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逐步走向万物智能、万物互联的时代，信息、数据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生产力之一，哪一种治理模式能够代表、引领、解放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就能够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方向不是以西方为标准模式的改革。现代西方制度模式是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总体上可以视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当时合理的今天未必合理，当时有效的今天未必有效，当时先进的今天未必先进。

中国的治理体系的特点，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独特的文明母体与国情条件，另一方面则是需要适应与引领时代的变革，推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制度模式。

互联网时代具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趋势——去中心化与强中心化。中国制度模式的特点是“一统多元”，治理模式既不是单中心，也不是多中心，而是“1+N”中心，政治集中与行政分权结合、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结合、社会主义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多样性结合、共同价值与多元观念结合。正是这种相反相成的结合，使得中国体制既能表现出高度集中统合的力量，又能表现出高度的活力，这与互联网时代的两个基本趋势是互相契合的。

互联网时代的治理思维

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变与颠覆工业革命以来的治理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旧逻辑逐渐让位于蓬勃兴起的新逻辑。

首先是从科层思维到联通思维。科层制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而到今天，权力控制为中心的科层思维却要逐步让位于以信息链接为中心的联通思维。韦伯式的科层组织形态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液态化的新型组织形态与网络化的协作平台。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其特点就是联接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和社会群体。党在执政条件下，单纯依靠政府、简单按照行政逻辑进行治理，就会造成政府与社会、与群众的关系由鱼水关系转变“舟水关系”，只有接触，不能融合。我们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让党员干部与群众重回血肉联系、鱼水关系。这就是四中全会要求的“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此外，有必要跨越科层组织，整合民政、群团、信访、社区、党的基层组织部门的职能，设立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专门代表群众的利益，专门从事群众工作，以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向联通思维转型，在体制上创新。

与互联网时代的要求相结合，政府需要从条块分割的科层制政府向平台型政府转型，推动构建真正一站式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无缝隙的政府。政府负责的审批等事项，一旦提交到服务窗口，就表明政府接单，整个流程推进责任由个人（企业）转移到政府。政府有关机构按照既定程序运作，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服务，其中的衔接由政府内部自我协调，无必要事项不需要个人（企业）再跑腿。通过流程管理信息化平台，对于大部分已经标准化的工作完全可以进行流程操作管理，而对于个性化的诉求，进行定制化服务，同样可以进行项目单流程管理。同时，用户可以方便地对项目审核的流程进行跟踪，这和网络购物可查询服务跟踪记录类似。甚至人员的激励与协调也可以依托信息化平台进行。

我国的社会治理就是一种网络型治理模式，我们有400多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细胞单元结合，并通过群团组织、协会、社团等纽带型组织，将全社会联接成一种超级的网络型组织。它联接着14亿人民，延伸到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之中，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从而能够构建四中全会要求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我国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互联互通思维，不搞结盟关系，而是建立伙伴关系，就是要实现国家节点之间的彼此联结。西方人搞不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除了有意抹黑之外，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成从工业时代权力思维向互联网时代联通思维的认知升级。我们所提倡的“一带一路”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本质上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通过基础设施联接、发展政策对接、贸易往来、资金流动与人员交流，从而构建一个庞大的共同发展网络，而不是像某些“小人”所揣测的，中国要进行所谓海权与陆权的地缘扩张。

第二，从私益思维到共益思维。工业革命以来大肆流行的市场经济基本教条，就是鼓励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福利最大化，并将自利性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引擎。与工业时代的私益性特征不同，互联网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共益性，而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是高度相应的。

在生产端，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性使得对于公共性基础设施的依赖远高于工业时代。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具有最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制度密切相关。中国不但能够创建一流的交通基础设施，也能够创建更好的信息基础设施。著名的“脸书”CEO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作证，回答为何他们不能像支付宝与微信一样做移动支付时承认：因为中国建立起的基础设施要比美国先进的多。中国的抖音、快手等软件之所以能比其他国家领先一步，成为全球短视频、内容电商APP的巨头，是中国的4G网络、智能手机普及、快速物流几个方面条件配合的结果。对于三大电信运营商而言，他们作为国有企业，不能只从企业盈利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需要推进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4G网络覆盖到中国的每个角落。2018年底，中国4G网络覆盖率达到了95%，[1] 今天推进5G建设也是如此。中国高铁等现代交通网络的迅猛发展，也为快速的物流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

进而言之，互联网巨头也要成为共益性的软件基础设施。互联网巨头的用户规模达到了宏观规模，字节跳动旗下APP月活用户数已经达到了15亿（未扣除不同APP的重复计算），比中国的总人口还多。2019年天猫“双十一”一天的成交额为2684亿元，相当于2018年海南省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6倍。这种类型的互联网企业已经不能按传统的微观企业组织加以看待，而是要将他们视为具有基础设施特征的“共益性企业”。传统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外部责任，而这种类型的企业社会责任就内嵌在企业之中，中国的制度有助于引导这些企业体现更强的共益性特征。

我们看到了共益性的层层嵌套、层层支撑逻辑。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支撑起了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的国有运营商，而信息基础设施又支撑起了民营互联网巨头的发展，互联网巨头又通过提供软件基础设施支撑起企业、商家的发展。

在消费端，消费行为也越来越表现出共益性。西方经济学过度侧重私人福祉，而实际上人民福祉是由私人福祉与公共福祉两部分共同构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为人民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公共产品、公共福祉越来越成为更重要的消费。

互联网时代的消费逻辑，正从产品为王、服务为王转向注意力为王，背后原因就在于供给稀缺正在向供给充裕转变。互联网信息供给是无限充裕的，而反过来人的时间与注意力却成为稀缺的宝贵资源，就造就了“免费经济”、短视频、微博等的成功，而这一点日益在实物经济消费中表现出来。消费的刚性需求在下降，甚至产品的质量、品牌忠诚度的重要性也在下降，而追新品，消费有故事、有趣味、有文化的产品正在成为潮流，因为特定的消费场景、社交与关注引致的消费成为新的爆发点。

第三，从赋权思维到赋能思维。TH·马歇尔区分了西方社会公民身份的三个维度：公民的（civil）、政治的（political）、社会的（social）。[2] 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这三个维度的赋权过程，公民权利的赋权，带来了公民社会；政治赋权，即投票权的扩展，带来了选举民主；社会赋权，将人民的权利扩展到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了福利国家。

互联网时代更重要的不是赋权而是赋能。赋权给予个体追求梦想的自由，但是并不能给予他们追求梦想的能力，赋权给予的是形式自由，而赋能给予的是实质自由。互联网时代通过信息赋能、科技赋能、平台赋能提高了网络节点上的组织与个体实现自身梦想的能力，例如随着移动支付的出现帮助小商店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顾客偏好信息可以被准确的收集、储存与挖掘，顾客流信息能够提供小商店的信用基础。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移动手机成为农民的“新农具”，随着快手、抖音等短视频软件的出现，使得农村农民的活动与产品能够被看见，被关注，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流量，基于此延伸出来的内容电商、乡村打卡旅游，已经成为乡村脱贫的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经历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职能转型，但是并不是单纯地赋权型转型，而是由“全能型国家”转型为“赋能型国家”，从而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于企业和个体进行赋能，包括资源赋能、政策赋能、组织赋能、民生赋能、信息赋能等。

中国政府的大量政策其实都是赋能政策，包括双创政策、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等。中国市场主体高度活跃。中国政府在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公共投资，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就业水平，通过投资于人，对个体进行赋能，扩展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行能力”。赋能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组织赋能，例如乡村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就是组织振兴，通过组织党员、组织群众，给农民赋能，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第四，从制衡思维到监督思维。工业时代避免政府官员作恶的关键是限制权力，所谓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解决的方法是要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分权与制衡。但是这种平衡的制度设计模式也带来了权力运行效率下降的问题。互联网时代避免政府官员作恶的方式关键是充分信息。中国没有走分权制衡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监督为主的道路，监督要有充分透明的信息为基础，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权力监督体系做了严密的系统设计，通过监督而不是制衡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去建设既高效又清廉的体制。

监督思维是和互联网时代高度相应的，在这个时代，监督者一定程度上会比被监督者更了解他自己。现在副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都要申报财产状况等个人事项，我们了解到一个案例：有位地方政府干部有个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股票账户忘记申报，不久就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告诉他某年某月开了股票账户，目前还有一千多元的余额，没有按照规定申报。今天政府官员的出行、用餐、支付、转账等等都会留下数字痕迹，任何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

第五，从纠错思维到迭代思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快速决策、快速行动、快速调整是互联网时代克敌制胜的关键。西方政治体制由于分权制衡，程序冗长且遍布否决点（veto players），加之利益集团的干扰，经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而中国的分工体制能够快速决策、有力实施，这使得它能够快速响应时代的变动。2013年11月,现任英国首相、当时的伦敦市长约翰逊访华时体验了中国高铁,回国后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大发感慨：这条从北京到上海全长813英里(约合1300千米)的高速铁路，沿途经过多个新建的漂亮的大理石车站，宽敞的大厅一尘不染——整个项目历时多久?两年!朋友们，这是我们空谈高铁2号项目的时间，两年间我们花费数亿英镑进行设计、协商、规划，却到现在还没有铺设铁路。[3]

当然，西方决策迟缓的一个原因是避免出错，所谓“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问题在于，所有决策都不可能完美，都需要在决策质量与决策速度之间取平衡。互联网时代是瞬息万变、以快打慢的时代，纠错思维要让位于迭代创新的思维，边推进、边学习、边升级。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机制，就是一种应用场景的“制度训练”与“政策训练”，需要根据实践反馈进行迭代创新，不断打补丁，不断升级。中国已经形成了若干决策——实施的政策循环，包括：党代会、中央全会、五年规划、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等，这些都是中国制度体系中的迭代创新机制。

国家治理模式和能力现代化升级

从与西方制度竞争的视角看，有一个概念是“代差”——非线性的代际变化带来的差距与差异。真正的颠覆者不是和你一个模子，但比你更好、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是那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但是具有新一代的思维模式和做事方式的潜在对手。不但企业之间的消长是代差竞争，大国崛起的竞争也是代差竞争。

近代中国之所以在西方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中华帝国体系在西方冲击下崩塌，是因为对方是降维打击。而今天大势发生了逆转，进入互联网时代，所有的国家制度与治理模式都要做出调整与升级。美国制度体系主要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虽然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但是很难自我革命与自我调整。中国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则与有互联网时代治理特征相契合，很有可能逆袭而上。中国的制度模式能够很好地与互联网的技术条件、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相结合，中国制度对于西方制度的超越，有升维超越的可能性，我们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充分发挥出来，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编辑  季节）

我在基层工作了50年。我想从行业角度和企业角度，就健康中国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如何实现“健康中国”战略

2016年，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2019年6月24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发[2019]13号）文件，提出到了2030年主要指标数据的目标值，以及具体五个方面的重大行动和保障措施。这五个重大行动是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合理膳食行动、全民健康行动、控烟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提得也比较精准。

我想提两点宏观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国家已经成立了健康委员会，应该有一个权力机构支配相应的资源，开展行动。就像现在国务院扶贫攻坚战那样去落实各项工作，将健康行动计划纳入到社区、单位、企业、政府各部门绩效考核的硬性指标当中。

第二个建议，落实健康中国计划，应当将健康中国指标当作社会责任诚信、信用指标抓实抓到位，具体落实到各省各市的主要负责人。美国、欧洲、日本都有国家级的人口健康计划，中国抓这件事方向是正确的。

具体的建议如下：

第一，将“健康中国”战略纳入“十三五”、“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战略之一。

第二，将以预防为主的具体措施落实到健康管理的宣传活动。健康管理没有宣传力度不行，现在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宣传得不够系统。政府要挖掘潜在的健康管理需求。

第三，健康管理的人才战略。我们在健康管理人才的培养上还做得很不够。

第四，建立成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我国的疫苗注射到14岁以后就没有硬性要求和管理了，成年人的疫苗注射都是自愿的。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成人注射疫苗都是强制要求的，从而实现成年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我认为，疫苗注射管理非常重要，未来的疾病普遍化将会非常复杂。现在孩子都有一个蓝本的疫苗记录，作为成年人也应该有一个本子记录，出国回来都要做体检，如果到非洲国家那就要求必须体检，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是不可以的。我认为要把成年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纳入健康保障体系。

第五，大力推广健康用餐模式。现在我们的用餐模式不够健康。健康的用餐模式要有宣传，还要有一个标准，我们要把相应的标准做出来。

第六，建立社区的健康驿站，开展家庭药箱活动。家庭药箱非常重要，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家庭药箱、急救药箱。

第七，发展中国的健康慈善基金会或健康基金会，开展普惠广大群众的健康事业。

第八，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要有社会责任担当，要做出表率，将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公示。企业给公众提供的服务产品，包括生产的健康产品都要让大家知道。现在企业有些什么新的健康产品或者技术，这方面的宣传还不够。

第九，充分发挥社会药店在专业药房领域的作用。在社区、药房、企事业单位，全面开展预防为主的健康科普活动。目前，中国药商协会整个的药品流通行业都在转型，协会初步统计的19万家药店，其中已经关门了2万多家，这些药店都是传统药房。传统药房已经不适应现在“三医联动”改革的需求，也不适应老百姓健康的需求。现在的转型涉及两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设立专业药房。全世界都有专业药房，但中国却没有。大家都知道，计划经济时期有过新特药商店，现在叫DTP药房（Direct to Patient，“直接面向病人”）。DTP药房和慢病药房这两种专业药店，中国医药商业协会都在做标准评估，现在已经通过了150多家。专业药店的药师必须要经过培训，MTM（药物治疗管理）培训、药学服务、药学资讯，都在药店进行。这和原来的传统药房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在社区药房，企事业单位可以全面开展预防为主的，无所不包的、无所不有的统一的教材健康科普活动。而且这个统一是全国统一，全国采用一个标准，开展标准化行动，向公众传播健康的理念。

最后一个建议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当前的宣传力度不够，全民健康必须要有全民健康意识。

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建议

如何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我也提八方面建议。

第一，全面释放促进全民健康的消费资源。前几年，工信部提出促进信息消费的建议，我认为国家还应该提出促进健康消费，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着力汇集全社会医疗、医药资源和创新资源，实现汇聚医疗大数据链。药品流通行业的数据链也需要居安思危，整合政策链，激活资金链，培育人才链，集聚产业链，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标准化推动系统化，形成整体的系统思维。管理本身就是系统思维，要以系统化思维推进社会化的健康行动。

第二，国家要建立健康智库。面向健康重大需求，面向预防疾病这一潜在需求，围绕食品健康、生活方式健康，带动全新型的企业研发和生产，深度融合全民健康行动计划。

现在我们企业研发只注重药物创新，并没有注重围绕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研发活动，包括食品研发。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健康食品研发速度很快，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吃不同的食品。比如心血管病人应该吃什么样的食品，糖尿病人吃什么样的食品，都能体现在餐厅的菜单上。食品商店的品种也非常多样化。而中国食品的生产和销售几乎是千篇一律，消费者没有什么选择，几乎全是甜的。很多儿童生下来就是糖尿病，大部分因为父母的遗传。所以，我们的企业在产品研发、生产、流通各个环节，都需要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我们要调结构、补短板，全民健康行动计划就是我们的短板之一。现在还没有形成全民的健康行动计划，释放健康红利。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健康生活新模式，这种健康生活的新模式，一定是贴近健康需求的、贴近生活的新的研发模式。

根据社科院老龄委蓝皮书上的一组数据，截止到2018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2.49亿人，其中城镇老年人口占52%，女性老年人占56.1%，中国老年人未上过学的占29.6%，小学文化占40%，初中、高中教育水平占到25.8%，大专以上占3.1%，其中城镇受教育大专水平以上的仅占5.9%。在这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基本情况下，怎么能谈得上健康生活理念呢？老年人本身知识水平就不高，很难建立起健康生活的理念，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宣传教育，我认为这很重要，一定要让老年人知道怎样才能有一个健康生活的模式。

第三，成立家政服务学校或学院。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培训初中以上的毕业生，招收不同年龄层次的学员，从事家政服务，培养各类护理服务的专业人才，使社会上的老年人、残疾人、重大疾病患者，能够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生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分享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第四，将健康基础知识纳入教育大纲。日本的小学一年级就有健康理念教育课程，但我们的学校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很随意，教也行，不教也行。健康教育课程应该有课本、有标准，比如洗手是有规定的，必须30秒时间，刷牙每天必须三次，规定饭后必须刷牙，这就是标准。我认为必须要将健康知识纳入教学大纲，使学生从小就关注、建立健康理念，促进身心健康。例如小学就教护理知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卫生常识等。

第五，将社会的专业药房（慢病药房、DPT药房）纳入全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人才和资源都很好，不能浪费。

首先政策要放开，我们正在和卫健委沟通，如果能把整个药师的管理纳入卫健委医疗机构的药师管理序列，进行统一培训就比较好了。社会上专业药房的药师不能成为促销员，一定要提供专业的药学服务。第二是“小病进药店，大病上医院”。现在不发展，药店就要就失去这个功能了。第三是药店诊所模式。在国际上药店诊所模式都是很成功的，像美国、日本都有这样的模式，方便老百姓在社区里就医拿药。第四是药店药师培训持证上岗。持的证就是国家卫健委发的证书，不是国家卫健委发的证书就不允许上岗，没有证书说明药师没有专业技能。第五是将药店药师纳入医疗机构药师统一培训管理。

第六，出台支持有关大健康领域的创新型、研发型企业的扶持政策，扶持连锁药店重组收购，促进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税收政策。扶持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向康复型医院转型的配套政策。现在全国有几万个乡镇卫生院，其中一部分可以考虑改成康复医院。现在农村老年人比较多，老年人的康复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可以让老年人进入这样的乡镇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还能对老年人最后生命阶段的居家护理发挥重要作用。医疗机构也需要转型，也需要调结构，向康复型的医院转型，需要配套政策给予支持。

第七，政策链的衔接。现在国家卫健委、医保局、药监局、商务部、工信部等相关部门，都在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包括医改政策都在出台，但这些政策之间衔接性、协同性较差。政策链应该怎么衔接？首先需要顶层设计，调控政策一定要接地气，否则公布后大家无法操作，说明我们在信息化和标准化方面还没有做到位。

第八，要特别关注健康行动计划。现在我们讨论2030年的计划，“十四五”规划也要开始制定了，信息化、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要特别关注以患者利益、全民健康为宗旨的发展理念，从而落实2030年的全民健康计划。

    （编辑 杨利红）

今天的中国可能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就是“人的突变”成为决定我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关键因素。面对来势凶猛且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我们除了考虑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等因素之外，更要特别关注人本身的变化，并把这种社会转型纳入健康中国战略。

人口老龄化难以逆转

老龄化的趋势是全球性现象，由来已久，很难逆转，它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可能超出预期。2019年全球老龄(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9.1%，2050年预计将达到15.9%。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自反性现象之一。形成老龄化的三大动因——长寿、少子与人口迁移，既是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也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2018年，我国老龄人口占比为11.9%，出生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60岁以上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少儿人口数量；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9亿以下，就业人员总量首次下降。种种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逆转。

我们正在面临人类有史以来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一次重大转型。之前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医疗卫生制度，可能都建立在年轻人口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些制度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说，老龄社会到来的重大挑战是全局的、长期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老龄社会五大趋势

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分析，我们认为，老龄化社会主要呈现如下五种趋势：

超级老龄化来势凶猛

与世界其他老龄化国家和地区极为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堪称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早阶段和超稳定结构的“超级老龄化”。

一是超大规模的老龄人口。我国老龄人口峰值将达4.87亿人，预计到2070年前，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二是超快速度的老龄化进程。我国老龄化速度是英、法等国的一倍以上，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到14%所花的时间，法国为130年、瑞典为85年，而中国只用了25年；目前北京市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四分之一，而上海占到三分之一。三是超早进入老龄化阶段。不同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边富边老。四是超稳定的老龄化结构。根据测算，我国老龄化水平在2054年前将持续增长，2054年将达到峰值34.9%，此后仍将长期稳定在33%左右。一直到本世纪末，我国将一直处于超级稳定的重度老龄社会。

新的生命形态涌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水平、医疗条件的提升，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很多。从人的个体变化趋势看，在老龄社会与信息社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生命长度、生命结构、生命呈现等多个方面都涌现出新的形态。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健康老龄期，结合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可穿戴设备等新的技术支撑，使得老龄群体在经历了未成年期“第一人生”和中青年期“第二人生”之后，更有条件开启和投入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第三人生”。

一是新长度——更长生命。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从1949年的35岁到2000年的71.4岁，再到2018年的77岁，人们拥有了更长的老龄期。

二是新结构——第三人生。随着健康老龄期不断延长，致使未成年期“第一人生”阶段和中青年期“第二人生”阶段之后，出现新的人生阶段——健康老龄期“第三人生”阶段。“第三人生”带来了很多挑战，也催生了一些社会创新，比如一些积极的养老方式。如何把这种劳动力资源变成国家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和探讨的事情。

三是新呈现——人机融合。各类智能化软件和硬件正在成为人的身体和思维的延伸，人与机器特别是智能机器相互融合。纯粹自然和原始意义上的“人”正在消失，我们可能将要迎接“后人类时代”的到来。

社群形态多元化

在我国，与家庭相关的数据呈现“两高两低”的趋势：离婚率、空巢率持续升高，结婚率、出生率屡创新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从以家庭为最终聚合单位，离散重组为多元化社群形式；从近代大家族式紧密联系，转变到“4-2-1”式小家庭。多元化的社群构建出许多新的社交关系和连接。同一社群中的参与者具有相似需求，多元化社群平行形成了新的经济社会生态，并弥补了家庭离散化后缺失的部分社会属性。

老龄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共振

我国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与经济崛起几乎同时到来，因而老龄化与信息化、城镇化的同步共振不可避免，并成为我国老龄化区别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老龄化的重要特征。老龄化引发的劳动力稀缺程度加剧，一方面倒逼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信息化在改善和解决养老需求增多等社会问题的同时，也放大了代际群体间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的差异，乃至形成代际“鸿沟”。

政府、产业和社会协同应对

政府层面，应对老龄化的政策体系更加成熟健全，政策涉及领域持续拓展，政策内容也更加精细化。产业层面，养老产业正在向老龄产业扩大和升级，除了传统养老机构、养老设施和养老床位快速增长外，对应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衍生出更多的行业。社会层面，时间银行、共享平台、结伴养老和数字遗产等等创新概念、模式和应用不断涌现。以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也在积极参与老龄社会的运行和治理。

2050：向老龄社会的转型及展望

2050年，我们的目标是构建全龄包容、多元共享、智能创新的老龄社会。

建成“四层生态、两化贯通”的老龄社会

面向2050年，我们提出建成“四层生态、两化贯通”的老龄社会。

“四层生态”，是指适老基础、创新平台、全面服务、多元主体四个层级。

其中，最底层是老龄社会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一是适老化基础设施，包括居家适老化、社区适老化、公共交通设施适老化、城市基础设施适老化和乡村基础设施适老化等，以及服务、网络平台和信息界面等的适老化。二是适老化制度环境，包括适应老龄社会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运行与保障机制。

第三层是建立在适老化基础设施之上的创新型政务、经济、社会支撑平台。创新型政务平台以适应全龄需求的公共服务普惠化为主要内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办事流程的优化重组，构建集约、高效、透明的政府治理与运行模式、创新型经济平台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海量数据的互联和应用为核心，使构成社会运行基石的传统产业实现多维高效智能连接，变革传统产业运行方式和价值输出模式，比如数字货币、柔性生产等等。创新型社会平台则通过互联网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分工与合作，更多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种问题。

第二层是面向多元化主体和社群的全面完善的创新型服务体系。包括生产、交易、生活、养老、健康、公益、信息、娱乐等等，为对象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支持，并达到线上线下多维度深层联合。

最上层是各种形态的多元化主体和社群。包括家庭、单身、群友、结伴、同龄、同乡等，以及与创新型服务体系结合产生的新型主体，如蜂巢式养老、结伴养老等线上线下的多元化社群。

“两化贯通”，是指以智能化（技术）和共享化（文化）贯通全局。

当前世界很多国家把智能化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信息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组织与生产关系、服务体系等社会形态都将重新构建，社会运行和发展将更加智慧高效。

共享化是信息时代的核心，从共享平台、共享经济到共享社会，共享发展也是我国新的发展理念之一。在2050年，共享化将深刻影响和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向老龄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

从2018年到2050年，我国将经历加速老龄化、急速老龄化和深度老龄化阶段。与此对应，从2018年到2050年，我国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转型将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共识启动期、基础建设期和社会转型期。

1.共识启动期（2018年-2022年）。2018年，我国人口结构出现大转折，老龄社会转型战略机遇期窗口开启。从2022年起，我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老龄人口第二个增长高峰将到来，年龄结构出现倒置。

在此期间，要形成老龄社会发展四大共识：一是目标共识，即实现全龄包容、多元共享、智能创新的老龄社会。二是原则共识，即树立参与、包容、整合、精准、可持续五项原则。三是方向共识，即明确差异性、公平性、全面性、创新性四个方向。四是领域共识，即从局限于养老，扩展到民生、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全领域转型。

2.基础建设期（2023年-2035年）。2035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期。这一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较高水平，老龄人口将超过少儿人口数量一倍左右，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减少到不足8亿人。据有关研究机构精算预测，若继续现行养老金体系不变，到2035年养老金或将耗尽累计结余。

在此期间，可分为三个阶段：“十四五”后半期（2023年-2025年），适老化制度环境基本成型；“十五五”时期（2026年-2030年），适老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十六五”时期（2031年-2035年），政务、经济和社会三部门创新型平台基本形成，并开始发挥显著作用。

3.社会转型期（2036年-2050年）。2050年，全球范围面临深度老龄化，超过3/4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率将高于15%。我国在2050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老龄人口数量接近峰值4.87亿人，劳动力人口将跌破7亿人，老龄产业市场容量将达到GDP的三成。

在此期间，我国将全面建成“四层生态、两化贯通”的全龄包容、多元共享、智能创新的老龄社会，基本完成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转型。

老龄社会的挑战与相应对策

在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转型的共识启动期和基础建设期，我国将面临短期紧迫、长期严峻的八大挑战，对此，我们提出与之相对应的八项对策：

第一，针对基础设施严重不适应的挑战，启动大规模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目前我国基础设施严重不适应老龄社会的发展进程。建议尽快启动大规模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工程，这直接影响和决定老龄群体生活的便利程度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深度。适老化基础设施涵盖广泛：一是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建筑硬件、家具家装和康复辅助器具适配等方面；二是公共场所的适老化改造，包括安全扶手、临时休息点、助老通道、轮椅空间和电梯等方面。据统计，仅对现有的400亿平方米现有建筑进行适老化改造，市场规模就可能达到15万亿元。据住建部任务指标，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直接市场份额达到3万亿元。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不仅是补民生短板、拉动投资的重要领域，而且最终形成的方便、安全、健康的居家和公共环境也间接缓解了医疗保险支出压力。

在信息社会，公共场所不仅包括物理空间内的场所，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同样存在需要改造的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界面。采用最小化交互步骤、直接的按键反馈、高对比度和简洁的界面，以及可调节的大声响反馈等技术和设计理念，可以更好地为老龄群体赋能。

第二，针对劳动力稀缺程度提高及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释放3亿老龄劳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为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挑战，一是通过制度创新、社会创新扩大劳动力规模；二是通过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和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议适当调整有关政策以释放未来的3亿健康老龄劳动力，使得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老人发挥能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以及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的退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一刀切”式的退休制度安排与技术进步趋势和人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应从现行退休制度向弹性退休和延迟退休制度过渡，区分工作类别和劳动强度，分区分批逐步推进实施。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老龄化导致的工资水平上升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和管理的变革；同时也将刺激社会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发展角度看，积极挖掘新的发展机遇才能达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加大投入，全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弥合城乡教育水平，深挖新时期人口红利，另一方面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鼓励技术创新应用和优化体制机制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针对养老金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状况，实施全要素、多支柱、阶梯式养老金制度。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未来30年我国的制度赡养率将翻倍，2019年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到2027年有望达到峰值6.99万亿元，但随后将迅速下降，到2035年养老金有耗尽累计结余的可能性。

长期来看，破解养老金增长困难的根本出路是建立基于全要素贡献的养老金来源机制。短期内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机制增加社保养老基金收入，即按一定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收入及企业所得税收入作为社保养老基金的收入，这种转移支付方式显然不会增加个人与企业的负担。二是建立养老金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关指数的关联机制，即将老年人养老金增长幅度的调整同经济增长率、劳动力收入平均增长率以及有关价格指数增长率进行关联，由此建立适时动态调整老年人养老金增长的机制。此外，要建立完善养老金融、企业年金等多支柱、阶梯式养老体系。

第四，针对少子化趋势日益严峻局面，建议实行生育放开和生育福利政策。

老龄社会的少子化趋势是我国全民热议的焦点之一。有效提升生育率，需要在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改善与生、养、育相关的各类政策与配套措施，包括完善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职场性别平等、非婚生子女平权，健全公共托幼托育体系，同时也需要建立更加细化的儿童成长、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减少税收、提高福利、增加住房保障等财政手段和方式减轻家庭生养子女的经济压力。

第五，针对老龄化冲击下的乡村及部分区域衰落，促进多极城市群视角下的区域与城乡均衡。

老龄化冲击下的区域和乡村等区域性衰落，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可能引发局部经济、社会风险。在新型城镇化时代背景下，应促进多极城市群视角下的区域与城乡均衡发展，通过理性分析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根据区域经济水平和潜在增长可能做出相应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要高度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虹吸”效应，尽可能延长不同地区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最后的传统红利，并且补民生短板，更多地投入教育和健康事业，以使人口红利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型。

第六，针对社会服务严重不足，鼓励以时间银行为代表的互助型社会创新。

以互助养老为切入点，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优势，通过时间互换或积分互换的形式，建立全国性的时间银行网络平台，推动大规模时间银行互助服务。以时间银行为代表的创新型互助服务，可以更好地响应国家提出的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同时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并有效解决我国现存的志愿服务碎片化、孤岛化和不可交易化等问题。

时间银行的设立，需要社会、产业和政府的共同参与。为此，可以由信誉卓著的基金会为发起人，联合注重社会责任的大型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以社会企业为基本架构推动实施。

第七，针对老龄化下的新数字鸿沟，倡导以全龄包容为导向的设计、评估与服务体系。

老龄需求不等于老年需求。社区规划、房屋居家、产品工业设计等很多物理或网络空间界面仅以面向年轻人的理念设计，或是单独区分出面向老龄群体的设计、评估和服务体系，这样不仅割裂了代际联系，也难以满足全龄需求。

从设计者的角度看，物理或网络空间界面或数字化应用产品的设计中，应充分注重面向老龄人群的设计、评估和服务理念，应充分考虑老龄人群的身体机能及行动特点和日常生活习惯等。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应鼓励并帮助老年人接触各类新技术产品，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

老年人能力评估是以全龄包容为导向的设计、评估和服务体系的基础环节，是老龄社会评估体系的核心，也是实现养老服务精准化、推进老龄服务体系建设、提升老龄社会服务水平的重要工作，要进一步优化和统一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体系，多渠道培养老年人能力评估员、评估师，建立健全老年人能力评估工具、设施和体系，并将老年人能力评估推向全社会。

第八，针对生命、权利与医疗资源悖论凸显，推动面向未来的生命教育、生前预嘱①与缓和医疗[②]。

推动面向未来的生命教育、生前预嘱与缓和医疗是老龄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在我国传统社会观念和生死观面前，在生命最终阶段通过医疗手段进行生命维持仍是很多家庭和个人的选择。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发现，医疗手段的生命维持不仅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痛苦、伤害患者的人格尊严，而且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目前，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倡导舍弃无意义的过度治疗、减少患者痛苦的缓和医疗方式在国内逐渐兴起。

像生命关怀、生前预嘱或者缓和医疗这样的方式，既是一种生命的权利，又涉及到整个资源的统筹安排问题，我们未来都应将其纳入整体健康中国战略范畴。

 （编辑  宋斌斌）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结构性失衡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供需关系总体呈供大于求状况，同时，结构性失衡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国际平均住院率是0.1%，去年我国有2.5亿人住院，住院率0.18%。我们把0.1%以上的部分用大数据来分析，以全球平均水平作为标准，超出全球平均水平的住院视为过度医疗，属于非刚性的住院服务需求。由此得出结论，中国非刚需住院需求占总住院量的44.44%。

出现这个问题与收入水平、人口老龄化结构没有关系，它和医疗机构的规模和床位数有关。，因为统计数据表明，医疗机构人均床位数每增加一张，职工居民的住院率增加5.7%。医疗是一个非竞争性市场，它的很多导向是由供给而不是以需求驱动，我们这些年公立医院的快速扩张，实际上造成了供给能力过剩，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去年我国门诊量达83亿人次，按照国际标准比较也是偏高的。可见，我们医疗服务市场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偏低。

供给能力过剩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我们三级医院每年庞大的医疗费用，对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贡献并不大。我们许多产业要高质量发展，都面临着去产能过剩、转型升级，今天医疗服务市场同样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医疗服务市场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呢？

我们知道，现在医疗服务市场的供需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公立医院占据的资源太大，社会资本发展空间有限。在保证了基本医疗服务以后，我们应该更充分利用市场，让市场来激活总体供需，满足不同层面的需求，这是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

我们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三级医院，对医疗资源的梯度利用不够。现在大病小病都涌到三级医院就诊，而很少去社区医院，没有形成梯度就意味着利用资源的效率偏低，要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另外，现在我们医院的产出单一、同质化严重，对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健康服务业贡献力不足，没有利用好自己市场巨大的优势。同样，我们的医疗科研、学术体量较大，但深度不够，缺少自己相应的知识产权，我们的许多手术、医疗方法缺乏创新。我们要从国家治理和制度再造层面来考虑医疗服务市场当前的问题。

加强医疗服务体系要素整合

从国际经验看，成熟的医疗服务体系有几个特点：基本与高端医疗资源在人才、管理、技术等优质资源方面形成共用机制；通过增加优质资源（如人才等非物化资源等）的流动性，来提高优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多形式、多层次的合作成为趋势。

我国当前医疗服务体系与国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必须进行改革。我们国家40年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不再把责任全部放在政府身上，很多事情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医疗服务要在实现保证基础、保证公益、保证全民健康水平的基本要求之后，利用市场化来促进其发展。

什么是医疗服务市场的根本？是现在的公立医院吗？理论上，公立医院是由政府举办，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益性”机构，体现“保基本”的定位。但现在的公立医院实际上是以盈利为主体，它没有充分确保公益性、履行基本责任。比如，现在公立医院里有特需服务业务，我们限制不超过10%，但是10%到底是床位还是收入或者服务量？不清楚。反过来说，现在我们把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全部放在公立医院里，这也不合适。因为特需属于基本以上，它不是公立医院的职责。公立医院应该确保公平，如果在一个医院里，有钱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没钱就只能享受基本的服务，这种情况如超过一定的范围，肯定会伤害公平。所以，公立医院目前承担的基本以外的特需等服务，与其功能定位相冲突，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公共资源。

公立医院将定位不符的服务剥离到市场，有利于公立医院改革，有助于政府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有利于满足社会不同层次需求，进而反哺公立医院，减轻财政资金的压力，促进医务人员可以多元价值实现，加快健康服务产业发展。

公立医院的基本标准

公立医院要调整结构、建立多层次的服务体系，首先要从标准入手，建立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符合“公益性”的定性和带量标准，明确其“量化、可衡量”的公益性任务标准，建立对公立医院和医生完成公益性指标的审计考评机制。对于完成指标考核要求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可以发挥其优质医疗资源的外溢效应，参与和支持高端医疗和健康产业的发展，形成正向叠加效应。

标准主要包括：

公立医院公益性服务标准。根据公立医院规模，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服务量指标，包括年住院病人数、年门急诊量、年手术量等。我们现实中遇到很多的问题是，政府给公立医院规划1000张病床，但公立医院实际上开放的病床都在1500-1600张，到底是有这个市场需求，还是出于自身营利的需求？我们在制定公立医院的规划时，应该利用大数据分析，对市场有一个客观的定位，进而形成一个标准。

病种指数标准。应用健康大数据方法，建立基于病种“疾病诊断与诊疗技术组合”的相关标准，通过体现资源消耗和疾病治疗的疑难复杂程度，客观反映医院能力水平。按照公立医院定位，对比本市同级同类医疗机构的平均水平，并作为医院能力指标。指标包括医院平均病种指数（CMI）、均衡指数（BI）等。

费用标准，包括费用指数单价、药费指数单价、耗材费指数单价、诊断费指数单价和偏离度等。同样一个诊断，从医疗特征来说，医生可以选择复杂的方法，也可以选择简单的方法。复杂的方法对医院的利润贡献就高，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利用均衡性公式来判断它。

此外还有质量标准、科研任务的标准、公益性的标准、患者满意度标准等等。

目前上海已经可以通过大数据把每一种疾病、每一个治疗方法都设定标准，基于标准都可以比较。广州去年所有的医院和病种也用这套体系进行医保支付。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最重要的是从行政强制治理过渡到基于标准治理。标准建立后，社会形成对标准的统一认识，进而形成标准的对话机制和透明管理机制，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应该要考虑的事情。

医生公益性服务标准

现在医生业余时间能不能多点执业？对此业界多有争论。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医生与医院建立合同关系后，合同对医生约束的内容要明确，比如工作时间、业务量、质量和费用指标（包括医生个人平均病种指数、个人费用指数单价、药费指数单价、耗材费指数单价、诊断费指数单价等）、个人发展指标（包括个人承担和参与的临床研究项目数量，发表的论文数量，授课带教数量，及成果转化情况等）、交办的公益性任务指标、患者满意度等等，这实际上是给医生个人建立了标准。通过大数据分析，医生完成了这些任务后就可以外出执业。所以，很多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怎么来管理，怎么来约束。

建立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

高端医疗是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高端医疗有市场需求，还能和基本医疗形成互补。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有巨大的高端医疗需求。泰国的高端医疗做得比较好，很多欧美人到那里看病、做手术。我们国家政治稳定，又有巨大的制度优势，可以也应该发展高端医疗产业。

发展高端医疗最大的瓶颈不是资本，也不是资产，而是优质医务人员，他们是高端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与核心竞争力，当前关键是要建立优质人才资源社会共有、共用、共享机制。如果我们在建立基本及公益的前提下建立标准，并基于这个标准增加优质资源的流动，就可以促进我国高端医疗产业的快速发展。

医疗资源流动整合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符合城市发展功能定位。比如，上海的全球卓越城市定位，要求上海的高端医疗要和国际接轨，建立起高质量、多层次的健康服务体系，进而助力提升城市发展水平与能级。上海具备这个实力，北京也一样，不能因为原有制度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第二，符合卫生发展的改革方向。公立医院的发展已经遇到了资源限制瓶颈，公立医院不能扩张，本身的薪酬待遇提高的空间也不大，医保对公立医院的支持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们要发展健康医疗产业，就面临一个问题：高端医疗究竟是在公立医院体制下，还是要形成另外的体制做为补充？这需要探讨。我认为，现阶段高端医疗人群和高端医疗服务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用有限资源最大化满足社会需求，这有助于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与全系统服务效率。

第三，符合公立医院自身发展需要，使公立医院回归其功能定位。获得合理回报，反哺公立医院，扩大公立医院优质资源的辐射效应，激发公立医院活力。

我们现在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需要有不同层次的服务，就像交通，现在的城市公交比较拥挤，但老百姓能接受，因为大家可以选择私家车、专车等多种形式的交通工具，如果我们都放在一个渠道里解决问题，政府财政负担会很重。国家早就提出，社会办医的量应该在30%，但现在还没实现，应该考虑合理整合医疗资源、聚集社会资本来促进健康产业发展。

医院层面资源流动整合

公立医院今后发展特需医疗服务，应优先与社会资源开展合作，向健康服务业集聚区流动，在社会办医的平台上，建立面向居民基本之上医疗服务需求的高端医疗服务机构。同时，引导公立医院优质专科，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健康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比如，公立医院内优势学科，以科室为单位，参与集聚区内高端专科、专科医院或健康管理机构发展；公立医院向社会办医疗机构输出医院管理要素，对社会办医疗机构进行委托管理；公立医院或公立医院内优势学科与医药研发机构合作，参与集聚区内研发中心、药品临床试验中心发展；公立医院内优势学科及专家，参与健康服务业集聚区内多学科会诊中心发展；等等。最近，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基于学科考虑，和科研机构、社会资本共同发起成立了4个研究机构。这些方式都是今后我们可以考虑做的。

医生层面资源流动整合

公立医院医生按照与公立医院签订的合同，在规范履行合同规定、不违反合同约定内容的前提下，可以个人名义、通过多点执业的方式参与社会办医疗机构服务，可以开办医生的工作室，打造一些医生的经纪人公司，等等。

改革机制是发展健康产业的牛鼻子。公立医院参加到社会办医中来，公立医院输出品牌、技术、管理，做好基本以后输出一些超劳务，资产方、资本方、资源方、管理方等各方职责利益如何均衡，管理形式、组织架构如何设计等等，这些机制都需要认真探讨。

我们希望国有企业的资本能进入健康产业，比如上海第十人民医院的模式。这样能确保政府对资本的控制，确保整合后企业实行五个统一（统一行政管理、统一人员管理、统一绩效管理、统一医疗业务管理、统一信息系统）、五个贯通（专家资源贯通、医疗技术贯通、药械保障贯通、双向转诊贯通、信息数据贯通）管理，也有利于相关企业的发展。

家庭医生体系的建设也是建立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的要求。我们要摒弃家庭医生都应由政府购买的想法。发展家庭医生市场可以开阔思路，可以引入国际先进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与优质资源，大力发展社会办家庭医生特需诊所，允许注册全科医生自主执业开办家庭医生特需诊所，鼓励组建家庭医生集团，以多种方式充实社会办家庭医生特需诊所资源。

（编辑  三友）

我曾经参与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规划工作。我们非常有信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最近的资料显示，中国未来实现人均76岁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测算，2010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4.8岁，国家卫计委信息中心估算，2015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达76.2岁。现在的问题不是活多长的问题，而是活得好不好。如果长寿是坐轮椅的长寿，是瘫在床上的长寿，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健康长寿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这些年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一直在下降的，农村和城市的孕产妇死亡率的情况，也是逐年下降的趋势。

目前的基本数字已经接近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我有信心，“健康中国2030”的主要指标未来一定会实现。

医改的目标是什么

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此情况下，医改应该设立怎样的目标？我们要解决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要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这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行新一轮医改最重要的目标。

从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医疗改革，到今天已经10年了。怎样评价这轮新医改？我认为可以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医改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在改革的路上。

比方说新农合。2002年开始，中央财政第一次拨款给农民报销医疗费，是按人均10元的标准。到今年这个数字全国平均起来已经接近人均700元。另外像大病统筹，住院治疗的报销额度，今年有可能达到11万元，比过去大幅度提高，这也是很了不起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14亿人口当中，约96%已经不同程度地享有医疗保障。但还不能说中国卫生的公平问题已经解决，只能说是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不可否认，我国的卫生公平水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96%的国民享受了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障，但是这中间仍然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别。近期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职工平均医疗费每年已经达到6000元以上，上海职工接近9000元，贵州不到4000元；北京的农民可以达到1600元以上，上海的农民接近2800元，而贵州的农民只有570元。

同是中国国民，真正实现卫生公平的标志，应该是所有的基本医疗都采用一样的保障标准。基本医疗，特别是在基层，最终目标应该是免费的。这个政策一旦实施，社会办医、私人诊所、企业办医等等环节应该彻底放开，既满足绝大多数的国民基本医疗能够都享受免费，同时要向不同社会基层开放。这样的话，整个的医药卫生体系，包括医药产业，反而会得到蓬勃发展。

中国医疗的可及性这些年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来自国际著名医疗杂志《柳叶刀》（Lancet）的排名显示，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2017年我国的卫生可及性排在61位，2018年我们晋升到48位。相比之下，2000年中国的卫生可及性被排在144位，由此显示中国整体医疗水平提高很快，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2016年中国卫生的总支出占GDP的5.6%，在国际上排名117位，我们正是用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投入，得到了世界上认可的卫生可及性排名的快步提升。

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很多重要因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医药卫生人员。我认为我们的医药卫生人员的特点是“经久耐用”，并且非常“低廉”，但是效果良好。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医药卫生系统的人员非常值得敬重。放眼全世界，像中国这么劳累的医务人员并不多，像中国大夫挣钱这么少的也不多。

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

根据统计数据，这些年我们国家医学专业在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以前我们发表的论文总数比日本还差一些，这几年从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日本，但是还没有赶上美国。但我们要看到，从2001年到2019年，日本一共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领域。而我们医学领域的研究力量还需加大，医学研究在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国际医学界有几个最重要的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柳叶刀》（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这些年中国学者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尽管学术文章发表数量增多，文章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是我们现在的临床研究还是有相当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两组数据，一个是心血管的治疗水平，美国最近10年来心血管——特别是冠心病的死亡率下降了38%，而我国这10年不但没有下降，还在上升，说明我们在治疗冠心病方面和美国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第二，根据我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去年发表的文章，目前我们癌症的5年生存率提高到了40%，全国的平均数字是37%，但在日本，这个数字已经接近70%（67.7%）。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心血管、癌症的临床治疗水平方面，还需要大幅提高。

另外，中国的大医院在世界上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我估计，目前中国的三甲医院大概有2500多家。而规模最大的医院已经拥有1万张病床，全国6000张病床以上的医院可能已经有十几家了。而美国最好的医院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在美国三个州都有医院，加起来才2700多张床，而我们仅河南一个省就有1万张床。现在我们的床位指数已经达到6.5，德国和法国是8，中国的病床床位不是说供给过剩，关键问题是往哪里放，是继续让这些大医院增加床位，还是把增加的床位放到县医院或者更下一级的基层，让老百姓就地可以医疗。难道阑尾炎这样的病，还需要到三级甲等医院去治疗吗？所以我想，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在宏观政策上加强研究，特别是在宏观监管上加强治理。

在我国10 年医改中，三甲医院的发展速度很快。十年间，三甲医院的数量从1000 多家增长到2500 多家；床位从90 多万已经变成了现在的256 万。三甲医院的收入，2017 年达到17000 多亿元。而三甲医院的工作量也有所增加。据统计，全国医疗费支出，三甲医院占了其中的68.2%，也就是说医疗的钱主要都花在三甲医院上面。因而卫生部现在正在重点研究分级医疗，要面向基层，这种资源整合和布局方向都是对的。

我对教育非常重视。我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校长，医学院原来是卫生部管，后来就划归到教育部了。现在每年大约有20多万的医学院校毕业生，有资格考医生的约有十多万，而最后能考上的只有五六万。这些毕业生将来是我们的医生，如果只有一半左右的医学院毕业生才能拿到医生执照，那么浪费就太大了。我在各种场合、包括两会上都反复呼吁，医学院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发论文，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优秀的、杰出的医生。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我们未来医生的培养质量。在10年、20年以后，他们是给我们看病的主力。

医药卫生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医药卫生领域给人民提供什么东西？当然是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机构，比如三级甲等医院。现在地方政府办高级医院的积极性很高，但是要想让老百姓都能看上病，就要让老百姓在基层就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看病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认为，医药卫生的供给侧改革关键要实现全民参与，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再办多少三级甲等医院，老百姓仍然会感觉看病贵、看病难。这需要整个社会引起高度重视。

如何评价这些年来我国的医疗改革？可以肯定地说，医改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距离成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另外，有人说每个人健康问题的第一负责人应该是本人，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健康是整个民族的健康，是全体国民的健康，那么健康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应该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对所管辖的人民负有重要的责任，要确保健康中国的指标能够完成。在老百姓能否公平、可及、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应该尽职尽责。

2020年是我们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我曾经提出国家应该建立“人口与健康委员会”，现在这个机构被称为“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但是现在的医保问题归医保局，医药归市场经济监管局。习主席曾经强调要实现“三医联动”，我当时提出建议，医保、医药、医疗要实行联动，就应该建立统筹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对此负有责任，最好是一起管理。

另外，就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国民健康保障法”，应该争取尽早通过相关法律。医疗战线的工作者都希望，所有中国人在基本医疗问题上都能得到普遍的、公平的医疗保障，每个人都能享受同样水准的医疗保障。医保卡最好能够像身份证一样，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一张“一卡通”。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开始设计全民免费基本医疗的方案和实施办法，现在就着手开展这个工作。

作为医药卫生战线的一个老兵，我对健康中国和国民健康充满信心。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包括科研创新能力都在不断增强。这些年的安定团结，党的坚强领导和老百姓十足的干劲，使我国有基础和条件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借助中国当前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把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真正、有效地解决好。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也一定有能力解决人口和健康问题。

    （编辑  杨利红）

“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1956 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生产力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解放生产力”，主要指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造和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革命。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赶上并超过美国”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

“保护生产力”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破坏生产力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方式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极大缺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证，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来保卫，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论述，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倘若割裂这个整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伤害。

1956 年2 月，毛泽东召开36 个部委的调查研究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批评，再次提出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1956 年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后，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集中在“肃反”和搞个人崇拜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并不赞成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绩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个人，而在于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严重缺点，在政治上，就是以“肃反”的方式推行教条主义，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党内和社会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在经济上，则是以中央计划、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根源上，则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看作类似“自然科学定理”那样的教条。

这一模式的缺陷，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团，把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培养了赫鲁晓夫等大量的“两面人”（毛泽东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只是“揭了盖子”，但却“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指过去没有人敢批评斯大林，现在苏联人自己出来批评，从此各国共产党人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捅了娄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刚刚去世三年，苏共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苏联共产党这样简单片面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幸言中。

社会主义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内部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或“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并不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权力斗争”，而是苏联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国际矛盾的反映。

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初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他甚至一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上已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之后随着肃反的扩大化，他又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的问题，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鲁晓夫和斯大林都不愿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思维方式都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一个人死了，地球就不转了。如果我们要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那就必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党内印发）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并主动去化解矛盾，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野里，是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的，在那里，“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1]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衡，不是指市场的不平衡，而是由于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工业经济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部门、领域和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供需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真正解决不平衡的办法是努力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问题。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思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论断，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纠偏。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世界发展不平衡

1956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公开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62年，毛泽东请全国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共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从现在起，50 年内外到100 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短短的20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逐步建成了工业国。在此期间，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成功，在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学尖端科学领域领先世界，在政治、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九大召开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同志研究分析国际形势，7月11日，4位元帅向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体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

也就是说，世界局势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国七雄”，经历了战后的“两强对峙”，已经走向了“三国演义”，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力量彼此对立，而美苏两强都企图称霸世界，只有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国“代表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中国内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加之中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卫星、火箭、核弹技术，因此，美苏两霸都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三大力量鼎立”，这是对不平衡的世界结构的崭新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两方联合起来，才能压倒第三方。而一旦两方联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

在美苏两霸中，比较而言，当时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1969年3月，中苏两军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激战。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甚至策划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29日，中国第二次成功地试爆氢弹，以显示国防实力。

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消耗。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由于欧洲不再追随美国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2]

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促使了1971年7月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之手。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种意见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继续备战备荒，对付“帝修反”。

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封锁与威胁之下，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中美恢复接触和两国关系的改善，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

1973 年8 月2 日晚，80 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对官僚主义的彻底否定，带来了一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民的动员能力，是空前的。

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清醒的，这种清醒就是利用美苏矛盾，而决不被美苏利用。

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创造了前提。

改革与结构调整

我们看经济发展，要看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

1950—1976 年，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 年的66 元增长到1984 年的549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7.1%，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起点太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

而从经济结构上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中国的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

与1949 年恰成反照的是，中国工业对于财政的贡献超过了80%，而农业对财政的贡献则低于15%，但是，中国的主要人口，包括大量的知识青年，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这表明中国农业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是比较低的。

从就业结构看，1984年，中国的工业就业率占16.1%，而农业则占64%。

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文化革命结束不久，近2000万知青全面回城。他们很多人一时没有安排工作，生活无保障，看不到前途，心灵一片灰暗。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转型的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是个严重的问题。

邓小平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制度中获得了灵感，果断决定：自1977年开始，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给青年一个看得见的前途，给国家的未来一个明确的希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通过大数据研究证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到1993 年，考上高校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基层，其中40%以上是工农子弟。与之相比，历史上的科举精英多为官宦子弟，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精英主要来自江南商人和绅士阶层，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建立在新中国所形成的教育高度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教育的平等则是新中国社会平等的产物。

恢复高考是开启中国未来的革命，也是对上山下乡制度的扬弃。当然，它首先成功解决了数百万青年的人生前途问题，即使是那些没有走进高校的青年也认识到，学习是一条人生的出路。历史证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的主干力量，首先来自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老三届”学生，他们不但有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因为有过“工农兵”的经历，了解中国现实，懂得国情，特别是了解中国基层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看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从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改革。按照1998年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理论归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体现了“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一是包产到户，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3]

但这种理论上的归纳毕竟是事后的。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理论出发的，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完全从当时的中国现实、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的。

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内忧外患，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源自榨取农村，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完全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显然在这10年间，工业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农业的增长。尽管“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 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但是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同时，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偏重少轻”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重工业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广大城市青年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

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在城市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必须向农村回馈。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农村教育。1964 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西南师范学院农学系毕业，任教于安江农业学校的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他深入农业，深入田野，经过9 年的艰苦努力，在1973 年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籼型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 号”，这一水稻品种被世界称为“东方魔稻”。自1976 年起，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截至1994 年，中国稻谷累计增产2400 亿公斤。历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的伟大成就，仅凭联产承包，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79 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的农业成就轰动世界。1980年和1981年，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先后转让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和卡捷尔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先进农业技术，显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底气。袁隆平出版于1985 年的《杂交水稻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引进出版后，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教科书。可以说，中国的农业技术为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由于城乡体制的分割，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立足于“人海战术”的农业是没有效率的，那种消极等待城市工业化完成后再反哺农村的设想是机械的。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思路压抑了就业，而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化的思路则压抑了农村和农民的积极性。

改革，就是为了破解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而正是在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方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反复比较与提炼，最终方才将其上升为理论。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曾说，他要“给毛泽东送份大礼”，而这份所谓的“大礼”，就是美国部分解除对华技术封锁。随即，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制定和实施了“四三方案”，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自1973 年1 月起，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43 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后又增至51.4亿美元——这是自苏联援助的156 项之后，中国再次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技术，也是新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开始。对外引进和初步开放，也有效地缓解了长期受外部封锁造成的“偏重少轻”问题。比如化纤和化肥产量大幅度提高，为改善人民的“吃穿用”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农村改革，不全等于联产承包，它比联产承包要深广得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1978 年才开始的。因为早在1955 年合作化初期，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就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实行两年后，因其没有被上级认可，在反右运动中被制止。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度被提起，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

根据杜润生的自述，1980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长期规划编制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向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而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则首次提到让“工、农业甩包袱”。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开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放开了农村多种经营。首先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出现了在全国各地钉鞋的勤劳鞋匠；其次，从“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商贩中发展出了小商品市场；最后，8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4700万家社队企业，就业者达到了1 亿人。

在国有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社队企业。由此，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形成了。

怎样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用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一个是“开放”，另一个是“搞活”。所谓“发展”，是指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通过调整僵化的城乡结构，终于找到了一种“统分结合”“两头有利”的方式。由于农村集体有了人、财、物的积累，国际和国内市场也有了需求，特别是国家面临着出口创汇的压力，乡镇企业方才应运而生。这项创举，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推进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的自主创新开启了一种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模式。

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调动了中国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使农村集体积累起来的资金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农村集体手中。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第一次以乡镇为单位，实现了资本积累。历史证明，这样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如果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就取消了农村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农村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再次流向城市，农村经济就会瓦解。仅仅靠国家划拨资金，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的。

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通过社队办企业可以解决轻工业产品不足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可以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生产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乡镇企业的销售员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横跨中国大地的销售网络。因此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劳动产品的交换机制，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无限制的货币积累机制，它们所遵循的法则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两个简明的公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商品市场经济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从商品到商品，货币只是一个中介，而资本主义则是“货币—商品—货币”，在这里，货币积累是唯一的、无限制的追求。

所谓社会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资本主义仅仅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拼命压低工人的消费需求，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如果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者，同时又看作有消费需求的社会的人，我们就不仅看到中国劳动力充足这一优势，也可以看到中国消费需求大这样一个优势。只有把这个市场规模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所谓解放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不能把社会看作一台僵化的机器，而是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不是劳动机器，而是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社会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使农村的积累片面流向城市，就不能使广大劳动者通过自由的劳动致富，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我们要发展工业生产，扩大城市和工业就业人口，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们首先必须吃饭。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生态，那么中国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牺牲农村搞发展，“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总体的目标，没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没有个人的满足，那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躯壳，而不是一个“有机体”。

社会必须是一个“共同体”和“有机体”，即在共同目标和共享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活力。社会有机体的思想，被马克思称为辩证法的精髓。

什么是“搞活”呢？就是通过扩大就业，实行按劳分配，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就是解除束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使劳动成为自由的，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使劳动者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实际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也被形象地称为“春天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如同在春天蓬勃生长的大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沃土上长出了多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蓬勃枝叶。邓小平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个人利益自由发展与创造，与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密切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通过价值规律“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是矛盾的。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缺陷就是用前一只手代替和取消后一只手，而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是“单打一，比较的偏颇”。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苏联经济的弊端是一种僵化的决定论，即城市决定农村，工业决定农业，在工业中，重工业决定一切。这也是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通过改革僵化的经济结构，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解决社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不是僵化的机器，而是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大贡献。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是对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使农村已经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而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分享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大大调动了8 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1984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缩小到历史上的最小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通过城乡发展的社会不平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得以解决。

（编辑  季节）

“西方”和“中国”这两个原本只是地域性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对象。近年来，人们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发生的变迁，感性太多、理性过少。赞叹、怀疑、恐惧等情绪充满舆论空间，但缺失了基于理性思考之上的分析。

在当今这个时代，理性是稀缺的，而朱云汉是少数理性派。围绕他思考的问题，我也谈一些我的看法。

西方制度面临困局

全球化下西方和中国所发生的巨变的确令人深思。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他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互相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不仅催生了内部新制度的诞生，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曾经创造辉煌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在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局？简单地说，西方制度为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所怀抱，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的环境，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此甚感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并非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指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方制度是近代变革的产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看，人们可以说，西方政治制度起于暴力，终于民主。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西方所经历的政治体制或者是非常地方化的体制，包括部落和欧洲式的小王国(kingdom)，或者是庞大的帝国。在很长时间里，欧洲的政治历史就是由地方化的小王国到帝国、帝国解体再分裂成小王国、再由小王国到帝国的循环往复。直到近代，欧洲才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近代民族国家形式到了迷信的程度，直接宣称近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终结”，认为它就是人类最好的国家形式，也是最后的国家形式。

但是，现实中，民族国家并非当时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尽管基于近代“绝对主权”理论之上的主权国家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并不能保障国家之间的和平。近代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发，至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达到了顶峰。二战结束后，西方诸国内部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在国际层面，在英美主导下，西方也形成了西方人一直为之骄傲的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尽管前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内在因素，但在­西方看来，这完全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功劳，是那里的人民抛弃了自己的制度，而选择了西方制度。这也就是“历史终结论”的背景。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就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变。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需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霍布斯的《利维坦》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无政府的战争状态”，而他人就是敌人，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求生存，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因此，人们“让渡权力”给主权国家，并且和国家签署“契约”，让老百姓保存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在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在战火中诞生，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所有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则使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对比的反映。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不过这种忽视是容易理解的。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从中发现资本了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根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议会里面都是传统贵族或者新生权贵（即商人和资本家），但随着民主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和政治过程，西方政府权力的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就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在国家政权的范围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即资本脱离了主权。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则流向了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并没有能够分享。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在任何地方，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无论是宗教时代还是世俗政权下的帝国或者地方性政权，社会永远是 “被统治者”。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而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作。

中国创造性探索适应时代的新体制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越来越崇尚民主，经济上则越来越不民主；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作为，因为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但现实是残酷的，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一些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民主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党政治成为意识形态之间、阶级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公民与移民之间等种种冲突的直接根源，并且对这些冲突推波助澜。

无论是民主还是福利，其逻辑就是：一旦拥有，再不能失去。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吁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1949年之前，毛泽东那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受人欺辱的局面。建国之后的前三十年对制度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确立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进入“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在短短的四十年时间里，中国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其致富的方式，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方面，中国真是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仅仅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仅有经济总量，但没有制度建设，这样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中国近代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例如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所打败。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若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近代以来至今，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西方为“天”，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尽管理论上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社会运作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正是中国数十年以来的要务。如果说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自己的体制还缺乏信心，不仅不敢正视自己体制的优势，反而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必须被改掉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以及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就必须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平准市场等责任，而民间资本则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构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又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融合了建国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传统上，“三权分工合作”治理体制自汉至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受王朝兴衰更替的影响。今天，通过创新和转型，重新确立了“三权体系”，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三层资本体系”和“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为根本的制度。经验表明，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它国家也会成功。

这些是我读朱云汉新书的一点感悟。应当强调的是，能够把西方、中国、全球化这些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进行压缩性讨论，很少有学者能够像云汉教授那样胜任。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动手拆解全球化的基础架构，将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美国鹰派将中国锁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华进行地缘政治围堵，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另一方面，以粗暴的贸易与科技封锁手段，试图逼迫跨国企业将其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并胁迫其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压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这让很多观察家担心，全球产业供应链将因而裂解，世界经济步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通道。

全球化进入减速阶段

如果用全球化进程常用指标衡量，从2008年开始全球化就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报告，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连续出现两季的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贸易规模下滑幅度为负1.8%，这是自2009年5月全球贸易因金融危机出现锐减以来最糟糕的纪录。[1]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跨国直接投资（FDI）统计，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2008年以来的低纪录，2018年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五分之一，规模为1.2兆美元。[2] 2007年全球FDI占全球GDP的3.5%，2018年这一比重已不到1.5%。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该比重在2007年前不断攀升，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的19%下降到17%。[3]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陆续推出加强金融监管措施，对金融全球化的压抑作用也十分明显。跨境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2018年36%。

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以后明显趋缓，跨境贸易结构最近十几年出现了四重变化，这是判断全球化趋势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一重变化，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心已经由出口移转为内需，同时正在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以追求进口替代。这就意味着：第一、中国制造产品更多从出口转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货品与服务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高峰（36%），下降到2017年的19.8%；第二、中国不断改善其产业供应链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高价值零部件、设备或软件的进口。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沿海工业一直是以来料加工或进口零部件组装出口为主，承担“世界工厂”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各类产品的先进制造技术，并逐步推进本地化生产。这些本地化生产的高附加值工业品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中国这种出口结构的演进非常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产业结构转型。2000-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这两大类产品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提高了10%，分别达到41.1％与31.2％。2016年中国出口额中消费品所占比例为27.0％，比2000年下降了至少2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工业正从来料加工组装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导，2018年，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自主创造产品的附加值比率已经超过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4] 在传统的双边贸易统计上，就必然会表现出贸易额成长趋缓，因为原来需要进口的生产设备与零部件已改为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移到了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或非洲的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此外，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常态化，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缓，这导致全球各种原物料与大宗商品价格回归理性，以交易价格为统计基础的世界贸易规模也出现萎缩，尽管实物的交易单位数量还可能有所增加。

第二重变化，当前裂解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后者更具有主导性。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正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围绕富裕国家的需求展开的，包括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物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富裕国家彼此间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40%~50%；同一时期，由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多数年份在25%以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至于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在10%~14%之间。过去多边贸易规则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他们也是战后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连续超越了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增长。这样，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出口的比重从2001年的14%一路增长到2014年的29%；同一期间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从45%下滑到29%；加上富裕国家向非富裕国家的出口之比重合计为48%。也就是说，目前以非富裕国家的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几乎撑起了世界贸易的半边天，上世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重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现在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上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涌现的保护主义与排外主义，主要是对以富裕国家为目的地的出口贸易构成障碍与干扰，而以非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可能受惠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因为他们会接收部分从中国移出的生产线。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将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主轴。

第三重变化，部分的制造业开始回流到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保护主义的作用居其次。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以技术驱动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调整，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发展是应运集装箱运输、长途通讯，电脑记忆体与运算成本急遽下降而生。新技术条件下企业会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不过，尽管美国的土地与能源便宜，又有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因为美国本土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例如，最近苹果公司努力想把一部份的智能手机装配作业移回美国，但缺一个精密的小螺丝配件就可以拖累整条生产线。[5] 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营运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非实体贸易已经成为主流。世界贸易活动中实体（the 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逐步下降，非实体（the in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持续增长，这是数字经济与产品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所指出，过去十年服务业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品贸易高出60%，这个数字还是低估了的。

非实体产品经常是与实体产品一起捆绑出售的。与跨境服务业贸易的真实规模应该已经超过货品贸易。

未来非实体贸易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逆全球化潮流是被过度宣染了。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各种限制贸易、移民与投资的排外措施，并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制，形成恶性循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为英国脱欧、意大利非主流政治联盟上台以及各国反欧盟政治势力风起云涌而面临空前挑战。最大的裂解风险来自特朗普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支撑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目标，他们可以破坏支撑全球化的安全环境、基本规则与多边体制，同时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而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瘫痪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拆解全球产业供应链。

曾经成功预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纽约大学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 教授最近发出警告，中美之间如果全面爆发冷战，会将世界带入漫长的逆全球化过程。[6] 不过他高估了美国的战略持久耐力，也低估了中国决策者的理性克制能力。

首先，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正面进行政治拔河。中国将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把中国市场的门开得更大，同时不会干涉其他国家或外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最近上海市政府高规格欢迎特斯拉将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基地在浦东新区落地。当美国政府试图在西欧封杀华为的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诺基亚与爱立信这两家华为5G设备的主要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设定任何限制。

中国可以提供的商机或产品并非美国可以替代，美国传统盟邦像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理会美国压力而继续采用华为5G通讯设备。一旦欧盟国家全面禁用华为，欧洲部署5G的成本将会增加620亿美元，5G发照的进度至少会落后18个月，美国政府无法靠其所指控理由让盟邦自愿割肉滴血。[7]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尤其在中国进入5G与物联网时代后，海量的智能设备将会激发更大的记忆与逻辑芯片需求。高通、博通、美光、超威、英特尔等半导体公司如果失去中国的市场，会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它们不会顺从特朗普团队两败俱伤的作法。

融合的力量大于裂解

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态势，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仍明显大于裂解力量。有更多的群体加入拥护全球化的阵营。过去推进全球化的主要群体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联结，并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全球化的动力仍然充沛

在传统衡量指标上，过去10年，全球化出现减缓或停滞的现象。FDI的总规模在下降，主要原因是流向欧洲的FDI大幅萎缩，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仍在增长。最明显的受益地区是非洲，过去10年，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含中国）的FDI也在持续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入FDI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FDI在2007年的规模不到500亿美元，到2015年接近1500亿美元，而且首度超过FDI流入中国的规模。在流向非洲的FDI之中，中国、南非、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愈来愈重要的来源地。

从跨境非实体商品、人员、知识与信息的流动，我们可以确定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沛，各种增进融合的跨国移民、商业、信息与教育网络正将全球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以国际移民为例，在2000年全球跨境移民的总数约1.55亿，占世界人口的2.8%，2017年达到2.58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4%。[8] 国际移民中属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二，在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跨境移民的流向更加多元化，过去的流向主要是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而现在有更多的从发展中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例如从中国到非洲与拉丁美洲，从印度与孟加拉国到东南亚与中东。中国在非洲的常住人口（停留期间超过一年）估计至少在100万人。跨境移民带来了技能、知识、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也会增加贸易、商业合作、文化交流与跨国婚姻。

另外，国际留学生与交换生从2011年不到400万，增加到2017年接近500万。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60万人，而中国接收的国际留学生在2018年已经逼近48万人，其中85%以上是自费生，估计很快将会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

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更是增长神速。根据联合国国际观光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观光消费的最大来源，2017年，中国境外观光消费规模为2577亿美元，占全世界观光消费总额的20%[9]。

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当前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究竟是强韧还是脆弱？

当前的全球社会是由国家和国家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企业和企业之间无数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和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成看似简单的跨国穿越。就是这些严密的、叠加的多边体制和所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今日的全球社会，不仅仅经济高度一体化，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议题，比如治安与反恐、武器管制、网络通讯、邮件递送、金融交易、人员移动、技术标准、运动竞赛、教育交换、专业认证、海事纠纷、气象与防灾、健康与疾病控制、生态保育、能源运输等等，都有相对应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些是政府之间签署的，有些是民间专业组织自行推动的。这些治理机制承载的诸多制度与规范，为国家、企业、非盈利机构、个人以及为所有跨国行动者之间进行交往、交易和移动提供可依赖的秩序。在这一条件下，跨国企业才可能在全球范围有序运行，全球产业供应链才能够像钟表一样那样地精密运作。

                美国对全球化的威胁

目前，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仍在极少数国家行动者设定的基本框架内运行，例如贸易活动不能逾越武器出口管制的红线，科技合作不能违反国防科技管制，跨国金融机构不能掩护国际洗钱等。这些框架的演进既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可观经济红利之牵引，也受到国家其他优先目标的约束，例如国防安全、人身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政体合法性等生存底线需求。

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基础结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因为它仍可能受到极少数关键国家行动者的干预、阻断甚至破坏，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震荡、无法如常运行，或被迫进行重新配置。

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的确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的运作出现大范围的瘫痪。放眼全球，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这种制造系统性干扰、震荡、阻断与破坏的能力。欧盟下辖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二大储备货币，中国下辖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和最大制造业平台，但其影响能力与范围仍无法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基本上欠缺这种干扰与阻断能力。其他中型国家或国家联盟（例如伊朗可以封锁霍母兹海峡，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可以操控能源供给）即使有局部的干扰与阻断能力，影响力还是有限。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看到当前全球社会紧密的依存关系所依赖的基础结构受到干扰、阻断或破坏。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交叉股权结构、知识分享机制、生产专业分工与全球供应链，已经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类似经济“连体婴”的程度，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其社会代价难以想象，而且经济剥离所导致的震荡及其后果，复杂到很难预估谁会受损与受损程度多大。

在正常情况下，即使美国把维护其霸权地位视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也会尽量利用美国在全球多边体制与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不是采取像特朗普这样的激进单边主义，无章法的贸易制裁与科技封锁。特朗普主导的美国国家机器的确对全球化的基础结构是巨大威胁，特朗普身边的鹰派智囊发起的全面对华经济冷战，以及打算把中美两大经济体彻底“脱钩”的极端想法，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很难贯彻到底。

网络时代的无烟战争

全球化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所有国家都被紧密的跨国产业价值链、粮食与能源供给链，全球信息网络，科技合作机制，跨国融资平台与交叉股权结构困绑在一起，共同创造享受了全球化的巨大经济红利。但相互依存也意味着国家间彼此伤害对方的机会与选项大为增加。

所有高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都暴露于其他国家可能把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使用的这种风险之下，融入程度愈高风险愈大。[10] 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推进就是建立在一层层相互保障、相互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假设与自己在贸易、投资、金融、人员往来科技、教育、文化、能源等各领域最密切交换合作的国家是不可能利用相互依存来做相互伤害的事。

但是如果在全球的产业、资讯与金融关系网络中扮演枢纽角色的大国，经常把相互依存当作进行地缘政治对抗或大国战略搏弈的武器来用，这就可能导致全球化的倒退。经常有这种冲动，同时也具备对全球经济运行造成大范围干扰、阻断与破坏的能力的，主要就是美国。对许多中小型国家而言，它们与美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美国拥有让这些国家经济瘫痪与金融崩解的各种武器，而这些国家的报复手段却很难让美国伤筋动骨。

如果在缺乏正当性与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条件下，把相互依存当作武器使用的作法，必然会折损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的信赖，多数国家将试着寻求约束美国任意性的制度安排或设法绕过美国主导体系而开辟替代性安排。著名的智库“欧洲外交协会”在最近的报告中公开主张，欧洲应该建立绕过美国的国际支付系统，以及劝阻欧洲企业不要轻易屈服于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敌对国家进行无烟战争的杀手锏武器之中，威力最大的就是金融封锁与互联网封锁。不过，即使在美国与俄罗斯对峙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也不曾全面启用，这些杀手锏武器仅在小范围内使用、针对特定的政治人物、银行或企业。美国极少数极端鹰派虽然可能设想过对中国启动这些杀手锏武器，但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否则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否则必然会在全球范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过去，美国曾经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朝鲜、委内瑞拉、古巴或伊朗。这些手段包括贸易禁运，网络黑客攻击、冻结网络账号，没收寄存黄金，冻结金融资产、金融封锁、海上封锁、遮蔽卫星定位功能，或切断互联网。这些手段的确可以让对手蒙受惨重损失，但必须有相当的正当性才可能获得其他大国的配合，而且对这些小国的制裁，还不至于对全球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

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一度达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点。当时美国国会与欧洲议会部分议员都曾提议，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应该升高到将俄罗斯金融机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这势必会切断俄罗斯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往来，对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在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大力劝阻下，美国与欧盟政府最后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当时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Ewald Nowotny就公开提出警告，不应以此作为制裁手段，这个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共享的基础设施不能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不然会严重损及 SWIFT 的信誉。[11]

SWIFT是一个由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并在布鲁塞尔注册的行业组织，全球有一万多家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该组织提供的安全、标准化的和可信的通道与同业交换报文（message）从而完成金融交易，等于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SWIFT不是一个根据政府间条约而建立的国际机构，所以仍须接受欧盟的管辖。同时SWIFT也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管辖，甚至受制于纽约州的监管。通过SWIFT系统的跨境美元支付功能，需要搭配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简称CHIPS）才能完成。也可以把CHIPS视为SWIFT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元跨境支付的主要渠道。CHIPS的功能是经办国际银行间的资金交易和电子资金划转及清算，由纽约清算所负责其运行，处理的是资金流的对冲与拨付，而SWIFT处理的则是信息流的传输。

美国政府对SWIFT拥有多重的实质掌控机制。如果美国政府想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SWIFT之外，那后果会是什么呢？这个假设问题是值得严肃评估的。只要有任何迹象表露美国政府有可能动用这个金融相互毁灭的终极武器，全球资本市场就会出现崩盘式强烈反应。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外汇存底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美国政府债的最大境外持有者，一直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并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美国要排除中国使用美元支付与结算体系，与中国进行全面金融脱钩，就等于是自毁长城，这对美元作为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将构成严重冲击。这样做只会逼使中国，宁可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洪荒之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

美国对特定国家实施互联网封锁这一选项在2016年以后已经很难启动。在各国政府代表透过国际电信联盟组织的“国际信息会峰会”平台，与美国政府经过10年以上的交涉后，美国政府勉强同意放弃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简称ICANN）的排它性单方管辖权，换取以巴西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制的主张。ICANN最重要的掌控就是对域名体系、IP地址以及全球13台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DNS Root Servers）[12] 进行统一管理。最初这13个根域名服务器，1个为主根域名服务器，放置在美国；其余12个为辅根域名服务器，其中9个放置在美国，欧洲2个（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个（位于日本）。由于ICANN在法律地位仍属于在加州注册的法人，总部设在加州，因此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还是可以片面主张ICANN仍必须接受美国司法管辖，并通过对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封锁特定的域名网站。所以，当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网络上马上就出现新的呼吁，因为有些人担心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也可能伸手到网际网络领域。长远来看，像ICANN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最关键的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还是应该纳入联合国体系，享有超主权机构的法律地位；或者至少应该先将ICANN的注册地与总部迁往中立国（例如瑞士），就像国际奥委会与红十字会一样。

目前，网际网络的技术基础协议已经演进到“互联网通信协议第六版”（IPv6）。相对于IPv4，IPv6不仅大幅扩大了地址空间，大幅提高网络的整体吞吐量，让网际网络可以配合万物联网时代的海量需求，它在技术上可以完全突破IPv4时代全球根域名服务器总数量的限制。2015年到2018年之间，由中国牵头的“雪人计画”实验，就展现了在IPv6技术规范下全球新增25个根根域名服务器的可行性，这是通往网际网络治理模式全面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雪人计划成功地帮助中国掌握了DNS根域名服务器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为下一阶段在中国快速铺设以IPv6为基础协议的互联网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美国领导层本以为，他们可以利用不对称的谈判地位，对任何不顺从自己意旨的对手或贸易伙伴，轻易让他们跪地求饶。但美国动用了手上所有的外交筹码、情报威吓、禁止采购、出口管制与司法武器来打击中国特定的高科技企业，不但无法达到预期的一剑封喉效果，反而可能危及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甚至动摇美国独角兽企业在诸多全球高科技系统平台的独占地位。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三级标题）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向特朗普政府解释，为何他的公司在考虑将唯一在美国制造的Mac Pro平版电脑生产线迁至中国。苹果很想把这条生产线留在德州，所以申请在中国生产的所有零部件关税豁免，就是为了能继续在美国生产，但特朗普政府断然拒绝。[13] 对于特朗普想要“全盘美国造”的奢望，库克认为，这本来就不具现实意义。他指出：“在我看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是在世界各地生产的。这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本质，现在和将来都会如此。”[14] 更何况，苹果公司六成的收入来自海外。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全球化的受损群体与受益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的长期趋势还是有利于后者。

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以及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络，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里，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这种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将由新兴经济体取代传统的G7，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贸易，将逐渐凌驾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贸易，而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编辑 季节）

一

2007年12月29日，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明确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待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以普选立法会。当天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等中央官员连续在香港召开两场座谈会，就人大决定向香港社会各界释疑解惑、听取意见。这实际上是乔晓阳等人第三次与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发展问题进行的座谈交流。 

第一次是在2004年4月。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香港特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之后，乔晓阳等人向香港社会各界解释全国人大委会否决了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理据，核心思想是中央的决定着眼于香港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因为立法会普选涉及到功能界别选举制度的出路，会直接影响到香港工商界和专业界的政治利益；而行政长官普选无疑会影响到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于香港的政治稳定尤为重要。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中央强调香港政制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因此，乔晓阳特别指出“人大决定”的关键点在于“立牌指路”，即明确香港特区2008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可以做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

第二次是在2005年11月，当时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决定”的精神，提出了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方案，这个方案大幅度增加民主成分，获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立法会内的反对派议员以政改方案没有提出“普选时间表”为由，试图采取“捆绑”办法，否决该方案在立法会通过。在这种背景下，乔晓阳等人与香港社会各界进行沟通，提出“两个民意都尊重”主张，即中央既尊重反对派议员要求“普选时间表”的民意，也尊重香港社会各界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希望反对派议员以大局为重，尊重社会各界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使香港的民主发展迈出一大步。然而，反对派的大佬们一意孤行，坚持彭定康开辟的激进路线，自以为否决政改方案之后，就可以站在争取“普选”的道德高地上，再次掀起大游行，打击特区政府和中央的民意支持度，迫使中央再次更换行政长官或给出普选时间表。然而，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捆绑”否决了政改方案之后，不得不承担“致使香港政制发展原地踏步”的历史责任。反对派的政治诚信和道德感召力由此破产，社会动员能力大大下降。

中央向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发展问题进行解释、沟通和对话的背景，是香港的反对派坚持2007年和2008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双普选”，而2004年4月的“人大决定”意味着中央对这个问题已做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决定。然而，反对派并没有接受中央的决定，一直以争取07/08“双普选”作为政治旗帜进行社会动员，这显然是以政治民主来冲击香港宪政或法治，使得香港的民主发展不再是“宪制民主”，而成为前宪法的政治民主。反对派发起的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大游行，以及在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的举动，表面上是针对特区政府，可是事实上却针对政治主权者。由此，香港民主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成为要不要遵守基本法的民主，要不要尊重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拥有决定权的主权权威的民主。

在2007年12月29日，乔晓阳在与香港社会各界关于人大决定的座谈会上，首先给大家讲了一段生动幽默的“关公战秦琼”的故事，意指中央和香港社会各界对话、沟通与协商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而这个共同的平台就是基本法；具体而眼就是基本法确立了国家主权，中央对香港的政制发展具有决定权。如果香港有人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就没法进行对话，就会出现“你在隋朝我在汉，咱俩交战为哪般”的荒谬局面。这个历史典故太文雅，乔晓阳怕香港人听不明白，又特别举了股票交易的例子，“就像A股和H股，不同交易所，没法交换”。这一下，估计香港人都听明白了。

二

从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算起，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刚好半个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香港政治转型的动力无疑来源于中央，没有中央政府推动香港回归，就没有香港的政制发展和民主改革。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只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选举产生，但并没有规定普选问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的，而且之前港英政府的代议制改革也是与中央协商同意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央政府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

然而，悖谬的是，香港一些精英人士从来不认为香港的民主普选来源于北京推动的香港回归，却认为是来源于英国人的恩赐。香港法律界普遍认为香港普选的法理基础不是基本法，而是英国政府加入、后来被基本法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英国政府曾明确宣布这个公约中关于普选的规定不适用于香港。

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一些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香港虽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祖国，可这个“一国”概念在他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缺乏实质的内容。所以，在“爱国”问题上，他们经常会说，他们爱的是祖国的河山和历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国家主权在内的政治实体。在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标准中，明确要求任何价值都可能容纳，但必须拥护香港回归，拥护“一国两制”，拥护中央对香港的恢复行使主权，拥护中央的主权权威。

从法律上看，香港回归意味着在中央对香港拥有的主权从“主权权利”变成“主权行使”，要将“一国”从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变成法律主权的建构，使其在“country”与“state”之间，尽可能多地增加“state”的要素。这恰恰是基本法的重要意义所在，基本法之所以作为中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因为它是一部主权建构的法律。由此，中央恢复行使主权意味着香港必然要经历“去殖民化”的阵痛，即在一定程度上要抹去英国在香港行使主权过程中在港人心中留下的印迹；而同时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过程中，必然要在香港人心灵上烙上新的烙印。但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建立起来，香港回归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纷争，无论人大释法、二十三条立法，还是政制发展问题，都是由于触及到了香港的“去殖民化”问题，触及到香港的国家主权建构。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之前，或者说香港的国家认同没有确立之前，香港政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国家建构的难题中。

如何落实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问题固然是英国撤退战略的产物，但也是中央积极回应香港市民民主化诉求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坚持的是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最终达致普选；而香港反对派则主张立即实行最彻底、最开放的民主普选。应该说，在香港民主普选问题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分歧是中央主权之下的地方政府的民主和不考虑中央主权的独立政治实体的民主的区别，而绝非“专制”与“民主”的区别。而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意识形态较量中，由于香港反对派以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掌握了对“民主话语”的定义权和主导权，它们将这种民主发展的速度和方式上的分歧转而宣称为“民主”与“专制”的分歧。

由此，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在“民主派”的话语中就被建构为“中央 vs. 香港”和“专制vs.民主”的问题。而香港反对派的这种话语建构策略，不仅将中央置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且遮蔽了自己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的道德困境，因为香港政制发展的问题表面上是民主化问题，其实质是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建构问题。而中央思考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恰恰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政治本质。

三

就香港的民主化问题而言，首要的是处理工商精英与基层大众的关系问题。1925年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的省港大罢工就是基层群众反对资本家的政治斗争，它实际上开启了香港民主化的第一波，这一波民主化直到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达到了高潮，前后都被港英政府残酷镇压了。直到2003年的大游行，香港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而香港的民主化从来都不可能是单纯的香港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都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建构问题，因为香港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工作就是统战工商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家撤资，影响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当时中央的香港政策有两个最高目标：一是香港必须回归，二是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回归。“一国两制”正是为了服从这两个政治目标。其中对“繁荣”的理解，就是保证“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稳定”就是理顺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理顺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前者要照顾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后者要确保国家主权和爱国者治港。经济“繁荣”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稳定”是经济繁荣的保证。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政治责任中，香港工商界无论在繁荣问题还是在稳定问题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央对香港工商界的政策不是为了香港顺利回归的权宜之计，也不是简单的政治利益盘算，而是着眼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个最高的政治目标。

应该说，香港工商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央的香港政策普遍持怀疑态度。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关于香港政制发展最大的争议就是立法会普选。当时工商界与基层“民主派”的矛盾激化到难以达成共识的程度，“民主派”主张马上普选以便“民主抗共”，而工商界主张放慢普选，其实也担心中央支持的香港左派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当时中英两国的合作局面，英国人乘机向中国推荐其保护工商界利益的功能界别选举制度，即由工商、专业界的团体投票人在界别内选举议员，获得了中央的首肯，并将“功能界别”改名为“功能团体”，意在提出选民为团体而非个人。

香港回归之后，中央不折不扣地执行了邓小平定下“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承担起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一主权者的政治责任。然而，在香港经济低迷、SARS打击和特区政府施政失误以及香港“去殖民化”带来的阵痛背景下，香港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商人治港”、“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的声音，反对派趁机打出了07/08“双普选”的口号，要求200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和2008年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废除全部功能议席并实现全部议席由地区直选。反对派动员了2003年的大游行，而且在2003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近半数的区议会直选议席。反对派由此希望乘势而上，在2004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取得控制立法会的过半数议席，进而实现07/08“双普选”的目标。

由此，立法会普选的问题就变成了要不要废除基本法所规定的立法会的宪政性架构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个选举问题，而涉及到宪制改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权，中央显然不可能置身事外；而行政长官普选更涉及到中央任命行政长官的权力问题。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4月26日果断做出决定，否决了07/08“双普选”，指出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可以做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修改。之所以否决2008年普选立法会，就是考虑到了香港工商界的利益，考虑到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由此可见，在香港立法会的普选问题上，中央考虑的核心问题是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考虑的是功能团体选举的发展前途和出路问题。而香港的民主派把中央坚持的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民主看作是中央的“专制”对香港“民主”的扼杀，不仅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央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所承担的政治责任，也忽略了中央对这种政治责任的道德诚意和政治决心。

四

香港的民主化问题除了与工商界阶层的特别利益有关，也与“一国”的建构有关。可以说，香港民主化问题也是国家建构中的核心问题。在这块“没有英国人统治的英国殖民地”上，尤其彭定康政改方案在中国人（包括香港人）心灵上烙下的伤痕，使得国家建构中的政治认同变得异常敏感脆弱，香港政制发展的每一步似乎在加深西方与中国的对立，冲击着“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建构。基本法虽然规定香港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精英人士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完全认同中央的政治主权，以至于法律上的国家建构已经完成，但心灵上的或政治认同上的建国并没有完成。而香港的民主化无疑要以“一国”的建构为前提。中央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国”是“两制”的前提，香港的民主政治是中央管辖下的地方区域的民主，而非独立国家的民主。由此，香港的民主化必须要有中央的参与，必须以确保基本法规定的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作为前提。若香港的民主化冲击到基本法的权威性、冲击到中央的主权权威，中央必然运用其主权权威来遏制香港激进的民主化发展。

强调国家认同和心灵上“一国”的建构之所以如此重要，恰恰是由于法律建构的“一国”本身不完全是“state”，而更多地是“country”。换句话说，恰恰是由于基本法所建构的“一国”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国家治理，才使中央被迫采用政治手段和文化认同来弥补国家建构的不足。从法律上看，基本法赋予中央的主权权力与它要承担的政治责任之间不相匹配。中央要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光靠驻军和外交这些权力是不够的，必须具有一些日常性的监督管理权。可中央不掌握香港的财政、税收和司法主权，无法对香港行使日常的治理。基本法赋予中央两项间接的监督权，即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任命权。但基本法的解释权本身不能用于日常的治理，况且还受到香港法律精英的强烈抵制。而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又由于行政长官的普选目标而受到冲击。

面对这种宪政体制设计的本身所带来的困境，行政长官就成为巩固中央与特区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中央必须把握住对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权，确保特区的行政主导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否则香港就会成为“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然而，正是在涉及到中央与特区关心的中枢纽带上，基本法的规定本身充满了张力：一方面规定行政长官最终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经过民主程序提名之后，再由全港合资格的选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另一方面规定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侯任人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任命之后方能成为正式的行政长官。可是，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的情况下，在香港对中央权威的政治认同不足的情况下，激进的普选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试图在政治上挑战中央权威的人通过普选成为行政长官候任人，中央政府要不要拒绝任命？如果中央拒绝任命又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宪政危机”？如果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采取去中国化的施政措施，或采取公投等行动推动修改基本法削弱中央的主权，甚至推动香港实行自治或更极端的独立，怎么办？一句话，还是当年邓小平抓住的核心问题：普选就一定能够选出中央新任的行政长官吗？

这个问题绝非空穴来风。香港回归之前，民主派提出的“民主抗共”主张就是希望通过选举获得香港管治权，如果不能实现独立，也希望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那么香港回归后情况是不是有所改变呢？人们不会忘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做出否决07/08“双普选”的“人大决定”之后，香港“民主派”竟然准备学习和模仿台湾经验，公然推动“全民公投普选”计划，试图以所谓“香港民意”来推翻国家主权者的决定， “民主派”心目中的政治不是以基本法作为平台的“常规政治”（convention politics），而是修改基本法，构建社会契约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其目的很明确，尽可能地反对中央恢复主权行使，将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排除出香港，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可见，在香港回归的根本问题上，香港“民主派”与“爱国者”的立场对立触及到了政治的首要问题。这意味着中央不得不反复介入政治斗争，乃至时常处于对应危机状态的局面。

因此，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采取循序渐进、审慎理性的态度，恰恰是着眼于保持香港的“政治稳定”，避免香港陷入政治上的紧急状态，避免中央不得不依照基本法中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宣布中止基本法，直接将内地的法律适用于香港，这无疑会危及“一国两制”本身。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在各种场合突出基本法的地位，强调依法办事，采取克制、宽宏大量和自我约束的态度，可谓用心良苦。正是面对香港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认同不足，再加上基本法中国家建构的不足，任何一个有责任的政治家在思考香港民主化问题时，不能不考虑两个“不足”在民主化过程中引发的宪政危机。香港政制发展的困局，一方面来源于香港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国家认同不足，另一方面也来源于香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建构的“国家”徘徊在“country”与“state”之间。假如中央按照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基本原则，将授予香港的货币主权、财税主权和司法主权全部收回中央政府，那么，早日放开香港普选既不用担心伤害工商界的利益，冲击到香港的经济繁荣，也不用害怕出现“房子裂了”所导致的宪政危机。假如完成了这种国家建构，国家认同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例如，人们经常说香港法律界普遍存在着国家认同不足，假如我们设想一下，香港司法诉讼的终审权在最高人民法院，香港的大律师们要在最高人民法院打赢官司，我们还用担心这个问题吗？

由此可见，若要保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同时又要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一国”与“民主”之间找到适度的平衡点。为此，邓小平在设计“一国两制”时，早就定下两大政治原则弥补国家建构和政治认同的不足。其一是积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用政治手段来弥补法律手段的不足，使得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转化为香港爱国者对香港的治理；其二是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发展，用时间来弥补政治认同的不足，使得香港市民的政治认同随时间推移和代际更替而不断加强。这都不是自动发生的，都需要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一道做出艰苦的努力。

五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指出，民主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三个要素：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mores），其中法制比自然环境更重要，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就我国香港特区实行民主普选而言，商业城市的自然环境有利于选举，香港内部成熟的法制环境也有利于民主选举，而最大的问题则在于民情：长久的殖民地统治以及两地文化教育的不同，导致香港人对内地和中央缺乏认同和信任；香港的和平过渡并没有完成“去殖民化”的政治任务，导致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进展缓慢。这些基本的民情成为妨碍着香港民主化走向健康道路，若不加以稳妥应对，香港的民主极有可能变成“劣质民主”。

香港回归之后，为了弥合彭定康的激进政改在中国人内心中撕裂的伤痛，中央采取政治上隐退的策略，对香港内部事务采取不干预的措施。这样的措施成功地建立了香港人对中央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和信任，戳穿了西方世界当时流行的“香港死亡”的谎言。然而，这种袖手旁观的不介入导致了香港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央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维持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并采取大统战的战略，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

2003年以来，中央治理香港采取新机制，采用新思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领悟到选举游戏、法律游戏、传媒游戏等等这些现代政治的基本法则，提高了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执政能力。面对未来普选的政治挑战，不仅要增强爱国爱港阵营在选举中的政治实力，更重要的是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文化战略，发挥软实力，逐步改变香港民情，争取人心回归。

然而，正是在人心回归问题上，在文化软实力问题上，在解决香港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问题上，中国陷入难以释怀的忧郁之中。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以何等的政治自信，将香港作为通向西方世界的跳板，并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正当性发起了意识形态的挑战。然而，几十年之后，斗转星移，香港却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被迫采取“河水不犯井水”的守势。这种攻守易势既有国际局势的转变，也有国家实力的转变，更有文化领导权的转变。说到底，整个冷战期的话语权较量，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原则与资本主义阵营的“自由”原则之间的较量。

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领导人的自信是来源于政治正当性的正义原则，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所支撑的“民主”原则和“平等”原则，由此不仅能凝聚人心，而且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导权。二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民主”和“平等”原则下展开的，美国因为种族隔离、英国因为殖民统治而丧失了政治正当性。此后西方思想界一方面极力诋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民主原则，将其等同于“多数人暴政”，把英美自由主义推向神坛；另一方面将民主原则简化为“竞争性选举”和“宪政民主”，极力夺回民主话语的主导权。

比较而言，毛泽东这一代人所诉诸的“民主”、“平等”和“革命”理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依赖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和天才的政治智慧。邓小平果断地结束了意识形态争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以增加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增强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即毛泽东这一代人所奠定的政治意志的自主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先是“硬着陆”，在倒脏水的时候不小心连孩子也倒了出去，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此后在较长时期以“不争论”为名，回避政治正当性原则的辩论，一定程度上窒息了意识形态的活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会平等这些政治正当性原则，由于缺乏深厚的文明力量支撑，在政治实用主义中被削弱了活力；而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也受到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冲击，使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既不知政治为何物，也不知“公共意志”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

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处在大陆的边缘，可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却处于西方世界主导的中心地带；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香港在经济上开始出现边缘化倾向，但依然自居占据着“民主自由法治”的话语权高地。这样一种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错位与反差，恰恰是香港问题的结症所在，也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忧郁所在。中国的忧郁在于，中国人即使在最为困顿的时代，内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明中心的高贵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天下的思考，可是在实际政治环境中却被挤到“边缘”地带，以致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辩护。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尊而产生孤立主义倾向，也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卑而产生“普适”主义的投降倾向。二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张力不断拷问着中国人的心灵，使得近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史不断经历着“成长中的阵痛”。香港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回归道路以及回归以来的一幕幕悲喜剧，不过是这阵痛的一部分而已。而中国要恢复中华文明应有的尊严，无疑需要有比解决香港普选问题更长的时间，更大的耐心和更强的政治意志和文明自信；需要有更大的胸怀、更大的气魄和更大的包容；更需要有一份从容、一份淡定和一份超越。

六

政制必须建立在人心之上，且将人心导向高贵境界可能有多种途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制或文明，必须能够容纳不同文化形态所蕴藏的将人心导向高贵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对各种可能性的尊重和包容，才有可能实现“天下大同”。真正的天下大同不是罗马帝国的同一性扩张形成的永久和平，不是普遍的均质性全球国家，而是“和而不同”。当年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合二而一”的哲学论辩，实际上触及到探求至善真理的伟大意识。正是在郡县与封建、民族国家与帝国、一与多的伟大意识中，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背后的“和平共处”思想才回归到了中国古典传统之中。

如果说，当下在中西意识形态较量中，中国在民主问题乃至文明的正当性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中，恰恰是由于我们还没能去发掘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背后的伟大意识。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没有探求经济社会转型背后的哲学与伦理，没有将经济的力量导向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文明的创造，反而将其导向低俗的金钱崇拜、物欲的膨胀、财富的炫耀，由此导致人心的败坏和伟大意识的沉沦。由此，如何收拾人心，凝聚人心，将政制奠基在人心之上，奠基在伟大的政治意识之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在新时代，中央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政治也正呈现出新的面貌，需要我们将这些新的面貌提升到更为一般的理论意义上来，不仅展现中国政治的独特性，而且展现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及其对全人类的具有的普遍意义。

（编辑  季节）

今年6月在杜尚别召开的亚信第五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建设互敬互信、发展繁荣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愿景。杜尚别宣言指明，国际合作是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问题的最重要和最有效方式，成员国间应积极开展必要的、前瞻性区域金融务实合作。希望这次峰会能加强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增进金融领域开放融通，为促进亚信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树立新型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半月前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文献，是中国从大国之治迈向强国之治的重要纲领，必将极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将极大地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这也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经受严峻考验中破浪前行，在攻坚克难中加快发展，变得更加壮大。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1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国内外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会为这一中国奇迹交口称赞。当然，我们也很清醒，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新的考验，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制约短板，必须加快改革开放，树立新型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2019年6月的G20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进一步推出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杜尚别宣言特别鼓励成员国开展必要的、前瞻性区域金融务实合作。今年6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昭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掀起了一轮新浪潮。

多年来，中国的开发性金融秉承“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的使命，勇于改革，敢为人先，拉开前瞻性差距，自我加压创新发展，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用开发性方法推动市场建设、信用建设和制度建设，为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服务，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为金融事业和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

保障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能够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当前，世界经济波动性增大，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货币通胀和资本金短缺现象严重，迫切需要用全新的思维和创新的举措来破解难题、打通路径。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何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开发性金融如何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也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探讨。

探讨建立一种新的专用证券

值此峰会我想同大家做一个交流，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探讨建立一种新的专用证券，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发展的需要，克服债务率过高等问题，确保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更加平稳有序，也为国际社会提供参考。为此，这种专用证券应具备以下四方面的功能：

第一种功能是，充当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股权资本功能，可简称为“股本功能”。专用证券，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金短缺的问题，实现经济中的股权和债权的平衡，减少金融不必要的动荡，抑制经济中不必要的波动。目前，全球货币宽松政策中长期化的趋势明显，发达国家已经出现货币负利率现象；由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上的安排，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发行，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泛滥和通货膨胀。在中国，货币发行量长期不能满足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时项目资本金又严重短缺。我认为，这种单纯以信用货币来支持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来支持和配合发展。只要设计得当，就有望帮助实体经济解除债务旋涡的困扰。

第二种功能是，帮助信用货币锚定信用基础，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专用证券，作为货币资本项目功能的派生和衍生品，是对货币资本功能的进一步分化和细化，是货币的体现和发展，它可以巩固增强货币的主功能，从多方面支持货币的功能。一方面这种专用证券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有较强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只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制度建设，其权益性和规范性也有足够的保障。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机制上构建对货币支撑的“专用证券”，作为对传统基础货币的重要支持和补充。

进一步锚定货币的基础是本国的经济和土地，减少对外汇的依赖。两者合理搭配、有效组合，有助于巩固和保障现有信用货币的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货币发行压力。此外，作为股权使用的这部分证券，是以土地使用权经济产出为对价的证权发行，这也有助于缓减各国对西方经济体中货币主义的担忧。

第三种功能是，帮助实现财政平衡的功能。利用专用证券这个新的金融工具，来开辟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后社会分配的新渠道，使收益分配更加合理、更加普惠，使广大投资者和机构能有新的市场化的收益通道，获得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收益。证券收入也可能成为薪酬之外的重要收入来源，有助于解决当前财政体系下的贫富分化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为收益的证券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些基础上设计这种专用证券，让中央、地方、市场主体和百姓都可以持有股权，促使各级党政“一把手”像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CEO一样，更加操心自己的经济，更加操心自己的股价，更加操心地方的治理，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

第四种功能是，促进市场稳定持续发展的功能，或称“稳市功能”。新型证券能对原有债权市场进行完善、提升、促进，对现有资本市场发展有重大积极作用。以专用证券的宏观顶层设计和应用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资本债券投资市场体系，使其成为资本配置的场所、社会财富分配的场所、社会均富的场所和社会保障的场所。金融机构可以购买专用证券，使其成为自身的资本金；还可通过公开交易，增加市场透明度，减少寻租腐败。

用开发性金融的理念，创新探索专用证券这种新的金融产品，有望在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解决过度依赖债务所带来的资本金短缺问题，以及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所带来的城乡地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当然，专用证券市场体系的建设，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大量新的工作要做，只要我们深入探讨、勇于实践，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

开放包容、繁荣共进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追求。作为亚洲大家庭一员和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积极参与改善全球治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作为本地区重要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始终支持亚信会议加强能力和机制建设，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加强多双边金融合作，开发性金融搭建了多个区域开放式多边投融资平台，积极打造投融资合作中国样本。不管是国内各级政府还是国外合作国政府，只要其目标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可以与其密切合作、形成合力。

对亚信合作的四点建议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争端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加大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亚洲仍是增长最快地区，占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二，充当了世界经济的“定盘星”和“稳定器”。亚信成员国开展务实合作，对于促进地区共同繁荣和全球经济复苏，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更好落实杜尚别宣言的倡议，我有四点建议：

首先，打造亚信各国务实合作平台。搭建包括金融智库在内的各类合作平台，组织成员国进行金融热点领域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实现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的有机结合，这一点对亚信合作共建、合作发展和合作共赢非常重要。平台能汇集最大共识、汇聚最广人脉、汇合最强资源，可以为破解亚洲老问题寻找新答案，为应对亚洲新问题寻找好答案。

其次，规划先行与融资推动并重。“规划先行”统筹配置各种要素资源，既保持发展主动权，又找准融资切入点，是资金寻找高价值优质项目的显微镜和望远镜。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物质生产、社会组织化和市场发展程度相对落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规划落后。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印证了规划空白、规划薄弱势必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科学、发展盲目多变。一个国家要加快发展，就要不断进行国内外发展比较，通过规划和具体计划的实施，将后发优势转变为赶超和跨越，以融资推动促成规划成果的转化和落地，最终将项目转变为资产、转变为实体、转变为利润。

第三，构建可靠的亚信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今日的亚洲，信息、人员、贸易、资本往来比任何历史时期都频繁，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打破固有的分化格局。要借助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力量实现亚信各国资信信息的跨境全面合作，构建更加稳定可靠的信用基础；创造属于亚洲自己的信用体系，可以显著降低成员国间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和合作风险，这是长期共赢发展的基础和构建亚洲地区金融稳定的支撑制度。

第四，发挥企业核心作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在亚信合作中，仅仅依靠政府拉动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发挥企业的核心作用，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推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助推成员国经济发展，是亚信金融合作永恒的主题。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法，帮助企业实现融资便利、投资便利、贸易便利，增强各国企业间的互动频率、交流深度及合作质量，才能取得长期的、令人信服的优异成果。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今天的亚洲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重要板块，全球发展离不开亚洲各国积极探索和努力。希望各方深入探讨解决社会经济难题的新途径，让峰会成果更具有前瞻性、务实性和普惠性，为推动亚洲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互敬互信、安全稳定、合作创新的亚洲做出更多积极的探索，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编辑 季节）

2019年10月底，我有幸参加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烟台市召开的“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现场研讨会。烟台市找到了党支部农村工作的抓手，找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找到了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有效形式，找到了乡村治理的好模式，找到了强村富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烟台经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党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总结出来的，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是其他农村地区可以借鉴的样本。烟台经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这是对贵州省塘约村党支部开创的塘约道路的继承和发展，与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一脉相承。如果说塘约村是星星之火，那么烟台经验已经在胶东大地上遍地开花。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握了乡村振兴的大方向

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不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多么发达，都难以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同时摆脱不了发展经济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困境，因此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甚至有时是螺旋式的前进。

我国农村刚实行包产到户的一段时间，确实有效地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有人主张把村里的集体财产分光吃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但三十多年的实践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农业成了一个相对弱势的产业，多数农民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农村出现了大量土地撂荒的现象，撂荒面积之大、时间之长，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目前我国粮食已不能完全自给，2017年人均进口粮食达到2200斤。同时在很多地区的农村，部分农民陷入严重贫困状态，扶贫已经成为近几年农村的一项重点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组织的个体小农户就像一群散乱的蚂蚁，无法抗拒风险，没有持续生产增收能力，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命运是要被市场大潮所吞没。

虽然各地农村相继出现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其成员多是村民之间的强强联合，或是城乡资本主宰的合作社，很少吸收贫困户参加，即使贫困户参加进来，也没有多少发言权。甚至有些合作社仅仅是为套取支农资金成立的。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其性质是党支部通过合作社这个载体，带领全体村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烟台经验表明，党建引领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社会上的农民合作社多采取股份制经营，一般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担任法人、理事长，合作社日常工作由理事长主持，因而经常发生大股东侵占小股民利益的事情。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却不同，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合作社理事长是一人身兼三职，上级党组织不干涉合作社的日常事务，党员可以通过党组织监督支部书记的履职情况，村民可以通过村委会监督村主任的工作，上级党组织可以监督每个党支部和每个党员的工作情况，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合作社领导层发生违法违纪的情况。因此，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以保持自身的廉洁，发挥组织起来的优势，能够有效地调动村民参与村里事务的积极性，真正体现了村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党支部、村集体是不能加入合作社的，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以党支部成员个人名义联合发起成立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出任合作社理事长，这与塘约村党支部的做法如出一辙。但合作社内部章程规定，支部书记一旦落选，要自动退出合作社理事长的位置，由新任支书通过法定程序来继任，确保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性质不变。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形式多种多样，多数是党支部成员主动出资发起成立合作社，村里的共产党员带头加入，发动村民自愿加入。入股方式多样化，可以以承包地、劳动力、现金、集体资产等各种资源统一折算为现金入股经营。

比如，栖霞市蛇窝泊镇东院头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1元现金为1股，1亩土地折合为8000股，党支部书记带头入20万股，两委成员各入股5万股，普通党员入3万股，最终引导全村140户、350名村民积极入社，共筹集起2200万股，村集体占股15%，村民占股85%，实行股份制经营。合作社建成了200亩有机苹果示范园、100亩苗木基地。2018年，苹果亩产5000斤，每亩收入2万元，纯利润1万元。村集体收入92万元，村民每亩地分红505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该村党支部书记林贤说，村民入股土地，2019年预计每亩分红可以达到8000元。

栖霞市衣家村是一个山区村，没有一亩水地。衣家村党支部2017年领办了“一点园”合作社，合作社首先打成了一眼深水机井，解决了村民的吃水困难。由于衣家村的土地分散在一座山坡上，村支部想修成一条上山路，把井水引到山顶，建蓄水池，将梯田改造成水地。然而，村集体和村民都没有经济实力来搞这项大工程。衣家村党支部成员和党员带头，动员村民以劳动力入股合作社，创造了一种工票制度，工票将来可向合作社购买灌溉用水、果树苗和水管线。衣家村仅靠留在村里的老弱劳力，大干了7个月，硬生生在荒山中开辟出一条长5.5公里、宽5.5米的山路，在山顶上建成了2座大型蓄水池，将全村梯田改造成水地，村里的落后面貌实现了大改观。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是开放型的结构，有的合作社根据实际情况吸收城乡企业资本入股或参与经营。但合作社的理事长要由党支部书记担任，这与一般股份制经济实体有所不同。合作社不以利润为唯一目的，其最终目标是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因此，烟台市合作社对入股村民的土地流转费一般高于市场价格，从每亩500元到4000元不等。土地流转费只是村民入股土地的基础收益，还有合作社年终二次分红，搞得好的合作社，1亩优质苹果纯利润可达万元以上，二次分红有的可达4000元以上。合作社对流转回来的土地进行整地改造，取消田埂后能多出10%-15%的面积，多出的土地作为村集体资产入股。因此，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集体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有经济实力开展各项工作。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也是多种多样，并没有搞行政指令，不是“一刀切”，由入社村民自主决定，有的是村集体独立自主经营，有的是村集体与企业合作经营，有的对外发包经营，有的与苹果经销商建立订单农业，由承包商统购包销。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从2017年的11个试点村开始，2018年扩大到100个示范村，2019年进一步发展到1300多个村。2019年，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占到全市行政村总数的20.2%，新增集体收入3.8亿元，群众增收4.9亿元。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有效途径

包产到户责任制只是在改革初期调动了村民家庭生产的积极性，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对农民起到激励作用，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发挥。邓小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农村要实行“二次飞跃”，搞规模化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思想，就是这个道理。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农业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但是多年来，我们在农村经营体制上，“分”的文章做得多，“统”的方面无所突破。烟台经验打破了家庭经营的小农生产模式，闯出了一条新路。

烟台农业主要是种植苹果，全市苹果种植面积280万亩，是国内最大的苹果产地。栖霞市松山街道汉桥村有一处800亩的苹果园，坡顶建有一个大型蓄水池。为了适应机械化操作，原来的梯田改为坡田耕作。苹果树下覆盖保水保温材料，下埋滴灌管，种植最新最优的苹果新品种，聘请的技术员全程指导科学管理。据了解，这样成规模的苹果园每亩投资需3万元，一家一户很难办到。由于实现了优质高产，这里的优质苹果1亩可以收入2万元，农民二次分红最高可达4000元，这样的经济效益是个体农户想都不敢想的。

今年全国苹果市场价格不好。虽然今年烟台本地苹果收购价略有下降，但优质苹果每斤依然可以卖到6元以上。这就是有组织的生产优势，有人说市场经济下船小好调头，其实风暴来了，船小先遇难，船大才能抵御风浪。

烟台的高产高效农业采取了合作社集体化经营模式，提高了效率，改善了品种，提升了品牌效应，并且有效地和市场对接，同时体现了“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组织形式，也为种植小麦、玉米等常规作物的地区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途径

新时期农村出现贫困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家庭小农生产模式落后，土地产出率不高，所生产的农产品品质差、价格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要从根本上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就需要改变家庭小农生产模式，采用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城里的企业、村里的种粮大户投资农业，流转村民土地，建立农场，也可以取得规模经营效果。但是，村民把土地流转到私人资本手里，一般只能拿到一笔土地流转费，土地产出多少与村民没有关系，不像合作社可以二次分红；而且私人农场一旦经营不利，就撂地走人，因而村民把承包地流转给私人资本的意愿不高。私人资本流转村民承包地成片种植，成本较高，而且一旦出现“钉子户”，事情就很难办。另外，经常出现私人农场经营不利就撂地走人，村民拿不到土地流转费去政府上访的事情。而党支部流转村民的土地就比较顺当，即使遇到不愿流转承包土地的钉子户，全村的村民都可以帮助党支部做动员说服工作，也可以通过调换土地来解决。

烟台的村民合作社是开放型的，不仅是城乡资金，有见识的涉农企业、农民种植大户以及苹果经销商都可以入股合作社，但前提是合作社必须由村党支部主导。这是一种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效组合，也是烟台合作社三年以来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政府扶持“三农”的资金逐年增加，扶贫力度越来越大。但是由于个体农户无法对接政府扶贫项目，项目资金往往落到村里“强强联合”的合作社手中，或者通过招标获得项目的公司手中，出现“扶强不扶弱”现象。常有新闻报道说，政府投资为村庄修路占用某村民的一角地边，村民漫天要价，其原因就在此。而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以有效对接政府的各种支农项目资金，这一矛盾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贵州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起步资金就是这样来的。当初塘约村遭遇洪灾，村庄被冲毁，政府拨出大笔救灾资金。按常规做法，这些修路项目一般为城里的企业竞标所得，但塘约村成立的集体建筑队成功获得这个工程项目。塘约村党支部借此机遇，把村民承包地流转到村集体，重新规划了村庄路线，路修得更好，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也挣回了第一笔资金。正如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所说，支农项目资金进入村合作社组织，一般转化为村集体股金，从而使村集体的资产越滚越大。目前烟台市政府正探索拿出一部分支农资金，作为种子扶助资金进行滚动发展。一个合作社使用了这笔资金投入生产，盈利后归还本金，再向另一个合作社投放，资金滚动使用，支持合作社发展。。

栖霞市松山街道汉桥村党支部，组织全村30户贫困户将其23亩土地入股合作社，按照苹果地每亩折价800斤小麦，光板地每亩折价600斤小麦的市场价格标准对其发放基础股金，并将集体收益的20%分配给贫困户，使每户年增收8000元以上，并且逐渐摆脱了贫困。对村民来说，加入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既有土地流转保底收入、合作社收益分红，又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得到劳动报酬，还可以再就业再创业，出路更加宽广。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刚实行包产到户那几年，笔者所在县有一个行政村，村民办事找村主任盖章，盖一次章收5块钱。问题反映到县委书记那里，书记责成县纪委派人下去查处。面对纪委工作人员，那个村委会主任理直气壮地说：集体财产都分光了，村里没有一点办公经费，你们县乡干部下村工作，吃住在我家，谁给过我家饭钱、住宿钱？名义上村主任每年有800元工资，也没兑现。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村主任自己也不干了。村集体没有了经济基础，党和政府在村一级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烟台市抓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牛鼻子，带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党建全面振兴，面貌焕然一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栖霞市福山区门楼镇南庄村，共有70户、753人，其中党员28人。南庄村依傍一条公路，村后有一座荒山，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带领村民开辟荒山种植樱桃树、苹果树，在山顶建凉亭，把470座散葬的坟墓迁到了村办公墓里，将荒山改造成花园式的果园，发展第三产业。2018年，该村集体收入200万元；明年果园进入盛果期，果园一项收入预计可达千万元，集体与个人共同受益。

烟台市的苹果树大都是30年前种植的，如今面临老化退化的问题，实行果树产业改造升级，靠村民一家一户几乎难以办到，而借助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以高效实现苹果产业升级，不仅增加了农民依靠新科技带来的收入，而且取得了强村富民的双赢。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有作为的能人、带头人，这是发展壮大这项事业的基础。各级党组织为能人、科技人员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烟台市委一直关注和培养基层党组织领导，更加注重健全完善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参照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办法，帮助合作社建立健全民主议事、财务管理、利益分配、社务公开等制度，明确集体与合作社利润收益分配办法。实行项目统一评估、章程统一把关、合同统一保管、印章统一保存、资金统一管理、物质统一调配、收益统一规范的“七统一”运行机制，确保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安全、规范、高效运作。

党支部领办合作体现了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生产的优势，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使村民得到了实惠。同时，合作社采用股份合作方式，将社会资本、农户、村集体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既给下乡资本留出了足够的发展空间，也最大程度地规避了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此外，还为科研院所深入农村一线开展科研和推广工作开辟了通道，为科技人员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平台。烟台经验，是新时期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建立文明富裕和谐新农村的有效模式。这一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大以来，烟台市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做了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烟台在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2017年以来，不到两年时间，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以及农村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落实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农村的发展滞后逼出乡村振兴的新路

烟台地处相对较为发达的胶东沿海丘陵地区，是环渤海经济圈内的重要城市，下辖5个区、7个县级市、一个县，人口712万，农业以果业为主。烟台的农村虽然已过了温饱线，但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来看，还存在着许多短板，主要是五个方面的问题：

集体穷。烟台全市6439个村（居）中，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2017年在5万元以下的占32.6%，2018年在10万元以上的仅1000多个。集体经济薄弱，不仅无力支撑农村建设，也极大削弱了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公信力。正如一些基层干部所说：没有集体经济，干部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讲不起话，办不了事。

党支部弱。实行家庭承包制之后，农业的经营方式以一家一户为主，农村基层党支部失去了发展方向与组织群众的功能。再加上农村党员年龄老化，出现了群众“只看重村委会，不知道党支部”的问题；在众多新经济组织中，群众普遍跟着协会跑，党支部被边缘化。

群众散。实行家庭承包制和市场经济，一家一户经营替代了集体经营，集体意识越来越淡化，以村为单位的集体组织失去了内在的发展动力，由此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与生态治理。村民自治虽具有完备的形式和程序，但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常常容易成为村内贿选、腐败的平台。

产业衰。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日益增多，土地碎片化、作物和农业技术老化、经营分散化、土地撂荒等现象越来越普遍，一家一户作业的模式没有能力实现规模化经营，也没有能力进行果业作物与技术的更新。

合作社乱。中央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希望合作经济能帮助农民应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实现规模化、科学化经营。但实践中不少合作社成为套取政策红利的“空壳社”；一些合作社仅为村里几个“能人”所有，不能带领弱势群众共同参与，起不到带动农业振兴和农民共同致富的作用，更不能承担乡村建设与治理的社会责任。

抓住突破瓶颈的关键环节

根据烟台农村发展中出现的瓶颈问题，烟台市委把“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把基层党组织的振兴作为突破口，以此带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根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党支部具有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如果能与合作经济的优势相叠加，就可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拓宽发展的路子，加快产业振兴，在增加农民收益的同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农村实行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乡村振兴。

事实证明，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由党支部把农民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地带领村民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经济（如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与社会资本联办的股份合作制经济），落实和创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有条件向农业生产集约化、科学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质量、效益，也能改变资本下乡、大户经营带来的不合理现象，扭转一般农民边缘化、农村发展两极化的趋势，使村内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村风与生态环境整治具备内生动力和组织平台，办好那些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又必须要办的事。

实践证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执政基础，是群众的靠山，是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必须扎根群众，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摔打磨练。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同时，也加强着党组织作为战斗堡垒的建设，避免了党建与乡村振兴成为两张皮。正是在带领群众发展合作经济的过程中，烟台市发展起了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型合作经济，也锤炼出一大批优秀的乡村带头人、党员骨干和有战斗力的村党支部，成为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党支部领办新型合作经济的工作路径

党支部领办新型合作经济，首先要做好党内统一认识、思想发动工作，烟台市委组织部在推动此项工作中，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

思想发动，统一认识

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统一对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性的认识；统一对为什么在党建工作中抓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统一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是否走“回头路”的认识；统一对坚持我国农村基层经营制度的认识。通过这几个“统一”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抓好村党支部书记的思想建设工作，解放思想，提升责任意识、思想观念、政策水平、经营理念、创新能力。烟台全市共选拔出100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示范村，通过先进典型挖掘出一批敢负责、懂政策、善经营、会管理、能带领群众的农村干部。

做深、做透群众的思想工作，提振农民群众加入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例如集体经营可以增加收入的“经济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账”；使农民老有所依的“长远账”。

解决操作实施办法，抓好组织保障

要过河，必须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精心编写了《怎样办合作社60问》，针对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何依法注册合作社、要办合作社没有启动资金怎么办、合作社如何经营管理、如何提升效益、如何保证集体、个人利益双赢等等，根据国家的政策和示范社的经验给予回答，使初办的合作社能看懂，能操作。

市委组织部还精心编写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村富民50例》，推广成功经验，帮助广大村民和干部树立起“别的村能行，我们也一定能行”的信心。

根据已有的示范案例，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建立合作联社，扩大规模、扩展优势；发展集生态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民俗文化节等旅游综合体、田园综合体，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好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发展乡村民宿、健康养老、民俗展览、创意办公室等产业融合项目，提升综合效益。

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市委组织部着力抓好村集体的带头人，换上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支部书记，探索建立村干部的退出机制，制定了从严管理干部的制度和办法，及时发现一批管理规范化、生产标准化、经营品牌化，并实现富民强村的示范村，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引导其他村向这些示范村学习。

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过程中，市委组织部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培养、教育、锻炼干部。在带领群众办合作经济的过程中，农村基层涌现出一批党委靠得住、群众信得过、办事有能力的村党支部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推动涉农政策的供给侧改革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以来，国家对“三农”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大，但在贯彻“统分结合”的过程中，对“统”的方向缺乏明确具体的支持政策，或者缺乏政策的衔接。为支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烟台市在涉农政策方面着力向“统”的方向倾斜，取得了积极效果。

市级财政设立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县级财政进行配套，对100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示范村每年投入30万元启动资金，连续3年，规定财政投入资金作为村集体资产入股合作社。

规定在市县区每年下达年度新增建设用地的指标中，不低于15%的部分要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指标。

供销合作社优先在100个示范村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功效e家”电商服务站，帮助合作社开展日用品、农资、农产品购销及网络代购代销、物流配送、银行业务等经营服务。

引导银行对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加大信贷力度，通过简化审批手续、加大信贷额度，实行优惠政策。

引导电商龙头在100个示范村建设村服务站点，提供策划、咨询、代理、培训、物流、金融等服务。

对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用地、项目所得销售资产农产品、合作社与本社之内的农产品与农资交易，免征（或减征）土地使用税、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

对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具实行优先补贴，应补尽补。

支持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参与评选申报国家级、省级、市级示范社，其中被评为国家级、省级“一品一社”示范村的，将进行财政奖补。

农业部门督促指导合作社制定组织章程、健全组织架构、完善制度，对合作社财务、利益分配机制进行监督；对计划的增收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加强合作社对外经济合同、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

美丽乡村初见成效

截至目前，烟台全市已有党支部领办的各类合作经济1470家，占行政村总数的22.8%，其中绝大部分是近两年办起来的。虽然果业合作社进行的产业结构改造尚未进入盛果期，但其总体效益已显现出来：1470家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新增集体经济收入3.8亿元，群众增收4.9亿元。党支部领办各类合作经济已在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广为接受，发展高潮正在到来。更重要的是，烟台的农村正在迎来“第二次飞跃”。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领群众干事创业蔚然成风。党支部与群众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转化为带领群众的创业和乡村振兴中的实际行动。许多村党支部书记说：自从领办了合作社，在群众中就有了威信和话语权，真正找到了“当家人”的感觉，体验到了多年以来所没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强村富民的发展之路更宽了，共同富裕的目标有了现实感。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改变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致富模式，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提升了农业的质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扩大了集体的土地资源，壮大了集体经济。村集体有能力为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主动办事了。通过股份合作，将社会资本、农户与村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既给下乡的资本留出了发展空间，也规避了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实现了农民、集体经济和资本“三赢”的局面。

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村工作难就难在群众工作。以往改革突出了保护农民的经济权利与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但忽视了集体利益，农民也不再承担对集体的责任与义务，农村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通过领办合作经济，党支部把留在农村的农民又组织起来，不仅把村集体利益与农民的个人利益绑在了一起，而且让那些进入老年、家有困难、一家一户发展有局限的农民找到了依靠。不少村民评价说，“只有合作社好，我们大家才能好”，“孩子靠不上，党支部与合作社才是我们的依靠”。由此，各个乡村从经济到民生又结成了一个以集体为单位的“命运共同体”，书记是领路人，农民都是主人翁。

一旦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会迸发出来，有的村子里70岁的老农踊跃参加集体生产，成了“壮劳力”，80岁的老人都要求参加建设。村里要修路、建水坝，农民甚至不计报酬都争着去。天旱要浇水，以前各家各户争水打破头，现在大家不约而同地让合作社的地先浇。整顿村貌，原来拆除违章建筑就像一场战争，现在顺顺利利。在这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乡村，人还是这些人，却从只站在一家一户立场考虑问题的农民变成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起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能够统一起来，真正实现了“统分结合”。在这个机制中，农民自觉地承担起对集体的责任，这是农民积极性的来源，也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所在。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兴起，使农业和农村展现了希望。外出打工的农民开始返乡创业，农业的技术人员、经营人才也纷纷被吸引过来，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的情况开始缓解，人才振兴有了希望。

农村生态和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合作社的规模化、科学化经营，减少了面源污染，改造了荒山荒坡，加快了村庄整治，美丽乡村正在替代原来的脏乱差，村庄逐渐展露出了生气。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带来的启示

烟台经验是深入学习理解中央精神、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产物，它把新时期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相关的五个方面结合起来，开创了党的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新局面，迎来了邓小平所说的农业农村的“第二次飞跃”。

首先，紧紧抓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核心的党的建设，把“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职责任务作为农村党的建设落脚点，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其次，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使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第三，在坚持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合作经济赋予“统分结合”经营体系新的内涵，为实现“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提供了基础，建立起新的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集体、农民与资本之间的合作共赢。

第四，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为抓手的乡村振兴行动，带动了政府部门的作风转变，推动了涉农政策供给侧的改革。

第五，使乡村振兴始终朝向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发展。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农村改革要有“两次飞跃”，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呼唤农村农业的第二次飞跃。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实践，正在叩响这第二次飞跃的大门。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

2017年，烟台市委组织部牵头在全市的党建工作中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他们在各级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中统一认识，从最初的11个村试点起步，扩大到百村示范，今年已覆盖千村。各县市乡镇在工作推进中坚持群众自愿原则，不搞强制推进，不搞“一刀切”，不断总结经验，从合作社的组建方法、入股方式、经营模式、收益分配、民主决策、内外监督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并明确了合作社的检验标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防止大户控制。

　　烟台市目前已有1470个村开展了这项工作，占村庄总数的22.8%。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显现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涌现出一批好带头人，实现了强村富民双赢，群众的集体主义意识增强，人才开始回流，村庄再现蓬勃活力。

　　通过这项工作实践，烟台市深切地感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带领群众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同时关系到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新型集体经济在土地联产承包基础上，以股份为纽带连接了集体和村民群众，既能把群众凝聚起来，又能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并不是向“大锅饭”的回归。　

烟台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从最初几乎无人赞同，到现在越来越多地形成共识，全市各县区的农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我们深切感到，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为什么要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经常有人问我们，当初是怎么考虑推动这项工作的？我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问题倒逼的结果

我先后在山东两个市工作，工作期间调研走访了300多个村。我深切感受到当前农村存在几大突出问题：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

一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烟台是一个发达城市，工业领先于全省，但是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比较突出。2017年，村集体收入5万元以下的村庄有2100个，占32.6%；有的村即使有集体经济，但大多是靠资源吃饭，简单发包租赁，增收渠道单一，发展后劲不足；有些村已经习惯“等靠要”。村集体经济空壳，党的领导和基层治理也近于“空壳”。由此，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二是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降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经营权和劳动产品支配权都回到了一家一户手里。在很多群众心中不知道党支部还有什么作用。村“两委”换届选举，村民只看中村委会的选举，想方设法拉票甚至发生贿选问题，而村党支部书记常常选不出来。有的村党组织不会做群众工作，只是用简单的给钱给物代替思想工作，导致说话没人听，干活没人跟，基层党支部失去了权威性，也失去了凝聚力和感召力，而宗教甚至邪教随之在基层争夺群众。农村基层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是党的执政基础，必须巩固。

三是群众集体意识淡化。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不可否认，农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淡化了群众的集体意识。一些群众只关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对村里的公共事务不闻不问，甚至只要权益不讲义务，不再热心为集体发展献计出力。我们国家搞革命斗争取得全国政权，靠的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建设新中国，靠的也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在工作中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群众是需要组织的，过集体生活的群众跟关起来门来自己过日子的群众，精气神完全不同。群众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人民，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四是农村发展活力不足。现在青壮年外出务工、大量土地撂荒，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是全国性的问题。烟台苹果享誉全国，苹果的结果期是30年，改革开放后种的第一茬苹果已经到了树龄老化、产量下降、品质降低的时间节点，正逐渐被新疆、陕西的苹果赶超，现在留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没有能力给果树进行更新换代。况且，更新果树之后的3-4年内不结果，何以维持生计？所以一家一户不可能实现果树产业升级，也无法解决机械化作业的问题，只能眼看着苹果产业一年年衰落下去。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必须推动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走集体化、合作化路子。

五是当前合作社在发展中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央大力提倡发展合作社，连续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民合作社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一些合作社在发展中偏离了造福群众、服务群众的方向。比如，有的合作社被资本利用，作为圈地谋利的工具；有的合作社仅由几个发起人组成，上级的优惠扶持政策被少数人独享；有的合作社成立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没有实质性运转，等等。[1]

如何充分释放合作社的优势、端正发展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由此，我们从实际出发，探索了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办法，以期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农村发展改革的第二次飞跃

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农村发展改革“两次飞跃”的思想：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次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不想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农村调查时就讲过，“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他指出集体经济弱化的原因，就是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文章中指出：“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壮大村集体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事关党在农村的引领作用，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村党支部的责任所在

首先，村党支部发展集体经济职责是党内法规明确规定的。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明确提出“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村党支部不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就是失职缺位。

其次，党支部具有其突出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的基层组织要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带领群众一起干，转变以往村集体将资源、资产简单发包租赁的模式，牢牢把握集体经济主导权，把党支部工作全面融入到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和集体增收之中。党支部是在领导群众干事中不断树立威信，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党支部的组织力和战斗堡垒作用也就体现出来了。

第三，重建党支部与群众的经济联结纽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弱化了基层组织与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弱化了义务观念和集体意识。党支部通过领办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以股份合作的方式把集体和群众联结在一起，形成了经济利益共同体，群众对集体的关心自然就上来了。   

如何推进工作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俞正声主席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发言，肯定了王宏甲同志写的《塘约道路》。塘约村党支部通过把群众组织起来，抱团发展，用两年时间把一个一贫如洗的村庄建设成小康村，令人感动不已。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推进农村集体道路，《塘约道路》和我的设想高度契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同志对是否还要发展集体经济心存疑虑。《塘约道路》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这是我们统一思想的突破口。

从组织部门入手，统一思想

首先从组织部门入手，2017年4月，烟台市委组织部下发文件，要求全市党组织把学习《塘约道路》作为“两学一做”的一项内容，同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必读教材。2017年我们邀请王宏甲老师来到烟台，给全市2000多名党员干部做报告，并邀请他到我市已有的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进行调研，然后召开了县市区委组织部长和部分乡镇、村书记的座谈会，拉开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大幕。

但是，幕好拉、戏难唱。

一是干部思想解放难。就在王宏甲老师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有的同志不赞同集体化道路，认为塘约村可学的是精神、不是道路，认为现在再提发展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不合时宜；有的认为烟台农民一家一户发展得不错，只要农民富了，有没有集体经济无关紧要；有的认为很多村集体的山地都承包到户了，没有预留资源和空间，发展集体经济已经“山穷水尽”；有的认为前些年发展村集体经济，办工厂、上项目，结果很多村办企业办得不好，集体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现在再搞会重蹈覆辙；有的认为发展集体经济会导致小官贪腐，损害群众利益；还有的讲，塘约村搞集体经济是因为穷则生变、因为有个左文学，我们没有那样的人，出不来那样的村；如此等等。

在起步时，反对声一边倒地盖过了赞成声。我们不怕争论，争论的过程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

二是要努力做好部门协调工作。起步时，这项工作是由市委组织部推动，到2018年初，很多合作社已经初见成效，我们整合各方面资源，以市委的名义出台了扶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文件。市委组织部主动向市里各有关直属部门征求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到2018年7月，在没有外界支持的情况下，我们靠把群众组织起来，已经有300多个村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村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组织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开了现场会，参会的同志心服口服。《百村示范行动》文件终于正式下发。

三是基层群众发动难。东院头村的林贤书记动员村民组织起来比塘约还早。一开始村民都不认可，认为这是重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村党支部一个月内开了12次会，还邀请了高校研究合作社的教授来讲“什么是合作社，办合作社的好处，怎么建合作社”，不断做工作，最后在村民中形成了共识。这只是领办合作社中遇到众多难题的冰山一角。塘约是一个点，烟台是一个面，它的分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烟台虽然集体经济薄弱，但一家一户的日子过得不差。所以，大家不理解不支持很正常。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坚信，只要方向正确，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锤接一锤地敲，就一定能成功。我们凭着这么一股劲往前走。自上而下推动集体经济，这是一次自觉的自我革命，是理性思考之后的主动选择。

我们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去跟县委书记剖析，召开工作会议，抓好干部培训，研究扶持政策，深入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和宣传工作。凡是到基层调研，我们必到现场，必听工作进展，必问下一步打算。在这个过程中，统一思想非常重要。就像蒸馒头，必须经过一个发酵的阶段，发酵不充分，面发不好，就会蒸成一锅死面馒头。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把握节奏，不疾不徐，稳中有进，急躁冒进不行，“一刀切”不行，拐急弯一定会翻车。我们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光“发面”就发了半年之久。这个思想发动是我们贯穿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一个重要办法。

选好“头雁”，让支部书记领着干

群雁高飞头雁领。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关键要有一个好班子，特别是要选出一个好书记，才能有公信力、凝聚力，才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办好合作社。

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仅半年，就赶上了村“两委”换届，这是一个重要节点。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求合作社的理事长要由村党支部书记来担任。群众把自家的地、自家的钱放在了合作社里，如果这个理事长没有为群众办好事、办成事的情怀，没有讲奉献、讲公心的境界，这项工作就很难推行下去，甚至会成为“烂摊子”。所以说，“头雁”能否选好直接影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成败。

烟台市承担了全省的换届试点任务。我们把政治标准作为选好村“两委”干部的第一关，“首关不过，余关莫论”，在全市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不能单看干事的本领，而是从“好人”中选“能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我们设置了“两委”成员候选人正面清单和“十五个不得”、“十五个不宜”的负面清单，创造性推行了自荐参选，让竞选人站到台前公开竞选、依规承诺，让党员群众选择，把那些有私心、有污点的人挡在门外。这次换届，我们首次实现了所有村党组织、村委会全部换届以及所有村都配备党支部书记“三个百分之百”的历史性突破，信访总量比上届减少46%，全省超过1/3的县市区来烟台学习经验。这为后来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下了坚实基础，储备了一批有情怀有担当、能干事不出事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兼任村委会主任和合作社理事长。

开展领办合作社工作，对支部书记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组织部高度重视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以期统一思想，加快培养一批具有互联网思维、掌握先进技术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每年组织100名村党支部书记到浙江大学举办“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专题研修班，另外筛选部分村干部到100个示范村跟班学习，把合作社运营的每个环节都弄清楚、学明白，带出一批懂政策、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干部。村书记在培训体会里写到：“学成归来之后信心满满、干劲十足”，“人家能干成的，我们也能干成”。这为领办合作社做了干部储备。

压实责任，让党委政府推着干

2019年4月底，我在市委党校给全烟台市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专题讲了一次课，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思路、加压推进。各县市区把这场辅导报告的视频录像作为思想发动教材：像龙口和栖霞都召开千人大会，直接把会议开到了村一级；蓬莱组织“走看评”现场观摩。在层层推动下，各县市区已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抓实农村基层党建的“牛鼻子”，形成了一个热潮。

乡镇党委书记是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施工队长，他们首先要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统筹谋划到位、推进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深入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纳入镇域经济发展规划，与镇域经济发展、与本镇特色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如栖霞市官道镇，投资300多万元建设“村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服务基地”，提供社员培训、技术指导、人才建设、规范管理等全方位服务。龙口市东莱街道把该项工作列为“一号工程”，党政班子成员“一对一”挂靠重点意向村。莱阳市龙旺庄街道设置专项奖补资金，建立每月会议调度一次、每月实地督导一次、每月集中研判一次的“三个一”工作机制。这一工作涵盖了支部建设、组织发动群众、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方方面面。

在资金支持方面，牟平区玉林店镇设立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池，村集体从资金池中申请扶持资金，作为集体资金入股到合作社，镇党委与村集体签订协议，要求村集体每年在合作社分红后，拿出村集体分红资金的20%作为反哺资金，重新注入乡镇资金池，维持资金池的持续运转。栖霞市对投入到村的财政资金，要求从收益中拿出30%投入到所在镇的“资金池”，扶持其他村的发展。各县市区都在统筹利用切块到县的乡村振兴“资金池”，集中资金办大事。

在政策支持方面，2018年，市里整合财政、农业、国土、供销等8个部门的力量，对100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示范村进行全方位支持。2019年，又进一步整合农口相关部门力量，专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农业农村局制定了关于支持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十六条措施；市供销社依托为农服务中心，为合作社提供测土配方、水肥一体化等八项“定制”服务；市商务局明确了搭建电商平台、农超对接等9项重点任务，给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我们请来农科院的专家，把新技术、新品种和新生产理念引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庄。

由点及面，让典型引路带着干

做工作必须扎实，不能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也不能只求数量，重要的是实际效果。我们在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坚持试点先行、典型引路，坚决不搞“一刀切”、“大呼隆”。

在2016年底至2017年初，我们在全市找出当时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11个村，把他们作为探索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排头兵”，率先迈出步子、发现问题、闯出经验、打造样板，带动面上推广。随着工作推进，越来越多的村认同这个路子，愿意尝试。2018年6月，我们又筛选了100个村开展示范行动。2019年1月，我们在全市组织部长会上明确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2019年全市农村基层党建的重点。我们认为，做工作要抓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农村工作的重点就是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019年4月，我们举办了烟台党建智库高峰论坛，邀请了中央党校、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一些“三农”专家和学者，对我们这项工作进行现场观摩，然后召开了组织部长、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各层面参加的专题座谈会，给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脉问诊。这一次的座谈会与两年前完全不同，所有到会的人士激情澎湃、意气风发。

从2017年11个村试点，到2018年的百村示范，再到2019年的千村覆盖，我们始终稳扎稳打往前推进，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群众推着党支部成立合作社的情况。

（编辑  季节 苏歌）

国际体育品牌发展的核心经验——重视科技是要害

耐克、阿迪达斯近4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体育产业是一个依靠科技，从专业出发，走“科技支撑”的路线，才能走得长久的产业。

在中外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以专业体育为本，以“科技+专业”带动“休闲时尚”的路线；另一种主要搞休闲时尚，专业性并不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在耐克一鸣惊人后不久，美国有一批新企业涌入运动鞋领域，这些企业主要是赶商业机会。例如锐步，其策略是针对女性健身操需求，专业性较弱。类似的企业还有不少。在21世纪初福建品牌企业的兴起过程中，也曾热衷依靠请周杰伦、谢霆锋等演艺明星代言来吸引年轻人消费。近几年，一些受耐克、阿迪闪亮业绩和炒鞋潮吸引而新进入行业的资本市场观察者，看到阿迪达斯Yeezy潮鞋的火爆，也可能误以为时尚路线才是体育品牌赚大钱的捷径。

事实证明：只有专业科技为本，带动休闲体育，才是持续发展的路线。没有核心科技或忽视长期持续科技研发，即便一时有幸赶上社会偏好潮流，也会在几年内丧失优势。体育产品的长青策略是以核心科技提升产品的专业性能和舒适感，然后移植到日常训练、散步、休闲产品中去，以较多科技含量的鞋类带动较少科技含量的服装的销售，以新的制造技术带动鞋类产品的“经典复刻”，[1] 从而更多地创造利润。

体育产业的核心科技体现在何处

现代体育产业的核心科技，首要集中在运动鞋的鞋中底的不断改进上，其次表现在鞋面技术和服装纺织技术的进步上。

自运动鞋诞生以来，鞋中底经历了四代材料演变：第一代是硫化改性橡胶，由阿迪达斯主推，中国的上海老回力、飞跃也用此材料；第二代是EVA（乙酸-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发泡，现在是体育界最普及的材料，后来演变出一系列与橡胶混合发泡的弹性体；第三代是2009年发明、2013年正式面世的E-TPU材料（膨胀热塑性聚氨酯，阿迪达斯Boost材料），融合轻软弹特性，风靡全球。此TPU材料中国已能仿制，但受限于巴斯夫核心专利(所谓“爆米花”工艺）。第四代是PEBA（聚醚嵌段酰胺，长链尼龙），这种弹性体2017年由耐克推出后好评如潮。在这四代技术演变过程中，还有很多结构性的部件或机械减震设计，但从近几年的市场验证来看，过于花哨或与现代生产工艺条件差距过远的技术发展方向效果不佳。消费者更讲究实际，要的是性能上的极致体验和实惠。

在鞋面、服装纺织技术上，体育产品追求柔顺贴肤、耐磨、防水透气等性能，目前正在大规模推广的是速干衣。结合鞋类产品的技术研发，尤其是在低温等严峻环境下的性能，这些轻纺工业科技其实不应限于体育领域，而是可以应用于很多高标准的特种衣着领域，比如军警鞋服。事实上，各国优秀鞋服产品都进入本国武装力量供应，如加拿大的始祖鸟品牌就是该国军警服装的供应者，新百伦则是美军的鞋服供应商。我国专注体校产品的企业昆山多威则是武警训练鞋供应商——它已在普通EVA材质下做到极限，急需新的科技注入。

体育品牌如何快速实现科技进步

如何更快地实现科技进步？耐克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种“从自发经验到自觉科学探索”的演变路线，即源自非技术出身的体育人士创办的企业，走向充分拥抱科学的选材和设计路径。

近几年，阿迪达斯通过与巴斯夫合作研发应用Boost材料，形成了一种“上游核心科技-下游品牌”联手合作的模式。即跳过鞋材提供商和外包制造商，直接由终端品牌企业和上游核心材料企业联手进行重大创新的模式。实践证明，以两端有核心优势（技术和品牌）的主体来主导，带动中间配合，是加快技术进步的好模式。而处于加工环节的中间企业一般或个体较小，或利润率不足，思维习惯多为降成本而不是提高品质，因此难以支撑主动型研发创新。

这也涉及到全球体育产业环节中的另一类角色：代工厂。在倡导“比较优势”的经济学者的描述中，这类企业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角色。从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服务于跨国公司和国际品牌的代工企业无法承担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的重任。近10年来，东莞、福州、青岛等地的主力代工企业（大多为台资和韩资企业）已经把加工的主力（70%左右）转移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只是纯粹的加工厂，并没有专利，企业发展的思路也不是创新导向的思维。尽管在长期配合耐克等欧美日公司的新品开发中，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足够丰富的科技经验——至少是配套的科学生产经验，也有实验室，甚至巴斯夫等欧美上游核心材料企业也在台湾开设了就近的生产基地(如E-TPU生产基地)，但这些代工企业总是不敢自己独立开发，打造基于科技的品牌，总是采用被动响应式的发展方式。那些给外资代工做转包加工的大陆本土企业，给本土品牌做代工、或白牌杂牌出口的企业和提供普通鞋材的企业，也不具有带头创新的能力，它们可以被材料和品牌两头带动起来加入产业升级过程，但无法主导产业创新。

另外，对于品牌企业来说，每一轮重大核心科技的引入，还会通过资本市场的市值联动产生正面影响。每当体育品牌的上市企业发布核心科技并得到消费者认可后，势必在资本市场上有所体现，而且市值上升的速度会提前于收入和利润的反映速度，理论上有利于上市企业再融资，扩大供给能力，进行良性循环。如阿迪达斯经历了2013年的“Boost之战”后，市值从2012年的130亿欧元上涨到2019年的500亿欧元以上。可见，不断更新的核心技术是创造财富的法宝，只有拥有核心技术，金字品牌才能永远不倒。

本土体育品牌企业群体面临的挑战

与欧美日体育品牌企业相比，中国本土体育品牌企业面临不小的挑战。以产品研发成果相对完善的李宁来说，它和耐克等国际领先企业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甚至可以从产品序列的命名上看出来。耐克公司的某一款产品命名一般由技术关键词+产品名(可为签约人名)+序列号+陪衬技术，而李宁公司的序列品种不少，但普通消费者很难搞清楚各个款式之间的差别——本质上还是因为鞋中底的技术内核差别不大。当然，李宁在研发上不可谓不投入，但受限于上游科技供给的实力，主要成果还是体现在设计上(尤其是篮球鞋及潮版)。李宁的重要积累也是从零开始培养了好几个知名设计师。在跑鞋领域，李宁因为尝试的材料品种过多过杂，有待梳理。安踏目前虽有一定知名度的产品序列，但也仅限于篮球鞋的克莱汤普森(KT)系列和跑鞋的challenge系列，而推出也不过五年左右。可以说，本土体育品牌在研发形成序列产品方面还缺乏积累。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误区

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股盲目吹捧本国产业的风气，在轻工业界追捧莆田假鞋是一个典型例子，说莆田假鞋“比真耐克、阿迪达斯还耐穿”、“穿不烂”等，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莆田假鞋在质量上并没有神奇之处，这一类产品依托的是中国的熟练加工经验，以及全然没有知识产权（含设计创意）观念下的胆大妄为。而且但凡高级一点的鞋材，莆田的生产厂家根本拿不到（例如耐克最新的含PEBAX的材料），往往只能用普通材质拼样子模仿，而且由于知识产权问题，只能是地下产业。一旦要走正途，人们立刻会发现莆田鞋并无技术优势，而且晋江本土品牌过去所走过的路，莆田也还要走一遍，并无捷径。所以，国际体育品牌的产品不只是卖logo，单纯靠仿制产品外形并不能赢得市场。

另一个误区来自部分风投机构，主要是最近出现的炒鞋问题。2018年之后，从美国到中国，年轻人中突然刮起一股炒鞋的风气。这股风是从美国刮起来的，某些风投领着一些硅谷机构把某个“鉴鞋、挂牌交易”的应用程序捧成“独角兽”，国内也跟着出现了效仿的应用程序。这种行为是一种误导，对于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毫无帮助。这股风气随着美国独角兽风潮的终结很可能也会逐渐衰落。可以说，风险投资对于世界鞋服产业的升级贡献并不大，令人深思。

代表性本土体育品牌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作为坚持独立设计的本土体育企业，李宁在核心产品——鞋的设计语言上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准。李宁的主要争议在于其价格定位：在没有类似耐克、阿迪达斯足够雄厚的科技底蕴的情况下，试图在中高端品种上卖出和耐克、阿迪达斯一样的发售价。2018年初，李宁成功借力纽约时装周的天猫中国品牌活动，打出“中国李宁”、“国潮”品牌，但争议也随之迅速加剧。看重李宁专业含量的消费者认为，以纽约、巴黎时装周为中枢的“中国李宁”战略，消散了李宁作为体育品牌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中国李宁”却被媒体所推崇，并在2019年通过业绩的改善得到香港资本市场的热捧。

企业领导者李宁本人在“中国李宁”推广之初就曾经提出，“单纯依靠国潮是很危险的”。2019年9月，李宁隆重发布以第四代鞋中底材料的膨胀改性体ePEBAX为主体的“?”系列跑鞋，从中可以看出李宁在努力依托核心科技做好产品。?系列可能是目前中国本土体育品牌中科技-设计综合水平最高的产品之一，试图将定价和耐克最顶级的跑鞋产品看齐。目前，李宁企业年收入恢复到百亿人民币以上，资本市场市值在2019年激增2倍，达到600亿港币，李宁的产品线包括跑鞋、篮球鞋都是相当丰富齐全的，应当有条件抓住机遇补齐科技短板，敢于借力资本市场加大与上游重大创新团队的研发合作，把PEBA材料逐渐下沉、普及化，改善定价策略，在这些方面应能有所作为。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机遇。

安踏则属于另一种经营风格。安踏的产品口碑目前并不出众，但一是长于以价格策略进行铺量的营销，而且近几年充分利用电商的手段推货。二是善于资本策略，主要是收购以Fila为代表的他国品牌，塑造“轻奢”形象，以直营方式销售，侧重于衣服等高毛利产品。2018年底，安踏联手一些基金以46亿欧元的报价挂牌收购芬兰多品牌体育——户外集团亚玛芬。这一策略又得到香港资本市场追捧，安踏的市值不到一年就翻了一番，突破1800亿港币(2019年9月)。

目前，安踏成功形成了“多品牌战略”，主体收入今年可能超过330亿人民币，再加上并购的亚玛芬的全球收入，可能超过540亿人民币。安踏不吝啬于研发，但目前安踏本品牌的材料研发成果较少，不过产品的市场推销效果较好。安踏急需其面向未来的战略研发团队拿出拳头产品，赋予其产品高品质的定位。

2018年底，匹克发布“态极”材料，采用了某种非牛顿流体掺杂橡胶，推出首款跑鞋，并迅速将“态极”推广到各种鞋类产品，预计2019全年销量有望突破200万双，这在国产运动鞋行业中已属于让人震惊的业绩。

   从整体上看，无论北方李宁还是南方的厦泉军团，中国本土体育品牌都面临抉择问题。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环境，体育产业在转型环境中应该能够逆势而上。如果再如同过去七八年那样错失良机，很多本土体育品牌将逐渐边缘化至消亡。因此，必须有所改变。

中国体育品牌企业群体的升级机遇

参考阿迪达斯与巴斯夫成功联手推出Boost的经验，中国企业走“品牌-核心科技”联手模式，是可行的道路。当然，相比国外的组合，本土企业的缺陷是本国化工产业科技水平长期落后，几十年发展下来，只有烟台万华等少数几个企业具有真正的研发创新实力。而具有核心科技的国际化工企业，通常会优先和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巨头合作，而不是优先与中国品牌企业合作。

不过，只要中国落实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以中国的人才基础，完全有可能出现迅速成长的化工创新企业。而体育品牌企业在其中有充分的可作为空间。当前，对于体育品牌产业最有价值的是好的材料，例如，已经被普遍认可代表下一代鞋材的PEBA （长链尼龙），如果有团队能够有独到的方法以较为经济的方式实现量产，那势必是一件震撼体育界的事件。目前，上海隆霓新材料团队的创新材料已经初见成效，这对中国体育产业来说是一个战略性机遇。

考虑到目前本土体育品牌企业各家规模都不算很大，对于这类独到的重大创新，可能还需要在“阿迪达斯-巴斯夫”的模式上再进一步。阿迪达斯和巴斯夫都属于德国巨型企业，Boost材料对于这两家巨头属于互相增彩的性质。而对于中国新出现的战略性品种，则肩负着顶起中国高科技化工产业的使命(例如长链尼龙在体育之外的轻工业、汽车、油气管网、海洋工程都有大规模应用)，核心是要把上游科技型企业尽快发展起来。因此，可以考虑建立类似“GoreTex-始祖鸟户外产品”的模式。加拿大始祖鸟是美国Gore公司推广聚四氟乙烯薄膜材料的重要起始客户，但Gore-Tex产品后来广泛用于各种户外产品，最终支撑了当代户外用品行业，而下游品牌企业各自拥有应用性开发的专利。事实上，在以核心科技支撑中国体育、鞋服产业提升的过程中，厦泉地区企业需要完成社会化转型，走出原有家族企业的有限格局，凝聚一批以技术为主、带动设计的外来优秀人才群体，形成一个区域长期繁荣的基础。

从2019年国内品牌的产品积累来看，实现这种升级的价格策略路线和可试点产品都已经具备。在产品系统升级的价格策略路线图上，匹克2019年的“态极”系列已经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即从当前广受欢迎的中高端跑鞋出发，配置独到的新材料，以打开400-500元的市场定价上限，获得广泛好评后，再快速推广到篮球鞋和文艺潮鞋及其他功能类别上，顶级产品价格上升到600-700元，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这是对本土品牌最有利的价格策略。从产品上看，目前李宁和361度国际线的一些产品，已经具备作为材料升级支点品种的能力。从长期来看，能果断与上游科技合作的本土品牌将在洗牌中生存，而新的企业品牌还会涌现出来。近几年已经出现了诸如北京必迈、成都咕咚、泉州足下工业等一系列具有互联网时代特色的新品牌。如果上游材料的科技平台能逐渐形成，一批轻型的以设计、人体结构工程见长的新企业就有可能不断诞生，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科技服务健身”的产业生态。

同时，这一升级也可以带动地区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长期以来，本土体育品牌大本营——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市，在经济上并没有形成协同效应。厦门以外资电子产业、软件产业和金融贸易区域总部经济为主，泉州以纺织鞋服为代表的制造业为主，泉州的GDP总量高于厦门。但厦门大学最擅长的专业——化学化工专业，却一直没能与以泉州为核心的纺织鞋服，尤其是运动品牌产业的核心——材料升级需求对接起来，致使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每年数百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大量人才流失。而泉州的轻工业产业链条过于集中于下游，没有上游纵深，虽有规模有品牌但根基脆弱。可以说，厦门和泉州两市在对体育产业的系统支持和升级方面，作为不多。当前，若以纺织鞋服领域上游的顶级优质项目为引领，一方面带动厦门大学化学化工材料的专业优势，一方面与泉州体育品牌、纺织服装等下游产业相衔接，既实现了产业升级，又实现了区域协同，还巩固了厦门作为东南部科技、文化高地的位置。泉漳龙等周边地区在不断升级的区域产业网络中，也乐于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可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协同的典范。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