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问我关于中国产业链的问题，说近期关于鬼的故事太多，所以我就讲一些“不怕鬼”的故事。

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中，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基础工业。从广义上说，基础工业包括能源工业、材料工业、交通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能源工业涵盖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材料工业包括钢铁、有色金属以及石油化工等。此外，消费品工业主要包括耐用消费品、围绕健康的工业、围绕居住的工业等，其中汽车属于耐用消费品工业。

与上述这些传统工业相比，信息通信工业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包括基础器件端、系统端和消费品端，对传统工业是强有力的支撑和加强。

    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之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规模大，门类齐全，拥有联合国几乎所有的工业分类。从工业体系的层次看，我们仍然存在若干短板。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围绕着大飞机及其系统，另一个就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集成电路和基础软件。不过，放在整个工业体系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工业短板也是局部的。

“核恐怖”下的世界半导体产业

集成电路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近些年每年进口额达到3000亿美元。尽管数字很惊人，但是放在整个产业规模中看，这个进口规模还是可以接受的。2014年我国石油和化工产值为1.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美国以1.7万亿美元排名第一。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产业链，所有的产业链都非常具体，每个工业和每个工业之间都有不同的特点。不要抽象地谈论产业链，以为美国可以在贸易战背景下切断中国的产业链，这就是所谓的“鬼”的故事。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世界半导体市场销售规模为1422亿美元，2018年达到4689.5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的半导体产品消费量占世界销量的比例从7%增加到34%。另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半导体市场的份额达到49.5%，其他企业占50.5%。

从全球市场供给来看，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市场份额最高，达到46%，中国大陆只有5%。2018年，美国供应了全球46%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美国自己消费了22%。相比之下，中国自己供应了5%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但却消费了34%。

半导体产品作为一种上游产品投入，上述产业格局体现了中美下游产业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国很多下游工业开始走下坡路，而中国的下游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上游产业仍是短板，这就形成半导体产业特有的“核恐怖”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去打，但是我疼你也疼，我要死了你也别想活。如果中国的芯片市场没有了，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卖给谁？它必然要倒闭一批半导体公司。比如，高通公司2/3的芯片产品卖给中国大陆，在美国本土产品销售份额只占它的5%。

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说，关键是你自己应该如何发展。比如半导体显示器，京东方的供应链也非常依靠国外，但同时京东方还实施本地采购，联合康宁等企业共同建厂，这就是提前布局，防患于未然。

    目前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是，不能让中国企业单枪匹马面对美国政府的打压，必须对包括参与制裁企业在内的美国方面进行反制；同时有效支持中国企业的成长。比如美国正在举全国之力制裁或遏制华为，华为能不能挺得住？这很难说，可能挺得住，也可能挺不住。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同时出手，那真没什么可怕的，在整个产业格局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一家轮胎企业的逆袭

我在这里讲一个传统工业产业链的故事。在中国的轮胎工业发展过程中，青岛一家橡胶企业先从软控设备做起，依托国家橡胶中心和青岛科技大学，如今其产品供应全球前十大企业，包括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以及马牌、住友橡胶、倍耐力、韩泰、中策等国际知名橡胶企业都在使用它的软控设备。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这家企业的主要业务涵盖软控设备制造、轮胎制造和材料制造三大领域。

纵观世界轮胎市场的大格局，世界75强中有33家中国企业，前十名包括中策（第10位），玲珑（第17位），恒丰（第18位），赛轮（第19位），三角（第22位）等。在中国轮胎市场，外资在华设厂超过30个，主导OEM（代工）。中国的轮胎产品主要分为两类，其中原装轮胎（汽车出厂时原配的轮胎）一般都是汽车制造企业和轮胎供应企业签订长期合同，品牌效应非常强。因为中国的汽车工业竞争力不强，目前这块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所主导。

但是青岛这家企业的软控设备做得特别好，做成了“卖工厂”的形式，就是它能够卖出一个“橡胶轮胎厂”，并且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进入该领域，中国一举成为世界轮胎第一生产大国（目前我国仍然没有占据世界轮胎领域的高端市场，包括出口和国内更新使用的轮胎市场）。有意思的是，中国轮胎行业的发展甚至摧毁了世界的轮胎翻新工业。发达国家原本存在一个旧轮胎翻新的市场，后来发现中国的新胎比翻新胎还要便宜，最后这个翻新胎行业就垮掉了。

在做软控设备的基础上，这家橡胶企业又做了一个轮胎厂，后者虽然没有什么品牌，但是质量很好，在越南设有工厂，也为两家行业巨头做代工，其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10%。

    后来，这家企业又开始涉足新材料领域，近期这种新材料已可以实现产业化，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据介绍，目前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三巨头都在做C级轮胎，利用这种新材料做出来的轮胎就是B级甚至A级。现在这种新材料已经引起整个业界的关注。

    这个例子就是中国大多数工业产业链的真实缩影。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产业链紧密交织的背景下，中国工业的发展并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悲观。   

后贸易战时代要改变思维

有人说，没有美国的芯片，中国连一台手机也造不出来，这种说法有些极端。我对它的回应就是，美国今天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一台有市场竞争力的手机，这就是今天的世界产业格局。可以说，当今世界产业链是分不开的，只有掌握技术的能力可以分开，在技术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在我看来，离工业体系越近越不怕美国。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未来我们要改变思维，曾经那个熟悉的传统时代、传统的发展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贸易战的时代。

（编辑  宋斌斌）

分析税收对实体行业的支持，有两个角度很重要，一是宏观税负水平，二是税制的竞争力。这两个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原则问题，更是国家的战略问题。

辩证看待宏观税负水平

中国的宏观税负应该设定在什么水平？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应该不断地提高，理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宏观税负不断提高就可以让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国家近些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不高也不低，应该维持目前的比重，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就是例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偏高了，应该适当降低。

这个争论持续很多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用了一个“稳定宏观税负”的表述，很多人据此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水平是比较合适的。坦率地说，这说明决策层认为“宏观税负”问题需要时间来考虑，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税收调整政策，而是一个战略问题。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降低宏观税负，中国财税政策开始重大战略调整。

很多人分析宏观税负高低时，总是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指标比较，并以此判定我国宏观税负是否需要调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政府开支的多少等等，差别很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开支和其他国家有很多差别。比如，我们现在社保的负担较重，面对降率、降费压力，要加强国防建设等等，政府没有钱怎么办？每个国家的支出需求不可能完全一样。

所以，宏观税负更多的趋于政治判断。宏观税负的高低不在于指标的大小，而在于我们对当前国家发展阶段的政治判断。要随着国家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战略的发展，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什么样的宏观税负水平才是适当的。

重视税制的竞争力

我们都知道，税收的基本功能，一是为政府提供收入，二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包括地区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包括老百姓收入的差距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税收的竞争力功能越来越凸显。全球化最大的变化是经济体从封闭走向开放。过去，资源只在封闭经济体里流动，政府动用多少资源，如何创造、分配财富，是封闭经济体内部的事情。全球化后，税制设计虽然仍是一个经济体的主权问题，但资金、财富、人员的流动，政府不能完全控制。一个经济体要维持一定的发展，创造财富非常重要，在经济萎缩的情况下，没有新增财富，税收调节收入功能的发挥就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在全球化情况下，经济体的税制竞争力功能越来越重要。如果税制有竞争力，就可以吸引投资、财富、人才，这样就培育了税源，进而有新的财富进行分配。

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爆发尖锐的贸易战、投资战，美国和前苏联也曾长期争霸。1987年里根政府开始减税，促进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突破、发展，美国经济持续向好，直至1998年克林顿政府首次出现财政盈余。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远远把前苏联和日本甩在身后。美国的领先不是某个产品、某项技术的领先，而是整个科技生态的领先。现在，其他国家可以在某一项技术上与美国的某个企业竞争，但在整个生态上，目前任何一个经济体还难以和美国比拼。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大规模减税，一开始很多人认为他不可能成功。但实践证明，特朗普的减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海外的几千亿美元资金回流到美国，对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从2016年我国政府就考虑减税问题，要降低宏观税负，并逐步推出营改增、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及降低社保负担等举措。最近，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了增值税的留抵税款制度，将来还要放宽条件等等。政府减税的目的就是提高税制的国际竞争力，让中国的经济保持适速增长，在中美贸易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编辑  三友）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改革当中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概念，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等，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需要澄清和规范一些概念

我们在很多场合讨论国有企业问题时，存在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比如说国资、国企，通常是把两个概念相提并论。但是国有资本管理改革的对象是价值管理，而国有企业改革的对象是企业组织，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说国资改革，“国资”究竟是指国有资产还是国有资本？显然两者也是有区别的。再如，我们经常说国企改革，“国企”是指国有全资企业还是国有控股企业，亦或国有参股企业？

由于我们经常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概念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对工作内容的明晰，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强调和澄清的。实际上，伴随着40年改革开放，作为经济范畴的国有企业的寓意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需要随着改革去解读新变化的一些范畴的内涵，对一些概念赋予新的理念，以避免在原有的概念里面“打圈圈”。

公有制的三种形态

公有制经济的配置，应该处理好公有制与市场之间、公有制与基础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为了协调好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这应该作为我们改革实践的红线和底线，然后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存在方式，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我们是否需要对混合所有制进行定性，怎样定性，这需要在基础理论上进行创新。

作为基本经济范畴的国有企业，实际上经过了几个大的阶段性变化。1984年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称为国营企业，当时是全民所有制，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第一次出现的公有制形态。1984年之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当时提出了国家所有企业自主经营的问题，使得“国有”成为普遍采用的一个说法。我把这个时候的国有经济称为中国现实生活中公有制的第二种形态。上述公有制的两种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

1992年，我国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公司法》为依据注册，强调“多元出资”登记注册，明确“出资人”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独立，以多个公有制主体联合出资。公司制改革的目的要明确两个范畴：一是市场经济当中企业是独立法人，另一个要明确作为公司制企业的出资人，这些改革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多个公有制主体联合出资的公司制企业。当时还没有提出混合经济的概念，我把非公有制和公有制之间混合且公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称之为公有制的第三种形态。

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学解释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目标，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具体探索。

经济学基础理论对“混合所有制”的解释是：公有制（所有权）出现“出资”和“用资”两个行为的分离，因而导致“出资者”和“用资者”两个主体相互分离。在这样的背景下，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混合”这一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前面提到的多元公有制主体出资还不是混合所有制，只有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共同出资、联合作业，建构起一个新的公司制组织对象，这样的企业才叫混合所有制企业。

    由于出资与用资分离，因此在出资主体层次上，出现了原始的终极意义的所有制主体；在用资主体层次上，接受出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主要涉及具体配置和实现的问题。由此可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坚持公有制可以并行不悖，两者并不矛盾，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在具体实践中，如何为混合所有制定性？混合经济形式使原先彼此游离异化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从组织并存转变为具体微观企业组织的融合，从外部并转存到内部融合。混合所有制不是独立的终极所有制形式，单体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不需要定性，决定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公有制是由“终极所有制”的规模数量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终极所有权意义的公有制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公有制资本如何善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扮演最终控制人的角色，从而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本共同运营。

上市公司的财务体系有一个概念，叫做最终控制人。第一大股东通常认为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财务责任的主要责任人，由此提出了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的问题，从而带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强调出资用资的分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产权理论的演进。

科学处理公有制资本的配置和运营

发展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发育相关，因此产生了如何处理好公有制资本的配置和运营的问题。

公有资本天然带有“公共”的基本属性。公有资本如何配置运营，必须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需要，联系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和产业领域特点，配置公有资本的数量和规模。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明确，要结合产业领域特点，在不同领域选择不同的资本占有比重，这实际上是政府对于“市场结构”规制职能的要求，由此形成了对公有资本配置加以“分类”的具体原则，这正是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具体表现。

在具体实践中，要联系市场发育深度和政府监管，为保障国有资本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分层次、有重点地配置国有资本。国有资本配置在上游领域，国有资本配置在战略性领域，国有资本配置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更多地要实施控制。对下游可充分竞争的领域可以适当退出，从而更好地发挥公有资本在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目标中的关键作用。

此外，“出资投放”所对应的“退出回收”构成“出资者”完整的所有权权利，运用好这一权利，就成为“政府理财”的重要工作内容。

在今天的企业改革实践中，出资者的退出仍然比较困难。最近珠海格力电器要退出，大家说这么赚钱为什么要退出？这涉及到在政府层面上对资本配置的管理办法，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一是出资者与用资者是什么关系，到底是我们习惯说的父子关系还是市场关系？二是出资者能否灵活退出，是否需要有退出的权利，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退出的权利。三是作为用资主体的企业法人，有没有自己的资产。理论上说，企业没有自己的法人主体，也没有自己的资产，资产都是出资人的，出资人只不过在出资分离的情况下允许法人财产有永续生命，如果出资人决定清算，那么法人就不存在了。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分类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对竞争类企业主要以利润为第一考核指标，对非竞争类或者公益类企业则以社会服务绩效为第一考核指标，利润作为第二考核指标。但实际上，一些企业的主营业务和连带业务可能分布在不同领域，而企业需要同时承担市场职责和社会职责。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历史存续时间很长，历史负担较重，再加上领导人的任职流动，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的发育，企业分类的边界就会发生变化。从一定程度上说，企业类别的边界是市场分水岭的表现，因此企业改革与市场深化必须相互促进。

 “分层”助推国企改革深化

在澄清一些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我认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具体思路应该主要强调三个分层：

    第一，投资权利延伸的层次性。按照拥有终极权利的出资人和接受出资主体两者分离的关系，所有者的产权权益会随着对外投资的延展不断派生，应当在所有权的派生层次上明晰出资用资的产权关系，而不是跨链条、跨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有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

  第二，联系出资人制度，强调最终控制人、终极所有人，从而界定公有资本的最终出资人的主体身份。强化明晰公有制产权主体身份和权责、落实权责执行主体，促进推动政府体制改革（政资、政企关系）；同时建设新型政府资产账户体系，全社会应分成中央、省市、地市、县和乡镇五个层次的公有资本终极所有人产权主体，从而形成与层级相关的多层级终极所有人主体，带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使传统抽象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得以具体化表现。

第三，联系国家发展阶段目标，运用国有资本力量，结合全社会产业链和技术链环节的层次特点，确定国有资本配置重点；同时伴随着市场化推进，有序开放市场、开放竞争范围，加快建设公平的市场法制环境。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列系列“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摆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重新塑造绝对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贸易格局，维护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保持美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阻碍中国信息产业升级占据领先优势。

关键词：特朗普  逆全球化  经济政策

特朗普上台以来，打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采取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对许多国家开始加征关税，与中国打贸易战，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推动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为什么现在转向采取“逆全球化”的经济政策取向？分析特朗普的有关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其背后三个方面的目标和企图。

一是企图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

以制造业为主要标志的实体经济曾经是美国的骄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为美国的霸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本土制造业不断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以金融、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空心化”态势日趋严重，2010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尽管美国仍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位置，GDP位居世界第一，但其经济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三产业。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0%（同期中国只占51.64%），其中虚拟经济占了很大部分。这一结构也使美国经济存在很大隐患：一是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消费品，使得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二是易于形成两级分化格局，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激化社会矛盾；三是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极易产生金融泡沫，泡沫一旦破碎便会产生经济危机。为此，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提高实体经济地位的举措，如启动“亿万基建计划”、签署“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行政命令，鼓励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回美国，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税收负担，提高进口产品关税，增强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等等，他想通过这些举措让美国制造业回流，从而恢复美国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

二是企图重新塑造绝对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贸易格局。

现有的世界贸易格局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等。二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美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优势明显，降低关税有利于美国产品的出口，有利于维护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超级地位。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优势不断减弱，由过去的贸易顺差变成了贸易逆差并不断扩大，同时也削弱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强势主导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增强美国产品的出口优势。《广场协议》也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就面临着特里芬悖论的窘境，各国贸易使用美元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美元势必会不断流出美国并不断沉淀，这必然导致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又要保持币值稳定，这就要求美国贸易顺差的支持，因此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解决这个悖论，一个办法是推动世界货币的多元化，如推动欧元、日元、人民币成为与美元一样的世界货币，但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对特朗普来说，如果能再次达成像《广场协议》那样的政绩，对于巩固美元的强势地位和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他以贸易逆差使美国吃亏为理由，向中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施压加征关税，退出了与多国已达成的贸易协定。按照美国统计，2018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达到4191.6亿美元。这些举措表面上是为了减少美国当前巨大的贸易逆差，深层次的原因是保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维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三是企图保持美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长期以来，美国高科技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在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中占据着高附加值的位置。美国的产业升级能够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高科技的绝对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前，世界进入了一个以信息产业升级为代表的产业链重组的关键时期，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哪个国家能够抓住机遇、占据先机，就能够乘势而上，实现更大的发展。在全球信息产业升级来临之时，美国长期以来在信息产业遥遥领先的绝对优势受到削弱，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而且还在加速信息产业升级的力度。当前中国GDP已处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与美国不断接近，中国以华为为代表的５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于带动产业升级有很大的牵引力。中国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旦成功，将与美国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形成竞争。如果美国失去在全球产业链高端的优势地位，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的结构就会失去支撑，变得非常脆弱。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特别是采取各种手段阻碍华为的发展，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目的就是延缓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保持美国在高端产业的领先地位。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经济政策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先”、保持美国独一无二超级大国地位的战略企图，并且这种为了美国利益想尽各种办法的状况还会持续，而美国的经济政策走向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塑造。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欧洲自2008年欧债危机之后，经济下行压力一直存在，而作为“欧洲引擎”的德国却保持了自身经济的繁荣与稳定。本文从德国独特的经济政策——社会市场经济这个角度出发，结合其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分析德国为何在历史上创造了经济奇迹，并在当代仍然是国际社会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关键词：德国 社会市场经济 经济政策 竞争力

“社会市场经济”的由来

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纯粹的市场经济给资本主义带来过恶性通货膨胀、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联邦德国总体上倾向于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模式。1948年，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被任命为联邦德国经济管理署主任，他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并开始对当时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成效卓著，使得社会市场经济被联盟党确认为其经济政策准则。1959年11月15日，社民党在“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中宣布接受这一理念，社会市场经济已成为德国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模式，也成为德国经济模式的专有名词（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常常被称为“莱茵模式”）。

社会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

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集合。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将自由、主动与社会经济进步相结合。”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所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既不像英国典型自由市场经济那样强调市场的作用，也不像日本那样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而是一种强调“平衡”的、将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所谓的“平衡”，主要包括两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之间的平衡，以及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可以将社会市场经济概括为“处于有限的国家监管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征：第一是市场经济。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它明显有别于前苏联、民主德国等曾经实施的计划经济。尽管社会市场经济也十分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不是政府指导一切的机制。第二是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灾难曾经席卷过资本主义；“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抽象、极端的概念，其实在各国经济运行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规范。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崇尚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主张经济上的成功应来源于竞争；后者则把公平视为核心价值，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市场经济的两个特点正对应着它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不是将“自由的市场”与“国家的控制”简单混合，而是一种经过几十年发展的、成熟的、充满灵活性的经济体制。

社会市场经济的具体表现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银行体系、劳资协议、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

德国的国家经济政策通过秩序政策和进程政策发挥作用。秩序政策，或称监管政策，目标是为市场流程建立法律和制度框架，纠正市场不完善之处。进程政策的目标则是纠正德国社会在收入分配、财富分配、机会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属于一种稳定政策的措施。

德意志联邦银行是一家独立性很强的中央银行，位于法兰克福。尽管它的董事由政府选派，却不受政府指导。就独立性而言，德意志中央银行已经成为独立体制的代名词，并且被众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组织所推荐。

劳资协议自主权或称“工资自主权”、“集体谈判自治”，是德国在基本法中规定的权利，即关于薪酬的集体协议不受国家对工作和经济条件的干预。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德国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但不是一个保姆型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平衡，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德国社会特别注意在“通过竞争达到富裕”和“人人享有富裕”之间寻求平衡，既能激发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又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也很注重“通过必要的政策保证竞争秩序”和“过度干预损害经济活力”之间的度的把握，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在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德国在上世纪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被称作“黄金时代”。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德国是当今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洲第一大经济体，这表明了德国经济拥有持久不衰的活力。当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是不会一成不变的。作为一种实用的、充满灵活性的经济政策理念，社会市场经济也在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除了紧跟时代的适应性，社会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维护竞争秩序的重视。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主张是“只有一种市场竞争秩序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和导向社会公正”，即国家应优先建立和维护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虽然德国有一批世界知名的大企业，但是德国国内数量更多的是活力十足的中小型企业，后者被认为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活力来源。由此可见，保证公正有序的竞争秩序是德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在当代成功的原因还归功于德国人的自信。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段话印证了德国对自身经济政策和建立“有序竞争”的自信：“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就是有序竞争的基本思想，我们应该把这种思想向整个欧盟推广。”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目前全球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模式之争。中国模式之所以优势日显，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之上，无法容纳大多数国家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全球化中国版“一带一路”的理论框架，希望为“一带一路”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版本  一带一路  指导理论

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果，正在成为一种崭新的全球化模式，推动着新型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道路优越性

在有文字记载3000年人类文明史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中华文明是领先于世界的。英国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Needham）在《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佐证了这个论断。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传统科学技术方面一直领先于世界。从欧洲文艺复兴结束的16世纪开始，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我们的国际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

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还占全球的32.9%，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的GDP只占全球的4.6%。^[1] 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改革是逐渐向西方的发展模式靠拢，其学界政界大多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将会符合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欧洲的统一和北约东扩使美国得以完成确保“边缘地带”西侧的安全，但美国还要关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侧的安全，特别是东侧有两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和印度。为此，美国应该着力鼓励中国参与中段边缘地带（包括中东和中亚）的地缘经济建设，并邀请中国加入“跨洲的安全安排”，即“扩大后的北约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建立的合作性安全协定”。^[2]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很多学者从历史类比的角度出发，认定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发展的普遍模式，中国迟早会与之并轨，这时的中国发展模式还未显现出其特殊性。

2001年，中国经过十余年艰苦的谈判加入了WTO，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从2001年的4.6%，增长到2011年的10.43%；美国则从32.4%下降到21.72%。从2010年起，我国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一的经济大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一反常态，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乐见其成，转而坚决把中国排斥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发展态度转变的动机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全方位地阻遏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执政伊始，就决定美国退出此前一手组织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中国提出的各项政策和主张横加指责、频频搅局。从2018年起，美国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使出种种解数，企图阻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特别是中国在无线通信领域技术发展的势头引起美国的恐慌，为此不惜拿出麦卡锡时代的手段，无理由逮捕华裔科学家、驱逐中国学者，限制人才的流动和交流，企图迟滞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进程。美国政府的做法和手段，完全置斯文于不顾，几乎到了图穷匕首见的程度。

中国坚持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摸索出了一条优于美国、也优于现行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体制的自主之路。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共同发展进步，互利共赢。这种源于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发展理念，最集中的写照就是“一带一路”，它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全球化中国版本。

“一带一路”：全球化中国版本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倡议，是有着深刻理论与现实背景的。

从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出现端倪开始，由于经济的发展，贸易活动越出了地域界限、走出国界，各国不断出现争端乃至战争。为了消弭战争，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欧陆国家签订了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领土主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国家边界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国际法的限制。领土空间控制的范围受到约束的同时，经济空间的开拓行为就表现为经济交往空间范围的拓展。^[3] 与此同时，由昂格鲁-撒克逊国家主导的海洋秩序，却为人们展现出另一种理论情境，即整个世界要在海洋观约束下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一法则下，每个民族均可以与另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地从事贸易。这可能就是当今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利益单元、而经济却在不断全球化这种现实悖论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理论诱因。这一要素流动自由与国家利益分置的悖论，经过数百年博弈，演变成为当今全球化的理论悖论，即生产要素要求全球自由流动，而民族国家基于主权却排斥完全意义上的要素自由流动。“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在于全球相互依赖正在接近他们的制度限度，制度合法性正在褪色。”^[4] “旧有全球治理结构的提升空间有限，中国为此需要提出新的国际制度战略，应对全球治理问题。”^[5]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构建了一种不同国家可以共同发展、不同文化与文明可以求同存异的地缘政治想象，从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国家构建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对域外世界的文化与文明方面的差异时，要么进行征服、要么坚持同化的既有路径。“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离的格局，推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成陆海一体化，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和地缘政治格局。^[6]“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够帮助中西南亚等国家发展经济，从而带动中国西部进出口，西部经济的活跃，东部企业也会融入，进而平衡东西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理论悖论的路径。世界主义观点认为，人们要有“世界意识，无国别意识”，“推崇世界的多样性”，承认“一切都是平等相同的，但每个人却又都是不同的”，“国家若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合作”。^[7]

然而，国家间的合作又受到许多限制。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内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等；现实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实现的，总是存在各种难以突破的障碍。^[8] 现代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将世界划分为具有等级制的空间、集团与国家，并赋予它们政治意义：这里是现代的，那里是落后的；将世界区分为“平稳地区”与“狂暴地区”、“稳定的中心”与“威胁重重的边缘”，这不利于全球化的推进。^[9] “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西方的地缘政治想象，超越了历史类比与通感的惯性思维，改善了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代之以合作开放、合作共赢的新地缘经济学，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缘经济学。^[10]“一带一路”要求的国际环境就是国家平等，文化文明多元共生，生产要素得以最大范围地在全球流动。关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北京“习奥会晤”时阐述的那样：“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主张和倡议都秉持开放包容原则。”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矛盾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竞争和美国贸易霸权基础之上的，多数主体是私有单元，奉行激烈竞争的生存方式，政府和民众力量很难参与进去，也难以实现利益单元之间的公平。“这一现实使得一切政治方案都要顺应经济的逻辑，否则便无法落实，世界秩序也必须得与世界市场的逻辑有同构性，这正是美国所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的根本特征。”^[11] 这样一种具有鲜明市场霸权与资本主义特征的全球化，在公平方面是存在制度缺陷的。在现实的全球化环境条件下，市场力量很容易形成霸权，并对其他市场主体造成损害。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客观结果，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的经济调控能力都被削弱。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形成的全球化框架，很难顾及到其中的大多数参与者，而是让具有竞争优势的少数市场主体得以张显自身的诉求，缺乏竞争能力的大多数市场主体则只会在市场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甚至蒙受屈辱。如果全球化不能解决公平发展的问题，那么这一全球化的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就像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力量，它可以随时带动强大的经济力量摧毁和破坏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从教育、医疗、住房到婚姻、家庭、亲情，无不被市场经济的力量所渗透、影响。”^[12]

这种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脱离，是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而逐渐形成的。在前全球化时代，一国内的经济活动会受到国家政治的约束，而不至于对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形成很大的伤害，而当前的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已然越出国界，但是跨国政府却无从谈起，市场力量成了失去控制的脱缰野马，变得为所欲为，这可能就是当今全球化存在显失公平现象的重要原因。

“各种地缘政治思维同经济全球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种地缘政治思维都着眼于‘占领’、‘统治’、‘控制’，而经济全球化则诉诸于‘自由’、‘交换’、‘开放’。所以，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基础；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13] 这种矛盾、对立的原因，是基于现行的全球化构架，其中西方理论界主张的斗争、冲突，是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求。”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在《边缘地带论》中对二战的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着这样一幅场景：全球的主要国家都正在参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其目的是争夺物质力量。”“每个国家都会觉得，它们一定要保护自己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要时可以为此动用武力。” ^[14] 这种文明冲突的观念在西方人的思想里仍占主导地位，并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实践。在当今世界，“制造业是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区域性集聚为前提的，基于非连续性政治空间观的民族主义政治不会太过影响制造业的效率。金融资本则天然地以全球为单位，倘是民族主义政治，则无法有效地主导金融秩序”。^[15]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产出水平的大幅提升，世界各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导致全球化进程与日加快，全球统一的市场业已形成。中国奉行的是文化包容政策，与任何文化都能和谐相处，这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市场培育方面，就有明显优于现实全球化的特征，也势必成为未来全球化的新版本，从而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做出我们的贡献。

目前全球化奉行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的地缘政治经济观，难以推动不同发展模式国家地区间和谐发展。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分析西方现实世界时写道：西方人普遍认为，“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非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西方，特别是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

相对于西方学者普遍持有的不平等的地缘政治经济观，我国学者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相对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僵硬地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区分为中心与边缘，‘一带一路’构想实现了一种典范转换，即传统的以中心与边缘之间区分为特征的地缘政治想象及相关（如政治、经济、道德等）等级关系的崩溃，代之以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或文明的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空间思维。”[16] 对此，汪晖教授进行了评价，“这种历史观是必要的，因为所谓互为中心、互为边缘、起源的非起源化，就是超越自我中心的等级史观，不是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样，将世界建立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或亚边缘的等级体系。”[17] 西方人信奉的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是基于自身感受并运用历史类比方法得出的武断判断，它们并不能真实反映当今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而且是当今全球化面临巨大困难的重要主观原因。它认为世界的发展进步是线性的，所有国家都会循着西方模式的路径演进，而没有考虑世界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这一现实，这就把全球化带入了死胡同。它以市场力量推进全球化进程，就是为了让自身通过“带血的”经济发展优势地位得以巩固，让后发展国家为自己的发展做垫脚石。如此，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很可能是非西方经济的灾难，它不能真正解决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与融入全球化的问题。

西方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源泉是分工理论，也可以说，是分工理论发展了国际经济学，并支撑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所有分工理论的源头，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国际贸易理论则与分工理论紧密联系。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引领者奉行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导致世界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享有相同的发展环境条件，不同等级国家的民众不能自由的跨国流动。这恰恰违背了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从而形成最优的配置效益。这其中最难以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也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这也就让市场经济体制效率大打折扣。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民族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立法排斥，和国家内各民族间基于文化差异的隐性排拒，这使得全球化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障碍的源起都是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和利益的分置。我们在此引入民族经济学理论，进行一个全新视角的新纬度研究。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

中国自古就拥有文化包容发展的禀性，民族间融合多于分解，从而形成了今天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大市场，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时间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数千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为了达到经济生活上的相互需要而彼此交往，相互补充，绵延不断，最终把我国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需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中华大地各民族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灿烂文明。”^[18] 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19]

基于民族文化视角的经济学研究，正是当今现实版全球化面临的短板，也是源于西方中心——外围世界观的西方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提出了用民族文化纬度研究中国版全球化面临的经济学问题，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世界经济，寻找到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案，对领未来的经济实践并有所裨益。

我们的研究不仅提出一种有别于现实版全球化的理论框架。在独具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框架之下，我们希望推出关注公平、具有道德含义的世界观、互为核心的地缘政治观的全球化新模式，以取代广为世人诟病的美国版世界观，造福人类社会。

第一个问题是公平问题。当今世界，既包括民族国家间的不公平，也包括民族国家内部各群体间的不公平，还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不公平。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版全球化过度依赖市场机制作用，缺少强有力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力量对市场势力进行制衡，从而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国际格局。构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理论框架，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交往理论为基础，通过生产力的进步，促进各民族国家经济的世界化，使经济活动脱离狭隘的民族属性，普遍形成世界属性，从而规避当今建立在各自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借助无道德属性市场机制的利己主义弊端，建立起更接近公平正义的全球化新模式。

第二是世界观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的世界观，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观，美国寻找并不断变换着“敌人”，冷战结束后的多极化时代，先是伊拉克等“恐怖主义国家”，现在又把矛头转向对美国具有“威胁”的中国。在西方所谓“敌人”的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同质性或异质性是一个重要标准，它倾向于将文化具有异质性的国家当作敌人。而中华民族自古强调文化包容，正是包容性才有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和规模巨大的市场。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民族都进行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中华民族所倡导和引领的全球化，将可以形成规模范围最大的全球市场，形成开放包容的全球观，带来世界市场规模范围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是地缘政治观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地缘政治观，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非西方是世界的外围，在他们的概念中，世界的发展就是以西方为榜样的线性发展过程。在这种地缘政治观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拒绝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平等合作，拒绝承认非西方模式的价值，片面要求这些国家效仿西方模式。实际上只是将广大非西方国家作为其发展的附庸。这样只能引致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反弹。因此，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开放包容地缘政治观，摒弃西方中心论，也不奉行自我中心论，强调尊重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平等相待，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形成了彼此联系、和谐一体的地缘政治观，用来指导发展新型全球化的实践。

（编辑  季节）

中美竞争，合则双赢，斗则双输。但不管怎么样，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重中之重，是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组合，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中高速、高质量的增长轨道。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需求不振，企业利润下降，资产价格风险积聚，系统性金融风险凸显。2018年，国家陆续出台资产管理等新规，大力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些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严峻。中国推动高质量增长路在何方？

高质量增长的内涵

国防安全是高质量增长的保障。中美贸易战犹酣，如果我们没有震慑对方的本钱，只能处处受制，所以要大力加强国防建设。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艰难爬坡阶段。现在，5G领域中美竞争已经敲响了警钟，我们很多科技型产业，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有大量工作需要加强。例如半导体，建设一个芯片厂动辄需要数百亿元级的投入，加上带动其它相关产业，完善产业链甚至为万亿元级别的长周期投资。仅靠市场投资推动和发展这些行业很难。

中国还要推动绿色发展。生态资产如山林、水体、土壤、大气的维护，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要让人民有幸福感，生态环境各项要素的改善，都有大量工作要做。另外，中国从青藏高原到东南沿海呈现三级地形，要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改造成中华民族永久性的安居乐园，所需投资是天文量级的。比如调水工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改造工程等等，都是万亿元级别的系统大工程。

改变收入分配长期恶化的趋势也是艰难的挑战，尤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兴起之后，收入分配的问题和相应的财产分享问题将更为突出。资本收益增长率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是大趋势，这意味着收入分配的鸿沟任其发展将会越来越大。国家提出要提高全民财产收入，但在房价高企、股市风险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另类途径解决收入分配扩大的问题。

民生财产的积累也是一个大的难题。

上述五大问题，外加新型城市化，实际上都属于供给侧投资，是为优化中国的自然资产、生态资产、科技资产、国防安全资产以及民生收入财产的投资。这种投资的特征是：第一规模超大，动辄千亿、万亿元级别；第二是周期超长，10年甚至20年，长时间内没有回报；第三投资的回报很难独占，不具备排他性；第四是不确定性，涉及到地缘政治、国家的公共政策走向等，甚至会遇到很多未知的难题。

这种规模巨大的投资在需求侧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持续10年以上的投资周期造就了中国最大的旋转空间，将会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率1-1.5个百分点。其次，它创造了极大的需求，水泥、钢材、工程机械、化工材料等当下过剩产能将会变成有效产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过多年投资后，中国有可能在科学技术层面和主要的产业层面上，全面赶上发达国家。

因此，这些大规模、长周期项目应归于国家战略投资层面，由发改委规划和指导，组织各方力量进行开发性投资。这种没有短期盈利、而会对经济社会带来长期性收益的投资，我称之为跨区边际投资收益递增。有几个原因导致这一类资产的产生：一是这类资产产生的产品收入弹性大于1，人均收入越高，对它的消费越多；二是它的需求是刚性的，比如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等等；三是这类投资大多数是大宗的、垄断性的、刚性的，它不属于市场竞争范畴；四是产品生产的技术变革缓慢，可替代性较低，如古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我们后人。

实行货币供给双轨制，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

国家战略投资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这涉及到我们未来20年巨大的增长潜力与现有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市场化的金融体系是央行把钱放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这个金融体系是顺周期的，它支持的投资是有短期回报要求的，我们巨大的储蓄无法用到这种长期项目上来。

我提议可以改革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实行货币供给双轨制，在现有的货币发行市场轨道之外，设计一条按照国家战略规划、央行精准定向直接投放货币的直通轨道，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央行直接向战略投资基金出资，由战略投资基金投入战略性工程，央行间接成为重大工程的直接股东，并可以带领相关机构少量跟进。这样，重大工程的融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支持超长投资周期。

这里将牵扯到金融体系进行较大改革。比如当前近3万公里的高铁，铁路总公司是负债经营的，它一年的利息就是8000多亿元，投资成本每年都在增长，如果融资成本与GDP增长不相上下，高铁将永无赚钱之日。但如果央行作为投资、负担高铁一半负债，这种资本可以10年内不要回报，10年以后将会获得永久性回报。

我把这个货币供给双轨制下的第二轨道融资方式叫“宏观金融工程”。宏观金融工程支持宏观战略投资，它的投资，可以持续不断地打造中华民族永久性、战略性的基础资产，它在未来长期内可以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自然生态的改善、民生资产的增长，进而打造一个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的轨道。

有人问，央行可以去当股东吗？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可以？这也契合当代金融体制近20年的变革，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编辑  三友）

案例：宏观金融工程——中铁公司长期资金运行

●现状：已营业高铁2.9万公里，负债5.27万亿（2019/3）；2018年利息8067亿；总资产8万亿；负债率65.63%

●政策：央行主导出资2.27万亿，设立“中交/中铁长期资金”，以股权/准股权方式形式注入中铁总公司，公司将同额资金归还银行/债权机构；央行以定向回收注销先前释放给这些机构的各种“灵活便利”（SLF/MLF/TMLF）工具，收回等量货币，退还各银行相应的抵押资产包

●效果：货币总量未变；中铁总股本增加/债务减少各2.27万亿；负债率下降28个百分点，年利息减少超三千亿；营业利润至少增加150倍（2018年利润20亿）。央行资产表中应收相关银行账款减少，对中铁总股权投资增加，数量均为2.27万亿。

●宏观负债率下降，央行资产质量上升

内容摘要：在过去十年中，伴随着居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取得长足的发展，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纷纷涉猎私行业务。凭借着强大的零售网络，商业银行在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积累了一定的优势，但市场格局远未形成，机构间的竞争势必将日益激烈。当前阶段，商业银行在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时，在客户获取、经营理念、客户细分、专业能力、资源投入等方面存在不足。

关键词：商业银行私人银行 发展问题 对策研究

2007年，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合作率先推出私人银行业务，标志着中资私人银行正式登上舞台。在随后十多年里，我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发展迅猛。根据瑞信的报告，中国的超高净值人群数量、百万富翁人数（以美元计）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先后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国内私人银行市场的主要特点

第一，高端财富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根据波士顿咨询报告，2013-2017年，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平均增速是16%，[1] 2018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高达147万亿元人民币。[2] 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近几年增速较之前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其中，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财富积累速度明显要高于普通家庭。2013-2017年高净值人群财富实现年化24%的增长，超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过3000万元的家庭）的财富年均增速更是高达29%。

目前，国内高净值人群数量大约为167万。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房地产等传统快速创富方式难以为继，预计未来高净值群体数量的增速将会有所降低。但随着资产配置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将会从房地产、企业股权更多地转向金融资产，预计未来高净值人群个人可投资资产仍将维持高速增长，快于社会整体财富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通过测算认为，2023年中国高端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可达82万亿元人民币，是现有规模的（2018年为39万亿元）两倍之多。国内高端财富有市场，有发展潜力。

第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作为主要参与者，凭借着强大的网点和零售客群，银行系私人银行在国内高端财富管理市场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其中，招商银行处于领跑地位，数据显示，2018年招商银行私行管理资产规模达到了2.04万亿元，成为第一家突破两万亿大关的商业银行；第二名中国银行约6000亿元，户均管理资产近2800万元，显著高于其他同业，体现出深度经营高净值客户的能力。

然而，由于展业限制、监管要求等因素，银行系私人银行难以完全满足高净值客户定制化、多样化等要求，这为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高端财富市场创造了机会。尤其是，分业经营使得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将凭借特定产品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商业银行还远未能在私人银行市场树立优势，银行系私人银行管理资产规模占其零售业务的比例不高，大大低于高净值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在总财富中的占比，反映出商业银行在高净值人群中的渗透率有待提升。

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谋求转型，纷纷将私人银行作为经营发展的突破点。资管新规的出台对传统信托业务模式造成了较大影响，高端财富管理已经成为信托业内寄予厚望的转型方向之一。2016年以来，多家券商已正式设立了私人银行部或者家庭财富部门。此外，律师事务所、家族办公室等新兴财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军高端财富管理市场。可以预见，下一阶段各类私行机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势必日益激烈，对高净值客户的争夺将日趋白热化。

第三，客户需求日益多元。目前，高净值人群的职业特点正在发生变化。企业主依然是高净值人群的绝对主力，不过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人才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企业高管、专业人士在高净值人群中的比例正在上升，高净值群体内部的诉求也正在分化。首先，财富管理目标多元化。在私行业务发展之初，资产快速增值是绝大多数高净值人群的首要目标。随着一代创富者步入生命周期的新阶段、创富来源的多元化，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目标开始分化。对于年龄较高的高净值客户，尤其是企业主来说，财富保值和财富传承的诉求最为强烈。而相对年轻、以专业人士为代表的高净值客户更倾向于财富增值。其次，对私行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高净值客户的需求包括金融和非金融。即使是金融需求，也不只是投资需求，某些私行客户还将有融资需求。以企业家客户来说，涉及企业经营的融资、上市需求同样重要。总体看，由于年龄、职业、资产状况、风险偏好不同，高净值人士内部子群体之间的需求呈现出较大差异。

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目前，私行机构跑马圈地的野蛮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体上，现阶段银行系私行业务发展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私人银行客户获取和经营能力有待提升。客户是私行业务发展的前提，稳定持续的客源是私行业务发展的基础。目前，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私人银行获客主要还是依赖分支行和零售银行部，在细分现有客户的基础上来获取目标客群。这种背靠零售的模式有助于在短期内快速累积客户和降低私行业务发展的前期成本。因为在发展初期，私行部门自身的拓展客户能力并不足以支持事业部模式，这是“大零售制”成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私行主流模式的根本原因。而根据国际经验，当前世界排名前20名的私人银行基本上采用的都是事业部制。就国内市场来看，目前招商银行已经开始逐步转型。可以预见，由零售部制向事业部制转化是未来大势。

从持续获客角度来看，要实现真正的事业部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私人银行部已经具有较强的获客能力；二是已经渡过客户的大规模积累阶段；三是银行内部门间联动获客。所以，培养私行的独立获客能力，是私行能够向事业部制转化的必要条件。

第二，客户经营理念亟待转变。海外私行机构的先进理念是“以客户为中心”，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需求。以瑞银为例，在为客户提供资管配置服务时，会在充分了解和挖掘客户需求的基础上，为客户量身打造设计定制化方案，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目前，大部分国内商业银行仍处于以“产品定客户”阶段。尽管市面上私行产品种类繁多，但实际上各家机构产品高度同质化，很难真正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这实质上反映出“以产品为导向”的经营思维。“产品导向”强调对销量、中间收入等关键指标的考核，以销售产品为终极目标，无法保证客户利益和私行机构的动机一致，难以做到“以客户为中心”。

第三，客户细分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国内私人银行的客户细分主要是基于可投资金融资产规模对客户进行分层，差异体现在是否可享受增值服务。对于银行来说，这种分类方式简单易行，是产品驱动模式下的必然选择。但弊端也较为明显，即无法为客户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随着高净值人群结构日益多元化，不同群体在财富管理目标、风险偏好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使是财富水平相同的高净值客户，其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结合其它指标对客户作进一步的细分。此外，需求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投资类金融需求，还会有融资类金融需求和非金融需求。在具体实践中，绝大多数私行机构只将重点放在管理资产规模，对其他方面重视程度不足。

第四，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高。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最核心环节是挖掘客户需求，制定个性化方案，为之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财富顾问在和客户面对面交流时，能否凭借其专业能力打动客户，赢得客户信任，对于业务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当私人银行为高端客户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时，需要从业者对税收、投融资、法律等方面的内容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无疑对财富顾问的综合业务素质提出较高要求。显然，现阶段国内私人银行的大部分财富顾问都很难达到以上要求。由于国内私行的发展模式基本都是零售升级、产品驱动，私行机构在拓展业务时过于强调产品销售，体现私行服务的专业投资服务大多流于形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论是私行机构还是财富顾问，对专业能力的问题都不够重视。

第五，资源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内部之间的壁垒，各部门协同不够。比如，在涉及公私联动的业务方面，由于牵涉业绩考核，导致业务推进缓慢，审批周期过长，往往难以满足客户需求。表面的问题是尚未建立起完整的产品链，实质则反映出部门间的协同不够。二是财富顾问人数相对不足，业务考核体系有待完善，现阶段各银行都在扩建私人银行队伍，仅从外部招聘，显然无法完全满足需求。所以，商业银行建立了相应的内部选拔体系，通过基层推荐、层层选拔，支行向分行推荐业绩拔尖的理财经理，作为分行的财富顾问。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统一管理，同时也便于激发支行挖掘、维护客户的潜力。但在现行的考核机制下，可能会出现做财富顾问的收入反而不如客户经理的情况，激励不足，不匹配，不利于商业银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建议

未来商业银行要获得长足发展，主要应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第一，搭建多层次获客体系。培养独立获客的能力，是私行最终能够独立成为事业部制的关键。许多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集思广益，着手搭建多层次的获客体系。内生获客方面，要加强部门间的公私联动营销,关键是要打破各个条线之间的壁垒，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协同机制，完善考核机制，提高员工积极性。外生获客方面，可以积极发展圈层获客、转介绍等多形式、多渠道的获客方式。

众所周知，客户的开发、维护和培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具体来说，一是要结合绩效等来考察获客效果。责任落实到人，确保计划落地，要将绩效考核和实施效果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推进私行获客能力的提升。二是打造私行品牌，发挥品牌效应。品牌意味着高质量、高信誉、高效益和低成本。强大的品牌效应能为企业带来持续性的价值回报。所以，商业银行要从一开始就树立品牌意识，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去创立私行品牌。

第二，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重塑服务理念。目前，各类私行机构都认识到未来要赢得市场，必须要以客户为中心，改变既有的客户经营模式。然而，要实现这个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和创新：首先，要“从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即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设计和研发金融产品。要求私行以客户真实的投资意愿为中心，在深入了解和反复沟通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方案，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是急于推销产品。其次，从“满足客户单一需求”向“满足客户综合需求”转变。在需求细分的基础上，综合满足客户的各种金融和非金融需求。对于有特定需求的客群，要开发出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建立起完整的产品链。最后是科技驱动的服务模式创新。对于一部分基础需求，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便捷服务，复杂需求还可以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便捷的深度咨询服务。重点推进线上私行客户经营和互联网服务创新。

第三，细化客户经营，优化产品和服务体系。严格地讲，在现有条件下，银行系私人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单独拿出来看都是同质的。而从客户需求出发，结合不同客群特点，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性组合后，达到的效果将是不同的。所以，从设计组合角度看，没有任何一家私行的产品和服务是相同的。但遗憾的是，目前客户细分在国内私人银行领域中的运用并不充分，大部分商业银行仍将管理资产规模作为唯一重要的细分标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了解客户对于获取、留存和提升经营至关重要，对于私人银行来说尤其如此。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资源实力，合理地划分客群。

第四，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立。专业人才匮乏是目前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可以通过“内培”和“外引”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解决人才稀缺问题。“外引”方面，要引进高水平的财富顾问充实队伍，在较短时间内帮助银行有效提升专业水平。“内培”方面，要完善现有的人才培养机制，对从业人员进行体系化培训，聘请外部专家、顾问定期开展各类专题讲座，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经营能力。同时，要强化私人银行队伍建设，建立涵盖客户经理、投资顾问、产品专家的私行队伍，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专属服务。

第五，加大资源投入。一是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关键要建立协同体系和机制，包括配套的分润计价规则、考核激励措施。相比其他的私行机构，银行的优势在于掌握较多的资源，可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综合经营，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如果能建立起合适的协同经营、生态合作、分润计价等机制，则可通过撬动更多资源，打造平台效应，促进业务快速发展。二是完善从业人员的薪酬、绩效考核体系。随着高端财富管理的兴起，优秀的私行从业人员逐渐成为市场上抢手的香饽饽。目前银行的薪酬激励体系并不能较好地体现人才价值。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与专业能力相匹配、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绩效考核体系。三是加大科技投入。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高净值客户对于便捷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使用习惯逐渐向线上迁移。根据麦肯锡调研数据，中国有接近60%的高净值客户愿意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取私人银行产品服务，数字化、移动化已成为高净值人士的必然要求。商业银行要重视科技技术在私行业务发展中的应用，加大底层设施建设，要善于利用新的技术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客户忠诚度。

（编辑  杨利红）

郑京海教授一直在推动如何把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到国际学术界。今天，他的讲座报告就是为今年九月在欧洲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准备的主旨报告。这是一次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又是对中国学者的总结和评价。

同学们做博士论文时，如何选择题目和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这就使我想起30多年前，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做博士论文，我选择了中国最突出的人口与发展问题，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我国人口经济系统，此后出版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青年经济学者》丛书，1989年版），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粮食与经济发展进行综合性和长期性分析研究，同时也指出对有些变量（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未能予以考虑；我与邹平（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研究人员）合作出版了《人类·发展·前景·抉择》（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年版），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人口与耕地、粮食、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变动历史的关系，定量的分析了当代人口生育机制转变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同共进的新人口论，作为未来中国发展模式选择、发展战略制定的理论基础和国情依据。为此，马世骏学部委员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称这是对“人口发展协同共进”的理论命题的重要探索，是大胆的尝试。

我的国情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吸取了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因为我所面临的对象是一个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复杂大系统甚至是巨系统，主要受到钱学森先生系统集成论的启发和影响，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他倡导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定性和定量知识、理性和感性知识，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航天部710所组织“系统学讨论班”，他提出了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等重要概念，其中社会系统可以称作特殊的复杂巨系统了。系统方法论反映了钱学森系统综合集成思想。[①] 我当时参加了研讨班，深受启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国情研究思路和方法论。

钱学森力图把“两弹一星”系统科学的成功做法，应用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他曾提出国家应当设立经济体制改革总设计部，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设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共计16个部分、60条、336项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顶层设计、系统设计、长远设计的改革思路。2014年1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年3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习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进一步完善了改革决策机制。

我们如何研究中国国情？可以按照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构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此外，中国巨系统又与国际巨系统相关，确实是巨大的复杂系统。国情研究对象就是这一巨大的复杂系统，不同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相互发展、共同进步。这也成为我们先后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四位一体”（包括社会现代化）、“五位一体”（包括绿色现代化）、“六位一体”（包括国防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来源，也为我们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提供重要思路和政策建议。例如，只有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到中高速，能源等消费增长的弹性才能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下降，同样的是主要环境污染物才能与经济增长脱钩，空气质量才能有所改善。这都反映了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需要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国情国策，使之产生决策体系的正面影响。

在经济系统内部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概念，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等。就中国而言，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我们把中国三十多个地区可以根据人均收入、人类发展指标（HDI）等重要指标将中国划分为“四个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发展变迁。

这就需要做出实证分析，做到实事求是，非常务实地研究中国复杂的、动态的经济社会巨系统。讨论发展的初始条件，如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研究建国之初的初始条件，包括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条件比较，包括发展起点、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等，还专门讨论了初始选择。因为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如毛泽东在《共同纲领》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就是混合经济，既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中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背景和初始条件，包括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这也涉及到邓小平的初始选择，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混合经济，与毛泽东当初的初始选择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历史的继承，历史的创新。因为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时代是无法解决占世界1/4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这就必须创新中国之路，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走上混合经济是必然的选择，才能够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超过了上亿登记户，才能够创造世界最大的就业规模，达到7.8亿人，比印度高出2.8亿人。

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需要去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需要复杂系统经济思维。复杂系统理论本身就是系统科学中前沿方向和焦点。钱学森先生对复杂系统的认识，^[②] 又加了一个关键词，即开放型的复杂巨系统。^[③] 这为我们认识更开放更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提供了重要思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外而言，从封闭到半开放再到全面开放，对内而言，从内部分割到区域一体化再到全国一体化。

开放系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这涉及到现代化要素：能量、信息、数据、科学、技术、知识、各种物质等交换和转换。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效的利用这些现代化要素，特别是在开放的背景下，利用经济全球化来有效利用全球现代化要素。

不同的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我们研究经济系统，就要考虑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这就涉及到经济发展为何要绿色发展，一味地追求高增长就会有巨大的生态代价，如何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例如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时，能源消费增长弹性系数将会大幅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随之下降，再加上发展绿色能源，煤炭发电清洁化（目前已有80%火力发电机组属于超低排放），中国已经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今后有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下降期，这不仅对中国是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有可能因中国，世界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进而进入下降期。这也反映了中国系统与世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中国是如何应用复杂系统思维和有效方法来开拓和创新工业化道路？这就是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的方法论。应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经济增长率高达9.2%，中国GDP（PPP，1990年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从4.5%提高至5.5%，而且为中国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经过长达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实践，中国已经从学习和照搬苏联模式，到创新中国特色的五年规划，从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成为中国在认识处理这一开放复杂巨系统方面极为成功的案例，也解决了拥有14亿人口内部差异甚大的中国，如何通过五年规划一步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道路”，大踏步的赶上而且在许多方面正在超越美国等发达国家。

作为中国学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原则，总结和阐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下来，让历史证明，让实践检验。郑京海教授从复杂系统经济思维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向国际学术界传递了中国学术。

（编辑  季节）

经济转轨和“洛希极限”

前不久热映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中提到了“洛希极限”的概念。它指的是当地球接近木星时，在某个（临界）距离上，由于木星质量比地球要大得多，地球所受木星引力会形成试图将地球撕成两半的潮汐力。这和转型经济国家，特别是东欧那些较小的经济体，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撕裂社会的力量非常相像。前苏联解体相当于“太阳系”迅速毁灭，东欧一些小国“星球”只好自己跑路，被美国体系所吸引。这样的小国家如果凝聚力不强，在接近美国体系的某个距离上，很容易被撕裂，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洛希极限”这个概念，对转型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实许多国家的问题都是由于美国体制所引起，或者是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导致。美国控制了经济、政治、军事、金融、媒体、文化等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当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来自美国体系的巨大影响时，它们需要做的，就是与美国体系保持一定距离，政策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审时度势能力非常重要。否则，本国内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可能加剧，甚至本国社会有被美国体系“撕裂”的危险。

其实，这次从中美贸易争端，就能看到美国不自觉地运用“洛希极限”原理的影子。当中国与美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靠得足够近时，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发展到足够大，中国体制的吸引力也很可能把美国社会“撕裂”。当然从中国这方面讲，也需要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洛希极限”概念可以说明经济转型中的很多问题。

再比如，小国如何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生存，也可以理解为如何在一个“二体”系统中，寻找“拉格朗日”均衡点的问题。是采取“等距外交”，还是与某个大国结盟（相当于“卫星国”）。在这种情况下，小国需要选择一种对民族生存和发展最有利的方式。

可以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组合，看作太阳系中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大大小小的天体，这些天体受到具有不同社会制度、采取不同政策的国家的影响。改革开放类似于在既定轨道上运行的经济体需要进行“变轨机动”，即从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转型，或者是经济政策的转变，这时需要“有为政府”作为推动力。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府的制度选择能力，以及通过社会动员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

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一般均衡理论时，借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均衡”概念。此后经济学对自然科学的借鉴，往往仅限于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的“拿来主义”态度。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和标准教科书，对以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为基础的阿罗-德布鲁竞争市场模型的诠释，也仅限于机械论式的理解，抛弃了其中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内核。人们在新古典和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之间找不到交集，使得现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全无还手之力，并且对学生理解现代经济学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下面我们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出发点，以胡鞍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理论质疑的典型论述为例，对中国建国70年来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进行理论上的解读。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的复杂系统含义

胡鞍钢在一篇谈到“现有理论为何难以解释中国奇迹”的文章中认为，根据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政治因素为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内部推动型，应对内外部的挑战，领导人主动提出，主动推动；这种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自适应性，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简单地强调的改革和经济转型是以“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为准则。

为什么东西方学者对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解读有如此大的不同，这需要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发展的脉络中去寻找答案。

根据阿罗和德布鲁的说法，瓦尔拉斯是第一个考虑如何把在任意时间点上的经济运行状况，看成是一系列代表消费者和企业的联立方程组的（均衡）解。一般均衡思想故此得名。这类模型假设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均衡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在瓦尔拉斯这个想法的基础上，经过兰格的努力，1936年发展出了新古典一般均衡计划经济模型，并由阿罗和德布鲁在1954年完成了一般均衡市场竞争模型的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证明。兰格模型其实是依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定价的前提下，试图在劳务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模仿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的竞争市场定价。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十分明确的。而阿罗-德布鲁模型虽然保留了兰格的（完美）竞争市场假设，但强调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以及市场定价的重要性。

当存在收入分配失衡、规模效益和市场失灵问题时，新古典理论也照顾到了政府干预的需要，有“社会计划员”的概念（social planner），其目的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这一点往往被流行版本的西方教科书和政策文献忽略了。比如曼昆（2014）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应该像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那样没有意识形态偏好。但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概念不很肯定，认为经济学家在做出政策选择时，会受到不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概念无非是提供一个“参照系”或者“基准点”，而实际情况容许距离“基准点”有多远，则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问题。

即便竞争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达到均衡，但长期来讲，在外力的作用下，均衡往往会被打破（比如向垄断市场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西方经济学者往往没有意识到，从一般均衡状态到均衡被打破，往往是一个经济系统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这在热力学上称之为“熵增原理”。可以说，中国学者从改革之初就十分注意经济学理论中的不完备性，并不断地在政策实践中对理论进行（完备性）检验。

胡鞍钢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说，工业化是一个资本密集度增加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属于后发型，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订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从胡鞍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体现了丰富的系统科学思维，远远超前于西方学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

一般均衡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概念，或者可以看成是复杂经济系统的一阶近似。比如当考虑到不同市场之间的产业链联系的时候，局部的市场失衡会影响到全局失衡，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在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有着紧密联系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在西方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就是复杂系统经济思维的具体体现。而西方流行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和政策文献，处于维护自身主导地位的考虑，对此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做法。中国学者能够注意到西方政策文献在这方面的缺陷，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一般均衡系统除了要求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之外，对经济体中其他结构性变量也很敏感，比如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等。本来，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的补充，讨论了一系列政府如何对非竞争型市场进行干预的措施。但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在西方有关经济发展政策的文献中，在非竞争型市场上，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了。胡鞍钢敏锐地察觉到西方流行理论在这方面的缺陷，指出“中国奇迹不仅需要经济学的解释, 也需要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种学科理论的解释”。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系统科学思维。

这个看法实际上是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相当一致的。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帕累托提出最优效率概念，这是与他本人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关的。斯密“看不见的手”范式之所以引起注意，主要是其中暗含的竞争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想。而兰格的第一代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本身就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理念而开发的计划经济模型。但一般均衡框架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在阿罗-德布鲁模型被提出并进入西方标准教科书之后，就被弱化了。

其实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不仅体现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人们通常所说的平等、民主、自由，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到简单准确的数学定义。比如“耕者有其田”作为一个绝对平等概念，就可以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被严格地定义，它在阿罗-德布鲁的竞争市场模型中，是通过对生产资料平均私有的方式来定义的。而且它同时还定义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纯粹的市场经济又和“自由”概念相联系，理想情况下它不需要政府干预，这也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普世价值”依据。

 “天下为公”的理念，其实也可以从一般均衡模型中找到基础性的理论依据，尽管它与生产资料的平均所有问题稍有不同。因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均衡解要求十分苛刻，比如它假设企业的管理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所有者，并且还是消费者；资源禀赋以及收入分配情况的绝对平等（比如每个人在企业中都拥有股份）是保证均衡解的存在性、唯一性以及稳定性的必要条件之一。而这一点，许多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和政策文献都没有注意到，没能从一般均衡系统的初始要求来理解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所以西方文献和理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基于意识形态偏好的选择性解读。这些局限性反应到政策层面，就难免显现出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除去上面提到的结构性变量的变化会引起一般均衡系统失衡，需要有为政府的作用之外，由于一般均衡模型所直接对应的，可理解为一个类似小农经济的系统，没有考虑到工业化社会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委托代理关系、交易成本问题、以及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等等，都会对系统均衡造成不良影响和困扰。因此，我们对政府作用的必要性绝不应该低估。

结合中国学者对新古典理论的理解，胡鞍钢一直强调，不能对立地看待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从‘一只手独揽’提升到发挥‘两只手合力’的作用，再提升到充分用好‘看不见的手’、切实用好‘看得见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线性化

陈平教授在《中国道路的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一文中指出，“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

陈平认为，“世界是复杂的，是有结构有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演化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线性简单的，是没有结构没有历史的社会趋同理论。”“复杂科学提供了马克思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用非线性动力学模型的路径依赖和分岔现象来描写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可逆性。” “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

而反观西方经济学文献和教科书，近30年来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本来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的萨缪尔森时期的“新古典综合”体系割裂成了几块，比如把新古典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割断。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百所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上，有些分论坛的院长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困惑是，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找不到交集？

其实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本身是触及了（企业）所有制问题的，即便是在阿罗-德布鲁的模型中也是如此。比如纯粹的竞争市场要求企业一定要足够小，可以小到人人都是个体户，象陈平曾经形容的"原子经济"，或者像文一理解的小农经济（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有者管理的企业，并且不排斥股份制。这样的基本模型假设其实涉及到了分配问题，就是绝对平等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可是还有经济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分配问题应该交由政治程序来决定。这样就把收入分配问题从传统的新古典体系中进一步切割出来。这恐怕就是曼昆的教学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引起学生们质疑的原因，尽管曼昆一再强调经济学是“科学”。

曼昆曾经在2013年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百分之一辩护”的文章。后来索罗对此批评说，百分之一的富人根本用不着你给他们辩护，他们许多人的收入根本不是像乔布斯那样通过创新所得，而是通过金融交易获得的。把收入分配问题推给政治程序也不能解决问题。2014年福山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历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和政客的无能，以及政治体制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困境。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不作为”已经成了政治圈子里面的普遍风气。美国政治上的衰败，特朗普当选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且这个趋势似乎还在加剧。而美国的经济学者指望把本属于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推给政治程序来解决，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实，既便这样的问题有50%可以找到经济学理论依据，也总比完全没有理论依据要好很多。

曼昆的教材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对新古典微观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的不全面。曼昆虽然说他把经济学看作科学，但实际上还是没有突破意识形态局限。比如他的微观经济学本科教材基本上回避了一般均衡概念，这样就跳过了经济系统中需要讨论的结构问题。更为离奇的是，国外商学院里教的经济学，几乎完全改变了经济学的本质，被称之为“商务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完全忽略了一般均衡概念的讲授，而且往往忽略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社会福利分析和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应用。把本来属于 “经世济民”学问的经济学，变成了私人和企业的所谓“决策理论”，为培养学生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提供理论依据。而西方民间往往把商学院看成为散布“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发源地和堡垒、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所以，如果我们试图与国外典型商学院的学者讨论国企的重要性或者讨论公共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为关于经济学作为“政策科学”的基本定义已经被篡改了。

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概念还是十分重要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希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强调突出“结构”的概念。陈平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结构概念，对流行的新古典理论的缺乏结构概念提出了质疑。其实新古典理论本身是有结构概念的，比如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结构”概念。但产业组织理论似乎被生硬地套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名义， 被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体系中剥离了出来。导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本来含有的“结构”概念，通过打造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被弱化了。

林毅夫理论中与一般均衡框架相关的结构概念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恰恰是曼昆教材中缺失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林毅夫的一个重要贡献。一般均衡系统中的结构性变量包括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治理结构、国家/企业目标、政府角色、以及收入分配等，它们其实都涉及到均衡的问题。而且它们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失衡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陈平认为需要把经济体看作一个复杂系统，他强调的观点与胡鞍钢在政策分析中的具体做法不谋而合。

西方文献在把传统政治经济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以及产业组织理论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体系中分离出去之后，有意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的框架下，突出意识形态倾向极强的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将它用科学和数学的形式加以包装，做为“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依据，结果导致经济政策研究领域日益意识形态化。

2010年巴西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发表的关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危机的长文，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后如何一步步走向经济金融化，以及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具体组成。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并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强。这是因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套用新古典一般均衡方法直接做宏观模型，就可以绕过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核，包括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收入分配等等，为（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这样做的效果，是可以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强调“小政府，大市场”，而不需要提供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方面的理论依据。人们对这类“理论”的抱怨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化问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由西方右翼学者打着“科学”的旗号，通过可以得到唯一解的线性数学模型来推动的。而有些极端的左翼观点则主张讨论经济问题不许用数学，并进一步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北欧有人还曾试图发起取消经济学诺奖的运动。金融危机之后，左翼学者愈发坚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说法。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确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理论脱离实际，的确很不科学。但这并不妨碍当我们做经济学研究采取独立的、科学的态度，而且适当的数学还是需要的，数据处理也需要数学和统计学。

目前，西方左翼和右翼对经济学的两种认识僵持不下，导致学科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学界甚至连经济学是为公众服务的“政策科学”，还是为私人和企业的“决策理论”这个问题都不大注意。但是，经济学性质和地位未定的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很不利的。因为主要的学术期刊目前仍然被美国人把持，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的性质和地位定不下来，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在学习和理解现代经济学时感到困惑，不利于他们国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林毅夫认为如果搞得不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15）。

动态非线性与“经济混沌”

应该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线性思维，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由于线性思维的简单化，很容易被缺乏独立分析能力的学者和政客所接受，并使得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泛滥。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古典理论本身的局限，但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机械地理解和应用基于线性模型的新古典理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体系中，缺乏动态非线性思维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毕竟在产业组织理论当中，这个局限性得到了一些弥补。比方说，具有规模效应的生产函数，会导致投入产出之间存在一个非线性关系，并可以推导出垄断定价导致利润最大化和市场失灵，结果是一般均衡系统的崩溃。这就使得反垄断和鼓励竞争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即便不直接考虑非线性问题，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矛盾、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性以及交易成本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市场机制的低效或者失灵。这些早期被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所忽略的问题，截至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都被纳入了广义的新古典框架和标准教科书。

但在另一方面，新古典教学似乎忘记了它与物理学的渊源，除了比较被动地采用宏观以及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混沌”建模之外，在吸收物理学的动态非线性理论方面，进展缓慢。这里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非线性为特征的复杂系统理论，不但不能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化线性思维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会像胡鞍钢的政策研究那样重视“路径依赖”概念，以及像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那样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并且像文一的中国工业化研究中那样注意到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

比如最近这些年，采用国际贸易数据计算的经济复杂性指数的研究，就是复杂系统理论在工业化方面的应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有学者采用了世界各国的贸易数据计算复杂性指数，包括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复杂性 (Hausmann 和 Hidalgo 2014)。据说这个复杂性指数用来预测经济增长潜力，比传统方法（比如计算人力资本，政府治理指数，以及国家竞争力指数）都要准确。这类研究形成了一个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具有颠覆性的结论，就是创新能力与产业的多元化有关，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反映的是经济竞争力的强弱，所以需要注意“产业结构陷阱”。换句话说，只有技术不断升级，经济才能不断成长。《中国制造2025》是符合西方“复杂经济学”理论的。

其实，复杂系统理论可以为现有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弥补的空白还很多。比如本文开始提到的经典力学中的三体问题，对经济发展以及转型经济路径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胡鞍钢很强调改革的“初始条件”以及“中国道路”的提法，都蕴含了复杂系统科学思维。这些提法和三体问题中的“混沌”现象相关联，所谓“混沌”，即三体的运动轨迹的不可预测性及其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之间的联系，尽管系统是建立在确定性关系基础上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比如张培刚先生的理论），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往往需要依靠中央政府主导（王绍光、胡鞍钢，1993），都可以解释为和它们的初始条件相关，而且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由美国桑塔菲研究所的学者阿瑟所著《复杂经济学》一书最近发行了中文版。作者说，他不否定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的有用性（可以看作是复杂经济学的一个特列和基准点），但在有些情况下，需要考虑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复杂性以及路径依赖等问题。他还说，现代经济学越是采用数学，越是希望科学和精准，就越是发现复杂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上的重合，比如历史的重要性、结构变化、以及小事件的重要性等等。结果复杂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又把人们带回了近30多年来在西方被忽略、如今又被深深困扰的经济民主问题、产业结构及收入分配问题。

西方文献中，一般把复杂系统定义为具有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但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又相互作用（例如 Bar-Yam 1992）。这时可以注意，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往往不提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与之密切相连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的确又会根据产业之间的（线性）关系来帮助进行（可计算）一般均衡建模。符合上面复杂系统定义的例子，有地球上的天气系统、人脑、电网和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经济系统等。另外，“三体”系统、双摆、蚁族、雁阵、鱼群等都符合这个定义。国内也有学者将这样的定义称之为根据“还原论”方法定义的复杂系统。

阿瑟在1999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复杂性与经济”的文章认为，复杂系统具有适应性、过程依赖、以及不停地演化这三大特征。这与胡鞍钢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观察到的“自我改革、自我完善, 也是自我发展”的情况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也说明陈平所倡导的采用复杂系统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转型和经济学是非常有道理的。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在解释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为什么无法进行工业化时，引用英国学者的话“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因此通过现代复杂系统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过程进行科学的解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工业革命的复杂系统科学视角

文一在他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 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编辑  季节）

颜色革命的整套理论和手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大力推行文化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它不愿接受与它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愿同意见不同者和平共处，一定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所有人。

美国建国之后至今，一向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禁脔。拉丁美洲尽管也实行议会民主制，但一些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未必符合美国的利益，例如有些拉丁美洲国家在民主的名义下，将大量美国资产收归国有。于是，美国在拉丁美洲长期多管齐下：如果一个民主国家不听美国的话，妨碍美国的利益，就用民主方式颠覆它，投入大量的宣传资源和经费，扶植一个美国的傀儡。如果用“民主颠覆”的颜色革命方式无效，美国就用军事政变颠覆它。历史上拉丁美洲所有的军事独裁政权，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如果“民主”颠覆、军事政变手段都无效，那就直接出兵军事占领，换一个政府，例如巴拿马、格林纳达。由此，我们在拉丁美洲清晰地看到美国从老帝国向新帝国过渡、升级的完整过程。前几年在埃及的颜色革命，也在重复使用在拉丁美洲经常使用的方法。

苏联消亡后，世界上形成“一霸独大”格局，美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手段也的确日益成熟。特别是面对诸多不听话的小国，也几乎是所向无敌，屡屡得手。因此，自苏东剧变之后，颜色革命已成为美国实行新殖民主义屡试不爽的法宝。

（一）

所以，在世界各地暴力和动荡的背后，我们往往能看到美国的暗影，几乎没有例外。颜色革命就是当今美国通过“非暴力”手段理念，来反对、颠覆一切不听话的、或声称受到其威胁的“邪恶”国家。这种转换的首要条件，是将新帝国主义描绘成美好幸福的典范、旗帜和灯塔；将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描绘成专制、残暴的政权。“我们是民主自由的，他们是独裁专制的”，这是颜色革命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灌输给全世界的谎言。美国所掌握的全球最大的舆论工具，为这个舆论造势和长期洗脑提供了充分的手段，以至于颜色革命所谓的“非暴力”实际上成为掩盖暴力行为的外衣，明目张胆的双重标准可以在使用、制造暴力的同时，把自己涂抹成“和平”抗议。

美国有一整套很熟练的手段：如培训骨干、统一标识、制造软性的暴力工具、妖魔化警察或其他执法机关、制造暴力升级等。看看是不是很熟悉呢？

这些早已不是秘密。我们可以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做个对照。

（二）

美国搞的这一套“颜色革命”，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是在对象国培训骨干。这种培训或者在对象国（地区）内部进行，或将骨干送到国外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除了向学员灌输所谓“自由民主”的理念之外，就是教授“抗争手段”，以便一旦发动“颜色革命”，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能够贯彻落实。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颜色革命”背后，都可以发现这种培训活动。培训师资既有美国特战部门、情报部门，也有“颜色革命”成功地区的有经验者。在非常时期，这些“老师”甚至直接下场指挥，指导怎么破坏安保监控系统，怎么避免留下证据，护目镜是防备催泪弹，口罩、眼镜、头盔是防备被认出。

其次是为“颜色革命”设计统一标识。例如橙色、花色、拳头、雨伞等，像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手里总拿一朵玫瑰花，乌克兰尤先科的支持者都穿橙色衣服等等，把“颜色革命”搞得像行为艺术。

第三是为“颜色革命”设计口号。这种口号不光出现在他们掌握的媒体上，还会出现在大街上的横幅、标语牌、涂鸦上。

第四，要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培训骨干需要钱，所有标识、符号、横幅的制作也需要钱，上街的骨干和跟随的群众也需要像上班一样领取薪水，还要供应餐饮及医药护理。经费的提供，物资的储存、发放，往往借助NGO或教会等“民间”组织进行。美国人后勤供应的组织经验极其丰富，估计全世界再没有比美国更驾轻就熟的了。

第五，要使用软性的暴力工具，例如用雨伞伤人，用街面地砖、石块伤人等。还要用燃烧瓶，燃烧瓶的制作也有专业人士传授技术。

第六，要组织大量女青年或老年妇女，一旦警察要执法抓捕使用暴力的男性，女青年或老年妇女便冲上前阻挡，将实施暴力的骨干们保护起来。在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的“颜色革命”中，都可发现这种情形，此类青老年妇女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们被洗脑之后，顽固地相信“颜色革命”推动者的口号和主张，以为她们是在为“正义”献身。

第七，妖魔化警察或其他执法机关。这一方面可以激发民众对执法机关的厌恶和仇视，另一方面可以动摇执法人员的信心。“颜色革命”的损招儿还包括威胁警察家人，尤其是高阶警官的家属，使得警察因为有后顾之忧而不敢严正执法。

第八，如果不能轻易达到目的，便制造暴力升级。暴力升级有的是损坏特定对象的财物，更主要的是专门针对警察，目的是激怒执法人员，刺激执法人员还手，从而制造流血事件，最好是死亡事件。然后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歪曲事实加以放大。如果有“烈士”，抬棺游行是他们最乐意的事情。在美国策划的“颜色革命”历史上，曾经有栽赃警察杀人，抬着并非被警察打死的尸体造势游行。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中，还有不明身份者同时向警察和示威者两边开枪，故意制造流血，刺激两边暴力不断升级。

在上述手段之外，最关键的是掌握媒体，剥夺政府和执法机构的话语权，歪曲事实、蛊惑人心，刺激更多的民众盲从，给政府部门和执法机构不断制造压力，最终因不敢采取强硬手段而放弃，让“颜色革命”推动者的目的得逞。

美国是从不讳言其霸权手段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下属的联合特种作战大学曾发布最新报告，大大咧咧地公开五角大楼数十年来在全球秘密展开的多项“颜色革命”活动。在这份被美国网友调侃为“恐怖分子速成指南”的报告中，根据不同的行动目标，将美国对其他政权的侵扰分为三大类别，分别为“干扰”、“胁迫”和“政权更迭”。在三种侵扰模式中，“胁迫”的成功率高达75%，“干扰”的成功率在50%以上，“政权更迭”类行动的难度最大、成功率最低。

此外，这些策略对于处于战时的目标国家成功率更高，比处于和平稳定时期的目标高出将近一倍。在所列举47个案例中，成功实施的有23场、失败的有20场，另有两场“实现部分目标”、两场“尚无结论”。研究还发现，美国支持非暴力民间抵抗运动，比支持武装反抗运动更容易实现目的。

（三）

与老牌帝国主义使用武力征服相比，“颜色革命”的成本低得多，使得美国的能力边界可以借助对象国被蛊惑的或不明真相的民众，得以最大限度的放大，还可以避免直接出兵或操纵军事政变的丑陋形象。美国借助“颜色革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或主持正义、主持公道的第三方。

“颜色革命”的最终爆发，也许时间不长，几天或几个月。但是，“颜色革命”的铺垫却是漫长而隐秘的，它以文化、教育、新闻、舆论、艺术、娱乐、广告、宗教、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多种手段，无孔不入地向对方渗透。潜移默化、零敲碎打地营造蚁穴和溃疡，日积月累、极度耐心地等待最佳的时机。

至于“颜色革命”的效果，从“青涩”阶段的拉丁美洲，到最成功的苏东演变，再到此后的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实施，我们看到的结果是，“颜色革命”成功的后果，没有一个对“颜色革命”发生国的民众有利，绝大多数都是“颜色革命”发生国的民众日益陷入水深火热的困苦，只有美国借助“颜色革命”得以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实现他们的利益。

所以，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应记住几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怕贼进门，就怕贼惦记。稍有松懈麻痹，就可能让“颜色革命”得逞。

美国新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的手段，严格来说没多少新鲜，它不过是欧洲历史上宗教打击异端或挑起事端的现代翻版。美国主要是一个新教国家，基督教新教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是加尔文主义。

当年，加尔文在瑞士时便开办学校，培养各国的新教骨干。这些新教骨干回到自己的国家，无一不成为所在国的动乱之源。虽说天主教统治的确有种种弊端，但加尔文新教在瑞士掌权后，就像天主教一样，对异端实施火刑，毫不手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将这段历史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美国依然秉持天主教、新教始终未变的意识形态唯我独尊的理念，将自己的原则作为全世界的尺度，试图削全世界之足，适美帝国之履。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原则”，不过是宗教意识形态的世俗翻版。民主已成为美国的世俗宗教，凡不符合美帝国民主及美帝国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统统都是“民主教”的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改之而遂心。

事实上，今天全世界不符合美国政治标准的国家，并不等于是美国所说的“专制独裁”国家，更可能只是与美国新帝国主义利益冲突的国家。帝国主义没有边界、尽力扩张的原则，在美国新帝国主义那里表现为：用强大武力做后盾，用意识形态为标准，用“颜色革命”为手段，将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纳入美帝国的经济利益圈，逼迫世界按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标准而成为美国的附庸。

“颜色革命”作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手段，其本质也日益被人们看清：它不过是实现“美国优先”的工具，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实现老帝国梦想的新招数。

（编辑  季节）

阿尔斯通被收购的消息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阿尔斯通是第五家在被通用电气收购的同时，也被美国司法部指控腐败的公司！我甚至猜想，是不是通用电气将阿尔斯通惯用做法的信息提供给美国司法部的？或者通用电气只是抓住了时机，趁阿尔斯通处于不利局面，特别是在柏珂龙受到起诉威胁的时刻坐收渔利。

经济战是残酷的。我现在要做的是向我的两名律师表明，我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我向我的律师宣读的一份声明说：“以英国军工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为例，该公司被控在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的一份武器销售合同中行贿。在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干预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只承认犯了一个小小的‘过失’。最终它无须承认行贿，从而将罚款减少到4亿美元，实际上，它面临的惩罚绝不止这个数字。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的中间人向相关官员及其家人行贿，以获得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田的特许开采权。这次贿赂行为被证实后，该石油公司没有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整个运作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进行的。通用电气就更不用说了。但我们分析美国司法部罚得最重的10家公司中，有8家是外国公司，只有两家是美国公司。而且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启用的近40年中，美国联邦调查局却从未发现通用动力或者雪佛龙等美国大公司的腐败证据。相反，在过去10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了挪威国家石油、意大利埃尼、法国道达尔等企业。所以，我对美国的司法公正性表示怀疑。”

通用电气的神话

通用电气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它体现了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2014年，通用电气位列全球第六大公司，业务几乎涉及所有战略领域：电力、天然气、石油、医疗设备、航空和运输。它也生产家用电器：冰箱、烤箱、炉灶、洗碗机、热水器。2013年以前，它一直持有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股权。此外，通用电气旗下的金融子公司——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之一。该公司受到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注资1390亿美元），它不但会倒闭，还会连累母公司。与福特、通用汽车和沃尔玛一样，通用电气的产品几乎在美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席之地，它属于“美国国宝”。

2014年春天，杰夫·伊梅尔特接管了通用电气公司。伊梅尔特是一位厉害的谈判专家，是共和党强硬派，与奥巴马关系密切。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他为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主席，赋予他的任务就是重建美国经济。这位大老板全身心地投入到使命之中，始终遵循着一个原则：生意就是生意。有一次他在巴黎如此说：“商场如战场。如果你想在这里寻找爱的痕迹，坦白地说，你还不如买条狗。”20世纪90年代初，通用电气因挪用与以色列签订的某份军购协议的利润余额，被处以6900万美元的罚款。从2000年开始，通用电气认识到，受腐败案牵连的公司管理层是理想的“猎物”，毫不犹豫地提出收购这些公司的想法；并以承诺帮助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同美国司法部谈判为诱饵，在10年内收购了四家公司。阿尔斯通是其“猎物”计划中的第五个。在电力生产方面，几乎通用电气的所有国际竞争对手都曾经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被迫支付巨额罚款：2010年ABB被罚5800万美元；2008年西门子被罚8亿美元，8名工作人员被起诉（包括1名执行委员会成员）；日立公司被罚1900万美元。现在轮到阿尔斯通被罚。

2014年春，通用电气表现得像是反腐败斗争中的无差别级冠军，又像沟通方面的“艺术家”。虽然它提出的收购条件明显不公平，但在柏珂龙的支持下，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对外界宣称，他们的提议“对阿尔斯通来说是最佳解决方案”。

蒙特伯格向柏珂龙下了最后通牒。蒙特伯格开始采取行动。他向伊梅尔特转交了一封信并提醒他，在法国，“能源部门的收购项目，特别是核能，都需要经过政府的批准”。他确信美国人正在勒索阿尔斯通，但没有可以放到奥朗德总统办公桌上的切实证据。他寻求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帮助，但被拒绝。于是蒙特伯格在工业领域发起反攻。为了推迟通用电气的收购，他转而联系阿尔斯通的另一大竞争对手——西门子。西门子很快回应了他的请求。西门子CEO乔·凯飒在其致法国财政部的意向书中提议，由西门子接管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作为交换，西门子将其大部分铁路业务出售给阿尔斯通，包括其高速列车ICE（以及54亿欧元的订单）和机车业务。据这位德国富商称，他的提议是“建立两个欧洲巨人绝无仅有的机会：法国成为运输业巨头，而德国则成为能源业巨头”；凯飒还说，准备把核能业务交还阿尔斯通，以“使法国的利益得到安全的保障”。由于这个提议相当有分量，蒙特伯格成功地使阿尔斯通董事会推迟了向通用电气出售股权的决定。他初战告捷。但是在政治方面，刚刚拥有主动权的蒙特伯格却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时任法国总统将这项收购案接了过去。

皮洛士式胜利

2014年6月初，木已成舟。蒙特伯格该认输了，法国总统最终决定接受美国人的方案。

通用电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杰夫·伊梅尔特非常清楚，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收购项目，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巴黎安营扎寨。他很快意识到，打赢政治战和舆论战，与打赢经济战同样重要。通用电气的CEO将其麾下最得力的公关团队投入其中。

伊梅尔特和柏珂龙在法国电视节目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阿尔斯通在体量上难以应对危机，特别是面对通用电气和西门子这两大行业巨头的情况下。但当人们仔细分析企业数据时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阿尔斯通在能源领域的产值约为150亿欧元，稳坐行业内第三把交椅，完全不存在所谓的“体量危机”。如果把两家企业的整体产值做比较，阿尔斯通的确只有通用电气的1/8。但是出售能源部之后，情况会更加糟糕。主业仅限于轨道交通业务的阿尔斯通，其产值将只有通用电气的1/30。声称因为阿尔斯通不够强大，所以要出售，然而出让产业之后，公司只会更弱。在公关人员的蛊惑下，柏珂龙的观点像蜜蜂一样飞散，在采访报道中被广泛引用，成为媒体口中的“真相”。

通用电气要面对的第二个困难，是取得政府的首肯，因为事关就业问题。伊梅尔特保证为法国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不可能兑现的承诺，但承诺只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有用。通用电气在公关人员的支持下，克服了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棘手的困难——堵上蒙特伯格的嘴。

2014年5月中旬，这位工业部长继续主张让德国人介入解决此事，特别是西门子还开出了更有利的条件。德国人联络了能源领域的另一巨头——日本三菱公司。这个“德日双簧”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西门子和三菱并不打算收购阿尔斯通，而是提议在企业之间构建一个稳固的工业联盟。三菱提议和阿尔斯通在水电、电网和核能领域分别创建3个合资企业，法方出资60%，日方40%。西门子则收购阿尔斯通的燃气汽轮机业务，作为交换，向对方出让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蒙特伯格满怀激情地支持这项解决方案。在他看来，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既避免法国企业被收购，又能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

2014年6月初，马克龙（经济部长）、瓦尔斯（总理）和蒙特伯格齐聚总统府。蒙特伯格赞成西门子和三菱的提议，并请求依据政府刚刚通过的《反恶意收购法令》阻止通用电气的提议。马克龙发言称：“和西门子合作困难重重，社会影响也极为恶劣。更何况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坚决反对这一决定。”社会党政府将自由贸易奉为圭臬，生生地把法国制造业的“掌上明珠”推入美国人的怀抱。木已成舟，阿尔斯通从此将属于美国。

美国商业巨头最终能够完胜，绝非偶然，它反映出美国企业界在法国境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的精英，包括社会党人，更倾向于大西洋主义。美国有着越来越大的震慑力。美国人在“软实力”上稳居世界第一，他们使用这种“软性外交”手段，同时施加诱惑，使对手上钩。

巴黎大部分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商业银行都是美资企业。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这件事对它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意外惊喜，它们可以从中攫取上亿美元的利润。

通向自由

通用电气赢了，它将在一周内与阿尔斯通签署协议。与此同时，检察官诺维克知会斯坦，可以提交一份释放我的动议。2014年6月11日，在经历了424天的羁押后，我重获自由，但在第一阶段的两个月，我必须待在美国境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朋友家中，只能去美国的3个州。

2014年9月17日，我终于回到巴黎，距我被逮捕已经过去493天。10月2日，我在法国就业中心注册，46岁的我失业了。由于还在保释期，我无法向任何公司正式投简历。

几个月来，我阅读和分析了很多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例。在缓刑期间，我建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储着上万份文件。同时，我还研究了法国、英国、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反腐败法。了解邻国的案例后，我发现法国在合规咨询市场，也就是企业道德规范方面，绝大多数话语权都被美国企业把持着。

以我的浅薄之见，我决定冒险一试，创建一个小型的为企业提供咨询建议的组织。这么做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提醒企业的负责人保持警惕，其次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比如为他们的运作流程提供调整优化建议。同时，我要让政治领导人有所触动，逐步推动法国在反腐败方面的立法。我不能眼看着法国的企业就这样被美国资本绑架勒索，却束手无策。欧洲的其他国家先于我们觉醒了。在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案后，英国议会于2010年通过了《反贿赂法》。阿尔斯通事件后，为什么法国不能也依葫芦画瓢呢？在这一点上，我的身后有坚定的支持者。

2014年12月，法国情报研究中心负责人埃里克·德内塞与女记者莱斯莉·瓦莱娜共同发布了一份长达70页的报告，标题为“阿尔斯通事件：美国的敲诈与国家的失职”。文中他们共同揭露了柏珂龙那套说辞的虚伪性、法国政府的不作为，特别是为法国主权还可能遭遇的风险敲响了警钟：“在涉及海军大型水面舰只与核潜艇的汽轮机方面，由于通用电气吞并了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从此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的供货渠道，我们的舰队将不得不依赖通用电气的供货。另外，在太空监视领域，阿尔斯通还出让了研发‘卫星追踪系统’的子公司，它曾给我们的军队，特别是军事情报部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还通过持续对盟友和敌人的卫星监控使我们的核威慑变得快捷有效。”

美国司法部手眼通天，手段繁多。“它在2010年第一季度就曾联系我们，意思很简单：你们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显然，美国司法部希望我们知道它正在调查此事，并且邀请我们配合。”这就是美国人的特点之一。他们总是先通知这些大企业，推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艾因宾德接着说：“要么你们全面配合，放弃抗辩，开展内部调查，自我认罪，并追究自己的员工；要么拒绝和他们交易。但是那样的话，FBI立马就会找上门来。”这种司法制度与法国的司法原则刚好相反。在法国，没有律师会建议客户承认指控。

2012年，世界银行将阿尔斯通的两家子公司（包括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列入黑名单，为期3年，并处以950万美元的罚款。由于“腐败问题普遍存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基金）于2011年退出了阿尔斯通公司的股东群体。毫无疑问，这些制裁影响了公司的声誉，但从未威胁生存。柏珂龙是否曾认为，他同样可以从美国手中逃过一劫？他这次判断严重失误，后果非常严重，但却由我来付出高昂的代价，当然还有阿尔斯通的员工，以及法国民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本国一家屈指可数的跨国巨头公司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中消失了。

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

    2015年2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本案：“根据阿尔斯通认罪协议的听证会记录，通用电气的法律团队曾密切配合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进行谈判。在准备工作和谈判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通用电气的确查阅过涉及美国司法部所有相关条例的文件。”也就是说，通用电气在成为阿尔斯通的股东之前，就获得了过去10年中阿尔斯通与中间人签订的所有合同。这些极为敏感的信息通常只会在收购交易结束后才被知晓。而本案中，在美国司法部的支持下，阿尔斯通在收购结束前，就向竞争对手提供了本公司内的普遍行贿制度、相关雇员的名字等无可辩驳的证据。这就将美国司法部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美国司法部刑事局局长莱斯莉·考德威尔辩白道：“通用电气的收购交易，政府决策并不具备特别重大的影响。”她的话也佐证了美国司法部与这次交易存在某些关联！

    阿尔斯通出售案终获欧盟批准

阿尔斯通出售案的完成还剩最后一个障碍——获得欧盟28个成员方的同意。实际上，欧盟方面已有所警惕，因而启动了一项深入调查。布鲁塞尔的专家担心交易会对欧洲能源市场产生影响，尤其是大型燃气汽轮机市场。本次收购之前，通用电气就是这类设备的最大制造商，阿尔斯通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中排行第三。一旦阿尔斯通被收购，通用电气就会在欧洲达到近乎垄断的地位，其主要竞争对手将只剩下西门子。欧盟委员会警告：“这种技术垄断不利于创新，并且会推高相关技术的市场价格，而这一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劝诱欧洲人，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做出了让步。他同意将一部分资产，主要包括几家电厂的维修合同，留给一个规模更小的竞争对手——意大利的安萨尔多公司。这样一来，通用电气对市场的主导地位将有所下降。欧盟委员会则认为，通用电气没有进一步提交充分和必要的资料。西门子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他们针对这一收购将会带来的“高度垄断”危害四处游说。最终打破僵局的还是法国，2015年5月28日，马克龙到访通用电气的贝尔福工厂，这一行动向布鲁塞尔发出了有力的信号：法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人收购阿尔斯通。法国政府希望尽早结束这一不光彩的案件。不要忘记，如果收购失败，美国司法部就会重新起诉阿尔斯通这家法国最大的企业之一，那对法国将是灾难性的结果。法国政府敦促欧盟，尽快同意将这家龙头企业出售给通用电气。多么精彩的角色转换！在这场对决中，法国简直是一败涂地。最终，2015年9月8日，通用电气获得了期待已久的批准，2015年11月2日，这项交易终于尘埃落定。两手空空的法国眼含热泪，为它失去的国之重器恸哭不已。

短暂的蜜月期

这次收购立竿见影的第一个后果是，通用电气领导层向工会公布了一项大规模重组计划。阿尔斯通能源公司在全球的6.5万个就业岗位中，有1万个岗位将会消失。其欧洲公司计划裁员6500人。其中德国分公司受到的冲击最大，失去了1700个岗位；其次是瑞士分公司，失去了1200个岗位；最后是在法国的公司，800个工作岗位受到威胁。2016年4月，有两三千名阿尔斯通的欧洲员工在巴黎举行集会，表达他们的愤怒。集会上可以看到用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写成的标语与横幅。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的“蜜月期”过后，显然会出现巨大的社会损失，削减辅助性工作岗位（信息技术相关岗位、会计、出纳等）就是典型的特征。

两家公司的“蜜月期”可谓异常短暂。2016年5月13日，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阿尔斯通拆分后的剩余部分）在美国起诉了通用电气。法国人觉得他们被愚弄了。因为在出售阿尔斯通能源业务时，通用电气同意向法国人出让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作为补偿，但不久就反悔了。美国人不同意原定的收购价格。而且，虽然签署的协议中约定，应当由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解决争议（以便确定最终价格），但通用电气却向另外一家仲裁机构——国际商会提起了仲裁请求。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被迫将该争议提交美国法院，请求恢复其应有的权利。这是两家公司在合并协议生效后的第一次冲突。

在法国，通用电气还与另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法国电力公司发生了冲突，这件事涉及法国核电站的维护！收购阿尔斯通后，通用电气接手了58台正常运行的核能反应堆的汽轮机的维护工作。然而，已成为全球最大能源设备生产公司的通用电气，此时却希望修改这份合同的具体条款（尤其是发生事故时的部分），以便减少自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此外，它还希望提高备用零部件的价格。通用电气甚至在2016年2月暂停了几天服务，借此向法国电力公司施压。法国电力公司怒火中烧，被迫拿出了撒手锏，提出要中断与通用电气之间所有的商业关系。通用电气的靠山美国政府，通过实际控制法国所有的核电站，已经拥有未来的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假如法国未来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与美国意见相左，那会发生什么？人们早该想到这些后果！类似的情况早在2003年法国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时就发生了。法国陆军前参谋长（2002～2006年在任）亨利·本耶阿特将军在一部名为《幻影战争》（献给阿尔斯通事件）的纪录片中表示，美国决定不再向法国军队供应零部件。“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本耶阿特将军说，“我们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就无法运行。”

劳资调解委员会之战

1个月后，我在凡尔赛法院的诉讼取得了胜利：法官承认阿尔斯通有过错。法官判定，阿尔斯通须立即向我支付45000欧元，同时告诉我，等到该案做出最终判决时，还会给我另一笔相同金额的赔偿。然而，直到2018年秋天，这一案件始终没能得到最终的判决。在我和阿尔斯通开始这场诉讼之前，我的律师已经联系过阿尔斯通，试图达成和解。我因被当成经济人质在美国被捕，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再也不可能担任与我在阿尔斯通工作时相当的职位。我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还能找到一份领薪水的工作。几次谈判后，我们就赔偿范围达成了共识，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解决。但是，直到9月中旬都没有任何消息。首先，我的前雇主让我当替罪羊，且不做任何风险提示；其次，在我被捕后没有给我丝毫保护，如同遗弃一名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事实上，阿尔斯通为了保护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早已投保了一份保险。但奇怪的是，在我被逮捕的时候，公司并没有动用它。

2017年8月底，美国检察官对我提出了新的指控。他们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那年给我发放的奖金。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样，我确实得到了奖金，但经过核算可以确认，在我当年的奖金中，塔拉罕项目的奖金只有700美元。

如此微薄的一笔钱，还是我工资的一部分，居然被用来指控我。这简直太疯狂！最糟糕的还在后头。检察官在他们的结论中重新计算了我的刑期范围。他们给我加了4项指控（这可被转化为长达数年的监禁），声称我是这项阴谋的“主谋”！在持续4年的诉讼程序中，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指控，相反，诺维克从一开始就指出，我只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为什么到了今天，他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主谋。”斯坦解释道。阿尔斯通支付了美国有史以来腐败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罚款，因此在美国检察官看来，在不处罚“主谋”的情况下结案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能够拿来展示的“猎物”还剩下谁呢？卑鄙——我找不到别的词形容我的感受。这一切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面对这样的不公，我的回旋余地是零。要么我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胯下之辱”，祈祷庭审尽量顺利；要么我不去参加庭审和宣判，溜之大吉，但后果非常可怕：为我提供担保的两位美国朋友将无家可归，我将成为国际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于是，我只能在这起明目张胆的敲诈面前屈服，回到美国接受审判。

审判时刻

2017年9月25日，我的庭审开始。我被定为贿赂行为的主谋，面临着长达27年监禁的风险。轮到我朗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进行总结陈词，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阿特顿法官宣读判决：

“这个判决是一种警示，既针对涉案人本身，也针对其他为了项目和利润在第三世界国家牟取好处的商人。……您被判处30个月的有期徒刑。您必须在10月26日中午到拘留中心报到。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随后会向您发出通知。”

晴天霹雳！就在昨天，斯坦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再回到监狱。我真是个傻子，居然相信他的话。2017年10月23日，我得到了他的答复：我会被关押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四年半后，我再度入狱。我被判处30个月有期徒刑，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待了14个月，所以还剩下16个月。我联系上了驻华盛顿的法国司法联络官玛丽-劳伦斯·纳瓦，他们说，我出狱日期是2018年10月31日。

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共和党）和副主席娜塔莉亚·普兹莱夫（共和国前进党），同意跋涉6000公里来听我的讲述。马莱克斯说：“美国人可没打算让我们轻松。他们拖了一个多月才批准这次探访。”

很快，我就看出这两位议员非常熟悉阿尔斯通案件。我不必费口舌讲解美国正在干涉欧洲大公司的内部事务，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两年半以前，马莱克斯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主题为“阿尔斯通之后，会轮到谁？”的专题研讨会，但是这些讨论始终没有触及具体细节。

两位议员在华盛顿与美国司法部国际关系主任进行了面谈。在成功处理阿尔斯通案件（当然还有我的案件）之后，检察官卡恩得到了提拔，如今他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部门的负责人。两位议员自然而然地问起拒绝引渡我的事情，而对方只说他不了解我的案子，这当然不是真话。我知道法国大使和法国司法部都曾直接提醒他们，注意我被关押的境遇。两位议员下定决心，等到阿尔斯通前首席执行官在法国国民议会宣誓作证时，他们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让他“吃点儿苦头”。后来他们也的确信守了这个承诺。

终获自由

2018年9月9日下午，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去牢房走廊上查看出狱人员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真是巨大的解脱。9月21日终于到了。法国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护送我前往肯尼迪机场，带我登上一架飞往戴高乐机场的飞机。最后，我登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3位监狱工作人员押送我。凌晨5点30分，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我简直想跪下来亲吻法国的土地。离开机场后，他们把我带到博比尼法院，我被交给一位法国检察官。之后，我被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等待量刑官决定我的命运。当晚，负责阿尔斯通事件的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就去了维勒班特的拘留所，希望见我一面，他很快批准了我的假释申请。

2018年9月25日，距我在肯尼迪机场被捕过去了五年半时间。在美国监狱里被关了25个月（其中15个月是在高度警戒的监区内）之后，我出狱了。我终于重获自由。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都建议我好好休息，远离人群，去放松一段时间。但我并不想“翻篇”。我想继续战斗，我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密特朗在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曾对乔治-马克·本阿姆说过这样一段具有前瞻性的话：“法国还浑然不知——但我们已经与美国开战了，是的，这是一场持久的、至关重要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一场表面上没有伤亡，却生死攸关的战争。”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战争，一场比军事战争更加复杂、比工业战争更加阴险的战争：这是一场法律战争。法国恐怖主义分析中心的专家已经确切地描述了这种被称为“法律战”的新型冲突。事实上，在各方共同关注的许多议题上，美国已经成功地向其同盟国及它们的企业施加了一套自己的准则，例如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核扩散、打击腐败、反洗钱。这些合法和必要的战斗，使美国人自诩“世界警察”。凭借强势美元（国际商业往来的手段）和技术（允许通过美国的电子邮件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传输数据）的力量，美国不仅成了全球唯一能够颁布域外法的国家，还成了唯一能够执行域外法的国家。罗网是这样织就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洲各国逐渐默认服从美国法的管辖。而直到如今，它们仍然无力设置类似的机制用以自卫或者进行反击。或许，我们该问问：这些国家真的想过反击吗？

近20年来，欧洲各国一直心甘情愿地忍受“勒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荷兰、比利时、英国的公司相继因贿赂、银行犯罪或者违犯禁运令而受到制裁，数百亿美元的罚款落入了美国财政部的口袋。仅法国企业就缴纳了130多亿美元的罚款，更不要说未来还将遭到处罚的其他公司——这是不可能幸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两家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空中客车和阿海珐（已改名为欧安诺），这两家公司也都因涉嫌行贿成了美国司法部的“猎物”。这种“勒索”（这个定义恰如其分）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转眼到了2019年初，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在收购阿尔斯通时所做的承诺丝毫没有兑现。通用电气不仅没有实现在法国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的承诺，反而决定裁撤格勒诺布尔800个岗位中的354个。而在贝尔福，分包商们也意识到，通用电气承诺的订单从来不曾变成现实。很快，自2019年起，阿尔斯通前雇员将不再受通用电气在欧洲做出的大规模重组计划的保护（目前已宣布裁员4500人，占雇员总数的18%）。而这可能还仅仅是个开始。2018年10月30日，通用电气上任近一个月的新首席执行官拉里·卡尔普宣布，第三季度的亏损额达到200亿欧元，并公布了重组能源部门的计划。

通用电气的困境并不是收购阿尔斯通能源业务之后才出现的。自2000年9月以来，该公司的股价已缩水75%以上。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其金融子公司（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的影响，通用电气已经濒临破产。自那之后，它就背负了巨额债务，主要原因是无法摆脱这个垂死挣扎的金融业务部门。

对阿尔斯通来说，路已经走到了尽头。2019年，其轨道交通部门正处于被西门子收购的谈判过程中。阿尔斯通集团寿终正寝。我为之奉献了22年的公司轰然解体，而这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例。

美国人近来颁布了“云法案”，这一法案使美国情报机构能够便捷地追踪存储在美国境外的个人数据。从电子邮件到在线聊天记录、照片、视频、公司机密文档，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用于政治和经济战略层面，为美国行政部门搜集“档案”添砖加瓦。

我们不能上当受骗。不管谁当美国总统，无论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华盛顿都会维护少数工业巨头的利益：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埃克森美孚、哈里伯顿、诺思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通用电气、柏克德工程、联合技术等等。我们视而不见的是，对全世界进行道德说教的美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却一手造成了腐败横生的市场，现成的例子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但是，如今的状况与以往有些不同：梦醒的时候到了，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时机。这既是为了欧洲，更是为了法国。要么是现在，要么将永无机会，奋起反抗，为自己赢得一份尊重。

诚然，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法律。但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美国法律具有域外管辖权的特点，这是一直饱受争议的。尤其是考虑到这种域外管辖权并不对等。国际上许多法学家都认为，这属于滥用司法权，强制执行。不仅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面对所有优先从美国的对手那里购买军火的人、面对所有打算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做生意的人，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对其加以制裁。面对这样一套倚仗军事实力、司法武器和信息技术的帝国主义逻辑，其他国家没有反抗的余地：要么屈服，要么合作，要么消失。面对美国的这种行径，我们必须放弃幻想，着眼现实。我们所处的环境，既非小布什总统说的“硬实力”，也非克林顿总统说的“巧实力”，更非奥巴马总统说的“软实力”。我们正处于美国“韧实力”的控制下，这是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真实案例。对此，法国政府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居然毫无反抗手段，这正常吗？难道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弱小？

   （编辑  季节）

  “中国学派”：跨越学科，面向世界

第一，关于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问题。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是用科学方法展现出来的，因此，大学研究一定要秉持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将我们的研究最大可能地区别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是结论先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而科学研究则强调论证的合理性，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共同接受一套科学的论证方法。王绍光的研究就是要挑战关于“改革开放万能”的习惯思维，它假定只要“改革开放”就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并以此批判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思维几乎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然而，王绍光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用各个国家大量的数据、案例、文献说明，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甚至在一些国家，“改革开放”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但王绍光不是简单地批判“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思维，而是进一步探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他特别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包括国家的军事-财政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和文化建设等能力的形成，以及对于统一市场、商业信用和技术进步能力发展的支撑性作用。

孔丹理事长说，王绍光是“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我对“中国学派”的理解，就是强调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展现中国人看待问题的独特性。“中国学派”不能理解为只是研究中国问题，而要有全球的视野，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看人类历史的发展。王绍光的研究所用的数据和文献大多数引自西方学者的著作，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于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王绍光始终在与西方主流学者进行对话。他对关于民主、选主、抽签问题的研究如此，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也是如此。

讲到国家能力问题，就会注意到王绍光所提及的“失败国家”问题。这就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如何研究国家问题。一类是强调从政体入手来研究国家，重点是比较各类政体。这种理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从而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佳政体，以至于很容易将经济社会发展归因于政体因素。比如“华盛顿共识”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假定之上，主张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采取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福山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言人之一，他在《历史的终结》中主张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政治秩序的终极目标。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代名词。在学术思想界，往往瞧不起类似媒体写作的意识形态宣传，比如当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一本缺乏严肃学术论证的意识形态畅销书。哈耶克后来花了很大精力写《自由秩序原理》，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媒体写手。福山也是这样，他后来写了大部头的《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放弃了《历史的终结》中的意识形态主张，而强调国家能力、责任政府和法治的重要性。

当福山沉醉于“历史终结”时，王绍光教授在1992年就开始系统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多年后，福山对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强调也是受到了王绍光的影响。不过，在王绍光和福山之前，福山的老师亨庭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经典著作中就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政治秩序”这个概念。亨庭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接受西方民主宪制的国家最终陷入动乱、暴力、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他认为，不能从政体出发思考问题，而必须以科学态度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问题。因此，亨庭顿批评了美国流行的自由民主政体推动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宣传，率先在西方思想界高度赞扬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冷战氛围中，亨庭顿的学术主张无疑需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将严谨的学术研究区别于意识形态宣传。

比较之下，中国学界往往不能区分严谨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甚至主流理论也是普遍从政体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政治和西方政治。我们把王绍光的研究放在这个政治学研究的传统中，就看到他一直都在关注国家能力问题。“中国学派”是在全球思想对话中产生的，而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必须坚守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不是舆论宣传，要区分学术研究和媒体舆论。

第二，关于专业化与跨学科专业的问题。王绍光追随问题的思考，不断突破专业限制，进入到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财政学、军事学等领域。我们在大学首先面临的就是学科划分、学科中的专业划分、专业中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划分。专业化是必要的，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专业问题研究深透。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文盲”。这要求我们思考问题要有专业的意识，更要知道自己所学专业的边界和局限性。同时也要求我们，一旦越出自己的专业进入其他专业，不仅要小心说话，而且要大量阅读其他专业领域中的文献。在这方面，王绍光的研究是一个典范。

比较而言，我们大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的隔膜，局限于本专业知识，不能够以问题为思考导向，由问题牵引而越出专业，与其他专业讨论并展开对话；另一方面又缺乏专业自觉，摆出一付“专业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旦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点成绩，就认为对所有问题都有发言权。比如我们的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市场，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很多经济学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学素养和社会学素养，却大谈特谈政治改革、社会治理，甚至历史问题和人类文明问题。而王绍光的研究是典范，当他对问题的思考越出了政治学的边界，他能够深入到财政、经济、历史问题，广泛阅读相关领域的专业文献。这样的阅读和思考，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全面的视野来分析问题。正如潘维教授所讲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学所讲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不是法律理论中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首先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文明与文明的竞争，群体和群体的竞争。王绍光的研究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中，研究国家竞争、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

我们现在许多学者的视角只局限于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不仅不讲改革开放前30年，更忽略地理大发现以来5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为只要改革开放，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不能陷入“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片面性，不要忘记当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训。改革开放是否能成功，首先一个前提是国家治理能力。

西方国家的治理转型：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

我们今天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想要和美国进行贸易，可是美国要对中国关起国门，提高关税，甚至禁止美国有关公司与我们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开展贸易，企图将其逐出美国市场。1840年，西方和中国的贸易必须经过政府指定的广州的十三行，西方列强就说中国政府闭关锁国、妨碍自由贸易。我们都知道，就因为中国政府查禁毒品走私，英国竟然用炮舰打开我们的国门。今天，我们一些学者批判清政府闭关锁国、批判修长城的封闭思维，甚至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做辩护。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今天中国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不是要出动炮舰打开美国的贸易大门？我不知道面对这两个案例，大家怎么保持自己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不要搞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

今天美国之所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优先”。在一个全球秩序中，“美国优先”的主张是不是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今天，美国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一些人看作是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也就不会质问和批判“美国优先”这个命题。当年清政府闭关锁国，将西方列强排除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之外，不接受西方的自由贸易主张，也有自己的道德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中国的礼制，即中原王朝对高丽、琉球、安南等这些边缘藩属国具有经济援助的道德义务。中国一旦采用西方模式的自由贸易，那就意味着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的道德互助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意味着藩属国将要变成殖民地。事实上，日本一旦脱离中华朝贡体系，就立刻将朝鲜、琉球变成其殖民地，甚至在中国东北开拓殖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国清政府率先改革、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高丽和安南就会成为其殖民地，甚至连日本也不能幸免，那么1840年以来的全球历史就会被完全改写。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比较中华朝贡贸易体系中的藩属国和西方自由贸易体系中的殖民地，哪一个制度安排更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这个问题至今未能回答。今天，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而我国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念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

王绍光重温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如果把这一批判与对中国闭关锁国的批评和“美国优先”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与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人类秩序的不同想象放在一起思考，将西方主导全球五百年和中国崛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一起来思考，就会变得非常有启发性。我们对全球秩序的思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考，不能脱离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正义基础的思考。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美国的说法，丧失了对基本的正义、正当性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判断力。将“客观事实”当作“价值规范”，甚至接受了“正义乃强者的利益”这种观念，以至于当面对美国在全球搞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时，同样丧失了思考和批判能力。

最近大家都看到，美国拿不出任何证据，却可以赤裸裸地指令加拿大政府扣押孟晚舟、全面围堵华为。最近，我组织翻译了《美国陷阱》这本书，相信不少人看了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们想起当年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他说翻开历史每一页都看到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但最后发现背后是“吃人”两个字。但今天，把“仁义道德”换成“自由法治”四个字，来看所谓的西方文明史，我觉得非常恰当。王绍光强调，西方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国家能力首先就展现为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前者不就是“火枪”的殖民主义，后者不就是“帐薄”的资本主义，这两个哪一个不是“吃人”的制度？

在19世纪之前的“军事-财政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控制逐渐从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掠夺，转为更加精巧的帝国统治，那就是依靠金融的控制、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教化的话语权控制等手段来控制全球。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全球自由贸易的“自由帝国”阶段，英美帝国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今天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进入根服务器控制全球的时代。同样是国家能力，也有一个升级换代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国家能力进行了升级和演进。从《美国陷阱》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精细和微妙的地步，这就是法律技术的运用。我在今年第12期《求是》杂志上给《美国陷阱》写了书评，提醒大家注意，美国建构了一个全球法律帝国，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已为人们熟知，但很少关注“全球法律帝国”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认识现代法治的抽象建构能力

同样是现代的“军事-财政国家”，同样是欧洲殖民帝国，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帝国最后衰落，而荷兰、英国这些帝国兴起，在帝国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话题。我在此提供孟德斯鸠的一个思考，他认为二者的差异在于对美洲发现黄金、白银的不同态度上，前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财宝珍藏起来，后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媒介。这就意味着前者依然持封建主义的财富观念，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念。这两种财富观念的区别在于，封建的财富观是有形的金银财宝，而资本主义的财富是抽象的、形态不断变动的货币。而这种从有形、具体到无形、抽象的发展演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作了全面深入的哲学、社会学论述。具体的财宝是有限的，而抽象的、在变动中不断增值的货币是资本。这才是为什么荷兰、英国最终战胜葡萄牙、西班牙的根本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在追溯这种不同财富观念的起源，必须关注抽象货币的发展。早在15-16世纪，威尼斯是对财富进行抽象的货币交易中心。但我们必须注意：财富从有形转向无形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建构，恰恰是一套关于金融、证券乃至后来的知识产权法律，建构起资本的无形价值；抽象的法律技术建构出抽象的公民身份乃至抽象的财富——资本和知识产权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整套法律体系的建构和支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纸（货币）可以无所不能。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法的讨论，就是以这种维护抽象化财富的市场交易体系作为基础的。形式理性法建构了“稳定的预期”，这种稳定预期就是财富的秘诀。一张美钞就建立在美国的法律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稳定预期之上，当然这种预期最终由美国的军事实力来保护，这在法学理论中就是法律必须有国家暴力来强制执行，以建立稳定的预期，没有国家强制力强制实施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建构能力，暴力统治无法持久。为什么草原帝国很快就崩溃，而海洋帝国却可以持续存在，因为后者创造了一套用法律来建构的全球财富转移体系。

由此，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交易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比如从早期的威尼斯转到后来的鹿特丹，最后在18世纪转移到伦敦，二战后转移到纽约。这种财富转移的过程，既是经济中心和军事政治中心的转移过程，也是法律建构能力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早期殖民主义的“军事-财政国家”，转向了用科技、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编制起来的更为复杂的自由帝国体系，霍布森和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并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个“高级”体现于统治技术越来越隐蔽。王绍光所说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是其重要的支撑性力量，但法律技艺的运用，法律治理能力的提升却可以放大这些军事和财政力量。当年苏联和美国在科技、军事和财政能力上，苏联甚至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这些国家能力的配合，最终失败。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是从军事对抗转向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而其控制手段都是通过法律建构出来的。我们熟知“反恐战争”这个概念，但真正的“反恐战争”不是我们电影上看到的打打杀杀，而是美国以“反恐”为名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通过《爱国者法案》审查全球资本的流动情况。“反恐”一线的真正战士乃是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局的文职官员，他们追查哪些机构为恐怖组织提供经费，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比战场上的枪炮更能消灭它们。这就涉及到美国诉讼法中的“长臂管辖”问题，包括海外反腐败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美国陷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用美元交易、如果通过美国的服务器在邮箱发送邮件，都在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落入“长臂管辖”的范围，都成为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帝国下的臣民。

由于中兴通讯、孟晚舟蒙狱和华为遭受的打压，我们知道了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可要知道，2018年3月，美国通过了《云法案》，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信息云或者任何服务器在美国的信息云都置于美国司法的管辖之下。我们今天都知道“百度云”、“阿里云”、“腾讯云”，我们就要问：这些云是不是由此落入美国司法的“长臂管辖”范围？尤其是我们国家在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政府与这些大公司进行大规模合作，将许多国家重要信息都存储在这些“云”上。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合法地要求这些公司提交它所需要的信息，否则就以违反美国的法律而遭受严厉惩罚呢？

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讲国家能力的时候，可能需要把它进一步细化。王绍光概括了八种重要的国家能力，我觉得应该增加一种能力。那就是法治能力或者法律能力，即用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巧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能力是一套完整的抽象化能力，可以把一个具体的东西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从简单的、具体的治理走向越来越复杂的、抽象的治理。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如果从抽象治理的角度看，在科学技术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数理化，我们今天的技术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基础学科；在财富中最抽象的莫过于货币，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在探索一种比纸币更抽象的电子货币；而在权力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法律；而在观念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核心价值，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争论。哲学观念、“大师宗教”的争论都在这个抽象层面展开。

人类历史治理不断迈向抽象化的发展方向，在国家能力中，法治这种抽象化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看到法治在建构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看目前的中美贸易战，那么我们和美国的最大差距就在这种抽象能力上。比如在教育领域，我们最薄弱的是基础教育，我们在具体的工程技术方面很强，但科学思辨和抽象的想象力能力比较弱。在财富领域，中国人今天依然热衷于房地产、购房、囤积黄金，关心具体的、可见的财富，而对股票没有信心。相反美国人的财富都集中在股票中，中美贸易战中对美国最大的杀伤力其实在股票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都出现在股票市场。这种虚拟经济虽然有其脆弱的地方，但能够建构起虚拟经济体系本身，恰恰证明其具有强大的军事支撑、法律技术的复杂建构和文化观念的引导塑造，从而建立起对这种虚拟价值的认同和信赖。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批判这种虚拟经济体系，但不能不承认，全球化必然推动人类生活在这样的虚拟体系之下。我们在国内的经济发展批判“脱实相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脱实向虚”最后维持的是美元霸权体系。但是，如果中国未来要发展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必须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两手”都要硬，都要强。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虚拟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所以对中国展开科技战、甚至金融战，以便回流资本，推动其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在加强实体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虚拟经济，让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具有用复杂的法律技术来建构抽象财富的能力，必须具有管理和驾驭这种抽象财富的能力。我们设立亚投行、在上海建立石油期货市场等等都是着眼于全球，加快提升建构和驾驭抽象财富的能力。

因此，国家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重要，但要将这些能力从原始的、初级的能力，提升到高级的、复杂精妙的能力，就必须要具有法律技术的建构。而这种法律技术的建构不是要法学教授讲怎么立法，而是要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律师来操作。我们国家法治建构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学家和法官，国家应该重视培育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商业律师阶层。我们不要把“法治”搞得很神秘，变成一套神化了的意识形态，而要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强调，法治乃是一套技巧的国家治理术，是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是什么？是法律，是规则，涉及到知识产权、WTO、反垄断和政府补贴等法律问题，这也是全球法律治理中的规则问题。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很多是熟悉国际金融和法律具体操作的金融从业者和商业律师，而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中很多是熟悉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这不仅是国家制度方面的差异，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差异。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恰恰促使中国思考，如何面对全球法律治理问题。而要具备全球法律治理能力，首先必须提高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发挥商业律师和诉讼律师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西方的商业贸易到哪里，人类学家、传教士、商业律师和会计师就跟随到哪里，知识、信仰、商业、法律相互交织在一起，构建起西方的全球帝国。比较而言，我们的商业贸易已经覆盖全球，但我们的人类学家依然满足于调查中国的村庄，我们的知识体系亦步亦趋跟着欧美，缺乏对世界问题独立的思考。我们在海外的文化传播满足于大学中的孔子学院，而不是去办中文幼儿园和小学，去创办免费医院来获得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一句话，我们商业贸易依然依附于西方建构起来的全球体系，而未能建构中国的全球体系。

 “师夷长技以治夷”。我们接触和学习西方还不到200年，中间还有知识上的断层，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理解依然是皮毛。批判美国的全球法律霸权很容易，但建构起全球法律霸权也决非易事。因此，我们对于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治理体系，不仅要持批判的立场，更要持虚心学习的立场，学习越认真，才越有资格批判。最近香港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政治争议，我们在“一国”框架之内香港、台湾和内地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尚未搞定，治理香港弹丸之地都还面临如此巨大的难题，那么我们距离全球治理还有多远？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更加虚心地学习。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西方建构的这种商业法律的世界体系有500多年的历史，我们被纳入这个世界体系还不到200年的历史，而我们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尊严和地位只有70年的历史。更重要的，中国真正告别农耕生活也不过30来年，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农耕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在崛起，加入到全球商业贸易体系中，但我们缺乏建构全球体系的知识和人才储备，缺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治理世界的能力。我们习惯于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不理解社会主导的治理模式，而今天的全球治理已经进入到“后主权时代”，各种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交织在一起，成为建构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

总之，我们应当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不断学习美国治理全球的经验，从而提升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快学会了如何驾驭市场经济，相信我们也会学会如何驾驭一个法治社会，进而学会驾驭复杂的全球法律治理。

（编辑 季节）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其他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的经验是否能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中，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曾进行改革开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19世纪中叶，埃及总督萨义德（Mohamed Said Pasha）进行了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1923年），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Reza Shah, 1878-1944）曾仿效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王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也不乏类似的例子。1980年，土耳其宣布经济改革。同一时期东欧国家也相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都开始改革；印度也进行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1986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是失败的，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2018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还低27%。如果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乌克兰的改革开放恐怕是最激进的，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场却很悲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是常见的，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倒退这样严重，十分罕见。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条件。第一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第二类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既有格局和利益的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就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采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减轻相应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由此改革才能成功。总之，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

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 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分析：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学术界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分流发生的时间更早，至少在1500～1600年就开始发生了。关于分流时间的争议，实际上是分流原因的争议。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不少人认为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后，很多人相信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仅靠内生技术进步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该领域有共识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大约1870-1914年）的确得益于科学研究；但存在重大争议的是，科学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1760-1840年）到底有多大关系？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17世纪以前，科学演化是非积累性的，与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19世纪晚期以后，科学演化才带有积累性，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才密切起来。而在17-19世纪中期之间，科学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不显著，因而与工业革命关系不大。在此期间，反倒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没有科学研究素养的工匠们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纺织业与冶炼业就与当时的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是450，欧洲是427。当时，中国比西欧整体上要稍微发达一点，因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到16世纪初，西欧的人均GDP达到771，中国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还是600，西欧却达到了889。再往后300年，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这里的关键是，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 -1679年）曾指出：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时候，人们处于暴力的恐惧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这表明，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先决条件。

流行理论说，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 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政府总是软弱无力……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以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1]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2]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有效国家的保障，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括此后发生的事：“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

“绝对王权”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被叫作“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3] “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

“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军队组织与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 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它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其他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 capacity），而他在书中讨论开战能力的第一句话是：“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做出巨大让步。”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频繁战事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4] 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因而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5] 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6]世界上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于伦敦，并很快普及到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

欧洲崛起时，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7]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自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和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 “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出现所谓的“大分流”。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英国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了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

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8] 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 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9]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此之外，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0]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

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在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力大幅攀升。”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11]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与英国和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太低，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做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12]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 。”[13]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14]

国家能力和中日大分流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得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后来蚕食东北，最后又试图侵占整个中国。到今天为止，从技术、经济发展指标上看，日本也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对于中日之间的大分流，有两个流行的看法：一是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与日本差不多，都是经济停滞的落后国家，且统治者都不思进取；二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拉开的，因为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不够彻底。一本2018年新出的书依然持这样的看法，作者认为：“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日本做得更为彻底，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15] 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挑战上述流行看法。

关于第一个流行看法，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与西欧一样，中国与日本也曾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早期的工业化（即非机械性的工业化）。用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1750 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地区相同”，都有“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16] 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显示，在1700-1820年之间，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2.3% 增至 32.9%，而欧洲从24.9% 增至 26.6%；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0.85%，欧洲为0.58%，虽然都高于世界的平均数(0.52%)，但中国比欧洲高。据此，中国学者李伯重也相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并不逊于欧洲”。[17]

第二个流行看法，它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差异，但强调差异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仿佛产生差异的原因只是两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同。最近有研究表明，中日之间的分流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明治维新之后差别进一步扩大。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GDP的差别，二是国家能力的差别，后者很可能与前者有密切关系。

基于新版麦迪森数据库，在康熙登基那一年（1661年），中国的人均GDP高于日本；但到乾隆31年（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已超越中国。一份201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在1720年以后的130余年里，日本的人均GDP年均增速明显加快，达到0.25%，而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加，并且两国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中日之间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也出现了分流。从1650年到1850年，日本的汲取水平基本稳定，而中国的汲取水平急剧下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1839-184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日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前，而不是明治维新之后。

为什么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中国早一些、顺一些、快一些？因为日本有比较强的国家能力。德川幕府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灯塔、消防、赈灾等等方面。在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以后还需要近一百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达到日本那时的水平。在生态保护方面，日本也比中国做得好得多；对森林的损毁程度可以看作一个指标。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76年，且因遭到抵制于次年拆除；而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前已计划建设铁路。这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得以用政府投资主导全国铁路网的快速建设，通车里程不断增加，而中国远远落在后面。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而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在1887年之前，铁路已联通日本的核心区域；到1907年，铁路已延伸至几乎整个日本列岛。反观中国，到甲午战争之前，铁路总长度不过400来公里，放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截短线。即使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通铁路的省份还是很少，其中不少线路还是由列强控制的。

提供公共物品需要财政收入支撑；只有政府的汲取能力比较强，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像交通网络之类的公共物品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无疑，明治维新之前打下的基础将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著名日本史学家威廉?比斯利看来，就连明治维新之前已出台的相关改革规划也可算作一种公共物品，它“为明治维新提供了一幅‘富强’的蓝图”。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与汲取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强制能力，即中央权威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

在幕府时代，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各地皆由武士统治。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几乎全面采用枪炮，制定有效部署火力的战术，改变军队的构成和组织，从而实现了战争的专业化。它与欧洲的军事革命非常相似，但却是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下发生的。尽管如此，这场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打法，让人们意识到集中权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日后追求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提供了铺垫。

1850年前后，中日同时面临内忧外患，但两国的回应方式迥然不同，对各自强制能力的影响至深。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满清政府起初调动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与太平军作战，但他们不堪一击，连连受挫。不得已，咸丰皇帝只好鼓励全国各地豪绅兴办团练（最著名者为湘军与淮军）；不仅军队由地方势力指挥，连军队的开支也放任地方势力以各种名目的厘金筹措。从此，长期集权传统的中国走向分权；尽管后来清王朝几次试图收权，但覆水难收，大势已去。

同样应对内外危机，原本军权相当分散的日本却走向了集权。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来自海上的西方威胁让日本人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前那种分散的封建政治架构已经过时。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的幕府与各藩都曾采取过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步骤，但限于分散的财力，各自为战显然已不足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德川派与倒幕派都同意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挽救日本，并寻求改变幕藩体制；他们争夺的是：由谁、用什么方式来主导这个集权过程。内战结束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促成了天皇制度和新型行政体系的确立。明治维新最关键的改革是1871年废藩置县，彻底终结了幕府体制，其意义不下于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与废藩置县同时出台的改革是命令大名（封建诸侯）解散私人军队，将武器上缴政府。到1872年初，日本陆军与海军已正式建立。1873年初，日本又正式推出征兵制，用平民出身的士兵替代武士阶级。至此，日本已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常备军。在创设全国统一军事体制的同时，日本建立了地方与全国警察体制。基于对暴力的垄断，日本政府得以在短期内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新币制（1871）、地租改正（1873）将财权集中到中央。到1877年，它已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其汲取能力。

反观中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才开始效仿德国与日本组建常备军，即袁世凯统帅的“新军”，比日本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才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军事体制，比日本足足晚了近80年。

日本在1877年后的20余年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899年，日本已经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是“迅速实现了主权”（Rapid Rise to Sovereignty），而中国是“为争取主权苦苦挣扎”（Struggle for Sovereignty）。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过程中，日本人从对手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一旦自身强大起来，它自己便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走上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道路。后来，山县有朋在总结日本发展经验时不无自得地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18]他提出了日本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19]

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与国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类似的大分流还有一些，同样，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即东亚经济体在第三世界长期一枝独秀，出现了几个“小龙”，形成所谓“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与强有力的政府能力

20世纪70年代，当这个奇迹刚刚引起人们注意时，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成功，应归功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实证研究证明，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十分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到上世纪90年代，连世界银行也校正了自己以前的判断，承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很明显，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丽丝·安士敦所说，韩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能够将自己政策落实的国家”。不仅韩国是这样，安士敦的推论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工业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哪怕政府不干预市场，它也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在面对转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压力时，能够从容应付，避免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而“落后”国家最缺的，恰恰是强有力的政府。

拿东亚经济体与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印度裔教授阿图尔·科利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利教授的结论是：“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20] 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两位学者使用了更大的数据库，对141个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测度，他们同样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总之，不管国家能力用什么指标衡量；不管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案例；不管是相同案例的比较，还是差异案例的比较；不管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不管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其结论指向完全是一致的：在多数国家中，改革开放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经济增长持续的少，短命的多。因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下决心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它必定成功；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必定持续增长；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经济繁荣。当然，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许不会出现经济繁荣；但我们通过上述跨国比较研究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够成功。

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揭示了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国家能力足够强，不进行改革开放也可以带来经济繁荣。有效政府只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两者都不是充分条件。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对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最后，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是必要和重要的呢？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开放并不是线性运动，不是按照一个速率、朝着一个方向不拐弯地直行，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范政治上的风波。

国家能力如此重要，在未来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编辑  季节）

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关系共产党的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大事。

中国有九千万党员，近十四亿人，只有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入人心，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诞辰，建国七十周年，改革四十年。共产党的理想与目标，一定是与民众的感受息息相关，一定是与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是指导实践、展示未来的行动纲领。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党的执政新理念，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护、向往、追求，并且具有世界意义，能为世界起借鉴和示范作用。

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是这个社会是公共的、集体的、大家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本质特征，如果社会主义是一部分人利益至上、既得利益至上，必然会失去民心。

传统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证明，这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手段。改革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提供了物质基础。至于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要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不适合非公经济投资或非公经济没有能力投资的领域，应该由国家投资或实行国有控股，其他领域可以放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个极端，一种视非公经济为敌，主张全部公有化。一种视公有经济为敌，主张全部私有化。

所有制的本质，最终体现在经济收益归谁所有。如果名为公有、但收益的主要部分为少部分人占有，这就是借公有为名、行私有之实。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给全体民众，也能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华为成为中国的骄傲，它的技术与产品为美国所惧。2018年华为交纳税收710亿元。中国有10个、100个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更强大。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应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如何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要体现出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而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在实际的社会过程中，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有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不能度量的。幸福有体现主观感受的幸福感，但是可以设计问卷向民众测评，有客观指标的幸福度可以设计指标统计，加权成为幸福指数。2011年，笔者为汕头设计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一共提了114个问题，在全市随机抽取2100户居民样本入户调查。设计了“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一级指标8个：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76个。主客观指标以6：4比例加权成为汕头幸福指数。这两套指标都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相比之下，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以GDP总量和人均GDP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会造成环境破坏、忽视民生、贫富悬殊，其弊端已为大家公认。

总之，社会主义就是要体现民众普遍幸福的主义，要求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应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何谓中国特色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按人均财富，中国注定赶不上美国，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仿照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需要6个地球的资源去支撑。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不能奉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当今中国，出现了以财富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以对物的占有与消费为成功标志的社会潮流，在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诱导或驱使下，人人恨不得一夜富起来。于是，靠山吃山、有权吃权。无山、无权的，就不择手段，抢劫、诈骗、贩毒、造假……，追求物质，欲壑难填；以钱为准，心态不平。

我们不是主张人不该追求财富。然而，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来说，物质、财富、金钱不是唯一的追求、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单一的金钱价值标准，不可能为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化修养、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智力特质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

中国特色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之路，我们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

   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获利的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识，走出以金钱为目的的认知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

什么是新时代

新时代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提出了新理念与新目标。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最早出现在《东方红》的歌词中。但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写入党代表的报告，还是第一次。

我们党一贯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谋幸福的含义则在于，幸福是不能代表的，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幸福是个体的感受，既要重视人民整体的利益，也要尊重每个个体的权益。所以，为人民谋幸福，要求我们提升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切工作都要以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幸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谋幸福”并不矛盾。“为人民谋幸福”是“为人民服务”的延伸，使“为人民服务”方向更明确，目标更具体。

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进一步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1]

过去40年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发展和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都要以人民幸福作为检验的标准。这可以说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与革命。但目前，这一新的理念在认知上没有引起重视，在工作中没有跟进的措施。

所谓新时代，就是从发展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不是不重视发展，发展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条件。但发展毕竟停留在物的层面，幸福在广度上将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深度上将深入到人的物质、情感、精神层面。任务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

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

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邓小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从方法论上，一定要抓住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使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邓小平是怎么启动改革的？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要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政治挂帅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主。他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把经济搞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又提出“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的支点。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在当时国贫民穷的情况下，取得了全党和全民的共识，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这个支点出发，他提出经济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实现了改革开放40 年的高速发展。

邓小平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我国显然已处于“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少的阶段。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十分明显，“发展第一”的方针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就要采取其他手段、方法、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把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检验标准、执政理念，能够以此为纲，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这就有了抓手、有了重点，也有了路径和方法。

制定民生长远规划

目前，提高民众幸福感最迫切、最直接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我国制定了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过去以工农业总产值，后来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目标，重点是发展，有量化的指标，以产业政策和项目建设作保障。其中也有民生问题，大都是定性的承诺，没有或者很少量化的指标，资金更没有保障。所以，政府采取一年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去实施，导致民生问题打补钉、碎片化。民生问题需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地解决，需要专门制定长远规划。

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就能巩固执政基础；民生改善了，有利于提升道德水平；民生改善了，为破坏生态环境减少经济动因。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改革要紧紧围绕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发展第一，是因为不发展经济，无法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后来在实践中，人们把发展作为唯一的目标、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产生了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我们在认识上要摆正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发展经济是为保障民生提供物质基础。为人民谋幸福，保障和改善民生无疑应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明确了发展的目的。

保障和改善民生应以公平、共享为核心理念。现在，从中央到各级政府都开始重视民生，我们到处可看到，政府的报告中民生投入增加了多少，民生占比提高了多少，民生实事办了多少。但民生建设是否实现了公平共享，是否惠及全民？

      分配制度改革应提到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必然等于社会主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发展经济基础上要搞好分配，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

目前，财政分配某种程度出现逆向调节的倾向，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户籍与非户籍之间、高学历与低学历之间，总之条件越好的越多保障，越需要保障的越少保障。

第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它带来的后果是居民消费率仅为39%，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足；

第二、贫富悬殊，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部分人质疑改革，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三、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四、损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提供物基础，更需要公平、合理的分配，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健全的社会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分配。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万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5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2万亿元，国有企业上交利润0.28万亿，中央国债余额15万亿，地方债20万亿以上（不包括地方隐性债务）共计68.28万亿，占2018年GDP总值90万亿元的75.8%。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这实在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头等大事。

第一、财政信息完整、透明、公开

财政的钱计划怎么花，最后花在哪里，要让社会公众知道，让人民代表看懂，这是接受监督的基本前提。我国预算支出按功能分成10多“类”，每一个“类”又划分若干“款”。在编制到“款”的情况下，资金用途的具体去向不明确，也就无从监督与审议。建议改为“按经济分类的预算公布到款，按功能预算分类公布到款与项；其中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应当公布到项级科目。”

第二、控制政府运行支出

强化预算约束的重要目的，是控制和降低我国政府的运行成本，从而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对“机构运行支出”制定刚性支出标准。为此有必要把政府支出分为“机构运行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大类。

对“机构运行支出”，按各级党政机关（不包括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公务人员占常住人口的千分比制定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口标准”，以界定各地政府规模。用几年时间，把目前各地编制内外的财政供养人口压缩到标准以内。

按“财政供养人口”设立人均行政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工资和一般行政管理费用、职务消费、离退休费用）的刚性分项标准。

鉴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由中央提出制定支出标准的指导性意见，由各省市制定标准试行。

第三、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地区差别逐步缩小的原则下，分几档制定地方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例如中小学教育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制定；医疗卫生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人口数制定；社保费用标准按辖区应保人数制定；农林水利投资和补贴主要按各地务农人口数和农业生产条件制定。标准确定后，每年根据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进行调整。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合计，形成一个地区总的“公共服务支出”标准。

制定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支出基准，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民族和历史因素等差异，分类制定调节系数，形成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标准。应制定时间表，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差别，逐步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占有，缩小政府公务员、企业人员、城乡居民等各类人群之间的差别。

第四、强化人大监管功能的制度安排

改变过去人大对财政监管 “实质虚置”的状况，对人大审议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一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草案与预算调整进行初步审查时应召开专家座谈会、听证会、质询会等方式；二是将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新增财政供养人员由编制部门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初步审查；三是将各级审计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负责对决算草案进行审计。四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决算进行初步审查时，政府部门应接受质询。

   以上审查会议应适当允许公众代表参加。

社会体系再造、价值理念重塑

要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走幸福中国之路，这是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也涉及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

政府层面，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创建幸福城市，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社会层面，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员工满意、顾客满意、股东满意成为企业治理准则。

民众层面，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

幸福中国的核心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的改变，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一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现在盛行以金钱为标准的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以获得为尺度的幸福观。

从全社会来说，对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兴趣的人来说，用金钱来衡量是不合理的。逼迫公务员、医生、教师、文人抛弃或背离自己的职责追求金钱，是不道德的。舆论导向、社会氛围对财富的过分炫耀，使人们以为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以至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既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伤害，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

二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现代人崇尚自我，首先考虑满足自己的需要。上什么学校，选择什么职业，到哪个单位就业，以什么为兴趣，这都是出于自我的需要。但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他人都要以你的需要为上，不顾忌他人的利益与感受，这样的自我是不会幸福的。

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爱人类。随着爱的扩大，造福社会和世界，生命价值提升，幸福感提高。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道德的凝练，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三是获取与付出的关系。

现代人重于获取，升官、致富发财、出名、票子、车子、房子拿到手，才感到幸福。但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以获取为前提，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其实一个人能获得会感受幸福，能付出也能幸福，而且是更大的幸福。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能力，说明你有财富，或者有智慧，或者有才华。一个乞丐把跌倒的人扶起来，说明他有体力、有爱心。

因为付出，代表你被需要，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就有存在感。一个不被需要的人是废物。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来衡量的，你能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就会受到爱戴、表彰、荣誉，这就是伟人。一个普通人能给家人、同事、朋友、顾客带来幸福，也会受到肯定、信任、喜爱，因感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幸福。

四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

经济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下降，成为困扰社会的问题。于是，呼吁人们要讲道德。幸福与道德同在，离开道德越远一定越不幸福。

他人是否讲道德，不应成为我们每个人讲道德的前提。一个讲道德的人，一定受人尊敬和信任。人际关系好，社会信誉高，是一个人幸福的来源和前提。在信任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道德是商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人讲道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你自己的幸福。反之，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肯定不幸福。

中国梦就是创建幸福中国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阐述了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这里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国家富强，主要以国力来体现，集中表现为财力、综合国力、军力。二是民族振兴，主要以治理来体现，集中表现为法纪、道德。三是人民幸福，主要以民众的感受来体现，集中表现为幸福指数。

这三个目标中，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创造物质条件与安全保障，民族振兴为人民幸福提供社会环境与民族自信，人民幸福则是终极目标与衡量标准。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中国梦的正确解读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幸福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全面小康。把幸福中国作为中国梦，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传统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从而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今天重新回顾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话，可以坚定幸福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建设幸福中国的决心。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圣西门更为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

上述种种表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所倡导的就是幸福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就要坚定不移地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创建幸福中国。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世界资源的30%的美国并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实现幸福之路，对国际社会来说具有世界意义。幸福中国也将为港澳台的各阶层所接受。

（编辑  季节）

2018年3月21日，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频道播出电视纪录片《精诚所至康达随行》。该片以风叶胶和无溶剂复膜胶的研发和国产化为主要内容，讲述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新材”）从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国内胶粘剂行业龙头企业的动人故事。康达新材由此进入了大众的视线。

康达新材成立于 1988 年，主要从事结构胶粘剂的研发和生产销售。企业拥有丙烯酸酯胶、有机硅胶、环氧树脂胶、改性丙烯酸酯胶、聚氨酯胶、PUR热熔胶、SBS胶等多种类型产品、300多种规格型号，应用广泛。主要应用领域包括：风力发电、软包装复合、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海洋船舶工程、光伏太阳能、橡塑制品、建筑工程、家用电子电器、汽摩配件、电机、电梯、矿业设备、工业维修等等。

2012年4月，康达新材成功登陆深圳中小板市场。现在，康达新材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结构胶粘剂和工业胶粘剂供应商，并被誉为胶粘剂行业的“专家”。

筚路蓝缕，艰苦创业

无论哪个成功企业，都有一个充满艰辛和曲折的创业故事。

康达新材的前身是上海康达化工实验厂，创办于1988 年 5 月。企业创办人是陆企亭。30年来康达新材的成长，可以说和陆企亭息息相关。

陆企亭，1940年生于上海。195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有机化学专业，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地处哈尔滨的东北石油化学研究所，在那里一干就是25年。在研究所工作期间，陆企亭主要从事研发一种用于传感器的材料（也是一种胶），这种传感器是用于测量导弹或卫星的有关信息，所以陆企亭的工作多多少少也和“两弹一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其研究成果得到应用单位的肯定，他获得了一项发明奖。

1988年，陆企亭从哈尔滨转回上海工作。由于其家庭成员不能在上海市内落户，他也就放弃了在上海市找工作单位的打算，回到家乡川沙县（现在是浦东新区的一部分）。当时的川沙县没有合适的专业对口单位，陆企亭在县环保局工作。不过，他觉得自己不是做官的“料”，于是就产生了创办企业的想法。

创业初期，举步维艰，经常会遇到超出想象的困难。当时他缺钱、缺设备、缺人，办厂的那些全部家当，包括 2.5 万元起步资金，以及厂房设备，都是借来的，几名员工也是从单位里请来帮忙的同事。就这样，陆企亭用借资金、借设备、借人的“三借”方式走上了创业之路。

陆企亭回忆道：当时“厂里最缺的还是资金，因为没有充足的周转资金，只能小批多次去采购原料，人家笑话我们是‘拷酱油朋友’；当时我们没有汽车运输工具，就用三轮车代替；买不起实验用的拉力机，只好用千斤顶改装成测力计。”

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当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健全，康达新材在创办不久就遇到了两起员工偷走配方自己开办新厂的事件，这对于一个还在艰辛成长中的新生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陆企亭对这两起事件一直刻骨铭心，这也导致他在以后的经营管理中，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

陆企亭为什么敢在缺钱、缺人、无设备、无厂房的情况下创办企业呢？他的底气来自于对快固型丙烯酸酯 AB 胶核心技术的自信，他就是这个核心技术的发明人。“我创办康达的初衷，主要就是用我掌握的核心技术，为用户解决在工业零部件的生产、维修和应用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粘接及密封问题。”陆企亭说。

康达新材第一个产品就是从工业装配用丙烯酸酯胶做起。当时，我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中获得快速发展，对工业胶粘剂的市场需求迅速增加，而国内胶粘剂行业供给不足，特别是中高端产品还要依赖进口。康达新材抓住了这一市场机遇，结合自身积累的胶粘剂研发经验，研制出扬声器用快固型丙烯酸酯 AB 胶。康达新材研制的AB 胶不仅粘接强度高，而且还有快速凝固等特点，它能使扬声器的装配时间从原来的72 小时缩短到3小时，这一工艺革命大大地提高了扬声器的生产效率。

AB胶的问世，打破了国外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产品一经推出就广受市场欢迎，甚至国外客户也闻讯而来。1989年，上海三菱电梯遇到进口胶不能及时供应的问题，日方副总裁斋藤在得知康达新材有能力生产丙烯酸酯 AB 胶时，简直不敢相信，一定要亲自到工厂来看一看。经过考察与沟通交流之后，斋藤先生十分满意， 当即表达了采购意向，采购金额为100万元。康达新材很好地满足了上海三菱电梯的需求，此后上海三菱电梯就成了康达新材的长期用户。

由于替代进口改性丙烯酸酯胶在扬声器、电梯、电机及小商品市场的优异表现，1994年就获得了上海市星火科技三等奖，进一步确立了康达新材在我国丙烯酸酯胶细分行业的“领头羊”地位。多年来，康达新材的改性丙烯酸酯胶产品畅销不衰，直到现在，这款产品依然每年给康达新材带来6000万元以上的销售收入。

就这样，康达新材从一个川沙县环保局归属下的三产企业，于1993年8月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120万元；2010年8月,又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整体变更为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500万元；2012年4月16日，登陆深交所，成为上市挂牌公司。从此，康达新材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制定了更加科学的发展规划，为下一步的大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聚焦新兴市场，创新驱动

康达新材的产品线很长，拥有300 多种规格型号的产品，这是自主研发、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果。康达新材是一个明显的技术驱动型企业，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

“从公司代表性产品技术创新这一角度来看，康达新材经历了丙烯酸酯胶业务发展期、环氧结构胶业务发展期、无溶剂聚氨酯胶业务发展期，以及随后的丁基和军工领域产品业务发展期。产品不断创新、升级转型，带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陆企亭说。

20世纪90年代，在康达新材创立之初，把丙烯酸酯胶作为发展主业。在产品开发思路上，采取跟随模仿式策略，主要发展替代进口产品，解决了国产中高端胶粘剂从无到有的问题。目前，康达新材的丙烯酸酯胶已发展到第三代，产品种类型号上百种，年产销量一直为国内企业第一。

进入21世纪，传统的胶粘剂行业的增长开始放缓。此时的康达新材已完成了重要的资本积累、资源积累和经验积累，为二次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为了主动适应市场环境和产品需求的变化，康达新材聚焦新兴市场，变被动为主动，着手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2008 年，康达新材开发的风电叶片环氧结构胶获得批量应用，一举打破国外品牌垄断。到2009年，该产品销量和销售收入均超过丙烯酸酯胶业务，成为公司第一大发展主业。目前，该产品已稳居国内风电市场第一，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

与此同时，康达新材积极抢占新一轮市场竞争“制高点”，在国内率先成功开发了无溶剂聚氨酯复膜胶产品，该产品具有环保、节能、安全和性价比高等优势，已在国内数百家客户得到稳定应用。在后续产品开发过程中，康达新材紧紧抓住功能化、差异化市场的空缺，开发了耐蒸煮型、铝箔型、耐介质型等高附加值型聚氨酯复膜胶产品，适用于大部分软包装材料的复合粘接需求。2016年，复膜胶产品销售收入首次突破亿元，成为康达新材新的增长引擎，与环氧结构胶一起，构成公司发展的两根支柱。

康达新材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与其长期大量地投入研发有直接关系。早在2009 年，康达新材的研发投入就已突破千万元，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4%。此后，随着公司销售收入快速增长，研发投入占比也从未低于这一比例。近三年的研发投入总额超过8900万元，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500 万元，在国内胶粘剂上市企业中名列前茅。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康达新材对研发人员的激励也十分显著。按公司规定，新品上市后销售收入超过一定数额的部分，企业将给予研发人员一定比例的分红提成，这不仅让研发人员有了拼搏的动力，也更愿意留在公司长期发展。

为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公司耗资8000万元、时近2年，建设了一座总面积5000平方米的研发大楼，2015年正式投入使用。早在2000年，康达新材就设立了上海康达化工技术研究所。目前，研究所共有研发人员120余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4，其中硕士以上学历34人。研究所下辖研发部、检测中心和科技信息部，分别在产品研发、新产品应用拓展、质量检验、前沿课题研究等方面开展工作。研究所凭借自身实力，被认定为上海胶粘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其检测中心获得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实验室。研究所下设的各研究室以各自负责的胶种为主要研究方向，根据市场需要组织项目研发。近年来，研究所每年完成研究项目20多项，并推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康达新材拥有45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3项。公司98%以上的产品均为自主研发产品。

开拓延伸，砥砺前行

2012年4月16日，康达新材登陆深交所，成为上市挂牌公司。在编写招股说明书的同时，公司总结了20多年发展的经验教训，提炼了今后的发展战略“开拓新兴领域，发展高端产品，服务大客户，延伸产业链”，制定了未来的发展规划。

2012-2015年，康达新材的销售额从2.9亿元增长到7.3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6%，大大高于同期我国胶粘剂行业7%的平均增长水平。

目前，康达新材的业务板块分常规、风电、光伏、复合、绿能、军工六大部分。与此相对应设置了六大事业部，基本覆盖了中高端胶粘剂主要应用领域。

常规事业部负责的常规产品有：改性丙烯酸酯胶、环氧胶、聚氨酯胶、厌氧胶、硅橡胶、瞬干胶、MS 胶、UV 胶、修补剂等，应用领域繁多，采用经销方式销售，并建立了完善的市场快速响应机制，促进新品开发的良性循环，保证用户订单按时完成。

风电事业部主要销售风电叶片用环氧结构胶、修补胶、环氧树脂、喷胶、密封胶带等产品。面向全国各大区域，事业部成立了专业的售后技术服务团队，保证及时、快速的客户服务。近年来，受益于风电行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早期公司在风电领域的谋划布局，公司已经成长为国内最大、技术领先的风电叶片核心材料供应商，服务于中材科技、明阳风电、国电联合动力、中复连众、中车时代新材、东汽等国内主要叶片制造商。

光伏事业部主要销售光伏组件封装和粘接用胶黏剂、硅片加工用胶黏剂、切割液等产品。该事业部直面国内光伏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致力于解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并加大技术、商务服务力度。

复合事业部主要销售软包装复膜胶。该业务对于推进包装行业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安全卫生等方面意义重大，同时也对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自身实力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公司在这一领域提早布局，研制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无溶剂复膜胶系列化产品，获得了稳固的市场地位。未来随着VOC排放的严控和包装的消费升级，该业务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绿能（绿色能源丁基材料的简称）事业部主要向光伏、建筑、复合材料、汽车等应用领域推广丁基密封和防水材料。丁基材料业务处于市场培育期，中长期将成为公司的重要增长动力。军工事业部主要为国防武器装备提供密封粘接、轻量化绝热材料等，拥有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权。

2018年10月，康达新材发布公告称：为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陆企亭及其一致行动人徐洪珊、储文斌拟将所持公司合计26%股份协议转让给唐山金控孵化，唐山金控孵化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唐山市国资委。同时，公告还宣布，公司2018年上半年完成了必控科技股权收购，新增加军工电磁兼容相关业务。这个业务结构更加强调了军工业务，但新材料仍然是康达新材的主旋律。

30年前，康达新材以一个集体企业的性质诞生，之后又经过了股份制改造，直至上市。现在股权关系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引入了国有资本，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次股本结构改变后，陆企亭将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但对即将发生的变化，他平和地说：“现在回想起来，更多的是感恩，感恩研究所的培养，正是在研究所的工作经历，让我积累了科研经验，收获了科研成果，在此后的创业道路上走得更有自信、更有底气。另外，我还要感恩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让我们科研人员有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实践机会，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我们相信，引入了国有资本的康达新材依然会不忘初心，在发展胶粘剂新材料的事业上更加如虎添翼、砥砺前行。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