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舆情分析

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活动中,涌现了多种形式的新媒体作品,反映了广大网民、尤其是90后青年群体自发的纪念热情。然而,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前后,也有少数负面的杂音。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活动中,涌现了多种形式的新媒体作品,反映了广大网民、尤其是90后青年群体自发的纪念热情。然而,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前后,也有少数负面的杂音。

舆情走势及议题分布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共有关于“长征”的媒体报道17628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189500条(不包含评论),舆情走势如图1所示。

图1  2016年5月-11月长征舆情走势

图2  10月15日-11月5日长征舆情走势

从走势图2看出,媒体报道量随着10月22日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出现激增,10月15日-11月5日期间的媒体报道量占到半年来媒体相关报道总量的一半。而微博、微信、知乎、论坛等网络社区对长征的关注则始终保持较高热度,在10月22日前后并未明显形成舆情高峰,衬托出社会舆论对长征话题的自发热情。

源清智库对10月15日-11月5日媒体对长征的报道进行了议题分析,如图3所示绝大多数是对10月22日前后各种长征纪念活动的报道,而讲解长征史实、宣传长征精神的报道量较少;相较而言,网络舆论则更多元化一些。

图3  10月15日-11月5日媒体长征报道议题分布

重点宣传活动分析

(一)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

10月21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长征精神和长征的现实意义做了深刻阐述:“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各大媒体均对此大会进行了报道,10月21日至11月5日期间共出现关于此大会的媒体报道1360篇,相关微博2180条,舆情走势图如图4所示。

图4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舆情走势

媒体报道集中在10月21日和22日两天,报道内容较为同质化,深度解读和评论较少。

(二)长征纪录片

10月份开始,一系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纪录片陆续出现。10月13日起,央视一套播出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摄制的8集文献纪录片《长征》;10月17日起,央视七套、湖南卫视、湖北卫视、北京纪实卫视、金鹰纪实卫视播出由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10月22日起,央视一套播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前锋视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历史纪录片《永远的长征》。

在爱奇艺、腾讯、优酷、AcFun、bilibili等各视频网站上,纪录片《长征》的总播放量为23.9万次,《永远的长征》播放量为4.9万次,《震撼世界的长征》播放量达到91.2万次。值得注意的是,长征纪录片被网友自发地发布到AcFun、bilibili等弹幕视频网站上,弹幕舆论基本以正面为主。

(三)长征相关新媒体作品

除了官方纪录片,网络社区涌现出大量长征相关的视频、游戏、漫画甚至表情包等作品。

青微工作室出品的文字冒险类游戏《重走长征路》在朋友圈被“刷屏”,该游戏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背景,玩家扮演普通的小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面临艰难险阻时作出选择,每一次选择将带来不同的人物命运走向,艰苦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让小红军时刻命悬一线,充分向玩家展现了长征路途的艰苦与长征精神的可贵。该游戏上线10天,点击量即破百万,引发微博讨论14600条。

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组织国内资深军史专家徐焰、徐占权、罗援、陈力解说长征的由来、长征中的重要会议和经典战例、红军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等,并推出移动互联视频《正说长征》,分享资深军史专家们多年累积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展示什么是长征精神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正说长征》在视频网站播放量达222.5万次。

10月15日,“指尖上的中国”工作室出品的微信、微博表情包《长征路上小红军》上线,该表情包以小红军作为形象,融合了“送干粮”“吃皮带”等长征故事元素,上线4天内下载量突破,发送量突破20万。

(四)白灵事件

某频道拍摄并播放的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出现了好莱坞华裔演员白灵的镜头。白灵曾拍摄过反华电影《红色角落》,并且一向以“搏出位”的艳星形象示人。今年年初,美国华裔电视媒体ICN电视联播网启动“体验长征——中国母亲路之旅”跨国全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白灵作为志愿者参加,并且与中美多家电视台、视频网站合作《白灵秀-时尚长征路》节目,在节目中白灵衣着暴露,表情很不严肃。《震撼世界的长征》纪录片在第六集《挑战极限》中使用了白灵“重走长征路”的镜头。

区别于其他长征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尝试以国际化视角解读“长征”,片中采访美、英、法、俄等十多个国家与长征有关的人物,这也是该片使用美国华裔演员白灵的动因。

该集视频播出后,引发部分网民反感和愤怒,迅速形成批评声浪。微博网友@古都南京我的家评论说:“《震撼世界的长征》竟然请来了白灵这种德艺双缺、心貌皆丑的败类,这不是宣传长征,这是羞辱长征”。

白灵事件舆情爆发正值10月份媒体长征纪念活动开始,网络负面舆情对纪念长征的正面舆论造成了冲击。

 

舆情特点分析

(一)民间媒体较为活跃

从长征纪念相关的舆论表现来看,传统媒体大多针对各长征纪念活动开展中规中矩的报道,创意和创新似有不足。相较而言,一些新兴民间媒体更为活跃。观察者网、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的青微工作室、观海网、“指尖上的中国”工作室、“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制作了大量长征视频、游戏、表情包等新媒体产品,传播效果较传统媒体更好。

(二)90后纪念长征热情较高,形式多样

游戏、漫画、表情包、视频等大量纪念长征的新媒体作品都是出自90后之手。表情包《长征路上的小红军》由“指尖上的中国”工作室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部的制作团队共同完成,该团队全部由90后组成,团队主创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游戏《重走长征路》由共青团中央与观海网共同策划,制作团队的10名成员中,有7名是90后。

除了大量参与长征纪念作品的生产,90后还是这些视频、游戏的目标受众。今年的长征纪念活动不再以媒体宣传、各地方纪念活动、纪录片播放为主,而是以年轻网民的自发参与、讨论与创作为主。实际上,长征表情包、游戏等新媒体作品都以小红军为主要形象进行创造,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在激发年轻人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引发了年轻人关于人生价值和理想信念的探讨。

(三)党的宗旨与理想信念不够突出

纪念长征胜利的宣传作品形式多样,贴近青年群体,但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同时,大多数媒体宣传侧重讲述红军长征的艰苦,而对长征的历史背景和转折意义、长征途中的军民关系、长征精神的内涵解读不够。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长征的胜利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胜利,而在大多数媒体宣传和新媒体作品中,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被弱化了。

习近平在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有些宣传作品侧重强调长征艰苦程度,而忽视了长征精神背后的共产主义内涵,没有与纪念长征的现实意义进行结合。

(四)正面宣传舆论受到负面舆情冲击

从舆情量来看,10月下旬纪念长征的正面舆情声势低于由白灵事件引发的批评性声音。这些意见的出发点大体可以肯定,但对长征正面宣传氛围的形成造成了一定冲击。白灵在该片中的画面一共只有15秒,并非该集的主要人物;负面舆情更像是借机造势。片方没有及时回应和更正,而白灵10月25日发表公开信“给央视的朋友们道歉”,并强调其爱国立场,反又引发了舆论反弹。

在今年的长征胜利纪念活动中,广大网民主动参与,自发形成了正面舆情为主、讨论热度较高的舆论氛围,和主流媒体形成相互呼应的局面。

总结与建议

(一)积极预防和应对负面舆情

在纪念长征胜利等正面宣传事件中,负面舆情的出现会迅速抵消正面宣传的效果。一方面要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炒作恶性事件,破坏正面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在出现负面舆情后要积极应对,引导舆论走向,避免过度发酵。

(二)自媒体和主流媒体可以取长补短

在纪念长征胜利的宣传中,主流媒体大多还是采用新闻通稿式的写法,对长征胜利的各种纪念活动进行消息类报道,传播效果不如视频创作、游戏、表情包、漫画图解等新媒体形式,实际上宣传和引导舆论的主动权部分转到了自媒体和一些民间网站媒体。自媒体和民间网站媒体表现的正能量,客观上形成对主流媒体的促动,这是值得关注的新现象。主流媒体相较民间媒体有更好的报道渠道、采访资源和资金保障,但在策划重大议题的主动性,报道形式的多样化和传播手法上,有很多地方可以从自媒体和民间网站那里获得启发。

(三)合理引导网民的爱国热情,重提意识形态教育

近年来,网民的爱国热情高涨,但往往自发产生,缺乏引导,容易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很难说是真正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在纪念长征胜利的舆情中,网民歌颂红军战士、怀念先烈,同时抒发民族自豪感,是很值得肯定的。但对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在革命理想的激励下红军指战员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广大党员身先士卒的模范带头作用、军民鱼水关系等等的介绍,似还缺乏足够的力度和深度。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十几万红军前后历经两年多、纵横十几省,其足迹所到之处,就是对沿途向广大人民最直接、最生动的革命宣传和身体力行的讲堂,很多情况下,这些历史足迹已经定格为地方的红色文化遗产。同样,在80年后的今天,纪念长征胜利的宣传活动,也是回顾与弘扬中国革命传统,激励广大群众,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大课堂。网民自发参与、自发创作的纪念活动虽然传达出爱国热情,但需要主流媒体的合理引导,将网民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对中国道路和理论制度的认同上来。

 

(编辑  苏歌)

文史沉思

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

1942年初,造访延安的作家萧军问毛泽东:共产党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呢?他认为:应当有个文艺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赞同说:你这个建议很好!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先后找了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收集、了解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而艾青也对毛泽东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似乎有些吃惊:我讲,会有人听吗?

艾青肯定地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4月27日晚,毛泽东致信萧军:“准备本周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信很短,但极为周到。

当时的萧军以傲慢著称,他曾经放言说: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只是我大哥。毛泽东听到后不但没有不快,更在这位“鲁迅的学生”面前,坦陈了自己在党内被整和遭受委屈的历史。萧军闻之大为不平,毛泽东反而劝萧军说:“一个人没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没受够教育啊!我们干革命,就要受得了委屈,方才能安身立命啊!”事后,萧军写出《论同志之间的“爱”与“耐”》,送《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特意打电话给舒群,建议文章照发,但要删掉自己的名字,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与作家是以心换心的,对待作家的态度是亲切而尊重的。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同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何凯丰向一百多名作家发出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1942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步入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他比规定的开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他与到会的各位作家逐一握手寒暄,然后落座,大家注意到:毛泽东穿的棉袄破了,一抬手,胳膊肘上就露出了棉花。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这样召开的,而这种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期间召开文艺座谈会,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毛泽东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全部三次会议讨论,期间,他偶尔幽默地插话,但更多的时间是听会、思考,并埋头记录。5月23日晚,是最后一次会议,应作家们的要求,毛泽东为会议做总结讲话。谦虚低调的毛泽东讲出了一篇经典。

毛泽东一开始讲话,就抓住了作家们的心,全场鸦雀无声,偶尔听众中爆发出会心的笑声。他讲了三个小时,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地鼓掌,人们久久不愿散去。诗人何其芳回到鲁艺,兴奋得一宿都没有睡着,与大家讨论到天亮。

毛泽东对讲稿进行了精心的整理,一年后,他才把改好的稿子送给了《解放日报》,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最为独特的地方是:全文五个部分,统统都是从“我们”开头的,而其中的三个部分开头的第一句话,分别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处处以“我们”开头,这表明,毛泽东这是在向自己人交心,他把延安的作家们,看作是自己人。而既然有“我们”,就必然有“他们”,“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成立。

在讲述“我们的文艺”之前,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什么是“他们的文艺”。正像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开头一样,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则是从什么是“他们的文艺”,什么是“我们的文艺”,“我们的文艺”与“他们的文艺”的不同说起的。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能够抓住作家们的心,首先就在这一点上。

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文艺”呢?所谓“他们的文艺”,就是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汉奸的文艺。毛泽东说: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文艺家们所理想中的自由和自由写作究竟是什么呢?相当一部分作家认为,就是要表现自我、表现内心、表现普遍的人性。毛泽东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它是在大资产阶级压迫下所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终究是不能持续很久的。

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下了《启蒙辩证法》这部杰出的理论著作,它揭示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变,这是文化的资本化——即文化生产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它们在经济上也都互相交织着。所有行业都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人们一旦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就会忽略不同企业和技术分支部门之间的界限。由于文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部分,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个人的文艺,所谓文艺表现作家的个性是完全不可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所谓“表现内心”,正是启蒙的产物,因为它来自康德所说的“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如果说这种秘密机制所针对的是所有表象,那么哲学表象却是由那些可以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或者说是文化工业计划好了。简而言之,所谓内心的秘密法则,如今一点也不神秘了,它不过就是计算和推理能力,而在文化生产中,它不过就是对成本得失的精密计算而已。

毛泽东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还沉浸在虚假的内心、自我、普遍人性的梦幻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沦为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骗钱的工具与产业。正因为小资产阶级没有看穿这种骗局,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性。毛泽东说: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实际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结果是得到了资本主义,但是,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根本上是走不通的。《启蒙辩证法》这样的著作已经表明,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对于作家而言,乃是一种新形式的压迫与剥削,对于人类的文化则是一种新形式的摧残。中国的文艺,它的未来绝不能走那样一条路。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他指出,如果沿着启蒙的文学这条路照走下去,中国最可能建立的,便是《启蒙辩证法》中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毛泽东则指出,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文学之后,我们绝不能走向市场的文学、拜金的文艺、走向资产阶级的文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作家们讲清楚。

毛泽东指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汉奸的文艺,便是“他们的文艺”,是与“我们的文艺”对立着的;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则可能把我们带到歧途,而“我们的文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艺,是不懈地反对上述潮流的新文艺。

要建立我们的新文艺,首先必须处理好党与文艺的关系。

列宁的观点斩钉截铁:党员作家不能反党,如果反党,那就请你从党的组织里出去,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你的自由了。与列宁比起来,毛泽东则要苦口婆心的多了。

毛泽东说,大家到延安来拥护共产党,追随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是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自由与解放,因此,作家们服从的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观世音。于是,只要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与作家的关系,党与文艺的关系就很好解决了。

因此,延安当时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党与文艺,党与作家的关系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作家里面存在,而且,在党员作家中,在党里面是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们开座谈会,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难以解决的呢?因为精神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不仅在知识,更在情感。因为在知识上,在口头上,大家都主张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情感上却并不然,对于服务人民这件事,大家并不是在思想上转不过来,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是因为大家在感情上“不爱人民”——毛泽东说:“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正因为在感情上没有转过来,所以,大家写的东西就不生动、不感人、不动人,既然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就不可能感动老百姓。精神上的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转变,更是情感的转变。毛泽东说,由于情感没有转变,所以大家的头脑里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

那么,为什么延安在思想上整风之外,还要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呢?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文艺从根本上说就是情感,开文艺座谈会,就是为了解决感情的问题。只有在思想上通了,而感情上也通了,那么精神和灵魂才会焕然一新。毛泽东说: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有许多同志比较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这段话,是整个讲话的主旨,是讲话的核心。

时刻念着人民群众

什么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呢?毛泽东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人民群众该怎么办啊?我们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

当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枣园的百姓蜂拥而至,他们喊着:毛主席不能走,毛主席不能离开延安。当毛泽东从重庆归来时,延安万人空巷,父老乡亲在机场翘首以盼,他们奔走相告:菩萨保佑,咱们的毛主席好好地回来哩!在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他惊异地发现,灶台上挂着的竟然是他的画像。毛主席问女主人说: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大嫂说: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鲁艺的师生排出了大歌剧《白毛女》。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当天晚上,《白毛女》在此首演。泪水合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而毛泽东却说,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国家视百姓如草民、草芥,而百姓视国家如无物、如寇仇。这就是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之根源。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唯有毛泽东这样告诉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于是,老百姓要地,共产党就给他地,老百姓要公道,共产党就给他公道,又告诉他们说,你不仅是人,你是新中国的主人——平头百姓也许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他们知道,跟着毛主席走,这就对了。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这人民的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因之而逆转。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当一个不到15岁的农家女面对闸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时,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人的奋斗感动了上帝。

赶考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最为剧烈的沧桑巨变,就发生在1947年3月—1949年3月之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旧中国的统治结构,如坍塌般地轰然倒下,而在旧世界的废墟中,新中国如光芒万丈的太阳,喷薄而出,跃出了东方。“其兴也忽矣,其亡也孛矣。”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没有想到这巨变来得如此迅疾,如迅雷不及掩耳。

向北京进发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当时,他若有所思地对卫士闫长林说:又是3月啦,好像一到3月,我们就要有行动呢!闫长林则欢天喜地地说:是啊!主席,前年3月,我们离开了延安,去年3月,我们离开了陕北,今年3月,我们要去北京啦!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啊!毛泽东幽默地说:连你都没想到,那蒋介石就更没想到喽!的确,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败,他更没有想到失败到来得如此迅疾而彻底。

1947年7月21-23日,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于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小河会议。毛泽东首次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准备用5年时间打败蒋介石,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个计划不对外宣布,我们还是要准备长期作战,准备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1948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的中直机关食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外公开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打败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毛泽东是极其慎重的。

实际上,当蒋介石在1947年3月对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毛泽东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他把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由刘少奇、朱德领导中央工委,向太行转移,由叶剑英领导中央后委,向山西临县转移,而他和周恩来、任弼时则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即使中央被打掉一个,还有两个,留下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于3月18日傍晚离开延安。胡宗南以为他们会一直向东行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的安全地区。然而,毛泽东却转而向西,迎着胡宗南追击的部队走去,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与胡宗南的部队仅隔一道山沟。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空中监视,中央前委只在夜间行进,直到抵达安塞县的王家湾。从4月12日至6月7日,毛泽东一直停留在这里。当国民党利用无线电追踪技术追踪到王家湾之后,中央前委又转移到了附近的小河村,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小河会议。

194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公开宣布: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还在陕北。蒋介石闻讯大喜。他下令说:要全力以赴消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活捉最好。只要消灭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共产党必然群龙无首,陷入混乱,重回一盘散沙,共产党的崩溃指日可待,他还这样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最晚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了。毛泽东料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一心一意地惦记着他的人,其实就是蒋介石。而为了抓到或者消灭他本人,蒋介石会把什么都置之于九霄云外的。知蒋者,毛也。

蒋介石动员了26万精锐之师进攻延安,而共产党在陕北的军队只有2万6千人,双方兵员比例为10:1,胡宗南则动用了4个半机械化旅追踪毛泽东,而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纵队”却只有4个连。蒋介石断言:只要毛泽东留在陕北,他就插翅难飞。那时的蒋介石,朝思暮想的就是一朝陕北传来捷报:生擒或者打死了毛泽东。

蒋介石的心思全在陕北的毛泽东身上,他确实把什么都忘了。当他全力以赴注视着中国的西部的时候,东部战场却率先传来了消息:1947年7月,他的爱将张灵甫被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击毙,而国民党最精锐的整编74师,则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全军覆没。

那时的张灵甫,就已经在用一套轻便的铝合金桌椅办公,74师装备的现代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早餐必吃牛奶咖啡、行军时用铝合金家具办公的张灵甫,竟然被吃着山东煎饼卷大葱的粟裕消灭了。陈毅和粟裕的军队不过是从新四军整编而来的,在皖南事变中,那支军队不是不堪一击吗?他们怎么可能在一瞬之间便消灭了张灵甫全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呢?在蒋介石看来,粟裕不过是方志敏手下的一个幸存者,他不过就是个游击队员而已。蒋介石藐视陈毅,更藐视粟裕。他不思悔改,而是更加全心全意地盯着那带着四个连在陕北“散步”的毛泽东。

这年8月,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部队南下进入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原大门洞开,而蒋介石的心思还在陕北,依旧还在毛泽东那里。而孟良崮战役爆发同时,毛泽东便指示林彪向南满发起攻击,并命令陈谢、刘邓、陈粟三大野战军会师中原。大智大勇的毛泽东,舍下自己的一条命,为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而蒋介石却只顾盯着毛泽东,竟然忘记了全中国。

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冲昏了蒋委员长的头脑。固执己见,害了心胸狭窄的蒋介石。蒋介石甚至把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理解为他个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博弈。而毛泽东要推翻的却是整个旧世界。这是胸怀的博弈,也是意志的较量。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个人胸怀与气度的差距,如宵壤之别。

就这样,毛泽东用他自己率领的四个连,吸引了蒋介石全部的战略规划。双方开战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便在靖边县王家湾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人民的包围中》,他预言说:“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1947年3月——8月,这短短5个月里,全中国的战局发生了倾斜式的变化。而当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变化时,他觉悟得已经太晚了。

1947年6月,拖着胡宗南在陕北转圈的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指示中央工委必须在六个月里全力做好如下三个工作: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在毛泽东看来,这三件事比天还大。1947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办公。7月17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10月10日,在神泉堡,毛泽东发布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也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发出号令:“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同日,《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陕北神泉堡向全国公布。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真正把中国基层农村组织起来的是土地改革,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建立起坚如磐石的依靠力量,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的重建,从此有了真正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前所未有地被组织起来的农村和农民,正是由于丧失了这个基础,蒋介石政权便如水中浮萍一般,再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也正是由于建立了这个基础,共产党的胜利才有了真正的保障。

随着土改的完成,中国基层几千年来一盘散沙的局面,就此结束了。1950年,毛泽东回顾土改时这样说: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6亿人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6亿人民打胜的。

在河北平山,流传着这样一首支前歌:最后1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1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送亲骨肉上战场,就是为了“保家卫田”,如果不去打仗,那么蒋介石来了,农民就连牛马也做不成了。

    1947年 11月,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这标志着中央工委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又一项任务:“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石家庄解放,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体;二,为城市攻坚战提供了经验,三,使石家庄成为中共管理城市的实验田。

到1947年底,中央工委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当时的刘少奇得了严重的胃病,人瘦得不成样子,而他却总是通宵工作。而中共全党上下、全军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拼命的。毛泽东说:我们靠的就是坚忍。陕北我们只剩下一个县,蒋介石说我们只能吃树叶。吃树叶就吃树叶,我们就是吃树叶,也要打倒旧社会。

1948年3月2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佳县。《东方红》在佳县诞生,如今,毛泽东就要从这里离开陕北,离开《东方红》的故乡了。23日,毛泽东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从此告别了他生活了13年的热土陕北。蒋介石终于没有抓住毛泽东,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却丢掉了华北和东北的绝大部分。

1947年3月25日,撤离延安数天后,毛泽东在子长县王家坪听取任弼时讲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刘胡兰,为保守党的机密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毛泽东为刘胡兰而动容,他慨然为这个15岁的女共产党员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人民才是真正的铁墙铁壁。人民就是共产党的活菩萨。

3月26日,毛泽东跨过晋陕黄河,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在那里,他挥毫为即将创办的《光明日报》题词:“光明在前。”新中国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立即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说,土改必须讲政策,革命更必须讲原则。所谓“群众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那就是“胡来”。如果是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与李自成究竟还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这里批评的,主要就是康生。

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说:必须与那些破坏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原则的错误倾向做斗争,而无论这个人是谁。什么是共产党的政策呢?《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结尾,毛泽东这样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干部说: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土改中的左倾路线,那就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于是,毛泽东发出号召,必须一边土改,一边整党,一边改造中国,一边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做斗争。

1948年5月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而西柏坡的中央军委作战指挥室,只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张桌子。凡是到那里去过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从此之后,世上的人们,再也不能将办不成事情,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好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当然也在调兵遣将,但是,蒋介石那时所发出的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哀求,蒋介石一面封官许愿,一面哀求他的下属能够“精诚团结”,救党国一命。但是,这种哀求,如今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中国的上层社会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但是,历史的巨变反复告诉我们:在变局到来的时候,最不可靠的就是利益。中国的旧的上层结构,其实是最脆弱的。

一时间,飞鸟各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国共两军的区别在于,国民党军是靠利益纠合在一起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是靠信念组织起来的。一支没有意志的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一个没有信念的党,必将灭亡。蒋介石面对一支正义之师兵败如山倒。毛泽东用3个月10天,308封电报,便横扫了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在全盘失去了中国的基层之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上层也树倒猢狲散,土崩瓦解了。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自1927年毛泽东第一次在井冈山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20年——当年衣衫褴褛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如今已经壮大为摧枯拉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没有变的是信念、是革命的意志。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信念与意志的体现。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三大战役结束,又逢元旦。

1948年12月30日夜,北国飞雪,悄然覆盖了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雪落长河,寂然无声。那个时候,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不是蒋介石所代表的那个旧世界了,他开始全神贯注地思索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怎样缔造一个新世界。

建设一个新中国

在1949年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如同那波澜壮阔的伟大乐章的最后音符,毛泽东这篇文章把千钧之重,落在了薄羽之轻上,它使重显得更重:“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诗一样的文字,是铁一般的规划。毛泽东和共产党,从此要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了。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胜利,还不如说是考试,是空前的大考。

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的国家,这一任务比革命更为艰巨而繁重。这个任务是中国共产党过去不熟悉的,这条道路,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既成的样本,供我们照抄照搬。

这是历史上最艰难的考试,因为所有的题目都是前人没有见过的,而顺利通过这场考试的人,在历史上还没有过。鲁迅曾经感慨说:我们的前人最糊涂的地方,就是事情总拣容易的做,而把难题留给了后人。而毛泽东则是这样的人——面对空前大考,他的性格却是题目先捡最难的做。搞现代化,最难的题目是什么呢?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最难的就是组织现代生产与交换,而这里的关键就是货币。货币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瓶颈究竟在哪里呢?就在社会发展的组织力量之阙如。要发展现代工业产业,关键就必须把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剩余,有组织地加以有效之投资,而这里的前提是三个:第一,社会必须有组织;第二,必须有有效的投资工具;第三,治理者必须有信用。而1500年来,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正是这三个根本条件,它又集中体现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国家主权货币。

“货币革命”,这原本就是孙中山革命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到1931年国民党四大,国民党政府方才实行了“废两改元”,即废弃银两,改用国家自铸之银元。直到1933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国民政府方才决定废弃金属货币,发行国家信用货币。而迫于当时的情况,国民政府决定:法币汇率与英镑联系,为了照顾美国的利益,又采用了银本位制。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一盘散沙,明确的财政预算根本无法做出,因此,国民政府只能是靠借英美两国的钱来发行法币,对待百姓,只是拉伕派捐,这样,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就不仅不是组织中国经济的手段,而更沦为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工具。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与法币的迅速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直面了中国历史上最难的考题,而这个最难的题目,就是创立现代财经和金融制度,而其核心,也就是为中国创造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人民币,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千秋伟业。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的革命成功地把中国基层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中国基层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而极大地把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焕发出来,更把农业的剩余组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立足于基层的最严密的经济核算体制。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题为《党委工作方法》,其中第七条即“胸中有数”。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的最大的本领,就是“胸中有数”,即靠数目字说话,要管理好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除了组织社会的本领之外,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治理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拥有巨大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就来自人民对于中共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则在1948年达到了高潮。社会的有组织性、执政者所拥有的高度信用,这为货币的发行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立即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金融制度和财经制度了。而这就是毛泽东交待给中央工委的第三个任务——而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1947年5月,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处,在邯郸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国家主权货币的工作。会议还决定,人民币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完全脱钩,不以贵金属为准备金,而以解放区的收支和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

1947年底,第一套人民币票版设计完成,它遵循了世界各国将开国领袖像印在本国银行钞票上的惯例。而当绘有毛泽东主席头像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毛泽东否定了这种设计,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印他的像,大概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平生最不爱摸的东西就是钞票,二是他反对宣传个人。于是,董必武又组织人员重新设计。

1948年初,董必武在西柏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写出了极不普通的6个大字:“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宣告成立,并公开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201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为世界三大储备货币。自人民币诞生起,这只用了短短的67年。这是人类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成功发行人民币,这是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之一。

从此之后,中国就能够运用货币手段,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则因此而奠定。建立了独立自主、得到人民充分信任的货币体系,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组织现代社会的根本手段。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考卷,那么,在进城之前,在西柏坡这个地方,共产党就已经率先拿下了60分。

毛泽东关心的是:人民币是信用货币,而共产党怎样保持自己的信用呢?他说,共产党的信用就来自人民的信任,要保持这种信用和信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人民币是组织现代经济的手段,而共产党怎样不断改善自己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的能力呢?这种能力只能来自谦虚谨慎地学习,只能来自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只能靠在实践中不断学会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壮烈的,当人民已经给共产党打了100分,乃至120分的时候,毛泽东却认为,我们充其量只有60分,要获得那未来的40分,势必将更加困难。伟大的胜利到来了,但是,毛泽东的脸上,却写满了严峻,他的目光里,从此更加充满了忧患。

此时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搞的不仅是现代化,而且更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泽东这样感慨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中共进城前,上海的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共打天下100分,搞经济不及格。而毛泽东闻之十分不屑,他说:打天下没那么容易,搞经济未必就难成了那样。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关好过,过现代化的关也不难,但是,最难过的是社会主义这一关。

究竟什么是革命胜利之后最大的危险呢?在革命胜利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并不是被敌人的暴力所击溃,而是被貌似公平的商品和金钱交换关系所瓦解。在毛泽东看来,在武力上打败反动派,发展中国的经济,这都不过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搞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才是真正的万里长征。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搞社会主义,如果劳动者“不能以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那么,不但经济最终发展不起来,即使发展起来,其成果最终也会被葬送。

今天看来,对于革命家毛泽东,对于现代化论者毛泽东,反对的人很少,而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理解的人则恐怕不多。所谓毛泽东一生“功过是非”的关键点,无非就在这里。

1948年3月5 -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伙房举行。与会者中,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36岁的习仲勋,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乌兰夫是当时唯一的少数民族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的名字是云泽。而蔡畅是唯一的女性中央委员。当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时候,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董必武。

七届二中全会不是一次欢庆胜利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

唯一为自己辩解和评功摆好的人,竟然就是王明。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集中批评了王明提出的“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泽东说,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还为党立了这样几条规矩,他说: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主报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破坏旧世界,转向了建设新世界;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从此后,怎样“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便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

1973年11月2日夜,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惠特拉姆问:主席是怎样把一个弱小的中国迅速地改变为世界性力量,世界大国的?毛泽东却这样说:“我做的事很小。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用美国总统的话讲叫作‘潜在力量’,发展中的国家。可见我的工作不行啊!”而用钞票和GDP的标志去衡量毛泽东的成就,这是对这个拒绝把自己的形象印在钞票上的伟人的最大亵渎。

毛泽东关心的从来就不是蝇头小利,他始终忧思如海地凝视着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用资产阶级的标准去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那则是一个笑话,更是一种亵渎。没有人不承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正如没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这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此之上,毛泽东更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1949年的春天,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春天。从那时起,人类的四分之一在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

1949年初春三月,在一间烟熏火燎的伙房里,毛泽东以这样的话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他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

整整40年前,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远行,离开韶山冲,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当时,他的担子上一头是书和简单的行囊,另一头是供几天吃的口粮。

40年天翻地覆,40年弹指一挥间。而这一次,两辆卡车就装下了中共中央的全部的家当。这些历经磨难的革命者,从那一刻起,成为了世界上最朴素的国家领导人。遥望北京,毛泽东说:我们要赶考去了。当时他还这样说:李大钊同志要是活着,该多好啊!大钊同志是个好人啊!没有李大钊同志引路,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在北京大学,他遇到了李大钊,也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三十二年还旧国”,遥望远方,毛泽东这样自言自语: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幸存者。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昔日长发飘飘的书生毛泽东,回到了古都北京。

在北国漫天浩荡的黄沙里,当年的毛委员向四野的装甲部队挥手敬礼——而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红一军团。冒着硝烟炮火,红一军团一路高举红旗,前赴后继地走来了——“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

那一年,毛泽东56岁。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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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历史反复昭示,产业政策既存在于历史和当下的时间轴,也存在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空间轴,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未能置身产业政策之外。从18 世纪建国伊始的初级制造业到20 世纪的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 D T V 等高科技产业,美国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产业技术政策,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也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推动着美国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变革。无论是产业技术政策还是产业组织政策或是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都体现了美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就中国而言,产业转型升级和...

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既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研发方面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产业技术政策),也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产业组织政策)。

历史视角的美国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既包括狭义的产业技术政策,也包括广义的产业组织政策。汉密尔顿、李斯特、格申克龙等产业政策的提倡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推动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产业政策批评者们却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运行良好,即便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常常失灵、并不一定具有挑选胜者的能力,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品。然而,有意义的讨论不应局限于要不要产业政策,而应该聚焦于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政策实施能力、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产业政策将会因时因地而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和侧重。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在201511月的《大西洋月刊》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给予高度评价,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新能源等私人投资不足领域的投资。

从历史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史。从18世纪独立建国到现在,美国政府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的存在,并由美国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实施,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对特定产业的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和进出口配额,到鼓励国外先进技术的进口、禁止创新的工具和机器的出口和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再到改善国家的道路和隧道网络(降低商品的交通成本),即使刚刚建国的美国产业政策都有涉及。以美国的幼稚产业保护为例,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保护——1820-1931年的美国平均关税税率达到了35%-50%,才使得美国的幼稚工业产业得以生存、战略产业得以不断发展起来。如上从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公民教育到工业制造的产业政策,为19世纪美国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这种基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被后世的经济史学家们称之为“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

从应对大萧条到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美国产业政策的边界和角色大大地扩充了。19291932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为阻止大萧条的蔓延,执政的胡佛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但屡屡未能奏效。直到罗斯福新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增加,国家的产业政策边界被大大地扩展了。美国存款联邦保险公司(FDIC)、美国重组融资公司(RFC)、美国农业调整法(AAA)、美国产业复苏法(NIRA)、劳工进步管理法(WPA)等一大批政府机构或法案被建立或批准,被用于风险防范、贫困削减、帮扶就业和经济振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斯福重组和建立了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NDAC)、美国国防生产公司(DPC)、美国国家生产管理办公室(OPM)、美国战争生产局(WPB)等,以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振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军事工厂,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炼油厂、电厂和军事基地等大量的基础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对劳动力的广泛动员,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

美国历史上的几位重要的总统——从建国伊始的华盛顿、力推南北统一的林肯到实现全面振兴的罗斯福,无一不是在重要历史节点推动美国独立、统一和崛起的政治强人,也无一不是哈密尔顿的产业政策传统的坚定践行者。除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的多数时间,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直接贷款和保险、风险投资、政府的建设合同和采购、研究开发的推动、标准设置、价格控制、准入许可和生产限制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具体而言,这些产业政策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补贴、用来保护或者促进国内产业的关税减免、通过设立银行给私人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提供的保险(如对私人银行的存款保险)、政府出资建设的产业设施(如数千家产业工厂)、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等。在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的创新与繁荣。

当下的美国产业政策

21世纪,美国的产业政策至少涉及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它改善经济环境、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重在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确保美国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地位,由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实施。产业组织政策,重在优化市场结构、改善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各级司法机构等来实施。此外,还有一些产业政策,或推动经济发展或用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分别由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经济发展局、农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等不同部门来实施。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美国州政府机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有参与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或机会,并彼此互动。

就产业技术政策而言,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是美国产业政策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最好例证。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研发支出就高达1323亿美元,分别由国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能源部等管理支配。从1953年到2012年的6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累计达到了42790亿美元(按2005年美元价格计算)。这些研发支出项目涵盖了国防、卫生、空间飞行、资源环境、农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包括了计算机、数学、工程、生命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方向,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发设备等多个环节,动员了州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大学、非盈利机构、FFDRC(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机构)等参与其中,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技术引领和产业振兴作用。

 

1:美国联邦政府的R&D支出(1953-2012年)   单位:百万美元

 

根据美国《研究开发》杂志关于美国创新项目的评奖统计,从1971年到2006年,在美国“R&D100”的100家获奖项目中,来自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呈现总体上升的势头;从1988年到2006年的评奖活动中,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美国“R&D100”的评奖项目中超过了50家,占比超过50%;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R&D100”的高获奖比例,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府在高水平研发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美国企业可以通过信贷等方式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例如,全球瞩目的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就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要支持:在2010年特斯拉项目的启动阶段,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支持。美国的产业技术政策在美国创新活动中仍旧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对本国企业或明或暗的研发补助、其它形式的科技支持,是当下美国产业政策的新特点之一。

除了产业技术类政策,美国还有很多重在优化市场结构和改善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产业组织政策、旨在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其它产业政策。尤其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围绕反垄断的产业组织政策,构成了美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指导美国产业进行并购重组、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始终扮演着“胡萝卜加大棒”的角色:一方面,对并购重组放行的“胡萝卜”政策始终存在、而且对美国的并购重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并未能切实削弱企业推动并购重组的内在动力,有些时候甚至是那些“大棒”政策适得其反地推动了企业的并购重组。受益于反垄断政策在内的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横向并购指南》、《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与《竞争者之间合作的反垄断指南》等的数次修订,无论是HHI反垄断指数的提高,还是生产、研究、营销、采购环节的合作的允许,或是在特定领域的豁免,都使得美国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受益于这些政策变化,美国企业开展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的合作,也变得相对容易。

美国产业政策的启示

产业政策在很多国家普遍存在,产业政策在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政府自觉实施产业政策与非政府(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来实施产业政策,是二者的唯一区别。理论和历史反复昭示,产业政策既存在于历史和当下的时间轴,也存在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空间轴,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未能置身产业政策之外。重要的是,积极的产业政策意味着政府不仅仅在经济活动中充当一个被动的“守夜人”角色,而且要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企业培育等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以实现政府和市场角色的良性互动。简而言之,政府不能仅仅充当市场的“修理者”角色,而应当发挥市场的“塑造者”角色,尽管政府的产业政策存在失败的风险,面临巨大的改善空间。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史。

(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的共同存在,这也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仅能扮演市场失灵的“修理者”角色,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和盲点。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则表明,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产业组织政策)。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填补了美国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不足,带动了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修改、制定涉及企业并购重组活动的法律法规,甚至直接介入美国经济中的并购重组,为美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推动了美国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变革。无论是产业技术政策还是产业组织政策或是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都体现了美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三)吸收和借鉴美国产业政策的有益经验,制定和实施好中国的产业政策。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企业做优做强做大,离不开有效的产业政策支持。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市场国家实施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发挥产业技术政策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产业组织政策在产业并购重组、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实现政府产业政策与企业能动性的良好对接,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同时,要对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进行科学评估和改革创新,对不合时宜、不经济、无效率的产业政策形式进行及时调整,对能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产业政策形式要大胆实验,对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和成熟经验要进行总结提炼,实现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编辑  宋斌斌)

 



[*]周建军,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自由化打败了苏联东欧,压制了日本,却输给了中国。美国制造业外移,海外投资赚的钱不愿回美国,导致产业空心化和金融空心化,社保医保和充当世界警察的负担过于沉重。特朗普承认美国无力维持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只有从国际舞台收缩,转向“美国优先”。特朗普承诺改革税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承诺投资基础设施,通过减税和贸易保护增加就业,涉及国内利益集团的调整,其难度远超中国人的想象。

美国不得不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新自由主义即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从1980年代起大力推行的。当时拉美国家因为石油涨价,拼命借债。石油生产过剩之后油价大跌,拉美产油国家还不了债。于是美国人以减免债务为诱饵,要它们开放金融市场,导致拉美国家汇率动荡,被迫将本币盯住美元。这样,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霸权再次得到巩固。

从二战结束到1971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战后建立全球军事同盟的诱饵,是对同盟国开放美国的国内市场,让北约和其他同盟国家在军事上和美国站在一起,让美国在这些国家驻军。其后果是扶持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竞争者,它们对美贸易的顺差越来越大,从服装、家电到汽车等等,美国竞争不过了。于是美国就打“安全牌”,拿“苏联和中国威胁”逼迫德日妥协,要它们自愿限制对美国贸易顺差。

德国同意补贴驻欧美军的费用,自己专心搞经济。而日本对国内市场严格保护,用高关税挡住美国的廉价粮食和牛肉,国内农产品比国际市场价格贵两三倍。本国大企业互相参股,使美国想搞金融并购也很困难。1985年,美国逼日本签了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制造业开始出走,同时产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泡沫破裂后进入迷失的二十年。

日本和德国在金融上都是崇拜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吃了很大亏,因为买了很多美国的金融衍生品。

问题是,美国推行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最终结果,是美国走向了自己预料不到的另一面,即美国失去全球化的主导权。

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星球大战”和大规模减税政策,出现了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里根没有印钞票制造通胀,而是大量发债。这使得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于是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出口受损,制造业开始往外转移。

这就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原来美国二战后的政治是美国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比如通用电气集团,既造导弹和核反应堆,也搞民用家电,后来发现不如搞金融赚钱,通用汽车也是如此,于是大企业纷纷输出制造业。金融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因为美国的政府负担大,税率比新兴国家高,美国资本在全球各地搞金融投资兼并赚的钱不愿回美国了。于是美国不但产业空心化,金融投资也出现空心化了。最富的美国成为负债最高的国家,反转过来向外国政府借钱,还能保持全球化的主导权吗?

“华盛顿共识”原来的算盘是,搞全球化、全球配置资源,海外成本低的地方生产,产品卖到美国很便宜,美国企业控制销售渠道。美国人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又能享用价廉物美的产品。另外,美国低利率借债,海外兼并高回报收益,可以用金融的海外收益养美国的高福利,让全世界替美国人打工。

但是美国没有估计到的是,自由化全球化打败了苏联、东欧,压制了日本,却偏偏输给了中国。

原来,资本的海外收益不等于创造国内的就业。虽然目前高端产业的研发还控制在美国手上,中低端的产业大部出走海外。但是中低端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比高端产业多得多。于是美国就业问题、社会保障负担越来越严重。美国财政负债高的原因,首先是医疗和福利的沉重负担,其次是军备竞赛。这导致美国没钱搞基本建设,国内几万座桥老旧不堪。

中国做中低端制造业,虽然利润薄,但就业解决得好,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经济规模扩大,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也加快。积累的外汇世界第一。

美国原想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国内做高端研发和金融贸易,低端在海外生产,资金利润回流美国。但是跨国资本却不愿回流,因为中国、爱尔兰等这些国家吸引外资的优惠税率都比美国低,所以利润都留在当地继续投资了。

国际贸易理论讲比较优势,从微观层次看,自由竞争似乎是“双赢”的。但是从宏观全局看,各国的竞争能力不同,国家的相对地位就有升有降。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带动中国军事和金融地位的提升,打破了美国主导全球化的霸权地位。

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就出台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但效果并不明显。

如果美国制造业不足以和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竞争,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征收保护性关税。但奥巴马又是赞成全球化的,如果反对全球化,给他捐款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业就不干了,因为没有全球化,这些企业就难以生存和扩张。

奥巴马还搞了TPP,想把市场份额从中国转到越南去,和中国制衡。但如果TPP成功执行,首先打击的是日本、韩国的农业,日本、韩国的汽车业则会打击美国。中国其实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有趣的是美国自己放弃了,可知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已经力不从心了。

日本国内对TPP是抵制的,但是安倍很支持TPP,他想跟美国做政治交易,希望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间接打击人民币,给日本的量化宽松护航。真实目的都是打货币战,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嫁损失。

特朗普更倾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除了就业和社保负担问题外,还因为他看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代价过于高昂。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搞对抗,不仅使美国无法脱身于中东的泥潭,而且无法在基础投资上和中国竞赛。

特朗普最终承认,美国的实力下降,无法维持冷战时代建立的国际秩序。只有美国从国际舞台上收缩,才有可能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竞争。所以,特朗普上台,打破了民主、共和两党精英长期达成的维持“美国霸权”的共识,结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将正式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金融及军火集团输了这是前所未有的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很大分歧的。希拉里要搞民权、搞医保、提高最低工资,这都要钱。钱哪儿来?就是要向富人加税。

特朗普批评说,钱都在海外,几万亿资本不愿回来,加税只能让美国经济死得更快,应该减税。问题是减税之后,资本回得来吗?

特朗普和里根都相信,只要减税,就会刺激经济增长,收的税会更多。但实践结果表明,里根时期资本仍然出走,经济增长没达到预期,财政窟窿反而越来越大。所以不管加税还是减税,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都很有限,这只是竞选的宣传手段。

有一点特朗普看得清楚:美国的财政赤字,三分之一是军备竞赛,三分之二是医疗和社保。医保福利削减很难,老百姓拿了不会吐出来,要减这部分,选票就没有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军费。

所以,特朗普真正要搞的是军事收缩:为什么美国要和俄罗斯、中国作对,我要和你们搞交易。朝鲜、乌克兰的事你们自己管,在中东跟俄罗斯合作打ISIS不是挺好的吗?这样可以省一大笔钱。

不要忘了,特朗普是地产商,学中国用4万亿搞基础设施,这样地产商可就发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曾繁荣过一阵,但后来房地产泡沫还是崩溃了,因为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支撑。金融、军火工业在美国全球化和军事扩张中赚了大钱,地产商是靠边站的。

这次美国大选结果,反映的是美国中下阶层的不满情绪,美国主导全球化的利益集团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是纽约地区的几个州,比如纽约洲、新泽西州等等。这几个州都是传统的“冷战州”,反共产主义的,为什么特朗普在这里受欢迎?原因是美国经济中心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部,转移到70年代的西部,90年代又向南部转移。

美国西部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加上好莱坞带动新媒体发展,纽约的传媒业也衰落了。纽约州这些地方经济每况愈下,恢复制造业成本太高。他们该怎么办?有人就想到发展房地产。

传统支持民主党的几个制造业大州——俄亥俄州、密歇根等等,因为企业出走,失业严重。这里原来都是民主党的铁票,因为可以提高福利。但现在发现失业风险更大,蓝领工人就转头支持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因为特朗普说,全球化、搞北美自由贸易区、WTO我们输了,工作被中国、墨西哥抢走了。

所以这次大选,就成了反对全球化的制造业大州,和支持全球化的金融、媒体、军火集团、高科技领域发达州的对决。结果竟然是后者输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原因很简单,资本获利的是少数,劳工受损的是多数。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多数人对美国梦的自信。

美国的制度,总统的权力不大,所有的国内政策都是参众两院控制的。奥巴马时代,民主党控制总统,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开始还控制参议院。现在共和党同时控制了美国的参众两院。共和党建制派的众议院议长是不支持特朗普的。所以,特朗普即使当上总统,能否推行他的政策,关键在于能否整合竞选中分裂的共和党。特朗普上台是冷战政治的松动,但还要看美国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的阻力有多大。

特朗普想重振美国经济难上加难

看特朗普的施政纲领,包括改革税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游说制度,这将引发国内政治的大调整,能推行到什么程度,将考验特朗普和共和党建制派的整合能力。他承诺大笔投资基础设施、通过减税和贸易保护来增加国内就业、放松金融监管等,这些政策又涉及国内利益集团的调整,能否获得两党的支持有待观察。

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调整之难,远超中国人的想象。比如我所在的德州,想在平原上修一条轻轨,比修四川省内多山的铁路容易得多。但是公民投票了二十多年也没修起来。因为航空公司反对,旅馆业反对。沿线居民也反对,因为有噪音。距离铁路线稍远的居民可能支持,因为他出行更方便,房子也能升值。然而,距离铁路线再远点居民也反对,因为跟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大,不想纳税出钱。

所以,特朗普想学中国搞基础建设,就算加州极需高铁也未必能修成,因为在议会制度下,利益集团的冲突使整体利益平衡不了局部利益。其他国家修高铁可能比美国的问题更多。例如印度如果搞高铁,土地就很难征收。俄罗斯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太低,高铁运营可能赔钱。中国的高铁能做起来有非常多的特殊因素。当然,美国要维修公路、桥梁、地铁还是大有可为。问题在于差钱。

特朗普想遏制全球化,马上金融集团的市值就跌下来了。他们怎么肯干?早晚特朗普和金融集团要妥协。因为做房地产也要贷款。否则就给你找麻烦,房地产也会发展不起来。所以他当选后要做成事也难。

所以特朗普唯一能实现的短平快政策是外交。奥巴马做成几件事:比如伊拉克撤军的同时,怕右派攻击就同时在阿富汗增兵。阿富汗要撤军了,就在乌克兰闹事、叙利亚闹事,总要来平衡一下美国的国内政治。

所以要等等,看特朗普要做什么事。如果美国想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就要跟中国缓和,同时可能在别的地方闹事。总是要选一个软柿子来捏,才能显得他是个能人,不会全面让步的。

减税如果执行,赤字一定会上升,如果发债,谁来买?原来美国国债是靠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买。最近阿拉伯国家和美国闹摩擦。现在中国和沙特都在抛售美国国债。如果美国国债国外没人买,美国国内的利率就上去了,效果和加税差不多。现在是零利率。如果利率上去,但是投资前景没有改善,企业会出逃得更厉害,美国经济马上会放缓,想重振美国经济犹如走钢丝,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

以往竞选,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都有知名的经济学家助阵。这次两位候选人的竞选团队都没有有名的经济学家做顾问,大家都不吱声。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经济问题太严重,看不到出路。光是宣传的竞选经济纲领,特朗普没戏,希拉里也没戏。

怎样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

国内一些人担心,特朗普会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实行保护性关税、跟中国打贸易战,担心因此失去美国市场。如果他真的认为拯救美国经济只有放弃自由贸易这一条路,以吸引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回流的话,这样做的代价将是国内消费品价格大涨,大众生活质量降低。中国也有不少办法绕过贸易壁垒,例如最近海尔收购通用电气的家电部分,可以继续在美国生产部分家电,但是从中国进口核心部件。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保护法?

对中国来说,即使美国打贸易战,也是利大于弊。原因是:中国市场的成长空间比美国大。美国搞贸易保护,欧洲会跟进,但他们保护的是中低端落后产业。中国如果对等报复,保护的是中国的高端产业,这只对中国有利,因为可以加速中国的产业升级,夺回被跨国公司占领的国内高端市场,这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服装、鞋子等低技术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会减少,但亚非拉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合作前景还很广阔,不但在消费品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高端产品市场也不小。

其实美国很难搞全面的保护主义,因为这会损害美国高科技的海外市场。中国部分失去美欧市场,可以在其他市场扩张,总的会得大于失。

第二,特朗普如果列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货币战就不可避免。中国金融没有理由在美国的指责面前退让。中国可以反戈一击,向全世界表明,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操纵汇率的是有军事霸权的美国。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有两个方向,要么流向高回报的地区,要么流向安全的地区。美国的高消费、高负债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凭什么美元还能保持储备货币的霸权?因为美国可以在竞争对手周围发动战争,例如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打击的就是欧元。美国在东海、南海制造争端,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打击人民币。美国在1971年使美元和黄金脱钩后依然保持美元霸权,靠的不是经济力量,而是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随时随地发动战争的能力。历史上,英国当年拥有海军霸权的时候,也是无可置疑的汇率操纵国,才得以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如今就不行了。中国要取得国际金融的话语权,就必须和特朗普的汇率操纵说针锋相对,不能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说法消极防御。

我们可以和美国搞务实外交。中国在国际上经济竞争很多,比如在南欧、拉美修铁路,可以用经济手段制衡美国的霸权。打贸易战、汇率战表面上对中国短期不利,其实长远对中国有利。如果美国贸易不对中国开放,中国的金融业也不对美国开放,加州的高科技企业想到中国搞投资垄断,中国就可以有效地管制跨国公司。

美国一直游说中国金融开放。如果特朗普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就有名无实了,但我们可以搞继续推行双边和多边谈判,没什么了不起。投机的热钱想走请便,中国不缺钱,只缺国际一流的人才。美国的经济收缩必然促使中国改变自由主义倾向,这对中国有好处。

美国拉上11国搞的TPP,对中国最苛刻的条件,一是保护知识产权,这是对美国高科技企业有利的;二是要压制中国降低国企比例。如果我们进去这个TPP,就要被迫搞国企私有化。这次TPP一废除,等于“美国虎”掉了两颗牙齿。

当年尼克松持坚定的反共立场,他要撤出越战泥潭,想和中国和解,就先扩大越战规模,打到柬埔寨,证明扩大战争也无法收拾局面,再和中国走近。这时美国人才会说,尼克松干得好。

特朗普大骂中国,在南海虚张声势。他越是做出强硬姿态,就越是可能会给私下交易做掩护。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软,不能让他得寸进尺。美国的老话说:“打不赢,就入伙。”毛泽东说得好:“往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可以说,历史的潮流在中国这一边。

 

(编辑  迟晨光)



* 陈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大国发院退休教授。原载观察者网2016.11.14,本刊有删节。

受美国总统选举和政府更迭的影响,中美关系已经是一种周期性现象。而此次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难以预测的个性、无所顾忌的表达,让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更是心存疑虑,中美博弈将继续保持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

受美国总统选举和政府更迭的影响,中美关系已经是一种周期性现象。而此次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难以预测的个性、无所顾忌的表达,让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更是心存疑虑,中美博弈将继续保持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

大势比人强

美国主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周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巅峰。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协定、联合国组织,构成了此后世界秩序的基本框架。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经济改变了以实业为基础、贸易为主导的模式,大量向海外转移产业,进入金融化阶段。2008年爆发的危机,是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结果,也是美国金融推动的全球化周期走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

在危机的冲击下,金融全球化体系呈现出瓦解的态势。从美国国内情况看,高失业率正在成为“新常态”,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国主流文化。美国精英产生了“我们是谁”的疑问;“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暴露出美国社会在99:1财富结构中的深刻裂痕;美国两党制已演变为“否决政治”,难以出台有效的政策。以关贸协定和后来的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小圈子转变;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难以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渐失信用,美国政府财政体系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危机而风雨飘摇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却难以应对新的安全威胁,更无法为世界提供安全保障。这意味着,美国通过高度金融化垄断全球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模式走不下去了,美国体系已经进入生命结构老化的蜕变期,危机像寒流那样反复降临、一次次爆发。属于美国的“漫长的20世纪”已经接近尾声。

历史上每个霸权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特例,而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百年周期律的再次显现。作为一个周期的主导国家,美国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建构了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还有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但是它已经走过了最强盛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那个雄冠天下的美国,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一超独霸的美国。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下降,它处理世界事物和国内事务的能力也在下降。无论希拉里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

在竞选期间的葛底斯堡,特朗普集中发表了他“百日新政”的政策宣示,作为“与美国人民的契约”。其中提到在上任第一天就要遣返非法移民、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等一系列内容。然而,政治人物只能在既定的历史舞台上演出。重要的不在于特朗普想做什么,而在于他能够做什么。衰落中的美国国力和正在撕裂的美国社会决定了特朗普的施政空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难以逆转的世界大势和国家能力,限制了特朗普个人好恶的影响,也框定了美国与中国的基本关系。

难以改变的基本盘

    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隔着太平洋比邻相望的国家,像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中美两国在历史上好也好过、打也打过,至今仍然是合作广泛、矛盾突出、利益交织、争执频繁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着四大基本矛盾和两大利益交汇点。

    一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矛盾。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1917年介入第一次大战,替代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共主;1990年苏东集团解体后,美国更成为一超独霸。2008年危机后,渐露颓势的美国心态失衡,对具有世界第二经济规模的中国越来越担心,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代表,正在成为传统世界秩序和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尽管中国反复强调,绝没有挑战美国地位和现行秩序的意愿,可美国认定中国具有挑战现行体系的能力——作为挑战者,中国主要是基于快速发展的能力,意愿可以一晚上发生变化,而能力需要数十年积累。

    二是海权国家与大陆国家的矛盾。按照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的看法,欧亚大陆是决定世界力量格局的“世界岛”;在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看来,美国处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濒海地带,需要利用全球性海权来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维持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所以,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对大陆可能出现的主导性国家和大陆国家的联合抱有天然的敌意。认为这一前景是“海权国家的梦魇”。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加强与俄罗斯等大陆国家的合作,正在从战略上把美国推向战略边缘地带,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地缘政治格局。

    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是要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美国主导秩序是要保障对世界财富的最大化占有,其中具有内在的排他性。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张以人为本、人民福祉优先,提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国际领域主张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这与资本全球范围的最大化积累存在着的深刻矛盾。

    四是金融型国家与实业型国家的矛盾。美国从上世界70年代进入“金融的秋天”,资本积累方式主要通过金融服务业来实现,金融服务业已经成为美国的主业,金融利益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通过资本输出和贸易、财政“双赤字”成为世界的最大市场,维持了长期的高消费、低储蓄和低利率。中国等制造业国家生产了大量产品出口美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却被迫回购美元债券,弥补了美国财政与经常项目赤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与中国等制造业国家之间的利益越来越难以调和。这种围绕美元体系呈现出的“币缘政治”矛盾,正在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冲突的新热点。

    除了这些矛盾之外,中美之间还存在重要的利益交汇点。主要是中美双方都有保持世界整体安全稳定的需求和维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这两大需求,是中美两个世界主要大国实现自身安全和发展的基础,也成为连接两国利益的纽带。

    中美之间存在的这些基本矛盾和利益交汇点,都是左右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是决定太平洋政治洋流长期走向的海床。

博弈式共生成为常态

    中美关系本质上是对立面统一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博弈式的共生关系。所谓博弈式共生,就是在不打翻棋盘的前提下,彼此通过博弈获得各自的利益;获取利益的大小,取决于相互博弈的结果。特朗普的当选,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矛盾和共同点的基本盘。因此,中美关系的大局仍将沿着以往的轨迹继续。世事如棋,新局将启,中美博弈式共生的关系将成为常态。

    展望未来中美大博弈,亚太地区仍会是必争的“金角银边”。虽然特朗普正式表态否定了TPP协议,要求其主要盟国日本、韩国更多承担防务费用,但绝不会放弃对亚太地区的控制。这是因为从20世纪末起,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也是美国获取利益的主要来源地。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正是基于对亚太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性的判断。作为美国利益的当家人,特朗普有可能不提“重返亚太”,但绝不会放弃对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他所能改变的只是博弈的策略,却无法舍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巨大利益。为此,中美围绕亚太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博弈将会延续,朝核、钓鱼岛、南海等旧伤可能反复发作,新的“溃疡面”也有可能被制造出来。

    在与中国的博弈中,美国历来是通过把硬实力、软实力糅杂组合,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在美国的政策工具箱里,美元体系、自由贸易体系、意识形态体系、盟国体系和美国军事力量体系是其主要的工具。可以肯定,这些工具仍将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进行博弈的棋子,改变的只是谁先用、谁后用、哪些多用、哪些少用,以及如何搭配使用。

    作为一位有长期成功商业经验的总统,特朗普会使中美博弈带上商业竞争的印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锱铢必较、更精明的讨价还价,更注意获取实际利益、现实利益和短期利益。

    对中国来说,与美博弈是求和之局。中国注重分寸与平衡的战略文化,与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求和之和,首先是“和为贵”,以和为胜使中国的博弈目标更加合理,也增加了“己之不可胜”的胜算;求和之和,还是指“和而不同”,和而不同顺应了世界发展的大势,符合大道,得道多助,故无往不利。

    毫无疑问,在特朗普时代,中美博弈将继续保持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全球危机正在深化、蔓延,各国都没有太多让步的余地。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博弈。

把自己的事办好

    美国是相信实力的国家。对一个潜在对手的威胁的判断,美国从来是根据他的能力而不是他所表达的意愿。美国的平等伙伴,往往是其打不败的对手。所以,着力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是实现中美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中国越发展、越强大,越有利于中美之间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要把中国的事办好,首先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这包括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安居乐业。

    要把中国的事办好,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坚定“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坚持以中国的持续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与美国或其他国家争夺全球霸权,这是最大的战略定力。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就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并没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想法,也不准备这么做,明确这一点,就确立了新兴国与守成国竞争的边界,中美博弈的棋盘就不会被打翻。

    把中国的事办好,包括要与周边国家深入合作、共同发展。世界发展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内部无法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我们要把“一带一路”作为百年大计、百年工程,在逐步推进过程中建立全面一体化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发端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盟国体系,是国家间的战争体系,无法适应变化的世界。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发展的合作体系。这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周边与世界。

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全球危机背景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我们熬到走出危机的那一天。同理,“不可胜在己”,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中美关系的波澜起伏。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编辑  碣石)

中国道路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历史将表明,两个文件的通过,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历史将表明,两个文件的通过,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毫无疑问,这是根据新的形势所做出的从严治党的重大决定。同时,这对于全面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具有直接的重大作用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准则》和《条例》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之所以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并通过新的《准则》和《条例》,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以我的理解,这“四个全面”,逻辑上有一个“依次递进”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或并列关系: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了在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发展需求和新的发展环境,提出来更加全面、更具时代特色、更能体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方向和路径的理念,这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全局。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决胜或冲刺阶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必须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必须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而稳妥地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社会总体的治理。

万米赛跑,越是最后冲刺100米越是需要毅力和冲力,在这个13亿人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过程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政党的领导和率领,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在这个冲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积极主动开放。我们的改革,经过30多年的艰苦探索和成功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最受关注也最为醒目的重大国际性事件。不仅在经济增长、整体脱贫等方面取得了近代以来最大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最频繁的人口流动,见证了最深刻的社会转变。一方面,今天的改革的确已经进入深水区,已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关口,需要以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气魄冲险滩、破难题,既包括体制机制的改进,也包括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另一方面,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要搞别的什么制度,这样才能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中国人民,而不是因循守旧,走老路、旧路,更不是改旗易帜,走到任何一条歪路、邪路上去。而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既是为了坚持和深化改革,又是为了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钱进。

再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需要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走依法治国之路。改革和法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式发展的法治保证,也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法治保证。让法治既为发展提供保证,也为改革提供保证,这是全面依法治国之深意所在。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全面依法治国,还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反对教条主义起,我们党已经讲了很多年,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只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能够取得胜利和成就;如果不顾国情,盲目照抄照搬,就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从依法治国方面看,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这样,才能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更好地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真正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熟悉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现实的人都应该懂得,在中国走法治之路,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走偏甚至走斜。

最后,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这是“四个全面”之中关键之所在。这是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而为此要坚持的深化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为此要坚持的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稀少、内外挑战和张力不断的环境下,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的领导是任何情况下绝不可动摇的基本,否则,既无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整个社会也不能真正发展起来,或者说,即使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一时发展起来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群众也无法真正受益;发展成果也会由于不公平、不公正、不可持续、不具包容性而随时会被断送掉。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上上下下都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必须准备应对各种老的新的重大挑战,甚至要应对各类预料到和没能预料到的重大风险、克服来自内外的许多重大阻力、解决面临的多种重大矛盾和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因。更进一步说,即使到了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们的改革还要继续,依法治国还在路上,发展还要坚持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路,而这一切的根本保证,就是既坚持党的领导,也坚持从严治党。

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紧紧地和中国人民一道,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跨过了一道又一道沟坎,其中既包括战胜了各种挑战、度过了各类危机,也包括克服了种种弊端、纠正了各种错误。毋庸讳言,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也一直都存在着,在实现“两个百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这些考验和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甚至高级领导)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1]一些贪污腐败和违纪违法案件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发指的程度。更有甚者,极少数人不仅是在腐败的路上走到了悬崖边或掉进了深渊里,并且发展到了政治野心膨胀,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用不正当手段谋取权位的地步,这更是多年来闻所未闻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端罕见的气魄和多年来未见的力度,以坚决的态度和强烈的自信,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严肃查处多名原身居要职的前高级领导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遏制腐败蔓延势头,防止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以多年来少有的力度,彻底查处一些地方的系统性贿选案,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推动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

严格地说,第一阶段的落实八项规定和大力反腐,其实还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举。更重要的还在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建设党、武装党,使它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战斗性。惩恶与扬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且后一面更重要、更不易。“扬善”在今天,还不仅是体现在选人用人上,让立场坚定、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开拓创新的人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也要体现在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这十二个方面中,可以说哪一方面都很重要,都很关键,也都是从正面的制度层面上从严治党之要义。这样,就不仅从组织上纪律上监督上划清了边界和底线,明确提出了若干“不准”,而且从思想上政治上制度上保证了党员和干部不忘初心,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保持对理想的坚定信念,清楚规定了若干“必须”。

体现在“不准”中的纪律,是从制度方面从严治党的硬性约束,而体现在“必须”中的理想信念,是从思想方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约束。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和一些地方,既在纪律方面出现了不守规矩、违反制度、破坏纪律、滥用权力、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千夫所指的违纪、违规、违法活动,也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理想迷失、信念动摇、思想缺失、立场不稳、忠诚不再等为党纪所不容的滑坡、塌陷现象。可以说,最近新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不仅正逢其时,而且势在必行。否则,如任由前列活动和现象发展蔓延恶化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人将不人,这也绝非危言耸听之词!

如果说,在制度方面的违纪违规违法很多与制度不严、执行不力、缺乏监督直接相关,那么,在理想信念方面的动摇、缺失,更主要的是与利欲熏心、金钱至上、思想蜕变有关;而理想信念方面的“塌陷”,也导致了很多人在纪律、制度方面的违纪违规违法。所以,之所以要同时从“不准”与“必须”两个方面来从严治党,就是因为诸多问题恰恰是从纪律和理想两个方面都缺失所导致的。而坚定理想信念问题,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如果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精神上处于缺钙状态,怎么可能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个危机呢?由此,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理想信念上的坚定性,是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先进性和战斗性的前提。如果缺乏对基本的政治思想和起码的理想信念的坚守,那么,不论有多么严厉的制度和规章,也不能保证一定是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法治国家。古今中外,旧式的组织和机构里也不乏有严明纪律和严格规则的,它们并未解决走什么路、朝哪里去的问题。

当然,如果只是用陈旧的老办法(如开开会、讲讲话)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理想信念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政治思想教育如果不能从内容到形式上与时俱进,良好的出发点也难得到好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在新的时代,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各类信息不断扩散,各种风险与挑战也时时相伴,我们今天讲不忘初心、理想信念,就必须既立场坚定,不容含糊,也必须理论深刻,把话说透!马克思说过,理论只有深刻,才能说服人。

另一方面,确实又必须从制度、法律、纪律方面来约束和监督党员、干部,划清底线、红线。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制度的笼子,即使个人思想上不出问题、信念上毫不动摇,仍旧缺乏组织的保证,而个人最多是自己独善其身、或影响身边的人,而不可能领导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克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走向文明的伟大复兴,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

概而言之,这些“不准”加“必须”,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使我们能够在全党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全社会努力形成风清气正、法治严明、改革充满生机与活力、发展充满动力与后劲,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热血青年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充满自信的社会氛围。让正气得以张扬、歪风不会上涨,让社会充满阳光、邪恶无法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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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季节)



*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2] 习近平:201211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党政治“核心”地位。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核心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组织原则和政治权力结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新的政治核心的确立,对于建设和巩固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全党政治“核心”地位。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核心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组织原则和政治权力结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新的政治核心的确立,对于建设和巩固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这个概念,准确地说应当是政治核心或领导核心,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组织的一种特有的制度安排,或者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从学术意义上讨论,现在所说的“核心”这个概念,必须从列宁、从布尔什维克党以及第三国际说起。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历史传承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要有清楚的道统、法统、血统三个方面的继承性、正当性,这才能宾服海内。如果从政治学意义上借用这一思维框架,那么首先,中国共产党传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讲不忘“初心”,共产党的“初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以实现劳动阶级、人民大众解放为宗旨。其次,中国共产党靠组织发动人民革命夺取政权,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建设,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正可谓“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直接源自共产国际。列宁继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创设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为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是按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

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建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方面。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从此开始了早期的政治论述和政治实践。在他们思想的影响和指引下,也在他们的参与和指导下,欧洲的工人运动逐步走向国际联合,先后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组织原则都是民主制。

民主制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类以宣传和组织工人运动为主要目标和功能的政党的组织原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来自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和进步思想的一种社会运动,是由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活动家所组成,是一个信仰者的联盟。所以,其内部组织是以意识形态和思想观点为纽带构成组织基础。党的决定和行动从来都要取得思想认识上的基本一致,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都要实行充分的讨论以至辩论,全体或绝大多数达成一致才能形成的党的统一行动。这种方式即为“民主制”。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一个处于弱势或非法状态的工人组织很难就党的方针、政策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些政党内部往往有众多派别,每遇重大问题则成为内部分歧扩大的契机。

第一国际是欧洲多国工人阶级的一个联合组织,十分松散。第二国际是以多个民族国家为范围建立的社会主义组织或政党组成的联合国际组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中各国党的组织紧密程度强于第一国际,但它仍然是一个信仰者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组织纪律约束,难以形成党的统一行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相比,更像是宣传性的社会组织。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后来曾指出:“第二国际并不是像现在第三国际那样的组织,它没有像我们第三国际那样的纪律,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政党。这是一个自由的、松散的联邦,它偶尔在一起开会,通过决议,并‘看情况而定’执行这些决议。”[1]

第三国际来源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世纪末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第二国际的成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重大分裂,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两大派别,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1905年俄国发生影响重大而深远的革命,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工人抵制国家立法机关“杜马”选举,自行选举工人政权“苏维埃”,实行社会自治。这场革命为沙皇政权所镇压。列宁从革命失败中深刻地感受到,没有严格纪律和统一行动的政党必然是软弱无力,根本无法承担发动和领导旨在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

19059月,列宁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中提出:“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2]。这是最早见诸文字的有关“民主集中制”这一共产党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组成原则的表述。1906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此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终于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列宁及俄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各个加盟共产党都是按俄共式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与政治核心的制度含义

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政党组织原则和权力结构,本身并不复杂,但我国学术界常常说不清楚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一些人简单地把它解释为共产党设立党内制度、处理党内关系的一种原则,甚至还有人从字面上把民主集中制理解成了一种观念性的东西。民主集中制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及第三国际共产党的党内基本制度,或者更加学术化一些的说法,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即党的权力构成和运行体制。

具体来说,民主集中制可以从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来解释。民主,就是党内重大事务,包括政策与策略、人事安排和危机处置等等,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成党的决定。

集中制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政党的主要特点,是列宁的贡献。实际上,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列宁创建的以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改变了第二国际政党那种允许一切支持者入党的做法,布尔什维克的党章规定,“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可以作为党员”。这样就限制了一般赞同和拥护者加入党组织,而是要求行动者和服从者方能加入党组织,即后来讲的建立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骨干的、权力相对集中的组织模式。概括起来说,集中制的第一个制度安排是,一旦党形成了统一的决定,所有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无条件服从并努力付诸实施。这就改变了第二国际各行其是的状态,以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约束全党和所有党员。

集中制第二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核心”相关。在民主集中制下,一旦党的领导机关达成统一决定,全党都要遵照执行。但如果党的领导层不能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特别是党的中央、党的领导层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争论和一种分歧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制的第二个制度安排,即现在所说的“核心”的功能和作用问题。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核心的含义是,在党的最高决策层不能够就重大问题做出统一决定的情况下,由党内授权的总负责人做出最终决定并成为全党意志。这种权力结构和决策模式是在列宁时代形成的。它最终也构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完整的制度形式。

俄共(布尔什维克)在领导俄国工人运动、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以及巩固政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逐渐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俄共中央领导集体。当年,包括列宁在内,俄共政治局一般有6至7名委员。在当年极其复杂艰难的革命斗争条件下,俄共党内包括最高领导层的意见经常不一致,甚至形不成明确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在列宁尽量说服不同意见者的前提下,由列宁做出最终的决定。列宁也就是党的最终决策者——核心。十月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核心”体制发挥作用的产物。1917年初开始,俄国出现了可能导致俄共通过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形势。但是,当时俄共党内部特别是党的高层,在是否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党最高决策层中央政治局内的两个重要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发动武装起义,甚至公开暴露党内的关于是否举行武装起义的分歧,甚至还有人建议列宁去向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自首,以保存俄共实力。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列宁断然做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经过历史的考验,民主集中制这样一个体制保留下来了。十月革命后不到七年,列宁就去世了。在这个期间,他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并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和核心地位。在列宁去世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其中包括激烈的党内斗争,这一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形成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以及“核心”这一制度安排的历史由来。

  民主集中制的制度特性与功能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能够产生高效率政治行动的权力结构。与第二国际的民主制相比,首先,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具有很强的组织行动能力。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尤其是在复杂情况下,通常很难形成全体一致的认识和决定。事实上,第二国际的党政治行动能力很差,每临重大事变、每遇挑战与风险,各个党不出现分裂就算不错了。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多数情况下都是可能形成统一意志、进行统一行动的。其次,“核心”体制可以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降低内部成本,减少失能风险。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党的高层领导很难形成一致或无法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成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由“核心”做出最终决定,方能使得在重大问题上或在重大关头,党依然能够保持统一行动能力。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有了核心就会坚强有力”的道理。[3]

  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组织原则自然是按照共产国际、按照俄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有一个过程的。刚开始虽然形式上相符,但由于革命斗争经验不足,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并不稳定。党成立之初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但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几乎断送了年轻的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挫折。在极其危难的困境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期间,依旧坎坷不断,领导层也依然不稳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实际上有两个中心,一个在上海,受共产国际指挥的中共中央,另外一个是由中共中央派出机构领导下的位于江西、福建中央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这样的形势下,自然也就没有形成所谓的“领导核心”。加之后上海党中央因实行左倾路线失败,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最后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受失败,不得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在长征路上再次发生转折,就是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重新调整了党的组织原则,开始纠正错误路线,共产国际代表李德被解除了相应职务。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有记载的“核心”表述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陈云传达遵义会议决定记录,遵义会议调整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是我们党有关“核心”机制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就是说,在当时最高的领导人当中,如果再达不成一致,那么就要由一个人来做决定。在这次会议上,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锻炼和考验中,毛泽东的地位不断提升,他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党内同志和革命军队的认可和拥戴。应当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领导全党全军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中形成的,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必须得到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戴。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损害。在面临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拨乱反正,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探索。邓小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终于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将中国引向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作用,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丰功伟绩,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中无可争议的政治核心。

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198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再次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考验着中国再次起步的现代化事业。江泽民同志临危受命担负起了在当时极其复杂困难局面下领导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重任。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化解了国内外种种复杂矛盾,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妥善解决了新旧体制转换中大量艰巨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黄金十年。江泽民同志在继往开来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建立的功勋,也使他成为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最终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风险前所未有。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积极进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与进步。“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最后阶段的政治纲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率领党中央领导集体以从严治党为引领,力行反腐倡廉,在打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显著成绩,凝聚了党心民心,也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勇于担当,雷厉风行的精神和作为赢得了国内外赞誉,也得到了全党上下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顺理成章地被确定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政治核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关键时期做出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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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院。

[1]格·叶·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其头五年的活动——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1924年,谷松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4年第2期第249278页。

[2]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一文是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请求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写的,大约写于1905910日(23日)以后,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23327页。

[3] 19895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是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怎样才能干好。邓小平关于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干好的政治交待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深化改革

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作用日益凸显

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家拥有的、国家控制的、或者其他国家影响的企业,在本报告中简称为“国有企业”(state enterprises),正日益在全球市场中与私营企业竞争自然资源、中间产品、消费者市场、创意和投资机会。这样的企业在大多数经济体中一直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传统上,国有部门面向国内市场,并且被认为其经营绩效较为落后。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显示,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已经成为显著的存在,而且时至今日,一些国有企业已经位列于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中。

2010-2011财年,在福布斯榜上的2000家全球最大企业中,约10%为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销售额接近全世界国民总收入(GNI)的6%,并且超过一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如德国、法国或英国。在2012-2103财年的2000家全球最大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可能已经上升至14%。在2011年《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比例高达19%。研究还发现,这些企业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十年中劲升,国有企业的收入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比例从2000年的6%上升至2011年的20%;相应地,国有企业的就业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份额从19%上升至30%。

这种被一些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新趋势,已经引起了媒体、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的关注,并且导致了要求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公平竞争”(levelling of the playing field)的呼声。最近关于国有企业的高度敏感性,至少部分是由国家经济通过贸易深化和投资联系,以及国际供应链扩散而日益增加的相互关联性所推动的。今天,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是那些主要面向特定的国内企业和产业的政策,都更加容易地扩散到整个经济并跨越国家边界。另一个因素是一些有着重要国有部门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年来出现强劲增长与贸易扩张,以及通过一些深思熟虑的政策来支持它们的国有企业对外扩张。

据估计,国家所有制在大型新兴经济体中是最突出的(尽管不局限于大型新兴经济体),在2000家世界最大企业中已经确认了204家是国有企业,其中70家由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有,其次是印度(30家企业)、俄罗斯(9家)、阿联酋(9家)和马来西亚(8家)。这些国家也往往在其国内最大的企业中拥有国家所有权的最高份额。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之后,国有部门占比与新兴国家相比明显小了很多,但在少数工业化经济体中仍然保持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网络型产业(能源、电信和交通)和银行业中。国家所有权突出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挪威、法国、爱尔兰、希腊和芬兰(见图1)。

图8

图1 各国最大1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注:图中数字是指国有企业占该国最大10家企业销售额、资产和市值的百分比的等权重平均值。本图仅显示平均值超过10%的国家。

资料来源:Kowalski等,2013。

几个基本上处于国际竞争的行业,包括自然资源、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有着较高的国家所有权比重。这些行业包括煤炭与褐煤的开采及采矿支持活动、土木工程、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原油与天然气开采、电信和金融服务等等。这些行业中的许多环节在国际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的上下游角色。

由于缺乏一致的企业级数据而无法对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重要性做一个精确的评估,但许多有着很高国企比例的行业是密集贸易型的。据估计,世界最大国有企业中的大约90%都至少有一个外国子公司。Gestrin 和 Shima (2013)的计算表明,在全球国际并购中,涉及到政府全资企业的比例从2005年的5%上升至2014年的约10%。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有企业在国际活动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且不断增长的部分。

一些有着最高比例的国有企业的国家也是重要的贸易国,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它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和最大的出口国,占了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大约10%。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讨论国有企业的跨国效应时,会常常聚焦于中国。然而,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比紧随中国之后的7个国家(阿联酋、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巴西)占据了全球商品贸易的另外10%。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在其国内10家最大企业中平均至少有5家是国有企业,它们加起来占了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大约20%。

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

建立和保持国有企业有其合理的经济原因和非经济原因。它们在经济中的角色因国家而异,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体系、资源禀赋和结构特征。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影响(以该国国有企业的比例来衡量,简写为CSS)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反而较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纠正国内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促进经济发展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对企业的控制,以及给予其中一些企业或明或暗的经济优势。

例如,在具有规模经济和重要外部性的产业中,国家垄断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因为当产出由私人垄断生产商来供应时,不会达到最优的社会效率。这样的“自然垄断”经常存在于那些需要一个连锁供应网络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例如供电、供气、铁路)。

国有企业可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有益品(merit goods)的有用工具,而在社会最优水平下的竞争性市场不会供应这些产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边远地区提供邮政服务,这通常在商业上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由国家来运营。

国有企业也被用来推进那些在经济上认为可行、但不能通过私人投资而发展起来的产业。当新生的产业伴随着不能纳入定价策略的外部性,或者当信息不对称、资本或保险市场不完善时,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投资这些产业。而当这些产业有正的溢出效应时,国家来填补这个投资缺口也许是社会最优的。事实上,人们常说,发达国家许多现在成功的私营产业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至少在部分上要归功于国家投资或其以前作为国有企业这一条件。

有一些经典的专门案例表明,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干预,会产生比没有管制、或管制较差的竞争性市场更好的结果。然而,还是存在一些原因,使得一般的商业性国有企业比起它们的私营对手来,也许效率要低一些。例如,在政策和行政当局变换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追求的目标往往是模糊和短暂的。这些国有企业比起私营企业来,有着更少的预算约束,享受着政治性激励的国家资助,而且不受破产规则的处理。国有企业也更容易因政治动机的原因,屈从压力去录用管理层或员工,而不是出于商业需要或资格认定。比起国有企业由政府进行的监督来说,民营企业的股东更倾向于内部化监控的成本控制,并进行更高效的管理控制。

不同国家的公众,对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各个国家与国有企业治理有关的国内规则可能不同。此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国内规则,即使它们存在的话,当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时是否也以国内类似的方式执行?事实上,一些国家可能会有意支持其国有企业在海外追求商业或非商业目标,以损害它们外国竞争对手的利益。在国有部门管理中尤为重要的披露与透明度,在国际环境中也会更加成问题。

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给予国有企业国际活动以金融或监管照顾[1],这也许是和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不兼容的。这一涵盖160个国家、包括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多边贸易体系,有着双向的市场准入和在非歧视性条件下的其他义务及市场原则。同时,建立和运营国有企业仍然是WTO成员的一个主权选择。因此,也有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来确保国有企业根据市场原则运作的贸易和投资,不受到过分的阻碍或歧视对待。

现存和新兴的国际规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全球参与者的出现导致了一些对应的诉求:一方面,尽量减少任何潜在的反竞争效应,另一方面,抑制对它们过度的保护主义。然而,尚不清楚这是否能够通过国际协调和促进国内改革、准则和软法(soft laws)[2],或是通过附加的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而更有效地得以实行以解决。一方面,国有企业经常追求的公共和经济发展政策目的,也许不容易让它们屈从于国际层面更为严格的管制。另一方面,一些相关的国际规则已经存在,最值得注意的是在WTO以及一些区域贸易协定(RTAs)和双边投资协定(BITs)中,还有一些新的规则正处于谈判之中。

此外,所有WTO的义务(例如,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原则或对进出口限制的禁令),通常是约束政府而不是企业,但如果在一场WTO争端中,投诉人能够证明这些企业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行事,则可以将约束应用于国有企业。这些规则是在当年国有企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或是集中于衰退行业或特定行业时制定的。因此,它们也许不能足够有效地来确保今日所观察到的具有全球性活动特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性行为。

例如,在WTO中,在决定一个企业能否被认为是一项补贴的授予人时,国家所有权是一个相关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一个改善的潜在领域可以是制定规则,其中投诉人不再需要证明某些企业(如大多数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类似的,关贸总协定关于国家贸易企业(STEs)的第17条[3],在其目前的解释中,仅仅考虑了一个狭窄定义的企业群体,即“排他性授予或特别权利或特权”和参与了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贸易伙伴的歧视。因此,国有相关企业,在不能证明其被排他性授予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从事其他形式的反竞争行为的情况下,哪怕其行为可能是扭曲贸易的,也不认为是国家贸易企业(STEs)。

WTO规则的另一个重要空白是缺乏针对在服务业中的补贴的一般规则,而在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SCMA)规则中针对商品领域是有一般规则的。考虑到国有企业在服务业中的重要存在,以及在商品部门与服务部门之间观察到的垂直关联,这可以视为是一个重大遗漏。

所有这些例子都为WTO规则的最终修订提供了线索,但是国有企业、贸易与竞争或投资的主题目前不在WTO谈判的议程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最近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和双边投资协定(BITs)包括了关于国有企业的具体条款,试图填补现有多边协定的空白。一些协定明确指出,其规定同样适用于某些特定定义的国有企业,澄清一些在WTO语境中的定义缺陷,或包括一些额外的国有企业专门的规定。

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传统上面向国内市场,并且往往在商业绩效上落后于私营企业。今天,国有企业突显于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列,而且是一些国际化竞争和垂直关联经济行业中的重要参与者。许多以大型国有部门为特征的国家也是重要的贸易国。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国有企业干预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优于不受管制的、或监管较差的竞争性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和制度发展的较低阶段,纠正国内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和促进经济发展,也许需要控制或支持特定的实体。关于这些企业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不同认识,一些国家支持其国有企业在海外追求商业或非商业目标。实际上,新发展主义(neo-developmentalist)途径所产生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它意味着受到补贴或保护的产业参与到全球市场中。一些比较成功的国家,使用给予了优先支持的国有企业的出口业绩,作为成功和值得继续得到支持的一个指标。从该国当局的角度看,这可能有完美的经济意义,但在国际环境中,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引发国外的强烈抵制。[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有企业作为全球玩家的出现,导致了呼吁反思如何尽量减少潜在的反竞争效应,抑制可能直接针对外国国有企业不适当的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国际协调、支持国有部门的国内改革、软指引和法律、或者更多结合国际规则是否能够改善状况,目前还没有定论。

一些相关的国际规则已经存在,最值得注意的是,在WTO规则以及许多近来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中,还有一些新的规则正在谈判之中。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可能产生的重要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在这些谈判中可能达成的任何新条款,不仅对于相关各方,而且对于第三国,及对未来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与投资协定的形成,都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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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些照顾可以采取以下形式:直接补贴、优惠融资、国家支持的担保、优惠的监管待遇、或豁免反垄断执法或破产规则(Capobianco Christiansen2011)。

1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倡议是《2005年经合组织关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指引》,目前正在修订。

[3]参看对WTO17条解释的理解。

1只有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会被丢弃(如在一些东盟经济体的情况下),即一个国家新进入者所竞争的市场部分,是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认为是“夕阳产业”并准备在其国内经济中放弃的产业。

过去的十年,从整合上市、确立本土优势到重装出海,从专注基建投资到进入世界500强和世界第三大国际承包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交建)显示了其游刃有余的国际化拓展能力。现如今,中国交建正在推进“五商中交”战略,向一流的全球公司转型,一个升级版的中国交建呼之欲出。

过去的十年,从整合上市、确立本土优势到重装出海,从专注基建投资到进入世界500强和世界第三大国际承包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交建)显示了其游刃有余的国际化拓展能力。现如今,中国交建正在推进“五商中交”战略,向一流的全球公司转型,一个升级版的中国交建呼之欲出。

中国交建隶属于国资委,是现在全球领先的特大型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商,主要从事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装备制造及城市综合开发等。目前中国交建共有60多家全资控股子公司,产品和服务遍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6年位居《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第110位。在全球工程承包商排名中,中国交建排名第四位。

 

做强主业担当行业领头羊

土木工程领域、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是中国交建的优势所在。从融资到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等环节,小到一个项目,大到一个国家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中国交建为客户提供了一揽子解决方案。

守法合规 做坚守现代商业文明的榜样

中国交建党委工作部副部长、企业文化部副总经理查长苗认为,中国交建作为中央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年代,其中大部分由当时国家各经济部门直属企业转制组建,基本都是“国家队”。在计划经济初期,国内最好的人才和设备集中在一起,经过这些年的摔打,企业的文化传承非常好,因此必须以领头羊的标准要求自己。中国交建的国际化程度相对比较高,随着这些年反商业贿赂的开展,要想成为一个国际化企业,必须守法合规,否则对品牌和形象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同时要诚信守诺,这是现代商业的一个根本基础,此外还要合作共赢、绿色阳光。

勇于创新 做推动国家产业升级的引领者

就基本建设领域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所有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都是由中国人创造的,在世界土木工程领域,中国毫无疑问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部分。

以高速公路为例,现在全球通车里程一共34.7万公里,其中12.3万公里在中国。世界十大跨海大桥,中国交建就设计建设了其中的6个。再如高山峡谷桥(通过桥面离河谷的距离达400~500米),全世界排名前100位的,有87个在中国(据一家英国杂志统计);排名前十位的,有7个是中国交建设计建设的。吞吐量世界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国交建设计了8个,包括参与建设了“一带一路”沿线所有的港口。

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结构调整,这些年来中国交建取得了脱胎换骨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当时国家批准包括中国交建在内的四家企业开展海外工程。由于当时国家极度缺乏外汇,这些最早走出国门的企业主要承接劳务分包,以赚取外汇。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历程,从劳务分包到小工程分包,到大型工程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同台竞技,再到现在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步一个脚印,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了“做大、做优、做强”。现在中国的企业不仅把中国的标准输出去,而且从事投资运营,即从投资、规划、设计、建设直到运营。

例如,中国交建帮助肯尼亚建设的蒙内铁路,从投资到设计,都是按照中国标准设计的,从建设到整个设备的安装、运营,中国交建提供了一揽子服务。再如港珠澳大桥,从2010年开工建设的时候,外国人很瞧不起,认为中国人干不了这个活儿,因为水下沉管的沉放是当时土木工程中风险最大的。

为了保证安全,当时公司准备请一家欧洲咨询公司做顾问,而一家比较成熟的荷兰咨询公司的咨询费用就高达1.5亿欧元,而当时整个设计预算中,公司安装33节沉管的费用只有1.5亿欧元。公司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现在33节沉管已经安装了29节,虽然还没有完工,但这条隧道已经是目前世界外海中长度最长的一条,并且是唯一一条滴水不漏的深海隧道。

“中国交建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推动和引领者,这与公司的长期投入有关系。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作为一家土木工程企业,中国交建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35项,其中特等奖一项,一等奖9项。而且,央企作为一个领头羊,要在这方面着力发挥产业的引领作用。

敢于担当 做践行国家重大战略的主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国家重大关键时刻,中国交建也像部队一样,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南海工程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效果,至少有三个基础:强大的实力、关键的责任和担当以及国际化经营的排头兵。

交融天下 做国际化企业

目前中国交建在海外市场投入的资源占比约为10%,但创造的海外营业收入超过20%,集团37%的利润来自国际市场。中国交建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蔡传胜介绍说,中国交建开拓国际市场一直秉承“通达”的理念和“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追求“达则兼济各方”的指导思想。“通”是指不但追求基础设施等物理方面的硬连通,为老百姓的生活创造便利的条件;同时追求软连通,即民心的相通和文化交流的便利。而“达”追求的是“达则兼济各方”,就是追求各方利益的平衡。所以中国交建的企业精神就是“交融天下,建者无疆”。

正如蔡传胜所言,中国交建在60年的海外发展过程中,不光是修路建桥,实现硬连通,同时也通过系统性、长期性地履行社会责任,追求民心的软连通,以负责任、受尊敬的企业品牌助力国家形象的塑造,把“利他为先,舍得为上”作为一切行为的总则,在更高层次、更广泛围参与国际竞争,提升中国企业和国际品牌的影响力。

厉兵秣马 做创造社会财富的表率

2005年成立的时候,中国交建的净资产是160亿元,而2015年的净资产已经超过2100亿元。经过十年发展,中国交建把国家委托的不到170亿元资产,变为1500亿元的税收和1300亿元的净利润。企业现在的净资产是2100亿元,相当于为国家创造了4000亿元的优质资产,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工程船队,以及4万名优秀的土木工程师。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中国交建建成的港口总延米约为403公里,可以同时停靠1300艘航空母舰;南海工程推填的面积只有14平方公里,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交建填海造田的陆地面积达到660平方公里,相当于20个澳门港。“十二五”期间,公司设计的高速公路里程为3万公里,而同期全球只有30万公里;建设的桥梁总长度达到4900公里,相当于从乌鲁木齐到哈尔滨架设桥梁的长度。

“央企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即使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讲,现在也可以说正在厉兵秣马,随时一飞冲天。”中国交建企业文化部副总经理查长苗直言。

海外优先布局“一带一路”战略

2013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国家期间,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同年10月又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的重大的倡议。倡议提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大批有影响力、标志性的项目逐渐落地,其进度和成果均超出预期。截至20169月,我国已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完成对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订单达到1.36万亿美元,累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07万亿美元。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已超过10000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

依托比较优势 提升国际竞争力

蔡传胜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助于连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跨越高山深海,打造世界最大的经济走廊。在近期召开的集团第二次党代会上,中国交建制定了海外优先发展战略,把国际市场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市场。

“随着国内市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的结束,国内的港口、公路以及铁路布局已经基本完成。”蔡传胜表示,在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交建在国际市场将拥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参与喀喇昆仑公路建设,到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友谊港项目,中国交建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累计完成公路建设近1万公里,桥梁100多座,深水港95座,机场10座,提供了港机设备700多台,目前正在境外实施的铁路项目达到1460公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城,塞尔维亚的多瑙河大桥以及肯尼亚的蒙内铁路,都成为了“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依托和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交建的国际竞争力和自身价值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一本、一干、多支” “共建、共赢、共享”

蔡传胜表示,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交建制订了“一本、一干、多支”的发展思路。所谓“一本”就是立足于国内,立足于集团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知识、能力和资本,谋求在国际市场的快速发展。“一干”是指从集团自身的业务特点出发,更多地关注海上大通道的建设。“多支”是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不但要重走海上丝绸之路,,而且还要在中亚、欧亚和中东欧市场进行积极的探索。

在具体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巨大的渴望和需求,中国企业在建设国家基础设施过程中形成了世界领先的系统性优势,“一带一路“战略正在打通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桥梁。中国交建董事长刘起涛认为,与以往西方企业在扩张过程中的“零和游戏、赢者通吃”模式不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的特点是“共建、共赢、共享”。

据统计,中国交建2015年海外工程新签订单金额达到288亿美元,同比增长30%以上,今年上半年公司海外收入同比增长24%。近三年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中国交建追踪了200余个项目,签订合同金额400多亿美元,其中就包扩瓜达尔产业园、斯里兰卡金融城、蒙内铁路等重大项目。

搭建海外平台 实现无缝对接

除了投资大型项目,通过并购搭建完善的海外业务平台,也是中国交建海外业务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2010年,中国交建收购美国F&G公司,将其全球领先的海工设计能力和振华重工强大的制造能力结合起来。2015年,中国交建并购澳大利亚约翰·霍兰德公司,不仅一举进入澳洲市场,而且有效提升了铁路、城市运营的能力。中国交建与麦格里资本等机构合资成立的拉美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投资平台(MDC公司),其运作的多个项目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很显然,国际化作为中国交建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与国家正在全面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实现了无缝对接。

打造“五商中交”,引领战略升级

今年7月份,国资委对外公布新增7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的企业,中国交建与神华集团、中国五矿等均榜上有名,这是集团打造“五商中交”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令外界无限期待。

2013年,中国交建适时提出了“五商中交”发展战略,打造升级版的中国交建。所谓“五商”,即全球知名的工程承包商、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特色房地产商、基础设施综合投资商和海洋重工集成服务商。

“五商中交”是精准的战略升级和组织再造

刘起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五商中交”就是在传统产业、传统模式基础上的再升级,这次转型升级也被简称为“由工到商、工商相融”。打造“五商中交”是以提升专业整合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融资能力、战略联盟能力和集成化管理能力为重点,打造全球知名工程承包商、城市综合体开发运营商、特色房地产商、基础设施综合投资商、海洋重工与港口机械制造集成商。

从全局上看,“五商中交”将促使中国交建从一头独大的“承建商”,向全面布局的承包商、投资商和集成商转型;从单纯的工程施工,向设计施工总承包、技术研发、采购、物流等全产业链升级;从低附加值的施工作业,向高附加值的工程产品升级;从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并重转变升级。

事实上,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精准的战略升级和组织再造,这是一条被实践广泛证明的企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多数工程建筑企业都是从承包商做起,然后发展到综合承包直到特许经营,中国交建的这次战略转型也是根据自身实际和发展阶段,遵循了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国内现实来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发生变化,多数行业多种产品供大于求,各类资源要素已无法支撑原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而中国交建的传统市场已趋于饱和,国家新的发展战略带来新的机遇,需要借助政策东风高起点切入新兴市场;更何况,如今的市场格局和竞争对手均已发生变化,新一轮竞争将是“产业链”之间的竞争。从企业自身来看,经过改革重组,企业组织架构有待进一步调整优化,传统国有施工企业的发展形态亟待转变,开拓市场、资源整合和引领发展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战略实施分三步走

在刘起涛看来,相比投资商,中国交建的优势在于长期专注于主业、置身市场前沿、深耕区域市场,能够敏锐地发现投资机会。同时,由于掌控投资下游产业开发的各个环节,中国交建有着更强的成本管控和产品形成能力,能够更好地执行好优质项目。

在“五商中交”战略的基础上,中国交建进一步确立了“三步走”中长期发展目标:

第一步,在“十三五”末,建成行业领先、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五商中交”,部分有条件的领域和核心业务率先达到世界一流企业水平;

第二步,在“十四五”末,达到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世界一流企业应当具备的13项要素指标,建成在海外全面落地、行业全面领先、国内国际全面一流的“五商中交”,率先全面建成世界一流企业;

第三步,在中国交建成立30周年时,“建成价值卓越、品牌享誉海内外的‘五商中交’”,建立起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化治理的体制机制。届时中国交建将基本完成由一流跨国公司向一流全球公司的转型,全面提升跨国指数,本土收入和海外收入的占比将基本持平。

                                

(编辑整理 宋斌斌)

中信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义利合一的特色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中信建设品牌国际影响力,是中信建设深耕海外市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该公司在服务国家海外战略中追求大义小利,在经营拓展海外市场中践行先义后利,在处理“联合舰队”关系中坚持重义轻利,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求义忘利,强调守约、创新、重义、共赢的核心价值观,铸就了中信建设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

作为中国中信集团旗下从事国内外工程总承包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设)是中信集团执行国家海外战略的重要平台。凭借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增强文化互融,中信建设已经在海外工程承包领域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强势品牌,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2015年,中信建设在美国ENR评选的250家顶级国际承包商中排名第52位

谈及公司品牌塑造之路,中信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义利合一的特色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中信建设品牌国际影响力,是中信建设深耕海外市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该公司在服务国家海外战略中追求大义小利,在经营拓展海外市场中践行先义后利,在处理“联合舰队”关系中坚持重义轻利,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求义忘利,强调守约、创新、重义、共赢的核心价值观,铸就了中信建设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

独创联合舰队“抱团出海”模式

中信建设独创联合舰队“抱团出海”模式,在非洲、拉美、欧亚、中东等地区开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

 “联合舰队实际上是整合国内外的融资、设计、装备制造、产业、工程施工、物流、运营等各类资源形成统一的项目实施主体,为项目提供一揽子服务。”中信集团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任霞表示,这种模式不仅免除了业主单位多方接触、多方协调的繁琐工作,也有利于根据业主的资源、禀赋和特点,从合理有效推进项目的角度出发,安排有针对性的商务解决方案。此外,这种和业主密切合作的商务模式,非常有利于和项目所在国的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持续深度开发市场,也有利于创造其他商业机遇,帮助相关企业“走出去”。目前中信建设已经在海外工程承包领域形成自己的品牌,影响力日益提高。

中信建设在伊朗开展的德黑兰地铁1、2号线工程,德黑兰市政项目,扎兰德焦化厂等项目均已竣工并且交付使用,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为伊朗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改善、环境保护以及居民就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1995年3月,在中伊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中信集团和德黑兰城乡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独立承建德黑兰地铁1、2号线工程。该工程第一段2000年开通,2001年正式完成,是我国承建的第一条按照国际商业运作的地铁,40公里运营线全部是中国制造。

2015年10月23日,中信集团与总部基地全球控股集团(ABP)签署合约,宣布中信建设将承包总投资额17亿英镑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工程。据介绍,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建筑面积为470万平方英尺,为伦敦东部振兴计划中的旗舰项目,将创造3万个就业机会,为英国经济贡献约60亿英镑。

中信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中信建设的首个英国项目,该项目将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开发商在英国单体开发的最大绿地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英国第一个采用混合经济模式合作开发的超大型项目。该项目预计2017年年内将建成6万平方米的办公大楼,14万平方米的一期工程将于2018年完工,整个项目预计在六至八年内完工。

深耕“一带一路”市场

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信建设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均有项目正在实施,与其他相关国家的一些合作项目也在洽谈中。

如今,中信建设不仅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在国政府重点关注的工程服务商之一,而且成为了我国实践“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先锋队”。

其中,中信建设承担的乌兹别克斯坦德赫卡那巴德钾肥厂项目获得乌总统的高度赞扬。总统称赞该项目是中乌双方合作的典范和中亚的品牌项目。

据了解,德赫卡那巴德钾肥加工厂项目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以南550公里,是一个以钾石盐为原料、年产20万吨氯化钾工厂的EPC项目,也是中亚地区的第一个钾肥加工厂项目。该项目于2007年7月28日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内容涵盖从设计、设备材料采购运输、土建、设备安装以及生产线调试直至达到合同规定的各项生产指标,合同总金额为4390万美元。整个项目包括工艺装置、公用工程、辅助工程及生活设施共计60个子项,涉及20多个专业。

然而,从合同签约之日起,一个又一个挑战纷至沓来。紧张的工期是第一大挑战。由于中乌钾肥加工工艺技术存在差异,中信建设因此不得不两次更换设计单位、三易其稿。等到2009年5月第三版初步设计获得有条件批准的时候,此时距离总承包合同竣工节点只剩下不到15个月。不过,最为关键的挑战是项目工艺设计和设备整合的实际验证,这项工作国际上尚未有成功经验。

最终,经过整整一年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中信建设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部工程任务:从总面积逾20万平方米的基础开挖,到厂房建设、整套工艺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直到成功生产出产品,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展示了高超的工程组织能力和工作效率。在整条生产线建设过程中,中信建设完成了重要解决方案70项,小项改造超过100项,创下了国际钾肥厂从建设到投产的最快纪录。乌兹别克斯坦业主和项目相关各方纷纷交口称赞,认为中信建设完成了让人无法想象、不敢相信的奇迹。鉴于中信建设在该项目的卓越表现,业主又将乌兹别克斯坦钾肥二期的项目交由中信建设独家实施。

2016年,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成功签约哈公路改造项目。这条联通中国西部和欧洲西部的“双西公路”,将通过中信建设人的改造升级,肯定会成为中哈两国友谊的新象征,也将这条曾经的丝绸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2010年6月,中信建设联合体作为总承包商,正式签约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塑料厂道路沥青装置交钥匙项目,合同工期22个月,总合同金额2.6亿美元。这是中信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合作实施的第一个非资源领域的项目,也是哈独立后兴建的第一座现代化石油加工厂。2013年12月,该沥青厂项目竣工投产,其所产沥青不仅满足了哈国道路建设的需求,还实现了向周边国家的出口。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该沥青厂项目竣工仪式上说:“感谢中信帮助我实现了建成哈萨克斯坦自有沥青厂的愿望!”

积极融入伊朗市场

伊朗古称波斯,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如今,伊朗仍是联系亚欧大陆的重要陆上和海上贸易通道,并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同时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及非石油产品出口市场。

与此同时,伊朗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市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虽然联合国解除了对伊制裁,但美国仍然禁止本国企业和个人与伊方合作,而大部分欧洲企业也担忧制裁卷土重来,对伊朗市场持谨慎观望态度。在此背景下,伊方通过加强与中资企业合作,缓解本国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困境。以地铁为例,中资企业的加入,不仅帮助伊朗完成了西方公司撤离后留下的“烂摊子”,还提升了伊朗自主生产轨道车辆的能力。

2016年8月16日,两年一次的中伊联委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旨在落实两国领导人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共识,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双边贸易投资,深化能源和基础设施互连互通以及金融合作。然而,此时中伊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伊朗的国际环境日益改善,但相对于制裁期间中资企业的一枝独秀,在后制裁时代,中资企业的相对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甚至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难。

中信建设总经理助理、中东区事业部总经理何男认为,由于中国和伊朗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中方在一些项目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中资企业在伊朗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声誉。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伊朗在很多领域已经离不开中国的技术和产品。

“中国和伊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提出能源是压舱石,互连互通是着力点,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是指南针,金融是助推器。”何男表示,中国和伊朗在金融合作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中资企业在伊朗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何男同时表示,考虑到伊朗独特的国内政治环境,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波斯商人的特点,中国企业将来在伊朗面临的挑战更多、更大一些。在他看来,尽管凭借以往深度合作的成功经验,加之政府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但中资企业重新进入伊朗市场仍需要积极应对。

一方面,要加大对伊朗的投资力度。以前中资企业融资多、投资少,除石油行业、一些制造企业以外,在环保、交通领域都没有太多的投资。因此,以投资带动中国的产品和技术,进而稳定在伊朗的市场份额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在工程承包领域要继续以投资、融资为业主提供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同时,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采取属地化经营策略,适当规避西方再次制约的风险,在项目选择、经营模式上要注意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

此外,还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中资企业相互协调、避免恶性竞争的管控机制,在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加强各行业、各领域的协调控制。

做负责任的国企表率

中信建设秉承“造福一方大众,建设美好未来”的发展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增强项目所在地的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乡村公益计划”是中信集团在缅甸实施公益项目的有益尝试。2014年,中信集团与缅农发部签署了“关于推进缅甸乡村公益计划项目的谅解备忘录”,该项目旨在帮助缅甸边远地区的村庄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不仅为缅甸50个村庄提供农业发展资金,还将设立专门团队为农民引进技术和提供各类培训,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缅甸以来,中信集团先后完成多个有影响力的合作项目,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缅甸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称赞。

中信百年(安哥拉)职校,由中信建设发起并投资,与中国“百年职校”联合在安哥拉境内创办的第一所公益职业技术学校。该校坚持纯公益性的办学宗旨,招收当地16-25岁的有志青年,为他们免费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并免除他们的食宿等一切费用,学员毕业后不仅可以获得安哥拉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还可以得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早在2005年中信建设进入安哥拉市场之初,由于当地职业技术缺乏,安籍工人只能从事“力工”岗位。时任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暗藏的发展陷阱,因为她深知中国企业要想在安哥拉扎根,属地化经营将是必由之路。为此,中信建设从项目实施的一开始就下大力气对当地员工进行职业教育,从原始的“师傅带徒弟”,到专门组织“学习班”、“技能培训课”,中信建设不断创新技术培训方式,为当地技术人才的发掘和成长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任霞表示,在安哥拉,中信百年职校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影响,对项目的带动作用也非常积极。中信建设还计划将百年职校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在缅甸第二所海外百年职校将于近期建成。

实际上,人才培养只是中信建设帮助非洲健全“造血”功能的一部分。在进入安哥拉市场后,中信建设不仅承建了包括K.K.新城在内的12万套社会住房项目,还实施了2万公顷农业示范区项目、地质调查项目、罗安达城市总体规划项目等多项惠及民生的重点项目。

在上述一系列项目建设过程中,中信建设自主投资建立了多处工程物资加工厂站,当地没有碎石就投建碎石厂,没有门窗就购进铝合金门窗生产线,没有苗木就建起现代化的苗圃大棚……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大型国企,中信建设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投资项目,而且通过工程项目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换代。

近年来,中国企业纷纷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但由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环境并不理想。有部分企业唯利是图、违规经营,导致那些有责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形象受损,处境十分尴尬。

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地位,中信建设的“法宝”就是践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即在国际合作中注重利,更注重义,坚持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必要时舍利取义的理念。在具体实践中,中信建设每到一个国家,都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践行“义利合一”的义利观,树立负责任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编辑整理 宋斌斌)



    ENREngineering News-Record),中文为《工程新闻记录》,创刊于1876年,是美国麦格劳-希尔建筑信息公司旗下的行业新闻周刊,也是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杂志。

学术论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和明确的实践要求,“社会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词。改革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调节作用,也要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其内在深刻矛盾,导致劳资对立、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危机、发展的盲目性、经济虚拟化、生态危机、世界经济扭曲等弊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能得到发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和新优势。

——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绝不仅是为解决“市场失灵”而存在,正确认识国有经济作用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计划性对于社会主义决非可有可无,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突出优势,社会主义以计划性为导向的国家调控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有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它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的本质是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比以往一切社会要大得多、深刻得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蓬勃向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应当与时俱进,在理论上取得新认识、新发展。

 

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

市场经济有没有社会属性?对此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没有社会属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姓“社”与姓“资”之分;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而市场经济意味着高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还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一般性没有特殊性,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全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看齐。上述认识的错误,在于否认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果真没有社会属性吗?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它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对于这一点,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有过明确的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2]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3]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做了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有着深刻的制度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因而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词,绝不可去掉,否则就必然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一种工具,因此,只有一般性没有特殊性。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必须把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一方面,市场机制是一个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的共有的经济现象,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和属性,从这一点来看,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而总是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机制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市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是很不相同的。从这一点来看,市场机制又不完全是中性的,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属性,市场经济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共性的角度看,它是中性的;从个性的角度看,它是非中性的。现实的市场经济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我们既不能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否定市场经济的共性;也不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割裂开来,否定市场经济的个性。

能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等同于市场化改革方向呢?严格地讲,不能这样简单等同。这是因为,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调节作用,二是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要求建立自主经营的企业制度、市场调节的价格机制、健全的市场体系、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些方面的改革可以简称为市场化改革。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些方面的改革显然不能用市场化改革加以概括,而是对市场经济的局限和弊端的纠正、调节和超越,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要求。

二、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市场经济是有缺陷或弊端的,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事实。但是,由于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弊端的认识,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即只是从微观的市场失灵的角度包括垄断、外部性、公用品和信息不对称等来考察问题,而看不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事实上,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从总体看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只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出发,才能科学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商品经济的产生有了几千的历史,但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规模范围都比较小,属于小商品生产或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赋予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和创造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深刻弊病和破坏力,正如马克思形容的“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4]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和破坏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劳动和资本对立。资本主义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造成了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2、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相对在减少,劳动者相对资本的地位不断恶化,失业问题不断加剧

3、贫富两极分化。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大的垄断资本的手中,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

4、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

5、发展的盲目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无计划无组织的,社会生产和需要的平衡只能通过经济的不断波动、甚至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自发地和强制地加以实现。

6、经济的虚拟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获得统治地位,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急剧膨胀,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金融投机严重泛滥。

7、生态危机突出。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的冲动和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必然引发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难题,日益威胁着环境和生态的平衡,破坏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

8、世界经济扭曲。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天生缺陷,如: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对全球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全球性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国际剥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出面对经济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干预,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维护资本的整体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缓和了资本主义主市场经济的矛盾,创造了五六十年代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病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不断加剧,日益暴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加剧,霸权主义和军事干涉盛行,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掠夺性日益加深,金融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且危害严重,环境和生态危机不断恶化,财政赤字无节制膨胀,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和社会舆论的操控加强。这些深刻的弊的相互交织和集中爆发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病在身、危机四伏,而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决危机的种种手段,只能使这些危机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得到了更好发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和新优势。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等等。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

三、如何认识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有经济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对于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有经济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存在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专门从事非竞争性的公共品的生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主要是一个微观概念,指的是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信息失灵等情况下市场调节出现的局部性功能障碍。这种意义的市场失灵需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管制来解决,与所有制并无直接关系,因此,用市场失灵来说明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是不恰当的。而且,从市场失灵出发认识问题,只能把国有经济的功能归结为拾遗补缺,而不可能赋于其主导作用。

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性的统一。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作用,也需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从生产关系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的支配地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都是多元化的混合形态,既有私有制也有国有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单一的所有制形态,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多种所有制中处于主体地位。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如资本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贫富两极分化规律等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与此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建立在国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或规律如有计划发展、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等,是支配我国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力量。因此,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无法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转变成为资本主义。

从生产力看,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具体来说:

1、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对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存在巨大需求,但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规模巨大且周期较长,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或无力投资,需要国家从长远和全局利益出发加以建设,以保障社会再生产的条件。

2、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国家有计划地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速度、结构和重大比例关系,但国家的计划调控依靠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企业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以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为依托才可能得以实现。

3、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这些需要中的许多部分如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公用事业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等方面的需要,都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必须由国有经济提供保障。

4、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加速国内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加强对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将加快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5、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这一点离开了国有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的,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持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依据的。因此,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不同,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不局限于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以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

四、如何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性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强调“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

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理解为是自发性对自觉性、市场对计划的胜利呢?回答是否定的。应当看到,计划与市场虽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但也不是与社会制度完全无关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计划性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本质属性和突出优势,计划性这一重要范畴不应当淡出,而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一席之地。

或许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家干预,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经济计划,可见,计划性与社会制度无关,是一个中性概念。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如果国家干预程度过轻,则难以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如果国家干预程度过重,则会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交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事实证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实行真正有效的计划调节,诚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调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

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他们的集体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控制”。[5] 这种对社会生产共同的控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以这种计划性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调控,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主要依据不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只要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需要并且能够在社会的范围内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合理地配置社会的资源。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主要目标不是保持总供求的短期均衡,
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创造宏观条件,而是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比例关系,引导国民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手段不局限于间接的需求管理,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许多由国家直接掌握和实施的调节手段,如,制订发展计划、调协区域关系、创建战略性产业、监管国有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推动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等。

总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有计划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志,形成科学的有效的计划调节,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以及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等深刻弊端,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

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

党在十八大以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全面展开。国企改革事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事关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搞好。而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的本质,乃是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明确这一根本性质,才能明白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而绝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才能准确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不犯颠覆性错误。从根本上说,深化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形成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充分体现国企根本属性和内在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更好地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增福祉。

作为企业,国企也具有其它类型企业的一般属性,如产权独立、自主经营、保值增值等。因此,必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经过30多年改革,国企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活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效益明显提高。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经营决策、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国有企业来说,仅仅体现企业的一般属性和市场化的一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国企只满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顾社会的利益,甚至出现了违法乱纪、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劳资对立、破坏环境等严重的弊病,那么,改革就背离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宗旨,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意义。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只能是:既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制度优势。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实现政企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那么,今后的改革则要在坚持市场化方向的同时,把充分体现国企的根本属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力争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体现全民所有、为民服务的性质和要求呢?

第一,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第二,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总体要求,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第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第四,大力推进厂务公开,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企业职工民主监督。第四,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第五,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权,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第六,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总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

六、如何认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与政治是两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领域,经济运动具有自身的规律,不应当受政治因素的干预,否则,就会违犯经济规律,阻碍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随着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成为经济生活的普遍支配性的原则,个人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应地,在经济学中出现了“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和“去国家化”的倾向,自由主义理论成了西方主流理论。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一方面,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体现的是私有制和市场发展的政治要求。从本质上看,资产阶级民主是金钱民主、富人的民主,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包括财政税收、货币政策、收入调节、社会保障、市场管制、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教育卫生,乃至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和建立国有企业等。国家的这些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行为规则或制度,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国家这部分职能越多,经济和政治重合的部分越多。

事实上,经济和政治是紧密联系的,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不会有离开政治的经济。经济和政治的一般关系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精辟地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发现,在这里,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具有了特殊的内含和更加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与以往一切社会中的情况不同,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革命是如此,建设是如此,改革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就比以往一切社会要大的多、深刻的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优势。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因此,国家不仅作为上层建筑来从外部对经济生活产生间接影响,而且要作为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从内部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具有了水乳交融般的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6]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个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7]

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高度统一,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会因为发展市场经济而有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只是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理论,深刻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实现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把握好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政治优势,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党对经济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

其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四,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面对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考验,我们既要有冒险的勇气、闯关的劲头,更要有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所谓战略定力,就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能有丝毫动摇;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

第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措施,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等,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步骤和具体行动,都是在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迈进。

第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只有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指导经济发展实践。

 

(编辑  苏歌)

 

附:

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努力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介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掀起新的热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作出的努力、进行的探索。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把握它的实质和内涵呢?概括本书的相关论述,可以给出如下的回答: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不是什么别的经济学。那些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成果,如果是合理有用的,当然应当吸收借鉴,但从总体上看并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而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贯通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学的支撑。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它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国情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它吸收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国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改造;它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调控、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

毫无疑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向前,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于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的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在经济学领域,这一点必然会表现的更加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具原创性、时代性的理论成果,对于这些理论成果在学术上进行系统的科学的阐释,是本书的努力方向,下述几个方面,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包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生产关系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的支配地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从生产力看,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建立在以私有制、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

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市场化的方式和方法,而在于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创新,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推倒重来。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种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劳动者之间,另一种收入差距发生在劳动与资本之间或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之间,这两种收入差距的产生的性质、原因和后果是不同的。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求逐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要求缩小居民的财产差距,二者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调控的依据不是所谓的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总代表所承担的广泛职能;领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法治体系、国有企业、社会组织等;国家调控的模式在于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公平的发展。

在全球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落后国家如果仅仅依赖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分工,将长期处在依附性发展的困局之中,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此,必须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相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框,为丰富发展了人类经济思想的宝库贡献了中国的智慧。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和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着不少的矛盾和难题,在本书中都有所涉及。

比如,坚持社会主义要求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共同富裕、互助合作、共享共建;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所有制多元化,按生产要素分配,扩大自发性的作用,个人利益至上,鼓励优胜劣汰。因此,如果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公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如果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如何解开这个悖论呢?

又如,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接受的是市场机制的调节,特别是私有制企业中,通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的对立。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如何能统一起来呢?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据是什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自主性发展?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前景如何?等等。“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难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要承认,在应对和解决经济中的矛盾和难题方面,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不少人满足于重复人们熟知的原则、命题、口号,缺乏问题意识,理论研究缺乏深度,对策性研究也不够及时有效,存在不少模糊甚至混乱的看法,这种状况无疑会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而不能从原则、定义、规律出发。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理论和实践面临的矛盾,并能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回答,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编辑  季节)

 



*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13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同上书,20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6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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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必然要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寻求广泛的合作。这里是亚欧非交汇的要冲,有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也是当代世界各大地缘政治集团矛盾冲突的一个焦点。2016年3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启动重大课题“伊斯兰世界当前问题”的研究工作,继之于2016年11 月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刊在京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由该课题主持人田文林研究员做主旨发言,报告研究成果。与会多位资深外交家和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编者按: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必然要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寻求广泛的合作。这里是亚欧非交汇的要冲,有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也是当代世界各大地缘政治集团矛盾冲突的一个焦点。20163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启动重大课题“伊斯兰世界当前问题”的研究工作,继之于2016年11 月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刊在京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由该课题主持人田文林研究员做主旨发言,报告研究成果。与会多位资深外交家和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伊斯兰世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田文林在主旨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横跨伊斯兰、基督教和佛教三大中心文明圈的发展愿景,伊斯兰世界是其中一个中心区域。要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必须分析伊斯兰世界当前的处境和基本诉求,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战略对接。

伊斯兰世界是当前国际舞台上一支非常重要的战略力量。现在全世界共有16亿穆斯林,分布在162个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人口占80%以上的国家有57个。“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5个国家,其中近半数为伊斯兰国家,沿线有四个重点区域,中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总共41个国家,其中27个是伊斯兰国家,所以落实好“一带一路”,伊斯兰世界是绕不过去的区域。目前,伊斯兰世界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愿景,总体上抱着积极态度。主要原因是:

第一,伊斯兰世界深受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盘剥,亟需打破现状,实现经济独立,这与“一带一路”的基本目标一致。沿线的伊斯兰国家大多经济落后,基础设施欠佳,在全球经济体中处于边缘地位。它们与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合作,但未实现经济独立,反而日趋贫困边缘。这些国家渴望摆脱困境,实现经济自主。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经济大国,对这些国家颇具吸引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诉求符合伊斯兰世界沿线国家的共同呼声,也激活了借重启丝绸之路振兴伊斯兰世界的美好记忆。从技术角度看,中国与沿线伊斯兰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在商品、技术、资金和市场等方面有较大的互补性,具备了开展互利合作的经济动力和基本条件。

第二,伊斯兰世界深受地缘分裂之苦,渴望加强地区整合,实现稳定发展,这与“一带一路”实现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基本诉求一致。伊斯兰世界与中国同处欧亚大陆,地区安宁稳定是双方发展稳定、深化合作的共同前提。地缘版图碎片化使伊斯兰世界深陷灾难深渊,无法单独应对外部欺凌和挑战。尤其在9.11之后,伊斯兰世界被美国视为军事打压和民主改造的重点。无论是沙特,还是伊朗、叙利亚,均不同程度面临改革和改造的压力,其对美单边霸权心存不满,渴望另辟突围之路。伊斯兰世界多数国家看好中国崛起,希望借助中国制衡美国。最近南海岛屿争端中,22个阿拉伯国家一致支持中国的立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现。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五通”,可极大地促进欧亚大陆的经济一体化,这种前景符合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

第三,伊斯兰世界深受西方价值观渗透和颜色革命之苦,渴望重塑文化主体性和多元文明观,这些诉求与“一带一路”倡导的丝路精神、文明对话等理念基本一致。伊斯兰世界移植西方价值观接连失败,令其价值幻灭感、生存焦虑感愈发严重,尤其经历2011年阿拉伯之春破灭后,他们对西方模式和价值的质疑、反感、抵触日益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凸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金钱主宰民主使西式民主的普世价值神话日益褪色,美国软硬实力下降,导致其管控世界能力下降。西式治理模式,日渐失去市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同属东方文明,均强调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可以为丰富未来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资源。“一带一路”倡导的促进文明互建,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的丝路精神,谋求建立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新理念都符合伊斯兰世界重塑文化主体性和多元文明观。

第四,伊斯兰世界当前面临着经济箫条、社会动荡、恐怖猖獗,极端盛行等一系列问题,处在历史上最艰难时期。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截至2015年,全球约有6500万难民,其中半数来自于西亚、北非地区。阿拉伯世界占世界人口的5%,但难民总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伊斯兰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成为中国推动与当地深化合作的机遇。我们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深化与伊斯兰世界的合作,尽力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目前的伊斯兰世界处境艰难

长期战乱和碎片化拖累地区发展

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指出, 伊斯兰世界分裂和战争的时间,比其和平的时间更长。近200年来,中东因它的独特地理位置,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扩张首选对象。西方对中东主要实施两大政策:一是分而治之,尽量把前奥斯曼帝国分开,分小了才好治理;二是限制其发展,要是伊斯兰世界发展得跟西方一样,谁来给西方提供原料?西方产品又卖给谁?因此,尽管伊斯兰世界重视向西方学习,但“老师天天打学生”。走投无路之下,这一地区转向伊斯兰教,试图借助伊斯兰教实现昔日辉煌。

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奥斯曼帝国都奉行政教合一,因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要想重新塑造辉煌,必须继续用这一方式。伊斯兰世界长期存在“西方化”还是“伊斯兰化”两种势力的较量,从而不仅发展不起来,而且造成长期动乱。当前“阿拉伯之春”已变成“阿拉伯之冬”,就是这种内在矛盾爆发造成的。而中东动乱又为西方干涉、控制该地区提供了抓手和机会。

  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将当前伊斯兰世界总体形势概括为四个字。

首先是“乱”。这一地区政治不稳定、治理失灵、财政赤字严重、社会动乱。世界主要热点问题都集中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该地区还是恐怖主义肆虐最严重地区。

其次是“慢”。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世界的平均增长水平。即使经济形势不错的产油国,如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也因石油价格暴跌陷入财政困难,沙特现在仅财政赤字就达l000亿美元。其他国家情况也差不多。

第三是“散”,也就是碎片化问题。尽管有伊斯兰合作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有限。伊斯兰国家不团结,内斗、内耗严重,特别是中东教派矛盾突出,伊朗和沙特之间除了教派矛盾,还存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矛盾。

第四是“难”。伊斯兰国家与美欧关系越来越差。伊朗、叙利亚等国被美国认定为“邪恶轴心”,这些国家与美国关系较差,即使美国的一些地区盟国,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与美国关系也都不是太好。欧盟面临的问题中,有两大问题跟中东有关。一是恐怖袭击问题,二是难民问题。两大问题不仅是外交、政治问题,还影响到政府的执政地位。这些国家与中东国家关系也在恶化。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外部环境不是在向好,而是在逐步恶化,短期内看不到改善回升的前景。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牺牲品

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使中东伊斯兰世界成为其第一个牺牲品。该地区工业化程度很低,其出口额如果扣除能源出口,还不及一个瑞士。西方经济陷入困难,这些国家就会出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是“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线,它引发了中东社会的各种内在矛盾。

美国是影响中东的最大域外大国。近年来,美国页岩油气开采形成规模后,其中东石油依赖大大降低,在中东战略收缩明显加快。伊核问题得以解决,就是因为奥巴马政府不愿在伊朗这一地区性大国上大量消耗资源。但美国战略收缩,使美国与该地区的盟友埃及、沙特、以色列等的关系日渐疏远。美国既想减轻中东负担,又不愿放弃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处境非常矛盾。

田文林认为,中东作为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应该说处于百年来最乱的时期。近代以来,受到工业革命等多种因素冲击,伊斯兰世界日渐衰落。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边缘化、贫困化加剧。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去工业化”趋势加剧,被锁定在产业链下游位置。统计表明,当前伊斯兰世界工业化程度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年均只有0.5%,高技术产品出口不到1%到2%,基本都是原料生产国。这使其很容易受到外部危机的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外溢效应使中东2011年爆发剧变,数年动荡,使阿拉伯世界经济损失超过8300亿美元。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暴跌又使中东产油国经济困难,维护难度加大等。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在全球财富再分配中贫困化趋势明显。全球化实际上使得“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发达国家可以用高附加值产品交换其他国家的低附加值产品,增加自己的财富总量,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在阿拉伯世界,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贫困人口达到40%。这些国家中多数民众生活在全球体系最底层,生存状况差,很容易引发革命。

政治保守化和政治思潮极端化

伊斯兰世界地理位置重要,资源丰富,始终是西方谋霸的主战场。田文林分析说,一方面,英美推行“分而治之”导致伊斯兰世界地缘碎片化加剧。英国和美国在欧亚大陆(包括伊斯兰世界)的基本政策就是分而治之。一战后,英法以“委任统治”方式将阿拉伯世界分成多个小国。二战后,美国继承英国衣钵,继续在伊斯兰世界制造混乱,坐收渔翁之利,由此导致伊斯兰世界地缘碎片化趋势持续加剧。与此同时,西方在伊斯兰世界扶弱抑强,竭力打压那些独立性强、不肯臣服于西方的地区强国,同时竭力扶植那些依附西方、相对孱弱的保守落后国家,以方便他们控制这个地区,由此使该地区陷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逆淘汰。地区进步力量日益势微,保守力量日趋壮大,由此使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希望越来越小。

  西方价值观渗透,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迷茫和幻灭感,政治思潮转趋极端化。伊斯兰世界长期遭受欧风美雨侵蚀,近年来美国刻意地输入“普世价值”,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造”,制造“颜色革命”,导致伊斯兰世界日趋丧失了理论、道路、制度的建设和文化自信。但盲目地效仿西方的模式,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一,“一族一国论”的国家观,瓦解了多民族并存的奥斯曼帝国,使之陷入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其二,西方政教分离的制度观,使伊斯兰世界逐步放弃延续千年的政教合一模式,导致世俗与宗教力量长期缠斗;其三,西方推销的“自由民主观”,迫使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转型,结果导致转型国家政府能力下降,各种原生性矛盾凸显。阿拉伯国家几乎试遍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但多数国家至今都没有找到适合的治理模式。走投无路之下,部分国家出现政治思潮保守化、极端化倾向,出现了一批极端理论家和极端恐怖组织,尤其2014年兴起的“伊斯兰国”,其危害性不容小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湘穗教授认为,伊斯兰世界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边缘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它作为边缘,就不会有资本主义中心。他们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被逼无奈,只能通过极端化的方式来动员自身力量图存,一定程度上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破坏体。按亨廷顿的讲法,甚至是“文明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今天伊斯兰或伊斯兰文明遇到的问题,是西方错误的经济、社会以及国际政治政策造成的,与今天主导世界体系的基督教文明的排斥性过度剥夺有直接联系。现在,问题到了不可不解决的程度,但现行西方体系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秩序框架容纳不了它。

机遇和风险并存

前沙特大使李成文认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进行“一带一路”合作既有优势,也有挑战。优势主要包括: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共同语言较多,发展需求强烈,签订“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多数都在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资源禀赋雄厚,市场广阔;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共同点比较多,双方没有历史纠葛和利益冲突,关系友好,民间感情也比较好。

挑战主要是:双方治理理念和制度差异比较大,造成互通和对接困难,就像两截水管子对不上扣一样,不是这边不合适,就是那边不合适,这种现象很普遍。而且,伊斯兰世界地缘和宗教矛盾深刻,发展水平不一,碎片化明显,动荡与危机很多,安全风险大。伊斯兰世界面临各种挑战,根本原因还是发展滞后造成的治理难题,所以根本出路还在于发展。推进“一带一路”绕不开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应积极筹划,主动为之。

吴思科大使认为,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国家稳定统一的同时,实现了快速发展,因此伊斯兰世界看好中国的发展模式,“向东看”趋势明显。发展是这些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不管哪种政治力量上台,都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否则就站不住,因此都会和中国发展关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阿拉伯世界处于“一带一路”汇合处,是我们的天然合作伙伴。2015年6月,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召开时,习主席亲自去参加开幕式,这是国家主席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开幕式,“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总结“丝绸之路”精神的十六个字的历史经验也是在那次会上提出的,显示出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重视。伊斯兰世界对“一带一路”总体反应强烈,他们能够看到长远发展的希望。另外,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伊斯兰世界也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

华黎明大使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冷战时期,中东是中国反美、反霸的政治同盟军,但政治互相支持多,经贸往来少。改革开放后,中东成为中国商品和劳务出口重要市场。2014年中国与中东贸易额达到1900亿美元,中国是该地区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国;中东还是中国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地,中国目前对外原油依存度是58%,其中20%从中东进口。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对中国影响越来越大。

中东地区如果发生战争,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会造成影响。过去,中东并不是中国外交核心利益,因此我们总的政策是超脱,尽量不去掺合中东乱局。但现在,该地区所有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都很高,美国也希望中国在中东发挥一定作用。所以,中国对中东政策比过去积极了,尽量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调解,参与和平缔造。中东问题解决不易(如巴以问题),但我们还是要参与和平进程。中国为中东和平做出努力和贡献,才能在该地区树立良好形象。

目前,中国在中东的地位比任何大国都有利,因为包括俄罗斯、英国、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都有在中东地区的殖民历史,中东地区对它们并不信任。但中国支持弱者,主持正义,对各方都平等相待,所以中国在中东地区印象一直很好。尤其习主席出访中东时宣布,中国不搞势力范围、不找代理人、不填补权力真空,这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罗林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在中东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三点。一是权力转型,尘埃未定,政治风险明显。阿拉伯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普遍存在继承危机,沙特、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都存在类似问题。二是地区秩序日益失范,地缘政治和安全的风险增大。最突出的是“伊斯兰国”外溢,特别是向中亚地区渗透,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威胁值得关注。三是大国在该地区的争夺加剧。美国在中东树大根深,在很多海湾国家都有军事存在,对中国形成战略合围。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分析说,从陆路看,中国既是东亚国家,也是中亚国家。从海路看,中国既是太平洋国家,也是印度洋国家。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构成一个新格局。从西安往西,逐渐进入穆斯林主流地带。沿线伊斯兰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能源(油气资源)占70%,自然资源占50%。中国的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市场就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这57个国家。油气管道主要来自于中东和中亚。从伊斯兰世界角度看,目前伊斯兰文明处在经济全球化和思想全球化的边缘,伊斯兰现有秩序融不进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伊斯兰话语体系受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体系的排斥,伊斯兰国家和人民需要一个世界新秩序。

王湘穗教授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用共同发展的方式去解决文明的冲突,这为伊斯兰世界摆脱困境创造了条件。伊斯兰世界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有可能获得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我们也要看到,伊斯兰世界是中国未来发展,包括“一带一路”不可缺少的同盟军或者合作伙伴。我们有一半多石油资源来自那里,同时也是替代西方市场的重要市场。所以他们应该成为我们的伙伴。没有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中国的百年复兴道路不会走得太顺。

  中国交建副总经理蔡传胜介绍,中交建的海外业务得益于当年海湾市场提供的平台。几十年来,如果没有这个市场提供舞台,我们的国际化道路恐怕会更加漫长。“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始终对中东市场有深厚感情。阿拉伯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商机无限。2016年海湾地区在经济不看好的情况下,发包额还有l4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每年的业务量占其发包额的10%,而韩国占比达30%,说明中国企业还要继续努力。现在,我们合作的手段和合作层次更加丰富,让我们对穆斯林国家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而且,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的结束,国内市场需求日益平缓,但国际市场比较优势明显,大有作为。

要从伊斯兰世界的实际需要出发

华黎明大使认为,目前中东地区有两大问题:一是战乱,一是贫困。恐怖主义盛行就与这两个问题有关。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要关注两件事情。一个是帮助他们和平,使其不打仗;第二个就是帮助他们工业化,这个工业化首先是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样可以解决年轻人失业问题。

吴思科大使认为,“一带一路”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哪个地方条件合适、成熟,我们就逐步推行。同时,选择项目要慎重。如果一个事情做砸了,负面效应非常大。如果做得好,则可以起到正面效应。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有很多共同点,文化应该相互交融,相互融合,相互认可,而不是越来越彼此隔离。费孝通老先生强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向。我们要从这方面长期做工作,探讨人类文明的共同性。让中国更多了解伊斯兰世界,同时也要让阿拉伯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主张。还要加强人员培训,甚至要尽可能走在前面。不要等项目上去没人才,才去想这个问题。

解晓岩大使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推进“一带一路”,首先要加强统筹协调。如果没有统筹规划,而是八仙过海,各逞其能,很可能从国内产能过剩变成中东、非洲或其它地方的产能过剩。另外,要选好国别、选好项目、选好产业。哪个国家适合作为先试先行的样板,要做研究。如果项目失败了,它的负面影响会很大,所以需要好好谋划。产业转移也要有所侧重,事先布局。要有长期打算,不要急于求成。打基础需要较长的时间。人员培训、人力资源开发要走在前面,否则我们的产业转移出去,这些国家可能缺少熟练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最后,“一带一路”能否将其思路用在与非洲的开发与合作。非洲很大,机会也很多,有些方面条件还不错。

王湘穗教授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推进“一带一路”应该顺势而为,不可操之过急。伊斯兰世界从达伽马从印度绕过好望角开辟新航线开始,经历了数百年沉沦,没有百年生聚、百年教训,就没有百年复兴。

    中央民族大学李曦辉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是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时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能没有理论指导,不能用项目评估的做法,而要从地缘政治视角考量。东西方的民族国家进程和地缘政治观完全不同。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带有明显的暴力特征,由此给世界带来不安宁。它摆不平也拢不住伊斯兰世界。中国是“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模式,强调不同文化的包容、共存和互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也有分歧,但我们跟伊斯兰的分歧远比西方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分歧要小,更容易和伊斯兰文明共处。

要一国一策、重点突破、以点带面

田文林认为,伊斯兰世界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区域、不同国家间千差万别,机遇和风险各不相同,所以推进“一带一路”必须因地制宜,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和实际需求决定合作内容和合作方式。

李成文大使认为,在务实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要因势利导,导之有方,导之有利,导之有效。一是要坚持“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和共赢的原则,淡化宗教的色彩和影响。二是要一国一策、有重点,以点带面。“一带一路”是一大片,伊斯兰世界突出的特点是碎片化,情况不一,水平不一,推进“一带一路”要选好合作点,能够实现突破,起到示范效应。三是要认真地研究伊斯兰的经济,伊斯兰的金融,为我所用。四是需要精心打造形式多样的民心相通工程,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围绕“一带一路”可以开展政府与民间、宗教与世俗、智库与大众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交流,理直气壮地引导和宣传伊斯兰教多元化与中华文明。第五是心中有数,做好去极端化和反恐安全防范。最后是加深对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使学界更加接地气,企业更加上档次。积极推动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智库、友人信息和联络网,鼓励双方学者开展联合课题研究,平时多交流,关键时候共同发声,这样有利于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同时,我们在研究中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统治地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李曦辉教授指出,要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围绕“一带一路”可以开展政府与民间,宗教与世俗、智库与大众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交流。平时多交流,关键时候共同发声。在研究中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统治地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李希光教授主张,应建立一个能容纳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一带一路”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源自历史,立足多样性文化、多样性话语体系、多样化的道路选择、多样化的信仰体系、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强调共享价值、共有价值,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在新丝绸之路上建立和谐、民主、公正、和平共事的“一带一路”新世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各界共同参与,需要借助各种平台,并提供各种文化产品,主动设置议题,克服语言障碍。他最后指出,这个新的话语体系不是取代西方话语体系,而是制衡西方的话语体系,强调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对话和团结。

中信建设何男分析了伊朗当前的情况,并建议加大双边合作,以投资带动中国产品技术走出去,稳定中国在伊朗的市场份额。但投资要选好项目。工程承包领域,应继续以投资、融资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能源和制造业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同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采取属地化经营策略,适当规避西方再次制约的风险,在项目选择上、在经营模式上要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最后,继续保持和发扬中资相互协调,避免恶性竞争,进行各行业、各领域的协调控制。

不同文明要包容也要交融

中信战略发展部任霞认为,首先,“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具有浓厚的伊斯兰的色彩,应该深度研究和了解伊斯兰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促进和推动交流,巩固共识,夯实合作共赢的基础。其次,伊斯兰文化具有区域性特征,针对穆斯林不同宗教和文化,一定要有与之相适的有区别的政策。三是伊斯兰文化下的商业准则有其合理性和借鉴意义,如果能够善加使用,不但有利于推进项目,还可以形成新的、有针对性的商业模式。最后,她还建议,中国“走出去”应该建立多层级协调机制,中资企业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在关键节点给予企业有力支持。

蔡传胜建议:一是国家层面要能够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交流或者整体研究,对风险国家有更高层次的研判和预告。二是为当地培训相关人才。三是深化研究,把底摸清楚。

中国人民大学王宇洁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对宗教中国化提供了新的挑战。从理论看,“一带一路”是个外向的、开放的、文化多元的战略,它要包容更多的东西进来,它和“中国化”之间充满张力。二者表面看是矛盾的,实际是互补的。中国化更多强调主体的更新和自强,不管是中国化还是“一带一路”倡议,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中国化”才能使中国穆斯林有强大自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做出更大贡献,把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化成就以各种途径传播出去。

从现实看,“一带一路”使伊斯兰教本土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伊斯兰世界政治动荡引发的思想激进化,以及这种思想扩散带来的挑战。中国穆斯林一直有对西亚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文化的仰慕之心,对阿拉伯地区充满美好想象。实际上,当前伊斯兰世界众多国家面临种种危机,并成为酝酿激进思想的土壤,这些激进思想又影响到其他地区,中国也受到影响。美国不断以人权、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干涉中国宗教事务,对宗教中国化问题造成一定压力。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除了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都经历了中国化过程。玄奘取经回来就是中国化,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体现。中国化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表现,就是把人家好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要用包容的态度对待宗教,并给宗教指出方向,在中国形成一个健康的共处环境。宗教中国化和“一带一路”不但不相矛盾,而且有利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交融。

 

                                          (田文林  王湘穗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