬言“不能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而怀疑和反对自由市场制度”，中国必须继续朝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他们在“改革”的旗号下，意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把我国推上渐进式全盘私有化、市场自由化的邪路，沦为超级大国的经济殖民地。

现在，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斗争，己经不再局限于理论观点的分歧和争论。在话语权的背后，隐含的是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导权之争，归根到底，是又一次中国命运向何处去的争论。

《决定》的论点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不能混为一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其中，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论点，是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不同学派、不同利益群体，对这个问题的诠释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有的出于私利，寻章摘句，任意曲解。我们应当全面完整、准确地解读《决定》关于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论点。

改革以来，对市场问题自始就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另一种是抄自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观。与之相应的，有两种对立的市场化改革观。

分清市场共性和个性的联系与差异

要分清市场共性和个性的联系与差异，不应以共性即普遍性否定个性即特殊性，也不应将个性混同于共性。

市场作为人们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久己存在，曾服务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是，这种交换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可比作是皮与毛的关系。交换的社会属性依存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即作为资源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方式，它不能决定资源配置的社会性质和内容。所以，这就决定了市场具有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二重属性。

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不正视现实，否认市场和社会主义可以互相兼容，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只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自由化、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迄今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观点，无视社会经济发展自身固有的规律。

在人类历史上，市场和市场机制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能够与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相兼容。各类社会经济制度，因通行等价交换原则而具有共性；各种商品-市场经济因所有制性质不同，又互相区别。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中又隐含共性。而市场教派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将它美化为永恒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形态。

市场原教旨主义全盘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绝对化的态度，主张全盘照抄，而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全盘加以否定。

市场教派在诅咒苏联计划经济制度时，如果对历史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就应当实话实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实行的是，既有主体公有经济又有作为补充的非公有经济，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混合经济。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苏联长期存在着受法律保护的非公有经济：集体农庄庄员家庭副业，每户拥有l公顷宅旁园地，产品可自由种植，自由销售；城市居民每户可分得一块郊区园地，用于建造简易私人别墅，种植瓜果蔬菜；在城市和农村开设集体农庄市场，价格随行就市，这个市场是城乡居民副食品的主要供应者。庄员个人副业收入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曾接近50%（1940年）。这些私人经济对主体经济公有制起了有益的补充作用，从未遭遇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厄运。

丘吉尔曾誓言要“把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里”。但他面对现实，公正地评价斯大林的政绩：“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原子武器的俄罗斯。”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艰苦奋斗，迈进了富强文明国家行列，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人民实际生活水平超过美欧，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居世界前列。没有斯大林时代的辉煌成就，苏德战争能以苏联胜利结束吗？按照所谓“优化资源配置”的标准，市场教派的信徒该如何面对那段历史？只要不怀偏见，就不会否认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闪光的亮点。不走回头路，决不意味着抹黑历史。

“市场决定性作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市场教派的信徒30年来一贯主张，中国改革应走自由化市场经济之路。改革之初，他们认定，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应当学习美国，它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最成熟。在全世界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中国的市场教徒却逆潮流而动，他们抓住“决定性作用”这根稻草，竭力想把全面深化改革推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必须明确指出，《决定》的论点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首先，关于市场作用。《决定》所说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应当理解为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在各部门、各行业、各类产品生产上分配社会劳动（资源），这是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

必须把激活资源配置和优化资源配置区别开来。活化不等于优化。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在于激发生产力诸要素的活力，让它们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优化创造前提。市场教派鼓吹自由竞争能实现优化资源配置，但现实是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衰退、危机造成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优化不是自发的，它要求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要求完善的立法、严格执法，规范市场秩序；要求加强社会诚信和道德建设，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行为；更要求政府规范经济管理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正因为如此，《决定》在谈到“市场决定性作用”时，列举了一系列必要的约束条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改革和发展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新体制将为市场激活创造财富的各种要素的潜能之充分施展，创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和体制前提，同时又必须确保这列高速机车安全稳健高效运行，决不让它误入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市场教派想从《决定》中捞根稻草，是枉费心机。

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然是我们尚未完全认识的、还要在长期实践中继续探索的必然王国。

市场决定，决定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其间不乏智慧的闪光点。

毛泽东同志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后改译为规律，引者注），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所具有的商品经济特性，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兼容的。毛泽东强调价值规律的客观性，但他又把它称之为“伟大学校”，一所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长期探索的伟大学校。这就是说，价值规律依然是人们尚未完全认识的必然王国。

近代资本主义发达的市场经济，古典经济学派把它视为“看不见的手”，推上了神坛，但人们依然走不出这个必然王国。在本轮世界大危机中，面对英国女王“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测到”的责难，那些“大师们”无言以对。

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对价值规律的探索之路，更是艰难、曲折。总的趋势是，跟随建设的实践，人们对它的认识逐步前进，向真理性认识接近。但实践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在历史长河的每个时点上，人们的认识都只有相对真理性，只能逐步接近真理，而不可能穷尽真理。

这个认识的规律性同样适用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从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文件提出的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断，这是对以往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但还必须把这个认识付诸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由实践证明这个认识是否为真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出自人们头脑中的空想，也不是抄自市场教派本本上的教条，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作出的科学推断和构想。经过30多年实践，现在它的基本框架己经初步建立，但距离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0多年的探索，市场在激活生产力诸要素所潜藏的活力方面发挥了很大能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因而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矛盾：非农产业严重过剩，呈现几乎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萎缩。这个矛盾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市场教派把引发这个矛盾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但事实恰好相反，正是泛市场化垒成了压在底层民众肩上的“新三座大山”。底层民众承担了改革和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却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上。

重温毛泽东关于“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的论点，其现实意义就在于，我们应当以敬畏心态对待那个隐藏在市场背后、主宰市场的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认真地研究它，学会在实践中发挥它搞活经济的激励功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要认识它，学会利用它谋福祉，既不要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也不应把它视为教义盲目顶礼膜拜；要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学会按它的要求来处理各种经济关系。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究竟有何作用，如何调节生产、交换、消费，我们的认识大多还只是停留在文献上，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任何一个真理性认识，都要经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认识论来说，正视和汲取失误与不成功的经历，比汲取成功经验更难，因而也更需要、更重要。我们讲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在改革的实践中摸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客观规律，少一点盲目性，多一点自觉性。通过比较理论和实际，优点和缺点，正确和失误，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可能逐步认识真理。而任何真理性认识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拒绝反思，不承认失误，不重视反面经验和教训，是有害于改革大业的。习近平同志号召广大干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这一看家本领。这是非常正确的，非常适时的。

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必须学会算账。怎样才能算好账？算哪些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算账不能只打企业小算盘。算账首先必须算好国家的大账，算好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大账。中国是13亿人口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任，必须抓住机遇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越发达国家，决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决不能长期充当列强的“打工仔”。因此，必须算好全局和局部、长期和短期的账。算账还要讲究精细，比较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收益，更要算自然资源账、生态环境账。

《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究竟“决定”什么？是竞争性企业日常经营，还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和规划？还有，由谁来决定，是企业还是政府，或政府与企业联手？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实现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紧迫任务。面对西方强国的遏制和挑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用较短时间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国家。苏联实现了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完全有可能而且必须比它做得更好。但是，前提是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指导理论优势，有效地把政府、人民群众、企业和市场诸方面力量调动起来、结合起来，形成合力。

如果把工业化、现代化事业战略大目标的实现，完全让位给市场自发调节，那将是一个艰难、痛苦、曲折、危机重重、代价巨大的过程，而且是最终目标无法实现的过程。因为在当今世界，在超级大国主宰全球经济一体化、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期望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会宽容身旁卧龙腾飞，那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苏联解体己经20年，这20年可以称之为“俄罗斯失去的20年”。俄罗斯之状况，是否可以看作是“市场化万能论”的前车之鉴？

2012年，民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实有企业1308.5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1025.93万户，占到实有企业的78.4%，从数量规模看，民营经济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市场主体。

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宣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这是民营企业家[2]被赋予的历史定位。

12年以来，对民营企业家这一历史定位却很少见有更细化的诠释。笔者不揣浅陋，特陈管见如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历史定位规定的使命，角色和身份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民营企业家们应当是积极地以这个梦想的方向为奋斗方向，以这个梦想的需要为奋斗目标，同心同德以实现这个梦想为使命的群体。他们应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共同参与者、塑造者，而非旁观者、破坏者。既要有所作为，增加正能量，又不能无所作为，胡作非为。娃哈哈公司创始人宗庆后说：“我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要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队，能够跟世界上所有的大企业竞争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让我的员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帮助贫困的地区，贫困的群体，通过辛勤的劳动走上致富的道路。”[3]

定位规定作为，角色就是底色。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家的历史定位、使命和角色，意义重大。这既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自身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又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识接纳程度和评判标准。

全心全意的爱国者

荣毅仁先生是民营企业家的榜样

太平之世，埋头经济，不谈爱国久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热爱、捍卫和增进国家利益为荣，以漠视、损害和出卖国家利益为耻，既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基因，也是团结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曾国藩说：“为人须有好师好友好榜样”。榜样选的是谁，人就会模仿谁、变成谁。在今天这个利益诉求多元化、个人价值自我化、市场经济逐利化的时代，民营企业家以职业诉求在商言商，把胡雪岩、李嘉诚、乔布斯、稻盛和夫等作为榜样无可厚非。但是，以荣毅仁为榜样的人相对较少。

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的荣毅仁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4]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荣毅仁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起了带头作用，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荣毅仁牵头组建并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建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他是把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的功德高山仰止，不是每一个人随便可以做到的。但其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在商言国”的选择，却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学习的。

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民族自尊心、爱国主义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就有的，一直在我们血液中流淌。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同样流淌着这样的血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希望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富裕，中国在世界上有尊严、有地位、有影响力。”[5]民营企业家爱国，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其次是带领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全球化时代，国力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企业和企业家的竞争上，但国力竞争不仅仅是科技和财富之争，从来就包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争。去掉了爱国主义，只会使人陷入唯利是图、个人利益至上，被人利用、人财两空，乃至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境地。

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宗庆后说：“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当前中国正在上演第三次移民潮，“这次移民的主力基本由新富阶层、贪官污吏和知识精英组成，都是身家千万、亿万的富人，目的主要是转移资产，海外投资和子女教育，出国定居。……当外国企业，境外资金想方设法通过中国的同时，大批的国内富翁却在不惜血本的移民。第三次移民潮据说会卷走上万亿元资金，正在掏空中国，动机并不单纯。因此，受到舆论强烈谴责”。在富人移民中，有一类叫“裸商”——即家庭成员迁居国外，自己在国内从商，移民不移居的商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是财产经济的换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部分投资移民的资产来源异常复杂，其中可能包括非经商取得的灰色收入，甚至存在民事纠纷的继承资产等。比如，企业主用自己物业或是实业做抵押，在国内银行贷款然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者先通过融资、信贷把公司做大做强，然后暗地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一旦国内公司宣告破产，自己便一走了之，留下一堆烂摊子。”[6]

更值得警惕的是，移民或向国外转移资产，日久就会形成一个“海外利益群体”，他们中的部分人为了个人私利极易被国外势力欺骗利用、或干脆与国外势力联手，和反华分子、国内腐败分子勾结，渗透政权干扰决策，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的“先富群体”，其财富本身来源于国家提供的经济大环境和各种社会资源以及老百姓的辛勤劳动。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才会有个人的幸福。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看中国，将财富留在国内，与人民共进退，才是正道！

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才是普世价值。当某些“先富群体”在埋怨国家、甚至在用脚投票的时候，有没有扪心自问：自己今天的财富和地位是怎么来的？难道仅仅是个人努力得来的，不是国家政策带来的。当某些民营企业家和富人们抱怨社会舆论“仇富”，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想到过黑砖窑事件、毒牛奶事件，以及不断曝光的类似黄光裕、刘汉等犯罪事件对社会大众的公示和观感。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企业家的个人命运永远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我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是，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7]但令人遗憾的是，自荣毅仁故去的9年间，新兴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和老板们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他们与以荣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民族（营）企业家相比，在社会责任感、社会认同度、个人水准等方面几乎“整体性”落后，这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集体反思。

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一些国家，对本国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培树倍加重视，悉心呵护，甚至立法加以规制保护。而对其他国家战略对手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则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优势和实力资源，或贴上各种标签加以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或以各种隐形手段渗透影响，竭尽全力促其淡化、弱化和异质化。总之，防护自己和摧毁对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免疫系统﹐是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大盗窃国’的既定目标和长期战略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其它国家对经营本国精神战略资源轻率地懈怠和忽视，都将付出难以估量的历史代价。”[8]

“毛主席曾对荣毅仁讲过这样的话，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这句话在荣毅仁的一生当中得到了体现。今天的企业家，同样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同自己的祖国融合在一起，共创美好的明天。”[9]

我国应该特别重视对“先富群体”的爱国主义宣教。要利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企业党组织以及各种传媒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应该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立法形式对各种爱国言行进行规范。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当向荣毅仁们看齐，不要学万润南、赖昌星、刘汉们，要认清大势，爱国有为，遵纪守法，把个人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配置优化者

企业家是通过“创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人

创造“企业家”这个术语的法国经济家J·B·赛早在1800年就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较高以及产出更多的领域。”[10]德鲁克也说，企业家并非是“资本家”、“投资商”、“雇主”，反而可能是一名“雇员”。[11]只要他体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的实质——通过“创新”达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以所有制、行业、职业、岗位的不同来界定从业者是否为“企业家”，实际上是一种肤浅表面和自我防卫！被尊称为我国“治生之祖”的战国初期富商大贾白圭认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人都应有大智大勇和仁义之心。《史记》记载：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驱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策，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12]

白圭的“仁、智、勇、强、俭”，难道不是从事任何行业和企业者的共性吗？恐怕在他眼中，只会搞钱，没有“仁、智、勇、强、俭”的人，是不能称之为“商人”的；就如在德鲁克眼中，没有创新、从而也没有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者，不能称之为企业家一样。现实中，如果一个企业主只知道搞钱，不搞创新、特别是科技及管理创新，不重视社会责任，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仅按“资”分配），那么，即便他有亿万财富，也仅仅是一个“老板”而已。

位列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曾说：“中信的财富……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中信有创新的能力。因为中信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13]

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的五个标准

从企业家本质出发，对一个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综合起来看有五个标准：第一、遵纪守法，企业信誉良好，对国家税收贡献大；税收比利润更能说明企业经营的“好坏”。第二、业务与国家战略需要及社会潮流相符合，注重生态文明；企业及其成员爱国敬业，有社会责任感。第三、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主驱动发展；产品市场竞争力强，有品牌效益。第四、有适合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财务稳健，虚实比例合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第五、劳资关系健康，企业文化向上，走共同富裕之路。

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都存在价值判断（性质和特点），即——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企业（国企和民企）和企业家优化资源配置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性质要求为前提。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坚决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中性”的经济学，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都是为某个国家或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4]由此可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唯一”实现形式，只是实现形式的重要选项“之一”。一些重大的科技攻关项目和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和企业是不能靠混合所有制来解决的，还是要国家主导和自主。学者王文伯称，2014年2月，中科红旗倒闭宣告了国产操作系统旗舰“红旗linux”的失败。对我国信息技术领域来说，这就好比“两弹一星”的研制突然流产。这样一个承载著重大使命的战略工程，因公司董事长去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加上合资各方意见不一、管理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等，在实施十几年后轰然倒地。重大战略项目的研发、推广和管理，应区别于一般项目，要借鉴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机制，不能让市场过度左右。[15]

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我国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是此理！

按劳分配就是对按资分配的否定，不搞按劳分配，公有制就失去其经济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既是民族企业以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为前提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原则，又是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的重要抓手。

被称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灾难”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方面做出了榜样。“任正非解释了华为不同寻常的股权结构，称自己只持有1.4%股份，其余都是由公司员工持股，这对华为的成功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就是华为能够赶超业界同行的原因之一。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16]

民营企业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国企和民企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从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竞争的要求，还是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民企替代不了国企；而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民企具有重要作用。两者都有各自的不可替代性，是互补关系、兄弟关系和“竞合”关系。所渭“民进国退”、“国进民退”实质上都是市场主体在国家基于国际竞争和宏观调控需要的过程中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动态表象。民企与国企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及其它形式的合作时，应该在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采购招投标、商品买卖等等方面透明公开、规范交易、互相监督，同时，接受社会舆论、群众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审查。

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全球竞争中，我国市场大，早已经成为外资跨国公司觊觎的“肥肉”。外资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强大的先发优势，凭借科技、原料和市场的垄断，咄咄逼人地在全球展开并购“攻势”。为应对这一共同挑战，国企和民企不管是各自或合作发展，都应该“利”不容辞、义不容辞，共同把我们的“民族企业”做好。

第二、注意资源配置的质量而非数量。实力企业是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尺之一。据统计，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入围门坎231亿美元）我国共有95家企业上榜。[17]从上榜企业来看，我国企业存在着实体经济乏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结构失衡和杠杆率过高等问题。上榜的7家民企（平安、华为、沙钢、正威、魏桥创业、民生银行、吉利集团），高科技信息产业只有华为1家。其余6家在传统产业和金融业，企业结构失衡、杠杆率过高、收入盈利能力稳定性不强、劳动密集特征强；而发达国家企业则以现代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要转变粗放低端的增长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就应该把加快科技和管理创新、优化产品结构、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化作为必要的“规定动作”，不能“倒果为因”——盲目地以进入世界500强作为追求目标（这是落实好“规定动作”的结果）。仅仅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不是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市场布局、供应链、资本、管理团队等整个企业的资源配置国际化。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际化，配合我国国际战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要做好国际化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企业管理和风险管控体系。政府部门也要依据形势和变化出台或修订相关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及其国际化的发展。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2]鉴于我国法律和政策尚无对民营企业家概念的准确定义。本文用“民营企业家”这个概念来代指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中提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3]宗庆后：《把企业做成名副其实的国家队》，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0829/123216604020.shtml。

[4]《荣毅仁同志生平》，新华社2005年11月3日电。

[5]玛雅：《为中华民族贡献一个世界级品牌——专访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参考消息》2014年4月30日。

[6]《揭秘中国的特色裸商》，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36108.html。

[7] 柳传志：《大时代成就企业家》，《南风窗》2012年1期。

[8] 秦天：《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中国的未来》，《香港传真》2012年16期。

[9]杜亮：《荣毅仁给当代企业家留下了什么?——访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陈锦华》，《中国企业家》2005年22期。

[10]转引自：彼得·德鲁克著，张炜译：《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1]彼得·德鲁克著，张炜译：《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12]《史记•货殖列传》。

[13]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00页。

[1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社北京2013年11月15日电。

[15]王文伯：《红旗Linux倒地令人痛心》，《环球时报》2014年4月11日。

[16]《任正非吐槽股东贪婪榨干公司：华为绝不上市》，http://opinion.haiwainet.cn/BIG5/n/2014/0504/c345416-20594022.html。

[17]《财富》杂志评选的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基本信息，

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xglj/500fg2013/500fg201301.shtml。

2014年4月13日，天津和北京部分高校的教师和学者，在天津财经大学围绕“经济、文化安全”的主题，学习领会习近平相关讲话的精神实质，交流心得体会，从不同视角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

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抵制“普世价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有人试图否定我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只要照搬西方多党轮替、三权分立、两院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目前他们宣称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对付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意识形态上不断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危害有二：一是搞西方标准的“宪政”，企图以此直接改变我们的国体；二是宣扬西方的民主标准和所谓的人权标准以改变我们的政体。他们无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看美国的国情也不看中国的状况，想当然地说中国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本质上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坚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的一个重要体会，就是要走自己的路，想走自己的路就必须依靠人民。当今美国推行的全球化和贸易规则，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资本的发展空间是不断索取剩余价值。抵御全球资本主义的贪婪和破坏，需要依靠人民。现在西方宣传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我们则有必要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中国道路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高梁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省部级学习班上，有很大的篇幅讲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完善政治制度，一个是塑造价值观念。要针锋相对地、旗帜鲜明地应对西方用普世价值观来对我们进行“西化”和“分化”的阴谋，这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当前，在肯定我们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问题，无论是能源、金融、食品和信息安全，还是工业、交通、通信、电力安全以及舆论安全，甚至国家工业和交通体系的信息网络安全也存在隐患。产业安全方面，除了少数几个我们自己能够掌握技术和企业控制权的行业之外，大部分行业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产业和技术控制权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摆脱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强调关键性行业、关键性技术的独立自主。在产业政策方面，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西方以推动自由贸易规则为借口，对我国关键行业和技术进行阻隔和侵蚀。在所有制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乎国计民生甚至国家命脉的行业中，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扶持和保护，掌握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一个大国必须要保持国家战略骨干行业的独立性。因此，开放不应是无限制的，市场化也要有底线意识。邓小平说过，市场和计划只是工具。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私有企业才是市场的主体，否则不是市场经济，只有消灭了国有企业才能算市场经济。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改革必须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必须为了国家的现代化。绝对不能背离了这个出发点，去把市场化提到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高度。

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

历史给中国提供了崛起的机遇，给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但中国能否抓住机遇，能否把可能性变成必然性，还存在不确定性。习总书记的讲话，使我对中国的未来又有了信心。习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的观念、理念、主张如果能够切实贯彻，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崛起。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走到今天，毫无疑问是在走下坡路，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探讨，还是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或者西方学者基于历史视角去研究西方文明，都能不约而同地得到这一结论。最近，哈佛大学享负盛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把资本主义过去500年发展史做了一个很精致的描述，并得出了结论：500年的资本主义时代即将过去。21世纪将是一个重大转折时期，而中华文明的崛起可能就在21世纪中叶。至于中国能不能崛起，关键就在于能否抓住机遇。

现在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是否会衰落一直是忐忑不安的，而“主流”舆论却在引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西方为样本，而且是不遗余力地灌输这种思想，这值得警惕！中国现代化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必须重新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也是我们应该宣扬的立场。中国崛起的道路不同于荷兰、英国、美国的道路。在过去这六十年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能力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很多人推断，我们在严格意义上说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只不过正在与不遗余力地攻击否定中国道路的舆论进行较量，我觉得应该坚守中国模式，坚守中国道路。

中国的崛起，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在基本的经济制度安排上一定要以公有制为主导。第二，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强调完善中国式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式的宏观调控，核心是供给管理，产业政策是关键，这不同于西方的总需求管理式调控。第三，破除争议，坚持以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完善和强化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第四，分配制度上必须强调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五，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加入经济全球化要和基于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相结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研究员

习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应当“以强烈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和矛盾。”习总书记讲话中强调治理的制度选择和核心价值体系是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要立足国情的基础，来解决中国重大发展问题。习总书记批评了当前的一些倾向：只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不讲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只讲国有企业怎么搞混合制，不讲国有企业怎么主导；只讲单独二胎，不讲计划生育这个国策没有变等。同时，他也提出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更要防止落入西方分化的陷阱。他强调了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强调了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习总书记在说明中特别强调改革发展和安全问题的关系、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这些都是经济学要立足于中国基础或者建立中国经济学学派的重大课题。

2007年到2008年的西方经济危机不仅是一场周期性危机，更是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危机，西方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习总书记引用WTO前总干事拉米德的评论:“环顾世界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只有中国的经济错误是犯得最少的。”中国用自身建设成就宣布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更加确定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如果我们不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思维，这些问题就无法解决。

现在西方确定的价值观和国际秩序本质是丛林规则，是一种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上，国家之间没有朋友关系，只有利益关系。但是中国历史上则不是这样，王道和霸道的建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问题意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这个时代特征需要我们站在人类的道德高地上来思考。经济学需要发展。无论是从微观，还是从整个国家治理的宏观，经济学都面临许多难题。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实践面前被证明不行了，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对经济学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将会有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是我们应当确立中国学派和中国经济学的时候了。

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王晓林教授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说用30年时间建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改革开放终将要进入稳固建设阶段。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要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立独立自主的自觉意识十分必要。从主体、思想、组织诸维度分析独立自主，它们恰与习近平所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内在相关。在中国，主体当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人民。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自然在站稳脚跟后要迈开自己的双脚，走自己的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首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开宗明义也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年毛泽东诠释接班人五条标准，后来邓小平诠释四项基本原则以及1989年讲话，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成为“附庸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谆谆告诫，至今仍值得后人反复掂量。这也是“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一脉相通之处。独立自主指谓自觉自为。若要自觉自为，至关重要的一是要有思想，二是要有组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之一是契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引导，之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统一、高效、坚强的组织保证。

弘扬中国精神须臾离不开自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尤其是从对自己的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历史实践中积淀的经验教训的概括中来，从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各族人民群众智慧的传承中不断完善。至于所谓“普世价值”则不值一哂。凝聚中国力量须高度关注“组织”，值得反思的是：最难处理的是组织农民，最有效率的是组织军队，最具挑战的是“组织”市场，最为重要的是建设好党组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组织与思想这“两条腿”的支撑。说到底，独立自主和祖国统一才是中华民族最硬的道理。

《求是》杂志李文阁研究员

核心价值观是各个国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在美国，奥巴马每年在1月21日上台演说，主要是宣扬美国价值。在德国，每年都会开展一个核心价值观的普查，总结出几条核心价值观来。在新加坡，当年刚刚独立时，面临各民族融合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四十字的核心价值观，李光耀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核心价值观特别重要。这方面的研究，围绕着“三个倡导”、“二十四个字”，学术界也在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主持会议发言讲话时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三中全会决定里有二十四处提到“公正”，十几处“平等”，四处“均等”。三中全会以实现公平正义，以增加人民的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之前的文件中鲜有的，也确实是比较新的提法。对一个国家来说，价值观的培育是很漫长的。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践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确实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抓价值观培育，从党的建设，从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状况，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还把领导干部应当具有的思维分为五点——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民本思维。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思维就是民本思维。在人民立场上，习总书记是十分坚定的。他坚定地把实现公平公正作为当前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提出来，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个领域都能体现出来，最根本的还是把握立场问题。对学界而言，哲学方面也讲立场问题、党性问题，包括经济学也有这个问题，站在谁的立场，为谁说话。

清华大学朱安东副教授

“中国会不会倒在现代化的门槛上”是近期热议的问题，本质上是路线之争。最近伦敦亚非学院华裔经济学家卢迪有篇文章“两条路线，中国经济评论动态随想”，提醒中国警惕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思路最终沦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的危险，有借鉴意义。

习总书记讲话非常有针对性，观点鲜明。最值得注意的是重提阶级分析法。很长时间以来，阶级分析方法和计划这两个词被妖魔化、边缘化了。阶级分析方法强调价值观和立场问题。阶层和阶级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考虑中国目前的情况，如果丢掉阶级分析法，就说不清。这可能涉及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问题。目前国际上一些比较严肃的文献，基本上都认可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而且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搞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在各个地域和不同层面上实施帝国主义统治的手段罢了。

在这样的全球化过程中，改革开放当然是必要的，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但必须认识到，与国际接轨，首先是怎么接的问题，其次还要预估接轨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最新的数据表明，这个世界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越来越趋向竞争性，实际上是垄断程度正在不断加深。现在我国的很多产业都是别人对我们进行垄断，而且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对西方国家来说，最好的手段就是思想的控制，先让你成为它的思想殖民地，然后再控制你的经济。西方国家另一个手段就是制定并推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规则，并按照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规则以维护其自身利益。最典型的就是WTO，当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开始捆绑在一起取得一定话语权时，西方国家就“另起炉灶”炮制TPP、TTIP。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回到阶级分析就有必要了。虽然阶级矛盾不是现在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都有鲜明的表现。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因为人家已经用了几百年，积累了很多经验并形成了一套做法。我们不正视阶级斗争就相当于是缴械投降，最后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第一，一定要坚决反对私有化，要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第二，就是要坚决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第三，要坚决反对经济领域里边的自由化现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副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和系列讲话，事实上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或者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势下的必然产物。新中国前三十年，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或者说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而后三十年的改革也有经验和教训。英国人把1978—2008年称为“新自由主义扩展的三十年”。2008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世界范围内遭遇了失败。很多西方国家人士也开始投身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命题。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君主立宪等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我们应当有意识地跨过自由化陷阱。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核心问题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国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中的关键问题。民主问题，其实是一个政体问题，就是属于一个上层建筑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来产生权力”的程序性问题。西式民主只是表面上的“公平自由选举”，事实上，在政治实践中，竞选是需要力量、资本和资源的，只有权贵才能当选总统，而穷人无法当选总统。当年毛泽东说，“宪政是一种吃人的政治”，建国后他又谈到民主是一种工具，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前苏联、乌克兰、埃及的教训说明，西方向其推销的民主是蒙汗药、甚至是毒药。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坚持自身的政治制度显得特别重要。西方国家推动的所谓西式民主即“宪政”，是私有化所需的政治基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其目的和危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制度选择和改革面临的问题很多，既要面临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又面临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强政府的政治制度。许多西方国家说的合法性都是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人民支持，比任何选举的形式都要重要得多。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丛屹教授

市场和民主，同为社会发展的手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社会福祉、人民幸福。从这一点来看，市场和计划、民主和集中只是工具和手段，是不同社会制度在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的选择集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它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我们不能罔顾历史和国情、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自己的制度优势。离开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盲目谈市场和民主，是不科学甚至别有动机的。不同的经济学科，有不同的价值观判断、或称主义，或隐蔽、或旗帜鲜明。马克思主义也讲市场经济，但它的主义旗帜鲜明，就是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市场化的改革，并非以放任自由为目的，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质是有效的市场加有效的政府，政府的有效性反而是一个前提。

中国的经济学，不应崇尚市场，而应崇尚公平正义。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但必须回答资源配置应该为谁服务？应该满足社会的什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我们看得很清楚，实践的结果，往往是越基层越弱势，丛林法则符合垄断者利益，并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今天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开放的目的是参与全球竞争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认清的是，全球化根本不是一个匀质化过程，发展中国家必须学会应对发达国家的垄断和“垂直化”。后起国家如果没有国家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发展。东亚的经验，强调的也是政府有效的主导策略，以本国利益优先的发展策略。文化、产业和经济安全的本质，实际上是融入全球竞争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保反兼顾”。安全、底线方面的研究，必须及时推进，否则我们极其容易被别人主导和误导。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必须警惕“碎片化”、“技巧化”、“西化”的倾向。要树立“理论自信”，尽快形成共识，建构中国的理论体系、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影响，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群。

（编辑  东源）

* 本文为“经济、文化与国家安全理论研讨会”专家发言综述。王晓林、丛屹整理。

中国某些享有盛名、能影响舆论的公知和媒体，一谈起美国的司法制度，就眉飞色舞，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其实，他们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所知无几。若问起何以见得美国的司法制度优秀？他们充其量是将美妙动听的理论推来导去。由于他们的误导，中国民众大多以为美国的所有案子都得到了公正的审判，美国司法制度就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理应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楷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判断美国司法制度的优劣，不能只作理论演绎，只重形式和过程，而不看结果如何。只有当实际结果普遍符合理论预期，才能说理论合用，制度合理，值得学习效法。本文从实践结果的角度考察美国司法制度，即采用可反映普遍性结果的统计数据，考察司法制度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冤假错案率高

从1991年起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进行一项美国死刑案错误率的研究，前后有十多位专业人士参与，调查了1973年以来美国所有走完了上诉程序的死刑案。由于美国的死刑案上诉过程常常要费时数年，虽然这个研究项目一直持续到2000年，但调查的案件仅为1995年及之前侦办的刑事案。

经过9年的努力，该项目小组于2000年6月发表了一份名为《一个破碎的系统：美国1973-1995年死刑案错误率》的调查报告[1]。

从1973到1995的23年间，全美总共判处了5760个死刑，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审判中犯了严重错误，重大错误率是68%！

上诉庭驳回下级法院的判决，必须是下级法院审理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如果上诉庭发现下级法院犯的错误不严重，即使存在错误，也会维持原判。在5760个死刑判决中，有68%的判决因为犯有严重错误而被上诉庭推翻，将案件退回审判庭。在返回审判庭进一步审理后，7%的死刑判决证明被告无辜，冤案率达4.8%；82%改判被告低于死刑的刑罚；11%维持原判。

美国死刑判决有自动上诉的程序，即上诉率100%。而一般案件只有大约10%的当事人会提出上诉。一般案件上诉后被上诉庭发回更正的比率约为10%。所以粗略地说，一般案件判决后再发回审判庭重审的机率只有1%，而死刑判决后发回重审的机率有68%。人命关天，谁也不能否认，对死刑案的审判是最为慎重的审判。换言之，一般案件审判庭发生的错误率和冤案率，不会低于死刑案件，但这些错误在上诉庭得到更正的机会十分渺茫。因此，只能得出“美国司法冤假错案率高”的结论。

即便是经由上诉法庭比较慎重复核过的死刑案，其中还是不乏冤案。纽约有一个非盈利公民维权组织，称为“无辜者专案（The Innocence Project）”，专事采用DNA技术纠正司法冤假错案。根据其提供的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有312名在狱囚犯经由民间维权组织的帮助，通过DNA检验得以洗脱罪名，其中18人是在判处死刑等待处决的名单上[2]。

这312名蒙冤者平均冤狱时间为13.5年。其中29人，即9.3%，向警检方“坦白交代”了虚构的作案过程，加上被迫认罪的无辜者，这一类冤案在经由DNA检验脱罪案子中占25%。有这么高比率的冤狱者屈认没有犯下的重罪，可见美国司法系统逼供讯的状况十分严重。

通过DNA检验纠正的冤案，主要为强奸案，约占93%。这是因为DNA检验可以为这类冤狱者提供确凿的反证，而其他DNA技术无用武之地的冤案，恐怕要永远埋没在岁月里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件冤案，包括这300多个经DNA检验确认了的冤案，其责任者都不受追究。容许利用走程序合法制造冤案，没有人需要承担冤案责任，甚至连向冤狱受害人道歉都不用，是这个司法系统最可怕之处。

陪审团审判制走向没落

陪审团审判，是美国政府引以为豪的一个司法制度。可是，如今这个制度面临严重危机，趋向消失。

在美国，对检察官求刑6个月以上的刑事起诉案，被告有权利要求陪审团审判。在民事案方面，虽然当事人也可申请陪审团审判，但不同于刑事案的被告有法定权利获陪审团审判，民事案是否采用陪审团审判，则由案件受理法官决定。美国是官司泛滥的国家，如果大量民事案经由陪审团审判，到哪儿去找足够的陪审员？所以，司法当局长时期严格限制民事案采用陪审团审判。最近几年，由于陪审团裁决的案子急剧下滑，当局放宽了民事案经由陪审团审判的限制，申请获准的机会已大为提高。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由审判裁决的案子一直呈减少趋势，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急剧下降，出现了学者们称之为“陪审团审判正在消失(Vanishing Jury Trial)”的事态。

统计数据能作最好说明。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资料，1976年联邦法院每100件民事侵权案中有10件开庭审判（原资料笼统地使用“审判”一词，因为是民事案，应当包含了陪审团审判或法官审判这两种形式），到2008年时，只有1%的民事案件经由审判结案；而同一年，经由审判的刑事案只占总数的4%（因为是刑事案，这里“审判”一词表达的意思即为陪审团审判）[3]。这个趋势仍在继续，到2010年时，全美联邦法院中平均每100件定罪的刑事案中有97件不经由审判，而是通过辩诉交易（Plea Bargain）结案[4]。

由于未经审判裁决的比率越来越高，虽然美国的刑事案和民事案每年都在增长，但是审判案件的绝对数急剧下降。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资料，全美的联邦法院1985开庭审判的民事侵权案的数量居然是2003年的4.5倍[5]。

这些数据触目惊心，美国不少有识之士惊呼，美国的司法系统已变得面目全非。他们认为法院需要有稳定的审判流量，才能教育民众遵守法律。试想一下，全美联邦法院的案子，每100件定罪的刑事案中有97件不经由法庭审理，而是通过被告律师和检察官达成控辩交易结案；每100件民事案中有99件不经由法庭审判裁决，而是通过庭外谈判结案，法庭已不能称其为法庭了。“审判在消失”这个长期趋势，实质上反映的是美国人对法官不信任、对陪审团制度没把握、对司法系统失去信心的长期趋势。

陪审团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裁判者形式，在交通不发达、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部落式社会，也许能发挥很好的功能。可在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作案采用高科技，破案也依赖高科技，案子越来越复杂，随机选出的陪审员能否理解案情，能否听懂乃至找出专家证词的破绽，都成为问题。更糟的是，案子错判本来应该有人负责，引入陪审团机制后没了责任制，陪审团判决的形式，成了制造冤案的枪手和免责的挡箭牌。陪审团审判后就地解散，以后即使证明他们判错了，也没有人需对此负责。

陪审团审判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理念，可是被检方用来同辩诉交易捆在一起后，就完全变调了。“交给陪审团审判”这种话，成了检方用来恐吓被告、逼迫被告认罪的主要手段。前述312名经由DNA检验获释的冤狱者中，25%的人宁愿接受长期冤狱监禁，痛苦地屈认重罪，也不敢要求通过陪审团审判还自己一个清白，因为怕被陪审团判成死罪。

2013年纽约市审理了一个华人的案子，能提供一些背景说明。2007年纽约市皇后区一个两月大的女婴突然猝死，解剖结论为女婴疑似遭剧烈摇晃致死，她的父母李航彬和李英立刻被逮捕。检方最终开出如下的辩诉交易：“认罪，李航彬判刑300天，李英无罪释放；不接受认罪交易，交由陪审团审判，如果被判有罪，李航彬刑期25年至终身监禁，李英判15年。”李航彬夫妇始终不承认伤害女儿，但是面对如此悬殊的判刑风险，李航彬一度决定屈认了，这至少能使李英早日获得解脱。但在认罪听证会上，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和李英没有伤害女儿，认罪对不起失去的女儿，在最后一刻拒绝了认罪交易。

此案发生时，女儿才出生两个月，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年轻夫妇对孩子十分宠爱，检方无法找出任何作案动机，这场审判将纯粹是一场医学专家对女婴死因的医学辩论。被告要打好这个官司，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聘请多位高知名度的专家提供有利、有力的证词，用以影响陪审团。对这种高专业、高技术性的案子，随机选出的陪审员听不懂也只能呆坐着，不能提问，不能要求专家解释，然后他们根据似懂非懂的东西，对被告行使生杀予夺大权。

司法系统滥用辩诉交易

用法治精神办案，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和事实，类似的罪行，应该得到相近的处罚。这种法治原则在美国已消失殆尽。一般在刑事立案之后，检察官就开始同被告律师谈辩诉交易，条件无非是被告认罪就用较轻的罪名起诉，建议法官轻判；不认罪就用可套得上的最重罪名起诉，如果经由审判定罪，将建议法官在量刑范围内判处最高的刑期。由于两种结果的处罚常相差几倍至数十倍之多，所以达成认罪结案的比率很高。

滥用辩诉交易，腐蚀败坏了司法风气，使司法系统充斥了讨价还价的气息，说假话大行其道。

一般来说，量刑权属于法官，除极少数特殊案件认罪协议会写明辩诉双方同意的刑期条款，其余都是在认罪协议中声明，由法官决定刑罚。于是，检察官和辩方的律师明明私下讲好认罪的交换条件，即多少刑期和罚款等，法官也明白这些花样，但是在向法官递交认罪协议时，检察官、被告、法官三方要一起演一场虚伪的法庭戏。几个标准化的问答，被告向法庭承诺自己认罪是完全自愿，没有被诱导或者胁迫。一问一答，都有录音或录像记录存档。只要其中一个回答与标准不符，这协议就黄了，法官将当场拒绝认罪协议。当然，在上庭前，律师一定会教被告怎么回答。讽刺的是，在被告回答前，法官还要被告手按圣经宣誓只说真话，不说假话。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这个专业名称，字面上就有进行谈判交易的意思，实践中当然涉及交换条件，可是法庭上法官还要假惺惺地问被告有没有谈交换条件，而被告则必须在圣经宣誓下说假话：“没有。”目前，美国司法界达成认罪交易的案件占总体定罪案件的97%，这种法庭程序简直就是美国法庭最大规模、最为普及、由法官亲自参与和导演的造假活动。

如果被告实话实说，说出签署协议时检察官答应的条件，这就犯了江湖大忌。检察官通常会勃然大怒，断然否认，并宣布撤销与被告达成的认罪协议。检察官随后修改的起诉书不仅要增加起诉罪名，而且这新增的控罪比原有的要重得多。

实际上，认罪交易的刑期是辩诉交易双方私下讲好的认罪交换条件。美国的法官，都是律师或检察官出身，对辩诉双方这些名堂，当然一清二楚。

因为认罪协议上不写明刑罚条款，被告在认罪协议上签字后，命运就完全掌握在检察官和法官的手中，失去任何抗争的途径。实际操作中，检方事后不守信用，或法官不按私下达成的协议判刑的发生率非常低。检察官和法官都把这事儿当生意做，与律师配合默契，信守辩诉交易的潜规则；另一方面，辩诉交易总体上有益于检察官和法官。

辩诉交易是一种富有争议的办案方法，许多国家禁止使用。不难理解，真正的罪犯比较容易与检方达成认罪交易，以期获得轻判；无辜者倾向拒绝检方的认罪交易，更有意愿通过审判还自己一个清白。因此，辩诉交易政策，使罪犯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增加了出狱后再犯案的几率，而无辜者不接受认罪交易，有可能被陪审团误判，遭受极不合理的加重处罚。

穷人打官司遭歧视

辩诉交易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辩诉双方的实力，取决于辩方律师的能量。所以，相似案情的不同案子，辩诉交易的谈判结果，天差地远不足为奇，而有能量的律师，都是穷人没有经济能力聘请的高价律师。

在美国打官司，不花足钱，公正就没保障。如果没有律师，就会在法院系统受到歧视。

2010年2月23日，我从美国上诉法院的网站下载了某个案件的判决结果，顺便把当天公布的所有判决书都下载了。意外发现，上诉法院对是否有律师代理的案子给予了明显不同的待遇。那天网站总共发布了22份判决书，其中14个案子是当事人自我代理。这些案件的判决书除了封面之外都只有一页，而在只有一页的判决书里，只有二、三句公式语句。

所有这14份没有律师代理人的判决书，没有一句话提及上诉或请愿的具体论据与事实，没有召开庭辩，就采用只需填上当事人姓名和案件名称及编号的格式化判决书打发了。没有律师代理的当事人得到的这种判决书，连法官是否阅读过他们的诉状都无从识别！而另外有律师代理的8份判决书含有多页具体内容，有案情陈述，上诉或请愿的论据，上诉庭的分析、作出裁决所依据的法律等等内容。

公共辩护人制度的潜规则

公共辩护人制度，是又一个美国政府引以为豪的司法制度。可是，从每100件定罪的刑事案中有97件不经由审判，而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事实看，公共辩护人制度的最大受益方，显然是检察官和司法系统，而不是被告。

辩诉交易过程中，有许多不能摆上桌面的潜规则。如果被告没有律师，则检察官根本不会同被告谈认罪交易。一方面美国的司法和法律十分难懂，如果被告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检察官和被告之间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另一方面检察官担心直接和被告谈判后，被告不懂江湖规矩，在庭上捅出了不该公开的讨价还价细节，出现难堪的局面。而通过律师充当中间人谈，即使被告在庭上捅出这些内容，不仅检察官否认，被告的律师也不会承认。在这种司法氛围下，形成许多只有业内人士明白的潜规则，没有律师的刑事被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寸步难行。

虽然当初设立公共辩护人制度的出发点良好，但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公共辩护人的角色已经“进化”成检察官与被告谈交易的中间人；公共辩护人的主要功能，成了帮助检察官说服或逼迫被告认罪。

检察官拥有“四位一体”的司法权力

检察官事实上拥有了起诉被告、判断证据、审判事实、量刑惩罚的四位一体司法权力。检察官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还包揽了法官和陪审团的职能。

帮助检方绕过审判的居然是立意良好的陪审团制度和公共辩护人制度。美国建国先贤所创立的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指导思想无可非议。可实践的结果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司法独立变成了随心所欲的司法放任。而那些拥有司法独立权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身却做不到独立于政治，是两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小布什被法官挑选为总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2000年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非常接近，于是一方要求重新计票，另一方反对，官司直接打到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各自以赤裸裸的政治立场投票，结果5票对4票，以一票的多数挑选了小布什。在其他案件中，法官们受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影响，肆意解释宪法，更是司空见惯。

为什么立意良好的政策，实施结果会走向畸形、走向反面？这些变异现象值得中国司法改革的设计者深思。美国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实践过程中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中国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应当有远见，利用后发优势，研究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深思熟虑设计好切实有效的督察机制。

司法制度抑制犯罪效果不彰

论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成败，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社会治安效果。美国长久以来大树特树警察的绝对权威，对警察说的话，你不理解也要服从，不然被打死了，警察是按程序操作，无须负责。美国是世界上囚犯最多的国家，监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纽约时报》2008年4月23日报道，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是全世界平均每4个囚犯中，就有一个在美国[6]。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在2009年6月30日这一天[7]，每133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住在监狱里[8]。

尽管美国严法峻刑，监狱里人满为患，监狱人口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为世界之最，但由于司法不公和效率低下，犯罪率依然常年居高不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署（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3年7月29日发布的一份统计报表列出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3至2011各年按人口计算的刑事报案率，即使在表现最好的2011年，美国也还是处在报案率由高而低排名表的第六位[9]。

美国司法制度失败引发的思考

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司法制度分明是一个失败的制度，可它居然还顶着世界各国司法制度楷模的光环。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政府善于包装。多年来，政府精心策划，假手民间组织出版了大量美化美国司法制度的公关读物。在这类宣传资料中，法院被描绘成捍卫自由和民权的堡垒，一些美国最高法院的所谓经典案例反复被吹捧。美国最高法院也不乏臭名昭著的“经典”案例。由于最高法院的错误判决，美国废除种族隔离的举措被延误了60年。美国现在面临日益严重的枪支泛滥问题，美国最高法院难辞其咎。

美国司法制度失败的原因有多层次，这里择其要者作点评。

美国片面强调司法独立，致使走向了司法放任的极端。司法系统内部的监督形同虚设，外部的监督几乎没有。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早已证实，一个权力系统如果只依靠内部设立的规章制度，远远不能防止权力滥用的问题，必须要辅以系统外的监督机制。美国的司法系统也不例外。

美国的检察官享有司法豁免权，办错案不受追究。而美国的法官不仅享有司法豁免权，（联邦法官）还享有法律规定的铁饭碗（终身制）。换言之，法官办错了案无需负责，不会减薪水，未经本人同意不得调动职位，更不准撤职。显然，这些规定不利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美国的司法理论和实践，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程序，轻实质，结果形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美国的法庭对垒文化来源于公元16世纪的“格斗审判”。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警检方以输赢心态办案，而不是将伸张公义作为自己的使命。如果冤狱者幸运的话，若干时间后真正的作案者浮现并被识别和抓获，法官、警检方对于蒙冤者还是没有丝毫的负疚感，在他们心底深处，世上不存在冤案这回事儿，因为这是“格斗审判”，是冤狱受害者自己当初“格斗”输了，怨不了别人。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律师的职业道德也被金钱扭曲了。美国一个称为“法庭电视（Court TV）”的有线电视频道，经常直播法庭审判。曾经有一个案件的庭审直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6岁女孩遭拐骗、强暴、凶杀和抛尸的恶性案件，嫌犯是女孩的邻居。法庭上被告律师的辩才一流，让人叹服。由于嫌犯和受害女孩是邻居，被告律师就将嫌犯家里发现的物证向陪审团解释得十分自然得体，如毛发是女孩进来玩耍时留下的，血迹是女孩一次鼻孔出血留下的，等等。律师的辩护词慷慨激昂，充满深情，用各种手法向陪审团刻画他的委托人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邻居。同时又大布疑阵，拉扯种种疑问和证据，力图向陪审团输入凶手一定另有其人的观念。

庭审结束后，显然陪审员们觉得此案很难断，闭门讨论了好几天，最后陪审团心存疑惑，但勉强作出被告罪名成立的判决。谁知没过几天爆出令人意外的新闻，披露该辩护律师其实早已确知他的委托人犯下了这桩灭绝人性的凶案。原来嫌犯辩护律师开庭前曾向检方提出用交代抛尸地点换取免于死刑的辩诉交易，后未能成功。而审判前为了“公正”，法官规定审判期间双方不得泄露这个辩诉交易的条件，也不准将这个几乎成交的协议作为证据呈堂。

更可怕的是，在相关的电视秀讨论会上，几位律师一致表示，虽然该律师的行为令人反感，但他没有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因为律师这个职业就是要替委托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中国出版的一些关于美国司法题材的读物，有很大部分实际上是编译自美国的公关读物，有意无意在中国民众中制造出美国司法制度优越的神话。事实是，美国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冤假错案的比率很高。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司法制度无疑有很多缺陷和漏洞，然而纵使设计得再高明、再精细，如果整个社会文化堕落了，上层建筑腐朽了，一个组成部分亦不可能独善其身。检察官奉行丛林规则，不知正义为何物。而律师认钱不认理。社会文化、社会道德沉沦至于此，穷尽设计之所能，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成功的司法制度。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设计再好的制度，也能被活人找到空子可钻。

美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其危害性、严峻性不见得低于中国，但统治美国、控制美国舆论的精英阶层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长期以来持续不断进行贬低他国的洗脑宣传，已经形成了美国人普遍的傲慢思维方式，这是美国的悲哀。

中国的舆论曾经相信精神万能，近些年来却鼓吹制度万能，这两种倾向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贻害无穷。毋庸置疑，中国司法改革更须重视上层建筑的建树，提升社会道德和文化观念，否则司法改革的结果一定是事倍功半。因为制度不可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道德和法制并举。

（责任编辑：东源）

[1]资料来源：哥大法学院调查报告，A Broken System: Error Rates in Capital Cases（1973-1995）， http://www2.law.columbia.edu/instructionalservices/liebman/liebman_final.pdf.

[2]资料来源：无辜者专案，http://www.innocenceproject.org/Content/DNA_Exonerations_Nationwide.php.

[3]资料来源：Does the “Vanishing Jury Trial Phenomenon” Impact Trial Preparation? By Jan Mills Spaeth Ph.D. And Rosalind R. Greene, J.D. This article was printed in the Arizona Attorney, in April, 2010.

[4]资料来源：政府统计资料，《纽约时报》报道，http://www.nytimes.com/2011/10/31/us/supreme-court-to-hear-cases-involving-bad-advice-on-plea-deals.html.

[5]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harts and tables about percent of tort cases concluded by trial in U.S. district courts, 1970 – 2003，http://bjs.ojp.usdoj.gov/content/glance/tables/torttrialtab.cfm.

[6]资料来源：《纽约时报》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资料报道，http://www.nytimes.com/2008/04/23/us/23prison.html?pagewanted=all.

[7]人口统计必须在某一时点进行，美国监狱囚犯统计在每年6月30日这一天进行。

[8]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统计局，http://bjs.ojp.usdoj.gov/index.cfm?ty=pbdetail&iid=2200.

[9]资料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署，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CTS_Formal_contact.xls.

乌克兰危机实际是新形势下大国矛盾激化的体现和缩影。近些年，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复兴步伐加快，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日渐走下坡路，国际权力转移“南升北降”加快，2012年新兴经济体GDP总量超过西方，极具标志意义。西方国家与中俄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般来说，国际权力的转型期往往也是大国矛盾的激化期。在“核恐怖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背景下，两大阵营间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领域的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反遏制斗争不可避免且日趋激烈。这尤其体现为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的作者，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并认为“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规则”。在核心国家内部，美国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因为相互确保摧毁和“威慑战略”在“核心国家”有效。“先发制人的战争不是用来重新安排核心国家安全结构的一个工具，它是‘核心国家’集体寻求将其安全规则推广到那些基本上无法无天的‘断层国家’的工具。“我们永远不离开‘断层国家’，……没有所谓撤出‘断层国家’，只有缩小‘断层国家’。”正是沿袭这一战略思想，美国和西方为争夺“中间地带”无所不用其极，从利益拉拢到外交孤立，从网络攻击到经济制裁，从颜色革命到分裂国家，直至发动战争。

西方如此看重“中间地带”争夺，主要是因为大国强盛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掌控的中间地带范围大小。从安全上看，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从经济上看，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越大，大国经济规模就越大。因此，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安全边界”同步扩大，从本土扩大到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相反，大国衰落大都是从丢失势力范围开始。当年英帝国维系有赖于海军(前提)、殖民地(来源)、自由贸易(方式)，当英国丧失了军事优势，继而丧失了殖民地之后，自然就走向衰落。前苏联的崩溃同样是从丢掉东欧这一“外围地带”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就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这段话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中间地带国家的诸多国内问题，如政治制度转型、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很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借以实现有利于己的战略目的。当这些国家出现问题后，西方大国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聚拢过来，不断推波助澜。苏丹、叙利亚、伊朗、缅甸等国政局动荡，均能发现西方势力插手的身影。而且，越是处在大国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国家和地区，越容易成为争夺对象。目前，两大集群间的权力分界线，在欧洲是乌克兰，在中东是叙利亚与伊朗，在亚洲则是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中日纷争，这看似是争夺某一“据点”，实则关系到战线向哪边推进的战略态势问题。

乌克兰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心脏地带”，也是美欧东扩的“下一个目标”。美欧在乌苦心经营，两次发动“颜色革命”，为的就是将其拉入西方阵营。然而，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将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击，针锋相对，由此使乌克兰危机不断升温。

中国同样面临类似俄罗斯的处境。近些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焦虑感加剧，在“中间地带”对我围堵力度加大。近些年，西方在苏丹、利比亚、缅甸、泰国等国的幕后插手，使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战略空间不断遭受压缩。对西方这种“地缘蚕食”对抗方式，我们既缺乏足够的地缘政治观念，也受束缚于“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原则，结果屡屡吃亏。俄罗斯这次应对乌克兰“颜色革命”的独特做法，为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要和平崛起，但并不等于一味回避矛盾，息事宁人。世界的本质是矛盾的，正视矛盾、克服矛盾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因此，面对西方势力频频的小动作，中国不妨学会“合理冲撞”，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唯有如此，中国外部环境才能更加优化，中国和平崛起才真正有可能。

（编辑  东源）

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至少有三重含义：

一是东西方博弈的继续。苏联解体，美国并没有因为“历史的终结”而善罢甘休，而是变本加厉，对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穷追猛打，进一步榨取冷战红利。2003年11月以来，美欧在独联体国家加紧政治渗透，培育政治精英，扶持“反对派”，以“街头政治”的形式，推行“民主化”战略，不断策动“颜色革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亲西方联盟，最近又在乌克兰再次发动以制俄、反俄为目的的政变，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弹。

二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较量的继续。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中的“世界岛”。乌克兰地处欧洲大陆地缘争夺的战略要点和风暴眼，也是俄罗斯的“命门”。基辅罗斯一直被奉为俄罗斯历史的发端,基辅城被称为“俄罗斯诸城之母”。克里米亚则是俄罗斯面向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克里米亚南端的深水不冻港塞瓦斯托波尔，东邻亚速海，扼制刻赤海峡，是俄罗斯的软腹部和南大门。一旦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美国地中海舰队就会长驱直入，黑海就成了北约的内湖，俄罗斯的“软腹部”就暴露在北约之下，对俄罗斯西南部安全形成巨大威胁。被逼到墙角的柔道高手普京反手一击，闪电般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俄罗斯拿下这一战略要点，其重要战略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特别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冷战后，历来都是西方由西向东挤压，这次风向变了。欧亚大陆第一次出现由东向西的战略逆向运动。克里米亚易帜，飘下了美国霸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第一片秋叶。

三是石油美元与石油卢布博弈的继续。美国霸权有三大支柱：一是无人匹敌的美军，二是横行霸道的美元，三是“常有理”的话语权。核心是美元霸权。维持美元的霸主地位，盘剥全世界，保障美国金融大亨大发横财，这是美国霸权的极终目的。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俄罗斯的最大优势是能源，在巨额的油气交易过程中，俄力求用卢布而不是美元结算。这无疑触动了美元霸权敏感的神经。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了解除日元对美元的威胁，就曾痛下杀手，迫使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今天，美俄在乌克兰的较量，实质上也是石油美元与石油卢布的博弈。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乌克兰危机将是持久的、深刻的。对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一个重大牵制。这是中国难得的战略机遇，应当牢牢把握。天予不取，必受其咎。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重新将其全球战略重心撤回欧洲。这是因为，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正无可挽回地由西向东转移，在美国看来，俄罗斯代表着过去，而中国则代表着未来，是美国需要认真对付的最大对手。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或“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成为美两党基本共识和美国国策，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更迭，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随着情况的变化，在执行力度、执行节奏以及具体内容上会有所变化，但总的方向不会根本改变。

从历史上来看，大国相争，矛盾的解决几乎没有逃过战争的宿命。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老大和平禅让的先例还没有出现过。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必然激化地区矛盾与冲突。但由于中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中国战略反击能力对美形成的不对称性战略平衡与等效威慑，中美摊牌的可能性较小。而中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或摩擦则难以完全排除。特别是美对中国经济渗透与政治颠覆的软战争以及唆使与中国有历史争端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代理人战争，将会呈升温之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壮大国力与军力，坚持自主、自强、自卫，始终把中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

（编辑  东源）

对美国而言，结束冷战，短期利好，长期利空。结束冷战，解放了两个巨人，中国和德国。美国老战略对手苏联解体了，美国新战略对手在静悄悄地成长。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德意志第四帝国”（欧元区）正在完成欧洲板块整合。围堵中国，分化欧洲，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围堵中国，纲在日本。分化欧洲，缝隙在乌克兰。日本问题，当然不是历史问题。冷战结束了，雅尔塔协议在东方没有成为历史。请注意基辛格博士关于钓鱼岛的描述，美国仅仅是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而非主权）。很精彩，一桃杀二士。欧洲的雅尔塔协议结束了，但历史的伤疤很难愈合，前苏联的旧疾再次复发。当然，此绝非偶然，美国人挑开了伤口，并且撒了一把盐。乌克兰是欧洲大陆的缝隙，也是欧亚大陆板块的缝隙。裂缝可以无限扩大，大到成为地缘政治陷阱。欧盟和俄国，就站在陷阱的两边。

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欧盟，乌克兰危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普京如果懂得适可而止，吞掉克里米亚立刻收手，几乎就是一次完美的战略偷袭。默克尔如果懂得色厉内荏，在乌克兰玩弄绥靖政策，则欧盟可以成功躲过一劫。美国的女发言人有些沉不住气，一句针对欧盟的国骂泄露了天机。美国人太渴望新冷战了，问题是陷阱两边的人不笨，他们连摆出冷战的姿势都不愿意。俄罗斯人无心西向，欧盟也无力东扩。非但如此，俄罗斯和欧盟在经济上千丝万缕，已经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新冷战思维基本没戏。可怜了乌克兰，作为新的历史悲剧，向世人诉说着国际政治的无耻。

（编辑  东源）

以2014年4月的亚信会议为标志，中俄已经形成了对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利益共同体。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两国领导人、官员和企业家们签署了几十项合同，以此奠定了未来中俄战略合作的新基础。

通过一系列合同协议的签署，中俄利益共同体已悄然成形。天然气“世纪大单”的签署，意味在全球能源市场中最大需求方与最大供应者之间缔结了“相互保证”的关系，中俄事实上的能源同盟必然会改变世界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而中俄联合生产宽体客机和重载直升机的合同，把原本主要以能源合作为纽带的中俄合作提升到高科技研发和生产领域，将会推动两国产业链的深度整合，这如同当年欧洲从煤钢联盟向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的发展过渡，可以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另一件意义重大的合同发生在金融与货币领域，俄罗斯第二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银行（VTB）与中国银行签署了一组包括以各国本币向对方付款的清算协议在内的协议。VTB在官方声明中说，“根据这一协议，双方银行计划在多个领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了卢布和人民币清算，投资银行业务，银行间贷款，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交易上的合作。”这一组包括能源、制造和货币在内的合作协议，全方位的涵盖了对中俄共同发展最重要的领域，对两国、对东亚乃至世界力量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俄两国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时代背景，是两国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尽管这些年俄罗斯已经成为G8的正式成员，中国领导人也曾应邀作为观察员国参加过峰会。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真正的地位。乌克兰事件后，西方国家立即清理门户，把俄罗斯请出了“富国俱乐部”。在当今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在西方世界的眼里“我们”和“你们”之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无论中、俄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获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平等地位。

中俄共同体之所以会在今年的成形，这与乌克兰事件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直接相关。普京总统在克里米亚的讲话中指出，乌克兰局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近几十年来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倾向于推行强权主义。俄罗斯真心希望能与西方的盟友展开对话，希望保持平等、开放且诚实的关系。但俄罗斯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凡事都有个极限，在乌克兰事件上西方玩过火了。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所以，俄罗斯要明确的对西方说不。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因此，中美两国可以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事实是，太平洋的99%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剩下的1%，包括国际法中规定应该属于中国的部分，如台湾、中国的东海、南海，美国也要染指，今年以来更明确鼓动日、菲、越等国挑战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美国为扩张霸权、打压中俄的举动，理所当然的引起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这导致了两国的战略接近。

美国所采取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战略，肯定是错误的战略。何况，所驱之者是鲲鹏。在今天的世界上，以其博大、以志高远，中国和俄罗斯都当得起鲲鹏之喻。而如今，他们都被美国视为需要遏制的对象。中俄的国家生存与发展都受到美国霸权的侵害，这促使中俄两国成为了利益共同体。鲲鹏击浪从兹始，沧海横流何足虑？毫无疑问，中俄共同体将是全球霸权主义难以摆脱的梦魇。

作为相邻的两个国家，中俄两国有友好合作的历史，也有相互对立敌视的年代。然而，与沙俄与满清的殖民地时期不同，与苏联与新中国早期的冷战背景也不同，今天的中俄是在新时代、新基础之上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移势易，如今两国地位平等，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高度互补，并愿意分享利益，在国际政治中两国都反对霸权，以推进世界多极化为目标，领导人之间高度信任，因此能够让两国共同体走的更远。

目前，全球危机远未过去，美式全球化体系走向式微，曾经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开始退潮。在危机的冬天，各国开始抱团取暖，组成共同体有可能成为取代全球化和平面地理性区域化的新趋势，中俄共同体的成形不仅符合时代变化，而且正在引领新的历史潮流。

面对残存的全球霸权，中俄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在国家利益博弈中占据主动。更重要的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俄等边缘国家要真正改变中心-边缘的传统结构，就需要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可以预期，在中俄之间共同利益的长期互动中，将塑造出“亲、诚、惠、容”的命运共同体，而这将是中俄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平等相处、合作发展、分享利益、休戚与共的中俄命运共同体，一定会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

（编辑  东源）

选举不一定能提高福利，民主不必然就是好东西，民主选择往往以治始而以乱终，西式民主不是“善治”之端，而是“恶治”之源！

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人家有一女，年大当嫁，有两家差人前来说亲。东临的男子长相丑陋但家境富裕，西邻的男子仪表堂堂却家境贫寒。父母犹豫不决，就询问女儿，想嫁哪户人家，“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就露出胳膊示意，愿去东家，就露出左臂，愿往西家，就露出右臂。”女儿听罢，竟然袖出两只胳膊。父母惊讶地问她原因，女儿说：东家食，西家宿。即在东家吃饭，到西家睡觉。

“齐女两袒”的故事，在文学中，笑话一则；然而，在现实中，则是悲剧一幕。这个悲剧的主人翁就是乌克兰。多年来，在自由化与民主化等内部持续松散化的张力下，在俄罗斯与欧盟两大外在分离力量的强大牵引下，原本于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别的乌克兰的东西部正渐行渐远，共同基础越来越薄弱，共同利益越来越稀少，国家战略共识也就越来越难以达成，诸多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取向，越来越多地嬗变为非黑即白的“两难选择”。

齐女在东西邻之间可自己选择，自己做主，但是她的“东食西宿”选择是无效的，甚或是荒唐的。乌克兰何尝不是如此？乌克兰处在地缘政治与战略狭缝间，不能道路自信以独立自主，也无法搞机会主义而左右逢源，不得不在大国操纵、进而又在本国寡头的操纵下，作出“选边站”的抉择。然而，绑定俄罗斯，亲欧派不答应；投靠欧盟，亲俄派不同意。乌克兰的寡头们不是发挥政治智慧以消除分歧解决争议，而是借助街头运动与外部力量，努力去实现做附庸、当棋子的国家目标。大国强权用利益操纵乌克兰寡头，寡头用民粹主义操纵乌克兰民众，民众则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沦为玩偶。你唱罢来我登场，乌克兰之水显然被西式民主搅浑了。

其实，民主的理论与概念很简单。封建主义制度，是君主，国王一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制度，是钱主，少数巨富寡头说了算；今天，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保留的君主立宪政体，本质乃是君主与钱主的分赃制度。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作为社会进而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做主，才有真正的民主。今天，民主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半是给西方民主骗子、本国民主贩子给搞乱了。骗子们输出经过包装的民主以欺世盗名，贩子们贩售骗子批发的民主好从中渔利。然而，那些不明就里欣然接受“民主=现代化”的国家，无不以治始而以乱终，人民水深火热，骗子与贩子则赚得盆满钵满。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刚果等非洲国家，一个个在海妖的民主歌声引诱下，前赴后继驾船撞上礁石。乌克兰不甘落后，上演了以西式民主而祸国殃民的新悲剧。

民主实质是人民的统治，其形式则是尊重并服从多数人的选择。就今天的西式民主而言，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最忠实的拥趸，是最有力的社会支撑。“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然而，任由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既广且深的发展，令中产阶级地位每况愈下，如此西方世界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橄榄型”或“纺锤状”的社会结构，因中产阶级坍塌，而沦落为“M型”，形成了1%与99%的对立。民主的坚强与厚重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人民对民主的热情与日俱下，西方各国大选投票率不断创下历史新低，越来越多的选民选择了不合作，选择了沉默。5月25日，乌克兰民主游戏又热闹开演，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选举投票率为40%，其中基辅地区以22.5%的投票率领先，而顿涅茨克地区仅有5.5%。如此低的投票率，选出来的政要能代表谁？这样的民主实际上又有什么意义？而意义早就蜕变到“为民主而民主”。昔日，自由派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今天，民主派的箴言：不民主，毋宁乱。

民主是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一门行为艺术。民主需要和气，和谐，乌克兰对立双方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咬牙切齿欲置对手于死地，如何民主？民主需要包容，实现相对的利益共享，但是乌克兰在朝的或在野的寡头都想自己通吃独占，把国家人民的油水吃尽榨干。乌克兰式的“民主”给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政局的混乱、社会的撕裂和经济的衰败。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民主不再无条件地“是一个好东西”，它越来越多地被政客玩弄，被经济寡头操纵，成为国家对抗、利益集团博弈、政党恶斗的工具。西式民主原本被用以实现“善治”，而今在各类被输出“民主化”的国家，经济动荡常态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治僵化极化，西式民主俨然成为“恶治”之源！

（编辑  东源）

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

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

我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孔丹

一年中总要读一些书，在2013年读过的书中，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的《难得本色任天然》[1]一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忆“文革”的重要史料价值

过去总是看老一辈人的回忆录，现在我们的同龄人也到了回忆往事的时候。白驹过隙，时光荏苒。本书口述者的个人经历，关系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有关1966年“文革”初起，北京的学校开始闹革命，红卫兵和西纠的成立，以及西纠的活动和被查禁，口述者都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在书中，从“风起于青萍之末”开始，到“《解放全人类》报”的九章，60余页，3万多字，将口述者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一一记录，不仅是讲述了一个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更重要的是讲明了当年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决定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一晃就是将近50年前的往事了。书中回顾了1964-1965年亲历的发生于少数中学的学潮，以及越来越多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的文章，“《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作品”的出现，展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环境。

1966年6月，文革风暴首先发轫于全国大中学校。

“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主任。……是形势把你架在那儿了。……面临群众运动，你跑不掉，就得出来做事情。所以我说，我在文革初期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这是我的宿命。”[2]

“四中成立红卫兵比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3]

口述者作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第一负责人，如实地介绍了“西纠”的简要历史。

“西纠成立时，我觉得社会上太乱了。……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就是对整个文化革命的一种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要站出来保护；另外，我们有组织观念，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对群众、甚至成分不好或有问题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这些就是我们组织西纠时的基本观念。”[4]

“西纠当时最主要的，是通过通令来发挥作用。西纠影响最大的就是十个通令。……6号、7号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后我和秦晓修改。我们也下了很大工夫，字斟句酌。这是对当时日趋严重的局势相对比较完整的政策性意见……这些通令反映的是我们当时的一些思想认识，并自发地试图引导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绝对没有任何人的指使，这是肯定无疑的。”[5]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到8月31日就派了个大用场。跟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干警一起，接受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6]

…………

    红卫兵、西纠的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当代史中，是无法回避的，而如何全面、真实地记述这段历史，还需要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在以往的一些书中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为了维护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成果，为了压制在这一运动中可能出现的抵抗，为了显示革命是暴力行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最早成立的是西城区纠察队（即西纠），他们在打人、抄家运动中，把暴力推向了一个高峰。”[7]2013年10月，由陈小鲁回母校北京八中向老师道歉而引发了网上热议，其中一篇网文写道：“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如‘西纠’的司令孔丹就一直保持沉默，从未见孔丹高调道歉过。看来，同为当年的‘西纠’同志，政治水平就是不一样。”[8]写出这些文字时，这本书已经在香港出版四个多月了，活跃的网民们还认为他在一直保持沉默。

孔丹在口述一书中，正面叙述了当时西纠的作为。

“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持秩序，后来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消防队。我们在火车站维持秩序，保护班禅，保护程砚秋遗孀、刘诗昆，保护何长工，保护赵尔陆，在石油部我们保护余秋里。……所以后来我们被造反派批评是保爹保妈派，也被批为保护既得利益。……西纠后来的命运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从西纠成立的8月25日到1966年9月底，大约30多天的时间，西纠的真正作为也就是上面讲的这几件事。……应该说，西纠从成立起，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严密的组织，其总部与各个学校红卫兵的关系如一盘散沙，各学校红卫兵往往是各行其是，其中有些学校（如六中）的暴力行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9]

说到西纠，大概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像孔丹和家人付出的那么多，代价有那么大。

“因为西纠，我个人付出的代价，我们家庭付出的代价，以及我母亲的自杀，都和西纠的事情密切相关。……今天历史地看这问题，我觉得当年甚至什么要当学生领袖，当红卫兵头儿的想法都没有，就是多年教育出来的那套规范的东西，所谓党的传统观念，就把我给架在那儿了。”[10]

“在家里，我和父亲每次谈起这些事来都很感慨。可父亲从没有指责我……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几乎一生都抛不开这个心结。”[11]

“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一种扎在心底的、永远无法解脱的痛。这也不是那个时代哪几个人的宿命，我们一同走过的这一代人，多少都有着切肤之痛。今天，说这一代人会留恋“文革”，会为“文革”翻案，可能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造就了一代人的思考，这不仅与年龄有关。我们不会像青年人那样言辞激烈地表达，但我们的内心很清楚，“文革”那样的民族灾难绝对不能再重演！

当然，对于亲历者回顾“文革”、回顾红卫兵和“西纠”的历史的文字已经有不少，孔丹的口述一书只是一家之言。如果能将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两相或几相对照，还原历史真实将更有可能。叙述史实，当时人固然重要，而当事人才更重要。他们的回忆使我们离历史真实总算靠近了一些。

近年来，在历史叙述和记忆回顾上，历史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大行其道，一些人将一些人物或事件的细节与历史大潮流割裂，用一两个细节来否定或颠覆大的历史脉络，否定历史认知，曲解历史真相。特别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与叙述，尤为严重。就是一些历史研究人员和学者的文章，也有意或无意地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轨道。历史的记述需要细节，需要细节的真实，但如果不放到一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考察，不放到各个国家社会演进的规律中去思考，就会在整体上丢弃了历史的真实，落入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圈套——碎片化。希望从孔丹这本口述历史开始，对文革和红卫兵的历史回顾和研究，尽量少带些个人情绪，更多些历史感，更注重全面性和客观性，将他们个人回忆的历史细节与历史环境的大背景结合，方能还原出那段中国当代史的真实。

知青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知青生活是我们许多人的共同生活经历，短则三五年，长则六七年，从晋陕大地到大兴安岭脚下，从内蒙古草原到南疆边陲，1700多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在中国以至世界，既是史无前例，也是后无来者的。

孔丹在书中回忆道：

“上山下乡是我们那代人的大多数无法躲避的宿命。我是1969年的2月到陕北的，在陕西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在那里，我一直呆到1972年底。”[12]

“我记得火车离开北京的瞬间，车上哭成一片。我当时一滴泪都没掉，反而有一种无可留恋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跟其他同龄人比较，被折磨、被冲击啊，说麻木不太准确，但是对许多新生事物已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了。我觉得换个地方挺好，到农村也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吧。”[13]

“我可能在那一片的知青里边是最快本地化的，我觉得本地化对我来说既是生存需要，也是一种情趣。所以我先是很快学会了陕北话，说得也算地道。穿衣戴帽也都是陕北老乡的样子。……到农村就得好好干农活，头一年我就表现出我的能干活，农活很快就学会了。所以，第一年我就能拿十分的工分了。……老乡们不久就觉着：孔丹这娃儿是个好娃儿！像个受苦人。（陕北话，农民的自称。）……我的心态——我就是一农民，我要生存。”[14]

“我们那时读各种能找到的书，大多是从北京带来的书。……即使在穷乡僻壤，我还是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大脑还是保持一种思考的状态。学文化，学知识，学理论，包括黑格尔的著述。”[15]

“傍晚下工后，吃完了饭，剩下就是自己的安排了。……我们那个窑洞永远是几个人往那一坐，大家把书拿出来就开始读。……但凡能找到的书都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灰皮书是各种政治性的，像《托洛茨基评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16]

“我在陕北四年，没有觉得很漫长，就这么过去了。”[17]

“过去了”吗？其实，对所有知青来说，插队的经历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从口述史一书的后半部中可以看出，像前面那段红卫兵和西纠的经历一样，农村生活对他的后半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而我们这一代人，哪一个会说这段生活经历能够挥之即去？！几十年来，这一代人的成功与沉沦并存，愉快与苦闷同在，生活境遇出现了很大的差别，与任何时代的生存者一样——坎坷者多而幸运者少，碌碌者多而成功者少。成功者靠什么？还不是在于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在于抓住机遇和永不放弃的精神。作为同龄人，作为上山下乡的亲历者，我不赞成那种“青春无悔”的浪漫，更看好的是“青春无愧”的自律与努力，在任何一个时代，幸运总是眷顾强者。作为个体，悲欢离合，坎坷蹉跎，人生的悲剧不少，而作为一代人，有了这样到农村广阔天地的生活经历，体认了农村，了解了中国，磨练了身心，更有一批人具有了敢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2013年初，我还读了一本写知青一代的小说——韩少功的《日夜书》。我认为这部长篇小说不愧被称为“知青一代的心灵史”。作者对那些年代既不是诋毁，也不是无悔，而是将许多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文化的美与丑用文学艺术的手法写了出来，记述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轨迹，展现给今人去回味与思考。这种作家笔下的刻画，与这本口述版的回忆录实际是异曲同工的。

孔丹如是说：四年的插队经历，“是一个在一定条件下，把负面转化成正面的过程……”[18]

“插队对我的性格、意志、品质，还有跟老百姓沟通的能力都是有锻炼的。以前我们没有这种沟通，太学生腔了……这代人后来形成的沟通能力，我觉得在下乡历练中得到了实际的提升的。还有对人民疾苦的直观感觉。特别是对一些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经过了这种历练……从一个哲理的角度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养性，增益其所不能’。”[19]

无法回避，今天是知青一代执掌了治理中国的位置，“十八大选举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知青’经历的占31.7%。这些‘知青’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了解基层，掌握民情，贴近百姓，亲近人民，讲话朴实，说的话听起来舒服，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20]中国百姓需要的是为民所想，为民所愿，说实话，办实事的政府工作；我们的国家需要的是共同富裕和民富国强；我们中华民族需要的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任重道远，亿万百姓对此寄予了无限希望和美好的愿景！

思考与责任感

过去的几十年，我与孔丹素昧平生。1966年时听说过他的名字，再有所耳闻，就是2013年仲春，网上盛传的孔丹与一个老朋友的争论。这条信息，增加了我选择这本书来读的兴趣。

孔丹不仅在口述史一书中讲述了大量往事，还有他的许多思考，这些思考有着那个时段记忆的痕迹和事后的反思。例如“今天看文革”一章，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说起，有着十分详细的讲述。

“对文革更深刻的反省，应当是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建立防止文革重演的制度。这是我们这些当年走过来的一代人所应有的共识，是对文革更深层次的反省。”[21]

“特别是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我看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撑着文革中老干部们的精神。……所以说，在文革中期以前，要说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是没错的，但是从内心对毛主席的信仰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动摇。”[22]

“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紧的是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这样提起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回应道：‘我们老爷子就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百分之九十五、白区近乎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确立。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和反思，就不可能有比较坚定地回到曾经被极大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23]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考，也才会有了1984年“清理三种人”时，孔丹的上书，中央发有关政策性文件的过程。[24]希望有关真相今后能够广为人知，而不要再做无谓的猜想。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能力和骨子里的“那种责任感使然”[25]，此书后半部讲述的主要经历在我看都与他的思考和责任感有关——例如：

在他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一职的两年多时间中，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值得一提。

“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那是一个青年精英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一次比较重要的活动。……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倡权……以我的就近观察，有些学者夸大了莫干山会议的作用，物价改革的真正推动者并不只是学子学者，实际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改革不是个别人的个别想法，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各个层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这次的事情中，我就是穿针引线的角色。……这是我在秘书任职上，在改革的关键时候，所做的一件促进朝野互动来决策的好事。”[26]

1984年，孔丹走进了光大公司。在“光大16年”一章中，他的叙述真让人看得触目惊心。从1993年他就任光大集团的副总开始，到1996年经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提名成为光大集团总经理，他一直在负责处理光大信托投资公司140亿的巨额亏损，由他负责制订、实施的债转股方案，总算解决了光大集团的根本性危机，使这个企业得以在困境下保存，并从此发展、壮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次危机的平稳解决，就不会有光大集团的今天。

2000年，孔丹调入中信集团任总经理，到后来的任董事长，执掌国企一方天下后的“更名改制”，借鉴山西票号“身股”采取的“分润制”，中信银行的上市，特别是在200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果断处理中信泰富的负债一事，可以说是又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而他的大局观和临危不惧的从容，实在难得。在中信内部员工情绪普遍波动的情况下，他积极谋划、创造条件，改进内部管理机制，鼓励大家共同努力，继续保持各自的正常运行，努力为中信集团的效益做贡献。

“当年，泰富恢复了正常运行，次年实现了净利润59.5亿港币，2010年实现净利润89亿港币。中信集团既帮助泰富渡过了危机，也使集团的投资实现了保值增值，并为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2008年这一年，经过努力拼搏，最终中信集团的净盈利是142亿，没有掉下来，还是保持了百亿以上的水平。”[27]

如果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们都有他的如此担当，都有他的企业家智慧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游刃有余的运作能力，国有企业怎么可能会搞不好？！也就不会招致那么多人的诟病。

孔丹如此总结自己的后30年的经历：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做了自己能做的贡献。”[28]

这种欣慰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为民族和国家做了什么贡献的心灵快感。也许，这就是一代人中有责任感的有为者的情操吧。

争论尚未有穷期

去年秋，从网上看到《亚洲周刊》上署名江迅的一篇文章，《独家专访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及前党委书记孔丹 ——中国红二代政见之争背后》，在接受采访时，孔丹谈到了这本书，也谈到了网上流传的他与一个老朋友的争论：

“最近舆论场上的这个关于我的传言，还是那句老话，谎言是不能长久的，谣言止于智者，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也是我的希望。首先肯定是谣言，肯定是谎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悲哀，对一个那么严肃的论争，竟然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说重一点儿是信口雌黄。”[29]

“那么严肃的论争”是什么？他说：

“你看了书，就知道我跟那个老朋友的关系不一般，非常深厚，共同走过很长道路。我们之间在观念上的分歧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们一些人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我书中最后提到了对西方‘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的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当然是有所指的。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30]

2014年2月23日下午，我参加了友人们举办的孔丹《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的读书会。孔丹在讲述和回答读者问题时谈到当今热议的腐败、制度选择和共产党的执政宗旨：

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领导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看我们不少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双重人格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31]

当一位读者提出“一党执政解决不了对自我的监督问题”时，他直接引申到中国的政治制度选择：

这个问题挺深刻，也是一个要点。我有这么一个实证的说法。不论从几千年的发展来讲，还是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应该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呢？继续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执政还是搞多党轮流执政？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是这个问题里的一个子问题，就是共产党要如何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问题。共产党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却不做设计，去解决和防范，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这从他自身发展需求上也是不能接受。而且我相信，解决自我监督问题有多种方案，并非一种方案。反过来说，如果是仅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个多党轮流执政，从实证的角度你把当代那些多党执政的案例都拿来看看，他们（如印度）都解决了吗？这些腐败问题、制度制约问题解决了吗？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即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我跟一些老朋友的争论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共产党正在努力地克服这些弊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32]

在谈到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时，他说：

“我觉得共产党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永远生存而去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的。应该倒过来说，它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要看全党的努力，每个党员都有份。如果我们解决不好这个宗旨问题，我们就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33]

这些话没有“官八股”，没有矫饰，是那样的直白坦荡，气宇轩昂，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表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座谈会上，孔丹一段富有感情色彩的话打动了我：

“我刚才说了好多话，其实……就是想表白一句话——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34]

也许，这就是孔丹的本色。

[1] 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

[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49页—第51页。

[3] 同上，第60页。

[4]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65页—第68页。

[5] 同上，第68页—第71页。

[6]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72页—第76页。

[7] 《中国“文革”十年史》，香港大公报出版社，1986年11月。

[8] http://blog.sina.com.cn，先奎的博客，2013年10月15日。

[9]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81页—第82页。

[10] 同上，第92页。

[11] 同上，第172页。

[1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10页。

[13] 同上，第111页。

[14]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21页—第113页。

[15] 同上，第121页—第122页。

[16] 同上，第130页。

[17] 同上，第123页。

[18]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30页。

[19] 同上，第126页。

[20] 《四名常委知识青年经历的启示》，人民网强国论坛，2013年7月5日。

[21]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44页。

[22]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44页。

[23] 同上，第150页。

[24] 同上，第167页—第174页。

[25]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172页。

[26] 同上，第162页—第166页。

[27] 《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第214页。

[28] 同上，第221页。

[29] 香港《亚洲周刊》，2013年9月，第27卷，第38期。

[30] 同上。

[31] 《参阅文稿》，No.2014~10，2014年3月14日。

[32] 《参阅文稿》，No.2014~10，2014年3月14日。

[33] 同上。

[3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