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治国的三个阶段以及理念

过去二百年里，中国关于怎么治理国家走过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我划分时段和通常方法不一样。第一个阶段从1800年到1956年，这个跨度包括了1949年建国；第二个阶段从1956年到1990年前后，这个跨度包括改革开放的前10年；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三个阶段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英文叫governability（治国能力），就是能不能治国，有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统治这片国土。1949年以前的一百五十年时间，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叫government，就是政府管理，由政府全面管理国家，不让其他力量参与。这个阶段大概是新中国60年中的前30年，或者更长一些，直到1990年前后。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叫governance（治理），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国家治理。

这三个词听起来有相同之处，我把它们概括一下，另外用一个福柯的词作为“帽子”，叫governmentality（治国理念），就是一个国家治国的理据。过去二百年中国最关键的治国理念是什么？什么是各个阶段治国的特点？这三个词——治国能力、政府管理和国家治理，就体现了三个阶段的治国理念，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如果第一个阶段的问题不解决，后面两个阶段都不会出现。第一个阶段中国遇到的问题是，统治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具备治国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遭遇了内忧外患。内忧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出现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外患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在1852年咸丰登基后不久有个转折点，清政府第一次说，我的军队不行，得让湖南曾国藩自组湘军、李鸿章回安徽办团练来帮我镇压农民起义。清朝建立以来一直不准汉人指挥军队，但是到这时没辙了，可见危机有多严重。湘军淮军打了几年后咸丰皇帝自己洋兵被打跑了，去了热河。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了紫禁城，把圆明园也给烧了。这两件事——让汉军帮助打仗和英法联军打进紫禁城，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说明清政府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这个国家没法治了。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56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治国，就是谁有能力、用一种什么方式把这个国家维系住。但是湘军淮军本身，包括后来的北洋军阀，实际上不是北京政府真正能够控制住的，结果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再往后是以各省宣布独立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孙中山从美国回来了，他也治不了国，只能借助于袁世凯。袁世凯能不能治国？袁世凯从1912中华民国元年到1916年6月6日死去，其间有护国战争，有二次革命，每次又都是各省宣布独立于中央政府。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还是一个国将不国的局面。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理论上宣布统一全国，但只能控制住一部分省份。南京政府在“黄金十年”真正能掌控的不过是长江中下游那几个省份。抗战开始后，日军入侵，国共都在打仗，还是没有一个政治势力能够治国。抗战结束后，国共和谈没谈成，不到一年时间，1946年又开始打内战，还是没人治国。从1800年到1949年前后这么长的时间，中国面对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解决治国的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治国的问题看似解决。共产党在跟国民党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山头。这些山头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抹平。对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是很清楚的。从1948年初开始，党中央就意识到，全国胜利之日就快到了，共产党不仅要把敌人打败，而且要把自己统合起来。毛泽东当时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建立报告制度》，规定各大根据地和军队要定期向中央报告。之后的一系列文章都能看出中央要把共产党统合起来的努力，包括统一解放军的番号，统一解放区的货币、军票体制，等等，一直到1949年建国。

从1950年到1956年期间，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把军事统起来，把行政、经济统起来，包括统一财政，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等。中央划分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军政区，既是行政主管，又是军事主管，各个山头依然若隐若现。“高饶事件”以后，1955年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原来的六大军区改划为十二个大军区。中国真正统一的标志恐怕是十二大军区的成立。

党国体制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

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制度，可以说是矫枉过正，而矫枉必须过正。“矫”的是前一百五十年的“枉”——那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能够治国，到1956年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全国范围内，除了台湾还没解放，香港、澳门还没收回，不再有割据势力。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第一次解决了治国能力的问题，这是历史性的。

今天的人不太在意这些事情，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时的政治家们，不管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蒋介石，考虑的是同样的问题：国将不国了，中国怎么办？一开始他们有些人想得非常好、非常理想化，就是把西方模式搬过来，解决治国的问题。比如孙中山就说，也许我们采用美国联邦制，就可以把中国治好。甚至毛泽东年轻时也鼓吹，建立湖南共和国。但是他们后来都认识到，用西式联邦制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所以才会有1949年以后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

现在有些人从理念出发，认为中国当初学的是苏联模式，太过了。其实这和苏联模式不相干，当时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能不能治国，有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治理这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6亿人口的大国。要治理这个大国，就得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而且从国民党时期就开始探索，把党和国家统一在一起；共产党后来建立的体制，就是一个党国体制。这个体制你认可也罢，不认可也罢，它确实解决了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治国能力。到1956年几乎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套体制，可以治理这片国土。

所以，它是历史的产物。这个要说清楚，否则大家觉得是从苏联舶来的共产党的理念。它有观念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产物，是为了解决能不能治国的问题，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党政合一、高度统一的体制。

1956年农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企业基本上都成为国有或集体的，不管是中央所属还是地方政府所属。所以，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叫government（政府管理）。治国能力问题解决了，政府开始起关键作用，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计划经济阶段。这个阶段，经济是政府管，文化是政府管，总之都是政府管。所有的产业都是国有制或集体制，集体所有的也要服从地方的计划经济，统一调配。

第二个阶段的好处在于，它把非常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当时中国很穷，哪怕所有的人都节衣缩食，按最低标准生活，积累也还是很少。国家发展要打基础，需要大量的资源，不管是人力的、物力的，还是财力的。这个时候，靠市场来调节是没有可能的，基本靠政府来进行强制性的积累，把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

1956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办了很多大事。比如，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善的工业和交通体系，在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8万多个水库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农田基本建设绝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人力资源，健康和教育。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人的健康水平很低。1949年以前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只有10%左右的人识字。也是在前30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有了巨大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印度今天也没到68岁。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初中、高中教育大面积普及，在册中学生的数量在1978年达到顶峰。大量的人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技能，读书的技能、做事的技能，这是了不得的成就。

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相当雄厚。这个恰恰可以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比，尤其是和发展中大国对比。打基础是政府的事，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党政合一的方式动员各种资源，全力以赴提升中国的国力。当时出于军事的目的、政治的目的，当然也有经济的目的，都要举全国之力提升国力，国家要富，国家要强。

更早以前的思想家就讲富强。严复讲富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这个梦想，再到邓小平。所以，这个阶段由政府全面管理国家，也不完全是理念的产物。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仅是学了苏联，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个阶段需要强大的政府力量把基础打好。没有这个基础，后30年的起飞基本是不可能的。

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

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是governance（治理）。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西方蔓延到全世界，从撒切尔夫人到里根，到世界银行，都鼓吹政府要少管事，把权力下放给所谓的公民社会，下放给私营企业。这个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蔓延，到1996-1997年被广泛使用。意思是，不要什么事都政府管，也要让其他力量来管，这就叫“治理”。

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大规模变化是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邓小平去世前，公有经济——国有和集体，仍然占中国经济的大半江山。这时候开始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用一系列方法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政府不用全面管理经济、经营经济了，政府只需要规划。以前中国没有多少活跃的社团，这时候开始出现大量的社团，还有所谓的民间非营利性机构，如养老院。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当中也有世界大势。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与世界是同步的。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个政治势力的主导下走过了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人民共和国，解决治国能力的问题。第二阶段用政府统管的方式，为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打基础。第三阶段用治理的方式，释放活力，快速发展。这种转折不能说非常平稳，但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下，完成得是不错的。

2012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土耳其。土耳其1961年就加入了OECD，即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目前人均GDP（按汇率计算）是中国的2倍。但是看宏观指标，中国和土耳其已经差不多，甚至更好，比如人均预期寿命，中国已经超过土耳其。土耳其7000万人口，中国将近14亿人口，是他们20倍。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展起来，他们现在人均GDP只是我们的2倍，其他很多地方不比我们强。这样来看中国的发展水平，不仅可以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比，和OECD中的低端国家都有得一比，这是值得骄傲的。

共产党解决了治国能力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今天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假设这个能力不重要，这是非常错误的。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没有解决治国能力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不能达到第二个阶段，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治国，就更不可能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管理国家。有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才能过渡到治理阶段，在这个前提下，国家管一些必须管的事之外，不必大包大揽一切事情。

现在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方面全世界都在讲，国家要少管，让其他力量来管，但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个国家能力的问题。就是说，国家可以放权，但是放权必须有度；超过一定的度，就存在很大的危险，即国家基本能力被削弱。

中国也有这个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向治理阶段后，政府曾一度误认为，市场导向的改革意味着由个人和家庭承担各类风险（如失业、患病、养老等），从而漠视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有段时间政府放得太多，把医疗放给市场管，把教育也放给市场管。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有很大的问题，原以为政府可以将这些社会责任放给其他力量来承担，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于是开始纠正。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发生改变。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福利体系。这个巨大的进步，没有国家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谈国家治理问题，一方面政府要放权，让其他力量参与管理；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和巩固国家能力。两者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政府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不管，避免国家出现乱局；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我从1991年就开始谈国家能力问题，这与当时全球流行的观念是相悖的。是因为当时我去了一趟俄罗斯，看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转型了，但是国家一塌糊涂，一片乱象。1993年我和胡鞍钢一起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讲国家能力。曾经一度坚称“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在2004年写了《国家构建》一书，也讲国家能力问题，其实就是我90年代初那些认识。

“小康阶段”的中国梦是共同富裕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使海内外渴望中国强大的炎黄子孙深受鼓舞。可以说，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追求实现梦想的历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千千万万人民英雄为之浴血奋战的解放梦终于实现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自立自强和脱贫致富的梦想。现在，中国处于第三个历史阶段，正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新中国的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匮乏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按2012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从400美元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见图1）。“匮乏阶段”的中国梦是自立自强。面对西方列强的敌视和封锁，中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但是，依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且不说建国后仅3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其间还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从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6.5%。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硬（基础设施）、软（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两方面坚实的基础。

197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上下，进入第二个阶段——“温饱阶段”（见图1）。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温饱阶段”的中国梦是脱贫致富：一方面千方百计扶贫减贫；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

如果按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也就是说，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赞叹说：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这对全人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大大高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

200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约4000美元，进入第三个阶段——“小康阶段”。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跨越10000美元大关（见图1）。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3%，现在这个比值已超过20%，并仍在快速攀升。“小康阶段”的中国梦是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加大了公共投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

中国“福利国家”的崛起

如果有人在2000年前后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那是有根据的。但如果今天仍有人认定中国是“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负福利”国家，那就是无稽之谈了。大量数据表明，在过去10年中，中国出现了一次新跃进：社会保护力度的大大增强。这个新跃进，我称之为中国“福利国家”的崛起。这个新跃进已经静悄悄地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它阻止了社会不公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为降低人类不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没有这两方面的变化，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只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就只是一句空话。

中国以前没有福利体系，但是过去10年左右，在涉及绝大多数民众福祉的方面——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其保障范围越来越广，保障水平越来越高，保障体制越来越健全。

以医疗保障为例，新世纪之初，中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的比重一度高达60%。这就是说，当时医疗费用的负担主要压在居民个人肩上。无怪乎当时人们普遍感到“看病贵”。这是因为，在上世纪最后十几年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为民众提供医疗保障的责任。但在过去十几年，医疗卫生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反向运动：政府财政与医疗保险支付的份额越来越大，个人支出的份额越来越小。到2011年，个人支出的份额已降至34.77%（见图2）。中国政府正努力进一步降低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2013年降至33%以下，至“十二五”（2011-2015年）末期将降至30%以下。值得一提的是，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现在不仅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0.8%），也已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0.5%），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24.8%）和日本的水平（17.7%）。

各种指标显示，中国正稳步迈向“人人享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体制的四个优势

这些从事实层面体现了中国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四个优势。

第一，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而且这个核心能够做决策。这一点很重要，有很多国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种局面——无法做决策。政治学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veto player，就是“有否决权的玩家”。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如果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多，就没法做决策。因为决策不可能在一个点上完成，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如果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阶段有否决权，这一关否不掉，下一关也否掉了，决策就会无疾而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少。在非常重大的决策上，中国真正“有否决权的玩家”恐怕只有政治局常委会。权力高度集中可能会产生问题，有潜在的危险。但它的优势是减少了太多的“有否决权的玩家”掣肘的局面，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做出决策。

第二个优势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决策者也好，各级干部也好，老百姓也好，有一种不像哲学的哲学，比如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因为有这样的态度，遇到问题时，大家不是抽象地卷入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认为，出现问题了，我要解决问题。这种意识非常重要，使得我们的体制有回应社会需求和要求的动力，能够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优势也很重要，就是多样性，中国的体制允许多样化。中国立法跟西方国家非常不一样，西方立法往往是议会通过一个几百页甚至上千页的法律，要求全国各地按照这个法律来实施，美国的医改法案就有上千页。这样只能让律师非常活跃，其他人全都不知道怎么办。

中国立法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一上来就由全国人大立个法，这个法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然后强制全国去实施。我们是，有问题了，允许各地去试着解决，这就叫各地的实践。还有一种方法是，当中央也不确定该怎么办，那就先搞个试点，抓点带面是共产党历来的方法。这些试点成功了，推广；不成功，对全国的影响也不大。当年办特区就是这样做的，最早办人民公社也是如此。一种叫实践，中央说，要做这个，具体怎么做，各地去摸索；一种叫试验，中央确定几个试点，取得经验再推广。即使推广也不是一刀切，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做出调整。所以说，这种多样性成了我们的学习源，也构成我们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善于学习是中国体制的活力所在。

第四个优势是，中国体制有比较强的回应性。正因为有各种来自地方的经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能够回应社会需求。最近几年出现的政策变化是很好的例子。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三农问题。到了2003-2004年，国家先是减少农业税，后来在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税赋过重这种老的三农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然后大家开始讲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这几年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正在解决，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也在解决。现在大家又开始讲养老的问题，希望得到妥善解决。

养老保障以前国家只管城镇职工，现在城镇居民也管。农村有了新农保，已经有一亿多人拿到了退休金。钱不多，一个月几十块，但出现这个势头是不得了的。这和新农合一样，开始每人每年国家只给10块钱，现在已经280块了，增幅非常快，覆盖率达到99%；而且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一样的。新农保今后比新农合的增幅只会大不会小，因为养老是非常昂贵的。我们看这个变化过程，以前谈论的问题现在不再谈了，因为有些已经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这说明，这个体制对社会需求具有回应性。

以上四点概括起来，是中国经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用某一种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中国经验对治理我们这个大国是非常适应的。这是中国为什么能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四个制度优势。当然，事物都是两方面的，这四个优势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某种原因也产生过一些问题。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不使优势变为劣势。

（编辑：楚佳）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媒体以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的价值观混乱，积极、主动地开展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3月29-30日，在《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的“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政治、历史、国内和国际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研讨。

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1]：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全党和全国媒体的思想认识

我们都知道媒体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时代的原因。第三产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不一样了，制造业时代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有发言权，但是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品主要是无形产品。而在无形产品里我们发现，虚拟的作为真实，比真实的真实还真实。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真实的政治，它其实是虚拟的真实，或者是被媒体描绘出来的真实。因此在这个时代，媒体就变得极其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这是我从政治学的视角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谈四个问题：

第一，媒体的功能。作为一个媒体局外人，我认为媒体有三大功能：一是传播信息。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国内国外的信息，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个国家在文明上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就会出局。还有政治信息，也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信息，人民对这类信息是感兴趣的，因为关系到人民的命运。今天是信息社会，要求媒体自由，因为必须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自由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是评论政府的政策。媒体掌握新闻话语权，代表社会的各种势力来评论和评价政府所做的事。人民是有权利评价政府的，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做得对不对、好不好，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媒体的第二个功能。

三是塑造价值观。媒体塑造价值观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以及报道信息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来实现。任何一种媒体、任何一家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不仅仅选择事实，而且选择使用的语言和概念。这种有选择的信息传播表达了媒体或媒体人的价值判断、价值体系，因此就有塑造人民乃至政府的价值体系的作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说，过去西方教会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之后变成大学文科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今天这个排序要变过来：第一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主要机构，第二是大学文科，第三才是教会。

价值观对于政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方法有四种：第一是执法，维持社会整体秩序。第二是代表最强大的社会集团，叫代表性。第三是平衡利益——现在与将来、部分与整体、变化与不变的利益，这是政府的责任。第四种可能是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管理社会的方式，就是把各种利益凝聚在一种正义观里，也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最大机构，所以受到政府的密切重视，要么政府出面管理，要么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三大功能中，自由传播信息与塑造价值观这两者是天然矛盾的。就是说，因为媒体有塑造价值观的功能，政府出于治理的需要，不可能不干涉新闻自由、传播信息的自由。这一点，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一样。

第二，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如果我们简化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东西叫专制，那么是否被认为是专制并不在于选举制，也不在于一党制，甚至不在于外国人怎么贴标签。比如英国治下的香港，既没有政党制度，也没有选举制度，但不论香港居民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称它为专制社会。什么原因呢？专制是个坏词儿，它跟集权程度没关系，而且集权的程度也没办法来判断。它靠什么来判断呢？就是人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自由，也就是揭露高官违法行为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缺少这种自由，这个国家就被称为专制国家，包括它本国的人民也都会这么认为。反之，如果媒体有揭露高官不法行为的自由，这个国家通常不会被称为专制，本国人民也不会认为自己国家专制。所以，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新闻媒体有没有揭露高官做不法之事的自由。

第三，对我国媒体现状的思考。我谈四个方面：首先，30多年来我国的信息传播自由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就是媒体，媒体就叫两报一刊。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满意的，因为既不可能有独立，也不可能有创新。那是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是一个新闻媒体闭锁的时代，也是一个无知的时代。今天来看就更清楚了，第三产业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谁能够创新，谁就有前途；谁不能创新，谁就没前途。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的媒体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一方面是专业化，一方面是国际化，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机报，等等，都给人一种进步的感觉。我也认为，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极其敬业的。

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为什么是自上而下？因为我们是官方而非教会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从上而下看，我们的价值观真够混乱的，底线都突破了。而且有各种表述，谁也说不清，记不住。如果美国人说就一个词——自由，欧洲人说也一个词——民主，伊斯兰教国家说，我就一个“伊斯兰教”，中文的表述简洁明了也能说清楚。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简单好记，而且是官方和人民共同认可的。

今天西方人宣扬“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分两类，一个叫民主法治，一个叫专制人治，制度决定一切。这是冷战后兴起的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认识。到底历史是制度塑造的，还是制度是历史塑造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一切？大量的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不是决定一切的。但是这种制度决定论，最后被归结为民主法治是好制度，其他都是坏制度，而且大家都不得不跟着这么说了。

这其实不是西学的精髓。但是这样一来，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就被接受了，特别是我们由此上了西方人的当。什么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以人为本，而不再谈以民为本。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了以个人为本，造成个人主义膨胀到荒唐的地步。学校连体育课都不敢上了，怕被学生起诉。哪个学生摔了胳膊折了腿，甚至跑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因此学校体育课就不上了，运动会不办了，春游也不搞了，到了这种极其荒唐的地步。

这是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为什么不提以民为本，而非要提以人为本呢？既然以人为本，因此一个人就可以挟持所有人。比如住房拆迁，99%的家庭都同意了，拆迁费也合适了，就有一家人不同意，成了钉子户，最后没办法，就拿钱摆平。结果先迁走的人觉得吃亏了，99%的人都不高兴，共产党因为一个人得罪了99%的人，那你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中国今天价值观混乱是自上而下的，是从上头开始混乱，从精英群体、知识界开始混乱，不是从老百姓开始的。

第三个方面是文风问题，官八股盛行，洋八股盛行，导致我们的媒体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官八股表现为言必称领导人曰，洋八股则是言必称阿伦特曰。我刚看完一本杂志，里面一半文章都提到汉娜·阿伦特，把我们今天的社会形容为极权主义社会。虽然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但人家就是这么来回说。为什么有官八股和洋八股的两极化、对抗化？跟文风有关系。改造我们的文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官八股？是有一批从年少到年老都在那写文件的人，跟社会没接触，认识脱离实际，写出来的东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同时又是左一句右一句，全面的、辩证的，让人不知所云，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不会“说人话”。洋八股是用一种特别蹩脚、劣质的翻译语言在那故弄玄虚。比如讲中国农村，上来先说外国某思想家说过一句什么话，然后就着这个话来说中国农村，其实那人跟中国农村什么关系都没有。洋八股言必称西洋理论，长句子、怪词，什么现代性，这个性那个性，总之是拿洋人来褒扬自己，吓唬别人。

应当认识到，现在这个时代，知识不再被少数专家所垄断，人民的知识已经普及了，民智大开。我在学校讲课时，有学生指出我什么地方说得不对，我会对全班学生说，刚才我说错了，最新的发展是这样的。所以别吓唬别人，今天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跟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是不买账的。另外我觉得，没有青年就没有未来，与青年的沟通交流出现障碍是今天官方媒体的一个问题，也是洋八股媒体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方面，新媒体出现的新情况，即粗俗化、快餐化的倾向。到处都在骂街，骂得可难听了，这使得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这个倾向不可任其发展，它破坏舆论环境，扰乱民心。所以要净化我们的舆论场，增强正能量，消减负能量，纠正错误的舆论导向。

最后谈谈怎么办。第一，政府对媒体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怎么管的问题。不放开新闻监督的自由，是管不好媒体的。不解决官方自己价值观混乱的问题，也管不好媒体。政府不改善自己的文风和作风，也是管不好媒体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提个建议。可以像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召开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研讨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让媒体从业人员说说怎么来改进。目的不是为了所谓的百花齐放，而是让全党和全国媒体从业者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在一个先进的方法上，来改善媒体目前的状况。如果不让大家讨论，自以为是，觉得我就最正确，那媒体也就会自行其是；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所以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当年毛泽东听了一个星期的讨论，每天听完后不发一言，但是晚上回去自己总结，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一篇经典文献。就是在这个文献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这是一个先进的做法，是延安作风。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谈政府管媒体的问题，而怎么去管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要让各方面的人充分发表意见，才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第三，如果说，意识形态之战、话语系统之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生命攸关、一个政权生命攸关的事情，那么就必须建立这样一种认识：共产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就是能把媒体变革成认同这个国家、支持国家发展事业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的政治是一种认同的政治，那么谁能够在这种认同政治里领导打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战，打赢话语系统创新之战，谁就是我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如果建立起这样一种认识，那么最出色的人才就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上。

乔良[2]：中国今天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络编辑的立场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有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样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对媒体不要急于去批评指责，应该先反省我们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我同意潘维说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比如价值观问题，宣扬价值观理所应当，但是你得言简意赅，让大家过目不忘。而且要经得起推敲，比如“北京精神”那四个词儿，其中一个是“创新”。作为一国之都，只把创新当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有保持传统、传承文化的一面，这是首都的责任。比这更早的还有《北京市民公约》，把“无私奉献”也写进去了。这个是对党员的要求，怎么能作为市民公约呢？

现在有些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草率行事，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会颁布推行。结果说了也白说，对民众毫无吸引力和约束力，反而使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混乱。所以，在分析现今全社会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状况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六神无主。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平庸，而话语平庸说到底是思想平庸。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对媒体更是如此。官方话语平庸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必须从领导讲话、中央文件开始，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必须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今天，国内不少媒体方向迷失、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这些媒体方向上的迷失，也造成了对大众舆论导向的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个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看似是非分明，实际上是立场决定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是屁股决定脑袋，失去了正确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这和政府导向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想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关系。媒体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言，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和可取的方式，不如尝试创新一种更先进的方式。应该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第三，不能再让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造成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国内不少媒体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因为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向正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思”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当西方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自己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和“宪政”的坚定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却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美国人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于是他开始大讲民主的历史，说了个把钟头。

我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的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讲什么民主？不懂得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在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的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按契约来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三百年。而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才不过一百年，真正稳定发展也就几十年，你给我三百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那你不是政治幼稚，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第四，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三十年前刚改革开放时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和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化为泡影。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它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明白。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不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学生给我递条子追问一个问题：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问他们，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都是有限的。你以为自由是什么，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已经成为关于自由的定义：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度也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生存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4亿中国公民，当一个人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他们与生存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3亿美国公民，所享受的自由空间会是一样的么？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倾向，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压制别人表达不同观点。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他们即使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专制的态度，几乎不允许别人讲话。这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味道吗？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第五，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二十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我们可以不喜欢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不可否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超越英国，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尽管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交易的信用体系和交流的价值体系。

毋庸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走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或者说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某种意义上说，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也就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难题。但眼下来看，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说到底，还得从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话语体系改变了，才有可能赢得话语权。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遏制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败更困难的事。

现在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体制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确立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道理。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道理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黄平[3]：诉诸群众，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

今天的舆论环境，我们都身在其中，感受都很深。如果说改变舆论环境也是一场战斗，那么可以借用一个词，这是一场“文化上甘岭”。记得很早中央就提出，要牢牢掌握主流媒体。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就算国家牢牢掌握着主流媒体，但是如果各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没什么人看，甚至连干部都不认真看，那也没有多大用。

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多少人信，而是商媒、外媒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的，甚至有些官媒背后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在自觉不自觉中，也把西方的标准当成了我们的标准。如果标准出了问题，即使形式上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也丢失了。

我很同意首先从文风着手。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为了端正思想路线先从党八股整起一样。当然，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这为摆脱教条主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奠定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风基础。记得几年前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谈到文风时，我不加思索冲口而出说了十个字：我们现在的文风“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后来在一个访谈中，也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了。但文风问题过去这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很多东西不仅味同嚼蜡，而且不知所云，惨不忍睹、惨不忍闻。

当然还不只是文风出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也很严重，不光涉及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也包括价值标准、思想路线等大问题。潘维、乔良说价值观的概括要简洁，的确如此。过去“仁义礼智信”就很简洁，“为人民服务”也很简洁。而且要让人感到中国特色，而不是拿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能用。如果说我们要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本身的正当性或者道统，那还得再思考、再提炼，要让人民听得进，记得住，留得下。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它被说成是个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趋势。我们说不走前苏联亡国的路，很多人以为只是不采用“休克疗法”；无非是转轨的速度慢一点、节奏缓一点、方式稳一点，但总的趋势还是要朝那里去。我们的正面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失语的，有人说是患了“集体智力低能症”。现在的网络、微信等新舆论环境，甚至一些传统媒体，不仅很混乱、很失序，甚至基本倾向也很有问题，所以才出现大量影射性甚至颠覆性的段子、小道消息和传闻，许多是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在传统媒体乃至学术环境里，也有一些学者说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拿着国外的钱专门搞一些“细节”，用细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一些很严肃的学者，讲来讲去都是些细端末节，许多也真假难辨，但是颠覆的却是大历史、大逻辑，其实就是要整个颠覆近现代历史。

除了现象层面无硝烟的“上甘岭”，在理论层面也需要认真思考。我们本来是有丰富的理论资源的，但是由于这些年来片面理解“不争论”，也由于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私人利益，有意无意之中把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理论资源给扔掉了。现在的舆论环境，甚至包括整个思想领域，一个最大的问题，用老祖宗的话说就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着变化。当我们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时候，那舆论阵地怎么守得住？舆论环境怎么能不发生变化？

但这又确实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所以列宁讲，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当年的延安道路是创造了奇迹的。那时候既没钱也没技术，小米加步枪而已。井冈山时期如此困难不用说，经过长征到了延安后，也非常困难。就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延安整风时期，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那三篇著名的整风文献，其实还有《论持久战》、《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窑洞里油灯下写出来的文献，共产党首先解决的是思想建设问题。在一个连无产阶级几乎都没有的社会，现代工业几乎也没有，但是通过思想建设，抗战胜利前就已经解决了文化领导权（今天所谓的话语权）的问题。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解决了政权问题，但不解决经济问题，肯定是站不住的。但即使在解决了政权问题后也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正当性问题。葛兰西提出这个问题，是说共产党或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还得把传统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争取过来。这就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我们党的这个历史确实是创造了奇迹！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就是说，一定要有硬实力才会有软实力。延安那会儿有什么硬实力呢？可不但青年学生，连大量民主人士乃至工商业者也都支持或同情共产党。诸如此类的命题有很多是经不起历史事实和逻辑理论检验的。共产党从井冈山到延安，一路走下来，恰好不是先有了硬实力才发展起软实力。这个问题，我跟一些老前辈争论过，他们当时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但是说到发展是硬道理，我说，你们知道吗？至少在一些地方，发展是硬道理被解读为赚钱是真本事。然后由此又发展出一个命题，叫财大才能气粗。如果照这个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就没有办法解释了。现在来看，共产党当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风风雨雨，破破烂烂，怎么能如此走下来，最后走到北京，走出一个新中国？

但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在没有硝烟的“上甘岭”上，我们有时候连游击战都没做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很接近了；但另一方面，在世界舆论环境层面，老实说，我们还在延安，还是西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面对西方的舆论，我们当然还只能是游击战。但越是游击战越要讲主动性、正当性，越要分清敌我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看清楚，究竟什么东西不是可以简单地说不争论的，比如是非、立场，包括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这样的大是大非，恰恰要敢于争鸣、敢于亮剑。如果这个不解决，只是有钱、有技术，用钱和技术来搞文化“走出去”，不但浪费了钱，效果很可能还适得其反。一些官方人士在国外讲话，不只是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而且不断地认错、不断地道歉，甚至不断地求饶：我们没有侵犯人权，没有用犯人器官做试验，没有迫害少数民族、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标准已经是人家的了。这种情况下还出去讲什么呢？无非就是辩解辩解，那还不如不讲。

最后说一点，我们今天能做什么？为国分忧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是一个担当。我认为，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鲁迅当年就创造了奇迹，整个白色恐怖下，一个人、一支笔。主席后来讲，鲁迅是一个旗帜。在今天世界舆论环境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于思想者的力量，我们决不能忽视。包括传统媒体，更包括新媒体，一定要用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尤其是对年轻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的一套再也不能要了。

恩格斯晚年讲到马克思时说，他和马克思这辈子最苦恼的，就是没有碰到过一个势均力敌的论敌。杜林也好，蒲鲁东也好，比起马克思来实在差得太远了，但是还不得不跟他们论战。列宁也一样，一开始和很多二流三流的人论战。后来列宁发现，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述诸群众，述诸无产阶级。其实毛泽东也是走的这条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中国道路，就是这样一条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既是工作作风，更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对于错误舆论，论战是必要的，鲁迅当年也不得不论战。但实际上，可能走出当前的舆论困境就是要直接诉诸群众，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么多年了，有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重难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何况世界的舆论环境大气候是那个样子。但是问题已经看准了，就得一步一步地做，一开始也许不是全社会，但是先要有一些思想平台。这些思想平台，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者其他新形式，应该开展真正的思想探讨——无所谓是官是民，地位是高是低，找到真正的问题，认真严肃地来讨论、来争论，而且用新的语言、新的文风。这样才能改变新八股和由此形成的失语，改变游而不击或无力还手乃至一味求饶的窘境。

（编辑：苏歌）

[1]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2]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3]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

什么是新中国新闻业？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闻业。虽然六十多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上下下一直在不断思索，艰难探求，但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却如国号一般一目了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一系列熟语也无不提示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属性：人民英雄、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至于人民以及人民性，也不属空泛抽象的人文人性等范畴，而是同新中国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概念。人民是一个主体的概念，它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具体说就是占国内居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劳动者。

新中国不仅结束了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苦难历史，“翻身解放”一语形象展现了这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巨变与心理激荡，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主体——人民，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为人民服务。用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话说：“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民主权。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恰恰构成了新中国的道义基础，或者说道统。”^[1]

六十多年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属于新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论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基本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时，习近平在18分钟的讲话中，19次提到“人民”，坦言“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时隔一年许，他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六十多年来，亿万各族人民之所以历经风雨而矢志不渝地信奉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新中国最鲜明的社会属性与政治本色在于人民，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所以，“党性、人民性”及其有机统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自然就构成了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其中包括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为新闻人的专业使命与价值皈依等。尽管世上迄无十全十美的新闻模式，新中国新闻业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正如中国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不同时期难免面临不同的矛盾与干扰，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命脉与灵魂却一以贯之，不可动摇。因为，这既是马克思所谓“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也是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为《大公报》挥笔题词“为人民服务”，更是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即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新闻业的实践中蕴含着时代命题

具体说来，无论是“人民政府”，还是“人民代表”，也无论是“人民文学”，还是“人民新闻”，归根结底都负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使命。所以，新中国新闻业与新中国政治水乳交融，而绝不限于或远不限于新潮理论的专业化诉求，如提供信息、服务和娱乐等“去政治化”的功能。这一点，不仅使新中国新闻业有别于旧中国新闻业，而且也在世界新闻史上开辟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与实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对新中国新闻业及其人民性有深切洞明的体悟。这里借用复旦大学教授倪伟对户县农民画的再解读：

在户县农民画的历史中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由此而发现了自己的创造潜能，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阶级，是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创造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国家的崭新历史。正是艺术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2]

显而易见，在新中国新闻业特别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实践中，同样蕴含着类似的时代命题，体现着同样“再造国民”的文化政治。当年，数以百万计的工农兵通讯员以及数以亿万计的人民大众对新闻传播的热情与关注、投入与实践，同专业主义的“精英办报”又是何等风马牛不相及。对此，既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否则也无法面对一批批穆青式的人民记者及其心血，如同无法面对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袁隆平、红旗渠、大三线、两弹一星、青藏铁路等新中国建设者奉献的汗水与生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对“革命文化”及其四点历史意义的阐述，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新闻业：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二十多年，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3]

新中国立国前，国家分崩离析，人民苦难深重，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从北京失守到南京沦陷，中国屡屡深陷亡国灭种的绝境。此时的新闻业，如港台学者李金铨教授概括，“第一要义是救亡图存，反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新文化运动场景的一环，旨在启蒙和宣传，提供资讯反而次要”^[4]。新中国成立后，旧邦新造，万象更新，包括新闻人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为之欢欣，并以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现代化成就。

林春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之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运动，其错误、失败乃至罪行或者半途而废都仍然不能掩盖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它曾在广阔地域和几代人的时间里，在经济建设、公共福利、劳工权利、两性平等、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过诸多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5]反思与扬弃当年在一片混沌中探索中国道路所出现的偏差与失误，包括新闻界一些“极左”的说法与做法，并不意味着曾经做的事、走的路一无是处，更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块儿倒掉了。

事实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批批新中国新闻业的先驱者，不仅同无数建设者一样付出眼泪、汗水、辛劳乃至生命，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历史遗产，仅看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就可略见一斑：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范荣康与袁木《大庆精神大庆人》、郭超然《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南振中《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范敬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郭梅尼《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罗开富《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李克林《今日大寨》、段连城《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解海龙《我要上学》……还有中央广播电视三大台的经典之作，包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央视2013年对苹果手机质量和2014年对东莞涉黄酒店的报道，又为这个序列添加了一笔。

中华文明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

把握人民主体人民性的内涵，则不难理解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以及最可爱的人、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两弹一星元勋等新中国英雄谱。回溯五千年中华文明，新中国新闻业的经典之作，也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一脉精神文化传统息息相通。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也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包括其中的利弊得失。中华思想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一种参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就像民间往往丧事也当喜事办，谓之“喜丧”。于是，长期积淀的乐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便形成“乐于报喜，不乐报忧”的习俗与习惯，最典型的莫过于文艺作品的大团圆结局。

不仅如此，按照李泽厚的分析：“由于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它作为所谓人生最高境界，乃是教育的功效，所以儒家无论孟荀都主学习、重教育；或用以发现先验的善（孟），或用以克制自然的恶（荀）。”^[6]由此，也不难领悟新中国新闻业为什么注重社会教化功能，强调正面报道为主，向往六亿神州尽舜尧，讴歌遍地英雄下夕烟，从而与欧美新闻的“乌鸦”角色及其罪感文化迥异其趣，也与其重视反常、丑闻、揭秘、耸人听闻等特征大相径庭。

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商品性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补充而构成新闻业变革的枢纽，促使广告、效益、媒介集团、文化产业等风生水起，一步步渗入新闻领域，日渐影响甚至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应该说，市场逻辑下的新闻商品性，一方面改革陈旧沉闷的体制机制，激发了新闻业的生机以及新闻学的活力；另一方面却促成某些不良的成分，甚至成为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及国家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隐患。与此同时，源于新启蒙及其重构历史的价值取向，也似已成为知识精英（包括体制内一批“肉食者”）的潜意识，并广泛植入新闻界与新闻学，从而决定性地制约和影响着新闻实践，如新世纪以来一系列轰动朝野的新闻事件。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发表了长篇专论《报，还是不报？——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其中谈及问题显然已是深入新闻业骨髓的普遍现象：

回顾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历史观的改变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渗透到很多新闻人的潜意识中。

比如，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为割断，用1978年后近30年的历史否定以前的30年，似乎前30年一无是处。就连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换来了中国几代人的和平，赢得了全世界对新中国尊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在被遗忘，被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也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那之前的中国只有封闭﹐好像是中国自己在“闭关锁国”；完全不顾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事实，不顾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了打破这封锁禁运所做过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在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问题上，有些媒体越来越突出国民党的作用，突出所谓正面战场的作用，弱化乃至回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还有媒体倾向于拿现代的尺子卡前人，为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合法性的观点提供版面。同时，以“开拓贸易”淡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扩张侵略的血腥和暴力的电视“政论片”，从《河殇》到《大国崛起》，为晚清“洋务派”翻案的《走向共和》等电视剧，都受到新闻媒体的高调赞扬。[7]

除此之外，愈演愈烈的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作风浮夸等专业问题，绩效工资、末位淘汰、新闻民工等工作状态，以及90年代以来日甚一日的“新闻专业主义”潮流，不仅一步步侵蚀新中国新闻业的政治基础与专业根基，而且使新闻业与新闻学日益习以为常地“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8]

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新闻独立王国

迄今为止，古今中外的新闻实践无不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自由自在、自行其是的新闻独立王国，所谓“无冕之王”、“社会公器”、“公共领域”等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正如某家自奉“新闻专业主义”的报刊，一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呼应着海内外新自由主义的浪潮，高调介入现实政治并博得反体制的青睐与喝彩，一方面又宣称“我们从来无意去做先知、导师、法官、卫道士……”可见，论及新闻就不能不关涉社会政治，新中国新闻业也不例外。

回顾六十多年来一系列新闻动向，哪一点不丝丝入扣地应和着、交融着、影响着天下风云与社会政治。从建国初公有制新闻业的建立与推进，到私营新闻业的改造与消亡；从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分庭抗礼以及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到新闻界学习塔斯社、《真理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摆脱苏联模式、寻求中国道路，到新闻界的改革探索；从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到新闻界的“浮夸风”；从反帝反殖运动，到中苏论战的“九评”以及风起云涌的“世界新闻新秩序”；从文化大革命，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新闻界的拨乱反正与风风火火的新启蒙；从新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到新闻领域的失其魂魄、五色无主（不少人还以为新媒体“惹的祸”）——六十多年来新闻业的点点滴滴，无不同社会政治与人民生活密不可分。

为此，探究新中国新闻业不仅需要回到历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而且需要深刻检讨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内涵，包括革命报业或人民报业的历史传统，而不是仅仅围绕新闻界与新闻学自身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其实，所谓“专业主义”、“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也无不源于一种鲜明的社会政治、阶级意识及其价值谱系。比如，眼下乱花迷眼的公民社会、国际接轨、民国范儿等政治想象与现实诉求，一方面高扬中产阶级与知识精英的政治价值，一方面又不断贬斥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与历史实践。类似“戾气”、“草民”、“多数人暴政”、“民粹主义”等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说辞触目皆是。对此，一位青年学者的剖析令人深思：

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利是知识分子有关“人性”的合理诉求，而压制个性、为生存权而形成战斗的“集体”更是下层民众争取“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当前研究者很少意识到革命、社会主义文学（新闻亦然——引者注）与（下层）自由的关系，基本上抹杀了它们内含的“人民的政治”。

社会主义文学在源起上是下层“战斗”的一个部分（“文化战线”），但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只承认知识分子的“人性”，并以之为“普遍性的法则”将社会主义文学（报刊）的“集体”叙述裁定为“统治”性的、“非人性”的。^[9]

在西式新潮新闻语境下人民基本“缺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潮流，新闻专业主义也渐成中国学界与业界的新潮。这种新潮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不仅仅是“专业”问题，而是同“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热门话题一样，体现着鲜明的政治意味。拿“公共领域”来说，按照这套理论及其逻辑，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均属“公共媒介”，既不充任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也不扮演利益集团的专属工具，而应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记者”承担独立的、不偏不倚的传播使命与社会责任。且不说这种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公媒”或“公知”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即使是业界学界一些人推许的“新两报一刊”，就体现了何等鲜明的政治价值。

再如，哈贝马斯论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抗上层封建贵族，二是钳制底层民众。换言之，所谓公共领域不光反对政治权威的干涉，同时也压制下层民众的反抗。而当下流行的公共领域只剩下对上的抵制，而略去对下的压制。1990年代末，中国媒体对“入世”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即为一例。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曾就“入世”报道进行专题研究，分析了其中的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

媒介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得以张扬，跨国企业享有话语权，新闻报道同时给予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媒介对WTO协议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一厢情愿的宣传活动，与美国媒介对这一相同主题的报道相互呼应。^[10]

毋庸讳言，眼下新闻实践以及新闻研究往往偏于东部、都市、白领小资、成功人士，急煎煎“走向世界”，忙不迭“国际接轨”。一套套西式新潮话语即便面对高度现代化的北上广都不免圆凿方枘，更何况多元文化缤纷杂陈、各族人民世代聚居的基层、内陆、边疆。实际上，在诸如此类新潮话语中，人民基本“缺席”，看不到他们多彩多姿的身影，更不用说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即使偶或有之，也往往成为“人文关怀”的“弱势群体”，或者迹近萨义德“东方学”的奇异景观、民风民俗等。更荒诞不经的是，新闻界一些成功人士一方面对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兴高采烈地把自己一点身世家世弄得恨不得天下皆知，无人不晓。新闻的焦点不在人民大众，反而成为记者本人——这也算古今中外新闻史上前所未睹之怪现象。无怪乎，如今节目主持人如此火爆，而火爆的原因众所周知，不在为人民服务的新闻而在演艺。

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应该承认，方兴未艾的新闻专业主义固有其专业价值，对提升记者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也不无参考与借鉴。^[11]但同时更需要清醒意识到，专业主义原本发端于市场化环境与全球化语境引发的政治价值与媒介生态的变异，如人民主体及其价值的漫漶，而其内涵诸如客观、中立、独立、超政治、超党派等，不仅在西方日益遭遇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悖论与质疑，而且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闻业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与冲突。说白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性与新中国新闻业的党性人民性形格势禁。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维佳，在《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就是独立性，它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非是在赋予这种独立性一种合法性的基础。

具体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这种独立性诉求便成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冲动。从中国本土现代新闻业产生之初，新闻的专业性就一直内在于政治性。从最初的民族自强，到后来的革命建国，再到党性原则和国家建设，社会目标和政治属性一直被置于新闻专业属性之前，新闻传播只是伟大现代化工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独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新闻学界和业界就开始集体性地清算这种传统的新闻实践理念，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成为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此时的新闻记者已经明确地将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作为行业发展的必备前提，这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传统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12]

这种专业性的后果仅看一例，即知大概。众所周知，外宣或对外传播如今得到各方高度重视，经费投入与人才培养更是力度空前。不过，相较于“硬件”的大幅度提升，“软件”的薄弱又构成反差，特别是价值混乱或价值虚无倾向尤为突出。许多人似乎觉得，外宣成效更多取决于新闻发言人的一招一式、大力扩充国际化媒体及其人员设备、加速书报期刊的市场覆盖等。这些技术化事项无疑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略更必要，也更核心的精神价值——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因为，一切传播的核心均在价值，看看好莱坞大片如何无所不在地隐含“美国梦”，点点滴滴彰显其价值体系就清楚了。

2013年研究生答辩时节，一位来自中央外宣媒体的在职研究生在解释外宣投入巨大而结果不甚理想的原因时，竟然答以“我们是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制约外宣效果”云云，一时令人瞠目。殊不知，这种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却正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而共产主义既为古往今来一切先知祈盼的大同理想，用韦君宜的话说，“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也属对外传播的价值所在、命脉所系。怎么一提共产主义，就兀自矮人三分；内心不自信，又怎么让人信？而没有高远的、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价值，外宣或对外传播岂不沦为巧言令色或婆婆妈妈，又如何赢得天下归心。

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价值

所谓“软实力”，实际上一刻也离不开硬内核——精神价值。提出“软实力”理论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13年在北京的一次论坛上强调，软实力取决3个重要资源，而首屈一指的是政治价值。^[13]一旦熔铸令人向往的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即便传播技巧糙一些，宣传方式拙一点，人民中国也能不胫而走，风行八方。当年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台，代表新中国发表激荡人心的演讲——“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既道出一个时代的人类心声，也成为新中国主导世界话语权的一个里程碑。

相反，如果缺乏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就好像一个人打不起精神，软实力便真的成为软塌塌的东西。哪怕花里胡哨，貌似眼花缭乱，也终究难有深入人心的效果。随着专业主义流行，外宣内宣都意识到“讲故事”的作用，都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而且讲故事的技巧也越来越高明，可什么是中国故事及其要义却常常并不明确。如果以为故事只是新奇性、趣味性、生动性等，那么这样的故事讲得再多再好也难得要领，更不用说打动人心，因为其中没有魂儿。而魂儿就是精神价值，或者说中国人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即青年学者李云雷在《何谓“中国故事”》一文中所言：

“五四”时期，即使讲述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槃”；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故事的盛行，二则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14]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闻界开展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项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活动，都在锲而不舍地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政治价值。“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追问，更是围绕新中国新闻业的宗旨。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一等奖作品《皮里村蹲点日记》的记者何盈，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表达了似已遥远的新中国新闻人的心声：“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这一朴素的心声既呼应着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1948年毛泽东、刘少奇两篇著名新闻谈话的精神，以及一代代人民记者“勿忘人民”（穆青语）的新闻理想，也应和着思想者张承志世纪之交满含深意的呼唤：“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15]

专业性还是人民性——这是一个问题。理想情景应如兵法所言，有奇有正，奇正相生；一方面摆正人民性的位置，一方面用好专业性的奇招。如果说人民性是体，那么专业性也可谓用。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先后出现三种取向：“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中体西用）、“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全盘西化）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中国道路），那么坚守人民性而善用专业性，就是新中国新闻业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了。

（编辑：楚佳）

[1]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31页。

[2] 倪伟：《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解读》，见罗小铭编《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64-265页。

[3] 玛雅：“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专访祝东力”，载于《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41-342页。

[4]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5]林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领导者》总第35期（2010年8月）。

[6]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出版集团三联书店2009年，第312-313页。

[7]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24283。这段论述在正式出版物中付之阙如，见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5页。

[8]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9] 张钧：“‘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文学研究》2013第7期。

[10] 赵月枝：“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11]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拉尔森（M.S.Larson）的概括，新闻专业主义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自我评价层面，强调独立性、特殊声誉等非凡特性；二是规范层面，赋予新闻业独特的伦理规范，以此将社会授予新闻业自我规制的特权合法化；三是知识层面，要求新闻从业者经过必要的训练，以便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引自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2]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3] [美]约瑟夫·奈：“信息时代：比谁讲的故事更动听”，《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9日。

[14] 李云雷：“何谓‘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14年1月24日。

[15] 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7-8页。

游击队战士与数字化巫师

2013年1月，年仅26岁的程序员，网络积极行动主义的倡导者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面对美国联邦检察官多达11项的重罪指控和可能长达35年的监禁，在纽约的寓所中自杀身亡。两年前，这位年轻而富有理想的网络专家，带着信息共享和开放存取的理念，从商业数据库JSTOR非法下载了大量学术期刊文章，随即被警察拘捕和起诉。然而，斯沃茨的行动绝不是一起有关盗版的简单案件，他的行为并非出于私利，也没有因为公开发放盗取的文章而给商业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斯沃茨的“犯罪举动”和随后的自杀身亡更像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他在2008年写下的“开放存取游击队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宣言的主旨是号召每一个网民行动起来，阻止商人和政客把网络私有化，让知识和信息被社会公众所共享：“大公司利欲熏心……它们收买政治家支持它们，通过法案让它们拥有专属的权力决定谁可以复制信息……我们要夺回信息，无论它们被存在何处，制作我们的副本并和全世界分享。我们要获得版权到期的东西并将它们归档，我们要买下秘密的资料库并将它们放到网上。我们要下载科学期刊并将它们上传到文件分享网络。我们要为游击队开放访问而战。”

对于国内的新媒体研究者和传播学专业学生来说，阿伦·斯沃茨的故事和他关于“著佐权（Copyleft）”^[1]和“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2]的理念可能都相当陌生。然而，如果我们要提起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提起凯文·凯利的“失控”，提起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些摇滚歌星一般的学术名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数字化崇拜”的浪潮，他们的“名著”一版再版，纷纷成为时髦的畅销书，即使在本该严肃辩证思考社会问题的高校学者和研究生中也被奉为经典。

同样是希冀凭借互联网和数字化达成人类的大同，斯沃茨只能面对国家机器的惩罚，走向终结生命的人生悲剧，而那些畅想“赛博空间”美好新时代的未来学家们却广受追捧，他们虽然总以挑战旧制度、旧时代和旧思维的“草根”革命家面目出现，然而却与世界各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一拍即合、频繁互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截然相反的境遇呢？

通过斯沃茨撰写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出，他眼中的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的“赛博空间”。在斯沃茨看来，信息和知识在全社会的分享和自由流通，依靠的不是信息技术本身，而是打破信息私有权藩篱的社会运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宣言和行动常常被学者称作“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可以说，斯沃茨的观念并不是数字化时代的新产物，而是现代社会人类为争取分配正义而挑战强权的传统延续。虽然战斗的场所从原野丛林变成了信息网络，但斯沃茨还可称得上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游击队战士。然而，那些描绘未来信息社会生存美景的数字化巫师们有关“赛博空间”的讨论，更像是奥古斯都笔下超越尘世的“上帝之城”，似乎信息传播技术凭借其本身的特性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民主平等、互联互通的美好新世界。

本文将这些数字化巫师有关网络世界政治图景的畅想称作“赛博迷思”（Cybermyth），同时，通过考察“赛博迷思”与全球化时代统治阶级和统治策略的关系，我将一种与互联网技术密切相关的政治方案命名为“点新自由主义”（Dot-Neoliberalism）。本文将考察这些观念的历史，并解析它的政治内核与政治影响。

反主流文化与“赛博迷思”的兴起

“赛博迷思”的基础，是其构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社会政治系统，即“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汇衍生于诺伯特·维纳（N. Wiener）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维纳是一名常年为美国军方服务的科学家，他从事的主要科研项目是设法让导弹顺利地跟踪和击落敌机。在这些研究过程中萌生的思想形成了两部重要著作：《控制论》和《人有人的用处》。它们奠定了维纳日后在“赛博迷思”建构者中的精神导师地位。

在维纳的理论中，控制论系统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完成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无需外部规划和干预的自发秩序。在维纳看来，这样的原理不仅存在于防空导弹系统中，而应该构成一种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如果将人类社会、生物体和自动化机器都看作一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们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一旦达成了自我调节，人类社会也一样会出现自动化系统般的和谐、平等和民主的秩序，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统。

反主流文化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美国青年学生在反主流运动中紧紧抓住了“控制论”的核心理念，希望凭借创新性的个人化技术和排除了工业化、技术官僚化的点对点社区交往构造一个新的社会系统。这些观念与近30年来有关互联网政治的主流判断有着明显的近似性，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数字化预言家也都产生于这个反叛青年群体。由此可见，“赛博迷思”的思想基础早在计算机网络普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社会发展史的产物，而不是新媒体技术的产物。回顾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关于“赛博空间”的一整套政治方案和路线图[3]。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在二战和冷战的交互历程中，体验着3种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3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反主流学生运动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两种差异显著的力量：一是常常以“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为精神领袖的“新左翼”运动，他们希望凭借批评理论和社会运动这两种武器对现实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现实干预意识；二是试图摆脱现实社会束缚，通过超验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迷幻药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归田、试图构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义者。当同龄人在创办政党和进行反越战游行时，这些嬉皮士们则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来源[4]。在这一群体中产生了日后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观念。

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R. B. Fuller）及马歇尔·麦克卢汉（M. McLuhan）的著作。这3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将人类生活世界与通过媒介技术构造的信息通讯系统进行类比，试图借用科技发展构造一个互联互通、自由平等的地球村。参与公社运动的年轻人希望利用这些读物中提供的愿景，构造一个类似于开放信息系统一样的新型传播网络，并将这种开放网络的交往状态看作是自然的和普世的。

不久，原本分散的公社运动就有了自己传播网络的核心与领袖。通过几名最为活跃的记者和创业家搭建的交流平台，各种反主流艺术家、作家、技术群体和波西米亚群体之间形成了频繁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在这些人际关系的桥梁中，反主流文化群体与计算机科学家之间的融合对未来“赛博空间”的建构产生了基础性的意义。当集纳了信息技术发烧友和大量研发人员的“增益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帕罗奥图研究中心”（Xerox PARC）、“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一资源”（Resource One）等科学家群体被日益壮大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所吸引时，受公司和政府资助的计算机技术研究便顺理成章地与一种互联互通的“赛博空间”政治构想结合在一起了。正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概括的那样，“互联网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的创造和发展，是军事策略、大型科学组织、科技企业，以及反传统文化的创新所衍生的独特混合体”[5]。计算机网络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是一种通讯技术方式，而被附着了特别的文化政治内涵。它不仅被当作改造社会的神奇工具，还催生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

反主流运动最终融入主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社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已经渐渐解体。那种在社会系统之外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社群的理想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由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公社运动者们却从高山和树丛中走向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重新找到了自己新的栖息地，让控制论理想和新公社之梦再度复兴。

随着“使用者网络”（Usenet）、“惠多网”（Fidonet）和WELL（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等电子交谈系统、公告牌系统和其他网络通讯工具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发烧友、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新闻记者群体在数字社交平台上深度融合，并不断展示一种先进的和充满诱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虚拟社区”、“赛博空间”等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主流阐释逐渐形成了。“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创新”、“无国界”和“世界大同”，这些有关互联网的“赛博迷思”开始成为说明一个新时代和预言未来社会状态的主流政治语汇。它们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精英、跨国企业领袖们念兹在兹的时髦辞藻。原本那些迷恋于新公社运动、迷幻药、控制论和麦克卢汉著作的“垮掉一代”中，则产生了一大批穿着考究、腰缠万贯、引领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息产业大亨和数字化预言家。他们进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精英把持的主流社会，并成为其中光鲜亮丽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的追捧。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新自由主义”的官方祭祀

“赛博迷思”如何能从反主流文化变为一套如此主流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方案，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变革逻辑中来寻找答案。这段时间，不仅见证了计算机技术逐渐成熟并开始成为个人联网工具的技术发展史，更见证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如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转型或者“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政治经济改造工程”与一场以数字通讯技术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新经济”热潮几乎同时来临。这两场相互关联的“革命运动”要想说明自身的合法性，就需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而数字互联网技术的本质特性及其对未来的政治许诺，正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一项核心命题。

市场乌托邦与数字乌托邦的高度契合

实际上，从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低成本的德国和日本生产者加入到全球制造业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造业大国就进入了生产过剩导致的利润率长期下降，经济增长逐渐衰退的过程中[6]。为了挽救资本力量，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欧美的权力精英们开始了一场席卷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社会改造工程。具体来说，这项改造工程凭借对资本解除管制、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中退出、公共部门私有化、挫败工会等劳工群体的抵抗力量，以及利用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研究、政府决策咨询和大众媒体宣传塑造一种有利于以上经济调整的自由市场理念得以完成。

这种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在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内，将市场交易的频率和达成率最大化，尽可能解除政府对资本的限制性措施和干预政策，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充分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并借此带来社会自由度的提升和福祉的增加[7]。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新自由主义所构筑的市场乌托邦，会发现它与试图构建数字乌托邦的“赛博迷思”在理念构想上有着众多吻合之处，例如，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的控制论逻辑、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原理、不设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确实极大地调用了“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并将其包装成一套诱人的新技术奇观。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新媒体技术政治意义的正面塑造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也因此，本文将其冠以“点新自由主义”之名。

关于“赛博迷思”与“新自由主义”高度契合的另一个重要证明，是原本在政治坐标上距离最为遥远，彼此蔑视的保守派精英和新公社主义者，如今竟然围绕互联网政治和新经济议题成为彼此捧场的亲密战友。

“全球商业网络”与《连线》杂志

那种亲密关系的建立，集中体现在两个推广新经济和“赛博迷思”的重要社交/媒体平台当中。一个是为跨国企业家和政客提供咨询服务的“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另一个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聚焦数字化和新经济变革，蜚声国际知识界的期刊《连线》杂志（Wired）。

20世纪80年代末，在原公社运动领袖的促成下，“全球商业网络”成立并开始频繁活动。这个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壳牌公司、沃尔沃、AT&T、施乐、IBM、南方贝尔等跨国企业的高管，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顶尖智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官员，以及一群热心“赛博迷思”的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新媒体工程技术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地把资本精英、政治精英和倡导新经济的知识精英结合在一起的人际网络。这个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向企业家和政客提供网络新经济的理念，帮助他们开拓和适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变革。

在“全球商业网络”的运作中，“赛博迷思”的制造者们以理论导师的面目出现，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没有丝毫迟疑地将反对等级制的乌托邦思想转换成了促进弹性契约、扁平化管理和生产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反主流文化有关网络传播的各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达成了高度契合，此时，这群迅速主流化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本对工业、军事和保守派力量的反感态度。

另一个集纳了以上各个群体的有代表性的人际平台是大胆预言数字化生存的《连线》杂志。这个著名期刊中最重要的几位编辑作者将数字乌托邦的构想与解除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和促进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连线》影响最大的那个年代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学者、政客和走在后福特主义经济发展前沿的跨国企业高管、工程师描绘成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锋和未来社会的先驱。

编辑尼葛洛庞帝在一篇写给共和党领袖金里奇的信中这样说道：“当我们从一个原子世界转向比特货币世界之时，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领袖对历史做出解释……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两党的通力合作，来帮助（也可以理解为迫使）其他国家放松对他们的电信产业的管制并使之私有化。当你走遍世界去传播信息时代的福音时，人们会洗耳聆听”[8]。实际上以《连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九十年代一直借用数字乌托邦的理念和反叛文化的论调，充当着新自由主义官方祭祀的角色，是权力精英推动新经济改革的重要“喉舌”。投资这份杂志和诸如MIT媒体实验室等相关组织的机构，主要也都是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其中包括众多在国际电信业呼风唤雨，而又急待政府解除管制门槛的企业。除了电信企业，为“赛博迷思”制造提供有力财务支持的还包括跨国的生物化学企业。正像菲德尔（B.J. Feder）所发现的,孟山都、杜邦、国际纸业、宝洁、联合利华等重要公司，都为制造迷思的培训和宣传工作提供了持续支援[9]。

“数字化巫师”被主流征用与驯化

如今，当我们面对欧美劳工组织被不断挫败、世界范围内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全面瓦解、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农民破产、主要发达国家贫富分化愈发严重、世界范围内陷入金融危机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遗症时，很难说这其中没有鼓吹弹性新经济的“数字化巫师”们的“功劳”。

“赛博迷思”的建构历程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历程基本相同，即都经历了一个先是自发出现，而后又被主流征用和驯化的过程。正像曼纽尔·卡斯特所说：于70年代群集于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群集于加州的信息技术革命，受到复杂的文化、制度、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能被说成是资本权力为应对经济危机而促成的结果。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里根/撒切尔革命”真正开始的年代，资本主义则有效地开掘和利用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和相关政治理念，并引导和决定了新技术的发展方向[10]。同样的命运，从反主流青年们被有效地包装成新自由主义大祭司的过程中展现无遗。“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之所以能够被推崇成为主流，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本身，已经蕴含了符合新自由主义诡辩术的各种思想基因。

网络新经济与数字乌托邦

凭什么曾经的反主流文化斗士被社会的政治经济精英所接纳和推崇？这些网络新经济的代言人如何调用“反主流”的话语配合保守派政客推进改革？这个群体如何自由市场奇迹和未来信息技术奇观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概括来说，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上构造一个通过传播科技达成的全球大同盛世；二是微观上构造一个分布式、分散化、充满弹性的高效率“柔性工厂”；三是将数字化的未来塑造成一项巨大的“信用”来支撑信息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全球“大同盛世”的自由市场体系

在全球市场层面，20世纪最后的25年时间里，解除管制和自由化经济政策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席卷了各个国家，无论这些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何种阶段，也无论这些国家的社会大众是否会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受损者，进入一个统一规则的跨国市场体系似乎成为唯一的发展路径。为了加强这一过程的合法性，从数字乌托邦的角度把“平的世界”叙述成一个必然趋势，把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架构叙述成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径，就成了很多理论家的历史使命。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可算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 L. Friedman）了。在他所总结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因素”中，个人电脑的风行、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发明、互联网通讯标准的建立、网络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数字搜索引擎的出现等等这些网络科技因素与柏林墙的倒塌、离岸经营和销售网络的创立、全球物流供应链的打造等政治经济因素成功地汇聚在一起，许诺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统一市场图景[11]。在其中，数字通讯技术既是全球网络的基础，也是继续迈向开放大同世界的依托。

实际上，像弗里德曼这种关于信息革命和全球自由市场的召唤早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初期就已经上演了。上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 Toffler）和他预言信息革命的著作《第三次浪潮》成功地在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得到普及。在当时的中国，托夫勒的名字甚至频繁出现在北京街头书摊小贩的吆喝声中[12]，而这位四处推广信息技术革命的未来学家还曾经走进中南海，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自接见，从而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13]。由此可见，除了债务危机、贸易制裁、制度改造，甚至发动战争这样的“硬手段”，勾画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和网络信息时代的美好未来，已经成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重要“软力量”。

充满弹性的“柔性工厂”与“创意产业”

新自由主义的变革工程涉及的不仅是全球市场体系的搭建，还有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企业组织变革。这些变革的总体逻辑是借助信息科技提供的便捷，增加生产、管理和营销方面的弹性。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劳动契约的短期化、企业管理层级的扁平化、工作任务的分散化和外包化等手段，将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尽量多地从资本一方转移到劳动力一方。对于占现代社会大多数的雇员群体来说，任务导向的工作、低稳定性的契约、灵活的劳动时间和地点、低福利保障的生存状态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生活常态。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结果的实现并不是信息科技和生产方式自发调整的结果，它的前提是“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国家和资本力量对劳工群体抵抗的持续打压，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最终，二战后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会”的稳定三角关系被强力破坏，后福特式的网络化新经济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种生产关系和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数字化巫师们的鼓吹起到了鸣锣开道的重要作用。他们相关阐述的狡猾之处在于，把越来越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关系叙述成充满创新潜力和个人成功机遇，没有等级制和威权管理的网络化自由经济。凯文·凯利的名著《失控》极有代表性。在这本书中，凯利把新公社主义者的乡村伊甸园之梦变成了对信息科技、后福特主义生产实践的赞美[14]。凯利详细阐述了“新兴网络经济”应该具有的特征，所谓分布式、分散化、灵活制造、协同进化的观点，与后福特主义劳动关系改造的题中之义是完全吻合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网络经济不仅有收益递增的经济理性，还被赋予了个人实现和民主参与的积极政治内涵。

几乎是同样的逻辑，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创意产业”研究，也同样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劳动分工和“去中心化”的、生机勃勃的新型产业形态连结在一起。在这些创意产业研究专家的叙述中，未来理想的知识生产是资本力量构筑一个创意和交易的数字互联网平台，个人化的信息生产者成为这个平台上的主角，他们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才能，相互协同，创造出传统生产方式无法企及的各种信息产品。在他们看来，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创意产业实现了在商业世界里将文化生产带回原始的、个人化的、分散化的创意艺术的转变[15]。近年来，又有美国的明星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 Florida），沿着“创意产业”的思路，带着“反主流文化”的思想遗产，构造了一个“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概念。他将那些没有固定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的知识劳工形容成新经济时代放荡不羁、标新立异、充满才智和创造力的游吟诗人，认为他们是网络化经济时代的新财富创造者和新生活引领者[16]。

有关“创意产业”和“创意阶层”的论述至少有两点让我吃惊不已：一是这些学人居然完全忽视消费社会已经形成的对文化产品进行筛选的市场逻辑，如此轻易地将“自由”、“民主”、“多样化”的帽子扣在眼球和利润主导的文化生产链条上。二是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经济危机，年轻人就业困难，中产阶级大量失业，职业阶层面临巨大经济压力和社会心理压力，甚至频繁出现街头政治的背景下，这样的奇谈怪论竟然还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不断推崇的“新知”。例如，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一经出版，立刻吸引了《连线》、《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各国政客、知识界的追捧，被当作预言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扛鼎之作。而互联网金融泡沫破裂后在美国已经失宠的未来学家们，如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广受追捧的文化偶像。

新媒体技术成为资本投机的“新噱头”

数字化巫师们构造的网络新世界，不仅为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调整铺平了道路，还为已经松绑的资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投机创造了舆论环境。20世纪的最后几年，见证了一个互联网投资的狂潮，人们不断地把赌注压在与数字网络业务相关的公司上。1999年，几位研究生发表了一篇题为《.com的增值效益》的研究报告，发现无论公司的业务是否改变，也无论其业务是否与互联网业务相关，只要是改变了名称使之包含“.com”、“.net”或者“Internet”字样，其股价市值都将有大幅提升[17]。

这是一段疯狂的时期，而投资者的疯狂离不开“赛博迷思”建构者的鼓噪，他们除了许诺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信息社会之外，还对互联网经济进行直接追捧。《连线》杂志的编辑就曾经预言，由于网络化新经济的发展，2020年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将超过15万美元，道琼斯指数将会在5万点到10万点之间[18]。然而，从千禧年开始，推动网络产业繁荣的股票市场突然暴跌，绝大多数网络公司一夜之间不复存在。我们由此见证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这也预示了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无解危机。这种经济运行逻辑只能寻找一个又一个新的“迷思”，制造新的泡沫，才能维持运转，无论这些新的投机领地是生物科技、新能源还是房地产开发。在这个意义上，“赛博迷思”实际上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和金融的放开管制寻找了第一个有力支柱，为跨国精英推动的全球经济转轨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可否认，这些传播通讯技术的发展仍然具有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社会沟通的潜在能量。然而技术的发展总是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权力关系。在传播领域，从铁路、航运、海底电缆、无线电报、电话再到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本身成为资本投机的噱头，而且承担着支撑“未来”的重要使命[19]。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上，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每一次鼓噪新技术的过程，也是资本在这个新兴领域投机套利的过程。知识分子给传播技术赋予的神奇魔力和美好未来，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起着不断为资本开疆拓土的功能。“未来”是被资本许诺永远不会最终交割的巨大信用。资本不断裹挟人们的获利期待，在每一代新技术上下注，鼓噪每一代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革命性变化。

“赛博迷思”的政治学

本文的阐释并非暗示这些知识分子在违心地迎合精英群体的意志，以求成为资本力量的附庸，更不是要告诉读者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与权力精英一起策划了一场经济转轨的阴谋。“赛博迷思”参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改造，并不是简单地被胁迫的结果。这套对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政治预言，早在新自由主义转轨之前的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中就已经存在了。他们之所以在20世纪晚期受到推崇，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意识形态的逻辑符合了经济转型的需要。

概括来说，“赛博迷思”的意识形态刚好可以在自然、必然、应然3个重要方面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提供有力支持。所谓自然，是将经济权力调整的人为工程讲述成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所谓必然，是指除了网络新经济和弹性生产的改造之外，不存在另类的经济发展途径；所谓应然，是指“赛博空间”具有前文所说的“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等众多政治正确性，因此应该成为各个社会必须加入的普世共同体。受篇幅限制，我虽然不能完整地展开对这套理念的论述，但是有必要对“赛博迷思”中最重要的几个特点进行概括，以展现它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独特价值。

特点一：“生物隐喻”

将新媒体技术、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生物世界进行类比，暗示信息化技术和网络传播可以缝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沟壑，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这种颇具原始宗教般神秘性的观念在“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占有一个核心地位。作为一名虔诚基督徒的凯文·凯利在他的名著《失控》中，最清晰地概括了这种观念：“造化所生的自然王国和人类建造的人造国度正在融为一体。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20]，“技术人员可以归纳和总结出生命体和机器之间的逻辑规律，并一一应用于建造极度复杂的系统；他们正在如魔法师一般召唤出制造物和生命体并存的新奇装置”[21]。在随后的文章中，凯利干脆声称“上帝是机器”，“世界不仅像一台电脑，它就是一台电脑”[22]。当然，这些论述的目的不简单地指向机器与生物的近似性，《失控》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在阐述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和交往形态，如何因为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出现而走向与自然的融合。

将机械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相互等同的观点在几十年前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和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思想中就已经有了种子。对于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说，这种“生物隐喻”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创造了一种脱离真实社会的复杂和苦难，充满科幻魅力的乌托邦世界，它暗示走向网络新经济，就意味着重归自然；二是它可以将一个人为的权力攫取过程美化成一个自然进化过程，把充满辛酸血泪的自由化经济改造，描绘成在一个文明和谐的“平的世界”中实现“同一个梦想”的过程。

不出所料，“生物隐喻”的观念刚一登台就立刻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效仿，在《生物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一书中，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 Rothschild）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事务的必然天性。对一个自然现象评头品足无异于浪费时间和精力”[23]。在另一本名著《自私的基因》中，理查德·道金斯（R. Dawkins）利用各种生物现象来佐证“欲望加利润”的资产阶级文化是一种求生和竞争的自然状态使然[24]。“生物隐喻”对于新自由主义观念塑造的启发性由此可见一斑。

特点二：“历史终结”

这是一个冷战结束之后知识分子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柏林墙刚刚被拆除，弗朗西斯·福山（F. Fukuyama）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和战后特殊历史时期的消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最终的政治组织方式自此得以普世化”[25]。这样的论调与资本全球市场开拓的最终目标暗暗吻合，那就是要构建一个没有政治边界的、权力结构永远固定的“帝国”[26]。在文化上，这催生了两项紧迫的事业：一是将“帝国”状态叙述成历史进化到达终点的“必然王国”；二是许诺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相互决裂的“光明盛世”。

数字乌托邦所能够提供的技术奇观和大同愿景自然成为论证“历史终结”的最佳途径。这其中最重要的阐述是利用“比特”代替“原子”的想象，表明一个社会形态的必然趋势，以及数字新时代与既往历史的根本决裂。正像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讲的：“从原子到比特的变化是不可避免也不会被终止的”[27],“就像一种自然趋势一样，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无法被拒绝和阻断。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谐性和向社会赋权这四个强大的特质一定会让它取得最终的胜利”[28]。与尼葛洛庞帝一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赛博迷思”阐释者几乎都带有一种宗教般的末世论情节。这些说辞“展示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和无比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新历史（或者是一种非历史），并借由传播和信息的新技术发起了一场进入赛博空间（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间）的无冲突的冒险历程”[29]。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数字末世情节不仅在时间上将新自由主义方案塑造成一个历史发展的终点，而且在空间上宣称数字技术将导致“地理终结”和“距离之死”。从数字技术的本质特点来看，这样的推论很容易理解，“地球村”的比喻也早已为人熟知。然而讽刺的是，当分散在暗黑星球上的全球都市亮点和那些游走在信息网络上的跨国精英、中产阶级知识劳工体验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消亡时，也正是数字鸿沟、文化认同鸿沟、阶级鸿沟和“发达/欠发达”的地理鸿沟越发显著的时代。在这里，“赛博迷思”的抽象性和空想性刚好可以让人们尽可能地将全球化的丑陋一面忽视掉，使一个充斥着权力支配和不平等的“帝国”看上去像是“同一个世界”。

特点三：“法外之地”

“赛博迷思”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构造物就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存在于虚拟数字世界中的“赛博空间”。这个词汇来源于威廉·吉布森（W. Gibson）1984年的数字科幻小说。但是它的思想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当时新公社主义者的文化偶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经提出了一个“法外之地”（Outlaw Area）的概念，用以概括一种超越于尘世之外，摆脱了日常生活规则束缚，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新政治领地[30]。这种想法被反主流的嬉皮士们发挥成了一个充满超验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例如，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这本名著中，罗扎克（T. Roszak）提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宣告一个新天堂和新地球的诞生，在新天地中依靠年轻人的力量对抗工业时代的技术官僚体系[31]。如此一来，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那就是社员群体与外部社会的二元对立，用今天的时髦政治语汇来说，就是市民社会与威权力量的二元对立。

在数字化时代，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虚拟社会似乎把这些乌托邦设想变成了现实，这让“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围绕着互联网的技术本质特征展开了一系列有关网络社会和公民政治的联想。这些联想的核心逻辑是将“赛博空间”视为一个平行于真实社会空间，代表着民主希望的新政治领地，它必将由内而外地塑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

“赛博空间”对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项重要功能在于它将再分配问题系统性地排除在政治运动的视野之外。审视“赛博迷思”建构者们的著述，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多数内容都是抽象的传播科技特性和未来网络经济景观，在欢愉而简洁的乌托邦叙述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产业状况、所有权问题、网民社会经济背景等真实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数字化巫师们不仅不反对信息的私有化和垄断等这些直接危害网络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传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积极推动者。

其实，空想乌托邦的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的公社运动中就已经十分明显。特纳曾经指出，当时的新公社主义者与新左翼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对越南战争、妇女解放、种族平权、贫困现象等真实社会问题系统性地忽视[32]。可以理解，当这一群体已经找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新媒体技术这把金钥匙，也就不必费力关注其他的革命路径了。更何况，冷战宣传早已经将社会主义要求分配正义的方案描绘成了走向集权的道路。问题是，这种只要与开放的“网络/市场”接驳，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可以平等参与的幻象，正是新自由主义拓展领地时必备的宣传理念。它把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十分复杂的平等和正义问题，替换成了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机会平等的假象，让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小资文化彻底占据大众传播的主流，将那些质问传播权力本身分配不公的声音排除在外。

特点四：“威权民粹主义”

我在此将“赛博空间”的另一项新自由主义政治功能放在最后单独论述，是因为它对今日之政治舆论现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斯图亚特·霍尔（S. Hall）在分析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改革的舆论策略时使用了“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这个词汇[33]。杰索普（B. Jessop）、博耐特（K. Bonnett）等人后来也对这个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34]。他们发现撒切尔的政策虽然明显是从工人阶级群体中攫取权力，损害工人的利益，但她却总是策略性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说话，和他们一起抱怨官僚主义、鼓动草根的造反活动，并许诺一种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在这种被霍尔称作霸权性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威权力量被塑造成亲民的和有代表性的，权力精英的利益被塑造成公众的普遍利益，从而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营造了最为有利的舆论氛围。

这种思路对于我们理解“赛博空间”的现实政治意义有着重要的启发。在“赛博迷思”的政治神话里，内部无差异的“网民群体”一方面构筑了一个平等理性交往的“网上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不断与外部等级制社会的强权压制作斗争。他们往往被塑造成网络监控和审查制度下受到迫害的悲情英雄，承担着击溃外部强权，实现人类社会民主大业，最终打造一个让历史终结的“平坦世界”的使命。这套“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说辞反复调用“网民”、“草根”、“民意”这样的词汇，实际上掩盖了网民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和传播资源占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将网络舆论本身可能出现的集权和非理性因素排除在考量之外[35]。在这一点上，它与法西斯主义对“民意”的煽动和调用非常相似。特别有意味的是，“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还尤其注重召唤年轻的一代，苦心孤诣地将变革希望寄托在这些“新人”身上。例如，尼葛洛庞帝曾说：“当政客们甩不掉历史包袱的时候，新的一代人从数字化景观中脱颖而出，他们不带陈旧的偏见，摆脱了地理的局限……让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人们进入更伟大的世界和谐的一股自然力量”[36]。

之所以说以上这些观念构造具有“威权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因为塑造“网民群体”民主代表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帝国”在全球化的地方领地中寻找生机勃勃的代理人的过程。在那些资本并未完全掌权的国家中，当网民被等同于公民，甚至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对抗“帝国”中这些“另类政治体”的关键力量。

正因为如此，一种亲近年轻网民和政治异见分子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变得尤其显著。而承担“雕刻师”角色的往往是著名学者和都市媒体。例如，有分析中国互联网民主力量的学者指出：“在当今中国，平凡的网民等于无畏的、有见识的、激情的以及不容易受骗的人”，他们最终将发起“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等“草根民主实践”，达到改造中国政治的目的[37]。在中国都市知识阶层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南方都市报》，在其“年度综述”中称：“网络公民的崛起，是无数次智力较量的结果……网民的每一次闹腾、愤怒、哂笑，都在为自己的生活作辩解”，总之，“谁都别想蒙网民”[38]。在知识分子看来，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中，“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此时，对互联网民主潜力仅有的限制，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网络监控、互联网的低普及率和中国社会较低的公民文化素质[39]。这些叙述常常让我不禁想起哈维尔（V. Havel）关于地下政治团体的鼓噪和一整套颜色革命的文化动员方案[40]。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基本继承了文化冷战的方式，只不过是在新的时代找到了新媒体技术这种更高效的工具。

当然，在这场政治动员和主体塑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真正的权力精英也常常亲自出场。他们的言行切实让人体会到“威权民粹主义”这个词汇表面上的矛盾特质。因为，你很难相信亲切接见各国网络政治异见分子，推崇网民挑战强权精神的民主旗手，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追逼斯诺登、阿桑奇和斯沃茨的猎手；你同样无法相信，走遍世界各地宣传网络带来民主与开放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搭建了恐怖的全球网络监控系统的幕后黑手；你可能还无法相信，那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预言数字化生存的导师，同时也是放开资本束缚，让商业大亨垄断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本身的政策推动者。在前南斯拉夫、在委内瑞拉、在古巴、在伊朗、在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注资颠覆政权的社会运动，甚至直接投放社交媒体养成异见团体，这些事件早已是被媒体不断报道的公开秘密了。“赛博迷思”的魅影不断逡巡在这些真实世界里不断上演的故事中，将数字乌托邦的愿景廉价地倾销到全球化的边缘地带。

最后，我们可能禁不住回想起本文开头关于“游击队战士”和“数字化巫师”的比喻。在一个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也许民主的真正希望就寄托在阿伦•斯沃茨们的思想和行动上。只有从空洞的新媒体技术特性和“网民/公民”的教条中返回真实社会，正视那些限制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问题，找到民主真正的敌人，并用游击战的方式夺回民主的阵地，我们才能做自己的主人。为此，我们需要斯沃茨这样的战士，我们也需要“点共产主义”这样的“反乌托邦”。

（编辑 萧枫）

[1]“著佐权”（Copyleft）是号召软件开源和信息共享的自由软件运动。一旦软件的许可协议中增加“著佐权”条款之后，用户就可以自由使用、散布和改编这种信息产品，而且改编后的作品也必须要以同等的授权方式发布。

[2]“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的概念较早来源于伊本·莫格林（E. Moglen）的“点共产主义宣言”。这种理念将自由、共享、开源等自由软件运动的理念与民主和权力再分配的社会公正问题联系在一起。它提出信息自由是民主和自由社会的基础，应该打破资本垄断，让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被大众所掌握。

[3]在这方面，弗雷德•特纳（F. Turner）写作的《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启发和考察线索。参见，【美】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4]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5]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6]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7]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至4页。

[8]转引自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8页。

[9] Feder, B. J., Plotting Corporate Futures: Biotechnology Examines What Could Go Wrong. New York Times, 1999 June 24.

[10]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11]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

[12]吴锦才：“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人民日报》1986.12.14，第3版。

[13]张亮：“赵紫阳接见托夫勒”，《人民日报》，1988.09.14，第1版。

[14]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15]王维佳：“‘去中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背后：创意产业的影响及其实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6]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17]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8]同上，第3页。

[19]王维佳：“互联网政治的现实与未来”，《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0]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东西文库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1]同上。

[22]Kevin Kelly, God is the Machine, Wired, 2002 December: 180-185.

[23] 转引自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24] Dawkins, Richard.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5]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in G. Tuathail, S. Dalby, P.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07.同时参见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1992.

[26]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7] Negroponte, Nicholas. Being digital. Random House LLC, 1996: 4.

[28]同上，第229页。

[29]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0] Tomkins, Calvin. “In the Outlaw Area.” New Yorker, January 8, 1966: 35.

[31]Roszak, Theodore.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 NY: Doubleday, 1969: 208, 50, 240.

[32]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96至101页。

[33] Hall, Stuart,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123-146.

[34] Jessop, Bob, et al.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wo nations, and Thatcherism."New Left Review 147 (1984): 32-60.

[35]王维佳、杨丽娟：“‘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第48-62页。

[36] Negroponte, Nicholas. Being digital. Random House LLC, 1996: 230.

[37] Yang, Guobin.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17, 209-226.

[38] 胡传吉：“谁都别想蒙网民”，《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13日。

[39]参见胡泳：《众生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40] Havel, Vaclav.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Routledge Revival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2009.

继厦门、宁波、大连、彭州、昆明等地之后，PX项目再次在广东茂名引发群体聚集事件。

据茂名市政府发布的消息，3月30日上午，茂名市区一些群众为了表达对拟建芳烃（PX）项目的关切，在市委门前大草坪聚集，并在个别路段慢行。当日下午，有小部分人上路堵塞交通，后逐步散去。但晚上10点半之后，“小部分闹事者开始骑乘摩托车扔石头、矿泉水瓶等，破坏公共设施，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果断处置，有效控制了局面，事件中没有人员死亡”。

茂名市政府31日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告诫广大市民一定要相信科学、相信政府，不要让不法分子乘机制造混乱。市政府表示“热忱欢迎社会各界，通过正当渠道表达对项目的关切，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项目情况” 。

但茂名PX事件的舆情风波，不仅没有随着“告全体市民书”戛然而止，反而持续上扬。除了点评地方政府的种种危机处置举措之外，如何化解PX困境，成为舆情纵深发展的主旋律。尤其是与以往类似案例相比，茂名市已经在宣传和沟通方面汲取教训、积极主动——进入2月份，茂名市官方高调预热PX项目，当地媒体密集报道相关内容、政府单位先后举办石化项目推进工作会议，并签订责任书，还请来专家详谈茂名PX项目。

但是，一些香港媒体、公知、网络大V、财经类媒体和评论人跟多年前的厦门PX项目媒体抗议事件一样，继续拿PX制造网络媒体事件，进行了有效的舆论动员，引发群众街头抗议政府。环保部官员指出，一些PX反对者得到专业组织的指点和资金。文清在其博文中指出：昆明暴恐、广东茂名PX游行事件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其根源在于执政党公信力的透支。

下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舆情脉络分析

根据社会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X-GOT）的统计，从2014年3月29日至4月24日，共有涉及广东茂名PX事件的相关新闻9558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43150则，博客文章7622篇，微博主帖826844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网络和媒体舆情走势显著不同，网络于3月31日出现舆论最高峰，而媒体报道高潮出现于4月4日。根据舆情走势变化可将整个舆情过程分为：潜伏期（3月29日以前）、爆发期（3月30日-3月31日）、发展期（4月1日-4月11日）、回落期（4月12日至今）。

网络舆情脉络

网络舆情的潜伏期。可追溯到2009年茂名市进行PX项目选址工作引发的争议，如《以科学发展观的名义，环保专家应该关注茂名PX工程选址问题》《 “给省委书记捎句话”请关注茂名PX项目的选址问题》，总点击量超过12万。2014年2月底以来，当地政府密集高调的宣传活动激起群众的恐慌与不满情绪，尤其是3月27日的网民座谈会，网民称“结果被搞到不欢而散”、“沟通存在问题”。

舆情的爆发始于3月30日，茂名一些群众为表达对PX项目落户茂名的不满与担忧，通过网络号召等手段，在茂名市市委及周边路段聚集游行。30日聚集游行事件被网络直播，网络关注度直线上升，并在31日到达最高峰。该舆情阶段有微博大V@任志强、@夏尔谢夫工程师等介入，迅速扩大了聚集游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3月31日，“演员文章出轨”消息在网络上引起极高关注度，@文章同学所发微博总转发量超过200万条，网民对“文章出轨”事件的关注远甚于茂名PX游行事件。如此强烈的反差，引起部分网民谴责网络大环境的娱乐态度和对民生问题的漠视，“中国之声”等微博发表了相关评论。当晚，@茂名发布转发官网新闻统稿“PX项目仍处于普及知识阶段 是否上马需听取民意才决策”，网民哗然。

舆情的持续期。微博名人@五岳散人、@克里斯托夫·金、@叶檀、@袁裕来律师等都发表相关微博，参与该事件的讨论（具体观点见后文的舆论阵营），多将此事件原因定性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有网民对该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如文清的博文《公信力透支是社会管理失控的根源》认为：昆明暴恐、广东茂名PX游行事件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导致中国社会公共管理失控，其根源却在于执政党公信力的透支导致执政资源的枯竭，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民心的流失。再如，和静钧的博文《反PX的“环保”成了利己主义者的万金油》认为，中国已经到了针对某个地方的集体“邻避”现象找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如何让民众更理性和有序地提出诉求，则是需要考虑的方向。

另外，该舆情阶段，各种道听途说、小道消息、谣言在网络舆论场广泛传播，如“茂名官方为阻止游行出动坦克”、“茂名反PX游行造成‘15死300伤’”、“茂名市民因反PX遭警察当街暴打”等，多使用嫁接图片的手段，误导舆论。

舆情的回落期。网络关注日趋减少，论坛和博客以转载媒体评论为主，微博舆论场很快被其他社会热点事件转移。但个别微博加V认证人士对此事件的关注并没有消减，发布多条具有眼球效应的微博，促使网络舆情涟漪不断，如微博认证为“社会新闻工作者”的“记者刘向南”连续多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发布3月30日茂名PX游行事件有死者（被官方辟谣），茂名官场黑暗等微博。此外，4月12日，广东茂名所辖化州市欲建火葬场，疑由于沟通不畅，引起聚集抗议活动，虽未发生明显冲突，但网民将其与PX事件联系，表达对当地政府的不满。

媒体舆情脉络

与网络关注度不同，自3月30日爆发PX聚集游行后，媒体舆论场持续发酵四天，于4月4日爬升到报道量峰值。此后，媒体关注度回落迅速，4月11日有所反弹，出现次高峰。4月12日后虽有小的波动，但以回落为主。

媒体舆情的潜伏期。3月中旬，茂名政府启动了对PX项目的宣传活动，“PX”频繁出现在当地媒体，如3月18日起，《茂名日报》接连发表《PX到底有没有危害》、《揭开PX的神秘面纱》、《PX项目还要不要继续发展》、《PX项目的真相》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只是普及PX项目知识，未提到项目上马的任何信息。

舆情的爆发期。媒体反应滞后，在事件发生后一天才进行报道，且报道数量有限，基本是政府官网稿件或新闻统稿的转载，如茂名新闻网3月31日的报道《广东茂名市民游行反对PX项目政府：不法者挑唆》，并附《茂名市人民政府告全体市民书》，称“PX项目仅是科普阶段，离启动为时尚早”。

舆情的持续期。媒体报道数量明显增加，出现两次明显波峰。其中，4月4日的波峰主要由于3日茂名市政府就民众反PX项目事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引发。此外，当天国际在线的报道《清华化学化工系学生昼夜捍卫PX词条》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话题挖掘。4月11日的波峰则由北京召开的“中国PX发展论坛”推动，会上官员及专家的观点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要信源。如《新京报》的报道《环保部官员：一些PX反对者得到专业组织指点和资金》引用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的说法，PX恐惧症成为中国PX发展的最大阻力；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则指出，反对者“背后有人”。

此舆情阶段，党媒官媒的评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舆论导向，引发理性思考。如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以更细致工作化解PX焦虑》，认为多起PX抗议事件是民众与政府的信任困局，要在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上做好群众工作，拿出谋发展的热情来认真做群众工作，就不难穿越隔阂、消除误解、赢得信任。再如《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PX项目，溃退中呼唤坚守点的出现》，认为在发展PX和重化工的问题上，各地政府必须为全国的利益有所担当。“政府的担当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化成公众态度的改变。如果政府随意弃守，整个社会就会溃不成军，一个谈PX色变的国家即使走向现代化，也是一瘸一拐的”。

舆情的回落期。4月23日，中国新闻网对茂名PX事件的惩处结果进行报道《广东茂名PX事件刑拘24人批捕5人 36人受行政处罚》。尽管事件本身已淡出舆论，但PX引发的思考在媒体场没有停止，相关评论性文章依然零星出现。

舆情脉络小结

综上，广东茂名PX事件有明显的潜伏期，随着聚集事件的突发，舆论骤然升温，随后经过10多天的僵持，舆论日渐恢复平静，舆论议题演化见表1所示。小结如下：

1）网络舆情早于PX聚集游行爆发，当地官媒密集和老调的宣传套路引起网民不满；当地政府漠视网络舆论场的诸多隐患，如3月27日的网民座谈会后网络出现大量负面声音及3月30日晚PX百度词条被悄然改为“剧毒”；

2）舆情的爆发期和持续期，媒体和网络舆论场表现出强烈的差异化：网络舆情集中于聚集事件爆发后的1-2天，以现场爆料和碎片化观点为主；传统媒体的报道在4-5天后才密集出现，鲜有对聚集事件本身的描述性报道，以评论反思文章为主；

3）整个舆情过程中，出现舆论话题漂移现象，清华学生捍卫百度词条及PX引发的大讨论其实已经脱离了茂名PX聚集游行事件本身；

4）该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如“茂名官方为阻止游行出动坦克”、“茂名反PX游行造成‘15死300伤’”、“茂名市民因反PX遭警察当街暴打”等最早出现于境外媒体并由网络媒体进行二次传播、扩散。

舆论阵营分析

表1  舆论阵营分析

反对PX项目的声音：

第一种反对声音认为PX项目会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抑或PX本身会致癌，威胁到周边居民。如@一毛不拔大师发表微博称，由于PX工厂产能巨大以及现有的污染处理设备及监管水平较低，民众担忧其会造成巨大污染是有道理的。

针对PX在生产制造时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腾讯微博“方舟子和他的网友们”第31期中做出了如下回应：“我去年参观过韩国蔚山的PX工厂，那里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中闻不到化学品味道。在化工项目中，PX应该算是低污染的。即使生产过程中有污染物也是可以控制的。”央视、新华网等媒体也发布《工信部：PX项目对环境影响小 安全可控》等新闻安抚民心。

第二种反对声音主要针对政府处理PX项目的方式，认为政府缺乏透明度和沟通，无视群众的“正当诉求”。如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总编辑@郑维发微博称，茂名PX项目至今未有正式环评报告及征求意见报告，一味让群众去学习PX知识，对地方官员的能力表示质疑。@泰山童子微博称，“PX项目一而再再而三的上，一次次引起民众的抵触，这说明在某些为民谋福利项目上，政府缺乏起码的透明度，缺乏事前足够的调查研究，缺乏对百姓的解释和说明，百姓有权了解这些项目是否安全。信息不对称时这些项目不该强行上马，毕竟健康活着才是民众最大的心愿。”

对此，《瞭望》周刊发表评论指出，抵制PX已成为否定政府和解构权力的切入点。PX项目成为人们表达情绪的窗口和通道。一些反对PX项目的人，可能并不是单纯地针对PX。很多人根本不去看地方政府的环评公示，就直接说不透明，要求知情权。

第三种反对声音则直接将矛头指向政府的公信力和体制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在微博中写道：“在为官短期、外地执政、缺少监督、系统腐败、央企独大的制度里，没有危险的事情都危机四伏，何况本身就有环境风险的PX？” @五岳散人则称，政府如今公信力无法提高，是多年来打压民间社会的结果。

财经网发表评论《沈彬：茂名PX“说不”若不自由赞成则无意义》称，PX不再是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公信力问题。茂名市要做的是重拾公信，尊重市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能掩耳盗铃，封杀了网络声音，就以为天下太平。如果市民没有掌握说不的权利，任凭专家怎么讲“科学”，依然难有公信。@老徐时评则在评论“老百姓为何谈PX色变？”中指出：“在互联网时代，PX项目想建在哪里，哪里就会掀起民众反对的高潮。不是觉得项目不安全，而是觉得政府承诺不靠谱。政府正在为自己公信力的丧失买单。”

不难看出，“环保”是公众反对PX项目的最初和最主要理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理由被渐渐的淡化了。舆论场开始更多的讨论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的沟通能力、执政能力、监管能力等，最终还是指向体制与公权力，这一点是值得警惕的。

支持PX的声音

@杜建国在其微博中明确指出，传播谣言、鼓动民众反PX情绪的源头就是《南方周末》。《扬子晚报》则发表《不妨点明PX反对者背后是什么人》一文，指出如果有关部门掌握相关证据和名单，不妨公开，也好让公众重新认识PX项目、PX事件。对于那些给PX反对者提供指点和资金支持的“专业组织”要彻底揭露并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PX事件重演。

此外，在此次PX事件中，支持者的声音以辟谣以及反驳反对者的意见为主，缺少“主动出击”。其中一些说法引起网友的不满，容易导致议题偏离。如方舟子与网友聊PX项目时，针对网友@陈慕蓝称“PX在发达国家没有问题，在我们国家却有了问题，原因何在一目了然”，方舟子答道：“你这话把PX替代成任何别的东西都成立，所以中国现在什么事都别干了，先来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经济就不要发展，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回应引起了部分网友的不满。再如经济学家@王福重认为，“生产不可能不损坏环境。当然要评估，尽量控制。但也不能过分，否则太贵，你用不起。”对此有网友表示：“对不起，我宁愿选择进口！”可见公众对从经济角度分析PX项目是比较敏感的，在引导舆论时需要注意。

综上所述，支持PX的阵营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为主，以及一些学者、网站为主。反对PX项目的阵营则以一些所谓公知、网络大V以及财经类媒体和评论人为主。

此外，境外特别是香港媒体在此次事件中较为活跃，包括《南华早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了不实或反对的消息。其中“茂名事件造成15死300人伤亡”的谣言就来自香港《东方日报》，《明报》也发表评论《引入现代社会管理“PX 焦虑”》称，茂名当局没有汲取厦门事件的教训，“以密集、宣传、引导方式，强力操作，制造项目已经定案的假象；另外，则从维稳出发，打压反对意见”。由此可见，事件背后的境外“推手”若隐若现。

微博热点分析

PX事件中，微博成为舆情爆发、发酵、观点激辩的主战场。

下述蒲公英图揭示出本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微博聚集热点及其推动力量。其中，蓝色实心圆代表舆论风暴中心，由此生发的红色实心圆代表引发活跃转发和评论的微博。被蓝色圈住的为媒体微博原创，被紫色圈住的为大V微博原创，被绿色圈住的为政府微博原创，被灰色圈住的为企业微博原创。红色实心圆周边的绿色实心圆均为与之互动的其他微博博主。

图1 茂名PX案蒲公英图

由蒲公英图可见：

从量的角度，在茂名PX项目中，普通网民的活跃度较以往的舆情事件更为明显，不少原创微博成为重要的一级传播节点；与此同时，大V整体的活跃度也高于媒体微博平均活跃度，除广东茂名之外，政府官方微博参与度较低，企业官方微博参与度几乎没有。

从质的角度，综合转发量、评论量以及微博在舆论场的影响力，蒲公英图中的热点微博如表1所示。由表可见，头条新闻、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在微博舆论场中影响力较强，作为本地官方微博的“茂名发布”在舆论引导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相对而言，其他媒体官方微博在突发事件时的报道评论和舆论引导能力仍有待提升。再者，一些言辞新颖的观点也受到网民追捧，如“@夏尔谢夫工程师”谈到的清华学者捍卫百度百科PX词条，不愧是流着拉瓦锡门捷列夫血液的化学人。

链接：茂名PX案热点微博一览

PX争议引发的思考与讨论

对于PX项目，舆论场始终未有审美疲劳，只是舆论场的话题渐渐从厦门、大连时的“发生了什么”演变为宁波、昆明时的“为什么发生”，以及今天广东茂名的“如何避免发生”。

围绕PX争议，有很多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

PX引发的群众聚集游行，是否仅是因为信息不畅、对话受阻？

我们看到，昆明PX抗议发生后，昆明市长亲自坐镇新闻发布会、民众恳谈会，对话并没有受阻；我们也看到，为了避免争议再现，茂名早早启动网民座谈会和科普宣传等，信息不能说不畅，为何依然阻挡不住群众上街游行？

PX引发的群众聚集游行，是否仅是因为对其污染致癌感到恐慌？

如果说在厦门、在宁波，很大程度是因为掺杂着谣言的短信和网贴的散布导致群众恐慌而上街的话，到了广东茂名，已不单纯如此。每一次的PX群体抗议事件，都成为政府和官媒科普宣传的机会。而在广东茂名相关舆情中出现新的迹象，如对官媒宣传“PX知识知多少”的吐槽和不满等，公众对PX的反对似已超越PX本身。

PX引发的群众聚集游行，是否仅是“邻避效应”蔓延的体现？

十八大前夕，宁波镇海、四川什邡、江苏启东三起环境性群体事件先后爆发，引发有关“邻避效应”和“环境敏感”的讨论。毋庸讳言，互联网加速了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膨胀，群体抗议往往都是从项目选址地核心利益相关群众中开始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从宁波到昆明到茂名，抗议都是如涟漪般传导，上街抗议的，包括被“别有用心的势力”煽动的，早已超出项目选址地的范畴，在宁波镇海持续三天的抗议冲突中，甚至有人从江苏、上海赶赴现场、加入抗议队伍。

由此值得反思的，PX争议不是逐步蔓延的邻避效应，而是逐步蔓延的执政公信力危机。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民意绑架政府，最终一次又一次让舆情决策取代科学决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技巧亟待提高。

在公共政策议题愈来愈被网络和媒体背后的推手所绑架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问题都 “PX化”，“集中力量办大事”已经越来越困难。当日本、韩国、新加坡都能成功建设PX项目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下个十年，我们发展的优势在哪里？破除“PX化”，我们最应该做些什么？

（编辑  远山）

围绕“国企怎么改”的各种“杂音”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改革《决定》）发布之后，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企怎么改”意见纷呈，已经影响到国企改革的取向。

一种主流意见是，目前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普遍，许多企业经营机制没有得到真正转换；所以要进一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的改革，更多地引入非公资本、外资参与国企改制重组和重大项目建设，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因而，有人提出，除极少数国企需要国有独资外，其他大多数国企，都要大力支持各种中、外非公资本参与国企股权多元化、分散化，以“尽可能降低国企股权比例”；同时，以“国家要不要控制”作为判断基准，相当一部分国企可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

还有人提出：国企的国有资本、股权（对应的是净资产）可以降到“20%以下”。[1] 各类私有化“改革”表态纷纷出台，见诸网站报端，如：“对于我们（央企的国有）股份，没必要拿手里”；“民资参股中石化无比例限制”；政府可以学撒切尔夫人对国企只持“黄金股”（金股也可以放弃）；搞混合所有制“创造了多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都高兴”等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官员公开表示，14.5万多家国企中有13万多家不是在基础行业“完全没有必要去绕一个弯子搞混合所有制，可以彻底的民营化”。等等。

一些省级政府表示，国企改革进度要“严厉限时”，除极少数国企外“其他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国有股权低于50%的，不参照国有企业管理”；“今年国企混合经济改革招商引资1000亿”。

某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在国家媒体上抱怨“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使民营资本参加国企改革的积极性不高”，为私人资本索取国企的控股权。

洋人也来凑热闹。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腾讯网”建言中国“加快改革，加大对私有领域的重视，减少对国有企业重视，让政府在经济领域少做，私有部门多做”。某外资金融机构人士建议，在国有股分散化中应“把绝大部分资产划给社保基金”，消除国资委的“管理权”、消除“党管干部”，“中石化一分为二，中石油一分为四”。

这些说法，与中央改革《决定》貌合神离。其中包含了意识形态偏见、自作主张“抢跑”、“双重标准”等等。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在社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

片面批评“国资一股独大”不符合中央改革精神

改革《决定》中没有“国资一股独大”的提法，更没有要求在很多国企中“尽可能降低国企股权比例”、通过高度分散股权结构来完善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要求。把改变“国资一股独大”作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点改革对象，师出无名。从法理上看，消除“国资一股独大”就不可能再有国有控股企业，国有经济将消弭于无形。

有关部门对安排国企与其他企业发展“交叉持股”的多边关系，缺乏全面的政策考虑，只追求非公有资本、外资等进入国企的单边关系，这是片面的“私有化取向”，不符合改革《决定》的精神。即使要在一些国企中酌情调整资本构成或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应该拿被污名化的 “国资一股独大”做文章。

《决定》指出，国企改革是为了加强国有企业。习近平主席在两会期间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告诫“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古人云，过犹不及。在改革中应审时度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些方面降低一些国有股比例，有利于国企发展和改革，有利于利用民间资金和外资。但如果不问青红皂白，给大多数国企扣上 “国资一股独大”的帽子，以此为由降低国资或国有股的比例以削弱国有企业，是违反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的。

另外，在反“国资一股独大”的价值取向下，有关单位对改革《决定》提出的发展“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主旋律缺乏深刻理解，容易使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决策异化，对国企和国资产生“挤出效应”。

削减国企的国有股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如果在非金融类、金融类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200万亿元以上总资产及巨量利润的盘子中，大量引入中外私人资本，则资产结构的调整将导致财产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大变动，将直接触及三千万左右国企职工的就业岗位、工资、福利和数千万家属，不仅关系民生，而且事关可持续的公平增长和社会稳定大局和国家竞争力。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许多国企的股权结构已经多元化。在中央、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股权已占53%和60%以上。如果以此为拐点，进一步让多数国企的国有股权“尽可能降低”，甚至弄到政府持“黄金股”或放弃“黄金股”的极端水平，那么：

首先，这些国企相应比例的净利润，将属于占企业股权大头的非国有投资人，这将扭曲国企的目标、行为和功能，减少财政取自国企净利润的收入，使社保基金难以继续得到来自国有资本的支援，对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建设社会福利制度，均将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对于国内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缺乏实力和动力参加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而且某些私人资本加入谋取短期利益的动力高于参加国企改革的动力，房地产界私人资本快速致富并成为群富之首就是一例。今年年初，中石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行动再次表明，由于大型、特大型国企引资规模巨大，且需标配“战略投资人”，国内私人企业则难免力不胜任，这方面欧美跨国公司更有优势。在国内众多竞争性行业已被外资控制的局面下，[2]还要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的大型国企中引入多少外资，这就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了。

第三，国企资本被越来越多的中外私人资本置换，将进一步加大私人资本所得，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那种“尽量出售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行为，只能造成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这种局面下，宏观经济稳定、企业效率都将受到负面影响，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和可持续也将遭到破坏，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第四，对处于竞争性领域，特别是那些与大国博弈密切相关的国企来说，由于国有净资产、净利润的制度性削减，还可能产生企业融资复杂化和财务成本上升的新问题，这将削弱支柱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旦这些企业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外部非国有投资者准备进入和已进入的资本都可能发生转向，从而加剧国企的经营困难。

一股独大并非国企“专利”

实际上，“一股独大”的企业通行全球，它和资产结构分散的企业不存在优劣之分。对这种广泛存在的现象需要从学术上给予慎重评价。但在中国，有人单单拿“国资一股独大”说事，以此攻击和丑化国企，对其他私人企业的“一股独大”则默不作声，视为天经地义，帮它们要求对国企的控制权，这种“双重标准”，实在要不得。

一般而言，股份制企业只要有控股者，就意味着存在“一股独大”。统计数据证明，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私营企业大部分是“一股独大”的家族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一股独大”的家庭所有或经营，这种现象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实际上，这种家族企业并非不能实行股权多元化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如德国宝马（BMW）是家族公司，难道它就不是现代公司、没有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集团在家族控股时期也是如此，后来则是法人股尤其是金融机构“一股独大”。从法理上看，如非特殊协议等规定，无论哪种性质的股份制企业，没有“一股独大”者根本就不能成立。全世界“一股独大”的股份制公司多如牛毛，难道它们的治理结构都有问题，唯有那种非“一股独大”的凤毛麟角的“现代企业”独立寒秋？

股权分散不等于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

企业股权分散的利弊究竟如何，并不存在单一模式或标准。国际经验表明，全世界企业中，“一股独大”的企业（包括国企）居多数，且绩效总体良好（参见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一股独大”或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都可以有效运行。

1999年，OECD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充分考虑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就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它们提出了一整套政策性建议。其中，既没有反对“一股独大”，更没有把股权分散化作为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公司效益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学界，关于股权结构的分散和集中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何，并无定论。反之，无数经验证明，就是在股权分散条件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职业经理人也有条件扭曲公司治理结构、侵犯股东权益、收买董事会成员，搞“内部人”控制。美国安然公司们的欺诈丑闻与华尔街“经理资本主义”掀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证据。

股权结构应该分散到什么程度，是越分散越有利于建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或反过来说，是不是股权越集中就越好？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提问方式，也不存在“普世标准”。实际上，各国法人治理结构的情况，不仅取决于股权结构，还受到多种因素（政治体制、经济、法律、融资结构、人事、文化等）影响，且起点和路径依赖相异，各具特色。如果有人不顾国情，盲目迷信和模仿美英式股权模式（美英也有大型家族公司），甚至迷信30多年前撒切尔的私有化“改革”，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要犯颠覆性错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资一股独大”有利于将更多的利润用于“为人民服务”，遏制贫富分化趋势，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而不是流入少数中外资本所有者的口袋。

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好？通行做法如买鞋，合脚就行。其实，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议程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法律环境，及选择合适的经理人，比一味地追求“股权分散化”更有现实意义。

调整国企股权结构，必须维护国资的主导地位

国有资产（和城乡集体经济资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平等最重要的压舱石。在我国，众多国有企业（资产）存在并有效经营的一个宏观效应，就是在国民财富生产和分配中遏制贫富分化的势头，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性保证，体现了追求实质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向和政策取向。

国际经验证明，增加平等公平能够促进增长、发展和稳定。全球金融风暴，警示“不平等的代价”之沉重。这证明，平衡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是必要和可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有条件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的更好。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有利于加强国有企业功能，提高国企生产效率和国资配置效率。具体说来，就是要维护、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平等，充分考虑国有经济的战略功能——国家安全、对国家经济命脉和关键领域的控制、产业引导和科技进步。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何在国企中配置国有股是核心问题。其基本思路应该是：既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又要通过加强国企、国资来控制各类私人资本的影响范围，如限制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改革方案应以尽可能在大多数国企中保留国有股的优势，或适时增强国有股优势为基本原则。即使某些领域国企中的国有资产数量一时间减少，也应当做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经济整体力量得到增强。

要坚决制止减持国资、“国有股不设下限”的错误政策取向，还要鼓励各地方公共服务领域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不能再“一卖了之”。那种国资、国有股配置和国企是否出售要以“国家要不要控制作为判断基准”是有漏洞的。这种标准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要求，而是照搬了西欧私有化中的橡皮筋标准，自由操作空间太大，容易导致15.9万多家国企中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流失”，且再次涉及上千万国企职工命运的大变化。其它如“分量”标准，或 “考虑……完善治理结构和机制需要多个战略投资者”，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端正改革思维，致力于加强国企、国资，其意义是维护和增强经济平等的基础。再辅以针对个人收入的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才能为实现可持续的公平增长和“共同富裕”创造更多的物质条件。也唯有如此，加上其他政策和机遇的配合，才有利于中国走出一条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以区别于所谓“欧美模式”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私有化+自由化+反福利国家+两极分化+经济稳定差（或停滞，或危机）”的老路。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深化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影响力

坚持正确的国企改革方向，就要对那些似是而非的国企“改革”意见，特别是鼓励无底线的“混合所有制”等不负责任的意见，给以认真辩析，谨防其误导国企改革，发生颠覆性错误。同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国企改革指导思想要始终围绕加强国企，促进经济发展，实现 “共同富裕”的中心目标，有损于这个目标的政策和做法应当批评和纠正。国企改革思路和方案要依此设定“底线”。

第二，强化党中央权威和领导力。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设计国企改革方案。各地拟定的国企改革方案，应在国资委的方案制定后经过校正，经上级批准后方可实行。既要对本地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不能违反原则和纪律、各自为政，“抢跑乱跑”。要坚决制止在国企改革上抢时间、赶进度、高指标、行政施压的“大跃进”苗头，防止有人借机谋求私利的腐败现象再次发生。

第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摆脱西方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束缚，增强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提倡认真学习、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入调查研究，扩大视野，独立思考。

第四，要科学地、平等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国企，纠正所谓“破除国资一股独大、只有分散股权结构才能完善治理结构”、“国企无效率”等片面错误观点。抵制为少数人谋利的“私有化”改革取向，坚定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立场。

第五，发扬群众路线优势。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党政机构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就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方法、方案、预后效果等开展广泛讨论，收集各方面的观点和建议，去芜存菁，集中正确意见。

第六，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以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平等为基准，结合国家调控经济需要，统筹制定调整国企股权结构的分类标准体系，严守调整国资、国有股权、出售部分国企的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资委已提出国企四类划分标准。要纠正片面削减国有经济、夸大非公资本作用、夸大分散股权结构作用的倾向。国有资本成分占多大比重，要以经济平等为基准，而非以“国家控制范围（尽量少控制）”为基准。

第一类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部门，应包括铁路、粮食和水、矿等资源类部门，以及涉及总体国家安全（政治、国土、国防、社会、经济等11类安全）的部分，应具有广泛性、灵活性、等级性、动态性。第二类（国民经济命脉）、第三类（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部门的国企，应允许在独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之间酌情选择，取消“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的政策取向。总体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应适用于这两类部门。关于第四类所谓“国家不要控制”的部门，则应该允许、支持和鼓励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贡献。

第七，对国企与其他类型资本“交叉持股”，要制定科学的“双向考核”标准。防止有人把“交叉持股”变成私人、外资等“单向持股”国企。

第八，制定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引入国有资本的政策细则。政策要“一碗水端平”，非公有制企业与国企“交叉持股、融合发展”，要统筹兼顾，不能搞成“剃头挑子一头热”。

第九，切实增强工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国企改革的作用，扩大改革的政治参与。

当前，在国企改革方面，工商联一向积极参与，工会、职代会却悄然无声。对比在西方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会组织的作用，我国在改革决策中，更不能忽视广大工人的利益和声音，要鼓励工会、职代会在国企改革重发挥积极作用，改革不能任由“精英”垄断。要依照公司法、工会法、劳动法及配套法律法规，制定增强工会、职代会作用的新方案。

第十，抓紧研究制定新的《国资法》，以规范人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重点，加快完善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制度。

链接：有关“国有资本一股独大”各界评论的媒体摘要

凤凰财经：《张文魁：13万多家中小国有企业应该彻底的民营化》,“3月3日，由凤凰财经举办的《国企改革危与机》午餐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会上表示，对于占国有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比重完全可以退到零。”凤凰财经网2014.03.05（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303/11792944_0.shtml）。

题目：《广东省国资委：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4年2月28日。

文章提到：“周兴挺表示，省委省政府近期将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省属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操作要求。除承担国家政策性职能、特许专营等极少数国有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均可实施资本混合。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此外，国有股权低于50%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再参照国有企业实施管理。”

题目：《贵州省国资委举办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启动暨推介会》

来源：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2014年3月18日。

文章提到：“这轮贵州国企改革最大的亮点，是对各类资本开放，对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不设限制。”http://www.gzsgzw.gov.cn/html/2014/03/18/114039_4588.html

在改革过程中，社会财富、收入集中到少数人手上，还是到大多数人手上，这个问题在讨论国企改革中很少有人谈，要多关注一些。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光从法人治理结构考虑是不行的，要考虑宏观调控、所有制结构调整、社会公平、国企的“剩余价值”归谁。还要考虑民生保障。如国家调控粮食、石油等的供求关系，是不可能靠私人企业出面的。

国企改革不能只考虑效率。效率也不能只靠私有化来解决。国企中出现腐败现象是另外一个问题。腐败不是国企生来固有的，也不能靠私有化来解决。

——刘国光谈话 2014年5月13日

(编辑：萧枫)

[1] 中新社记者庞无忌：《李荣融：很多央企国有股权比例可降到20%以下》，中新网2013.12.17（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12-27/5673853.shtml）。

[2] 熊志勇：《中国28个主要行业21个被外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7531114.html。

4月15日，习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治党治国的一个重大原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并从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文化、社会安全各方面，阐述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内外安全形势复杂，其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程度，是改革开放35年来从所未有的。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们清醒认识形势，站稳脚跟，正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重大的意义。

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关系到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统筹协调“发展”和“安全”两大战略目标的问题。

本期刊登的几篇文章，涉及我国加入WTO之后，某些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霸王条款”（如知识产权方面）和我们国家利益的直接冲突，以及在涉及公众健康的领域（如城市水务）、战略物资领域（如稀土），对外开放之后，给社会经济安全带来的威胁。实际上，近十几年来这类问题的报道大量见诸网络和报刊。我们需要从总体安全观的高度，加以关注。

30多年来，改革开放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活跃因素。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理论思维的单线化的问题也突出出来。例如不讲条件和选择的“扩大开放”，常被认定为发展本地GDP的最便捷措施，理由是“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发展起来才有安全”。这种“开放—发展—安全”的直线式推演，以及把“发展”、“开放”和“引资”简单等同的思路，无视现实中开放、发展、安全直接复杂的关系，其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主观性是很明显的。

在开放的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眼前和局部来讲是有利的，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是弊大于利的。特别是遇到有损于我国重大经济权益、或威胁国民健康甚至生命的情况，是对外商无条件吸收或让步，还是有选择、有条件地开放？需要把握什么原则？这涉及开放过程中，如何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大问题。

国内的体制改革也遇到类似问题。例如有人力主国企私有化，其主要理由是“私有化可提高效率”，为私有化不惜损害广大职工的权益。但是，背离公平正义原则的措施，必然损害政府威信、加剧社会分化，危及稳定和社会安全。中央多年来一再强调“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但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

习总书记指出：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的总体安全，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战略的两个根本立脚点。改革开放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根本战略。发展是要解决吃饭问题，而安全涉及生存问题。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安全就更应该是硬道理。

我们的改革，是在高度开放环境中的改革。今天的国际环境和我们所处的国际地位，和30年前有实质性的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就更需要强调兼顾安全和发展。应该是扭转“只顾眼前GDP，忽视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这一思维定式的时候了。

所谓有利于长远的发展，就是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本国经济的独立完整性、坚持国家经济主权这一底线，保持未来产业优化空间。对外开放要坚持以我为主、平等互利，要有分寸感，不当任何人的附庸或“融入”别人的体系；既要善于抓机遇，更要高度重视国际风险和陷阱，趋利避害。

总之，在经济领域，兼顾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利益，本来就是相通的。

在争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与世界接轨”成了流行语，也成了很多国人的思维定势。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法律全面修改，适应世贸组织关于知识产权有关协议”，“不要谈别的，就是跟世贸接轨，搭便车以后再说”。有学者认为，这些“知识产权法律从立法角度讲，是现代化、国际化进了一大步”^[1]。

知识产权保护，当然重要而且必要。中国过去这方面意识淡漠，立法薄弱。通过改革，提高了这方面的意识，加强了这方面的立法，这是好事。但是，与世界接轨，是否一定就是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否能够确保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权益？

比如，世贸组织规则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就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有力的保护。在这方面，它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特别是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有一些原则冲突的。比如《议定书》中“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有不利影响的现代生物科技所产生的任何活的变态生物在跨国运送方面的有关事项”，提出了“预先防范”和“事前知情同意”的原则，这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有利，但是却与世贸组织“非歧视”和“透明”原则相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我们的法律为什么一定要“适应世贸组织关于知识产权有关协议”呢？

在中国，世贸组织的知名度要比《生物多样性公约》高得多。笔者曾在2005年2月用“世界贸易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做检索词搜索，当时新浪网两者的相关新闻条目是11405条比42条，搜狐网是8567条比56条，人民网是13231条比141条，新华网是1580条比19条。

一方面是关于世贸组织的信息轰炸，一方面是对《生物多样性公约》寥若晨星的报道，对比十分鲜明。

据绿色和平组织2004年公布的一个调查表明，世界各国的森林保护区面积已达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1%，全世界每年对这些保护区的总投入是70亿美元，只占需要的五分之一；其中60亿美元投在富国，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缺口最大。

相比之下，全世界每年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项目投入达一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富国的投入。这是全世界保护区每年资金缺口的40倍。

我们应当选择和谁接轨？和以上万亿美元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那个世界接轨，还是和努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那个世界接轨？

至于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规则是否能保护我们的权益，我们可以看几个案例。

阿亚花丝卡专利案

第一个案例，是“阿亚花丝卡”案例。

阿亚花丝卡，俗称死藤，是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种药用植物，也指用这种植物和其他几种植物混合起来煮制的汤药，具有祛病提神，强身健体的功效。数千年来，亚马逊河流域的诸多部落一直在用这种死藤治病。根据当地的传统风俗，死藤被看作神圣的象征，只有部落的萨满或草医懂得制备“神奇饮料”死藤水的方法。采集和制备死藤也很神圣，要通过专门的宗教仪式来进行。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亚马逊地区，死藤和死藤水的秘密也传播开来。1986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批准了一个叫劳伦·米勒的美国企业家对死藤的种类之一“达藤”的专利申请。据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院布兰登·托宾教授说，这个米勒并没有对死藤做特别的研究或从中提取出任何东西，只是描述了它的生长环境、形状及功能，就获得了专利。

将近十年之后，亚马逊部落的人才得知死藤成了美国人的专利。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外国人怎么能把他们崇拜并使用了数千年的神圣植物变为专利？由400多个亚马逊部落和组织组成的一个理事会和加拿大国际环境法中心于1999年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提出申诉，要求该机构重新审查并撤消这项专利。他们并选派了一位部落酋长去美国作证，证明亚马逊土著居民使用死藤已达数千年之久。但是，据托宾教授说，这个证词却被认为“没有法律效用”，因为美国专利法不承认没有以文字形式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让任何人都能查到的发明。也就是说，仅仅是口头流传下来的知识，不受美国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后来，美国专利和商标局下令驳回该专利，不是因为它涉及了当地部落的先有知识，而是因为在该申请提出一年之前，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一个标本解说牌上已经描述了同一植物，因此它不具有专利所要求的“新颖性”。换言之，亚马逊人千百年来以口头流传的形式拥有关于死藤的知识并且使用这种植物这一事实，并不妨碍那位美国公民对它提出专利申请。

阿亚花丝卡专利案暴露了现行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在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方面的尴尬。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是什么？是个人的智力劳动。个人智力劳动的成果当然应该保护。但是作为某些个人智力劳动基础的传统知识，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特别是当某些基于传统知识的个人智力劳动并没有任何创造性，只是做一个转化工作，将口口相传的世代积累的知识形成某种文字，这种世代积累的知识就成了个人“知产”，这种化公为私的行为，在国际上被很多人谴责为“生物海盗”。如果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只能保护传统知识偷盗者、掠夺者的“知产”，却不能保护被偷盗者和被掠夺者，它的合理性就有了问题。我们和这样的国际机制接轨，不能不注意这些问题。

中国野生大豆基因案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企图专利中国野生大豆基因。

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种的90%，共超过6000多种。同时，大豆也是中国最早食用和种植的五谷之一，栽培历史在4000年以上。2000年4月6日，全球第二大农业化工公司和头号生物工程公司孟山都向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一项有关高产大豆及其栽培、检测的国际专利。这项专利源自对中国上海附近的一种野生大豆品种的检测和分析，孟山都从中发现了与控制大豆高产性状密切相关的基因“标记”。[2]

据有关媒体报道，孟山都以这种中国野生大豆作为亲本，培育出含有该“标记”的大豆并据此申请专利，提出了64项专利保护请求。如果专利获得批准，那“将意味着孟山都公司对所有大豆的高产品种都拥有了垄断权，并允许孟山都对中国这一野生大豆遗传资源的控制”。[3]

《南方周末》报道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不批准这项专利，至少在中国种植含有高产“标记”的大豆还不至于侵权。但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中国区政府关系及公共关系总监刘石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入世以后，根据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协议，在本地生产也将遇到专利权约束问题。

这意味着，哪怕中国农民自己栽培出含有这种“标记”的大豆，也会侵了孟山都的权。而孟山都和美国农业部究竟如何获得这种生长在中国上海附近的野生大豆的，他们却说不出来。中国农业部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首席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所长盖钧镒估计“这个品种是美国方面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的”。

在这个案例中，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可以保护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的材料所产生的“知识”，却非但保护不了这个原材料合法拥有者的权益，反而可能会使后者付出昂贵的代价。

而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在谋求这些专利的时候，正是2000年，中国正在为加入世贸组织努力与国际接轨，不断修改我们有关的法律法规。在绿色和平组织2001年4月从德国发现这件事并把它捅出来之前，没有一个中国政府官员、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事件捅出来之后，除了一些专家在媒体报道中做了反对的表态，我们不知道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了什么行动。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国内很多人对与国际接轨的热衷和对我们民族权益的不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热衷和不敏感，却与美国跨国公司的情感及利益诉求是完全一致的。

哈佛大学在中国的人类基因研究项目

第三个案例，是美国哈佛大学在中国的人类基因研究。

1996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率先报道了哈佛大学的“群体遗传研究计划”，提到该项目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4]。至2000年，至少完成了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殖疏松等12个项目的疾病基因调查。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

1999年，一些美国生命科学家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对这些项目提出质疑。美国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些质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开始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

2002年3月28日，该办公室分别致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通报的初步调查结果说，哈佛大学这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5]。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随即承认，他们在人体医学实验的监督上，的确有改进的必要；该院已决定暂停在中国进行的一切研究，重新审查这些研究项目；并对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谴责[6]。

美国政府机构调查确认的这些涉及安徽农村成千上万人的基因研究项目存在的诸多违规之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项目开始之前，没有按有关条例的规定，事先接受伦理机构的评议和审查。有若干这些美国学术机构参与的项目，都是在未经其审查部门评议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的。

——未充分让参与者知情，并且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在充分知情的条件下完全自愿地提供血样等基因样品。这些项目采集基因样本的现场，大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安徽农村地区，参与者是平均教育水平不够高的农民。而有些项目的知情同意书采用了他们难以理解的复杂语言；有些知情同意书没有列出一些测试项目可能引起的危险和不适；还有一些知情同意书，书写日期的笔迹与参与者签名的笔迹不符，日期书写的笔迹似乎出自一个人之手，有事后补签之嫌。

——参与者是否能从研究中获益，令人怀疑。美方调查者援引美国政府1979年4月18日发表的《贝尔蒙报告》说：“由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导致治疗性发明的开发时，（社会）公正要求这些发明不能仅仅有利于那些能够付得起这些发明的人，这样的研究不应过分依赖那些不可能从以后的研究应用中受益的人群。”美方的调查提出，参加哈佛项目的安徽群众从这些项目的成果中受益的可能性很小。

——实际情况与项目授权的出入较大。比如，对“哮喘病的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批准招募的受试者为2000人，但实际招募的达16686人。而且未经主管部门的批准，研究者们就把对每个受试者付给10美元的补偿改为提供便餐、交通加误工补助。——关于这一点，据我们在安徽调查，所谓补偿就是两包方便面加10元到20元钱误工费。此外，项目批准的每份血样的采集量是2茶匙，但实际增加到6茶匙，所用的支气管扩张剂也和报批的不一样。在另一项关于纺织女工轮班制对生育的影响的研究中，报批的是在确认怀孕前，每个月抽7天采集尿样。但在实际执行中，未经批准便擅自改为每天采集尿样。

2002年5月14日，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北京大学演讲回答学生提问时，公开承认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农村进行的人体研究“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7]。

存在这样多问题，而且问题如此严重的人类基因研究项目，该受到怎样的惩处？

没有任何惩处。一年之后，2003年5月，美国联邦政府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致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告知对该院提出的最后几个问题“已经解决”，至此对其在中国进行的基因和环境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全部结束。据说哈佛有关的研究机构对提出的问题都做了“整改”。

但是哈佛大学的所谓整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了血样的安徽农民仍然是一无所知。

美国联邦政府草草结束对哈佛在中国的基因研究项目问题的调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毕竟这些项目都是由美国政府和公司出资，而大量的涉及多种疾病的中国人体基因样本又到了美国。如果美国政府跟自己出钱而他们又明显占了大便宜的项目较劲，那才是怪事。更何况哈佛的名头那样大，查出学术丑闻，会涉及一连串的人，他们不可能为侵犯了中国老百姓利益的事较真。

我们至今不知道中国从这些项目中收获了什么。很多基因样本已不知去向。如果国外制药公司从这些流失的样本中找到某种抗病基因并做出专利药物，我们不知道中国方面是否会在其中获利？按照当时人们只求和“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合作”，以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为“成果”的心情，对最后产生专利的利益分配是否能坚持中方权益，能坚持多少，都要画很大的问号。而且，即使中方参与项目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能在最后获利中分一杯羹，这些利益是否惠及中国老百姓，也还是未知数。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90年代到中国来猎取人类遗传资源的外国机构，并不只是哈佛大学一家。这些项目的伦理和权益问题，都很少有人深究。

反思“与世界接轨”

现行知识产权允许跨国公司将发展中国家丰富的生物资源据为己有，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发展中国家人民对于生物资源的使用权及传统知识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针对这种不公正不合理，作为“生命海盗”的受害者，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应当拒绝“对生命专利”。而世贸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却是国际法规第一次将专利扩大到生命领域。

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中，中国又该与哪个世界接轨？

与跨国公司的世界接轨，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对传统知识和资源的保护，放弃对我们自己权益的坚持。中国作为大豆的原产地，从1996年起，已经从大豆的净出口国变为大豆的净进口国，进口大豆9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占世界转基因大豆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中国的邻邦印度，至今还顶着孟山都等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的压力，不给转基因食品进口放行。此外，作为世界第一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在大豆价格上却没有任何发言权。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际上，对世贸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批评也非常多。199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就说，“知识产权的无情进军需要被制止，被质疑”。所以，我们很需要对“与世界接轨”做一个反思，弄清楚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是以接轨为目的，还是通过接轨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获得最大的利益？我们究竟在哪些方面需要和世界的哪些规则做什么样的接轨？在接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参加世贸组织，是作为平等的游戏伙伴参与全球化，还是作为仰人鼻息的“小伙计”参与全球化？

我们总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全球化问题上，与发达国家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对应该从全球化中避免怎样的损失，获得怎样的利益有没有明确的认识？如果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思考能力，不能从不同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视角看问题，那我们就会变成西方智囊的应声筒和跟屁虫。这样“与世界接轨”，前景是很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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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寿康2006年12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入世五周年高层研讨会”上的发言。

[2] 庞瑞锋：“种中国豆侵美国“权”？孟山都要垄断中国高产大豆”，《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7日。

[3] 同上。

[4] 《哈佛与中国探索疾病基因》（Harvard and China Probe Disease Genes），美国《科学》273卷315页，1996年7月19日。

[5] 见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2002年3月28日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函件，在该办公室网站http://ohrp.osophs.dhhs.gov/detrm_letrs/lindex.htm可公开查到。原文是：“Given the breadth and seriousness of Dr. Xu’s violations……”（鉴于徐博士违规的广泛和严重性……）。

[6] 《哈佛在中国的研究违规，发现试验有安全、伦理方面的问题》（Harvard Research In China Is Faulted，Safety, Ethics Problems of Tests Noted）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4月2日。

[7] 吴庆才：“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哈佛在华人体研究‘极其错误’”，《北京青年报》2002年5月15日。

前不久发生的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给广大城市居民带来“用水安全”的忧患，更让公众知道了威立雅这个法资跨国水务公司。实际上，目前中国许多城市的水供应系统，已经全部或部分被外国资本控制。

从报道来看，兰州水污染的情况是清楚的，原因就是自来水公司的自流沟超期服役。这条自流沟服役近60年，却得不到修缮，可供水方威立雅却将责任推到“1987年、2002年两次事故，渣油渗漏溶解了自流沟的变形缝”。身为供水公司，自有责任修缮管网，但威立雅却要求市里出钱，否则就要“把管网改造的成本反映在水价上，水价要翻几番”。这下市政府压力就大了。当初，市政府为引进威立雅这样的“世界500强”兴奋不已，将其称之为“城市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没想到今天竟如此被动。

作为公用事业的城市水务如何市场化

兰州今天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是我国城市水务改革的缩影。

城市供水系统（水厂、供排水管网、污水处理）是典型的“公益性”行业，按道理应该留在国企范畴内。过去，水务都是城市直属企业，经营只能保本，设施投资由政府负责。水价、设施改造等事宜要服从政府的指令和政策，为了公众利益，必须承担必要的亏损和社会责任。

本世纪初，城市公用事业也被卷入全国的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浪潮。由于城建需要大量公用设施投资，许多城市就用“盘活存量资产”来筹集公建资金。但市政设施多具有自然垄断性，水务“市场化”在实践中就是“股份化、私有化”。一旦水务被资本（或外资）控制，成为私人的“独家买卖”，政府就要向企业“买服务”。但是，买的总是没有卖的精，“卖”的又总想赚大钱。这样不禁让人生疑，供水服务的质量和成本，比“市场化”前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更值得提问的是，我们的社会广泛存在着“盲目崇拜洋人”的潜意识，对外资企业可能发生的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情况，敢不敢管，能不能管？

扩大开放中的水务市场化

中国水务的市场化是在扩大开放过程中推行的。20世纪90年代，“洋水务”开始进入中国，当时水务的开放领域仅限于水厂和污水处理厂，合作方式也以BOT(建设—经营—转让)和合作公司的方式为主。2002年，国家计委等部委联合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城市供水业务对外资开放。建设部发文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发布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鼓励水务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此后，许多城市以此为名，将包括水务在内的市政公用设施向民资和外资开放。

于是，包括苏伊士、泰晤士、威立雅、柏林水务等在内的巨型跨国水务集团纷纷进入中国，竞相收购各城市水务资产。至2007年，苏伊士集团已在中国参股15个城市的自来水公司（青岛、上海化工区、三亚等），在青岛的中法合资公司占青岛供水总量的90%；法国通用水务公司收购了上海自来水浦东公司50％的股权；法国威立雅在获得深水集团45%股权（当时被称为全球第二大水务并购案）后，在与“中法水务”竞标中胜出，获得兰州市水务45%的股权（据报道其标价17亿，远超中法水务的4.5亿和首创股份的2.8亿）。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称：当前外资水务的供水总能力占全国总能力的8%，占市场的4%。据此估算，近亿中国人都是由外资供水。

当时，跨国水务公司高溢价竞购水务资产，让地方政府不胜欣喜，因为此举适应改革潮流“盘活”了“存量”，支持了城建资金，提高了GDP。但是中国水协会长李振东尖锐地指出：“外商今天高溢价收购供水资产，明天都要成倍地赚回去。一届政府的政绩，将成为今后历届政府的严重隐忧，最终都会转嫁给老百姓。”果然，外资进入城市水务领域之后，各地水价节节上涨。当然，这里不排除因水资源短缺和成本提高的合理因素，但外资实际的成本如何，利润如何？为什么涨价后还会发生兰州水污染这样的事件？

威立雅主席：中国是对非本地技术最开放的国家

威立雅是世界最大的水务集团。2013年底，威立雅中国的水处理总能力约为1322万吨/日，在中国排名第二。兰州水务引进威立雅后，市国资委拥有水公司55%股权，并派出董事长。但是，法方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就架空了中方的绝对控股权。威立雅只派出几个高管，在不增资、不提升技术和更新设备的情况下，屡屡提升水价。因为当时合同的水价条款明确规定：水价根据CPI、汇率等因素进行调整。外资不承担风险，只享受收入（人民网甘肃频道：呼吁收回自来水控制权）。

除了水价持续上涨之外，许多外资与地方签订的合同中，还规定“中方须定向购买外商关联企业的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及成套设备”，而这是严重违背中国招投标法规的。外资不仅高薪挖走国内人才，还要求“自来水厂每年花1000万去买外资的管理经验”，而我们其实只需花100万就可以请来“最好的咨询公司”（《西安自来水公司反对威立雅收购国有资产》）。

另外，威立雅还与地方签订了有偿转让协议，“向兰州供水集团注资10亿元，30年经营期满后……最终转让给兰州政府的价格也不会低于10亿元”，实际上30年内这笔投资完全可以回收数倍（威立雅涉嫌向自来水管道排污外资搅浑中国水务，人民网）。为了眼前和局部的利益，某些地方政府把事关广大公众长远和切身利益的城市供水系统控制权抛在脑后，甚至签订确保乙方稳赚不赔的条款，“把自己卖了还要给别人数钱”（江涌：跨国“水龙王”搅浑中国水务市场）。

今天，中国坐拥近4万亿美元外汇，但在美国想买任何实质性产业均被美国会否决；在法国中国人要开一家超过300平方米的超市都要经过中央政府批准。所以，威立雅董事会主席弗莱罗说：“中国是吸引和善待我们的市场，是对非本地技术最开放的国家。”

幸运的是，中国毕竟在各领域、各阶层还有为数众多的识大体、敢担当的有识之士。2007年，中国水协上书国务院，力陈跨国公司收购中国水务可能造成的陷阱和隐患。2007年发改委和建设部展开联合专项调研，次年，跨国水务公司在华的收购狂欢草草收场。但是，中国水务埋下的跨国资本隐患却不是短时间可以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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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WTO裁决中国稀土官司“一审”败诉。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取得的重大胜利”。WTO的袒护令中国感受到当今世界游戏规则的凶险与不公。商务部相关人士称，此案上诉如果败诉，中国将不得不取消针对稀土及稀有金属钨、钼的出口关税、出口配额等措施。在美欧控制世界规则的大背景下，此案上诉能否获胜，目前还未为可知。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败诉，难道中国稀土真的要重回敞开式供应？到底是WTO规则优先，还是国家利益优先？

敞开出口20年，储量从占世界85%跌至23%

稀土属于稀有金属的一类，包括钪、钇及镧系共17种元素，在国防、高科技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广泛应用于导弹、飞机、智能手机、核工业、激光等领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邓小平），中国稀土储量曾经是世界第一。多年来，中国稀土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并主要用于出口，长期占世界市场的90%以上，是全球惟一大量供应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稀土产品的国家。

由于中国敞开式廉价供应稀土，美、俄、澳、法这些曾经的稀土生产大国早在20年前就关闭了国内矿山；而中国的稀土储量，也从1992年占据世界总量的85%，下降到2011的23%。同期世界上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稀土矿。

而且，日、韩这两个不出产稀土的国家，通过进口和购买我国内矿山，占有了不小的储量。中国稀土出口量的近70%都去了这两个国家，有报道称日本储备了足够用20年的稀土（另有报道为50年）。

2009年，我国著名稀土专家徐光宪就指出：按照现有开采速度，南方五省宝贵的中重型稀土10年就会开采完，世界最大稀土矿白云鄂博矿30年内就会消失，那时，我们将不得不花费巨资进口稀土，西方就会牢牢掐着中国的脖子。

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出口第一大国无定价权

作为第一稀土大国的中国，稀土出口却没有定价权。1990-2005年，我国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的64%。纯度99.99%的氧化铈一度卖到9元/斤，比猪肉价还低。

其原因就是稀土开采和冶炼的无序、恶性竞争。全国有上千家私营矿点、加工企业，产能产量远超全球需求，大多盲目开采、非法开采、挑肥拣瘦开采。面对外国仅有的几个大买家，国内企业竞相降价，甚至和外资勾结，形成走私产业链。据国外海关统计，2011年中国稀土走私量达到正常出口量的120%。

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蝇头小利，不顾国家利益和安全，对这种危害全局利益的乱象视而不见。中央有关部门多次试图整合稀土行业，但障碍重重，非法盗采、走私屡禁不止。

前些年，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控制局面，下调出口配额，提高关税，整合行业。有关机构对稀土原材料的出口数量进行限制，外资就大量买入稀土原料做成稀土合金后再出口，以规避配额限制。由于稀土深加工和应用行业依然属于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故政府对原料出口的控制成效甚微。

稀土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长期的无序开采、恶性竞争，不仅导致战略资源外流，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灾难。由于长期超计划生产，对环境生态破坏严重。国家对稀土环境污染的整治已投资40多亿元，但仅赣州的污染整治就需要380亿。据媒体报道，“2002-2005年，美国公司测算，美国当时生产一公斤稀土大概需要2.8美元环境成本，但中国是5.6美元。而我们当时的售价是每公斤5.5美元，低于环境成本，等于白白送人”。

全国闻名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开采利用率仅为10%，大量的尾矿浆排入洼地形成11平方公里的“矿湖”，堆放尾矿浆1.35亿吨，其中含有约7万吨的放射性金属钍。在“稀土湖”正西就有一处“癌症村”（张彬，人民网2011.08.04）。江西全南县187万亩森林中，分布着上百个稀土开采点，大片森林被肆意砍伐。广东始兴县，含有硫酸、硝酸铵等化学品的剧毒废水直接穿过水稻田排入小河。

宝贵资源换不来先进技术

中国将稀土资源领域对外资开放，本意是要换取稀土终端应用的技术和产业发展，但其效果和汽车产业一样。中国仍处在国际稀土产业链的最底端，充当廉价原材料供应商及初级加工的角色。目前，稀土产业的核心技术与专利仍主要掌握在日、美、法等国手中。他们以其专利技术优势对中国稀土产业进行扼制，阻止中国进入高端领域。发达国家企业从中国进口原材料，生产出高精技术产品后再返销中国，附加值就会增长数倍、乃至成百上千倍。这种失衡的国际稀土产业格局，与中国的稀土大国身份极不符合。造成这种格局重要原因便是中国稀土产业是一盘散沙。科研人员虽多，但力量分散，近6000名科研技术人员分散在数百家科研院所与企业，如此一来，什么重大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都难以开展起来。

国内有识之士呼吁：要将稀土战略资源和产业问题，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视野；尽快建立一整套稀土科研、生产、发展、储备的规划，并以坚决的战略意志整合国内资源，尽快实施。为提前着手应对在WTO中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我们应学习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些经验（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外国投资与审查委员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以及一些法案等等），从法律、组织架构、生态环境、技术、财税、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共同建立起一整套的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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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崛起的核心要素

国家电网、中国建材两大央企，虽然路径不同，但却有共通的格局：那就是在其十年崛起的历程中，重点鲜明，主抓核心骨架，而这些骨架由节点性事件和项目构成。“抓重点、立骨架”是优秀央企崛起的核心要素，只不过不同企业载体不同。对于部委主体转制的央企，骨架以（带有技术跃迁性）的大项目为载体——比如国家电网的特高压工程（及之前的农网大改造和之后的配网大升级）；在充分市场竞争的行业中，就以资本市场加收购重组为载体——比如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整合民营”的战略。抓重点、立骨架的目标就是要做主流，做挑大梁的世界级大企业。

创造细分市场

立骨架之后再制造血肉。这个血肉不限于“央企内”，还蔓延到整个中国经济系统。大型工程带动或资本市场整合撬动的良性经济秩序，并不是由央企独享好处，而是给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创造机会，形成有序、多层次良性竞争的生态结构。国家电网拉动众多电力设备企业的成长，中国建材的整合带动无数民营企业走出价格战困境，都说明大型央企和众多民营企业的关系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日本的兴衰正是示范例子：20世纪50-80年代，日本大企业兴盛，围绕大企业就会形成配套的小企业集群，其中不少还成为有独门绝技的“中坚企业”。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很多大企业陆续走出国门，主要的生产基地外流到海外，大企业的空心化使小企业订单日益凋敝，整个社会体系就枯萎了。可见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是共生关系。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产业升级加速，一些领域涌现出新一代“中坚企业”，这与中国有几个挑大梁的系统发力是有关的，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04年之后诞生的中国高速铁路体系——拉动了上万家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几年，中国财经界鼓吹要扶持中小微企业，但却忘记了真正能带动中小企业繁荣的力量从何而来。市场不会无缘无故从天而降，只有大企业形成参天大树般的脉络，才可能在丰富的生产加工过程中衍生出众多细分市场，让中小企业去专门攻克——最后形成错落有致的经济生态系统。这是当代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跨越式发展体系设计

中国这十年崛起的优秀央企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其核心骨架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的。骨架建构过程中的标志性战役往往滚动展开。大型企业无法按照“完成一个战役再启动下一个战役”的顺序来处理大问题，阵线是全面拉开的，企业必须“滚动发展”。这是中国这些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开放带来的海外竞争、政策环境变化乃至其领导人的年龄限制都有可能对系统工程造成干扰，“时间窗口”很紧张。这种模式在中国有一个常用的词语来形容：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的体系都有“大战役滚动并行”的特点。凭这一点，中国新型央企做系统工程的能力，既超过了原来苏式计划经济的老国企，又超过了已经形成官僚习性的西方跨国公司。这才是近十年国际竞争中新型央企胜出的奥妙。

需要指出的是，在优秀央企搭建的体系中，核心骨架的跨越式发展与骨架下有序的产业生态秩序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某种精神气质的标志，这种精神气质迥异于战略性重组前人浮于事的老国企，也迥异于英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时已窝囊不堪的原欧美国企，而更类似于中苏建国初期奠定工业体系的奠基人，类似于英美工业革命时手握产业军队的工业资本家，或二战后满怀人类梦想的美苏航天工程师。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最佳组合：即对于前沿边疆不断开拓的精神与对于内部秩序的有序观（一种保守主义）的结合，同时又在内部秩序中创造机会，鼓励能人出现——当然新的能人要接受选拔考验。目前中国优秀央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质，就是新时代的“中国气质”。

但连环滚动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一些重要要素的支撑，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人，一个是钱。这方面分别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人才体系和金融体系。人才方面，优秀央企和西方大型企业的不同就是央企保持了行业专业性，不走纯财金专家治企的道路。比如国家电网延续了过去的专业培养体系，人才从基层一层层上升，这样走出来的管理团队有极强的组织性。这和西方20世纪60-80年代时成熟的大型企业是类似的。这样体系下的人才更适用于大型工程，而跨越式发展关键战役，又能让新的人才脱颖而出，不断补充新鲜血液。融资方面涉及自20年代90年代末起中国银行改革开启的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成长历程。该体系的发展与央企息息相关，也出现了强大的领导人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

对优秀央企的认识，还涉及它在中国经济模式整体功能中的角色。早在2005年前后，就有经济学家提出区域间竞争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独到之处，从而把地方政府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市场）之外的第三者区隔了出来——中国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营实体，只不过其利益表现为增值税、营业税等收益。显然，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发动机，但如果一味竞争，也会出现很多违背规模经济的低效率现象，这就需要贯穿地方的纵向力量进行协调，提高效率，而这些纵向力量正是天生具有网络性的产业，比如铁路、电网、跨区域油气管道等，央企和主管部门的推动成为关键力量。央企作为中国经济模式的“第四力量”，是在地方动力之外进行协调以提高效率的支柱。

央企为什么被唱衰

如果央企有如此强大的“中国气质”，那么媒体营造的央企动辄“巨亏”的印象又来自何处呢？确实有央企在过去五年中出现了重大亏损。但其来源可集中于中国远洋、中国铝业、中国中冶。这3家企业自金融危机以来，都遭遇过几十亿元乃至上百亿元的年亏损：中国远洋2009年净亏损75亿人民币，2010年盈利67.6亿，2011、2012年再亏104.5亿和95.6亿，而危机前2007、2008年的净利润是191亿和108亿；中国铝业2008年因为第一次收购力拓的浮亏，净利润从上年107亿降为当年881万，2009年净亏损46亿，2012年再亏82亿；中国中冶因为有色冶炼和投资损失计提导致2012年净亏损69.5亿。这些亏损主要来自三方面：

第一，原有人员负担和落后技术造成的主营业务亏损。中国工业奠基时用工偏多，同样的产能，中国企业的人数往往是西方同类企业的5倍以上。八九十年代矛盾爆发，最后以下岗、内退的方式解决，现在还有后遗症。如：2012年底，中国中冶在岗12.3万人，企业负担离退休13.5万人，同时期中国建筑19.2万人，中国中铁28.9万人，中国铁建24.5万人，中国交建9.5万人，企负离退休3.5万人，中国水电12.7万人，企负离退休10.3万人。因为人员负担重，有的大厂长期无暇技术改造，造成技术落后，面临淘汰命运。中铝、中冶不是“部委央企”，而是把分散在各地区的工厂和工程队“撮合”起来的企业，集团布局相当分散，所处行业又是竞争性行业。由于我国铝土质量不高，中铝的生产成本在全球都是最高的，中冶的主体则由原来服务于各大型国有钢厂的工程建设企业和设计院组成，外加少量有色冶炼厂。在2003-2007年，高涨的铝价弥补了生产成本的劣势，中冶则受惠于钢铁产能突飞猛进，订单饱满——这正是它们能在2007年和2009年上市的原因。但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11年以来，世界铝价长期低迷，国内钢铁企业也不再建大型钢铁项目，给中铝和中冶的主业收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市场需求变化了，但成本仍然是刚性的，故而亏损。

第二，2003-2007年部分央企跟着国际形势走的太“顺”，没有制定长远的中国特色经营战略，2007年之后遭遇国际价格大震荡受挫，典型代表是中国远洋。这是一家原属于外经贸系统的央企，外贸央企在2003-2007年全球经济高涨时享受了极大的红利，中国远洋、中国外运、中化、五矿等企业都实现了收入和利润的快速增长。而国际贸易中大宗资源类商品和运费在2007年之后都经历了大震荡：2007年前大踏步上升，2008年9月起，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全线暴跌，此后，除了2010年有不同程度的反弹外，一直持续低迷。中国远洋所在的海运领域受到冲击最大，价格指标国际BDI指数跌的最狠，但中国远洋恰恰在行业转折点高价买入和租入大量船舶，这些高价固定资产的折旧或租赁费给企业造成巨额亏损。

第三，“走出去”在海外遭遇重大挫折，这集中表现在中国铝业和中国中冶身上。这两家企业很早就不满足于“加工、工程、赚辛苦钱”，想转身为上游资源型企业，选择“走出去”。中国铝业希望变成铁矿石、煤炭为主体的企业，先后进行了收购力拓、注资几内亚西芒度大铁矿等操作。而中国中冶则先后投资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镍矿、巴基斯坦铜矿、阿富汗艾娜克大型铜矿和澳大利亚兰伯特角铁矿，以及承建中信集团（原属中信泰富）西澳大利亚SINO铁矿总包工程。其间中国铝业对力拓进行了两次收购，第二次收购的收官战役遭遇澳洲政界阻挠而失败，而第一次收购积累的股份则形成浮亏。中国中冶在巴新的镍矿项目遭遇环保NGO阻击，拖延工期后又遭遇2011年的镍价大跌形成亏损，在兰伯特角和西澳中信工程上因工程延期被迫计提损失，造成2012年巨额亏损。需要说明的是，种亏损不是收不抵支，而是投资下去之后因为某种原因减值而计提亏损。

央企在海外矿产尤其是铁矿石项目多受挫，这和相关企业在海外缺乏系统投资分析，对项目需要的配套基础设施的估计不足有关，在政治上孤军奋战也是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央企在世界上一些资源禀赋优越的地区都获得了重大储备，但如何进行系统规划，超越目前“做一单是一单”的散落状态，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比如中铁和中水两大工程央企携手进出口银行在刚果（金）获得了开发1000万吨铜和60万吨钴的权利，这是个极有战略价值的超大项目，但作为合同交换，中铁中水为刚果（金）规划的工程有相当部分位于该国东部地区，此地是多年混乱的交战区域。要做好这个大型项目，就必须对当地政治局势进行充分的分析并调用各种力量（包括当地力量）逐渐形成稳定秩序，才可能启动发展。

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建设由于具有系统性、网络性特点，常常能带动整个国家发展，大大超越了西方殖民时代和后来拉美家族企业只能经营经济孤岛的经济成绩。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工程技术上的系统性、网络性的思维，应用到对这些国家的政治、金融的战略布局上来，目前局部发展思维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的几次集中出访及外国领导人的来访来看，“连片”布局的思路正在日益显现。

央企为什么在A股市场下挫

对央企亏损的曲解，在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产生了极大的不良作用，这就是资本市场（主要指股票市场）。 “十五大”启动的国企战略性改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让改组与资本市场壮大互相实现。这个目标在2007年A股高潮顶点基本完成，一些重量级央企也在此前后上市，但是此后A股市场整体下行严重，尤其是2011年以来蓝筹股（包含大量央企）股价一路下跌。尽管A股市场实质上已不是中国骨干企业的主要直接融资渠道。但是，作为面向公众的金融市场，A股市场仍是媒体最密集报道的区域，在影响公众认知和情绪、央企的社会形象乃至中央政府对于央企的整体政策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央企股价在A股市场的下行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印象分被折腾的太差，标志就是所谓中石油股价“从48元跌到不到零头”。事实是，中石油上市的时候正好是2007年底A股极度泡沫化的时期，上市第一天开盘44元和收盘48元的价格是当时市场狂热的结果，和中石油本身无关。2008年股市暴跌之后，中石油的股价长期维持在10-12元，进入2012年，尤其是2013年6月A股蓝筹股集体恐慌之后，才下跌到最低7元，市盈率不足10倍。但是中石油的股价故事已经成为媒体娴熟打击央企的武器。同时，很多在2007年泡沫时期股价被捧得特别高的外贸关联型央企如中国远洋、中国船舶等，不仅股价下跌，而且遭遇本身经营业绩的大反转，扭亏艰难，前后对比十分刺眼，其他上市央企的亏损也被反复渲染，央企在A股市场的名声被刻意重创。

第二个原因与投行的商业模式有关。央企在A股上市，主要经手人是中金公司。中金业务模式单一，全靠大公司IPO吃饭，而上市就是一次性买卖，这种商业模式造成片面关注短期收益的心态。中金经手的央企上市往往发行估值被抬得特别高。从常理说，央企整体上市，发行价放在15倍比较合适，而被中金公司弄成40-50倍的比比皆是，再加上2012年以前，开盘价格又比发行价高，这就出现了央企上市开盘达到高位以后一路走低的局面——不管这个企业实际业绩有多优秀。比如中国建筑，是工程类央企中经营最出色的企业，证券市场承认的中国顶级蓝筹公司，但上市时中金定了50倍市盈率6元的高价，此后一路下跌，同时业绩一路上涨，到2013年中国建筑股价一直维持在3元上下，市盈率5倍，市净率仅为0.9倍。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证券市场从业人员普遍对中国企业缺乏认同感。这里面有中国资本市场投机性很强带来的人生态度问题，也有中国教育制度缺陷问题。目前股票市场投资和研究人员有相当大比重是“85后”，其中从财经类专业毕业的群体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缺乏理解和认同感，自然不相信中国的大型公司能有什么成果。另外，证券行业业绩考评时间过短，很多从业者明明知道是泡沫还要参与对小盘股的追涨杀跌，而对于带有“中国”二字的公司避之不及。

2013年以来，A股对于央企的歧视整体扩大到对蓝筹股的歧视。一方面，大量央企、银行、商业公司的估值被贬低到4-10倍市盈率，世界最低，另一方面，创业板和部分中小板股票估值被集体捧高到50倍，甚至上百倍——而其中大部分公司业绩增长率远不及大型公司，而且其高增长的也带有一定的操纵性（如并购）或极大不确定性（如影视、手机游戏行业）。很多市场参与者和媒体人幻想经济转型就是在资本市场上用手机游戏、文化传媒这样的公司取代银行、能源、机械、交通等大型公司来当顶梁柱，实在是2000年美国NASDAQ泡沫的再现。令人感慨的是，央企在港股市场居然更受到认同。

中国未来的国民金融资产发展思路

央企股价涉及到中国未来的国民金融资产的问题——中国人应该持有何种金融资产，才能比较安全的度过人口老龄化阶段，等到人口结构“着陆”到正常状态。众所周知，美国股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状态，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民的企业年金定期购入美国金融资产，尤其是大企业股票，这样“大象快跑”，实现了美国国民金融资产的长期增值，造出庞大的金融资产池，这是美国能抽出部分资金支持风险投资给美国科技企业融资的基础（当然21世纪后美国科技股越来越虚化了，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基础强化了美国国债等债权资产的吸引力。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浪潮中才出现了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而国家间债权以出口国家持有美国国债的方式解决的大循环。那么，中国未来的老年群体供养问题比美国更严重，中国该怎么办？能不能模仿这种模式？

现阶段理性的国民金融资产发展思路，应当顺应目前在经济和金融上出现的中国特色结构，把它发展成一种中国主导的国际大循环格局。具体而言，应该由中国的大银行建立大型资产管理机构，成为中国广大居民退休养老金资产的管理者，主力资金持有央企为核心的中国大型企业发行的多品种金融证券（含债券、可转债、优先股、股票等），形成规模稳步扩大，价值稳步增长的金融资产池。在此基础上，取一定比例资金配置形成支持大型企业主导的科技产业风险投资系统，从而使得金融资产池的构成更加完整。再进而通过构建有战略意义的新兴国家的人民币圈，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把“走出去”和资本市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目前，作为中国大型银行的主要股东，汇金公司已经形成了买卖主要银行股票稳定股价的机制。可以模仿这个机制，成立针对国资委管理的央企的主体上市公司的股价稳定机制，如可在中投或国家外管局设立港股的央企股票平准基金，在社保或汇金设立A股的央企股票平准基金，实股价维稳。另外，可考虑引入中东、中亚一些能源生产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作为QFII，推荐他们投资于优秀的央企上市公司。我国上市央企股票成交量目前相对很小，只需要少量资金就可以做起来，但具有战略转型的作用。

央企海外投资要加强战略布局

央企“走出去”要摆脱各自为战的状态，就应当相互呼应，并与中国金融机构合作，往实现中国引领的新一代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的方向走。目前优秀央企的海外布局已经呈现出战略性特征，如前文所说的国家电网从试手的菲律宾，跳到巴西、澳大利亚等地域辽阔，适合使用特高压的国家，实现中国特色技术在国外丰富环境下（自然环境、制度环境）的进一步深化。只不过这还是技术上的战略“对口”，还没有结合政治和经济（尤其是人力）等整体因素综合考虑。

从海外投资国来看，一些非洲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奥妙中的制度经验可谓梦寐以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类似中国财经媒体那样天天自我检讨“我离美国的长相还有差距”，低声下气不敢说自己有经验可供他人参考，情何以堪？仅拿企业制度来说，中国央企“撬动社会力量，结合资本市场实现控股下的跨越式发展”的经验完全值得推荐。事实上，很多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恰恰没有这个意识，反而在西方的训诫下陷入了两极化选择之中：即要么单纯依靠西方全资援助，要么就是全盘私有化——但本国私有资本小散弱，介于两者之间，功能恰到好处的中国央企模式在这些国家可以进行互补，成立合资企业，但还不为人熟悉。

与中国合作，成立当地国家的“合资央企”，由中方企业扮演战略股东角色，提供全程制度建设指导并行使日常管理权力，是化解障碍的有效途径——这也是央企变身全球企业的可行路径。建立这样核心骨干的合资企业必然涉及融资，当地尚无资金资源，应利用海外人民币市场，发展这些国家的融资市场，进而要求这些国家与中国建立双边固定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同时实现央企等中国企业“走出去”、新兴国家经济起飞、海外人民币市场壮大、中国引领的全球金融体系成形等多个目标。

对待国外经验，不应机械的把它作为模板，而应理解那些体系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吸收其优点加以改造。美国的经济系统从宏观结构到微观治理上都有不少优点，比如在公司治理方面，它们的大企业高管在董事会层面是互相任职的。我国央企既然在股权结构（大型股东加社会小股东）上已经类似美国的这些跨国公司，那么在董事会人选上也进行吸收——应强化央企、优秀地方国企乃至民营企业之间的董事会互相任职制度。

在整体治理结构方面，美国的经验和教训说明：无论社会还是经济，金字塔结构才可能稳固。在经济与技术领域，小企业成长的要害不在于点子而在于市场，最大最丰富的市场正在于大企业在细分配件领域所创造的多样需求——好比经济金字塔上产生种种嵌入结构；在金融领域，结构组合应该是“大投资者-大投资对象”为主，“部分资金—小投资对象”为辅。考虑到我国与当年的美国是通过不同的路径走向了类似的公司结构——比如，美国的跨国企业是从家族企业演变而来的公众公司，我国央企是原大型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的社会民众参与的公众公司——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一个普遍的命题：念念不忘形式是一种肤浅的表现，抓住政治、经济、金融系统的功能、结构才是根本。合法性是由功能决定的，而功能是否良好，决定于其运作灵魂人物或团队的内心、能力是否足够强大，是否有良好的持续不断的跃迁能力。三十年的改革为中国经济崛起和走向全球打下基础，我们应该做的，是在遵循社会规律的前提下，进一步的拓展空间，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迎接中国第一代全球企业崛起时代的到来。

（编辑 常乐）

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富士康成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榜样。它的劳动体制以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为特征，以牺牲工人的尊严为代价。无处不在的规训和绝对服从的铁律无处不在，工人在高压劳动下变得麻木，并且被碎片化。

规训与服从——富士康“管理”的秘密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拼却一身的力气/拧血拧汗拧乡愁/却拧不出/那个原来的自我

流水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旋转的螺丝/皮影戏里的木偶/身不由己摆弄着荒诞离奇的舞姿/转痛转泪转流年/却转不出/贫穷荒凉的影子

零件加工零件/螺丝从不关心别的螺丝/只顾及自己脚下的位置/悬崖上的舞蹈/一步都不能错/稍有不慎/便无立锥之地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富士康工人周启早

当我们在昆山富士康见到杨鸥，她身着一条收腰的短裙，显得比大多数工人都更时尚。那时的她刚刚过完她的19岁生日，看上去却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工人，一颗被磨练锻造的非常成熟的螺丝：知道怎么交朋友，怎样从艰辛的生活中保护自己。

杨鸥告诉我们，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台自己生产出来的iPhone，为了这，她每天宿舍、食堂、车间三点一线地生活，还不得不长时间的加班。她渴望着生活的改变，却又不得不留在富士康，劳动、挣钱，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一台5000多元的iPhone对于一个月工资1000多元，还要给家里寄钱的19岁女孩来说，实在太遥远了。

在富士康工作，绝对的服从是员工必须学会的第一条纪律。富士康总裁曾说，一个领导者必须有“独裁为公”的坚定信念。在他的管理下，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园区俨然这个城市的“紫禁城”，而公司的管理层和保安则如同管制紫禁城的官员和士兵。在这里，有数千名维持内部秩序的保安，同时，工厂几乎所有的工作和非工作区域都设有监控摄像头。工人都说，这样的门禁和监督制度让人觉得没有了自由，“就像监狱一样”。

对工人生产过程的控制是富士康发展的命脉，这一过程需要把工人训练成服从纪律的劳动者。富士康总裁有一条著名的语录：“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服从的纪律。”服从的文化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被建立起来，在高度层级化的管理中实现。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这种层级区分由下至上分别是：普工—储备干部—全技员—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由此形成了富士康高度集中化和层级化的管理体制。

在富士康金字塔般的管理体制下，冲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线长一级的员工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大多采用严苛的方式对待工人，很少顾及工人的感受和压力。工人把富士康的管理方式称为“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调研数据显示，38.1%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经历；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制度和管理感到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和保安体罚的经历。

严苛的管理还是压低工人工资的有效手段。在2010年5月第一次加薪后，虽然加班时间缩短了，工人普遍反映工作强度较以前增加了。2012年郑州富士康工人告诉我们“（员工）底薪1550元/月，如果没有加班，工资都不够花。公司给的待遇太低了，每个月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都要100多，还有伙食开销等就没有钱了。”尽管工人尚未从言过其实的加薪中获利，对大多数工人而言，更繁重的生产任务和工作强度却已经开始了。调查数据显示，12.7%的工人曾有在工作时晕倒的经历；24.1%的女工曾出现月经紊乱的情况；高达47.9%的工人反映工作时有精神紧张的情况。龙华厂区的一名工人说：“现在控制工人加班，但单位时间的产量却猛增，很简单，原来6天的活要求你5天干完，因为企业不会傻到为了限制工人加班而不按时完成订单！”

客户对于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也驱使代工厂商持续地给工人施压，各式电子零部件就在24小时不停运转的流水线上组装完成。由富士康代工的苹果公司iPhone系列不断推陈出新，为尽快把iPhoneX推向市场，跟上供应和销售，富士康工人要面对更加严苛的管理和更高强度的劳动。在富士康车间的墙上四处张贴着这样的海报——“重视效率，分分秒秒”；“目标达成，除非太阳不再升起”；“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为适应魔鬼般的赶货速度，工人普遍被安排在固定的座位或者站位，每天持续工作10至12小时，其强度之大、时间之长给工人带来的身体及心理伤害可想而知。车间的生产线中，组与组之间也充满竞争。每个车间的所有生产线每月都有A、B、C、D四种评级，以考评各条线的生产效率、是否完成任务、是否有人迟到早退等，评级最终决定各生产线的奖金。在一个纪律如此森严的工厂，压力自上而下层层递增，处在最低层的工人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不仅如此，富士康在职业安全方面也存在问题。电镀、冲压、抛光等车间工作环境十分不理想，生产安全隐患诸多，工伤频发。工伤发生后瞒报、谎报、处理不规范等问题十分严重。在医院探访中，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富士康严格的“三级连坐”制度，工伤事故往往被基层管理部门层层瞒报，大部分都被私下解决。因此，受伤的工人虽然购买了社会保险，其医疗费用和赔偿却得不到保障。用这种“私了”的手段处理工伤的现象在各个厂区都有出现。

富士康也为工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生活设施，诸如集体宿舍、食堂、洗衣服务以及其他娱乐设施，然而这些配套齐全的生活设施，实质上是为了将工人的全部生活融入到工厂管理中，从而服务于“即时生产”的全球生产策略。另外，随机的宿舍分配制度也破坏了工人现存的社会关系网络，阻碍了工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样孤独和流水线般的生活空间，工人丧失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由于劳动强度大、工作单调枯燥、管理风格粗暴等原因，富士康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工人选择离开，然而辞职出厂同样是一个阻碍重重的过程。

在富士康，工人辞职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首先要获得线长同意，拿到离职单，然后需要线长、副组长、组长、主管、课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签名同意；然后需要拿着离职单，在同宿舍工人的证明下，在宿舍管理处办理迁出宿舍证明和行李放行单，上交工衣、工卡；最后在人事科解除劳动合同，接受保安的检查。

在离职单没有被批准之前，必须正常工作；如果辞工期间不上班就按自动离职处理，工资不予结清。在整个复杂的程序中，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工人就不能顺利辞职。大量的工人很难顺利走完富士康的辞职程序，不是因为辞职程序过于繁琐和漫长，就是因为在辞职过程中遭遇种种人为设置的障碍，只能选择自动离职。然而富士康通常每月12-15号才会发放上月工资，如果工人自动离职就不能得到半个多月的工资。对于富士康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利润。每年仅凭这一项，富士康就能无偿占有上万名工人的劳动。

在如此压力之下，工人缺乏寻求有效援助的渠道。2010年的调查发现，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工会主席由公司的对外联络经理兼任，并非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工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护工人利益可想而知。

“娘家人”的缺席

2013年2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首次准备在其中国的工厂举行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选举。这很快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富士康表示，新选举程序将会提高基层员工工会代表的比例，并且不会再有管理层参与工会事务。另外，富士康工会委员会联合会的主席与20位委员将通过五年一次的匿名投票选举产生，工人们也将选举产生最多1.8万个工会委员。

春节后，一波又一波有关富士康的“劲爆新闻”又开始吸引大众的眼球。2013年2月21日，《金融时报》刊登了“iPhone5S订单减少，富士康冻结招聘”的新闻；与此同时，富士康开始严控加班，减少员工加班时间并造成员工收入锐减，在集团内部各事业群和部门之间对员工实施强制分流，同时还冻结了每年一度的涨薪，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来逼迫员工辞职，利用这种变相裁员的方式来规避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据统计，3月份，在20天内富士康3地发生了4次罢工，原因都与企业在“大搬迁”中逃避赔偿责任有关。而就在这个工人最需要帮助的关头，富士康的工会却一再缺席，对关涉员工切身利益的变相裁员、支付经济补偿金、工资锐减等核心问题置若罔闻，选举所谓“真正工会”的事情更是不了了之。

2013年4月，我们对富士康工会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64.3%的工人不知道集团工会主席是谁，82.5%的工人不知道基层工会小组长是谁，对园区工会、事业群工会和事业处分会的委员和主席“都不知道”的比例亦分别高达71%、74.3%、69.3%。仅有24.6%工人认为自己加入了工会，而且只有16.9%的富士康工人持有工会会员证。

2010年“连环跳”之后，工会在各园区设置了员工关爱中心，虽然89.8%的工人知道集团工会关爱热线78585，但只有32.5%的人曾经使用过该投诉方式。有投诉经历的人中，56.1%的人反映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或“全部都得不到解决”，且有47.4%的人在投诉问题后曾经遇到“老大”（即上级主管）的打击报复。

94.7%的工人在过去从未曾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有参加过工会选举的工人向我们描述了选举的过程：“2012年4月份，我在车间里有过一次选举的经历，在车间的写字板上面挂了几张照片，要我们选，我们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是选什么工会代表，我们在车间里面都忙得很，堆货堆死了，大家都懒得理，能抬头看一眼就不错了，当时我们的线长就把我们的厂牌都收走，然后刷刷刷给一个人投票了。”如此方式选出来的工会，不能帮工人解决实际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调查中，我们要工人以百分制为富士康工会打分，富士康工会的平均分仅为55分；与此同时，仅有17%的受访者认为工会在提高工人收入方面发挥了作用，亦只有24.3%的工人认为工会在公司发生裁员和变相裁员时能够维护工人的利益。在描述现有的工会时，工人使用最多的词语是：“不清楚”“不了解”“华而不实”“虚伪”等。

面对富士康“帝国”严苛的生产管理制度，失去工会的支持，工人就无法与之抗衡，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切不合理的安排，承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煎熬。这种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就是造成工人无助、压抑和绝望的根本原因。

要改善富士康工人的处境，使工人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必须让工会回归其本位，正视工人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精神生活匮乏等问题，站在工人的立场与资方谈判，为工人争取利益。工人工会参与率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富士康工会对工厂管理层的依附。要使工人参与工会、信赖工会，工会就必须在组织和运作上都使工人成为工会的真正主体，工会干部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会活动由工人参与举办，如此，工会才能够真正成为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

目前的富士康工会未能尽职尽责，是富士康工人普遍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原因之一。

呼唤更具有人性和尊严的发展模式

当人们津津乐道“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时，常常没有意识到真正承受无形之重的，是100多万富士康工人以及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才是这个“世界工厂”时代的主体，是他们用汗水，乃至血肉创造了“富士康们”的奇迹。富士康这个“超级世界工厂”，是中国众多代工厂的“出色”代表，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工人确实可以选择“自由”地离开富士康，但是，在中国今天这种“世界工厂”的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工人只能在不同的血汗工厂之间跳来跳去。我们调查的目的，不止于揭示富士康这种管理模式的缺陷，而是呼吁全社会反思这种以损害劳动者基本权利和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连环跳楼”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不改变，悲剧难免会不断上演。

尽管富士康的2010年的“连环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是仍然挡不住它扩展版图的步伐。富士康正在深入到更广阔的内地。

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以亿计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金钢铁骨般的“世界工厂”，支持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视：以“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低于城市平均水平，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过着无根无助、夫妻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要扎根在城市的梦想变得困难重重。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再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想过回家做农民。他们踏上的，是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他们有的家里土地已被征收，有的已经不懂耕种，已经不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情感上，他们把农村的“落后”与城市的“现代”作强烈对比，越来越觉得窝在农村“没出息”。

在城市，他们的青春却被消蚀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一旦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工厂和城市抛弃的命运。当他们走到尽头，看到打工并不能让他们在城市安家生活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到了这一刻，前进之路已然堵死，后退之门也早已关闭。

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新生代的农民工随着低端代工产业的转型，必须经历一种可持续的提升。这意味着农民工——这些事实上的中国产业工人，必然转变成为真正的城市工人。他们理应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获得有尊严的经济收入、健全的社会保障和充分的发展机会。他们的种种权利，除了从法律法规上获得保障外，更需要通过工会去争取有尊严的工人生活。

在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呼唤一种更具人性和尊严的社会发展模式，如果我们继续漠视农民工的艰难处境，继续容忍对农民工的剥削与压榨，富士康工人的悲剧就难免重演。

（编辑  苏歌）

进入21世纪后，从中国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西陲的安全压力也在同比增大。

美国的衰落与北极解冻，是21世纪出现的最重大地缘政治变动。美国在中亚撤军将使中亚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而北极解冻又将破天荒地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的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为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机遇的方面。但从挑战的方面看，今天北极航线解冻使俄罗斯被迫将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由此必然在中亚及中国西北地带造成新的战略真空，而地区恐怖主义或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争夺这个战略真空并由此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也必将同比增大。

俄罗斯的中亚策略与我国的东海利益

我们应当清醒，没有俄罗斯的合作，美国从中亚撤军后，仅中国是不能制衡在那里新崛起的战略力量的。因此，俄罗斯目前坚持其中亚的战略利益对中国是有利的。况且中亚历来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正如以台海为中心的东海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一样。好邻居勤打墙，好朋友勤算账，只有感到背后安全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团结在一起。为了我们在东海战略布局，我们应当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予以优先尊重，并以此得到俄罗斯对我们在东海利益的优先尊重。

我们不能只看到唐时畅通的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巨大利益——那时俄罗斯还没有来到中亚，同样也要看到唐朝不得不单独抵御“黑衣大食”东扩带来的巨大的战略压力。可以假设，俄罗斯若真的像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么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无力填补由此产生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德皇威廉二世曾竭力怂恿俄皇进军远东，其真正意图是将俄国的力量消耗在与日本发生的东北亚争夺中，并由此为德国在中欧让出地缘政治空间。目前的日本竭力拉拢中国各式分裂势力特别是“疆独”分子，其媒体竭力鼓动中国“向西北去、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1]，这无非是重复当年德皇威廉二世的对俄策略，让中国为了一些局部利益与俄国的核心利益冲突并由此间离中俄关系。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放弃目前最为重要的东海利益，并最终减轻日本在此的压力。这样的结果对中国的未来——当然对俄国也是一样——都是灾难性的。

警惕“铁路陆权论”的历史回潮

现在我们一些研究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铁路打通周边的所谓“国际大通道”的构想，认为这样就可迅速加强中国在西域“单干”的力量。但若有点历史经验的人就会明白，跨境物流的本质是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本质是人缘关系。殷鉴不远，19世纪末大陆国家也曾流行过以铁路的方式强化实现陆权扩张并由此抵消海权扩张的理论和实践。俄国加快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诱导清政府同意俄铁路经中国境内进入太平洋。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此间与沙俄签达成有关在中国境内修建“东清铁路”事宜。[2]东清铁路从1897年8月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营业。麦金德看出了这条铁路的地缘政治意义，他无不羡慕地说：

“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六千英里。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铁路。”[3]

但令当时那些热捧以铁路扩张陆权理论的人感到尴尬的是，东清铁路修成后,中俄关系也掰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此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改属日本。随后，俄国为了维护这条铁路的管理权，与中国产生的纠葛竟持续了半个世纪，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还不得不将铁路最终完全交与中国。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发布公告，中长铁路正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这条铁路称为滨洲铁路和滨绥铁路，都属于哈尔滨铁路局管理。

无独有偶，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铁路的租让权，并成立德国小亚细亚公司从事修建工作。1889年，公司根据德皇指示，于1893年1月又从土耳其取得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尽管遭到英法列强的激烈反对，这条铁路还是于1896年建成。但德国并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国又获得从科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被称为“巴格达铁路”的工程严重恶化了其与英国的关系，最终竟成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诱因。

中国海外贸易赢利近极限将带来政治困难

我们似乎再次进入历史的轮回，现在我们一些学人又开始热心于以跨境“高铁”大规模地“整合”亚洲大陆的构想，如果我们能够多了解一点历史，这是只见物不见人的思路。事情之难，难在事后的人际关系的消化而不难在战果的获得。不难预料，这些被命名为各式“大陆桥”的跨境铁路修成后，我们面临的国际关系的困难才真正开始。看看前两年的“印尼事件”，华人钱挣得好好的，也很有效益。但是没有强大的海军，人家随便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就会把你撵走了。再看看我们曾在伊拉克、利比亚和目前南苏丹的投资项目的结局，就会明了没有军事保障的经济“红利”的增长是有极限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历史上，市场并非是请客吃饭，更不是绘画绣花，市场是关在政治和暴力笼子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与野蛮只有一步之遥：当你钱赚得势不可挡的时候，野蛮就会随之而来。今天中国在海外近似“大满贯”的贸易赢利已近极限，由此引起的政治巨大反弹及由此连动造成的中国海外市场巨大收缩，可能已“风起于青萍之末”。对此，尤其是对目前已开通的“欧亚大陆桥”可能产生的政治困难，我们当有充分的预警和慎思。

“东急西重”仍是目前中国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4]。在东部地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在西部地区，一场阿富汗战争使美国军事插入了中国西陲安全的制高点。西部是中国整个发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比较而言，东部仍是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战略瓶颈所在，是中国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要全盘统筹，固西挺东，确保中国未来发展不出现“颠覆性”的闪误，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稳定的国基。

（编辑  碣石）

[1]日本《外交学者》2013年12月9日文章，《中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手里？》，该文为12月11日《环球日报》以《日媒建议中国向西北去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

[2]东清铁路。东清铁路指沙俄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清路”，民国以后改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

[3]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页。

[4]参见张文木著：《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就提出了泛亚铁路网的构想，西连土耳其，东至新加坡，可谓低纬度的亚欧大陆桥。但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格局使这一设想沦为空谈；直至21世纪，这一设想才获得新生。

2005年，总部位于泰国的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推动其成员国签署了第一个政府间协定《亚洲高速公路政府间协定》。签约国有义务使境内路段达到协定要求的设计标准。该机构推动的第二个政府间协定（《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议》）正是上述协定的深化和发展。

2009年，《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议》正式生效。据规定，泛亚铁路网分为四大走廊，除中亚至高加索走廊外，其余3条走廊均通过中国，它们分别是东南亚走廊、东北亚走廊和南亚走廊。

中国分别在这两项协定的前一年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4年）及其调整版（2008年）。在泛亚铁路的问题上，中国显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跨国铁路走廊的规划也凸显了中国“合纵”的地缘战略。

中泰“大民换高铁”计划极其流产

在穿过中国的三条走廊中，东北亚走廊暂时无法解决朝鲜半岛的连通问题。而因为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南亚走廊要以东南亚走廊为前提。这样一来，泛亚铁路网的建设就是如何连通中国与东南亚便捷陆路交通的问题。通过泛亚铁路，中国可以陆路连通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如要继续连通新加坡，必须经由泰国；而要向西挺进，连通巴基斯坦、印度乃至更西的亚欧地带，则必经缅甸。因为中缅铁路已经在建，接下来的任务主要是连通中泰。

泛亚铁路未必是泛亚高铁。不过，中国则有意在泰国的高铁事业上小试牛刀。若能成行，将意味着中国人能以更加便捷的陆路方式到达中南半岛。这种战略意图最终呈现为“大米换高铁”计划。

这一计划是一种双赢合作。对于泰国而言，它会推动泰国政府在接下来的7年内使用这笔贷款投资兴建水、陆、空交通设施。其中主要投资将用于兴建4条高铁，使泰国成为连通整个地区的枢纽。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计划有两大含义。其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消费国和生产国，但随着移民城镇化（而非就地城镇化）的大潮，中国大米产量日趋紧张。以高铁换大米，可以缓解这一态势。

其二，贯通铁路，实现中国在东南亚的合纵战略。在“大米换高铁”计划中，中国有意参与廊开至帕栖的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廊开是泰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2009年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这是老挝第一条铁路），恰恰是从廊开驶向老挝首都万象9公里外的塔纳楞。按照泛亚铁路规划，中国将在昆蒙铁路的基础上建立昆明至万象的铁路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大米换高铁”计划顺利实施，中国可以连通昆明与帕栖（泰国南部城市，靠近曼谷）。一旦连通帕栖，就可以基本纵穿泰国东部，南可通新马，西可连缅甸印巴。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关乎粮食安全尤其是东南亚棋局的战略部署。

但随之出现的泰国国内政治生态两大要素最终导致这一计划流产。其一，总理英拉在推动“特赦法案”后遭遇反对派持续抵制，即便该法案很快被国会上议院否决，但反对派的抵制活动迟迟未了，甚而要求审查英拉政府批准的基础建设项目。其二，泰国自2011年开始推行大米补贴政策以来，大米出口锐减。反对派揪住该政策的缺陷不放；2014年2月起，被政府拖欠1400亿泰铢大米款项的泰国农民开始进入曼谷。最终，3月12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定，国会所通过的一项约合678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违宪，这一项目的核心部分正是“大米换高铁”计划。

“战略宽松期”并不宽松

此时的世界形势也不太平。美国与俄国在乌克兰展开了气氛紧张的战略对峙，乌克兰危机成为冷战后欧洲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俄罗斯与美国互为战略对手的局面进一步固化。而这场危机中，中国的地位相对超脱，因此有专家预测，乌克兰危机很有可能为中国带来一段“战略宽松期”。

而中国向东南亚的战略挺进是以点连线，以线带面。即以昆明为基点，连线重要城市，带动东南亚战略棋局。昆明是绝佳之地，这是中国方面走向南亚、西亚地区的核心枢纽地带；沪昆高铁正在建设，而一旦昆明连通泰国南部（泛亚铁路网东南亚走廊有三种路线方案，但都以昆明为起点），这将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但令人遗憾也值得深思的是，从泰国宪法法院审查“大米换高铁”计划到正式裁定其违宪期间，昆明火车站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可以确定的是，两件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让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遭遇困难。事实上，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一直遭受西方势力的阻挠与干涉。美国积极插手南海问题，不留余力地在东南亚国家制造紧张局势，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使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西南方向可能是中国地缘战略的突破口

国际政治首先是地缘政治。中国国土面积庞大，周边战略出口有六个之多——西北（新疆）、北部（内蒙）、东北（黑吉辽）、东部（沿海诸省）、南部（两广）和西南（云贵藏），但切实可以实现战略突破的恐怕仅有西南一隅。

新疆是亚欧大陆的地理正中心，若以新疆为中心，围绕已有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陇海兰新线的基础上向西延伸）和第三条亚欧大陆桥（渝新欧线），大可在此打造亚欧大陆经济—文化增长的新中心。但因为新疆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中亚的复杂局势，中国的安全缓冲带成为中国走向中亚乃至开拓亚欧大陆的战略阻滞点。

中国在东北方向的发展必然延伸到日本和俄罗斯两国的战略边界，形成三国交错的直接战略对峙。

中国在东部和南部的战略延伸就是维系并发展东海与南海的中国海权，近几年的海军建设正是这一战略意图的集中体现。然而，无论在东海还是南海，战略对峙都具体化为军事对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无法在这一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环视中国周边，中国地缘战略或许可以在西南方向有所突破。西藏的经济组成、地理开发和宗教民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带来不确定因素，从云南和贵州两地寻找突破口更具备可行性。而这一点早已被人注意，不妨简要回顾二十世纪的两则史例，一个是法国通过滇越铁路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一个是中国通过滇缅公路对日本的战略突围。

跨国高速铁路将影响中国地缘战略

1885年，法国通过中法战争与清廷缔结《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并规定“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如果说清廷认为修火车会伤了龙脉，那么这些欧洲洋人很清楚地知道火车线路才是龙脉。1903年，中法签订《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全线1910年竣工，即滇越铁路。在此之前，云南无一条公路，遑论铁路。当时中国大陆内部的陆路交通尚不发达，该铁路建成后，从北京去云南的路线是：先到上海，再经香港或广州转到越南的海防，最后坐滇越线到达云南。抗战爆发后，京沪的诸多文化名流正是走这一线路来昆明的，之后则在此组成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大海波涛汹涌，充满不确定性。中国人安土重迁，海军实力不足；另一方面，任何国家都需要坐实于陆地之上，从西南地区进入中国，试图把云贵与东南亚连成法属殖民地，这是一招巧妙的战略包围。

而直到近五十年之后，国人更深刻意识到云南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二战期间，中国战区主要有6条对外交通线：华南线、西北线、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随着日军的势力范围扩大，华南线和滇越铁路先后失去作用。其余线路，除西北线外，均是以云南为核心的西南线路。西北线之所以能起到作用，端赖于同路线彼岸生死相关、荣辱与共的战略同盟，而一旦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这一路线几乎毫无用处。

滇缅公路则是整个西南线路的核心。滇缅公路竣工（1938年）后，日本一直试图封锁该线路，或逼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缅甸路段，或飞机轰炸，或陆军抢占。在相当的意义上，西南地区的战斗是围绕着争夺滇缅公路展开的。因为这不仅是获得国外物资的窗口，更是偌大中国所剩不多的战略突破口。

现今，由于周边环境的复杂形势，对于中国而言，西南地区的战略突破口地位仍然重要。2010年，为纪念滇越铁路开通一个世纪，很多官员或学者都主张“申遗”，但这显然不是重点。中国人要思考的问题是，滇越铁路建成百年之后的今时今日，中国为何迟迟不能在这一战略突破口实现战略突破？

当今中国，海权论盛行，有的论者从修昔底德那里得到启示，认为海军的建设要与民主政体相结合，从而中国发展海权既能够推动国家实力，又能够改善国家政制；有的论者看到欧美的世界领导权源自于海洋性，诘问我辈，如若不拓展海权，如何成为世界领导国。但问题是，中国仍是一个亚欧大陆上的临海国，中国的战略走势必须要兼顾二者，海军的建设需要举国之力，或许还需要某种特殊的民族精神，非朝夕之际可以觅得；但东南亚和南亚的伸展则就在手旁，大可以伸手去探寻。

泰国大米或许不会换中国高铁了，但大国的战略意志是不能阻挡的，高速铁路必有出路。跨国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发展，必将影响21世纪的中国地缘战略大棋局。

（编辑  碣石）

近代西方民主，在一战后达到高峰，但不久即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受到挑战。西方民主模式因之演变、代之以全民普选为特征的当代西方民主。

当代西方民主曾经在和苏式共产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还不到四分之一世纪，西方民主却陷入了全面的困境。

西方制度的“夜莺歌手”《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对此归结为：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

从学术角度讲，这一“权威答案”了无新意。但这次西方自己居然把中国模式上升到与其平起平坐的高度，从现实的角度看非同凡响。

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讲，世界上唯一延绵传承的中华文明再一次处于上升期，而且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崛起的因素不会消失。也就是说，西方民主要想走出困境，不能寄希望于中国模式的失败，而须自我进行痛苦而必要的改革甚至革命。

西方昔日优势已不存在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1929年的大危机都挺过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算得了什么。但1929年的西方有几个优势：一是没有全民普选，政治精英仍然能够独立和较为迅速地进行决策。二是还没有建立福利制度，其产业竞争力和效率依然强大（今天的欧盟，人口占世界的9%，GDP占世界的25%，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其高昂成本必然导致其丧失国家竞争力）。三是当时西方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资源、转嫁国内危机。四是西方仍然垄断国际资本、工业生产和技术，仍然垄断原材料的定价权。

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方昔日的优势都不存在了。第三条优势的破灭是历史进步，第四条优势的渐渐丧失则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外贷款超过世界银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的需求令原材料国家有更多的选择）。但第一和第二条则完全是西方自身的因素。

西方民主发展到全民普选，有其历史合理性。当年的西方面对重重危机和与前苏联意识形态的竞争，只有通过全民普选来化解。

让民众有权力参与政治本不是坏事，但从精英票决民主转为大众票决民主，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丧失。有限选举成本不高，资本对政治精英的影响尚非决定因素。但大众民主下，政治要受民众（甚至民粹）制约，选举成本呈几何增长，对资本空前依赖。这就是2008年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2008年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逻辑是穷人有房住，资本有利润。政客对哪一方都开罪不起。美联储掌门人格林斯潘后来在国会做证：我能让穷人失去房子，银行破产吗？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实际是高昂的福利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则要拜民主制度所赐。选民希望迅速兑现更好的生活，政治人物则为了胜选轻率迎合选民，甚至不断竞相加码。福利开支遂以远超国家承受能力的速度上升。政党轮替使得危机如击鼓传花。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引爆，最终纸也包不住火。

从制度的角度讲，这种矛盾无解。选民不同意削减福利、也不会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延长退休），资本也不同意增税。比如加州是美国第一大经济体，却长期负债累累，濒于破产。原因很简单，每次公投，增加福利的提案全部拥护，增税提案全盘否决。美国选民的素质也不过如此。

也有西方国家突破了上述制度的局限。一类是冰岛、希腊这样的小国。冰岛破产后立即以公投的方式赖债、本币贬值，几年后走出了危机。希腊是欧元区成员，既不能赖账也不能贬值，只好求助于欧盟，但必须接受苛刻条件：削减公共开支、缩减公务员规模等等，即在外部强大外力下，方能顶住选民和资本的压力痛下决心改革。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

另一类具有特定政治和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的某些大国。如英国，政客敢于用铁腕对付民众、且不承担后果。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大刀阔斧治理“英国病”：向工会开战、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不为反对意见所动，对工人抗议和示威毫不手软。该夫人在遇到全民反对之时恰逢马岛战争，战争胜利为其改革赢得了时间。但改革的负面效果同样明显，例如英国铁路私有化，票价贵、速度低、设备更新缓慢，暂时也没有改回去的希望，政客的铁腕恐怕不会用来对付私人资本。又如2008年卡梅隆政府施行紧缩政策，引发伦敦大骚乱，政府抓捕两千多人并实行连坐法；下令法官严审重判快判（绝大多数被告是未成年人）。面对非常形势，英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抛弃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德国则是另一种类型，在关键时刻，政客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政治。世纪之交，德国有成为“欧洲病夫”之虞，施罗德总理上台后着手削减福利，结果败选下台。默克尔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得益于施罗德的改革。施罗德为推进改革不顾自身进退，继任的默克尔不顾虑选票继续推行施罗德的政策，均属难得。今天的德国，四分之一的受薪者月收入仅500欧元（法国最低工资是1300欧元左右），这就是德国奇迹的背后。

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英国或德国。到现在为止，西方也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西方民主的退化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按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划分了三个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他指出：君主制可退化为僭主制，贵族制退化成寡头制，民主制退化成暴民制。当代西方民主制的退化，可以西方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其现象，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美国是很年轻的国家，是从一张白纸上建立起来的。建国之时，机会相对公平。然而20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后又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金融时报》评论道：在一个顶层1%人口占据全国财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体里，这么做会侵蚀共和体制。

金钱与政治联姻的一个后果，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金融时报》称：过去9次总统大选，有7次出现过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

美国的政党恶斗，从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只有14%中可见一斑。

对西方世界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只是时间不多了。再过6年，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再过30年，伊斯兰社会将通过超高的出生率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而取代西方文明。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倒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

《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Tony Blankley在《西方最后的机会》一文中说：一代人之后，欧洲将变成“欧拉伯”，并对美国形成超越纳粹德国的威胁。他呼吁采取极端措施：强化宣传、媒体审查、言论控制、搜寻颠覆者、对祖籍是敌对国国民的人实行监禁和限止旅游，以拯救西方的民主。此书得到了基辛格的高度评价。

Patrick J. Buchanan，曾担任过三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在他的著作《西方的灭亡》中写道：由于欧美崩溃般的出生率、大量移民入侵，西方正在死亡。即使不考虑人口的变化和替代，在施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族裔因素主导选票流向的例子也并不罕见，甚至可能因选举激化矛盾而撕裂社会。

还有一大因素令西方民主的前景十分暗淡：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民众（也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极大的放大。美国占世界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而握有选票的选民能够否决任何计划生育政策（如印度的人口爆炸）。在地球还拥有充足资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弊端还不足以致命。但今天很可能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西方这套民主制度终将被淘汰的历史命运。

总之，西方要想度过眼前的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想办法遏制资本的干预，以及大众的贪婪和非理性。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是否有办法同化不同种族的价值观。改革西方民主制度，不等于没收投票权，而是必须形成高效的调节机制，平衡资本与民粹。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民主制度无法解决问题时，它缺乏退出机制。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在3月29日的《华盛顿邮报》发出这样的悲鸣：美国民主正在重蹈雅典的覆辙。

（摘编自：宋鲁郑《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参考消息 2014-04-30）

（编辑  远山）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4月29日刊发《当代民主危机：西方的认知》一文，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此文为文章概要。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普遍呈现两个极端现象的共存：一方面是公众对民主制度的普遍冷漠，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激进化。

发达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一直不高，民众并不认为民主与自身利益有很高的相关性。

20世纪60年代后很长一段时间，而西方社会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最近西方社会激进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欧洲的希腊和西班牙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激进化的体现。

民主衰落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中产阶级（被视为当代大众民主的支柱）的衰落。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没有中产阶级便没有民主”。

民主需要政治参与，需要民众一定程度的政治热情，从这个意义看，政治冷漠是民主的敌人。但如果政治参与过度，民主又会发生危机。

政治冷漠有其背后深刻的原因。政治冷漠的同时又出现“街头斗争”，民众选择街头斗争而非正常的、制度化的途径（例如参加选举）有很多原因，主要的因素是民众不再相信这些既定的制度参与途径，仍然具有能力解决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要另辟途径。

另一方面，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或者已经失去了其进步的动力，或者沦落为政客操纵的民粹主义。

在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推翻了旧政权之后，试图重新把国家转型为宗教政治。

在泰国，民主没有使得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更加整合，相反在分化着社会，使得国家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

在乌克兰，民主只是腐败寡头政治的轮流执政，与民众没有多少关系；分裂的政治力量更使得国家面临外力的干预，导致国家的分裂。

西方的一些主流学者指出，今天的民主政治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导致“民主的倒退”：

一是非西方世界的“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拟民主”，即“非自由主义民主”越来越多。很多国家使用民主的制度和话语，来维持实际上的统治者个人权力或者统治集团的权力。

二是来自“权威主义”的政治威胁。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被表述为“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是主要原因。这种模式对很多仍处于贫穷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模式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另一种选择，被认为是对“西方民主的威胁”。

三是来自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衰落，支撑西方传统民主的基础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再存在。上述“中产阶级的衰落”是一个主要因素（作者认为，中产阶级问题只是表象，西方民主衰落具有更深刻的根源）

四是西方国家没有能力把其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民主扩散过程的政治动力危机”。二战后，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扩散，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分不开。今天西方的“价值观外交”已力不从心。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动因之一是“推行民主”，但那里的民主没有一线巩固的希望，而美国因国力衰退，正努力从这两个国家撤出。同样的原因，美国不愿意有力干预叙利亚，对乌克兰局势一筹莫展等等。美国正倾向于更“内向型”。一旦“民主输出国”缺少输出能力和动力，现存的“非西方民主”也会出现问题。

五是来自对民主的简化。无论是西方内部还是非西方国家，民主越来越简化成为“选举”。选举本来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民主还有比选举更重要的要素，例如道德价值、文化传统、精英共识等等。但现在的民主过分强调选举，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价值观和法治。

上述因素也可以分为三类：西方民主内部的问题，非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和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和扩散过程中的问题。对西方学者的这些意见，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评估，但的确可以促成和深化人们对21世纪民主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

（摘编自：郑永年：《西方如何看待当代民主危机》2014-04-30来源：《参考消息网》）

（编辑  远山）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3月1日刊登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本文为译文摘要。

近日来，焦虑情绪渐渐取代了基辅等地的政治变局带来的欢欣雀跃。建立一个可靠的民主政权远不止是赶走某个独裁者那么简单。即便是那些已经稳固下来的民主政权，其体制逐渐暴露出的缺陷也开始引人担忧。

即便在西方社会，伴随着民主制度也常常出现政府负债、内政处理效率低下、过度干涉他国内政等问题。随着西方国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民主在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式微。

民主为何失去动力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动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金融，更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次危机让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也严重打击了西方人视为宝贵资本之一的自信心。

近几十年来，政府任由高风险的债务持续堆积。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特别是发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银行家解困，然后做个袖手旁观的废物，任由金融家们给自己发高额奖金。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遭到了整个新兴世界的诟病。

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制国家才能取得经济进步的局面。美国经济最快速增长之时，其国民生活水平约每三十年提高一倍。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几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由共产党进行严格控制，广纳贤才进入上层社会——比民主制更高效且更不易受政治僵局所影响。政治领导权约每十年交接一次，共产党通过不断提拔有能力的人才作为骨干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

中国的领导人已解决了民主制需要几十年才能解决的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举例来说，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养老金覆盖了超过2.4亿的农村居民，远远超过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中的总人数。2013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非常满意”国家政策方向，而美国仅有31%的满意度。

复旦大学的张维为认为民主制摧毁了西方，原因是制度化的政治易陷入僵局，决策过程繁琐，而且还选出了如小布什等平庸的总统。北京大学王缉思评论“很多引进了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社会动荡和无序”，而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模式。

“民主的倒退”

2000年后接连发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将中国的发展势头衬托得愈加强劲。第一次民主倒退发生在俄罗斯。普京封锁新闻舆论，囚禁竞争对手，同时走着民主的过场——在保证自己当选的前提下给大家投票权。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以及其他地区的专制领导人也纷纷效仿，他们没有完全废除民主制度，而是长期披着民主的外衣，而这更使民主制度名誉扫地。

再一次是伊拉克战争。当美国为首的军队2003年入侵伊拉克，却找不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布什转而将这场战争粉饰成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正义行为。左翼人士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民主制度只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遮羞布而已。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认为，伊拉克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证明了美国领导的民主化运动可能会带来动荡。而对美式民主感到失望的新保守派人士，如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其视为“民主无法在石质土地里生根发芽”的证明。

民主的第三次严重倒退是在埃及。2011年穆巴拉克政府在强烈的抗议声中垮台，但在随后的埃及大选中获胜的并不是自由激进分子（他们被分割成了无数滑稽党派，无力回天），而是穆罕默德·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在政府中塞满了兄弟会成员，赋予了自己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创建了一个伊斯兰教徒永远占多数的上议院。2013年7月，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首位民选总统，囚禁了兄弟会的领导者，并杀死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埃及的动荡同叙利亚战争、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起，浇灭了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各地催开民主之花的希望。

南非自1994年引进民主制度起，就一直由日益专制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一党统治。曾以温和伊斯兰教推动国家繁荣和民主的土耳其也正向腐败和独裁堕落。在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反对党则联合抵制近期的大选或拒绝接受大选结果。

所有这些表明，建立能够长久维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一项进展极慢的工作。小布什和布莱尔曾强调，民主可能是一个“普遍理想”，但它也是一个需要文化根基的制度。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崇尚个人权利和独立司法，而且都是在复杂的政治制度——包括强大的行政部门和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建立很久之后才发展出投票权。

“没有什么事能比获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学会运用自由更加困难。”（亚历克斯·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西方民主功能失调？

近年来，那些本应为新民主国家提供范例的制度，开始显得僵化和功能失调。美国由于沉迷党派之争，在过去两年已有两次处在欠债的边缘。当权的政客为巩固权力和赢得选举而改划选区的行为也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体制。这种行为加剧了极端主义，因为政客们不得不专注于争取党派忠实拥护者的支持，而忽视了大量普通选民。金钱在美国政治中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20多名说客）为自己所在集团争取特权，使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这让人们觉得，美国的民主已经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富人与穷人的权力也不再平等——游说者和选举资助人强调，为政治花销是在行使自由言论权。结果，美国的形象（和民主制度的形象一起）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即使在民主的核心地带，民主面临的也不仅是零星的小问题，而是严重的结构问题。以民族国家、国民议会和周期性选举的形式运行的民主制，正遭到来自上下各方的夹攻。

全球化深刻地改变国内政治。国家政要们向全球市场和超国家组织交出了太多权力，如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管理权，为此他们或许会发现自己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IMF、WTO 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理直气壮地扩展自身影响力——单个国家如何独自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或偷漏税款等问题？为顺应全球化，国家政要只好在某些领域限制自己的酌情决定权，将部分权力交给未选举当职的技术官僚。

下有来自想要独立的民族、印度各邦、美国各市长的强劲挑战——他们都试图从国家手中夺回权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说客们，使领导者们更难开展活动。互联网让煽动和组织活动更加简单；在这个世界，人们每周都可以参与真实的电视投票，点点鼠标就可以支持请愿，让几年一度选举的议会民主制看上去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民主最大的挑战来自选民本身

事实证明，对民主制度下“民众短视”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政府将巨额赤字视为理所当然，通过借款满足选民眼前的需求，却忽视长期的积累投资。金融危机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这种靠债务融资的民主是无法长久的。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刺激措施逐渐停止，政客们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说服选民适应经济紧缩的生活不会吸引选票。缓慢的经济增长和紧缩的财政将会引发利益集团之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这种竞争正随着西方人口老龄化逐渐展开。老人比起年轻人更懂得如何让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

民众对政治日益冷漠，使国家更难在经济萧条时期进行调整适应。发达国家政党的党员数量在不断减少。一个针对欧洲七国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选民表示“完全不信任政府”。民众一边依赖政府，但一边又蔑视它。这种依赖逼得政府扩张过度、负担过重；而对它的蔑视又剥夺了它进行扩张的合法性。总之，民主的功能失调与民主的这种“怪脾气”息息相关。

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在20世纪的良好运行部分得益于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使其他国家争相效仿。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扩大，美国和欧洲丧失了它们的号召力。如果美国这样的政府尚连预算决议都不能通过，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要将民主视作理想的政府形式呢？

民主在新兴世界也遭遇了和富裕世界同样的问题。新兴民主国家同样过分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投资。印度出钱拉拢了许多利益团体，却疏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把持，又渐渐被反民主之风所动摇。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指出，印度所有30岁以下的下议院成员都来自各政治家族。即使在资产阶级精英中，支持民主的力量也在瓦解：印度的商业大亨常常抱怨印度混乱的民主导致基础设施薄弱，而中国却建成了高速公路、华丽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民主此前也曾落入不利境地。民主制具有内在优越性并终将征服世界这一观念，已被中国的发展实例严重动摇。然而，中国的发展也隐藏着更深的问题。

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指出，民主国家其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弱不禁风：表面看起来问题多多，但隐藏实力也很强。民主政体能够选择不同领导人，提供不同的政策供人选择，比独裁政体更擅长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迎接存在的挑战，尽管他们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探索出正确的政策。但是，成功的前提是要确保自己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

（摘编自：《经济学人》周刊，译者：皆作笑谈等，2014-03-21。并参照《参考消息》2014.5.4-5.5）

(编辑  远山)

自17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先后进入了一个从多部族帝国、部落国家、王国及世袭封建贵族领地等各种传统形态的政治实体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建构迈进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的确定与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全体国民对于自己国家所具有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与程度，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核心，外部势力只有在内部凝聚力瓦解之时才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政治领袖和知识文化精英们就一直在思考应当如何构建中国的政治体制，传统帝制的“维新版”、君主立宪、共和制、训政体制等都曾在讨论议程之中。但是，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重新塑造“中华”文化，使之成为新生中国全体国民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从而把国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置于一个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至今仍然缺乏一个结构清晰、内容鲜明的基本框架。我们要在21世纪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将设计并实施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无疑是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华文化必须建构在各民族文化融合之上

新政治体制的构建只能脱胎于原有的政治体制，从石头中蹦出一个猴子来，那只能是神话故事。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更是不能脱离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体系，作为“文化”基本内容的语言文献、宗教信仰、伦理价值、生活习俗、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产品以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等，都是彼此交汇融合的文化构成元素。尽管这些元素在历史进程中仍在不断演变与重塑，但是脱离了这些有着深厚历史感的基本文化元素而去重新设计的“新伦理”和“新文化”，很可能经不起社会动荡和外部文化冲击而短命，并使国民陷入一个“社会主流文化真空”的境地，人们就会失去道德底线，彼此毫无信任，一切唯利是图。

如果要建构一个全体中国人共享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必须考虑的两个基本要素。首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64%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5个省级的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第二，在中国的13亿国民中，有1亿多人属于政府认定的“少数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这两个构建国家文化的基本要素出发，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必须在地域上涵盖所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人口上必须涵盖56个民族。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全体国民共享的共同文化必须建构在中国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之中。

社会文化中对少数民族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

从以上角度来审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文化机构、出版社、广播电视机构，以及作家、剧作家、导演们所关注的区域，主要是我国的中原地区即汉族人口聚居区，很少关注边疆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历史进程、历史人物与社会现状。有关历史题材的电影和连续剧，除了入主中原并被奉为正朔的元朝和清朝外，大都是汉人中原王朝的历史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历史上边疆政权和边疆社会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如吐蕃王朝、大理国、西域诸国、蒙古各部、云贵川各部的政治领袖、思想家和社会精英们）则十分少见，虽然近年来数量有所增加（如《贺兰雪》、《尘埃落定》、《奢香夫人》、《木府风云》），但是与充斥在电视屏幕上的汉人题材节目相比，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一，而且，在汉人观众中又有多少人（特别是青少年人）认真收看这些节目？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边疆少数民族观众打开电视，几十个频道中内容几乎全都是汉人历史剧和汉人80后、90后白领的“小时代”节目。这种文化隔膜不仅无法创建一个涵盖13亿国民的共同文化，恰恰相反是在持续不断地构建和加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区隔和感情区隔。

中国的电影在类别上被区分为“普通题材电影”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两大类。在“普通题材电影”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藏、维、蒙、彝等边疆民族的角色，甚至很少看到回族和满族角色。“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主题总是围绕着“热爱祖国，民族团结”等过于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少数民族在观看国产电影时同样感到某种隔膜。那些汉语水平低的少数民族观众在看国产（普通题材）电影时，就像观看韩国和日本电影一样。

自从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各民族传统的地理居住格局已开始逐步发生变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藏族自治地方以外居住的藏族人口已经达到54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8.6%；在新疆以外各省市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口已有6.8万人。从发展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积极正面的迹象。只有在居住和就业格局中逐步打破传统的民族隔离状态（藏族居住在藏区，维吾尔族居住在新疆等），才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建立一个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沿海和中部各省市的政府和民众，应该努力帮助这些来到东部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成员在本地定居和就业，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障碍，努力使他们感到全中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新的家园，这样才能真正切实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在这方面，我们的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做了哪些促进的具体工作呢？如果通过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他们在居住和就业中遇到的困难、他们与本地居民的交往进行介绍和描述，相信一定可以挖掘出许多感人的故事，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做出贡献。

在中国，从电视上最普通的广告（汽车、服装、化妆品、食品、电器等）中很少能看到少数民族形象，中央和东部省市电视主播人、大众娱乐节目主持人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也很低。这种格局一方面使广大汉族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中国还生活着上亿的少数族群人口；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主流媒体中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在感性上他们如何能够树立起“中央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北京是自己的首都，东部省市也是我们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些重要的信念呢？

我们呼吁中央电视台和作为全国人民首都的北京电视台选拔并增加来自藏、维、蒙、彝等各少数民族的电视主播人和节目主持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广大藏族或维吾尔族电视观众的感受一定是很不一样的，这将拉近他们与中央政府和北京的感情距离，有助于他们把这些电视台看作是“自己的电视台”。近年来，《中国好声音》中出现了来自少数民族的歌手，非“少数民族题材”的《雪蓝刀锋》中出现了蒙古族角色，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变化，希望今后这些努力包容中华各民族成员的影视节目会越来越多。

我国设有特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非“少数民族”的汉族应当在什么程度上参与这一赛事？如果中国的“全运会”所设竞技项目是比照国际体育项目并为国际比赛培养选手，那么与之相区别的全国性“传统体育运动会”就应当包括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并更名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会”。有些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实际上是同一个地区各族共享的区域性体育娱乐活动，其实不如组织跨省区或省区内的区域性传统体育运动会，让各族民众混合编组，共同参与，加深当地的民族交流和团结，还可以推动当地的文化产业和旅游活动。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队的队员选拔，也应该注意选拔少数民族运动员。当我们的国家篮球队里有维吾尔族球员、摔跤队和马术队里有蒙古族队员、射箭队里有朝鲜族队员、登山队里有藏族队员时，不仅这些少数民族的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的心情会完全不同，汉族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也会增强对各少数民族的亲近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在文化、娱乐、体育等领域中形成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造成汉族年青一代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生疏与漠视，也造成各少数民族对汉族社会与文化的心理隔膜。这些习惯性制度化区隔带来了这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文化隔膜、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共同文化的构建。

多族群的美国如何构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

多种族的美国并没有“少数种族题材电影”和一般（白人）电影的区分。当然，美国也拍摄了少数以黑人、印第安人生活或人物为主线的电影，但是其他绝大多数电影通常都包括不同种族的角色，近30年来美国拍摄的电影几乎找不到纯白人角色的电影。同时，在美国的电视新闻和其他各类节目的主持人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黑人，这样的影视节目使得美国民众（包括白人、黑人和其他群体）在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潜移默化地认同并接受了一个种族多元、文化多元的“美国文化”。

美国的体育活动决不仅仅是运动与比赛，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成为“美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橄榄球赛、棒球赛、NBA篮球赛、田径比赛、拳击比赛及所有相关体育明星们都拥有无数 “粉丝”。我们也注意到，所有这些体育都不是以种族/族裔来分组的，所有运动员都以完全平等的资格来参与运动和比赛。在许多体育项目的顶级明星中，大多数是黑人。美国体育文化的构建与运行使黑人等少数族裔成为美国社会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使黑人把自己视为美国体育的骄傲。影视文化、歌舞文化、体育文化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利坚文化”构成了各种族国民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和爱国主义的基础。这些来自不同国度、拥有不同肤色、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美国国民彼此之间最重要的认同，就是对“美国公民”这一身份的认同。

如果我们去问美国学者什么是“美国精神”，他们在介绍美国价值观时一定不会忘记谈到美国的多种族社会和多元文化。尽管美国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社会差距，也不时出现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和平示威，但是必须承认，自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的种族关系已经得到很大改善。2008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高票当选美国总统，也是大多数美国白人摈弃种族偏见的一个证明。在这个改善种族关系的过程中，美国知识界、影视界、大众娱乐界等努力构建全国性的“民族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以“民族”为界限对影视作品进行分类的后果是：我国电影观众在日常文化娱乐中完全无法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社会”这样的重要信息，更难以通过这样的文化娱乐节目了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现在我国电影中很少出现少数民族主人公，这就使广大汉人民众在日常生活娱乐中无法获得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知识积累甚至基本意识，如果汉族人来到西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知识的极度匮乏，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误解，滋生大汉族主义心态和心理隔膜，这对当地的民族交往和社会经济发展，无疑非常不利。

培育能够凝聚各族国民的共同文化

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的历史积累

1989年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几千年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勾画出了一个轮廓，指出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虽经朝代更替而文化主线绵延不绝的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一个“自觉的民族”（费孝通，1989）。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华各族都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保卫传统文化的战斗中。这个千年文明的多族群政体也在这一救亡图存的殊死斗争中从“大清朝”转变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

由于在几千年的迁移、混居、通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与周边地区各族居民之间发生了多次复杂的交往与融合，费孝通教授称之为“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中华各族的文化，也是在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不仅在血缘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各族的传统文化中同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汉族和少数民族应加强共性认同

我们可以从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方面来考虑如何化解隔阂并加强共同认同。

从汉族方面考虑，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大汉族主义，鼓励汉族民众和青少年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去了解和学习其他族群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相对比较发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所以“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导致的一个倾向，就是把汉族社会与“中华民族”、“中国”等同起来（马戎，2010）。中央和各地媒体谈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是黄帝和炎帝，谈到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是作为中原皇帝象征的“龙”；媒体报刊讨论“中国精神”时，列举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原汉人；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的仅是汉文典籍著作；“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汉文记载下来的汉人和中原皇朝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汉人和中原皇朝的传统文化；在许多重要事务和叙事中忽视甚至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和感受。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汉族和汉人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思维定式，对于构建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的国民必须认识到：只有汉族，就不能叫“中华民族”；没有各少数民族，中国也不可能拥有今天广阔的疆域。近代汉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曾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时刻牢记。

从少数民族这一方面考虑，需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本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认识中华各族之间久远的历史渊源和相互交织融汇的共同文化，认识到无论在血缘还是在文化上，中华各族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藏族与汉族有漫长的通婚历史，新疆东部（如哈密）的维吾尔族也有和中原民众通婚的传统。少数民族民众需要更多地关注各族历史的共享和各族文化的共性，走出“民族识别”中重视差异而忽视共性的偏差，认识到本族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努力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放在更高一个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

社会变化的主流是现代化，而非汉化

总体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流不是“汉化”，而是现代化，只是沿海汉人地区对外开放和吸收西方文化要比西部边疆地区早一些。所以，少数族群民众不应把这些源自欧洲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现代文化形式看作是“汉文化”，由于担心“被汉化”而心存戒心。同时，汉人自己也不要把少数民族民众接受这些现代文化形式看作是“汉化”，而应当与各少数民族民众一起对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共同推进现代化，并在这一进程中巩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发展中华各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和“海纳百川”的世界胸怀，在我们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时应当加以继承。

中国土地辽阔、群体众多，历史上中原皇朝直接统属的行政疆域在不同朝代有很大变化。因此，我国族群关系的演变是复杂和多样的，我们今天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上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构建”、国家“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目标；从另一个方面看，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要使56个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依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警惕西方利用“民族主义”分裂中国

中国在许多领域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依然保持着“战国称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们不能正视中华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磊落胸怀，更习惯于“零和游戏”而不懂得如何去追求“双赢”。它们在国际交往中习惯于树立一个“敌人”，然后极力削弱这一“战略敌人”的实力。它们采用的最常见和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就是利用其“潜在敌国”内部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国家分裂运动。欲使这些国家内部持续的矛盾冲突也必然大大削弱该国的实力，使其无法完成现代化目标并丧失国际竞争力。苏联解体后，中国很自然地成为美国的“霸权竞争对手”，只是“911事件”打乱了美国遏制中国的计划，而当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并致力于“重返亚洲”以来，中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此刻，全体中国人必须头脑清醒地认清这一国际大形势，不能过于天真。

我们必须关注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与巩固。以“中华民族”为单元建立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共同的政治认同，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核心。56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兄弟姐妹，每个群体无论人口多少和发展基础如何，都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发展，每个公民的利益和每个群体的文化传统都将受到保护和弘扬，同时在继承发展各族群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基础上逐渐自然地相互融合。

中国在21世纪的文化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努力梳理和调节国内各族群、港澳台群体文化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维护“和而不同”的长期共同发展、平等交流的文化格局，引导各群体学会欣赏并吸收其他群体的传统文化，加快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华共同文化。

（编辑  萧枫）

这本书[解玺璋：《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我还没来得及看完，睡觉前躺床上翻了两三个晚上，不到三分之一。我想解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的一个最重要的参照吧，总之是奔着今天来的。既然如此，那我就结合着中国的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尽管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王焱先生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区别，强调不要把政治史化约为思想史，这我非常同意。我就从社会或阶级的角度谈些肤浅的感想。

今天解先生和我们一块儿谈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的梁启超，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大家也都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但90年代、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还有一种间接的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沙龙里进进出出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概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长宜子孙、天长地久，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方面的诉求“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政治保守主义一路走高；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的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梁家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被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都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办公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同一节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同一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俩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冲紫禁城的孤儿寡母一皱眉头，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接长不短进宫给逊帝下跪请安，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文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 —从1927年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给他孩子的信里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太讲究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些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得十分到位，我用手机拍了下来：“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枝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最近党中央提出要“让居民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任志强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说：要乡愁，您得有乡绅！我这算是为任老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等土地都流转到他们手里后好一招一式地落实。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风雷起家业”（他家楹联），一代人之间就兼并了几十万亩土地。靠什么，院里还有条楹联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 —— 这简直是把刘汉刘总和谷XX将军的人生轨迹揉一块儿了。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得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数不就出来了么。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等畜类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及预后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一小撮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骗子走而不跟你走呢？

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而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不希望比别人混的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通行无阻。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分化得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阶级和利益关系出现了垄断，即固定化、封建化的趋势。这样一来，人性的另一面便要大行其道：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凭什么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要没完没了？！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就说这些。

附录一：友人双石来信

有人说中国没有地主，无非是祭起了“江南无地主”的翻版，说民国那会儿阶级分化没那么严重，土地兼并没那么严重。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民国那种发展趋势是不是朝着社会矛盾尖锐化飞跑？当年沙龙中的大小布尔乔亚们，有没有什么非革命的办法能应对这种趋势？站在人性高度作傲岸批评总是很容易的。解决社会矛盾无非就是两种办法，一种是缓和，建立足够的权威（或者说宪政吧）有效遏止、节制矛盾各方利益的碰撞；一种就是干脆抽去矛盾各方的基础，再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应该说，这种社会性的实验迄今也没有扯出个子丑寅卯来。但一旦没法节制，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不断地被碰撞乃至侵吞，那么第一种办法显然就无效，第二种办法也就成了没得选择的选择。真到了那般光景，不知那些竭力想以宪政之名固化现有社会关系的大小布尔乔亚们，又该如何是好？

民国大佬陈诚在回忆录中有一段文曰：中国农民之中七八成是佃农，“他们由艰辛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这是很不平的”，“纵然（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的遗教，一时不克实现，但‘减租’的政策，必须贯彻施行。（1941年制定‘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三年多减租……推行这项政策，是十分吃力的……归总起来说，就是农村潜在的封建势力太大，有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净尽的缘故”。

陈长官的结论是无可奈何的。当然有人可以拿台湾和平土改来说事儿，可那是在百万国军枪杆子下完成的（后遗症还多多）。民国迁台后与台湾土地主在没有利益和感情联系的情况下，以大陆带过去的黄金作储备搞土地债券，这套办法在大陆是整不成的。“民国范儿”吕思勉老先生说得极其精彩到位：天下有天良发现之个人，绝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天下有自觉觉悟之个人，绝无自觉觉悟之阶级。

附录二：友人曹豫生来信

前几年发生通钢事件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最后一段是：当年，夏衍在《包身工》中，警告“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联想到今天，我想说：革命的到来不是取决于你们“告别革命”的曲子唱得如何好听，它取决于你们做了些什么。

时过境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革命”的正当性不亚于今天的“民主”，是人人追捧并想贴在自己头上的词。而今天，“革命”恐怕都快与“专制”一类的词为伍了，而“民主”这个词却享有了“革命”一词昔日的荣光。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关于“革命”的主旋律论述是“告别革命”，对“革命”的批判，攻击甚至谩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网络文化人的政治正确，其中也包括不少实际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网民。

对于革命的正当性的批判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其一是大力渲染革命的恐怖与暴力，却基本不提反革命的恐怖与暴力。这让很多人对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数家珍，却不知道反革命的种种问题。这和前三十年恰成一个有趣的对照。今天的很多人指责过去的历史教材如何不可信，但是看了他们“还原真相”的历史后，却发现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洋人在中国杀人是为了传播文明，而中国人反抗洋人，则是因为喝狼奶长大的；洋人抢夺中国的宝物，则要感谢洋人替我们保存了宝物，这样的“还原真相”，恐怕也就骗骗那些网络傻瓜了。

第二是革命的成因问题。革命是要掉脑袋的，既然那些地主士绅被今天文人们说的那么好，一个个跟待宰的洁白羔羊似的，为什么普通民众放着“好”日子不过，要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这说得通吗？就说今天，那么多公知和粉丝把今天的社会说得无比的黑暗，多数也是耍耍嘴皮子，像过去那样豁出去“革命”的也没见几个。不是社会矛盾激化到极端的地步，革命是很难搞起来的。

还有一个常见说法，就是革命了半天，最后还是和革命前一样，革命者成了新上层而已，所以，还是要“告别革命”。但“革命之后”和“革命之前”是有区别的。就说中国历史上，新的朝代成立早期，往往民众的日子要比旧朝代后期好过。这些新朝代后来会变得和老朝代一样，就会有新的“革命”来修正它。还有，革命尽管很难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但革命以一种最剧烈的方式解决了社会各层上下流动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无疑解决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问题，但以毛的能力也未能解决社会分层的问题。公平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但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只能有相对的公平。

我承认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但不是为了促成革命。要真正追求共同富裕（当然只是相对的），要用更公平和公正来防止“革命”的爆发。

（编辑  楚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