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已跨入世界前列，我们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大国标准来确定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方位，加快构建利率风险管理市场，完善债券市场体系。

从美、德、日、英等大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建设国债期权市场，与国债期货市场形成利率风险管理的两大支柱，对于发挥债券市场在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作用非常重要。

国债期权与国债期货都是债券市场上重要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但是两者的功能作用有明显的区别。国债期货是风险对冲的工具，投资者使用国债期货把未来的价格风险锁定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国债期权具有价格“保险”功能，投资者通过支付“保险费”，可以完全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同时还保留了未来价格向有利方向变动而带来的潜在收益。

我国建设国债期权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提升债券市场的整体筹资功能。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债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利率风险对市场情绪影响愈加明显，通过建设国债期权市场，丰富利率风险管理手段，有助于增强全市场的持债信心和买债意愿，引导长期资金入市。

2.推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债券已成为境外投资者的重要配置资产，更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栖息地，在国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国债期权如同为债券市场提供了“保险”，在锁定利率风险的同时保留了盈利的机会，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交易范围，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

3.增强金融体系风险管理能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改革强调加强宏观审慎分析，美国财政部、欧洲央行等全球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均构建了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已将利率期权价格编制的波动率指数纳入重点关注指标。我国也应该在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加入利率期权指标。

4.提高国债市场金融定价基准功能。透明的国债交易价格是金融资产的定价基准，而国债期权市场通过一系列交易机制设计，形成全国性、市场化的价格，有助于改进国债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提升金融市场的整体定价效率。

我国已具备了建设国债期权市场的基础

1.我国债券现货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市场各方具有迫切的利率风险管理需求，只靠国债期货作为单一的场内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为了完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客观上需要建设国债期权市场。

2.我国国债期货上市以来运行平稳，达到境外成熟市场上市国债期权时的流动性水平，为我国上市国债期权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3.我国场内和场外期权产品的发展实践为建设国债期权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能够保障国债期权市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效发挥风险管理功能。

为了加快建设我国国债期权市场，完善债券市场风险管理环节，着力打造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称的现代大国债券市场，向有关部门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由证监会指导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抓紧研究论证，设计好产品规则，做好上市国债期权的各项筹备工作。第二，充分利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的四部委协调机制，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有效推进国债期权上市。第三，优先推出市场需求迫切、基础市场流动性好的十年期国债期权品种，后续逐步对关键期限进行期权品种的全面覆盖。

（编辑  尚鸣）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无往而不胜。

新冠疫情持续发展和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对我就业、民生等领域形成压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关注更加强烈，社会情绪在阶段性平复的同时也蕴藏着燃点。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针对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的明显短板，结合新发展格局提出的高质量公共服务新要求，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应当始终围绕人民需求，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从普惠均等、智能精准、便捷高效三个方面，在国内外搭建并优化高质量共享平台，推进公共产品供给的创新，针对性打造高质量公共服务、打造“中国服务”品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中国服务”品牌。考虑政府主导顶层统筹设计，可由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实施，相关部门参与，宣传等部门配合，用3-5年的时间在国内外搭建并优化高质量共享平台，以“中国服务”为公共品牌，各级政府为公共服务子品牌，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高质量、高标准的公共服务标准和品牌形象。不仅使国内消费者从品牌辨识开始增强对中国公共服务质量的认知，而且使“中国服务”成为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建设、中国道路、中国成就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有助于增强外国人对于中国政府形象的理解和认可，进而提升中国的海外影响力。

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方合力，提升公共服务的普惠均等水平。一方面，要从公共服务出发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整合统一信息、资金等共享的服务平台，提升宏观政策效果。例如，创新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调整规制以破除新就业形态各类不合理限制，统筹推进应急防控与强国健民战略。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和各类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提供相关民生保障；推广公共医疗、健身等“中国服务”标准与平台，辐射更多地区人群，扩大影响，提振形象；倡导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中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技术赋能，智推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在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过程中贯穿标准化建设，例如，全面提升体育、旅游、医疗卫生、社区、家政等各行业服务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全国统一品牌和标准，行业制定细化规则和标准，统一开展分级评估授牌、定期测评。

发挥我国5G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完善数字货币发行、使用、风险控制机制，在跨境贸易中使用数字人民币，为金融业欠发达、金融约束较高的国家或者境外金融机构较少、开立银行账户不方便的国家，提供新型便捷安全的支付手段，有利于在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打出“中国服务”新名片，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四、构建“一站式”中心、多元供给和立体化集约化机制，共促服务便捷高效。参考地方对便捷高效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围绕便民利民，全面推广一站式公共服务中心，不断拓展服务渠道。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在政府主导之外倡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协同合作，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机制，提高服务品质。健全立体化、集约化服务机制，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对服务资源的全流程监督、最大化使用，为群众解忧；发挥服务信息化的“催化剂”作用，打造一网通办全程业务的“智慧高效服务”新模式，大力推广网络自助服务，让广大城乡群众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编辑  宋斌斌）

今年全国两会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交汇点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会议。会议绘制了“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的宏伟蓝图，部署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开局任务。

国内外形势：百年大变局加速变化

进入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第一、疫情给世界百年变局按下快进键，东西对比鲜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疫情肆虐中，制度缺陷和治理效能低下充分暴露，特别是美国上届政府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热衷选战，加剧疫情扩散和社会撕裂，更让全世界对美国的价值观产生质疑。相反，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不仅取得抗疫斗争的战略性成果，而且实现了2.3%的国内经济增长率，向人民交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优异答卷，世界形势呈现东治西乱、东升西降的变化趋势。

第二、世界经济复苏尚需时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3.5%，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世界贸易下降14.5%，世界直接投资流量下降40%左右。当前不少国家仍然深陷疫情泥潭，复工复产前景还很不明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还很不稳定，世界贸易投资仍然处于萎缩状态，世界经济还未呈现强劲复苏的态势。

第三、 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大国关系不断分化组合。由于美国上届政府实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退群”，与一些西方国家离心离德，利益矛盾凸显，世界多极化呈现新的发展态势；我国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去年签署了RCEP协议和中欧投资协议。今年以来，美国新一届政府试图改变以往立场和政策，弥合与西方国家的裂痕，抱团应对某些共同利益问题，其中也包括整合对华政策，对此我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妥善应对。

第四、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上一届美国政府不仅置西方伙伴利益于不顾，而且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甩锅抹黑，咄咄逼人；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力图改变上一届政府的单边主义立场，力图与西方伙伴协调关系，但美国实行霸权主义的一贯作风不会变，遏制中国的基本战略不会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要丢掉幻想，准备持久斗争，也要善于捕捉美国新一届政府某些政策的微妙变化，顺势而为，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实现对美关系斗而不破。

当前我国国内形势仍然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十三五”规划目标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2020年不仅取得了抗疫和经济发展双胜利，而且还打赢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对美反遏制战、对印反蚕食战、南海维权战、反台独战、涉疆涉藏反分裂战。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的前进步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开展了以学习党史为中心的四史教育活动，必将进一步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使命感、责任感。

“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大棋局

两会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国家绘制了宏伟蓝图。这个蓝图设计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更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从经济指标上看，2035年国家现代化远景目标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定性指标，没有具体数量化。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具体是什么水平，国际组织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25个国家中，韩国处于中间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8和2019年韩国人均GDP均超过3.1万美元。另据一些国际组织的看法，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是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而且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从我国实际情况看，2035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万美元以上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未来15年保持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5%--5.5%，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维持6--6.5元左右，人口规模继续维持14亿左右，那么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是比较有把握的。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没有纠结人均GDP究竟定多少，不纠缠未来15年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能有多高，而是把设计思路更多放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上。只要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酌定；但要求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GDP的增长，这是质量效益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同时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0年的60.6%提高到2025年的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更重视创新驱动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在实体经济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把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作为抓手，争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20年的6.3件增加到2025年的12件。

更重视民生福祉：规划纲要提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应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并要求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确保就业优先；5年内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8提高到11.3；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从2.9人增至3.2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91%提升至95%；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从1.8个增加到4.5个；人均预期寿命从77.3提高到78.3。

更重视绿色生态：规划纲要要求，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要生态屏障建设。5年内森林覆盖率从23.2%提高到24.1%；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5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和18%。

更重视安全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实施粮食、能源资源、金融安全战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提高能源综合生产能力，2025年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要大于46亿吨标准煤。

开局之年先手棋落子不凡

稳中求进仍然是2021年经济工作总基调。体现“稳”的要求有：设定主要预期指标留有余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为此，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运行的区间调控中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宏观政策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支持力度，不急于转弯，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财政赤字略有下降，只安排3.2%左右，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但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扩大范围，规模扩大到2.8万亿元；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务必做到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再次，继续强化就业优先，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

体现求“进”的主要内容更具有鲜明特色。基本思路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一是推出许多新举措进一步深化改革。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将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通过改革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工商业电价、降低宽带资费、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降低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严格控制非税收入增长，严厉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二是创新驱动出实招，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谋划推进“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榜挂帅”机制；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进一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免税额的扣除比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发展工业互联网，带动中小微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三是扩大内需，提升国内大循环。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健全城乡流通体系，特别是加快电商、快递进农村，扩大县乡消费。继续发展健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仍然是扩内需的必要手段，今年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6100亿元，支持在建工程、区域协调工程以及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五是实行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进出口贸易稳定发展，优化调整进口税收政策；推动国际物流畅通，清理规范口岸收费，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融合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遵循市场化原则，提升对外投资合作质量效益。

（编辑 尚鸣）

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与策略选择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安全泛化的实用主义现象。特朗普时期把诸多原本不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的事务生拉硬拽进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并用安全思维去理解和处置。有鉴于此，探析“泛安全”形成路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以及系列影响，对于深刻理解美国霸权趋势、全面掌握美国战略态势、有效地处理对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泛安全”概念与形成路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深化。相应的，社会所面临威胁的内涵也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泛安全”可理解为超过或溢出“安全”正常指涉的范围、对象或正常属性，把本不属于“安全”范畴的事务拉入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并用安全思维或安全原理去理解和处置问题的一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不良倾向。

当“泛安全”自我指涉的对象是国家时，就有必要讨论“泛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或策略中的形成路径。中国学者朱明权将戴维·鲍德温在《安全观念》中提出的解析国家安全观的七个要素，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对利益与目标的认定、对环境与威胁的确定以及对手段与方法的认识。[①]实际上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三个步骤：利益界定、威胁识别和手段选取。

利益界定。国家利益是影响和制约国家安全战略最基本的要素，也是研究和分析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点。[②]“泛安全”主导下的安全政策会打乱正常的国家（核心、重大与一般）利益层次和优先排序，降低事关国家安全重大利益的门槛，使原本非安全议题或非重大利益进入决策层政治议程的优先级，进而谋求绝对安全或普遍安全。

威胁识别。识别和判断威胁是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也是构成国家实力各种矢量的靶子。有两个涉及准确识别的问题：安全受到了什么样的威胁？关注的是多大时间跨度内的威胁？“泛安全”喜欢用模糊或者对立的语言描述威胁，对安全环境及形势估计严峻，扩大想象中的“敌情”。

手段选取。选择适当的战略举措是贯彻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途径，也是国家识别威胁后为维护国家利益所作出的反应，是国家调动、分配、投送和运用各种战略实力的过程。[③]

“泛安全”主导下的安全策略倾向或习惯用应对传统安全手段去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或者说主要或完全依赖于压迫性手段，倾向依赖于不适宜地调动国家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解决威胁，而不是依靠对话、谈判等合作性手段。

美国“泛安全”的表现形式

在这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共存、且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质与量明显提升的时代，安全议题涉及方方面面，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既是战略又是策略的“泛安全”,涉及美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各角落。比较典型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反恐领域：“911事件”对美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击碎了霸权实力和两洋护持所赋予美国人的安全感,打破了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911事件”引发连锁效应，在恐惧思维主导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现了严重“泛安全”倾向。在利益界定上：将“极端主义+高科技武器”列入政治议程的最优先级，致使国家安全范围过于宽泛、过于模糊，反过来限制了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发挥。在威胁识别上：美国旨在寻求绝对安全，所以不只是要消除威胁，更是要消除威胁能力。战略应对不再是既定的国家，而是应对任何拥有威胁能力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手段选择上，小布什政府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手段，采取一种超前性和进攻性的战略态势，通过预防性战争、军事打击、制裁等手段予以摧毁，是一种“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的转变。同时，还以“选边站队”来摆布国际社会，“每个地区的每个国家现在都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或者是与我们站在一起，或者是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④]不管是“先发制人”的行动还是“选边站队”的要挟，都体现了美国强烈的“泛安全”倾向。

经贸领域：美国以“泛安全”策略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设下了诸多壁垒，比较典型的是对外经贸中动辄使用“232调查”和“国家安全审查”。依照“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原则，美国政府将经济领域的议题频频穿上“国家安全”的外衣，形成实质上的“泛安全”。美国政府将双方正常经贸往来纳入“国家安全”议程，扩大了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以模糊的安全边界和“美国至上”的价值观，追求全球绝对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威胁识别上，美国容不得别国的贸易投资给美国带来它主观臆断的任何“威胁”，不顾国际通行法则，只要认为自己在经贸往来中“吃了亏”,就给对方贴上危害国家安全的标签，中国、欧洲、中东等诸多国家地区都遭遇过美国随意贴标签的经历。美国在别国搞投资可以要求进出自由，享受各种最惠国待遇。别国在美国投资，却遭遇严苛的安全审查，动不动就把外国正常经营活动当成潜在的威胁。在手段选择上，WTO规则中包含一项“国家安全例外”的规定，但实施条件相当苛刻，不鼓励成员使用，更不允许成员“滥用国家安全例外规定”来采取限制性的贸易措施。[⑤]而美国政府频频动用此类规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动辄要求其他国家的实体或个人服从美国国内法，否则随时可能遭到美国民事、刑事、贸易等制裁。

科技领域：新技术带来的一个基本安全挑战被称为“泛使用”，如5G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天生就有军民两用性，它们对国家经济和国防部门带来的普遍性使用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模糊了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⑥]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华为和TikTok在全球范围内的打压。美国政府认为，全球5G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主导权和创新高地，应毫无例外地属于美国；数字空间只有归美国人全部控制和管理才是安全的，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从威胁识别上，美国要想搞数字霸权，必须掌握全球数据和信息，在TikTok之前，诸如Google、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互联网巨头均诞生自美国，攻占国际市场后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美国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数据沉淀池。而当TikTok、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占有优势地位，美国无法掌控这些企业数据的所有权。于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主导全球网络秩序的最大威胁和障碍。美国在2017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无端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在国内数字经济领域“去中国化”；通过《国家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法案》等系列法案，对中国和其他“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或组织实施长臂管辖；以美国为主导组织31家科技巨头结成“开放无线接入网络政策联盟”，意欲阻击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地位。

社会领域：比较典型的“泛安全”体现在“禁穆令”和对华人文交流的限制上。2017年底以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先后举办多场听证会，分析美国面临的挑战，随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立法及执法举措，对孔子学院、中美高校交流与合作、驻美媒体等人文交流项目与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审查、监控，甚至破坏。美国在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活动上踩刹车，透露出的是美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在走向衰落的态势下，为继续维护霸权地位，而产生对“泛安全”的急迫性、成瘾性需要。对恐怖主义的焦虑和对共产主义的戒备是渗入到美国人骨子里的，不管是穆斯林群众还是中国的人文交流活动，都被美想象成潜入美国搞破坏的特洛伊木马。特别是在当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的神经就更为敏感，对威胁的识别更加偏激保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对象国和国内的反对，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使用限制、打压、扣押等蛮横手段维护所谓的“国家安全”，打破了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失去了安全手段使用的经济性原则，也毫无道义性可言。

美国“泛安全”的产生原因

（一）“美国例外论”与“美国优先论”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思想根源。

美国人经常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描述为“例外”和“山巅之城”，因为美国的开拓者们（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相信上帝与其有约，并拣选他们来领导地球上其余国家。这种清教徒式的命运观、世界观融入美国国家特性绵延至今、影响深远，已成为美国对外推行帝国——霸权主义政策的辩护词和思想基础。[⑦]本着“美国优先”理念，利用自身实力改变现状，单方面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也为干涉主义提供了一块“遮羞布”。

“泛安全”是“美国例外论”与“美国优先论”相互交织作用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产物。美国习惯用“山巅之城”的视角和“唯我独享”的眼光去审视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不容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国的强权地位。依照“例外论”的逻辑，美国人可以认为，如果美国产品没有主导市场，竞争对手一定是在作弊。依照“美国优先论”的逻辑，美国人可以认定，要制止他国的作弊行为，如果国际贸易规则不允许美国制止他国作弊，就采取“泛安全”的策略压制他国。因此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时，带有很强的主观和非理性，惯用“安全认知”的思维主导内政外交事务，推动非安全议题的“安全化”，出现“泛安全”倾向。

（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理论基础。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保证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是当前就争取成为霸主，以消除其他大国挑战的可能性。[⑧]这样便无情地产生了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的世界：“如果国家能获得超过对手的优势，它们就不惜撒谎、欺诈甚至动用粗暴的武力。”[⑨]保守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和权力，视权力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工具；[⑩]由于其固有的偏见，难以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做出积极与客观的评估，从而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理念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11]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追求至上的权力和无敌的霸主地位，可以抛弃道义约束，可以不择手段。由此来看，“泛安全”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一直内嵌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当其被特定的事件催化显现的时候，一定是美国感到在该领域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对华为5G和TikTok的封杀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泛安全”频频出现时，其实也映射了美国霸权正在衰落。

（三）美国国内矛盾激化和民粹思潮泛滥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社会土壤。

美国国内多种矛盾叠加，积重难返。首先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的精英阶层规模很小，但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份额，而位于社会底层的人数日益增加，几乎享受不到任何资源。[12]其次是政党矛盾越来越深。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议题上长期存在竞争，金融危机加剧社会分化、导致两党极化，侵蚀着美国政党政治的基础，政党撕裂在特朗普时期达到新的高峰，互相攻讦，闹剧不断。第三是种族矛盾，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爆了长期积压的种族矛盾，“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席卷全美50个州1700多个城市，参与者超过2000万人。民粹思潮的兴起，本质上是社会底层大众生活状况恶化，被剥夺感和危机感增强，以及某些政治精英的煽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3]美国国内三大矛盾聚合发酵与民粹思潮频频迭起，互为因果，相互交织，最终酝酿成一幕幕激烈的政治化表达,往往沦为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博弈和操弄的工具。决策者利用民众对极端政策立场的期待，将经贸合作、地缘政治、外交事务、反恐活动、军备扩张、移民问题等领域中的议题，通过精巧的语言包装为“安全问题”，进而获得民众的支持、政治议程的优先级、合法的处置权力。

（四）美国霸权难以为继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是美国“泛安全”产生的现实需求。

尽管当前美国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仍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正如约瑟夫·奈所描述的，即使美国没有绝对衰落，其他国家和地区实力的上升对美国而言就意味着相对衰落。[1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变化，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享有的中心地位，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制度优势和综合国力相互映照、大国担当和命运与共相得益彰，使中国崛起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中最大变量。当然，今天是群雄并起的时代，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都在崛起，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美国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经历了从“相对放心”到“不放心”再到“非常不放心”的演变，与之伴随的则是美国“一超”的继续存在和“难霸”的现实境地。在美国那些抱持冷战思维的人士看来，拒绝衰落的美国和不可阻挡的新兴国家，一定会发生难以消除的、根本性的战略冲突。从历史唯物主义看，这显然是个伪命题，但是西方语境下，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论断。基于此，美国的安全战略手段的选择呈现出多领域、多形式、非理性、逆国际规则、极限施压的“泛安全”特征，因为任何威胁和挑战经“安全化”粉饰以后，就能在国内政治议程中获得最优先级和最集中的权力。

美国“泛安全”的系列影响

美国“泛安全”战略策略,看似达到了眼前的多种利益，实现了有关领域的绝对安全，但这一战略策略实际对美国长远发展乃至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危害。

第一，侵害美国民众的基本权利。

个体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所能承受的权利减损的阈值，与国家认为个体所能承受损失的阈值之间存在落差。“泛安全”扩大了这种落差，导致过度侵害个体的权利。美国著名的宪法权利和人权律师拉特纳指出：“国家的性质发生变化，普通人接受了政府对其基本权利、国际通行的公民权，以及美国宪法所赋予权利的侵犯。民众已经可以接受政府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监听。政府可以这样做都因为一个官方借口‘反恐战争’。”^[15]这种借口频频被利用的时候，民众的权利危机就出现了，反而觉得不安全了。当个体安全与集体安全从默契走向冲突的时候，往往是被泛化了的国家安全占据强势地位，侵犯民权，绑架民意，在国内外调用强迫“合法”的权力行不义之举。臭名昭著的“棱镜计划”给多少人带来了不安和恐慌。2020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在美国封杀TikTok时，人权组织“美国民权联盟”8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欲图封禁TikTok的做法，对言论自由是一种威胁，实际的操作也不现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TikTok在美国的遭遇是美国借助政治方式掠夺一家成功的中国互联网创业公司，其本质是商业史上的一场巧取豪夺，而不是真正的安全问题。[16]

第二，降低美国的经济实力。

梳理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文本，可知“经济繁荣”始终是美国的一项核心利益。美国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打压别国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惯例”。1982年，美国政府以产业间谍罪逮捕日立及三菱员工，指控他们涉嫌窃取IBM的技术并处以罚款，事后表明，真相是美政府通过“钓鱼执法”打压日本企业。2013年，法国企业阿尔斯通因挑战美国同行企业利益被美国政府算计，其高管入狱、公司支付巨额罚款、电力业务最后被美通用电气公司收购。[17]以上两例都发生在美国盟友身上，其他类似案例更不在少数。2021年1月《纽约时报》刊文指出，华盛顿将供应链“武器化”的做法，会推动盟友和对手减少对美国产品的依赖；华盛顿的影响力更多反映了美国过去的成功，现实是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正在减弱。[18]将安全手段滥用在经济领域，将恶化美国的营商投资环境，其他国家将寻求新的合作对象和市场，从而降低美国产品服务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而且对手国家也可同样以“国家安全”为名处理涉美经贸活动，从而导致冲突升级。

第三，折损美国的国际信誉。

评价一个国家的国际信誉，除了看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连贯性、有序性等因素外，还有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道义性。美国的国际信誉曾经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是在西方语境中，当“霸权”从政治坐标的中性词位移到贬义词（即“仁慈的霸权”变成“自私的霸权”）时，表明美国的国际信誉在严重折损。国家主权和安全是所有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安全的界定又有模糊性。在国际交往中，“安全牌”好打，但同时也要冒损害国际关系的风险。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不仅不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反而把泛化“国家安全”作为攫取权力与利益的工具，甚至不时地以邻为壑，转移风险，转嫁危机，信誉不断透支,美国的战略声誉因此受损，其再难以形成对世界，包括其盟国在内的巨大号召力。

第四，催生大国的“安全困境”。

客观地看，美国维护自身安全状态的能力是世界最强的，但美国又感到自己是很不安全的，似有“身在巅峰，如临深渊”的自我感觉。这种客观的实力和主观的感受叠加在一起，使得美国的安全战略少了一些理性，多了一份焦虑；少了一些道义，多了一份功利；少了一些现实感，多了一些模糊；少了一些内敛，多了一份张扬。由这些因素催化出的“泛安全”观，将许多原本非安全议题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内，进而动用国家力量甚至武力对外示强。当其他国家感知到美国这种威胁时，只能被动地响应，修改国家安全目标，调整国家利益界定，扩大威胁识别源，丰富安全政策工具箱，甚至扩充国防军备。相应地，美国感知到其他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修改调整后，会产生新的不安全感，进而升级自己的安全政策。大国间对此更为敏感。由此，国家间从战略互信走向战略失信，陷入为求安全而竞相提升防务实力的“安全困境”。

第五，弱化国际组织影响力。

国际组织是多边合作的产物和体现。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往往是不确定的，是否尊重国际组织、遵守相关规则，主要看在现有国际组织的规则安排下，能否让美国顺利地谋求例外和优势地位、有助于维护霸权，合则用、不合则弃。尤其是近几年美国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绝对安全，挑战了不同领域内各个相关国际组织业经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制度和规则，乃至违背基本道义准则，势必与国际组织的现有制度规则发生冲突。多年来，一旦有潜在的冲突发生，美国往往绕过国际组织，实施单边行动，以“零和”博弈的思维获取利益。美国的这种惯有心理和行为方式，一方面给对象国的国家安全和正当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另一方面，常态化的漠视、架空国际组织，严重降低国际组织存在意义，削弱国际组织在促进国家间合作中的影响力。

第六，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

现有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由美国主导设计的，其诉求与目的主要是维护并巩固美国霸权。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问题是，今日的世界已不是昔日的世界，美国也不是昨天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但是美国国家战略一直在追求霸权的永恒性。从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对于“美国领导世界”这个问题是从来不会谦逊的：“决不当老二”，“美国优先”，“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口号换来换去，内涵就是一个：继续维护霸主地位和绝对第一的实力。当现有的国际秩序不能满足美国唯我独尊的诉求、不能为所欲为地获得利益和权力时，就频频对抗、破坏现有国际秩序，打着“维护自身发展与安全利益”的旗号，消解国际秩序的根基。

例如，《京都议定书》可以说是人类第一个通过控制自身行动以减少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国际协定，而2001年3月，小布什政府以“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由宣布退出，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满。同年12月，小布什政府为确保其“绝对国家安全”，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该条约曾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特朗普政府更是掀起“退群”高潮。2017年6 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10 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 月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公约》；2018 年5月退出《伊朗核协议》，6 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9 年8月，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还表示将退出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甚至威胁要退出世贸组织（WTO）、联合国和北约；2020 年5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频频“退群”无一不是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泛安全”为名破坏国际秩序。这种危害是巨大的，如果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世界将重回“丛林状态”的无序时代，[19]而无序状态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和毁灭，将导致冲突加剧、战争频发。

美国拜登政府在颇费一番周折之后上台执政，其“泛安全”的乖张倾向可能有所收敛。但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让美国放弃世界霸权，无异于宣告寄生帝国及其利益集团的死亡。况且源起于宗教的、以“山巅之城”自许的使命观渗透在美国人血液与国家禀性之中。拜登在参加选举之前就公开撰文讨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所以，世人不应过高地期待美国政治家能够翻开新的历史一页，美利坚不在霸权中辉煌，就在霸权中消亡。在此境况下，美国继续选择“泛安全”战略，也是一种必然。

（编辑  尚鸣）

2021年将是中国发展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后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第一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描绘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两方面的实质内容，一是“富裕”，即全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二是“共享”，即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成果。从中国当前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需要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具有多重作用，它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应该看到困难和挑战，一是中等收入人群处于较低规模，二是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 这严重阻碍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

中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状况

 “中等收入群体”的本意是从收入角度来看社会群体的收入分化状态，家庭（人均）收入应该是主要衡量标准。在收入标准确定的情况下，是使用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或者是使用多大区间的标准，这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学术界通常有几种衡量方法。我们使用四种不同的界定标准，估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第一个标准，选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各年份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的上下限。第二个标准，将28个欧盟成员国2018年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第三个标准，是国际上引用率较高的Kharas提出的10-100美元（2005PPP价格）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日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其中，10美元是贫困线最低的两个发达国家（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贫困线的平均数，100美元是最富裕发达国家（卢森堡）的收入中位数的2倍。第四个标准，是我国国家统计局曾采用的定义方式，将2018年价格下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万-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表1给出了在每种定义方式下，界定我国1995、2002、2007、2013、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所使用的上下限对应的具体数额（元/天）。

注：作者根据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住户调查数据（CHIP）计算。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明显偏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重而道远。若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仅为24.7%，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虽然美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略低为55.9%，但高收入者占到30.5%。亚洲的韩国、日本中等收入者比重也都在60%以上。俄罗斯也达到49.3%。造成这一差异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二是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要大于欧洲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与中等收入人群的多少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国际视角看，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高，但绝对人数已相当可观。在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界定标准下，200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仅为750万，但是到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达到3.44亿，约相当于美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1.798亿）的两倍，约相当于欧盟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的总和（约3.4亿）。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

影响中等收入人群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过大的收入差距。新世纪前15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由升转降的过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然后下降到2015年的0.464。然而，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又出现了小幅度反弹，到2018年回升到0.469（见图1）。这表明过去1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波动状态。CHIP最新调查数据也显示了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基本上保持不变。

从收入差距的结构上看，近十年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首先，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下降趋势。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比率从2008年的3.4倍下降到2015年的2.7倍，进一步下降到2019年的2.6倍。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CHIP）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约30%上升到2002年的40%, 在2007年高达50%, 转而回落至2013年的30% 。正是这种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带动了全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下降。其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并非是全方位的，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到了2019年二者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处于0.4上下，仍高于2008年的水平，更是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1]。总起来看，现在我国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水平，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

图1  2003-2019年全国收入差距的变动 （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的年度统计公报的资料绘制。

未来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趋势预测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和奋斗。同样地，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以达到一个收入分布橄榄型社会和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以建立一个共享发展的社会都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我们需要从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使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并在3%、4%、5%、6%、6.5%不同经济增长率的假定情形下，根据CHIP数据中住户收入分布，估算了我国 2025、2030、2035年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关于2025、2030、2035年定义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借鉴国际上权威学者现有研究的做法 ，假定从2020年到203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并且收入分布不变。基于上述两个假定，并利用2020年的世界各国人均GNI的信息，进而估算出2025、2030、2035年世界所有国家人均GNI中位数，并把此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2025、2030、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

根据世行公布的各个年份的PPP（购买力评价指数），将用美元衡量的上下限换算成用人民币衡量的上下限，并进一步除以365，得出以“元/天”为单位的上下限。

在收入分布不变的假设下，在6.5%、6%、5%、4%、3%不同收入年均增长率情境中，我们估算了2025、2030、2035年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从图3可以看出，如果增速为6%，到2025年和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达到37.7%、44.3%；如果增速下降至3%，则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只能徘徊在29%的水平。由此看出，提高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关重要。

图2  我国未来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估算

上述预测结果是建立在我国收入分布不变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如果在未来15年中我们能够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那么中等收入人群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如果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到0.4左右，那么在年均6%的经济增长率基础上，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有望超过50%。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效应

一般来说，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固与扩大，会带来住房、汽车、旅游、教育、耐用消费品和新兴服务业的旺盛需求。这在引导社会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同时，会创造规模巨大的市场购买力，使得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当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将近50%。2018年CHIP数据结果显示，虽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规模在全国仅占29.4%，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总支出约占全国总体的46.5%。其中，居住消费支出占全国的47.7%，医疗支出占全国的43.2%，教育支出占全国的45.2%。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升级型”特点比较突出，并成为推动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的内在动力。近几年各收入群体用于家庭设备、衣着鞋帽、日用品等家庭日常支出比重逐渐上升，其中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日常支出比重上涨幅度最大。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释放。我们利用2018年CHIP数据，将全部样本分为相对贫困人群[2]、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然后分别计算每个收入群体的消费率，即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占本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计算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65.16%（详见表3）。其中，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率（53.19%）低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66.25%），这和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收入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有一定关系。这也意味着，若农村居民和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他们的消费率将会进一步提高，消费需求将会得到释放。

采取措施推进相关政策改革，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率，让中等收入群体既能消费也敢消费，才能达到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加快提升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政策选择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中，如何才能使得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提高得更快一点，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更大一点？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来解决当前面对的难题。

第一，识别和瞄准中等收入人群的潜力人群。

未来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主要来自于低收入人群中有望成为中等收入人群的最有潜力的人群。根据2018年世界人口收入分布中位数的67%-200%作为分界线计算我国低、中、高收入人群的比重，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比重超过了2/3，而且在农村的比重高达93%（见表3-1）。从不同地区的三类收入人群的分布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低收入人群都占有更大的比重，低收入人群占比分别为75.5%和74.2%（见表3-2）。

低收入人群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的收入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的收入与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标准相差不大，还有一部分人群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因此，在实施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发展战略中，应该识别那些低收入人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人群，并对这个人群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表3-1：不同收入组人群的城乡分布 （2018年）

注：作者根据CHIP数据计算。

    根据2018年CHIP数据测算，在低收入人群中有15%的人群收入水平与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标准的差距不足20%（见图3），即他们的收入虽低于下限但高于下限的80%。他们应该是在未来5-10年最有希望进入到中等收入行列、也是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人群的群体。如果这部分人群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后，那么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会上升约10个百分点，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会超过5亿人。另外，如图4所示，低收入人群中有46%人群其收入水平高于中等收入（下限）标准的50%，他们应该是在未来15-20年中我国中等收入的潜力人群。

图3  低收入群体中收入低于中等收入标准下限标准的人群比例

特别需要关注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未来中等收入人群的主要来源。从“潜在的”成为“实际的”中等收入人群需要更多的政策条件和发展空间。要给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在劳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享有的同等权力和机会，让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有更多的机会晋升为中等收入人群。

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是潜在的中等收入人群。提升他们的收入，除了增加其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外，还要设法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这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的创新，让农村居民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因此，要尽快对耕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让农民凭借对土地对用益物权抵押、担保、转让，从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第二，稳定现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

在实施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战略中，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晋升为中等收入人群，另一方面要防范中等收入人群滑落为低收入人群，从而稳定现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并稳定其人群规模。

按收入来源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绝大多数为工薪阶层家庭人口。如表5所示，近60%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工资性收入比重≥50%），14%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经营性收入比重≥50%），仅有2.6%以财产性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比重≥50%）。

在中等收入（下限）标准附近分布着大量中等收入人群，他们属于底层的中等收入人群，也是“脆弱”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可能因受到工作变动、失业、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而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跌落为低收入者。

      表5： 中等收入者各子群体所占比重

应该看到无论中等收入群体中的农民工还是农村居民，大多工作于个体或私营企业等私有部门，他们的就业和收入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他们享受不到像城市居民那样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未来生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外部冲击比如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他们这些“脆弱”群体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从而很可能跌落为低收入人群。

所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关键，不仅在于促使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同时也要防范刚刚越过中等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群体降为低收入群体。一种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减负来稳定中等收入群体。在城镇，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也压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因此，在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等方面要增加公共投入，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支出负担，从而保障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第三，着力改善营商环境。

我国的小微企业经营者、个体商贩已占全社会就业人群的很大比重，他们或者是中等收入人群中的“脆弱者”，或者仍是低收入人群。提升他们的收入增长，需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通过落实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财税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第四，加快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采取更大的力度来贯彻“提低、扩中，调高”的方针。到2019年中国低收入人口比例仍在60%以上，而中等收入人口不足40%。这种收入阶层现状也是使得收入差距高居不下的一个原因。因此，“提低”也有助于“扩中”，这是因为一部分低收入人口收入提高后，可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低”要有一套政策体系。考虑到低收入人群具有不同的特点，提高他们的收入需要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做到政策的精准性。对于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任何单一的政策措施都不会起到预期的作用，需要一套系统而又有效的政策体系才能发挥作用。

第五，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

我国收入差距高居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够。这一点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后收入差距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利用CHIP2013调查数据，一些相关研究分别估计了居民再分配前的市场收入和再分配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其结果显示，经过政府的各种再分配措施以后，基尼系数下降了8%左右。相比而言，大多数OECD国家在初次分配阶段的收入差距与中国相差不大，但是经过再分配以后，收入差距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小，基尼系数平均降幅为30%左右。在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和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非常必要。一方面，在居民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税收的调节力度，需要改革现有的税种结构，特别是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支出比例，而且民生支出更加偏向于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中的“脆弱者”。

第六，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

从长期考虑，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发展能力的差异，而个人能力的差异又是来自于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根据CHIP调查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人力资本（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态）对个人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缩小个人之间人力资本投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使低收入人群成长为中等收入人群。从一些统计数据上看，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在义务教育的公共投资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步，教育经费与经济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增长，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经费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如高中教育，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差别仍然很大。学前教育是个人能力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一些农村地区仍有相当大比例的学前儿童没有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有足够的能力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总之，改变人力资本发展方面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的唯一选择，是加大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尽快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均等化。

（编辑  尚鸣）

中国债券市场违约情况简单回顾

从2014年中国债券市场出现第一只债券违约以来，截至2020年11月20日，共有违约发行人206家，涉及违约债券530期，违约债券规模约为4262.56亿元。  

206家违约发行人中，有149家在违约前具有有效信用评级，BB级发行人数量最多（24家），其次为CC级（21家）；AA-级及以上级别违约发行人有34家；BBB-级及以下级别发行人有93家，其中有15家发行人在违约前级别已被调降至C级；违约前加权平均级别对应在BBB级至BBB-级之间。

从违约发行人地区和行业分布来看，2014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违约发行人涉及行业覆盖面逐步扩大。整体看，化工、食品、金属、非金属与采矿业、石油天然气与消费用燃料行业、综合类行业、机械等行业的违约发行人数量相对较多，但近两年来违约发行人的行业特点逐渐弱化，违约的发生更多与企业自身信用资质相关联。 

地区方面，2014年至今，我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中，除贵州、西藏以及港澳台外，其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发行人发生违约，违约发行人集中分布在经济较发达、民营企业数量较多的江苏、北京、山东、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去产能压力较大的辽宁、四川等地违约发行人数量也较多。 

历史上我国信用债违约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时期，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 2014年债市首次打破刚兑。

● 2015-2016年过剩产能企业去产能阶段，主要体现在煤炭、钢铁等周期性行业因去产能而经营情况恶化、盈利能力下降带来偿债能力下降，导致大规模违约。其中部分国企受到冲击，主要以低评级（AA及以下）的国企为主。

● 2018-2019年金融去杠杆后，部分企业过往通过非标融资渠道被压缩，企业流动性出现危机，进而导致大规模违约。这一波主要以民企为主。

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债券新增违约发行人20家，其中民营企业有13家，国有企业有5家，中外合资企业和公众企业各1家。新增违约发行人仍以民营企业为主，但部分国有企业信用风险开始暴露，4月份海航成为首个债券违约的AAA国企。新增违约发行人的年初信用等级主要为AA+级、AA级、AA-级、A级、BBB级、BB+级和BB级。整体来看，前三季度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常态化发生，信用风险有序释放。

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国企违约情况超出预期，信用债市场接连发生AAA级发行人违约事件。10月23日，华晨集团未能兑付其所发私募债“17华汽05”到期本息；11月10日，永煤集团未能兑付其所发超短融“20永煤SCP003”到期本息；11月16日，紫光集团未能兑付其所发定向工具“17紫光PPN005”到期本息。华晨、永煤、紫光三家AAA级国有企业先后违约，对债券市场信用环境造成一定程度冲击。主要表现：一是暴露的试点在基本面修复和融资环境宽松期，市场颇感意外；二是此次事件主要影响地方国企债的投资，市场影响更大；三是事件对偿债支持意愿、核心资产安全度等传统的信用债分析思路产生了冲击。

宏观方面，2020下半年货币条件收紧，企业对外部融资依赖较高是导致国企违约集中爆发的外部因素。。

通常在经济下行周期，债务违约风险会集中暴露。2020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受疫情冲击，央行加大了货币投放，债市违约风险没有集中暴露。随着国内生产经营逐渐恢复，5月份以后，央行开始将前期释放的货币收回，货币环境逐渐由前期“宽松”向“正常化”过渡。10月2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金融街论坛年会上重提“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要求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信用环境未来也将逐渐向中性回归。

对于部分效率低下、产品结构落后的国有企业来说，其本身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但是2020年上半年的经营亏损被宽松的信贷环境“掩盖”了。5月份以后货币政策开始边际收紧，国内利率开始上升，融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上升，前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最终还是集中爆发债券违约。

● 2020年初至11月底，我国债券市场有29家新增违约主体，其中8家地方国有企业发生首次实质性违约。其中辽宁省地方国有企业2家，分别为辽宁盛京能源和华晨控股；天津市地方国企2家，分别为天房集团和天房信托；河南省地方国企2家，分别为永煤控股和河南能源化工；青海省和吉林省地方国企各1家，分别为青海投资和吉林森工。上述地方国企信用风险事件对信用债市场造成了重大影响。

● 高信用等级违约较为集中，违约率倒挂。华晨集团、永煤集团、紫光集团三家发行人年初级别均为AAA级，意味着违约风险极低。但从违约2018年AAA级违约率高于AA+级违约率，2019年和2020年（截至2020年11月20日）AAA级违约率均高于AA级违约率。

违约事件对市场短期内的冲击

信用违约对市场形成正反馈冲击：“信用违约—债券产品赎回—机构率先抛售流动性好的资产—信用利差走阔—引发局部或全局的流动性紧张—机构解杠杆—加剧信用违约。”

1.近期信用债推迟和取消发行规模的推升，进一步加深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压力，违约之后当地融资大幅萎缩。

华晨、永煤违约后的2周，反映在一级市场上信用债推迟和取消发行的规模明显上升，尤其是地方国企。信用债净融资额转负，信用债收缩加速。 

地方国有企业发生违约后，当地的融资规模出现大幅度萎缩。以辽宁省为例，在违约后地区融资环境明显恶化。首先，表现为社会融资的大规模下降，2016年东北特钢违约后，辽宁省年社融规模从2015年的6194亿元下降至2019年的2942亿元，减少一半以上；2020年前三季度辽宁省社融规模只有788亿元，融资规模锐减。其次，融资收缩还体现在债券市场，2017—2019年辽宁省企业债券融资规模连续三年为负。再次，非标融资剧烈收缩，2018年至2020年三季度末，辽宁省非标融资合计减少5500亿元左右。最后，社会融资对政府债券依赖越来越高，2020年前三季度辽宁社融788亿元，其中政府债券为397亿元，占比在一半以上。

表1  辽宁省2015年—2020年9月末社融结构表（亿元）

资料来源：Wind

2.违约之后当地融资成本大幅上升。

地方国有企业违约后，地区融资成本有所抬升，具体表现在债券利差抬升方面。无论是产业债还是城投债，在违约之后都可以看到利差明显抬升。以辽宁为例，辽宁在2016年东北特钢违约之后产业债信用利差在一年内上升200bps左右，城投债上升100bps左右，融资成本大幅攀升。2020年下半年受省内2家国企违约影响，辽宁省产业债利差亦出现明显抬升。河南省在2020年11月永煤控股债券违约后产业债利差大幅提升，城投债利差亦有所回升。

3.违约之后影响当地经济增速与杠杆率。

由于违约之后融资规模减少，融资成本上升，当地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辽宁经济近几年疲弱态势已经非常明显。河南作为中部经济大省，2019年之前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而2020年前三季度全省GDP增速为0.50%，低于全国0.70%的平均增速。 

用信用债违约来打破刚兑被认为是降低杠杆率之举。但从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情况看，违约之后杠杆率反而可能上升。以辽宁为例，2016年东北特钢违约后，辽宁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从2015年60%左右上升至2017年65%左右。因为虽然企业违约减少了债务，但由于违约会连带资产处置，资产下降速度快于债务，导致资产负债率不降反升。近年来，河南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呈快速上升态势，从2018年50%左右上升至2020年9月的58%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4.信用利差加大，部分产品面临净值下跌及赎回压力，带来流动性冲击和估值风险加大。

市场上信用债“套息+杠杆”策略成为市场的一致选择。因此，随着违约冲击+信用分层凸显，永煤事件发生后，诸多机构开始降低信用债的质押率甚至直接把信用债调出质押库，信用债可质押率下降。非银行机构资金面临紧张。这将导致二级市场信用债估值变化较大，信用利差也加大。

对国有企业信用评估的再认识.

1.应回归企业基本面，重点关注经营现金流长期为负、债务规模较大、结构短期化、经营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

信用债本身应基于企业信用情况进行合理定价，而在有政府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条件下，产生了所谓的城投、国企刚性兑付思维等市场异化现象，信用债的基本面风险被淡化和低估。今年出现部分AAA级国企所发信用债券违约，对市场产生冲击的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国企刚性兑付思维对投资主体的加持，政府托底预期并未兑现。

地方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沉重、财务成本侵蚀盈利。从发行人角度看，前些年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信用扩张，企业举债冲动剧增，资产负债率持续攀升。供给侧改革后，一些企业表内负债有所降低，但表外负债增加，整体资产负债率不降反升。高杠杆运行造成企业财务费用大幅上升，侵蚀企业利润，在外部信用环境一旦收紧，企业净融资规模下降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信用风险。应逐渐抛弃刚性兑付思维，回归到发债主体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的综合判断，加强对信用风险评估体系的审视和调整，尤其是要加强对“僵尸企业”的梳理和排查。由于“僵尸国企”长期经营和投资回报低于融资成本、依赖地方政府救助，但政府救助能力存在上限，需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需要救助的企业越多，救助难度越大且见效越慢，在此过程中各方摩擦导致信用风险暴露。

要对发行人偿债意愿进行考察：核心资产带来的偿债安全边界是否有保障？是否存在预期的逃废债行为？违约前华晨集团对旗下核心子公司华晨中国进行了股权结构下沉的调整，导致违约后投资者无法冻结核心资产，并且有自媒体文章提及华晨集团存在隐匿、转移财产的情况，导致市场情绪进一步发酵；永煤集团亦将其持有的中原银行优质股权资产无偿划出。虽然中原资产股权的占比未达到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条件，符合相关规定，但从操作的时点来看，依旧存在转移资产的嫌疑。

2.对政府支持/救助能力的再评估。

永城煤电的资质较好，是河南省“三煤一钢”之一，是省属重点企业，市场对河南省煤企的信用资质排序普遍认知是“永煤>平煤股份>豫能化>平煤神马>郑煤”，从企业的规模、重要性来看，也很难成为省内较先违约的企业。有理由对地方政府对国企的偿债救助与支持进行反思。我们可以从债务规模、财政实力、广义债务率等多个维度进行数量分析。

2015-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从4.08万亿元上升至21.09万亿元，融资平台债务总额从4.61万亿元上升至5.45万亿元，地方国企债务总额从3.25万亿元上升至7.35万亿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制约了融资平台债务快速增长，但由于政府拉动投资仍是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融资平台债务少增部分，必然会从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国企债务填补。近5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了5倍，地方国企债务规模也实现了翻倍，未来要同时兼顾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国企债务的管理给付将会愈发困难。   

为了量化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对地方国有企的救助意愿，我们构建了各省地方政府广义财政收入^[1]和广义债务率两项指标，结合发债规模和存量债务规模进行对比：（1）观察对比广义财政收入增速与发债规模增速的匹配程度；（2）对比广义债务率，^[2]若指标恶化，可以视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弱化，从而影响未来对地方国企的救助意愿。

对比近五年各省市广义债务率的情况，其中天津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湖南省、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近5年广义债务率均高于平均值；江西省最近一年广义债务率也高于平均值。从广义债务率变动角度看，江西省（同比增长66.20%）、湖北省（同比增长21.18%）、甘肃省（同比增长19.87%）、重庆市（同比增长19.26%）、福建省（同比增长17.72%）、广东省（同比增长15.15%）、山东省（同比增长13.68%）、河南省（同比增长13.43%）债务率变动幅度较大，一定程度反映出相关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削弱。

省级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对等，债务刚性支出增加，救助意愿下降。

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增长的背后，仍然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负责省内经济、社会保障、稳定等事权，同时又要向中央上缴大部分税收，因此只能不断通过举债贴补财政收入。不断举债的后果便是债务还本付息和隐性债务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在我国财政货币体系制度下，地方国企相当于地方政府的职能沿伸，承担省内一部分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运营，从而获取经济效益。因此地方国企的信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信用派生出的，而地方政府的信用是中央政府信用的派生。如果地方政府财务负担逐渐加重，为了保持自身的信用与中央政府信用的一致性，会驱动地方政府砍掉部分经济效益较差的地方国企，使其破产重整，减少自身的负担。但是当前，地方政府的职责仍在，如果任由地方国企违约，则地方国企信用体系的崩塌终会传导至地方政府信用，则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此外，地方政府也需要考虑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尽可能将部分地方国企破产的影响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因而，尽管债务负担加重，地方政府也需要在对违约国企救助与不救助之间权衡。

部分地方政府救助能力下滑。

2020年以来，违约的地方国企数量和违约规模进一步上升，其中如华晨控股、天房集团、盛京能源、天房信托、青海投资、吉林森工，所在省均是广义债务绝对值水平较高省市，永煤控股所在的河南省，近年来广义债务率变动同比增幅较高。天津、辽宁和河南等省市的地方政府本就债务负担沉重，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导致这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更大，导致其救助能力进一步弱化。另一方面，疫情对经济效益较差的地方国企盈利打击巨大，持续的亏损使得地方国企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的救助成本。

3.提高风险预警能力，提早采取评级预警行动。

2014年至今，我国债券市场具有有效信用等级的违约发行人（149家）中，评级机构在其违约前12个月内基本均通过各类评级行动进行了评级预警（详见附件），违约前未有评级行动的发行人仅有15家。评级下调仍然是评级机构预警违约风险的主要手段（122家），展望下调（4家）、列入观察名单（2家）、负面展望（6家）等负面评级行动的数量相对较少。评级机构应建立研究分析系统和信用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多种信用风险量化模型发现和评估信用风险，提高信用风险预警能力。

此波违约冲击对后续债市的影响

1.永煤违约对市场影响很大，中央陆续出台稳定市场的措施。

2020年11月17日，央行行长易纲发表了《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提出要稳步打破刚性兑付，该谁承担的风险就由谁承担，逐步改变部分金融资产风险名义和实际承担者错位的情况。

永煤违约后，债券市场信用风险逐渐向流动性风险转变，在此背景下，监管部门紧急出手，维护市场稳定。央行在11月13日开展逆回购操作，净投放资金1600亿元；11月16日，超额续做MLF投放资金8000亿元，呵护市场资金面，安抚市场情绪。发改委在11月17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个别苗头性风险隐患，密切关注相关债券的付息兑付工作，督促制定化解方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交易商协会在11月12日对永煤控股等相关机构启动自律调查，11月19日交易商协会表示，在对调查过程中，发现主承销商、评级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涉嫌违反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管理规则的行为，遂对相关中介机构启动自律调查。11月22日，证监会就华晨集团涉嫌违反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展开调查。

2020年11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四十三次会议，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坚决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督促各类市场主体严格履行责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发债企业及其股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必须严守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坚持职业操守，勤勉尽责，诚实守信；健全风险预防、发现、预警、处置机制，加强风险隐患摸底排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深化债券市场改革，建立健全市场制度，完善市场结构，丰富产品服务。这给债券市场惶惶不安的参与各方吃了颗定心丸。

2.未来债券违约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未来，民营企业的信用风险最大，需警惕受疫情影响较重、信用资质较弱、短期集中兑付压力较大的民企信用风险。其次，经营不善、长年亏损、债务压力沉重的国有企业可能不再获得政府救助，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再次，区县级弱资质城投企业可能会爆发信用风险。近年来城投企业非标信用风险事件显著增加，涉及城投企业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内蒙古、河南、湖南、青海、陕西、四川等地，从行政级别看，非标违约主要集中在区县级城投企业，未来，再融资环境恶化地区的弱资质城投企业可能会爆发信用风险。此外，部分经营不善、资本充足率低的中小金融机构也可能会受到信用风险的波及。

3.流动性分层、信用风险重新定价是必然。

信用分层表现为：银行和非银机构之间的融资成本进一步分化，流动性分化加剧；实体企业间分化，融资向优质企业靠拢。

（编辑 尚鸣）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倡导并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情况高度关注。最近有欧洲媒体报道说，由于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大幅减少；有人对“一带一路”债务问题继续表示关切；也有人对“一带一路”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煤电建设项目表示关注。同时，有更多的人关心疫情下以及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趋势。

投资：总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大幅增长

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为150.4亿美元，而2020年投资额增长到177.9亿美元。2020年与2019年相比，投资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7.5亿美元，增长18.3%；相应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由2019年的13.6%上升到了2020年的16.2%。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秋季提出后，当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00亿美元，2014年迅速地增加到125.4亿美元；2015年继续增加到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在2016年和2017年稍有回落后，2018年超过了150亿美元，达156.4亿美元；2020年更是高达177.9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已达1047.2亿美元，年平均投资额149.6亿美元。

图1  2014-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显而易见，国际有些媒体所做的报道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目前的基本事实是，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但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来投资最多的一年。与2019年相比，2020年的投资增幅为18.3个百分点；与7年来的年平均投资额相比，更是高出18.9个百分点。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来看，2013年不到10%，2020年已经提升到超过16%的水平。

从项目层面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初期阶段，有一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被迫短暂停工，但绝大多数项目又很快复工。不仅如此，即使在2020年疫情大流行最严重的时期，中国与相关国家还启动了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如匈塞铁路的匈牙利段、在巴基斯坦建设的科哈拉水电站等。2020年，中国还与日本、法国签署了在卡塔尔建设首个非化石燃料充电站的协议，与乌干达签署了建设光伏发电站的协议，等等。

总之，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会因疫情或其他突发因素的影响而有任何改变。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匈牙利、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联合成立多边金融合作中心，并积极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更大空间，中国和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资将继续表现出总体上不断增长的势头，而不是出现减少的趋势。

债务：没有一个国家因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陷于债务危机

国家的债务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发达国家也存在，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洲一些国家爆发了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

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债务快速增加，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许多国家都实施了财政刺激政策，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国和欧盟所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直接造成了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金总量大幅增加，很多资金都流向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总量增加了，因此国际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也比较多，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增加了外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确实增加了对有些共建国家的资金支持，但中国从一开始就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共商共建共享，与相关国家共同讨论建设项目及其资金安排，绝不强制任何国家建设任何项目，更不强制任何国家向中国借债；二是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中国企业和相关国家的企业在市场原则基础上开展项目合作，项目资金也主要由企业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得以解决，包括多元化的国际融资、PPP融资等方式，政府间直接借款的数量很少；三是坚持发展导向，建设项目的选择都是根据项目所在国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确定的，以确保项目建成后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7年多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陷入债务危机。即使是经常被一些国家不断提及的斯里兰卡个案，其领导人最近公开表示，该国对华债务只占其国家外债总额的12%。该国绝大部分债务实际上都是来自金融市场的借款和多边机构的贷款，即使是对华债务，也主要是低息优惠贷款。对于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建设项目而言，中国招商局根据市场规则和公平交易原则购得70%的股权以及租用港口和周边土地建设工业园99年，属于典型的市场行为，不应被政治化。

经常被提出质疑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债务问题，实际总体上80%的项目资金都是由中国企业和巴基斯坦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s）依据市场规则获得的融资，只有20%的项目资金是基于债务融资（debt-based finance）。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500多亿元人民币建设中老铁路的问题，中国和相关国家都是从促进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不仅将直接促进老挝和中国经济发展，而且将有利于老挝、泰国、中国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乃至促进整个东南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后，特别重视债务可持续性问题。2017年，中国与26 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2019年，中国财政部发布了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流程与标准、项目所在国债务风险分析、债务承受力压力测试、债务风险管理等提出了详细分析框架，以提升债务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建设项目经济效果。

对于那些确实难以按时偿债的国家，中国从来不采用追债，而是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中国政府已经免除了对非洲国家截止到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为了减缓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影响，中国积极落实G20缓债倡议，缓债额已达13.53亿美元，约占G20缓债总额的27.5%，是G20中贡献最大的国家，甚至占到了G7国家缓债总额的83.9%。

能源：与相关国家共同推进能源转型发展

到目前为止，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仍然很低，有很多客观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严重缺电。“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均电力装机只有0.5千瓦，人均用电量不足2000千瓦时/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缺电，这些国家很难发展制造业，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很难提高。通过在这些国家新建一些发电站，增加国家供电能力，对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能源建设意义重大，能源建设项目相对比较多一些。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为例，由于巴基斯坦严重缺电，因此电站建设项目占所有建设项目总数的60%以上。

中国目前实施的基本政策是控制煤电发展规模。中国政府已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限制对涉煤建设项目的投资；中国人民银行于2020年修订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不再支持涉及煤和煤电等传统化石能源项目建设。

这样的基本政策也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譬如说，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电站，很多都属于可再生能源类型的，譬如说水电站（Hytropower）就有卡洛特（Karot）、玛尔（Mahl）、苏吉吉纳里（Suki Kinari）、达苏（Dasu）、科哈拉（Kohala）、阿扎德帕坦（Azad Pattan）等；除了水电站外，中国也在巴基斯坦建设了很多风电项目，如萨菲尔（Sapphire）、塔帕（Tapal）、玛斯特（Master）、萨察尔（Sachal）、哈瓦（Hawa）、特里肯波斯顿（Tricon Boston）等，而且很多风电站如Sapphire、Tapal、Master、Sachal等都已投入商业运行，经济和社会效益也都很好；还有核电站如卡拉奇(Karachi)核电项目（K2、K3）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如建设在巴哈瓦尔布尔市（Bahawalpur）Quaid-e-Azam Solar Park的100MW光伏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除在巴基斯坦大量地建设了很多清洁能源电站外，也与相关国家在黑山共建莫祖拉风电站，在阿联酋建设迪拜光热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

有些国家并不具备清洁能源发电的资源禀赋，却拥有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加上目前清洁能源发电成本仍然相对较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仍有一些煤电项目，譬如说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萨希瓦尔电站（Sahiwal Coal-Fired Power Plant）、卡西姆电站（The Port Qasim Power Plant）等就是燃煤电站，但都采用了世界领先的清洁燃煤技术，二氧化碳排放量严格控制在国际先进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正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推进能源转型发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即使是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仍然与有关国家共同建设一些煤电项目，将通过运用世界先进技术而努力做到低碳生产、清洁生产。中国所坚持的基本目标就是共同建设绿色、低碳、可持续的“一带一路”。

疫苗：“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领域

鉴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全球大流行的现实情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应该将疫苗合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努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保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生命之路”和“健康之路”。

中国医药企业正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和监管要求，规范有序地开展疫苗研发工作。目前中国已有17个疫苗品种进入临床试验，其中6个疫苗品种已开展三期临床试验。中国政府已批准了两种疫苗附条件上市，即来自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公司的疫苗。经过严格的科学把关和十分广泛的试验，中国企业研发的疫苗表现出显著的优势：一是安全性和有效性很高；二是采用了成熟的技术路线，那就是灭活疫苗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病毒疫苗；三是副作用少；四是疫苗运输对冷链运输和储存设施的要求较低，在摄氏2度到8度之间就可以。

目前中国企业正在与俄罗斯、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联酋等“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中国企业（国药集团）发布的在阿联酋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中期报告显示，疫苗对抗病毒感染有效率达86%，中和抗体阳转率为99%，能100%地预防中重度病例，且无严重安全隐患。

部分“一带一路”伙伴国已经批准开始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包括阿联酋、巴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泰国、约旦、土耳其、巴西、智利、埃及、菲律宾、匈牙利等国家。

中国已郑重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中国贡献。中国加入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并应世卫组织方面请求，已决定向该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基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将为更多相关国家提供疫苗服务，促进全球抗疫尽快取得全面胜利。

双循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动能

基于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所面临的新环境、新特点，中国提出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谓“双循环”，一个循环就是指中国国内的经济循环；另一个循环就是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循环。中国试图通过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既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中国之所以目前特别强调促进国内经济循环，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巨大。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人口已超4亿人，有1.3亿个市场主体，不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市场空间都很大。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凸显，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0年，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还只有49.3%，不到50%，随后几年快速增加，2016年超过55%，2019年达到了55.8%，2020年的严重疫情给消费增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因此稍有回落，为54.3%。

在消费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内投资也仍然保持稳定增长势头，因此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2010年，内需占GDP比重已经超过96%，2018年更是超过99%，但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稍有回落，为97.4%，仍是一个很高的水平。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以及人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内需增长潜力将进一步得以发挥，内需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图2  2010年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

从国际循环来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中国的进口以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增长。

即使是2020年受到如此严峻的疫情冲击，以美元计，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仍然达到了46462.57亿美元的新高，较2019年增长1.5%。其中出口25906.46亿美元，增长3.6%；进口20556.12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1.07%；全年贸易顺差5350.3亿美元，较2019年大幅增长了26.9%。

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全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继续增加到144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成为去年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这说明有的人鼓吹“脱钩”和“去全球化”，这是脱离实际的说法而已，根本不顾及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至少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而且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这样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强。

“一带一路”是中国促进“双循环”发展的重要平台。依托这一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已经在贸易、投资、国际产能合作等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性发展。2020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进出口增长1%；其中,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的进出口增长了7%；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直接投资大幅增长了18.3%。在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与投资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上，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于2020年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对促进整个地区及其各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对进一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在该区域的发展也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数字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机遇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易、交流方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快速数字化发展，进而直接促进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新业态发展，尤其是直接促进了网上购物、网络教育、网络游戏、远程医疗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已与16个国家签署了数字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2个国家共同打造“丝路电商”合作平台。为了协助“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抗击疫情，中国医疗专家2020年通过视频会议方式与许多国家的同行交流防疫和诊疗经验。

中国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对国家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的水平，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了有益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快速推进的新的历史时期，能够有效地促进数字化转型发展，就很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其现代化发展路径不仅大大缩短，而且还能更好地满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要求，更加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更加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了赢得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目前应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助力防疫抗疫工作取得更好成效。譬如说中国在疫情大流行期间通过扫描健康码而对新冠肺炎感染情况进行有效辨识的数字技术，就很值得广大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借鉴和推广运用。又比如，通过视频会议交流防疫抗疫经验、通过远程医疗方式进行有效会诊等,都有助于使各国的防疫抗疫工作取得更好效果。

二是除了巩固传统基建外，需要加强新基建建设。通过5G等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转型发展进程，促进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信息产业等基于数字化技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三是秉持公平正义和多边主义，共同维护数据安全。中国已于2020年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共同努力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安全和稳定，反对利用信息技术破坏或窃取他国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数据、侵害个人信息或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不得强制要求本国企业将境外数据存储在境内或直接向企业调取境外数据，企业不得在产品和服务中设置后门，等等。

四是在数字化时代，要特别注意采取多方面的有效措施，防止因为“数字鸿沟”问题导致部分国家和部分人民陷于新的贫困。

(编辑 季节)

202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A股市场整体表现相当不错。总体而言，消费股与科技股的表现好于其他板块（例如周期股）。在很多行业内，均出现了龙头股表现显著好于中小盘股票的“头部化”现象。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股市上中小盘股票的表现总体上好于龙头股。因此，近期龙头股表现更强的现象，引发了市场热议。有人把这一现象视为是基金“抱团”的结果，有人认为，在龙头股上涨之后，中小盘股票也必然会上涨，很多投资者还是将龙头股表现显著好于中小盘股票视为一种暂时性现象。

龙头股表现好于中小盘股将是证券市场新常态

笔者在过去几年内一直持有以下观点，即中国股市必将迎来持续的“头部化”。换言之，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各行业龙头股表现好于中小盘股的现象，非但不是昙花一现的暂时风格切换，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股市的“新常态”。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新常态”，在我看来至少有如下四点逻辑。

逻辑一：从公司基本面来看，随着很多行业“头部化”的演进，龙头股的业绩将会持续好于中小盘股。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显著的“头部化”现象，即全行业的收入与利润在快速地向少数头部企业集中。例如，中国目前有100多家证券公司，但真正盈利丰厚的可能只有头部20家甚至10家公司。未来这一现象很可能会继续加剧。随着业绩头部化的持续，这意味着在大多数行业里，龙头股的业绩表现将会持续好于中小盘股。

逻辑二，从投资者结构来看，中国股市的投资者结构正在从散户主导向机构主导转变。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散户都是中国股市的投资主体，他们贡献了股市绝大多数交易量，但盈利不可谓不惨淡。近年来，中国股市上的机构投资者力量不断崛起。一方面，以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为主体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力量不断壮大；另一方面，随着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的开通，以及取消了QFII与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外国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力正在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已经成为中国股市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对机构投资者而言，相比于中小盘股票，他们更愿意重仓龙头股。这一方面是因为龙头股的规模与市值更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投资龙头股的个股风险更低，投资者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研判行业风险之上。

逻辑三，在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投资者更加关注金融资产的不同特征。最近几年来，金融周期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议题。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同，金融周期持续的时间更长，一般在15年左右。根据经济学家测算，中国本轮金融周期的底部大概在2008年前后，顶部大概在2016年底2017年初。换言之，如果金融周期的上升期与下降期大致对称的话，这意味着从2017年到2023年、2024年，金融周期都将处于下行期。而在金融周期下行期，投资者会更加重视资产的流动性。例如，相比于信用债，投资者会更加青睐利率债；相比于中小盘股票，投资者会更加青睐龙头股。

不过，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之后，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央行开始了新一轮货币宽松的浪潮，这轮浪潮是否会显著缩短上一轮金融周期的下行期，目前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观察。

逻辑四，长期以来，中国股市中蓝筹龙头股的估值通常显著低于中小盘股票。例如，截至2021年2月18日，上证50（蓝筹龙头股股票的代表）的市盈率仅为15倍，而创业板（多为中小盘股票）的市盈率竟然高达68倍。中国中小盘股票的估值依然显著高于行业龙头股，这意味着对中长期投资者而言，中小盘股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头部化”现象也将出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

综上所述，从公司基本面、投资者结构、金融周期阶段、估值合理程度这四个方面来看，未来中国A股市场上行业龙头股表现好于中小盘股票，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头部化”现象并非仅会出现在中国股市。在笔者看来，未来10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会出现这一现象，而且其“头部化”程度与股市相比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头部化”现象：一是城市之间的房价分化，二是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分化。

未来投资者买房要考虑两大指标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长达15年的普遍繁荣（2003年至2018年）之后，已经迎来城市间房价分化加剧的阶段。未来投资者要买房，一定要紧盯两大指标。

指标之一，是年轻劳动力的流向。但凡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就能得到需求的支撑，房价稳中走强就有保证。但凡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出的城市，未来房地产价格显著回落就是大概率事件。

指标之二，是诸如大学、医院等优质公共资源的分布。优质公共资源更为集中的城市，房价表现自然会好于优质公共资源严重匮乏的城市。

基于这两个指标，未来一二线重点城市的房价与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之间的差距，自然会越拉越大。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投资，未来会越来越面临流动性下降的挑战。

未来，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行业集中度有望显著提升。迄今为止，中国仍有8万多家房地产开发商。然而根据统计数据，目前排名前100家的开发商已经占据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的70%。即使是这一数据，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市场集中度依然很低。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数量将会显著减少，尤其是聚集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开发商，未来可能会因为陷入各种困境而不得不关停或者被并购。即使是一些大型开发商，也可能会因为策略失误或者流动性断裂而陷入困局。

房地产投资的发展趋势

在充分理解房地产行业的两个分化之后，投资者能够从中得到以下启发：其一，相比于中小开发商的楼盘，投资者更应该购买大型开发商的楼盘，因为后者的经营与服务更加稳定；其二，相比于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者更应该购买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其三，相比于城市外围或边缘地区的房地产，投资者更应该购买中心区域的房地产；其四，相比于大面积住宅（例如别墅），投资者更应购买中小户型，因为后者的流动性更强。换言之，一二线中心城市核心地带大开发商开发的中小户型，无疑是房地产投资的首选。

总而言之，中国股市与房市的“头部化”现象，背后有着坚实的基本面逻辑的支撑。如果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投资者就能够避免很多投资陷阱，有助于实现自身投资的保值增值。

（编辑 季节）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负面影响

    实体经济指产品和服务的产生、流通等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指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交易活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成完整的经济体系。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主要体现为泡沫化、衍生化、同业化以及金融杠杆的失衡。我们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就要避免经济过度的虚拟循环，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理念和制度体系。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表现

    1.经济泡沫化。日本房地产、股市泡沫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典型案例。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推进金融混业经营，大企业融资转向资本市场，对银行资金依赖度显著降低。同时，日元升值推动股票市场发展。1989年，日本股市市值突破611兆日元，占全球证券市场的28%。日本银行信贷资金大规模转向中小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市场。1985-1989年，日本银行业信贷增速为43%，而房地产贷款增速达到95%，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1992年达到峰值。日本股市、房市价格快速上涨形成了大量资产泡沫。

    同时，日本实施主银行制度，日本银行业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银行普遍持有企业股票，并接受来自企业的股票质押融资。1988年，日本改变会计准则，允许银行采用盯市方法计量持有的房地产和股票资产，并采用盯市方法计算这些资产的抵押价值，这进一步刺激了银行的加杠杆动机，显著放大了后期泡沫破裂时的风险隐患。1990年，日本进入加息周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碎，日本银行体系的盈利大幅下滑，全国180余家银行倒闭，致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中国房地产市场一度呈现出泡沫化趋势，对社会资金产生虹吸效应。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一线城市房价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而二线和三线城市价格增速依然较快。银行体系在房地产领域的资金占用较高，2020年6月末，房地产贷款总规模达到79.9万亿元，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48.4%。这还不包括银行通过非信贷类资产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资金，部分房地产企业由于过度融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债务问题。

    2.金融过度同业化发展。高度依赖同业融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同业资金大量拆借造成了资金的虚拟循环，大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全球银行体系过度竞争，市场集中度处于历史低位。银行通过同业拆借缓解市场竞争带来的负债压力，发达国家银行体系的同业拆借占负债比例在危机前达到峰值，负债高度依赖批发融资的银行在危机中出现的亏损更为明显。

    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强化了对同业业务的监管，填补了危机前流动性监管主要针对存贷款业务的问题。在LCR监管框架下，金融机构存款、信用便利或流动性便利、资产证券化融资等同业业务要被赋予25%以上的现金净流出比例，需要银行持有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予以匹配。原有监管框架主要强调存贷款相对均衡，对同业业务约束力不足。

    在银行业集中度较低的背景下，适当开展同业业务有利于缓解存款竞争压力，促进银行业平稳发展。近几年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负债中存款人占比越来越低，资产中贷款占比越来越低，而同业业务的比重不断提高，同业业务过度发展将出现同业业务监管套利问题。2008-2017年，中国银行业贷款/资产、存款/负债占比持续下降；同业资产在银行资产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银信、银证、银保合作计划规模快速攀升，大量资金冗余在金融体系，资金进入实体的链条拉长，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同业业务成为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重要纽带。由于大量开展同业业务，我国曾出现“钱荒”。近年来，由于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同业业务风险得到了较好治理，目前同业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城商行。

    同业业务是表内资产“脱实向虚”的主要途径，而中国理财业务（主要是表外理财业务）则是游离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脱实向虚”途径。2007-2018年，我国银行体系理财业务规模由0.53万亿元增至32万亿元，增幅近60倍。在理财业务中，同业理财规模占比一度超过50%，成为同业业务在表外的延续；此外，表外理财业务中曾有近30%的资金对接非标资产，这些资金大量进入“两高一剩”及房地产领域。

    随着资管新规推出，理财业务要求满足期限匹配要求，非标资产投资受到了严格控制。2019年，理财业务由32.1万亿元降至23.4万亿元，降幅达27.1%。

    3.过度衍生化和复杂化。金融业重要功能是资金融通，促进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有效支持经济增长。如果资金大量进入虚拟经济导致过度衍生化，就会造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形成风险隐患。

    2008年，美国银行业金融衍生品交易量达130万亿美元，是GDP的9.05倍，而在2000年该比例还不到1倍。近60%的银行资产已被资产证券化，银行成为底层资产制造者，把风险分摊给整个金融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大型银行去衍生化。2013-2019年，75家G-SIBs样本银行的衍生品名义本金由651.93万亿欧元降至529.82万亿欧元，年均降幅为3.3%；同业资产由8.92万亿欧元降至7.32万亿欧元，年均降幅为3.0%，均呈现明显的收缩态势。

   高盛集团是危机前业务最为复杂的顶级投行，危机以来，高盛去复杂化，其行为体现在：(1)存贷款业务占比提升。2009-2019年，高盛贷款、资产由不足1%升至11%，负债、存款由5%升至21%。(2)复杂业务大幅收缩。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资产由17%降至9%，融资融券、资产由22%降至14%；抵押融资、负债由22%降至17%，卖出回购、负债由17%降至12%。(3)交易资产复杂性降低。2009-2019年，在交易资产结构中，国债、股权等标准化资产占比提升幅度超过20个百分点；衍生品、过桥贷款、货币市场工具占比分别下降9.2、5.6和2.7个百分点。

    中资机构业务的复杂程度整体低于国际同业，近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G-SIBs的复杂性得分由场外衍生品规模、第三级资产和交易类证券三个指标构成，是反映机构运营复杂程度的重要指标。从2019年的国际大型银行的复杂性得分排名来看，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得分分别为51、17、33和36，在G-SIBs中并不算高。从2014年的变化看，中资G-SIBs的复杂性得分整体呈上升趋势，由平均20分升至35分。

    从总量看，2006-2017年，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由不足1000亿美元增长至8.1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最高时达到68.2%。2019年末，影子银行规模7.5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6.9%。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并不算高（2018年数据）。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影子银行规模/GDP均达到400%以上。从结构看，我国在功能2（短期市场批发融资投放信贷，如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功能3（依靠短期资金或代客资金的市场经营活动提供中介服务，如证券公司、经纪公司）和功能4（促进信用创造功能，如信用保险公司，金融担保公司，债券保险商）的发挥明显不足。

    4.过高的杠杆率。近些年来，我国总体杠杆率不断提升，特别是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全球范围都算偏高的，家庭和政府的杠杆率也不断提升。目前多数国家政府杠杆率不断大幅提升，这将是未来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

    实体经济面临杠杆过度（不足）问题。历史上看，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较为严重，实体经济往往存在风险隐患。我国在间接融资体系下，应关注过快的融资增速及其流向。

    杠杆在不同经济部门失衡。次贷危机前，美国非金融部门整体的杠杆率水平适中，但家庭部门信用/GDP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及其衍生品资产质量恶化成为危机的重要诱因；欧债危机前，“欧猪五国”杠杆率适中，但政府信用/GDP快速上升，导致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主权债务风险传导至银行体系，银行持有的主权债券风险上升，银行主体评级与主权评级高度挂钩，融资成本显著提升。

    2019年，我国非金融部门信用/GDP为258.7%，列全球第17位。非金融企业信用/GDP为149.3%，列第8位；个人信用/GDP为55.2%，列第22位；政府信用/GDP为54.2%，列第23位。当前，我国杠杆率整体适中，但非金融企业杠杆较高，家庭、政府部门杠杆率升幅较快。对银行体系而言，对公贷款资产质量压力较大，而零售贷款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上升。

    建议

    1.引导房地产行业合理健康发展。将房价、房地产行业杠杆率作为宏观调控重要参考指标，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

    2.引导同业业务回归本源。要关注所有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引导同业业务回归调剂机构间资金融通功能的本源，防止同业业务监管套利。

    3.理性发展衍生品业务。发展以套期保值、防范风险为初衷的衍生品业务，应该限制投机性的业务；审慎发展证券化（及衍生品）业务，要强化证券化业务的风险自留要求；将衍生品风险暴露纳入金融机构的资本、流动性监管；强化中央交易对手机制建设，强化高风险、复杂性较高的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总量风险控制，防止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产生的负面冲击。金融衍生品市场过度发展将对实体经济产生虹吸效应。     

    4.做好稳杠杆工作。金融杠杆的投放要与实体经济周期的变化匹配，要避免杠杆水平在不同周期大幅度波动；优化杠杆结构，加强非金融企业的杠杆治理，继续实施对僵尸企业的杠杆管理；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缓解银行体系的信贷造血压力。

（编辑  高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维护金融安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金融工作的精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0年11月28日和12月9日分别召开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系统性风险”、“金融改革开放与安全”研讨会，2021年1月9日和“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共同举办了“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研讨会。共有专家学者77人次参会讨论，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线上参加了1月9日研讨会并发言。

         全球金融经济环境变化剧烈，不确定因素增多

    毕吉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保护主义抬头。2020年新冠疫情使得许多国家经济发生衰退，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均下降。西方国家大搞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突破规则，直接向实体部门提供信贷。2020年4月-12月，全球增发14万亿美元货币和20万亿债务，衍生出10万亿债券和40万亿的股票；全球股市总市值超过100万亿美元，债务增至277万亿美元（彭博社）。

    美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巨大，股市连创新高，长期利率下降（或负利率）。美元国际地位受到动摇，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如何演变，全球经济、金融、贸易体系如何演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美国把中国定义为头号战略对手（新一届政府沿袭了这一基调），对我国在贸易、金融、科技领域将大概率遏制打压。美元放水导致我国外汇资产遭受损失。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金融的外部形势十分复杂，威胁金融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国内经济金融形势：

    “十三五”时期，我国GDP平均增速从“十二五”时期的7.8%减速至6.7%（不包括2020年），从高增长时代（指7%以上）进入中高速增长时代。2020年经济增速在2%左右。预测“十四五”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

    前些年，我国金融界在鼓励创新搞活的同时，出现了诸多乱象。“影子银行”业务大增，资金在系统内“空转”提高杠杆率、削弱货币政策效果，互联网金融监管缺位、P2P泛滥；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等等。

    经过2017年-2019年的整顿，防控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确立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强化监管体制，纠正金融资产无序扩张，增加投向实体经济的资金，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势头得到遏制。（2）整治影子银行，推出资管新规，阻隔跨市场、跨机构风险传递，认定和处理不良贷款、处置违规金融机构，银行系统内“自我循环”及其风险得到控制。（3）对金融科技加强监管，整治以P2P为代表的乱集资（2020年实现清零）。“十四五”期间，将加快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立法工作，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对近期中国经济的复苏要保持审慎乐观，因为全球经济还没有摆脱衰退，保持国内经济增速还要克服不少困难。“十四五”时期，保持金融稳定和安全面临不少挑战。

    “十四五”金融发展改革：服务实体，防范风险，加强监管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互联网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开放力度加大等，带来金融业效益提高的同时，还存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短板问题，金融体系自我循环、脱实向虚的问题，金融监管“牛栏关猫”的困境，以及互联网科技金融监管缺位等问题。

    金融安全的基础是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是保护公众参与金融活动的利益，特别是中小存款者、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金融监管要提供一个普惠、平等的金融运行平台，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业更为重要的特征和含义。

我国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在疫情冲击下，新老问题交织叠加，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1]

李克穆（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系统性风险在金融领域是指市场风险，通常是指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局势等原因对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产生连锁性的严重冲击，致使投资者的利益遭受断崖式损失，对国家整体经济造成全局性危害。要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标本兼治，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有序处置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毕吉耀：要着力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一是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构建宏观金融调控基本框架。适度控制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央行依托国债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实行“中性货币政策”，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道“精准滴灌”，加强薄弱环节，服务特定的实体经济部门。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认真审慎对待金融科技发展的新业态、新形式，采取适当监管方式，避免先放任自流、后全盘取消。三是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四是加强法治建设。

               我国金融体系内的风险因素

    1.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

    宏观杠杆率仍在高位，控制难度大。2019年宏观杠杆率降至254%，2020年由于抗击疫情又提高约21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负债率偏高，家庭和政府的负债率也不断提升，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我国老龄化加快，用于养老和医疗卫生等刚性支出将不断增大，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缺口不断增加，政府融资平台的还贷能力令人担忧。   

    2.经济数据化（金融自我循环）。

    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一是银行表外业务比例过高。这几年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有重大变化，负债中的存款人占比越来越低，资产中贷款占比越来越低；同业业务的比重不断提高。适当开展同业业务有利于资金融通，过度发展就存在同业业务监管套利问题。引导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回归本源任务繁重。二是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不断推出，其理由是金融创新、搞活金融、避险保值，但因放任无序发展使其负面作用凸显，放大了金融杠杆和金融风险，助长了投机套利和金融自我循环。建议引导房地产业合理健康发展，将房地产业杠杆率和价格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限制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发展；加强对高风险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总量风险控制。

    3.长期资金短缺，金融风险向政府和银行集中。

    杨成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过去很多投资，如土地收储、棚户区改造、二级收费公路建设都用政策贷款，现在都用银行专项债，中小微企业贷款也向银行集中。中国企业界融资主要还是靠贷款，政府要求银行支持企业，而银行一般只愿提供1年期及以下短期贷款（特别是面对中小微企业），不愿承担长期风险。企业所需要的长期资金严重短缺。威胁金融安全的风险问题已经凸显，而且内外金融安全风险问题联动。

    钮文新（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本质是货币杠杆过高的危机，体现为货币乘数过高，也就是货币周转速度过高。2014年起，我国货币政策采用单一利率调控，近些年我国基础货币量没有大的变化，但M2不断上升，这是靠货币乘数的增加实现的。现货币乘数达到7.11，意味着金融的短期化程度大大提高，这是很危险的。

    4.经济脱实向虚和加剧贫富分化。

    张云东（深圳市证监局原局长）：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和金融业利润之比是4.8：1，到2019年，这一比例变成2：1。经济脱实向虚加剧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2006年，全国居民和企业存款中高净值客户拥有的可投资资产占16.1%，2018年这个比例扩展为41.5%。我们在市场化和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制度自觉还很不够。

    5.警惕消费金融、消费信贷的战略危害。

蚂蚁金服的问题，大家主要关注超级杠杆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害，但还有一个风险更大、影响更深远的问题，就是消费信贷对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对未来发展动能的损害。90后年轻人缺乏上一辈人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很多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在这方面也缺乏自觉。中国的高储蓄率支持了长期的高投资率。老一辈人走后，中国人还愿意储蓄吗？未来的中国经济怎么发展？消费信贷对拉动消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过了头就是饮鸩止渴。这个问题必须把它提到战略高度上。

6.金融企业混业问题。

    美国因1929年大萧条的沉痛教训，罗斯福新政推出分业经营政策。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以后搞新自由主义，经不住华尔街的游说，再次推出混业经营政策，好了伤疤忘了疼。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反省，重新讨论分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盲目跟着欧美搞混业，不仅传统金融机构开始“混”，最厉害的还是互联网金融（如蚂蚁金服）的混业已失控。这对我们的金融安全，对整个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都有很大的威胁。

    7.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容易死灰复燃。

    “影子银行”，即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机构和业务构成的信用中介体系。2017资管新规以来，一些企业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贷款，转向其他融资途径。从银行系统方面看，银行利率被压得很低，又要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银行为自身利益考虑多取谨慎态度，“影子银行”业务有可能死灰复燃。

    8.中小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

   苏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银联原董事长）：不管是叫互联网金融还是科技金融，只要是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监管。蚂蚁金服这么大的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做高风险金融业务，确实要防范风险。

    中国民营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这些年发展非常快，能说银行不给它贷款吗？但银行贷款要预防高风险。现在监管力度很大，商业银行比较规范，不良资产率在2%以下，资本充足率也很好。

    人民银行一直强调小贷公司的资金来源，借贷资金不能超过净资产的一倍，从资产证券化获得的资金不能超过净资产的4倍；规定不能向在校学生发放信用卡或贷款。蚂蚁金服搞花呗借呗，对外说是向小微企业贷款，其实主要是向在校学生放贷款，带来很大的风险。另外，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信用卡逾期的罚息利率是18%，小额贷款利息远低于18%。不能说花呗贷款利率是18%就是合理合法的。

    9.我国经济对债务和房地产的依赖度加大。

    金融每年增加30万亿元债务，已成常态。2017年之前几年，每年新增贷款的60%-70%用于房贷。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发文称：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2] 有人估计，加上表外贷款，房地产贷款已占金融体系总贷款的40%-50%。 [3]

我们用各种非经济手段控制了房价，但因银行利率持续维持低水平，M2的发行量又很大，股市长期低迷，居民手中存款还可能向房地产市场流动；很多地方政府将房地产发展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贷款泡沫仍是重要的风险因素。

               金融企业的治理和监管    

    我国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有显著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北师大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进行评估，以金融业上市公司为例，2019年金融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指数平均59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指数平均57分，财务治理指数平均57分，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平均62分，这与国际公认标准还有较大差距。[4]

    很多金融企业治理结构处于有名无实状态，常见问题是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缺乏内部制衡机制，监事会功能弱化，科创板一股独大，独立董事不独立；董事和高管的行为规则不健全、责任不清晰，短期行为较为严重；风险控制观念不强，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注不足等。（李克穆）

    股权结构：国有大型银行要承担稳定市场和社会责任，股权需要保持适当的集中度。很多中小银行股权结构过于复杂，大股东通过多层间接控股，实行隐形操控或少数人掌握实际控制权，容易出现关联交易问题。

    股权质押风险：很多城市商业银行股东，将其股权做质押（贷款），一旦无法偿还就拍卖被质押股权，导致银行股权结构发生变化，遇上市场股价波动，触发股权质押融资强制平仓，银行股价暴跌，就会出现跨市场风险传染。

    治理结构：金融公司虽已建立治理结构，但关于治理主体职责、董事会、高管层和专业委员会定位等制度尚在探索形成中（冷云生，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公司金融部负责人）。公司治理流于形式，审计委员会应当全部由外部董事担任的规定形同虚设；董事会不能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分红权、提案权等基本权利）不足（楚序平，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

    2020年，银保监会对全部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进行了评估：1792家机构中，评为E级（差）的182家，D级（较弱）209家，D、E级仍超两成。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监管部门以中小金融机构为重点，严厉整治资本不实、股权代持、股东直接干预公司经营、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4600家法人机构，稳妥开展高风险机构违规股东股权清理。两年来监管部门处理了包商、锦州、恒丰银行等典型案件，但众多中小银行仍是未来防范风险的重点。[5]

    加强金融业公司治理，通过治理结构的完善把监管要求转化为公司的自律行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的稳定运行。

    陈元：金融企业要强化金融服务功能，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加强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持续完善权责统一、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尤其大型金融企业，只有建立起充分可靠、稳健透明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竞争行为，实施有效竞争，才能稳步提升市场形象和竞争能力。     

    专家们对加强金融企业监管的建议：

    1．对股东资质要有明确要求，对公司股权实行穿透式管理，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严格按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2．发挥董事会的作用：董事必须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经验，有能力正确判断和评估业务风险，掌握好进取创新和审视的平衡，合理确定风险容忍度；在董事会内设专业委员会（战略、审计、薪酬，风险评估等）。（陈卫东）

    3．通过监管制度的更新，更有针对性地对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加以行为约束，合理管控激励机制，对风险防范机制提出更为切实的要求，对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加以制约。

    4．金融公司需进一步完善退出机制，防止数据金融平台大而不能倒。（李克穆）

    5．推进上市公司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建立财政、税务、海关、金融市场监管、行业监管、地方政府、司法机关等信息共享机制；应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强监管背景下的合规科技与监管科技的集成化、协同化发展。（黄震，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金融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

    杨成长：金融支持科技，面临标准和监管问题。投资价值和风险不易识别，而且因为科技企业的资产多为动产或无形资产，没有明确的评估标准。近两年又出现科技投资问题，如各省都要上集成电路、有的甚至上光刻机，重复集中投入，而且靠股权市场的过高估值拉动，形成泡沫。创业创投的假项目也不少。  

    滕越（四源合基金投资部总经理）：我在从事传统产业重组的业务中，看到企业运用数字技术推进升级的积极性。如宝武钢集团旗下的欧冶云商运用数字化区块链技术做线上交易服务，它推出一种通证，可以通过各供应商的线上平台间进行交易。我们在清算环节，在风险控制环节如何掌握这些信息，是金融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中带来的新问题。

    金融在支持产业升级过程中，有时起的是负面作用。不久前的共享单车就是一例。今天引以为豪的太阳能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造成多少企业破产，涉及约10万人的就业，今天还没有理清楚。现在大量资金涌向数字化升级，对这一趋势也要慎重。

    做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的工作，需要支持的方向：（1）提高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性、加大生产端与流通端的衔接性。（2）增大企业内部生产调整的弹性（可调整性），以适应市场的变动。（3）对可能的市场变动风险要有预案。比如现在ABS市场过度发展，我调查的钢铁行业中有大量企业间票据，票据之间是否可以形成有效的交易、规避风险，这将是一大挑战。

    美国摩根史丹利用“算法监控”控制企业风险，可以借鉴。它在公司内部建立了100多人的“蓝军”团队，对公司所有衍生品、所有各类投资的市值评估、经销方式，每季度进行追踪侦查，形成记录和相应算法，这是第一道防线。内审是第二道防线，外部审计是第三道防线。通过这三道防线消化了一部分信息和风险，投资人看到的报告也比较可信。而且政府也有配套的法规。

    我们的金融业在扶植传统企业数字化升级中，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应该配套出台一些法律措施、会计记账或内审的办法，及早地把这个问题解决在前面。

    滕放（中数智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现有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系还很不完善，一是服务主要靠人力，二是金融机构对各个专业和产业的评估没有标准，发现客户的成本非常高。面对几千个科技企业，用什么标准识别？面对个性化的企业需求，怎么提供服务？要按照我国未来5-10年的发展趋势，预测未来服务科技企业的需求。未来金融科技的服务方向，应是从2C向2B转变。

今天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需要考虑如何扩展自己的边界。回顾20年前，淘宝凭着一个高频的场景，天天跟用户交互，积累了大量客户数据，这样就有条件和金融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同样发生在B端。现已有一些产业服务平台，利用自己的人工智能和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各产业中的企业经营，沉淀了大量的数据，并形成了产业信息处理能力，这是评估这些客户企业能力的源头。金融机构要提早布局，和这些面向B端的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动，从而实质性地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创新驱动战略的能力。

（编辑  高梁）

城市群作为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和协同创新的最强承载体，在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是各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资料显示，世界排名前40位的城市群为全球贡献了66%的经济总量和85%的科技创新成果。对我国来说，抓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适应形势变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家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群发展，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城市群建设。

进一步认识推动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予以积极部署、大力推进。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对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和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做了安排。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城市群的具体建设任务。近年来，19个城市群和2个城市圈的规划编制工作相继展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发挥中小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在新发展阶段为推动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应进一步认识并充分发挥城市群建设的重要作用。

第一，有利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在城乡区域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东西部差距过大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南北地区悬差又凸显出来；近些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有所缩小，但综合考量城乡差别依然很大。建设城市群有利于加快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城市作为优质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不仅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动源，而且是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力量，而由多个城市有机组合而成的城市群，依托其网状形态和联动机制对周边地区发挥着更加广泛和更具强度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能大大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仅如此，依据东、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潜能构造城市群功能和布局供应链价值链，则可以形成区域间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格局。就城市群内部看，通过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连接等举措，不仅能发挥中小城镇各自的比较优势，还可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域内各城市间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一体发展、协调发展，从而大大提升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与品质。

第二，有利于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城镇化发展进程寓含着两个演进趋势，一个是农村生产要素向城镇的流转集聚，这更多地体现为土地城镇化的发展；一个是产业和人口等向大城市的转移集聚，这更多地体现为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前一种演进容易形成粗放发展，而后一种演进很容易导致“城市病”。大城市具有的综合优势吸引众多的人口和企业进入，众多人口、企业的进入推动了城市产业多元扩张和功能全面拓展，大而全的产业体系和混杂的功能结构，造成城市不堪重负，形成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一系列“城市病”。因此，注重于发展单个城市，不仅大概率会使城市患上各种病症，而且一旦患病，很难通过自己进行有效治理。发展城市群则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功能疏解重组，既能化解中心城市面对的人口多、产业杂、环境乱、服务难等难题，又能强化各适宜中小城市的主体功能，推动其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等优化提升。藉此也能有效克服各城市间基于局部利益造成的不良竞争，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并济和风险共担。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城市群为一体发展、协同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体系和空间构架，而一体发展、协同运行给城市个体和城市群整体都能带来强大的发展动能。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减少了不良竞争、带来了地区协作，防止了资源配置分散、带来了专业效能的提升，强化了比较优势、提供了产业衔接配套条件。在一体化、同城化等机制下，各城市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约束，在城市群范围内自由进行资源要素配置，不仅能有效化解自身面对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还能大大降低配置成本,提高适配水平，从而大大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率。

第四，有利于加快形成双循环战略格局。城市群是国家和地区发展创新的主体，是全面承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过程，衔接供给、需求体系，连接国内外市场的平台。城市群的循环不仅是国民经济双循环的基础与支撑，也是动能和推手。通过加强城市群各城市间跨行政区的开放合作，打破阻梗与封锁，畅通内部“小循环”，实现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与其他城市联动发展的有机结合，可全面激发各个地区的发展潜能，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带动周边区域加快发展。通过深化城市群间的开放合作，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全方位的合作联动局面，形成供给与需求的配套促进、产业链创新链的联动提升，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互相联通。

不断提高城市群的建设水平

我国城市群发展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担当砥柱职责，必须走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遵循客观规律要求，着眼解决关键问题，不断提高城市群的建设水平。考虑到城市群建设所涉及领域的广泛性与关系的复杂性，在具体方略上，应从实际出发，灵活施策、多措并举。

第一，强化区域战略协调互动，进一步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囿于历史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异，我国城市群在国土空间中总体呈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而东部地区城市群的经济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现有城市群本身发展很不平衡，既有已经较为成熟的，也有正在快速发展之中的，还有处于培育形成阶段的。这种不平衡状态，要求城市群的发展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根据各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确立发展重点。在此前提下，应大力推动成熟型城市群与发展型、培育型城市群的战略互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成熟型城市群应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将发展型城市群和培育型城市群作为产业转移和跨区域合作的主要依托，发展型和培育型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与成熟型城市群的交流合作，一方面，通过移植借鉴成熟经验和科学做法，夯实经济社会运行和治理的软硬件基础，建立国际一流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通过飞地经济、租赁经济、托管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多种组织形态和合作模式，实现优质资源要素的共享互补，进一步强化地区比较优势和特色经济体系。

第二，加快都市圈建设，完善城市群空间结构。都市圈是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约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它以同城化为方向，构筑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一体化发展的运行格局。都市圈是城市群的基本支撑和主要带动力量，从根本上决定着城市群发展的能量与质量。放眼世界，城市群的发展几乎都得益于都市圈的优强发展。据2018年数据，纽约大都市区以占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不到25%的总面积集聚了超过40%的就业，创造了约40%的GDP，其集聚带动效应十分显著。推动城市群发展，必须加快都市圈建设。都市圈建设仍然要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操作的重心，一方面是进一步塑造和突出中心城市的主体功能，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大力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一体发展、协调联动，这两个方面应该有机结合、相互支撑。可以利用空间换产业、市场换技术、园区换资本等手段，在疏解中心城市非主体功能的同时，将中心城市发展中的一般功能和“臃肿”事务向周边地区进行“梯度转移”，扶助周边地区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同时，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以基础设施一体化为支撑，促进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市场统一建设、产业错位布局、公共服务协同共建、生态环境一体保护，在合作联动中实现互利共赢。通过促进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功能互补和同城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形成更大的发展能量。

第三，依托经济联动规避行政区划约束，最大限度提升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8%的人口，贡献了超过80%的地区生产总值，成为承载资源要素、引领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由于城市群各城市间通过协调联动，强化了资源要素的跨行政区划配置，提升了区域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和支撑能力，缓解了单个城市因行政区划限制所受到的土地、生态、环境等的约束。推进城市群发展，应进一步通过共建经济区、深化互补性经济合作、促进体制对接与市场开放等途径，突破行政边界限制，打通人员、资金、技术、土地、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通道。土地是城市群发展的核心要素，往往受制于行政区约束和城市分割，应作为城市群改革创新的重点。在加强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探索的同时，重点应加快城乡结合部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并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通过这些举措改变中心城市土地紧缺而外围地区土地闲置的状况。

第四，强化数字技术开发利用，夯实城市群现代化建设的智能基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日益广泛并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形成“数字经济+”模式，带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关系再造和生产空间重构。如果说过去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大力推动的话，那么数字技术将进一步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对于城市群建设来说，数字技术不仅是高效运行、有效治理和一体联动的支撑，还是内涵拓展、品质提升、功能集聚的条件。要把握新的科技革命的机遇，立足争取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全力推进城市群数字技术的开发利用。当前，应加快5G基站、智慧高速公路、未来社区等数字基础设施或运行载体在城市群内深度布局；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促进制造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结合本地比较优势，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优化数字经济投资促进机制，强化保障措施。通过努力，在城市群内形成优质高端、开放包容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与经济运行体系。

第五，协调优化“三生”空间，努力提高城市群的内在品质。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应当是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有机结合体。回顾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三生”空间布局失衡是一个突出问题。在比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对生产功能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不断被蚕食侵夺，相应影响了城市品质的提升和人民福祉的增长。随着新发展理念特别是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今天城市生态和生活空间建设已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但协调发展和优化布局仍然面临着不少难题。高质量发展前提下的“三生”协调，要把绿色作为全部经济社会活动的底色，融入到生产格局和生活方式之中。要站在绿色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点上来考虑“三生”的建设与布局，通过“三生”的融合协调，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城市群的高品质建设、高质量发展。

完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支撑协调机制

一体化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品质所在，也是其旺盛的持续发展潜力所在，而一体化的本质和核心则是资源要素的无障碍自由流动和地区间全方位开放合作。因此，推动城市群发展，还要以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各城市间全方位开放合作为导向，建立健全各种支撑协调机制，尤其要重视如下一些方面的机制建设。

第一，完善规划指导协调机制。事前的统筹布局、一体规划不仅可以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还可以促进各个城市的发展紧扣自身功能定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城市群内部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进而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能力。我国实施规划指导具有特殊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城市群规划建设方面也有可资借鉴的做法。例如纽约都市区区域规划协会的工作经验表明，尺度较小、精准度较高的区域规划更能促进区域间交流合作。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城市群规划的指导、管理与协调机制，在强化政府规划部门指导的同时，针对不同区域的城市群发展建立社会层面的规划引导和协调机制。在规划重点上，考虑到都市圈发展对城市群发展的特殊功能，应在统筹谋划城市群发展总体方向、战略布局、地区特色和发展重点的同时，把加强都市圈建设的规划指导与协调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

第二，创新产业集群发展跨区域协调机制。产业集群的跨区域建设是城市群建设的核心内容，而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是实现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产业集群组织在欧盟、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决定和企业推动的基本思路与操作原则的基础上，我国推动城市群内跨区域产业集群建设，还应借助已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尝试建立包括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投资机构等在内的多元化集群管理组织架构，通过其更好协调各方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优化产业结构，并不断推动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创新，支持先进特色产业做强做大。

第三，探索公共服务优化配置机制。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跨地区共享是城市群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但它在现阶段仍然是城市群建设的一个难点。解决这一难题，一个可以探寻的思路是建立教育、医疗协同发展体系、形成公共服务跨区域优化配置机制。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中心城市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与周边地区签署合作协议等方式，促进资源共享、研训协同；可以采取设立分院、科室合作、学校共建、专家义诊、线上云平台等办法促使中心城市优质医疗教育资源服务于周边城市居民。值得重视的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袭击，警示城市群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和卫生安全，进一步优化城市群空间布局和城市建设格局，完善突发公共卫生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健全跨区域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做到反应及时、应对有力，严谨有序、万无一失。

第四，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保联治、产业发展协同协作、市场要素对接对流等跨区域事务都涉及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问题。保障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畅通多层次政府间沟通协商机制，按照稳定存量、改善增量的原则，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以全面调动各城市、各地区的积极性。为切实推进一体化发展进程，可以以政府资金为引导，探索设立城市群共同投资基金，相应建立科学高效的基金投资决策机制和运行监督机制。

总起来说，城市群发展是一项宏大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要审时度势、统筹兼顾，并谋于高远、工于细末。特别是要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的要求来谋划和推进。通过持续努力，使我国城市群真正成为带动国家发展的创新高地和核心增长极。

（编辑 尚鸣）

中国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面对国际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做出的战略选择。其中，国际循环是否通畅高效，直接影响着中国今后发展速度、质量的国际竞争力，也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影响力量。

回望四十年：大规模外循环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7%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国情主要方面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外循环的作用和地位都相对回落。

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结构失衡及大口径外循环重要性

对外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见图1。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

图1 1980 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

那个时期，我们不断扩大开放规模。图2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及占GDP的比重（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特别能够利用我们劳动密集的优势，因此发展最快，比重很高。

图 2 1980-2008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

注：图中的贸易指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这个阶段，大口径外循环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就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部分产业高得多，如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21.52%）、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8.29%）等，见图3。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

图3  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劳动力

2.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石油、大豆、铁矿石等进口持续增加。下图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级产品进口额的增长及比重变化（见图4）。

图 4 初级产品进口额及比重

注：柱状图表示进口额，折线图表示占比。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

3.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多年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要素禀赋改变及外循环比重下降

经过4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外循环的地位由升转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

2018年，我国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而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都有所回落（见图5）。最近10年，对外贸易、加工贸易和吸收外资的比重和地位都明显下降。

图5  2018年中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七十年》，人民出版社，2018 年。

国际比较视角：变化符合规律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可以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过去40年，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比较图6（a、b、c），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的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了7个百分点。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

图6  1980、2006、2019年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国内市场规模和产业水平：国内循环为主的重要基础

从市场规模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增加，由2000年的3.8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40.8万亿元。2019年，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375.57亿美元，按汇率计算，中国消费规模进一步接近美国，相差约2700亿美元。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出现下降，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9.20万亿元，较2019年的40.8万亿元同比下降3.93%。虽然近年来，伴随着消费需求、消费渠道、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及电商红利期的退潮，我国零售额迅猛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零售额增速放缓是明显趋势，但相对其他产业，社会消费品依然是重要的经济增长贡献来源（见图7）。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科技发展看，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为121.81万件，比2018年增长了12.39万件。一些技术已经从过去的“跟跑”到“并跑”甚至向“领跑”迈进，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通信设备等产业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上面分析表明，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国情发生了显著变化，外循环的比重和地位也经历了显著变化，重要性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