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组织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该组织既往历次改革得失参半。面对全球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新挑战，WHO改革应积极汲取国际合作的有益经验，从财政自主、优化争端解决机制、主权边界重塑、充实国际卫生立法等推动，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国际法的积极互动。

关键词：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公共卫生事件 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卫生条例》新困境 再改革

2020年春季发生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将世界带入空前的困境与恐慌，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生命与财产的严重损失，也极大地破坏了国际经济与社会应有的运行秩序。这次疫情触发的人类“大危机”，更加警醒国际社会反思全球法治治理体系建构与运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成为这种反思的重要理论支点。

在疫情全球防控中，世界卫生组织（WHO）发挥了巨大的作用。WHO不仅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国际行为体，更是作为国际法重要主体的多边性国际组织之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 WHO面临如何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形势进行改革的命题。

WHO的既往改革及成效

随着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上升为跨国性问题，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提上国际议程。WHO自成立以来，在指导和协调国际卫生工作，协助加强各成员国卫生事业、提供技术援助，促进防治和消灭流行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增进国际卫生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此同时，国际组织要面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要求WHO进行相关改革的呼声不断出现。该组织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特别是在优化机构和决策，修订《国际卫生条例》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轮改革：初级卫生保健

20世纪70年代，时任总干事哈夫丹·马勒推动了WHO成立以来的首轮改革，主题为“初级卫生保健”。其意义，一是将初级卫生保健定义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础工程，生命健康权是人权的前提。初级卫生保健法的标志性文件是《阿拉木图宣言》，强调“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重点是实现初级卫生保健，抓住了这一领域治理的关键。二是以国际卫生领域协调者的身份，明确了“政府为其人民的健康负有责任”，强调WHO需要将资源下沉至国家层面，介入其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建设，推动实现初级卫生保健。三是强调变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全球目标的重要意义。这种观念与同时代国际人权议题的跨领域化、主流化趋势同步同行，相互影响。联合国受这次改革的启发，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卫生议题融入全球发展议程之中，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欢迎。[1]

WHO发挥着提供政策建议、指导国际卫生合作的功能，也担当着开展实地应对的行动者角色。全球治理是系统工程，联合国体系诸多国际组织的议程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WHO首轮改革促使公共卫生健康国际议程得到更大范围的覆盖，也使其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职能和能力得到强化。

第二轮改革：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20世纪90年代， WHO推动了第二轮改革。这次改革的主旨是针对WHO自身机构的集约化问题，被形象概括为“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其议程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重组总部机构，取消了政治任命助理总干事职位，改为采用内阁制行政架构。其次是改革WHO预算，以综合预算取代了由区域办公室分别做预算的办法。三是强化对各区域办公室的直接管理，提升WHO在成员国的“能见度”。

本次针对WHO机构自身改革的力度很大，促进了内部横向治理结构的平衡，提高了运行效率。综合预算模式的建立提高了资金的集约化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这些举措对于将公共卫生议题进一步纳入国际政治议程之中，强化WHO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WHO的“DNA变革”： “三个10亿”的目标

进入新世纪， WHO的第三次改革酝酿启动。2019年3月6日，现任总干事谭德塞发表了题为《锐意改革，发挥积极影响》的新改革宣言，提出了该组织今后五年战略计划的“三个10亿”的目标，[2] 重申了“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信念。

本轮改革方案主要着眼于三大方面：首先，通过项目规划改善人们的健康；其次，通过优化治理增强全球卫生领域行动的一致性；再次，通过提升管理追求组织的卓越性。其抓手是“DNA变革四个支柱”：一是项目支柱，即通过项目实施支持推动全民健康覆盖；二是应急支柱，提升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三是对外关系和治理支柱，增强WHO在资源调动和宣传交流方面的能力；四是业务活动支柱，目标是推动WHO更专业地履行在预算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重要职能。

 为推动改革，WHO总干事谭德赛成立了“全球政策小组”，郑重重申了“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信念，延续了前几轮改革旨在全球强化本组织功能的立场和初衷。他还特别使用了“变革DNA”这一术语，使其具有“脱胎换骨”的象征意义，表达了他实现改革目标的意愿和决心。

在这一轮改革中， WHO特别强调应急能力的提升，做了多方部署和投入：一是成立“战略卫生行动中心”，对全球公共卫生状况进行全天候监测，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速度，向各区域和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工作指导；二是设立“健康安理会”，定期开会讨论交流，并向总干事汇报。此外还成立了配套部门，提升防范突发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综合能力。

谭德塞启动改革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迎来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3] 在疫情暴发之初，WHO就强调“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肩负共同的使命，面对共同的命运”，[4] “我们对抗的不仅仅是病毒传染，还有谣言传染”，病毒不分国界，没有种族，不应与个人相关联。[5] 这种秉持公共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价值观的积极作为，为国际抗疫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正是得益于前期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的建设， WHO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和有效的指导，启动应急方案，帮助疫情中最为脆弱的国家。至于全球疫情防控随后形势的变化，则更多反映出各国自身应对疫情的和能力，也与该国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与国际合作方面的举措密切相关。而WHO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所作的大量组织协调工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法律制度的统一升级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成立和运行需要一套由符合该组织或机构宗旨的组织法和程序法组合的“章程”或“规约”等，也需要体现该领域全球治理需求的“实体法”。如果说《世界卫生组织法》属于前者，[6] 那么《国际卫生条例》就属于后者。

为适应国际传染病的防控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形势，在1969年《国际卫生条例》文本基础上， WHO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2005年由其最高决策机构——WHO大会通过，2007年正式生效，并成为国际法上唯一用于应对传染病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硬法”。[7] 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在适用公共卫生威胁的范围、《条例》缔约国核心能力要求、缔约国与WHO沟通方式以及WHO主要角色变化等方面，都有实质性进步。

《条例》是一个基于疾病与健康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这次“修例”涉及的范围广泛而具体，[8]不妨称作WHO的一次重大“改革”，将所有与全球公共卫生疫情事态相关（不以确认疫情病因和来源为前提），对应采取的流行病学数据处理、事件通报、风险评估、紧急应对与卫生措施等，一体纳入新的扩大性公共卫生方法。特别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PHEIC）概念的引入，强化了WHO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治理权能的刚性，提高了WHO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领导者和协调者的地位。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需求，进一步充实了国际法基础。

WHO的三次“自我”（结构性）改革和一次“多方参与”的“修例”，反映出该组织作为联合国体系，不断提升自身领导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一个过程。因此，评判其改革的成效与得失，还需要进一步观察WHO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积极融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充分发挥自身权能，有效应对未来公共卫生治理危机和可能的复杂局面，促进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WHO应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困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法》，WHO拥有“国际卫生工作领域的指导性和协调性权威”，是国际卫生合作的主要平台。在其专业范围内，WHO承担了诸多职能，而应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项工作最受关注，也最为复杂棘手。由于这项工作覆盖地域宽、牵涉国计民生面广、时间敏感、技术因素复杂，对于成员国来说可谓“众口难调”，屡屡将WHO这一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具权威的指导者和协调者拖入尴尬的困境，尤其是反映出在财务支持、争端解决和权能侵蚀等方面的内在困境。

财务困境及原因

美国之所以在新冠疫情期间公然威胁要对WHO“断供”，就是因为其在财务上存在诸多难题，资金不足是限制其治理国际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重要因素。功能失调是国际组织的通病，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组织内部结构和外来压力，二是融资问题。[9]从历次应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看，WHO在财务方面的问题如下：

首先，很多会员国拖欠强制性会费，影响WHO的相关政策。拖欠会费的原因，或是因为经济困难无法兑现，或是基于本国利益的政治行为。比如美国新冠疫情期间就宣布暂停向WHO缴纳会费，就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向WHO施压。

其次，没有稳定可靠的强制性会费阻碍了WHO的发展，预算外经费占比过大，增加了财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WHO的收入由强制性会费和预算外经费组成，强制性会费主要来自各会员国每年缴纳的会费，预算外经费为捐献国或其他多边国际组织等自愿赞助的经费。近年来强制性会费占比越来越小，在2018-2019年财政预算中，预算外经费在WHO总预算中占比达78%。[10]预算外经费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捐献国会指定资金用途或者明确仅用于特定计划，使WHO在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失去经费自主性，这不仅侵蚀其自身的权威，也会影响其决策，错配公共卫生治理资源。

最后，WHO难以谋求经费的绝对自由。1999年美国通过了《赫尔姆斯——拜登法案》，该法案为各国的强制性会费规定了一个上限，WHO的会员国会费在过去20年都没有增加。一些会费大国因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削减了自愿捐款的额度，更有甚者还欠缴强制性会费。[11]强制性会费零增长，预算外经费占比过高，注定WHO在经费问题上很难谋求自由。

争端解决机制失灵及其原因

国际争端是国际关系发展中国家间交往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都可能会面临国际争端。国际组织发挥功能及其存在价值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该领域的国际争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舆论对中国有所非议，其实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对事实缺乏了解而作评论，当然也不乏出于特定政治动机的胡搅蛮缠。WHO未能在关键时刻担当起“一言九鼎”的角色，不能“一锤定音”，定纷止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WHO在维护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秩序，及其框架内争端解决机制某些方面存在失灵。

首先，《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没有规定制裁措施和奖惩机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要求各国应当通报卫生措施，然而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未予通报，因为不通报也没有惩罚机制。美国污名化中国和违反《国际卫生条例》（2005）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由于违规成本为零，使其有恃无恐。《组织法》规定成员国必须履行缴纳会费的职责，但是由于没有合理的奖惩机制，美国威胁要对WHO“断供”。对于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成员，《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都没有赋予WHO相应的制裁能力，使有关成员国对履行职责持消极态度。因而WHO并不具有应有的权威。

其次，缺乏强制性和司法性。《国际卫生条例》（2005）对卫生措施进行限制的规定与WTO《卫生与动物检疫措施适用协定》规定的限制卫生措施的内容相似,但是两者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缔约国实施了过度的卫生措施，《协定》的执行可以依赖WTO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而《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执行只能依赖缔约国的自愿。[12]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之处在于：有效的争端解决程序、明确的时限、专家组和上诉机制。[13] WTO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具有司法性或准司法性的，而WHO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具有任何司法性。

最后，WHO传统的功能主义导向，将自身定义为技术性组织。功能主义将国际事务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性质的，这个领域易发生冲突且不易调和；另一个是技术性质的，这个领域较易于形成共识。卫生、经济等领域（包括WHO）常被功能主义者定位为技术性领域。[14]这使WHO织远离政治，不愿采用强硬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倾向采用“软方式”。虽然不同时期具体职能范围有所变化，但“建议”一直是WHO的重要工作方式，具体包括国际卫生大会的决议和召集专家订立的技术标准等，通过“建议”行使协调国际行动的规范性权威。

权能侵蚀及其原因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具有派生性，是成员国赋予的。只要是国际法未予规范的事项，都在国际组织职权和管辖范围外。[15]作为国际组织，WHO职权也是派生的，主要规定在《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中，成员国也可以签订新的条约赋权。新冠疫情发生后，二十国集团部长会议原本要发表一份公报，承诺增加WHO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赋权，但是该公报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流产。[16]WHO权能受到侵蚀的根源是国家利益之争，各国不肯让渡主权。《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订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间WHO一直在争取更大的权力，以及在应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自主性，而成员方愿意授予其多少权力成为议题的焦点。一方面，成员国希望WHO能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即使是加拿大、挪威等一直支持WHO的国家，也在国际组织的权力与国家主权之间寻求平衡。

WHO应对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再改革路径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涉及多个方面。其中，遏制传染病国际传播，特别是“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WHO承担的一项最为突出的职能。WHO的历次改革虽有多方面成效，但外界更倾向于聚焦该项职能，将其作为评价WHO“唯一”标尺。有学者认为，WHO带有“先天性的缺陷”。[17] 也许最为理想的是，重新打造宪法性章程。但在破题之前，进行针对性弥补，综合施策，对于摸索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是必要的。

监管与自治：财务决定权与使用权的分配

一直以来，财务改革都是WHO改革的重点，财务问题关系到该组织的治理效能。WHO针对财务进行的改革不计其数，2014年埃博拉疫情后，WHO针对当时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相关改革，重在加强国际融资和采用战略性预算空间分配，希望通过20个主要捐助方来完成80%的预算外费用。但预算外费用所占比例如果还是保持在70%以上，那么财务架构仍然是脆弱的。因此，其财务架构有必要进行实质性的再改革。

1．取消对各会员国会费缴纳设置最高标准的限制性规定。1999年美国通过的《赫尔姆斯——拜登法案》中会费“零增长原则”为各国会费缴纳设置的最高标准恶化了WHO的财务状况，严重影响了该组织的购买力，更不利于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取消《赫尔姆斯——拜登法案》关于会费设限的规定，在应对突发性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再受到财务的掣肘。

2．增强经费自主决定权，将经费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相挂钩，并纳入有奖惩措施的争端解决机制。美国暂停缴费的行为违反了WHO的规定，应采取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增加其违规成本。根据《组织法》第七条规定，成员国如不缴纳会费，可以停止其选举权等相关权力。这种惩罚措施无法适用，因为对财务影响最大的美国等国拖欠费用常常是出于政治原因。但是WHO又未规定其他行之有效的惩罚措施。为了应对美国拖欠会费的行为，联合国曾通过一项方案，削减了美国在联合国行政预算、维和预算中所占的份额，但如果美国截至2003年仍不能补齐其所欠的13亿美元会费，其会费分摊份额将恢复到原来的水平。[18]联合国的这种惩罚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值得借鉴。

3．建立基金池，根据使用情况分类，建立如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基金、奖惩基金等，尤其是奖惩基金里的强制性会费和预算外费用的比例要合理规划，防止受到大国政治的干扰。一方面，面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疫苗和物资等都需要应对基金。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时，联合国秘书长启动了《2019冠状病毒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提出20亿美元用于全球应急行动。WHO应设立应急基金(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 ，以满足紧急状态下的资金需求。应急基金全部来自成员方自愿捐款，突发事件规划一旦提出要求，基金可迅速调拨资源。[19]另一方面，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应设立奖惩基金，对于受到损害的国家给予补偿，对于损害他国利益的国家给予罚款等处置。

借鉴与参考：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改革

WHO的争端解决机制规定的很笼统，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奖惩机制，形同虚设。应当借鉴其他国际组织的先进经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一直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WTO成立以来其受理案件之多、审决效力之快、经济秩序发展之稳定，都反映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功。

一方面，增加司法或准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程序。WTO争端解决程序具有准司法性质，WHO似可参照此例建立专家组，在有关缔约国以和平方式未能解决争端的前提下，提出申诉的一方可请求专家组解决争端。专家组的成员应当根据案情分别由公共卫生领域、经济领域、法律领域的专家组成。鉴于WTO的上诉机构因为美国的阻挠已经停摆， WHO需修正的借鉴DSU的争端解决机制，可暂时先不设置上诉程序，主要是为了回避WTO可能面对的困境。这方面可借鉴TPP的争端解决机制，TPP采用的就是一裁终局，程序更快捷和简易。另一方面，要设立一套完整的奖惩标准和对应的奖惩措施。作为对不合作行为的有效威慑，强制执行措施对于多边条约的有效性以及多边合作的开展不可或缺。[20]国际合作在理论上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有强制性的制度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创新制度，激励成员国采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21]国际制度的进步性来源于权威性，根植于奖惩功能，理性国家依靠国际制度实现其利益。国际制度的规则是奖励遵规的国家和惩罚违规的国家，促使有关国家在制度的框架内重构自己的国家利益。[22]

让渡与重塑：实有权力与应有权力的平衡

国际合作的持续发展需要创新制度激励成员国采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行为。WHO改革的具体制度设计应通过实体和程序层面，寻找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决策取向与行动效率即可行性的最优平衡点。

1. 重塑权力边界。在全球卫生治理中，WHO需要通过成员国主权边界的合理让渡为其赋能。WHO作为国际组织，其主体性和能动性是有限的，其国际活动离不开边界约束。这种约束的“边界”，对国际组织和成员国分别都具有“约束”意义。

国际组织权力边界的设定须以必要和适度为限。公共卫生安全在国家利益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国家间通过合作获得的利益大于其在让渡部分主权时而失去的利益时，就可以调动其追求国家利益的自利动机。[23]国际公共卫生争端解决的多边机制的组织化和规范化，也需要在权力边界的合理重塑中逐渐磨合才可能成型。简而言之，WHO在合理的权力边界里基于成员国让渡的部分主权履行职能，成员国在自有的权力边界内行使主权，是国家主权利益与全球公共卫生利益平衡的充分、必要条件。

2. 深化国际卫生立法。国际法治强调规则至上。随着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卫生合作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技术范畴。WHO实际上也已经突破原有的技术性组织的角色。[24] 当前，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但逆全球化现象和民粹主义并不能阻挡国际社会法制化的趋势。在这场攸关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疫情防控斗争中，团结、合作、共治是人间正道。WHO需要强化国际法治建设，推进国际法向促进多方合作的方向发展，构建多维度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将全球卫生治理法治化从理念变成现实。

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际公共卫生立法有助于使跨国公共卫生风险最小化。[25] 在专项国际卫生公约、规则方面，WHO迄今组织制订了多项公约和规则，但还有完善的必要和空间。比如，虽然《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各国“应当”通报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额外措施，但对成员国未予“理睬”的违约行为没有任何制约性规定；明明有规则禁止对病毒命名污名化，WHO针对炮制所谓“中国病毒”的违规行为，[26] 拿不出禁止类的程序性办法以正视听，实践中一些明显掣肘的缺陷应当及时弥补。

WHO可以考虑联合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在“国际卫生立法”方面向多个方向努力：（1）借鉴WT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备忘录》（DSU），进一步建立健全国际卫生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2）在坚持主权“合意”的原则下，探索建立程序完善、条件严格的实地调查机制，这对疫情有效防控本身和减少不必要的争端具有积极意义。（3）弥补强化成员国违约行为的制约性规则刚性，特别是针对不去履行额外措施通报、恶意拖欠会费等行为的违约后果应加以适当明确。（4）借鉴国际人权公约体系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扩充国际卫生实体法，制订《生物安全和病毒公约》《国际流行病法》等。

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过渡到“命运共同体”，需要有功能合作。[27] 面对核扩散、气候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人口灾难等威胁，人类共同利益约束之下的“合作之囚”呼唤国际社会的协调一致。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趋势下，面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是全球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者、全球抗疫合作的协调者、全球抗疫规范与技术的提供者、薄弱环节的补位者。WHO既往改革及成效，以及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说明，该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特定领域的独特地位和价值。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理性重塑世界卫生组织与各国的权力边界，正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需要。多层次布局、多渠道接纳、多元行为体参与，是WHO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编辑 季节）

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及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问题的加剧，创造新的（且不止一种）国际货币的任务愈加紧迫。

超国家货币制度设想

1917年，俄罗斯经济学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图甘-巴拉诺夫斯基首次提出了超国家货币制度的想法。这位经济学家预见到，战争结束后，纸币兑换黄金的做法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应由国家部门根据国际协定调控货币汇率。

1944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国际货币“Bancor”的想法，进一步发展了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发展超国家货币制度的思想。他提出，世界货币必须以Bankor定价。由此，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提议成立一个国际清算联盟，该组织将根据各国央行相互间的债务关系对新货币的流通进行调控。

然而，在那次会议上，大获全胜的却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美元也因此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这推迟了国际货币结算系统伙伴关系模式的落实。

超国家货币问题后来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提出。经互会是1949年在苏联的倡议下成立的，成员国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国家两两之间都有双边清算机制，该机制规定两国可根据双边协定处理结算问题。所有相互提供的服务和货物都被兑换成卢布，并记入委托银行的相应账户。

然而，在实践中，这些国家两两之间的进口和出口额却很少能够实现平衡，因此它们之间的支付额也很少能够达到平衡。两国之间由此产生的结算差额通常是通过调整次年的商品供应关系来抵消。如果这种差额长期存在的话，则该项数据会以国际公共贷款的形式累计计算。

双边清算的缺点是阻碍了贸易往来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了用卢布从伙伴国购买所需的东西，必须向该国出售商品。但问题在于，伙伴国往往对另一国所能提供的商品没有需求。

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国际结算系统

向多边支付的过渡消除了类似的困难，因为供应国已经开始面向经济互助委员会共同市场从事出口，即面向所有多边支付国的需要。你可以通过向参与结算的第三国出售东西来从另一个国家购买你需要的商品。实现商品和现金流动平衡的工作难度大大减轻。

正因如此，为了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间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多边清算系统，1963年10月22日，该委员会成员国签署协定，根据该协定，可转让卢布自1964年1月1日起适用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结算。监控新货币流通的机构不再是成员国的国家银行，而是专门设立的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必须指出的是，可转让卢布机制并不限制经互会成员国使用本国货币。可转让卢布可按成员国共同商定的汇率兑换成成员国的国家货币。

可转让卢布成为国家间结算的支付货币，国际合同价值的衡量单位和信贷工具，当然也适用于投资项目的落实。

这样，经互会成员国在可转让卢布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独立于美元的大规模国际结算系统，这一系统到1990年已经持续运转了27年。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大约5%的国际贸易是使用可转让卢布进行。

其他超国家货币单位是在借鉴经互会经验的基础上且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在国际上流通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从1970年才开始模仿引入的，而欧洲货币单位ECU（即欧元的前身）在1979年以后才用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盟内部的结算和支付。

以外币（主要是美元）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形式催生了货币体系的形成，进而导致所有国家的经济都被纳入国家资本再分配体系中。在这一分配体系中，这些资本往往是重新分配给发行世界储备货币的国家的。这种资本的再分配的核心是全球收益剪刀差，其基础是以低收益的美元资产（基本上是“指定的”和无风险的资产）建立国家储备，并以高回报高收益吸引外部美元融资。

这种矛盾最明显地表现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上，这些数据是根据货币市场货币兑换方法（汇率定价）和购买力平价(PPP)分别计算而得的。由于美元是一个虚拟的市场价值基准，在这两种计算方法下，美国GDP的数值是相同的。但其他的20国集团成员国（不包括澳大利亚），在2016年以市场价格计算而生成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却要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得的GDP，这反映出美元对其他所有货币均存在汇率过高的问题。例如，金砖国家的名义GDP低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对应数据的2倍（巴西，中国，南非，俄罗斯）到4倍（印度）。因此，维持以美元作为全球价值基准的强势市场汇率，导致其他国家货币购买力处于低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1年，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缩水6.3万亿美元。2016年，这一差距扩大到44.6万亿，增长了708%。

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的风险

除了从根本上不利于经济利益外，国际工业家和企业家大会的专家们认为，参与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还存在一系列系统性风险和挑战:

--国家货币体系高度依赖外部因素——维持美国与其债务主要持有者之间的平衡；

--更容易受到潜在的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无法确保国际结算，包括军事和技术合作领域国际结算的保密性；

美国可以利用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及其基础设施(SWIFT)，包括美元的可追溯性及美国冻结任何对外经济合同的能力，作为杠杆在政治问题上施压；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德国、法国和英国在美国制裁背景下，为与伊朗进行贸易而建立了新的金融机制，在这方面就可以作为国际惯例的一个经典案例。

这一做法的本质是建立一个清算系统，实现伊朗石油与欧洲商品的交换，这类似于苏联在冷战时期采取的做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美国的制裁，美国的制裁可以切断任何参与伊朗石油交易的银行机构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

新的金融机制的运作方式如下：伊朗向欧洲供应石油和其他产品，但这些产品的收益并不是汇往伊朗银行，而是流向那些向伊朗供应工业制成品、药品和食品的欧洲公司。由欧洲国家创建的专门组织INSTEX（贸易往来的辅助和支持工具）将对从伊朗购买货物的公司的欧元结算单据和向伊朗出售货物的公司的欧元收据进行比对。

例如，一家总部设在法国的公司要将工业设备卖给伊朗的买方，但直接从该买主收到欧元付款将直接挑战美国的制裁政策。因此，这家法国公司转而在Instex公司登记销售文件。Instex则负责寻找从伊朗购买商品的公司来平衡商品和现金流，造成两家欧洲公司相互买卖的事实。货物将继续往返于伊朗，但资金将完全留在欧盟内部。

伊朗设立了一个与Instex类似的贸易和金融特别机构(STFI)。STFI还会比对进出的交易额。借助这一机构，也造成了这两个伊朗商业实体间相互支付的事实，因此资金也不会越过伊朗边境。

实现国际结算现代化办法

结合有效保障国际结算的最佳理论和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逐步实现国际结算现代化的办法。

第一阶段，在国家间协定的基础上发展双边清算系统。

任何发达国家的外贸差通常都允许按照交叉汇率进行清算的方式完成大部分的结算工作。例如，根据对俄罗斯2019年外贸结构数据的分析，可以确定出一个主要伙伴国清单，俄罗斯与以下清单内国家的进出口平衡关系客观上允许俄罗斯与这些国家以非美元形式进行结算:中国（95%），巴西（88%），日本（79%），瑞士（78%），印度（54%）和韩国（49%）。

多币种外贸体系应建立在国家间既定协议的基础上，这些协议对当事方仅以本国货币按照合同完成支付的义务作出了规定。可将建立俄中清算联盟，或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启动清算联盟作为实施该方案的第一步。如交易方表达相关意愿，则合同价格公式也可通过美元来计算，以抵消个别国家的汇率风险。

政府间结算总体差额可以使用包括美元在内的可兑换货币来抵消。

实现国际结算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可大幅度减少对美元的需求。这就要求，参与新结算体系的各个国家要实现各自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多样化，从而提升其外汇储备的经济和政治安全等级。

第二阶段，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的清算联盟，向多边清算过渡。

把更多的国家纳入清算将极大地扩大清算体系适用范围，因为在联盟成员国之间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空间很大。从联盟的一些国家购买必要的货物，同时将货物出售给参与结算的其他国家是完全可行的。

在这一阶段需要确立国际结算货币单位——类似于在经互会框架内流转的“可转让卢布”——以及使用该货币单位流通使用的必要基础设施，包括发行和结算中心。这将确保国际贸易的发展，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对外经济活动的平衡性，提高参与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和国际结算的机密性。

由于国家货币的购买力是变化的，汇率每天都在变化，因此新货币的汇率也必须实时进行调整。

在这一过程中（即新货币汇率调整），那些商品流动更强的国家的货币汇率影响会更突出，也正因如此，他们的货币在清算联盟辖域内流通性更强。

今天，国际贸易市场参与者对一些最弱小经济体的国家货币的信任度很低，因为这些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很大。以这些货币出售货物会带来财政损失风险，因为这些货币的汇率甚至无法确保短期内不会下跌。清算联盟可以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尽管它们的国家货币疲软，但它们还是能够参与非美元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因为联盟内货币结算单位更为稳定。

第三阶段，通过启动国家间相互借贷机制，弥补国际收支赤字，从清算联盟过渡到支付联盟。

如果说采用多边清算制度是为了节省可兑换货币，那么信贷体系对于建立储备基金、支持流动资产，从而提供支付保障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一阶段的实现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或现有的统一的非美元支付系统。

结算、结算货币单位和政府间信贷清算系统的推出，将大大推动向完全意义上超国家货币的迈进，最终可以在开放清算联盟内取代国家货币。

（编辑  季节）

疫情背景使百年未有大变局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态势，从发展势头来看，中国的崛起，使国际传播与交往过程中宣传中国发展成就的素材越发丰富。同时，如何在传播与交往过程中调整策略，避免落入“锐实力”陷阱，即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既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收到消除外界疑虑的效果，以求达到增进与各国各地区之间相互理解与彼此尊重，在传播与交往过程中塑造与当今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全面、真实、立体的国家形象的目标，成为当务之急的重大课题。

外宣老期刊在重大变化下的新问题

《人民中国》日文版月刊是我国国家外宣期刊老字号，历史上，通过文字报道及民间交流活动，赢得了日本各阶层稳定的读者，见证了中日邦交从以民促官到正常化，乃至发展至今日的历史全过程，形成了丰富的人文外交传统。

近年来，在中日关系面临巨大调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人民中国》继承传统，有所创新，在对日人文传播与交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人民中国》的传播与交往对象是我国的近邻日本。日本是具有两面性的国家。它既秉持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又有千年来东方文化的浸润与熏陶；既有历史上侵略中国的负罪感，又有战后一时繁荣的自负感；既对中国巨大市场深深依赖、难以割舍，又对中国的赶超态势抱有强烈的危机感……。这一切构成了日本从官到民对华的纠结情感。最近几年民调显示，日本对华好感度处于历史低位。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从“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的低走势期，经过努力，近年虽然重返轨道，但行稳致远仍面临考验。“政凉经温民冷”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新困局。当前的中日关系，战略互信是“易碎品”，战略互疑是“易燃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日本，设定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有利于增进双边关系的对日报道与交往方针，是《人民中国》进行特色案例探索的出发点。

坚持对日交流中的“两分法”

当年毛主席、周总理提出对日的“两分法”，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日本当今社会。当年的中日交往宝贵经验，使我们争取到日本的广泛民意基础。今天的日本民意，受到总体右倾保守化的政客、在日中经济合作方面内心纠结的财经界、舆论趋向一边倒的媒体、以及偏向西方价值观与日美安保条约的精英智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近年来日本社会的民意低潮。

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近年来，我们通过举办各种双边交流活动，增加和对方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并通过媒体平台广为传播。其中，“北京-东京论坛”这个目前中日之间唯一的一个综合性论坛，就在民间交往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每年一次的论坛，在两国首都轮流举办，政治、外交、经贸、安全、媒体常设分论坛，以及每年不同主题的特别分论坛，汇聚了两国各界智库、精英，提供了各自发表意见和讨论的机会；即便是在中日关系最为困难的那几年也没有中断，坚持了整整17年，每年都就一些热点、重点话题和日方交流与交锋。在2020年的媒体分论坛上，针对美西方及日本媒体自疫情以来有关中国报道中明显的选择性和偏向性问题，我方讲究策略，避免与之进行意识形态纠缠，而是抓住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沦丧”，结合实例设置议题，与日本同行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敢于斗争、不回避问题，又用事实说话。这样就赢得了讨论的话语主动权，交锋与交流并进，日方多数代表也比较服气，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将中日交流引向深入

做好中日交流，很重要的是要做好青年一代的工作。2015年，我们启动了“熊猫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国作文大赛，6年来，吸引了上千名日本青年积极参与。2019年大阪G20会议前夕，习近平主席还给参与“熊猫杯”的日本青年中岛大地回信，鼓励日本年轻一代积极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我们针对受邀来华的青年获奖者，通过深度参观、专题讨论、家宴恳谈等形式一对一地交朋友，结合个人生活实例帮助他们理解当代中国发展变化和当代中国人的现状。这些人回国后写来的访华观感表明，通过这样的交往，他们对华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去年第6届大赛，我们向投稿者发去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日本的年轻一代特别是有过访华经历的人普遍表示，他们实际看到的中国与原来在国内受媒体影响形成的中国印象反差比较大。这些实际效果提示我们，对日交往应该更多地注重对年轻人做持久和细致的工作。今年我们将考虑运用线上交流的方式，增设深度讨论的“熊猫论坛”，将中日青年交流引向深入。

寻找东方共同的文化价值

这应是对日交流工作的一个重点。此次疫情的突发和蔓延，由于各民族历史传统、宗教、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行为差异，使得世界各地疫情的发展很不平衡。当全人类面临疫情病毒这个共同的敌人时，东亚各国人民表现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相对于西方国家要好很多。东方历史文化提供的相近或共同的价值观，对我们的行为规范意义深远。2020年中秋节，我们在与海江田万里等日本有识之士进行线上讨论时，我谈到历史上面对大洪水，诺亚方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大禹治水提供了另外的解决方案。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文化或文明理念的差异。据我所知，“禹”文化的传承不仅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很多地方也存在着“禹”文化的痕迹。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的有意义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我的见解引起了日方的共鸣，形成了富有建设意义的讨论。

2020年抗击疫情初期，日本民间友好人士援助中国口罩时，运用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诗句，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对于这种通过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引发共鸣、共情的做法，我们做了更多有深度的尝试。后来，中国向日本捐赠救灾物品时，我们把具有独特日本文化特点的短诗——俳句，以及中国朋友创作的汉俳、俳画等贴在捐赠品上，在日本受赠者中引发了“美美与共”的共情效果。“美美与共”应该是运用文化要素展开国际交往的重要理念。上世纪80年代，赵朴初、林林、刘德有等中日文化交流先贤们，以来自中华诗词小令的灵感，创立了契合日本俳句五、七、五节律的汉俳。2016年入选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体现了农本文化的核心精神，也为日韩等东亚国家共享，反映了东亚国家共有的哲学智慧，在文学和美学层面，也为中日韩人民津津乐道。三年前，我探索将这两种优秀的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以讴歌二十四节气风物的日文俳句和中文汉俳为内容的文化栏目——“俳人笔下的节气与花”，很多中国和日本的读者，包括海外华人都参与接龙。在此基础上，俳句和汉俳的创作呈现出开放的形态：疫情期间，中日两国读者纷纷“俳山句海鼓斗志，你接我续志成城”；全国两会期间，也有很多政协委员创作汉俳投稿……俳句成为与时代同步的表达方式。汉俳与俳句的互动，是中日两国以诗词表达友谊传统的延续，很好地诠释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甚至一向保守的日媒《产经新闻》都关注到这一现象，载文评价汉俳中日人士都可读懂，希望在两国首脑外交中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

以日本人喜欢的漫画形式进行文化交流

面对灾难，《人民中国》针对日本的灾害多次策划深度报道。2016年，日本熊本发生地震时，我曾策划过一个现象级报道案例——发布“熊猫给熊本熊送竹笋”的原创漫画，体现来自中国的慰问。尽管当时中日关系处在低潮，但两只憨态可掬的熊走到一起的形象，超越了中日关系中现实的隔阂，萌化了许多读者。地震发生第二天推出的这个动漫形象，引发了网络上大量的模仿，TBS等一些日本媒体就此现象做了深度报道。这件事让我们意识到，运用漫画形式进行心灵沟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中国漫画馆”项目，最近又启动了“悟空杯”中日韩青少年漫画大赛，吸引了更多东亚地区年轻人通过漫画形式关注、了解中国。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我在杂志上策划推出了漫画连载《血与心》，并集册出版了同名漫画书。故事的主人公叫砂原惠，1932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幼年随父母举家来到中国东北，日本战败前夕，父亲客死阜新，砂原惠和妹妹随母亲在中国颠沛流离、沦为地主家的放牛娃。1948年砂原惠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参加辽沈、平津战役，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又参加志愿军走上朝鲜战场，并为初创期的人民空军航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5年，砂原惠返回日本后，一直坚持日中友好信念，积极从事日中友好和对华贸易工作。漫画艺术再现了砂原惠传奇的一生，就像他的名言——“虽然在血统上和法律上日本是我的祖国，但中国永远是我精神上的祖国”，情节感人至深。这部漫画的日文版去年在日本出版，目前将由B站改编为十二集动画片，献给建党100周年，并做国际发行。

《人民中国》的连载推出后，我们收到了日方密集回应。18岁的高中生小林裕二说：“读罢感到很受激励，这是在教科书上无法读到的隐秘历史，令我眼界大开。”56岁的家庭主妇田中幸子说：“没想到中国的漫画质量已经如此之高。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全彩印刷，这样的良心作品在日本也很少见到。虽然内容很严肃，但读起来一点都不吃力。我一口气从头读到尾，真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26岁的公司职员山西隆说：“我在外资企业工作，有很多中国朋友。读了这部漫画故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些日本人现在只关注日本自己，眼光过于狭窄！就像和外国朋友在一起讨论时常遇到的那样，这部作品让我很受触动。我要把这部作品推荐给我的日本同事看。”36岁的钟点女工齐藤绫说：“尽管主人公成长的时代和自己相差甚远，但这部作品好像就在说我自己的故事。了解了这段历史，让我找回了勇气，我也要面对现实，找回自我。”21岁的真人秀爱好者浅野桃华说：“平时很少读历史方面的书，要是这样的漫画书多一些，我一定喜欢看。虽然我远在日本，暂时还来不了中国，可我也要像砂原惠那样为中国而战！国籍不重要，人类皆兄弟！”读卖新闻北京总局长竹内诚一郎说：“媒体记者特别关注中日关系，看到用日本人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表现这一题材，备感新奇，十分期待。乍看主题沉重，细读引人入胜。建议加大发行力度，全力扩大影响。”朝日新闻北京总局长西村大辅说：“得知这部漫画作品也会在日本出版，相信砂原惠先生的传奇人生一定会让很多读者感动。作品体现了目前中国的主流历史观，希望这部以中国人视角描写的日本人的故事，能够得到更多日本人了解。”

几点建议

近年对日传播与交往的经验让我产生了如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1、避免同质化传播，以及重通用语种、轻非通用语种等倾向，切实做到因国施策。我们既要讲自己的国情，也要区分不同的听众，有针对性地和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与交往。

2、在对外交往中应该避免以己度人，而是以推己及人的诚意，平等地、说服性地对民众介绍我们的观点和理念。周恩来总理在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时谈及对嬉皮士的看法，他既讲原则，又以理服人、但不强加于人，从而以其独有的魅力赢得了美国普通百姓的信赖与敬重。这样的修养，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3、从事对外交往，应该有必要的通识修养。在发言、谈话的时候，如果善于运用对方耳熟能详的音乐、美术、历史、哲学、文学、电影等内容开展交流对话，可以拉近和对方的心理距离，呈现我方的文化修养与人格魅力，也会使讨论话题变得轻松，语言表达更加丰富，从而最大程度地化敌为友。这样，讲好中国故事才能做到在价值、情感、艺术、修养的多层级融合，收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4、注意交往与传播的受众群体，针对政要、精英、媒体乃至普通人应有所侧重或区别，在政策、舆论、民意不同层面做好工作。协调好场面上的与私下的、活动中的与日常的、公务的与个人的交往关系，对维系长久的人脉交往与入脑入心的交流效果意义重大。

5、目前对外传播过程中“内宣外溢”现象值得注意。我们的表达应该将对上、对内、对外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一套自恰的话语体系，既坚持国家的主权安全与自尊自信，又本着文明互鉴的精神与各国各地区相互学习，开放包容，从而有效破除西方对我抹黑。

6、对外交往与传播中，要让生动的中国特色语言表达更加贴近受众思维，避免只按字面逐词翻译，真正做到得其意而忘其形的等效、等价翻译，这是亟待解决的技术短板。如“红色基因”“杀出一条血路”“绿水青山”“最美逆行者”“展示大国形象”等国内常用的语句翻译，目前还不能达到尽如人意，有时甚至产生误解，亟待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以问题为导向，以效果为目标创新翻译理念。

（编辑  季节）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40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作为首部全景式、史诗般展现抗美援朝历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其独特的贴近真实的历史叙事、真实而震撼的战斗场面、感人的英雄事迹和演员的精湛表演得到了广大观众的高度认可，引发社会各界广泛热议。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自2020年12月27日开播以来，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始终高居榜首，全剧平均收视率和单集收视率创下近两年黄金收视的最高纪录，目前，该剧累计观众规模超过13亿人次。广大电视观众、追剧网友也予以高度评价，被观众誉为“2021首部爆款剧目”“年轻人最该追的电视剧”。很多评论指出，《跨过鸭绿江》不仅是今年的爆款，也可以载入中国电视剧史册。

创造中国电视剧创作史上的奇迹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担纲《跨过鸭绿江》总导演的董亚春接到一个艰难任务，《跨过鸭绿江》要在年内拍完，年内播出，并且在2020年8月15日前必须开机。拍摄周期只有一百余天，而制作团队手里还只有30集正在修改中的剧本。“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出现奇迹”。按照规律，大家都认为完成任务的几率几乎为零。

发令枪已响，《跨过鸭绿江》制作团队必须迎难而上。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聚集各界专家，实现创作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编剧导演、化妆服装道具、拍摄录制等创作生产力的优化组合，保证拍摄进度与拍摄质量的一流水平。这部剧的诞生过程，展现了我们有关机构管理服务的效率和能力，是一次电视剧创制的“非凡战役”，它不仅体现了创作者们的拼劲儿，更是一个大团队集体协同的结果。

主管部门特事特办，打破常规流程，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钟都交给创作团队；创作团队则在剧本、拍摄、后期、制作等各个环节都推出了新的运作模式。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奋战整整100天，分ABCDE五个组跨五省市拍摄，涉及国内外场景300多个，动用了300多位角色演员，在顶峰时期达到2000多人，摄像机20台左右，4万多人次的群众演员。

拍摄期间，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气候下，为了达到艺术真实，拍摄时演员们不敢随意呼吸，一呼吸嘴里就会冒气，埋一次炸点就要用半天时间，拍摄“冰雕连”镜头时，趴在地上的许多演员，差点儿真成了“冰雕”。

大规模场景和资源调度，更考验团队同心协力的协作精神。为保证剧组一百天按时关机，完成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的任务，这部剧创制了一个电视剧诞生过程的“特殊战役”。

对还原真实的执着追求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和朝鲜战场的险恶态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正面交锋。

抗美援朝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新中国立国之战，这场战争为国家带来70年的和平环境。这场战争是怎么打响的？这部剧真实还原了那些战役场景。40集《跨过鸭绿江》展现了抗美援朝从最初决策到最后签订停战协议的整个历程。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指出，《跨过鸭绿江》是一部全景谱写国家英雄的史诗。全剧通过呈现历史本来面目，有力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起到了正本清源、激励人心的作用。

战争的残酷性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70年前的战争之所以能这样打动人心，主要是将战争历史事实感人地还原在电视剧中。和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条件下取得的。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以劣势的武器，凭着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与拥有绝对装备优势的所谓“联合国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志愿军赴朝作战期间，涌现出以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为代表的30多万名战斗英雄和6000个功臣集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烈士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烈士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烈士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式烈士6名。十几万英雄儿女长眠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他们的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的中华民族魂。

《跨过鸭绿江》在还原历史上做了很多努力。通过展现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多次有关会议和讨论，这部电视剧向广大观众清晰地介绍了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全过程，让大家对新中国历史的这一重大事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感受。70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为了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毅然接受朝鲜的请求，做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重大而艰难的战略决策。剧情中所表现的中央会议、与志愿军的来往电文都是有案可查的，很多都可以从《毛泽东年谱》中查到。全剧虽然在短促时间内完成制作，但在细节上也下了很多工夫，包括在道具上体现还原真实。细心的军事迷们发现，战争各阶段志愿军战士使用的武器也都符合历史情况，如第一批入朝部队所用的都是国内战场缴获的武器，如日式、美式、捷克式步枪机枪等。

为了再现战争的残酷，这部电视剧设置了超过30000个炸点，子弹点13000多个，人身中弹5000多个，群众演员就动用了4万多人次，还有400多个场景、375个有名字的角色，打出8万多发子弹。

还原历史的努力包括再现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人物。为了更好地展现战争场面，剧组组织起超500多人的美术置景团队，自制道具飞机4架，自制道具坦克、装甲车、汽车9辆，自制各类道具枪械1000多条。这些庞大的开支，目的就是为了真实地还原历史。

《跨过鸭绿江》的成功也在于选对了导演和演员。此剧的导演团队是由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有经典代表作品、严肃认真有情怀的优秀导演组成的。比如董亚春、马跃千、黄楠、姜威等。这部电视剧选择的演员都是成熟的实力派演员，他们多次参演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多次扮演军队的将领和士兵。他们的参演，决定了这部历史剧的人文厚度。此剧以中年演员为骨干，老年演员挑大梁，他们都具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如唐国强、孙维民、王伍福、丁勇岱、刘之冰、王志飞、姚刚、王同辉、王挺、赵波等等，他们在影视剧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演技炉火纯青，举手投足之间非常有年代感和社会阅历。这些老演员接受任务后，都充满激情思考如何在角色诠释上下工夫，挑战自己，迎接新的角色诠释。孙维民曾演过70部影视剧中的周恩来，但是并没有停留在以往的经验上，而是探索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如何创造一个全新的辅佐毛泽东主席、全方位把握战略大局的周总理形象。丁勇岱很好地把握了彭德怀总司令的精神风貌和对胜利的追求，在人物气质上体现出来。他们的精湛表演，激发了很多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关注。

谱写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

2020年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全体人员起立，向在那场战争中献出生命的十九万七千多名烈士默哀致敬。此时《跨过鸭绿江》播出，以纪念7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再次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许多观众说，我们每天都被志愿军的英雄感动着，《跨过鸭绿江》是我们看过的最震撼的电视剧，志愿军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全剧既贯穿了志愿军的意志叙事，体现了志愿军广大将士在战场上的战术智慧，还原了战争全景，以真实的历史和具有感染力的艺术细节表达作为驱动，向世界宣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跨过鸭绿江》谱写了一部壮丽的抗美援朝国家英雄史诗。总导演董亚春表示，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用一个一个镜头，一个一个动人的场景呈现在荧幕上，让观众倾听历史故事，领略英雄风采，进行一次风云激荡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周恩来饰演者孙维民说，这部剧是英雄集体群像。第一大英雄集体群像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领袖们。7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勋。朝鲜战争爆发之际，美国根本不把中国和朝鲜放在眼里，他们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的”，能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结束战争，中国出兵援朝对他们的胜利形不成威胁。电视剧中，白宫杜鲁门的指令，麦克阿瑟进行军事布局时的傲慢，板门店谈判时美方的强势，都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的不可一世、气焰嚣张。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敌美国军队和所谓“十七国联军”，中国人民并没有退缩。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再也不是过去100年列强心目中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1951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中国作出出兵决策是正义之举，是英明的决策。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坚强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艰难走向胜利。

第二大英雄集体群像是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志愿军领导群体。志愿军统帅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指导作战，他们身处一线，在阴暗狭窄的地下工事里运筹帷幄，布置和指挥作战。表演艺术家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将志愿军高级将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沉着果敢的大将风度完美地展现出来。尽管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之外所有新式武器，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海陆空协同立体作战，乃至特种部队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1950年10月，美国投入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达1200架，投入海军舰船近300艘，中国空军海军尚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投入坦克800余辆，中国的装甲兵部队正在组建中。美国一个军装备各种大口径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只有同类火炮36门。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彭德怀率领中国军队创造了历史奇迹，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彭德怀总司令自豪地说，过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派两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中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中国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和平，赢得了发展。

第三大英雄集体群像是一线的指战员和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与敌人进行血与火的较量，直接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电视剧中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有一个镜头，在鸭绿江大桥上，有两个战士回望祖国的方向，有的观众说这一幕让他们瞬间震撼。这种点睛之作，堪称神来之笔。随之一场场战役，一个个英雄的形象，战场代入感极强。战士们从土堆里、炮火里、血泊中爬出来，手端陈旧武器，面对呼啸的飞机大炮，身穿破烂血污的军装，顽强地坚守阵地。这就是真实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中国志愿军勇士，一场场殊死搏斗的战役和志愿军舍生忘死的表现，深深感动了观众。

英雄的38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有打好，在第二次战役中，军长梁兴初指挥部队奇袭德川，穿插三所里，抢占龙源里，以百人之力、血肉之躯死守松骨峰，为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彭德怀给38军亲拟嘉奖电中，亲笔写下“三十八军万岁”。这场战事让观众热泪盈眶。

志愿军将士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前仆后继。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顽强同敌人血战到底。电视剧中无数英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我们都曾知晓，但电视剧中再现他们的形象依然让群众看得荡气回肠、热泪盈眶。杨根思的扮演者在零下9℃的拍摄现场手被冻得浮肿。为了让观众能感同身受，扮演邱少云的演员侯俊光高度还原火烧邱少云的真实场景。剧中展现和重塑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可爱的人的真实形象和英雄事迹，让英雄的形象在观众心中扎下根，使很多年轻人不忘那段历史。

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极强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跨过鸭绿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突破，是一部成功的扛鼎之作。

（编辑  尚鸣）

2020年12月27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董亚春导演执导的大型革命历史题材40集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在CCTV-1黄金时间首播，并在新媒体平台央视频同步播出。该剧采用纪实风格，高度还原历史，尊重历史，首次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被网友盛赞为“2021首部爆款剧目”，是“年轻人最该追的电视剧”。

遥遥领先，揽获收视之冠

《跨过鸭绿江》一经播出便引发舆论关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国新闻》《焦点访谈》《共同关注》等多个重点栏目，对该剧优质口碑与遥遥领先的收视率进行了“组团式”报道。自2020年12月27日至2021年1月24日的23天播出期间，该剧累计观众超12亿人次，收视率始终稳居榜首，创下近年来央视一套电视剧的收视纪录：酷云EYE平均关注度达2.83%，峰值为3.66%；欢网TVZONE平均在线率高达1.87%，峰值2.45%；中国视听大数据CVB平均收视率为2.69%，峰值为3.27%。相比同一时期播出的《大秦赋》《大江大河2》《流金岁月》《月是故乡明》等，《跨过鸭绿江》以显著优势获全国同时段电视剧单频道收视之冠，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表  《跨过鸭绿江》与同期电视剧之对比（2020.12.27-12.30）

“草根”参与，声量逐级攀升

剧集热播的同时，《跨过鸭绿江》也在互联网引发大量关注。自2020年12月27日至2021年1月24日，全网信息量超15万条（篇）， 网络关注度逐节攀升。其中，新浪微博是主要信源，占比达60.55%；其次是客户端App（占12.44%）、新闻（占6.24%）以及微信（占4.41%）。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无法想象当年志愿军英雄的意志力》、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幕后故事等微博话题阅读量累计超3.5亿次。从情感分析来看，正面情绪达80.21%，负面情绪仅为3.69%。

值得一提的是，《跨过鸭绿江》关注声量主要来源于“草根”网友，而网络大V在这场信息的“饕餮大餐”中严重缺位。据统计，在参与讨论的67553个微博博主和4799个微信公众号中，几乎所有微博的传播指数（BCI）和微信的传播指数（WCI）均小于500，鲜见有影响力的账号参与。

精神“核弹”，掀起好评如潮

抗美援朝是开国之战，是新中国和平发展的精神“核弹”。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和万众一心的奋斗精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赢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同样也是鼓舞全国人民斗志的精神“核弹”。

表  主要报刊关于《跨过鸭绿江》的评论报道

《跨过鸭绿江》是全社会崇尚英雄、珍爱和平的一次总动员。

《跨过鸭绿江》不仅全面展现了党中央领导及志愿军高级指挥员的雄才大略和崇高风范，并还原了一个个逼真的战场环境，让观众亲眼目睹像杨根思、张财书、杨连第、胡修道、邱少云、黄继光等等无数的志愿军指战员用血肉之躯击败美军的铁甲武装的伟大壮举。正是如此，“向英雄致敬”成为好评如潮中最大声量。有网友留言，“长津湖战役零下20-30度，志愿军们真的个个都是英雄”“最近一直在追这个剧，前段时间，北京降温零下25度，全副武装的我还是冻的不行，真的想象不到，当时长津湖的寒夜，是多么的漫长，致敬先辈！”“冰雕连太让人泪目了。 致敬！”等等，均引发全网共鸣。其次，该剧也引发网友对和平来之不易的特别感触。大量网友表示，如今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都是当年的英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看完这部片子，除了对于先辈们产生崇拜之情，让我更懂得如今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感谢可爱的英雄们，我们才能有现在的和平日子”。网友高度一致地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热爱祖国、牢记历史、珍惜和平，这才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纪念。同时，网友还表示，和平都是依靠强大的实力所支撑的，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只有这样才能拥有长久的和平。

《跨过鸭绿江》掀起了一股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

2020年同类型题材作品众多，开播之前，在网友普遍表示“不期待”的不利情况下，通过观看《跨过鸭绿江》这部史诗级巨作，大量网友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理解了中国人民的钢铁意志，为自己是这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一份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大量观众表示“看了几集之后，感觉根本停不下来”，大量年轻观众表示剧情“真香”，大大出乎意料。他们纷纷表示，“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无上荣耀”“大国风范！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还有网友直呼“看得热血沸腾”“让我有一种随时愿为祖国持枪上战场的决心”。

《跨过鸭绿江》引发年轻人深度共情与共鸣。

在年轻网友聚集的知乎和豆瓣社区，《跨过鸭绿江》得到罕见的高分评价，其中豆瓣评分8.7，知乎评分9.0。看完这部剧，有网友称“其实中国的第一颗‘核弹’不是在1964年诞生，而是发射在1950年，这颗‘核弹’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意义不仅是胜利，还有发展的机会”。还有一些年轻网友被《跨过鸭绿江》中自己同龄人的故事感动，产生了“我们是谁”“我们该怎样”等诸多思考。“志愿军战士与我们一样都是后浪，拥有共同的理想和向往。全国千万青年战士远去朝鲜，浴血奋战，打败了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敌人，产生的影响辐射至今。任何形容他们的言语都是苍白的，向他们致敬的同时，我在想，如果身处那样的年代，我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有评论指出，《跨过鸭绿江》将年轻人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和国家价值有机统一在一起，通过剧情和剧中人物去鼓舞年轻人反思自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主体责任，从这一点来看，《跨过鸭绿江》的教育意义重大且无法替代。

历史传承，坚守“剧以载道”

面对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等现象，《跨过鸭绿江》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鲜活教材，用真实的历史故事和英雄壮举，坚守“剧以载道”，挫败了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不良用心，在团结民众、凝聚民心和教育人民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对那些盲目崇拜和传播西方价值观，以及唯西方中心和欧美模式马首是瞻者起到了很好的警醒作用。

《跨过鸭绿江》是真实还原历史的精品影视剧。

有网友称，《跨过鸭绿江》并没有夸大我们志愿军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也没有刻意把美军官兵说得脆弱和无能，它客观展现了70年前，敌我双方在朝鲜半岛上殊死较量的情景，“太真实了，就像看纪录片一样”“我们现在真的太需要这种客观还原历史的正剧了”“历史传承，首先要的就是真实性”。有影评人士写道，《跨过鸭绿江》对于历史事件的还原，目前来看是教科书级，不管是对真实的历史，还是场景、服装和音乐，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细节都在力求真实还原历史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还有一些学者从“英雄史诗”“历史品位”“艺术美学”等方面积极评价，不吝溢美之词，一致认为，该剧是近年少见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精品，堪称抗美援朝题材创作的一部“里程碑之作”和“扛鼎之作”。

表   部分学者评论观点

《跨过鸭绿江》是重建历史意识、占领舆论高地的一次有益尝试。

有分析指出，我们身处一个抵制宏大叙事、消解权威的社会，随着虚拟化、网络化生存场景在日常生活中愈演愈烈的渗透，人们的历史意识正日趋淡薄，碎片化、片面化认知趋势日趋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历史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的建构，造成一段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宏大叙事陷入被边缘化的困窘之境。虽然有人在网上对《跨过鸭绿江》发起攻击，甚至谩骂该剧“歪曲史实”，是“别有用心的阴谋”，但立即有网友批评其“居心不良”。从这个角度而言，《跨过鸭绿江》的真正意义或许正在于，用整体性历史的书写去召唤和还原日渐匮乏的历史意识，是抢占舆论高地、向历史虚无主义说“不”的一次有益尝试。

《跨过鸭绿江》是坚守“剧以载道”的优秀典范。

当前，年轻网民的成长环境已远离战火硝烟和艰难困苦，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国家民族曾经经历的苦难，认知非常淡薄。在这样的环境下，“剧以载道”则成为历史剧应肩负的使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必须正确解读历史，弘扬先进的文化观。近年来，历史影视剧常津津乐道于宫廷斗争和皇权尊荣，让宫廷皇室权谋文化占据荧屏，造成了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迷失，带来较为明显的负面效应。《跨过鸭绿江》为带领年轻网民认知七十年前的中国历史、讴歌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了解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优秀范例，收获了积极强烈的社会反响，表明革命文化主旋律题材不仅能够赢得高收视率和票房，还能在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大有可为。

《跨过鸭绿江》这部史诗大剧让观众对那段峥嵘岁月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更加直观的感受，它用信仰感号召了年轻一代，也许这就是该剧圈粉无数的理由。在当前全球疫情仍然严峻、中美“缠斗”更加复杂、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每一个华夏子孙都亟需能够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精神之钙”，《跨过鸭绿江》的播出可谓正当其时。

（编辑  季节）

70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在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之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光荣历史使命，与朝鲜军民一道，浴血奋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70年过去了，喜看建国7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和良好的国际及周边安全环境，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到：70年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是抵抗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英明、正义之壮举。

抗美援朝是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

抗美援朝开始于新中国诞生一周年之际。当时新中国百业待举，全国人民正全力以赴治疗战争创伤，重建家园，迫切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无比珍惜历经百年奋斗才获得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但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将一场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帝国主义从未放松以各种形式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假惺惺地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1]，一方面又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支持蒋介石集团继续窃取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企图阻挠中国的统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政府在决定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杜鲁门总统立即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声明和国际协议，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不仅如此，美海空军还频频窜犯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巡逻。据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1950年7月24日自台北报道，其活动范围“南起广东汕头的海面，北至山东青岛港外的一条长近一千英里的海岸线”。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悍然进占台北。美军还设立统一指挥其驻台海、空军的指挥机构。从8月27日起，美国空军又连续多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轰炸我城乡，杀伤我同胞，损毁我财产。9月21日，美侵朝海军驱逐舰竟然在公海炮击并强行盘查我商船，侵犯我国的航海权，威胁中国旅客的人身安全。这一系列赤裸裸的武装挑衅表明，美国侵略者已经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并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仍对此保持了极大的忍耐和克制，并积极开展有理、有利、有节和有力的外交斗争，对美帝国主义野蛮的侵略行径多次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强烈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用和平的手段制止美国的侵略和扩大战争的行动。然而，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10月7日，美军大批越过《波茨坦公告》所确认的三八线，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久又突破不在朝鲜北部边境作战的限制，直逼我国东北边境。

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害怕帝国主义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侵略战争。在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达四个月后，鉴于美方不顾我多次严正警告，日益猖獗地逼近我国东北边境，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毅然决然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于是，数以十万计的中华优秀儿女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气干云、车辚马啸地跨过鸭绿江，拉开了气壮山河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2]

抗美援朝是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安全环境的正义壮举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医治长期的战争创伤，尽快恢复经济，安定社会，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到底是出兵朝鲜还是不出兵，怎样才有利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他还分析指出，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3]。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决策不仅具有反对侵略、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来说，都是十分英明、正确的。

当时我国的重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尤其是辽东半岛（南满）。以“钢都”著称的鞍山和作为煤铁基地的本溪都在辽宁东部。1950年东北的钢产量占全国80％，沈阳当时是拥有2000多家各类工厂的机械工业中心。这些工业基地距鸭绿江边界都不足200公里。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是1943年日本占领东北时建设的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发电厂房安装在朝鲜境内，电站安装了当时亚洲第一台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南满工业的电力供应主要依赖该水电站。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仅确保了东北边境的和平安宁，避免了在漫长边界设防可能付出的沉重代价，使南满工业免于搬迁，而且确保了我国东北这一重工业基地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中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抗美援朝的胜利，同时也巩固了中苏、中朝友好关系，特别是促使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的节节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消除了部分国人的崇美、恐美心理。在抗美援朝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不仅对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促进国内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抗美援朝期间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国民生产总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几乎是成倍地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余年间，中国历代政府腐败无能，面对列强卑躬屈膝，仰人鼻息，因而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往往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其中美国投入其陆军兵力的1／3，海军兵力的1／2，空军兵力的1／5。尽管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简陋，但与朝鲜军民一道，经过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奋战，获得辉煌战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新中国以“东方巨人”的形象，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继抗日战争之后，再次结束了外敌肆虐恣行进而导致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而且在与世界头号强国的较量中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威势。在三年高强度的军事斗争中，锻炼了我军现代化作战能力，提高了我军的军事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进而为我国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这对保障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抗美援朝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但力量没有遭到破坏，反之，战争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战后，美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1950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急剧膨胀，美国毫不掩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国要“领导世界”成了美国领导人的口头禅。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正是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露骨表现。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使用武力侵害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寻找借口、滥用武力、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保障。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帝国主义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帝国主义无论是入侵朝鲜还是侵占我国台湾，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四项的粗暴践踏。

1950年6月27日下午，美国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不干涉任何主权国家（包括已经爆发内战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既是《联合国宪章》的最基本的宗旨及原则，又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

国际有关公约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却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悍然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但在我方有力措施下，粉碎了美国的阴谋。美国侵略者违背人性、破坏国际公约的罪行，理所当然地激起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极大义愤。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至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有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仍有数万名驻军。这一铁的事实，已经并将继续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着维护和践踏《联合国宪章》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鲜明分野。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又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

抗美援朝战争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正义壮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严重削弱，除美国以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已衰落；全球范围内出现了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迅速地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有力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和民主革命运动。

时刻梦想称霸全球并将亚洲纳入其势力范围的美帝国主义，对此抱着既恨又怕并且极其傲慢、极不甘心的复杂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帝国主义顽固地坚持与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占总兵力1/3的地面部队、千余架飞机、近百艘军舰，并建立了大小200多个军事基地。它企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并阴谋策划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它加快了把日本变成其在远东的主要战争基地的步伐；它完全背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有关协议，制造朝鲜民族的分裂，妄图把在亚太地缘政治舞台上有着十分重要战略地位的朝鲜半岛，变成其侵略扩张的桥头堡。一句话，它企图用血与火来征服亚洲，最终称霸世界。因此，朝鲜内战刚一爆发，美帝国主义就迫不及待地将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立即进行野蛮的武装干涉。如果美国的干涉野心得逞，不仅我国边境将长期不得安宁，亚洲和平将受到进一步威胁，而且还会极大地刺激美国用武力称霸全球的野心，同时也会削弱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求独立、求解放、求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从而危及整个人类和平、民主、进步的宏伟事业，推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绝不仅仅是基于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我国安全的考虑，同时还是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根本立场出发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完全达到了这一战争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它使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亚洲的好战政策严重受挫，打击了其用军事暴力称霸全世界的野心。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还分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英、法、加拿大等国后来在越南战争中就拒绝追随美国的战争冒险政策。更为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打破了世界上头号强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不仅是对美国国内及其盟国和平力量的有力支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壮大了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其成为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70年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有力地遏制了少数霸权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武装侵略政策，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分不开的。

从地理表象上看，朝鲜战争开始和结束之时都以三八线为界，交战双方似乎都没有输赢。但从本质上说，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赢得了新中国崇高的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赢得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赢得了抵抗侵略、维护国家安全和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为我国和平发展开辟了道路。抗美援朝这一正义的壮举将永远彪炳于我国乃至世界反侵略战争的光辉史册。   （编辑  季节）

    中国已经大踏步走进世界，但是世界并未完全了解中国。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舆论场和国际传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际舆情与中国国家发展实情相脱离，中外话语体系沟通存在较大障碍，中国的对外传播面临严峻挑战，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外传播的特征与背景

 “话语体系”再定义：语言—媒介—文明体系

在当下对外传播格局中，“话语体系”需要从语言、媒介、文明体系三个维度进行重新界定，即从微观的翻译文本到中观的媒体报道再到宏观的中外社会权力关系与文化生活差异来阐释话语体系的内涵。

从语言视角来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汉语与英语的释义存在较大差异。以“party（政党）”一词为例，中西方具有不同的释义方式。在西方，“政党”一词，英语为“party”，其词根是拉丁文“pars”，意思是“一部分”，另外还有同伴、部分、集合、聚会等意思。从词源上分析，“政党”的原意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后逐渐转意为社会的政治组织。17至18世纪初，西方各国开始使用“政党”一词，意指社会中一部分政治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这一时期，“政党”与“派别”的意思非常接近，可以混用。但是对于中国语境而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西方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具有本质差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代表的整体性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受到了诸多质疑与攻击。

从媒介视角来看，当下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极不平等。多个国际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受到西方势力影响，超半数国际新闻来源为西方通讯社，很大程度上使得国际舆论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走”。尤其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习惯于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军事发展等方面发表对于中国的负面意见，构建关于中国的报道框架。而中国媒介难以深度融入，发挥引导力量，中外话语体系融通显得更加困难，这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中国的抗疫实情如何，西方舆论中对中国的评价特别是政治评价总是负面的。

从文明体系视角来看，中外话语体系包括两组关系：一是中国与西方，二是中国与东方的其他国家。五千年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等东方文明不尽相同，与西方文明更是相去甚远。不同的文明拥有多个民族，且分别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世界民族文化和与之相伴的多元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因而需要建构文明间沟通的桥梁，融通话语空间。

“传播能力”待升级：主体、媒介、内容与制度

分析我国对外传播现状，对外传播的意识与数量是肯定需要的，但是质量更加有待提高，当前亟需解决传播主体单一、传播舆论场割裂、传播内容局限、传播制度刚性等能力建设问题。

（1）对外传播主体单一。我国当前外宣模式是“1+6+N”形式，即1个旗舰媒体（CGTN），6家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和N种其他新闻媒体。整体而言，我国能够出海传播的媒体数量较少且性质单一，社会力量、民间力量未充分、有效调动起来。

（2）对外传播舆论场割裂。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媒体成为新的舆论场，弥补了传统媒体不够多样性的短板，但在对外传播中也逐渐形成了舆论场的割裂。一方面，中国与国外媒体仍旧存在两个舆论场的隔阂，国内舆论场的声音难以及时传递出去，国外舆论场的内容也很少为国人所知。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也形成了割裂。传统媒体依旧坚持严肃正统的主旋律风格，新兴媒体则更多样化地表达，更有意识地吸引眼球与流量，虽然主流媒体在形式上不断向新兴媒体靠近，但在传播内容的选择和表达方面，二者仍存在较大差异。

（3）对外传播内容局限。目前我国媒体对外传播总体还是“传者导向”，对国外受众的多样需求考虑较少，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内容发掘与阐释较少。在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方面明显偏弱。一般性的宣传内容难以适应带有竞争性的国际舆论环境。

（4）对外传播形式单一。在科层化机制下，如何有效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即时有效的舆论引导是难点，这也是许多对外传播机构普遍提出的问题。当下我国对外传播制度偏刚性，各类对外传播主体发声受到一定制约，难免带来同质化、低效化问题。

“融通中外”强要求：加大开放与打造形象

随着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对了解中国价值观、中国理念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成为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建设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观念基石。这对打造国家软实力与国家形象，融通中外话语体系是重要保障。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其价值观、国家治理、文化交流、对外传播等方面体现出的吸引力。国家形象是大众对以国家为评判对象的总体印象，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发挥经济、政治、外交职能并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国家形象不是“自以为是”的形象，而是“他以为是”的形象。如果没有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则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无法有效塑造软实力与国家形象。

当代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文明差异带来的挑战

东西方文化具有较大差异，需要充分发掘文明交流的潜在机遇，把自己的文化价值扩展到至少是对于整个东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围中。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以生命为本位。中国人在观察、分析事物时，是一种人本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前重视“神本”，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重视对自然的观察、研究，并通过科学技术进行改造。当我们说反对“西方中心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金矿，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

不同国家基于其所在文明，对于不同的事实具有不同的释义角度与方法，这给开展东西方话语沟通造成了天然屏障。首先，公众基于可接触范围内的媒介提供的信息议程，在个体经验、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产生对他国的主观理解。而所在国媒体选择性报道他国新闻，影响公众认知，分裂社会态度。中西方的文明差异造成了一定的交流障碍，西方媒体的印象与抹黑更造成了中国对外传播的被动局面，对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带来挑战。

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挑战

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全力组织各级政府和人民抗疫，人民满意，这使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实践在中外对比中体现出优势。但是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较大，西方在面对中国的抗疫成效时往往惯性无视，反而纠结于疫情早期的一些不足大做文章。在此现实条件下，如何讲述好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中的故事，将“四个自信”以更好的形态展现出来，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需。总的看，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日益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还有待增强。

东西方意识形态具有较大差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常被西方媒体冠以“极权专制主义”之名。在东西方话语体系未有效融通的情况下，在对我国“一带一路”没有有效理解的情况下，西方媒体为“一带一路”预设了“新霸权主义”色彩，并掺杂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在进行东西方话语体系融合建设时，前有美国挖下的极权专制主义话语陷阱，后有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复杂舆论环境，避之不得。

代际差异带来的挑战

不可忽视的是，代际差异也带来了去历史、去政治的偏见，在历史与政治上践行虚无主义。历史与政治的虚无主义者惯于打着揭露历史与政治真相的旗号，虚构历史与政治事实，“忽悠”公众，用各种方法对其观点进行包装，进而产生对中国的偏见。青年一代对于部分历史、政治不具有兴趣与好感，排斥接触相关信息，在狭隘的理解空间中自我解释，产生不可避免的偏见。一方面只看问题，不看成绩；另一方面，极易受煽动性言论影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青年往往容易受到煽动性言论及谣言的蛊惑。

构建融通中外传播话语体系的着力点

话语体系的基础要素是语言，从基本的语言层面实现融通，才能进一步建立融通的话语体系。

把握语言的准确度

“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其英文翻译经历了多次修改，最初的“One Belt, One Road”属于最早对中文字面意思的直译，随后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官方的翻译改为“Belt and Road”，删除了原有的“One”。虽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很多学者认为最初的“One”易被误读为集权统一的意思，希望弱化此倾向。实际上，在2017年的官方翻译最终确定前，关于“一带一路”的翻译曾引发多方面的讨论。新华社在2015年曾发表一篇题为“Will poor translation mislead China's Silk Road initiative?”的文章，指出了在此期间，相关译法的混乱和模糊。

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在进行融通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语言的把握。这种把握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基于文明差异、意识形态差异、代际差异的背景调研与审慎考量，而非简单的直译；其次是需要确定一个官方的、权威的话语标准，并且从第一次对外发布开始就一以贯之，避免在传播进行中反复更改；最后是对政治话语传播的思考，在中外语言沟通中，仅懂得“以我为主”是不够的，也需要关照受众的感受与理解。中国特色和中国立场并不意味着是“以我为中心”单向灌输，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双向沟通。

主动提升媒介的话语力

媒介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议程设置作用，尤其是在关注度较高的公共事件中，中外媒体报道的差异往往带来国家间的冲突，这在全球新冠疫情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虽然中国全力抗疫在国际社会得到肯定，但西方主流媒体基于偏见和“双标”，发出大量歪曲和否定的声音。这体现西方媒体沿袭意识形态之偏，政治化中国抗疫。美国政客和西方部分媒体一方面妄称中国分享抗疫经验、呼吁全球携手抗疫是搞“形象宣传”；另一方面，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借对外援助抗疫是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并夸大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随着美欧国家在疫情中相继沦陷并逐渐失控，西方政客及媒体公然向中国“甩锅”，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国，企图使中国成为其施政不力的替罪羊、国内矛盾的输出地和国际舆论的活靶子，凸显了西方媒体的议题设置之手。

西方媒体通过报道进行议程设置，攻击中国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一直存在。国际舆论场对“后疫情时代”的国家间交往及全球化走向态度相对悲观，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言行及错误观点或将长期存在。基于此，我国以公开透明的姿态及时发布信息，加强媒介的形象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才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

积极建构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新的组成部分，然而中国企业也面对诸多挑战和打压。2020年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美国禁用抖音海外版软件TikTok，美国政府以所谓“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TikTok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措施。即便抖音创始人张一鸣认为抖音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全球公司，美国政府仍对其“中国血统”不能容忍，严格限制其市场准入与商业活动。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提升，“世界工厂”逐步向中高端产业发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如何更积极地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新内容。在这方面，所在国媒体可能进一步诠释企业的正面形象，也可能会对企业形象进行负面曲解，公众受到所在国媒体的报道倾向影响很大。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和路径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

（1）中外对比中的理论自信。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期间，美国新闻界暴露的种种弊端进一步反映出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混乱状态。西方媒体无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疫经验的肯定，要求中国道歉等系列事件有违西方一直以来标榜的专业主义和客观性。

（2）技术创新中的媒介优势。不少中国企业凭借创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成长，获取了大量海外用户，以TikTok（抖音海外版），Kwai（快手海外版）、Wechat（微信海外版）为代表的中国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海外传播打开了新局面，中国社交媒体的海外发展正在成为热点议题。这种情况一方面改变了此前“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3）国家发展中的青年力量。以Z世代为代表的当代青年普遍成长于中国迅速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带来的是青年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形成了新生力量。网络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存在自发性、非理性等潜在问题，但通过引导和帮助青年理性爱国，有助于中外话语的传播与交流。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路径

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媒介自主化，传播内容丰富化，传播制度弹性化，是中国加快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四条路径。

（1）从传播主体来看，让智库、高校和青年更多发声。提升对外传播能力首先要突破原有传播主体的边界，充分发挥非官方主体的作用。转变原有的传播者视角为受众视角，发挥智库、高校、青年等主体的传播功能，用具体的、有针对性传播取代部分原有官方主体的泛化、抽象的传播。

充分发挥智库的桥梁作用：积极搭建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让非官方的、具有创新性的群众传播经验能够传递给决策者，丰富对外传播话语和媒介的多样性，同时也让有关对外传播的政策意见及时触及公众，让公众能够有机会参与到中外话语体系的融通。让智库成为中国与外国平等交流的桥梁，就公共议题展开对话与合作，通过学术的、专业的交流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往往阻力更小。

充分发挥高校的交流平台：既要使高校成为对外传播的“名片”，即高校所有对外宣传网页、社交媒体展现精神风貌；也要使之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让学术研究和师生交流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充分发挥青年的传播热情，引导青年群体不断建立正确的价值倾向，有效运用新媒体手段进行表达。在对外传播中，既要让青年群体在思想与情感上更加确定，这种确定需要建立在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语境与外国语境的基础上；同时也要让他们更加理智，善于用多样媒介传递有效的信息，而不是传播虚实夹杂、情绪化的信息。

（2）从传播媒介来看，建设好中国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强的社交媒体。要建设好中国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关键在于核心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提高这类社交媒体平台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抗风险能力，就要对国际法律法规、政治风险等进行深入研判。企业在海外发展时要尊重当地法律和文化，尤其是数字隐私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同时要提前准备风险防范，评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潜在不确定因素，做好应对方案。

增强中国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以中美相互制裁为例，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互联网企业缺乏足够的证据，有效声援了中国企业。但如何进一步明确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是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在面对中国企业有关海外业务的决策时，也要避免极端情绪的牵引和道德绑架，唯有国内外都创造健全、平等的环境，中国的社交媒体才能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发挥更大作用。

（3）从传播内容来看，需要大力度加强非政治内容，允许适度的批评性内容，避免强烈的情绪对抗。非政治内容的对外传播往往可以推动中外话语体系更快速地融合，从抖音的海外实践中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中，有选择性地隐去政治、宗教、民族类题材，能够有效地减少平台中的冲突、无序和攻击，从而减少中外话语对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远离时事，而是借助文化艺术类的热点来激发中外话语的讨论空间，实现深度融合。从当下中外传播环境来看，越是日常的、生活化的内容越能够超越种族、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成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话的素材，同时也能够保留和彰显差异化的文化特色。

在对外传播中，可以增加兼具真实性和批评性的内容，不仅力求呈现真实的中国，也要呈现真实的他国，不仅对他国的不当做法提出批评，也应对中国的错误做法进行反思。单一的自我表扬或贬低对方，都会导致中外话语体系交流中的冲突和对抗，平等的交流和融入是建立在坦诚与真实的基础上。

（4）从传播制度来看，弹性的制度和容错的文化更有利于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弹性的制度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社会化、个体化的力量，允许商业利益的并存，发挥市场化的力量。容错的文化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在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说错话，允许在不违背规则的情况下积极尝试。

（编辑  杨林）

“十四五”时期发展基本思路

“十四五”规划是我国迈向强国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起步阶段。发展是规划的永恒主题，而全面高质量发展则是“十四五”规划的主题。

以两个百年大局为发展阶段特征

“十四五”正面临“两个百年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从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百年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短板和发展的关键重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对应的是“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涉及很多重要方面，这些方面相互影响、彼此牵连，解决起来难度大、风险大、影响大。

从历史方位转变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步实现从速度到质量、从规模到效益的转变。

（2）迈向极高人类发展阶段。2018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达到0.758，在世界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为第85位，其中预期寿命为76.7岁，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9年，2019年，我国人均GDP（PPP）为16117国际元（2017不变价格），[1]到2025年预计达到2.14万国际元，HDI将达到0.8左右，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HDI≥0.8)。

（3）服务业占重要地位阶段。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现代经济体，其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8%，就业比重达到55%左右，服务贸易迅速增长，全球竞争力从要素成本优势向创新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

（4）新型城市化阶段。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2/3左右，城镇总人口规模在9.5亿左右，占世界比重达到1/5，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社会，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大动力。

（5）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阶段。根据全国老龄办的预测，2020年老年人将达到2.43亿，其中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从目前的2.4亿人将突破3亿。伴随“老龄化、少子化”现象出现，总抚养比不断增大。

（6）创新强国阶段。我国已经从“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阶段，从追赶强国时代到开启创新强国时代，从走向世界舞台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从世界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大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创新强国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以“新五化”为发展动能

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在6%左右，属于中高速增长，按2019年不变价格，到2025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136万亿元；人均GDP年均增速在5.4%，人均GDP将达到9. 6万元，进入世界高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在6%左右[2]，达到17.57万元，仍具有较高的追赶效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与经济增长同步。

中国经济动力来源越来越多，除了继续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动之外，又形成了“新五化”的主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巨轮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新动能。

1.数字化与智能化。以数字化与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将取代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浪潮，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发动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巨变，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之前的工业革命，这将释放前所未有的动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跃上新的台阶。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掌握了新兴工业革命的领导权，与前几次工业革命边缘化、跟随者的角色不同，中国已经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导者之一。

2.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已经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产业新动能。中国将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高增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不断完善全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3.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将逐步取代城市化成为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转型新动能。中国将建设城市定位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通勤同城化的现代化都市圈。推动现代化城市与现代化乡村比翼齐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全面融合的新态势。

4.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又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最重要的构建者，为全球经济贸易科技产业注入新活力、新动能、新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全面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制造、两个服务、两个市场，推动国内国际、区域全球经济大循环，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为全球提供巨大的中国机遇，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5.基础设施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行官，更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根据十九大提出的现代化布局，全面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覆盖全国全民现代绿色能源电力服务网、通讯互联网、数字光纤网等。

基础设施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以及“新五化”发展动能一同形成中国特有的九大动力体系，它们之间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使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为发展落脚点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观，即发展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这是包容性的发展观。财富分配的扭曲导致人类总福祉大大下降。对于不同群体，同等财富带来的边际福祉效应各不相同。一袋粮食，对于富人而言无足轻重；对于穷人而言则意味着基本生存条件。通过减少贫困，调节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推进共同富裕，能够显著提升国民总福祉。人民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加总，也是作为个体集合体的整体。个体所处的社会共同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显著影响其福祉水平，这些公共产品为所有人共享，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重要的体现，就是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任何个体、局部离开整体都无法独善其身。以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且要求用综合的视角来看待发展，要计算综合成本与综合效益，要算大账，算经济账、社会账、生态账、文化账，而不只是算经济增长的小账；不但要算短期的账，还要算长远的账。

以“六大发展”为发展理念

牢固树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的发展理念，科学设置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切实推进落实各项重大举措，才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规划的主观能动性，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引领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安全发展就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人的安全是安全发展的出发点，又是安全发展的落脚点。安全发展其实就是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内在地蕴含安全性的价值，它要求任何发展都不能够以牺牲系统性安全和人的基本安全为代价，去追求无质量的增长与扩张。

安全发展也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需求和自然延伸。五大发展理念是系统论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五大发展理念彼此紧密结合，有着严密的逻辑意义。每一种发展的扩展都应当促进另一种发展。安全发展是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目的与前提。创新和开放是系统动力的来源，只有创新才能推动发展，只有开放系统才有活力，而有效的创新和有序的开放能够促进系统的整体安全，另一方面稳定与安全则是创新与开放的基础，创新与开放也必须以不损害安全发展为前提。安全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都是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推动力，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绿色发展是解决发展与自然系统关系的问题，有效的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都将极大促进系统的安全，而安全发展的扩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三者既有重叠也有区别。安全发展是共享发展的结果，也是共享发展的共通路径，安全发展与共享发展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其目的都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而安全恰恰是人民共享的最大的最普遍的发展成果。总之，无论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任何系统都有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需求，从这一点上看，安全是系统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其他五大发展理念的必要保障。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安全发展既不同于其他五种发展，但安全发展的增长，又必然将大大促进其他五大发展。因此，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安全发展理念是系统理论在发展领域的必然反映，也是五大发展理论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必然要求。

六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党情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执政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共识、政治纲领，成为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

以全面高质量发展为发展主题，发展布局是“六位一体”高质量发展

（1）高质量经济发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序释放优质先进产能，不断增强优质资源供给能力引导实现新的供给能力，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2）高质量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发展。准确把握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分众化的特点，深入群众，把准需求，促进服务群众精准化。精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就近办事难、服务资源分散、服务不落地等问题。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尽快补齐基层群众所需服务比较缺乏这块民生短板。^[3]

（3）高质量文化发展。大力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4）高质量生态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以生态促发展，加快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转型。

（5）高质量国家治理体系。全方位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包括并取代市场化，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制度红利。通过“四梁八柱”改革的全面展开，形成更具静态效率与适应性效率的中国制度体系。

（编辑  季节）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美国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并在下一次科技变革中占得先机，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封锁华为，制裁中兴，打压抖音、微信，不断扩充“实体名单”，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推行美国优先、不断“退群”、增加关税、鼓励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加大了经济对外交流的风险与阻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作为战略抉择，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有所担当和作为，就要明晰相关逻辑与意义，了解面临的挑战并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符合我国“三长两短”国情现实的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一是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长板”。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调动和组织各类要素资源，保证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推进；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手段聚集资源和力量，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利用市场力量推动国内大循环长久、良好运行；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引导国内国际双循环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新发展格局具备创新动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助于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保证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障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强大动力。

二是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长板”。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建立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多发展潜力。从经济总量看， 2019年，我国GDP总值达99.09万亿元，相当于美国的67%，约为日本的2.82倍；从消费潜力看，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同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打造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劲动能。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使新发展格局具备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向纵深推进，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多点开花、多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成为我国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为构建高质量内循环体系和拓展外循环空间提供了有效动力。

三是拥有完备工业生产体系的供给“长板”。我国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使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自主生产所有产品；疫情期间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为口罩产能的迅速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证明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表明我国具备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坚实产业基础。我国已经形成了层级多样、结构复杂、功能完备的经济社会形态，表现为各地区发展阶段与支柱产业各不相同，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基本覆盖高中低端产业的各个环节，城乡社会结构相互补充等；这些层级结构是完整经济形态的必备要素，有助于我国构建体系更完备、结构更合理、分工更细化的循环体系，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四是存在核心技术亟待发展的科技“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当前，我国存在科技创新顶层设计有待完善、创新生态培育滞后、部分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或附加值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存在被外国“卡脖子”等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要让经济在循环发展中持续增长。推进科技创新、加强技术攻关则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正在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未来核心技术的突破将重构国际合作新形式，实现数字全球化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这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考量。我国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增加值率和制造业乘数效应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主要是中低端制造。而美国则处于第一梯队，主导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是现有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主导者和主要利益获得者。欧盟和日本是第二梯队，主要在高端制造领域占有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产业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五是存在资源能源缺口较大的 “短板”。区域内资源能源的稳步循环和充足保证是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资源能源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资源方面，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我国有25种矿产资源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50%以上)的问题，如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83%，2020年可能进口11.5亿吨，价格波动剧烈；铜消费量达到1000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40%左右，自产矿山铜仅有154万吨。粮食进口相当于9亿亩耕地，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有效解决“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的 粮食供给局面。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但不是资源大国，能源结构总体呈现多煤少油缺气的特点，存在碳排放压力大、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资源地和运输通道风险等问题。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80%，50%靠中东，80%以上靠海上运输，难以摆脱原油产地和运输通道双重风险。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近50%。形成国内大循环，资源能源独立是必要条件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实行多元化的进口战略，加强战略储备能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汇率波动影响等一系列举措。这些都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变革，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会存在一些目前难以准确预知和把控的变数，给我国带来潜在的压力和挑战。一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变数加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正处于我国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时期。由于疫情蔓延后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力量更加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对我国技术和投资限制不断增强，挤压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的空间，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二是我国的创新发展压力剧增。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找到面临的瓶颈和短板问题并全面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保证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我国已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市场空间，但仍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与内循环要求不匹配、科研投入不足、创新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一定挑战。三是我国的变革任务更加艰巨。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或“新时期的闭关锁国”，而是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要扩大内需，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产业重构速度，加大区域布局力度。要求政府适应形势变化，积极自我调整和主动变革探索，尽快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完善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会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有利于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当前，我们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一是要探索建立举国体制3.0版。举国体制1.0版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举国体制2.0版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通过宏观调控度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建立举国体制3.0版，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包括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机制和举国体制不断融合；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发挥主动创新能力创造条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能丢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新环境下积极探索集中力量的方式方法。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使更多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要规范科技伦理，树立良好学风和作风，引导科研人员专心致志、扎实进取。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加强对开放创新的重视和对国际规则的遵循，进一步提高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牢牢把握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更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尽快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持续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守正创新、开拓创新，补齐短板、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更有实效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选拔模式，激发主观能动性，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

三是要深刻认识未来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我国及时将前期具有很强外部依赖性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调整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共进的内生战略，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建立系统思维，发扬斗争精神，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四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必须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从制度、组织和机制上做好总体安排，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补链、强链、延链”的过程中，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类施策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持续巩固提升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进一步优化全产业链发展布局，更好挖掘产业结构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布局规划，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鼓励、支持企业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和国产零部件，推动我国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协调、有序、健康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控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好相关政府投资基金作用，聚焦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推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强国际产业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形成更具创造力、更高附加值、更先进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五是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又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发展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战略考量。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构建新发展格局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只有在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编辑 尚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福州古厝》作的序中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他同时指出，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是辩证统一的。他说：“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应加大保护名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的投入，而名城保护好了，就能够加大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与传统文物和名胜古迹相比，工业遗产是一种离当代并不遥远但不易引发关注的文化遗产。工业遗产不仅是工业社会历史的见证与记忆的凝结，还是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等工业文化的载体，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工业遗产的形成：工业文明记忆的凝结

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这一概念脱胎于工业考古学，后者最初是英国老工业城镇的学者提倡的事业，在英国工业衰退与去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具有浓厚的地方怀旧情结。1973年，英国工业考古学会正式成立，在工业革命发源地之一的伯明翰附近建成了铁桥谷博物馆，随后召开的国际会议以“工业遗产”一词取代了工业考古学，工业遗产正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遗产概念。1978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简称TICCIH）创立，成为目前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工业遗产组织。2003年7月，TICCIH通过了《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进行了定义，成为工业遗产概念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2011年11月28日，第17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简称ICOMOS）通过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联合准则：工业遗产、构筑物、区域和景观的保护》，简称《都柏林准则》（The Dublin Principles）。该准则对工业遗产的定义为：“工业遗产包括遗址、构筑物、复合体、区域和景观，以及相关的机械、物件或档案，作为过去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的工业生产、原材料提取、商品化以及相关能源、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过程的证据。工业遗产分为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维度，有形遗产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遗产，无形遗产包括技术工艺知识、工作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复杂的社会和文化传统。”《都柏林准则》对于工业遗产的定义更为丰富和完备，在关注工业建筑物等物质遗存的同时，强调了包含精神文化的非物质层面的工业遗产，分析了物质工业遗产与非物质工业遗产的辩证关系。目前而言，《都柏林准则》对工业遗产的定义最具官方性与权威性，是工业遗产认知与实践的重要基础。该准则的中文版本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发布于TICCIH网站。

中国接触工业遗产这一概念的时间较晚，直到2002年之后，在学术刊物与媒体上才开始有一些讨论。2006年是中国工业遗产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当年4月18日的“国际古遗址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发表了《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简称《无锡建议》），以文物界为主体的学者开始明确提出要重视和保护工业遗产。《无锡建议》对工业遗产的界定与《下塔吉尔宪章》相仿，重点强调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遗产受到了各种威胁，包括工业外迁导致城内旧工业区废置、传统工业衰退导致不少企业“关停并转”、未被界定为文物的工业建筑物正急速消失等。因此，《无锡建议》呼吁：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呼吁全社会对工业遗产的广泛关注”；2.“开展工业遗产资源普查，做好评估和认定工作”；3.“将重要工业遗产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4.“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发挥媒体及公众监督作用”；5.“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6.“鼓励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7.“加强工业遗产的保护研究，借鉴国外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经验和教训”。时至今日，这些仍然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工业遗产和传统文化遗产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既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又传承着精神文化与价值观。18世纪中叶发生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工业社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然而，工业革命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进程，工业化加速了人类的创新，但也使工业本身的自我淘汰速度远远高于农业和手工业。可以说，工业遗产是工业创新的某种副产品。从社会角度看，作为工业历史遗留物的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自我记忆的凝结，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乡愁”。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人们的乡愁寄情于在工业社会中不再作为主要活动场域的乡村，而到了工业化自我革命的阶段，人们对工业与城市自身的遗迹产生了怀旧与眷念，这就是工业遗产本质性的起源。因此，工业遗产作为现代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是城市文脉的重要构成，是现代人自己创造与留下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保护工业遗产的基本依据与出发点。

工业精神与国史叙事：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

工业遗产不只是老厂房与旧机器，而是一种综合的工业化进程的遗留物。工业遗产具有见证工业演变的历史价值、记录技术轨迹的技术价值、凝结社区记忆的社会价值、充当城市地标的景观价值、提供利用空间的经济价值等等。然而，工业遗产最核心的价值，还是其传承优秀工业文化或工业精神的教育价值，其工业遗产教育价值的发挥，也和国家历史的叙事有密切关系。记录工业技术的演变轨迹，对于推动工业技术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工业遗产的技术价值在于，对已有的工业技术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归档整理，使其成为发展新技术可资利用的参考依据。那些已经丧失原初功能的老工业建筑与旧工业厂区，构成了工业遗产的主体，它们有独特的风貌，可以进行再利用，这使得工业遗产具有一定的景观价值与经济价值。然而，大部分工业建筑在设计之初考虑的是工业生产的实用功能，在审美上缺乏追求，其独特的工业风貌是否具有美学趣味则见仁见智。对它们的再利用，涉及到经营业态改变后新的审美要求，既面临着潜在的高改造成本，又与原有的工业活动无涉，不再存在原有的工业发展价值，利用它一方面要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对工业遗产的认定和保护，必须超越其物质遗存，挖掘其内在的工业文化，而这一工业文化的价值就是历史形成的工业精神。

工业发展需要一定的精神动力。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本身就取决于以瓦特、阿克莱特等为代表的、以创新为内核的企业家精神。在英国工业的鼎盛时代，一大批传记作家和科普作家撰写了不同层次的读物，宣扬创新、敬业、勤奋、专注、崇尚科学等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价值观。因此，工业革命的扩展需要辅之以工业文化氛围的营造。法国的工业革命也大大得益于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精神。

培育工业精神以及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化工程，需要学校教育、图书出版、新闻传媒等各个方面的努力，工业遗产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工业遗产所见证的工业史值得被铭记的最重要理由，就在于它包含了工业企业的艰苦创业与开拓奋进历程，以及企业艰苦奋斗背后的精神源泉。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技术不断换代，设备不停淘汰，生产场所也可能迁移，惟有内在的精神力量能够穿越时空得到传承，鼓舞一代又一代人去拓展工业革命的新边疆。各种有形的工业遗产就是无形的工业精神的载体，是激发后人工业精神的可依托之物。

事实上，有一些工业遗产属于“活态遗产”，即老厂房与设备等物质性的工业遗产本身还在发挥着工业生产上的作用，这一类工业遗产更加具有凝聚企业文化和进行工业精神教育的功能。例如，济南二机床集团是一家将大型数控锻压设备成套出口到发达国家汽车厂的企业，该集团虽然不断革新拓展，但依然保留了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老厂房，后者被工信部评为国家工业遗产。济南二机床将最老的厂房设为企业博物馆，其他一些老厂房则在保留原建筑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内部的技术改造，生产制造出具有前沿技术的产品。置身这些活态工业遗产中，人们将直观地看到企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感受到创业的艰难，体悟创业与发展的初心，更加容易激起传承发扬的意志与信念。可以说，工业遗产就是学习工业精神的重要课堂。

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应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业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锐意创新，由小变大、由大变强，形成了一批与国家历史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工业遗产。因此，中国的大批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的产物，是培养家国情怀的教育基地，是开展“四史”教育的重要教材。例如，福州船政工业遗产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开端，是近代中国应对千年大变局的创造之举，其精神内涵鼓舞着当代人勇敢面对新的历史大变局。中信重工所继承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业遗产，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白手起家干工业的奋斗史，也传承着不忘初心的焦裕禄精神。一批深处内陆偏僻地区的核工业遗产、航天航空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等，不仅凝聚了老一辈工业人无私奉献的青春，也展示了在封锁状态下中国工业自力更生的不屈精神，在当前形势下更加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工业遗产尽管数量有限且不易用传统文物标准衡量其价值，但作为最能展现改革开放历程与成就的时代遗存，昭示着历史转折的意义，启示着创新、包容、开拓进取的工业精神。因此，中国的工业遗产不仅承载着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一般性的工业文化，还是构建国家层面集体记忆的原材料，是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宝库。

工业遗产不是价值中立的，这是因为工业发展不是中性的技术演化，而是嵌入国家与社会中的综合性的人类活动，人的立场、价值观与利益会影响到工业演化的路径，进而影响到对工业遗产文化价值的评价。围绕工业遗产的价值争议，最有名的案例或许是日本与韩国之间有关日本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的纠纷。毋庸置疑，日本的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见证了日本乃至亚洲地区的工业革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是，该工业遗产也涉及到强制征用韩国等国劳工的历史，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史的一部分，其对于日本的光荣纪念性恰恰是韩国的惨痛血泪史，这使得韩国对于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申报世界遗产强烈不满。而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既说明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本身具有一定主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协调的结果。再如，2012年TICCIH 在中国台湾召开会议通过的《台北宣言》，肯定了殖民地时代工业遗产对于亚洲工业遗产的价值，实际上也具有美化殖民历史的倾向，其背后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这些事例说明，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工业遗产保护事业的同时，一定要认识到相关事业的价值非中立性，建立自己的工业遗产文化价值体系，守住国家利益底线，使保护工业遗产的价值与意义真正得到实现。

工业遗产的利用：创造新的地区经济循环

工业遗产不同于一般的文物或传统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同时，必须妥善加以利用，才能真正将其价值发挥出来。由于工业遗产的物质遗存体量大，维护成本高，维护周期密集，其保护费用等同于再度投资，在不可能完全依靠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以利用促保护的途径。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杨浦区滨江公共空间杨树浦水厂滨江段，指出滨江的“工业锈带”如今已经变成“生活秀带”，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老百姓的幸福乐园，将“工业锈带”变为“生活秀带”，就是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与利用的过程。

如前所述，工业遗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身仍在从事工业活动的活态工业遗产，另一类是退出工业领域而丧失原初功能的工业遗产。活态工业遗产的主体即工业企业，或者仍在利用其遗产要素进行工业生产，或者拥有充裕的资金投入到遗产要素上，其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通常问题不大。真正需要从外部获取大量支持的工业遗产，是那些已经退出工业领域的主体，这些主体构成了“工业锈带”。“工业锈带”的形成，意味着该地区原有的经济循环被切断，而其留下的物质遗产，必须设法进入到新的地区经济循环中，否则只能在荒废闲置中不断破损，最终被彻底拆除清空。从保存工业历史和城市文脉的角度说，对“工业锈带”中有价值的工业遗产必须进行保护。将“工业锈带”转变为“生活秀带”，惟有对工业遗产进行利用，发挥其经济价值，才能为保护工业遗产找到资金来源，并聚集社区再生所需的人气，将保护落到实处。

如何结合工业遗产的实际情况，进行空间再利用，积极发展工业旅游等产业，既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新的地区经济循环的现实路径。非活态工业遗产的形成，意味着当地的生产要素已经不适合发展工业，但旧的工业建筑和厂区，提供了可以再利用的空间。例如，一些老工业城市“退二进三”，将制造业迁出市区，而在老城区利用原有的工业厂区发展创意产业、餐饮业、娱乐业等服务业。这样既保留了城市的工业记忆，又能使城市经济继续保持活力，还为工业遗产的维护等提供资金，解决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打造的“生活秀带”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循环。此外，依托工业遗产开展工业旅游、工业研学，既传播了优秀的工业文化，发挥了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又能刺激地区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在经济与文化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可因地制宜，发挥本地工业遗产的特色。例如，福建泉州的工业遗产与传统的食品、茶叶、陶瓷等产业有密切关系，当地规划的工业遗产旅游就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茶叶和陶瓷串线，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打造当地消费品工业的品牌。再如，以湖北黄石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为了应对自然资源枯竭的挑战，利用矿冶业雄奇的地质景观开展工业遗产旅游，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开辟了新的路径。

2017年开始，工信部每年开展国家工业遗产的评选。2020年，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了《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各地越来越重视工业遗产的保护。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仍然落后于日本、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后者非常重视以工业遗产为依托发展工业旅游，从而将地区经济发展与工业精神教育融为一体。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最大的阻力，来自社会对工业遗产及其价值认知的普遍缺乏。因此，保护与利用工业遗产，要做好宣传与普及工作，将工业遗产的利用与劳动教育场景的构建结合起来，真正使工业遗产这一优秀工业文化的载体，发挥其核心价值与应有的文化传承功能。

（编辑  宋斌斌）

2021年1月9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联合举办“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研讨会”，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出席会议并做了《努力实现金融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话，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苏宁、中国证监会原纪委书记李小雪、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李克穆及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教授科研团队发布《中国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报告（2020）》。围绕如何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企业公司治理、防范中小金融机构大股东操纵，把握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关系、防止垄断和防范资本过度扩张等问题，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完善国有金融机构法人治理，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距离权利责任对等、激励约束相容、风险控制严格的现代金融企业还有不小差距。部分金融企业党的建设薄弱，董事会形式化突出、实质性作用弱、未能起到有效制衡作用，监事会监督功能发挥不足。《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报告（2020）》数据显示，2019年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构成的公司比例仅为8%；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达到50%的公司分别只有58%和57%，绝大多数公司董事会中，这三个重要委员会构成不合格。复杂叠加的问题导致部分金融公司制衡失效、内部人控制、内幕交易、风险控制、贪污腐败等风险加大。与会领导和专家建议：

一是坚持党对金融企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层层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章党纪得到贯彻，现代企业制度落实落细，着力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徇私舞弊、设租寻租、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行为。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和专业委员会，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有效制衡、各就其位、各自承担，防止公司治理内卷化、形式化，使国有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真正成为守法合规的模范、服务客户的模范、落实民主管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模范。

二是完善程序法，提高法律威慑力。目前企业的监管偏重于行政监管，法律的威慑力不够。我国规范主体权利义务和职权责任的实体法相对健全，而保证行使权利职权、履行义务责任的程序法不足。英国公司法有1300条和16个附件，而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只有218条，监管“牛栏关猫”漏洞多。建议尽快修订《公司法》，研究出台《内幕交易处罚法》、《反欺诈法》等“中国版萨班斯法”，加大对违规欺诈处罚力度，高度重视完善程序法，确保法律有效实施执行。

三是发挥股东会作用，完善法人治理。目前的金融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下，财政部门主要通过董事会履行出资人权利。在金融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架构中，往往过分强调董事会的作用，对股东会缺乏足够重视。建议高度重视发挥股东会作用，由财政部等出资人机构委派若干名独立、专职的股东代表，组建所出资金融机构的股东会，由股东会对所出资金融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进行个性化管理。股东代表制度要彰显国有资本股东代表人格化特色，淡化级别意识，独立履行股东职责，允许股东代表提出相反意见，强化股东代表的责任意识。要构建完整的责任体系，形成可以向股东代表个人追责的责任体系，落实权责匹配、权责对等、权责统一原则。

加强中小金融机构穿透式监管，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目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部分中小金融机构股权关系不透明，有些股东身份难以穿透，有的通过一致行动人成为隐形大股东，有的互联网金融公司通过协议控制或AB股方式实施内部人控制。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大股东操纵问题，中小投资者决策权、监督权、信息知晓权未能落实。《金融公司治理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中小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比例仅有1%，中小股东提案的公司比例仅有5%，中小股东累积投票的公司比例仅有25%，而99%的公司并不披露高管薪酬结构及金额。许多中小金融机构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有的银行股权质押比例过高，有的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权益。与会领导和专家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对股东的“穿透”式监管。要按照穿透原则整治虚假注资、循环注资、隐形股东、违规代持、违规一致行动人，坚决治理大股东不当干预、向大股东输送利益等问题。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机构投资人股权管理不良记录，向社会公开一批严重违法违规股东，依法严厉查处。

二是解决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最后一公里”难题。目前，维护中小股东权益还存在“镜中花”“水中月”，有法不依落实难问题。建议完善程序法律，把中小股东的提案权、累积投票权、集体诉讼权落到实处。开展落实中小股东权益执法检查，完善程序规定，强化累积投票法律的执行，保障分散的中小股东提名的董事、监事人选有可能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监督，实现董事会、监事会内部监督。2019年，金融业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仅为30%左右的门槛股利，而美国上市公司一般为50%~70%。要制定法律，刚性规制金融上市企业分红制度，通过规制分红真金白银回报中小股东，引导价值投资。

三是严厉约束大股东行为。大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意味着公司的不独立，这与独立法人理念严重冲突。要避免大股东或最终控制人对公司过度干预，维护中小股东行使法定权利。要建立大股东交易公允价格说明制度，防止大股东预埋后手，严厉处罚关联交易。要强化自愿性信息披露，树立“能说都要说”的意识，加强对信息欺瞒责任的处罚。

建立党管独立董事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资本市场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是上市公司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载体，肩负着在董事会监督大股东和经理人、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责任。但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长期被称为“花瓶”，存在制度性缺陷。从产生方式看，尚未形成成熟的独立董事市场，独立董事一般都是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朋友，由董事会、大股东和公司管理层推荐、聘用，独立董事难以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监督作用先天不足。从激励约束看，独立董事领取固定津贴，其收入和公司绩效无关，也和其付出程度和风险分担无关，激励显著不足。从履职条件和环境看，许多独董无法获得所需足够的决策信息，难以实质性参与上市公司重要经营决策。研究表明，近年来，上市公司独董每年对董事会决策事项投否决票的只占独董总人数的1%左右，99%的独立董事没有投过反对票，且投过否定票的独董在未来一年内离职的可能性成倍增加，出现独立董事逆淘汰。与会领导和专家建议：

一是要建立党管独立董事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独立董事目前还处于党组织领导的空白地带。建议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形成独立董事工作整体合力，授权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或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或成立中国独立董事公会，承担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管独立董事工作职责，承担独立董事的选聘任免，代表上市公司支付独立董事薪酬。授权机构制定独立董事人才发展战略、落实独立董事重大政策，开展独立董事教育培训，管理独立董事从业资质，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制定独立董事薪酬政策，负责独立董事的业绩考核，进行独立董事的行业监督。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履职环境。建议制定董事行为准则，突出董事会决策一人一票制，股权董事不能强制董事会采纳其意志。按照国际惯例修订董事会制度，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应当占半数以上，并依法保证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担任，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等关键委员会独立董事占50%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委员会主席。要避免片面强调董事会的集体责任，清晰明确董事承担个人投票权力和责任，落实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决策前的信息获取、信息核实、调研查证权利。

三是要建立和培育独立董事人才市场。建议构建高水平的独立董事市场，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汇聚优秀独立董事人才。要拓宽独立董事人才范围，将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专业人才以及国企、民企和政府部门退休人才等，纳入独立董事系统，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和作用。制定有关独立董事的政策和法律，探索建立市场化的高层次独立董事人才发现机制、评价机制、信用机制、监督机制，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平台，保护独立董事合法的经济利益，发挥好人才市场的纽带作用。

加强信息经济时代反垄断，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搞活金融的同时，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问题日益凸显，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问题日益严重。资本无序扩张必然会遏制技术创新，形成垄断攫取超额收益，损害消费者利益。据央视2020年3.15晚会公布，金融类APP违规采集个人信息已是一个现象级的问题。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问题凸显。与会领导和专家建议：

一是要制定法律把资本“关进笼子里”。事实说明，资本逐利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放任资本为追求最大利益而无序发展，其负面作用就会超过正面作用，因此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和管控是十分必要的。建议要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肆无忌惮，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更好发挥金融企业动员社会资源和配置社会资源功能，更好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是要立法维护数据安全、数据确权、隐私安全。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将数据列为与劳动、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数据确权是数据市场化配置及报酬定价的基础性问题，各国法律都还没有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还是法律空白。建议尽快开展数据权益立法，明确各方数据权益归属，公平合理地利用数据价值。要通过法律防止大型互联网企业非法获取、过度采集、使用企业和个人数据，反对滥用数据垄断优势，健全数字规则，坚守伦理底线，保护公民隐私和信息安全，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三是要防止资本大鳄掌控舆论。深入研究社交平台和自媒体时代传播特点和规律，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防止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和资本大鳄掌控舆论控制权，建议在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探索实施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享有一票否决权，在企业内部治理和运营机制中嵌入体现国家意志的机制。要防止资本干预政治，防止一些平台公司巨头凌驾于法律之上，防止数字寡头干预公民个人生活和社会组织。  

（编辑  高梁）

我国目前金融开放的主要政策和特点

    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双向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各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措施持续出台，跨境资金双向流动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金融机构开放取得显著成效

    1、2020年6月发布的《外国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正式清零。

    2、银行业方面。取消了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币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限制，放宽中外合资银行中方股东限制，取消中方唯一或主要股东必须是金融机构的要求，设立外资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信托公司的1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等；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允许外资银行开业时即可经营人民币业务；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同时放宽中资和外资机构投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准入要求等。

    3、证券业方面。提前一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设置综合类证券公司控股股东的净资产要求；放宽外资银行在华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准入限制；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 类主承销牌照；扩大期货市场开放品种；放开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产品参与港股通交易的限制；研究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研究制定交易所熊猫债管理办法等。

    4、保险业方面。提前一年取消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将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75%的规定；取消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中30年经营年限的要求，取消外国保险经纪公司在华保险经纪业务需满足30年经营年限、总资产不少于2亿美元的要求；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投资设立保险类机构；允许境内外资保险集团公司参照中资保险集团公司资质要求发起设立保险类机构；允许境外金融机构设立、参股养老管理公司等。

    据银保监会统计，2018年以来，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近100家各类机构，包括外资独资或控股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理财公司等。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取得显著进展

    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既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引进来”主要的制度安排有：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债券通、港股通/深股通、沪伦通、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 Direct）、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RQFLP（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等。“走出去”的主要制度安排有：QDII（从事境外有价证券投资基金）/RQDII、QDIE（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和QDLP等等。

    2020年11月1日起，《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正式施行，QFII和RQFII于2020年5月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可自行选择投资币种，再次降低了投资准入门槛，进一步扩大投资范围，增加了包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私募投资基金、金融期货、商品期货、期权等品种，并允许参与债券回购、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等交易。

    现在QFII和RQFII基本上拥有了与境内投资者相同的在沪深交易所、股转系统、期货公司等的交易品种，能够全方位地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投资，逐步对其开放的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还赋予了更多的对冲工具。加上2014年开通的陆港通、沪港通、深港通，2017年开通的债券通，2019年开通的沪伦通，至此，境内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全方位开放了。

    银行间债券市场。自2016年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以来，2020年1月，外汇局下发《关于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5月，人行、外汇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资金管理规定》，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证券市场。近期人行又推出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场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资本市场的渠道。

    2016年，人民币纳入SDR以来，各国央行需要储备人民币资产。2019年4月，人民币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指数。9月，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使得全球被动追踪型资产管理产品对中国债券的投资需求爆发。2019年3月，明晟公司将A股纳入MSCI全球指数中的权重由5%提高到20%。11月，又将A股的增发股纳入MSCI指数。6月，富时罗素将A股纳入其全球指数体系，9月，标普道琼斯将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全球基准指数。至此，全球三大国际股票指数均已纳入A股。

    目前已有386家境外资产管理公司进入中国债券市场，2019年，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交易量同比增长65.6%。截至2020年9月末，参与境内资本市场的境外机构已经达到3360家，占全部机构投资者16%。2019年末，境外主体使用境内人民币的资产共计6.4万亿元（同比增长30.3%），其中持有境内债券规模2.26万亿元（占比2.3%，同比增长26.7%），持有境内股票市值2.1万亿元（占比3.5%，同比增长82%），存款余额1.2万亿元，贷款8332亿元。

    据人行和外汇局统计，2020年前三季度，外资累计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132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其中增持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7191亿元。

自贸区金融业实施了更加开放的政策

    在经常项下已基本可兑换的基础上，重点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上海的金融开放政策：

（1）6月举办的12届陆家嘴论坛会上，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提出“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与人民币国际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FT（自由贸易)账户就是从上海启动的。上海的金融开放将体现在：向全球人民币持有者提供充足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除了现有的证券等直接融资产品，还将金融信贷资产转化为可交易金融产品；支持人民币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并提供全天候的人民币交易；拥有开放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即开放的各类要素市场，形成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机制。

    （2）5月发布的《全面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的若干措施》（50条），主要内容：积极吸引外资设立各类金融机构，实施资金便利收付的跨境金融管理制度，实施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提升跨境金融供给能力，依托产业优势促进跨境业务和离岸业务发展等。首家外资控股的资产管理公司已在临港新片区审批通过。

    （3）基于自由FT账户的上海自贸区版的全功能双向本外币跨境资金池，是目前国内政策最开放的跨境资金池，企业入市的门槛最低，境内外资金划转政策最便利。

    （4）上海人行、上海市商委9月发布《关于明确自由贸易账户支持上海发展离岸经贸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实行白名单制，允许银行为名单内企业通过FT账户开展的离岸经贸业务提供国际结算、贸易融资等跨境金融服务，包括货物转手买卖、离岸加工贸易、服务转手买卖等。

    大湾区的金融开放政策：

    （1）2020年5月，人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意见》（30条），在传统贸易、贸易新业态、保险业务、资本项目下跨境收支等方面简化外汇兑换、资金划转、外债登记等政策，大力提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

    （2）深圳的金融开放措施主要有：全面推广资本项目和贸易收支便利化试点、跨境人民币结算高水平便利化试点，并将便利化措施从货物贸易推广到服务贸易；推进资本项目改革创新，提升企业跨境投融资便利性；试点个人外汇便利化；加强跨境金融支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移动支付和跨境个人见证开户，开展跨境理财通试点。

    （3）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2020年11月初发布《深圳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办法（征求意见稿）》，在2017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QFLP的门槛，促进引进外资，扩大投资范围。主要内容：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GP，净资产门槛由5亿元降到5000万元，管理资产门槛由10亿元降到5亿元；外商GP 注册资金门坎仍为200万美元，但认缴由3个月到位20%、两年内全部到位，放松到6 个月到位25%、3年内全部到位；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注册资本门坎由1500万美元降到600万美元；原来OFLP的投向一直仅限于非上市股权，2020年4月放开允许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投资企业（基金），此次进一步放开为允许QFLP参与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非公开发行和交易的普通股，并且可以作为上市公司原股东参与配股；增设了禁止投资负面清单；新增了外资GP的高管人员可以作为自然人投资者，但合计出资比例不超过20%；将境外投资者LP的范围扩大到在境外定居的中国公民。

    海南自贸港：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具有不可复制性、独特性和唯一性，包括六方面的自由便利安排：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往来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其金融政策主要有4个方面：（1）高水平开放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资金流动。具体来说，一是在现有本外币账户和FT账户基础上，构建一套全新的本外币一体化的离岸账户体系，并在离岸账户之间建立资金“电子围栏”；二是在跨境直接投资方面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在推广QFLP的基础上试行QDLP；三是建立新的外债管理体制，实施统一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四是扩大海南居民个人用汇自主权。（2）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金融市场的培育。具体来说，一是大幅度降低乃至取消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门坎；二是建设允许非居民参与，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国际能源、航运、产权、股权等交易市场；（3）强化金融改革与创新，支持重点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拓宽多种形式的产业融资渠道，允许港内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和债券、开展跨境资产管理、跨境资产转让，放宽外资企业资本金使用范围，鼓励资本金用于境内股权投资。（4）构筑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具体来说，一是采取金融模式；二是加强对自贸港跨境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和风险预警；三是坚持既积极鼓励又合理规范和监管的原则。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

    据人民银行统计，2020年1-9月，人民币跨境支付总额达到20.83万亿元（2019年全年是19.67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约25%是经常项下，75%是资本项下，包括直接投资、证券市场和跨境融资。证券市场的跨境支付增长很快。

    据SWIFT统计，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在全球支付占比1.97%），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占比1.91%），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截至2020年二季度，各国持有人民币储备约折合2300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2.05%。到2020年9月末，境外主体持有各类人民币金融资产已达7.9万亿元，同比增长38.8%。

    截至2019年年末，人民银行和39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3.7万亿美元。

外汇市场开放稳步推进

    到2020年9月末，已经有47家境外央行类机构、22家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45家人民币购销业务境外参与行加入和参与了（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

    2019年，国内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对外交易量达到29.1万亿美元，国际清算机构统计，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外汇市场的第八大交易货币。

    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境内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对冲的外汇风险敞口，配合债券通、QFII等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满足跨境双向投融资项下产生的外汇风险对冲需求，便利境外交易主体汇率风险管理，实现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

我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必要性

    1.是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业走向世界的需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关键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稳步推进，开放中国金融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外资金融业走进来双赢局面的必要前提。

    2.是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分散金融风险的需要。一方面，扩大开放可以使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有助于促进良性竞争，拓展金融服务渠道，提升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均表明，金融风险越集中则杀伤力越大，越分散则越容易化解，而扩大开放是分散金融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

    3.是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外资金融机构在治理结构、信贷管理、风险定价等方面的优势可对中资机构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促进国内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促进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4.是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需要。外资金融结构现代化的管理以及优良的服务手段和高效的经营方式都有利于国内银行借鉴，既有利于形成统一规范、客观公正的金融业监管体系，改善金融机构经营环境，也可以进一步坚定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

我国金融开放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冲击

    目前的金融对外开放尚未对国内金融市场形成明显冲击，前三季度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保持平稳运行，外汇市场供求延续了基本平衡态势，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稳中有升。

    但是国际经验表明，金融跨境业务涉及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法律政策，扩大金融开放也会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带来新的金融风险。

    1.外资规模和在国内金融业占比的迅速提升，会加剧行业竞争压力，包括对于中小微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客户层面的竞争、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收购与兼并等，这些都可能会给我国本土金融机构与现有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2.跨境投资资金进出量将大幅度增加，可能给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带来一定的冲击。

    3.造成金融人才的流失。外资金融机构凭借其先进的经营规模、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待遇以及诱人的出国培训机会等，吸引大量国内金融界的优秀人才，进而导致本土机构人才流失，甚至影响中资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地位。

    4.国内金融机构面临金融制裁（包括初级制裁和次级制裁）的风险加大。一是直接面临制裁，在美、涉美元资产账户被冻结，限制美国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被禁止使用美元清算系统，被禁止参与美国政府债券交易，迫使SWIFT组织停止提供报文服务，对高管实施制裁等。二是面临巨额罚款。

    5.商业银行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要素变动（特别是利率波动）的影响，可能对银行外汇业务流动性管理、利率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形成冲击，对银行和外汇业务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求银行加强外汇业务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外汇业务经营能力，加强前瞻性分析，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6.对我国的金融监管与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一国汇率和利率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可能会被相应的资本流动效应所抵消，这便加大了金融调控的难度，从而对监管机构与政策制定机构提出新的要求。

防范风险和冲击的宏观监管对策

   1.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二位一体的管理框架。要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严防跨境资本异动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要加快构建可查询、可预警、可追踪的跨境流动监测预警和评估体系，以及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注意防控短期投机资金大进大出，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评估机制；在放开市场准入的同时，要注意提升审慎监管和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在维护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信心共享机制和监管协调机制；支持公平开放的全球金融市场建设；主动参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发挥全球及区域金融治理机制的积极影响。

    2.探索建立数据安全自由有序流动的规则。一是对于跨境数据传输制定专门的管理细则；二是明确金融业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并探索改善监管方式；三是参考全球金融市场协会的相关标准，探索建立我国的网络安全检查和渗透测试标准。

    3.加强外汇市场的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一是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外汇市场运行效率；二是完善市场监管，加强交易、清算等基础设施监管；三是强化行业自律机制建设，约束市场不当行为；四是加强预期管理，建立预警机制，抑制市场主体的顺周期行为。

    4.深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以深化改革来防控风险。很多金融风险的产生，客观上有监管不足的因素，也有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对内对外开放不充分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因素。因此，应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创新，进一步完善细则。

    5.依托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金融开放。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历史来看，基本上都是基于美元等外币的金融开放，其结果基本没有成功的，因为货币兑换的汇率波动会对该国的金融体系形成巨大冲击。而以本币（人民币）为基础的金融开放可以避免这种冲击，风险小于依托外币的金融开放。

    6.尽快建立和完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我国在积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遏制和打压的同时，通过我国的黑名单制度，反制外国单边制裁，维护中国企业、个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公平自由的国际经贸秩序。2020年9月19日，商务部公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并于公布之日起实施。同时《出口管制法》也于12月1日开始实施。下一步，应该尽快完善这些制度和法规的可操作性，并完善相关立法，完善该制度和其他规则的协同作用。

       （编辑  季节）

金融开放包括三个方面的进程：一是金融机构的开放，即一国对他国或地区金融机构以合资、独资或并购等方式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的准入及行为活动的管制程度，以及对该国金融机构在境外从事相关金融服务的开放程度 ；二是金融市场开放，即一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融互通，境外资金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境内资金在国际市场配置状况；三是货币的开放与国际化，即本币与外币之间的自由兑换与流通程度。

我国金融开放历程

对照观察我国金融开放的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78年-1992年的探索期，开始探索允许外资在中国设立相关金融机构，尚未涉及金融市场和外汇制度。

主要的标志性事件包括：一是1979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试点性的代表处；二是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为吸引外资提供了一个前沿性的实验平台；三是198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解决了外资金融机构入市无据可依及权益保护问题；四是1988年4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通过；五是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为第一家在我国获准从事保险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

2.1992年-2001年的持续期，除了金融机构准入方面之外，开始触及金融市场开放和汇率制度改革

1993年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以下思想：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全方位开放；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同年通过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上述两个决定在经过前期探索之后，为我国金融开放定调并进行顶层设计和安排。

在政策的指引下，该阶段有以下标志性事件：一是1992年为吸引外汇资金，上交所设立B股市场；二是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单一、浮动管理、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汇率制度；三是1996年7月，我国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完全兑换；四是2000年至2001年，先后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进行修订，取消了境内优先采购、外汇收支平衡、出口实绩等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特殊要求。

3.2001年-2017年的加速期，金融机构在股权比例管制下加速开放，金融市场开放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并加速。

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议，我国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都有明确的开放承诺。我国金融开放也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银行业领域中，2006年国务院出台《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并在2014年进行了修订；证券业方面，2002年证监会出台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并在2007、2012年做了两次修订；保险业方面，国务院于2001年出台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并在2013、2016年进行了修订。与此同时，海外资本也加速以投资入股的形式进入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外资在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领域控股（或者参股）的企业数量分别为48家、15家、44家和8家，大多数都是在此期间设立的。

该阶段的主要标志性事件还包括：一是2004年-2006年，中国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股份制与国内外上市，并先后引进了海外战略投资者；二是2009年7月，六部门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三是2015年取消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利率市场化；四是外汇治理成效显著，以2015年“8.11汇改”为基础，以2016年2月引入“货币篮子”为参照，以2017年引入“逆周期因子”为调节，我国形成了时下“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波动+逆周期因子”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调控机制；五是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被纳入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六是资本市场进一步互联互通，以2002年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2006年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及2013年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为基础，2014年11月、2016年12月沪港通与深港通正式上线。

4.2018年以来的新一轮金融开放。

2018年以来，我国在金融开放上步子迈得更大，外资国民待遇得到进一步的保障。相关举措陆续落地 ：一是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金融资产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的股权比例限制，其中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将于 3 年后不再设限 ；二是放宽设立机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三是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允许外资银行从事政府债券承销业务，取消外资银行申请人民币业务前需有开业满 1年的条件，将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吸收的中国境内公民的单笔存款门槛由 100 万元降至 50 万元，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四是简化外资审批流程，取消外资银行在开办政府债券承销、财务顾问、代客境外理财及托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被清算后提取生息资产等业务审批要求，简化支行审批、发行资本补充工具、高管资格审核等审批流程。

此阶段的主要标志性事件还包括：一是2018年3月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上市，这表明中国石油人民币计价体系的确立及中国原油价格基准的国际参考性；二是2018年4月通过《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支持海南岛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三是2019年3月《外商投资法》通过，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完成其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四是2020年5月央行、外管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

我国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开放效果

有关国际组织2017年对我国金融开放的总体评价一般。其评价有些部分不一定公允，依照我国2018年以来的金融开放举措和情况，其中衡量内容中相当一部分已经予以解决。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货币开放与国际化方面，基本上是按照“以我为主”的方式，稳健推进开放的进程。

我们从金融机构准入、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来分析我国金融开放的程度，同时从双向开放的角度，对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大型跨国金融集团已完成在中国布局，但资产和业务规模均较小

从金融机构准入方面来看，我国金融业已达到比较高的开放程度，金融机构准入全面放开，2019年，国务院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以及证监会2020年修订《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设立的主要条件基本已和内资银行保持一致。在业务方面，目前外资银行仅在吸收单笔50万元以下的定期存款仍有限制（2019年修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其可吸收单笔50万元以上的定期存款），其他主要业务已经放开。在证券业方面，目前外资持股的证券公司大部分都已获得证券业务的主要资格。从保险业来看，此前财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及经营范围已完全放开。

尽管各项准入政策在逐步放开，但截至目前，外资金融机构业务占比并不大。从能够获得的统计数据看：

银行业方面，2007年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占比达到最高值2.36%，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占比逐年下降，到2017年仅有1.29%。2020年6月4日，银保监会表示，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80多家各类机构，应该与2017年的数据相差不大。以债券托管业务为例，截至2020年一季度，外资银行的中国债券托管量为69.6亿元，同期商业银行总托管量为16593.01亿元，占比极低。

保险业中，外资保险公司的资产占保险行业总资产的比例逐年提升，但提升缓慢，截至2019年，该比例仅为6.61%；从保费数据看，合资及外资保险公司寿险保费与中资保险公司寿险保费收入相比，只有中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1/10，而财产保险的该数据仅有不到2.5%。

证券业中，2018年之前，外资券商不到10家，都是和境内券商合资，主要限于通过投行牌照开展投行业务，如高盛高华、瑞信方正、中德证券等；2018年以来，已有8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批，但基本均处于起步阶段，其在证券行业中占比非常小。投资银行业务是外资机构跨境业务中较有优势的业务，但在境内股权及债权承销金额占比均较低；截至2020年上半年，62家券商股权承销金额合计6585.02亿元，而摩根士丹利华鑫、东亚前海证券等外资控股券商，2020年上半年股权承销数据为零。

尽管数量和资产规模占比仍较小，但截至目前，随着2020年最新的渣打银行向证监会申请设立券商牌照，国外大型跨国金融集团成在境内银行、证券、保险等主要金融业务的布局已基本完成。

我国大多数金融资产已向海外投资者开放

从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目前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QFII、RQFII、沪股通、深股通以及设立的相关外资私募基金投资我国沪深交易所股票。截至2020年10月底，外资持有A股股票市值达到2.3万亿元，占同期A股总市值的比重为3.75%，占自由流通市值的比例为7.32%。其中最主要的是陆股通的持股，持股金额超过2万亿元，QFII和RQFII持股也超过2000亿元。从银行间市场看，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共成交33.2万亿元，同比增长88%。

人民币国际化进展

根据央行2020年8月公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 年，人民币跨境使用逆势快速增长，全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 19.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在2018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跨境收支总体平衡，净流入 3 606 亿元。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持有储备资产的币种构成中排名第五，市场份额为 1.95%， 较 2016 年人民币刚加入SDR 篮子时提升了 0.88 个百分点；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市场份额为 4.3%，较 2016 年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

但人民币的地位并不稳固，根据2020年的统计，人民币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的排名在第五、六名之间徘徊，市场份额也在1.65%-2.11%之间波动，截至2020年10月，人民币市场份额从9月份的1.97%下降到1.66%（推测可能和10月份人民币加速升值有关）。

关于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情况

相对而言，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情况和效果要弱于“引进来”，进展相对缓慢。

从境外机构设立情况看，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 2019年末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分别是 61、48、30和 10个，远低于国际领先同业的全球布局。近年来，全球金融监管环境趋严，监管新规不断出台，为中资银行海外经营带来较大的监管压力。尤其是在反洗钱方面，中资银行的海外合规成本大幅提高，近年来，一些机构因反洗钱问题在海外市场受到当地监管部门的调查及巨额罚款。

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更低。以证券业为例，目前大部分中资证券公司主要依赖其香港子公司开展海外业务，对香港以外的海外地区业务尚处于开发阶段，且主要通过与国外机构合作方式。目前大部分中资证券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以通道业务为主，经纪、融资、自营业务收入占比超过75%，而承销、保荐、再融资、并购重组、资产管理等业务占比较低。我国证券公司香港子公司经营情况整体较差，且面对香港复杂的环境以及2020年海外疫情的冲击，暴露出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能力的弱点，如兴业、方正、东海、广发、国信等证券公司香港公司都出现了巨额亏损或者其他风险事件。

金融开放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冲击

放开金融机构准入对境内金融机构的短期冲击相对有限

从目前情况看，本轮开放涉及外资金融进入中国证券行业的力度较大，但根据目前的申请和审批情况，涉及的资金规模有限，短期对金融市场存量结构方面冲击有限，力度相对可控。目前开放管理措施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外资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协同性，使得外资从单纯地享受中国金融领域发展的财务红利，转为分享中国金融市场的行业发展红利，提升行业整体综合服务能力。

总体来看，银行业、保险业对本轮金融开放的影响相对比较乐观，认为基于此前银行、保险行业开放程度以及目前的整体竞争格局，本轮金融开放对国内银行、保险金融机构的影响比较有限。

但基于目前分业经营的情况，我国证券公司整体规模较小，整个证券行业的资产规模、盈利水平合计也就相当于一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水平，整体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相对较弱。在本轮开放中，境外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纷纷设立证券公司，基于其先进的业务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可能对证券行业的冲击较大。但目前申请设立的证券公司整体资产规模有限，整体可控但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轻视国际金融力量对我国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

外资进入导致跨境资本流动频繁和加剧，要防范流动性风险

在金融对外开放中，资本账户过快开放会导致短期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人民币汇率未完全市场化，金融监管仍不成熟，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弱，从而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加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造成资产价格扭曲和资本市场的不稳定。

以股票市场为例，我国股票市场成熟度不高，以散户投资者为主，在此背景下，陆股通开通之后境外资金的快进快出，已经对沪深交易所股票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尽管目前陆股通持有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仅占3.36%，目前A股每日的沪股通、深股通资金额度使用比例也很有限，2020年8月以来，最大的使用比例不到25%，绝大多数的交易日使用比例低于5%。但由于其导向性作用，对A股市场的走势产生的影响远超过其额度比例。尤其是，后续如果境外机构交易额度不断加大，其额度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使用，假如有快进快出的“热钱”大量参与，将对我国A股市场造成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目前A股股票质押接近4.5万亿的规模（两融的规模尽管更大，基于其资金主要留在股票市场内，加之股票可变现性好，导致系统性风险以及波及实体经济的风险相对可控，但要注意预防热钱快进快出引发的“踩踏效应”），A股市场的大幅下跌很有可能传导至实体经济。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几点初步的意见和建议

1. 充分利用目前的窗口期，不断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重点关注证券行业的竞争力提升。这一轮的金融开放，更加关注的是证券行业及资本市场。我国证券行业尽管在2003年综合治理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整体发展水平、资产实力、业务能力以及风险管理，与商业银行、大型保险机构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处于分业经营背景下，我国证券公司与混业经营背景下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在资本补充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劣势。为此，建议通过鼓励并购重组、自我提升、创新发展等方式，尽快提升证券行业的竞争力。

2. 通过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资本市场机构化水平、尽快推动注册制全面铺开增加优质上市公司供给等，增强资本市场的成熟度和应对冲击的能力。自2019年至今已经不断出台了相关政策，政策执行效果尚有待观察。

3. 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建立相关安全审查机制。我国《国家安全法》第二十条已经将金融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规定：“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设，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建议从多角度考虑建立涉及金融安全的审查机制，一是建立反垄断审查机制。我国对除银行外的证券、保险业及其他金融行业实行全面开放，取消了股权及开设资金的限制。要达到保障金融安全的目的，要充分运用《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针对外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启动反垄断审查，审查范围包括进入环节和并购环节。二是建立对外资并购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专门的安全审查机制。

4. 强化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金融业开放后，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从事金融业务，外资全资、控股的金融机构将直接面对我国的金融消费者，并合法获取客户信息。建议要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念和要求，将目前分散于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要求，提高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高度；二是对于国家及个人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保护，可参考国外特别是美国金融安全审查的做法，建立用户信息安全的“防护墙”，保障国家及个人有关信息不为外资机构获取、使用及保存。

5. 培养和储备国际化的金融人才，尤其是合规管理与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金融开放本身能够让境内的金融风险外溢，缓释境内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应当配合国家战略，为相关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考虑到近期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面临的各种风险和问题，建议加大跨境金融人才尤其是风险管理、合规管理人才方面的培养和储备。

   （编辑  季节）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现状

    近几年我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不断提升，股权控制、机构准入、业务范围都不断扩大，对外资基本上实现了国民待遇。

    银行保险业：2020年一季度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了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5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49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975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58万亿元，增速较2018年末增长7.2%，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为1.18%。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64家外资保险机构、124家代表处和18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46万亿元，较2018末增长25.9%。

    证券机构：摩根大通（中国）、高盛高华、大和证券、星展证券等8家外资控股券商获批。

    股票市场：2020年6月末，外资持有境内股票市值2.46万亿元，外资持股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例达4.72%，创历史新高。北上资金持股金额合计1.71万亿元，较去年末增长约20%；QFII机构持有A股市值约7500亿元，较去年末增长约14%。

    债券市场：2020年6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为112万亿元，外资机构持有的债券规模占比3.14%（外资持有国债比例为8.9%）。2020年9月，境外机构连续22个月增持中国债券，持有规模持续攀升。

    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金融业开放是对外开放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推动高质量开放已成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金融业高质量开放有哪些要素、如何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开放，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金融业高质量开放需要考虑的因素

    下一步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应从几个角度看。

    1.开放的目的是补我国金融短板。

2019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达7.8%。同期，美国为7.4%、英国为7.3%、日本为4.1%、德国为3.7%。从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并不低。同期，我国银行业资产/GDP达303%，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引入外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大幅提升金融总量和外资机构占比，而是补足金融短板。

    金融开放不一定能实现效率的提升，反而可能造成风险。从全球范围看，外资银行占比较高地区的金融运作效率并不高；相反，在一些外资银行占比相对不高且稳定的地区，金融业的整体功能发挥稳定、运作效率较高。美国和德国银行体系就是典型案例。

主要发达国家的外资金融占本国资产比重，在20%以内比较合适（美、德都是这个水平）。发展中国家占比高。

德国和美国外资金融占本国资产比重

案例1：德国。德国的外资银行以法人机构为主，拥有全能银行牌照。在银行体系充分竞争环境下，外资银行聚焦批发资金和高端业务领域：一方面，向德国外资企业提供传统一体化金融服务，主要由外资分行完成；另一方面，重点挖掘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咨询顾问、资产管理等高端业务，主要由外资法人机构完成。外资银行功能发挥平稳，对德国银行业形成了重要功能补充。

案例2：美国。美国的外资分行大多分布在纽约，主要服务本国和全球跨国公司客户，部分分行承担美元清算职能，贸易融资、美元清算和结算规模较大。外资子行大多通过并购发展壮大，业务覆盖范围较广，服务对象既包括本国在美客户，也有大量美国本土客户。美国大型外资子行大多成立了金融控股或间接控股公司，综合化程度较高。外资银行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本国与美国双边贸易提供融资、结算和清算服务，拉动双边贸易；为跨国大型企业、美国本土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体化金融服务。但外资银行无法取代美国本土银行，其在美国银行体系一直发挥着重要补充作用。

外资银行在特定业务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现金管理是外资银行优势业务，花旗银行（中国）的现金管理能力很强。跨境业务是外资银行重要优势，汇丰、花旗、摩根在跨境购贷款业务上占有绝对优势；在高端客户财富管理方面，汇丰银行（中国）实现了全球单一账户管理，极大提升了向高端客户提供全球金融服务的能力。在海外投资方面，外资银行投向限制较少，产品设计丰富，如星展银行提供了权益类或期权类定制产品，花旗和汇丰的外币产品品种更加多元化。在金融产品交易方面，外资银行在衍生品交易报价上具有明显优势。

    高质量金融开放的目的在于，结合外资银行机构的优势和偏好，补足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短板，而不是盲目扩大金融机构数量，继续加剧日益严峻的金融业竞争形势。同时，需要金融机构具备调动全球资金的能力，和外资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互补，支持我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我国金融机构对跨国客户、复杂产品、绿色金融，全球资金的动员能力存在不足，与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形成互补关系。

2.遵循对等原则。

（1）“引进来”与“走出去” 对等。对外开放最终要实现双向开放，中外双方是协调的开放关系。高质量金融开放要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 对等。既要外资机构“引进来”，也要中资机构“走出去”。“走出去”要考虑资金及竞争实力；“引进来”也要考虑市场竞争及结构状况。

德国银行业遵循“走出去”和“引进来”平衡

    德国银行体系以本土机构为主，银行业务重点围绕本国经济。本世纪以来，商业银行和州立储蓄银行“疯狂”扩张海外资产，业务重心由国内移至海外市场，德国海外资产占比与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差值在危机前达到历史最高值。受次贷危机影响，商业银行和州立储蓄银行已不能支撑海外业务扩张的步伐，业务重心回归本土，德国银行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步伐趋于平衡。

英国银行业遵循“走出去”和“引进来”平衡

    英国银行体系国际化程度较高，外资银行在当地市场占据重要份额。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长期以来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入驻，英国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占比高达50%。与较高外资银行占比相对应的是，英国银行业海外资产占比较高，汇丰、渣打、苏格兰皇家、巴克莱都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银行，这些机构海外资产占比也达到50%。

这些年，外资银行在中国取得了稳步发展， “引进来”不足的原因，主要归因于外资银行战略选择。一方面，外资银行大多历经百年沉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风险文化，对特定行业的授信政策非常审慎，如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产能过剩行业。另一方面，外资银行认为业务的可持续性是决定做与否的重要因素，曾经盛行的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虽然能带来可观的短期收益，但这些业务的合规风险较大，长期不可持续，对这些业务均未涉足。而以上业务恰恰是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大量布局的资产类型。

    （2）监管规则对等。监管规则对开放的效果将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开放过程中都遵循监管规则对等原则，即根据本国金融机构在东道国面临的监管环境给予东道国金融机构相应的监管要求：对于给予本国金融机构相对优厚的监管环境的东道国金融机构实施相对友好的监管环境；而对于给予本国金融机构相对苛刻监管环境的东道国机构实行相对苛刻的法律监管规则。

    我国对外国的机构开放，理应有权享受在外国市场上同样的开放条件（规则），但目前不是这样的情况。

    目前外资银行资产在中国银行业资产值占1.3%，我国海外资产占整个银行业资产7%-8%，但其中很大部分在香港、澳门，把港澳排除，约占2%-3%。中国银行机构的海外业务，基本是服务中国的客户，机构的扩张是以设点为主（而不是控股），除自身的经营收益外，财务投资占比数很少。

外资银行的海外全球资产占其母国资产的比例是7%-8%。原因：

它重视风险管控，对特定行业的授信非常审慎，基本不做中国的房地产贷款、不做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外资很少参与同业业务-理财/表外业务。

    美欧日等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资产占比和盈利的情况：

    外资机构多涉及中国客户的业务，但其盈利不反映在中国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表面看它的利润不太高；很多外资机构持有中国中小银行股权，考察外资机构在中国的资产占比，应该把控股权、这部分投资所获收益，都要算进去，才能真实看待外资银行机构在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

欧盟针对美国EPS监管采取IPU政策

    2014年，美联储针对外资银行提出强化审慎监管标准（EPS）, 对在美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外资法人机构要求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或间接持股公司（从分行转为控股子公司会提高资本要求。欧盟2016年也拿出对等措施，提出要设立IPO，要实现监管措施的对等调整。日本、中国没有对美国设立同样的监管要求。欧盟要求中资、日资机构也要设立IPO的控股机构）。  FHC或IHC在资本、流动性、接受监管检查的频次、恢复与处置计划设计更新时间、压力测试要求等方面都面临更为严格的要求。欧洲银行体系是受EPS监管政策影响最大的，多家机构监管成本显著提高。

    EPS推出不久后，2016年欧盟在修改CRR4过程中，提出针对EPS中IHC监管要求的IPU监管要求。IPU是指中间控股母公司。IPU设立的资产准入要求要明显低于IHC,意味着监管要求更为严格。EPS的设立给欧洲大型银行造成了较大的监管压力。可以预见的是，IPU如果设立其将对欧洲地区的美资银行带来一定的监管成本。

    日本和中国监管机构对于实施IPU政策的反馈。IPU政策不仅美资银行要满足，日资和中资银行也要满足。两国监管机构认为，本国并未对欧盟外资银行实施类似的监管政策，欧盟采取类似的监管措施违背了对等原则，并以该理由向EBA去函。目前，EBA尚未对两国监管机构的诉求进行反馈。

部分国家金融对外开放度不高

印度对外资银行监管较严，印度央行要求外资银行“一行一址”，开设新网点审批难，银行贷款构成中，40%必须发放在钢铁、农业等印度的“优先产业”中；单一贷款风险敞口不得超过注册资本金的15%；集团客户不得超过40%。

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提速的同时，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并没有享受到同等待遇。推动金融开放不仅仅是我国对世界的承诺，更是为中资机构争取相应便利监管环境的重要筹码。

    2008-2017年，中资银行机构在美国市场的规模得到快速发展，规模由26亿美元升至1500亿美元。

美国以安全审查为由，强化对中国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限制：

设网点难度大。中国银行在美国经营近30年时间，现只有4家分行，申请在休斯敦设银行3年还没批下来；中资机构在美分支机构数量不超过30家（主要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更少），数量远低于美国机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数。

开设子行审批严格。中资机构目前还没有一家银行通过自设方式在美国设立子行，仅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通过收购东亚银行和永隆银行获得子行牌照。

混业经营难度较大。没有子行牌照就更不用说金融控股公司和综合化经营了，中资机构在美国的业务结构整体单一，多数银行不能在美从事零售业务，非息收入占比很低。美国不给中国金融机构国债承销的资格，而美国机构在要求中国市场开放时，特别要求中国对外资银行开放贷款承销的资格，中国对美国开放了此资格，但是中国进入美国市场时他们却不给我们。美国金融机构如提出在中国设分支机构，中国都给它提供了便利。

    在中美角力不断升级背景下，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罚款和制裁成为美方重要“抓手”，美国监管机构把握中国“合规性”把柄可随时发难。中资机构在美面临的监管压力显著高于其他海外地区，从合规建设耗费的人力和物力方面也可清晰看出。   

    3.防控金融风险。金融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防控金融风险。历史上金融开放环境下由于监管处理不当导致产生的危机事件很多，资本项目开放如果不进行有效监管就会造成资金的大进大出，危及一国金融乃至经济稳定。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是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的。

   过去一段时期，国际上发生的24次较大危机，大部分和这个国家的资本项目账户开放、短期资本流动有密切关系。在外资机构占比较高的金融体系中，金融风险会以外资机构为纽带向本国经济体传导；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较低的开放程度，风险会降低很多。

    东欧一些国家在次贷危机之前，对欧美银行业完全开放，很多银行由欧美银行控制，次贷危机时，这些外资银行马上收缩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韩国金融业于1999年、2000年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银行资产占韩国银行业资产的70%以上。外资银行注重对居民信贷，很少给企业提供贷款，所以居民的负债增加得很快。2003年爆发信用卡危机，制造业企业的资金融通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障碍。

金融风险以外资机构为纽带向本国经济体传导案例

东欧：本世纪初，东欧国家银行体系相继完成市场化改造，绝大部分国家外资银行资产在银行业资产占比都达到50%以上。外资银行进入东欧市场后，通过跨境融资及母行拆借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东欧地区存款来源不足的问题。在外资银行推动下，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三国的信贷/GDP由1999年末的平均93.6%升至2007年末的124.1%，东欧也成为危机前全球经济增速较快的地区。

    外资银行进入东欧市场后，市场发生了两方面变化：一是零售贷款大规模上升，外资银行在零售贷款评分技术上具有优势，更倾向开展零售和中小企业业务，而对当地盈利状况欠佳的国有企业贷款的意愿较低；二是外币资产和负债规模显著提升，外资银行更倾向于利用国际主流货币在东欧市场开展业务，2008年，东欧部分国家50%以上的信贷余额都是外币计价。

    案例1：东欧外资银行的危机传染效应。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总部受到重创，东欧地区外资银行资金筹措的能力显著下降，当地市场明显感觉到由外部市场环境紧张而造成的信贷紧缩。国际金融危机是以外资银行为载体不断向东欧国家传递风险，并对当地经济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冲击。另外，东欧国家的外资银行主要以分行为主，主要受母行所在国监管规则约束，容易在东欧市场形成监管套利；由于主要业务都是外币计价的，外资银行对于当地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并不敏感，这些都加大了东欧国家监管机构和货币当局对当地外资银行的管理难度。

    案例2：韩国外资银行扭曲资源配置流向；外资机构短期内快速的进入，会使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大幅变化，引致金融风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更好应对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韩国银行业加大了吸引外资力度，取消对外资银行单一持股7%、合计持股26%的限制，允许外国投资者收购韩国国内银行。政策出台后，大量外资涌入并主导韩国银行业。1999年12月，美国新桥资本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并于2005年将其转手给渣打银行，渣打韩国第一银行成立。2000年11月，美国投资基金Carlyle购买韩美银行，并于2004年卖给花旗集团，花旗银行（韩国）正式成立。2003年9月，美国Lone Star投资基金收购了韩国外汇银行。2005年末，韩国7家全国性银行中，有6家银行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外资控制银行业资产已占韩国银行业总资产的70%以上。

    外资银行短期大规模进入使信贷资源过度倾斜至个人消费领域，对韩国制造业支持力度显著下降。2000-2004年，韩国外资银行企业贷款占比由56.7%降至41.6%，家庭零售贷款占比由32.8%上升至56.6%。结构切换的主要原因在于外资机构主体偏好的变化：外资银行在零售贷款领域能充分发挥风险管理模型的优势，而韩国传统制造业企业贷款多依托银企关系，外资银行不愿意过多从事。由于资金支持不足，韩国电讯、半导体等行业重要企业经营状况无法得到及时改善，拖累经济复苏。

    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大量进入的个人消费贷款领域出现了过度竞争态势，机构间通过放低贷款标准进行恶性竞争，使风险不断累积。2003年，韩国爆发信用卡危机，拖欠债务超过90天的持卡人高达劳动人口的16%，给银行业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