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对我国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明确部署，特别强调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有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将更好发挥我国的“大国优势”，塑造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的作用，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没有开放的促进带动作用，国内大循环就会成为“独轮车”。坚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要以国际大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推动形成我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

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的工作。坚持高质量的“引进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和范围，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良好营商环境；坚持高水平的“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打造安全稳定、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双循环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影响和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加快建设好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基础，保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是关键。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不是脱离国内产业发展去另搞一套，而是要促进国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有针对性地补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的领先优势日益凸显，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健全的国家，完整产业链优势独特，同时规模配套优势也具有“虹吸效应”，可汇聚全球要素和资源，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安全屏障。

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需要我们顺应产业发展大势，从时空两方面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一方面，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坚持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需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在“引进来”方面。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还不够大、不够宽，市场主体之间仍存在不公平竞争，而政策因素对经济活动影响较大，一些政策不够透明，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企不敢干、外商不敢投、民营不敢闯。有不少外资企业因担心不确定性，不太愿意把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投放到中国，对长期合作与未来投资项目持观望态度的较多，深层合作延伸的难度加大。

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与增幅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全国规模以上的外商工业企业数量已从2013年的5.8万家，下降到2022年7月份的4.3万家，减少了26%。如果扣除中国香港资本因素，减少的幅度就更大了。与此同时，外来资本投向制造业的比例越来越小，而投向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幅度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投资者不愿意投资制造业，或者说在重资产领域投资有一定的顾虑。服务业领域投资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旦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可以随时撤出。

2. 在“走出去”方面。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的70%-80%集中在能源、矿产资源领域、传统加工制造业和一些服务领域。据公开资料显示，疫情前，我国对外投资的80%存量集中在服务业，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等领域。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又遭遇到安全审查、技术、标准、环保、人权等方面的难题，融入当地社会的难度较大。

我们的海外投资项目，在当地的中国色彩非常浓，总是被贴上“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产品”等标签。其实，按照国民待遇和竞争中性原则，我们在当地投资、注册，按当地法律法规进行商业化运营，就应该是当地的企业。我们的国际化经营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上去”的转变，还需要在本土化上下更大功夫。特别是三年疫情叠加中美关系恶化、俄乌冲突，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早已今非昔比。这几年，海外投资项目的开发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目前运行的项目一般都是前些年开发的项目，将陆续进入合同后期，无论是市场还是资源，都可能面临着“内卷式”的存量竞争。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们的产业链合作大多集中在加工、组装环节，缺乏一体化合作，很少掌控产业链的关键和战略环节，极容易被“卡脖子”，加之我们进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整合的能力不足，相应的供应链不能得到高质量的产业链支撑，最终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韧性。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的思考与建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做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第一，要继续统筹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绝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当前扩大开放的环境与开放初期阶段不同，在新时期按照新情况、新问题，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开拓进取，注意差异化地推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比如涉及特区、示范区和自贸区的改革试点以及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部署，要给足自主权，真正放开搞活，促进与国际规则有序接轨。

第二，要处理好政府“搭台”与企业“唱戏”之间的关系。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十分复杂、大国关系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出面搭台子，发挥外交作用，为企业创造商机，助力推动一些项目的开展，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搭台子的不能直接变成唱戏的，如果政府直接出面去谈买卖、做生意，把企业变成具体执行者，并不符合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要求。

第三，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上，要发挥我国国土面积大、周边国家相对结构比较多元的优势，一方面继续扩大东部发达地区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做好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使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重构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新优势。

第四，要统筹好走出去进行资源配置与全球产业布局的关系，促进供应链与产业链、价值链的有效衔接。要重视发展本土化、一体化、立体化合作，努力构建全球化的产业体系，为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奠定基础。中石油在苏丹的石油投资合作项目，就是集上游的勘探开发和下游的炼油加工，再加一条从南部油田到东北部苏丹港全长1370公里原油管道的上下游一体化合作的项目，实现了投资项目的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要进一步扩大投资合作领域，特别是在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航空航天、数字化、绿色创新等方面，积极拓展新的产业投资合作项目。比如在2022年12月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我国提出在未来3到5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在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等8个领域推进“八大共同行动”。在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提出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推动金融投资合作新进展、拓展创新科技合作新领域、实现航天太空合作新突破、打造语言文化合作新亮点等五大合作领域，就充分体现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将有利于推进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第六，要处理好与国际一流企业的竞合关系，努力在竞合中实现自身的成长壮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国际一流企业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老师”，有的把我国企业带入国际市场，有的教会了我们适应国际规则。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企业在快速成长，国际公司也在不断进步，特别是那些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依然保持着世界一流的水平，占据着全球领先的位置，我国企业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中，需要继续把那些世界一流的公司作为标杆，做好对标对表，切实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七，要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有效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有效衔接，推进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继续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抓住当前国际分工调整时机，围绕全球价值链，实现更加全面的国际国内制度的协调统一。既要把国际制度“引进来”，对照国际通行规则与先进标准，倒逼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又要让国内制度“走出去”，推动国内制度国际化，让世界认可和接受中国规则和标准，以便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第八，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共同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和新规则。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强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国际规则更加公正合理，保障我国企业海外利益和国际发展空间。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努力构建新型国际经贸关系，扩大互利共赢，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目前，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难点是缺乏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参与度不深、发声不响、权威性不强，直接影响了话语权、主导权和影响力。下一步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必须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上多做工作，加快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并多向国际机构输送人才，多到国际会议上发声，推动中国话语体系尽快强起来，让世界听得懂中国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主张。

（编辑　尚鸣）

 

 “双碳”是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路径。政府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双碳”目标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和引导者，但是其在低碳化管理中已经暴露出治理问题。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应当将理念转化为低碳原则，以法治之力实现政府机关低碳化的最终目标。

2021年6月1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十四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明确了公共机构尤其是政府机关的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强调了政府机关在“双碳”目标推进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政府机关应当以“双碳”为工作目标，深入推进绿色零碳机关建设。然而，当前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尚未落实到位，而其根源在于法治运转不畅。这就要求健全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法治系统，运用法治实现低碳化管理的提质增效。

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法治反思

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面对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所暴露出的“非低碳化”甚至“高碳化”问题，进行法治反思尤为关键。

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

2008年，国务院出台《公共机构节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后，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践陆续出台了与之相关的地方规章。

2021年11月16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针对公共机构，从能源、技术产品、建筑等方面谋划了绿色低碳化管理方案，并提出运用法律制度的力量强化低碳化管理能力。

现有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法律体系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两方面均存在不足。

第一，在合法性方面，相关法律体系内部很难做到和谐统一，也难以完全符合实质合法性标准。一方面，政府机关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存在庞杂、臃肿的问题，而聚焦于低碳化管理方面更加复杂，再加上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状况、法律文明环境存在差异，出现了不和谐以及不一致的规定。另一方面，大部分地方立法都是对上位法或者其他省市规定的抄袭，以各省市根据《条例》所颁布的地方性法规而言，其条文内容较少考虑地方特色，相似程度较高，鲜有创新，呈现出较为低级的重复。

第二，在合理性方面，存在经验立法、工程立法、政绩立法、封闭立法等违背客观规律的非科学立法情形。例如，一些地方颁布的有关于绿色建筑的规则标准，其设计之初就直接提出了“零碳”要求，这明显有违“双碳”目标推进的客观规律。

法律制度落实效能弱

法治实现的关键并不仅仅是制度的完善，还有制度的落实。从当前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现状看，部分政府机关仍然存在“高碳行政”现象。

 

表1  2017-2021年政府机关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统计表

数据来源：2018-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机关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占比始终在8%上下浮动，支出数额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属于“高碳行政行为”的“三公消费”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主要支出，其在支出额中的占比较高；公车使用频次的增加必然会增加碳排放量，公款接待和公费出差中所存在的奢侈浪费、超标消费问题等也会加剧碳污染。

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在日常办公中仍存在“高碳办公”现象，如纸笔等办公用品的重复采购和利用率低、一次性办公材料数量的增多、水电等能源的铺张浪费，还有非节能、高能耗办公用品的采购数量多，能耗强度较高的老旧建筑所导致的能源消耗等等。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机构（包括公共教育部门）的能源消费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年能源消费费用超过800亿元。①整体而言，政府机关的人均年用电量、用水量等都高于城市居民人均用量。此外，一些制度性弊端也造成能源的隐性消费，如由于政府职责和功能设置不完善导致的结构性浪费、缺乏决策问责机制导致的决策性浪费、行政时间成本浪费等等。

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中存在事权配置不清和监督约束机制乏力等问题，是影响制度效能的根源性问题。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但经调查发现，很多部门不愿将其权力下放到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而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的制约权力较弱，这就导致机关事务管理格局仍然是分散且单一的管理模式，核心职能不突出，对具体工作职能的认识也不到位。①

行政低碳原则：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法治起点

 “双碳”目标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而法治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尤为关键。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法治建构的起点应当是法律原则的确定，而法律原则源起于理念价值的提炼。因此，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法律原则的确定应当通过对低碳理念的价值提炼得以实现。

“低碳”理念的引入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法治助力，健全实现“双碳”目标的法治体系。

以法治之力推进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关键在于理念夯实，即从价值理念出发，提升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法治意识。为此，行政法的理念必然要发生转变，在原有理念的基础上注入新的“低碳”理念，如风险管理理念、生态保护理念、能源节约理念、长远效率理念等等，以此正确引导、创立低碳时代的行政行为。

为贯彻“低碳”理念，各省市纷纷展开了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工作安排，采取节水节电、推行无纸化办公、倡导绿色出行等多种举措。

从当前的相关法律制度来看，存在承认“低碳”理念却未革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矛盾现象，传统的合法行政原则和合理行政原则的指导理念、调整方式等较为滞后，在功能上不能为碳风险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从“低碳”理念到行政低碳原则

“低碳”理念从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要符合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界定标准，有学者对其进行提炼确立了低碳行政原则。①政府机关作为全社会绿色转型的表率和标杆，要坚持认同和践行理性“生态政府”“低碳政府”②的行为规范。

对低碳行政的价值理念进行提炼，形成指导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行政低碳原则，有利于“双碳”目标在行政机关内部的落实。

行政低碳原则强调行政主体自身的低碳化，本质强调政府机关行政效率与低碳发展的相适应，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充分体现理念价值与行政低碳原则的内在要求，二者互为表里并相得益彰。

“三要素”：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法治建构

按照行政低碳原则，政府机关在行政过程中的组织、物质、程序等各种要素都必须符合低碳标准，确保行政本身的低碳化。政府机关低碳化管理的法治建构应以上述三要素为关注点，实现组织要素、物质要素和程序要素的低碳化、法治化。

组织要素：精兵简政

“精兵”是对政府人员的精简化、低碳化。一是要对政府机关的人员数额进行明确限制，建立科学合理的低碳政绩考核制度,将各项低碳指标的实现纳入领导干预政绩考核标准体系，将其日常低碳化行为也作为政绩考核角度，以此实现对政府机关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数量控制。二是要设置合理的公务员职务正常进出机制。以能上能下为组织原则，依法实施晋升、降职、撤职处理。后者则主要是依法针对冗杂超编人员予以清减，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最大价值。

“简政”就是对政府机构的精简化、低碳化，主要侧重于解决机构复杂冗杂问题。一是要严格控制临时机构的设置，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整体安排与资源调配，设置了大量应急处置型临时机构，以及协调与沟通型、监管与控制型、指挥与决策型临时机构。针对这几类临时机构，必须明确设置保留标准条件，以撤销为原则，保留为例外，即便是予以保留的，任务完成或期限届满时一般也要予以撤销，将相关工作移交给现有的职能部门。二要关注政府机关的内设机构，尤其是要破解其所存在的权责交叉、职责重叠问题，对其予以精简化、低碳化，可以通过政府职责重构，根据内设机构的具体功能来合理配置权限资源，并建构“闭环式”的内设机构运行协同机制，有效提升专业型机构的职责权重。

物质要素：绿色公物

在公物消费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政府采购的严格控制。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要关注保护环境这一政策目标，从中央到地方、从法律到地方文件，大都涉及绿色采购、低碳采购问题。为充分贯彻落实政府低碳采购策略，要配套建立健全低碳标志产品认证制度，建立低碳节能产品数据库和黑白名录，率先应用低碳产品和低碳技术。同时，要严格控制采购数量，以此避免各行政机构频繁、重复采购办公用品，可以建立跨行政机构的办公用品调剂机制，从整体上盘活办公用品存量，使其做到物尽其用，发挥最大效用，避免过度浪费。

在公物使用方面，倡导“低碳办公”。从办公环境出发，倡导建造和使用符合节能标准的办公建筑以及办公设备系统，而其新建、维修和改造都应当符合节能减排的科学标准。限制“三公消费”，各地区根据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针对各种物质要素的使用总量制定控制性规划，并进行季度或者年度考核，对使用频次少的政府机关进行奖励。实施政府内部日常管理的节能细则。办公用品要提倡使用低碳化材料，并尽量实行无纸化办公，可以设置行政文本削减制度，尽可能减少高碳化材料的使用。行政行为生态环境实现低碳化,如实现办公垃圾的环保排放与回收,加强办公区域的绿化建设等。

程序要素：程序简化

在内部程序上，要改革公文报送、逐级报批等繁文缛节，可以借助数据算法等新型网络技术，以省政府为单位的“块数据”建设，提出标准化要求，推行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互联融合与共享以及再造流程。通过大数据优化配置机关运行资源，建成并完善信息化管理平台，全面落实精细化、低碳化管理。

外部程序低碳化的重点是行政审批制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关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协同推进，明确简政放权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提基础，放管结合是改革的手段措施，优化服务是在前两者实施良好的基础上的目标追求。对政府职能予以科学准确的界定，事权配置划分要清晰，明确权力上收和下放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引入低碳化改革助力“放管服”改革，运用大数据、算法等现代科学技术，提倡行政程序的无纸化、电子化、数据化，尤其要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借助现代化的信息通信技术，提供更为网络化、快捷化、个性化的行政许可服务。对于新型的行政许可程序，明确统一建设标准，避免出现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问题，要配套建立相应的行政许可过程中信息收集、信息利用、数据开放、数据保护和政府信息共享的法律规则，尤其是关注电子政务安全立法问题，明确规定电子政务安全标准、具体措施以及惩戒规定等。同时，还要实现行政许可程序的流程再造、强化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政府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可以自主开发机关事务通APP，优化办事流程，提倡内部行政事务网上一站式办理，从“最多跑一次”向“跑零次”转型。

可以预见，随着行政低碳理念的提炼和深化，一个与低碳社会、低碳经济相适应的低碳政府将会形成，这是一个值得法学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前沿性课题。

（编辑  宋斌斌）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和新型举国体制怎样通过一个更完善的产业投资工具的应用得以实施。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中的新型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如何能够科学合理地作用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本文主要聚焦在国资、国有投资机构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上；根据这些经验和教训，如何设计并操作一只能够有效服务于国家产业战略目标的国资股权投资基金。

我们在计划经济时实施的举国体制，基本上是体制内的实施，就是国有体制内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资源整合。

    改革开放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举国”的范围就超出了国有部门，扩展到国内所有部门，包括非国有部门和领域。如果排除了那么重要的市场力量，就不能称为“举国”了。

    第一，举国的内涵肯定是要调动体制外的市场力量和国资协同作战，包括和行政部门协同作战。体制内的力量，包括行政部门和企业也要主动和体制外市场力量协同，使用市场化的机制来完成国家的战略任务。在这个方面，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实践。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新在何处？和过去传统的举国体制相比，首先是新兴的市场力量和相关政府机构协同作战；其次，国资使用市场化机制的方式和方法、工具将会有很多的创新。

    政府资源撬动外部行业的时候，会有传统上的一些渠道，比如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发经费，以及企业研发补贴、出口企业的退税，政府采购等等措施；还有比较新的方法，例如股权投资。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创新的探索，一些政策工具也在形成过程中。

    当我们强调产业股权投资这个新工具、新方法时，可以与其他政策工具进行比较。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下文简称《纲要》），这是集成电路行业内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文件。

    虽然集成电路产业在国家战略上非常重要，但总是不得其法。在当时的集成电路产业中，越上游的企业越弱，市场越冷，金融资本越是敬而远之，人才流失越严重。在资本看来，这是一个类似于传统夕阳行业的一个不受重视的行业，很难有金融资本投入。

2014年《纲要》出台后，工信部电子司会商了很多专家，提出了加大补贴和专项经费等传统方法的“加强版”，但是这些传统措施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就集成电路产业的角度看，专项经费离产业相对较远，从科研院所拿到科研经费、形成成果直到向产业的传导，这种模式效率比较低，时间比较长。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企业补贴、政策采购政策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当一个市场、一个行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缺乏增长性的时候，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是带不来市场增量的。拿到补贴的企业难以持续成长，没有拿到补贴的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很多将逐步萎缩甚至倒闭，而且一些企业拿到补贴后，其动力机制就产生了问题，它可能会依靠补贴支撑下去，把同行竞争对手都“熬死”之后，自己其实也会陷入停滞的状态，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以股权投资基金形式激活产业

    此后，工信部创造性地提出了尝试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来激活产业。在国务院协调下，财政部和国开行积极配合探索筹建的工作，在政策和一些具体的规范上都闯出了新路。这在国内是没有先例的。2014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由中央财政直接出资的、带有明确的国家产业战略使命的股权投资大基金成立了。

    当时我国半导体行业的关键制造企业，主要问题在资本金不足，经营团队的研发投入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股权投资就可以变成一个比较有效的抓手。股权投资符合产业规律，因为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尤其是半导体制造业，非常需要跨产业周期的、有耐心的资本。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相关经验，说明了适应长周期、高投入、高回报特点的长期投资资本的重要性。常规资本市场是无法提供这一功能的，因为社会资本往往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不会倾向于周期这么长的项目。  

现在，通过“大基金”投资，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化主体，具有了一定的产业增长性，但是还没有达到对国家产业升级和产业安全有支撑作用的阶段。

因为有大基金的成立，此后哪个行业需要投钱，都想要设立一只正常的股权投资基金。但是很多行业并不符合上述领域的特点和要求。比如说机床行业很重要，但是相对来说机床行业缺乏高成长性，技术和市场都没有特别明确的突破性，现在仍在做一些先导性的业务。如果要使它长大，使得股权投资土壤变得肥沃，就需要先创造一些条件。创造条件就需要和其他的政策工具配合，比如说创造资本的条件、资本的环境，需要和证监会以及上海、深圳交易所相配合。我们在科创板当时上市的时候，大基金和科创板也打过很多的配合，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创造产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除了创造资本的环境之外，还要创造产业方面的环境和条件，比如说机床行业就需要和国资委、上下游企业进行配合，创造一些产业需求，使产业具有一定的成长性，使股权投资工具在这个领域得到充分利用。

在国有股权投资机构设立过程中，曾有过很大的争论。

第一个问题，是合伙制还是公司制？集成电路大基金采用了公司制。公司制一个很大的优点是财政出资，一些央企的公共资金注资到一个新成立的基金公司实体。基金公司聘请一个相对市场化的管理公司来执行实际的投资工作，这是公司制的一个基本架构。公司制的优点在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上层的股权比较稳定，资金来源也比较稳定；从部委的角度来看，公司的责任主体比较明确，也方便管理。现在我们认为，合伙制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它会和出资机构进行切割。

    第二，出资人（LP）的所有制结构。比如中央的财政资金、金融央企的财政资金等等。大基金和北京、上海、武汉地方政府都有项目合作，这三地的政府对基金投了很多资金。此外还有一些社会资金投入大基金。

    总之，来自大基金的实操经验和其他类似性质的基金的运行表明，最稳定的出资渠道是中央财政和中央企业的资金。地方政府主体常常出现欠资的情况，因为地方一把手的变动和情况的变化，会带来决策的很多变化。

   如果主管部门对基金的考核不强调市场收益，不从商业的角度来把控项目的风险，而且又强调出资进度，就会助长投资价格的炒作、资金的低效利用等等。再加上如果团队没有经营激励、搞大锅饭的分配机制，就容易形成激励变形。

    如何协调一个股权投资机构的收益取向，以及作为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机构的战略取向，就一定要在清晰给定战略任务的前提下，把战略的边界划清楚，在这一部分项目中，政府实行一定方式的让利。例如财政资金在退出回报、在利后分配等方面，从总体上一定要强调收益，这是做股权投资的一个核心要义。可以对特定的战略性的项目有一个差异化的标准。但是总体来说，一定要考核收益，用激励去保证团队的专业性、职业性和工作积极性。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近几年在投资实践中，战略取向和收益取向的矛盾正在逐步减弱。在新时代，通过内部机构、目标协调和激励机制的优化调整，股权投资的工具还是大有可为的。

（编辑  季节）

 

制造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保障。持续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国家的既定战略方针。目前我国制造业在产业规模上持续成为全球之首，即使在美国大力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情况下，近10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依然占据全球各大经济体的首位。

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和短板

从产业体系来看，目前我国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无人机等重点产业已经跻身全世界前列。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的打压下，我国光伏产业依然走出了中国特色道路，光伏产业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所以，光伏产业基本上代表了我国产业的发展方向，我国可以在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自主制定产业政策。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加速调整，整个制造业的短板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半”领域：一是集成电路，二是工业软件，三是工业母机，也就是高端数控机床，四是民用航空发动机。总体上看，我国制造业拥有全球竞争力，特别是智能制造的产业规模和应用规模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三。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主要经验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以来，我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部署。特别是“十四五”以来，针对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国家有针对性地作了部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制造强国战略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也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特别是2015年《中国制造2025》的发布，是中国制造业一个典型的旗帜性纲领。

《中国制造2025》的最大作用，是举起了一面旗帜，使得全社会都认识到制造业在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制造2025》提出，利用三个十年、分“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制造强国第二方阵，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将位居第二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第三步，到2045年，中国制造业实现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目标，进入第一方阵，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强国。在“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下，我国制造业将逐渐从大到强，产业韧性不断增强。

第二个经验，我们长期以来重视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产业基础是工业发展的“基本盘”，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主要支撑。例如航空发动机（特别是军用发动机），包括其中一些关键材料，我们基本能够解决，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持续推动工业强基、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基础高级化，进而推动多个领域短板问题的突破。

目前中国高铁实现了97%的完全自主化生产和配套。再如机器人，宁波基本上实现了机器人全产业链的配套生产，传统的阻碍机器人发展的“三大件”已经不再是问题了。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我们在电池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引领性，电机和控制器也实现了重大的突破。从某种程度来说，在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这几年，我们在大部分领域基本上不再出现“卡脖子”的问题。

第三条经验，就是持续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智能制造的好处在于有利于企业的降本增效。特别是我们建成了700多个世界级工厂和智能工厂作为示范工厂，大部分企业开始主动拥抱数字化。

第四条经验，各地优势产业的差异化发展。《中国制造2025》刚发布的时候，大家一哄而上，各地重点发展领域几乎都一样。这几年，陆续有一些城市开始探索结合本地优势的重点产业。比如宁波在稀土磁性材料、石化材料领域的突破，合肥战略新兴产业的先导性发展，泉州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把传统产业、纺织服装和建材产业打造成为世界级的产业集群。

中国式现代化制造强国的标准

根据对前期经验和成绩的总结，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造强国的特征，应该有几个标准：

在产业规模上，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基本维持在30%；在产业基础上，“五基”（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和产业技术基础）国内市场满足度达到70%；在优势产业上，世界领先和世界先进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40%；在优势企业上，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可以达到前三；创新能力上，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也是世界前三；能源消耗上，单位能耗制造业增加值目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从目前来看，我们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的各个阶段走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十四五”期间制造业面临的困难

“十四五”期间，特别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制造业将面临两大困难。

第一个是信心问题，目前业内对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普遍信心不足，这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制造业主体并没有找到很明确的目标。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和增长方式从原来的出口拉动型向国内需求拉动型转变的背景下，国内需求或国内循环能不能支撑制造业的发展，大家还是存在疑虑。信心不足也和近三年来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形势下滑存在一定的关系。从这两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来看，政府投资比较多，民间投资的增速、对整个经济的投资规模的贡献率都比较低，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第二，我国制造业的利润水平比较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制造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很多政策在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很多税收的实际减免权力在地方。如果地方的财政资金没有一定实力，就难以去支撑减税、免税以及税收返还等政策。

新型工业化建设的新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新提法，其核心是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中制造业的任务进行调整。

“十三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未来三年将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开启二十大新征程的重要时期，我们要继续高举制造业这面大旗，坚持党对制造强国建设的绝对领导。

首先，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要调整。一方面，制造业要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要求把民生产业放在制造强国的突出位置，要特别重视民生产业的作用，为人民提供更安全的食品、更便捷的交通工具、更先进的消费信息产品和更丰富的产品选择，切实把人民生活需求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下大力气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通过数字赋能，提高劳动力以及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单位产能价值。我们不能脱离制造业去发展数字经济。一方面，制造业提供了数字经济发展最有价值的数据，只有生产出来的生产数据和消费数据打通以后，整个数字经济建设才有意义。制造业是整个数字经济最基础数据的来源，而数字经济的最大作用就是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对数字经济来说，核心要抓好产业的数字化，要避免脱离制造业而发展。

第二，为了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制造业发展要从原来的补短板、疏堵点、解决“卡脖子”问题，逐渐向锻长板转变。从全球角度看，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全球所有产业领域都成为世界第一。针对制造业的短板，我们没必要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打哪儿补哪儿”，要从传统的仅仅补短板向锻长板和补短板并进转变。所谓锻长板，就是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形成具有中国自主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就像稀土材料和光伏产业那样，我们要大力培育在全球具有话语力、控制力和引领力甚至具有反制能力的产业。

第三，现在迫切需要解决集成电路、民用航空发动机、工业软件这三大问题。要逐个制定实施方案，满足国内基本生产的需求，形成基本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综上所述，制造业是我国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也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十四五”期间，我们仍然需要按照“三步走”规划继续稳步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编辑  宋斌斌）

 

对于我国经济如何顶住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当前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要从资本抓起。

提振信心的核心问题是抓住资本

从资本抓起，也是当前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精神的重要方面。要给民营经济鼓气，顶住社会上那些要动摇民营经济的声音。从提振信心这个角度看，核心问题是抓住资本。资本问题解决了，对推动劳动问题、就业问题，包括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下滑等问题都会有帮助。

要给资本正名。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国有企业，也关系到民营企业。第一个问题是产权的清晰化，第二个问题是解决产权的流动性。资本市场就是我们推行积极资本政策的第二个重要环节，现在我们的财政压力大，而资本市场只要能够上涨1000点，我们的信心就回来了，资金回来了，财富回来了，我们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也就守住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里，到底该不该有资本？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没有清晰化。从2004年起草《国资法》到2007年出台，历经三四年。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到底是立一个什么法，肯定是给净资产立法，企业的净资产是企业的自有资本，又叫所有者权益。

我们说要像尊重国有资本一样尊重民营资本，还有外资资本。

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已经是世界上拥有资本、管理资本、领导资本规模最为庞大的政党。美国的马斯克无非是2400亿美金就是首富，我们的上市公司按市值算那就很庞大了。我觉得对资本的问题不要再回避，应该给资本正名，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我们对资本新的定义就是，能够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创造利润的生产要素，要把它提到这个高度来，就不至于一到关键时刻就出现民营资本外逃等一系列问题。

同样保护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且提出法治化、国际化问题。我认为，我们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要同样保护，一视同仁。

不能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些误区不澄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积极信号就会被抵消，人们就不会相信。从收入来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我们的收入有劳动性收入，有经营性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恩格尔系数谈的是支出，人们的食品支出占的比例越高，你就越穷。在这三种收入中，劳动收入占的比例越高你就越贫穷。国家也好，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今天的中国不能仅仅强调高科技这个产业链，还要强调资本市场上的资本价值链。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是商品，而不是产品。不能不谈价值链，否则就会受人欺负，凭什么中国老是“价值洼地”？

所以我们谈顶住下行压力，就是紧紧扣住资本，资本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要当资本的主人，特别是共同富裕当中，要解决好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的问题，让农民“顶天立地”。“顶天”，农民有光伏屋顶，就能够增加收入；“立地”，就要把土地的经营权、承包权的流转真正落实起来。

国家重大社科项目《我国自然资源资本化及对应市场研究》中，土地是很重要的一块。课题明确提出，农业的产业化、农村的公司化、农民的股东化、土地的资本化，我们可以设计一种特别的股份。优先股也行，农民特别股份也好，这部分完全可以做到不流失，让农民能安心。技术下乡，资本下乡，存量资本结合，是不能动摇农民的根本的，这完全可以解决。

积极的资本政策客观上是存在的。我们不能老受西方的金融政策左右，他们动不动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但现实中存在资本政策，资本是直接融资。可是我们的资本市场从来登不上大雅之堂。我们一定要把资本市场的积极政策推出来，扩大直接融资，采取积极的资本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一举多得。

（编辑 季节）

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叠加了经济、社会、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种种动荡、冲突和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在所有国际问题的背后，根本的问题是21世纪世界的发展将由什么力量来引领。

2022年，党的二十大成功召开，它不仅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为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党的二十大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性可以看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是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也是十年时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党的二十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写入了党章，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指南。

二十大结束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因此，党的二十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富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其普遍性。相对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强调的是中国特色，是特殊性。这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定义是一个巨大的跃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工业文明以来，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实际上最后现代化变成了西方化或者美国化，但是西方化、美国化能解决多少人口进入现代化呢？目前进入发达国家的人口不到10亿人，西方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中国拥有14亿人口，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没有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是平衡，表现为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协调，具有浓厚的中国智慧，有望解决西方现代化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代化的核心是“化”，重构与工业化新型生产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先发的西方现代化国家都逐步建立了与工业化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制度。

近代中国从泱泱农耕文明大国沦为落后挨打的弱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也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是无数探索都没能改变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饱受列强欺凌的衰败状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建立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北京大学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看到新路：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欧、美、日本工业化的老路在中国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应该走苏俄道路，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从此拥有了先进的政党力量，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新型政党；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马列主义、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它带领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进化，它超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和自我革命能力展示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现代化政党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先进政党带领下，通过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制度再造、系统重构，其“化”的原理与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所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同——寻找到人间正道，有了1，后面的0会越来越多。

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力量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先进理念与本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境遇有机融合，创造新思想、新文化、新社会和新人；然后让组织、制度和人民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动态演化、不断升级，不断进“化”……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断“化”的动态过程，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地“化”的内生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的不断迭代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个支撑力量，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是人的现代化。

政党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列主义政党，在带领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百年奋斗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今天所拥有的力量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有近一亿党员，拥有先进的理论和严密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还拥有先进的文化，是5000年中华文明和人类先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西方的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它们和资本结合以后，沦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真正为全体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及在近几年脱贫攻坚、抗击疫情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并且拥有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修正错误的能力，只要干事就会有错误，没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党有修正错误的能力。在这样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就越战越勇，展现出卓越的执政能力、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

我们拥有整体大一统的制度，上下联动，中央可控，我们的改革常常是中央定一个目标方向原则，地方去推动探索实现路径，因为中国太大，发展不平衡，治理能力也不平衡，一刀切的方案不会成功。比如医改。对比2009年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它是一个法案，而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央确定了改革的方向原则，具体怎么干，各地先行尝试，然后再将典型经验推广实施。而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为了能在国会通过，改革力度不断减少，最后通过的方案空洞无力，最后还被下一任特朗普推翻了。美国医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仍然无法真正改革，充分暴露出美国制度的障碍。在中国，我们医改十多年，取得的进展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各地探索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路径。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一统的中国式的改革发展方式，既保证了中央政府把握方向和目标，又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路径，中国一直处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虽然会遇到很多新问题，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进步得非常快。

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组织力和行动力，既传承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能够不断自我更新、自我革命、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力量。现在我们面临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智能化、大数据是新的生产力，有新的生产力加持， 未来中国共产党的迭代速度、更新能力会更强。

制度的现代化

先进的政党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制度，跃进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70多年来，我们遇到的种种挑战，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不匹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集成了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天下大同的优秀思想，颠覆了人类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们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医院，新中国的一切，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崭新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先进的制度。

尽管这个先进的制度在当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仍严重不匹配，但我们依靠先进的制度，解决了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发展生产力，走出了新的现代化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启动了经济建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把金字塔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发展都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为实现现代化扫清了障碍。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原创国，历史上中国的农耕经济曾经是当时的时代条件下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是市场的交易者。政府采用轻税薄赋，清代税收占GDP的比例一直在1%和2%之间，远低于同时期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它们的税收占比都是两位数，国家财政占近30%的GDP。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但是中国当时经济总量的90%以上是农业，于是我们创造了新的农村集体生产制度——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样的组织形态，我们把分散的小农集中起来，降低交易成本，以交公粮的方式完成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中国的税负从原来占GDP的1%-2%，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的30%以上。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全国人民进行几十年艰苦奋斗，是那一代人从牙缝挤出来的税收，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积累。

到改革开放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才明显下降。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土地财政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它支撑了我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超速发展。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红利”。

人的现代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人民展现了一流的国民素质，科学理性、遵纪守规、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积极乐观、不屈不挠地与病毒抗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需要提升人力资本，它包含教育和健康。而投资教育和医疗都需要巨额资金和专业人才，这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提供的。所以容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依靠制度创新，中国探索出了人力资本跨越式提升的新路。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国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动员群众相结合”卫生方针，这是一个伟大创新，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人民改善了贫穷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开创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三级医疗保健网等先进医疗制度，迅速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同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和农民中文盲比例极高，提高国民素质和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进行国民普及教育。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以夜校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扫盲运动。知青上山下乡，也是极大地带动了整个农村的教育、医疗水平的改善。像习近平总书记他们那代知识青年，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在全国，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普及了初等教育和基本医疗，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世界领先，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普及了全民教育和医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我们最早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大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现在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男性，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遥遥领先。我们在教育、健康、生育率方面的相互促进，使得我们越过了“马尔萨斯陷阱”，把庞大的人口转成了人力资本、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发展的初心是什么？虽然人力资本的作用很早就被经济学家认识，但都是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投入品、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本增长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变革的含义，并没有被充分认识。人力资本的增长就是发展的实质，我们若仅仅算GDP格局小了，有了GDP不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健康、教育和幸福吗？中国式的现代化跳出了西方单纯依赖GDP的模式。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能领导和组织人民，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民教育和健康的福利，这对发展中国家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的中国在不断探索。2012年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明考察的时候说，“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现阶段，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2岁，已经超过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76.1岁），而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6，人均医疗费用是美国的1/10。

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0多年来，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新国际环境和新生产力，中国持续不断地“化”，不断调整和匹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国家。

由于政党、制度、人的现代化以及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现代化赶上了智能化的新机遇，我们先进的生产关系不断促进新的生产力发展，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目前我们在信息化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中国拥有最完整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均走在世界前列。我国有最大的手机用户人数，是全球唯一一个拿着手机可以搞定消费和服务的国家。

面对数字革命的新趋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是数字中国建设的蓝图。我们将组建国家数据局，由新的领导机构全面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未来数字就是最大的财富，14亿人产生的数据就是无与伦比的财富。目前国际上没有其它国家能快速推出这样的规划，并成立新的机构实施规划。

这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地匹配，不断与时俱进。政党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促进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科学技术发展和进“化”。

传统计划经济的出现，是要解决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过去计划经济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没有信息技术的落后生产力制约了精准有效的计划经济。

在未来的大数据平台上，我们可以做更精准的计划，既让每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又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从而避免因盲目生产引发的经济危机。在我看来，中国与美国、西方竞争的本质是文明的博弈，即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竞赛。美国是近代工商业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但是在信息化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落后了，原因在于它的政党制度和社会制度无法匹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关系。

而中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加上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再叠加信息化、智能化，中国将创造人类文明新的形态，这是一个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集大成的新文明形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借鉴了近代人类文明的精华，她包罗万象，又气象万千，充满生机和活力，且不断地迭代升级。应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手段，未来能够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社会主义。中国将创造出智慧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告，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让14亿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更大的目标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探索与世界分享。

进入新时代，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愿意同全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也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共同梦想。

（编辑  宋斌斌）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求。40余年来，在改革中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20年达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愿景。但近些年来收入分配、财产配置差距的扩大和一部分群众的抱怨也趋于严重，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8年高达0.491，后有所回落，2020年为0.468。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为2.9倍，2005年为9.2倍，最近10多年间一度达到20倍之多。

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7年研究结果，2015年中国最富10%人群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41%；最富1%人群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14%；财产分布情况，2015年中国最富10%人群财产占全部财产的67%，最富1%人群财产占全部财产的30%（世界银行认为最富者财产占41.4%）；最富1.06万人的人均财产为16.23亿元。而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①

从当前情况看，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分配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收入和财富配置的不公平现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2021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委第10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已发展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要求到“十四五”末，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分配差距问题，在基础理论层面就“公平与效率关系”讨论了多年。“公平”体现在规则和过程上，和“效率”没有矛盾；但分配结果的公平（准确地说是“均平”）程度如何，却需要和效率之间作出合理的权衡——如果过于平均，那就没有激励；如果过于悬殊，会使弱势群体产生不满，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要按照“结果的均平化”这个趋向做适当的调整。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规范和优化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层次分配制度机制建设

初次分配主要体现的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关系，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创造价值（体现为收入流和社会财富），以要素报酬和生产税的形式分配到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政府以流转税介入而筹集收入，兼有弱调节。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中的初次分配环节，应该首先注重在分配导向上激励创业创新、“做大蛋糕”，更多地强调保护产权和劳工权益，坚持制度规则和过程的公平正义合理性。在这一领域，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导精神，应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在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种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市场机制和规则在这一阶段发挥核心作用，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市场效率是该阶段的基础条件，建立有序、公平、竞争充分的市场，是保证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按要素合理分配的关键性前提条件，政府介入有弱调节。

再分配中的政府主导特点则非常明显，政府须有更多参与以求“分好蛋糕”，主要体现为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关系的调整及社会成员所得“蛋糕”份额的变化。财政分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介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特别是以转移支付和直接税两大手段。在处理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中央和地方、公权主体和公民（实际就是政府体系和社会民众）这三大关系上，财政是一个利益调节的交汇点。中国的现代化所要求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要稳定而尽量合理地形成支撑这一分配过程健康可持续的基础。

第三次分配，非政府主体可作积极贡献的公益慈善机制，政府予以鼓励和引导。属于社会治理概念下的“自调节”机制，进一步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一阶梯：初次分配

导致初次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首先，行业与所有制背景下的薪酬差距。其次，不同所有制下“同工不同酬”的差距。

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可积极地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第一，依法优化市场秩序，基于保护产权和公平竞争原则，充分发挥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第二，厘清政府主体“权力”和市场主体“权利”的边界，激发市场活力。第三，在深化改革中重新定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的政府部门职能。第四，政府在引导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合理确定政府补贴政策的贯彻机制，明确目标，与市场结合，通过清晰、严格的制度规范，把政府补贴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合理地融入要素流动的竞争性市场。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二阶梯：再分配

再分配领域政府调节作用则需要明显加强，以促进“分好蛋糕”。政府介入再分配，最主要的调节手段，是财政税收工作系统的转移支付和直接税。在我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再分配功能有限，转移支付调节比较乏力，甚至某些再分配政策实施中存在逆向调节问题，不利于有效调节、缩减居民收入差距。

首先，现行财政支出配置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其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较弱。

聚焦表现，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力度较弱，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不足：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再分配功能还远未到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2018年的最新一轮改革主要对工薪等四种劳动所得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级距设计不够恰当，最高边际税率维持在45%高位，导致税负不够合理，总体而言，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劳动收入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对象，负担了较大部分税收。特别是专家型知识分子的薪酬、稿酬、劳务收入与知识产权收入“归堆”综合后，实际税负大幅上升，在形成对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的同时，也造成高科技企业为防人才团队成员“用脚投票”而不得不在竞争中提高人才用工成本。由于税制设计的问题和缺陷，使得原本是调节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却主要调节工薪阶层和专家型知识分子，而且覆盖面仅几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左右，年度个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左右，致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主体手段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差距悬殊的负面影响，导致收入再分配的不力。

财产税

财产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很低。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还只在上海、重庆两地“柔性切入”，多年来迟迟未能启动国家层面有中央决策明确要求的立法程序。我国现行财产税主要包括车船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财产税一般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近些年随修订税制和经济社会发展，尽管这项收入增长加快，但总体而言比重仍然较低，尚难以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工具。为优化收入再分配，税制改革方向是加大财产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房产税（房地产税）属于财产税，具有支持形成地方税体系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等多方面的作用。目前我国住房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只在上海重庆两地进行试点，而且只涉及增量或以增量为主，远未全面铺开。2011年1月28日，国务院批准上海和重庆作为试点进行房产税改革，上海市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分别发布了《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对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调节力度有限，但毕竟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试水，取得了弥足珍贵的本土试点经验。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试点基础上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其后相关立法进程始终未能加快，迟迟不能正式启动一审。2021年8月17日，中央重要会议促进共同富裕指导精神公布后，积极稳妥推进立法和做好改革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覆盖面“双管齐下”的部署已浮出水面，2022年又因故按兵不动，具体进展还需拭目以待。

遗产和赠与税

遗产和赠与税缺失。此税种直接面向的是那些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巨额存量资产的高收入阶层，它的出台既可以缩小由于代际和偶然原因而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同时也倡导个人要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收入的正确理念。目前我国遗产和赠与税尚未进入议事日程，但相关文件已提出要“研究开征”。作为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条件，需大力健全财产保护制度、财产实名登记制度等相应的管理制度，并积极考虑在配套改革中首先确立官员财产的报告与公示制度，另外作为将来出台时的配套事项，亦应一并设计赠与税，并大力加强公益性基金会的规范化制度建设，以引导富裕阶层在交遗产税和捐赠公益慈善的“二选一”中，更为自觉地考虑多做公益。

消费税

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居民消费结构的功能有待完善。我国消费税是一种特别消费税，选择了部分消费品征税，其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消费、保护环境、调节收入分配。近年来，消费税的调整更多从调节消费、保护环境方面出发，而对其收入分配功能的关注相对较少。首先，消费税征收范围较窄。消费税对烟、酒、实木地板等十几个税目进行征税，部分高档消费行为还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例如高档卡拉OK、高档洗浴、高档餐饮、高档会所等。随着“营改增”的全面覆盖，应在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部分高档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其次，我国消费税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较低。为发挥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居民消费结构的功能，可以调整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时下的重点是：提高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的消费税税率，使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和收入分配作用，应对高档实木地板设置更高的消费税税率；调整乘用车消费税税率，发挥其抑制消费、保护环境、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仍存在的缺陷使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受限。社会保障也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足，发展不均衡，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不利于社会保障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三阶梯：第三次分配

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个人和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道德、伦理、教化以及机制的驱动与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是公益慈善，形式可以呈现为满足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但最终结果是通过收入阶层中的较富裕人群的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以此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补充。第三次分配是为共同富裕提供“分好蛋糕”的必要补充——它既是辅助性的，又与前两次分配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

优化第三次分配的路径：

第一，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为第三次分配奠定持续资金基础。在2021年8月17日中央关于推进共同富裕和优化三次分配的指导精神公之于世之后，中国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已受到各方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亟应纳入全面配套改革，做出积极稳妥的立法与制度建设。

第二，加大个人捐赠的税收抵扣额度，调动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中国现阶段个人捐赠所能够得到的最高优惠扣除额度为30%，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个人捐赠的扣除率都达到了50%，甚至是全额扣除。如果说遗产和赠与税能够通过提高不捐赠的成本来倒逼和引导催化捐赠意愿，推动第三次分配的发展，那么加大个人捐赠扣除额度势必能够有力地引导和提升许多自然人的捐赠意愿，以此来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来。

第三，建立超额捐赠结转制度，为大额捐赠开辟道路。为了管理的便捷和默守相关既成规定，中国现阶段选择一刀切不准予超额结转，制约着大额捐赠进入第三次分配，亟应改变。

第四，合理简化免税退税程序，切实保障捐赠的税收优惠较便捷地落到实处。从已有数据上来看，我国办理退税和免税优惠的第三次分配捐赠主体占比非常低，纷繁复杂的步骤，再加上办理每一个步骤的艰辛，直接导致许多税收优惠实际上形同虚设，并没有能像学理分析中那样切实降低捐赠的成本和提高捐赠积极性。

财税制度中直接税改革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始发环节

在复合税制组合中，直接税的作用更多体现为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直接税的调节作用主要是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区别对待”，在社会成员收入必然有高低差异的情况下，直接税使有支付能力的、更为富裕的社会成员，对公共金库作出更多贡献。进入公共金库的资源，再通过规范的预算安排、以财政分配形式转为扶助弱势群体的支出，去倾斜式增进低收入社会成员的福利。直接税这种遏制两极分化趋向的功效，使其在社会分配全流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首先，要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在2018年改革已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基础上，继续兴利除弊，制定更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在把工薪所得与其他收入尽可能综合的基础上，下一轮改革须在已把四种劳动收入（薪酬、稿酬、劳务收入、特许权收入）纳入“综合”税基的前提下，适当增加非劳动收入进入“综合”覆盖面而接受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同时要简化超额累进的税率档次，拉大低档间距，降低低档税率。在体现量能负担原则的同时，亟应顺应国际竞争、人才流动的开放局面，运用供给侧理论创新的成果，显著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从现在45%的水平，最好能降到与企业所得税率25%拉齐）。坚持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按照年度综合收入，适当考虑纳税人家庭赡养人口、子女教育、住房按揭贷款月供的利息负担等因素，作专项费用扣除。

其次，在国地税务机关合并基础上，明确地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权限归于中央，在增强国家调控分配能力、配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需要的同时，经规范程序确定部分地方的特殊政策（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

第三，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改善征管手段，建立和优化以个人自行申报为主的申报制度，统一个人纳税编码，建设覆盖全国的税务网络系统，全国共享个人税务信息资料，堵塞征收漏洞。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约束。

房地产税改革双管齐下，试点扩围可在一部分中心城市率先实施

中央早已确立在住房保有环节开征房地产税的改革任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迟迟未能推进。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重要会议之后，按照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做好改革试点工作，在上海、重庆两地试点基础上，以五年为期扩大试点范围的“双管齐下”部署，房地产税改革有望加快进程。在全局配套改革和追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应全面总结房地产调控经验，积极考虑把这一税制改革任务纳入打造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所需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未来试点扩围可在一部分中心城市率先实施，全国性的立法一俟得到全国人大审批通过，住房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可率先在一线城市实施。这样既有利于打造地方税主体税种、构建地方税体系，为中央与地方间分税制度框架下的收入划分创造更好条件，进而推动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实施与深化。

研究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

遗产和赠与税属于直接税，是社会财富“抽肥补瘦”式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直接面对高收入阶层，可以抑止居民通过非个人努力取得继承的财富而暴富，有利于缩小代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共同富裕”导向下，我国应该积极研究如何推出该税种，以求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的作用，促进公益性基金会等第三次分配主体的形成与成长，并引导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另外，征收遗产税还能从完善税制的角度阻抑“灰色”“黑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部分收入处于灰色或黑色状态，由于个人所得税只能作用于透明收入，对不透明收入难以发挥调节作用，因而对不透明收入的调节可以更多依靠遗产税在财富继承环节实现。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结合税种特点来看，开征遗产税可以把遗产人生前的不透明收入也纳入其中，从而弥补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不足。

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

消费税属于流转税领域带有较特殊“定向调节”动能的税种，也有促进收入分配优化、遏制收入差距过大悬殊的一定调节作用。首先，我国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征税范围。在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方面，不仅要增加一些奢侈、炫耀性消费项目，如私人飞机、私人游艇、高档娱乐活动（如夜总会）等，还可以包括一些高端消费行为，如桑拿洗浴、高尔夫球等。其次，要调整消费税的征税环节。目前我国消费税主要实行生产环节单环节征收，有些企业通过设立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先以低价把产品销售给销售公司，然后由销售公司按正常价格对外销售来规避消费税，形成偷逃。可通盘考虑把一些消费税推到销售、消费环节征收并于其后交地方，以此助力地方税体系中增加收入来源。

配套改革是财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制度性倚托

主要包括：

1.优化调整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轨道上，使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2.赋予地方政府与履职相应的财权，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4.以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6.深化教育、科研管理体制改革；7.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多元化供给模式；8.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法律制度体系建设；9.改革现行工会组织；10.探索建立全社会收入分配预警体系。

（编辑   季节）

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再次强调，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理解贯彻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总体要求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目标。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重要时间节点，以落实空间布局和近期规划目标为依据，本文从协同增长格局、创新生态建设、产业创新活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进行分析，理清实现远期目标需要进一步攻坚的重点和难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22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时间节点

《规划纲要》构建了极具张力的空间结构。《规划纲要》有关空间布局分五个层次展开：一是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为核心。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珠三角九市为整体，形成港深，穗佛与澳珠的三个极点，带动轴带网络化发展的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中心；二是实施中间突破、带动两翼的战略，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和两个经济特区，形成珠江口东西两岸一体化发展；三是构建新的沿海开放带。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生产力布局，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联动发展格局。未来20-30年，东南沿海地区将形成绵延上千公里、跨越三省和两个特别行政区，长达上千公里的东南沿海，十几座城市错落有致、串珠成链的世界级沿海大都市带，战略意义重大；四是沿海大都市带向内带动，深化与中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合作交流，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辐射东南亚、南亚重要经济带，加强大湾区对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会产生的重大的空间布局效应，规划设定了以沿海大都市作为西南三省一市和中南地区的出海口的目标；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目前，北美与东亚仍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和重要的贸易对象。伴随南亚、中东与非洲经济进入持续稳定的发展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扩张的市场潜力，将使我国对外贸易重心发生转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将对我国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

图1 粤港澳大湾区核-圈与沿海开放城市带对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辐射带动

《规划纲要》要求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一是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基本确立；二是创新要素加快集聚，新兴技术原创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三是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迅速增长，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四是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增强，城市发展及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五是绿色智慧节能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初步确立；六是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

整体看，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目标的实现度很高，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努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客观上受三年疫情的影响，目前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还需要加快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中心突破带动两翼发展格局

《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大湾区建设实现中心突破集中表现为：珠江口两岸前海自贸区建设、横琴自贸区建设和南沙自贸区建设，加上正在规划中的深港河套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构成了以珠江口为中心突破的四个重要空间节点的快速推进。不仅如此，香港向北发展的空间规划布局进一步增强了珠江口中心突破的力度。

四年前《规划纲要》发布的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了 《香港2030+》城市规划的调整，明确了向北发展的三个主轴与深圳空间衔接的重点区域。规划预留了港珠澳大桥与深圳的联结点，在西部洪水桥经快轨接入深圳前海。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后，珠江口将形成一个全闭环的交通体系。远期，深珠城际跨江大桥建成，三座大桥会构成珠江口两个小时的通勤圈。这一重大系统工程的完成，极大地提升了珠江口城市圈的地位，并为中长期沿海开放带的建设发展奠定强有力的支点（见图2）。

图2 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区域一体化

从目前的进展看，《规划纲要》中心突破的空间发展格局进展较快，相关城市协调发展得力。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与佛山同城发展的潜力，为珠江口的中心突破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珠江口底部支撑，为正在整体规划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演绎出精彩的篇章。

《规划纲要》实施以来，东西两翼展开进步显著。特别是粤西湛江茂名等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发展方面有了令人瞩目的进展。随着宝钢湛江基地全面投产以及巴斯夫重大化工产业项目开工建设，粤西正在成为我国华南地区重要的钢铁与石化基地，必将对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升级、城市功能转变和产业布局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粤东地区启动了大规模交通路网建设，粤东城际铁路“一环一射线”5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批，项目建设工期4.5年，总设计概算约为509亿元。汕汕高铁、汕梅高铁、厦深高铁、汕漳高铁、广澳港铁路等连接，粤东地区内部汕潮揭三市串珠成链，向西与珠三角、向东与夏漳泉和向北强化粤赣联接水平将大幅提高。“十四五”期间，广东沿海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将分段实现起于广西北海防城港、止于福建厦漳泉1000余公里的顺畅联结，实现串珠成链的目标。

大湾区初步形成高质量协同增长格局

一是产业协同培育高端产业集群。依照《规划纲要》的要求，广东着重推动各个城市各有侧重，分工合作的产业统一规划发展，注重打破恶性竞争，形成有分有合的一体化分层次的产业集群。目前广东省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和AI等重大产业领域形成了产业集群跨城市协同发展的趋势。在珠江口开展三大自贸区合作建设的同时，大湾区核心地域构建跨越珠江、涵盖澳珠港深莞穗六座城市的创新走廊。这里汇聚着创新节点上几十所高校与国家重大科学基础设施，以及上万家创新企业，着重推动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中心融合。

二是创新追赶成为引领湾区一体发展的引擎。我们从图3中可以观察到，大湾区城市中，发明专利授权存量较低的城市，发明专利增长速度高于发明专利存量高的先行城市，构成了创新追赶趋势。大湾区核心城市的产业扩散带动了创新扩散，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佛山、珠海等城市的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已经超过广州，接近深圳。由于城市之间的创新追赶，实现了更加有序的产业扩散和均衡布局，造就了城市间分工协同的产业集聚和“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