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专题研究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这是党中央在新发展阶段对国有企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从伟大建党精神中鼓舞士气、明确方向,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从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中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汲取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智慧和力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坚守理想,在国企改革中传承文明的继承性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的奋斗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观察世界、观察大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持续指导改革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改革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论述作为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目标任务,增强理论自信,指导改革实践。一是要在推进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二是要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三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四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确保改革方向正确,致力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国企改革中勇于创新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导国企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感悟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坚定初心使命,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律,牢牢把握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路径创新为基础,持续推进改革实践。

当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实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大任务,切实担负起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的重大使命,要求我们敢于冲破思维桎梏,深化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以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抓手,在完善治理、健全机制、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上持续创新。具体而言,一是在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进市场化用工,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开展中长期激励等方面持续创新;二是分层分类、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企业功能定位和经营实际,合理配置股权结构,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同时,加强政府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三是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进市场化用工,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开展中长期激励等方面持续创新。

直面困难,在国企改革中保持行动的精气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回顾党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勇于牺牲,铸就了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基础上,全力发展重化工业,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第一艘远洋巨轮、第一架喷气式战机,自力更生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涌现了铁人王进喜、老英雄孟泰等一批时代楷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国企人充分发挥实干精神,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取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国产航母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92家国有企业迈入世界五百强行列,中央企业定点帮扶了246个国家级的扶贫重点县,占全国的42%,充分彰显了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和卓越成就。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力量,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斗志,鼓起在新时代持续推进改革的精气神。当前,我国开启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党中央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抓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的目标任务,要求广大国企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中央和本企业在深化改革方面的一系列部署要求,加强实践锻炼,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攻坚克难,持续激发创新活力。

对党忠诚,在国企改革中践行宗旨服务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能变。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党的事业之所以历经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规律,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把保护职工权益放在突出位置,从实行厂务公开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推进“三供一业”改革到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重大贡献。

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进国企改革,就是要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把“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作为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是要持续加强调查研究,深入扎根基层,了解群众声音,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群众一道把改革推向前。三是要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国企混改中通过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和规制,把资本关进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要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心中有数,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积势蓄力,为助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努力奋斗。

(编辑 尚鸣)

 



* 周忠科,国家能源集团党校常务副校长;范新,国家能源集团党校国企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



进入21世纪,面对能源和资源危机、全球生态和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以及各种高新技术的广泛交互应用,一场新的产业技术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形成。本次产业技术革命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代表,带来的是智能化与信息化,引发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模式的巨大变革。

《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者乌尔里希·森德勒将这次产业技术革命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他指出,世界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用产业技术革命称谓或许更为合适,因为每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都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工业领域,农业、服务业也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与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相比,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本次产业技术革命涉及的技术领域众多,是全方位的创新。前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的科技创新内容相对比较单一。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由英国引领,表现为以机械动力替代人力、畜力,带来了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引发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由美国和德国引领,以电力为动力实现了生产生活的电气化,催生出汽车制造业和石化工业,推动了铁路运输业、造船工业等创新发展。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代表,继续由美国引领,实现了生产生活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管理的现代化。而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是智能化革命,以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虚拟现实等为代表,实现生产生活系统的全面智能化,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出现重大变革,比如智能机器人将出现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二,本次产业技术革命所采纳的多种新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当前,世界产业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新兴技术间高度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具有同步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比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货币将会很快普及,日常生活中的支付行为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此外,由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工作生活的便利化程度将得到整体提升。 

第三,本次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造影响具有全面渗透、跨界应用的特点。如前所述,新兴技术间高度融合、不断渗透,创造出了具有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颠覆性变化。比如,无人飞行器、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厨师、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居、3D打印、记忆眼镜、DNA生物芯片、纳米机器人、量子计算机等前所未有的产品,相继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原有的制造业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向智造业目标前行;互联网在逐步走向物联网,相关企业也纷纷演变成数字企业。

第四,本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发生在世界大国之间具有同步性。这次产业技术革命不再是从单一领域或某一国家率先发生,而是在不同领域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同步进行的一场技术变革。也可以这样说,尽管各个大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有明显差异,但是大国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对创新机遇的关注度空前提升。一方面,一些技术创新完全有可能在大国之间同时发生;另一方面,某些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在一国出现后,其他国家会立即跟进,引领者和追随者之间的时间差变小了。本次产业技术革命的源头具有多元性,创新表现为去中心化,使得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著增强。例如,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依然可以分享长寿技术突破带来的福利,公共教育资源也会通过互联网向落后地区推送。   

(编辑  宋斌斌)



* 马晓河,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

成本冲击与经济趋势

伍戈

2021-09-17 14:18:12


做宏观研究的人总会担心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矛盾。

比如说,去年疫情期间,我们担心的是经济增长,但到今年年初,特别是春节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起来之后,我们开始关心通胀。

站在目前这个时点,我们到底应该关心增长还是通胀?个人以为这个时点既要关心增长的问题,又要关注通胀问题。按照历史的规律,下半年我们在物价处于高位时将更加关心增长问题。

成本冲击之下的经济走势

这一轮物价上涨和过去不一样的特征,它并不是简单由中国的需求扩张而引起,过去大半年中,我国房地产基建并没有明显增长。当然有一些限产的因素,但这和总需求没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面临价格上涨,但和国内总需求不相关,这种上涨在教科书中被理解为是一种成本冲击,这种成本冲击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在成本冲击下,经济的发展情况将会如何?

第一,在目前这个时点,大概率认为中国内需高点已过或者正在经过,下半年内需趋势将向缓。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点可能是在与欧美全民免疫相关的时间点,如果七八月份欧美实施全民免疫,全球的经济高点可能在三季度。

第三,在目前总需求大格局之下,如果叠加前期成本冲击,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后续影响,可能会使经济下滑的趋势或者方向变得更加明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个重要的风险点,就是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消费修复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

现在市场预测比较习惯于把基数效应剔除。其实现在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去除了基数效应后就像“麻花”一样纠缠在一起,很难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一定很好或者一定很差。

外需方面,第一,高频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下降。在疫情期间,中国出口之所以占据较大份额,是因为全球工业生产大幅度萎缩。现在全球经济在快速恢复,中国不太可能继续维持疫情期间的较大份额,这对出口是一个坏消息。

展望下半年,虽然出口份额在减少,但好消息是,外需这块“蛋糕”正在迅速扩大。好消息和坏消息结合在一起,最终将取决于速度,所以总体而言还算是好消息。

根据相关预期,七八月份欧美实现全民免疫以后,服务业发展将会达到顶峰。前瞻性地看美国的30年抵押贷款利率,投资动能可能是在三季度以后筑底。现在欧美商品消费甚至超过了疫情前,一旦全民免疫实现,特别是当大家不再需要居家的时候,美国的商品消费,特别是交通服务业将出现迅速扩张。

但是,外需的顶端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欧美很多幼儿园或者小学没有完全开学。如果幼儿园、小学没开学,那么美国家庭的夫妇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必须在家,这时候即使工资再高、职位再空缺,他们都无法工作。这与短期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货币政策的松紧没有必然的关系。

现在,美国一些州逐步减少相关的补贴和刺激。可以预见,九月份开学以后,美国的社会状况会逐步恢复到常态,届时可能会出现一个需求的高点。

因此,消费修复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西班牙流感后,欧美消费服务业的修复过程经过了两三年。对于消费恢复而言,解铃仍须系铃人,即使旧的服务业动能消失了,还有新的服务业动能。比如:00后作为最活跃的消费群体,会创造出新的服务和消费的需求。因为有缺口才有动能、才有机会。

房地产业加快去库存化进程

这次疫情中,全球房地产销售价格大涨,中国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国内房贷利率保持平稳。从行政性管控措施看,影响老百姓需求端的房贷利率以及限贷限购政策,在疫情期间总体保持平稳。

中国房地产的短期问题是在供给端,近期政策主要是针对房地产的供给端,将从中期影响开发商。总体而言,大家形成了一致的市场预期,房地产投资处于相对趋缓的过程,至少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不会反弹。

在这次疫情中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库存明显收缩,很多城市已经无房可买。道理很简单,需求是稳定的,房贷利率没什么变化,但供给端是收缩的,这意味着全国整体房地产市场是去库存化的。因此,即使房地产投资趋缓,但是房地产的景气程度不会太差。

下半年市场发债或将“打折”

近期市场在热议“财政后移”的话题,我觉得这很难被证实或证伪。上半年国内发债不是很多,大家认为“子弹”可能留在下半年,一旦下半年经济下滑财政就会发力。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对的,但在数据上不一定对应得上,背后的原因也比较复杂。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强调对政府隐性债务的约束,更多地要求去杠杆、稳杠杆。不管是银行间市场发债还是交易所发债,今年的发债标准在不断提高,发债难度也在增大。

历史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当发债的难度增大的时候,即使发债是用于新增投资,比率也上不去,最多只能满足还本付息。因为今年高标准、严要求,市场债上半年没发、我们期待着下半年发,但或许要“打折”。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

为稳定价格,最近我国出台了很多行政性措施,有一些是过去采用过的。在供需矛盾不是那么激烈的时候,政府出手一定有效。如果供需矛盾非常尖锐,政府出台的行政性措施可能没用,主要取决于政府出手的时间要精准。

总体而言,需求决定了大宗商品的方向,供给决定了它的弹性。大宗商品价格非常复杂,它和全球总需求之间有一个密切关系,要研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仅要研究国内,更要研究全球。

如果华尔街一致预期三季度将达到价格顶点,那么大概率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最高点就是到三季度。现在的产能、供给是由过去的投资和需求决定的,这也是整个经济运行波动的核心逻辑。由于前几年投资少,今年形成了产能和供给少的局面,使得通胀能够起来,这也许与货币超发没有必然联系,当然美联储的扩张政策加剧了这样的矛盾。

人不能完全理性地预期到下一周期经济的走势,所以很多当期的投资行为不能完全影响未来的需求,从而造成经济周期波动,这样的波动在疫情之后体现得非常明显。以芯片为例,乐观的观点认为,今年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悲观的观点认为,要到明年甚至后年。这体现了供给约束的消除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能够很快地响应到现在需求端这么迅速的扩张过程。

除了猪肉以外,大宗商品价格传导到非猪肉的CPI其实是非常通畅的,只不过有迟滞而已。即使考虑到猪肉价格,市场普遍预测,不考虑幅度,下半年CPI总体是单调递增的。

既然价格已经到达这个位置,反过来对经济会不会有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通过庖丁解牛,大概率可以知道价格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或者说前期是由经济供需引起了价格矛盾,这个时点的价格矛盾又将影响经济的供需。

分上下游来看,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上游价格上涨,几个月后利润上涨,之后会引起投资的大幅度上涨。所以,即使大宗商品价格在下半年三季度达到顶峰以后,上游的盈利可能依然没有触顶,也有可能追加投资。我们发现,在成本冲击时期,对下游总体而言都是坏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下游行业,就是出口行业。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程中,中国的出口企业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为什么?进口的价格是在持续攀升的,但由于出口商的定价能力弱,我们的出口价格依然非常低迷。

从贸易条件或者价格条件而言,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期间,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时间延长意味着它的利润的压价或者顺差的压价。可以看到,成本冲击时期,贸易顺差可能由于成本冲击的原因而有所收敛。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很多人看好制造业。在我看来,成本冲击时期,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制造业的利润及其制造业投资,包括上中下游投资总体趋降,虽然前期有很多利润,但是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使得我们对未来的投资并不是那么乐观,这种影响在汽车和家电业表现尤为明显。

警惕美国QE政策退出的不利影响

由于汲取了2013年的经验教训,美联储不断和市场沟通,从过去几轮看成效明显。但是,美联储所谓的量化减量总体是偏收缩性的政策,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是有压力的。在退出的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要防止潜在的贬值压力。

疫情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修复速度上的不均衡影响。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短期操作会加剧新兴市场的风险。如果欧美开始实施全民免疫,可以顺利地加息和收缩。但是对于没有分配到疫苗、还生活在疫情中的国家而言,经济本身没有修复,这时它的压力可想而知。美国的经济或将在三季度筑顶。而美国QE政策的边际收缩对中国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编辑  宋斌斌)



* 伍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在加快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需求侧管理是和供给侧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调和配合,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注需求侧存在的多重结构性问题

我国经济的需求侧不仅存在总量性问题,还存在多重结构性问题,既有供需结构的不平衡,也有需求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其中,需求内部的不平衡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二是投资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消费内部的结构性问题。

从供需不平衡来看,我国总消费率和发达国家相比长期偏低,疫情冲击后生产端虽然较快修复,但消费修复的速度相对缓慢,当前经济需求侧首先存在一定的总量不足问题,特别是与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要求相比,消费领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短板。

从需求内部结构来看,长期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使得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形成一定挤压,而消费需求却受制于收入结构不平衡而难以扩大。在居民收入增速方面,近年来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呈逐年下降趋势,自2018年开始低于GDP增速。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近年来,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占比也呈现出降低的趋势。在居民收入来源方面,主要吸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的中小企业仍在经营和成本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超级平台企业的市场渗透也对其形成了一定挤压。

从投资内部结构来看,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在建项目和闲置资金,其中国有企业和政府平台吸纳了大量资金,包括以负债方式获得的债务工具融资和信贷融资主要进入了投资领域。但在投资领域中,边际收益较高的好项目并不多,带来较严重的投资效率偏低和资金空转问题,没有充分发挥对于资金的资源配置作用。

从消费内部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消费仍存在多重制约,尤其需要关注居民部门债务攀升对消费的挤出效应。2008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18%左右,2020年该数据已经上升至68%。十几年来,家庭负债占比上涨了50个百分点,居民债务压力明显加大。其中,家庭负债的主要投向是房地产,2019年存在负债的家庭中住房贷款占家庭总负债的比例为76%,家庭对于房产的购置需求对其他消费需求形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应当统筹兼顾

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并不能严格分开。总需求管理一般指的是通过扩大投资或消费对需求总量进行扩张,以解决经济低增长或经济衰退阶段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需求侧管理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对应的,在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的背景下,供给与需求两端都需要补短板、调结构,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受全球疫情冲击影响,当前我国经济短板和信用缺口同时存在,政策性因素的边际弱化与市场性因素修复较慢共同交织,导致投资尚未恢复至正常水平,总需求的扩张仍具有一定的空间,同时总需求的扩张对于结构性问题的缓解也有积极作用。

需求侧管理不仅关注总量问题,还关心需求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具有积极的作用,较高的投资形成率在推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经济危机阶段有力地扩张了总需求、稳定了经济增长。但也应看到,在投资边际效率递减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应当有所调整,需求侧管理的提出正是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表现。从当前宏观经济整体看,总供给和供给侧、总需求和需求侧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缓解结构性不平衡应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具体着力点。

解决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加强管理和改革,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统筹兼顾。相比传统的总需求理论,需求侧管理还涉及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管理结构、市场畅通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和管理问题,具有新的内涵。通过改革和管理提高供给和需求的契合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并不是割裂的,投资需求在短期看是需求,长期看投资会转化为供给。如果长期使用或者仅仅使用投资需求扩张政策,反而会加剧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因此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应当统筹兼顾。

多管齐下扩大消费需求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相互配合,但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总需求结构内部,特别是需要缓解有效消费需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针对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产生的多种原因,政策层面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第一,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的对冲政策更多地将资源用在了生产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供需修复进度的不平衡。在当前消费需求修复较弱的情况下,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建议加大家庭负债的管理力度。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是家庭负债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遏制家庭负债规模和增速的过快攀升需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这不仅有助于减缓家庭负债对于消费的挤出效应,也有助于减轻房价下跌时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第三,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政策呵护,防止垄断平台对小微企业的挤压。小微企业的活跃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源泉,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较高。通过反垄断等相关政策,遏制超级平台企业采取低价占领市场的手段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防止资本和垄断的结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四,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和“三乡”工程。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和农民收入提高,农村需求潜力大的内在优势日益凸显,需求层次也逐渐向多元化、中高档的新兴消费转型。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环节。推进人才回乡、资本到乡、告老还乡“三乡”工程,有助于拓展新的投资和消费领域,也有利于解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

(编辑  宋斌斌)



* 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合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2019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沿线合作伙伴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球经贸人文交流被迫中断,中美关系不确定因素增大。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新秩序

疫情成为加速形成世界新秩序的催化剂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不断加速形成,催生着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从近现代史看,世界新旧秩序的交替与全球格局的根本变化需要经历多次反复。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对世界格局的认知。一方面,疫情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危机;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的诸多隐性矛盾日益凸显。

大变局与大流疫的叠加是人类文明史上百年一遇的重大考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化更加复杂。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在后疫情时代,西方保守主义乘机扩大逆全球化势力,现有的世界秩序遭遇冲击,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数激增,对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诸多新考验和新阻力。

从全球抗击疫情的总体态势看,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是主流。而美国却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其严重破坏抗疫国际合作的行径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多方批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正在走向终结。相关研究报告指出,“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众越来越不信任现有制度,认为现有世界秩序无法对社会问题带来积极的解决方案。疫情已将美国政府的治理和社会自身发展积攒的诸多顽疾显露于世,以美国为标杆的旧秩序再难得人心。而与之相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构建了一条包容平衡发展的新道路,更是赋能全球抗疫,展示出新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便蕴含着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内在逻辑。

新旧世界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正在加速完结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及其盟友主导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为支柱的主要跨国组织,美国拥有无可争议的单一国家霸权,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中美抗击疫情态势的巨大反差使得世界不同国家对于所谓的“美国治世”(Pax Americana)有了更多不同的理解和认知。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丰硕实践成果也带给很多发展中国家新的道路选择。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现在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正走向衰落,若不改革并与中国合作,国际体系将难以维系。

毋庸置疑,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不扩散条约》规定的核武器国家、二十国集团(G20)核心成员,其相互关系早已不再局限于双边的范畴,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而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必然与中美博弈紧密相关。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可以成为中美加强合作、改善关系的契机,但美国政府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大国担当和基本的国际道义。拜登政府从不同领域同时向中国加强攻势。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试图将全球疫情形势严峻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借机丑化、孤立和打压中国。这表明,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正在加速,未来围绕涉疆、涉藏、涉港、南海、台海等涉华重大事项必然暗流汹涌甚至刀光剑影,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必须直面这些巨大挑战。

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新方案、主导新秩序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有效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抗疫大会战。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置于首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表面标榜尊重人权,在疫情防控中却乱象丛生,两党相互拆台推责,各州各自为战,社会阶级分化与对立严重,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中国GDP仍实现增长2.3%,是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美国实际GDP增速为-3.5%,为2009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同时创下1946年以来的增速新低。

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将对中国制度形成全新的认识,对美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盲目信仰也将回归理性,并由此重新审视中国道路。通过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总结出的“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重大任务专事专办,既可以与计划体制兼容,也可以与市场体制兼容[①];既有中国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共性。

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没有数据、没有经验、没有方案。但面对这场艰巨的大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体现了中国的高效治理效能和制度优势。20206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向世界全面介绍了中国在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中做出的努力,中国抗疫展现出的制度优势也将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意义。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大国担当和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将真正推动世界各国重新认识中国,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并形成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客观上看,此前主要以谋求经济利益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家,也将更重视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社会发展效能。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发展范式,其深远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将在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中逐步显现。亨利·基辛格认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核心要义在于“均势”,而这也正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游戏法则”。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的是共同体意识,而不是“势均力敌”和相互遏制。人类经过疫情的“洗礼”,在新的世界秩序逻辑中,这种意识将逐渐被认识,成为主流。

 

“一带一路”倡议与文明融合

从疫情防控重新审视中西方文明差异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很多本质不同,这既有制度差异的原因,也有文明与文化差异的深层次根源。例如,戴口罩在西方国家不仅是医学和科学问题的范畴,而且被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同问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按照道家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面对自然灾害,首先要学会避让、顺从,而后应对;要敬畏大自然,绝不挑战大自然[②]。而西方哲学则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将人类视为上帝的子孙,不能束缚人类的自由,空间不好,可以用科学技术改造。在西方文明的逻辑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个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得到独立个体的充分授权。由于个体理性的有限性,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授权往往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这正是许多西方政府应对疫情反应迟缓的体制性约束。

相比之下,中国在此次抗疫中展现出“共同体本位”的文明逻辑。全国各地千里驰援,举国上下齐力同心。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型城市能够迅速“封城”,一个国土面积接近整个欧洲、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能够迅速形成一呼百应的协同力,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在大疫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推动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发展时,需要让处于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环境的民众真正了解“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多元文明融合发展

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而文明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也将面临新的境况。“一带一路”中的“带”和“路”就表明了这个倡议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不以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为中心,而是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近现代以来,由西方文明主导的交往模式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其思想逻辑便是文明一元论。

“一带一路”将沿线诸多文明古国重新带回世界历史舞台,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固有观念,重塑世界文明均衡发展、共同进步的新格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显示出新时代东方文明有能力主动发起合作,主动参与世界治理,而非只能被动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性框架。“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顺应了后疫情时代世界文明格局的发展变化,人类文明不再是西方文明“一家独大”,而是超越一元文明,实现多元文明的共同发展。现代化不再以美国化、西方化为唯一标准。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逻辑下,东方世界正在崛起,要传承和传播东方文明,在重新发现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一次重要契机,同时也将丝绸之路沿线文明的交往合作推向新的高潮,蕴含着从西方文明中心到多元文明复兴的新趋势。

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长期经营。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③]。在疫情防控合作与抗疫援助中,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国家基本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通过携手抗疫,两大东方文明共建“一带一路”也将收获新的信任。

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轴,那里民族众多、文化多样、宗教信仰复杂,有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正是所谓的“文明断层线”地带。按照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理论,最危险的文明冲突是沿着文明断层线发生的。如果不进行和加强跨文明互动与文化交往,他国民众若只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就有可能引发“文明断层线”上的文明冲突。

“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涌入非常敏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或更远的国家建立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从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到如今主动布局,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到一起,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需要在文明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化新格局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大博弈

古往今来,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围绕它的崛起展开的全球化运动,但全球化并不是同一个模式和标准。无论是古代罗马帝国、大秦帝国的全球化,还是近现代大英帝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全球化都是被一个崛起的国家势力推动的。每一个崛起大国的全球化,都随着国家的鼎盛而达到巅峰;同时,全球化也会被主导国家的自身力量所限制,这个边界也就成为它全球化的终点。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引领。但近年来,面对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四伏,西方发达国家从原来全球化的倡导者、推动者转变为反对者、阻碍者。其中,新自由主义失衡并日益式微,普世价值论逐渐衰弱,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出现合流之势,助力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并带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多边主义重新引领新全球化进程[④]。美国启动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企图通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反作用来重塑世界经济,正在将全球经济治理拖入“排他性”区域化模式,不仅助长了“逆全球化”趋势,也损害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可能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的区域化困境,疫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塑将是一个“重构全球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恢复此前的全球价值链[⑤]

逆全球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而是新全球化的开始。新全球化是大变局的重要趋势之一,中国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和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双循环”战略的新态势

20205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一带一路”到“双循环”,其战略目标都是要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中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参与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优势与关键支撑。中国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将加快推动中外经济循环的规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的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新的互联互通的地缘格局,沿线国家作为全球网络中的节点,拥有新全球化网状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⑥]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世界各国平等协同,规避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导致的合作风险,超越西方现代性,以东方文明强国姿态主导世界新秩序与新全球化,还需要中国智慧的探索和实践。

(编辑  宋斌斌)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专项“‘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17VDL029) 的阶段性成果。

*毛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

[①] 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载《经济导刊》,2021年第7期,第10-17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页。

[③] 李希光:《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路径》,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5期,第88页。

[④] 胡雪飞,何玉芳:《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下的社会思潮探赜》,载《南方论刊》,2021年第4期,第19页。

[⑤] 黄鹏:《重构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取向》,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2期,第88页。

[⑥] 习近平: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841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就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创造了伟大成就,从而形成了今日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良好态势。近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稳定地保持在30%左右,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了越来越大的市场,并从世界各国进口越来越多的产品,引进更多的外资并让投资者赚取了越来越多的利润,为世界各国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倡导并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以来都坚定地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参加了联合国的所有专门机构,全面深入地融入现有国际秩序之中,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总结性地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审时度势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变化表现出新特点,即美欧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大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经济衰退趋势,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快速的经济复苏并展现出群体崛起的良好势头。为了给全球经济提供增长新动能、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于2013年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中国与世界各国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促进经济资源在区域层面乃至全球实行更加有效的配置,从而实现联动的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017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议,正式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成为全党的意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提出这一时代倡议的信心与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会将这一伟大事业继续推进下去的决心和努力。

共商共建,中国带头积极作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且带头实施这一倡议。要实施如此庞大的一个系统性的全球倡议,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概括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共商和共建。

共商是共建的基础和起点。共商的目的首先是要形成共识,不仅要在国内形成共识,同时要形成国际共识。中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习近平主席利用出访机会在很多国家宣讲“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各相关部委负责人以及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等等。2015328日,经国务院授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行动等都做了详细阐述,提出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向世界公开发布后,迅速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智库机构等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20194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了改进和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思想,这是他关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思想,他特别强调了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这些新思想,更好地契合了国际社会的期待与要求,进一步凝聚了国际共识,受到世界各国热烈的欢迎与强力支持。

截至2021623日,中国已同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些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占世界主权国家总数的比例已超过70%,其中非洲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占该地区国家总数的比例已达85%,亚洲地区的这一比例为77%,大洋洲超过了70%,欧洲也达60%左右,即使是相距中国十分遥远的拉丁美洲地区,这一比例也达到了57%。这说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已清晰地表达了明确的积极支持态度。有些国家尽管尚未与中国签署政府间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但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如法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的企业已在第三方市场(多数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中国企业共建了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与民生福祉相关的项目,受到第三方市场国家及其人民的欢迎。共建“一带一路”在凝聚共识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充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和相关国家在过去8年间开展了广泛的共建工作,包括共同选择好建设项目、共同协商处理好与项目建设相关的土地、税收、劳工、环保、设备、技术、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还有项目融资问题,等等。其中有两项工作特别重要,就是建设项目的选择和融资安排。在建设项目选择方面,中国与相关国家所采取的基本做法是优先选择那些涉及双边或多边发展战略都规划确定必须做的项目,通过对接发展战略,确定相关项目建设的优先序。到2018年,仅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领域的建设项目和工程已经超过了3000个,包括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等铁路项目,比雷埃夫斯港、瓜达尔港、吉布提新港等港口项目,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中俄、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等重大项目。

另外一项决定“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重要环节就是融资。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的金融机构完成的。一般情况下,中国金融机构给“一带一路”大型建设项目所提供的融资都会占到项目融资总额的70%以上,有些重大建设项目85%的融资都是由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共建“一带一路”的8年时间里,中国的金融机构为相关项目建设提供了累计近万亿美元的融资安排,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都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融资支持。中国专门成立的“一带一路”专项投资基金——丝路基金以及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等也都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了融资支持,为保障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共享成果,“一带一路”建设早期收获丰硕

经过8年的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收获了丰硕的早期成果。

首先,最重要的建设成果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体系已基本构建起来,特别是其中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比较完善,形成了“海陆空天电网”立体结构,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撑,对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发展、欧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等都已并将进一步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框架下,一大批建设项目得以实施并快速推进,直接促进了中国对相关国家投资的快速增长。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情况看,2013年为1078亿美元,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达到1231亿美元、1457亿美元和1962亿美元,其中201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当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但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有所回落。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情况看,除了2016年、2017年和2019年稍有小幅回落外,其他年份都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2013年只有大约100亿美元,2014年增长到125亿美元,2015年继续增长到148亿美元,2018年为156亿美元,2020年达178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来,2013-2020年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已达1351亿美元。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交通互联互通的改善,低收入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7.6%

第三,直接受益于许多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顺利建成,一些国家的总体运输成本得以降低,贸易潜力得以更好发挥,促进了相关国家的贸易发展,特别是促进了一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蒙内铁路建成并成功运营后,肯尼亚的货物运输成本大幅降低,快速促进了其国内贸易的发展;亚吉铁路建成运营后,埃塞俄比亚的货运成本也大幅降低并直接打通了其通过吉布提出口国际市场的货物运输大通道,促进了其国际贸易发展。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其运输成本相对较低(与空远相比)和运输时间相对较少(与海运相比)的比较优势,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欧洲的22个国家、160多个城市因此实现了货物贸易的互联互通,中国和这些国家都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共建“一带一路”8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占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共建初期的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占当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6%2017年提升到26.5%2018年继续提升到27.4%2019年进一步达到了近30%的水平,2020年也保持在29%以上。特别是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农畜产品出口增长很快,增长幅度也很大。世界银行认为,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贸易将增长2.8%9.7%之间,带动整个世界贸易增长1.7%6.2%

第四,共建“一带一路”直接有利于促进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从关联性来看,共建“一带一路”的许多方面都是有利于直接消减贫困的。譬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得以改善的话,许多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就可以更低的成本将他们的产品卖到区域性市场甚至国际市场上,相应地获取更多的受益。另外“一带一路”投资和建设项目直接增加了对穷人的就业需求,就业机会增多,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进而消减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专题研究结果,仅“一带一路”交通建设项目就有助于760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和使3200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中国政府把支持和帮助共建国家消减贫困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内容来实施,已经在老挝、柬埔寨、缅甸的试点村庄探索基于中国经验(精准扶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和技术援助等)的扶贫试验,取得了很好效果。如果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减贫效应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延伸和拓展,有利于支持相关国家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减贫目标。

第五,全球治理体系的某些方面已经逐步得以改进和完善。由于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很多,仅仅依靠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完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多国家的积极参与、更多国际合作平台的建设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更好解决。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共同创建亚投行以及中国独立设立丝路基金,有利于增加对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所需的资金供给,是对当前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等方式取得扶贫攻坚战胜利的中国减贫方案和经验,对补充和完善当前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强力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总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为改进和完善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很多增量性的贡献,直接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共建“一带一路”前景乐观可期

正因为共建“一带一路”8年来取得了很多早期成果,给相关国家及其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受到普遍欢迎。但同时也受到了有的国家和有些人的指责和非议,甚至受到了一些人为的污蔑和抹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经过8年共建实践,应该说我们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答案,那就是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且其发展前景更加乐观可期,因为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到机制、途径、方向等,既反映出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契合了人类进步的客观规律。

从基本目的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希望增加一些民生建设项目,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改善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类福祉,为人民谋幸福。这既包括进一步促进自身发展的一面,也包括了造福世界的一面。

从内在机制来看,在中国日益深度融入世界的情况下,中国的新发展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新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专门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简称“三个推动”)放在一起,作为第六个“必须”继续加强的重要内容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不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问题,也论述了“三个推动”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新发展与世界新机遇之间十分紧密的客观联系。只要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就会不断地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带来新红利,从而推动世界更好向前发展;相应地,只要世界变得更好,中国也会发展得更好。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其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从实施途径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核心就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和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这样的一套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思路与方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契合国际合作原则、反映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利于取得良好的发展效果。

从发展方向来看,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平台,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变成现实,也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效应。这一构想和行动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代表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正确力量。尽管共建“一带一路”受到一些阻力和波折,但其发展前景最终是光明灿烂的,充满希望的。

(编辑  杨利红)



* 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开发和设计、控制销售渠道,具体的制造、加工任务交给别的企业去做,将生产各个阶段的多个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地区进行,以实现对生产资源最充分的利用,形成全球产业链。在这个全球产业链中,跨国企业特别强调建立一套管理系统,各种生产节点(包括各种制造、库存、分拨)必须高度连结,以减少因库存与运输所衍生的成本。组织各种运输工具,形成跨国物流体系,构建 “即时生产”(Just in Time,简称JIT)制度,尽可能地降低产品、零部件的库存存量,降低营运成本。

2020年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了全球化的“即时生产”式供应链的脆弱性。根据凯捷(Capgemini)顾问管理公司20201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在纳入调查的全球1000家企业中,80%的企业报告疫情对他们的供应链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企业努力应对供应链中断,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使运营恢复到稳定状态。凯捷的研究发现,这场新冠疫情迫使企业优先考虑供应链弹性,有66%的受访企业表示将调整供应链,以应对未来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20209月到202011月,高德纳(Gartner)公司对1300多名全球供应链专业人士进行调查,60%的受访者承认,他们的供应链不是为韧性而设计的,而是为成本效率设计的。目前产业界面临的挑战将是为供应链创造一种运营模式,在供应链安全性、成本效率和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调查发现,87%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加强投资提高供应链的韧性,89%的受访者希望投资增强供应链的灵敏性。根据高德纳公司的定义,所谓“韧性”是指通过修改供应链战略、产品和技术来适应结构变化的能力,而“灵敏性”是在不牺牲成本或质量的情况下,快速可靠地感知和响应需求或供应中的意外变化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有三个明显的趋势:

第一是“近岸化”。一些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关键行业,包括重要原材料、高科技中间品和零配件,尤其是医疗卫生产业的制造能力有回归趋向。通过将生产基地转移到靠近终端消费者的地方,以促进供应链的本地化。当然,供应链本地化并非一定是制造业回归本国,而是减少实时生产制下的全球分包生产模式,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生产,生产能力和配置上更加靠近本国市场,深化所属区域周边建立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条。

第二是“分散化”。新冠疫情使许多国家和企业意识到,把产业链集中在一个国家有很大风险,突发事件容易影响产业的正常生产。未来产业链将趋于分散布局在不同的国家。供应商趋向多元化,同样的零部件在多国生产,小国将参与到大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谋求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第三是“数字化”。许多企业的供应链仍然依赖传统的流程。当前,数字化技术为建立互联的数字供应网络提供了机会,可以更有效地预测和应对未来潜在的供应链冲击。数字化技术可以加强供应链的透明度,通过对端到端的实时可见性和监控,以及执行场景规划和模拟,可以创造出智能灵活的供应链,能够快速转变生产战略,更有效地利用供应链。

无论是“近岸化”还是“分散化”都不必然意味着去中国化。“近岸”的实质是要将产能设置在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而中国的庞大市场意味着跨国企业不可能“回流”本国,而是要继续留守。所谓“分散化”,也不仅仅是向本国或本国周边转移产能,而是将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产能向中国周边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因此,持续的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产业链部分重组,形成“中国+X”的近岸化、分散化的新型产业链。这样的“中国+X”产业链,兼顾了原有的低成本生产原则,又揉入了多元化分布思路,全球化的大产业链套区域化的小产业链,形成了更加敏捷、灵活、安全、有复原力的产业链。在这个新的产业链格局中,中国依然可以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国际产业链重构对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影响重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经济形成体系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70多年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超970倍,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 虽然各个产业整体上国产化率不断提高,但在一些核心基础元器件、零部件方面依赖进口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以芯片为例,2019年全球芯片产业营收4123亿美元,美国公司占47%,我国内地公司只占5%。从芯片产业的基础软件和底层架构,到光刻胶及配套试剂等芯片材料,再到高端显示芯片、大容量内存芯片、基础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产品,以及集成电路专用装备和高精度加工设备,我国仍基本依赖进口。[2]

多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一般都是按照“N-2”的原则审批,比最先进的技术晚两代。受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进口供应链面临更大的瓶颈。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已经有超过200家中国企业及关联公司被列入受制裁的“实体清单”,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中芯国际、大疆、中国船舶集团、中海油等。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四种关键产品(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矿产和药品)的供应链进行审查,要求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美国的供应链免受中国的侵害”。另外,美国也在打压从中国进口的产品。2021624日,美国商务部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禁止从合盛硅业公司、大全新能源公司旗下的新疆大全新能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公司、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口光伏产品。这些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口、再出口和转让技术将需要获得额外的许可。

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重大,特别是中国制造业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增强产业链的韧性,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应对未来的挑战。

正确把握“双循环”战略

20215月,中央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双循环”并不是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影响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为中美摩擦、对我国企业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能向我国转移,我国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被进一步强化,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4%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这种外循环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遇到了新的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后,国际市场增长开始放缓,加上与一些国家发生的贸易摩擦,导致外需下跌,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冲击。同时,我国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水平都出现拐点,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面临产业升级转移的压力。

前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的趋势。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31.9%,较2012年回落了13.5个百分点。2013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5%,较20082012年上升了6.4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4%,回落了17.6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仅为0.1%[3] 在全球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国内循环为主就是要全方位拉动内需,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加速我国经济从外循环驱动向内循环驱动的转变过程。

然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际循环是国内循环的有机延伸,扩大开放,拓展海外市场,继续依托“一带一路”,加快西部陆海通新通道以及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把对外开放的领域从传统的制造业延伸到高科技领域、数字化技术应用和服务业,使对外开放呈现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特征。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意味着“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沿海开放为主扩展到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市场协调发展。例如,国内循环中蓬勃发展的物联网、5G、人工智能、“北斗”系统、高铁、智慧家电、无人机、可再生能源等高技术、高质量产品开拓新市场,促进内外市场对接和供应链的融合,以中国市场的发展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

增强产业链韧性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美欧国家在产业链高端的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低端替代的双重挑战,疫情冲击也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风险隐患,需要增强产业链的韧性。

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具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锻造长板”;二是“补齐短板”。

促进产业链锻造长板,就是要巩固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形成难以替代的产业链独有优势。

“十四五”规划首次就产业链供应链优化进行布局,强调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在内循环的大背景下,特别要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用好我国发展战略纵深,促进产业在东西部之间的有序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产业链长板需要政府的支持,创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丰富和扩大国内应用场景,并在国际竞争中进一步争取战略主动。锻造产业链长板不能仅靠大型企业,还需要深化上下游企业、国企与民营、外资企业的合作。既有产业链的“链主”龙头企业,也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做“工匠”,在产业链各个节点的重要产品生产和供应渠道都有替代来源,形成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和必要的产业“备份”。在内循环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相对于锻造长板,更严峻的挑战是补齐短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包括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设备、操作软件。[4] 《科技日报》曾推出系列文章报道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涉及制造芯片的光刻机、高速芯片、航空发动机短舱、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舰船和发电用重型燃气轮机、激光雷达、航空钢材、超硬合金铣刀、高端轴承钢、高压柱塞泵、燃料电池关键材料、高强度不锈钢等。

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依旧明显,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例已接近80%,但主要用于应用技术研发。过去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1%,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而美国、日本、欧盟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约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20%[5] 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不高,导致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动力不足、进展缓慢、效果欠佳。

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这些关键的技术领域已经不能再靠“市场换技术”、投资并购国外企业的方法来修补我国制造业的短板,也难以长期依靠类似“千人计划”的人才引进捷径。补短板无法急功近利,需要以举国之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加大基础研发支出,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让技术人才可以长时间沉下心来做“0-1”的基本原理创新、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1-100”的拓展。

2016-2020年,我国通过论证和启动建设16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涉及基础材料、核心器件、关键工艺、重大装备和软件等领域(其中核心器件领域共有6家);同时全国已有19个省区市认定132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6] 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力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但是,金融业受到既有业务准则和风险管控的要求,偏向于支持大企业以及成熟技术的应用,对于高端技术研发、新技术的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依然严重不足。

无论是“锻造长板”,还是“补齐短板”,产业链必须是低碳和绿色的,才能真正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2020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中国碳排放总量于2030年前达峰,继而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家层面,要通过细化分解“3060”减排目标,制定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和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引领绿色低碳领域的原始创新。需要产业链各个环节、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建立本企业的减排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打造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前沿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建立绿色园区,积极推进制造业领域的“碳中和”。

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转移

全球产业转移是原有产业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将其中低端产业向存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经济体转移的过程。二战后全球已经经历了三轮产业转移: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中低端产业向德国及日本等国转移;70-80年代,日德中低端产业向“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转移;9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中低端产业向中国内地转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国的产业链已经开始了升级转移的进程。例如,纺织服装产业链偏上游的纺织纤维、生丝、织物等产品在全球的出口占比显著上升,而偏下游的如纺织制品、男装、女装、童装、鞋类等出口份额大幅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在保留偏上游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已经将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行业产能向外转移。同样,家居用品产业链中有机化合物等化学原料出口份额上升,而化工类家居制品如箱包、家具、塑料制品、玩具等出口份额下降,也印证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产能的向外转移。相反,在电子产业链中,我国下游电子终端产品(如手机、通信设备、显示屏等)出口上升明显,而电子元器件如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等出口份额则有所下降。这表明在电子制造产业链中,我国仍然以附加值偏低的偏下游组装制造环节为主,在核心技术如芯片制造等领域仍存在继续升级的空间。

中国在继续承接高端产业投资的同时,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有可能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继续由中国转向其他国家。但是,在部分代工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同时,上下游环节和配套产业仍然保留在国内。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转移将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国家,包括边境地区的工业园区,利用周边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在地理上延伸我国的产业链,保持“以我为主”的供应链生产网络和产业链组织体系,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巩固和完善,绝大多数产品已实现了零关税,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产能转移的首选,并辐射南亚地区,未来可能形成以中国为核心、覆盖东南亚、南亚的大区域性制造业生产体系。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对国际、国内分析,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中国产业升级转移状况得出以下四点主要结论:

首先,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特点。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不是短期和局部的,需要做好更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成本与效益仍是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导因素,但安全因素也成为产业链布局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呈现“全球在地化”的特点:产业链重心靠近本国和本地区最大的市场,靠近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地方,靠近创新能力最强、人力资本最充裕的地方;靠近政治环境稳定、政府执行力强的地方。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多元化发展有所加速。20201115日,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十国正式签署历经8年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最大自贸区宣告诞生,15个成员国承诺相互实施关税减让、开放市场准入、取消贸易壁垒、简化海关通关程序等,释放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强烈信号,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

其次,中国将成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重要目的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和多元化的基本内涵是推动“中国+X”,把中国视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为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发挥“锚定”作用。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规模,即便跨国公司出于多元化考虑,也需要借助中国的产业链布局全球业务,不会从中国大规模外移既有的制造业投资。过去外商投资企业从主要在中国组装生产到向外销售,可能会转向在中国生产并直接向中国销售。贴近中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将成为外国企业的首选。

第三,中国将布局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推动产业升级。我国制造业基础扎实雄厚,产业链完整,制造业生产效率显著高于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疫情首先得到控制,并为其他国家提供疫情防控物资,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在双循环的大战略下,我国将继续加大“引进来”、“走出去”的步伐,扩大对外行业准入,吸引国际优质企业进入国内市场,通过扩大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在力争尽快解决“卡脖子”的重大技术难题的同时,持续推动中低端产业的有序转移。中国大陆作为产业转出方,人口和经济体量远大于产业承接国,承接国建立较全面产业链的难度更大,因此中国不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和去工业化。

第四,我国需要在新形势下慎重布局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和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在疫情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形势下,一些“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能会被边缘化。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制造业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低,而且还有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在非洲的制造业投资往往采用建设工业园区的方式,力图复制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当前以中国民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非洲工业园,在建设和发展中面临着产业链不完整、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狭窄、抵御风险能力差等诸多困难和挑战。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非洲地区降幅为18%,大大高于亚洲地区4%的降幅。特别是新建项目投资额,非洲地区的下降幅度达到63%[7]。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转移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投资需要重新思考和布局。

根据以上分析,面对全球产业链发展的新趋向和重构过程,针对我国产业的升级和转移提出以下四点具体建议:

第一,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针对国际政治事件、恐怖袭击、网络劫持、自然灾害及时发出不同级别的风险预警。在国际层面通过WTO等国际机构推动建立规则体系、协调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在国内层面由行业协会建立本行业产业链安全风险的防控机制、应急机制,全天候地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保护我国企业海外经营和资产安全,也成为全球产业链稳定的压舱石。

第二,大力推动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合作,助力实体经济的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也为互联网科技企业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以数字化技术解决传统制造业的痛点,借助互联网的数字连接能力打破时空的局限,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更广泛的国内外用户以实现规模增长;以数字化技术促进传统企业优化其生产运营的各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服务和产品的质量。同时,数字化技术结合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的应用,还将助力高能耗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为国家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贡献力量。

第三,建议国家以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为抓手支持产业升级。高端制造业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特点是贷款需求量大、用款周期长,而且风险也较大,而以抵押担保为核心的传统信贷模式对核心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需要金融机构创新中长期信贷产品和抵押担保新模式,发挥风险投资、创投基金、产业基金等早期新技术的市场化融资问题;发挥科创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的机制,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融资需求,把金融机构的高端制造业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作为绩效评估指标,切实增加支持高端制造业的中长期优惠贷款的投放。

第四,针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被边缘化的风险,建议与国际发展合作署合作,协调国企、民企和金融机构,选择政局稳定、有一定工业基础条件的非洲国家,规划建设区域性的大工业园区,发挥对非投资积聚化效应,做好产业链配套,辐射周边的中小国家。建设地区性的大工业园区需要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三方合作,包括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以及与非洲有历史渊源的欧洲国家的投资者,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投资收益。在近期内,为了满足非洲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的需求,可考虑优先发展医药产业的园区,开发“即插即用”式的生产平台,通过预制模块化生产设备生产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

(编辑 季节)



* 于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

[1] 工信部,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20/c_1125020250.htm

[2] 国资委规划发展局,邢相烨,“协同合作化解芯片断供风险”,《国资报告》杂志,20207月第67期。

[3] 中国银行研究院,宏观观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路径及政策建议 https://pic.bankofchina.com/bocappd/rareport/202009/P020200907668171627538.pdf

[4]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

[5] 《第一财经日报》,2020725日。

[6] 前瞻产业研究院,《2021-2026年智能制造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20206月。

[7]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Investment Trend Monitor, 20211月。

特别关注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 这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2] 研究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理解党的性质和功能。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使命性政党,其历史使命涉及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等多重维度。由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可以进一步界定党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党所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机制,既与市场有别、又与市场嵌合,两者的有机结合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

研究中国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为此,笔者曾将工业革命以降的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三个类型。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重农学派和斯密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这种市场经济类型在经济学上的反映。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2.0。凯恩斯的理论是其在经济学上的反映。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表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称之为市场经济3.0理论。[3]

市场经济1.0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和政治(抑或市场和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作截然两分的两种制度;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私人企业这一维,国家作为“守夜人”处于市场经济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属于市场经济1.0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延续了市场经济1.0理论的核心思想。此外,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通过其中性国家假说,将国家的经济职能局限于降低交易费用、监督合同的实施等,实质上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如出一辙。

市场经济2.0理论。其代表为凯恩斯、李斯特,以及以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当代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这一类理论认为,在一个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国家必须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不能完全交托给私人;在后发经济中,如果不能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将面临企业家职能稀缺、战略性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知识生产不足等瓶颈。所以国家必须担负生产关系的职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介入并调节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此类理论中,市场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被视作相互嵌入和彼此包容的。[4]

市场经济3.0理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形成市场经济理论3.0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3.0理论与2.0理论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在分析国家的经济作用时,市场经济3.0理论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宽广。以宏观政策而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外,还将产业、区域、环保等结构性政策作为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破除了传统理论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之间设置的形而上学界限,形成了着眼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它超越了纯粹的市场逻辑,同时又可与市场经济在整体上相嵌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周期性危机方面的核心制度安排。[5] 其二,市场经济3.0理论重视党对经济工作、尤其是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作用,将这种领导作用视作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密码”。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才有可能摆脱在其他国家常见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限制,以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此外,市场经济3.0理论还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看作“三维市场经济”,其中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竞争性地方政府、以及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都是这一市场经济的内生主体。[6]

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更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认识。[7]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上层建筑或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8]

党的领导与国家经济治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性政党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变革,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作用,一个前提是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性政党来看待,[9] 而非西方式的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政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他写道:“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0]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1]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2]。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要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这一历史功能的使命性政党。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党的使命体现出:其一,推动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其二,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引领中国并联合世界最终趋向天下大同,即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使命性进一步派生出党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功能及其领导作用,这些作用包括:第一,党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这一领导作用通过党对国家机器的领导来实现。一方面表现为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体现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这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关键所系。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性质和方向。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是一种与市场机制不同、又与市场机制相嵌合的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担负着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任务。党领导的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意志,从而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优势。党还负有在全社会贯彻公平正义的职责,为此需要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

第三,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引领市场发展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发挥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会暴露出各种矛盾,如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劳动力、土地等波兰尼所谓“虚构商品”的过度商品化,生态环境恶化,金融资产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战略性通用性技术的供给不足等等,为此需要国家以各种形式介入或干预,更好地发挥有为国家的作用。[13]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国家经济治理大致形成了以下各方面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

提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和执行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

制定和实施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翻两番”战略到今天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在评价国家中长期规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时,习近平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4]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15] 根据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16] 2021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这为中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确立了总体目标和行动指南。

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导向,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依托,以产业、就业、投资、消费、外贸、环保、区域等政策为抓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在促进增长、扩大就业、稳定价格、改善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通过开展宏观战略管理,克服了传统需求管理在时间视野上失之狭窄的弊端;其二,破除了传统宏观理论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设置的形而上学界限。习近平提出:“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17] 这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实践的新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要依靠产业政策助力经济发展。中国的产业政策的显著特点在于,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从而有助于规避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弊端,相对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创新是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设具有举国体制特点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经济治理的另一任务。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8] 国家可以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者和新兴市场的创造者发挥作用,突破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瓶颈

构筑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竞争性合作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做大做强公有经济,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的目标,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并在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性合作中引领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公有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满足社会共同利益。必须加强党对公有经济和公有企业的领导,使后者不至沦为追求小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习近平指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19]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利用公有经济和公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企业间网络、产业前后项联系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在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间构筑良性的竞争性合作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按要素分配广泛存在的前提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中加大调控力度,为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绩。

需要指出,按劳分配决不只是局限于公有经济的分配制度,而且是分配性正义的原则;将按劳分配仅仅作为一种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来看待,是片面的。非公有制经济也有贯彻分配性正义的必要性。按劳分配作为正义原则在何种程度上能得到普遍贯彻,是与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合法性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如果将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无条件地相提并论,事实上等于将一种分配性正义和现实中的产权制度相并列,这在学理上是难以圆融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是这样表述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这也意味着,将按劳分配作为更高层次的“原则”——即作为一种正义原则来看待,在理论上更为成熟,同时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推动对分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一直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先后经历了财政包干和分税制这两个阶段,其结果是通过财政和行政分权,一方面在纵向重塑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将县以上地方政府塑造为具体特殊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竞争性地方政府体制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有别于传统发展型国家的特色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地方竞争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主要表现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度膨胀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目前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中国的央地经济关系有待进一步重塑,一方面应结束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现有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局面,开辟地方政府的新财政来源;另一方面要保持地方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使之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国家经济治理还涉及协调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行保护劳动力再生产(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其他方面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也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共性,具有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普遍意义。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

(编辑  季节)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研究(19ZDA056)的成果。

* 孟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这里采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概念,有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笔者认为,后一概念主要是在经济运行的意义上使用的,侧重的是市场和国家的关系,而前一概念强调的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125页。

[3] 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4]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T. Negri)细致地研究了凯恩斯的经济学从图景到具体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将凯恩斯主义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形成在“资本的科学”中的反映,这一再形成一方面使国家成为一种经济结构,成为生产性主体,另一方面也改变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基础。他的研究精彩地诠释了市场经济2.0理论的最初形成过程。见Hardt, M., and T.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Ch.2.

[5] 参见史正富:“治理周期性危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挑战——论相对生产过剩和宏观战略管理”,《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

[6] 史正富提出了三维市场经济的概念,见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7] 孟捷:《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参见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8]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出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2

[9] 笔者在下文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党作为使命性政党的含义,孟捷:“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东方学刊》2020年第1期。

[10]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

[11]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12] 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页。

[13] 本文刻意采用了国家而不是政府的概念,这是因为,第一,在政治学里,政府只是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能代替整个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第二,尽管在中国的语境中,政府有所谓“大政府”的意味,即在行政部门外,还可涵摄立法、司法部门,但毕竟不能将党也包含进来。中国的国家形态具有特殊性,党对整个国家机器有领导作用,即形成了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

[14] 习近平:《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824日。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

[1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

[17] 习近平还提出:“我们讲的供给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31页。

[18]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对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19]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8页。

[2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做出了明显调整,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写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五年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先后写入《党章》和《宪法》,从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直接渊源则是2010年和2011年,中国分别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关于促进中欧合作的相关论述中,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明确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

与西方盛行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念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外战略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核心价值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美好愿景的传扬开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众多共同挑战与机遇,存在大量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需求,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政治的上层建筑亟待变革,体现了对冷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把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崭新的、进步的国际观。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考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并不能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客观情况。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和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方式的重大调整。阶级斗争学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第三产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引领的新工业革命所带动的人类社会一系列经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并不能简化为阶级斗争。当今时代仍然处于以国家作为最高层级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没有消亡,但它的表现形式已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地位,开启本国经济发展道路之后,它们面临的主要课题是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威胁和新挑战。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互相交织重叠的各种身份认同差异、社会群体矛盾,代替了壁垒分明的两大社会阶级和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对抗,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突出特征。

第二,不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看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大阵营、两类国家之间的较量,是20世纪中后时期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新中国建立之初确立“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就是立足于两大阵营、两种制度之间较量现实处境的选择。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淡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社会发展道路,现实中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社会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社会制度意义上有重大区别,但在当今世界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必、也不应受国内不同社会制度选择的影响。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矛盾突出,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合作加以解决,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不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致力于以双边或多边机制就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达成适当的解决方案。

第三,不以民主和专制的两分看世界。民主和专制两分法是对现实中多样化的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式解读,这种分类本身就是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斗争的自然延续。现实中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更不存在千篇一律的专制类型,不能把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于人类共同命运、人类共同未来,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差别的新理念。中国对外关系长期倡导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都以互不干涉内政或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鲜明主张,相对于西方国家以民主和专制划线,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是更加节制、妥当的。

第四,不以“三个世界”划分及反对霸权国家的观念看世界。中国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以“三个世界”划分和反对霸权国家(当时主要指苏联)为鲜明特点,归根结底,这是国际统一战线思路下区分敌友的一种国际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形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后,中国强调在世界上广交朋友,不树敌、不结盟、不站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话语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相连,主要在对外行事作风的意义上来加以否定,并不明确地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中国与世界上不同文明类型、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广结善缘,不搬弄是非,坚持原则底线,树立正确义利观,对国际问题的立场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评判,对事不对人,讲理又帮亲。

第五,不以贫困的南方与富裕的北方相对抗的观念看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积极支持者,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尤其是2001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成型,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随着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国际多边机制的建设和改革受到广泛重视。中国广泛参与了各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呼吁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等多边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协调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探索经济增长新动能、积极促进缩小贫富差距南北差距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发展中新兴经济体、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已经形成了全新的认识,高度重视互利共赢,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第六,不局限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看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关系早已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正式交往,而呈现出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多边国际机构、政党与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等多种主体协同参与的新面貌。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不可能仅靠各国政府间的合作加以解决。在复合相互依赖日趋深化的今天,尤其是随着交通、通讯手段和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全世界各种治理难题成为各国人民都需要关注,且能够以多种渠道深度参与的公共事务。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政府层面,更需要培育民间社会力量的沟通平台。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积极促使各国社会层面的多领域交流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与亲近感,把政府之间的事变成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各国政府之间的切实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观的进步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以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回归传统中国“天下一家”的观念,推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既返本开新,也别开生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大核心特征看到新的国际观:

第一,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应当彼此开放和包容。不只是在求同存异的低度共识上维护世界和平,更需要开展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人民之间全面广泛、便捷频繁、相互尊重、协同互助的多层次沟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第二,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应当是伙伴关系而非军事同盟关系,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结伴不结盟,扩大朋友圈。“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体现为坚持各国主权平等,更应当体现为各国人民在全球公共事务上广泛的参与、充分的协商。

第三,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就应当通过合作来取得共赢、包容的发展,放弃你多我少、或予或取的零和思维。国际关系体现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这是制造业时代及其之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在新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呈现出全新样态,用“资源稀缺”的观念来指导国家行为,只能加剧国际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期待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只有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使和平与发展事业可持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相辅相成,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奋斗目标。

新国际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及国际秩序变革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迄今为止主导国际秩序的西方世界而言,意味着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竞争: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以及文明层面的竞争。

首先,就综合国力层面的竞争而言,这是历史上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常态。不结盟、不称霸,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鲜明旗帜;客观上讲,强邻环伺,纷扰未息,尽管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但依然是世界各大国之中最为复杂的。在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坐二望一”之际,在美国已经明确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国崛起”是否只能被迫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为目标?“中国崛起”是否仅仅满足于回归西方历史经验中所熟悉的“多极均势”?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呼应,中国明确提出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但如何解决客观的综合国力竞争引发的矛盾、猜疑乃至冲突,显然并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其次,新国际观试图跳出以往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以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现实共同问题为目标,既争取对外关系的道义制高点,又避免重蹈苏联内外交困的覆辙。但是,在冷战后,美欧致力于推动非西方世界“民主化”的大趋势下,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客观上是无法回避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从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美国与欧盟一些成员国普遍陷入以贫富差距拉大、族群冲突加剧、民粹主义盛行为突出特征的“治理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欧美发达国家令人“大跌眼镜”的应对举措,则再一次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不遗余力举国动员的积极抗疫表现形成鲜明反差。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世界把“中国崛起”进程塞进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较量的战略框架中加以解读就很难避免了。在目前西方世界明显掌握话语霸权与传播优势的局面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舆论导向和对外传播上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然,更需要明确地在概括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是什么,解读中国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到底有哪些实质内容与实现手段,从而形成既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叙事,也区别于以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叙事的国际新秩序主张。

就文明层面的竞争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世界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之后,在对外传播话语上仍借重西方主流表述和传统文化言辞,在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背景下,难免显得“格格不入”“言不尽意”。究其缘由,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对外传播话语之间尚有较大距离,“干得好、讲不清”的矛盾仍然突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叙事下的国际观和中国“文明–国家”脉络下的国际观原本难以融合,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的许多价值、规范层面的表述,反而是西方世界及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国家难以理解和认可的。

在文明层面的冲突与竞争中,中国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在于:第一,中文是象形表意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差别巨大,难学难懂。而在当今世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相形之下,中文明显处于语言劣势。语言文字背后,不同文明在思维方式上更是大相径庭。第二,中华文明高度世俗化,对宗教信仰问题缺乏足够重视。但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地区,宗教都是其社会生活、价值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跨文明体系的涵化过程较之文明体系内部的濡化过程更为困难。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同社会生活方式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影响。尤其21世纪以来,不同文明、不同社会之间在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显然并未走向“拉平”与“融合”,相反越来越重视相互之间的差异。随着频繁的跨国人员流动,一国之内不同文化族群的身份认同不但没有被弥合,反而进一步在对比中得到了强化。就此而言,诸多层次、诸多类型的共同体意识,既随着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而变得更真切,又随着不同群体文化上的差异更加错综复杂。

一个国家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如何看待国际秩序,如何明确自身在世界上的定位,如何与他国相处,这是“国际观”的基本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瞻远瞩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和人类命题,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文化思想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

(编辑  尚鸣)



* 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1]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2017年版,第522页。


20159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7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会讲话时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这就是说,当代人类共同价值观顺应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它不仅是人类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更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基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须积极对外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观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平等,坚守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各国有大小强弱之分,无高低贵贱之别,在国格上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参与解决,不能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欺贫。要充分尊重各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各国要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坚决反对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建立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当前,很多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移民、传染性疾病等早已跨越了民族国家边界,需要各国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携手应对。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坚决反对少数大国把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行径,要在全球层面倡导建立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所有国家独立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秉持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尤其要注重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坚决反对将一国的发展繁荣建立在其他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要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愈发凸显,解决这一问题更需要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共享经验,着力打造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规范格局。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对抗思维。要充分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的核心作用,建立公正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采用和平方式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特点。在不同文明间广泛开展对话和交流,消除意识形态偏见与隔阂,促进各种文明和谐共存、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积极对外传播人类共同价值观。国际话语权不仅指一个国家对外表达自身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和意见的权利,而且指一国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上产生的权力。近代以来,欧美等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完成了工业革命,由此确立了其在制度领域的主导话语权。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在实践过程中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机制和规范来处理国际事务,管控国家间分歧,由此奠定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话语权。随着现代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又在国际学术、国际传媒等领域确立了绝对优势地位,进而全方位垄断了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尤其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以便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意见能够在国际上被感知到,促使各项国际决策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并使人类共同价值观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

中美两国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有重大不同

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对于人类共同价值有着不同的认知。在美国看来,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符合美国的价值取向,这种认识与美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都集中在美国。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同时,在美国的倡议和推动下还创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与制度安排,美国霸权逐渐确立。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一度进入“单极时刻”。进入21世纪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相继崛起,美国霸权陷入了相对衰退之中。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其必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极力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这是霸权国家的本性和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也是美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不会因总统的更换而改变,变化的只是美国政府所采用的手段。

当前,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一直以来,美国都是根据他国实力变化来判断自身所面临的威胁。美国政府过去对华采取接触政策是想演变中国,在经济上使中国成为美国廉价商品和资金的供应国。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美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构成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和威胁,美国要维持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必须全力阻止中国的发展,要结成国际联盟来压缩中国的行动空间。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政策一脉相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格,在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上存在着重大不同。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外来侵略,对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理解,对于其他遭受侵略与压迫的国家也能感同身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注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注重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来践行人类共同价值观,不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而作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则长期坚持霸权主义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美国注重在世界上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规范和制度;而当其于己不利时,便不惜摒弃甚至践踏规则。美国不断对外输出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企图使其他国家按照其自身的要求来行事。对于不服从的国家,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使其屈服。在美国看来,人类共同价值观首先要符合美国的狭隘利益和价值观,只有如此才能被接受,进而才能在国际上予以推广。

中美两国在理解人类共同价值观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实践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类共同价值观并不是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而是建立在全人类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基础上的价值观,需要各国根据自身实际来践行和落实。在全球化时代,推进落实人类共同价值观,需要充分考虑全人类共同利益与个别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更需要站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制高点,联合友好国家反制美国及其盟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坚决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编辑  季节)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国际关系民主化研究》(11@ZH015)阶段性成果。

* 程恩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席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李静,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如何认识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

在全球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革命中从大数据到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以及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人机互联等,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化产业升级、智慧制造、智慧城市、科技金融、数字化财税管理政府管理、政府治理等等,也都成为各个领域里的重大概念,甚至是核心概念。数字化的生存与发展,正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体现。

    在数字化时代回顾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它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很多前人对于创新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毁灭,企业家们推崇颠覆性创新,都是从一个认识视角上、关于一个核心概念不同侧面的表述。

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生产力和它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都是发生在供给侧,供给侧是由各种要素结合组成的供给体系,由于供给侧创新而形成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成为划分经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供给对于人类需求的满足,是一个所谓阶跃量化”的上升曲线。到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由于科技的创新、生产力的变革,要实施上台阶式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信息革命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的体现。

在新经济创新中保障有效制度供给

    在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央所强调的第一动力是创新,而新经济则在创新中具有代表性,我们在注重技术上拥有追赶者后发优势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在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中可能出现的制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实际生活中科技视角上的“后发优势”在中国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我们一系列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就是在追赶过程中借助了科技意义上的很多后发优势,迅速缩小与引领新经济潮流的硅谷的差距。但我们在“后发劣势”方面也要有足够的警惕,所谓在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中还存在种种的未定之数。在改革攻坚中,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在攻坚克难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唯改革创新者胜

在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不仅有科技,还有有效制度供给去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中国这方面要起到引领和某种意义上的决策作用。

    我们特别推崇的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在发展新经济、创造新动能过程中要守正出奇。中央文件说的“守正创新”,首先是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之正,就是要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而它的创新还要有市场决定论加上政府作用,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而政府和其他多元主体合在一起的创新,就是在中国特色之下支撑我们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的力量。

    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要深刻领会:从三步走”到现在“新的两步走”,地方政府在各种表述中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等等,都是追求贯彻超常规发展战略。中国以常规发展,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在新技术、新经济大潮中,必须抓住机遇追求超常规的发展。

那么,在追赶过程中,在亮点纷呈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一些民营企业在烧钱过程中脱颖而出,以他们为主形成一些在数字化平台方面居于领军地位的头部企业现在正面临新的问题:怎样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中贯彻好管理部门所强调的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形成了新的考验。在坚持创新发展大方向的同时必须处理好规范升级发展的问题。

反垄断,在学理上不能把它理想完全竞争”,现实社会中不仅中国不可能完全竞争,美国也不可能完全竞争,这种数字化平台寡头垄断的直观表现在中国在美国都是高度一致的——流量为王,形成头部企业以后就那么几家。怎么让这直观的寡头垄断兴利而除弊,其实是中美发展市场经济中共同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这些头部企业在具有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一系列的社会价值,比如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出小贷、普惠金融,发展出全国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穷乡僻壤都可能由此而让那些劳动者进入创业创新过程。但同时现在又产生了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监管套利等等问题。对这种问题,如果说到“资本”方面我认还是应该给资本正名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本是个中性词,我们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混合所有制这种产权结构的资本,资本本身并不是恶,关键就是资本的无序问题。比如管理部门通过调研,认为二选一”是无序状态,那么就必须校正它。但是一定要坚定不移支持我们这些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相关的一系列的建设事项(包括“中国云城”这样大手笔的建设项目),按照创新发展的大方向继续超常规发展。

    在这个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央特别强调了新基建概念,将历次的文件汇成了一览表,有关部门指导之下至少有七大细分领域的新基建明确具体的建设内容。5G到特高压中国电力能源行业在世界前沿的创新,它要数字,城际高速铁路、城轨构成的轨道交通网交通行业也必须数字化的轨道上更好升级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要形成网状系统覆盖我们所有交通设施网状系统之内,还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现在大家知道5G首先看重的应用场景是工业产业互联网。这些落到实际生活中应当强调有关新基建的基本认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基础设施相关联的新基建概念是在疫情冲击之下我们解决燃眉之急、扩大内需重要举措同时,从长远来看,也是打造新经济形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对接新的两步走的一个作为基本支撑的重要因素。

新基建将紧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它也必然和老基建相得益彰。比如新基建表现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要架桥修路旁边所有相关的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住宅区,乃至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等形成配套,从而形成一新基建和老基建相得益彰、配套共进的综合开发

    新基建大有作为的空间紧密结合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有长足的进步,但总体现在还走在半途,工业化从中期、中后期到后期的转型过程中要把中国从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基本国际地位推升到追赶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城镇化要从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多一点儿加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往上调,我认为实际水平也就在50%左右)来认识。14亿中国人里现在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而未来的几十年内要有几亿人陆续从农村进入城市,要让他们尽快取得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在这个过程中,将不断释放需求,而在双循环中,本土内循环为主体,以及在全球的有效供给回应、双循环相互促进过程中中国的成长性会表现为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轮一轮的中心区扩大和新区开发,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由供需互动的循环加上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完成中国和平崛起。这客观的条件,在全球就是独一无二的,一般的经济体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中国才能称得上以“巨国模型”来考量美欧日都不能按这个模型跟中国一起讨论)。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唯一可以相比的是印度,印度在逐渐接近中国人口规模,但是它跟中国的差距可能不止十年、二十年我们要抓住当下机遇,推进中国新基建的发展就要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必须和制度基建一体化

在新基建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在PPP和连片开发政企合作的创新中,充分发挥出用武之地。对于新基建直接支持的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还要特别注意加以引导,更多发挥正的外部性和辐射作用而地方政府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继续追求超常规的守正出奇,要在辖区供给侧改革中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方案在特色小镇建设连片开发的项目中,进行政企合作。

中国云城的经验启示

浙江在特色小镇建设方面确实有它非常值得肯定之处客观讲,过去政企合作来做连片开发,中西部地方首先加以重视,因为直接的压力中西部的政府财力不够。江浙一带、珠三角一带地方政府财力比较雄厚,一开始并没有太看重这种政企合作,但浙江政府敏锐意识到特色小镇在浙江大有可为,于是这些年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些经验——中国云城是其中之一。

新基建概念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过程中,进一步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和企业创新潜力空间

    当下对一些数字经济公司平台企业的整改安排旨在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创业创新可持续发展纠正偏差。绝不应该理解为否定这些民营企业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今后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包括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概念下的联合发展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大潮中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在创新的道路上追求超常规发挥潜力和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企业潜力活力的发挥,我们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自长城。民营企业新经济平台发展,我们也要有一个全局性的判断,所谓已经半壁江山都不止的民营企业应该也必然积极参与新基建之中。我在浙江一些地方调研的时候,当地领导的切身感受是,全国讲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他们那儿是“五个九”——“99999”,这样一个基本态势,我们如何调动一切潜力打开这个巨大潜力空间确实是必须结合着新经济,结合着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要以实质性改革为统领

云城项目的背景和意义可以总结四句话第一,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云城项目建设的一个基本背景。第二,在国际竞争背景之下,对“第一生产力”高地的攀登,这是中国人必须有志气有能力追赶硅谷打开的数字经济大潮,努力去攀登高地,至少要和走在前列的国家在一个平台上。第三,中国超常规发展战略在地方竞争守正创新中的你追我赶这也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层面怎么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几十年已看得非常清晰,有学者总结为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的这样一种动力驱动,引导好就是创新,结合着指标体系科学化让它持久,能更好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领导讲“不以GDP论英雄”,那么就必须把GDP和其他一些重要指标合在一起引导政绩政绩方面的竞争在中国仍然是地方政府层面不可否定的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动力源。在中国云城的政企合作中间,它又有很好的表现。第四,中央关于地方和基层敢担当办实事有作为”的指导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觉得中央“问题导向”之下非常清晰有所指的,是要克服我们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一些拖累。

中国云城项目有三条重要启示:

第一,创新发展中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华基金和余姚市政府两方“联袂打造,这是一个在否定之否定认识过程中间的螺旋式上升,这种认识可以上升到战略思维层面我们在改革中间曾经经历了要让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划清边界,实际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是把边界划清以后,政府干政府的,企业做企业的。但现在是螺旋式上升政府和企业在积极互动情况下自愿形成契约来做连开发,联袂打造中国云城这种大型项目,非常值得我们在这方面进一步去分析认识。

    第二,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高望远务实出奇云城项目体现为从云产业切入而建设中国云城,在中国已有的云概念之下走在最前沿,以国际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目标应该有这种在创新中既高望远又务实奋斗而追求出奇的雄心壮志,把它落地为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规划,构建智慧城市空间实验室,努力打造区域性云总部基地、长三角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和浙江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

    第三,高科技在产城融合产融结合中的超常规落地发展可以形成一种“取势、明道、精术”一体化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从中国云城看清楚,“取势”是紧随全球新技术革命发展大潮必须占领的高地;“明道”就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决定的科技第一生产力加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要坚定不移在这个创新第一动力和中央所说的“核心”概念上把文章做足。“精术”是说把所有可以想到的这些细节都要追求做到极致。从取势、明道到精术结合为一体,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推崇的解决好结构优化”问题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各个地方辖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都要追求经受考验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形成动态优化

邓小平南巡时说“发展是硬道理”。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大家进一步形成共识提升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硬道理,人民美好生活离不开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以高水平、高质量经济发展为体现的基本路线贯彻中,我们以不懈奋斗来实现战略目标,掌握和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而使中国和平崛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非常精辟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是根本上决定人类进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要追求在中国大地上和全球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解放。当然,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继续奋斗。不奋斗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编辑  季节)



* 贾康,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政治就是这种实践所探索和创造出来的政治文明新形态。它不同于西方以社会精英集团之间围绕着执持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政党政治。它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追求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协同合力为基本取向,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寻找人民参与管理的“全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并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任何以西方政治理论框架去解读新中国人民政治的做法,不仅是认知上的错误,也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误导。

关键词:人民政治  政党政治  人民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述,不仅科学、准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更是打开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文明研究的新境界,必将对于人们的思想方式和学术界的学术方式,产生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积极影响。本文以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为例,揭示它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

新中国所创造的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型政治

新中国所开创和发展的政治可以概括为人民政治。这一政治的逻辑直接导源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实践,扎根于近代中国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情,接脉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集体意志,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新中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不是西方社会基于“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议会制,而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各政权机关都以“人民”二字为基本标识,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警察叫“人民警察”,中央银行叫“人民银行”,国家货币叫“人民币”。对于政府行政权的监督,西方通常借助于政党及其舆论工具。然而,新中国的政治不能被归结为政党之间的事务,它是人民的政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人民才是监督政府行政权的更具合法性和根本意义的主体。总之,新中国所创造的人民政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也是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为哲学信仰的政治,更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治。

人民政治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一种新型政治。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3] 这一论述的要义在于揭示政治从本质上归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然而,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并不等于就是为全社会所有人服务的事务。自从人类出现利益分化的演变之后,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公共事务的领域往往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所支配。争夺公共权力和运用公共权力,几乎成为政治的最重要内容。

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民主的政治相去甚远

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产生出一套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表达。这种制度和理论大多以所谓“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为预设前提。通过一定规则性的政党竞争,获得多数者,包括议会多数者或者选举人票多数者,即为执持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这种政党之间以竞争执政权为内容的政治游戏,由于具有诉诸于公民参与的政治形式,因而通常被西方称之为“民主政治”。但实际上,这种名之为“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本来意义相去甚远。

就实际的政治过程看,这一政治所预设的前提,即“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在阶级分化日益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实际的经济、文化的状况,实际的社会地位等都是相去甚远的。“言论自由”,即对公共事务发表独立见解的言论自由,只有对于既有钱又有文化的人群或阶级,才有可能是实际存在的。对于那些既缺钱又缺教育的人群和阶级来说,实际上只能处于社会公共性言论的弱势地位,因而在所谓“言论自由”的竞争中,永远只能处于消极、被动甚至被忽视的地位。在西方的实际政治过程中,参与政治竞争,需要组党、需要集会、需要文宣、需要庞大的党工人员队伍,需要完成包括获得选民联署、参选登记、缴纳政治保证金等一系列法定手续等等。而这一切都需要拥有庞大的金钱支撑,否则这一切几乎都会成为泡影。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就是这种政治的真实概括。因此,这种政治最真实的内容就只能成为社会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也就是那些既有钱又受到良好教育的阶级精英集团之间争夺公共权力的游戏而已。对于政治上被标榜为“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广大公民来说,这种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周期性地在不同精英集团中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持者而已。因此,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被一些学者不无准确地称为“选主政治”,原来被预设为这一政治主体的公民,实际上也只能成为精英们竞逐选票的“客体”。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政治中,“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4] 这是近代以来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的最真实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建设方面最突出的作为是:坚守着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理想,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和世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拒绝流行于当今世界的西方政治模式,不断探索,形成和创造出“人民政治”这一新型政治文明。

“人民政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中国共产党向来认为,人民是区别于“敌人”的历史性范畴。换言之,人民在中国指的是除了“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由于不同时期革命的对象不同,“敌人”也会有所不同,人民所包括的人群也会随之变化。然而,不论有何变化,人民永远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不仅包括社会中的最大群体工农等劳动大众,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进入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继续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逻辑,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5] 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新中国开启的人民政治,是具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借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所谓人民政治,就是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6] 政治。在这个政治中,“绝大多数人”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政治价值指向所在。

人民政治与西方政治的不同特性

正是人民政治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若干特征:

第一,人民政治是寻求协同合力的政治。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是典型的竞争博弈的政治。不同政党为了争夺执政权而进行激烈竞争,政治永远被搅进不同政党争夺选票的过程,党派利益始终是支配政党和政客的政治行为的基本取向。这样的政治,伴随着热闹非凡的场景,包括政客们别出心裁的政治表演,甚至各种投合选民诉求的承诺。但这永远都只能是政党和政客利用和争取选民的过程,永远是不同政党和政客彼此不断相互攻讦、不断撕裂社会的过程。

与这种博弈政治不同,人民政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既然是指除极少数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其真实的构成是非同质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很大的异质性的。在中国,谁也不应该忽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对立。同样的,即使在劳动人民群体中,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是明显不同的。至于知识分子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其特殊的倾向和利益要求也是十分明显的。然而,除却差异,他们都共同拥有中国的国情与世情。在旧中国,他们面临的共同敌人是凶狠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只有推翻“三座大山”,他们才能获得解放。进入新中国,民族独立不仅需要体现于政治上和文化上,更应当体现在经济的硬实力上。一个工业不发达、农业无法满足人民生存需求、教育科技落后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是无法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

人民政治最突出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断在非同质性存在的人民中,寻找共同利益,凝聚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结成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因此,这种政治不应该是排斥性的竞争、博弈政治,而是努力进行异中求同、不断寻找人民内部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的政治。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就是这一政治特质的集中而鲜明的表达。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大庆上的讲话进一步高举这一旗帜:“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第二,人民政治是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政治。人民政治不是博弈政治,但谁也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民毕竟是非同质性的存在。不同阶级和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利益追求与文化差异,甚至还会有着思想的、政治的、经济利益上的种种对立,出现彼此间种种关系的失调或冲突也属在所难免。对待这种失调与冲突,如果麻木不仁,不做及时的恰当的调节处理,例如漠视这种失调与冲突,或者激化这种失调和冲突等,不仅与人民政治的基本取向相背离,甚至还会演变成为破坏性的社会危机。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人民政治所内涵着的重要主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7] “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8] 大部分思想认识问题,都应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这一方法促进矛盾各方求同存异,相互谅解,不断形成共识去解决。

然而,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的实际利益关系,是需要依据更为具体的切实的方针去解决的。毛泽东把它概括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他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作计划,办事、相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不能抱有“小圈子主义”思想。他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9] 以此去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10] 在这里,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协同合力政治的逻辑,而不是零和博弈的逻辑。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发扬光大这一政治逻辑,号召全国人民“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三,人民政治是追求人民自己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的政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11] 这是马克思捍卫民主的鲜明立场表达,也是他就如何使国家制度“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使“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等,向后人提出实践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政治信仰。建国后,各种体现人民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探索,随着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蓬勃开展起来。新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土地改革。土改运动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明确反对政府任何“包办”和“恩赐”做法,让土改成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实践,从而实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再造。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更是人民政治的具体实践过程。当时不仅有大批社会各界各党派人士、专业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持续两个多月,全国通过切实可行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参与讨论“宪法草案”,参与讨论人数达到1.5亿之多,提出的修改意见达118万多条。这是世界历史上人民参与制定国家宪法的奇观,充分彰显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人民性特征。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探索人民自己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问题。他明确提出反对“一长制”的管理体制,以防止官员专权独断。五十年代后期,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在一部分人管理下,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2] “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首先应体现在人民自己有权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上。他指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又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障”。[13] “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思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发源于西方政治的“权能分立”原则的合理性,尤其否定大众在社会民主实践中的天然合理性。西方社会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把社会大众看作“有权无能”的“阿斗”而排斥于公共权力的实际运行之外的,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蜕变为“选主政治”,也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践行的人民政治逻辑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它全面展开为包括人民的协商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丰富内涵,并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不仅是对于人民政治的一种更加明晰的概括,也是对于人民政治内涵的重要拓展。总之,关于人民自己参与管理的要求与实际探索,是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区别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又一重要体现。

第四,人民政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正如上述已经指出的,人民政治是人民协同合力的政治,达成人民之间的持续协同合力,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需要创造人民全过程自己参与管理的政治体制与机制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维系在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论,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要实现人民内部长期的“大联合”,就必须贯彻好“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这需要在实践中,建构起有效的资源汇集系统,需要形成公平合理的规则,需要拥有公正高效的执行系统,还需要有效的反馈与修正机制等等。这一切都维系在能否形成一支忠诚于人民事业并为人民所拥护的先锋队上。在中国,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为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武装看,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它获得了一种自觉抵制那种“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党派观念,确立起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4]的政治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仅坚持人民史观,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获得了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5]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不仅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的,也是由这个党自身从马克思主义所获得的光明磊落的政治价值观和认识历史的科学方法论所决定的。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不是外在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教化的说辞,而是内在的本质性要求。基于这种内在要求,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并非生活于历史的真空中。这个党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持续进行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集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远忠诚于人民政治的事业。在这里,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内涵着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

人民政治的上述特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一个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崭新政治形态。在这里,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之处,清晰可鉴。任何以西方的政治理论框架去肢解和解读新中国的人民政治,至少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混乱,甚至导致实践上的严重误导。正确地理解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从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典的讲话精神可以得到重要启示: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编辑  季节)



* 徐俊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31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25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12月版,第428页。

[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66月版,第20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6月版,第283页。

[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11页。

[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10页。

[9]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27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2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315

[12]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会1998年编,第275页。

[13]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会1998年编,第27627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6月版,第283页。

[1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

中国道路



 

摘要:2017年以来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改变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创造了支持村党支部发挥作用的工作推进机制和组织体系,让党的农村工作重新回到组织农民、发动农民,发展和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上。

 

2017年开始,烟台市委组织部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创造性地将党建融入全市乡村振兴的工作实践,并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在全市超过一半的村庄实现了这个目标。他们依靠村党支部的引领,把分散的农民群众重新组织起来,重构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连接纽带,将个人合股、同一产业、同类产品的专业合作社,改造成为集体资产与个体资产合股运营、整合全村资源的社区合作社。组织起来、上下合力,已经成为烟台地区农村一种新的需求。

实践证明,这一整套做法非常有效,整体扭转了普遍存在的“支部弱、集体穷、群众散、产业衰”的状况。党组织有人跟了,说话有人听了,到处生机勃勃,一大批村党支部凝心聚力,带领全体村民走共富之路的典型村、示范村涌现出来了。这些可喜的变化反映了烟台为乡村振兴执着探路的勇气和耐心,也体现了烟台做法的某种优势、某种内在的潜力。

烟台经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短期内能出现如此明显的效果?什么是支撑它破局开路背后的要因要义?未来它可能面临哪些挑战甚至是陷阱?

 

烟台经验是什么

烟台经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以自己的政治和组织优势,推动村党支部走上前台,建立并统领合作社,将党建全面融入合作社产业发展、集体增收和农民共富,打造集体与群众综合利益共同体的组织行动。实践证明,它能直接贯彻党中央振兴乡村的战略意图,打通治乱治穷的最后一公里,是破解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散乱穷等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首先,烟台经验改变了农村基层党建的工作机制。

在烟台,党建做得好不好,要看党支部在关键时刻能否站出来,带领村民一起办好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村民共富、村庄和谐。这其实是一种上下结合,落到生活中的农村基层党建新做法。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村域各类资源可以整体规划、开发和保护。合作社设置集体股,让村民共富、村庄和谐的理念得以贯彻,贫富悬殊、村庄分裂的势头得以遏制。村党支部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它超越了局限于政治教育、文件传达、会议培训等形式的传统的党建模式。

其次,烟台市委组织部创造了一整套支持村党支部发挥上述作用的工作推进机制和组织体系。

烟台市委组织部以村党支部和村支书为工作对象,支持他们抓住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帮助他们找到并实践本村发展产业和集体经济的路子。通过思想发动、先立旗帜发声聚力,再试点开路积累势能,不断地解惑释难和上下协同,让“党委定方向、基层党组织找办法”、“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带头-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的组织优势得以充分展现。它加速了地方党组织发现、培育好人和能人回村担任村支书兼任村主任的进程。党组织给村党支部书记创造政策环境,激发他们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职责使命,充分释放他们身上的能量,让他们心无旁骛,坚决带领群众治乱创富。

第三,烟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改变了一般的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组织机制,实质是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

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5人以上就可自由组建合作社,秉承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同类个体联合的合作理念和制度安排,实现的是同一产业的专业农户经济上的联合,并不是为社区整体的发展服务。尽管2017年修法后各地出现了一些做社区综合服务的合作社和联合社,但在注册时经常被要求注明具体专业的名称。

显然,专业合作社的组织主体是个体,不是集体,专业按纵向延伸不受横向的范围约束。专业合作社做大了往往跨村跨乡,很容易走向产业公司。在分配环节的机制设计上,虽然专业合作社按规定要提取公积金、公益金,但其使用范围仅限社员,非社员的村集体成员尤其是最需要支持帮助的老弱病残是没份的。即便村支书入社也只能代表个人;即便“党支部+作社”也是先有专业合作社,再把支部建在社里,即扩大组织覆盖。至于合作社的盈亏,和村集体没有关系,也没有理由让专业合作社帮助村集体增加资产和照顾贫困户。即便有些专业合作社给村里修路搭桥分发福利,也只是出自类似企业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可做可不做。它与集体进入专业合作社成为经济主体,必须维护集体利益本质上不同。

烟台的探索,将这种市场企业性质的合作社组织机制,改造为与社会企业相近的新的组织机制。烟台市委组织部要求村党支部书记以个人形式、组织身份进入专业合作社,成为村集体经济资产在合作社占股的代持者并担任合作社理事长。村党支书职务停止或终止时,按法定程序改选,由下一任村支书任理事长。这是以党的组织体系和党的纪律保障合作社实现集体股与个人股合作经营、按股权占比分配所得的新的制度设计。集体股和村支书的进入,在资产结构和决策机制这两个关键点上扭转了一般专业合作社个人联合体的性质,推动其变身为村集体与个人联合体的共同体。

烟台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质是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是将合作社打造成能够承载个人和集体两大主体的大船。这只大船的航向是新型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基层党建的工作机制、上级党组织的工作推进机制、合作社创新的组织机制,都是保障大船上两大主体形成利益连接纽带的动力。

  1. 烟台探索给凋敝的村集体找到了生发活力的机会和途径。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不同于原村委会带领的旧的集体经济组织。它具有集体经济成份,但资产不全是集体的,而是集体和个人通过合股方式组成的新的资产共同体和经营共同体。新型专业合作社不直接承担旧集体组织的债务,其集体资产的初始入股除了村集体的机动地、集体与农户协商收回的林地等土地资源外,资金主要源自党和政府给予集体经济的项目投入。资产收益每年按照集体资产在合作社占股的分红进入村集体账户。这就给新旧集体之间搭起了一道隔离墙,形成了缓冲机制,旧集体的债务问题可通过新型合作社的发展逐渐化解。

  2. 烟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在部分区域正在走向村社合一的组织体系,为村庄民主探索了新出路。

    颇具深意的是,过去由于村民与集体之间没有经济纽带,开村民大会时到场的村民不多,而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纳入了集体股,让合作社成为政府惠农资金的接口、规模化经营的市场入口。这在一部分做得好的地区逐渐吸引了村民几乎悉数自愿入社。村民一改以往的态度,人人关心村集体,积极参与社员股东大会的讨论和决策。这让村庄的民主氛围重新建立起来了。

    这些就是,短短几年烟台乡村整体格局改变,被村民称之为翻天覆地变化的逻辑。

 

烟台经验的意义

烟台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党的农村工作重心回到组织农民、发动农民,建立和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上,而不再简单地把农民和农业推向市场。

这在观察、处理乡村实际问题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触类旁通的共性意义。

首先,恢复党的组织体系的政治工作传统。烟台将党建即党的政治工作全面融入乡村振兴各项事业,以集体资产进入合作社为突破口,激活了一批又一批为治穷创富胸怀大局主动行动的党支书和党支部。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与党中央在目标上高度统一,在行动上高度灵活,党的工作就会生机勃勃,党的领导就会得到群众的大力拥护。但是多年以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借着部门和学科的精细化、科层化分工,导致唯经济、唯物质,轻视社会、轻视社区、轻视整体、轻视大局、轻视综合等片面的思想观念蔓延,约束甚至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限制了党的基层组织从大局出发自主行动和探索的能力。烟台市委组织部以大目标统一思想,以党建厚植信念,以榜样激发信心,同时竭力支持每个基层党支部从本村实际出发,为实现统一目标不拘一格地做多样化的组织探索,真正将基层党支部推进到乡村振兴一线的战略枢纽位置。

其次,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入列新时期党在乡村工作的重中之重。1990年,山东莱西召开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提出“党的领导、村民自治、集体经济”这三个基层组织建设原则,首次将集体经济与村民自治并列为党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主要任务。30年过去,如今,烟台三千多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证明集体经济在基层实践中绝不可或缺,基层组织建设的这三个原则必须统合为一体。基层党支部如果不领办合作社、不动员村民做有利于集体的公共事务,就会变成空架子,党的领导就会是一句空话。基层党支部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和改善乡村治理才能做实乡村发展工作,才能主动推进村庄的有序转型,以集体经济的市场竞争力提升支持村民共富的能力。拥有集体性质的经济组织可成为国家、市场和农民之间的中介,因其容纳度高、关联度强,能发挥整体性优势,从而承担起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主体责任。

第三,不拒绝多样性和复杂性,努力实现开放的包容性成长。烟台实践直面乡村的真实矛盾,集中处理市场和非市场之间、营利和非营利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自主行动和顾全大局之间等等比较复杂的甚至是两难的问题。这是一种求实而非教条的态度,有利于回答和解决现实中提出的真问题。

 

新的挑战

烟台探索的成功令人鼓舞,带来的启发发人深省。在一个地级市自上而下的这类尝试前所未有,未来可期。

但这仍然只是一种开始。为了让其可贵的东西可持续发展,我们尝试着提出发展烟台实践可能面临的问题和隐患。

1.党组织的自身优势与局限

党组织在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克服体制机制上出现的淤堵点和发展障碍上,的确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能力,但在具体的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以及技术应用上还是要坚决依靠专业制度和科学技术知识,遵循市场规律。合作社的工作机制尤其是财务规范和监督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

2.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探索面临考验

烟台实践在集体发展与个人发展间建立起互相促进的关系,这似乎展现了与人民公社旧集体经济相异的一种新的集体经济特征。

新的集体经济的组织实现形式是什么?没有定论也没有先例。在《集体经济组织法》没有出台的“法律空窗期”,各地的多样化探索是必然的、有益的。即便法律通过后也不应只有一种模式。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村集体组织、农业部门赋码登记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是烟台地区均拥有集体经济功能的三类公共性组织。他们在解决各自问题的同时,也发展出不同类型的相互关系。至于这种关系是分立、交互补充还是融合,也在进行着多样化探索。

由于这三类组织都在村庄社区,其范围经济的性质势必使其与社区治理相连接。那么,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制度安排可否实现明确而又灵活的分工及至均衡?国家和地方政策如何为之而努力?当政策出现不确定变化时,地方实践如何面对?

总之,乡村社区的新型集体经济的组织似乎难以成为纯经济功能的专业性组织,但是否就是综合性组织?综合什么?怎么和专业化组织的发展建立起互促互补的关系?这方面的探索无疑面临由其多样化、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最困难也是最难得的,是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能够共生共存,最终使之实现个体、联合体、社区集体之间利益结构的激励相容,特别是在创造自主创新空间与适应技术革命及其各种变化时,能有适时调整的足够弹性。

3.政策配套

组织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体制环境与宏观经济政策。例如,作为村庄指导者和资源配置者的乡镇一级,常年存在的责权利不对等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落实的效率和质量。那么,厘定乡镇党委政府的财权、人权、事权,以乡镇财税体制改革为核心,配套行政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的一揽子系统改革,以及“乡财县管”“村财乡管”这一具体制度的改革,对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即村和跨村甚至乡镇一级的集体经济及其组织形式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

4.经验推广

正如前述,我们认为烟台探索的核心要义应该肯定,特别是有些做法对今后的改革很有启发意义。不过,烟台实践时间不长,还在动态发展中。烟台经验对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情况下面对的不同问题,适用的程度可能会有差别,即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都有,必须小心区分而不宜笼统。历史上,好的经验为何推广失败?其中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制约都存在,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辨析和汲取教训。

严格说来,经验推广与经验创造不属同一范畴。经验推广的目的是在更大范围、更为长期的时段获得长远价值。因此,审慎处理、权衡、把握经验推广过程中的特有矛盾,对于可能出现的隐患甚至陷阱,更需要警惕。

例如在某些追求短期政绩和形式主义根深蒂固的地方,过急推广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过来危及原本好的经验。这是经验创造者无法虑及和避免的。有些问题也可能来自不同创新者自身。例如个别地区曾经出现过将集体资产化公为私,成了村领导的家族资产,还被冠以“党产”名号等等。烟台已经为此做了制度安排,但将要面对的各种挑战性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编辑  苏歌)

 



* 本文作者为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综合农协研究组成员。


 

美国采取特殊体制的历史经验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每当遇到危机时,同样会设立特殊的权威机构来完成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

  战时生产局领导合成橡胶的生产

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仅仅在参战后的第二年(1942年),美国的飞机产量就高达4.7万架,是日本的6倍。但直到宣布参战的那一刻,美国的工业动员能力还是一个巨大的“短板”。在轴心国的威胁急速扩大的1940年,美国成立了咨询性质的“紧急状态办公室”、“国防咨询委员会”和职权分散的“生产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想尽办法加强军备生产(Morgan1994);但当年的飞机产量也不过2000多架,还不到日本飞机年产量(超过5000架)的一半。

  在决定战争胜负的时刻,美国通过紧急立法设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员机构——战时生产局,全权负责协调全国的经济生产活动,包括制定全国的工业生产计划、调配战略物资和协调各个大型私人企业的生产活动(Levine1944)。战时生产局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行政手段,一方面拿出大量国防生产订单激励私人企业转产战争物资;另一方面制定战略物资分配和金融贷款的优先顺序,给予积极配合政府生产计划的企业以高优先级,不配合政府计划的企业得不到支持。通过这种方式,战时生产局迅速把分散的私人企业动员到统一的战争生产计划上,使美国的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在极短的时间内提高了军工生产能力。战时生产局是美国打赢战争的一个关键。

  战时生产局的一个重大功绩是解决了橡胶的断供危机。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迅速夺取天然橡胶的主要产地——南太平洋地区,切断了美国97%的橡胶进口来源(Tuttle1981)。天然橡胶是重要战略物资,美国当时极度依赖进口,而橡胶断供意味着美国的工业生产将在一年之内全面瘫痪。生产合成橡胶将是唯一的出路。当时美国掌握两种制造合成橡胶关键原料的工艺:一是从石油中提取,标准石油公司通过战前与德国法本公司的协议持有这一工艺的专利;另一种可能的路径是从谷物或土豆转化来的酒精中提取(Wendt1947)。然而,由于政府机构和企业长时间的扯皮和推诿,这在美国橡胶断供后的大半年时间内毫无进展。

战时生产局的介入扭转了困局。它在接管橡胶资源调配权限后,把生产合成橡胶列为“第一计划”,于19429月设立“橡胶主任”一职,统一负责动员和协调有关企业开展合成橡胶的研究,要求生产商按最快的速度生产可以满足工业生产需要的合成橡胶,谁能生产出来就给订单,不然一分钱都没有(Wendt1947)。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合成橡胶产能从1940年的4500吨提升到100万吨以上,保证了美国战时的需求,并且在战后形成了全新的合成橡胶工业。

   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

  美国在二战期间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被视为“大科学”的典范。但是,当美国最初把核武器的研究交给科学界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明确的原子弹研制任务。直到美国参战之后,决策者才意识到,不能再沿用毫无应用目标的实验室研究方式,必须交由军方专门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1942年,由总统直接领导的“最高政策小组”(美国战时最高决策机构)决定指派陆军工程兵团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并直接对最高政策小组报告和负责,而且明确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目标:要赶在任何敌国之前,造出能用于实战的原子弹。

  当时,主要由科学家组成的国防咨询委员会认为,生产原子弹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问题,只需要不到1亿美元的经费;有人提出,只要派给他们50-100个初级工程师和绘图员,就能很快建起可以正常运转的钚工厂。因此,决策层最初只派了一个校级军官格罗夫斯来牵头执行。但是格罗夫斯接手后发现,所谓的成熟技术都还处于实验室阶段,根本无法满足研制原子弹所需的批量生产。例如,能够用于实战的一颗原子弹所需的核材料是以公斤计的,但当时在实验室使用回旋加速器生产的钚元素,一个月只能生产2毫克。当时还没有任何机构设计或建造过可用于大规模生产核材料的反应堆和分离装置。最关键的是,核裂变的原理(链式反应)只是在理论上成立,还没有被验证过,甚至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在理论上都是空白。

  因此,尽管有科学家的充分参与和支持,但原子弹工程的实施,必须动员各政府部门、工业企业和科学家的力量一起干。这些工作所涉及领域已远远超过陆军工程兵团的职责范围。例如,没有人事先知道应该怎么建设反应堆和设计生产流程,格罗夫斯只能找在电气和化工领域最有经验的斯通—韦伯斯特工程公司和杜邦公司来承包建造;铀矿石原料要从刚果进口,要请国务院出面协调;还要与战时生产局协商优先供应关键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19426月,美国总统批准了核武器计划报告,同意设立“曼哈顿”工程区来执行原子弹计划,明确给予压倒其他任何计划的最高权限。

  格罗夫斯决定采取明确的工程原则来推进项目——不管技术上是先进还是落后,只选择能够满足产量和时间要求的工艺和装备。例如,原子弹所需要的铀-235要从铀-238中分离出来,气体分离法是最可能支持大批量生产的工艺。有人提出,气体分离法只有采用纯镍部件才能抵抗加工过程中气体的腐蚀作用。但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全世界一年的镍金属产量都不够用。这时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工程师提出,汽车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也需要用镍来抗腐蚀,但在装备上镀一层镍,其效果与纯镍部件没有区别。这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工程思维解决问题的办法(格罗夫斯,1991)。

最终,举全国之力实施的曼哈顿计划用时超过3年,耗资数十亿美元。随着曼哈顿工程的展开,许多在自由探索中悬而未决的科学研究才取得了突破。例如,为了验证核裂变的是否可行以及计算核材料的用量,在军方的要求下,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组装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核反应堆进行试验,才第一次证实了大规模可控链式反应的存在。甚至计算机的出现都与这个工程有着密切联系,为了进行大量工程计算,军方动员科学家设计新的计算机,奠定了计算机的基础架构和基础运算方式的“二进制”。

  创造技术领先的DARPA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美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直接支持。在战争迫近的1940年,MIT的范内瓦·布什成为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他帮助建立了最高领导层和科学界可以直接联系的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并与同事们在MIT设立了研究雷达的辐射实验室。为完成紧迫的任务,该实验室创造了“有联系的科学和技术挑战模式”——即技术突破从基础科学阶段就与技术开发、样机和生产等后续阶段密切相联,并成为其他实验室(如开发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模型。

  战争结束前,范内瓦·布什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组织一批科学家起草战后美国的科学政策。19457月,他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著名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该报告建议国家应该大力支持科学家的研究,但不应该约束科学家自由探索的权力。在布什报告的影响下,战后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在科学事业方面采取了高度分散和集中资助基础研究的体制(Bonvillian2006)。

  1957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尼克号”,对美国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斯普尼克危机”使美国最高决策层意识到,要加速技术突破并重新领先,就不能依靠分散的、自由探索的体制。因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起成立了先进研究计划署(后来加上“国防”,即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随后又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政府对这两个机构的拨款没有走常规渠道,而是通过“例外拨款”的方式,使得它们的活动和预算不需要按法律要求对外公开,赋予它们在选择和执行项目方面的自主权。美国决策层交给DARPA的任务是建立尖端技术领域对苏联的领先优势,研发在人们视野之外的“蓝天”技术。

  DARPA全面继承了“有联系的科学和技术挑战模式”,在体制上还有更多的创造。它的最初任务是监督太空研发活动,避免该领域各军种的竞争。1960年后,集中于弹道导弹防御、核试验探测、推进剂和材料的研发(Fuchs2009)。由于在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中遇到严重的指挥控制问题(政府获取即时数据、与现场指挥部互动),DARPA的研发重点又转向信息技术。DARPA利用大学和企业的信息技术研究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网罗最好的科技人员,以合同为手段,迅速建立起一个研发支持网络。这又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基础。

    DARPA把自己的机构保持在最小的限度,同时与国防部的研究机构建立起工作关系,军方则利用DARPA的投资参与解决共同的问题;DARPA提供了灵活的跨机构、跨学科的研发榜样。美国军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造的“新军事革命”就建立在DARPA支持的许多信息技术突破之上,最初用于军事的信息技术创新又促进了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创新浪潮(Bonvillian2006)。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DARPA通常只有大约100名从学术界和工业界“借”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担任项目经理,以及大约120名辅助性人员。虽然每年的预算只有30亿美元,但每年都运营200个左右的前沿技术项目。

    DARPA自己并不做研究,而是授权项目经理提出特定的研究项目,建立以任务结果为导向的“临时项目小组”,项目的执行则交由大学、企业、实验室的科技人员承担。每个项目和项目经理的任期只持续3-5年。DARPA立项没有评审委员会,因为对突破性的技术项目不会存在共识(Dugan and Gabriel2013);项目经理只需要说服所属办公室的主任和DARPA的主任,就可以为项目获得资助(Fuchs2009)。这些项目并非自由探索,而是明确阐述任务目标;项目经理对项目直接负责,确定项目的方向和所有相关的重大决策。考核方式以在项目期限内是否达到设定的任务目标为标准。

     DARPA每年召开两次项目经理汇报会,审查项目的进展情况。在项目期限内,只要拿出来的研究成果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则项目会继续;如果没做出成果,或者证实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项目将会终止,但也不会追究研究者的责任。这也是一种“揭榜挂帅”机制,对项目负责人、企业和科学家都有很强的刺激作用。项目经理必须充分组织调动各方力量,与不同领域和行业研发人员合作,而不是各自闭门造车。   

  DARPA把研究活动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之中,吸引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可能军民两用的技术研究项目。DARPA为前期研究提供经费和项目运营支持,使企业以较小的前期投入,探索有市场应用前景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但必须符合DARPA的技术要求。这样DARPA可以充分利用企业资金和技术能力,避免耗费过多财力投入高风险的基础研发。如果项目成功,新产品和技术被市场接受,企业获得经济利益且有动力进一步迭代升级,军方则从市场获得所需产品。即使项目不成功,相关技术成果也可找到广泛的商业用途,使得美国的前沿技术研究处于高投入但可持续的状态。

    通过这种运作方式,DARPA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领导美国的前沿技术开发,成为许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技术优势,从军事上的隐形战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数字化指挥系统、高能激光、全球定位系统(GPS)等,到从军事技术成果外溢民用的互联网、机器人和计算机软硬件及芯片制造等等,都是DARPA的直接成果或源于它所开创的研发项目。

  DARPA是美国以国家力量促进创新的主要标志。有学者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发展型网络国家”,也有人称之为“企业家式的国家”。这些称呼虽有不同,但都直指这种模式的国家性质。那么,美国为什么不去依靠“万能的”市场机制而需要由国家设立的DARPA来领导创新?曾任DARPA领导人的DuganGabriel,将DARPA的工作性质解释为“巴斯德象限”——具有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他们认为,私营企业在巴斯德象限进行研发的情况是罕见的。一般来说,由于基础研究风险较大,企业会要求研发部门遵循公司业务单位的要求,但公司的业务单位几乎不可能选择对公司现有产品构成威胁的研究项目,而是投入到对保持现有竞争力有用的创新。于是,研发部门和业务单位往往相互妥协,结果是做出最糟糕的选择。一句话,市场机制不会自发地产生突破性创新。

    因此,设立DARPA的意义就是克服市场机制的弊端,以国家的力量动员市场的资源和科技力量,使其有意识、有组织地在巴斯德象限进行(应用导向型)创新,从而产生带来技术优势的重大突破。

   

讨论:历史经验对于未来重大任务和特殊机构的教益

从中美两国的历史经验看,以设立特殊机构来完成对于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是一个虽不多见但反复出现的现象。因此,这种行动属于国家治理活动的一个特殊类别,一般出现于国家遇到重大挑战之时。以这种方式执行重大任务,必然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利用和协调各种资源和能力来完成任务的属性。因此,重大任务、特殊机构、举国体制和重大发展,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一,重大任务是在政治层次上定义和提出的任务。

  重大任务起源于一个国家遇到的危机或挑战,这些危机可能来自技术、经济、社会或生态等方面,当它们形成对国家安全的挑战时,就出现提出重大任务的客观需要。不过,重大任务是在政治层次上被定义的。正因为如此,对重大任务的定义就无法排除意识形态、政治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也无法排除“误判”的可能性。由于定义和提出重大任务需要得到政治领导层的共识,也可能因此而受到领导体制和政治过程的影响。

    从新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重大项目可能起源于个别领导人的特别关注,如聂荣臻元帅对于核潜艇的关注和建议,然后经过一个过程才能转化为领导层的共识。聂荣臻关于开发核潜艇的建议能够在两天之内得到批准这一事实,与其说反映了核潜艇的重要性,毋宁说是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特征。只有那些有作为的国家、有作为的政治领导层,才有能力采取实施重大任务的方式来应对危机或挑战。

    为完成重大任务的举国体制之所以不同于计划体制或市场体制的任务体制,就是因为重大任务的目的不是配置已有的资源,而是从现有的资源条件出发,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资源和能力,实现突破和重大创新,创造原来没有的资源和能力。

  第二,设立执行重大任务的特殊机构,以举国体制动员全社会力量。

  当国家的政治领导层提出重大任务时,往往需要设立特殊机构。这种机构的本质特征是得到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授权,同时直接负责实施和完成以项目为形式的任务,并对任务的结果负责。所以要设立特殊机构,是因为完成重大任务超出了现行运行体制的能力范围。第一,重大任务往往是超越了现有各个组织的边界的大型复杂系统,所以专门成立一个执行系统集成职能的机构就成为必要。第二,重大任务旨在创造一个国家原来没有的“手段”(无论是技术的、工程的还是组织的),于是需要一个执行机构,能够在超越现行组织分工的更大范围内动员和协调各方面的资源。第三,重大任务影响国家命运,其成败最终要由政治领导层承担责任。因此,执行重大任务的责任链条必须直接和单一,不能被现行运行体制的组织分工所模糊。

  对特殊机构的理解可以帮助澄清“举国体制”概念的限制条件:仅仅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或各方面的动员、配合等理由,并不足以定义举国体制,因为这些说法没有解释“举国的”力量是怎么被集中、动员和配合起来的。实际上,市场机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执行大范围协调的功能,但这不能说是举国体制的结果。本文认为,无论是否存在公开的动员或任何有意识的其他安排,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方式就是举国体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举国体制”同样反映了美国同类行动的属性。

  第三,以举国体制完成重大任务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的发动机。

  重大任务的特点是以做出有用的产品或系统为目标,项目的成败是可以评判的。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以举国体制完成的重大任务会带来重大技术突破,也会从整体上带动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重大发展。今天中国在迫切需要在重要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之时,理解这个机制尤其重要。

    例如,目前一个流行的意见是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方针,其理由是:第一,中国之所以在某些领域被“卡脖子”是因为基础工作做得不够;第二,“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但是,中国目前被“卡脖子”的真正原因是曾经实行以技术引进代替自主研发的政策。中国今天的“短板”大多不是没有做过的技术,而是在依赖引进的过程中半途而废(如集成电路和大飞机)。

    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之间,以及科技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技术知识包括大量来自解决问题和试验、改进过程的技能和能力。技术进步为基础研究提供问题方向、需求、手段和验证,而基础研究为应用技术研究提供原理性知识和扩展的可能性,这是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在技术上放弃自主研发,基础研究也就变成跟随式的。

  重大任务需要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是任务导向的,其目标是做出以前没有的东西,是以举国之力推动的重大创造。它需要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同时要超越现有的知识边界,所以重大任务也是全面带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动力。而基础研究本身不能被定义为重大任务,因为从知识基础到有用的战略产品或系统,两者之间需要大量的技术和工程活动,以及把这些活动动员起来的战略和组织。

    实际上,技术和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无穷多的,但现实中的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总是集中于某些应用方向而忽略其他方向;对研发方向的选择是技术瓶颈、经济和社会性因素决定的。如果基础研究脱离了中国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语境”,那么投入多少钱都将感到研究不足,因为这些研究大多可能是无用的。

  最后要指出:“以做出有用产品或系统为目标”的重大任务,是从获得胜利的要求——“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来定义和提出的,而不是从现有资源/能力的状况来决定的。这样的应用导向是战略性的、进取性的和创造性的。新中国领导人在建国不到10年时就决心开发“两弹一艇”,不是因为中国已经掌握了多少相应的资源和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决心让新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美国成立旨在“创造技术意外”的DARPA,不是因为已经知道哪些是“意外”的技术,而是要创造对于冷战对手的技术优势(然后DARPA才会去思考:能不能让飞机不被对方的雷达发现?不同制式的计算机能不能被连接起来互相通信?)。

    所以,重大任务、特殊机构和举国体制代表了一种以创造新的手段为目标来动员现有资源/能力的方式。无论一个国家具备了什么样的科技和工业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不被动员起来去实现某种超过现有资源利用水平的目标,那它只能随着市场的边际价格变动而缓慢变化,但绝不会自动带来重大突破。重大任务之所以能够带来重大发展,就是因为它以举国体制所支撑的更高抱负和更高目标,动员国民经济体系已经积累的资源/能力,从而创造出来不这样做就不会取得的重大突破。

结论

  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它既可以与计划体制兼容,也可以与市场体制兼容,但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和作用。今天国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的设想,目的在于完成“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的历史任务。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由新时期所完成的重大任务及其采用的方式来定义。我们指出了中国在目前阶段有必要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的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在政治层次上决定,而不能由市场决定。在外部力量企图阻碍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条件下,政治领导层的远见、抱负和领导力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关键性的。

  第二,实现重大发展,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还必须采用其他的机制。市场机制可以通过竞争优胜劣汰、引导短期资源配置以及鼓励自发的创造性等,但是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实现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结构性重大变化。因此,中国仍然需要采用以举国体制完成重大任务的机制。

    就一般原则来讲,新型举国体制应该是由国家牵头采取某种合作行动的“体制”,它使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能够为实现某种具有总体价值的目标而采取有协调的合作行动,其根本特点是把一国之内社会分工不同、性质不同的行动主体动员起来,以完成任何某一类行动主体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的任务。在参与这个过程时,每一个经济行动者都保持着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市场机制也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完成重大任务,也就仍然需要设立特殊机构,对特殊机构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特殊机构必须更多地直接面对市场,并以更开放的方式(如“揭榜挂帅”)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美国设立特殊机构的历史经验比较丰富,也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如DARPA虽是国家设立的特殊机构,但它的主要工作人员并不是职业官员。这种组织方式看不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鸿沟”。

历史经验证明,对国家发展挑战最大、最艰巨的阶段,也是最有可能产生重大创新的阶段——技术如此,组织如此,制度也如此。因此,在党中央领导下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任务,就是在中国崛起的关键阶段,创造性地“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

(编辑  高梁)



此文转载自《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本文在作者授权下转载时进行摘编,并增加编者按。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何鹏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奋斗,争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在全球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深层问题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近日,本文作者接受了多维网评论部的采访,深入分析究竟该怎么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

    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和以选举为主要导向的西方政党有很大不同。而这曾经让海外不少人难以理解,甚至产生负面的认知。和西方政党对比,中共究竟有何不同?

    黄平:经过了10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老党。但和西方一些更老的政党比,中共还是一个年轻的党,而且中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最大的执政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尝试走过很多道路,不论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没能成功。苏联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一批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列的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共是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甚至在亡国灭种危机下应运而生的党。它在初期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但后来不断适应中国现实,不断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走上了实事求是之路,也越来越和中国历史、文化、文明紧密关联。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完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狭义的政党。

    西方的政党,更多地是代表某个特殊群体或阶层的利益,有着特殊的诉求,主要是因应其制度环境下的政治需要。中共的成立就是应对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救亡图存到救国救民,从唤起工农到反帝反封建。从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了28年的艰苦磨练和战争考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形成了一支高度组织化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队伍。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很多中共党员成为新社会的管理者和建设者。他们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其组织、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是西方很多人所无法想象的。

    中共的代表性非常广泛,它不是一个狭隘的社团、党团和党派,不是仅仅代表某一部分人的狭隘利益。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更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说,中共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有人说中共是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追求公意的党,而非西方的代表“众意”的党。其实中共比卢梭讲的追求公意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国理念:“铁肩担道义”,“天下为公”。为了确保党的人民性和广泛代表性,中共总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它不是西方式的权力斗争,更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为了防止和纠正那些忘记党的宗旨、忘记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倾向的批评和斗争。

中共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政党范式

    问: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认为中共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政党理论?

    黄平:不是有可能,而是正在创造。100年来,中共已经和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中最基本的“大道”理念衔接贯通,并且继承发扬,在实践中这条路已经越走越通了。只有在客观看待中共及其历史作用的基础上,才会深刻理解新型政党理论的形成。不仅党内和人民群众要认识、认可,把它讲深、说透,而且要获得外界更多的理解,这就涉及到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能被外界人士认识与理解。

    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共早晚会变成他们想象的那种政党。他们对中国和中共太无知,背后是太多的傲慢和意识形态偏见。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制度是唯一范式的,中国早晚要向他们学习和靠拢,结果是让自己的认知越来越封闭,看不到世界的多样性,也看不到别的制度和文化所具有的长处与生命力。

中共是近代以来革命的集大成者

    问:有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晚清以来历代先烈救亡图存的最终完成者,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集大成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后组织化形态。

    黄平:这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无数前人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中共是100多年来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中的佼佼者。当然,中共也是在继承弘扬治国理政传统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中共也是近代以来革命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与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列宁论述过,单纯靠工人的自发运动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工团主义或者工会主义。即使在西欧或俄国,工人运动也是需要先进分子的带动和推动。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首先要解决的是土地问题,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是农民。但它领导的革命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农民起义,而是要经过先锋队的发动、启发和带领。这个过程中,需要先进分子们深入实际、走进基层,向广大工农学习,从工农群众中获得养料和启发。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中共何以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问:站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角度,中共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的确非常成功,中国距离富强目标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但还存在一个问题,中共的先进性能持续多久?中共成立之初那一代的共产党人多为怀有超乎寻常的抱负和情怀、经受了各种考验的革命者。但古人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对于中共来说,在老一辈渐渐离去后,新一代怎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黄平:经过近30年奋斗而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从人民政权建立,到政治建设中的继承与创新,包括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协商与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选举、在港澳实施的“一国两制”等等,还有社会建设中的各个方面,如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改革、全民扫盲与基础教育、社会的公共卫生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创新和开拓,中国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实现了最大规模的脱贫和最深刻的社会变迁(城乡、工农、代际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具有先进性的党和它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些成就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说到先进性,我想起当年《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唱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当时的延安正是集合了众多来自各地的热血青年,他们为了抗日救国和实现崇高理想,奔赴抗战前线。

    再往前追溯,毛泽东在学生时就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年轻的周恩来也写过“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当时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后来经过几十年大浪淘沙,牺牲了无数先烈,但终能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直到建立新中国并领导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

    中共在历史上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经历了各种曲折,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内核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还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我认为,坚持这三大内核、弘扬这三大作风,就为保持先进性提供了理论和作风方面的基础。中共在战争年代还有“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至今仍是广泛联系和团结各界的重要途径。而党的建设,既包含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也有我们一贯坚持的思想理论建设。这些都是为了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净化和优化,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障。

    中共怎样持续保持先进性,是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也是真正为民族为国家负责任的关键命题。我们今天之所以一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为如果仅靠党员数量,还不足以证明中共今天的正当性和今后的先进性。

    1949年党中央进北京之前,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后中共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当时陈云就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中共进城后成了执政者,既不再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手里又掌握了权力,迎合的人也就来了。申请入党的人不完全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甚至不排除有的人是为了名利,甚至为了升官发财。还有些人曾经认同党的宗旨、有理想有抱负,但做官时间长了,就可能脱离基层、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革命时期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但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何况,也不能仅靠讲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来确保正当性,而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更好地治理社会与服务人民,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不断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当然必须讲,教育青少年和我们的后代。但毕竟过去的伟大不等于今天伟大,今天伟大也不等于今后伟大。如何能够永葆先进性,的确是一个真问题。

    20世纪5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资本主义世界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孩子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第二代、第三代和平演变身上。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此非常警惕,要让他们“和平演变”的希望破产。今天党中央一再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再强调在进入第二个百年的进程中还要继续保证党的先进性,这也是新时代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意识。

    具体怎么办?要做到“两个务必”,还要对外部世界和未来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开放中保持自主性。一个有生命力的政体一定是开放、包容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不断学习,不断检讨,不断吸收新事物,路就会越走越宽。这也是中国发展迅速的一个“秘密”。中共一直在不断学习和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除了每次党代会的正式工作报告之外,党内通过不断学习研讨,找差距,不断改进工作。这也是党的生命力源泉之一。如果没有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就一定会官僚僵化,落后于时代。

    至于可持续性,中国一方面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一方面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会在以往40年—70年—100年的基础上更加彰显其持续性。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它所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就越强,也越有持续性。

马克思的批判依然有效

    问:被称作资本主义的西方,目前日益重视平权、劳工福利、社会保障,北欧推行了“民主社会主义”。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认为马克思当年的观点过时了没有?西方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吗?

    黄平:这个问题要从多个层面来看。首先,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发展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要看到,当时西欧、北欧等国呈现的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方面的情况,既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有关;更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密切相关,也包括受到苏联、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启发,导致欧洲社会发生了具有左翼倾向的各类社会运动,迫使欧洲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做出改变。当时美国也受到因越南战争而引发的反战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的影响。

    第二,任何社会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得到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二战之后,美国自罗斯福新政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后,美西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描写的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那时的法国既不同于雨果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也不同于当年周恩来、邓小平他们赴法勤工俭学时的状况。这不是资本家们发了善心、改变了谋利的本性,而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早年那个充满血与火、“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污”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发展为战后的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那么多的危机,其间又是大萧条,又是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得不反省和调整,这才有了福利主义加凯恩斯主义,通过二次分配等政策,部分地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赤裸裸剥削的方式。这确实使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欧北欧发生了很多变化,哪怕后来又有新自由主义的倒退和“往回走”。

    第三,我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也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看到的欧美社会景象,是战后福利政策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当时正是我们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初期,不少人误以为那时看到的欧美现状是刚上台不久的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甚至也由此产生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迷思。

    第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美国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把大量的血汗工厂、污染环境的生产环节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所以当时看到了欧美很多地方是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环境漂亮,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酷的一面。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基地基本都在国内,低价进口原材料,高价出口商品。随着资本的全球化,美国和西方受追求更低成本、更高利润的资本本性驱动,工业资本将大量工厂向外迁移,把产品设计、销售和金融服务等高利润环节留在国内。

    从全世界眼光来看,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逻辑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因为资本无国界,甚至愈演愈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随处看到,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惨不忍睹,这样的状况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不平等关系带来的。现在西方国家一些人很喜欢讲人权、讲照顾弱势群体、讲动物保护,并拿这些来指责发展中国家。但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讲人权”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第三世界的曲折、苦难和希望,他们真地看不到也不理解,甚至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视野里,更不会去反思究竟是为什么。

    所以,今天的西方世界,起主导作用的依然还是资本逻辑,而且,“冷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的超级跨国企业对市场、资源、信息等的垄断更甚,整个世界的南北差距、西方世界内部的贫富悬殊也更加扩大。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如果空讲一些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华丽辞藻,已经越来越难掩其虚伪,更不用说一再拿它当作外交和政治的工具,无端指责和打压别的国家和地区。这在美国2020年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风波和美国政府在整个防疫抗疫中不尊重生命的表现,显得尤其突出。

社会主义已经深深内嵌于中国

    问:那你怎么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黄平:百年以来,从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认定并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已与中国紧密融合在一起。今天,中国如果不讲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又不讲中国,都是讲不通的。

    第一,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也是对人民、对民族的庄严承诺,它是一面旗帜,这个旗帜一旦丢了,资本霸权、贫富悬殊、黄赌毒、贪污腐败甚至国家分裂都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些年揪出来的贪官污吏的丑行见不得阳光、也上不得台面,就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政权,党和政府对人民最基本的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承诺,是衡量是非好坏的标准。

    第二,在实践层面,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结合,还在发展之中。它还在不断丰富和完善,新的情况、新的挑战、新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层出不穷,要在不断深化的实践中深入认识,理论也要不断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简单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论述,也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更不能按照北欧式的“社会主义”去剪裁。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发展,中国走的道路之所以越来越畅通,都是由于没有搞教条化的本本主义,而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第三,社会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套思想体系、一种理想信念,还包括基本制度框架和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一系列的社会政策、组织安排和治理模式,和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开展经济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实践模式——它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中国的具体实践。它的道路、制度、经验、成就,已经与亿万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密不可分。这是亿万人民艰苦实践和不懈追求的结果,也是亿万人民自己的选择。

    问:所以说,你是反对外界一些对中国的批评,比如“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黄平:这些说法唯一的“用处”就是提醒我们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变形变质,不论说者的用意是什么。客观地说,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超越资本主义束缚、带来思想启发和社会实践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要坚持走下去,就必须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的基本安全,否则社会主义最多只是书斋里的谈资,或只在二次分配里做点文章的“公共政策”而已。而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基本制度安全,与所谓“垄断”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邓小平曾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防止两极分化

    问:近年来,中国高层开始重提邓小平当年说的共同富裕,浙江还被作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示范区。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现在中国重提共同富裕,是否意味着今后中国会在推进共同富裕上有实质性进展?

    黄平:当年改革开放起步时,邓小平对世界形势有一个重要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和平是为了解决东西方冷战问题,发展是为了解决世界南北差距问题。具体到当时的中国,小平同志有两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新中国经过前30年的建设,一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在社会基础建设、人民基本健康与基础教育等方面已经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所以小平同志通过“发展是硬道理”等论断,来打破当时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具体政策和策略就是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即使如此,小平同志当时也明确提到要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在他看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必经的途径和过程。所以小平同志明确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带来的国家快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不忘初心,并开始具体探索如何稳步实现共同富裕。

    问: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如果说前40年中国重心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重心要趋向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

    黄平:即使过去40年,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在追求发展过程中防止两极分化的工作一直在做,不论是大规模扶贫、实行西部大开发,还是各种惠农政策和取消农业税,还有建立广覆盖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等等,其实一直在推进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的实践。现在中国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小康,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故重心更强调走共同富裕之路,中共也更重视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问:中国社会普遍诟病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有解决希望?

黄平:解决了绝对贫困就接着要解决相对贫困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作为社会栋梁的中青年也可能没后劲了。新一代广大青年都是热血爱国者,都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而奋斗。但如果他们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够及时、不够稳妥,既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发展和进步,也会阻碍我们国家从第一个百年走向第二个百年的进程。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中国社会主义在新阶段贯彻新理念、走出发展新格局的应有之意。

世界面临资本全球化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的矛盾

    问:许多人都观察到,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正面临严峻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南北鸿沟、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破坏环境、竭泽而渔等等。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走到某个历史节点,需要新的道路或者变革来寻找出路。但今天世界存在一个基本矛盾: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无国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已产生政经脱离的矛盾。

    黄平:全球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即经济和政治的分离,经济越来越全球化,但政治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西方各国甚至更明显,政党们的争论都集中于国内或地方的问题与难题;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问题,要么不予关注,要么不得要领。战后和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还是过去那一套,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原有的国际格局变了,国际关系在重组,国际规则在重写,国际秩序在重构。完全按西方国家的利益、由西方强推的“秩序”已经越来越不灵了。更不用说几百年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丛林规则”与“零和游戏”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出路。

    我们在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一直倡导各国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主张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要么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要么坚持自己原来那一套“基于规则的秩序”,其实就是基于他们所制定的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秩序”,却没有对于大资本和垄断跨国资本的规制,也没有对于强国霸权行径的限制。

    问:无法有效监管资本,资本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已经构成基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未来的出路是什么?

    黄平:首先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性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必须要有世界政治相匹配,而不能只局限在各个“国家”范围内。联合国是世界性的组织,但是还远没有发挥它本应该起到的作用。欧盟也是一个区域性组织,现在也有非盟、拉盟、东盟等,之所以出现这些区域组织,也是因为单个的西方式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严格地说,如果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话,那么随着今天的经济(资本投资、商业贸易等)越来越以全球作为它的流动范围和活动空间,那么政治也必须是世界性的。

至于世界性的政治怎样开展,首先还是联合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才是区域性组织与合作框架,并进而达成全球基本共识与合作,但不能只是七国集团那样的西方小圈子,更不是回到孤立主义状态。孤立主义无法应对全球各种挑战、风险、危机与不确定性。其次,今天信息技术已将全球联为一体,甚至瞬间扩散、平行传播,而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之间,这也是打破政治地方化的一个可能的路径,虽然信息化也带来新的不确定。过去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不足以处理当今世界性问题和全球性难题了,所以必须要着手建构新的国际关系,致力于建设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退回强者为王、赢者通吃的丛林游戏。

(编辑  苏歌)



* 黄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任社科院美国所所长、欧洲所所长。经作者授权,本文是对多维网采访文章进行的摘编。

社会观察



  

    从我国各个阶段扶贫攻坚政策措施看,我国政府运用了财政、金融等经济、法律、行政多种政策工具,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扶贫开发工作。而政府财政政策的运用,在诸多公共政策中,具有基础性、主导性作用。

我国财政扶贫政策经验总结

     2020年,我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财政政策在扶贫攻中坚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财政等各种资源投资于扶贫攻坚,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财政政策扶贫攻坚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财政投资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为扶贫攻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我国及世界各国反贫困的经验来看,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往往是形成贫困的客观原因。改善贫困地区的桥梁、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构成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重要外部条件。我国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运用财政投资改变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为贫困人口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在扶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一些自然条件特差的地区,实行了整体移民搬迁。这条经验,在乡村振兴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2、精准扶贫,解决真正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随着扶贫攻坚政策的持续发展,大面积贫困人口的减少,需要精准扶贫,以利于提高财政政策支出效应,而不能分散资金,撒胡椒面。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年》中,我国将扶贫攻坚的范围缩小到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要求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做好建档立卡工作,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扶贫对象得到有效扶持。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精准扶贫制度,把财政资金用到贫困人口最需要的地方,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益,达到扶贫攻坚效果。

     3、支持开发式扶贫,以产业发展推动扶贫攻坚。区别于传统“输血式”扶贫,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我国坚持开发式扶贫政策,通过开发贫困地区资源,发展相应产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逐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通过政府财税政策扶持,在贫困地区发展适合本地区资源禀赋、经济社会状况的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文化旅游业、电子商务等产业,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等新型市场主体,发展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安排贫困人口就地就业,增加收入,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开发式扶贫以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是财政扶贫政策发挥作用的正确途径。

     4、改善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开展智力扶贫、科技扶贫、医疗扶贫,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贫困人口自身的科技文化素质,往往是形成贫困的根本性原因。在扶贫攻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级财政大力投资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智力扶贫、科技扶贫、医疗扶贫,改善贫困人口自身素质状况,为我国扶贫攻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5、重视扶贫攻坚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而扶贫攻坚也只是财政资金支持的一部分。因而,在我国财政扶贫攻坚的各项政策中,历来强调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功能,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201851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与此前制订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2000)、《财政扶贫项目管理费管理办法》(2000)、《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2011),这些制度的贯彻实施,保障了财政资金实施绩效,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各级纪检、检察、法院等部门,依法查处贪污、挪用扶贫资金、行贿受贿等扶贫攻坚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有力保障了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新时代财政政策在分配领域面临新挑战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解决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现代经济体系的要求相比,财政政策在分配领域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挑战,需要及时应对。

    1、运用财政政策,巩固扶贫成果,防止各种类型的返贫。尽管我国已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由于我国农村贫困线标准较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弱,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贫困人口还需要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巩固前期扶贫政策效果,防止返贫。我国2011年划定的扶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若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年人均纯收入4000元,以达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要求。很显然,这个标准仅仅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的温饱需要,即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需要财政资金继续支持。同时,目前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较为严酷、基础设施较差,短期内容易发生返贫,如自然灾害造成的返贫、因疾病造成的返贫、因暂时失业造成的返贫等等,还需要财政资金支持,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帮助贫困人口增强自身的能力,能够持续增加收入。

     2、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克服相对贫困的问题,缓解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

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状况看,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比上年缩小0.08。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东部。东部去年增长4.6%,西部增长6%,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缩小。低收入群体的增长快于全体。按居民五等分收入分组,全国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6.6%,增速高于全国居民名义增速1.9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8%,增速高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5.1个百分点[1]。而另外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处于警戒线之上。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一时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数据,2019年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80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15元;收入最低的4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79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5元。这表明我国确实有40%以上的人群,其平均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2]。而Wind数据显示,2020年民生银行管理层年度薪酬总额为6179.89万元,位列40A股上市银行中的第一位。其中前三位高管薪酬合计1092.9万元,人均364.3万元,人均月收入30.3万元。而平安银行前三位高管薪酬合计2325.18万元,人均775.06万元,人均月收入64.5万元[3]。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调节、控制。

     3、建立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财政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只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小步,走向共同富裕,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建立走向共同富裕的财政政策,合理配置资源,调节收入分配,防止社会两级分化,社会矛盾加剧。首先,财政政策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提供优质服务,治理各种垄断所产生的社会财富和收入不合理的现象。其次,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工具,维护社会公平的底线。通过财政分配与政策调节,保障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需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再次,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工具,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心理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禀赋、人们工作努力的程度、人力资源开发成本的不同等各种原因,人们的收入及占有的社会财富存在一定差距,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一旦超越了社会成员心理上认可、承受的范围,也会激发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

新时代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财政政策选择

    根据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财政政策工具的特点,财政政策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是各个国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状况看,深化个人所得税的方向包括:(1)逐步扩大税基、普遍征收,提高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并向主体税种方向发展,增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目前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6%左右,很难发挥收入差距调节作用,在收入主要来自工薪阶层的情况下,反而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在下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中,要立足于普遍征收,扩大税基,增加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向主体税种发展,才能有效发挥其调节功能,特别是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而不能把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薪税,将其作用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则很难发挥调控功能。(2)调整税率,对于某些较高收入阶层采用加成征收的方式,加大收入差距调控的力度。目前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达45%,各方面讨论较多,也可以采用降低最高税率,对达到一定限度的收入采用加成征收的方式,提高征收力度,也能达到调节过高收入的目的。(3)条件成熟时,将工薪收入中的扣除额、专项扣除额等改为分地区扣除,更能体现大城市等生活成本较高地区居民的需求。(4)利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大个人所得税征收力度,提高处罚程度,增强对高收入阶层调控的实际效果,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2、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缩小差距,充分发挥经济社会运行稳定器的作用。我国已建成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基本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各级财政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但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包括:(1)进一步缩小社会保险制度内部的差距。以养老保险为例,基本养老保险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存在较大差距。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的缴纳和支取存在较大差距。职工养老保险中企业职工、事业单位职工和行政单位职工的保险待遇也有差距。目前只是在制度上做到了统一。特别是目前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状况,与缩小城乡差距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既要和缩小收入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相适应,也要和人口老龄化的需求相适应。(2)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推动消费养老、以房养老等补充养老事业的发展,弥补基本养老保险的不足,提高老年人的福利待遇。(3)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及时调整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使广大居民能及时享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4)进一步改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财政投入,增进困难群体的福利水平,体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对于残疾人、孤儿、丧失劳动能力的流浪者等困难群体,给予收养和帮助,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

     3、增加财政投入,促进公共服务高水平发展基础上的均等化,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项公共服务的差距,往往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社会阶层差距、代际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筹集资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职责。在我国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公共服务政策的重点包括:(1)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各个行政区域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项公共服务的差距,使各个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大体均衡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2)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城乡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项公共服务的差距,使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大体均衡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缩小差距,避免重蹈大城市病的覆辙。(3)消除社会阶层、代际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防范社会阶层固化,鼓励竞争,体现社会公平。

4、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减少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最大限度地缩小收入和财富占用的不公平。财产占有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在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鼓励居民投资,个人及家庭财产多元化,收入来源多元化,扩大中产阶级阶层,缩小收入差距。(1)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鼓励居民创办各类中小微企业,增加财产性收入来源。(2)鼓励居民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增加资本性收入来源。(3)通过财政政策支持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为居民投资、转让各类资产创造良好的条件,优化居民资产配置,实现收入的多元化、最大化。因此,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鼓励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减少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收入巨大差距,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道路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

(编辑  季节)



* 温来成,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中财-中证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人民资讯:《国家统计局:推动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2021118日。

[2] 李实:《怎么看“6亿人每月收入1000》,新华网客户端,2020622日。

[3] 吴霜:《银行高管薪酬排行榜:民生银行管理层薪酬总额超6000万元 位列上市银行第一》,《21世纪经济报道》,2021810日。

文史沉思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基本要求。

实事求是思想是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的交汇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的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1] 主义是,问题是,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之争的继续。

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实用主义哲学,是19世纪美国的一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流派。也有人将实用主义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实用主义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年)和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认为:“我们认为一个理论的正确程度同它解决这‘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问题’的成功程度成正比。”[2] 杜威更是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他认为:“所谓真理即效用,就是把思想或学说认为可行的拿来贡献于经验改造的那种效用。”[3] 195412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特别叮嘱:“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4] 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学长何叔衡的影响下,很看重船山学说。19199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5] 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章程据说都是胡适确定的。[6] 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

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普世”教条斗争中成长的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老教条主义,如王明那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普世楷模;也有新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在他们指挥下,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9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的亏最大。”[7] 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8]王明现象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中国共产党党内迷信并盲从共产国际的思潮。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9]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0] 19423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1] 19569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德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12] 19563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13]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以苏联为革命“普世”样板的认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也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这种教条也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它们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19737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说:“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14]

这里需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本意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到70年代为什么就搞不下去了?

这是由于后来那些反别人普世的人却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连同毛泽东思想推向普世(教条),“文革”中出现的极“左”人物及其错误多不在于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顶峰论”“天才论”。顶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泽东一生都在与这种倾向进行不懈地斗争。有人曾当面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时,毛泽东肯定地说:“什么都应该一分为二,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我的思想也是应该一分为二的。”[15] 19688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16]

这样的态度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比比皆是。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世化。毛泽东要求别人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同样也是按着实事求是原则来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实践。

1950520日,毛泽东审阅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在“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17] 1027日,毛泽东审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18] 19643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上说可以采取。”[19] 1966712日,毛泽东约王任重同志谈话,说他给江青写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毛泽东说:“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20] 72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文章时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21] 19671127日,阅读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处书记安斋文章,安斋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22] 1229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两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最高水平的”删去。[23] 822日、23日、24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的几篇稿件时明确表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24] 直接删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25] 91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26] 的段落删去。926日,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27] 同时毛泽东还删去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2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这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明确批示:“这一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批示几乎贯穿“文革”的全过程。“文革”中的绝对化,连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尼克松语)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28] 的绝世样板。与其前述的“左”和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苏联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为普世标准,结果,这样自我绝对化的做法也将“文革”推向反面。尽管毛泽东同志一直试图纠正这个偏向,以至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毕竟力不从心,无奈他只有将这些纠偏的任务留给后人。

毛泽东最大的贡献和思想遗产是实事求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与“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有些人也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标准,将美国设为绝对范本,与当年王明崇拜苏联经验一样,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与“文革”的命运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它的反面。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与各式普世(教条)主义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时期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看来要与右的“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和思想遗产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如果不这样,就要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结局。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道路,1949年解放军打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高兴,不说鼓气的话。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3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29]

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员王方名回忆,1957411日上午,毛泽东约他和其他几位学者谈话,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历程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毛泽东接着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毛泽东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毛泽东说:“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最后,毛泽东概括地说:“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30]

在改革开放已有四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仍需要持续开展反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1] 要明白我们改革依靠谁、为了谁,谁是能够保证我们胜利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

1965221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时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当薄一波汇报到如何紧跟上主席的思想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32] 6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在听到1964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100亿斤,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33]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34]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编辑   季节)

 

 

 

 

 

 

 

 

 



* 张文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1] 胡适就自己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图后来有过解释,他说:“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来源: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2] []威廉•詹姆士著,陈羽纶、孙瑞禾译:《实用主义 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

[3] [美]杜威著,许崇清译:《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85页。

    [4] 毛泽东:《致李达》,《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5] 1950102日,毛泽东复信张有晋:“遵嘱写了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6]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5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是事实。这在毛泽东给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证。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这段文献参见载沈卫威著《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

[9]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页。

    [15] 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20] 转引自王任重1966713日日记,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28]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前夕流行很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旋律铿锵,歌词主张内容不容置疑,反复重复的歌词是“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就是好。”参见经典老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线试听_http://www.kuwo.cn/yinyue/281657/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30] 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197912日,第3版,载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学习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 414页。

[3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http://china.caixin.com/2012-11-08/100458021.html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页。

[34]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6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