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道路



乡村集体的主体地位是由宪法确定的。这两年颁布实施的《民法典》和《乡村振兴促进法》都进一步明确,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乡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要发挥主体作用。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规定,要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的制度。20228月,民政部修订《村委会组织法》时,也将这些规定放进了修订稿。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这里,集体经济的概念和形式已经表述得很清楚和准确。

尽管中央定了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从社会认知到法律政策的落实,还存在较多问题。从各级干部到农民集体,对这些问题都存在疑惑。有很多具体事情相互混淆,边界不清,概念不明。

乡村振兴到底要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集体化的路?这条路是老路还是新路?如果是继承老路的新路,那么继承在哪里?新在哪里?为实现农民共富,怎么做才能既发挥集体中每个成员各自的主体性,又发挥成员集体的整体的主体性,实现集体内部的成员合作与集体内外的多主体多形式的联合?这些认知问题没有解决,将会直接影响走集体道路的成效。

乡村振兴为什么要走集体化道路

首先要认清,农民共富必须靠集体。少数个体富了,先富带后富,能够带动一部分人致富,但不能可持续地带领全体人民共富,因为动力是跟着目标来的。除非这些先富将个人致富拓展为集体创富,否则个体有再大的能耐,也不会产生为他人谋利益的持久动力。

有人说,合作化不是也能推动生产发展和农民致富吗?合作化存在私人的合作化与集体的合作化,私人的合作化是私人之间建立互助为主的专业合作社。目前,大部分现存的专业合作社都是单一产业、单一产品和单一功能,重点是生产和销售合作,农资统一买,产品统一卖,产生的利益按交易量分配。其中,囿于农产品流通市场的销售大规模与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小规模之间的张力太大,所以私人专业合作社往往难以发展,大部分成为外来公司或顶着合作社牌子的公司的产品提供者。

集体化的合作化,是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它以村内的集体成员共有的土地、经营性资产为公共财产,以村民共富、民主治理为目标,形成成员间规范合作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合作社的重大决策由村民大会通过,专人担负运营职责,专人管理财务,有效益全民分红,透明公开。集体在经营共同资产之外,为个人经营搭平台,鼓励个人发家致富。所以村集体组织内的合作化有两重含义,集体主体与成员主体各自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结成集体与个体的共建、共融、共享关系。

其次,集体化创造了新型生产方式。集体组织不仅在内部进行成员间的合作,还与外部主体通过各种联合形成新的经营主体,多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在集体所在的社区,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由集体经济合作社与成员个体、与村外多主体多元互动、合作生产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社会财富就在当地形成了综合生产力。

这种产生综合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是新型集体化创造的,它与过去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固然有联系,但是区别更为本质。联系主要是指土地归集体所有的生产关系。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规定了以生产小队(即初级社时的自然村)为集体土地的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今天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承认自然村或村民组是最基层的集体经济组织。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主体和主体性上。今天的村集体不再是过去被计划体制捆绑的、缺乏独立地位、也难以具有独立意识的缺损主体,而是在市场经济下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未来发展目标的主体。今天的集体经济组织正在创造出与成员个体之间以及与外部市场主体之间的多种合作与联合的方式,以多主体多形式自主构建自己想要的社区综合生产力。

这种综合生产力,是集体经济合作社和个体以及多主体的经营组织在多元互动中、在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中形成的,是共同合作创造出来的。它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力不同,或者说它是一种以社区范围经济为边界的、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共同贡献的总体生产力。

国家有GDP总量,一个村、一个乡范围内的经济总量也可以度量。如果集体通过与成员个体合作、与外部主体联合产生的经济总量能在总的经济总量中占到相当比例,就说明这个集体的经济具有实力。这个比例能持续下去甚至还能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个村或者乡的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之一。

在村集体走向发展性主体的途径中,这种多元、多边合作产生的生产力,有利于达成该地造福于农民共富的适度规模经济,而不是脱离农村社区实际、更多为外来投资获利服务的大农场、大企业的大规模经济。

第三,集体化能建构乡村新型治理体系。中国乡村的治理体系具有独特性。这首先是因为乡村的党的基层组织是“全息型”组织,即基层党组织有着与党中央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一致性的全息特征。其实,这种全息特征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上就开始的,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所以,村党支部能够成为村级集体包括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战斗堡垒。

此外,我国自1980年以来逐渐成型、1987年颁发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际上也促进了村民自治传统的逐步形成。而这个传统继承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的群众路线。它发展成为以村庄为边界的社区的集体治理,一种统合的综合性、公益性治理。这种治理的重点是农民通过村集体这样一个中间主体,形成和政府之间二元互动合一的中国独特发展道路,而不是国家-社会之间完全对立的道路。这是需要从实践到理论深入发掘的很重要的概念。

这样的一种村集体内部的集体自治,包括经济自治、社会自治和文化自治,对于形成社会市场上的独立主体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它以集体的整体意志与外部市场连接,以交流和利益交换等市场化方式,能够比较自由地探索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生产方式。所以,对于乡村振兴为什么一定要走集体化道路的命题,我们要从实践出发做出理论说明。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新在哪里

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根上讨论,首先要厘清“集体”这个概念。以往的讨论往往一上来就讲集体经济组织,殊不知集体经济组织只是集体经济的一个载体,而集体经济只属于成员集体这样一个新型主体的经济功能。若不厘清成员集体这个主体,怎么明晰它的功能和载体?所以,先论集体,再论集体经济,最后是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顺序是不能变的。

新型农村集体

我们今天谈到农村集体,有个重要的前置词——“成员”。乡村集体无论怎么分层,都是“成员集体”,这就点出了新型集体的本质特点:它是全体成员的财产和利益共同体,离开了成员这个个体性主体,成员集体这个整体性主体就没有了意义。

新型的成员集体和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的小队、大队集体相比,尽管那时的集体也由农民组成,谁属于哪个小队、大队也划分得很清楚,但在当时计划体制下,生产力又很落后,集体和成员都没有什么权利。改革开放首先是从解放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开始的。所有的集体成员,有了国家法律赋予的四项基本权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基层治理的参与权。

每个集体成员所拥有的这四项基本权利,来自于农村的四项基本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依托集体土地建立的农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经营制度;村民自治的社会治理制度。这四项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四项基本权利,而这四项制度的执行主体是村集体。没有村集体,农民个体的所有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

只有将村集体明确为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市场的社区社会主体,宪法赋予的维护其成员共有集体资源和资产权益的这种整体性权利,才能具有真正实施的空间。也只有让村集体能在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不断地反复实践,以独立意识找到本土环境下维护集体和成员权益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并有信心带领成员为村庄的今天和明天奋斗,这个集体才能成为实质性主体。

实质性主体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村集体在建构中保持主体性,也就是对于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具有独立意识,有精神上的自觉;同时能发挥自主性,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不受外部利益的影响,不出现“被绑架”“被俘获”的问题。当遇到难题,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克服困难。保持独立意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正是主体性的三大要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积累、沿袭至今、百战不殆的独特优势。将其用于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集体,可以通过构建主体性,走出发展壮大集体的中国式农民共富的路子。

新型集体经济

新型集体经济是成员集体经济,不是损害或抛弃成员个体权益、只顾空头名誉和干部权益的假集体经济。在新型集体经济中,成员个体和集体相互依存,各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形成既统合又分立的综合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经济既不同于人民公社的公有经济,也不同于个体为王、团体只为个人提供少量功能性服务的私人经济。现在一些经济组织,无论是合作社、企业还是外部组织,提供生产、供销、消费等经济性功能服务的各种形式,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作为村集体独特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治理的功能,譬如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发挥能动性使村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村内就业、助老扶幼解决得好,村民自主建立的各类团队、协会活动频繁,各类群体关系、各类矛盾解决得好——等等这些,都需要集体经济的支持。村集体就是一个公私合作、公私兼顾、具有很强的社会包容性的利益共同体。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就体现在村集体这个综合性利益共同体建设得好,得到全体村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现在,这一点还较少被认识和提到。

新型集体经济不仅是成员集体的共同体经济,还是使得集体内外的多主体、多要素都能发挥作用,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经济。这可以称作新型集体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实践现在已经有一些了,需要进一步提炼总结,进行理论论证。如何将这种代表中国农村未来发展方向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增强我们对走中国式农业农村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命题。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组织特征,三合一的村级集体领导核心为决策管理的核心。尽管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纵向分层级,类似当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做法,村小组、行政村、乡镇都可以建立以所在范围的成员为集体的集体经济组织,但是在行政村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执行范围是行政村的成员集体,根据该法能够把行政村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整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而综合治理需要一定的地域规模和人口规模为基础条件,在这一点上,行政村比村小组在综合治理上更有利。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肯定以生产队作为生产和核算的基本单位时就指出,今后会根据发展的条件,将基本核算单位上升到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30多年前,国家在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也考虑过这个层级问题,最后确定在行政村,也是希望农民的自治组织有一个较能发挥综合功能的空间。现在有些人一讲集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就明确指向村小组即过去的生产队,认为行政村只能做村民自治,做不了集体经济。实际上,目前做得好的村集体经济大都是行政村,他们逐渐突破本村边界,向周边村发展,以村为核心带动了跨村跨乡的集体经济联合社。

这种具有地域性、经营性、综合性、公益性特点,呈现片区形态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有注册为联合社或联合会的,也有与社会资本或专业合作社联合,以合股方式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无论哪种形式,都体现了集体的外联需求,属于横向扩张。

第二个特征是经营特征。这表现在对于集体经济的权能分立和选聘分开上。理事会是由集体成员选举产生的理事们组成的,总干事是由理事会聘任的。按照国家提倡的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方式,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理事长。理事会拥有决策权和经营的管理权,总干事或总经理拥有具体实操的经营权。

第三个特征是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是一种社区“私利”公益化的机制,也就是说,每个成员在为自己和家庭奋斗的同时,自觉地为集体添砖加瓦。不仅大河有水小河不干,小河有水也能汇集到大河,让大河更丰盈。

农村集体现存的主要问题及简要分析

村庄层面:自主创业的动力和能力匮乏

现在新型集体经济更多的只是个提法,而没能真正落到实际。大多数地区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做法上,都按照过去办集体企业的办法搞租赁承包。土地资源也基本停留在集体流转土地、发包收租金上。所以集体经济基本上被称为“吃租经济”。由于村集体的经营资产十分匮乏,只好依靠上级给项目、拨资金,成了“输血经济”。由于上级要求项目不得亏损,每年要有固定回报,年底上报计量,村集体只好把项目资金入股企业,结果更加强化了“吃租经济”。现在,大部分村集体的经济所得,只能依赖政府和社会资本投资的产业项目,从中分得一杯羹,没有自己的自主经济。村庄建设也依靠政府投资,但是政府投资建成的公共设施,却缺乏村里人投入的公共服务日常运行。

政府和外部力量越是全力扶持弱小的村集体,越是强化了村集体的依赖性,自主创业的动力和能力就越匮乏,渐渐失去对自己村庄未来发展的向往和希望。村庄规划、组织、经营都被政府和外来组织“包干”了。

社会环境层面:对村集体的认识存在误区

社会舆论将农村集体视为“大锅饭、低效率”的别称,一说农村集体就想当然地认为是要“恢复人民公社,要走回头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村改革就是要效率优先,打破大锅饭,也等于打破集体主义,简言之就是反对集体化。所谓新型集体经济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要恢复人民公社,但农村还是得走私营经济、能人经济、家庭农场的路。

还有很多人认为,村集体不是政府权力机构,只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约束的农民自治组织。面对村庄人心涣散和所谓的“干部经济”,只有软约束,没有硬约束,好事做不来,坏事难避免。村干部即便不贪污,也仅仅是执行上级的项目经济。上级给多少钱办多少事,钱花完事到头,项目结项了,产业也就散了。

政策层面:村集体对集体资源的规划权存在制度缺失

村集体没有对集体资源的规划权,也丧失了资源的部分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村财乡管、乡财县管原本是2006年税费改革后采取的临时性政策,但延续至今十多年了,并没有随着农村改革形势的变化进行应有的调整。这导致村庄财务管理上弱村和强村之间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强村要发展就要避开这套政策,采用自己成立的公司或自己办的合作社做财务账目的方式进行体外循环。

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困难重重。虽然2016年中央文件大力倡导,但是5年过去了,发展现状与期望值仍有很大距离。登记流于形式,有相当数量的村没有进行清产核资,登记时就写个约数上报。土地资源并没有理清,集体的经营性资产大量在私人手里实际运营,往往表现为负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的组织部门就以中央财政特别补助的方式投入资产,还有的政府撬动社会资本来投入集体资产。这方面五年来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些经营性资产只是账上的集体资产,并不是这个村集体可以实际掌握、可以按自己意愿去经营的资产。经营性的集体资产还没有办法获得抵押贷款。虽然集体经济合作社有个银行账户,但是这种账户只作为资金进出使用,并不用于经营,所以村集体只敢出租,而不敢做实际经营。因为只要实际经营就一定有亏有盈。一些采取内外多元合作与联合方式的村集体,不怕有的项目有亏损,因为还有盈利的项目,而且盈利总额大于亏损,能做到损益平衡。实际经营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不能按行政规律办,同时又要保住村集体的财产,怎么样才能解决这当中的两难问题?非常重要的是做好政策和制度安排。

制度缺失是大问题。尽管全国49万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合作社都已经登记赋码,都开了账户,但是大部分没有发票,各类经营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尚未建立。其实这当中并非没有做得好的村集体。他们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并非2017年以后按照国家政策新登记的组织,而是经历了很多年市场历练,有着与多主体合作与联合的丰富经验,而且有着自主掌握村庄发展前途的独立意识和精神自觉。2021年,农禾之家举办“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就总结提炼了他们的经验,并出版了《探路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一书。这些优秀典型的做法值得总结上升为制度化的经验。

治理层面:亟需制度创新和人才创新

虽然村书记通过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理事长的制度规定已经有文件,但在经济事务上到底怎么实现统一决策和分工负责仍然不清晰。所谓政社、政经不分的说法还在困扰着基层。权能分立,即集体经济的决策管理权和各具体项目或企业的经营操作职能的分立,在一些先进村早就解决了,但是大多数村要么被困于政治不正确的观念,要么被困于个别领导的大权独揽。破圈而出需要制度创新和人才创新。

再就是村庄治理中的官僚化、形式化、口号化倾向非常严重。太多的挂牌、会议、表格、检查、评比,让村干部整天陷于文山会海,无暇开展实际有效的工作。尽管最近中央有精神、民政部下文作严肃的纠正,但在实际中收效甚微。很多地方数字造假成风,重表面不重效果,造成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不能再从形式上做检查,是要追究我们的指导思想。

人才难题。本土人才匮乏,大家都知道。各级党组织这些年从更换村支书入手,培养本土带头人。但是带头人要带起头来,就必须倚仗本土人才团队的支持,否则事倍功半。现在的政策,是第一书记、挂职干部、乡镇社工站下村,统统是外来人才支持村庄,却没有重视培养“不走的工作队”,把本土人才的培育放在重要位置。现在的培训形式很单一,几乎没有针对本土人才团队的综合培训。对党支书、理事长的培训课程往往流于文件解释,缺乏能力和实操培育,尤其缺乏结合地方实际的案例讨论。

村集体的主体性建设

村集体目前的实际走向不是实质主体,而是日益行政化、形式化,即虚化了的虚空的主体。政府和外部力量并没有把村集体当作主体,而是乡村振兴的对象和客体,他们自己才是主体。

对于村集体的地位和功能的政策认知有较大偏差。一直以来,政府把村集体当作村委会,认为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只是做社会工作的,它的功能是稳定村庄、稳定村民,所以是一个社会工具。尽管2016年以来的中央文件试图用壮大集体经济来解决后税费时代乡村凋敝的倾向,但是并没有确立村集体在社会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也并没有赋予它综合性主体的权力和功能。

忽视村集体的现实原因之一,是忽视小农户在中国农业农村中的主体地位。农业政策过分偏重规模化的大农场,未认识到它们不仅不是党在农村需要长期依靠的社会基石,而且即便在农业经营上,过大规模、雇工经营的经济效率较之小农户(家庭农场)也是低下的。

扶持村集体的基本政策,一是要真正明确村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并予以政治赋权;二要改变影响其保持和弘扬主体性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例如应大力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政策,因为它可以绕过当下赋码登记的集体经济合作社无法经营的难题,在集体经济成长的过渡阶段探索适宜的权能分立的经营方式;梳理村乡关系,改善村财乡管政策;围绕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多元组织的合作与联合,制定激励集体经济组织向着实质性主体方向建设自己,改变目前政府越俎代庖、包办项目的政策倾向。三要针对村民最迫切的农产品销售的需求,由政府出资为主兴建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主要销售村集体合作社及联合机构统一组织的小农户农产品,以加强农户参与的集体行动。

村集体是农民组织化、集体化、合作化的核心。要想让它成为拥有主体性的实质主体,而不是形式上的虚无主体,就要多方加强村集体的主体性建设,即加强其独立意识、精神自觉,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应该是乡村振兴未来一两代人的长期任务。最近五年特别需要突出这项建设,为乡村振兴走出中国式道路打下坚实基础。

(编辑  杨利红)



* 杨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我们在完成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任务。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全面深化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重要的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着力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

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党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关于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持续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凝聚起更多推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智慧与力量。

共同富裕迈入扎实推动的历史阶段。“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十年,我们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新增就业均大幅提升,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共同富裕需要收入分配公平,也需要激励发展创造。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的实践探索明确了发展创造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要方式。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既反对两极分化,也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全体人民公平享有追求发展、勤劳致富的权利和机会。通过共同努力和共同奋斗的过程,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强调共同奋斗理念,坚持多劳多得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既要破除平均主义,也要严格遏制无理无序的两极分化。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实现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形成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合理分配格局。一方面,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的子女教育负担,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保障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另一方面,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收益率超过劳动收入与经济增长水平是长期现象,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同时发生。全球化与新科技革命时代,两极分化进一步恶化,社会矛盾激增。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始终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原则,根据各类生产要素对社会发展贡献程度,合理确定市场回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消除财富占有过于悬殊状况,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

在劳动方面,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充分就业,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限制和歧视,保障人们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要重视弘扬企业敢于承担风险的创造性劳动,进一步提升企业家在社会创新中的作用,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奋斗。要对资本设置“红绿灯”,支持和引导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也要有效遏制其消极作用,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加强反垄断监管。

重视并实施“敏于志向”而“钝于禀赋”的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促进机会公平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重要手段,是以共同富裕促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推动共同富裕不仅要建立合理公正的再分配手段,也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的起跑线,为共同奋斗创造有利条件。在初次分配中,市场要发挥主导性作用。这需要全国构建更加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收入分配中消除各种歧视;同时需要消除资本市场的垄断。促进机会平等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只有破除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才能充分发挥个体潜能;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提升人力资本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

要防止低水平的福利平等,努力消除劳动者个体之间由于非自身责任因素受到不公正对待。一是要通过机会均等条件下的市场竞争,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增加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全体人民公平受教育的水平,以提升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三是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避免“内卷”“躺平”。

共同富裕是深圳先行示范的重要内容

20198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意见》要求: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始终坚持把蛋糕做大做好和切好分好的协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大幅增长,经济总量上升了一万倍,城市人口快速聚集,从40年前的30万人达到了约1750万人,人均GDP增长了约130倍。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重点努力的方向。2021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0847元,比上年增加5969元,名义增长9.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2%,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5个百分点。按照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一个标准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50万元之间,即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由此可以推论,深圳常住人口达到这一标准的比例应已超过70%

深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平公正原则。以法律规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与就业环境,维护机会公平。深圳利用法律手段约束政府行为和规范市场行为,充分贯彻促进机会公平;推进建立完善的法治框架,以立法和法规确立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规定性,给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提供自主发展空间,充分调动发展积极性,保护合法致富,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纵深推进法治改革,不断拓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领域,不断适配动态发展的经济社会活动。

深圳贯彻以公平促创新、以创新扶公平。深圳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建设高标准国际化的市场体系,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使法治成为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与动力的重要保障,成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的海洋。一方面,汇聚380多万市场主体,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近130万个体工商户积极拉动就业。深圳对公平和创新关系的有益探索,不仅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了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壮大,同时提高了社会流动性,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专。同时,促进性别平等,在女性就业比率、工资水平、高管人数等方面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更好地促进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让无业者有业,让有业者乐业,让实力者创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深圳长期坚持实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的社会公平政策,建立起了发达的职业培训体系,实现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一般技能向中高技能持续动态的提升。截至20227月底,深圳全市就业人口规模达1248.01万人,与历史高位基本持平。深圳不断强调就业创新的重要性,通过缓、返、降、补多方位发力,稳企业、稳就业,合计为企业减负130亿元,惠及企业近百万家。深圳对招用年度高校毕业生的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实施鼓励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补贴,如求职创业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生活补助等。

深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民生幸福标杆。深圳卫生健康、教育等民生支出持续增长。“十四五”期间,为全力保障常住人口的子女入学需求,将在5年内新建90.8万个基础教育学位。其中,新建12.5万个学前教育学位、67.3万个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1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形成了贫困家庭子女应考尽考,能读就读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制度保障,实行残障儿童的康复与就学,鼓励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创业。

5年来,深圳在医疗卫生方面累计投资超过1500亿元,是十二五2.5倍;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70元提高到134元,婴儿死亡率1.14‰,孕产妇死亡率4.79/10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44.87%,各类健康指标均保持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4.53岁,接近目前世界人均寿命最高的中国香港的84.9岁。深圳以更优的医疗服务、更好的医疗保障建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一流健康城市、国际化医疗中心城市,成为公共卫生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让市民在卫生健康领域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高水平三甲医院的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社康机构建设跨上了新台阶,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8%以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稳定在18%以下。

深圳持续探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深圳以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多样化的社会保障,进一步提高住房保障,逐步实现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0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总参保达3733.8万人次,五年增长26.1%。全市基本养老参保率为98%,社会保险卡持卡覆盖率为99.3%。积极落实中央调剂和省级统筹,累计向省上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含中央调剂金)1193.8亿元。此外,深圳在三次分配中也进行了大量有益尝试,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在国内处于前列。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行充分探索,全面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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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致鹏,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确立“一化三改”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顺应现代化发展大势,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式,也不同于苏联过分向农民索取的方式,而是通过渐进式变革生产关系支持工业化,同时兼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化,这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而是顺应人民内心诉求与时代发展大势的历史必然。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国领导人提出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工业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深厚的物质基础。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195121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报,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①] 思想正式确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面对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的重任,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52年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于19536月份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此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战略目标, 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时并举的战略。

工业化战略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经济的压榨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统治之下,中华民族遭受百年的欺凌和屈辱,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为什么近代中国如此不堪一击,屡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认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③]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④] “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负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⑤]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启现代化探索道路,但当时受到内部外部条件的硬约束。一方面,历经多年的战乱,国家满目疮痍,经济凋敝,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市场混乱,经济极其脆弱。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仅为30%,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仅占26.4%,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一系列敌对政策,切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并且规定“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⑥] 1950年,美国纠集十六国发动侵朝战争,严重危及新中国的安全。正是由于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工业为人民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以及为国家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国共产党才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大国,只有拥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才能抵御外来侵略,而国土安全是人民幸福的基本前提。

工业化战略顺应现代化发展大势

现代化作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最初的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促使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毛泽东将工业称之为“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⑦],正是依靠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西方国家才走在世界前列。纵观世界先行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都是从农业和轻工业起步,先后经历了初级工业化到高度工业化时期,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高技术工业的重心转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目标转变,又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转变为知识社会,最终进入新型现代化阶段。现代化起步于工业化,同时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相比西方国家陆续进入高度工业化时期、工业重心从重工业转向高技术工业、走向工业强国的事实,同一时期的中国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以工业产品产量为例,1949年美国的钢铁、原煤、发电量、原油分别是中国的447.7倍、13.6倍、80.3倍、2074.3倍。[⑧]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无与伦比的决心和气魄,制定了工业化的宏伟战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表明了这一决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⑨] “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⑩]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1]

总之,工业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建国初期,我国所制定的工业化战略,是顺应现代化发展态势的,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赢得稳定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条件下提出的。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特殊性

200多年前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欧美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将世界原本封闭的国家拖入同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形成了西方工业国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格局。

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大体分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各国所处的不同背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家现成的经验,只有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从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既非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又与苏联模式有所区别的工业化道路。

支持方式:渐进式变革生产关系支持工业化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引起技术上的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12]

进而言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目的在于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个过程是逐步递进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作为一个拥有4.8亿农业人口、工农业产值近70%、财政收入来源中农业税占50%的农业大国,随着城市和工业大建设对原料、粮食需求的增加,和随之带来的粮食供给紧张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难以适应大规模工业化发展需要。而通过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逐步改造,不仅合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更为稳定的国内环境,并且可以从中更好地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和资金,进而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确保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10月)一文中指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是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13] 可见,党和国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渐进改革为突破口,“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扫除制度层面和社会结构的障碍”。[14] 

实现方式:兼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战略是在国家“一穷二白”的约束条件下提出的,面对工业化资金缺口的现实,中国通过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提供建设资金,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15] 观之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对内剥削工人、对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实现原始积累,如英国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赤贫的产业工人;美国建国后发动西进运动,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财富,大批印第安人遭屠杀,印第安人被迫迁徙之路成为他们的“血泪之路”。[16] 近代中国各种尝试走资本主义现代化失败的实践,也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果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17]。中国人民必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比苏联的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工业化政策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导致轻工业发展滞后,农民长期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作出很大牺牲。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的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8] 鉴于苏联的反面经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19] 由此,中国从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在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注意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如何把握增长速度、财政税收与投资等数量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一五”时期增长的6000多万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改善了农村的水利设施条件,极大地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同时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原始积累,仅“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化的初始资金,“大约有70%来源于农业和农村产品加工业[20]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当代价值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一化三改”的工业化战略。尽管在当时背景环境中开启工业化建设有很大难度,甚至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克服困难,举全国之力,发挥基层人民群众力量,充分发挥广大农民优势,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技术援助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顺利建成;此后经过数个五年计划,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我们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一大成就为日后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化建设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如果建国初期没有工业化战略的确立,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工业的迅猛发展。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在疫情发生后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蕴藏的道理及宝贵经验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向。

方向:始终善于战略规划

习近平同志说过:“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21]长远的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善于用战略思维解决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全局、长远、大势上判断形势、把握规律,坚定信念,制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书写了发展中国家开辟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奇迹。“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战略目标的设定与完成经常需要部分现实的延后发展,甚至为整体的发展作出暂时牺牲,这时候,尤其需要对战略的坚定维护”[22]。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新历史条件下的轻重结构调整、“发展工业农业同时并举”、“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工业的主导地位”、“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23] 战略演进中,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而我国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进程,由此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发展,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我国工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旨归: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在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启动工业化,面临着巨大挑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走资本主义式的通过国外殖民掠夺的原始积累道路,也没有像苏联那样过分向农业索取积累,而是站在人民立场,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地引导农民走向农业集体化,兼顾国家和群众利益。

“一化三改”战略是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规模国家中,在人民普遍拥护下完成的。而这样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成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凸显人民主体地位。由此,建国初期确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顺应民心的选择,这就说明只有尊重人民群众意愿,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在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护农民的利益,才能进一步保障工业化顺利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密切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进人民福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多种多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结合中国实际,充分考虑建国初期资金匮乏、外援力量薄弱的事实,在认识到国家积贫积弱的经济基础上,耐心启发,依靠先进分子带动群众,顺利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支持了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现代化发展诸多难题,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编辑  碣石 )



¨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内蒙古基础设施供给绩效评价与发展路径研究”(21XMZ068);内蒙古社会科学基金2022年度项目(第一批)“内蒙古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研究——以通辽市为例”(2022AY39);内蒙古民族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内蒙古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路径研究”(BS551)阶段性成果。

* 王晓慧,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3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4[M]. 中国文献出版社, 2011602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6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45

[⑥]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 战后国际关系史料 第1[M].上海:国际关系学会198375

[⑦]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6

[⑧]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 新中国工业通鉴 第1 1949-1999[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8-9

[⑨]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

[⑩]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11]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1

[12]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16

[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1

[14] 韩喜平,郝婧智.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20222):46

[15] 张树军,齐生主编.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 上[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390

[16] 韩桥生.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显著区别[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26):24

[17]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9

[1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

[20] 陈伯庚主编. 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5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10

[22] 韩喜平,刘星彤.要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N].光明日报,2022-02-2815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6[M]. 中国文献出版社, 2011503

大党、大国、大道

李玲

2023-02-09 11:05:5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亲自见证了党和国家发生的深刻变革。

    在这10年中,中华民族的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九大以来的这5年,中国又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来定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阐述。

最大执政党的现代化

    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最大的执政党,它是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组织力量,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风雨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是可以依靠的力量。第二是国家制度的现代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是中国通过在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努力,实现人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最大的马列主义执政党,更重要的是它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先进的文化,它是一个集大成者。

    另外,中国共产党不断地与时俱进,并有先进的方法。这是资产阶级政党做不到的。看看现在国外的乱象,其实都是这些国家的政党僵化、固化造成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不断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它吸取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革命、与时俱进。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最坚强的一个领导力量。

新的党章在修改过程中,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把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写到党章里面。而中国共产党是个领导集体,必须要政治上过硬,这就是政治领导力量。

大国的民族复兴

    有这样一个大党、先进的党、现代化的党来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以,我们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时候,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张蓝图已经绘就了。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为什么我们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历经坎坷还能够不断地创造新的奇迹?这是因为我们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天然契合形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两个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二十大报告里特别强调时代化,因为它不断地要应对新时代的变化来解决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重构、制度的再造,它的原理就是老子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共产党能够不断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是把握了人间正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未来中国的道路应该是越来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对应的就是当今世界之乱和中国之治。我们曾经学习西方文明,而我们现在看到,英国几乎就是首相走马灯一样地更换,但是更换后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

    其实西方政坛乱象的背后,就是在国家工业发展后,它们的政党却没有实现现代化,政党是僵化、锈化的。国家制度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现代化,没有像我们中国这样在伟大的实践、伟大的斗争中不断地锤炼。

    我们现在形成的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有这样坚强领导力量的大党,有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西方的现代化其实只解决了少数人的现代化,这些国家在全球只有不到10亿人口。而我们14亿人口整体地迈入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既吸取了人类社会普世的现代化,同时又坚持中国特色。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数人的现代化,它是真正具有普世作用的,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可以学习的。因为我们没有掠夺,没有霸凌,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内化来不断地实现现代化。

    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文化是“穷则独善其身”的,过去我们韬光养晦,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要讲“达则兼济天下”,所以二十大特别讲到胸怀世界。中国所探索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它和美西方国家霸权瓜分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的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这10年间,确确实实地走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然现在还在路上。我们不仅将会为中国人民造福,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当今世界的乱局提供了另外一个可选择的方案。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国人民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季节)



* 李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将“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特殊品格,他把马克思一生概括为“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这是我们共产党百年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

“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是共产党的特点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九十六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破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正是因为共产党有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特点,给全体中国人民的未来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因为共产党一定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主席就开始绘蓝图了。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52岁的毛泽东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讲这个话的时候,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当时中国经济的体量大概相当于美国经济体量的2%左右。

    那时候中国能造什么呢?只能造桌子、凳子、茶碗、茶壶,能把粮食磨成面粉,能造纸,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个坦克、一台拖拉机都造不出来。短短30年左右,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际上毛主席绘就的蓝图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当然还不是全面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实邓小平讲这个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体量还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10%

    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理念,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任务。这是对未来25年到50年的规划,需要用相当于5-11个“五年规划”来完成。

    在人类历史上,恐怕还从来没有这么长期、这么雄心勃勃的雄伟国家规划。1997年时,中国的GDP总量比巴西还低,是世界上第八大经济体,相当于美国经济的18.2%。按人均计算,当时的中国还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低收入经济体。无论是在25年内消除绝对贫困人口,还是在50年内变成现代化国家,当时在很多人听起来恐怕都是天方夜谭。

    擘画未来半个世纪的宏伟蓝图,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不能只是给人民的一座空中阁楼,也不能是仅仅用来鼓舞人心的口号,它必须是切实可行的路线图。制定这样的蓝图,需要对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有深切的了解和把握。这个蓝图设定的目标,不能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目标任务必须通过持续地、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完成。半个世纪的发展计划逐步实现,所以绘制这种蓝图大概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

为“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使命奋斗不止

    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11次提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多次强调“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此后历届党代会的报告都重申了这个使命和这些目标任务。

    2002年,中国已经超越了巴西、意大利、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相当于美国经济的四分之一。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习近平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此时中国已经连续超越了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相当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一半以上,达到52.5%

    习近平在十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接着一茬干,要真正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切实干出成效来。这句话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精确概括,也是对未来的热切期待。

    2021年“七一”,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宣布,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年底,中国经济体量已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了美国,2021年年底超过美国经济大约五分之一左右,这是按世行新公布的数据。以前有一首歌叫《社会主义好》,其中唱道:“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这里“说得到、做得到”就是共产党很重要的一条原则。

    欧、美、日政党与中国不同,中国有明确的历史使命、清晰的中长期目标,而欧、美、日政党的视野不会超过如何赢得下一次选举。从1997年到2022年,25年中美国换了5任总统,竞选口号不断改变,使命非常空洞,目标非常模糊。英国换了6任首相,最近的特拉斯变成了英国历史上最短命的首相。日本换了13任首相,最新的首相上台以后支持率不断下降,现在已经跌到了所谓的危险区。

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曾讲,当中国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只会规划下一次选举。我们的体制保证了我们设计的目标一定会实现,而在欧、美、日的政治体制下,政客们成天唇枪舌剑、争吵不休,看起来热热闹闹,但对国家长远发展方向却漫不经心,无法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更没有能力实现任何长期目标。

    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经历千难万险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在二十大上习近平又宣布,我们从现在起要奔向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时代呼唤我们,人民期待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到2049年,中国一定能如期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  季节)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特别关注



 

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发展的探索已经数年,有成绩、有进步、有经验,当然也有遗憾、有教训。现在做些回顾思考,很有必要。

构建开源开放的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体系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追求。“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就是一个产业创新的新型组织体系。要实现创建产业创新的新型组织体系这个目标,就一定要遵循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才能少走弯路、事半功倍。

产业创新的新型组织体系建设要遵循其商业逻辑与实践逻辑

产业创新的新型组织体系的建设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下进行的。这个“客观环境”就是市场经济。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组成创新的新型组织群体,亦可以说是为了降低创新成本、提高系统创新效率、共享创新利益而组建的。

在产学研用金等诸多参与产业创新的主体中,根据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合作中可获得的利益的多少与时间长短,可以分成高强度利益关系的客户主体、较强利益关系的客户主体、弱利益关系的客户主体等,形成像在特战队中可以生死相依、永久合作的战友关系,可以放心依靠的长期合作的盟友关系,可以争取发展成有条件合作的朋友关系等不同层级的合作创新伙伴关系。其中,与工业云平台服务商之间存在高强度利益关系的客户、可形成战友型的合作创新伙伴的是工业中小企业的数智工厂(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工厂的简称);有较强利益关系的客户、可形成长期合作创新盟友的是工业企业设备供应商、数智工程承包商及产品经销商;有弱利益关系的客户、可形成有条件合作创新朋友的是社会自由职业类的工业应用软件开发者。由于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利益关系不同及合作时间的长短不同,决定了上述战友类的合作创新伙伴、盟友类的合作创新伙伴、朋友类的合作创新伙伴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参与产业创新生态的动力亦是有所不同的。

研究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建设中蕴涵的商业逻辑,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所要注意的是,关于工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的发展能够结合经济合理性、与市场经济内在动力相结合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这是以后应该加强的。

因此,在产业创新生态的组织建设中必须清晰了解不同参与者的诉求差别及蕴含其中的商业逻辑。比如工业中小企业的数智工厂,他们与工业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捆绑式的,具有可长期合作、荣辱与共之“战友”的特点,是忠诚度特高的合作创新伙伴。他们必定会鼓励本企业内的有关人员积极参与工厂低代码应用软件、工业数据集(工业APP)的二次开发、迭代开发,甚至参与制造产线(单元、设备)的工控系统软件开发,成为产业创新生态的建设者、应用者与贡献者。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与高强度利益关系客户及较强利益关系客户建设“联合创新军团”,一起“共建产业创新生态”。

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产业创新生态发展中应依次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帮助中小企业工厂数智化转型、以建设强利益捆绑关系作为基础。这是工业互联网“姓工”的内在要求,亦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更是发展产业创新生态、培育创新骨干团队的要求。二是围绕数智工厂创建“小快轻准”产品(工业数据集)系统服务新模式,在平台企业、工业数字工程企业、数智工厂等企业中组建联合创新、合作创新的长期合作团队。三是以与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利益关系和商业逻辑为依据,创建“凭创新贡献分享利益”的激励机制。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共建新型联合创新军团的计划,不断做大做强产业创新生态组织体系。

另外,在注重产业创新生态新型组织建设商业逻辑的同时,还要注重其发展的实践逻辑。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发展与强大,是参与者为了共同的理想与利益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在长期战争实战中锻炼出来的。有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组织,必须经过市场竞争的锤炼、生与死的考验,大浪淘沙、不断优化才能形成。为一时之利相聚、为一时之利就散伙的投机性的合作创新伙伴,不可能依赖他们去发展产业创新生态体系。这就是建设高质量的产业生态组织的实践逻辑。

产业生态组织的成长要遵循“在服务中发展、在竞争中壮大”的内在逻辑

一个人的成长要遵循幼年、少年、青少年、成年的逐年龄段成长规律,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的成长亦是同样的,要遵循其成长的内在逻辑,不切实际、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事干不得。

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组织体系的发展,还要确立“在服务中构成合作、在合作创新中成长、在竞争中壮大”的思路。实施这个思路的举措是:

一是要走数字技术与行业制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管理经验及知识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深度融合,就不是浅度的、更不是碎片化的融合,而是要求穿透性高、粘合性强的融合,全面性与系统性的融合。从本质上说,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数智工厂提供的服务是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工厂生产与销售知识、经营与管理知识等相融合的技术服务与知识服务。体系庞大、门类众多的制造业,各个细分工业行业的技术与知识服务都是有差别的,不可能被一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一锅煮”式地融合在一起。

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要从行业云平台做起,从一个个细分工业行业的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数字技术与工厂运营管理知识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从工厂生产到运营的业务逻辑相融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去做,切忌一开始就好高骛远,企图一步登天地去做跨行业、全融合的平台业务,一下子就建成庞大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

二是工业互联网平台要走“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好、人好我特”优势竞争的发展之路。现在,工厂设备互联、数据互通的工程分包商多、要价高、创利少,平台服务商“碎片化”服务多、解决问题少、服务效益不理想,很难适应工业企业的需求。因此,谁能提供“工厂设备互联、数据互通的工程牵头总包模式”,谁能提供“行业云平台+‘小快轻准产品’系统服务的新模式”,谁能提供“(工程或服务的)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的新权益保障模式,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谁才有可能“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服务中组成产业创新生态组织”。

三是行业云服务平台要在做大客户群体规模基础上,走好做大做强产业创新生态组织之路。因此,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向数智工厂转型,积极做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客户规模,继而做大做优产业创新生态的新型组织,这是工业行业互联网平台在构建创新生态体系中应该遵循的内在逻辑,也是做强做大行业云平台的努力方向。在站稳脚跟、打响行业云平台品牌之后,凭着已形成的组织实力、经济实力、市场口碑、实践经验,才能再向相关相邻的工业行业推进,稳步打造跨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跨工业行业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因此,坚持从分行业做起、从培植具有自己特色与竞争优势的服务做起、从“共建细分行业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做起,这才是符合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由弱到强、逐步成长、积累性成长的成长逻辑。

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的建设与运作要遵循统一技术标准与统一治理的内在逻辑

1.要在统一技术标准的基础上构建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缺乏统一技术标准与统一技术治理体系与体制,就不能构建开源开放的工业互联网共同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这已是被无数实践所证明的。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实现设备互联、数据互通、数据共享的基础,亦是实现统一数据采集、清洗、归类、智能存储、便利调用等数据治理的内在要求,是建设适用性强、持续服务水平高的数据中台或数据底座的前提条件,是通过“数据主题联接”生成“小快轻准”工业应用数据集的前提条件,也是建成工业云平台驱动工厂生产经营数据体系并实现全面协同运营的保证,更是构建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的基础。我们要充分认识蕴含在其中的这个内在逻辑,在统一技术标准的基础上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工作。

2.产业创新生态组织建设要以健康可靠运营的数智工厂为基础。健康可靠运营的数智工厂要以管理体制创新为保障。无论是从一线员工、班组、车间到工厂管理层的垂直纵向跨层级的、扁平化运作的“掌上办”与“掌上管”,还是从产品零件制造线、配件制造线、部件组装线、产品组装线等承担不同任务的制造车间之间,为实现产品齐套协同生产进行的“在线办”与“在线管”,以及针对工厂“人财物、产供销、进销存、水电气”跨各个管理科室为横向协同服务目的进行的“在线办”与“在线管”,如果缺乏管理制度创新为前提的工厂治理体系与体制的保障,数智工厂组织就可能随时会散架、会垮塌,进而影响到产业创新生态的组织建设。

3.产业创新生态组织运作的内在动力来自于激励与约束体制及治理体制的创新。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是由产学研用金等多主体构成的产业创新生态型组织。在这样结构复杂、利益诉求各异、运营逻辑不一的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主体构成的创新型生态组织中,如果没有统一的治理体系与体制,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一个统一运作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的有机的整体。如果没有统一的治理体系与体制,就不能构建凭贡献分享利益、依据规定处罚违规行为的激励体制与约束机制,产业创新生态体系的组织运作就会缺乏内在的动力,就不可能进行健康、正常的运作。

(编辑  季节)

 



* 毛光烈,浙江省原副省长,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主任。


 


    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各要素都能较充分地发挥作用,亦有较好的结构状态时所应体现出的经济增速。或者可以更直白地说,一个经济体在既无明显通胀、又无明显通缩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就可认为大体上接近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了。


一般可见的学者研究成果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还可以到6%的增速,也就是中高速的状态,这中央所要求我们在经济转换阶段,原来的经济增长率调整为中高速是契合的。当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需要把潜在经济增长率调再低一些,比如5.5%-6%的区间,大概为这样一个量值。


经济三重压力带来的需求、供给和预期变化


中央在2021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遇到了相互交织的三重压力,表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面对三重压力对应性的指导方针,就是要坚定不移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硬道理。要经过努力,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护在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概念与上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概念放在一起认识,我认为,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5.5%左右引导性的增长目标,量值上正是对应性的,是有在认识上的一个基本考量而形成的实际要量化的基准判断。不过今年却碰到了新的困难,两会以后有了“超预期”的问题。从1-9月份的实际运行来看,经济增速只达到了3%,四季度如果再好一些,这个5.5%左右的年度引导性目标,也难以实现。


十四五开局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重心


    把我们的战略部署与今年和明后年,以及整个2035远景目标规划对接起来进行考虑,就是如何测算合理区间。虽然中央有关会议、有关文件没有直接表达具体的量值区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目前信息对应确立的“两步走”的第一步,即2020-2035年间我国预期要达到的基本运行结果,来做出比较准确的测算。


在中央提出“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的建议之,形成了规划纲要。在此期间,习总书记对于中央的建议进行了说明,其中提到,建议起草过程中,写作组经过认真的研究测算,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主要经济指标的量值,认为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水平;有希望在2035年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


根据这样一个权威性信息所勾画的前景框架,学者们可以作出推测——据预测,我人口在最近两年将可能达到最高值;在这一条件下,2020-2035年这15中我国GDP年度平均增速如能保证达到4.9%或接近5%2035年就可以实现人均经济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这可以作为今后15年间保障速度或合理增长区间之底线的基准考虑。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基数抬高的过程中,其增长速度的重心会往下落。所以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十四五”的经济增速重心将可能比“十五五”“十六五”要高一些。“十四五”期间,我们应该追求5.5%-6%区间的速度重心,“十五五”期间,这个经济增速重心将可能落到5.5%以下,但最好不要击穿5%;“十六五”的速度重心希望能在4.5%以上,但很可能落到5%以下。总的考虑,争取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或者在5%左右。


笔者初步预测,要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际要对应目标量值:“十四五”开局后,20202021两年的GDP复合增长率,比2019年增长了5.2%;2022年的增速如果为3.3%,我们应积极考虑2023年力争使经济增速的引导性目标重新提升到5.5%左右(或者大致处于5%以上),而且在2024-2025年保障复工复产基本落实提高质量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争取增速达到高,当然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预判


在重大宏观调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面对着经济下行压力没有完全解除不利局面。我国经济下行的因素,从外部冲击看比较好认识,包括国际局势的变化,大宗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等价格上涨造成的供给冲击等等。我们的主观认识方面也存在些问题,例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公布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同志的一个讲话中对于“双重谬误”进行了批评,这是主观方面我们出现的偏差。“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这两个概念,我认为非常值得重视。从“合成谬误”方面看,2021年(特别是下半年)一些管理部门、各个公共权力的环节,在重大宏观调控问题上都是有所作为的,但都是在各自方向发挥作用,尽管从各部门的职能向来看是正确,实际效果却形成了宏观上的负效应,例如将力量全都叠加到从严从紧防范风险方面。最典型的是房地产领域,这个“灰犀牛”不是从房地产过高泡沫化冲过来的,而是从房地产业出现了意料不到的迅速低迷的危机局面冲过来了。当然,经过努力,恒大事件带来的局部险没有演变成人们最担心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风险正进入收敛的过程中间,但是宏观调控方面的偏差必须纠正。


对“分解谬误”还要继续总结经验教训,防范它再次出现。比如我国设定了很好的“双碳”目标,但是这个将要坚持40年的持久战,却在很多场合成了突击战式的“碳冲锋”,最典型的是丧失政策理性的办法,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绿色低碳指标好看,竟然直接上阵拉闸限电,丧失了政策理性。从主观方面在经济运行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我们要正视总结的经验教训,并将防范以后继续产生不良效应。


如果说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和纠偏,那么客观的支撑因素,我觉得仍然要肯定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我国工业化进入了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展开它的潜力释放过程。我们的制造业规模已是全球第一,但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大而不强”状态,还将升级发展中,进一步补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把潜力空间释放出来,完成工业化,支撑现代化。发展转型同时伴随着城镇化,要继续走完它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是不掺水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目前6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还存在严重掺水的程度,已经进城的三亿多农村人的绝大多数还没有取得户籍,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还远远没有落实。因而不能把真实城镇化水平估计过高。发展空间在何处?工业化、城镇化的相伴而行,这中间存在巨大的潜力空间,正是中国的韧性和回旋余地,也就是我们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趋势并没有改变的客观依据。当然,这客观的支撑因素,要跟主观我们避免出现失误结合在一起,我们仍然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用好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如何持久地推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想强调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修复市场信心,改善企业界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有向好的信心和预期才能带出好的结果。


第二基于我们将近三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应该进一步积极总结经验教训,优化抗疫技术路线。我们无法抄别的经济体的作业,但要重视精准的基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精准就是要讲科学,科学已经表明奥密克戎这个发展阶段上病毒传染性虽然明显提高,但是杀伤力已明显下降,在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的权衡点上,一定要做精准判断基础上向适当宽松方面的调整。国家卫健委指导文本的调整方向很明显,就是应该承认适当的宽松,不能再像前面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政府一味地讲严防死守,再产生多少次生灾害似乎也无所谓,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应该思考和研究怎么样更好的来动态优化我们防疫抗疫的技术路线之中的要领。


第三,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这两大政策在经济增长中仍然有它的作用空间,仍然有政策工具箱里可用的工具。当然,怎么把它用好,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编辑  季节




* 贾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学习二十大的报告,结合深圳的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和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创新引领,就不会有高质量,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

创新是我国高质量增长的本质特征

2010以来,中发明专利授权量陡然上升,增长追平并超过了经济增长率,成为中国经济从传统的数量型增长走向高质量创新增长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中国发明专利的科学论文引用量也开始快速增长,创新与科学发现间关系日见紧密,科学发现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大大提高。中国发明专利快速增长向科技前沿靠近,提高了知识创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动了中国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的产业发展从一个极低的水平起步,通过广泛吸引投资实现高技术产业的起步,很快实现突破,越过了模仿-创新阶段,高技术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并开始走向原创性阶段。深圳这样的跨越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在此我们重点讨论:深圳的创新生态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深圳走出了和别人不同的路?

深圳作为具有高度外向特点的经济特区,具有充沛的经济活力与进取精神,对青年人和专业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大量的学生、农村子弟、生产线上的女工,在深圳通过自身的奋斗,既创造了财富,也实现了自身的理想。在形成强大的创新效应同时,也塑造了社会的创新生态。这是深圳所拥有的最基本条件与特征。

深圳是一座特别能创新的城市,在我国创新发展中具有引领示范性。我们与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合作研究中发现,深圳人均GDP1978年不足200美元,到2019年接近25000美元[1],增长超过了一百多倍。深圳发明专利高增长起点,比全国平均水平明显早4-5年。

深圳经济增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开放初期,依靠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融入国际分工,实现经济起飞;第二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深圳开始进入跟随模仿创新阶段;第三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后,深圳比较早地转向了质量型创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深圳在WIPOPCT专利申请量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但申请量增长速度已经平稳。深圳发明专利增长更多体现在全球五大专利局(中美欧日韩)公开授权的专利增长。这与联合国设立知识产权组织初衷有关,WIPO倡导有益于向发展中国家知识溢出的专利体系,有比较明显的扶植性、支持性和保护性。深圳走向创新高端,在全球市场竞争,更需要五大专利局公开保护的发明专利。2020年,全国14座城市在美欧日三大专利局有公开受保护专利(扣除中国和韩国国家专利局),其中深圳占比超过了44%,约为北京的1.7倍、上海的4倍。而在十多年前,深圳还被习惯地称为“山寨城市”(copy dog)。深圳走向全球创新中心步伐实在太快,时间实在太短。由此,引发了一个值得探索的题目,深圳为什么特别能创新?深圳的创新生态是什么样的?深圳从零起步转向高端创新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深圳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创新发展路径是怎么走的?为什么深圳走出了与别的地区不同的道路?

深圳从模仿者成长为创新者的微观生态

深圳的创新生态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深圳企业创新十分善于爬梯子,不怕水平低,能从低水平快速攀登到高处。深圳的工业化是从“三来一补”入手,当年被称作“血汗工厂”,但加工装配生产对培育深圳基础工业能力有重要意义。对比上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化阶段,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生产车间与本世纪初深圳富士康公司的生产线,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两者间相似度很高。其实这是深圳快速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工业基础,从起步发展工业化开始,在简单产品制造上获得知识,逐渐走向生产复杂产品。很多企业家,创业是从“包工头”开始,一步一步达到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平。深圳创新就是这样从最基础的工业生产开始,从简单走向复杂。当年“三来一补”将精准和精益型工业生产发展到极致,加工装配培育出的技术能力对深圳有重要意义。以5G领域发明专利为例,目前,华为公司与中兴公司在该领域专利合计约为全球的四分之一。华为公司崛起于“草根”创业,从加工贸易走向工业化生产,进入新世纪开始逐渐发展为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的企业,依靠大规模持续的创新支出,积累了移动通讯领域前沿复杂技术,推动深圳成为全球5G技术最集中、5G装备生产能力最强的城市。

第二,深圳是企业创新的海洋,是企业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创造性破坏的试验场。深圳的市场是高度开放的,企业无论大小,面对全球竞争,坐享其成的惰性低,参与竞争的创新激励性强,加快了企业创新迭代速度。企业创新密度与企业规模成反比。中小企业创新密度高、大企业的创新规模较大的特征明显。大企业拥有规模化和多元化的技术整合能力,合理的企业规模结构更加有利于形成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雁阵格局。

第三,深圳并不是盲目追求从01。深圳在发展中重视利用成熟技术进行新产品和新模式的创新,加快了创新发展速度,成为深圳新的发展模式。进入新世纪,传统的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模式被创新速度替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我国各省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差距也因此而拉大。深圳企业采用成熟技术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创新产品的优势在于,抓住创新速度,领先一步获取创新收益,每次的收益可能不太高,但只要能够不断地领先创新,就可以从低向高不断地爬梯子。虽然短平快模式看起来肤浅,但短平快的平方就不再肤浅。深圳企业的创新模式就是如此,善于利用成熟技术,带动高效创新。事实上,乔布斯与苹果公司的很多创新,也往往是基于成熟技术集合而成。

第四,创新是社会性的知识创造过程,企业创新越多,社会知识积累越多,企业创新能力也就越强。深圳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技术知识创造者和更广泛国际知识创造的合作者。从图3可以看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创新主要依赖于外部知识输入。2000-2010年,自主知识占的比重超过了10%2010年以来,深圳创新中自主知识已经超过了20%,加上与北京合作,来自国内自主知识达到了四分之一。从国际方面来看,自主知识积累也提高了深圳的开放合作水平,与首尔、东京、加州和纽约、波士顿的合作深圳知识来源另外四分之一。创新知识积累推动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带来了更多的创新。

第五,多样化的专业化创新汇聚成产业空间高效集聚和多样化产业链。深圳在创新企业集聚空间内,体现了“临近、共享、匹配、学习”的效应特征。企业创新密度与单位产出密度极高,深圳高新区是产业空间高效集聚区。高新区的企业多为专业化创新型企业,每个企业集中于自身的创新优势,效率会很高。成千上万家专业企业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密集强大的信息产业创新集群。信息数字革命将信息产业分为制造业、软件业和数据传输分析业,任何硬件产品离开软件都不具备处理信息的功能,信息制造产品的价值是由高效信息处理能力来衡量的。深圳高新区内制造业、软件和信息传输分析以及各种中介服务业呈现高度融合的趋势。细分的专业化制造与细分的专业编程推动信息产业高效率发展。专业化技术公司的发展,依赖于VC/PE融资,依赖于技术估值与定价,高新区的高度融合趋势催生了服务业和制造业、高新信息产业聚集与相互支持、滚雪球放大的模式。

第六,企业分工创新演化为发达的区域创新网络。供应链的尽头是创新,创新网络是供应链延伸。任何一家企业要成为上层企业的供应商,都要满足统一技术标准。分工产业链演化为发达的创新网络。产业链上下游联动,100个企业创新会带动另外100个企业创新,更多的创新带动更大的创新,形成创新带动创新、发明带动发明、创业带动创业的创新生态。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间的合作密度越高的地方,创新网络就越强大。在深圳企业之间、大学之间、大学与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形成独有知识产权转化为资本、知识转换为产业的创新平台。其中表现突出的有深圳几所大学及哈工大、清华、北大等著名院校,以及大学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著名的企业如中广核等等,他们之间的合作研发产生了大量的专利技术。

第七,“短平快”与“爬梯子”之间的平衡艺术。科学史上有名的阿玛拉定律提出,人们总是高估一项科技发明带来的短期效益,又总是低估它的长期收益。科技创新短期收益是风口价值,长期收益才会产生创新价值。在新的科技革命时代,没有短期追踪风口意识,企业会错失发现新领域和新赛道的机遇。但如果只有追风口的短期行为,就不可能真正塑造出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深圳企业有很多追风口的案例,当众多追风者退出后,在泡沫破灭后的滩涂上坚守,在创新的赛道上经历挫折,坚持深耕,最终成为真正的创新者。深圳众多专精特新企业,大多是在选定的赛道上经历了十年以上的坚守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此外,我们研究产业创新发展时,通常将其分为技术导向型,或科学导向型两类。上海的创新科学关联比深圳高一些,北京又比上海高一些。与国外比较,美国与北欧的创新带有高科技含量特征。中国的创新特征是技术导向与科学产业导向;日韩呈现典型的技术导向,但美日韩欧的共同特征是短周期。因而,无论是科学导向还是产业技术导向,短周期是目前科技创新趋势。深圳创新的特征是科学含量仍不足,但它以短周期、快迭代的方式带动了产业创新。

第八,深圳形成丰富多元的企业创新俱乐部效应。斯托帕尔详细地对比了旧金山崛起与洛杉矶相对衰落,原因之一是洛杉矶的企业没有俱乐部的传统,企业之间竞争多交流少。旧金山湾区最大特点是企业之间竞争多,合作交流更多,互任董事、交叉持股的现象很普遍。[2] 深圳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但不排除分工合作。深圳有着极其发达的行业协会网络,有多元化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网络。深圳为数众多的园区本质上是在打造为创新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俱乐部,一个企业参加几个行业协会,一个企业因VC/PE投资而成为被投企业中的一员,都是进入了不同的创新俱乐部。俱乐部对所有会员企业平等开放、共享信息、挑选合作伙伴。俱乐部中不仅有合作者,也有竞争者,信息共享可以将激烈竞争转换为合作,抱团取暖。这是深圳最独特的地方。

第九,创新既要自下而上,也要从上而下。对既往20年我国发明专利数据的分析表明,发明创新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类,一是来源于相关知识,二是来源于不相关知识,三是来源于中间状态,即半相关知识。这个表达似乎很抽象,具体说则是,生产中所涉及的大量技术知识是相关的,因为相关可以产生递进性质的创新。比如,服装缝纫技术相关的不同品类的技术难度不同。深圳服装业先是沿着工装、童装、男装,最后是女装的路径升级。而后开始发展服装设计和经营服装品牌的知识。今天的深圳已经从最初的服装缝纫中退出,转为集设计、交易、高档面料经营及电商于一体的时装之都。深圳企业驾轻就熟地利用相关知识创新,从简单走向复杂、走向多元化,人才集聚慢慢地就会走向不相关的技术创新。在传统工业领域,钢铁、汽车与电力传输依赖于多产业技术的合成,构成重大产业项目。航天则是不相关基础研究科学突破形成新的科学领域。在深圳,不相关科学研究产生的重大科学工程项目还不多。但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创新则日渐突出。最典型的是生物技术和IT之间融合。当生物技术还主要是化学过程的时代,深圳因为缺乏生化学科和产业的基础,起步虽早,但步履蹒跚。随着基因组学和AI解构蛋白质的突破,从生物技术到生命科学逐渐成为IT技术成为有相关性的技术。尽管是分属不同的科学领域,但底层算法相通。由此深圳进入高水平的不相关知识的科学创新过程。相对于从工业技术底层一步一步沿着相关知识链创新,从科学走向产业化过程,突破性和成长性会更强。

政府在构建创新生态中的关键作用(二级标题)

深圳正在从短周期、快迭代的风口进行创新走向科学引领的前沿高端创新。从京沪深三市创新性发明专利的变化可以看出,北京科学技术含量高的创新性发明专利量,远高于上海和深圳。这是与北京最重要科学中心地位相称的创新表现。深圳与上海在这一领域的差距则经历了先扩大而后快速缩小的赶超过程,也显示了深圳正在走向科学引领的过程。

这种重大转变与政府行为的关系是,政府放大了创新发展的“免费的午餐”。创新是知识的产出,既包括了由知识产权固定的企业专有知识,也包括了企业分工合作而产生的知识外溢和大学、公共研发机构创造的知识,这些都是社会知识。一个城市的创新活动越活跃,新增的知识就越多,社会共享的知识也越多,这是创新发展的免费午餐,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知识积累效应。“免费的午餐”与深圳无与伦比的精细化分工有着密切关系,若想创业,市场上会有人教你怎么创业;若想创新产品,市场上有人可以给你提供技术;若想为创新融资,市场上有人可以帮你解决融资“最后一米”的障碍。

2022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正爆发的一年。比亚迪实现了自身的产销量及技术创新的历史性突破,也带动了产业链上分工协作企业集群的大发展。回望十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引导性和创新技术支持的作用。为实现深圳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新突破,需要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也就是二十大报告所提到的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基础设施前瞻规划等。政府面对着多维的环境,包括技术识别、鼓励企业在竞争中创新、以产业园区方式实现创新企业聚集并构成知识溢出型产业链。其中高水平大学与合理的大学体系是重大的创新变量,是提升创新科学含量走向源头创新的基础。最后是一座城市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确定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也决定了城市的创新高度。

(责任编辑  苏歌)



* 唐杰,经济学博士、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 李珏,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博士研究生。

[1] 2010年为基期计算深圳人均GDP增长

[2] 迈克尔•斯托帕尔.城市发展的逻辑[M].中信出版集团.2020.04.

专题研究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经济法与其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经济法在共同富裕实现道路上的重要性。经济法在分配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分配功能的明晰化亦是法治关键。经济法不仅具有初次分配功能和再分配功能,还具有第三次分配功能,该功能的确定与落实更是当前经济法治建设与共同富裕目标同步推进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经济法在分配领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法治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体现,厘清第三次分配的经济法内涵,并通过健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制法律制度进行第三次分配功能的顶层制度设计,以此充分落实和保障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分配功能;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是共同富裕理论的延续和完善。实践证明,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经济法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不能充分保障财富积累机制的健全完善,不能充分满足共同富裕理念的经济法需求。要充分认识并发挥经济法所隐含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经济法分配功能的嬗变:第三次分配

经济法传统分配功能架构的不足

分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任何资源和产品的分配都是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进行的。经济法在理顺分配关系、维护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等方面都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法所关注的传统分配功能,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组成的架构体系。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而形成,经济法对市场分配进行适当限制,落实其初次分配功能。初次分配功能更侧重于保障市场经济中个人对社会贡献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所应获得相应收入的权利。再分配主要由国家主导得以实现,经济法对此更加关注协调经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注重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经济法的初次分配所强调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此处的公平是“形式公平”,而再分配则侧重于实质公平,是政府对各经济主体收入再调节的过程。

但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组成的分配功能架构并非完美,伴随着共同富裕理念的逐渐深入,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体系的不足逐渐暴露。

首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功能看似相辅相成,但有学者指出,形式上具有互补性的这两种分配功能,实际上只是对两种分配功能背后各自作用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由于两者分配功能体系的辐射范围有限,最终还是无法避免贫富分化现象的存在,从而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其次,传统分配功能无法抵消经济的高风险。经济竞争的累积效应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可以一时实现总体平衡,风险的发生也必然会打破平衡,形成新的不公平分配格局。

最后,当前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辩证统一。人们的生活需求已从满足温饱层次向追求“美好生活”转变,这是一种全面的共同富裕。在传统的经济法律制度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分配功能架构更加关注满足居民物质需求,而对精神财富的关注程度不够。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法的萌发,为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顺利进行,经济法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协作配合,对社会资源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分配,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亟待修正完善。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在于不断完善经济法的制度体系。

第三次分配功能对共同富裕理念的回应

中国正值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而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发挥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还需要强化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凸显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增加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职责,在前两次分配的基础上,对社会收益进行再度分配,以此落实先富带动后富,继而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起源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厉以宁教授就依据市场经济伦理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第三次分配,即在道德力量作用之下的收入分配,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有关,基本上不涉及政府的调节行为”;“是‘有情’的收入转移,是非功利性、非强制性的收入转移。”[[1]]其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和自律程度。国内学者从内生动力、参与主体、实现方式、社会意义等多角度对这一概念予以阐释,[[2]]其中多数学者是从公益慈善的角度解释,认为该分配是对前两次分配的补充,是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慈善方式进行济困扶弱、促进公益事业的行为。法学界也有学者以此为基调,谈论税收公平[[3]]、税制变迁[[4]]、公益性捐赠税收[[5]]、经济法典制定[[6]]等问题。早在2005年,成思危先生就指出:“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7]]笔者认为,第三次分配并非仅仅是一种强调社会奉献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所强调的是对贫穷者权利的维护,是富有者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正义,是现代分配正义的真正价值理念。

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与共同富裕近似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其本质都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而其背后的价值理念之间也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协同意义。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需要经济法分配功能的协调配合,尤其是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彰显,而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厘定和实现也需要结合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以此为价值引领,保障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落实。

经济法关于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证成

在我国的法治发展过程中,第三次分配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传统的“历时性”,而是以一种“共时”效应反映在社会发展和具体的法律制度中。

社会发展过程中蕴含的第三次分配基因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持续推进,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分配格局中的角色愈发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将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共有1部法律、11部部门规章和4部党内法规制度涉及第三次分配。梳理这些制度文件,可以发现我国为完善发展第三次分配,注重其与慈善法律制度体系的协调配合。随着民间慈善意识普遍提升,第三次分配发挥的作用也愈益显现。

一是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慈善法制为核心的法治体系。2016年,我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开启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自此之后,相关部门出台多部有规范慈善组织的规章,全面规范慈善组织的建立认定、信息公开、募捐途径、保值增值等,以鼓励发展慈善事业,保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助推第三次分配的实现。

二是在相关法治构建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社会慈善组织发展迅速,慈善事业发展更加规范化。据民政部《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工作点和慈善超市1.5万个,并且注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开展“互联网+慈善”活动,利用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各组织乃至个人的慈善意识也随之提升,根据《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现金捐赠达1473.97亿元,同比增长41.12%,物资捐赠折合612.16亿元,同比增长31.66%。这些捐赠中,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分别为1218.11亿元、524.15亿元,合计占捐赠总额的83.52%,可以看到,企业捐赠仍属于捐赠主力,且与个人捐赠同步增长。截至202283日,全国实名志愿者总数2.24亿人,志愿团体总数128万个,志愿项目总数941万个,服务时间总数约39.33亿小时,记录时间人数达6824万。[[8]]

三是第三次分配的路径呈多样化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已逐步构建起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慈善网络,“互联网+慈善”成为主流实现路径。2020年国内慈善组织筹集善款中,依凭2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所获取善款高达82亿元,同步增长52%,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网络捐赠。慈善信托单数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累计备案慈善信托共计537单,财产总规模达33.19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96.70%13.08%,其中仅2020年,全国慈善信托有257单,在慈善覆盖领域方面也逐渐全面化,从基础的脱贫、医疗、养老等领域向教育、抗疫等领域拓展。

我国经济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次分配因素

我国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主要由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类制度构成, 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协调配合,经济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功能。细观我国的经济法治进程,第三次分配性因素始终贯穿始终。

宏观调控政策方面:

首先,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于致力于公益、慈善等事业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幅度日益增大。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就提及对公益性捐赠的税收优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对相应的税收优惠予以细化规定。在《慈善法》第80条中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予以规定,并将慈善组织、捐赠人和受益人作为优惠主体。整体而言,慈善捐赠在某种程度上填充了公益性捐赠的实质内容,两种捐赠所产生的所得税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制度,则是第三次分配因素在经济法中的彰显。

其次,在国家财政制度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政策等都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如财政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协调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目的在于分税制条件下消减不同地区因经济实力不同带来的财政收入差距,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分配的再平衡。

最后,国家在协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方面,包括“工业反哺农业”和“乡村振兴”工作,都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

 在国家市场规制政策方面,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保护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引领下的平台经济冲击传统市场经济,许多行业领域出现了垄断性的龙头企业。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因素,垄断行业的高壁垒使一般劳动者难以自由进入,而大部分垄断行业职工的实际收入与其贡献大小脱节,严重超过了正常水平。近几年我国加大垄断规制力度,修订相关法律制度,以此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并且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等等。这些强监管措施,实则也是为了对“穷”的强保护,以此发挥经济法律制度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功能的法治实现

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是以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为指引,从社会本位出发,着力于维护和促进社会总体效率与社会公平,主要是通过健全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和市场规制制度,以实现对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全新阐释。

健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落实第三次分配功能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发挥、刺激和实现第三次分配功能尤为重要,不仅仅体现在税收法律制度方面,还体现在很多宏观调控政策方面。

一方面,通过完善健全税收法律制度以充分落实第三次分配功能。第三次分配功能所体现的理念价值首先体现在法律原则上,法律原则源起于理念价值的提炼,作用于具体规制制度的构建。法律原则的确定也有利于法律制度的提质增效。以法律原则为价值引领,第三次分配功能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为税收中性原则,该原则强调平等对待一切纳税人。在该原则基础上健全完善税收法律制度,这就要求国家课税不仅仅要考虑法律上的可税性,还要关注经济上的可税性,既要关注收益性,也要关注公益性。对致力于公益捐赠、慈善捐赠、慈善信托等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资格及条件等予以细化,明晰相应的税收优惠范围和幅度,提升增加相应的税前扣除额度,并且要从公益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等三个主体维度,加强国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管,重点监管各主体的准入、运作、退出,以及参与相关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流向、善款使用情况等等。同时,还可以引入遗产税、垄断税等税种,以此充分落实第三次分配。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政策以助推实现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一是对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经济法律制度予以完善,这对于实现第三次分配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于2019年颁布实施的《政府投资条例》第三条中,明确规定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的非经营性的公共领域项目,包括社会公益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等领域。建议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政府投资,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以此优化和发展公益事业;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投资,尤其是对我国生态环境良好但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农村地区。如浙江省在“推动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加大对这些山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投资,以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发展壮大生态旅游产业。第二,对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法律制度进行革新完善,以推动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落实。不同区域的发展存在差异,而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完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保障第三次分配功能

市场经济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而市场规制法的存在,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尤为重要。市场规制法以统一规制、适度管理、分级监管,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弱者和消费者为基本原则。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走向平台化,“平台经济”逐渐成为互联网领域的主要经济模式,尤其在2020年,平台经济作为生产力新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愈发突出。然而,平台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现象亦层出不穷,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关键。而首要关键的就是强化反垄断规制,反垄断法律制度是落实经济法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核心制度。

首先,准确识别平台经济领域的违法垄断者。确定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垄断平台企业回归公共性,以此明晰垄断平台企业的“准公权力”,并对其权力予以保障维护。由这些垄断型企业担当治理平台经济领域的重任,促使更多的平台企业加入协同治理的范畴中,进而构建一个健康稳定的平台经济市场。

其次,优化平台经济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结合平台经济特性和反垄断规制,改进相关市场界定方法,这里包括:考虑产品特性、用途、价格、成本、消费者偏好等传统要素;分析平台功能、技术壁垒、用户粘性、线下市场、多边市场等要素;以核心消费需求确定基准产品,引入非价格参考因素,充分考虑平台经济领域整体和所连接的各个市场。

第三,针对特殊的垄断行为规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制手段。平台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市场的特殊违法垄断行为,比如平台封禁、平台二选一、自我优待、排他性付款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或者扼杀式收购、协议控制结构等违法经营者集中等破坏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环境、扼杀创新、引发平台风险的行为等等,应当对各类违法垄断行为予以全面分析,根据各种行为的特性配之以特殊的识别方法,并且针对各种特殊垄断行为,为相关机关设计特殊的法律规制方案。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分配制度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从主要对物质文化的追求转为更注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背景下解决发展起来后的分配不公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社会整体利益均衡平衡为立法目的,其追求的不仅是起点公平、形式公平,更是结果公平、实质公平。新时代的经济法要做到与时俱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做好助推工作。

(编辑  碣石)



¨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生态文明理论与政策研究”专项课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法治保障研究——以浙江省为例”(22NDYD039YB),温州大学研究生校级创新项目(“挑战杯”专项):“红绿灰”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咨询中心(2022kx019)。

* 王亚萍,温州大学法学院2020级法学硕士研究生。

[[1]] 厉以宁.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79;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150.

[[2]] 雷晓康,陈泽鹏.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第三次分配:价值、基础与进路[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2(04):100-112.

[[3]] 郭佩霞,梁倩.三次分配中的税收公平取向、约束条件与提升路径[J].税务研究,2015(07):66-70.

[[4]] 胡必坚,张新民.国民收入分配公平及实现机制——以财税法为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15(09):78-82.

[[5]] 陈卫林.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理论立基的多维检视[J].河北法学,2016,34(08):107-114;叶姗.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法律促进——基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的分析[J].当代法学,2012,26(06):117-126.

[[6]] 程信和.经济法通则原论[J].地方立法研究,2019,4(01):54-129.

[[7]] .成思危的财富“三次分配论”[J].南方农村,2005(04):7.

[[8]] 全国志愿服务数据统计.中国志愿服务网[EB/OL].https://chinavolunteer.mca.gov.cn/NVSI/LEAP/site/index.html#/home.2022-8-3.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领域。人工智能芯片(AI芯片)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硬件基础,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巨大。本文对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产业的深度融合点,对AI芯片的技术发展与产业趋势进行研究,展望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芯片;集成电路

 

2016AlphaGo击败李世石赢得人机围棋大战后,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引发高度关注,成为新的投资风口。全球各大企业加快布局,各国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战略,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硬件来看,若没有高性能的芯片提供可靠算力,根本无法承载日益完备的机器学习模型和大规模的基础数据库。离开适配芯片的人工智能,只能是存在于理论研究而无法落地的人工智能。

广义而言,AI芯片指的是专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中大量计算任务的模块,即面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均被称为AI芯片。狭义的AI芯片指的是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做了特殊加速设计的芯片。“无芯片不AI”,以AI芯片为载体实现的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发展更注重超速运算能力的AI芯片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

AI芯片的发展历经磨难,但产业发展现状良好

AI芯片在曲折中前进

2006年以前,尚未出现突破性的人工智能算法,而且能够获取的数据资源也较为有限。传统CPU已经能够完全满足当时的计算需要,学界和产业界对AI芯片没有特殊需求,因此,AI芯片产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

2006-2010年期间,游戏、高清视频等行业快速发展,同时也助推了GPU产品的迭代升级。2006年,NVIDIA发布了通用并行计算架构CUDA,使GPU具备了可编程性,即令GPU既能做游戏和渲染,也能做并行度很高的通用计算。统一计算设备架构推出后,GPU编程更加易用便捷。研究人员发现,GPU所具有的并行计算特性比通用CPU的计算效率更高,更加适用于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先进算法所需的暴力计算场景。在GPU的助力下,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算效率可以提高几十倍,由此,研究人员开始大规模使用GPU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2010年之后,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并逐渐开始普及。研究人员在云端采用“CPU+GPU”混合计算模式,使得开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大规模计算更加便捷高效,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算法的演进和AI芯片的广泛使用,同时也促进了各种类型的AI芯片的研究与应用。

2016年,谷歌旗下Deep Mind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击败了韩国棋手李世石,使得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全球热潮。此后,业界对于人工智能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GPU价格昂贵、功耗高的缺点限制了其在场景各异的应用环境中的使用,因此,研究人员开始研发针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特殊加速的定制化芯片。大量AI芯片领域的初创公司与传统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争夺市场,专用AI芯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在应用领域、算力、能耗比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①]

AI芯片呈现专用化、多样化发展态势

集成电路的发展、芯片的升级换代一直是依靠工艺、架构和应用三方面来拉动的。随着摩尔定律接近极限,工艺改进已经难以降低成本,人工智能的密集计算型需求已成为当前芯片技术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通用处理器的架构无法适应人工智能算法的高需求,各种新的架构已然成为当前处理器芯片性能提升的关键手段[②]

处理器芯片面向人工智能硬件优化升级,目前有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传统计算架构,主要以三种类型的芯片为代表,即GPUFPGAASIC,但CPU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种是颠覆经典的冯诺依曼计算架构,采用神经拟态工程,利用电子技术模拟已经被证明的生物脑的运作规则,从而构建神经拟态芯片。为满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AI芯片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专用化、多样化的特点。

AI芯片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AI芯片作为芯片的一个分支,有其专用性也有其普遍性,专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同时和其他芯片一样,与集成电路产业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AI芯片的发展受到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又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这几年呈爆发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成电路技术多年的积累。如果不是集成电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够给大规模的机器学习提供足够的处理能力,就没有战胜人类顶尖棋手的AlphaGo。过去十几年驱动芯片技术发展的主要是通信,即多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应用。而随着这些应用增长放缓,芯片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步转向了AI领域,AI的驱动效应将在芯片技术上会有更明显的体现。

AI芯片产业发展持续发力,竞争激烈

传统芯片企业优势地位明显

高通、英伟达、英特尔、AMD等传统芯片厂商凭借在芯片领域多年的领先地位,迅速切入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布局,目前处于引领产业发展的地位,在GPUFPGA方面则基本位于垄断地位。英伟达推出了Tesla系列GPU芯片,专门用于深度学习算法加速。AMD2018年推出了Radeon Instinct系列GPU,主要应用在超算、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上,用于深度学习算法加速。当前,GPU作为业界使用最为广泛、人工智能计算最成熟的通用型芯片,成为数据中心、超算等大型算力设施的首选,在效率和场景应用要求大幅提升和变化之前,GPU仍将是AI芯片领域的主要领导者。

IT巨头纷纷加大AI芯片研发定制力度

2015年以来,谷歌、微软、IBMMeta、苹果、亚马逊等国际互联网及IT巨头纷纷跨界开展AI芯片研发,力图突破算力瓶颈,并把核心部件掌握在自己手中。如谷歌于2016年发布了专门针对开源框架TensorFlow开发的芯片TPU,并帮助AlphaGo击败李世石;近年,谷歌还推出了可在Google Cloud Platform中使用的云端芯片Cloud TPU以及用于边缘端推理的Edge TPU,打造闭环生态。微软于2017年发布了基于FPGA芯片组建的Project Brainwave低时延深度学习系统,让微软的各种服务可以更迅速地支持人工智能功能。2018年,亚马逊发布了高性能推理芯片AWS Inferentia,支持TensorFlowCaffe2等主流框架。

类脑芯片领域呈现异军突起之势

IBM公司率先在类脑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推出了True North类脑芯片,其采用28nm技术,整合54亿个晶体管和4096个处理核,相当于100万个可编程神经元,以及2.56亿个可编程突触,而功耗仅为65毫瓦,该研究成果被《科学》杂志刊登。由于神经突触要求可变与有记忆功能,IBM采用CMOS工艺兼容的相变非挥发存储器(PCM)的技术实现,加快了商业化进程。2019年,清华大学施路平教授团队发布了类脑芯片天机芯,使用28nm工艺流片,包含约40000个神经元和1000万个突触,支持同时运行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以及神经模态脉冲神经网络等多种神经网络,是全球首款既能支持脉冲神经网络又可以支持人工神经网络的异构融合类脑计算芯片[③]。西井科技发布的Deep South芯片,核心是用FPGA模拟神经元以实现脉冲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包含约5000万个神经元和高达50多亿个神经突触,可以直接在芯片上完成计算,并在无网络情况下使用,处理相同计算任务时,Deep South芯片的功耗仅为传统芯片的几十至几百分之一。浙江大学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了达尔文芯片,集成了500万个晶体管,包含2048个硅材质的仿生神经元和约400万个神经突触,可从外界接受并累积刺激,产生脉冲信号,处理和传递信息。

AI芯片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不断涌现的新场景应用需求将催生超低功耗AI芯片

随着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涌现出越来越多新的应用场景和需求。物联网领域将需要体积更小、功耗更低、能效比更高的AI芯片。边缘端芯片如手机中的AI芯片,其功耗一般在几百毫瓦至几瓦,云端训练芯片的功耗通常要达到数百瓦,而超低功耗AI芯片的工作功耗一般是几十毫瓦甚至更低。如在以智能手表为代表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领域,此类设备需要具备语音识别、心率检测等智能生物信号处理功能,电池容量因设备尺寸等原因受到极大限制,因此需要集成体积小且能效比超高的人工智能加速芯片,降低对电池的消耗;在智能家居等领域,智能门锁需要具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功能,而且不能经常更换电池,这就对门锁中的智能模块提出了极高的能效比要求。除此之外,制造业等工业应用场景中也需要使用超低功耗AI芯片,如安装在机械臂、管道中的智能传感器须由电池供电,使用超低功耗AI芯片可以有效减少电池消耗,大幅降低此类设备的维护成本。

开源芯片的普及将提升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

随着摩尔定律接近极限,通用芯片的性能提升陷入瓶颈,通用处理器架构无法适应不同场景人工智能算法的高需求,对新型架构AI芯片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许多初创型中小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然而,芯片领域过高的技术门槛和知识产权限制,严重阻碍了AI芯片的进一步技术创新和市场响应速度。如果开源芯片能够普及,首先可以节省IP模块方面的费用,降低研发成本。同时,由于开源的设计可以由社区持续地改进,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最新、最优化的成果,这样便可以提高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201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正式发布了“RISC-V”开源精简指令集架构,具有灵活简洁、模块化、扩展性强、易实现等优点,可以较好地适应高性能计算设备、专用硬件设备、低功耗嵌入式设备等众多应用领域的需求,而且“RISC-V”完全免费,因此,“RISC-V”也成为目前推广度、普及度最高的开源芯片项目,并已逐渐成为芯片设计领域的主流指令集之一。

AI芯片将从特定场景的加速芯片向通用智能芯片发展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图像处理、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应用领域取得巨大进展,但是要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面开花,需要人工智能领域产生像CPU一样可适用于任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通用AI芯片。总体来看,短期内AI芯片仍将以“CPU+GPU+AI加速芯片的异构计算模式为主,中期会重点发展可自重构、自学习、自适应的AI芯片,未来将会走向通用的AI芯片。通用AI芯片发展的主要难点在于通用性和实现的复杂度,同时还面临着传统冯诺伊曼架构的技术瓶颈以及摩尔定律接近物理极限这两大挑战。未来,随着新型半导体材料和物理器件以及芯片的制程工艺等出现新突破,以及人类对于大脑和智能本身形成更深层次的认知,将有望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AI芯片。但是,专用芯片与通用芯片永远都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二者必须协同工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④]

类脑芯片将持续扮演通用人工智能“探路者”角色

目前,类脑芯片的主流理念是采用神经拟态工程设计的神经拟态芯片。神经拟态芯片采用电子技术来模拟已经被证明的生物脑的运作规则,从而实现类脑的学习、决策、认知等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神经拟态计算通过模拟大脑的运行机制实现存算一体化,在算法以及芯片的设计上,可以实现以低于1000倍的功耗去完成同样效果的模型训练。因此,神经拟态芯片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芯片,其体积小、功耗低的特点,符合生物进化最本质的优势。20206月,Gartner发布报告预测,到2025年神经拟态芯片有望取代GPU,成为用于人工智能系统的主要芯片之一。

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当前,全球AI芯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AI芯片产业同样也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五年,中国AI芯片产业将会迎来飞速发展,产业增速也将处于世界顶尖。

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产业规模初显

中国从顶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和芯片产业发展,相继发布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如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研发神经网络处理器以及高能效、可重构类脑计算芯片等;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明确指出,对已成立且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国务院《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明确了集成电路和软件相关企业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中国AI芯片产业规模初显。全球市场洞察公司最新报告显示,全球AI芯片市场规模预计到2026年增长至70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将达到35%左右。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达183.8亿元,预计2023年将突破千亿元,复合增长率高于全球。

产业链上企业全面发展,产业应用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AI芯片的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晶圆材料和设备、封装材料和设备等),中游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和封测),下游是行业应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IoT等)。

目前,中国AI芯片产业链上发展最为迅猛、技术含量最高、融资案例最多的是芯片设计类企业。上游的晶圆材料和封装材料等传统原材料企业,主要集中在江苏和广州,国产供给率逐年提高。国内的晶圆制造设备和封装设备,中低端可以自给自足,高端设备仍处于快速研发阶段;中游晶圆加工、制造和封测的企业主要是第三方代工厂,比较知名的有台积电和中芯国际。AI芯片设计类企业有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也有华为、中兴等通信企业,还有寒武纪、燧原科技、地平线等创业公司;下游包括浪潮、联想等服务器提供商,IoT终端生产企业及边缘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

中国AI芯片产业的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其中,上游和中游属于中下等水平,下游应用处于世界前列。产业链上游设备、材料环节,市场头部效应明显,进入壁垒非常高,技术突破难度大。国内华为及科研院所已开始高端光刻机的研发,但技术水平有待验证。产业链中游制造环节,进入壁垒较高,国产化水平较低,第三方代工厂如中芯国际,对AI芯片架构的理解和IP核的丰富程度不足;AI芯片设计企业需要兼具芯片流片经验、AI算法和AI框架理解,中国已陆续涌现一批技术型企业,产品初步成型,但技术水平有待继续迭代验证,国产化水平中等。封测环节技术壁垒最低,毛利率最低,国产化水平高,但总体环节价值较低。

行业应用市场巨大,未来将多领域开花

从细分市场结构分类,AI芯片可分为云端芯片和终端芯片,云端芯片又分为云端训练和云端推理芯片,终端芯片一般指终端推理芯片。云端芯片一般部署在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或数据中心、超算等计算基础设施领域,主要用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处理语音、视频、图像等海量数据。终端芯片承担推理任务,需要独立完成数据收集、环境感知、人机交互及部分推理决策控制任务。目前,云端训练芯片的比例仍然最大,但增速最慢,云端推理芯片与终端推理芯片市场在未来几年都将保持快速增长。未来2~3年,随着区域性大规模数据中心的陆续建设完成,云端训练芯片增长速度将放缓;而随着5GIoT等新兴AI芯片市场需求的释放,云端推理芯片、终端推理芯片市场增长速度将持续呈上升趋势。

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AI芯片应用市场,下游的行业应用中国处于世界前列[⑤]。从行业应用角度来看,中国AI芯片行业场景发展不平衡。云计算和安防行业是我国Top2AI芯片应用行业,交通、金融和工业等其他行业占比较低,但增速高,未来占比会显著提升。未来数据中心需求不减,云计算依旧会是我国最大的AI芯片应用行业;安防行业也会给AI芯片提供较大增量。此外,零售、医疗等行业对AI芯片的应用程度将持续提升,具备较高增速。

结语

核心芯片行业处于人工智能产业的最上游,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先锋。当CPU和传统计算架构无法满足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算法对大规模并行计算能力的需求时,突破专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中大量计算任务的核心芯片势在必行。同时在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分别处于霸主地位的X86架构和ARM架构的发展历程表明,核心芯片将决定一个新的计算平台的基础架构和发展生态。从产业链本身的各个环节来看,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面临包括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短板、顶尖人工智能+芯片的复合人才缺失,AI芯片的高能耗对经济和环境有影响等诸多挑战,但基于海量的数据要素资源、优秀的人工智能算法基础以及良好的政策支持等利好因素叠加,中国AI芯片产业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 赵荣杰,启元实验室,博士;房超,启元实验室,清华大学高技术实验室,研究员;许蔓舒,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金融实验室,咨询专家。

[] 商惠敏. 人工智能芯片产业技术发展研究.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21;36(12):24-30.

[] 施羽暇. 人工智能芯片技术体系研究综述. 电信科学. 2019;35(04):114-9.

[] 李钢, 李繁荣, 程健. 应用场景需求:驱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发展. 前沿科学. 2018;12(4):4.

[] 张蔚敏, 蒋阿芳, 纪学毅. 人工智能芯片产业现状. 电信网技术. 2018(02):67-71.

[] 胡滨雨, 郭敏杰. 中国人工智能芯片期待突破. 中国电信业. 2021(04):36-9.


   

党的二十大把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写进了政治报告。一位国际学者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国家思维提高到了人类思维这样一个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开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这将给世界带来希望,给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带来希望。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追求的伟大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是人类不同文明形态走向平等和对称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建设文明国家、追求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代表着世界人民开始拒绝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支配非西方国家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后,很多国家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不仅依赖于西方的科技、经济,甚至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国家,不仅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强国,而且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

建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要与西方对抗和冲突,而是对西方好战文明的平衡制约,是为了使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实现一种对称和谐。

西方价值体系不具有全世界普世规范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各国和社会已成为单一同质体。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福山曾经坚信西式民主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世规范。

    今天的世界,很多国家的精英圈、媒体、媒介和政界,在话语上的确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准则,甚至把西方文明和西方发展模式当作效仿的模板。今天,西方仍然将其价值体系设定为具有普世性和绝对性。

    自西方开始侵略、征服和殖民非西方世界的几百年,西方力图在其意识形态体系的基础上重组整个世界,并在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制造规范和准则。西方的现代性打着启蒙、自由、进步的旗帜,其本质是一种文明形态的霸权主义。自人类有史以来,任何社会的特征——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都不具备普世性,但最早将自己所谓的文明包装成唯一和普世文明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西方文明由大西洋两岸的两个战略中心组成:北美和西欧。西方大力推广的“现代性”,以及当今支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文明公理体系,就是在这两个地区形成的。直到今天,北大西洋沿岸国家还在力图将其价值体系和文明标准,包装成“普世”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使其成为整个人类的社会特征。

    西方文明对其文明普世性的推广,是把世界划分为“我类”阵营和“异类”阵营。虽然北大西洋集团在全球许多国家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媒体、教育和非政府组织等重要资源,但是在多极化世界的文明版图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作为多样化文明的一种形态的西方文明,是与世界上其它文明并列的,西方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性是一种话语、一个过程和一个区域现象。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政治版图和宗教信仰版图都清晰地表明文明的多样性,那就是人类文明多形态的世界地图。

    在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世界的各个极点的地理位置是以其文明为坐标,来描述其区域空间的。在这个地球上,无所谓亲西方的民主国家和不亲西方的非民主国家之分。自西方开始侵略或征服东方世界,就傲慢地炫耀其基督教文化和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宣称其“现代性”和“普世性”,而无视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和拉美文明的平等存在。

西方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殖民主义”传统。这种西方式的早期现代性是西方在道路选择、政治制度、知识生产、启蒙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上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专政,这是一种霸权秩序。任何与这一意识形态不同的非西方的东西都被视为另类或野蛮。

做好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说,十年前,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足,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党的二十大,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写入了党章。

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最艰巨的斗争之一,就是与西方长期以来用来支配和奴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媒体界、教育界和政界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我们的新闻界和教育界需要通过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对内对外宣传,扩大我国的影响力。

(编辑 季节)



* 李希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今天讲的新型集体,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人民公社时的集体有很强的继承性,现在要发展新型集体,离不开对农村集体全新的制度设计的本质的理解。我认为,农村新型集体的本质,实际上是集体村社。

“旧集体”与新集体的传承

我们很容易把人民公社理解为“旧集体”,现在要搞的新型集体经济就是新集体。所谓“旧集体”,它的意义是确立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经营。如果这样理解集体的本质,现在的新型集体就是之前集体村社制度的延续。为此,我们要坚定发展新型集体的自信,创造性地发展新型集体。

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要死抱着过去的集体,担心走回头路。我认为,这种说法对“旧集体”的革命性意义缺乏深入的理解:

一方面,“旧集体”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杜绝因土地占有不均导致的村社分配不均、使得仅靠土地所有权获得的地租收入归少数人所有,这是导致农业生产力发展滞后、农村社会陷入危机的关键原因。我们确立集体所有,就等于再造了集体这个“大地主”,它是一个“成员集体”,地租收入归集体所有、集体成员共享,从而杜绝了少数人享有地租收入的情况,这是集体所有制最具基础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土地归集体所有,对以集体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对集体成员劳动力的利用,得以在新的形式下进行,这是人民公社时代探索的集体经营。集体经营最基本的好处,是提高了对集体所有的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村内的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是集体化时代取得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原因。集体经营获得的收益,由集体支配并公平地分配给成员,确立了集体成员对这个集体的归属感,和对集体发展的长久信心,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使得集体得以确立。

新型集体是从原集体经济时期确立的基本制度演化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旧集体”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是新的,“旧”集体很“新”,而今天的“新集体”是从“旧集体”演化出来的。

第一,我们的“旧集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是有其传统的。土地是不可移动、人为可控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历史上,我国的不少村落,并非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归个人控制。在很多村社范围内,有公田、义庄用于慈善公益事业,有乡绅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中都划定了公共的资源和财产,只是它局限在家族范围或乡绅举办的慈善事业中,没有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把村社制的传统加以利用,并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

第二,新中国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集体经营和壮大集体的实力得以实现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集体经营有一个全新的要素,就是村党组织这个核心。农民是不可能自发合作的,需要有先进分子来领导和组织,这才可以做到个别人的力量做不到、或因贫穷等原因不敢想象的过于困难的事情。建国初期,农村党支部的成长和农业合作化的成长,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合作化的成功使得党支部扎根在农村基层社会,成为集体村社的核心并组织农民,领导和组织集体经营,促进集体的成长。

第三,党组织的功能不仅是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把传统的村社制加以巩固和提升,这可以称为集体村社制,它的内涵就是依托村党支部,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村社的公共性资源和传统村社治理中的公共精神,总结提炼农民互助合作的实践创造,建立起农村基础性制度和农村基层建制。

第四,集体村社的地域范围是历史发展形成的,根据自然聚落、结合水利等农业整体性生产条件改造和规划,结合集体经营的需要加以划定。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原因,有些地方新发展起来的水利设施,其渠道走向、各渠道的间隔和灌溉范围,决定一个生产队的地域范围。集体村社的成员范围,就是村社地域内的社区人口。之所以说集体村社是全新的,因为它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与之相关的集体经营有关。土地集体所有制对村社成员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设定。

综上所述,集体村社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以集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保证的农村基础性制度,或农村基本建制。今天的集体经济,仍在集体村社制的延长线上。

充分认识集体村社的韧性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政策取向不够明朗,但集体村社仍然是很坚韧的存在,而且改革开放的很多成就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削弱有关。

当前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实践中,仅仅重视增加供村民分红的集体经济收入,固然有利于集体的重建,但并不涉及根本。在当前实践中,我们也注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但所依据的产权理论,缺乏对多样性存在的理解,也缺乏对农村产权、经济、社会、政治相互关系的理解,更缺乏对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构建的想象力。

新型集体的“新”,不是要将集体资产资源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分散给各农户,或有分无统地形式化集体(假集体),更不是背离集体资源资产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归集体这一集体所有权的本质,将集体所有权股份化、量化为成员所有权集合的所谓股份合作制集体。现在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的实践并没有表明,它是一个集体村社。

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型集体,其本质是:土地由村社所有,集体成员(来自自然出生及嫁娶,或其他有益于集体永续发展的形式所获成员资格)均享土地收益的村社或称集体村社。这样的村社制度才是新型集体成长的方向。

所以,新型集体需要具备几个必要条件:土地由村社所有;成员均享土地收益(不管是在内部承包土地,还是面向外部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农地的经营权和外部主体合作所获收益)。

基本的成员资格由出生和嫁娶获得,此外村民接受的新村民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通过集体经营壮大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经营确保集体永续发展。

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

我们为什么会忽略集体村社的存在,或者把集体村社仅仅作为集体经济经营,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有关。

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到现在的农村功能片区、田园综合体等等,都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没有集体村社的存在,很多农村发展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今天乡村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弱化有关,包括公共服务、贫困问题等等。当前的政策中,仍然存在“加强”和“削弱”集体村社之间相互矛盾的倾向。

比如说,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地方实践中往往不能有效结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也很难找到有效的结合点。

农村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是由上到下的规划,这和推动村庄自主发展,存在着两种极端化的理解,这也反映在工作实践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给自主权,但上级又要加强监管、促进收入的增长,这在现实当中很难两全。

乡村治理中有一个现象,要把政、经、社的职能分开,但我们又出于其他原因要求“一肩挑”,包括集体经济要承担村庄差异性的公共服务,这两种政策取向存在明显矛盾。

此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户内平分承包经营权,这种制度设计不足以构成一个可持续存在的集体,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综上所述,很多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典型案例表明,新型集体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也在不断成长中,辨识并支持其成长应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而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作为良性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应是未来农村问题研究着力推动的方向。

(编辑  宋斌斌)



*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教研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期召开的“乡村振兴和发展现代农业”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2017年,烟台开始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到现在已有5年时间。从目前看,全国不少省份市县也在推广,吉林省已在全省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2022年,山东省委、吉林省委明确表示,要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少地方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行动,带动增收致富。

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虽然近年来我国集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基层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多数地方只是在县和乡镇层面推动,在地市级乃至全省范围全面推动集体经济的还比较少。大都是以村为单位发展集体经济,镇级、县级联合社少,很多地方的乡镇缺乏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也缺乏乡镇党委、政府主导的乡镇级国有平台企业。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乡镇一级很难发挥承上启下、连结城乡的中枢作用。

    在已有的合作社中,从事种养殖的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少,三位一体的合作社少。聚集全部资源打造“盆景”的多,自我发展形成“森林”的少。依靠简单发包租赁形成集体收入的多,真正形成内生动力、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少。

    通过开展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很多地方登记注册了集体经济组织,初步做了清产核资。但是,绝大部分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还缺乏对应的架构设计;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结构不清楚、功能不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底数不清、归属不明,很难有效整合村里的土地、资金、人才共同为村民提供服务。

    二、各部门还没有形成共识和合力。对于要不要发展集体经济,怎么发展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是依靠集体经济还是依靠外部投资、龙头企业、种田大户,大家看法还不一致,没有形成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此外,财政资金整合力度也不够,大量财政资金投入比较分散,没有发挥集中整合的作用。

    三、目前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合作化是集体化的表现形式,但是否所有的合作化都是集体化?当前很多地方把社会资本流转土地办合作社,向集体和农民交流转费当作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各村都有了股份经济合作社,那就是有了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领导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是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这些认识有偏差。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集体经济的存量,股权量化到每个村民头上。但是对集体而言,资产的底子摸清了,只是账面资产的增加;资产是不是被盘活了,能不能发挥作用,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是需要路径和方法的。

    对村民而言,集体资产确权之后,他们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增强对集体的归属感。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于激活了这个资产存量,撬动了农村“沉睡”的资源,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让村民名义上的股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样才能让村民和集体产生利益连接机制。

    四、动员群众参与程度不够。尽管“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热词,但是在农民那里却热不起来。尽管农民为主体已经出现在文件报刊上,但农民这个主体出现的集体无意识,是乡村振兴最大的障碍。在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走群众路线不够,没有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起来参与。

打造“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把党的组织工作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部署,把组织部门放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服务,解决“空心化”问题,急需我们党带领农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要聚焦加强农村党支部地位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这两件事,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重要的抓手。通过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来推进合作社建设,核心就是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把党员组织起来,再通过党员把群众组织起来,推动农村集体化。这是涉及农村政治建设和生产关系调整的重大问题。应把党的组织部门放到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由党委组织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一起牵头形成合力,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在短时期内实现较大的发展。

    第二,以举办乡镇联社、县联社和“三位一体”合作社为抓手,开展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综合试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在横向上,要扩大合作社的内涵,打造“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三位一体”是生产、供销、信用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推进。

    在纵向上,要提高合作的层次,扩大合作的规模。乡镇一级建立联合社,可以解决村级合作社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县域统筹规划布局、产业发展、政策资金、土地利用,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建设很多小的经济中心、生活中心,让农民就地成为职工,通过在地工业化、在地服务业化,实现在地城镇化,进而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同步发展。

    第三,充分利用城市经济调整的机会,大规模挖掘、发现、培养合格的集体经济领头人。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集体经济能不能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带头人。具体来说,就是党支部书记既要有公信,又要有能力,“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村里的党员和复转军人到城里打工或下海经商,见了世面,学会了经营,有的还赚了钱,积累了人际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农村是有感情的,在村里也有威信,这些人回乡带领大家致富,也是施展个人才华、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当前,大量有经营经验的人才和大中专学生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对他们要继续培养;同时要进一步拓宽挖掘合适人才的路子,让集体经济的发展得到组织上的保证。

    第四,修订有关法律和政策条文,把组织振兴、带动集体经济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扭转片面重视产业振兴的做法。20223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时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实践证明,不解决农村生产资料碎片化的问题,产业就不可能振兴。而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渠道,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建议在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部署中,进一步突出组织振兴的引领作用,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或者制定《农村集体经济法》,补充完善在党的领导下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条文;吸收地方实践经验,把中央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转化成法律保障。

    总之,农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潜在人口。如果我们能够构建“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体系,就能把这些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吸引城市过剩的资金、产能、人口下乡,再造一个和城市一样繁荣美丽的新农村。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资产升值了,城市的二产、三产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市场,进而畅通我国经济内循环,这就是中国农村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 于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山东省药监局局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期召开的“乡村振兴和发展现代农业”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新型集体经济或专业化合作社经济,都是微观主体再造的问题,都和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一定的结合。我理解,二十大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内在逻辑是讲中国14亿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走向新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体现“两山”思想(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向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相比较,我们的发展内涵更丰富,而且是一个长期任务。

微观基础再造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和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目标放在一起,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到2050年中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两者是一致的。

    我们要坚持“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坚持“两山”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中的关键,是在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中体现“空间正义”,这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新旧发展动能转换要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发展新型市场经济体系,而不能简单强调传统经验,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高度关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这意味着乡村产业兴旺也处在新阶段,要把空间生态资源推入市场交易,要创新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所以我们提出新型市场经济,将如何把“两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两供”(农业供给侧、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作为新型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生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综合系统开发,不能各管各的。因此就要推进“两供”改革,推行“三变”,把这些作为微观基础再造的主要的改革内容。

    中观层面的新型县域经济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城镇化是以县域为主的城镇化,而不再是将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大城市周边或大城市中心的低收入人口聚集社区,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在世界上是普遍发生的。

    我们的思路要调整到新的发展格局上,要考虑新型县域经济。它的发展内容,重点不再是搞工业开发区,而是实现“两化”;它的必要条件是城乡融合,开通城乡两个要素市场,带动市民下乡,以新农人的方式,推动社会参与式的新型集体经济构建。同时推动参与式的乡村治理,而不是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体制。这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之下,新生产力要素扩展所带动的生产关系的创新。

    新县域经济是宏观微观相结合的领域。现在很多商业银行在县里的头寸过剩,要考虑怎么把这部分头寸用于县域的生态化开发,同时又让农民得到资源变资产所形成的长期资产收益。让习总书记的“两山”思想在县域经济中得到贯彻落实。

    讲到新型集体经济,要强调一个前提,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和村社的地域边界是重合的。每一个村社成员都知道这个边界。所以当我们把空间生态资源做“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发时,以村为单位是重要的产权前提。要根据对象界定产权、形成财产关系,这里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纯农业的考虑,而是生态化的考虑;它们是空间立体资源,而非平面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要把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要创造增量

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县域经济产业化,要有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而非适应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市场。

    在“三全”改革中,我们试点引入一级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因为村内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定价应该是在内部,外部的主体对此并不了解,与村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应当通过村内定价实现定价收益。

    同时,按照中央文件要求的“投改股”,把上级投到乡村级的设施性资产做成股权,交给村集体,使其拥有长期的固定资产,村集体再把这个固定资产做成股份分到农户。现在很多地方号称股份经济合作社,其实农户的股权都是虚的。我们需要把国家投到乡村多少万亿元的设施性资产,包括扶贫形成的生产性资产都转到村集体,但由县级平台公司承担全部投资风险。由此村集体才能作为无风险资产的代理人,让农民零风险地获得资产收益。这样整个机制才能活起来,而不是简单意识形态的判断。

一级市场定价之后进入二级市场,这是在乡镇一级的操作。乡级的经管站相当于财务公司,负责把村级通过“三全”改革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做账,可以在乡村形成公司化的经营。各种经济活动可以进入到集体的统计。

既然讲以农民为主体,那就要把国家投到村这一级的项目资金直接交到村集体,账目由乡级管理或监督。村级可以把这一部分做成流动资金,带动本村村民,让他们有现金收入;同时村集体可以投入新的资金运作。使村级不再作为特别法人,而是作为公司法人进行登记。在一个县范围内,可以出现一批乡村一级的公司,它们在县域经济中会占有较大的份额。再把这些乡村公司的股权向上做到平台公司,县级平台公司以它的资产规模和可变现资产的活跃程度,对县级的金融机构做多种金融工具嵌套的融资,这样二级市场就盘活了。

    再进一步,把相当一部分有未来预期能增加收益的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项目,做成可在资本市场交易的题材。这样就可以带出一批善于利用资本市场的县乡村级的公司。现在各地股权交易的市场正在发育中,这样的操作模式还可以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配套,形成乡村资源资产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并创造增量,从而实现多个利益集团的共赢。在今天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果不创造增量,只进行原有存量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

    在我们的调研中有这样的案例,现在农民不再满足那几亩地了,他们更希望得到增量收益。县级平台公司只占20%股权,村占80%资产,但县级承担100%的风险,这样农民在零风险条件下获得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并保证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益。

   县乡村三级联动,集体经济怎样才能创造增量租,基层在实践中归纳形成了一套经验,产生增量租要把绝对地租形成级差地租一、级差地租二,各方在级差租的分配上形成相对合理的财产关系。

    关于二级市场,也有成功的经验。如四川成都附近的县级市,从成都分享到一个产权交易市场牌照,分享在市、县、乡、村四级建立的信息系统,实现了100亿元的农村产权交易,带动了500亿元银行资金进入。这个经验说明,只要是规范地进入二级市场,它就能够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带动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基层干部和农民都很清楚,如果不能形成创造增量的制度设计,恐怕回应者寥寥。今天改革的特点是,我们面对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相关。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创新。

(编辑  杨利红)



* 温铁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原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期召开的“乡村振兴和发展现代农业”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环球扫描



 

近年来,经济发展领域中的逆全球化更加突出,印度被西方专家和舆论视为正在替代中国打造另类“供应链安全”的一环。实际情况怎么样?本文做一个初步评估。

印度经济的发展现状

宏观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激进的货币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三大逆风。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印度经济发展仍可圈可点。最近,由于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和本币贬值,全球股市暴跌。但是,印度的表现远好于许多发达国家市场,这确实表明了投资者对印度增长前景的信心。

IMF数据显示,印度在2022年一季度末的名义GDP8547亿美元,而英国同期数据为8160亿美元。预计,印度2022年全年的GDP规模仍将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根据IMF2022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印度在本财年预计增长6.8%。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印度的表现相当亮眼。

印度努力改善制造业投资环境

印度政府在2014年起实施“印度制造”旗舰计划,旨在促进投资、促进创新、促进技能发展,建设一流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将印度转变为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和投资目的地。在该计划下,印度向全球潜在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发出公开邀请,邀请他们参与新印度的成长“故事”。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印度政府制定了一项自由和透明的政策,其中大多数部门都按照“自动路径”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

为了加强印度制造倡议的吸引力,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配套措施,包括修改法律、放宽准则和条例等,以减轻企业不必要的合规负担,降低成本,并提高在印度开展业务的便利性。通过简化、合理化、非犯罪化和数字化,使得企业减轻了负担,在印度开展业务更加容易。劳工改革在招聘和裁员方面带来了灵活性。同时,颁布质量控制令,以确保本地制造业的质量。促进制造业和投资的措施,还包括降低企业税负、公共采购订单和分阶段制造计划等。此外,印度的国家单一窗口系统(NSWS)已于2021 9月启动试用,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单一数字平台,以便利企业注册和业务开展,提高了交易的便利性。该门户整合了印度政府各部委和邦政府的多个现有许可系统,以改善对投资者的服务。

2020年,印度在14个关键制造业部门[1]推出了“生产挂钩激励”(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PLI)计划,作为印度推动制造计划的一大措施。PLI计划鼓励印度具有相对优势的战略性增长部门的国内生产,包括加强国内制造业,形成有弹性的供应链,使印度工业更具竞争力,并提高出口潜力。由于认识到半导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印度政府还特别推出了一项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以在印度建立半导体、显示器和设计生态系统。

外资流入创纪录

2014年以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8年创纪录。尽管全球和国内经济环境受到不利影响,2022财年(截至20223月底),印度获得588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2014财年仅为243亿美元,在8年内增长了142%

新加坡是印度的最大外国直接投资国,2022财年投资159亿美元,占印度实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7%。美国是印度第二大投资国,投资额达105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8%。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的毛里求斯对印直接投资94亿美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6%,高于许多发达国家。这是因为毛里求斯的印度裔人口利用印度的优惠政策投资故乡,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华侨对祖国的投资。此外,荷兰投资46亿美元,占7.9%;英国投资17亿美元,占2.8%;日本投资15亿美元,占2.5%。按行业细分,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是印度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领域,达145亿美元(24.6%),其次是服务业116亿美元(19.8%)、汽车业70亿美元(11.9%)、基础设施建设32亿美元(5.5%)。

案例分析:富士康向印度转移产能

富士康向印度转移产能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疫情防控,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生产面临困难,为印度创造了机会。美国《财富》杂志发表文章《“千载难逢的机会: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厂大规模封控是印度击败中国成为苹果最受欢迎的供应商的绝佳机会》。

在此背景下,富士康的目标是将其iPhone生产能力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印度制造部门。目前正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就加快招聘工作、为工人提供住房设施等问题进行沟通,计划在两年内将其在印度的iPhone工厂的员工数量增加两倍,达到7.3万人。

印度是美国构建“朋友依赖”供应链的关键

对于美国而言,印度是其构建尽量排除中国的新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国家。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L·耶伦(Janet L.Yellen202211月访问印度时表示:美国正在推行一种叫做‘friend shoring’的路线,以实现供应链多样化,远离那些给我们的供应链带来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的国家为此,我们正在积极深化与印度等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的经济一体化

耶伦在参观位于新德里郊区的微软研发园区后,专门阐述了从那些“可能破坏美国供应链稳定的国家和制造商”那里向外转移的理由。耶伦说,微软在印度不断增长的业务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一体化的一个例子。此外,美国发展金融机构正在向一家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提供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建造一座工厂。这是政府帮助世界太阳能产业远离中国做出努力的一部分。她还赞扬了苹果最近将iPhone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的转变。

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中替代中国的潜力评估

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印度的制造业确实面临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印度庞大的英语人口有潜力使其成为美国公司的外包生产中心。2021年,美国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印度商业委员会主席阿图尔·凯沙普(Atul Keshap)表示,美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有很多机会,特别是在建立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无人机等战略技术的安全供应链方面。

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萨达南德·杜梅(Sadanand Dhume)表示,印度在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方面仍面临若干挑战,包括政府的改革措施尚未明显使其成为对外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较小,因此对在印度生产的外国公司吸引力较小。事实上,外国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是“中国+”的策略,不仅是全球产业链布局,更着眼于中国国内的庞大市场。在这一点上,印度国内的市场购买力(2021年人均国民收入2277美元)所产生的吸引力远低于中国(2021年人均国民收入12556美元)。

更重要的是,由表1可见,印度的对外出口体量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而印度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仅为中国的十三分之一。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约95%是制造业产品,而印度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仅占61%。印度出口产品的很大部分是精炼石油、药品、钻石珠宝和大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制造业出口不仅体量小,而且产品结构差别也很大。在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中,中高技术产品占比达到66%,而印度的中高技术产品不到37%。总体而言,目前印度的制造业大致相当于中国在2000年前后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规模和水平。

12021年中国、印度制造业产品[2]出口结构和占全球出口贸易比例

 

世界

中国

印度

 

出口,亿美元

%

出口,亿美元

%

占全球比例

出口,亿美元

%

占全球比例

出口总额

215650

100%

33250

100%

15.4%

3947

100%

1.8%

制造业产品

150890

70.0%

31424

94.5%

20.8%

2420

61.3%

1.6%

- 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

19063

8.8%

5926

17.8%

31.1%

 

544

13.8%

2.8%

- 低技术产品

15264

7.1%

3567

10.7%

23.4%

437

11.1%

2.9%

- 中技术产品

50248

23.3%

9604

28.9%

19.1%

567

14.4%

1.1%

- 高技术产品

66316

30.8%

12326

37.1%

18.6%

872

22.1%

1.3%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印度现有的制造业产能整体上还处于低水平,不具备类似中国那样具有完整制造产业体系的产业链而成为“世界工厂”。而且,部分产能从中国转移并非疫情防控这样的短期因素。

首先,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型自然过程的一部分,低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国家。印度已成为离开中国的低价值产业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手机制造商。由于印度的低劳动力成本,三星和苹果等全球品牌的供应链,以及OppoVivo、小米、联想、TCL、海尔、美的等企业已经进入印度。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对电子元器件等重要行业的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高端制造业部分回流美国,低端产业转移到越南和印度。但是,由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吸引力,许多外资企业选择中国+1”的模式,在部分产能转出的同时,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以富士康为例。富士康是许多品牌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外包制造承包商,运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高效、最灵活的工厂。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先进机器人、精密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和其他制造业先进数字技术的企业之一。每年,在苹果发布iPhoneiPadMacBookiWatches的新设计后,富士康的工厂都会启动一个实验驱动的过程,通过该过程,熟练的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的工人促进苹果研发和设计团队与组件和模块供应商之间的迭代,以实现规模、速度、精度以及成本方面的效率提升。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和工艺创新实验是关键环节。这种类型的创新涉及大规模的隐性知识技能和工艺,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达到将复杂设计以工程精度和具有竞争力的成本转化为大规模生产所需的水平。

过去三十年中,随着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发展,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传统垂直整合生产已逐渐被模块化生产所取代,富士康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背后是中国在电气和电子行业的巨大供应链网络。在模块化生产中,中国的小型制造商根据其在全球生产价值链各个阶段的专业知识,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因此,制造业的分工是按生产阶段而不是按最终产品进行的。这种新的生产安排已将全球贸易从最终产品转变为中间产品。根据苹果官方供应商名单,苹果190家供应商中有近一半是中国公司,其中近160家企业(中国和外国)在中国境内生产组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富士康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印度也只能做个“世界车间”的角色。

印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规模也确定了其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国家银行(SBI)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印度将在2029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报告预测,印度GDP将在2027年超过德国,并很有可能于2029年超过日本,实现进入世界前三的目标。相对于越南,印度对我们是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向越南的产能转移,本质上是中国产业链的延伸。越南受制于一个小的国内市场,这意味着它只能在全球电子产业链中扮演一个加工和转运中心的次要角色。因此,中国不必因越南制造业的发展势头而感到威胁,但印度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将保持比中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它拥有更大的人口红利、广阔的国内市场、不断完善的电子产业链、更发达的软件和信息产业,以及符合欧洲和美国要求的语言能力。

如果中国在未来不能把握住持续发展的势头,那么印度确实有可能成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强劲对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短期内,中国如何把握抗击疫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实现软着陆,是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和中国在产业链中重要地位的关键。

(编辑  季节)



* 于佳,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1] 汽车零部件、汽车、航空、化学制品、电子系统、食品加工、医疗器械、金属和采矿、中西药品、可再生能源、电信、纺织品和服装、白色家电。

[2] 制造业产品包括三类:1)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包括石灰、水泥、矿产制品、玻璃、玻璃器皿、陶器、家具、纺织品、鞋类;2)低技能/技术产品包括管材、钢铁、铝结构、电线产品、餐具、摩托车和自行车;3)中技能/技术产品包括电器产品、电力机械、机动车辆、卫生设备;4)高技能/技术产品包括电子、电讯、医药、航空等。

文史沉思



 

有一种思念,刻骨铭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即使生命的火光即将熄灭,仍然挥之不去,无穷无尽……

敬爱的恩来伯伯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七年,他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生活,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记忆。随着时光流逝,往昔与七伯相处时的印象,反而愈加清晰地呈现在记忆之河中。此书是长期近距离观察这位世纪伟人时摄入脑海的印象片段,虽然不足以概括恩来伯伯波澜壮阔的一生,但都是我个人亲历,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的话说,这些事实和细节大多未见于党史、军史等史料,所以弥足珍贵,非常值得记录下来。

我初见七伯、七妈是在1946年。当时,他们正在南京、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紧张激烈的艰苦谈判,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先后三次来看望我,并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与我交谈,激励我“要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这句看似寻常的励志之言,对于一个十四岁的懵懂少年来说,有如醍醐灌顶,不啻长夜行走时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的整个人生。那一刻,应是我人生道路的起始点、分水岭。没有七伯的那一番教诲,就不会有我戎马生涯七十二载的今天。不仅是人生起点,我的就学、参军、入党、恋爱婚姻、工作和经受政治运动的考验等,也无不蒙受他的关爱和教诲。

 

血脉亲情

恩来伯父曾说过:“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

每当人们问起伯伯的出生地和籍贯时,他常常笑着回答:“我乃江浙人也!”“江”,指他的出生地江苏淮安;“浙”,指我们的祖籍浙江绍兴。

这个世居江浙的周氏封建大家族,幸运地养育出一代伟人周恩来。七伯自幼受到家族熏陶,目睹它的衰落,经历幼年苦难,对这个封建家族,既持有强烈否定和深刻批判的态度,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高度,对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给以足够肯定。他是一个既彻底背叛封建家庭,又堪称在树立优良家风中充分传承宝贵历史遗产的典范。伯伯一生中的所言所行,体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情操和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家族渊源

我们周家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传统的世家。有史可考,这一脉系的周氏始祖是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理学家、诗人周敦颐(10171073)。敦颐公所著《爱莲说》,以文明志,以物喻人,清雅脱俗,字字珠玑,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七伯曾教诲我:“小时候读书,就被《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句话深深吸引,它用清新美好的形象和简约的语言,教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希望你常常诵读,自省自律。”

相传宋末元初,周氏家族由江西迁至浙东山阴,就是如今的绍兴市,定居在宝佑桥。因为祖先中有两位年过百岁的老人,祖居取名“百岁堂”。门前现有陈云同志题写的匾额:“周恩来祖居”。

在皇权时代,民众的国家意识比较淡薄,家族观念却很强大,周家族人曾一代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随着近代社会变迁,几百年间,各房弟兄由祖居绍兴迁徙到江苏淮安、天津、沈阳、扬州、上海各地,仍然维持着家族的纽带,名义上并未分家。恩来伯伯就是在淮安出生,在我上一代“恩”字辈中,他排行第七,因此,我们所有侄辈都尊敬地称他为“七伯”,称颖超伯母为“七妈”,概无例外。父亲恩霔是同辈中最小的一个,排行十四,七伯称他“十四弟”。我们这房从我祖父起,几代人都和七伯有过亲密接触。这份特殊的亲缘,使我有机会多次面见七伯和七妈,聆听他们的人生教诲,近距离感受他俩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和非凡人格。这份“得天独厚”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一生。

骨肉情深

20世纪初期,随着清帝国皇权崩溃、外敌侵扰、战乱纷起,周家的家族纽带逐渐瓦解,只能随着颠沛动荡的生活,听凭命运的摆布。

我的祖父周贻康,186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他是一个勤奋的读书人,是当代周家中举的第一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曾出任晚清保定知府,江苏巡抚陈夔龙总文案,民国时期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秘书。由于祖父少年时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大伯父,在家族中挑起长房长子的担子,祖父尽心尽力为生计困难的亲属纾困解难,并提携七弟周贻能(七伯生父,族辈排行也是第七,我们称他七爷爷)在自己身边多年,他一直都与从孩提到青少年时期的侄儿恩来有亲密的接触,并认定他是一个聪明睿智、必成大器的后生,给以格外的关注和帮助。七伯不仅随生父多次住在我祖父家中,并在东渡日本求学和赴欧洲勤工俭学前,专程到当时在天津和南京的我祖父处当面请教。祖父对他改革社会的远大志向十分理解和支持。七伯从我祖父那里感受到的这份独特亲情,他对小自己十岁的我父亲恩霔,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疼爱。

1927年,七伯赴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在战事激烈、险象环生的百忙之中,特地约父亲秘密会晤。南昌起义后,七伯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再次同父亲取得联系,并把我们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七七事变后,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伯受中央委派,到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工作,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召我父亲去他身边,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秘书,负责文秘和文艺、接待等工作。在曾家岩与七伯和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朝夕相处,父亲获益匪浅。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七伯、七妈安排下,调到苏皖边区政府从事司法、文教工作。父亲在人生的各个关键时期,在七伯、七妈的引导下,得以投身革命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成为他终生的幸事。

历史文物和背后的故事

七伯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时,与我祖父和父亲互有通信,还赠给父亲一些精致的工艺纪念品。父亲一直视若无价之物,珍藏在身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得知父亲存有这批珍贵历史文物,希望他把这些珍品捐献给“历博”珍藏。以上文物,特别是七伯的欧洲来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致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1921年初,七伯到欧洲留学,在赴英国海轮上给二伯父和六伯父的一封长信中有一段话:“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复杂,人种萃聚,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这段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后,引起国内研究党史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周恩来思想生平的专家金冲及,在他的重要著作《周恩来传》中特地全文引用,此后,又为其他多种著作所引用。金冲及认为,七伯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初衷,就是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英国当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之缩影”,那里的实际情况,正是七伯所企望的“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事实上,他在英国和法国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约三万五千字。从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正是这种现地考察和研究,帮助七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主义”进行推求比较,又通过在欧洲期间从事革命运动的实践,最终认定,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重要创建人之一。

家风祖训

据我观察,七伯对周氏这个封建大家庭,按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来区分,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对清朝以前的封建家族,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充分肯定祖辈中品行端正、廉洁自好的人士,强调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对属于封建遗老的长辈,同样恪守礼制,尊敬有加。1939年他去绍兴祭祖时,亲笔续写家谱。回到重庆后,七伯向我父亲详细描述了此行经过和家乡亲友情况,并把带回的一份不完整的家谱交他做系统校订。父亲整理好后,将正本交给七伯,自己留下了副本。建国后,又将《周氏家谱》的副本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六七岁时,在扬州、镇江曾与七爷爷短暂相处,他时常同我聊天,把七伯儿时和青年时代勤奋读书、立志救国、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卖国政府、领导地下斗争及尊敬、孝顺父母的情景,当故事讲给我听。我听得入神,印象深刻,朦胧地感觉周家出了一个人物。

另一方面,七伯对周氏封建大家庭中的阴暗面始终持否定态度。他不止一次同我们侄辈谈家史,要求每个成员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要求我们同封建家族彻底划清界限。七伯尖锐地指出,我们周家历代虽然不属于富豪贵族和官僚资产阶级,但也是一个带着深刻印记的封建大家族。近代以来,随着这个家族的衰败破落,出现了一些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种种不良社会关系。我们作为周家后代,要向无产阶级投降,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从继承家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摈弃一切封建糟粕和陋习出发,建国初期,七伯、七妈向侄儿女们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假日或出差时顺路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七妈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家的家风和祖训,周到具体,一目了然,是我们今天传承学习周恩来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神秘来客

大上海。

1931年。

个当年的亚洲第一大都会,一年前,被国民政府正式定名为“上海市”。她昼间繁华,夜晚惊艳,果然不负“东方不夜城”的盛名。

在繁华、太平假象的掩盖下,正与邪、红与白两股对立力量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黄浦江边,不时闪烁刀光剑影;上海滩上,处处可闻腥风血雨。

中共秘密联络点

远离市中心的虹口区北四川路(现名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里弄深处一幢老式石库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的家。

一天深夜,一阵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父母。父亲赶快起床开门,门外站着七伯和七妈。当时蒋介石以十万火急严令通缉的我的七伯、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和他一起的是我七妈、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邓颖超。

“党内出了大事,出了叛徒,我俩要在这里暂避些时候。”七伯说明来意。就在七伯、七妈来家几天前,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个曾经担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大叛徒,掌握着党中央最高机密,包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的行踪和党在上海各地的重要秘密联络点,他是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内部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钓”到这条“大鱼”欣喜若狂,军警特务倾巢而出,力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徐恩曾身边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截获,并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报告党中央。在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七伯临危不惧,沉着判断,果断决策,指挥若定,在不到两天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

在七伯亲自部署指挥下,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迅速安全转移。大批军警特务在上海进行地毯式搜捕,竟然一无所获。郭沫若同志在北伐战争中曾以亲身感受,形象地表述他对周恩来的深刻印象:行事的果断与敏捷有如电闪雷鸣,思考问题的细心与周密有如水银泻地。这就是恩来伯父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迥异于常人的行事风格和魄力。仅此一役,七伯对党和人民功莫大焉!

尽管如此,我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造成严重损失。由于顾顺章的指认和出卖,身处南京监狱的恽代英和在香港工作的蔡和森等重要领导人,都遭敌人杀害。由于拒不听从周恩来的忠告与安排,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不久也被捕叛变。

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一方面庆幸自己视为“眼中钉”的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曾与他在黄埔、东征中共事多年,谋略、才能出众的周恩来,竟然从自己眼皮之下金蝉脱壳,逃出生天,一举粉碎了他全歼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图谋。这让蒋介石再次明了,周恩来实乃他的心腹大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于是他严令全国首先是上海、南京军警特务,限期缉拿周恩来归案,务必斩草除根,免贻后患。

乱云飞渡仍从容

黑云压城城欲摧,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这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七伯和七妈以最险恶的地方有时最安全的反常思路,秘密住进了我家。七伯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判断力,尽管军警宪特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暗探眼线遍地,短暂的避险只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需要,严酷的对敌斗争一刻也没有中止。七伯在生死一线之间,仍然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屠刀边缘,领导地下党人给予敌人以强有力的回击。

伍豪之剑

地下斗争的杰出领导者

这一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在情报、锄奸、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引起敌人的极大惊恐和不安。在他们全力搜捕的共产党首要人物名单中,频频出现了“伍豪”的名字。“伍豪”,是七伯在党内的化名。七伯到欧洲从事建党的工作,就用“伍豪”作为代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七伯转入地下工作,继续沿用“伍豪”的代号。

“伍豪”的英名,从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在党内流传。每当提起“伍豪同志”,知道内情的共产党人无不肃然起敬,犹如在严寒中燃起一团火焰。身处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伍豪”是共产主义崇高信念的象征,是在绝境中坚持斗争、无惧死亡的力量源泉。“伍豪”又是高悬于敌人头上的一把无比锋利的宝剑,敌特、叛徒闻之丧胆却无计可施。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七伯为我党创建机要情报工作所展现的英明才智和立下的不朽功勋,永远让我们怀念和景仰。曾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隐蔽战线是看不见的战线,包括双方的通信斗争、密码的保密斗争、侦察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的斗争。”这四项是周恩来1928年期间开始创建和领导的,许多是鲜为人知的。我们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就是周恩来发明的,用他在党内的代号“伍豪”中的“豪”字命名。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他发明的密码,是数学和文字构成的。我党在密码通信斗争中的胜利,是打败国民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在其他战场的较量一样,蒋介石在秘密战线上也打了败仗。

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机要工作、总参三部老部长戴镜元说,我党最早的密码是周恩来发明的,最早使用这个密码的是任弼时。第一份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豪密”的保密性很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说“豪密”是铜墙铁壁的“伍豪之盾”,那么对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线电通信的成功破译,无疑是真正无坚不摧的“伍豪之剑”。有了这样的“盾”与“剑”,这支军队怎么能不如虎添翼、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先烈们以生命为代价发出的“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永远回响着“伍豪”——恩来伯父谱写的音符,它与时空同步,永存人间!

少年的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上海和江苏高邮度过的。童年时留下碎片般的记忆,几乎都同日本占领者的残暴统治连接在一起。

革命的改朝换代

19451219日深夜,猛烈的枪炮声和爆炸声骤然打破了高邮的宁静。1226日,太阳从古城上空升起:天亮了!解放了!古老的高邮获得了新生。

几天后,古城军民为庆祝高邮解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游行。人们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游行行列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一旁的祖母和母亲赶忙提醒我:“快看!快看!这就是你七伯!”果然,继毛主席、朱总司令之后,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大幅画像!像中的七伯,正是我仰慕和想象中的那样,浓眉朗目,英气逼人,威严而亲切,睿智而沉稳。我跳起来和人们一起高呼口号,感到无比骄傲和激动!

三聆教诲

1946年春夏之交,我升学无望,前途渺茫,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这天,母亲突然给我带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她说,七伯到了上海、南京,正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我在刹那间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我要去上海,去找七伯!”我和哥哥尔鎏怀着兴奋的心情奔赴上海。

初见七伯

当时,中国的局势很复杂,内战已经在多地爆发,但国共双方在表面上仍维持着“和谈”的局面。七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来回奔波。上海的“周公馆”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也是七伯在上海时的落脚地。

9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哥哥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周公馆。七伯秘书陈家康已经接到门房通知,在院子里迎接我们。

这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当七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我的一瞬间,我感觉到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那么亲切,这远不只是一位敬爱的长辈看待一个十四岁晚辈的眼神,这是一个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智者对所有的人充满挚爱深情的眼神。

从那一刻到今天,我深深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只要他看你一眼,你就知道他心中一定有你,这个人就是恩来伯伯!他的目光中凝聚的,除了真诚、智慧、尊严、自信和难以言喻的魅力,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独有的专注和爱心。它曾经感动无数中国人民,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甚至持有不同政见的各国政要。

在广为流传的电视片《百年恩来》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歌词中,有这样一段:“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词作者创作这首歌时,我当了一回参谋,写下的这一段歌词,正是我一生中的内心感受。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感受。

七伯询问我俩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我希望能去延安跟他们干革命。七伯、七妈肯定了我的志向,说:“年轻人应该有追求。”

“周公馆”是个小楼,除了七伯、七妈,还住着许多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后来知道有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廖承志、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多人)。

“周公馆”表面看似幽静平安,周围却杀机四伏。大门外的那些小摊小贩,大多是化了装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保卫机关早已查明,“周公馆”周围好几家房子都被特务机关租下,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下达密令,进出的人每时每刻做详细的监视记录。

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天,七伯、七妈把我和哥哥叫到“周公馆”,他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国共和谈估计会破裂。原想带你们去延安,但代表团的许多同志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俩有困难。你们还是暂时留在这里读书,充实自己,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参加革命、参加人民军队的机会总会有的。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青年人应自强不息,自强自立,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要自己走。”后来的形势发展很快,七伯、七妈于11月回到延安前,根据不同情况,对每一个人的去留做了周密的研究和安排。比如,为安全起见,他俩没有同意廖梦醒大姐让她的孩子随同去延安,安排她们去了香港。他们千方百计从茫茫人海中找到流落在上海郊区的聂荣臻同志的女儿聂力,送到晋察冀军区聂帅夫妇身边。20083月,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我的好友聂力深情地回忆总理对她的关怀。她说:“1946年夏天,总理费尽心思找到了我,把我送到父母身边,圆了我们一家人多年的梦。周伯伯、邓妈妈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当她说到这里,我猛然忆起:1946年夏天,不正是我请求七伯跟他们去延安的同一时间吗?对廖梦醒大姐、聂力大姐和我采取不同的安排,体现出七伯对自身亲属的分外严格。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亲属晚辈和革命后代,在关怀照顾的同时又毫无例外地予以严格要求,期待他们自强自立,不依赖任何“关系”和“人情”,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严,灌注着他对亲人最无私的爱,也是一种最深沉最富有远见的爱。

敬爱的七伯充满智慧和深爱的指引,为我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

(编辑  季节)



¨ 本文摘编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中信出版集团202211月出版,由季节摘编。

* 周尔均,周总理的侄儿,少将,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纪委副书记。

中国企业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价值追求和综合才能的集中体现,作为企业发展中至关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和精神特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时代,企业家精神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企业家所肩负的不仅仅是企业兴衰成败之责,也承担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使命。2017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里优秀企业家精神被注入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的全新内容。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不仅被列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还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要求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赞誉荣毅仁为“爱国企业家典范”[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和践行者,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追求光明和真理,对党怀抱忠诚信仰


“光明和真理”是荣毅仁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训,被他赋予了全新的涵义,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箴言。荣毅仁认为,“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民、土地、物华、人情以至她的前途,她的一切,是一种永恒照耀我们去追求真理的光。只有在这种光的照耀下,才能逐步接近真理,认识真理”;而这真理就是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作为执政党,“它不愧是拥有真理、拥有力量的郑重的党,不愧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③] 经历过不同历史年代的荣毅仁,对于光明和真理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追求。在领导中信期间,他曾多次坦诚谈到对于党的认识过程。全国解放前夕,工商界有不少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离开大陆,面对去留选择,荣毅仁怀着对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期待留在国内。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和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接受了党的治国纲领和方针政策。他深切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正确的道路,祖国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党之所以代表了真理,正是因为她拥有这样的力量。


一旦找到真理,树立了信仰,荣毅仁跟党走的信念便从未动摇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多次提出入党申请。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一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磨难打击,他的信心依然十分坚定。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受了苦的,但我没有丧失信心,我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好我们的国家。”“事实证明,经过十年大动乱,纠正这个大错误的是共产党自己。正是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党能够自己克服错误,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向前迈进。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一个信心,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得兴旺发达,站在世界的前列。”[④] 荣毅仁把受命创办中信公司看作党给予的信任,表示要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宣传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切实做好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⑤]。公司筹建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中信这样的机构没有必要设立党组。对党充满感情、无比信赖的荣毅仁认为,自己和工商界的老同志都是党外人士,“有党组就有依靠”[⑥],毫不含糊地主动要求成立党组织。作为一位当时还不是党员的企业一把手,荣毅仁时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并且非常注重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198571日,荣毅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满怀深情地说:事实证明,相信党的时候总是对的,怀疑党的时候总是错的。因此老老实实地跟着党走,没有差。[⑦] 谈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荣毅仁认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党高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指引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是党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加强领导,改善领导,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因为有党的好政策,是靠了党的领导”。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乃至我们个人的贡献,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⑧]


作为中信公司的主要领导人,荣毅仁在企业内部十分重视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他指出,“做一切工作都要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果我们学习得不好,认识得不深,掌握得不准,工作就不会做好,还会走偏。”[⑨] 他谆谆教育中信的干部、党员:“我们作为行政方面负责的同志、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执行者,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按照党对我们的要求,按照党的指示来进行工作。”“党号召我们改革开放,繁荣经济,要坚定不移;保持廉洁,防止腐败,也要坚定不移。”谈到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时,他强调,“我们只有有了崇高理想,才能把我们的思想贯穿到我们的事业当中去,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搞好。”[⑩] 他还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思想工作,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思想工作各级党的组织要做,行政和业务方面的各级负责人也要做,每个同志都应该做。”[11] 荣毅仁还把党的思想工作做到了海外,出访不同国家,他都在许多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十亿中华儿女通过长期奋斗做出的历史选择。”[12] 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追求,为中信铸就了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和灵魂。


把握历史规律,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对于企业的发展,民族资本家出身的荣毅仁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这既是党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也是他自己通过对新旧两个社会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他以亲身实践做出的正确选择。


197910月,荣毅仁在《从萧桂英得到的启发》一文中回忆了毛主席同工商界座谈时所讲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出走杀家却丢不掉家里坛坛罐罐的故事。他写道,“毛主席讲这个故事是教育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要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丁点儿利益,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毛主席的话“像一盏明灯,为我国的民族资本家指出了一条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光明大道”。他由此想到“资本主义思想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丢掉那些‘坛坛罐罐’,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结合起来”。[13] 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是10亿中国人民不可移易的抉择,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的。”[14]


荣毅仁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搞企业、搞生产,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正如他在《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所说:“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单靠私营企业能搞好吗?我的家族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家搞了几十年企业,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即便我们的家族有了些发展,也是靠收购别人的企业,而不能说整个民族工业有多大发展。”[15] 他在谈到商品经济问题时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的不同。”[16]荣毅仁在公司内部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解决了公的问题,私的问题就好解决;只解决私的问题,不解决公的问题,私的问题也解决不好”,“现在有些同志讲私有制怎么怎么好,好像我们的公有制不行了,我看他们是把公与私的关系颠倒了。”[17] 他还指出,“保护公有制,巩固和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是从基本方面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就是坚持了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它的强大存在和继续壮大,是我国经济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18]


领导中信期间,荣毅仁多次强调公司经营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他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谈到公司组织建设时指出,要“保证我公司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效率的又是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19]。公司进行内部机构改革,他认为目的是要“组成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集团”,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要根据社会主义的特点进行协作”。[20] 他在公司董事会上谈到,“有人讲,我们公司干脆去国外投资算了。我们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点要明确,我们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国家兴旺发达……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始终掌握着,没有改变。”[21]荣毅仁非常重视用社会主义思想引导职工。他对新入职的青年职工说,现在有许多说法,很多想法,但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思想活跃,思想解放,把我们思想用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上,这是我们的责任。人家都奇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个玩意儿?我就是搞这个玩意儿。为什么?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22] 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荣毅仁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强大武器”,“我们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增加凝聚力,朝着同一目标共同努力。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是否符合小平同志这个理论。”[23]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荣毅仁始终把中信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领导中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倡导实业报国,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热爱祖国、立志强国,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其出发点就是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他多次在公司的会议上谈到,青年时代他曾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办好实业、服务国家,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他说,“因为家庭关系,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工业,总希望能够看到国家兴旺发达,这就是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吧。但是解放前我们国家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压迫,我的理想没有实现。尽管我们个别企业发达了,但整个国家很穷,老百姓很穷。直到解放后,我才看到了我们国家真正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24]。他在工商业改造中率先推动荣氏家族企业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将荣家的梅园、大公图书馆等无偿捐献给国家,都是这种爱国情怀的表现。他在出访时与海外侨胞交流,满怀深情地说:祖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也还有不少缺点,不能事事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国家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好的人民,我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在内是团结的,我们同世界人民是团结的,我们必将胜利地完成振兴中华大业,使每个中国人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25]


改革开放给了荣毅仁第二次实业报国的机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信任,使荣毅仁在花甲之年仍激发出火热的创业激情。他坦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为祖国效力的重任,把我们的知识和才华献给可爱的祖国,是我们无上的幸福。”“就我本人来说,可以说我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26] “文革”结束后得以重新工作,他没有选择去政府做个部长,而是选择在国家百业待举之时创办中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拣了一个酸果子吃”。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有责任使国家繁荣昌盛。我们都是社会主义时代培养起来的,要为社会主义国家争气。不要在个人问题上绕圈子。离开国家,没有个人的算盘好打。整个国家不兴旺,个人有什么用?”他强调,“我们要为国家前途着想,在改革开放中作出贡献。”[27] 中信成立之初以吸引外资为主,但荣毅仁反复强调,“我们公司主要还是搞投资实业。我们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进行投资。”[28]中信早期投资的江苏仪征化纤、云南磷肥厂、哈尔滨纺织印染厂等一大批项目,都是以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在荣毅仁的经营理念中,首先考虑的不是单纯的企业经济效益,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98612月,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职工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集中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讲到,在国外的华裔和华侨, 总是感到有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地位, 他们才能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很好地生活和干事。”“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发言权的。有些外国朋友、外国记者问我,解放后你为什么留在中国?我跟他们说,我们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洒有中国人民的汗水。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搞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搞不了。在工作中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离开这一点,一定要犯大错误。”[29] 听到有青年职工把公司与个人的关系比喻为“大河有水小河不干”,他立即纠正,“我们公司还不是‘大河’,我们国家才是真正的‘大河’。国家有‘水’,我们‘死’不了,国家没‘水’,我们什么都干不了。我们树立理想和事业心,要把国家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比国家都大,忘乎所以。我们要为国家发挥‘一滴水’的作用。”[30] 这些肺腑之言饱含着荣毅仁热爱祖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情怀。


勇于改革创新,探索市场经济道路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领军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路,是荣毅仁一生最为卓越的作为和贡献。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既是摆脱国民经济当时所处严重困境,突破高度集中的旧体制长期束缚,实现从困境中奋起的唯一选择,也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由之路。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荣毅仁明确指出:“我们原来的那种封闭式的经济模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存在若干问题阻碍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必须加以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31] 他还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任务很艰巨,也有风险。但是,中国要发展,必须改革,除此别无他路,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全国人民希望改革、拥护改革,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32]


19791月,邓小平与工商界人士座谈时,荣毅仁就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采用的方法,不应被认为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经过深思熟虑,荣毅仁向中央建议,通过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方式,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以资本家出身的身份提出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业务,存在很大的风险和有待破除的思想障碍。荣毅仁在亲手制定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里写道: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这里所强调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科学经营管理,在文革中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观点受到严厉批判,是经济领域中令人忌惮的提法,恰恰成为中信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云程发轫,用荣毅仁的话说,实际上使公司成为在当时背景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的一个试点[33]。他后来在阐述中信发展的设想时说,“我们公司过去发展业务的指导思想是开拓创新。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开拓创新的指导思想”,“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我们要把思路放宽,巩固已有的成绩,开拓新的业务”。[34] 为不失时机地抓住市场有利条件,他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建议,希望给予中信一定的自主权限,使中信在组织项目时能够简化手续、放开手脚。荣毅仁在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多次强调,中信是创新的一个经济实体,是改革的产物,要不断进行改革,闯出一条新路来,“把束缚我们发挥积极性的东西去掉”。他要求职工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开展业务,“年年有创新,经常有创新”,“可不要念老经”,同时要求“创新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在实际上可行”,“我们应有魄力工作,大胆地工作,但魄力不是说大话,也不是说空话”。[35]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荣毅仁创新求实的主张。他以特有的勇气和魄力,带领中信在夹缝中探索发展,开创了诸多行业和领域的“第一”,走出了中国企业新的发展道路。


在中信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看到荣毅仁关于改革的重要主张。中信成立不久,荣毅仁在向外国专家介绍引进外资情况时谈到,调整经济“就是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诸如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管理水平低等进行改革;就是要把有一些管理混乱的企业坚决和有效地整顿好”[36]19852月,他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必须改革我们的计划体制。今后国家计划将少采取行政手段、指令性办法,主要运用立法手段、经济手段影响企业,指导企业的活动。[37] 19867月,荣毅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座谈会上表示,我对赤字、外债、通货等问题都有些看法,认为这些都不是洪水猛兽,只要自觉运用,都有可用之处。我们经常提到收支平衡、货币平衡、外汇平衡,我认为要力争平衡,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一定为平衡而平衡。[38]19874月,他在与记者谈话时强调,中信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假如还按老的方式经营管理是不够的。我们感到需要发展、需要改革[39]198910月,中信成立10周年之际,荣毅仁明确提出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中信公司[40],强调公司未来发展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勇于开拓创新。19926月,他在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时指出,改革开放“这条路线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认为“只要改革迈开步子,我国的经济建设就登上新台阶,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改革停滞不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强调“要大胆改革,就必须解放思想,排除干扰,冲破禁区,勇于创新”。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办法,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把这些方法都认为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则我们将是束缚自己的手脚,以致一事无成。”[41] 接着荣毅仁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有的同志总爱在‘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之类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地加以运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前进的。”[4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荣毅仁对经济改革的思考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创新的实践中逐步深入的,不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他对改革方向的坚持是一以贯之、从未动摇的。


(编辑  尚鸣)




* 杨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本刊总编审。

[] 人民日报评论员.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六[N].人民日报,2021-12-06(2).

[]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7-22(2).

[] 荣毅仁.在纽约美东圣约翰同学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1987-05-08(1).

[]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6-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 荣毅仁.从萧桂英得到的启发[N].解放日报,1979-10-10(3).

[] 计泓赓.荣毅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38.

[] 张德江.在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7(2).

[] 荣毅仁.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N].人民日报,1991-07-04(3).

[]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85-07-26[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1988-06-2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1]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82-03-04[A]. 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2] 荣毅仁.在纽约美东圣约翰同学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1987-05-08(1).

[13] 荣毅仁.从萧桂英得到的启发[N].解放日报1979-10-10(3).

[14] 荣毅仁.谈谈我对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国基本政策的认识[J].红旗,1987(15):27-31.

[15] 荣毅仁.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N].人民日报,1991-07-04(3).

[16] 荣毅仁在美国费城股票交易所中国经济讨论会上的讲话:1987-10-12[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7] 荣毅仁在与中信公司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见面时的讲话:1989-08-1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8] 荣毅仁.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若干问题刍议[N].人民日报,1986-03-305.

[19]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的报告:1979-10-0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0]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上的讲话:1986-12-1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1]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上的讲话:1993-03-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2] 荣毅仁.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N].人民日报,1987-01-06(1).

[23]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93-04-1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4]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6-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5] 荣毅仁出访巴西时与当地侨胞的谈话:1982-09-1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6] 荣毅仁在香港参加圣约翰大学校友聚会时的讲话:1988-03-1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7]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7-09-09[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8]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92-08-13[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9] 荣毅仁.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N].人民日报,1987-01-06(1).

[30]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先进团干部、优秀团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88-05-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1] 荣毅仁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年会上的讲话:1985-05-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2] 荣毅仁在美国弗莱切大学的演讲:1988-09-15[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3] 荣毅仁. 勇于创新,多作贡献[J]. 党的文献,19981):56-59.

[34]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91-07-06[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5]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84-07-1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6] 荣毅仁向外国专家介绍中国引进外资情况时的讲话:1980-04-21[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7] 荣毅仁在与日本金融界、企业界座谈会上的讲话:1985-02-01[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8] 荣毅仁参加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座谈会时的发言:1986-07-0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9] 荣毅仁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87-04-1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0] 毅仁在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1989-10-03[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1] 荣毅仁.大胆改革,勇于创新[J].中国工商,1992(6):3-4.

[42] 荣毅仁.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人民日报,1992-06-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