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要在今年年底召集“全球民主峰会”。拜登宣称，“美国民主在国内受到挑战，在国际上面临威胁”，“世界正处于民主与专制的十字路口”。他要竭尽全力证明，美式民主在21世纪还管用、还能行。

基因缺陷令美式民主陷入无法克服的治理困境

历史证明，西方多党政治的实质是在巩固“政治极化”的过程中依赖一小部分“政治寡头”，以服务于其“幕后金主”，这是其政治基因。

金钱政治是美式民主的逻辑。美式民主中，“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有没有钱，是多党民主的进入门槛；谁出钱，是多党民主的基本标准；钱的多寡，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结果；钱的供给持续性，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生命周期。无论是不断攀升的“选举费”，还是琳琅满目的捐款；无论是为了金主支持而更换政党门庭，还是因囊中羞涩而被迫退出选举；无论是将政治捐款归属于宪法权利范畴，还是越发宽松的金额限定；事实证明，只有金钱才能得到多党民主之庇护而畅通无阻。由此可见，无论美式民主的制度架构如何“合法”、体制设计如何“完备”、程序安排如何“正当”，它存在的基点是维系“金钱”特权，它能做到的只是控制“金钱”作恶的程度与范围，而绝不是彻底抛弃“金钱政治”。

寡头政治是美式民主的内核。普林斯顿大学近年的一项调查证明：“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虽然美式民主主张“为了平民”，但平民只是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对象与选主政治中的选票来源，多党民主必然滑向寡头政治。金主们绝不会放弃“剥削”，不能把权力真正交给平民；为了维系剥削，选举是为平民营造一种“主人感”的最有效方式；为了维系此种“选举”，就要提供服务于金主利益的政治集团——政党，并将平民可选的人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了遮蔽“寡头”铜臭气，金主不惜拉拢、腐蚀或培养“台前人”；当政党及其代理人难以代表金主利益时，金主就要走上台前亲自操弄民主。面对“多数平民的基本权利与少数金主的自由利益”时，金钱通过它的代理人操控，多数平民成为少数寡头的“木偶”，选票则是寡头控制政权的背书而已。

政客作秀是美式民主的看点。在美式民主运行中，竞选和议会中的党派斗争是核心，政客则是党争的制造者与参与者。三百年来，美式民主始终在“真实性”的泥潭中挣扎。资本的利益需要政客作为代理人，政客是多党民主过程中的“高级政治操盘手”；资产阶级的政治操弄需要编排“纸牌屋”式的剧情，政客是这场表演的主角；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持续党争需要“自由搏击”的氛围，包括“特朗普的WWE”式的攻击性表演与不断突破尺度的浮夸剧情。无论西方国家如何标榜其政党多元化、选举全民化、博弈全域化，都不过是政党政治的内容载体。

美式民主就此走下神坛，沦为金钱政治、寡头政治与政客政治的附庸，被奉为多党民主典范的英美等国，也深陷经济发展乏力与政治冲突加剧的困境。

美式民主制度让欧美国家政治内“金钱”与“民主”的矛盾被一次次掩盖。为了抹平“民主”与“金钱”之间的隔阂，为“政治献金”披上合法的外衣，西方国家建立了多党制衡等精致复杂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大资本塑造的政治结构中，政党的主张虽时有差异和冲突，在“金钱得票”前却惊人的相同，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西方政党放心从事金钱政治游戏的“隐身符”。

美式民主制度让“寡头”对“民主”的控制得到维系。当代西方国家一些政党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包括党内大佬与政治明星的职业党员；党内关系被宗派、山头充斥，政党领袖大权独揽。它既不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也难以做到维护本党的整体利益。多个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遭遇“麦克风门”，他们背后对普通选民的不屑甚至鄙视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他们构筑一个以“愚民”为目的的政治俱乐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竞选机器，只有在选举年，才能看到其活跃的身影。政治寡头们为了实现绝对的控制，表面上越发“平民化”，熟练操纵、频繁地组织选举、全民公决、选民调查、电视辩论、网络推文等，在“投机政治”和“秀场政治”中获益的并不是多党民主制度，而是那些经济寡头与政治精英。

美式民主制度给欧美“政客”持续提供操纵“民意”的工具。尤金×布鲁塞尔说，政客是那种能够随时改变自己的意愿而按照选民的口味去点菜的人。政客通过其眼花缭乱的政治表演，使得金钱与寡头的意志粉饰成所谓的民意。20世纪以来，以“选主”为主要内容的多党民主，通过选举政治逐步完成了自己的制度架构，并以此长期维系政客的“完美形象”。只要不揭开这种“民意”的真相，任何政治主张的情绪越强烈、言辞越犀利、观点越偏激，就更能引起关注、吸引大众、赢得选举。

在这一意义上，美式民主制度就是西方政党为了选拔能够操纵民意的政客而设计的一整套霸权制度。在政客操纵下，“民主灯塔”变成了“政治垃圾场”。很多西方人士在评价当前美国大选时不无戏谑地指出“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沦为了一场比烂的游戏”。多党民主下，多党相互制衡的是党同伐异，一旦出现了问题却无法解决；政客可以借此明目张胆地强化多党角力、造成政治极化、诱发社会分裂，让民意操纵的“制度牢笼”坚不可破。

美国治理赤字源于美式民主政治的衰败，衰败的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危险和挑战。在西方世界内部，在民主泛化、治理赤字的同时，没能生产出更多合格的政治产品，却带来劣质化、极端化、分裂化等政治难题。2008年，美国将全世界带入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不断陷入发展困境和政治泥潭。同时，西方政治已被少数人绑架，西方国家的政治运行遭遇政治“塞车”，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政治被“党争民主”或极端思潮俘虏，难以自拔。两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民主的泡沫导致政治衰退。政治极端主义和民粹思潮泛滥，表现为政治歧视、宗教极端思潮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盛行。

强行输出让美式民主成为全球治理乱源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着先天基因缺陷的美式制度非但不自省其身，却诿过于人，不断对外释放政治病毒。冷战结束后30年来，美式民主自身的缺陷以及输出带有政治病毒的民主模式，已经成为世界之乱的源头，变成了全球公害。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阵营发生裂变，标志着欧美等西方大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极大地助长了西方世界对于美式民主“优越性”“普适性”的“自信”“自负”。一时间，各种披着“历史的终结”外衣的民主理论、话语层出不穷，它们共同建构起了一个个有关美式民主的“神话”。西方世界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经过西方几代理论家的不断加工与修饰，民主甚至被包装成一种政治教义，以“教条原则和操作系统软件”等形式，成了通过“软实力”影响和操纵他国的工具包。

冷战结束以来，“民主”一词已经被西方用滥，出现了民主异化、民主赤字、民主劣质化、民主被泛化、民主被神话、民主教条化、民主工具化、民主标签化等等乱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蛮横地对外输出和贩卖“民主”，形成各式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街头政治、政治渗透、民主移植，人道主义干涉、离岸平衡、可控混乱、制裁打压、武力推翻、颠覆合法政权，再加上信息战、舆论战、政治战、混合战等等，花样繁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次次民主输出之后带去的是血与火的动乱与祸端。

“民主”成为瓦解对手、打压驯服的工具。冷战后期，美国打着“民主、人权、信仰自由”等旗号，打拉并举，成功地引诱戈尔巴乔夫落入了“民主化、新思维”陷阱，最终瓦解了苏联东欧阵营，得到了冷战时期耗费几万亿美元都没有得到的结果。同样，在苏共内部，美国等外部势力通过支持“反联盟中央”“反苏共”的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势力，顺利搞垮了苏共和苏联。2000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先是重拳出击借“民主化、私有化”而坐大的民族分裂和地方分离势力，打击少数财阀寡头；接着又以“主权民主”和“稳定优先”，回击西方策划的“广场政治”和“白桦革命”。对此，美国政客恼羞成怒，以俄罗斯“不够民主化”为由，想尽办法极力抹黑俄罗斯，力图扳倒普京，实际上是由于普京“不听话”。

“民主”成为对外干涉、肢解他国的遮羞布。瓦解苏联后，美国迎来“单极时刻”，先后粗暴打击海地、索马里和波斯尼亚；接着绕开联合国，拉上北约盟友，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推翻了西方不认可的政权，肢解统一的国家。“9·11”事件更是给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出兵轰炸的借口——创造一个让美国人感到安全的“民主世界”。军事入侵、导弹轰炸、颜色革命等，都是实现美国传播民主、对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的选项。在美式民主旗号下，美军以巡航导弹空降“民主”，夹带着血与火，耗费数以万亿美元，造成3000多万国际难民，还有不计其数的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这些都表明，美国炮弹式移植“民主”难辞其咎。

“民主”成为地缘扩张、操控他国的敲门砖。美国向他国推销民主，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战略私利。为达到目的，常常勾结当地反国家、反体制力量，扶持当地某些复仇势力、激进势力、分裂势力。对一些国家实施“可控混乱”“离岸平衡”战略，或扶持傀儡政权，或分而治之。腐蚀收买一些急于通过“民主选举”上位的政治势力，将其变成美国的政治代理人。通过情报等秘密手段，掌握他国政治上层家族关系或腐败把柄，实现外部操控，变成附庸政权。打着支持民主的旗号，冷战后得以控制东欧及波罗的海地区一些小国，使它们成为反俄的前哨阵地。近年来，美国两党政府直接支持乌克兰广场暴动，插手乌克兰政治。通过“橙色革命”，美国大使馆俨然成了基辅政权的总督，直接干预乌克兰的司法和人事任命，将其打造成自己随用随弃的政治棋子。

美国导弹轰炸式“移植自由民主”，养肥了美国的军火大亨，成了军火商、议会游说团伙、智库、媒体等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良机。2021年8月27日，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发表了弗·普罗赫瓦杰洛夫题为《谁在阿富汗战争中捞取好处》的文章。该文援引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SPRI）的报告指出，阿富汗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波音公司等美国军火巨头。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21年，美国为阿富汗战争投入了2.323万亿美元，其中仅有1000多亿美元（不到阿富汗战争总支出的7%）用于重建。这些资金大部分用在所谓安全训练等项目上，只有370亿美元拨给基建项目或社会计划和医疗卫生系统，据说这些钱又有一部分用在了戒毒项目上，然而多年来阿富汗的毒品交易丝毫没有减少，却是事实。

美式民主不仅没有成为济世良方，而且异化变质为“世界之恶”，所到之处不时与腐败分子、历史复旧势力、复仇主义、法西斯分子为伍，美式民主的传播者成为政治病毒散布者、动乱制造者、法律秩序的破坏者。与其说美国输出的是民主，不如说输出的是贫困、破坏、动荡、冲突、分裂、仇杀甚至流血战争，输出的是包裹着“民主自由”的政治病毒；不仅没能给相关国人民带去“法治、公平”，反而成了腐败、敲诈勒索和动乱仇杀的温床，造成永无休止的四分五裂、山河破碎与战火纷飞。民主输出对象国在收获“民主”之后，也遭受了文明冲突、恐怖泛滥、政局动荡和“颜色革命”。近几十年来，引入美式民主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滑向国家衰败、社会动荡、种族仇恨、武装冲突的深渊。

冲破美式民主政治迷思，讲好中国之治的故事

世界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颠覆了世界多数人对西方政治的传统认知，也冲击着一百多年来一直带着“山巅之城”光环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几百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表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建构了一套稳固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使命感的、事业型的领导集体。在世界发展大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确把握历史大势，掌握主动权，独立自主、不懈探索，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促进国家发展的新道路，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现出超凡的政治力。中国之治的历史性成就，既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也是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中国的发展改变着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让人类文明百花园更加多姿多彩。

中国之治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现代化实践，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民族奴役、不靠对外侵略战争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破茧而出，超越了资本至上和市场至上的逻辑，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于科学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开辟了世界历史上一条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也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中国之治的经验是全面系统性的原创性贡献。中国道路既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的经验，又没有照搬照抄他国模式。中国发展根植于中国大地，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资分析借鉴的一般性现代化规律和治理原则。

中国之治的成功，打破了美式民主神话，展现了全面发展政治观。中国之治克服了资本的唯利是图、西方政治的选票至上、政治尔虞我诈、政党对抗性争权夺利等固有弊端，打破了美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永固性的“神话”。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深刻凝练了从一国“全面发展”到国际上“共同发展”的制度逻辑和发展理念。超越美式自由民主“一元论”，反对任何以“民主”名义拉帮结伙、分裂世界、妄图重演“冷战”的政治图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中国的发展观和全球观与美国政客眼中“有你没我”式的“比、争、斗”不同，超越大国对抗的逻辑和零和游戏。中国眼中的世界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淘汰赛、你死我活的擂台赛，而是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田径赛。

中国眼中的全球政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体系，是一个立体多样、多姿多彩的大花园。全世界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和平发展、公平公正，互帮互助、共建共享。合作是业，安宁是福。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政治愿景：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个人幸福、家庭美满。

跨越西式民主陷阱，构建中国政治叙事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东升西降、资本主义体系困境与社会主义思想复兴等国际政治背景下，世界大国关于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价值的较量更加激烈。国际形势的新变局在给我们提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突破美式价值体系禁锢、打破美式话语霸权的绝佳历史机遇。中国之治独放异彩，中国叙事正当其时。

坚信“时与势”在我、保持政治自信和战略定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价值围剿和政治围攻，首先要坚定“四个自信”，把握好世界政治发展大势，坚信“时与势”在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对手。以我为主，稳扎稳打，变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美西方舆论和价值围攻，打好政治持久战，最终赢得中国发展和中国思想的全面胜利。

跳出美式“普世价值”陷阱，构建中国民主政治话语和叙事体系。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是我们必须勇敢直面并重点加以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中，美式“民主、人权、自由”等口号无疑是最具迷惑性、煽动性和破坏性的一类政治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弄清民主与人权等问题的内涵，要看清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背后暗藏的玄机，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国际舆论局面。

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政治价值和理念，提炼“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核心概念，比较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优势与理论结晶。着力总结中国发展的实践成果，总结和凝练中国发展的实践创新和概念创新，努力做到既好看，又好用；既好讲，又好懂；既好听，又好记。

多年来，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立得住、行得通，也应该能够传得出、讲得清、说得好。用中国叙事讲述中国道路与实践成就，用中国逻辑讲清世界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用融通中外、内外相通的中国叙事，讲好中国道路、经验、价值及理念，讲明中国道路及其经验是历史的、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中国发展经验和价值理念，既有中国特色，也有共性，也反映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要善于转换赛道，从全球视野和各国发展成败兴衰中转换话语和思路，主动设置政治议题。以西方民主缺陷引发的政治问题为戒，超越美式政治话语陷阱，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制度观、发展观，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打破美式逻辑和话语体系，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和国际话题。你骂你的，我讲我的。对于西方谩骂与攻击，既有正面回应，也有格局和思想超越。在概念和话语方面另起炉灶，努力寻求突破和超越。

要加快构建中国之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讲明讲好中国人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灿烂的政治文明。中国人崇尚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自然观，秉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奉行“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民生观，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观与权利观，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这些思想和理念，蕴含着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中国人宽广而纯洁的精神世界。它们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其自身又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永不褪色的精神价值。要紧扣中国人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打通内政与外交、内宣与外宣、政治实践与价值观念、学术体系与舆论话语之间的语言和概念“隔断”，力求价值观念与话语叙事能够融通中外、融贯古今、融合历史与现实。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

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推动生产要素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有利于各参与国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这是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鉴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运转失速，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又无法应对价值链在多国间日益交织联动的新生态，当前各国纷纷诉诸区域性的自贸协定作为更加灵活而深入的“小多边”跨国合作机制。

新一代自贸协定将合作重心从“边境端”的关税减让，延伸到“境内端”的公平竞争政策体制上来，愈发呈现出广覆盖、高标准的特征，融入了更深层次的战略博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协定》”）被公认为现阶段最高标准的综合性自贸协定，它将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协定》”）并肩同行，形成环太平洋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并与欧盟和《美墨加协定》构成了三足鼎立的经贸合作体系。继加入《RCEP协定》之后，我国于2021年9月16日正式申请加入《CPTPP协定》。此举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契合了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部署，彰显了我国深化改革、完善营商环境的决心，并为我国开拓国际合作空间、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体系，进一步夯实了基础性平台。

本文从当前我国的政策体制和面临的国际环境入手，分析加入谈判进程迎来的机遇和挑战。此举一方面为我国主动改善国际经贸、外交以及地缘政治环境创造了契机，另一方面也必将在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以及在国际政治博弈中遇到不同性质的挑战。经过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验积累，我国在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和规则意识等上层建筑领域日臻成熟完善，而且在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我国早日得到该协定接纳增加了谈判的筹码。据学者测算，中国的加入能够使CPTPP每年为全球带来的收入由大约1470亿美元增加到6320亿美元[1]，因此对各缔约国乃至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都具有重大意义，这同时也是为我国树立大国责任形象增添光彩的明智之举。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CPTPP 国际贸易 自贸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体现了综合性、进步性和开放性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在美国退出之后，该协定仍旧覆盖了世界上5.11亿人口，占了全球13%的GDP [2]。其综合性体现为它覆盖了货物及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投资便利化、贸易救济措施、卫生和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多项内容，其进步性体现为旨在通过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实现成员之间全面市场准入承诺，其开放性体现在所有具备市场经济体资格的国家和地区均可申请加入，故而有“小世贸”之称。

我国加入《CPTPP协定》面临的机遇

立足扩大开放的维度，《CPTPP协定》的宗旨与我国新时代的改革方向和战略选择高度契合。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进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和“改革永远在路上”深刻诠释了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理念和决心。他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上指出：“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CPTPP协定》不仅要求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在服务贸易、金融市场、政府采购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均作出了高标准的开放要求。我国40多年来的经验和成就反复印证了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照我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以加入《CPTPP协定》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构建国内外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我国已经与26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9项自由贸易协定，另有10个自贸协定和升级协定处于谈判进程中[3]；同时，中国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作为独立关税区与欧盟、东盟、智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自贸协定网络。自贸协定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12年的12.3%上升到2020年的接近35%。尽管存在新冠疫情的干扰，我国进出口贸易2020年同自贸伙伴增长了3.2%，和非自贸伙伴仅增长了0.8%；对外投资近70%流入了自贸伙伴国家，源于自贸伙伴的投资占我国吸引外资的84%。[4]可见，自贸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商品和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发挥了显著作用。

抓住机遇，推进市场化与法制化进程

以申请加入《CPTPP协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我国在经贸领域的法制化进程，有利于加强我国诚信遵守商业规则的国际形象，并与主要经贸合作伙伴建立体制化的深化合作最佳实践。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国家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而停滞已久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一直未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鉴于跨国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另辟蹊径，通过“小多边模式”的谈判达成区域性自贸协定。《CPTPP协定》作为重塑多边贸易体系的新平台，与《RCEP协定》交叉并行，立足环太平洋经济圈，与欧洲联盟和《美墨加协定》构成了三足鼎立的经贸合作体系。中国的融入将有助于拓宽国际话语平台，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深入开展互利合作，与伙伴成员一道巩固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为改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CPTPP协定》作为一项旨在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标准制度性安排，不仅有着更加严格的贸易规则并要求更深度的关税减让，还深入到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监管、电子商务开放、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谈判。其在实质义务和程序规范方面设置了较高的加入壁垒，因而我国加入谈判的进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但《CPTPP协定》构建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对于我国继续推进市场化与法制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而且为之付出合规性努力，我们将激活去年年底达成而至今悬置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并推进长达10年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重启中断已久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些均具有一石多鸟的促进作用。认真比对这些业已启动或即将投入运行的经贸协定，其基本原则与核心内容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二十一世纪，亚太地区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必争之地。任何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决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合作，其背后必然蕴含着一定的政治属性。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仅在区域范围内，而且会促动全球地缘政治的再平衡。当前，《RCEP协定》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东盟手中，而《CPTPP协定》先后历经了由新西兰、美国、日本主导的过程，而现有成员国对于日本的主导权仍然心存芥蒂，并对未来大国博弈将对该协定及其背后的地缘政治产生何种影响抱有观望态度。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一贸易大国，融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贸规则体系，既是我国稳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不二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再者，面对《CPTPP协定》作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平台，若长期游离其外，则有损于我国作为传统东方大国的国际形象。

抓住美国缺席的窗口期，争取先入优势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高喊“重返亚洲”的口号，意欲通过主导《TPP协定》打造一个经济集团以抗衡中国不断成长的实力，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他曾于2016年卸任前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声称：“在《TPP协定》之下，中国不是该地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才是。（With TPP， China doesn't set the rules in that region，we do.）”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其“美国优先”战略的第一步便是退出该协定，理由是保护美国工人免受低工资缔约国的竞争，防止美国制造业持续外迁。而且，美国已经与11个成员国中的 6个达成了双边协议。之后他又补充说：“只有在达成一个远比前总统奥巴马版本更好协议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重新加入《TPP协定》。”实际上，他将主要精力用于通过重谈《北美自贸协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与欧盟讨价还价来争取立竿见影的短期收益。由此，日本取代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带领其他10个经济体将TPP改造成今天《CPTPP协定》的版本。

拜登上台后最初明确表示不会加入《TPP协定》最初的设计架构，并强调美国当前致力于打造更加强壮的印太区域经济关系。美国政府当前的重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内协调两党以及政府与国会的共识，以控制疫情，对富人加税，推动基础建设，激励创新；二是要对外罗织意识形态联盟，推动气候变化合作，集结盟友力量共同遏制中国；三是维持对外经贸关系领域的现状，以争取时间全面调整美国对外经贸法律规则与政策。重返《CPTPP协定》在美国境内就遭到汽车产业的强烈反对。虽然在中国申请加入后，美国于10月份在与新加坡的贸易会议上表达了其有意重返该协定并继续参与亚洲事务的意愿，以展开多边合作，但在中期选举落幕之前，美国政府不会贸然提出重新加入。

中国加入《CPTPP协定》需要克服的制约因素

我国申请加入《CPTPP协定》，必然意味着接受各个缔约方对我国的贸易做法、经济体制、市场规则等诸多方面展开广泛的评头论足。因此，深入了解他们采用的评价标准、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及其固有的价值观念，将有助于我国准确把握对方的思维模式，降低沟通成本，加速谈判进程，早日达成目标。

加强沟通，消除刻板印象

我国在今年年初便已开始了与一些成员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当前《CPTPP协定》的11个缔约方对于中国加入的态度总体上较为乐观，大部分缔约国对中国的加入持欢迎态度，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日本的反馈尚不明朗。但是，某些国家对于中国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和负面评价会增加沟通的难度，这很大程度上由西方媒体操纵的舆论所致。

现阶段，澳方表态认为中国去年实行的“报复性关税”是典型的违背《CPTPP协定》规则的行为，间接地针对中国的加入表达了消极态度；加拿大在新版《美墨加协定》（USMCA）中受到的“毒丸条款”的限制，极大可能在美国的要挟之下拒绝中国的加入；当前掌握《CPTPP协定》主导权的日本，其一贯策略便是在中美两国间寻求妥协与平衡，以求退可自安，进可两厢取利。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一直指责我国经常运用经贸制裁手段服务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目的，为我国制造忽视既定规则、缺乏契约精神的负面形象。

深化经贸合作，突破地缘政治的战略围堵

美国在《TPP协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只是因白宫易主而宣布撤出。但美国决不会放弃其干预亚太事务的野心，也不可能放缓阻遏中国崛起的脚步，而是在多个国际场合力图打造排斥中国的“ABC 规则”（anyone but China），只是将当前的重心由经济合作转向了所谓的“民主、和平与安全”。中国宣布加入《CPTPP协定》，激起了美国国内的二度反思。美国可能通过《美墨加协定》中的“毒丸条款”迫使加拿大选边站队，对内稳定国内局势，对外集结意识形态联盟，但待内外局势稳定后，不无重返并力主修改《CPTPP协定》的可能。

通过加入《CPTPP协定》持续深化与亚太诸国的经贸依存关系，增加由我国平等参与的区域产业链集群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将有利于我国突破这一战略围堵的态势，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掌握更有力的抓手。

理顺国有机制，跨越规制门槛

主体平等与竞争中性，是维护市场经济得以良性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任何跨国贸易或投资协定所必备的原则。我国针对不同属性的企业采取差别待遇，尤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模式和优惠待遇，构成了任何一项国际经贸谈判的核心议题。

《CPTPP协定》并不否定国有企业的存在，但第17章对其性质和职能建立了明确的界定。其主旨体现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严格区分公共品和稀缺品。相应地，提供公共品的国有企业可以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工具，但必须公开透明；提供稀缺品的国有企业则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行事。

调整劳动管理机制，增进劳工权益

在自由贸易协定是否纳入劳工权益内容方面，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两大阵营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发达经济体认为不同的劳工标准会导致社会倾销，造成以“低标准”追求“高利润”的恶性循环竞争，影响国际贸易公平；而欠发达经济体则认为，劳工标准要适应一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一味追求统一的过高劳工标准实则是发达国家为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而制造的借口，会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尽管如此，在发达国家的积极推动下，涵盖劳工条款的协定近年来快速增加。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85个自贸协定纳入了劳工权益相关内容。

就我国已签署的多项自贸协定而言，其内容仅重申了各签署方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义务和承诺，但并未列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所载明的详细内容与条款。相比之下，《CPTPP协定》关于劳工权益的要求显然更加明确而具体，主要涵盖三方面，一是要求各缔约国要将国际劳工组织宣言中所明确的劳工权益和工作条件纳入国内劳工法和相关实践，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消除强迫劳动、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视与职业歧视等劳工的基本权利，以及与最低工资、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及健康相关的可接受的工作条件；二是规定劳工争议受制于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允许缔约国之间以制裁手段解决劳动争议。

截至目前，在国际劳工组织的8项核心公约中，我国已批准了其中4项与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视与职业歧视相关的劳工公约，但尚未批准《强迫劳动公约》、《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以及《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

我国《宪法》明确赋予了公民结社权，且在各个企事业单位均具有完备的工会建制，有关职业健康安全以及劳动仲裁的法律法规已基本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在劳工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具有较好的表现。为满足《CPTPP协定》的约束条件，我国需要斟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考虑加入国家劳工组织的其余4项公约，这也是对反华势力抹黑中国人权状况、鼓动跨国企业抵制“中国制造”的一次有力驳斥。二是调整劳动法规的某些条款以及劳工管理体制。

扩大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深度科技合作

在知识产权方面，《CPTPP协定》的相关规则代表了国际高标准的发展方向。它要求各缔约方加入或批准一系列国际协定。相较于《RCEP协定》，它将声音、气味、商业秘密、加密电视和卫星信号、电子出版物纳入进来，扩展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明确了地理标志保护或承认的行政程序；实施对新农药与生物制药非披露试验与数据的保护，并分别赋予其不低于10年和8年的保护期限；打造强有力的执法体系，包括民事程序、临时措施、边界措施以及针对伪造商标和版权剽窃等行为的刑事程序和刑罚。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已经建成了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在商业秘密、执法效率以及程序障碍等领域依然存在一些遗留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法分子侵权造假的手段愈发高明，往往利用程序漏洞主张合法专利和商标无效，并利用逆向工程等非法手段继续制造假冒伪劣。他们要么渗透到合法的分销网络当中，要么建立自己的平行网络。在互联网和数字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的拥有人亦存在滥用排除、限制竞争的现象。

近年来，我国已跃升为全球知识产权申报的第一大国，对外输出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呈现了激增的态势。因此，对标《CPTPP协定》的知识产权规则，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加大执法力度，完全符合我国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事业单位对外知识产权转让，打击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侵害。

对接数字贸易规则，促进数据跨境流动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正在重塑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格局，同时也为如何加强针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我国业已加入的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定》（ITA）仅关注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减让，而不涉及数据的跨境流动；其《服务贸易协定》（TiSA）囊括了电子商务和贸易的规则，我国也早已加入了谈判，即使时过8年，仍难以预测何时能够得到批准通过。美欧之间的《TTIP协定》设计了较完备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但在欧盟众多利益集团的反对声浪当中处于搁浅的局面。鉴此，《CPTPP协定》是目前生效运行的唯一包含数据跨境流动的自贸协定。

我国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定大致可以归纳为：（1）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2）满足安全评估、个保认证或标准合同等一定条件的数据可以出境；（3）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特殊情况下须进行安全审查才能出境。

《CPTPP协定》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核心条款规定：“缔约方应允许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且包括个人信息，只要该活动是用于开展业务”，其中并未规定不得设置附加条件或使用“自由传输”话术。对照来看，我国有关数据出境的规定总体上与该协定的条款并不冲突。除此之外，例外条款的设定也为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加快《GPA协议》谈判进程，连通《CPTPP协定》政府采购规范

在政府采购问题上，旨在鼓励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性原则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GPA协议》）目前的40多个成员以发达国家为主。自2008年我国启动了加入谈判，至今经过多轮谈判，还有三个领域尚待达成共识之外，加入该协议的进程在日趋加快。

世贸组织的《GPA协议》奉行自愿加入原则，而且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协议时，就补偿交易进行谈判。相形之下，《CPTPP协定》则将其纳入了一揽子义务，加入即等于承诺遵守该项规则，而且不接受补偿交易谈判。另外，该协定有关政府采购的范围涵盖了通过任何契约方式形成的政府采购，包括购买、租赁或租购、建设-经营-转让合同（BOT合同）和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在《GPA协定》基础上增加了公共工程特许合同的内容。除传统上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之外，它还要求每一缔约方对于本国设立的其他缔约方的实体遵守“股权非歧视待遇”和“来源非歧视待遇”。在供应商参与条件规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它允许各缔约方将劳工标准添加至供应商参与采购的资格条款中。这是对于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的一大突破，但同时也对政府采购的提供者设定了较为严苛的资格条件。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履行国际承诺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环境代价，是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贸易规则也要在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方面建立有效的平衡，同时也反对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加高技术性贸易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统计，在250多个多边环境协定中，有15个纳入了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条款。[5]世贸组织虽然没有订立单独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协定，但它在《多哈宣言》第31段规定就“现行世贸规则和多边环境协定中阐述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进行谈判。这就意味着世贸组织接纳联合国制定的《多边环境协定（MEAs）》，并在多项协议中均加入了绿色条款，而且专门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负责协调处理成员国在贸易与环境领域的争议。

《CPTPP协定》要求各方承诺不为鼓励贸易投资而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在各缔约国环保的范围、义务以及约束等方面均提出了高标准，同时还设置了一个成员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框架，将环保与贸易制裁挂钩，并纳入争端解决条款作为违反环境保护义务的解决依据。

在“双碳政策”指导下，我国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成效。在国际上，我国已经领先于美国加入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在内的大部分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在国内，基于《宪法》关于生态文明的总纲，我国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环境标准和执法程序。全国各地均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纳入政府的首要工作内容，可持续发展被提高到绿色发展的高度；“十四五”期间更是做出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承诺。可见，我们已具备了满足《CPTPP协定》环境标准的基础条件。

结论

总之，申请加入《CPTPP协定》，无疑是我国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明智之举。借助这一契机，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制化的维护中性竞争的营商环境，将使之与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挥高度的战略协同效应。

（编辑  季节）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对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当今时代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是关键核心技术；要把科技创新放在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加以认识，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2021年1月11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专门强调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研发投入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累计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4万亿元，占全国的1/4。2020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7723.8亿元，增长20.6%；研发投入占营业总收入的2.55%，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73家企业同比实现研发投入正增长。

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中央企业积极承担国家攻关计划，填补了一批关键材料、核心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零部件等领域短板空白，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支撑重大项目实施，保障国防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近年来，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科技专项计划，牵头或参与16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的15个，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原创成果。“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神舟十二号”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天舟三号奔向天和，“奋斗者”号成功坐底，三代核电技术取得新突破，C919大飞机准备运营，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最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始发，5G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指导推动中央企业着眼未来10到15年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充分挖掘有效投资潜力。

重塑科技创新组织体系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坚持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相结合、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相结合、以我为主和开放合作相结合，推动中央企业切实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重塑创新组织体系。设立领导小组，国资委郝鹏书记任组长。突出科技创新核心职能，成立科创局，集中精力推动中央企业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构建从国资委到中央企业集团再到具体承担单位的三级工作体系，一体化、系统化、机制化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重塑创新政策体系。坚持“能给尽给、应给尽给”，推出一系列支持央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政策包”。在考核激励等方面打出“组合拳”，通过“五加两减”措施，即考核加分、利润加回、投入加大、激励加码、改革加力，以及两金减出、容错减压，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动力。

重塑创新推进体系。协同相关部委，支持中央企业主动承担国家各类攻关计划任务，形成了国家重大任务牵引的攻坚工作格局，建立了全面覆盖、责任贯通的攻关推进模式。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了优势互补、研用结合的创新协同机制。

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引领支撑作用

坚持以国家战略为使命，打造科技攻关重地。当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坚持从国家战略出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集中资源和力量进行科技攻关，这是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根本使命。我们将推动中央企业围绕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积极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不断增强科技支撑力和产业带动力，打造更多国家科技战略和产业战略有效落地实施的重要载体。注重补短板与锻长板相结合，加强前瞻性技术创新布局，在人工智能、空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未来发展必争领域加大投入，抢占制高点。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科技实力已经从“跟跑”“并跑”不断向“领跑”超越，一些领域进入了无人区；原来的“以市场换技术”的路子遇到了巨大阻力，我们想要的技术外国人不给了，还想千方百计卡死我们。我们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创新之“源”上寻求突破。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我们将推动中央企业加大原始创新力度，不断增强支撑创新发展的源头供给能力，努力成为基础应用技术之“源”、行业共性技术之“源”、前沿引领技术之“源”。进一步强化创新开放合作，积极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最大限度集聚创新要素，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创新体系。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有关工作，打造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核心圈”，构筑技术和产业的“朋友圈”，形成有利于技术扩散、产业升级的“辐射圈”。

坚持以人才为导向，打造科技人才高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在刚刚结束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近年来，我们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着力建强科技、技能人才队伍，中央企业研发人员从“十三五”初的80万人增加至超百万人，拥有高技能人才超过两百万人，拥有两院院士229人，其中工程院院士数量占全国的1/5。我们将推动中央企业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进一步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以院士、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为重点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指导企业健全完善首席科学家、科技带头人等制度，赋予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推动企业领导人员当好科技创新的“后勤部长”，为科技人才营造良好环境，让他们专心致志搞科研。

坚持以机制为保障，打造创新政策“特区”。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政府对创新的高效介入，从20世纪早期开始，不少发达国家就已经把科技投入作为战略储备，对科技创新进行超前布局。比如，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纳米计划”、“美国制造计划”；欧盟提出的“科技框架计划”“伽利略计划”，韩国提出的“代替能源计划”，印度也曾提出“绿色、白色和蓝色革命”。目前我国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创新政策体系，国资委也始终坚持“能给尽给、应给尽给”原则，不断加大创新政策支持力度。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科技创新核心能力等三项任务，加大出资人政策精准供给。加强政策落地兑现，发布关键核心技术产品推广目录，加强首台套等政策支持，加快成果推广应用和关键技术产品国产化替代，激励企业把专项任务攻下来、原始创新强起来、科技成果创出来。

（编辑  尚鸣）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日趋激烈，中国全社会对于基础科技研发的重视度迅速上升。其中，针对工业软件、机床等“卡脖子”问题引发了社会热议。有些观点认为，“中国机床老无可依”，“中国要投入成千上万亿去砸出工业软件产业”，主张中国要依靠并购等方式才能获得这些基础工业能力。

其实，西方发展这些基础产业体系的过程并不复杂，产业链上游的基础装备、零部件、工业软件产业是随着制造业发展的需求而出现的，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和一种在发展中的自然投入，并不需要投入上万亿资金。事实上，现在中国在半导体、机床等方面的投入已经很大，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当年的投入水平，但在很多领域的实际效果不好，投入不得法，思路有问题，事倍功半。

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目前，中国社会有几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需要进行纠正的。比如，中国的金融界、媒体领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观点，说中国人发明能力不如其他民族，或者称中国人虽然智商比较高，但在基础技术、应用科技上的发明比较少，只能搞搞模式创新，这其实是一种逆向民族主义的论调。正是这些观点，可能影响了相关决策者和一些掌握金融资源、投资基金领域的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相信中国有基础创新、原创创新项目，他们控制、管理的资金（这些资金往往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出资），很大部分没有用于中国企业的原创项目，当然也就看不到正在成长的中国原创项目。相反，大量资源被投入海外并购，这几年国内股权投资基金的主体——国家或国资出资的基金过于信任外国人，或者热衷以从海外并购来“拼凑”大项目，结果并购过来的项目有的爆出之前不为人知的负面新闻，有的则被外国当局直接扼杀。

从历史角度去看，“卡脖子”问题的出现并不可怕。在这一轮深度全球化之前，西方也出现过一系列问题，但西方的正向进化论之所以没有出现“卡脖子”问题，因为它可以通过合理调配资源或者通过技术的进步解决问题。然而，中国要利用海外并购来发展基础科技或解决“卡脖子”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最终可能依然受制于人。比如，中国某个国家基金并购了一家德国碳纤维企业后，下游的欧洲空客公司立刻断掉了订单，最后使这个公司的销售萎缩归零。

惨痛的教训证明，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可以是本土创新，也可以是海归回国创业，但必须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够服务于中国，成为中国的财富基础。这其实是建构中国自己的技术-经济-国际货币体系过程的一部分：只有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原创技术，中国的人民币才能在世界上越来越有信誉，进而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货币。拥有越多独门绝技，世界各国就越需要人民币来购买这些只有在中国才能买到的商品。

中国并不缺少“千里马”

通过近年来观察、积累的若干中国原创创新案例，我认为中国其实并不缺少原创创新的“千里马”。

例如，析易船舶公司发明了可在四级海况下时速达180公里且不共振颠簸的柔性超临界掠飞态滑行船舶，突破了船舶界诸多传统想象的边界：无兴波、可刹车和灵活转弯、无需港口可滩涂直接上下岸、加入悬挂结构适应四级海况、模块化大规模生产等。宁波路威公司创造了结构完全重新设计的机械加工装备，其中重型锻压机从传统的20米高重1000吨降低到5米高重量不到100吨，新型四头加工中心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2倍。浙江亚微精密磨床基于自主开发的静压导轨的高精度磨床的加工精度达到1微米，其油压静压导轨和未来的气动静压导轨将是开发光刻机最核心的部件。宁波瀚晟减速器造出了完全迥异于目前减速器领域的RV减速器（大型减速器）和谐波减速器（小型减速器）结构的中国自创的新型结构减速器，摆脱了原有两种减速器来自特殊钢材或日本专利结构的制约。

从整机到装备、材料，中国有价值的原始创新案例还有很多。中国人既具有像莱特兄弟那样发明飞机的重大原创能力，也在关键零部件、材料、上游装备等“卡脖子”环节具有强大的钻研能力。在西方继续脱实向虚、去工业化的趋势下，中国恰恰最具有潜力推进人类现代工业能力的持续升级。

阻碍中国原创创新的几大因素

当前阻碍中国原创创新的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行业方面，即下游使用这些关键部件和装备的中国本土产业，过去一直不信任本国企业研制的高科技装备，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比如对中国本土机床的不信任。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非行业因素，主要来源于（投资资金）资源的掌控者，包括国有和民间的一些基金。非行业因素可细分为三点：一是政治立场问题，对内歧视，就是不投中国自己的创新项目，沉迷于海外并购；二是认知水平问题，分不清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盲目追求热门，而真正有价值的投资领域往往不在聚光灯下；三是资源分配机制，体现为国有资金僵化，人为设定约束门槛（比如要控股投资），民间资金投机性强，习惯于追逐“割韭菜”。

以典型的“烧钱”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例，美团累计投资1110亿元人民币（含IPO），滴滴累计投资1846亿元人民币，两个公司投资合加接近3000亿元人民币，而前面的几个原创技术项目，不过花费了少则1500万元、多则3、4亿元的资金。

再如，中国化工对先正达的并购案例，投资折合2800亿元人民币，现在还要上市融资补充，而中国本土的原创农业化工项目不过1000多万元的投资，即便是具有颠覆性且需要较高投资的高端尼龙项目，一个超大型基地的投资也不过20亿元。

多举措建立支持制造业升级的金融机制

纵观美国、苏联、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现代工业基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适用创新机制和特殊时期，大量使用特殊机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其中，美国以创新为主，苏联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引进机制。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打通调配资源的机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简称DARPA）和中国“两弹一星”时的中央专委，就是这种性质的机构。它们的作用是打破条块切割，全力支持创新，打破传统的不合理架构约束。其中，中央专委通过跨部门调配资源，实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超级资源调配制度；而美国的DARPA和军方体制的职责就是既“投”又“买”。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建立多个超级机构互相竞赛，真正支持创新“竞相涌流”。

建立支持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升级的金融机制，需要从几个方面综合发力，尤其要支持在制造本体上有重大创新的项目。

一是在北上深以外制造业扎实的城市，比如宁波、佛山、无锡等地，建立 “从零到一”基金，它真正扎根中国的技术创新，是创新项目的超级支持者，它的数额未必大，但要起到不仅投资项目，而且还可以购买创新项目的产品（物理资产）的作用；二是灵活应用一些金融资源，服务中央大政方针，比如近期提到日程上的澳门的多元化转型，就可以包容到这个体系中来，把一些高科技（比如海洋科技）和下游应用如旅游、展会结合起来，还可以利用澳门6000多亿澳元的政府储备基金设立科技特别基金，吸引大陆通晓科技和产业的人才参与管理，既可以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让中国的核心科技走向前台，成为世界对中国实力信赖的核心组成部分，又能够创造服务中央大政方针的新的经济循环。

（编辑  宋斌斌）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部署。今年工作八项重点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提升现代化能力。

通过近几年参加财政部等部委开展的有关产业链方面的调查研究发现，现阶段我们必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扎扎实实地开展对产业链的图谱研究，进而建立产业大脑。

密集开展产业链研究

近几年，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参与了财政部对全国25万家国有企业进行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研究。去年，国资委又组织对全国15万家国有企业开展全覆盖、全穿透的“十四五”规划大调查。此外，工经联还牵头对医药、医疗器械等产业链的基础数据做了一些实证研究；从今年开始，工经联又支持国资委开展了现代产业链链长的体系研究。

基于上述一系列调研的经验，我们得出这样一组逻辑：首先，基于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基于创新链来布局或者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其次，要保障人才链、资金链，目标是提升价值链。

在此背景下，我们正在组织各方面力量推进几大体系的建设，包括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人才发展体系，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碳达峰、碳中和促进体系，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企业纠纷调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等。

金融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

我认为，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金融服务体系包含六个题中之义：

第一，金融服务要更加注重产业上中下游全链条的协同发展。可以说，这是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的一个创新变革。过去，我们可能更在意标的项目本身，没有太在意上中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卡脖子”在哪一个环节，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应该聚焦哪里，或者某一阶段重点解决产业链的某个环节、某个方面，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金融的力量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金融服务要更加注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供应链畅通和自主可控。从供应链维度来看，金融服务同时涉及宏观和微观层面，微观层面包括企业的整个物流、采购体系等，这其中有不少文章可做。此外，我们谈的更多的是供应链金融，它也有很多的创新空间。

第三，金融服务要更加注重产学研用各环节的协同创新。要打通产学研用各环节，使得金融力量在产学研用过程中实现更好匹配，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首台套设备的保险补偿机制，材料首批次的保险补偿机制，软件首版次的保险补偿机制，这些都是很好的实践。在创新过程中，创新成果、科研成果、学术成果如何变成产业化的生产力，大有文章可做。

第四，金融服务要更加注重产品从国内到国际全市场的双循环。这些年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出现了很多怪现象。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降价。我们是大买家，但是没有议价能力，这涉及抵制美元的霸权地位，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重构等，需要我们更加积极有为。

第五，金融服务要注重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相应的碳金融服务。最近我们组织力量研究双碳目标，从碳培训、碳咨询、碳盘查、碳核查、碳交易到碳管理，每个环节都有碳金融在跟进研究。

第六，金融服务要更加注重产业人才的金融支持。人才是个大问题，我国金融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是一篇大文章。希望各方力量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来推动产业基础的高端化、产业链的现代化，提升我们的自主可控能力，发挥金融的独特作用，促进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促进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编辑 宋斌斌）

共同富裕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下，国家有条件来推动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我们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央已对实现共同富裕画出蓝图。

本刊就如何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基本路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机制和完善的政策体系，对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进行了专访。

共同富裕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经之路 

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我国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脱贫，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年又是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到2035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将以促进共同发展创造共同繁荣，以共同繁荣带动共同富裕。您能否就共同富裕的认识框架对我们进行更深入的解读？

贾康：关于共同富裕的认识框架，分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富裕事关执政党的执政方向和执政能力。在实现新的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党中央再次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邓小平曾多次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的论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1986年3月，他提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 1986年6月，他再次强调，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实现共同富裕。[2]

   第二个层面，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而奋斗。

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共同富裕。即使在原始社会，原始氏族部落有公平但没有富裕，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非常低的发展状态。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阶级压迫、利益冲突和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严重存在，即使是北欧的社会福利保障被高度肯定，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也只是基尼系数比较低，恐怕不能说北欧就已经形成了共同富裕的社会。

中国古人早有对“大同社会”的憧憬。《礼记•礼运篇》中有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共同富裕是天下大同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崇高的理想，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憧憬与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把改善民生、增强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放在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期盼，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第三个层面，要建立规范的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在配套改革中形成制度框架，实现制度进步，增强决策和政策的科学性。

由“先富”向“共富”的阶段性转换

问：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阶段，需要分阶段推进。中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是否意味着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有条件进行重大的战略转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演变推进的过程，也是一项涉及多主体的系统工程，我国仍然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并没有变，您认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是什么？

贾康：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我们面临在恰当的时机推动由“先富”向“共富”的战略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情特点，我国实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战略。邓小平明确指出，致富不可能所有人齐头并进，需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走向共同富裕。这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采取分阶段发展的正确抉择，有利于使我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当然，这一不平衡发展战略是有代价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收入差距扩大的负面后果也日益凸显。但经济高速发展和效率提高带来的成就，为收入分配战略的调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所坚持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收入分配的调整匹配了相关的制度保证。曾经有一度，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共同富裕目标却被一部分人淡忘了。而这恰恰是邓小平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的：先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地区，要回过头来带动欠发达的地区和社会成员致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两极分化的强烈关注和担忧，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共产党的初心和历史使命。因此，我国实施从“先富”向“共富”的战略已经具备了物质条件和现实迫切性。

     20世纪末，我国先后启动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脱贫攻坚战等发展战略。“十三五”期间，我们举国家之力推动这些战略的实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距离缩小了，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6年达到顶峰点后开始表现为趋稳和略有下降，但这些仅仅是初步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推进地区间均衡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我们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实现共同富裕确立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中心轨道。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

    问：收入和分配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调查统计一百多年来美国家庭所得与财务分配数据，分析了所得最高10%家庭与其余90%的分配变化趋势。研究表明，在超级全球化时代，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已走向极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迅速萎缩。而中国在发展中试图解决“公平和效率”的矛盾，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要啃的硬骨头，我们的再分配制度机制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革？

   贾康：2020年我们已达到全面小康。但是收入差距悬殊的状况，客观地讲，是十分明显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基尼系数更低。皮凯蒂对全球财富分配做了200年时段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从200年的视野来看，资本的力量和劳动的力量比较，资本的力量更强。

    我们要强调政府能动的优化再分配职责，政府作用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执行职责。西方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通过再分配环节来实现。我国的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再分配功能有限，调节乏力，某些再分配政策实施中还存在逆向调节问题，使居民收入差距难以有效缓解。

    （一）现行财政支出配置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

第一，财政社会性支出规模有限，抑制居民收入差距力度不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赶超战略，GDP的增长成为政府部门的重要目标。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经济性支出与行政运行支出长期占较大比重，而社会性支出规模有限。为推进民生状况的改善，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性支出，保证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更充分地优先保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可获得性。

第二，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均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城乡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支出不均衡，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等方面，城乡供给差异很明显。

第三，政府预算支出中的民生支出偏低。在财力有限性的约束条件下，财政要选择目前最需要保障的民生事项予以重点保障，即从基本民生的“托底”保障做起。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有关民生方面的投入，但总体投入不足。例如，近些年我国城市房价暴涨，“买房难”的问题引起民众极大的关注，而政府承建保障房、公租房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享受廉租住房政策的居民只占总数的0.5%，而发达国家一般是10%左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在其政府财政支出中占相当大比例，而我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偏低，难以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也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较弱

我国在构建和发展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节区域差异方面，做了多年努力，取得较大成绩，但仍存在一些明显问题。

第一，政府间转移支付调节区域和收入差异的力度和规模，还不足以缓解收入悬殊、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转移支付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尽管优化转移支付结构，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清理整合转移支付的要求已提出若干年，但削减专项转移支付因牵动和影响所涉及部门的行政及资金配置权力，难度很大。

第三，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不理想。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是实现财政能力的纵向和横向平衡，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三大类。其中，税收返还重在维护既得利益，不具备均等化效应；专项转移支付重在实现政府特定政策目标，规模较大，而均等化效应较弱；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均等化效应，但规模不够大，有待于在三者之间做结构和级制的优化调整，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目标更好实现。

（三）税收调节弱化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再分配功能远未到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负主要针对工薪所得，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级距设计不够恰当，导致税负不够合理。中等收入阶层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对象，社会成员的薪酬（劳动所得）承担了较大比重的税负。原本是调节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却主要调节了劳动者收入和中产阶层，而且覆盖面在2018年新一轮个税改后，开始时仅3000多万人。全国年度个税收入仅占总收入6%左右。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分配收入差距方面的主体手段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收入再分配发挥不力。

第二，财产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很低，房产税只是在上海和重庆以改革试点“柔性切入”，迟迟未能启动房产税立法程序。

财产税一般都被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但我国财产税在税收收入中占比低，尚难以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工具。为优化收入再分配，税制改革方向，应该加大财产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我国现行财产税主要包括车船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等税种。房产税属于财产税，具有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等多方面的作用。目前我国房地产税在上海和重庆试点，只涉及增量或以增量为主，远未全面铺开。

第三，遗产和赠与税缺失。遗产和赠与税直接面向的，是那些不是通过自己努力而以继承获得巨额存量资产的高收入阶层，它的出台既可以缩小由代际和偶然原因而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同时也倡导了个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收入的理念。目前我国遗产与赠与税征收尚未进入议事日程，但相关文件提出要“研究开征”。开征遗产税需要大力健全财产保护制度、财产实名登记制度等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在配套改革中确立官员财产的报告与公示制度，同时，也应积极一并设计赠与税，大力加强公益性基金会的规范化制度建设。

第四，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功能有待完善。我国消费税是一种特别消费税，选择了部分消费品征税。近年来，消费税的调整更多是从调节消费、保护环境方面出发，而对其收入分配功能的关注相对较少。消费税征收范围较窄，仅对烟、酒、实木地板等十几个税目进行征税，部分高档消费行为还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例如高档会所、高档餐饮、高档洗浴、高档卡拉OK等，需要增加消费税的品种和税率。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使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受限

社会保障也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诸多的问题。

第一，社会保障的覆盖不足。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有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不少人没有享受到应得的社会福利；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有限，有大量城乡就业人员和城市居民没有被纳入进来；失业保险方面，一些灵活就业人员、乡镇企业人员还没有纳入进来；非正规就业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中，有大量人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在逐步解决制度覆盖范围内不合理的待遇差距问题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缺失带来的相当一部分人群无法享受社会保障问题，积极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社会保障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针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发展明显不足，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在城市，建立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率先在城市建立。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的城乡差距也比较明显，农村在这方面的发展普遍滞后；一些低收入群体、非正规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还没有被社会保障完全覆盖，即使被覆盖，其享受的待遇也比较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问：优化税制结构，需要深化税制改革，以利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税制体系，总的来说是一种“多种税、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必须着眼于整个税制体制的建设，不可能靠一两种税就能将整体征税问题解决。您觉得应该如何优化税制结构？

贾康：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多税种在内的税收调节体系；对接预算体系，从消费支出、收入流量和收入存量各方面“抽肥补瘦”地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以多渠道缓解和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形成的矛盾。这些税种在调节范围、调节力度和调节广度上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关系，形成一个以直接税为主，以所得税调节即期收入分配，消费税和财产税、遗产税调节个人财富积累水平，社会保障税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的收入来源，具有连续性和整体协调性的税收调节机制。

    在复合税制组合中，直接税的作用更多体现为在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直接税的这种调节作用是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区别对待”的，在社会成员收入必然有高低差异的情况下，直接税使有支付能力的、更为富裕的社会成员对公共金库做出更多的贡献。直接税这种遏制两极分化趋向的功效，使其在社会分配全流量里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我国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方针。您刚才特别强调要推动征收直接税，以“抽肥”而“补瘦”，但是说了这么多年，实际的进展举步维艰，看来这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啃硬骨头的历史性考验。您是怎么看的？

   贾康：我个人一向认为：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必须有现代税制，必须有现代化的直接税，这也包括构建地方税的要求，首先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通过立法然后分步实施，解决房地产税的问题。还有遗产和赠与税，它是无法回避的，但推行的难度更大。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取向上得到了认定，在攻坚克难中要有紧迫感，要在立法过程中取得最大公约数，把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建立起来。

   问：2021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这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房地产政策最重大的变革之一。房地产税作为收入分配调节的制度安排，对投资性、高价格的购房行为征收更高税费，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贫困差距扩大，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政策推进必须立法先行，并实行试点。房地产税立法是否也在推进？

   贾康：2016年之后，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带动下，一大批中心城市出现了房价暴涨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应全面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应全面考虑优化相关制度安排和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积极考虑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进程，把这一税制改革任务，纳入打造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所需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中。如得到立法机关审批通过，房地产税可率先在北上广等房价上升压力大的城市实施。这样既有利于抑制一线城市的房价和房地产泡沫，也有利于打造地方税主体税种、构建地方税体系，又可为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创造条件，进而推动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措施。

第三次分配对当下中国的意义

问：在缩小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方面，政府要发挥关键作用。多年来，我国一直采取“限高、扩中、保低”的方针，关键是加强税收对高收入的规范调节，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好低收入人群的保障。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统筹资源力量，对重点贫困地区进行重点帮扶；对城市低收入群体，要进一步织密织牢社会安全网。

目前，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针对的都是“保低”，但共同富裕不是简单地把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均分给低收入阶层，更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重点通过一次和二次分配的合理化，去实现更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最近中央在强调共同富裕时，又提出第三次分配，引起社会关注，三次分配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贾康：中央最近提到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型制度安排，引起舆论高度关注。那么什么是三次分配？

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先后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由市场机制主导，生产经营成果按照要素分配到劳动收入、资本利润、地租、科技成果收入等形式上。初次分配是以效率为主导的，有投入就可以参与收入分配，主要体现的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关系，政府以流转税介入而筹集收入，兼有弱调节。我们仍应强调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初次分配环节，于分配导向上注重激励创业创新、做大蛋糕，更多注重坚持规则和过程公平。

再分配是在财富均衡下的分配，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基于公民、纳税人的身份，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再分配主要体现为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关系调整分配，政府主导特点非常明显。财政分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介入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特别是转移支付和直接税。政府有了更多参与，以求分好蛋糕。在处理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中央和地方、公权主体和公民这三大关系上，财政是一个交汇点。我们所说的财政体制，要稳定地、尽量合理地形成支撑这一分配运行过程中可持续的基础条件。

第三次分配，是民间个人或组织，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具有无偿性表征的公益慈善活动。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一般来说有个人、企业和民间团体三种。其中，民间团体以非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和基金会为主要形式，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治理概念下的“自调节”机制，以进一步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分好蛋糕”，要注重分配结果适当的均平化调整。“公平”体现在规则和过程上，跟“效益”没有矛盾，但分配结果的公平(准确地说是“均平”)程度如何，却需要和效益之间做出合理的权衡——如果过于平均，就没有让社会相关主体下一轮做大蛋糕的动力；如果过于悬殊，则会使部分社会群体产生不满，甚至影响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一般认为，公益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组织主导、按自愿原则的第三次分配，主要表现为以伦理道德为驱动力、自治和多样性为特征的进一步均平化调整。其中，政府可适当地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进行引导和扶助。

公益慈善古今中外皆有。过去我国乡村就有乡绅倡导的学田、义仓等。民间自发的像武训等的助学方式，也是一种公益慈善。它们都是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三次分配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总体呈上升的趋势，相关社会意识的培养值得肯定。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随着老百姓实现温饱和全面实现小康时代，中产阶层和富足人士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加入公益慈善活动。特别是在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认知后，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和意义就更加值得高度重视。

这些年来，我国在助学、救灾捐献、志愿者组织、基金会等已经有了较丰富的实践，也越来越为社会所认知。但也有一些作秀式的粗暴公益，以及抱有强烈商业动机的、甚至欺诈的行为，等等。如何掌握治理的分寸，搞好制度健设，既不完全否定存在的商业动机（如为了提升社会形象和知名度），又能让这样的公益行动走上健康轨道，如何更好实现对居民个人公益行为的引导和鼓励，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问：在经济学中，一般将政府和市场看作是资源配置的两个主体，当一方出现失灵现象时，另一方面将是弥补该缺陷的合适选择。在您的研究中，提出了政府、市场主体和志愿者部门三方，延伸各自“有效性”而形成三者“合作治理”关系的新认识。这种理论是否可超越资源配置两分法，将资源配置归纳为三种机制，这在分配机制中可否应用？

贾康：我们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考察，认为资源配置可归纳为三种机制。一是市场机制，这种配置资源机制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激励、形成发展动力与效率提升、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政府机制。政府通过公共权力，以税收等形式取得公共收入（可支配的公共资源），并以调节、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等形式进行资源配置，以履行政府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三是社会机制。即社会组织通过社会自愿的公益保障与救助机制，以捐献和无偿援助的方式，实现资源配置中的二次分配调整，其目的是人们出于伦理道德等动因，形成在市场、政府配置中表现不够或顾及不到位的利他主义行为，对社会上的弱者给予关心和扶持。

 问：近年来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如何？

贾康：近年来，我国慈善公益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第三次分配方面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总体发展方面的问题。第一，慈善机构数量增多，但筹款能力相对较弱，第三次分配力度不够。第二，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仍然以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为主，个人参与积极性不高。第三，所关注的领域较为传统，对“大慈善”领域（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的关注不足。

二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在第三次分配方面的调节机制，突出体现在税收制度上，有关规定主要体现在流转税和所得税两大方面。第一，现行所得税还没建立捐赠超额结转制度，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第三次分配中大额捐赠的占比。第二，免税退税程序纷繁复杂。第三，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不利于为第三次分配提供持续资金基础，导致大批富豪和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都选择积累财富并传给后代，而不考虑进行慈善捐赠。

问：中国现阶段发展第三次分配是否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行性？

贾康：我认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可行性。第一，中国经济快速腾飞，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财产性收入的多元化和资产价格的攀升等因素，都为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近年来呈现不断增长趋势。第二，中国有关第三次分配的制度陆续建立。立法方面，现有与第三次分配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个人所得税条例实施细则》《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此外还陆续出台了一些志愿服务的规范性文件等，为发展和引导第三次分配奠定了基本框架。第三，近些年民间的慈善、赈灾、公益捐赠活动迅速发展，反映了民间慈善公益活动的收入基础趋于雄厚，更反映了随着人民收入提高，对于公益慈善的心理认同与社会文化氛围的提升。

我们在三次分配中，要强化“做蛋糕”，也要重视“分蛋糕”。实现共同富裕，既需要坚实的制度保障，也需要实施一系列政策，完善多方面的政策体系建设。

（编辑  碣石）

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冲动：不断地找寻新的敌人。服务于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找出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来源。政客喜欢找出敌对目标，因为打击敌人可以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国防工业喜欢敌人，这可以让他们赚更多的钱；政论家与媒体喜欢敌人，因为他们可以卖出更多的畅销书，吸引更多的观众锁定他们的新闻频道。

一山不容二虎

从小布什上台，到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推进全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围堵政策，中间相隔了17年，让中国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发展历史机遇期，在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下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并初步建立自主科研生态体系。

过去30多年的快速全球化给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红利，也为美国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在全球市场扩张的巨大商机。尤其是中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让美国许多跨国企业可以专营附加值最高的产品或生产环节，而把利润微薄的制造环节转给境外供应商代工。

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源源不断地铺满美国零售商的货架，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用它们赚到的美元外汇大笔地购入美国政府债券，让美国经济可以长期在低通胀与低利率的轨道上运行，也让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与中产阶级群体可以维持日常消费的实际购买力。

维护战后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经济体制，符合美国跨国企业与金融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奥巴马时代不可能把拆解全球分工体系、裂解中美经济依存关系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作为战略围堵的招数。

2016年9月4日，出席G20杭州峰会的30多位国家领导人与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西湖畔，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亚洲行。他上任之初最重要的外交出击，就是推动全球战略再平衡与重返亚太，他一心想要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崛起的挑战。中国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框架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了美国的预想。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议题引领者角色的里程碑，在这场设定全球议题的重要峰会上美国反而成为配角。

奥巴马任内在中国周边部署战略围堵，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奥巴马的团队在幕后挑起中国与菲律宾的南海领土争端，并一手导演所谓南海国际仲裁案，但白忙活一场。2016年，新当选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美国的劝阻置之脑后，主动与中国修补关系并重启双边谈判，搁置南海领土争端。2015年，尽管华盛顿竭力阻止传统盟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却让自己落得个灰头土脸。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不顾华盛顿反对，坚定不移地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韩国与澳大利亚也在截止日之前提出申请。所有美国盟邦中只剩下日本仍徘徊在亚投行门外。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目睹此情景不禁感叹，这是美国失去国际经济体最后责任承担人地位的开始。

四重矛盾的叠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购买力平价GDP排名，2014年中国的实体经济规模首次超越美国，201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这两个指标的历史性跨越，让美国首次感受到自己的霸权地位面临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的挑战者出现。这是激发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向的最根本原因。

从奥巴马时代到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战略进入一个战略对抗迅速升级的通道。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的鹰派充分利用了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理，全面激化中美关系中的各种潜在矛盾，在媒体上大肆妖魔化中国，包括对美国的“科技窃取”与“政治渗透”，甚至启动情报与司法机构，对美籍华人以及与中国有合作往来的机构和专业人士进行盘查，刻意制造一种麦卡锡时代的肃杀之气。

在很短时间内，四重长期累积的矛盾全部被启动与激化，构成强大的疑惧与敌视中国的政治能量，把中美关系带入战略对抗升级的轨道，双方要在短期内妥协，和解与合作的可能性很小。未来要重新回到建设性交往的轨道，必须克服以下障碍。

第一层是美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外部化。美国国内全球化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分配矛盾已经累积到沸腾点，要找到外来威胁作为宣泄口。特朗普把受损者的挫折与不满导向两大替罪羊：中国与非法移民。

第二层是全球产业价值链龙头地位之争。如果中国甘于长期屈居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在核心技术领域长期依附处于顶端的美国，那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平台，可以给美国带来长期低通胀与低利率的红利，谈不上威胁。但现在中国在所有核心技术及新兴科技领域寻求追赶与超越，这对仍想独占全球产业分工鳌头的美国自然构成威胁。

第三层是国际领导地位之争。中国并没有直接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意图，在地缘政治上构不成直接威胁。但美国的心态是“一山不容二虎”，决不容许自己失去对全球安全、科技、贸易、金融、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美国深信强者必霸，当中国综合国力正快速逼近美国时，美国自然难以容忍。

第四层是社会体制优胜劣败之争。过去主张“建设性交往”的美国外交精英，曾假设美国可以在全球化中引导中国向西方模式靠拢、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这个一厢情愿的假设破灭了。中国展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对笃信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优越性与普世性的西方精英来说，如芒刺在背。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欧亚大陆为主体的国际合作模式，并与沿线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而美国自身的政治制度正面临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所以对中国带来的体制层面的竞争坐立不安。美国的国家机器铆足劲儿阻挠中国正常参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与区域的安全、贸易、科技和金融体系。美国不仅有强烈遏制中国之冲动，还有很大概率会不时采取不理性的做法。

这场战略对峙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将是一场经济韧性、政治耐力与整体心理承受能力的中长期较量，不会因为美国政府换届或政党轮替而在短期内消退。美国政治精英需要折腾5年或10年，才可能在付出相当的学费之后，开始调适基本心态与重新判断形势，接受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新兴大国，也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与区域问题上寻求合作与妥协是唯一的务实选项。

这场战略较量可能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漫长的对抗。美国两党统治精英的底气是不足的，他们长期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忽视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真正需求，早已失去多数美国民众的信任。随着与中国战略冲突的战线拉长，他们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向美国民众解释：为何需要对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对美国不构成生存威胁的国家，进行一场看不到尽头且代价高昂的冲突。

准备面对一场百年冲突

就客观而言，中国没有争夺全球霸主的野心，中美之间没有领土争议或历史仇恨，中国对美国不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美国感受到的中国“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形态框架塑造的。何况中美都具有保证相互毁灭的核威慑力量，也有保证经济相互重创的金融威慑。中美之间即使爆发仅动用传统武器的局部军事冲突，也将触发全球性金融灾难，这是阻止中美走向全面军事摊牌的重要因素。

尽管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中美关系长期陷入“修昔底德难题”的可能性却不能排除。就是说，双方可能陷入一场类似美苏之间的冷战，让世界经济体系分割为两个板块，让所有国家都难以适从。这场21世纪的“冷战”，将不再以两大集团军备竞赛与代理人战争为主轴，而是在贸易、产业、科技、金融、通信网络与数字资产等领域争夺龙头地位，并在发展模式话语权、国际经济规则、产业与技术标准、全球与区域多边体制运作，以及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等领域争夺领导权。它与过去冷战的相似之处就是“零和”思维，把自己的“所得”建立在对方“所失”之上，或是不在乎两败俱伤，只要能杀敌一万，宁可自损八千。

2019年5月，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启动极限施压政策，扩大加征惩罚性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全面封杀华为。为遏制与围堵中国，美国不惜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也不在乎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市场严重受损，把中美关系推上“新冷战”的不归路。特朗普不断抬高贸易谈判要价，意在让谈判受挫。他们所营造的“反中”与“防中”氛围，在短时间内席卷美国政界与舆论界，压制了各种基于务实或理性的意见，更让国会两党要角与媒体评论人身不由己地附和他们的主张。

他们成功地激发了美国社会三种深层的恐惧情绪，因此这场经济战夹带了极高的不理性成分。

一是害怕美国百年帝国基业的崩塌。国内制造业空洞化、政府与民间过度消费、不断以债养债，再加上其在世界各地树敌与积怨太多，全球军事部署无法收敛，国力早已透支。这些结构性脆弱问题长期被掩盖，主要是因为其霸权地位赋予它的各种特权（尤其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龙头）。支撑这些特权的基础一旦松动，所有危机都会爆发。

二是源于自己的阴暗霸凌历史、害怕冤冤相报。自从美国登上国际体系权力顶峰，不论是对其邻国、盟邦，还是其他涉及利害关系的国家，美国经常利用其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欺负其交往对手。

三是基于种族偏见。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曾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许多不公平指控，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倾向，都与他们对黄皮肤人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偏见有关。不能排除西方人对“黄祸”的深层恐惧再次启动，从而成为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理性因素。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与美国政界重量级人物的互动中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一种新的思潮正弥漫美国政策圈，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他明确指出：“美国对中国发起的攻击是一场在错误的战场上发起、以错误的方式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他认为，中美关系原本虽然棘手但仍处于可控范围内，但如今的风险在于，它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他刻意用《中美即将进入百年冲突》这样一个惊悚的标题，就是想唤醒美国朝野精英的理性思维，不可盲目地附和特朗普，继续以错误的方式进行错误的战争。

客观来说，美国社会内部对于与中国进行一场漫长的全面冲突，缺乏共识与思想准备。美国社会各个群体愿意承受多大的代价来阻止中国正常参与全球经济与推进自己的科技、产业和国防升级，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思考、评估与辩论过。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并没有一套深思熟虑的战略来进行长期抗战，他们只是成功地鼓动了“反中”情绪。他们试图让美国选民相信，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会让中国臣服或损失惨重，而自己可以毫发无损。然而很多企业则要求立刻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因为关税是由美国公司支付，而不是中国。

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一厢情愿地打算设下一道“铁幕”，把中国隔离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但美国各界很快发现，这道“铁幕”最后会罩在自己身上，却无法阻挡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进行正常贸易、投资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

事实证明，发动贸易战没有让特朗普在与民主党的政治竞赛中占到任何便宜，反而导致许多群体遭受了实质性损失，尤其是仰赖中国廉价消费品的中低收入家庭；仰赖中国生产的设备或零部件的美国厂商，也是叫苦连天。2018-2021年，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不减反增，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减反增。最早从新冠危机中恢复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彰显了超强的韧性，迅速成为抗疫物资的全球最大供应来源。

2020年总统大选中险胜的拜登，在是否应该主动结束对华贸易战的问题上，进退两难。一方面，他的经济智囊都认识到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是失败的，尤其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发作，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各类原材料、商品以及运输价格节节升高，取消对华额外关税有助于舒缓通胀压力。但是拜登的政治基础相对脆弱，民主党担忧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可能被共和党夺回多数席位。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仍将陷入僵局。

美国的有识之士迟早会领会到马丁·沃尔夫的警告：“任何企图阻拦中国经济和技术崛起的尝试几乎肯定会遭遇失败。更糟糕的是，它会引起中国人民深深的敌意。”桥水基金公司的创始人达利欧看得比较清楚，他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要运用手边的筹码使中国让步妥协，“宜早不宜迟，因为时间站在中国这边”。随着中美战略对抗的战线拉长，这种暂时被压制的务实意见将逐一涌现。所以，只要中国沉得住气，见招拆招、适度反击，但不主动升级这场冲突，不主动与美国经济剥离，这场冲突肯定不会延续百年。

美国霸权的两面性

在奥巴马时代，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隐而不显，因为传统上美国外交精英非常重视价值论述与道德外衣包装，刻意掩饰其霸凌行径的阴暗面。而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则毫不遮掩美国的超级大国“流氓行径”，让我们更容易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与其国际角色的两面性。对美国霸权本质的理解应该从下列四个角度来检视。

第一，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象，并非真正全面开放、包容与一视同仁，而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歧视性，以及基于文明种族优越感的等级秩序。在货币、金融、贸易与科技领域，与美国有战略利益冲突的国家长期被排斥在外。

例如当欧洲战事已经结束，美苏对战后欧洲秩序安排的分歧开始浮现时，杜鲁门总统断然中止了通过《租借法案》为苏联提供战后重建所需长期融资承诺，于是苏联随即放弃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也长期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与世贸组织之外。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明确的阶层秩序。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盟国是“盎格鲁-撒克逊”集团（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它们构成西方世界的内核，享有最高等级的军事与情报合作关系。其次是由美国的欧陆盟国构成的第二层核心圈。然后才是日本、韩国、土耳其、沙特等第三层非西方国盟友。最后才是更外围的依附者或顺从者。亲疏关系不同的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之地位、待遇与发言权一向是有明显差别的。

第二，美国的国际领导角色，是它的意识形态与国内权力结构的延伸。战后美国所愿意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根据它的主流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而非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大市场小政府，美国政府也倾向于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排斥各种可能限制跨国企业与跨国资本行动自由的国际规约或监管机制，甚至主动要求现有的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减缩其业务与功能。同时，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也要符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等的需求。例如，美国牵头的TPP谈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带上谈判桌的条文与巨细无遗的法律附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跨国企业、跨国银行雇用的纽约大律师事务所草拟的。这些大律师事务所刻意将提案的复杂规则与专有名词之晦涩，连一般的商务仲裁法官都搞不懂。将来在执行规则条文时，如果出现争议与纠纷，还是得找这些受雇于跨国企业的大律师来帮忙解释，贸易纠纷打官司也是他们承揽，这些大律师两头通吃。

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美国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不能应对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与生态危机等问题不予关心，也无法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美国只对反恐、知识产权保护等攸关自身利益的领域有兴趣，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粮食安全、移民权利保障、难民收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稀缺等领域，美国对全球协作平台不足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的问题根本置之不理。

第三，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推动制定的国际规则，主要用来约束其他国家，而放纵自己选择性适用。它不时滥用霸权地位，公然破坏规则和秩序，并处处要求享受豁免或特殊待遇，甚至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以其国内法管辖权来凌驾国际规范，也就是恶名昭彰的“长臂司法管辖”。在国际关系领域喜欢强调，“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以规则为基础”。美国常将自身利益或国内政治需要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不时抛出“美国例外”论，肆意曲解国际规则，“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例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按规则任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因长期国际收支失衡而要调整固定汇率，都必须与其他成员协商。但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停止履行美元与黄金兑换承诺，事前完全没有与其他成员协商，就一脚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设计踢翻了。

最近几年，在推进全球租税正义的目标上，美国自私自利的做法也让各国伤透脑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拒绝签署《共同申报准则》（CRS）的国家，成为这个全球打击逃漏税的国际新规约下的最大漏洞。

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因为最早启动全球追缴漏税的就是美国。2010年，美国通过了《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FATCA），俗称“肥咖”条款。根据这个法案，美国要求外国金融机构（FFI）向美国国税局（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信息，以强迫美国公民和绿卡人士申报海外账户与海外所得，对于不配合的FFI，就其来源于美国的所得征收30%的扣缴作为处罚。

美国利用FATCA给传统的避税天堂以沉重的打击。包括瑞士、百慕大与开曼群岛，在面临失去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威胁下，被迫配合美国政府的要求，主动向IRS提供美国纳税人的账户资料，并严格审查有美国背景客户的开户信息。美国又陆续与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在FATCA框架下签署双边信息互换协定。在美国强势推动FATCA的刺激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积极追查本国纳税人隐匿在海外避税天堂的账户，让传统的避税天堂遭遇第二波打击。G20在2014年正式推出CRS，这套更完整而标准化的全球金融机构境外背景客户账户信息交换的国际规范，目的在于落实租税正义，让富人藏匿在国外的财富与投资收益无所遁形。从2016年开始，陆续有108个国家与地区签署这项国际规约。中国也从2018年开始全面执行CRS规定，有义务将外籍人士在本地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总金额流动情况提供给国外税务机构，中国政府也可以借此掌握中国公民在国外金融机构账户的基本信息。

自CRS2016年陆续上路以来，全球的富豪阶层与他们的会计师，都忙着重新配置他们的资产并转移他们的金融账户。这些千方百计想要隐匿财富的富豪，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新的避税天堂，那就是美国。这是因为美国拒绝签署CRS。美国给出的荒谬理由是，美国已经与绝大多数CRS签署国之间有双边信息互换协定。而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巨细无遗地提供美国纳税人的海外账户资料，但其他国家政府想要从美国金融机构拿到资料却会面临百般刁难。美国刻意让自己成为CRS体系下的最大漏洞，这样，它可以替代传统的避税天堂国家，吸引大量离岸财富涌向美国，既可让美国财富管理相关服务业大发不义之财，又可巩固美元地位。

从2015年到2017年，美国的金融机构与会计师都忙着将客户的钱从传统离岸避税天堂(比如巴哈马、瑞士、百慕大等)，转移到美国岸上天堂(比如特拉华州、内华达州、怀俄明州和南达科他州等)。2017年，美国离岸金融规模为全球第一，占22.3%，而2015年时，美国占比还仅为14%。

对于美国经常破坏规则的行径，所有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组织的会员国基本上都是尽量忍让。西方国家选择迁就与姑息，是因为它们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毕竟享有参与核心与分享决策权的特殊待遇。非西方国家更不愿意挺身而出，因为可能有遭遇报复与孤立的风险。

第四，美国霸权两面性最诡谲的悖论就是：它既是国际秩序的来源，也是国际体系不稳定的来源。西方主流学者说美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对美国也是国际公共之恶的主要来源却避而不谈。

美国把国家安全利益的边界无限延伸，而不断找寻潜在的敌人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1）美国给世界制造的首要公共之恶，就是它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极限追求，以及随时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践踏文明底线，其结果就是给其他地区与国家制造各种更大更深的不安全。其最明显的公共之恶之一就是：放任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各地资本市场兴风作浪，并不断增加各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放任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利用市场垄断地位追求暴利。在华尔街利益集团驱动下，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还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绑与“金融产品创新”模式推广到全球，在全球各地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让华尔街将有毒金融资产推销给各国银行与保险机构。不但美国爆发本土性金融危机，欧洲也被殃及，至今欧洲尚未从欧债危机中脱困。危机爆发前，欧洲的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都被美国华尔街洗了脑，购置大量美国机构发行并被美国三大信评机构评为“优质”的衍生金融资产。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人才发现这些金融产品都面临违约风险，最后被迫打三折、两折进行清算。

（2）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偏颇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地位，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不断要求延长美国药厂的专利年限，让它们能继续以天价贩卖这些制造成本极低且投资早已收回的专利药品。美国占据许多多边机构的主导地位，长期阻挠这些机构承担新的职责来应对新兴全球议题，并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新治理机制的创设。其次，让许多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处于短缺状态。

（3）美国长期提供劣等的公共产品。例如，对于互联网域名的分配与管辖机制，或是长期压制多边组织对新兴全球议题的研究与讨论。

（4）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极力阻止特别提款权（SDR）逐步取得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任何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如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美国还长期拖延IMF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尽管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基础设施长期融资，但美国不愿意让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扩充这个领域的融资机制，试图阻挠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这也是制造公共之恶。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美国退位是危机也是机遇

特朗普抛弃国际领导责任，甚至主动削弱与拆解现有多边体制。现有的多边体制面临严重冲击，WTO首当其冲，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能分崩离析。全球化进程也可能受到严重干扰。

不过，危机也可能变为转机，美国的“退位”也可能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特朗普的“超级流氓大国”行径，迫使现有多边体制内的所有利益攸关者必须挺身而出，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基于开放、互惠、非歧视原则的国际规约。新兴经济体也被迫认真思考，如何在这个世界秩序震荡与重组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与建设性的角色。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更是责无旁贷，必须挺身而出，为全球多边主义体制提供关键支撑。

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都存在严重缺陷，只是过去没有任何新的动力有可能去转换、改革或补充它。

现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美国已经开始战略收缩，这正是修补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契机。继续搭建新的多边合作平台，并着手修正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让全球化的果实能创造更大的普惠效果。

（编辑  季节）

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飞跃，前所未有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建立在高物质资源消耗、高生态环境代价和高碳排放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走出危机不能只靠道德召唤，最根本的是要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让可持续发展成为商业上可行的盈利行为。但是，商业模式既是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也是造成过去不可持续危机的原因。全球不可持续危机的根源，在于传统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过去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大部分都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因此，传统商业模式对不可持续起到了推动作用，绿色转型亟需新的商业模式。

碳中和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全球碳中和意味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发展时代的开启。目前有130多个国家以各种形式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70%左右，经济体量也占了全球很大一部分。这130多个国家中很多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么多发展中国家承诺碳中和达标，是一个转折性大变化，它意味着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将通过低碳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不再循着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先高碳、再低碳”的倒U型发展路径。这在传统工业时代是完全无法做到的。

全球碳中和固然是艰巨的挑战，但也是巨大的机遇。假定2050年或2060年全球化石能源枯竭，我们该如何维持经济的繁荣？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会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传统资源和能源出现短缺，就会有新的资源和能源被发掘出来。况且，现在新能源、电动车、5G、互联网等，在市场上已经成熟或趋于成熟，虽然这一转型是非常艰巨的。

碳中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机遇，中国有可能开启下一个“40年发展奇迹”。从1978年到现在，很多人不能想象40年后的今天中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经济学模型也完全无法预见。碳中和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很多产业要推倒重来，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商业机遇。从现在到2060年也是40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肯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中国很多方面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并且很多都是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在主导，包括光伏、风能、电动车、机器人、5G、互联网、高铁、特高压等。中国现在有约3.72亿辆汽车，每年生产和销售约2500万辆。如果全部换成电动车，将成为巨大的新增长来源。新能源的应用如果5年倍增一次，从现在到2060年还有8次倍增时间。虽然现在非化石能源只占15%左右，但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能源转型也不是太大问题。

新的商业机遇需要新的商业模式

现有的商业模式更多的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在新的形势下，无论是商业的内容还是组织形式，都面临着深刻转型。碳中和意味着，整个经济大厦会出现颠覆性变化，很多产业会推倒重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带来大量新的商业机遇。认识和抓住这个机遇，亟需建立新的商业思维和商业模式。

以汽车产业为例，按照传统路径，中国汽车产业很难赶超具有上百年技术积淀的发达国家，但现在智能电动汽车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迎来了一次“换道超车”的可能性。新兴绿色产业将是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那么，“双碳”目标下，商业模式如何转型？

一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向发生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是以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种模式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环境资源等危机。绿色发展则意味着，企业创造的价值不再过于依靠物质财富的扩张，更多的转向包括服务、知识、体验、个性、文化、环境等在内的无形价值，以最大限度地同物质资源的消耗脱钩。同样或更少的物质资源投入，可以产生更高的价值。

二是实现价值的方式发生改变。当企业创造的价值内容或产品发生改变时，对应的资源概念也就发生改变，而这种资源由于其技术性质不同，就需要用新的组织形式去实现价值。标准的企业理论更多是在传统工业化生产内容下考虑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太考虑生产内容变化对企业组织的含义。比如，生产传统的燃油汽车，更多考虑哪些零部件的生产放在企业的边界之内由自己生产，哪些从外部采购。其商业模式也很简单，主要靠卖汽车赚钱，多卖就多赚。

但是，目前智能电动汽车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概念，汽车被重新定义。现在电动车不只是简单地用电机替代内燃机，以及自动驾驶替代司机，而是对汽车进行重新定义。它不是汽车里装电脑和软件，而是电脑加汽车外壳，企业盈利不只是卖汽车的钱，还要包括汽车相关的各种衍生服务内容。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智能电动车是不同于传统汽车的新概念，需要新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为什么现在投资电动车的很多都是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最能理解新的绿色发展时代的商业机会，并用新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去抓住机会。

三是市场结构发生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特征，就是以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同质化产品推向市场，也就是说市场只关心产品的物理品质和价格，不关心买者和卖者是何人。由于产品主要是满足物理功用，只要产品的物理品质和价格合适，买者也不关心生产者的个性和品德如何。这种工业产品流水线生产和非个性化的市场结构，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但却将产品本来可以包含的大量无形价值过滤了。随着工业4.0到来，创造价值的方向发生改变，企业可能会在一个更加人格化的市场中创造和实现价值。目前广为兴起的个性化生产、个性化订制、体验式服务，就是人格化市场的回归。这时候，产品和服务就不再只是满足物理功用，也不再是一种流水线的同质化产品。

四是企业治理结构发生改变。在传统工业时代，企业更多地关心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太考虑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外部影响。在绿色发展条件下，企业必须在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的治理结构，就要转向利益相关者约束条件下的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环境后果，也会发生深刻转变。

新商业模式的经济发展机制

从市场的实现机制来看，技术的创新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新的产品和分工的出现。这个分工出现是有很多条件的。它需要有远见卓识，有能力打破“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因为厌恶风险，在没有绿色成功证据的时候，政府或企业就都不会采取行动，但没有行动又没有证据。

比如，电动车需要充电桩，没有充电桩就不会有电动车，没有电动车也不会发展充电桩。但我们知道，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是给定分工结构条件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难以为这种新的分工结构的出现提供理论支撑。它研究的是在已经有电动车和充电桩的情景下，生产多少电动车和充电桩的边际分析问题，而不是在燃油车的旧结构下考虑如何跳到电动车和充电桩的新结构上。

如果在燃油车的思维状态下讨论电动车，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商业机会，看不到潜在的商业机会。实际上，我们走到现在这个发展路径，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在20世纪早期，电动车已经在美国占1/3，速度已经能够达到100公里左右，里程达到160公里。后来没有走到电动车的发展路径上，是因为产生了福特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以及燃油汽车价格大幅度下降，加上石油成为主要能源，汽车发展就走上了燃油车的轨道。所以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因为不可持续，现在传统的发展道路难以持续，必须要换轨道。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市场价格进行企业决策。任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最开始出现时价格都很高，但随着市场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价格会大幅度下降。光伏、风能、电动车的发展轨迹都是如此。目前，新能源的成本水平已经可以同传统能源在市场上竞争。如果考虑到传统能源的外部成本，实际上新能源的成本更低。按照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今后新能源会成为非常廉价的能源。

在技术创新的路径和大方向，企业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很多人可能希望在不改变现在发展方式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低碳。他们甚至设想依靠在空气中大规模直接捕获碳来实现碳中和。虽然碳捕获可以降低碳，但是人类真正要解决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碳只是其中一个维度。如果还用工业化的逻辑“头痛医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另一个例子是储能。很多人将缺乏大规模储能技术视作新能源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但是，中国现在有3.72亿汽车，如果这些汽车全部是电动车，每个汽车都是分布式的移动储能单元。如果它们同智能电网连接，可能就不需要过于依赖大规模储能技术。因此，分工结构的跳跃和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可能使技术路径完全不一样。从这个视角看，大规模储能技术路线，可能更像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

重新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众福祉，GDP只是手段。但是，各国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发展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发展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商业的成功不等同于社会福祉。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内在局限，过去标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难以自发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及可持续发展。相当部分所谓的现代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凯恩斯意义上通过“挖沟填沟”产生GDP的活动。中国的发展战略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回归到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

这意味着，需要对传统工业时代建立的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重新进行定义。我们尤其要避免两种倾向，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政府不当干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为重新定义市场和政府职能提供了遵循。

在绿色发展条件下，市场和政府职能新定义的具体内涵和边界在哪里，现在还无法具体确定，需要一个市场和政府相互磨合与不断试错的过程。企业需要转变思维，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看短期的商业盈利或现有政策规制，而是必须将社会、环境、文化等公共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只考虑短期的盈利，今后就会遇到很大的政策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因为企业现在的盈利可能是靠牺牲社会福祉获得的。如果一家企业在现有环境规制下可以合法地获得大量盈利，这不意味着未来也可以，因为环境规制会越来越严格。

民众观念的深刻变化亟需新的商业模式跟进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课题组进行的大规模网络调查显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相应地，商业模式也亟需转变。但是，很多人似乎对目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浑然不觉。

调查显示，人们对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知和选择正发生深刻变化。在认知方面，55%左右的受调查人认为，环境和发展可以做到相互促进，保护环境会带来新的机遇；只有约10%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选择方面，只有不到4%的人愿意选择以环境明显恶化为代价，得到收入的明显提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也在发生深刻改变。虽然收入非常重要，但在调查中，只有20%的人将“收入越高越好”列入“什么是美好生活”前五位最重要的选项，而该选项最终只排名第八，排在最前列的则是包括基本的物质需求、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因素。

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行为、就业观念也在发生深刻改变。其中，在品质相同的产品中，90%的人会选择环境友好企业的产品；90%的人在就业时，愿意选择即使收入较低但环境友好和企业文化更好的企业。人们在选择就业地点时，更多的是考虑家庭等非市场化因素，收入只排在第六位。

这些改变亟需新的商业模式跟进。与此同时，这些调查结果，很多都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相悖。这意味着，绿色转型不仅需要发展范式的转变，也需要研究范式的转型。现在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人都希望通过技术的改进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这是一种绿色工业文明的思维，即希望在不深刻转变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条件下，只是像换一个汽车零部件一样，就可以用新技术将现在的问题解决。实际上，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一定需要发展范式的转变。从生活方式上、从价值体系上都发生大的系统性转变，才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不可持续问题。

（编辑  尚鸣）

雄安新区是重大国家战略和历史性工程，投资开发建设体量大、密度高、周期长、标准高，需要大规模、长期限、多元化和强有力的资金支撑。开发性金融是国家战略性金融工具，有单纯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不具备的优势，能够在新区投融资中持续发挥主力作用。

开发性金融是强赋能的金融形态

开发性金融是以国开行为代表的我国金融机构，在吸收国际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探索形成的以促进发展为旨归的金融理念和方法。开发性金融以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宗旨，依托强大的国家信用，在国内外筹集大额中长期资金，利用“投资、贷款、债券、租赁、证券”等全方位服务手段，支持“两基一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民生领域、生态环境领域、重大区域战略和对外合作领域重大项目。

开发性金融具有强大的资金动员能力。国开行是我国最大的中长期贷款银行，其金融债的发行体量仅次于国债，牵头的银团贷款规模连续多年居国内银行最前列，旗下的国开金融是银行系统最大的人民币投资机构。开发性金融以能动高效配置资源见长，主动进行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是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金融形态，带有国家性投资银行的特点。它通过与政府密切合作，主动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帮助整合资源、资产和资金资源，构造整体性、系统性的开发项目，把政府信用转化为市场信用和发展资源。通过参与重点企业发展规划，帮助整合市场要素和发展能力，培育强健合格融资主体。国开行大额资金支持的天津城市建设项目、北京副中心建设、苏州工业园区、长江大保护综合等重大工程，体现了开发性金融强大融资能力和优势。

多年来开发性金融在支持国家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和国际化发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是一种强赋能的金融形态。与纯商业金融相比，开发性金融重视财务可持续但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更加重视运用战略投行思维整合发展要素，聚焦国民经济短板和国家战略前沿等蓝海领域，培育“青桃子”，不抢“熟桃子”，以强大信用能力，带动社会融资总量。

与纯政策性银行相比，开发性金融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强，不依赖财政补贴，在输血的同时，更加注重融资主体造血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政策性金融互相补充，共同为国家发展和市场主体提供融资服务。

雄安投融资需要与开发性金融的优势高度契合

雄安的发展定位与开发性金融的使命高度重合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了雄安发展定位和目标，提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具体路径是建设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即“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同时，与相比高点定位和高远目标，雄安现有财力、产业、市场、金融基础偏弱，面对大规模建设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双重任务，政府财政加大投入的同时，需要金融发挥更主动的资源配置作用，特别需要强赋能的开发性金融的强有力带动。开发性金融作为支持国家战略为使命的金融机构，能够在雄安跨越式、可持续和开放式发展投融资中发挥主力作用。

雄安的投融资重点与开发性金融支持方向高度契合

《规划纲要》和《指导意见》规定了雄安的重点建设任务，整体上以“两新一重”为主，包括：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城市地产、教科文卫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运营；与数字孪生城市相关的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命科学、高端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等新产业的投资；城乡统筹发展与乡村振兴；以及自贸试验区带动的对外投资合作。因此，雄安的开发建设具有全面系统、城乡统筹、内外联动的特点，雄安的发展是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创新产业驱动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按照2016年国务院批复的《国家开发银行章程》，开发性金融主要的支持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领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以及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领域；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增进人民福祉的领域；科技、文化、人文交流等国家战略需要的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合作领域；配合国家发展需要和国家经济金融改革的相关领域等。因此，新区的投融资重点完全符合开发性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进一步全面深化开发性金融与新区的合作是开发性金融的使命所在，势在必行。

雄安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与开发性金融方法高度一致

《指导意见》把“系统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雄安新区在承接中促提升，在改革发展中谋创新”作为主要政策目标，提出要“适应雄安新区定位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深圳、浦东等地实践表明，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是产业和金融资本集聚的前提。雄安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创新，核心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开发性金融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形成了独特的方法，重视以金融为纽带，通过市场、信用和制度建设，把政府、企业、社会融合成统一、协调的力量。开发性金融在支持城市综合开发、更新和改造、片区开发、TOD开发（交通为导向的开发）、EOD（生态为导向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主要创新引领作用。开发性金融的创新不是简单的金融产品创新，而是市场投资模式和融资机制创新，其创新经验和方法能够适应雄安需要，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过程中发挥系统性推动作用。

当前雄安新区投融资有待进一步创新解决的问题

城市建设投资体量巨大，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边际投资能力有限

雄安建设起步高，有系统完整、高起点高标准的规划，先地下，后地上，且有规定的建设时序；内容多，涵盖新老基础设施、城市地产、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投资结构看，建设初期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项目投入大。这些特点决定了雄安建设发展需要巨量投资。

据相关估算，新区建设共需要总投资有可能达到4.5万亿元左右[1]。另一方面，由于从零起步，雄安地方财力基础较弱，上级财力补助主要用于弥补一般性支出缺口，财政投资项目主要依靠发债筹集资金。由于债券发行多以土地专项收入为抵押，而雄安城市功能特殊，土地运作收益有限，债券还本付息压力将逐步增加，在大规模税收收入尚未形成之前，财政投资能力边际受限，面临较大平衡压力。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是雄安主要地方投资和建设平台，其资本实力和融资能力初步形成，需要承担大量长周期的准公益性项目投资，通过市场化经营积累资本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多元联合和系统性投资开发模式和能力有待形成，新产业投资有待形成能力

目前，雄安初步形成了政府和企业投资分工模式，政府以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市场化企业以准经营型项目和市场化项目为主，包括商业、办公、产业园区和住宅物业开发等。现有投资模式有以下特点：一是投资主体相对独立，联合投资开发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国家级的雄安投资开发基金尚未设立，市场主体独立投资开发，权益性投资资金规模有限，难以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同时单一开发主体将承担更大的运营招商压力。二是投资项目相对独立，系统性开发格局有待进一步形成，有必要通过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加大TOD和EOD开发力度，特别是对于新区的白洋淀治理保护利用、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稀缺资源，有必要进行整合，统筹开发。三是社会资本包括民资和外资参与新区建设和投资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以拓展建设资金来源，体现开放式发展的要求。四是建设期如何培育新产业，引进新产业的投资主体，以便“以产定成”，实现建设与发展同步推动，也是一个有待创新解决的任务。

金融产业对新区建设和产业资源的配置作用有待充分发挥

目前金融集聚的效应逐步呈现，各大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陆续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为新区项目提供了有力融资支持。同时金融机构在新区投融资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亟待拓宽，需要进一步发挥投资带动功能，引导权益类资金进入新区，更好发挥资本招商和产业导入作用，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更多投融资创新咨询，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提供系统性融资支持，引导和促进疏解企业参与新区投资开发。

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的建议

新区起步不久，投融资的难题亟待深入破解，开发性金融在新区初期的建设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最早参与了新区的投融资规划，提供了大额授信支持，为新区千年秀林工程、安置房建设等重大项目提供了大额长期限低成本的融资。在雄安进入大规模建设和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新阶段，开发性金融机构有优势继续发挥独特作用，以落实《规划纲要》和《指导意见》为抓手，在雄安投融资资源配置和模式创新方面进一步发挥引领和主力作用。

持续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参谋作用

开发性金融秉持“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的方法，其中规划先行是传统优势。有必要加大开发性金融对新区“融智”力度，形成开发性金融机构常态化参与新区和新区投资建设企业投融资规划、政策和创新研究过程的机制，尤其是把开发性金融综合开发、系统融资理念和模式全面引入新区，从根本上系统性助力解决新区的投融资问题。

巩固开发性金融的融资主力作用

一是继续发挥开发性金融传统的大额中长期信贷优势，在重点领域，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淀区治理与开发、片区开发、高端高新产业、优质公共服务设施、非首都功能疏解等方面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二是发挥债券银行、投资银行和租赁等综合服务优势，为参与新区建设的企业发债、资本运作和租赁融资领域发挥主力作用。

发挥开发性金融引领带动和创新示范作用

开发性金融作为一种强赋能的金融形态，其生命力和优势在于能够带动和引领商业性金融支持国家战略，促进金融资源集聚并在投融资模式创新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开发性金融在雄安投融资中引领带动和创新示范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带动优质金融资源参与新区投资建设。首先是发挥投资优势，带动大规模权益性基金参与新区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新区投资建设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国家层面上，可以在国家相关部委指导参与下，与银行和保险类金融机构、央企或地方设立以保本微利为运作原则的雄安投资建设母基金，然后通过直投或设立子基金方式，参与新区投资开发；在市场层面上，可以与有优势参与新区开发建设的大型企业，设立市场化的片区开发基金和专项产业基金，以开发性金融为纽带，带动联合投资开发局面的形成。有产业背景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参与新区投资开发，也可以发挥资本招商的优势，带动符合新区发展定位的产业资源吸聚。在机构层面上，可以充分发挥现有机构，如国开金融公司的优势，参与新区投资建设和产业导入。

二是推动资源整合，培育强大的地方市场化融资主体。以投融资规划合作为抓手，加强与雄安当地国有投资建设主体的合作，推动政府资源和资产注入、公益性资产和盈利性资产整合式开发运营，包括文旅资源、公共服务资源的整合等。推动新区区级和县级国有投融资主体的整合，提升县级主体的信用评级和融资能力。通过引入基金，与地方投资建设企业共同对三县县城提升改造进行顶层设计和谋划，确保高点起步。

三是为参与雄安新区投资建设的企业和疏解对象提供差异化、低成本的融资支持。雄安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主要承担国家战略，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条件是新区吸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关键，这决定了雄安的投资项目收益有限，融资成本敏感度高。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差异化监管的优势，按照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积极争取对雄安新区的投资建设企业和疏解对象提供尽可能低成本、长宽限期的资金，保证战略任务实现。同时拓展投贷联动业务，允许在城市片区开发等领域实行投贷联动，以低成本的权益性资金和低成本的债务资金，保证雄安投资的低成本。国开行可以发挥最大的银团贷款牵头行优势，通过对大型项目组建银团，在保证融资资金需要的同时，引导降低融资成本。

四是引导国际金融资源参与新区建设。国开行可以利用“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优势，在海外合作的过程中，积极引入海外金融和产业资源，参与新区建设，也可以探讨利用设立的各类海外基金投入新区建设和产业发展，打通国际资本有序进入新区的渠道。

五是主导长期投融资市场的建立。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建设和产业发展，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开发性金融的优势在于大额中长期融资，可以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参与并主导长期投融资市场的形成，助力新区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在当前阶段新区大规模建设和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同时推进的关键阶段，开发性金融有条件也有能力持续全面深入与雄安合作，高点定位，顶层设计，规划先行、发挥融资、融智、融商的传统优势，为重大国家战略提供大规模、全面性和系统性的金融支持。

（编辑  尚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很多支撑条件，其中创新驱动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从金融支持的角度来讲，确实也需要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新的体系建立才能做出对应。

按照我国的工业分类，共有41个大的行业。在我看来，其中只有少量行业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大部分的行业还处于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从1.0版到4.0版都能包括，导致金融体系和工业的对接遇到不少问题，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资金融通问题。

推动企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目标

企业是工业经济的主体，创新驱动发展首先是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要力争实现三个目标：

一是企业要参与核心技术标准的制定。在某些领域，中国制造业企业开始进入到核心指标的制定中。一些战略新兴领域，例如通讯产业，华为在技术标准制定的体制中已进入国际标准制定的范围内了。

    二是使我们的企业拥有更多的有效专利。

    三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现代企业层面，并且在部分技术领域实现从跟踪到齐头并进、到最后的超越阶段。

    最近，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调研。我们判断，我国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追赶式创新阶段，走到世界前沿的企业还比较少。我国企业总体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转化率不高，一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等。其原因，除企业自身的能力建设不足之外，还有周边要素条件的制约。要想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需要在要素的投入上加大力度，增强创新发展体制机制的激励，这就涉及金融体系的创新和应对。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

一是用高附加值战略引领高端的技术布局。力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加强技术储备，以打通国内经济堵点，畅通经济循环，向全球产业技术链、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从战略布局角度来看，要推动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从单一产品的提供者向系统化、综合性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转变。最终的目标是打造能够自己主导的新型全球战略链和产业链，发展高附加值类型的产业。

    二是打造全球化的开放创新平台。进一步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两轮驱动”的战略目标。目前，我们在国际技术交流方面比较困难，既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有中美经济技术博弈方面的因素，中日、中欧之间也存在不少堵点。我们要搭建全球化创新平台，自己必须在一些领域具备领先性，不能永远是跟进的状态。我们要在一些重大关键技术领域，继续推进国际技术合作与联合研发活动。国内外一些知名的院校形成产学研用联合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种战略联盟的形成也在进行过程中，重点是在运行机制、组织结构、技术发展、人才之间的交互培养上，形成一些国际合作的局面。

    三是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创新要转化为企业生存的基本能力，就是创新体制和市场对接的问题。现在，国内的研发专利向产品转化，最后为市场接受的比例是极低的。我们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率可能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我们整个创新体系和市场结合的能力还不强。以市场为导向，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率，让本土技术研发和市场之间实现更好的匹配，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产业创新发展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一、开辟企业科技创新的信贷通道。对创新型企业，要对它的全生命周期进行适当的金融支持。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或资本需求）是不一样的，应该按照企业不同阶段的收益特征，设计不同的金融服务产品。企业创新活动早期的收益不是真正的营业收益。新技术新产品发展到中期、后期才能够真正形成市场能力。尤其是对于高技术企业，如何把政府支持政策和金融服务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对这类处于创新活动早期的企业融资方式。

    二、投贷联动，创新融资服务模式。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是对企业常规的金融服务。能不能设计出互相补偿的一些机制，怎么能看得更准，用股权投资的收益来补偿贷款收益，这样可以在金融体系内形成对传统产业和创新型产业两端的支撑。这种两端支撑有一个匹配方式，要探索搭建这种联动融资模式。

    三、形成对创新型企业的融资直通车。主要是针对具有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掌握先进技术的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对于产业的高质量提升和创新发展是有决定性作用的。通过资本市场的推动作用（如优先上市），能够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助力。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瞄准重点高科技企业。但是如何更好地对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公司，尤其是服务于传统产业发展转型的科技公司，做更好的评估，做更好的通道建设，形成一些直通机制，金融机构也应该有相应的推动方案。

    四、扩大债务融资工具的规模。可对创新创业企业在超短期（或短期、中期、长期）融资方面，为企业的融通便利性和降低融资门槛做一些工作。同时在高技术产业园区，应该有专门针对产业集群的金融方案。产业集群是产业上下游联通的一个平台，现在有两三百个大的产业集群，航空领域、生物制造领域、人工智能领域、智能制造领域，都形成了一些新型的产业聚集区。聚集区里的企业都有上下融通、大中小融通的模式，在这些产业聚集区里，创新型企业如何跟住它的上游企业、头部企业，或者区域市场之间形成金融融通的一些方案，能够形成区域集优的金融融通模式。

    五、推动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工信部有“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体系，今年工信部和财政部共同推动的“创客中国”总决赛，又遴选出一批优秀的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其实需要很好的金融助力，也就是赛后运营的培育。这一部分实际上是金融支持实体企业的一个重要战场。企业培育是分层次的，第一层是“专精特新”企业，第二层是制造业单项冠军，再往上是领航企业，这样构成一个金字塔型阶梯结构。不过，很多金融体系只是盯住后面两段，但对“专精特新”型企业，关注还很不够。

     建立科技融资的新体系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科技金融对工业如何对接？重点是要针对创新型工业搭建一个新型金融服务体系。现在工业互联网也好，智能制造也好，它的应用和加载正在革新传统工业的价值评估体系。这使得金融界对工业的传统评估模式、风控模式、判断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新的工业体系、价值体系的判定了。尤其是处于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这些新型工业，更是如此。这些创新技术可能今天还不是产值，但是在不远的未来，它会成长为巨大的市场价值。这样看，金融方面是不是应该建立一套新的评估体系？

比如双碳，从传统意义上看，大型制造企业有庞大的资产，有很强的信用能力，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是绿灯大开。但如果把“双碳”指标加上去，对于新的要素条件下如何去评估有创新能力、掌握新技术的企业，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形成新的价值点。对这些企业就应该有新的评估方法。

（编辑 尚鸣）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并不容易，其背后既有金融资本驾驭产业资本的逻辑，又有来自国家行政干预的逻辑。要改变现阶段“夹缝中生存，裸奔中成长”的尴尬境地，中国制造业亟需改变单打独斗的状态，通过国家赋能、社会支持，打造工业企业合作网络，有条件地发展以集群/链条/区域为单位的金融支持。

工业史上的五次周期性互动

过去我们讲金融支持的时候，习惯于从加法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金融怎样能够做得更多，帮助产业界实现融合发展。其实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逻辑，就是产业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来自于金融层面的困难有哪些？

我认为，除了考虑如何利用金融资源支持制造业升级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中，金融资本过于强势，甚至裹挟了实业——包括基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实业发展。

在250多年全球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金融资本不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而是1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力量，而它和技术进步驱动的实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是周期性的，也就是技术创新出现推动实体产业发生革命——金融资本迅速反映积极拥抱——该创新行业产生金融泡沫——金融泡沫破灭，社会改革回归实业，孕育下一轮技术创新。

250年来，人们已经经历了5次完整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周期性互动：

第一次是1771年英国工业革命，实现了英国大发展；第二次是1829年英国的蒸汽和铁路时代，产生了维多利亚繁荣时期；第三次是1875年英美德的钢铁和重型工程时代，造就了欧洲的美好年代和美国的进步时代；第四次是1908年美国的石油、汽车和大生产时代，产生了战后黄金时代；第五次是1971年美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以英特尔发明微处理器为起点。这五个周期每一次都大约持续了20年，都是工业资本压倒金融资本或驾驭金融资本，并且往往孕育着下一轮的技术革命。

金融资本膨胀导致“脱实向虚”

近几十年来，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业资本越来越强，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世界财政金融政策手段多了，人为地用“救市”等方式延长了周期的寿命。现在我们所处的信息产业周期寿命很长，如果从1971年英特尔第一次造出微处理器为起点，到现在已经50年。本来2000年互联网金融泡沫和2008年金融危机两次事件要结束这个周期，但两次救市，尤其是后一次的量化宽松政策救了本来要发生的金融危机，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尤其是在美国，出现了“美股永远涨”的怪现象。

这种周期性互动的结束被人为延迟，会导致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体系“脱实向虚”。过去40年，我们经历了人类工业史上最长的一次全球化过程，其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被金融化了，变成了可炒卖的商品。金融资本过剩的一个典型后果是，整个经济持续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以美国为例，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的长期金融化，美国自身的产业升级进程被延迟，实体经济的创新也没有储备，导致金融对技术创新“故事”的炒作越来越不扎实，尤其在最热门的ICT（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美国本土企业和工业体系与ICT的结合程度甚至不如中国某些工厂的水平。

不仅如此，任由金融资本力量持续膨胀，还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并通过国际资本定价通道传递到中国。比如，在量化宽松条件下，美国股市永远涨，最受益的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到美国上市，按照泡沫水平定价，即使亏损企业也手握大把融资现金，这样就形成了人才“抽水机”，即按照金融市场的薪酬形成机制，和工业企业争夺人才。比如从事工业信息化的人，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拿到百万薪酬，而在工业企业可能低一个数量级。可以设想，依靠互联网平台推动工业信息化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制造业在夹缝中升级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过程并不容易，制造业被挤压很多是来自于大逻辑，包括金融资本及其游戏规则“过剩”挤压制造业生存，包括人才“抽水”，原材料金融化乃至最新的“碳排放权金融化”等等。

同时，中国存在某些行政干预的逻辑，也对制造业企业产生不小的冲击。比如，2008年国家“04专项”正式启动之前的十几年时间，我国机床产业遇冷，甚至出现了教育人才后继无人的情况；后来机床行业景气的时候金融资本又一拥而上，甚至采取各种手段骗取政府资金。有的国家发包研发项目实行“配套资金”制，企业自己投入一大部分资金才能拿到国家项目资金，结果项目研发后，企业却负债累累、甚至破产。再如逆向招标，由于片面追求低价，导致逆向选择产生问题等等。

由此，中国制造业不仅要在夹缝中求生存，甚至将面临“裸奔”的风险。国内很多制造企业基本上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技术供给、资本形成、人才来源等一系列问题，产业链上下游的信任在整个产业化进程中是比较薄弱的。当前关于产业链“强链”问题和“链长”的讨论很多，其初衷是好的，但可行的机制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战后，日本企业群体在高速增长期通过资本纽带发展成企业之间建立相互关系的稳定载体，这就是交叉式的工业资本网络，而且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发生金融泡沫前是良性循环的，即表面上是持股(金融)，实际上是产业网络(实业)。这种机制其实是我们很多企业需要思考的一个方向，可以参考国际上一些比较合理的机制，促进实体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合作生态，进而实现工业资本驾驭金融资本。

促进产业资本占主导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亟需改变单打独斗的状态，彼此增强信任，而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国家、社会、市场都有可能是重要的提供者。

促进工业资本取得主导地位，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以企业为载体的工程化能力建设。

二是国家主导，在要素环节强监管，在产出环节加快政策工具创新。其中，要素环节强监管，该去金融化的就要去金融化，而商品金融化将严重打击实体经济。为此，要以重大目标产品、重大项目为抓手，逐渐形成工业企业合作网络。

三是国家赋能、社会支持，有意识地强化国家背书的社会意义，有条件地发展以集群/链条/区域为单位的金融支持与互助。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以集群、以产业链、以区域为单位的金融支持。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部分案例表明，最了解当地制造业的其实是当地区县级乡镇银行。在浙江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社会流动资金是很多的，不宜“一刀切”地以非法地下金融的名义予以打击，有些资金流通是以生产制造业灵活需求为背景的，应该想方设法用制度创新加以诱导，通过合法的渠道投入到生产性的环节，建立接地气、了解本地产业的地方金融体系。

（编辑 宋斌斌）

2021年10月1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庆祝建党百年，建设新时代新闻学——中国新闻学丛书暨‘新闻三论’座谈会”在京召开。此套丛书是新闻学领域中国学派的重大发展，吸引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的需求视野出发，推动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新闻学领域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

与会人员围绕新时代新闻学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新时代中国新闻学的责任与使命

新时代中国新闻学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从学科自身发展来讲，需要克服西方话语的束缚，体现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的自主性，回应学科中长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我国当前需要来讲，需要指导国内国际各项伟大斗争传播实践，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全人类共同利益来讲，需要为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再造新闻学知识与话语体系（三级标题）

当前新闻学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条件发生显著变化，以西方新闻学为主体的学科框架在理论方面和指导实践方面都遭遇困境。中国新闻学要具备学科发展的长远视野，超越西方新闻学的局限。

一方面，要善于回答新形势下的全球性问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指出，新的传播条件下，西方的新闻理论已走到了困境，例如假新闻就是一个典型的世界性问题。目前十分热门的智能技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闻业面临的危机，它能够整合、优化数据，但不能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媒体新格局、传播新技术、舆论新问题，新闻学不仅要适应新的形势和变化，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开拓创新解决由此带来的挑战和问题，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这一学科的使命，并推动学科自身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要在建设新文科的背景下改造新闻学的知识框架与知识体系。今年4月19日习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提出了建设新文科的时代命题。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谭方正指出，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把新闻学作为一门意识形态属性很强的学科，指出新闻学能否在新文科建设中走到前面、发挥引领作用，值得各高校新闻院系深入思考。他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几个主要任务：第一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宣传重要思想的教学研究方面出成果，把总书记提出的关于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要求贯彻到教学和科研的方方面面。第二是在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有大格局。第三是推动新闻院校与实务部门、信息技术、人民大众搞大融合。

指导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传播实践

新冠疫情以来，我国面临的内外舆论环境愈发复杂，增强我国对内对外传播能力、服务各项事业顺利发展，成为业界必须面对的紧迫现实问题。柳斌杰指出，中央政治局国际传播主题的集体学习活动之后，业界纷纷响应，讨论如何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问题。西方利用自身话语权和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借助各种事件抹黑、丑化中国，形成了“政府定调、媒体炒作、政客爆料”等一套做法。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要站在制高点上，引领各方力量，变被动为主动。林治波认为，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思想渗透和破坏活动，战略上有规划、战术上有安排、组织上有机制、经费上有保障、技术上有优势、舆论上有呼应。长期以来，西方受众从新闻媒体上接收的关于中国的新闻信息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因为这些信息来自于他们并不了解的国家和地区，很容易使他们轻信，对我国形象造成严重破坏。

有专家指出，国内舆论斗争对新闻学理论也提出新要求。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娜表示，作为地方院校，可以深刻体会每一堂课都是争夺人心的战场，为了打赢这场战斗，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研究，也需要培育和发掘具体的施教艺术与教师梯队。

维护新时代人类文明成果

新时代新闻学应当从文明的高度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根本的思想理论资源。

林治波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无节制的物欲崇拜和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导致空前的道德和生态灾难，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在世界各国加速演进，当前资本主义文明面临深刻危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认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研究者应当有政治领悟力。在当下如何进行伟大斗争，是新闻学研究者要考虑的根本问题，其中的要义在于一切服从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指出，新闻工作者的能力不光体现在揭示和呈现事实，还要“求是”，即要感知时代大势、把握历史进程、服务工作大局，不能只讲真话、不讲真理。从任务目标上来讲，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写出深刻反映时代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的作品，好的作品能够历久弥新，为保护文明的伟大成果提供理论支持和话语资源。每个引领世界几百年的国家都创造了新的文明，怎样讲述好、维护好中国在新时代创造出的新文明形态，关系到未来的人们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这是包括新闻学者、业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和突出问题

同新时代新闻学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相比，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在思想、话语、实践等多个维度均存在明显不足和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彼此交叠、相互影响。与会人员对此做了充分讨论，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研边缘化、空心化（三级标题）

尽管十八大之后，哲学社会科学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突破西方话语陷阱、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迎来良好机遇，但业界多年积累的弊端短期内难以根除，一些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认为，新闻学教学研究在十八大之后，大环境有了改变，公开的非马、反马言论逐渐消停，但一些在课堂上解构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的现象仍然存在。除此之外，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党八股问题也比较突出，如各种论坛、会议、文章、著述、讲座、校部共建项目等，尽管声势浩大，但很少触及真问题、大问题、现实问题。

林治波指出，随着资本的膨胀和扩张，大量的网文媒体和自媒体被资本控制和操纵。特别是一些财经媒体成为资本的吹鼓手，诋毁国有经济、鼓吹私有化。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蔡斐认为，新闻学科要警惕“去政治化”倾向，即用技术化的社会心理学术语言将新闻活动解释为社会现象，进而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逻辑，从而遮蔽新闻学的政治属性。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陈作平认为，西方新闻学貌似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从话语体系上来讲更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学界、业界流行的不少观点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例如认为中国没有新闻、只有宣传。

西方话语霸权限制学术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理论、尤其是传播学在国内影响日渐深入，扎根本土的研究如今在多方面遭到掣肘。林治波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地位处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底层，以至于我国顶级学者也难以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时常美化舶来词，西化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同样存在，研究者应当予以甄别、剖析和揭露。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研究中的部分痼疾对中国研究者造成了负面影响。新华社原特稿社副社长熊蕾指出，现在很多新闻传播学著作中，对一些概念和术语的应用非常生硬，尤其是受西方思想严重影响的某些学者，总是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严重倾向，写出的作品让人很难读懂。目前西方传播学的术语和概念已经变成了一些学者的枷锁和藩篱，限制了他们建立自己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思考和能力。她特别提到，部分西方的概念和话语背后的政治立场、观点是有严重问题的。例如颇受关注的“公共性”概念，在我们自己话语体系中早已有“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等表述的情况下，强调“公共性”往往意在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和否认党的领导，这种思潮在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长期存在、值得警惕。

学科知识质量整体偏低

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均面临知识质量不够的问题，这和本学科较短的建设历史、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以及鲜明的政治偏向性是相关的。一方面，所谓“主流”的西方新闻理论本身存在低智化倾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维佳指出，新闻理论的政治偏向和它的知识质量上的低水平是挂钩的。西方的新闻史研究、包括从西方视角对中国新闻史的解读，为了与冷战语境下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为了将西方市场新闻业的规范塑造成普适性原则，对历史材料进行了大幅度的筛选和重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民族解放、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历史经验，因为不符合这套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大都被弃置不顾。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存在类似问题，即以压低知识质量为代价简单站在不同于西方的立场上。蔡斐认为，在新闻学学科领域，中国新闻学时常把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即采取“先站队后思考”的思维模式，用纯政治话语代替新闻学的学科话语，甚至对政治、政策亦步亦趋，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误解和扭曲，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新闻学建立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理论指导实践作用有限

作为一门与现实工作需求关联紧密的学科，当前新闻传播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还有待提高。熊蕾指出，在对外报道或称“跨文化传播”的实际工作中，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借鉴意义是有限的，很多概念对实践者来说陌生、隔膜而难以理解。在自己以前的新闻实践中，除了党和政府的一些方针政策、文件的指导，还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如《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获得做实际工作的理论和经验，这也是传播学的应有之义。当前的学术环境把我们已有的理论、经验、成果排除在外，无法让实践者读懂和操作；研究者不愿意深入浅出地表达观点，学术理论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学界与业界的交流存在障碍。

做好新时代新闻学研究与教育的建议

对于如何回应时代赋予新闻传播学科的责任和使命、解决新闻学教研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会专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涵盖理论导向、研究方向、体制机制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坚决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底色。柳斌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科首先要深入挖掘理论精神，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挖掘党的科学理论精神。这一理论脉络是新闻学研究的主线和灵魂，要把它不断发展、传授下去。林治波指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指导思想，是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维护发展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到新闻理论研究、新闻教学中去；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教学的所有课程和所有的学术研究项目，而不是将其视为诸多理论学说中的一种；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教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确保其课时和研究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他强调，西方新闻学标榜的“客观真实、不偏不倚”，超越阶级和党派利益，追求所谓的新闻独立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从党的新闻工作历史中汲取滋养

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工作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路径，凝结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是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宝贵资源。柳斌杰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特色，如鲜明的指导思想、舆论导向、人民立场、战斗风格、全球意识、职业责任、纪律规范和党性原则。他认为，这些实践的特点应当得到扎实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丰富中国新闻学的学术思想。他进一步指出，要从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工作方法中汲取经验，例如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始终坚持高扬真理、正义在我，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开放包容、深入交流，以诚相待、以情动人等方式方法。在今天多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更加开放包容，这些优良传统还要进一步发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赵月枝也认为，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历史、社会主义的新闻制度出发，找寻新闻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她从四个方面提出当下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向：一是新闻媒体公有制和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中国共产党多年来顶住了西方的质疑和攻击、在媒体公有制方面守住了底线，但仅有政策还不够，要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用以理服人的方式把故事讲清楚。二是新闻管制的问题。在美国新闻管制愈发强势、频繁发起舆论攻势的背景下，我们要对新闻管制有明确的界定和评价。三是新闻伦理问题。应当重视“又红又专”在今天的价值，因为它是作为对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提出来的。四是新闻事业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思考如何真正了解受众、和受众建立怎样的关系，而不是像西方新闻业那样进行表面的机械的市场调研、舆情监测。

在平等交流基础上明确中国特色

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树立比较的视野，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发掘中国文化特质和新闻实践中具有当代价值的因素，为发展新闻学术、解决各国共同关心的传播问题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议题。陈作平梳理了中国新闻学和西方新闻学的主要差异：在对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上，中国强调耳目喉舌，西方强调看门狗、社会公器；在新闻事业中的媒体控制上，中国强调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西方强调新闻自由；在报道的方法上，中国强调用事实说话，西方强调新闻专业主义。他提出，中国的新闻业从近代以来就担负着参与社会建设的功能，而不像西方新闻业以一种旁观者姿态介入社会事务。陈作平还强调了中国新闻理念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诸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乐感文化、以民为本等传统价值，始终存在于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

明确中国特色、强调民族性，并不等于否认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林治波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里有西方文化不具备的优势，从而有潜力为新闻学乃至全球治理提供不同于西方文明的视角和价值观，给全人类的思想体系中增添温善、和谐的东方道德元素。他主张更多地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中国新闻学充满民族特征、民族属性和民族精神，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扩充知识版图，回应时代命题

    学术创新归根结底需要知识更新，能否健全知识框架和知识版图，回应新时代政治、经济、技术等重大变革带来的新问题，关系到新闻学的学科合法性与新闻业的发展方向。首先，中国新闻学要植根本土问题与本土实践。蔡斐指出，要在强化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检验、评价、改进的基础上，突出对中国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大力开展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性研究，提炼和总结有效解释中国发展历程与进步方案的知识话语，祛除理论自主性严重“内虚”的“病灶”。其次，要建立全球视野、补足新闻传播学内在的知识短板。王维佳认为，当前新闻传播学需要做大量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当前对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历史，如印度、伊朗、中东和拉美等地区的挖掘还很不够，新闻理论的知识缺陷在西方新闻学和中国新闻学中同时存在，使新闻传播研究的水平难以得到根本提高。改变这一点，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投入。再次，还要从元概念和元问题的角度入手，进行新闻学理论的范式创新和话语创新。陈作平认为，所谓元概念即不可通约的概念，在新闻学中可以归纳为“新闻事业是什么”“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两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总结出新闻事业、新闻信息、新闻功能三个概念。从这三个概念反观中西新闻差异时，可以发现中国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滞后。需要升维到用自己的语汇、思想阐述新闻学的元概念和元问题，突破西方的话语陷阱。

改革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评价体系

推动新时代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建设，除了从教研角度引导鼓励新闻学者，还应以改革学科体系和评价体系为抓手，更加积极主动地培育学界健康力量。

要坚决破除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教研评价体系。李彬指出，诸多学院、学会、学刊、学科建设等，数十年来已形成一整套固化、僵化的评价标准及其体制机制。青年学者评教授、审项目、拿奖项、发文章，都受制于这一评价标准及其体制机制。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评价体系，中国新闻学很难繁荣发展、有所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新闻院系必须强调基本属性，有政治评判标准，而不是看海外发表了什么文章。要从根本上改变被动的、受制于人的新冷战话语体系，扭转新闻传播学科长期放任自流的生长状态，强调新闻纪律。

要建立跨学科合作的体制机制，充分利用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资源。蔡斐认为，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学建设需要达到卓越集群的形态，必须实现从专业目录向全媒化的转向，从单一学科向大学科群的转向，从物理跨界向协同育人的转向，在跨界中实现交叉融通。未来应当通过整合学科、交叉学科、重组学科、新兴学科来扩大新闻学的内涵与外延，优化学科生态，健全知识体系，主动引领新闻传播的未来发展。

（编辑  季节）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摆开“战略竞争-对抗”的架势，与新疆相关的问题，经常成为他们的舆论攻击点。新疆问题事关国家主权，涉及历史、民族、宗教、现实和未来，在长治久安的大目标下，应从理论到实践形成长期方针，久久为功，做好“文化润疆”工作。

景观旅游与文化旅游

新疆地域辽阔，旅游资源丰富，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旅游也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新疆有关部门以“大美新疆”作为发展旅游的口号，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19年接待游客数首次突破2亿人次，达到2.13亿人次，同比增长41.96%。同期旅游收入猛增到3632.62亿元。新疆目前有旅游景点1100多处，2019年，新疆（含兵团）已有13家国家5A级景区，在全国各省市区中位居前列。加上国家4A级景区90家，使新疆全区国家4A级以上景区突破了百家。2018-2020年，新疆实现旅游带动当地就业10万人以上。

新疆目前的热点景区多为自然风光，如雪山、草原、大漠、峡谷等，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也以自然风光为主，表现自然生态、当地特产等简单的旅游元素。总体而言，文化旅游的深度和广度，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

新疆历史悠久，从西汉到晚清，张骞、班超、玄奘、林则徐、左宗棠、刘锦棠等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为内地与西域进行友好交流和开发西域，做出了不朽贡献。新疆（西域）与华夏民族紧密相关的历史从张骞算起也有两千多年，文化遗产相当丰富。对这许多文化遗产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进行发掘、正确评价、纪念并开展文化旅游，对启迪当地群众对于历史的正确认知，非常有价值。如何开发利用好这些历史遗产，是当今需要认真面对的一大问题。

新疆的历史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伊斯兰教进入以前的文化，二是伊斯兰教进入以后的文化。前者更为丰富多样。从10世纪南疆第一座清真寺算起，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约一千年。但伊斯兰教传遍整个新疆地区大约经历了700多年。也就是说，在新疆漫长的历史上，非伊斯兰文化曾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并且在很长时间里伊斯兰文化与非伊斯兰文化保持共存。从历史过程看，伊斯兰文化进入新疆后，对于非伊斯兰文化基本都采取破坏、排斥、贬低的做法。新疆地区大量非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因此遭受毁坏、冷落以至于湮没，很多处于保护不力、任其自然消亡的状态，更谈不上开发利用。

我们认为，开发新疆文化旅游的核心观念，是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宣传，使新疆民众认识到，伊斯兰文化并非新疆自古以来的文化，更非唯一的文化；维吾尔族也是逐步融合形成的民族。与教育不同的是，文化旅游的开发可以使新疆民众认识到，新疆所有非伊斯兰教的文化在全世界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并能使维族群众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新疆文化旅游的开发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让新疆民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文化多元的综合价值，并与全球文化多元主义相衔接，减少或消除外部舆论压力。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步实现“文化润疆”的战略目标。

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

新疆境内绝大多数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都是唐代以及唐以前的产物，因此，新疆文化旅游可以注重开发和推广这一类文化旅游项目。例如，新疆博物馆里小河遗址、尼雅遗址等极富历史价值的考古发现都具有世界影响，应该加大研究，并通过国内外巡展、深度开发等方式，充分融入新疆的历史叙事。

喀什的“耿恭祠”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案例。耿恭是陕西扶风人，东汉时任驻守北疆屯垦的校尉，军衔并不高。当年耿恭曾率数百士卒坚守孤城，抵御匈奴2万多人入侵长达一年之久，一直等到援兵到达才解围。耿恭所部回到玉门关时，仅剩13人。清朝晚期，刘锦棠率兵平定回乱、追剿逃往国外的叛乱者时到达喀什，1880年在喀什老城修建了耿恭祠。耿恭抵御匈奴的地点并不在喀什，而是在现今北疆奇台地区，因当地地名疏勒与喀什地区的疏勒同名，刘锦棠因而修建了耿恭祠，以缅怀先辈抗击外敌入侵的事迹。岳飞《满江红》词中“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出自耿恭的典故。1956年，年久失修的耿恭祠在地震中坍塌。由于当时反对封建迷信以及反对“大汉族主义”等原因，耿恭祠废墟被彻底清除。2015年，喀什老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有关部门决定重建耿恭祠，2019年，耿恭祠在原址新建完成。新撰写的《耿恭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祠中还同时供奉专司文章才运的‘奎星’与掌管人世福寿文化的‘文昌帝君’；让这种传统的文治意向与赫赫武功同祠并列，正是要告诉后人，治理西域当文武相辅、和衷共济，才能千秋万代永葆统一。”此后，有关部门还以耿恭事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大汉十三将》。耿恭祠重建，《耿恭祠记》中的文字，耿恭题材电影的拍摄，如今能变为现实，令人欣慰。

从历史到现实，两千多年来，屯垦戍边在保卫新疆、维护统一的大业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未来仍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此若没有理论上的明确的宣传原则，既不利于文化旅游的开发，也不利于对外宣传。西方媒体污蔑新疆棉花“大量使用强制劳动力”，事实上，作为棉花生产主力的生产建设兵团早已都用大型机械摘棉。我们为何不能及时用兵团机械摘棉的事实批驳西方的污蔑？担负屯垦戍边重任的兵团，本身继承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其自身的文化旅游价值，同样有着很大的发掘空间。

新疆完全可以利用兵团现在的地理条件和古代屯垦戍边的遗址，建设一个大型的屯垦戍边博物馆或实景地，以充分、完整地体现中国历史悠久的屯垦戍边史，以及新疆地区的农业、牧业和现代工业发展史、民族团结融合史。王恩茂曾经说：新疆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我们在乌鲁木齐市的国际大巴扎看到兵团设立的一个简单的营业点，主要出售兵团的各种纪念品，引来很多游客络绎不绝的采购，说明兵团文化同样具有经济价值。我在359旅所在部队第一个屯垦戍边的地方——兵团一师所在地阿拉尔市参观了“359旅纪念馆”，展览内容非常好。我问讲解员：有没有更详细的专著？讲解员说有。但是询问了全市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也买不到这本多年前出版的专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大力推广的教材。事实上，兵团70年的历史，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深入挖掘，成为文化旅游热点的潜力，甚至可以吸引很多外国游客。另外，新疆建设兵团分布新疆各地，在其所辖范围内，有很多古代遗址，例如汉代烽燧、铁门关、唐王城等，兵团辖区内同样也有很多优美的自然风光，但美中不足的是，兵团旅游与整个新疆旅游一样，更多关注本地自然风光之壮美，而对本地文化传统因素的介绍有所忽视。

如果兵团的文化旅游得以充分发展，有助于民众建立兵团与新疆从来都是一体的观念，对于强化民众保家卫国、国家统一的意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从而避免将兵团视为新疆地区“外来人”的错误观念。张骞出使西域的线路和遗迹，班超、玄奘、林则徐等人在新疆的行走路线和遗迹，古代王朝在这里设立机构和经营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的遗迹，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今天的中国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正面展现和阐述这些历史。

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新疆地区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遗迹，它从3世纪开始初创，一直到9世纪衰落，历经五百多年，是佛教东来、传入中国的重要节点，并早于国内所有的佛教洞窟、石窟。因年代久远，克孜尔千佛洞遭遇一系列破坏。克孜尔千佛洞仅从年代上说就超过很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因此，晚清以后，它引来很多西方和日本的探险者，历经千年劫难的佛教艺术再次遭遇洗劫，西方探险家将部分仍然遗存完好的壁画剥离下来，带回西方。如今，克孜尔千佛洞最精美的成果，大都流落在西方多个国家的博物馆中，中国不得不向西方提出复制申请。克孜尔千佛洞目前一些最精美作品的呈现也不得不借助这些复制品。

新疆有很多类似克孜尔千佛洞的前伊斯兰教文化遗产，如何开发利用，既需要整体统筹，也需要个案分析。克孜尔千佛洞邻近库车作为“独库公路”的终点，近年来成为很多新疆自驾游者的歇脚点，给库车带来了大好的发展文化旅游的契机。

文化旅游与扶贫致富

新疆的旅游近年发展很快，有关部门统计显示，已带动当地10万人就业。这个数字并不大，应该还有较大潜力。目前新疆注重扶贫脱贫的旅游项目包括农家乐、民宿、休闲采摘、观光农业、休闲乐园、景区旅游等，大都与文化旅游无关。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扶贫对象的文化水平较低，难以满足文化旅游的要求。当然，文化旅游项目不多，也是一个原因。

新疆各地有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待开发旅游项目。新疆的文化旅游开发，应优先录用少数民族，尤其是贫困户。以此为契机，一方面使当地群众多接触非伊斯兰文化、了解本地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另一方面，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非伊斯兰文化能带来富裕，并且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形成示范。新疆建设兵团内的少数民族员工，在扶贫脱贫、民族团结、军民共建等方面成效显著，应该大力宣传。整个新疆地区，不论兵团内外，只要民族团结做得好，就应该获得政策支持，例如投资政策的倾斜。

多年前在新疆的一些大巴扎看到丝绸产品，商家大都声称丝绸来自土耳其。新疆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历史上留下众多丝绸文化遗迹。我在伊犁地区看到，有数百年历史的高大桑树林，现在没什么经济效益，只为普通的农家乐提供树阴。南疆莎车地区是新疆最大的绿洲，曾经是新疆重要的丝绸产地。当地农科院的维族科研人员告诉我们，他年轻时曾经公派到苏州学习从种桑养蚕到织造印染的完整丝绸工艺。由于种种原因，莎车的丝绸业目前只保留了很小的规模，仅够维持，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长此以往，维持也很困难。

内地的丝绸产业既然可以将原料产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也可以将一部分原料产地转移到新疆，这种转移与合作一方面可以使“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的概念更加名副其实，“丝绸之路”得以具象化；另一方面可以给新疆本地群众增加收入，为扶贫减贫提供助力；同时还可以加强新疆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与文化联系；此外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发与丝绸相关的文化旅游。

位于阿克苏地区的刀郎部落是新疆地区文化旅游扶贫比较成功的案例。20年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刀郎部落。一名生活在新疆的四川歌手给自己取了“刀郎”的艺名，他因一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遍全国，“刀郎”这个名字由此广为人知。虽然歌手“刀郎”与刀郎部落并无多大关系，但借助他的艺名，“刀郎部落”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十多年后，“刀郎部落”成为国家4A景区，使得几十个建档立卡户脱贫。这是一个因文化交流融合而导致的扶贫、脱贫案例。刀郎部落在新疆有约800年的历史，长期以来，这个部落在新疆属于边缘群体，生活在沙漠附近，生存条件艰难。今天“刀郎部落”已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

刀郎部落有独特的历史。唐末伊斯兰教进入新疆，首先在南疆喀什地区立足，后来逐步扩大。蒙古人进入新疆后，察合台汗国首先放弃了成吉思汗的“所有宗教平等、自由”原则，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强迫改宗。刀郎部落当初不愿皈依伊斯兰教，面对强迫改宗的暴力威胁，他们逃往偏远地区，追求信仰自由。刀郎部落实际上是多民族融合形成的，如今这个部落依然奉行的祖先崇拜、饮酒习俗、偶像雕塑、绘画艺术等，就是他们保留传统文化、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遗留证据。我们认为，实事求是地面对真实历史，应该成为新疆发展文化旅游的基本原则。包括刀郎文化中木卡姆艺术，与莎车、哈密、吐鲁番等地的木卡姆艺术一样，都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文化，而是新疆原先的历史文化在多民族融合中，同时融入伊斯兰文化的产物。

新疆是我国玉石的重要产地，玉石产业每年给新疆带来超过100亿元的产值。新疆玉石行业的从业人员以汉族居多。与内地相比，新疆玉石产业的设计、加工水平都比较低。玉石作为潜力巨大的行业，应该为扶贫、脱贫做出更多贡献，例如，吸收少数民族贫困户进入玉石设计、加工领域。可以通过与脱贫致富经济活动的紧密关联，让新疆各民族群众逐步认识到，类似体现在玉石加工这样的远比伊斯兰历史古老的文化产品，以及其他类似的文化旅游事业，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这是实现“文化润疆”的关键。

伊斯兰教本土化与还原历史

民族问题往往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宗教问题实质也是文化问题。在新疆，伊斯兰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已有千年，本土化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新疆的文化旅游开发，应该在这个方面同时下功夫。

佛教也是外来宗教，作为对比，佛教的本土化比较彻底，主要是其在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华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因此，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较少引发激烈的冲突。从佛教角度看，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精神领袖本土化，二是宗教圣地本土化。而宗教圣地本土化与文化旅游的关系更为紧密。

佛教在新疆的历史远比伊斯兰教更为悠久，利用文化旅游，可以考虑逐步恢复新疆地区、西北地区的佛教传统。新疆和西北地区也的确有不少历史资源可以利用。辛亥革命以前的历代中央政府也有意识地在新疆等西北地区推广佛教和道教，迄今为止，这些场所有的依然存在，只是香火不旺。可以考虑在文化旅游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佛教与道教。天池作为道教王母瑶池的实景依托，可以逐步强化，使之成为道教的新圣地。

通过历史文化的弘扬，让各少数民族自身多源头逐步融合的历史过程，纠正某些不正确的历史观念；真正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的文化多元、宗教自由、宗教平等局面，使得新疆等伊斯兰教地区为全世界的伊斯兰教提供一个多宗教、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繁荣发展的榜样。

文化旅游与国际话语

清末以来，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很多珍贵历史文物是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这些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与伊斯兰教无关。它们被贪婪的西方人掠夺、搜刮、珍藏。首先从一个侧面可以证明新疆地区非伊斯兰的历史文化遗存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一点应该让新疆各族民众普遍知晓。其次，新疆地区大量历史文物被西方窃取，使得西方形成了对新疆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解释权、话语权。事实上，西方自身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如中国以及新疆，因此，常常对新疆与中国历史缺乏正确认识，很容易形成只符合他们自身利益、损害中国利益的历史解释和历史结论。这种状况对于中国极为不利。

有鉴于此，建议有关部门开展一项长期工作：为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建立详细档案。尤其是那些通过非法手段、非法途径流失海外的中国珍贵文物。新疆地区被掠夺的文物可以作为先行启动的重点。这些资料和数据可以在境内外媒体、网络上公开传播，并由民间机构主导发起追讨和索回流失文物的世界性活动。新疆地区每一个与流失文物有关的文化旅游景点，都可以组织当地民众和国内外游客实施“索回流失文物签名”活动。并可联系埃及、希腊、印度等有大量文物流失的国家，在联合国共同发起“流失文物回归原地”的活动。不论这一活动的效果如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淡西方对于中国、对于新疆地区乃至对于整个非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通过这一活动的长期开展，在全世界呈现西方近代扩张史上掠夺、盗窃他国财富的真实面目，揭露西方的贪婪本质。从而打击西方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傲慢。全世界后发国家的联合行动可能还需要深入地沟通与斡旋。

中国自古以来便牢固建立了世俗化与宗教自由和谐并存的典范。今天若能将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方案完美地结合，不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有裨益，而且还能给全世界约70%的宗教人口提供一个成功的借鉴。新疆大有可为。

（编辑  季节）

1982年4月14日下午，王震住所党支部召开会议，王震在会上谈道：“请同志们注意，我打过仗，工作过的地方多，老部下多，来找我的人也多。见见他们，这也是我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一个途径。希望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对他们，特别是老区、贫困地区来的同志要有阶级感情，要热情一点、客气一点。老区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很大牺牲和贡献，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一）

王震的住处的确经常是门铃“叮当”不断。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来人时，只要工作人员向王震报告，他都要挤出时间接见。

1983年6月，贵州省毕节地区的代表周平一来了。1936年2月，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长征时曾路过毕节。周平一是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的女儿，周素园随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延安，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周平一向王震汇报了当年与他在一起合影的大方县八堡乡六寨苗族9名游击队员的情况。当听说其中有7人早已牺牲时，王震的眼睛有些湿润。两名幸存者这时都已超过70岁，他们在带给王震的信中说：“我们除盼望首长能给我们回信外，还希望见到您一面。”王震当即委托与周平一同来的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顾问、当年的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先代表他前去看望两位老人，并说：“收到他们的来信，我很高兴。但由于工作忙，暂时不能去看望他们。今后我有机会到贵州时，一定会请他们到贵阳见面。”

嘱咐完这件事，王震便急切地问：“现在毕节地区各族群众的生活如何？”周平一迟疑了一下说：“有所改善。”王震说：“具体一点讲。”周平一欲言又止。王震见状，笑着对她说：“当年我与你父亲可是无话不谈。你要说真话，我就是要听真实情况。我这里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周平一这才说：“报上宣传、向上汇报时，都说成绩很大、变化很大。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有一多半的农户年人均收入仅几十元，一天仅能喝两顿照人影的面稀糊糊。很多人家连盐巴都吃不起。”周平一汇报完，王震便激动地说：“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忘记老区、贫困地区人民。我准备向总书记胡耀邦汇报，请他到毕节地区看看。在北京，我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向老区、贫困地区投资、倾斜。你回去告诉当地政府，那里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要大办水电站，还要把当地的生漆、烤烟、药材这三件宝的生产抓好，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他又叮嘱道：“也请当地政府考虑一下，若有真正的好项目，可以给我打报告，我批给有关部门，请他们论证支持，使老区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

当年12月31日，胡耀邦到毕节视察。此后，中央统战部智力支边领导小组、全国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把毕节地区列为老区、贫困地区重点扶助对象。

1991年，周平一又来看王震。她说：“我最近到了一趟纳雍县，看了九户人家，仅有两床棉被，其中一床还是把女儿卖给湖北人做媳妇后，女儿给寄来的。他们住山洞、盖稻草，连张床都没有。上级拨的扶贫款被挪作他用，拨的修路款被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几次转手承包，层层偷工减料，桥刚要通车便塌了，还砸死了几个人，路没跑几天便坑坑洼洼。党风、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状况也很不好！”周平一汇报完后，王震左手摩挲着前额，沉默了很久才说：“你所说的纳雍县的贫困状况，不是别无分店。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不好，这在全国已带有普遍性。关键是一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了，农村基层组织瘫痪。现在全国农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只要认真抓下去，就大有希望。”

毕节地区的发展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中央和王震亲切关怀下，贫困面貌逐渐有所改变。1983年，毕节的人均收入仅有102元，财政收入位列贵州省倒数第一；到了1995年，人均收入已增加到526元，财政收入也跃居全省第三名。

（二）

江西省永新县是湘贛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王震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近四年。全国解放后，1961年6月，他专程回到永新，看望这里的父老乡亲。1984年至1991年，他在北京五次接见永新县的代表。几次受到王震接见的县党史办主任左招祥回忆说：“尽管王老离开永新50多年，但他仍记得我们的不少方言。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说‘咕啦’（‘咕啦’是永新方言中最具特色的一个词，用法广泛，大体上是‘什么’的意思——编者注）。这是我们当地的习惯，使我们感到很亲切、无拘无束。接着他便让公务员给我们沏茶、拿水果，然后便询问老区人民的生活、经济建设，为我们老区尽快富裕出谋划策。有几次，他还特意安排我们和他们全家一起吃饭。”

1984年7月12日晚，王震听完永新县代表汇报后，叮嘱他们说：“你们回去后，要转告永新、莲花县领导，要教育老表们不要急于盖房子，钱先存在银行可以生利息，或集股用来发展生产。永新缺煤，要向上级汇报，那一带有煤，应抓紧勘察，早日以煤代柴。永新也十分缺电，没电，群众生活不方便，工业也上不去。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指挥打了一个大胜仗的龙源口那里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可以用‘省里要一点、县里挤一点、群众集一点’的办法修电站。东门禾水河上的桥得修了，否则在汛期，东部六个乡的交通便无法解决。”王震还亲自写信给水利电力部和江西省，希望他们支持永新等老区的建设。此后，王震又先后两次听取汇报、解决问题。

1990年11月前后，龙源口水电站和东门桥先后竣工。龙源口水电站年发电1000多万度，直接经济效益180多万元，不仅解决了南部六个乡的生产生活用电，而且可以灌溉1.8万亩土地，同时对5000多亩土地有防洪作用，1995年还产鱼近10万斤。东门桥打通了东部六个乡与全县的交通，缩短了永新到泰和、井冈山的路程。1984年，永新县有近3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县人口70%以上。1995年，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下降到7万多。每当谈起永新的变化，老区人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王震。他们激动地说：“王老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他不让我们盖纪念馆，却让我们把钱用在生产上。虽然没有纪念馆来展示他的光辉业绩，但是这些业绩都装在我们脑子里，刻在我们的心上。”

王震关心整个江西老区。1986年10月，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江西日报》特地派记者来北京采访王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并未冲淡王震对江西人民不屈不挠、开拓前进精神的深刻记忆，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儿女，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就有23万多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老表们不怕流血牺牲，他们前赴后继，送男送女，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情很高！”“那时，根据地是很苦的，没有粮食，老表筹集粮食拥护红军……江西人民从人力、物力上对红军支援很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微笑着对记者说：“在今天的‘四化’大业中，老表可要继续奋斗啊！要开创新的局面，要有新的作为、新的更大贡献，才无愧于光荣的历史，无愧于先烈的英灵嘛！”

王震对江西的山山水水，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他曾说：“除了我的家乡湖南，江西是我去得最多的省份。江西是我的第二故乡。”当谈到江西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但与先进省份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时，王震一边拍着记者的头，一边风趣地问：“人家姑娘找对象，有癞痢头的不要，是不是？”记者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给问懵了。江西的头癣病旧时比较流行，曾有“江西的头，湖南的脚”的说法。不待记者明白过来，王震就认真地说：“有癞痢头不好，人家姑娘不喜欢；贫困落后也不好，不光彩，那就下决心把它彻底根治掉嘛！”记者恍然大悟，原来王震是把贫困落后比作头癣病，勉励江西人民奋发有为、治穷致富！“江西人民要成为‘四化’大业的先锋，中央批给几个项目固然重要，但关键要有很强的进取心，”王震挥了挥手臂，激动地说，“江西人民要勇于开拓，要保持过去那种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精神嘛！红军时期，江西人民不是什么苦也不怕，什么风险都挺过来了吗？连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难倒江西人民呢？！江西基础比较薄弱，在前进的路上，会遇到更多的‘雪山’和‘草地’，这就需要江西人民更加努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艰辛。”他提高了嗓门说：“江西是有艰苦奋斗的传统的！50年代江西开发山区、建设山区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农垦职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荒丘野地、光山秃岭上植树造林、开荒种粮，发展畜牧业，兴办工厂，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靠的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嘛！江西人民要发扬这个传统，用自己的力量来振兴江西。”

（三）

王震还时时关心着湖南省的建设。1983年9月20日，他让秘书给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说：“请派几位懂经济综合工作的同志到北京，我有些想法与他们谈谈，让他们回去后再给毛致用书记、刘正省长汇报。”9月25日晚，王震在家里接见了湖南省政府派来的四位同志。从晚上8时10分开始，一直谈到深夜11时 5分，长达近三个小时。王震仔细询问了湖南各方面的情况，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中心是如何搞好湖南经济。王震说：“湖南有不少老区，也有不少贫困地区。把整个湖南的经济工作搞好，让老区、贫困地区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不仅有经济意义，更有政治意义。不能一讲改革开放，就是盯着沿海。现在提出翻两番，湖南怎样翻两番？湖南应该把陶瓷、丝绸、茶叶搞好。瓷土、陶土是湖南的优势，要很好地发展湖南的陶瓷生产。湖南应成立陶瓷总公司。”王震询问了铜官陶土开采的情况，当听到是由大队、生产队开采时，王震说：“光这样不行，要搞国营的，对陶土资源要爱惜。现在国际市场兴做陶器。瓷器中含有铅毒，而陶器没有铅毒。”王震详细谈了陶器的花色品种。他说：“花色品种要更新。陶器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工艺美术特点……要在国际市场有竞争性。有的要仿古，有点花纹，不要上釉，还要有成套的茶具、酒具、中餐具、西餐具。工艺要细一些，要讲究质量。产品要有高档的，也有中档的，中档的要老百姓买得起。要降低成本，价廉、实惠。”

王震对发展湖南的食品工业也十分关心。他说：“现在湖南的食品没有什么名产。过去湖南食品有许多名产，九如斋有许多东西。现在九如斋丢掉了，腊肉也没有过去的味，现在就只剩下一个臭豆腐。日本现在很需要蒜、姜、辣椒、花椒、胡椒，你们要研究小包装，研成粉末。要精加工，搞高档产品、名牌产品。湖南要发展茶叶。毛主席过去喜欢喝湖南茶，连茶叶都吃了。茶叶可提神，有营养价值。要做到价廉实惠。内销外销都要搞，内销市场也很广。”王震详细问了湖南水产的发展情况。他说：“湖南是鱼米之乡，有湘、沅、资、澧、洞庭湖，要发展水产。”王震仔细问了桂鱼、螃蟹、乌龟养殖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光是鲢子鱼不行，要发展优良品种，要多养点青鱼、鲤鱼。”王震还说：“现在搞体制改革，就是要成立公司，有的可以搞跨省公司，设经理、董事长。今后省长就领导公司，党委抓政治思想教育，掌握方针政策。”最后，王震说：“要货畅其流。光靠小商小贩长途贩运是不行的，政府部门应该组织。现在有的人只讲私人的，不讲公，这是不行的。要讲社会主义，要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都要兼顾。”

湖南省委、省政府被王震的精神深深感动。将军为湖南经济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符合湖南实际的中肯意见。省委、省政府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办法。王震的意见对湖南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84年7月，王震听说当年5月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则离休干部喻杰回家乡带头集资办小水电站的消息，便让秘书找来报纸细看。消息中说，1970年喻杰离休后回到家乡——革命老区湖南省平江县嘉义乡，帮助当地群众建起一座小水电站。随着山区经济的发展，他又提出国家、集体、个人投资办水电股份公司的建议，并带头把自己多年积蓄的11000多元投资给公司。当初在湘赣根据地，王震任湘赣省军区代理司令员时，喻杰是省军区后勤部长。看了这则消息，王震很高兴。他立即口述，让秘书记录，并亲自修改，给喻杰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喻杰同志：

你好！

当我从1984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读到你带头集资办小水电站的消息后，甚为高兴。

我从1932年就认识了你。那时先通过湘赣苏区红十八师师长徐洪的介绍，后经过直接接触，逐渐对你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艰苦的武装斗争环境里，你一直做后勤供应工作。你克己奉公，关心同志，关心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保障前方指战员的生活必需，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解放后，就任粮食部副部长期间，你也一直保持和发扬这一精神。

你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更珍惜革命的晚节。离休后，你本可以在大城市安享欢乐，但仍葆革命之锐气，1970年返乡，与家乡人民一道开发建设山区，不仅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无私投资于家乡建设，而且不顾80岁高龄，策杖奔走在青山绿水间，为办好家乡的水电尽心竭力。这种为人民谋利益、鞠躬尽瘁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前几天我见到胡耀邦同志，在交谈中，耀邦同志非常赞赏你。

最近，我们许多已经离休和即将离休的老同志谈起你带头集资办水电的事情，他们表示要向你学习，善始善终写好自己历史的最后篇章。孔夫子主张“老有所终”，我赞成老有所为。人虽然离休了，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领域还相当宽广。愿一切老同志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革命意志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减，为四化建设贡献余热。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蓬勃发展，但由于国家的财力、物力仍有限，所以我赞成你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投资办水电公司的方针。就是个体集资合股办，我们也大力支持。办水电是这样，办其它事情也是这样。

望保重身体，并问暑安。

王震         

1984年7月17日   

信写好后，王震又在信的前面亲笔写道：“毛致用、刘政同志：我给喻杰同志的信请考虑可否在《湖南日报》上刊出？王震”。

1984年8月9日，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给王震回信说：“您给喻杰同志的信寄给我们后，我们和宣传部、湖南日报社的负责同志一起认真进行了学习，并于7月21日全文刊载在《湖南日报》第一版上。早在7月14日，我们还在《湖南日报》第一版头条以‘只愿明珠遍山乡’为题，报道了喻杰同志带领群众办水电的事迹。您的信和喻杰同志事迹发表后，各方面反映很好，许多同志都表示要以喻杰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努力把小水电和其它各项工作搞上去……努力振兴湖南经济。”

1990年7月5日，湖南省副省长陈彬藩和岳阳市副市长叶树松前来看望王震。听他们汇报了湖南的经济情况后，王震说：“湖南没干劲，搞不赢人家。”陈彬藩马上说：“不是没干劲，是政策不如人家优惠。我们没有外贸出口权，肥猪、山货等都得运到广东去，大头让人家赚走了。”接着，他对王震说：“岳阳有水、有电，交通便利，劳动力便宜，在靠近长江城陵矶港口的芭蕉湖，有20平方公里，没有多少人家，省委、省政府意见，先在那里搞四平方公里开发区，一不要中央的钱，二不减上交中央财政的任务，我们决心搞好。湖南过去是为革命、为国家作了贡献的，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过现在有些地方还很穷，先忧了还没有后乐，请王老支持老区富起来、乐起来。”王震说：“支持湖南搞对外开放，我不做保守派！你们所讲的一不向中央要钱，二不减少对国家贡献外，我再加一条，不能污染环境。你们向中央写出正式报告，我给总书记、总理报告。湖南是毛主席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乡，要富裕起来，才能在国际上起一个好的影响，才能对得起革命先烈和老区人民。”岳阳城陵矶开发区于1991年1月获批设立，截至1996年，投资金额达到20多亿元，其中一亿元以上的项目有4个。

王震还十分关心湖北省罗田县、山西省雁北地区和革命圣地延安等老区的建设。1972年，他曾回到延安和南泥湾，看望当年的老房东和留在当地的三五九旅战士。1991年6月26日，《经济日报》记者拿着“今日延安”和“今日南泥湾”两组照片让王震审看时，王震向前去采访的记者仔细地询问了延安和南泥湾群众的生活情况。王震说：“快20年没有到那里去了，非常想念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应记者请求，王震很潇洒地写下了“向延安人民问候”的字句。王震审看的照片和问候一同刊登在6月28日的《经济日报》上。同年8月，王震决定带领当年在延安战斗和生活过的各位老同志的夫人重返延安，与当地政府和群众一起商讨加速发展延安经济的方针大计。这一计划已通报各位老大姐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及延安市委、市政府。老大姐们欢欣鼓舞，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翘首以待。后因工作繁忙，不得不推迟计划。11月，王震患病住院，从此再未离开病床，回延安的计划终未成行。王震在病床上几次谈到此事，深感遗憾。1992年3月的一天早晨6时，病重之际的王震将值班秘书叫到病床前，满脸喜悦，仿佛巨大的病痛都被驱走了。他问道：“刚才我做了个梦，你猜梦见了什么？”没等秘书回答，王震就高兴地说：“我梦见自己回延安了！”

（编辑  季节）

国家能源集团认真履行央企职责使命，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构建高效开放的科技创新生态，推进能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形成能源和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新格局。

加强协同科技攻关，推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

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项目现场考察，对煤炭绿色低碳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能源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煤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国家能源集团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整合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破解煤电化运“卡脖子”技术难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研发资金310.3亿元，获得授权专利超过8000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10项、中国专利奖金奖2项。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推进了行业科技进步。

一是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方面，建成世界首个煤化工10万吨级CO₂捕集与封存（CCS）示范工程；建成国内最大规模燃煤电厂15万吨级燃烧后CO₂捕集-运输-封存/驱油全流程示范项目，再生能耗2.4GJ/t,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二是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方面，全面掌握了风电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率先开展智慧水电建设与运行关键技术攻关与实践，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是在清洁高效燃煤发电方面，建成国际首台66万千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提高了高硫煤和劣质煤的利用效率；全国首创燃煤电站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已上升为国家规范；自主研发的等离子体无燃油点火及稳燃技术水平世界第一，市场占有率近90%，出口到韩国、俄罗斯、印度等“一带一路”国家。四是在碳汇技术方面，研发了西部生态脆弱区矿区地表生态修复技术，使神东矿区植被覆盖率从开发初期的3%-11%增加到目前的70%以上。五是在氢能方面，自主研制的35MPa、70MPa加氢机在国内首个通过国际认证，建成我国首个35MPa/70MPa双模式的江苏如皋商业加氢站。六是在储能方面，研发新一代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功率密度、循环寿命、电流密度、能量效率等性能指标，达到行业一流技术水平。

探索协同创新机制，打造绿色低碳创新生态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创新链，国家能源集团建立了行业创新联盟、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创新中心等多维度的协同创新机制，共创、共建、共享、共赢的科技创新协同生态圈初步形成。

协同创新机制不断完善。国家能源集团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先后成立了“智能发电”“新能源与环保”“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6家协同创新中心。特别是为更好落实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部署，与中国煤科合作组建了“煤矿智能化”协同创新中心，为国家能源集团2022年实现5个100%、2025年实现全部建成智能煤矿的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科技交流合作成效显著。国家能源集团立足产业发展需求，积极与上下游单位交流合作，整合科技资源，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神东煤炭集团联合国内多家知名厂家，开发世界首套8.8米超大采高成套装备，创造单日产煤6.02万吨的新纪录。江苏公司与电规总院、上海电气、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合作，研制出世界首台百万千瓦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机组。科环集团与中国电子、中科院等单位合作研发的国产化智能分散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厂商在火电DCS领域的垄断，确保火电厂控制系统安全自主可控。龙源电力与北京机电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研制的国内首台套2500KJ大型液压打桩锤，一举打破超大型液压打桩锤技术由欧洲垄断的局面。宁夏煤业与中国五环、中船重工711所合作研发的干煤粉加压气化成套技术，在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中成功应用。朔黄铁路与北京交通大学、中车集团成功开发世界最大功率的“神华号”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不断强化。国家能源集团牵头组建“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火力发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煤炭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氢能联盟理事长单位，组织编制并发布了《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和《氢能平价之路》研究报告，提出了《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倡议》。作为CCUS联盟轮值理事长单位，成功主办第五届中国CCUS技术国际论坛。依托各产业联盟，推进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火电产业清洁高效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发展。

当好创新主力军，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十四五”期间，国家能源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国资委关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有关要求，充分发挥央企科技创新主力军和国家队作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质量推进多项攻关任务实施，全力推动2030重大项目实施，大力布局低碳能源技术创新，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致力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引领行业发展，加快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步伐。

围绕化石能源清洁化低碳化、清洁能源规模化、能源系统智能化三大领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能源行业科技创新方向，充分发挥创新联合体和产业联盟的作用，与兄弟央企、高校、科研院所、制造企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等领域打造一批原创技术策源地，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布局和实施一批引领行业的重大科技项目与示范工程，在解决工程科技难题的同时产出重大科技成果，带动我国能源产业及相关制造产业创新发展。

（编辑 尚鸣）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能源电力技术创新日新月异。随着“双碳”进程加快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不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形势紧迫、任重道远，许多技术领域已经进入“无人区”，踏入学科交叉的“融会点”。

国家电网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完善创新体系，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在特高压输电、大电网运行控制、柔性直流输电、新能源并网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累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91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9项。累计拥有专利超过10万项，其中发明专利超过4万项，专利申请量和累计拥有量连续10年排名央企第一。

持续完善创新体系，强化关键技术攻关

战略引领、系统谋划，持之以恒加大科技投入。国家电网坚持不懈实施科技强企战略，并制定科技规划，细化科研项目，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开展科技攻关。“十三五”时期，国家电网累计投入研发经费1398亿元，较“十二五”增长128%，“十四五”期间预计研发投入将超过1500亿元。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碳”目标后，国家电网围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制定了科技攻关计划，明确了十个重大技术方向，集中力量开展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攻关，为推进能源转型、服务“双碳”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需求引领、业主主导，开展联合创新协同创新。重大技术创新涉及的专业领域很多，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高效整合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国家电网在创新实践中，积极发挥业主方牵头作用，以需求为引领、应用为导向、工程为依托，整合国内优质创新资源，实施“大兵团”联合作战，取得了很好效果。例如，在特高压技术攻关中，我们依托特高压交、直流试验示范工程建设，联合40多个行业组织和科研机构、20多所高校、200多家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单位协同攻关，先后设立科技课题项目700余项，攻克了特高压交流过电压、潜供电流抑制、电磁环境控制等一批世界难题，为特高压的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

瞄准前沿、夯基固本，加强基础实验能力建设。基础实验能力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依托，对于突破前沿技术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电网瞄准重大科技需求和行业前沿，分别在北京建成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和杆塔力学试验基地、在湖北武汉建成特高压交流试验基地、在西藏拉萨建成高海拔试验基地等四个试验基地，搭建了世界领先的特高压创新平台。建成了“国家级、公司级、各单位级”三级实验室体系，拥有国家级实验室2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公司级实验室100个，综合实验研究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9年以来，公司向社会开放100个实验室，有效共享时间达到30%，受到广泛好评。

技术先行、标准引领，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标准是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通行证”。国家电网依托科技创新成果，积极推动先进技术向标准转化，在世界上率先建立特高压、智能电网标准体系，累计主导编制国际标准104项，牵头编制修订国家标准1047项，覆盖所有电网新兴技术领域。公司牵头制定的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标准，与美国、欧洲、日本并列成为世界四大标准。同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代表中国承担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8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1个技术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显著增强了我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人才为要、以用为本，激发全员创新创造活力。国家电网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实施高端人才引领、电力工匠塑造、青年人才托举“三大工程”，加大各层次人才培养力度，培养造就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创新队伍。目前，公司拥有专职研发人员3.9万人，其中两院院士7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149名、国家级专家人才365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5名。依托重大项目，组建71支重点领域科技攻关团队。持续深化科研改革，健全完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实施“揭榜挂帅制”、项目分红、岗位分红等措施，同时，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双创示范基地，汇聚内外部创客超过2.5万人、项目超过1.1万个，在全系统成立4600多个创新工作室。连续举办六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涉及32万青年、2.8万支团队，涌现出3.3万个创新项目，厚植了基层创新创造沃土。

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国家电网建成了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装机规模最大、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特大型电网，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达到2.7亿千瓦，显著提升了我国电网远距离输电能力，促进了“西电东送、北电南供”，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国家电网也是过去20年来全球唯一没有发生大停电事件的特大型电网。

依靠强大的创新能力，国家电网促进了能源清洁转型和电力结构调整，国家电网并网可再生能源装机7.6亿千瓦，其中水电、风电、光伏装机分别为2.4亿、2.5亿、2.4亿千瓦，均居世界各大电网首位，新能源利用率稳定在97%以上。

国家电网有力促进了我国电工装备技术升级。目前我国电工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已覆盖从特高压到低压的各个等级，产品涵盖了从交流到直流、从一次到二次、从主设备到辅助系统的各个门类，电网重大装备、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化。

国家电网积极参与全球电力市场竞争与合作，在境外资产并购、绿地工程、技术服务等方面成功中标一大批项目，建成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送出、巴基斯坦默拉直流等一批海外重大输变电工程，实现了技术、标准、装备一体化“走出去”。投资运营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骨干能源网，项目全部盈利，无一亏损。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