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持久战”

    国有经济改革的最初尝试

    新中国几亿农民的发展目标是要搞饭吃、搞钱花,要“富起来”,而工业的发展目标则有所不同:一是在生产资料领域巩固公有制地位;二是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简而言之,一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制度安全,二是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强国”,不是简单的“赢利”。

    在农村社队企业产生之前,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就是企业利润上缴,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弥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

    1953-1984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的43%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完全是“先生产后生活”,用当年的话来说,这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1952年,国有企业利润和税金为30亿元,而1984年则突破千亿元大关,增长34倍。国家投资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

    1979年起,国家分步骤对“统收统支”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拨改贷”和“利改税”,即企业发展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利润按一定比例以税收形式上缴,其余留在企业作为自主发展资金。同时进行了国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包括企业的生产、购销、人事、财务、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企业快速发展,从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等方面看,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

    改革初期的思想碰撞

    虽然党的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但80年代,是意识形态领域高度活跃的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是来自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3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做了报告,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发表于《哲学研究》。这个报告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周扬的文章从辩证法出发,讲解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讲到了极端,当然也会走向反面,这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的反思。这篇文章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它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异化”的说法,其要义在于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发生了“异化”。具体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打击“敌人”的武器变成了打击“朋友”和革命者自己的武器。这篇文章呼吁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以代替“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篇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容易被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与批判(甚至是否定),这可以说触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邓小平对此深感震惊。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没想到党内会有人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随后,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原理出发,对周扬的观点进行批评。

    1979年,部队作家白桦发表了小说《苦恋》,小说描写了一名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80年,这篇小说被拍成电影《太阳和人》。有人将电影的主题概括为“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邓小平看完该片的感受是:这部电影宣传的是中国不好,爱国主义不对。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复进行的运动是厌恶的,因此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高度拥护的。平心而论,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迫害,很多干部群众有怨气,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怨气在20世纪80年代愈演愈烈,恶性膨胀,演变成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的否定,乃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否定,这就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变得不简单了。

    “新启蒙”思潮因此而起。一批学者要求重估历史,“告别革命”,回归“启蒙”,并将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

    国际大气候: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从世界范围内看,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采用了向资本集团让利和压制工会、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

    中国第一轮改革的成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改革的进程证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靠两只手的结合:一只手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只手是建立与之配套的市场体系,以价值规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则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第一,“完全的市场化”。即资源配置完全有市场竞争决定,由市场价格引导资本的走向,因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就抬高,资本就会涌入,自动达到供需平衡。政府只需起“守夜人”的作用,发展只需靠“招商引资”(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反映的只是资本家的赢利需求,而非社会真实需求,因此,供需平衡的假定毫无意义)。

    第二,“私有化”。由于国有企业的赢利都要上缴,所以企业和企业家没有积极性。要真正确立市场价格导向,就要完全取消国有企业,使企业私有化。

    第三,“利率稳定化”,即反通货膨胀。从表面看,这是为了使货币政策维护正常的市场供需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就会扭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抢购,生产者囤积居奇)。而实质上,这是要使货币政策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即维持高额利润率。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美国、日本和西欧(中国为6.2%,苏联4.8%,东欧4.4%,而美国为3.2%,日本3.8%,西欧3.1%)。中国独立研制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经济,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机械照搬马克思的结论,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显然过低估计了市场在满足人民需求、在促进技术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导致苏联在技术创新和发展多样消费品方面不如西方反应灵敏。

    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错,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整套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已经形成,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呼应。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套改革方案的目标并不是发展中国经济,甚至也不是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而是以此为旗号,全面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全面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道路。这就触及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正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乱局,邓小平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指上层建筑,“改革开放”是指经济基础。毛泽东说过,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保护作用。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目标,就没有合法性;假如连起码的社会稳定都没有,就谈不上经济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就没有统一,就是一盘散沙。而正是毛泽东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不如资本主义。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维护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更好地发展,而是维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落后的东西。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一致性上看问题。针对这两种倾向,邓小平简要地说,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他在晚年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资源和资本贫乏的大国,经济和技术落后,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我们始终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思考我们的制度选择。

    他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然处于贫困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他还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1/10富裕,就是1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战略性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中国就不可能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的持续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动力。如果没有国家对于教育和人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中国就将丧失劳动力这个最大优势,而这些都是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保证的。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基础的“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然而,当时的人们一度不能理解:何以讲人道主义,就会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威胁到人民民主专政了呢?何以思想混乱,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呢?邓小平是否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呢?

    无论周扬、白桦还是大多数新启蒙的知识分子,其本意和出发点当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希望中国社会发生混乱,他们的思考仅是从自身的切肤之痛出发的,这无可厚非。但是,他们的心胸与视野都不够开阔,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不够冷静。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国的知识分子还缺乏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邓小平判断局势是从“国际大气候”出发的。他敏锐地看到,由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长期停滞,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即将到来。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阵营会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发起全面攻击。从这个角度说,邓小平认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不是偶然发生的。

    西方封锁和中国短缺时代的结束

    1991年苏联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强大的苏联为什么垮台?

    真正击溃苏联的,是美国和西方世界输出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西方不遗余力地向对手输出“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向西方世界学习“民主”而付出了最大代价的国家,就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些国家,民主造成的就是暴乱、政权更迭和血流成河。

    以推行民主为政治武器,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起攻击的同时,美国和西方世界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和“自由民主”,其真正的目标就是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8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结合在了一起,1989年,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严重社会动乱。这为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理论做了深刻的注脚。

    邓小平坚决制止了动乱。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1989年的问题在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反作用就表现为对于经济发展的干扰和破坏。动乱的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人的教育。

    在邓小平无情地戳穿了西方“以民主输出动乱”的战略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结束了,从那时起,中国遭遇了西方的全面封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重要拐点——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过剩”。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乃至日常生活用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自新中国建立工业体系以来,中国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成功调整,继中国农村经济大发展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业产品第一次出现了过剩。这里的过剩,一方面是指实际上的过剩,另一方面是指“有效需求”不足,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相应的购买力跟不上,过度竞争导致企业的利润率下降。

    1982年实行企业放权让利改革以来,企业就把利润作为基本的目标,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产品的过剩。

    19901211日,何新在与日本经济学者的谈话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种重大历史转折——中国出现经济过剩,这对世界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需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仅仅靠国内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经济开放的道路。

    中国高层及时采取以下三种手段应对:一是压缩生产资料生产,“甩包袱”;二是尝试建立资本市场,采用债务工具;三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世界不太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人把“和平发展是当代主题”这一重要判断片面解读为“天下已经太平”,这个认识一度成为主流。按照这样的判断,经济活动的重心应放在消费品的生产上,先进设备只需从外国进口;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承担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使命的观点则被判定为陈旧过时的,甚至愚蠢的。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七个机械工业部进行改组,其中六个从事国防工业的专业部要按照“军民结合”方针,走“军转民”道路。在当时,为集中资源搞经济建设,国防科研生产任务不能不缩减。但一个时期内国防现代化建设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也是事实。

    随后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20世纪90年代是从一场残酷的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开始的。1991117日,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仅用40天的时间就彻底击溃了伊拉克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伊拉克退出科威特。首先,这是一场以“正义”为名的“圣战”,它使战争的意义回到了罗马和基督教的时代。其次,这是人类第一场以信息化为主导的高科技战争,在信息技术支配的西方战争机器面前,伊拉克所谓先进的机械化军队完全不堪一击,整个作战系统成了聋人和盲人。

    海湾战争不仅显示了西方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也是西方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向世界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武力示威,它向世界昭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武力相抗衡。

    “历史终结论”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灾难与挫折的时代,以至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20 世纪90 年代,是残酷的资本主义“19 世纪的回归”。

    199112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就是在这一天,苏联宣告解体——“红旗落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失在历史中,“卷旗缴枪”,毛泽东的预言被残酷地证实了。

    苏联从改革伊始就走上了歧路。与中国的“渐进式”的兼顾经济发展的改革路线不同,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则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华盛顿共识”的规划,采取了“休克疗法”。随着国有企业短期内被私有化、被西方收购,苏联的国民经济一时陷入崩溃和混乱,工业体系被瓦解。苏联的领导集团就是这样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国家安全拍卖了。与改革初期的中国不同,苏联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就是被这些人出卖的。

    培育并放任资本家的改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腐败,混乱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崩盘。最终,国家的大量财富被西方财团轻而易举地收购。前苏联时代强大的工业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生产航空母舰和大型运输机的科研制造基地,在把航空母舰当作废钢铁处理掉之后,乌克兰沦为一个无安全可言的三流国家。

    1992年,乃是资本主义的“千禧年、狂欢年”。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即人类历史以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面对严峻的形势,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也就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再过30年,我们会形成一个比较“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意识到,面对经济调整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双过剩的现状,说明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市场。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亚洲四小龙”这些“西方盟友”所掌握的市场,“转道”或“借道”进入世界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迅速传遍世界。这次谈话吸引了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资金和产业进入中国,而它所换取的就是借助“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渠道,中国产品得以进入世界市场。

    与“亚洲四小龙”接轨,这是在西方严密封锁市场下所做出的选择,它必然使中国经济社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以科技研发和装备制造业为龙头的中国工业体系,面临着低端加工组装业的“替代”。

    从注重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立自主到注重商品生产与出口,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

    邓小平的设想是:开放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本目标还是壮大中国自己的工业。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其中就包括:随着“亚洲四小龙”将低端加工业转移到了中国,在“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中,中国付出的是“劳动租”和“资源环境租”。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加工业被引进中国的,是大量不同技术含量的外国设备涌入国内市场。中国前30年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国有装备制造业体系,一时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国企改革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其中最沉重的经济代价是40万中小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4500万职工下岗失业。至于政治代价,则是企业“把赢利作为唯一目标”和社会上“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社会风气败坏,乃至官员的大面积腐败。   

    如何推进经济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企业的唯一使命就是赢利,国有企业就必须从利润率低的生产资料领域退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着政治使命、安全使命,而且国有企业也能赢利,说国有企业不能赢利是一种流行思维的误导。有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本来没有病,由于工业生产资料领域是牢靠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好的。中国经济的毛病,国有企业的一切毛病,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治出来的病”。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存在问题,失之偏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这是毫无疑问的。公有制的基础首先在于工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现代工业的上游,必须掌握在国家和人民的手中,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但这件事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向生产资料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这是打破市场经济条件下“报酬递减”的根本出路。正是对生产资料部门强有力的投资,才有工业装备技术的进步,人类经济才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跨越。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生产,谁就处于现代化生产的上游,就掌握了制造现代劳动工具的能力。产业竞争不仅是下游加工业的竞争,更是上游生产资料生产的竞争。

    我们说国有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向生产资料的投资风险巨大,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得到回报。不少发达国家由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甚至转向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大规模研发投资作为支撑,需要相应的市场销售体系的支持。离开了这两条,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分别论述了生产劳动体系、商业交换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体系是由这三个体系之间的配合与循环运动组成的。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以生产体系为中心、以国家计划调配全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的相对封闭的体系,商业交换和货币金融体系要服从计划调配。企业的产品销售与投资是国家的事,企业不过就是一个制造产品的工厂。对大多数人而言,市场销售和融资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应该考虑的事情。

    马克思指出,现代企业的任务不仅是生产,只有把产品卖出去,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为保证生产销售活动和扩大再生产,经常需要融资。如果仅靠“统收统支”,企业发展将始终受到资金的限制。对于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少去思考。

    改革所遭遇的难题,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真正深化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企业”,特别是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功能,要把功能单一的工厂改造为“现代企业”,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11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以现代金融制度为核心的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理论,落实为行之有效的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通过改革把企业由单纯的生产部门发展成为融生产、销售、融资为一体的现代经济体。在这场变革中,国有企业由“工厂”变为公司和企业集团。

    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企业。为什么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效率不高?根源就在于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简单化的隶属关系,靠行政指令进行经济调控,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打破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垂直隶属关系,赋予企业以销售和融资的功能,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的内在动力。所以从根本上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是抛弃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而是解决国民经济体系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简单地私有化或市场化,更不能打乱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兼并、重组、上市扩大企业功能,使生产与销售和融资结合在一起。这样中国经济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包括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市场改革、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综合改革。这一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改革与调整不至于危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通过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短板补齐了,企业变成了具有生产、销售、融资功能的公司和集团。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在封锁中被解体、被私有化,而且空前地做大做强了。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国有企业的功能明确为:积累国有资本,确保中国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国有企业的职责在于确保制度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这个判断建立在对国际形势清醒判断的基础上。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和相关国家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话来说,就是“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2001 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于中国的长期封锁,只是到了2001年“9.11”事件后才算告一段落。自1989年西方开始制裁中国到2001 年,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与打压持续了10 年以上。在这艰难的10 年中,我们发扬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发的战略思想,在牵制对手的同时,通过改革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保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体系和战略性科技和产业力量,为随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创造了基本条件。最终,中美关系在临界点上峰回路转,中国再次赢来了一次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恰与美国的“去工业化”趋势相伴随,在金融资本家的操纵下,美国变成了一个金融国家。按照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统计数据,美国1%的富人占有了80%的财富,而这1%的富人拥有的巨额财富主要来自资本投资,而非劳动和工作。这充分表明,美国这个历史上一贯标榜平等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

    正是美国的统治阶级搞垮了美国。

    以税收壮大公共财政,抑制内部贫富分化,以公共财政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公共财政推动美国健全的产业体系,这一切原本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反复申明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美国梦”的基石。但是,在21世纪,这一切写入美国宪法的信条,都被美国的垄断金融集团抛弃了。由于大规模地、持续地为金融集团免税,鼓励拉大贫富差距,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公共财政上全面破产的国家。公共财政的破产与美国的教育、医疗全面实现市场化相伴随。美国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的医疗保险机构剥夺和挤占了,美国的企业因此丧失了竞争力。占美国人口1% 的财富集团搞垮了美国。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打出了以“99% 反对1%”的社会主义口号。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轮产业调整之后,走投无路的美国企业只有一条生路——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有配套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只要和中国合作,企业就会获得丰厚的收益,反过来促进技术研发和扩大生产。

    历史证明,正是美国的打压给了中国以力量,正是美国的错误、贪婪和愚蠢给了中国发展以巨大机遇。中国推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经济总量极其迅速地超越了一系列发达国家。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这是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最大经济成就。

    找回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

    但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这里是有沉重的代价的。今天看来,我们付出的最为惨重的是文化的代价、人的代价——由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长期无所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接轨的倾向,在经济结构的痛苦转型期,支撑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站起来的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被广泛抛弃,并遭到知识界的耻笑。

    1993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人文精神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归根结底就是西方封锁的结果。讨论的一方竟然把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为西方式的“人文精神”失落的结果。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普遍认同的“精神价值”就是西方的所谓“人文精神”。在面临西方残酷的封锁与打压时,中国的一部分读书人却幻想用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空想的资本主义来抚慰在封锁中求生的中国。这场讨论深刻地暴露出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误区。在他们的头脑中,只有西方才有“人文精神”,而中华民族5000 年,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更有甚者,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形成的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已经不被他们认为是什么“人文精神”。上层建筑领域“全盘西化”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国的硬实力遭到打击和封锁的时候,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操纵这种软实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率先“卷旗缴枪”。毛泽东当年的担忧被证实了。

    在这场讨论中,张承志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他诉诸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他痛感:面对西方的围剿与封锁,中国知识界丧失了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他更站在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的强盗逻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声音被彻底污名化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中国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也并没有明确答案。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1956 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120日,毛泽东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生产力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解放生产力”,主要指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造和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革命。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赶上并超过美国”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

“保护生产力”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破坏生产力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方式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极大缺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证,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来保卫,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论述,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倘若割裂这个整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伤害。

1956 2 月,毛泽东召开36 个部委的调查研究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批评,再次提出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1956 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后,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集中在“肃反”和搞个人崇拜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并不赞成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绩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个人,而在于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严重缺点,在政治上,就是以“肃反”的方式推行教条主义,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党内和社会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在经济上,则是以中央计划、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根源上,则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看作类似“自然科学定理”那样的教条。

这一模式的缺陷,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团,把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培养了赫鲁晓夫等大量的“两面人”(毛泽东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只是“揭了盖子”,但却“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指过去没有人敢批评斯大林,现在苏联人自己出来批评,从此各国共产党人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捅了娄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刚刚去世三年,苏共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苏联共产党这样简单片面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幸言中。

社会主义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内部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或“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并不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权力斗争”,而是苏联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国际矛盾的反映。

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初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他甚至一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上已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之后随着肃反的扩大化,他又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的问题,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鲁晓夫和斯大林都不愿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思维方式都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一个人死了,地球就不转了。如果我们要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那就必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党内印发)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并主动去化解矛盾,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野里,是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的,在那里,“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1]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衡,不是指市场的不平衡,而是由于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工业经济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部门、领域和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供需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真正解决不平衡的办法是努力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问题。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思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论断,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纠偏。

19568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世界发展不平衡

1956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公开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62年,毛泽东请全国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共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从现在起,50 年内外到100 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短短的20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逐步建成了工业国。在此期间,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成功,在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学尖端科学领域领先世界,在政治、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19694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九大召开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同志研究分析国际形势,711日,4位元帅向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体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

也就是说,世界局势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国七雄”,经历了战后的“两强对峙”,已经走向了“三国演义”,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力量彼此对立,而美苏两强都企图称霸世界,只有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国“代表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中国内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加之中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卫星、火箭、核弹技术,因此,美苏两霸都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三大力量鼎立”,这是对不平衡的世界结构的崭新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两方联合起来,才能压倒第三方。而一旦两方联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

在美苏两霸中,比较而言,当时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19693月,中苏两军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激战。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甚至策划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929日,中国第二次成功地试爆氢弹,以显示国防实力。

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消耗。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由于欧洲不再追随美国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2]

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促使了19717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之手。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种意见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继续备战备荒,对付“帝修反”。

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封锁与威胁之下,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中美恢复接触和两国关系的改善,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

1973 8 2 日晚,80 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对官僚主义的彻底否定,带来了一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民的动员能力,是空前的。

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清醒的,这种清醒就是利用美苏矛盾,而决不被美苏利用。

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创造了前提。

改革与结构调整

我们看经济发展,要看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

1950—1976 年,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 年的66 元增长到1984 年的549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7.1%,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起点太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

而从经济结构上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中国的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

1949 年恰成反照的是,中国工业对于财政的贡献超过了80%,而农业对财政的贡献则低于15%,但是,中国的主要人口,包括大量的知识青年,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这表明中国农业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是比较低的。

从就业结构看,1984年,中国的工业就业率占16.1%,而农业则占64%

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文化革命结束不久,近2000万知青全面回城。他们很多人一时没有安排工作,生活无保障,看不到前途,心灵一片灰暗。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转型的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是个严重的问题。

邓小平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制度中获得了灵感,果断决定:自1977年开始,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给青年一个看得见的前途,给国家的未来一个明确的希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通过大数据研究证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到1993 年,考上高校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基层,其中40%以上是工农子弟。与之相比,历史上的科举精英多为官宦子弟,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精英主要来自江南商人和绅士阶层,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建立在新中国所形成的教育高度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教育的平等则是新中国社会平等的产物。

恢复高考是开启中国未来的革命,也是对上山下乡制度的扬弃。当然,它首先成功解决了数百万青年的人生前途问题,即使是那些没有走进高校的青年也认识到,学习是一条人生的出路。历史证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的主干力量,首先来自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老三届”学生,他们不但有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因为有过“工农兵”的经历,了解中国现实,懂得国情,特别是了解中国基层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看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从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改革。按照1998年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理论归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体现了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一是包产到户,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3]

但这种理论上的归纳毕竟是事后的。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理论出发的,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完全从当时的中国现实、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的。

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内忧外患,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源自榨取农村,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完全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显然在这10年间,工业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农业的增长。尽管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 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但是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同时,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偏重少轻”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重工业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广大城市青年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

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在城市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必须向农村回馈。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农村教育。1964 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西南师范学院农学系毕业,任教于安江农业学校的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他深入农业,深入田野,经过9 年的艰苦努力,在1973 年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籼型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 ,这一水稻品种被世界称为东方魔稻”。自1976 年起,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截至1994 年,中国稻谷累计增产2400 亿公斤。历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的伟大成就,仅凭联产承包,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79 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的农业成就轰动世界。1980年和1981年,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先后转让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和卡捷尔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先进农业技术,显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底气。袁隆平出版于1985 年的《杂交水稻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引进出版后,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教科书。可以说,中国的农业技术为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由于城乡体制的分割,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立足于“人海战术”的农业是没有效率的,那种消极等待城市工业化完成后再反哺农村的设想是机械的。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思路压抑了就业,而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化的思路则压抑了农村和农民的积极性。

改革,就是为了破解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而正是在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方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反复比较与提炼,最终方才将其上升为理论。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曾说,他要给毛泽东送份大礼,而这份所谓的“大礼”,就是美国部分解除对华技术封锁。随即,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制定和实施了“四三方案,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自1973 1 月起,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43 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后又增至51.4亿美元——这是自苏联援助的156 项之后,中国再次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技术,也是新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开始。对外引进和初步开放,也有效地缓解了长期受外部封锁造成的“偏重少轻”问题。比如化纤和化肥产量大幅度提高,为改善人民的“吃穿用”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农村改革,不全等于联产承包,它比联产承包要深广得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1978 年才开始的。因为早在1955 年合作化初期,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就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实行两年后,因其没有被上级认可,在反右运动中被制止。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度被提起,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

根据杜润生的自述,19804月,在中央召开的长期规划编制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向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而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则首次提到让工、农业甩包袱

1982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开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放开了农村多种经营。首先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出现了在全国各地钉鞋的勤劳鞋匠;其次,从“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商贩中发展出了小商品市场;最后,8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4700万家社队企业,就业者达到了1 亿人。

在国有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社队企业。由此,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形成了。

怎样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用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一个是“开放”,另一个是“搞活”。所谓“发展”,是指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通过调整僵化的城乡结构,终于找到了一种“统分结合”“两头有利”的方式。由于农村集体有了人、财、物的积累,国际和国内市场也有了需求,特别是国家面临着出口创汇的压力,乡镇企业方才应运而生。这项创举,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推进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的自主创新开启了一种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模式。

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调动了中国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使农村集体积累起来的资金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农村集体手中。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第一次以乡镇为单位,实现了资本积累。历史证明,这样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如果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就取消了农村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农村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再次流向城市,农村经济就会瓦解。仅仅靠国家划拨资金,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的。

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通过社队办企业可以解决轻工业产品不足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可以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生产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乡镇企业的销售员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横跨中国大地的销售网络。因此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劳动产品的交换机制,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无限制的货币积累机制,它们所遵循的法则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两个简明的公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商品市场经济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从商品到商品,货币只是一个中介,而资本主义则是“货币—商品—货币”,在这里,货币积累是唯一的、无限制的追求。

所谓社会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资本主义仅仅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拼命压低工人的消费需求,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如果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者,同时又看作有消费需求的社会的人,我们就不仅看到中国劳动力充足这一优势,也可以看到中国消费需求大这样一个优势。只有把这个市场规模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所谓解放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不能把社会看作一台僵化的机器,而是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不是劳动机器,而是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社会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使农村的积累片面流向城市,就不能使广大劳动者通过自由的劳动致富,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我们要发展工业生产,扩大城市和工业就业人口,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们首先必须吃饭。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生态,那么中国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牺牲农村搞发展,“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总体的目标,没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没有个人的满足,那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躯壳,而不是一个“有机体”。

社会必须是一个“共同体”和“有机体”,即在共同目标和共享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活力。社会有机体的思想,被马克思称为辩证法的精髓。

什么是“搞活”呢?就是通过扩大就业,实行按劳分配,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就是解除束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使劳动成为自由的,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使劳动者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实际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也被形象地称为“春天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如同在春天蓬勃生长的大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沃土上长出了多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蓬勃枝叶。邓小平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个人利益自由发展与创造,与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密切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通过价值规律“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是矛盾的。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缺陷就是用前一只手代替和取消后一只手,而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是“单打一,比较的偏颇”。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苏联经济的弊端是一种僵化的决定论,即城市决定农村,工业决定农业,在工业中,重工业决定一切。这也是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通过改革僵化的经济结构,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解决社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不是僵化的机器,而是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大贡献。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是对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使农村已经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而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分享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大大调动了8 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84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缩小到历史上的最小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通过城乡发展的社会不平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得以解决。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0.

[2]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出版,225.

[3] 源于199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发布的关于总结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文件。

 

 

新民主主义

 

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随后展开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位代表,代表着59位党员—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最终,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7人脱党。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完全不可想象,中华民族的前途也完全不可想象。

中共一大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文化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擅长的是写文章。

关于什么是文化,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文化就是“器物”。他也是从这个角度几乎完全否定了文章和文人的价值。章太炎是从文字学出发来定义何谓“文章”的。离开了甲骨文、青铜器、经典的辨识与出版编纂,就没有了文化,语言离开了器物就是空的。然而,晚清以来,这一切都反转了。作为器物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西方的器物打得落花流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章太炎看来,空谈误国,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文化,近代以来的文章无非是空谈。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军队

毛泽东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文化空谈,他使中国新文化成为器物,更成为武器。他以学问治军,把战争上升为哲学。他不仅恢复秦汉唐的农战制度,恢复并发扬了阳明学的军事哲学性质,而且锻造了一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自19211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狭隘的小组织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武装斗争

中华民族的衰落集中表现为积贫积弱,特别是在武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和国内反动派。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目光短浅,他们认识不到西方现代国家是一部暴力机器,要使中国站起来,必须先建设一支人民的武装。打不过敌人,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是一条简朴的真理,当然,也是一条极为残酷的真理。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组织农民,通过古田会议,他使农民士兵了解到什么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世界大势。也正是从古田会议开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

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是通过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实现的。是什么力量把道德与法律结合在一起的呢?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军队,军队的纪律就是古人所说的“武德”。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建立了一支有思想、有道德的军队,使人民军队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与道德的楷模和标杆。治兵之要,在于治心。统帅之责,首先在于冷静地分析、观察敌情,分析地势、敌势、我势。这是阳明学之精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纪律最严密的组织,这个坚强的组织首先是在红军时期锻造而成的。“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班上,随时随地的学习、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形式与汇报工作,这不是宋代的“养兵”,而是每时每刻从思想上、技术上“练兵”。

如果没有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就没有中央党校和全党组织严密的学习、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来自这种每日每时的学习与锤炼。毛泽东说,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更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把融历史、地理、治国理政于一体的中国学问发展到了极致,并用于残酷的战争。他指出,适用于欧洲平原的正规阵地战不适合山地遍布的中国。他从中国的前人那里学习运动战,更把运动战发展为突击战和游击战。他的《论持久战》不仅改写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革命是漫长的革命,中国革命是持久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人类解放事业是持久战。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要在冷静观察和分析中,把握历史变化的契机,增加我们的勇气,积蓄我们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教科书。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

1939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了《永久奋斗》,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如果不能改正这些缺点,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些缺点包括:对于世界局势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缺乏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分析革命经验教训的能力不够。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物质基础,这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缺乏的是思想的基础。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开动了两条腿的机器,但更需要开动的是“思想机器”。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最大的短处就在于脱离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险也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群众。

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旧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在于治理者实际上的缺位。因为长期治理中国的就是士大夫阶级,而这个阶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腐败,还在于消极无能,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政治上的消极束缚社会发展,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至于学风、文风、政风的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其实都是士大夫政治消极的表现。

这种消极是指在态度上——精英分子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消极。无论鲁迅还是孙中山,他们对于农民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而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消极思想描述为“小资产阶级情绪”。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一是因为敌人太强,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弱。于是就有了革命的长期性。而“我们自己太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启蒙者不知道与人民结合,就在于革命者还没有很好地与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

传统中国之弱,体现在读书人的软弱、文弱,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是“两张皮”。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特殊阶级,读书,就是把自己从社会大众中超拔出来的基本方式。

尽管士大夫阶级也都懂得“大学之道在亲民”的道理,但是,正如竺可桢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一旦成为读书人,一般就不会参加体力劳动,士大夫阶级对于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以为那是“贱业”。因此,脑与手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遂造成了中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缺陷——鄙视劳动、鄙视动手,而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中国要有合格的治理者,这就要求精英阶层成熟起来,要克服对于民众的消极态度、对于生产劳动的消极态度。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为什么忽而高亢,忽而绝望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因素,而且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毛泽东则说,要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关键就在于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动员群众,发动群众。

群众路线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是调查研究、分析归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改造群众的一系列方法,是一个破坏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基本方法。

要使中国社会有一个真正的领导力量,首先在于党的建设,而其中关键在于搞清楚我们的党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到中国人民中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是继秦、汉、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的一场人文精神的革命,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大法宝。

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残酷革命战争的洗礼,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锻造。经过了残酷的斗争,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亡国灭种的境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光明的新中国就这样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社会革命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一举解决了宋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持续衰落的趋势,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28年的革命,使中国农民空前组织起来,为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制奠定了基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更为坚实。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有着一块严重的短板,即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现代工业的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指出,未来之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果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个伟大戏剧的序幕,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马克思论述了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工人阶级夺取工业生产资料,同时掌握资本。关于后一点,《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取消资本,也不是要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是要使资本成为公共的,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使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掌握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第二,掌握资本。所谓资本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服务。马克思说,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尺度。

毛泽东一贯强调人与生产力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开篇,梅斯纳这样指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即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场工业化运动和经济现代化运动,而且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法则、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而进行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的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是一场更为艰难但也更为深远、更为彻底的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新的社会法则究竟是什么呢?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按需分配;第二种是按劳分配;第三种则更为普遍,就是按照对于集体和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按需分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在没有找到一个“按照对集体和社会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确切、可操作标准之前,最切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按劳分配”。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他的原话是“第一阶段”),它要保卫的就是按劳分配的法则,核心就是通过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由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优越性。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优势,即“苏维埃加电气化”。在列宁看来,相比只会吵架的议会而言,奉行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制度是推动现代化最高效的方式。

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观点。今天看来,斯大林被骂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也就在“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完全不能想象在没有市场自发作用的情况下能够建立一种“经济”。斯大林指出,市场经济对于工业化有排斥作用,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不能带来工业化,而资本主义国家是掠夺财富和资本积累的工具,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关键在于机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斯大林恰恰在这一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会导向财富积累,但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结论与黑格尔相似:市场经济的国家体制与工业化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斯大林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关注点在商品,但是,对现代经济体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简而言之,没有生产商品的机器,就不会有商品。因为工业化生产包括:原材料的生产;生产机器的设备——工作母机的生产;机器设备的生产;利用机器进行的产品的生产。狭义的市场经济,所论述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与生产,而没有涉及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产品这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更没有看到上述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就是现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生产,也就不可能有产品的交换。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持续工业化的排斥,是商品交换的体系对于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交换体系具有排斥作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视为“头足倒置”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竞争的充分和经济体系的日益庞大,必然出现生产领域“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就是指在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利润主要发生在生产活动的最末端——制成品的生产与交换,随着销售部门的扩大、生产的扩大,生产活动的上游——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所能分享的利润则越来越少。通俗地说,这就会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是完全利润导向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是斯大林提供的,他的意见是: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不应追随市场,而应主动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彼此互为供需的生产部门,以各部门彼此间的供需关系代替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供需关系。取代市场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完善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生产体系。它构成了与“商品交换体系”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与交换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因此,所谓计划,主要是指机器设备生产部门之间互相的供需关系。简而言之,斯大林所谓的国家经济主干,是以许多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构成的。

斯大林的贡献在于澄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化与工业化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化的国家,但只有极少数工业化国家。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业化。

要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仅仅靠所谓通过商品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交换体系是鸡,商品交换体系是蛋,没有鸡,就没有蛋,否则,你要么买人家的鸡,要么就买人家的蛋——斯大林的发明,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苏联经济的发展被当时的世界学术界公认为“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7%,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英国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又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而苏联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唯有苏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1928—1932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19.2%1933—1937年的二五计划期间为17.8%1938—1940年的三五计划前期为13.2%195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26倍,国民收入总额也增加了7.8倍。

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彼此具有供需关系的多个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彼此的供需关系可以创造市场,而不是依赖自发的市场。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的啮合如同齿轮一般有效,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搞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路线乃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按照当时的设想,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而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国缺乏起码的工业基础,而非缺乏市场。

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做,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中国能生产什么?能生产粮食,还能磨成面,但连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中国有一点商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基本空白。中国要恢复经济,只能先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商业,逐步积累资本,为工业化创造基础。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估计是: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没有现代化生产力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空中楼阁。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别是“一五”时期援建的156个项目影响深远。平心而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以如此大的规模转让给另一个国家,何况当时的苏联经济奇迹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与苏联接轨,这就是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看齐。因此,选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早在195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五年计划编制领导小组。19528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19532月,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才制定完成。“一五”计划基本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计划期间中,国家对于农业的投入不足10%,主要的投资重点是工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时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大国的封锁,这是当时我们的基本国情。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将派往中国援建的专家和技术资料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大部分在建工程停工,这给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关键时刻使新中国顶住压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如果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理性化的“祛魅”过程,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完全相反——因为它恰是一个高扬信仰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靠什么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1960年,正是新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这一年,解放军某部战士雷锋,从每月8元津贴中积攒起来的100元存款匿名捐给了农村灾区。这样的事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还有许多。1962年,雷锋因公牺牲,雷锋所在部队的驻地抚顺当时只有40万人口,却有10万人自发走上街头为这名普通士兵送葬。雷锋牺牲时只有22岁,他把“为人民服务”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

雷锋精神首先代表一种新中国的人格。这种人格把社会理解为互相扶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市民社会。约翰·穆勒和弗洛伊德都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抑制痛苦。而雷锋说,人生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雷锋精神也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这个始终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大男孩”,其实是个孤儿,他有着苦难的童年,而他对于苦难和幸福的理解,建立在对于新旧社会的清醒、理性比较之上,建立在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分析与认同之上。正是由于这种理性、这种清醒,他方才说,心甘情愿地做革命事业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代表着新中国的世界观: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就是观世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雷锋代表着的既是信仰,也是新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5000年所锻造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升华。

雷锋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毛主席本人。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是圣人,而他自己不过只是“贤人”。雷锋牺牲后,翻阅雷锋日记,毛泽东感慨万千,他称雷锋是新中国的圣贤,慨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圣贤——毛泽东极为重视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和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去汲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群众路线对基层的强大动员能力,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意志,在关键深刻发挥了作用。当时的党员干部,不但生活方式与一般群众并无不同,而且亲身参加体力劳动。于是,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毛泽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河北省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互助组,农民们从山上背回了生产资料,支持了处于困境中的集体合作,让每个人感动得落泪。“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毛泽东曾经这样预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被封锁“十年八年”之后,我们有了什么呢?首先就是有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自主的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创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这两项伟大成就把中国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基础之上,为中国的一切现代进步奠定了根本基础,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货币发行对外部的依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成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具“信用”的国家政权,在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衷心拥护,更在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而这为人民币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

而所谓“完善的工业体系”,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质:第一,由“原材料生产—母机制造—机械设备制造—产品生产”构成且彼此联系的工业部门,能够形成彼此间多元的供需关系;第二,能够为产业部门提供大部分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这就是以若干工业部门为龙头建立起来的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要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就不能采取所谓“比较优势”的思路,即按照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步骤来建立、布局产业部门,而必须采用体系化、系统化、协同化的战略,即通过建立主导机器设备研制开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布局核心产业的六大工业部相配合,采用全部门整体推进战略,采用“部委—院所—企业”协同的战略。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就是“大推进”战略。

一旦通过这样的“大推进”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就会产生出自我持续、自我强化、自我扩张的势不可当的趋势,从而打破“报酬递减”,使一国经济走上“报酬递增”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苏关系破裂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究竟靠什么来推进这关键的一跃呢?中国的工业体系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的建立不是单纯依靠国家的行政命令,不是依靠外援,而是靠站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精神。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但我们拥有“人的优势”。而所谓“人的优势”绝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优势。这里的人,不仅指作为“劳动力”的人,而且指中国人的精神。以苦为乐,越挫越勇,这是一种心理优势。我们的人民缺吃缺穿,但却不缺乏心灵的幸福。

我们的人民对于中国与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有着明确的认识,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优势。爱憎分明,敢爱敢恨,“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道德的优势。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是世界观的优势。正因为有了世界上一流的人,我们才干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1952—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8.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这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垦荒、造林和扫盲等活动。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发展到1978年的3178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2.9%;发电量从1952年的73亿千瓦时发展到1978年的2566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14.7%;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64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5亿吨,年均增长率为2.4%。兴建各类水库8.5万座(目前依然在满足中国90%城市人口的饮用水需求)。完全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新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既然这期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普遍感到贫穷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4亿多,几乎翻了一番,衣食住行需求因此就增长了一倍;二是我们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三是这期间有大量的劳动投入但没有产生相应收入,如大规模水利建设和铁路公路港口建设、大规模垦荒、扫盲等都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建设;四是我们面临着美苏两霸的打击与封锁,在极为险恶的国际条件下,我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抗苏联核打击的军事斗争,如果没有这些斗争的胜利,我们就不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M//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1081.

[2]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国家究竟代表谁?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于西方治理体系的描述最为周详。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批判》,就是对该书的解读。

在黑格尔看来,现代国家代表了法。法的基础是什么?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公平正义。世界上有没有普遍的公平正义?黑格尔的说法比较直率:似乎是没有。他说的公平正义是德意志民族的公平正义。这就是他所谓的“民族精神”,被后来的学者称为“现代民族国家”。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物权法”,公平正义只能在公平交易中得以集中体现。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在追求财富的商业精神中得以集中体现。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谓的法无非就是市民社会的法,国家其实就是代表财富阶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并不代表无财富者,更不代表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是对于普鲁士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批判。他认为,普鲁士国家代表的其实只是两种人:一种人是国家官僚体系以及一批“官方知识分子”,另一种人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和有钱人。这样的国家与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关系,与老百姓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治理体系的特点

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体系僵化造成的治理能力的持续下降。这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就能看出。  

中国的治理体系包含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公平正义的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皇帝的角色极为特殊和重要。皇帝的意志之所以高于王朝、国家和法,就是因为皇权必须与“民彝”和“天理”保持一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一直是在不断改革的,以大历史观之,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这是至理名言。

中国的法治官僚政治是从秦的统一开始确立的。秦始皇制止了战国攻伐局面,秦的治理体系,目标极为明确,就是维护法治。官僚只是维护法治的工具,不是利益集团。

秦选拔治理者的办法,与后世不同。秦的郡县官吏皆有推荐、保举和选拔官吏的权力与责任(荐举),而继任者一旦犯法,则保举、推荐、选拔者都要与之同罪(保举连坐),把“连坐”制度嵌入了官员选拔制度之中。依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吏,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这也是一种好的制度,柳宗元以为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即失误在于苛政,不在制度,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司马迁说,汉武帝所得在“富强”,所失在“王道”。汉武帝为了富国强兵,开始重用商人为官,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学”成为“官学”,鼓励一部分人富起来,最终铸成了官、产、学一体化的贵族集团。魏晋隋唐,士族门阀专权,士族就是官僚,官僚就是贵族,被秦废除的封建制实际上是以士族门阀专权的形式复辟了。

唐宋之交,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主要集中在官、产、学一体化的士族门阀势力身上。所以,宋代要全力克服的是汉代铸成的“贵族官僚制”问题。宋代的制度创新着力于稳定,其核心就在于比较成功地以士大夫官僚政治代替了贵族官僚制度,造成了一个小农社会。宋代以来的皇帝,就是官僚的首脑。它不像汉唐那样完全代表着有产大家族的利益,但它也不代表天理,不代表小农的利益,而是把维护官僚体系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国家只是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那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弊端:治理者缺乏治理能力。用马寅初的话来说,官僚们嘴上讲的是“天下为公”,实际上的作为却是“地上为私”。

宋以来的治理者是通过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即士大夫阶级。但科举考试和官员选用乃是一种精妙的排除机制,它打破了门第,用读书人取代了贵族,且使读书人垄断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资源。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恰在于用伦理关系代替生产关系,读书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却是以伦理关系维持社会和谐。宋以来,以儒家思想代替法家思想,改变了法治的核心内容,法由富国强兵的保障变成了皇帝制定的家法和规矩,这是一种极大的倒退。秦汉唐的治理体系是高度竞争性的,而宋明清的治理体系则是高度稳定性的。叶适曾经对其进行比较:秦汉唐治理体系的优点是有活力,而缺点是太有活力,放纵了既得利益集团;而宋代治理体系的优点是稳定,但缺点是太稳定,压抑了生产力发展,也压抑了人才。结果是,“秦汉失之于强,宋失之于弱”。

官僚执政的工具是文牍,即收发文件。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士大夫– 官僚治理体系,到了晚清,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集中表现就是规矩太多,机构太臃肿,且机构多为“管人”而非“办事”设置,以致限制了人才,脱离了实际,最终耽误了大事。因此,光绪皇帝概括说:“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材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中国者在一私字。”

钱穆曾经说,政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事,另一部分是制度。这一说法简短有力。总体来看,秦汉唐在人事上是比较积极的,表现为治理者比较能干,缺点是有些太能干了,没有一种完善的制度能够约束、规范强权。宋明清在制度完善特别是约束治理者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宋代不经“二府”通过,皇帝讲的话也不算数。连皇帝本身也受祖宗家法和规矩的约束。其缺点就是不能抓大放小,以督促人去办事,而是一切细枝末节,莫不有成文规定,这样就完全不能办事了。于是,官员遇到事情,便将一切都推给祖上的家法、国家的制度去负责,而无真正负责任的人。

对于这样的国情,20 世纪初的刘师培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总结。他认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其实是无为而治,中国的学术主流,对于人民的态度既不是尊重和解放,也不好说是暴力压迫,而只能说是置之不理。儒家虽崇礼教,然仅以德礼化民,不欲以政刑齐民;道家又欲废灭一切人治。汉之治世,宰相治国仅靠自然法即变理阴阳之道,对于国法所及之财政司法,则不闻不问。

传统治理体系的一大弊端,更在其脱离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治理者不关心经济问题。国家制度和治理者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产力之发展,既不起积极推动作用,也不好说是采取刻意的压迫手段,这样的作用往往就是“没有作用”。[1] 国家和百姓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互不关心,也互不信任,最终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民骗官、官骗民、基层骗中央、朝廷骗皇帝的情况,而这从根源上说,就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人,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有权的人。

中国面对的迫切问题,还不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为好,而是人民根本就不关心政治。他们以为一切政治都是欺骗,只要是国家出面,就一定没有好事,人民对法律彻底绝望,对于一切为法律所保证的权利,老百姓都认为是需要逃避的“愚民”圈套。

宋以来的治理体系代表的士大夫官僚——“没有一个人负责任”的中国陷入了一盘散沙。

问题在于怎么办。

晚清的先行者大致分为几派:章太炎比较“书呆子”,他简单地认为,问题就在于清朝这个治理者不行,所以他要倡导“排满革命”;康有为则认为,问题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低效,因此他要变法改良,把三省六部改为十二部,县令直属皇帝;孙中山算是中外皆懂,他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有问题,于是,他主张先通过革命解决治理者的问题,再通过改革解决治理体系的问题。

然而,无论改革还是革命,究竟由谁来组织、由谁来担当,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顾炎武最早看到基层的家族势力。他认为基层社会要恢复“封建”才能有力量,即使外敌入侵导致中央垮台,基层社会也可以团结起来反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就是基层的家族,这就是他在《郡县论》中表达的苦心。

孙中山看到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帮会是中国社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力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洪门会,即今天致公党的前身。宋庆龄的父亲宋查理就是洪门大哥。洪门会有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网络,孙中山的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会党。孙中山看到,中国的行会是官僚体系之外的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过去中国人看国家兴亡,往往忽略工商业组织的变迁,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盲区。

中国的行会出现得很早,它是有自身信仰的组织形式(如墨子就被推为手工业行会的领袖),特别是信仰关帝。行会立足于家族手艺承传,又与同乡会结合在一起,有会馆、商馆,有严密的会员组织。到了宋代,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会已经成为有能力与官方博弈的力量。王安石之“市易法”,目的就在于由国家提供资本给小商贩,而打击行会所代表的大商业资本的垄断。中国自近代以来“苦力帮”也在壮大,其中典型者如青帮,源于清代运河一带土匪横行,令漕运不便,朝廷遂决定由白水村最大的土匪团伙出面,包运漕米,至1855年运河中断,他们的势力已扩散到沿运的各大码头。[2]行会订立行规,调停诉讼,结盟绝交,成为中国近代城市的重要组织力量。因此,无论国民党的革命还是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都借助过帮会的势力。辛亥革命依靠的是会党,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依靠的主要还是行会。

传统的士大夫政治既然已经失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便希望以西方的政党政治来解决中国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有2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是从戊戌变法的民政中发展出来的,几乎都是地方豪强的组织。这些政党既无信仰,也无主义,他们眼里的问题无非都是毛泽东说的所谓的“枝节”问题,而不是“大本大源”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而皇帝倒台之后,治理者缺位,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中国变得更加衰弱,就连孙中山也不知道变革中国的社会力量究竟在哪里。

大梦先觉,但却走投无路。这成为一代人命运的象征。

新 路

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相对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走的是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指: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制度既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代表官僚集团,而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新中国的根本成就,就是开辟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公至正”的基础,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义所在。

在人类一切生产资料中,土地是第一位的生产资料。中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说,首先就是指土地的公有制,它体现为土地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一切个人与组织对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只具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500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都在摸索新路。近代以来,梁启超、严复畅言“群学”,思考将国家、社会与个人融合在一起的办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这种融合的真正办法。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够改变中国。谁改变了中国的土地制度,谁就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够组织中国。

说出这个伟大真理的人,名字叫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他领导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离开了土地革命,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为什么不是重复西方的道路,我们对于近代以来的“新路”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理解。

以“变”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的贡献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一种应对“极端状况”的“超常能力”。

毛泽东是在晚清和五四“反传统”的氛围中成长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很注意传统中积极的东西,他能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把这些积极的东西发扬光大。1912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读书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别开生面地论述了商鞅。在他看来,商鞅能够认识到国家的能力就是人民的权利、生产能力和战斗能力这三个方面的统一,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地方则是把社会关系改造为生产劳动关系。他这篇文章中所讲的确实是唯物主义的道理:社会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关系,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生产力,而制度和法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体现。此前,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商鞅,也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肯定中国历史中的先进成分。这篇作文令他的老师大惊失色,在批语中预言,“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17 年秋,2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写下了《伦理学原理》批注。这篇长达4 万字的笔记结合德国古典哲学,重新阐发了陆王心学。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什么特别留意德国古典哲学?其之所以拨动了青年毛泽东的心弦,是因为这种哲学呼吁:国家不仅是一种机构,而且是国民精神生活的向导。德国虽然被法国打败了,但在精神上不能倒下,而只有重新树立起精神的力量,才能实现德国的复兴。毛泽东为什么又格外留意陆王心学呢?陆王心学认为,读书人仅仅掌握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读书人最缺乏的,第一是信仰(这就是“心”),第二则是抵抗外在压迫的斗争意志(这就是“性”),第三是到老百姓中去“致良知”的觉悟(这便是“行”)。

在毛泽东看来,康德哲学所说的意志的自由,其实就是王阳明所谓的“明心见性”,而中国哲学里面讲的心与性,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里讲的信仰、情感和意志,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宣扬的“永久奋斗”这种精神的力量。青年毛泽东从德国的命运反观了中国的命运,用德国古典哲学重新照亮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重新发现了陆王心学的时代意义。

毛泽东是在具备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传统文明修养、比较系统的德国古典哲学知识,把这二者融会贯通之后,又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的。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坚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固定的道路。无论中国的老路,还是被近代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西方道路,都是在发展中形成的,都是变化得来的。世界上只有“变”才是唯一不变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只有治理失败,而没有灭亡,人民、土地都在那里,怎能说灭亡了呢?只有不断改造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只有不断革命,文明才能真正生存下去。

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大本大源”问题,就是: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中国?变革中国,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当时,对这一问题最鲜明的回应就来自梁启超发表于1902 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乃至“中国梦”这一说法最初就来自这篇重要的作品。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的中国?小说预言:60 年后的中国,将摆脱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立起来,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

哲学家只重视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与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相比,毛泽东对于西方的道路与方法没有那么推崇和迷信,因为他的学问根蒂在于湖湘学派和中国传统。尽管当时的潮流是用西方的方法去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毛泽东倾向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因此他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现实的调查,比学习西方的方法和理论更重要。在“阅读西方”成为时代潮流的时代,毛泽东却主张首要在于“阅读中国”“读懂中国”,这是他拒绝去留学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五四的主题是“以西洋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那么毛泽东的主张则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这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显得特立独行,而正是这一点使毛泽东真正开一代学风。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在辛亥革命中瓦解了。辛亥革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因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是主动逊位的。五四运动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更与革命不沾边。摆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已经有了一条现成的路——自由主义的路,其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也就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沿着这样的道路走,结果是国家随之陷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残酷的现实证明这条路不能救中国。在帝制瓦解之后,中华民族依然并没有找到破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办法。

毛泽东是在独自的奋斗中得出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当时中国人的西方梦。李大钊说得很明白:“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毛泽东则说:“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但是,当时的毛泽东既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也没有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只是密切关注着世界的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寻求中国的出路。在这种摸索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必然要被新民主主义代替。

究竟什么是“世界大势”?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趋势是什么?列宁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根本形式不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这些不过都是形式与皮毛而已,当前西方国家的实质就是资本扩张的工具。这样的国家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

那么,一切被压迫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并不是没有采用西方的所谓“先进体制”,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实现民族的统一,没有能力抵抗资本的掠夺,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对一切被压迫民族而言,当务之急是实现民族统一,以劳动者为基础,这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帝国资本掠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人民国家。

建立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东西。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就是宪政、多党议会制。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就是劳动者政党执政、法治政府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

新路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照搬的是美国的宪政,以宪政处理各州之间的统合问题。但是,历史证明,靠“宪政”、靠一纸宪法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军阀割据问题。孙中山临终前已经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一切探索都失败了,新路究竟在哪里?结论就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暴力工具,未来新的国家形式将是多数劳动者压迫少数剥削者的工具,这就是革命。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必须以劳动者的暴力去对抗和推翻少数人的暴力。

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不赞成马克思的路、俄国人的路,更不认为那是一条出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关系,更不会从“生产劳动组织”的角度分析生产关系。

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家族社会,中国是个皇权专制的社会,中国是个士大夫统治的社会,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无政府社会。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洋之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192512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文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政治的标准在区分敌我,这句话既是至理名言,也是常识。

但是,宋代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目标就由“化解矛盾”逐步走向了“无视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矛盾”的地步,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猖獗,造成的是连“敌我关系”都被取消了。历史证明,掩盖和取消敌我关系,自然也就取消了政治。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确实应该算作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区分敌我”的政治高度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认为,中国有阶级。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立足中国国情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状况。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从社会关系看,最重要的关系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倘若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看作人与“土地神”的关系,把佃户与地主的关系看作“宗族”关系,就是不会从生产关系角度去分析中国社会。

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农民究竟算不算一个阶级?毛泽东认为,农民既是一个阶级,但也不是一个阶级。要改造中国,就要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社会关系。要改变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从根本上说,就必须从基层组织农民,以农民的组织代替土豪劣绅的组织。

1923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宋代之后,官僚在任有官田,退休有职田,作为当地贤达,他们又掌握着学田,官田、职田、学田统统集中在官僚手里,这就构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官僚地主阶级”。毛泽东说,正是他们掌握了基层,从而构成了“土豪劣绅”。毛泽东的这种分析,立足中国国情。

近代中国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阶级是“买办阶级”,顾炎武的《钱粮论》最早触及了这些在钱粮改银中形成、壮大起来的阶级。随着白银贸易的扩张,近代以来,在中国的沿海口岸,买办阶级壮大起来。与孙中山所理解的传统的商会、行会、帮会完全不同,毛泽东认为,近代以来,这个阶级主要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服务的,诸如宋氏家族这样的势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帮会,而是毛泽东所说的“买办资产阶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旧“三民主义”掩盖的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实质,掩盖的便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随着白银贸易发展起来的买办势力,它是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个新的阶级。

毛泽东重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者”之间的区别。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很少,而“苦力帮”具有流氓无产者性质。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与帮会结盟,蒋介石方才成功瓦解了共产党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中国革命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通过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改造中国。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说明,中国人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独立奋斗来寻找。因此,并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就可以照抄照搬俄国人的路,解决自己的问题。俄国已经确立起城市对于农村、工业对于农业的支配地位,因此,掌握了城市,就可以控制农村,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忽视了这种国情的根本区别,他们革命的办法就是立足城市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共产党在城市的罢工和起义,都失败了。

自宋代以来,中国所奉行的都是“国家权力不下乡”的政策,这一政策到了毛泽东这里方才彻底改变、扭转。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中国的穷乡僻壤,而这就是井冈山的道路。

新型的国家政权在农村建立,中国第一部现代法典在瑞金颁布,这是千年以降第一次。

1930—1934年毛泽东创建了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并担任了新中国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这时期是他在党内遭受排斥、打击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基础、财政和赋税的来源,其实就是农村。因此,任何真正有力量的政治组织和政权形式都不可能立足于中国衰弱的城市而建立。反过来说,中国有力量的政权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只能依靠中国的农村而建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国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党内那种希望在革命高潮时夺取大城市的设想是不符合国情的,也是一再失败的原因。夺取城市,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而那种在革命低潮时散入农村打游击的设想,同样是错误的,因为那就是不能成事的“流寇主义”(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于林彪的批评就是基于此)。

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之后,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便是首先在农村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此同时,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陷入迷茫与困惑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充分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寻找“新路”的唯一正确方法。

寻找出路和新路,不能靠书斋里的争论和辩论,因为这需要实践。而在现代中国,实践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实践,首先是指暴力革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新路”和“出路”,也是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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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见刘师培、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1907 91日。

[2] 全汉升. 中国行会制度史[M.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叫“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它一方面是指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着的。

什么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基本国情?

那就是一千多年的士大夫政治的解体,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宰割,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一起摆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大变局之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

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衰落是逐渐的,是各种条件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

1820年——即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即使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只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不到。

明清之交,中国的人口也翻了一番,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清末达到4.5亿人,是当时欧洲的数倍。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如此狭小、贫瘠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就要归功于中国高度领先世界的农业技术。

中国长期农业发展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这是一个从秦汉就开始的持续过程。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无疑就是大运河。历史上的大运河有两条,即隋唐大运河和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前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是人字型的,后者被取直,不再经过河南。

黄河的问题是泥沙,而运河最大的麻烦,在于需要穿越黄河,这就带来了泥沙淤积、阻塞河道的问题。元代为了保证运河畅通,便在山东境内尽断漯川河道,强引黄河经泗水入淮河,以一淮受全河,让黄河改道,为运河让路,人为地使黄河向南爬坡入海,从而使“修河”成为年复一年的浩大工程,成为中华帝国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

如果从环境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并在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由于此时恰逢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财政极为困难,无力修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连接中华帝国的南北大动脉中断,中原、鲁西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主要粮食产区沦为了黄泛区,这对中国农业的破坏极为巨大。捻军和义和团均在此区域兴起,这可谓是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直到清中叶,中国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中国的传统经济固然以农业为基础,但衡量中国经济繁荣的尺度向来是包括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百业兴旺”;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是高度商品化的。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证明:农业的稳定发展与大规模的贸易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1492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时,这已经比明代开创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落后了80年。

19世纪中叶,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统治,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造成了丝绸之路的再次中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以恰克图为中介的北方陆上贸易和以广州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对清王朝而言,贸易不仅是经济手段,而且是维护周边安全的政治手段,不仅是获利的手段,也是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手段,这是清朝的“朝贡贸易”与英国所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根本区别。如果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贸易”,就可能摧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这就是乾隆拒绝马噶尔尼“自由贸易”要求的真正原因。

鸦片战争和晚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仅通过澳门和广州粤海关与中华帝国做生意,即使这种生意是在中国的严格管理下,但对西方商人而言极为有利可图,这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在当时的中国看来,中国应该与全世界做生意,英国只是其中之一;而英国则认为,自己必须独占对华贸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造中国的贸易体制,包括改造广东行商制度,掌握中国海关,彻底取消海关管制与关税。

中国海关对于英国商品的管制,就是对于毒品——鸦片的管制。19世纪以降,西方对华贸易主要就是鸦片毒品走私,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过就是一个武装毒品走私集团。

长期以来最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华帝国财政的基础与来源,对帝国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国,但帝国的财政岁入却并非一般地取决于土地税收。西汉财政的基础就是盐铁与商业,而不仅取决于土地;宋代以来,由于对分散小农征税的行政成本极大,故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商业和对外贸易。清代康乾以来,多有免除钱粮的“仁政”,就是因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以茶叶、木材、瓷器、陶器、纺织品、桐油等为主体的对外贸易,而非完全依赖土地税收。其中粤海关、江海关这两关的对外贸易收入,占了帝国岁入的三分之一。

这一方面表明,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收入,帝国才有能力对广大小农施行“仁政”,减免钱粮;另一方面,所谓清代“闭关自守”的说法是片面的,只要翻阅一下《清实录》,就可以看到粤海关、江海关在帝国岁入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粤海关对付鸦片走私的办法,起初就是罚款,这种方式导致了沿海的黑社会势力与介入到鸦片走私之中,也加剧了广东地方官员的腐败,但对于海关收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而当林则徐把罚款升级为全面禁烟、没收赃物、全面销毁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战争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清“海关财政”的崩溃。在没有成功管控粤海关危机之后,清政府已没有能力组织力量对英国海盗行为进行有效反击。西方势力长驱直入,继粤海关之后江海关也失守,而这两个海关占清王朝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由此引发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雪上加霜: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发生,暴露出广东、广西是清王朝统治的两个最薄弱环节。1855年,黄河决口,运河中断,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修河,河北山东,流民遍地。最终,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京畿腹地和东三省也守不住了。

西方掠夺、小农破产和统一帝国的瓦解

自道光以降,清王朝全部国家行政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四个字:筹款、赔款。

所谓“筹款”,就是严令各地方缴纳税款。

筹款、催款的目的,就在于练兵、办洋务、办团练,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赔款。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

《辛丑条约》

这个条约要求:中国需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而加上地方赔款,中国总共需要拿出10亿两白银,才能满足列强难填之欲壑。这个数目,相当于清王朝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的压迫下,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财政依赖关税,转向全面依靠榨取农民和土地收入。自道光以来,纳租——催缴土地税,就成为各级官员的头等大事,为此,朝廷派员勘察户籍、丈量土地,大肆搜刮。小农的负担空前加大,成为压垮清帝国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民众无不浑浑噩疆,乃至全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而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骤至,黎民百姓,千家万户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税是死,造反起义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筹款办法是把钱款摊派到各省地方,而这自然便使得地方分裂、联省自治为历史之必然。地方大吏为自强所练新军,则又必然成为日后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近代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国所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办洋务就对人民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前途必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维新自强,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官逼民反,自取灭亡——而这就是包括洋务和立宪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

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是因为人口过剩吗

人们往往以为,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打不过英国,是因为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是英国“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实际上,大规模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而不是鸦片战争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血液”,如果没有在鸦片战争中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早期的工业革命会在经济危机中覆灭。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大量的军事开支压垮了英国的财政。英国的军国体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特别是在海上的战争;所谓主权,就意味着战争的能力与权力。而清王朝在东南海上,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穷兵黩武的对手。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规模赔款,使英国从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中摆脱出来。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中国的赔款和英国的军国制度。

自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出现了税收大规模下降的情况。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采用白银为税收工具,而大量的白银来自海外。自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与出口(丝绸、茶叶、瓷器和陶器等),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支撑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始终处于白银短缺状态,这就意味着资本短缺。广东十三洋行,乃是明代建立的对外出口机制,大规模出口的目的,就在于换取白银。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把中国不能完成资本积累,归结为人口过剩,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生产、贸易大国,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加之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产出,不可能与西方工业制造品竞争。就这样,西方以资本的优势和工业化的生产体系,击溃了中国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国不仅是在军事上失败了,而且更是陷入了资本匮乏与产业落后的双重陷阱。

 

中国文明遭逢西方文明大劫难

欧洲的启蒙和社会革命

从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上说,欧洲的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中国;直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所确立的依然不过是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并不比唐代的制度更先进。但随后,在王权与教权的激烈斗争中,欧洲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革命。

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并形成现代印刷产业。由此催生了以报纸为主体的现代传媒业。于是,一大批专门面向社会公众而写作的作者诞生了——这些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启蒙者”,他们不再是国王和贵族的奴仆,而是通过直接面向社会写作和发声获得地位和荣誉。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着力于揭示和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我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被后来的马克思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国,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面向“市民社会”发声的畅销作家和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信念——最简明的描述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工业的发展、贸易的发展、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推动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终于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先导的社会大革命。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起市民社会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后,长期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一跃而起,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中国传统面对西方“国富论”: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农耕社会,发展经济无非就是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中国的确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这样一来,对中国而言,似乎发展经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头等大事了。宋以来的中国制度,目的主要是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作为治理者的读书人,对于“吃饭”以外的经济问题,大体上以为是“多事”。中国的读书人可以有许多的知识,唯独对于经济发展的知识,缺乏热情。

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目的在于追求财富,财富能力等于国家实力——这种“国富”的观点,是在17世纪的欧洲产生的。所谓“现代国家”,就是以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国家只是财富的手段——如此目标狭隘的国家观念,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欧洲观念,这样的“国家”,在此前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马克思问道: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1]

中国有宋以来历代王朝均标榜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物力,标榜以仁义礼智信治国,它们从来没有公开标榜过“财富”是国家的唯一目的,更没有标榜过国家就是追求财富的暴力手段。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不能接受财富是人生的目的、是人类活动的唯一目的的观点,他们的信条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耻于言利”的观念,被现代价值观视为愚昧。

但马克思却说: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在现代世界,追求财富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为了财富这个鄙俗的目的,就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需要、牺牲个人的一切才能、牺牲自然、牺牲生产力。于是,在无节制地追求财富这种鄙俗的欲望面前,生产力、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被异化了。

鸦片战争,使中国不但面临着英国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而且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马克思所谓“鄙俗的世界”的降临。马克思说,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古老的王朝维护的是信义这种共同体的原则,而所谓文明的现代国家英国,维护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读书人造成的心理、精神和信心的打击,可能比现实武力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逆转大过突然,所以,它方才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传统文明的大劫难

1906年,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剑回国,牺牲就义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醇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幕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风潮取彼头颅”牺牲尽我责任。面对着如此走投无路的旷世难局,面对着中国历史的死循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土,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秋风秋雨愁煞人1927年,带着对文明崩溃的千古遗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天才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如此沉痛地写道: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氏所言者,数语道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纳入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之共同命运。

它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崩溃的原因,而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之结果。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

近代中国所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但却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国文明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

 

历史与国情

国家的职能和社会组织:中西方比较

西方的现代国家,是追求财富的工具,而西方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则是在争夺社会财富中形成的集团。

关于现代国家的性质,有两部作品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一部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现代国家的能力,就在于获取财富的能力;另一部则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指出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自宋以来,中国的治理体系的目标,不是追求财富的无限积累与扩张,军事和武力必须受到治理体系的严密约束与限制。这种发展目标,则进而瓦解了中国社会内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能力。

梁漱溟总结说: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因缺乏“集团”,而缺乏“斗争”。他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与西方不同,宋以降,传统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贯注意节制资本,节制财产的集中。唐宋之交,更把大地产贵族、大门第打倒了,既然没有了财富的高度集中,也就难以形成大资本的力量。

明代,中国有“十大商邦”。清粤海关制度下,广东行商也曾富甲天下,但是中国自秦代就不允许商人当官,汉武帝时代虽然有所改变,但不允许大资本家爬到国家和皇帝头上——这一条是亘古不变的,因此,与西方的“资本当权”不同,“节制资本”,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东汉以降的大门第,到了晚唐都没落了,这一方面就是因为上层国家财政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实行均田,这就造成了大地产的衰败,于是,大贵族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

而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财产与权利往往是由战争获得,因而是排它性、独占性的。自罗马帝国以来,国家就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国家就是劫掠财富的工具,

由于战乱不休,军事封建制——骑士采邑制度一直延续着。欧洲的资本家,恰是从大土地贵族和大贸易商中转化来的,无产阶级又是从农奴里面转化来的,西方财产高度集中,每个历史时期财富都是垄断的。因此,就产生了彼此对立着的庞大的阶级集团: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话:“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的财产比较平均,遍地是小农。结果,中国就成为一个小农社会,以一种伦理关系,压抑了阶级关系。

马克思把社会看作一个有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当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时,一个结构的质变,就会引发整个生命有机体整体的变化——这就是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庞大而松散,我们看漫长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中国的常态,革命性的质变,比较少发生。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其主体是小农,马克思说,小农如同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那样,有着共同的身份,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社会联系,中国人口虽多,但缺乏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就没有力量。

秦以来,中国实行的基本制度,就是郡县与封建的融合,这既表现为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也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外化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维系这个制度发展的,是利益的普惠和分享,保持这一制度稳定的,不是武力扩张和资本的积累,而是文明的教化。

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治理体系,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旷日持久的封建军阀混战中形成的战争体系,其次,又是在突破奥斯曼帝国长期封锁中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军事封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商合一”的组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由劳动体系、商业体系和资本体系构成,资本的控制,贯穿于这个体系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个体系的目的,不在于劳动、商业的发展,而在于资本积累。

追求财富的贪婪——资本积累的冲动,即对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的追求,控制了西方,这种所谓“拜物教”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宗教的狂热,如果说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和制度抑止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西方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则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为目标,而当一切社会关系瓦解、崩溃后,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基础就丧失了。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儒教与道教》中提出了一种文明论的解释:第一,中国是一个官僚治理的社会,而西方是一个骑士和军人治理的社会;第二,中国文明是立足农村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是从武装的城市里发展出来的;第三,中国虽然有发达的商业,但是,中国的行会始终受到官僚体系的压制,没有发展出金融行会,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高度发达的专业化的借贷-投资体系;第四,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种斗争的宗教,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教和道教,都主张取消斗争,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比,都属于“和平的宗教”。

抛开文明优劣的价值判断,韦伯的研究透露出一个事实,即中西文明大反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先进,而恰恰是因为西方野蛮,而集中表现就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

因为战乱不休,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力量来筹措军需、特别是筹措战争经费,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

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把战争与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如果离开了宗教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

我们不能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积累,与“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是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改造为金钱债务关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毁灭性发展。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追求人的需求的全面的满足,人的才能的全面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公共财富的极大丰富。

中国古代制度的高度文明和过度文明化

从拜神教走向拜物教——与西方文明的狂热相比,中国文明是冷静的,中国文明中既没有宗教的狂热,也没有金钱的狂热,更没有暴力的狂热。中国与西方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没有宗教战争。节制、平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最大美德。

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宋代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都还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加以反思的是:这样的体系,不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当时中国生产力的相对发展,而外在空间又急剧缩小的特殊国情而设计,它是以调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限制人的能力的发挥为目标的。

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挥。

这一治理体系,以从上到下的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一种“恩赐”的财富分配形式,一方面节制了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官僚化的治理体系,反而造成了这些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官僚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不断下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必须要看:这种治理体系对于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究竟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反作用”。

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3]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高度僵化、官僚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细密僵化的治理体系,非但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而且抑制了中国的抵抗和反抗本能。

于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时代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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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3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37

[3] 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毛泽东说过许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什么是精神

为什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所谓精神,如果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社会意识。人生活在自然与世界之中,人能够意识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够自我反思,而且,还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我与世界,而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动物没有精神。

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需要理性,而人欲改造世界,则需要意志与热情、信念与想象。黑格尔认为,宗教和艺术比哲学高明,哲学又比科学高明。一个缺乏信念与想象能力的“理性人”,他的认识越客观全面,往往就越无所作为,因为意志让他行动,理性却劝说他必须顾及代价不要行动。鲁迅也曾经自我反思说:看事太细,既多疑虑,往往不能勇往直前——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是在拿破仑大军打进普鲁士时期写的,完稿于黑格尔逃难的路上。这部书的主题,却是讴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运动。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大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这些观点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列宁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叫革命现代性,他所谓的“精神”,如果说白了——那无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但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却公开宣告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斯诺访问延安,问毛泽东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书,毛回答说当然读过,不过他又说,我自己的书,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多年之后,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尽管对精神运动的描述,毛的书比黑格尔的著作还要复杂一些。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哲学家”,是鲁迅所谓的“精神界之战士”。他24岁时,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做了1.2万多字的批注。那时的毛泽东,关注的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他认为: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实际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是这样的“精神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而毛泽东也曾经是“青年康德派”,后来的马克思并不是抛弃了黑格尔,而是“颠倒”了黑格尔,他认为: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经济交换活动,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同样的,后来的毛泽东也不是抛弃了康德、黑格尔,而是“颠倒”了他们。

毛泽东曾经告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说:马克思的书,必须与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一起读,否则,你们根本就读不懂马克思。

你没读过马克思,如何谈得上反对马克思,你没读懂毛泽东,谈何“非毛化”?

鲁迅还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

 

精神不等同于理性和知识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精神活动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叫知识,二部分叫理智,三部分叫信念,四部分叫想象。一、二部分合称理性,三、四部分合称意见,后者是前者的动力,后者产生了前者,因此他说:理性是关于实在世界的,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实在世界与产生世界的关系,就是辩证法。

康德发展了这个说法,他说,纯粹理性是经验的总结,它遵循的是数理逻辑,而实践理性针对的是人类社会,观察人类社会需要辩证法,由此产生的学问便是社会科学。至于判断力,则需要主观的训练与修养,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无济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划分出人文、社会、自然三大不同学科。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康德的三大批判背后,有一个惊天的预言:离开了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纯粹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机器的人统治世界,而最终便是机器统治人类。马克思说:机器排斥人类劳动,人发明了机器反而被机器所控制,这叫异化。而劳动者要掌握机器、掌握生产资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过革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实是对康德问题的破解。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当然不仅是指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都是革命,这都需要革命精神。告别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不等于告别革命。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畅言“告别革命”,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学术淡入,思想淡出”,他们要告别、排斥的不是“理性”,而是“精神”——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首创精神”。

事实证明:那种没有精神和思想的学术,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谓学者,不过就是打字机和复印机。

康德、黑格尔,他们当然都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只有理性是不够的,因为精神还包括信念、想象,还包括热情、意志。因此,黑格尔比较看不起英国的学问,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政治学的自由主义——他统统看不起。康德、黑格尔以为,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精神,人类思想就会“偏科”,自然科学就会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去片面发展,理工科思维就会统治世界。

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那么长的书,竟然被他翻烂了。数学考零蛋,他干脆旷课。

看不起毛泽东的人,说他没读过北大,比较没有知识。但在毛泽东看来,北大人是有那么一点知识,但缺乏的却是精神,是信念、是热情、是想象力。所以,他们充其量是些被知识压垮了的哈姆雷特,不但精神上萎靡不振,而且身体上也萎靡不振。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们不是青年,而是老年。

中共一大代表中,北大学生起码有三位,会议主席张国焘、北京代表刘仁静、湖北代表包惠僧,结果是一位叛党、两位脱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知识上很强,但相比于知识能力,这三个“学霸”的信念和意志能力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认识毛泽东,认识现代中国

仅凭所谓纯粹理性,你不可能认识毛泽东、读懂毛泽东,也不能认识现代中国、读懂现代中国。仅凭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也不可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事、能成开天辟地之大业。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有13位代表。这13个党代表里面,有7个脱党,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当时做出脱党的决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选择”。如果“理性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许多叛徒的选择就是“理性”的。如果“理性选择”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选择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192177日,《共产党》月刊发表了一篇《短言》,算是中共最早的一篇“宣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足够短,只有千把字,但却如电光石火般照亮了中国与世界。其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产生了两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世界上的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势必把中国和中国的劳动者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中国未来的前途,一个是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个是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而为了避免这样的悲惨结局,中国就不能避免革命。宣言说:中国跟着日本人走没有希望,跟着美国人走也没有希望,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参阅俄国人的路——而这就是结论。

如今一百年就要过去,看看世界和中国走过的路,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伊始,就预见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认识了真理,而且人家用千把字的“短言”,就说清楚了真理。

但是,更要紧的却是:认识真理、说明真理,与践行真理——这期间相隔不啻十万八千里。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陈公博、周佛海何其聪明,但他们先选择跟汪精卫,后来又当汉奸,绝非一念之差。而正是他们的聪明和理性,正是他们的“智商”害了他们自己。

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哪一位不聪明,哪一位不理性?哪一位不学霸?他们难道一点不明白冒险主义会葬送革命?他们难道丝毫不懂让向忠发、博古领导党,让李德指挥红军这是开玩笑?但是,关键时刻,恰恰是个人权位的“理性考虑”战胜了理想信念。

在一大、二大期间,中共还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中共设立健全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从三大始。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便当选中央局五人成员——这不是白当的,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企业是汉冶萍公司,而毛泽东则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协助他的刘少奇,则是毛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送到苏俄留学的。

张国焘回忆说,正是在三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革命的道路,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毛泽东不仅是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实干家。实际上,早在中共四大上,共产国际就有撤换陈独秀总书记的设想,理由就是:陈不是领导国共合作的理想人选。而据郑超麟的回忆,那个时候,最有资格竞争总书记位置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是在国民党中最能干的共产党人,但毛泽东却对国共两党的领导职务弃置不顾。郑超麟说,这恰恰说明,毛泽东的境界,要大大高于其他人。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而当官非我所愿。

邓小平负责了八七会议的会务工作,他后来说,在八七会议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毛主席刚开始发言,就被打断了。毛泽东很守纪律,人家不让说话就不做声。八七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州,然后中共中央由武汉搬到广州去。南昌起义前,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赶来,要求推迟或者取消起义,为此,谭平山和周恩来一起对张国焘拍了桌子。南昌起义后,谭平山先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开除,他是张国焘的北大师弟,也是一个大学霸。而周恩来与张国焘也因此结怨。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周恩来说,“说许多空话,不如办一件实事”。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是伟大的先觉者,他们个个都是人杰。如果说他们都不想当党的领袖,那不是事实。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哪一个没有领袖欲?如果说其中有例外,唯一的例外是毛泽东。如果说有一个时期,这个领袖没人想干、也没人能干,那就是在湘江会战之后,是在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员到36千人之后,而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山穷水尽的时候,被硬推出来的,可谓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

19351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开头第一句话是:“看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语气。实际上,《遵义会议决议》基本上就是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此前这些道理,毛泽东讲过多次,而毛泽东坚持这些道理,并不是要做党的领袖,恰恰相反,他正是因坚持这些道理而被多次撤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两河口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当总政委,而莫斯科派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又反对张国焘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被一致推举,接替周恩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而毛泽东对此的感慨是:你们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毛泽东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书先生,从来没想过当党的领导人——这句话,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只有聪明人才能当官,而毛泽东却不是这样的聪明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材料。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因为他不“聪明”。因为认识真理与践行真理不是一回事,前者需要理性,后者则在理性之外,还需要信念与意志。中国革命不仅是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更是践行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举了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例子。愚公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闭幕词,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我以为它比《共产党宣言》一点也不差。

 

新中国的“第一桶金”是打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搞革命还行,但搞建设不行,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来就搞重工业、军事工业。军事工业高投入低产出,如果不打仗,收益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太后、李鸿章、蒋介石哪个不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他们都想,而且不是假想、是真想,只是都没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而已。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梦”是什么?林语堂说:“只是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1949年,中国的货币就是解放区的小米。马克思说,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而是资本,这真是一针见血啊。西方的资本是哪儿来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谓原始积累》中说,西方的资本,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通过打仗,通过掠夺世界抢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桶金”当然也是打出来的,但与西方列强不同,毛泽东不是选弱国打,而是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打。抗美援朝,毛泽东死了儿子,中国死了19万人,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而且,我们更不要忘记还有关键一条——这就是资本一定要对制度说话,而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公理”。苏联的贷款当然也是资本,绝不因“社会主义情谊”而改变。于是,赫鲁晓夫方才说,中国搞不了空军、海军,还不如跟苏联一起搞算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苏联对外援助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她的命运必然是:银行破产、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而这,恰恰是中国在1960年所面对的局面。

但是,我们没有停工,我们没有垮台,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我们回答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这样写到: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穷棒子社”——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什么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叫“人民万岁”,什么叫“农民万岁”,什么叫“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用尼采的话来说,在精神面前,你们张口闭口的理性,不过就是一种市侩哲学而已。

 

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以为,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不见得就是中国人写的。比如说,关于长城的最好的文章——《当中国修建长城时》,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写的。

我们的国歌里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卡夫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国歌当然还没诞生。

卡夫卡说:长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组,负责五百米,而那些垒墙的民工,他们起初想的只是一点工钱,他们只想赶紧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对他们来说,修长城这件异想天开的工程根本不会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无意义,它根本不能阻挡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的铁骑。

那些民工们的视野只限于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庄和乡镇,由此构成的狭小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乃是他们得失忧乐的唯一源泉。由于视野有限,他们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工时,他们要么逃跑,要么就会造反。

而“奇迹”却发生在他们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诗般的乐章就此开始。

卡夫卡这样写到:

在他们终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他们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他们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

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垒墙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修筑长城的人”。

“修筑长城的人”所享有的声誉四处传诵,传遍天下。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

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于是,这一次,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再次辞别了家乡,这一次,他们胸中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这一次,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而这一次,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

在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

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其实,数位伟大的西方人曾经被称为、或者自称“中国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称为“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而在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称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国——中国,却有着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意义。

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只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

实际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现在的人,那些为了工钱应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因为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长城的人。

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修建长城的人”,就是能够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们方才能够为整体、为未来做出巨大的牺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价。

正是在挥汗如雨的共同劳动和牺牲中,他们发现了历史,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人”,发现了“精神”。而他们的牺牲与代价,就是这样凝成了“中国”、造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造成了人间奇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

毛泽东曾经预言: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斗争更伟大,道路更艰苦。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前,“冷战”就已经开始了,1950年,美国和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西起巴格达、东到日本的新月型包围圈,从南边把中国围起来了。1960年以来,苏联又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看看世界地图,很容易认识到:人类历史上、全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被最强大的两个世界霸权及其阵营在四周包围。

中国共产党过去讲“反围剿”,讲的是反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壁合围,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种包围,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如果说“反围剿”、如果说“突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围剿”和“突围”,才是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

而“站起来”不容易,这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说,严峻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呢?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来说,那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什么赚钱生产什么”,即发展“比较优势”。但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重工业、军事工业是没有什么效益的,用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就是没有“比较优势”。生产核武器,不能用,研制、保存起来很费钱,这是高投资,但没有产出的东西。生产钢,它也不顶饭吃,也不能穿。但是,为什么要生产呢?道理很简单,你没有这个,人家就打你。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是不是不懂比较优势,不懂市场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建国之后,陈云就提出来,要搞重工业,就必须重视轻工业、农业,因为轻工业、农业产品能赚钱嘛!赚了钱,我们才有积累去搞不赚钱的重工业,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即农、轻、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简而言之,用今天人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用市场来补计划。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中国与苏联道路的区别,就是尽可能地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基础建设服务。农、轻、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后来说,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么发展来的。这就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问题。

怎么叫“站起来”?总的来说,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建国之后,在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重重包围之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我们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走了我们自己的路,这样才真正站起来了。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突破空前的封锁的过程,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突围的过程。

中国突破封锁,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可以说是代价空前。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苏联封锁我们,他们也花了很大的代价,越南战争把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都拖到了泥潭里,这样,才有尼克松的访华。他们也是代价空前。

所以,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美国是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才向太平洋的那一边,向中国伸出了和平之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没有包围,哪来的突围?没有代价,哪来的和解?

因为要理解毛主席,就必须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理解鸦片战争以来170年,建党以来97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理解。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思想和战略部署。

习近平同志说,功成不必在我,他还说,不需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他更说,如果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毛主席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得罪苏联呢?为什么要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呢?跟着苏联走,不是更安全更省力一些吗?但是,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党,就会像苏共那样垮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被瓦解。没有毛主席奠定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不会有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发展。

在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中,不仅是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而且更是为后人扫清前进的道路,为开辟新的伟大时代奠定基础,真正理解毛主席,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只有理解了五千年、170年、98年的一以贯之,才能理解我们今天的时代。

伟大也要有人懂,如果不懂历史,那就搞不清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三个法宝

现在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角度需要转变,这个转变是指,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不了解毛泽东,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对于中国误解的根源则在于:对于中国共产党98年艰苦卓绝奋斗的忽视,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片面理解。

实际上,毛泽东留给中国、中国共产党乃至世界的,是非常简单的三个法宝。

第一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曾经说过,我们第一要找饭吃,否则肚子不答应;第二要有地方住,否则娃娃没有摇篮;第三跟枪辩论没有用,因为枪能够打死人。实事求是,意味着必须在严峻的危机挑战下活下去、还要争取活得好一点,为了这件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时间吵架,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上。

第二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自己的想象,不能靠模仿外国,只能把中国老百姓的意见收集起来,靠大家一起想办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它的基本方法就是开会,收集意见,就是大家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开会不是正襟危坐,而是随时随地,最好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甚至作战的间隙。

第三是独立自主。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许多外国的知识,他们争论的基本上也都是外国的问题,而毛泽东说,正是这些外国知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能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他还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不在于没有知识,而在于没有自信,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以外国人派来的钦差大臣自诩。在那些人眼里,第一等是西方,第二等是他们自己,中国则属于第三等。他们看不起第三等,看不起“第三世界”,他们以知识的等级制的方式,维护着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却没有丝毫的反思。

因此,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首先是思想要独立,文化要自信,知识要解放。

在中国,我们把这三个如此简单明了的东西,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8年的艰辛路程。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帝、救世主,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魔鬼。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被世界称为“土共”,因为这是一个朴素的党,有着极为朴素而简单的信念和思想。

正是这些“土共”最“土”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普世价值”,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分享苦难辉煌、艰辛光明,毛泽东说过: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是人并不是神,但是,在共同劳动和斗争中,他们却做出了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他们的事业印证了康德所说的话:作为个人,他们是必死的,但是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毛泽东晚年,喜欢一首词,这词是元初蒋捷的《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鹭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从青年时代的“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到晚年的“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当然不是过去对未来的嘱托,因为是未来对于现在的质疑和批判。

鲁迅说:“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

 

                                      (编辑  迟晨光)



*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转折关头

 

首先,党的十九大是继往开来的大会,更是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长期以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可谓是英雄造时势。这样的历史大势,形成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全国人民的自信和信心空前高涨。

第二,党的十九大形成的新的领导集体,是一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体现、恢复了“共产党人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当官的”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新的领导集体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首脑部,打破了官僚主义、科层制,坚持因人设事而不是因人设位,使我们党的领导层核心更加突出,力量更加集中,使夺取伟大胜利的把握更大。

第三,十九大报告既是习近平同志思想的结晶,也是全党思想的结晶,其中:党的建设以不忘初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矛盾与伟大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都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

 

第五个现代化理念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个命题,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届一次人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宏图的雏形开始确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这个命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把总书记的论断称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样的说法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我们会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1992年算起的30年,就是2022年,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决胜小康社会建设之后,要向历史提交的重要答卷。

第二,我们要实现总目标,就必须从历史和世界的广阔视野,去研究人类制度的发展,深入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这也是总书记在全国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聚焦总任务。

所谓深厚的历史眼光,就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国,立足中国大地。中国自身有着漫长的制度建设的传统,其传统制度的核心是礼制,法是礼制的一部分。什么是礼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致福轩”,曾是前清的军机处。“致福轩”墙上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经国序民,莫重于礼,礼在《五经》,礼有二意,曰持曰祭,持以章德,祭以天地。礼制,一是讲天下秩序的结构平衡,二是讲治理的基础,在于启发人民的觉悟,即同心同德。故头一句可以概括为“大道之行”,后一句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根据这样的治理体系,去选拔有治理能力的人才,就叫“选贤举能,讲信修睦”。

可以说,西汉以降,中国就是按照这样一套治理体系来治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宋代之后,中国的治理体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礼制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儒家思想大致有三个流派,一个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或“新法派”。王安石认为,后代对于礼制的理解脱离了制度思考和制度设计,经学成为与治国理政无关的纯粹学问。所以,他认为改革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改革学术和教育体系,恢复《五经》中治国理政的内容,使治理之道在于学。王安石也改革了学校制度,以学校制度的改革,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流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或者道学派,他更加强调对治理者进行道德约束,使先天的道德,即他所谓的“道”与“性”作为士大夫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朱熹把士大夫作为治理的主体;同时,鉴于唐代之后,门阀士族已经崩溃的事实,朱熹重视宗族制度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把宗族作为治理的基础,使得礼由“天子之礼”,变成乡规民约和宗教家礼。朱子学在明代成为中国和东亚的官学,他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其后果也是复杂的。第三个流派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对于前两派都有继承,即一方面是恢复儒家治国理政的传统,一方面则把治理的基础放在基层。上述思想,对于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康有为、魏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成分。

辛亥革命以来,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治理的优秀成分,这突出地表现在:把启发人民觉悟,使人民同心同德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这就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和不忘初心。同时,把天下秩序的结构运动,努力转化为现代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也就是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经过28年武装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大党。而大国大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制度。我们对我们的制度必须有充分的自信。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前,费正清曾经向美国人民阐释新中国的制度。他说,中国革命建立的不仅是一个新国家,而且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礼乐共同体、新的礼乐政治(Rule of Virtue)。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提供的是天下观、宇宙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这个制度的基础,则是启发人类广泛觉悟和同心同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正如费正清所阐述的,在中国文明中,法是礼制的一部分,法也是政治的一部分,离开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离开人民普遍觉悟,离开了人民赞成不赞成,法制建设就没有基础,也不可能成功。

当前制度建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学术上深入研究中国制度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应该避免对于西方制度和法制做出片面理解。例如:我们应该研究分析法德制度与英美制度的区别,避免以英美制度、海洋法系作为西方制度的唯一圭臬。康德、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都尖锐地批评说:英美法系将权利等于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是排他性的。这样的法系,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在研究西方经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读一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样的经典,应该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推进我们的制度建设。

第四,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改革的实践。例如,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在审判过程当中不是以法律为核心,而是以当事人和律师为核心,以保护当事人和犯罪嫌疑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这容易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依法治国的问题,而学术界把落实依法治国的工作,主要落实在加强《民法》即市民社会法的建设之上,这是必要的。但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无民法,中国发展建设的核心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传统,也忽视了中国革命在法治建设方面所进行的许多重要探索与成就。

第五,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既要看到,传统中所包含的民间调解机制中,有丰富的遗产需要继承,更要看到,从以家族、父权制为基础,到以人民为本位,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在继承传统遗产的时候,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

 

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

 

我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制度建设是根本问题。古往今来,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关键就在于制度合法性的建设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包括“颜色革命陷阱”。习近平同志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深刻提出并且以广阔的视野,阐释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深刻地教育了我们的党,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他的这些重要论断,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雄伟气魄,在关键时刻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们的国家避免了苏联那样的悲剧。毫不夸张地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推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制度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离总书记的要求,离我们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的要求,离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我们应该在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甩开膀子加油干,以严谨深入的学术工作,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学术界应有的贡献。

 

                                              (编辑 王生升)

 

韩毓海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讲座:“公元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从“永贞革新”到改革开放”。时间...

今天演讲这个题目,我现在想不好是用治理,还是用改革或者革命来描述这个问题。这也是受到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的中信圆桌讨论的启发。

首先,我觉得更深的启发来自于我们今天知道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主政以来,有一个词,大家在各方面都会用,就是治理。比较全面地阐释治理的问题是2014年的2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民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题目叫做“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在这篇文章当中,总书记对治理做了非常重要和独特的阐释。自从有了治理这个说法以后,许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说我们很长时间都在谈治理。还有人说这个治理是我早就提出来的,治理说法是某某人说的。当然,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势必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我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我觉得有两点是跟我们学校里的人谈的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点,他是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他说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的问题。治理就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从这几个遗产当中去理解。这是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很鲜明的一点。他其中特别谈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他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说有一个治理能力就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于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汲取了中国的治理体系——阳明学。当然,更主要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出了20多种版本,当时中国清王朝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总结不够。我们到日本去,跟日本人交流,他们很直率地告诉我们,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单纯的学习西方的结果,主要是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治理体系的治理经验的结果。

我们在1840年以来并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缺乏对这个治理体系的总结。同时,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的奋斗当中表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的能力、驾驭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呢?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未必是这样。

另外一个方面,总书记在北大跟大家座谈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了积贫积弱?”原因是什么?他当时说“看来我们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了问题,恐怕在明代,1500年左右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鸦片战争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就问林毅夫教授,“毅夫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林老师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他说“你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总书记在后来给院士的讲话中,从某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总书记在对两院院士的讲话中,他讲到清王朝并不是一概的拒绝科学技术。总书记自己去考察,他说“康熙皇帝曾经请了大量的传教士来学习西学,他自己关于西学的笔记就有几十本。在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他的造诣都是很深的。而且,《皇清全域图》经过传教士的协助,是世界上最好的地图。就像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没有在中国起到作用,在日本起到作用一样,这个地图没有在中国产生作用,反而在西方产生影响。总书记说“并不是因为不学西学,而是我们把西学当成一个上层社会的秘密的知识,藏之于深宫,变成了秘籍,而没有向全社会普及”。他讲到“单纯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将会是怎样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与实践结合,是动手不动脑的阶层。在诸多原因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使中国在近代落伍。必须是知识分子的转变、知识方式的转变和整个结构的转变。这是总书记谈历史的时候深刻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转换的非常独特的认识。

同时,他在谈治理的时候,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一点,他谈的治理固然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但绝不仅仅是这几点。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在贵州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讲到王阳明。这不是他第一次。他在贵州视察的时候,他就跟贵州大学的师生讲王阳明,他讲到“治世容易治心难”,这是一般谈治理的学者不会想到的。什么是心?什么是仁心?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不是改革与革命,而是治理。

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仁心是仁术的起点,没有仁心,仅仅流于术,这个治理就完了。什么是仁心呢?就是从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去考虑问题,政治是这样,治理也是这样。它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财政、司法这些术的东西。这些术的东西当然重要。

前面的第一部分我要说的就是革命不如治理这个说法好,而我们对于治理这个词的理解是需要对照总书记的那些讲话,有所深化的。

孔丹在那次的讨论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就是改革。据说考证最早提出改革的是管仲。管仲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我后面将会说南宋伟大的政治家叶适曾经说中国的政治坏就坏在管仲上。

孔总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用改革和反改革这种词语来描述中国历史,可以吗?历史是这样简单的吗?我们是用这样一个线索来观察历史,用改革来观察历史呢?还是像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衡量我们的政治行动,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呢?我想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说的治理与治术的问题。

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司马光引了一段话,很有名,有人问孟子说“张仪、苏秦这些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纵横捭阖,像管仲一样,很迅速地使一个国家兴起,变成富强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难道不是伟大的改革家吗?孟子的回答说:“诈人也,圣人恶主”,圣人其实不与这些人为伍。什么是圣人?什么是君子呢?他说“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后面的话很重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为大丈夫”。他在这里谈了什么是政治的根本。

在清朝初年,有一个湖南人,反复抗清失败,躲在湖南的深山里写书,这个人是王夫之,也就是王船山,他写了著名的著作《读通鉴论》,也是跟《资治通鉴》有关。他也讲了这些问题,历史上那些能吏、大吏,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正确的吗?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是一个妄人,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实事求是。大家知道,王安石说动宋神宗改革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宋神宗问他“您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效法和模仿唐太宗呢?”王安石回答说“皇上,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您比唐太宗强太多,您应该效仿尧舜禹”,这个话是典型的忽悠领导。他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不惜说假话。因此,王夫之说他简直跟我们本家韩愈有一拼。因为他告诉皇帝说您按照我的做,为什么呢?我继承了先王之道,您就按照这个先王之道来做。韩愈也说“文起八代之衰”,孔子的学说传到孟子,孟子的学说不传了,传到他,他们不知道先王之道是什么。

孔总有一句话说“纵观我们党在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决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先王之道。都可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与其研究那个,不如研究中国共产党艰难的过程。我们的每一次决议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领导,或者王夫之说“大臣之道”,是什么呢?在给皇帝进言的时候,要把两面都说到,不要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打保票。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同时,他还说到一个真正的好改革家,他不能从于俗礼,批评了汉宣帝时的赵广汉,也批评了宋代著名的铁面无私的包拯。像包拯和赵广汉这样的人太短视,就是为了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而没有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安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个好的领导人、一个好的大臣,应该能够做到像谢安与王坦之抗击桓温那样,他们迅速地把桓温击溃。正像郭子仪困厄期间一样,被诽谤一样,而众不畏身。你不能说因为你自己的冤屈和清明,搞得天摇地动,要以社稷为重。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他提出了很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要有仁心?除了有治理的经验和才能以外,还要有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这就是总书记经常说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个人逞能,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为了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只有从这两个一百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才能够勇敢地前进。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从十世纪的“永贞革新”说起。我下面介绍的题目,每一个都要介绍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同时介绍他的一篇文章。

“永贞革新”给大家介绍很熟悉的柳宗元和他的《封建论》。毛泽东主席非常喜欢柳宗元的《封建论》,他给郭老写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不但如此,毛主席对于柳宗元的命运,以及所谓“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的命运都非常的怜惜和感慨。

为什么柳宗元的《封建论》那么重要,因为讨论中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和分裂。在中国做治理者,摆在第一的问题,根本的底线就是国家的统一。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理由陷国家于分裂,那就是最大的失败和失职。柳宗元的《封建论》讨论了这个问题。

大家说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统一的国家,这并不是唐代才出现的问题,中国的统一是从秦就发生了的。但是,历朝历代的治理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秦如此富强,为什么如此短暂?隋如此富强,为什么那么短暂?汉和唐不然,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的经过了战乱和分裂。

两千年来有两次最后的分裂,一次分裂就是发生在“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大概是前一千年的最后一次巨大分裂。还有一次就是清王朝崩溃以后中国所陷入的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

“永贞革新”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他在回答秦朝虽然用强力把一个国家捏起来。但是,秦朝以及后来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使这个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那个办法是到安史之乱以后成熟的。这个办法的核心是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这个问题是在安史之乱当中表现出来的。唐朝最大的问题,随着疆域的扩大,开始出现了各个地方的藩镇和刺史。藩镇和刺史最大的特点是有税收权。

到了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这是公元780年。这个时候第一次有了中央的财政预算,就是会花多少钱。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这个时候是一共需要花多少钱,才开始有了预算。有了预算以后,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州郡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财务和税收,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这个。夏秋两季收税,是不是真正的落实有很多争论,但是免除了徭役。这就是完成了从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国家的转变。我们知道秦朝崩溃的原因就是徭役。陈胜、吴广是因为服徭役起义的。当时的官僚系统命令层层加码,本来迟到了不会死刑,到了下面就说徭役迟到要杀头,人家干脆反了。因此,这个转变就使中央领导下的文官政治有了抓手,文官做什么呢?文官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后来宋朝所说的三司的工作,就是国家的税收、预算和财政。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的805年。唐顺宗是一个残疾皇帝,顺宗失音,不能决事。他的国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两个人决定,就是二王八司马的二王。他们两个人是翰林学士,唐顺宗时代,翰林学士是负责起草诏令的。唐朝是三权分立的,中书、门下、上书三省。有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令的,有把诏令传给贵族院的,有同时负责贵族院的驳回的。翰林起到的作用和尚书令是一样的,就是可以起草诏令。

他们两个的出身是经济和财政官,都是做户部和度支起来的。因此,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批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专业化的官员构成的小团体,他们主要要做的就是把各个藩镇的财权和税收收归中央,这是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开始。这个是“永贞革新”的实质。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也出现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严重的不平衡。在那个时候,江泽民同志和朱镕基同志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像“永贞革新”时做的事情。

在这个当中,有两个我们中文系的人混在里面,一个是柳宗元,一个是刘禹锡。柳宗元不知为什么因为中文系出名,他祖上几代都是做大官的,是一个真正的干部子女。很年轻的时候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类似于中纪委的工作。刘禹锡做的是盐铁转运的工作,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工作。当时盐铁是国有企业。但是,他们当时认为唐顺宗虽然身体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应该支持他做这个重要的转变。

还有一批人,特别是各个藩镇的地方势力和宦官,他们认为这个不行。于是,他们很迅速地推了顺宗的儿子宪宗上台。宪宗上台以后,几乎是完全采用了“永贞革新”这些人提的改革,使一个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和预算制的国家转变,加强中央财政。国家统一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的统一。这些战略他都采用了。但是,他非常恨这些家伙们,说你们竟然让我残疾的老子继续干,不让我上台。于是就把他们这些人远远地贬到很远的地方。刘禹锡最早被贬的地方是播州,就是遵义。柳宗元先被贬斥到了永州,因此就成了我们文学界的人,他写了《永州八记》。

柳宗元这个人和另外一个干部子女的性情大不一样,那个干部子女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王阳明。王阳明的父亲是南京的兵部尚书。王阳明也被贬,贬到很远,也是贬到贵州去了。柳宗元被贬到贵州以后,非常痛苦,时时刻刻想回中央,他就想不清楚。他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皇上也很清楚,他在用我的政策,干嘛惩罚我?他就不断地给他的关系写信说给个机会。有点像小平同志当年不断写信给中央一样,我还年轻,让我回中央工作吧。

十年以后,来了机会,皇帝准备原谅他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

这个时候,刘禹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中文系的人是不牢靠的,他在元和十年写下《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于是皇上看了,把他贬到更远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封建论》,他说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统一,而不是分裂。他说秦朝之所以崩溃的原因是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治理方式是错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太勤政,对下属的要求太严格。

他总结汉朝为什么出现衰落?汉朝乱的都是封国,州郡没有一个能造反和敢造反的。因为他们的委任状和财政供给是国家提供,只有封国的人才有财政和军事的裁度权。

唐朝的问题,不在官,而在兵。因为不能节制乱兵,不能节制乱民。官员有一个造反的吗?因此,他说寻找统一的办法,这个是中国政治的第一命题。他说封建是大司马,是为了饲其子孙。统一是大功,秦始皇才是真正的大功大政之人,他抓住了中国历史的命题。虽然他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命题。

“永贞革新”为什么从这儿开始?日本的学者说中国的政治从唐代和宋代发生了变化。京都史学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为什么是统一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讲到中国跟欧洲相比是气候不同的国家,相对欧洲来说比较干燥。因此,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如果离开了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个人的耕种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中国先天的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寻找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这是马克思说的。

日本的京都史学派认为唐宋之间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了运河南岸的城市。这是唐宋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学者没有看到,恰恰是柳宗元揭示出来的。为什么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了保障呢?宋代以后,中国的几个王朝长期维持了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官政治真正的确立。因为文官知道做什么。他们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过去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中书、门下、尚书几乎就是民主制度。而是变成了所谓三司。国家治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国家的财政、预算和经济、司法这些内容。这是很重要的转变。正是因为这些工作的转移,使中央的财政能够确立。

第二个问题,我跟大家讨论一下1608年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的变法。首先从一个中文系的例子说起。大家都知道苏轼的著名的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家的解释是这是怀念他的弟弟苏辙。对这首诗最准确的背景解释是这样的,王安石的改革很不得人心,正人君子都反对他,苏轼也是其中之一,他就被贬官了。他的弟弟苏辙当时在密州。就在写这首诗的时候,王安石受到了皇帝的申斥。这个消息立刻在朝野传开了,都说这小子要倒霉了,他要下台了。于是这些反对改革的正人君子,所有反对他的人都非常高兴,其中就包括苏轼。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就喝得大醉,想他和他弟弟苏辙会不会因此又回到朝廷呢?于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政治方向是怎样变化的呢?那个时候他们是官员,不是我们这种纯文学工作者。他写的诗完全是政治化的。“我欲乘风归去,但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你要乘风归到中南海里去,是不是很孤独呢?

王安石的改革在整个宋代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列宁把王安石称作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发动改革之前,他担任的职务,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财政官。他要改革的心是早就有了的。他在上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就研究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叫《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是万言书,早在宋神宗的爷爷宋仁宗的时候。他在当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来经常被大家传诵的,放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点离经叛道,宋朝要把历代财政官员副长官的名字题在墙壁上,他为这个墙壁写了一段话,“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杰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很显然,他把财政、税收、国家的预算看得很重,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大家都讲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大家都很穷,没钱办不了事。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中,开头就说到,宋代最大的问题,皇帝是一个好皇帝,你简直可以比尧舜,比尧舜还辛苦。为什么国家治理这么一团糟呢?原因就是国家没人才。每天这么多的人才在考试、选拔,怎么就没人才呢?他说不对,因为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对。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国家是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可是,我们现在教的都是科士文章,学的都是经史词赋,让一帮中文系的人来治理国家,这非完蛋不可。他们会写材料和诗,但是,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所以说教不得法。

养呢?他认为也不得法。他说实际上我不知道国家为什么用那么多官员,文武分开了,官吏也分开了,没有像宋代养这么多官的。当然,你不能说宋代的官员都没有才能。后来有人说高俅不是挺有才能吗?他虽然不读书,但足球踢得挺好。他说这么多官员,国家又没钱养他们。官员的薪赋很低,官员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葬老人。那么点钱,根本就不能做个体面人,实际上他就不是个体面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逼着他贪污吗?所以就是养。

取,他觉得也很有问题。他说历朝历代都是能够选拔有能力的人,一切都是按程序走,每一个职务都要干过。实际上每一个都没干会,干一段时间就调了。最后到了50岁,就把他调到首都去了。结果这个人什么都不会。他什么都会一点儿,什么都不会。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觉得也不得法。对官员,没有一个考核办法。我们用什么考核他?科举考出来的人中文系的,治国理政怎么考察呢?因此,他认为宋代的根本问题是在顶层,干部队伍不够专业化。如果说改革要做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专业化。我就想起小平同志当年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干部,但从人数来说也不是很多,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不够专业化。不够专业化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学习喽。

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政治家和他的文献是南宋时期的政治家,叫叶适,他是永嘉人,也就是今天的温州,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人。

这个人在南宋非常危机的时候,不断地出来做事。他先是做平江,也就是苏州的官员。在苏州期间,他写了很著名的政治作品,就是《外稿》(观察者网注:收入叶适《水心别集》)。我们大家研究中国治理的时候,往往不注意叶适这个人。后来他做了工部侍郎兼国用参济官。南宋北伐的时候,他提出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到江北去开辟武装根据地,建立堡坞来安置流民。

他有非常多重要的见解,举一个例子。他首先给皇帝写了《名实之辩》。他说三代都是重实的,这个实是什么?就是指仁心和民心。跟三代观点不同的就是管仲,管仲是中国政治上很大的变化,他开始重财,他认为的实就是理财。而汉宣帝就继承了管仲的想法。汉武帝和秦始皇就是王霸之道。所以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一点变化,到了魏晋,江左是重名,这个名就变成了重词赋。宋代也重名,是重法。法是什么呢?就是程序。所以宋代简直是(名实皆诗)。我记得朱苏力老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什么事都迷信法。他的观点跟叶适很像。他说我们改革开放那是法治的结果吗?是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就改革开放了。如果按照祖宗的法,一切按程序来,哪会有改革开放呢?宋代的问题,所谓重名,也就是重法,一切都是按照程序。

他说帝王不重视民心,而重视财富,他认为是舍本逐末。“言利起于春秋,国税起于五国,秦皇汉武之强确实是强在财政制度”,但是,他的失在于人心。隋朝是很富强的王朝,但这是一个无心的王朝。秦也是这样,是无心的,统治者也无心,无心是天下。他失去的是民心,并不是他不富、不强。“隋何以强而短,唐何以贫而长”,核心就在于人心。所以他批评王安石的政策。叶适也是很能干的人。

他说王安石的治国就是理财的说法,这种说法特别是起于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到了宋代最盛。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一大批病民的胥吏。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王安石也提到了,但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员队伍。王安石虽然说要改变官员,把他们这些非专业化的人转变成擅长财政、经济、司法的,但这根本没有推动。原因是这些官员本身不必知道这些。而知道这些的人是胥吏,是官员的幕僚和助手。中国的干部队伍是由官和吏构成的,所以人数很多。官员是公务员,他可以逐渐地升迁,只要不犯错误。胥吏呢?不是公务员,他就是事务员,就是管财政、经济、司法等等这些事。实际上这个国家是由谁治理呢?不是没人治理,就是这些胥吏。《水浒传》当中最典型的事务员就是宋江,宋江不是官,他就是办事员。他非常了不起,告诉一个信息,刘唐就跪在他面前,给他送一百两黄金。真正的问题是官员在不断地调走,而胥吏永远在地方,永远不动,而且师徒相承、子孙相继。浙江就是出胥吏的地方,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师爷的地方。

这个政治制度的分裂,在叶适的文章当中叫做“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最肤浅的事都不干,专从事于奔跑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为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处。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就是办事员的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官员是不断调走的,吏却是永远在那里的,中国封建的原因是在这些吏。今天有一个词“小官大贪”,他的权力太大了,是直接办事的。

毛主席谈到《红楼梦》的时候,一回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糊涂案”,贾雨村为什么听门子的,而门子说出了《红楼梦》的真谛,就是你要知道你是怎么上来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门子就是胥吏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制度就是这样,由于那个官员对治国理政这一套是不知道的,就是走程序,真正的办事员不是官员。这样的二分就造成了所谓官无封建和吏有封建的问题。

接下来探讨朱子和陆九渊在宋代的作用。儒家的思想当然是一个整体,到宋代以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朱子手里完成的。他完成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使儒家深入到了中国的基层。我们知道朱子有很多著作,比较著名的是《朱子家训》,儒家怎么在基层扎下根。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中是很重要的。

当年刘邦取天下,进入长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垓下,他说了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彭丽媛同志当年唱一首歌《父老乡亲》。父老是什么?父老就是中国基层的那些乡贤问题,成系统的乡贤就是朱子思想倡导的。就是今天中国农村的最美乡村教师等等这些人。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义学,给没钱的孩子办义学,办义仓、修义渠、修路等等。这些可以替代胥吏的做法。同时一边教育农村的子弟,一边把基层组织起来去做事。理学传统的根基是儒家思想的基层化,就是朱子最厉害的一点,比孔子厉害的一点,孔子是鼓励学生都去当官,北大有位领导说“你上了北大,竟然没当省部级干部,那就是失败”。可是朱子的方向是反的,他是要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去,做他们的教师,帮助他们办公共事业,这是朱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乡规民约。

到了农村去做父老,要像父老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去对待乡村的人们,要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那些子弟。这种想法,经过很长时间的改变,在晚清的后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乡间,特别是影响了中国湖南的学者。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写过一本书《近百年湖南学风》,他就是讲朱子的思想怎么在湖南的基层得以发展。这个发展最终在曾胡左彭手里焕发出来,怎么做到“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把自己乡里带出来的人叫做子弟兵,曾国藩写了“克复金陵者”。

毛泽东主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个思想的影响,就是起于乡里。他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像朱子家训,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说“永贞革新”的转化使中国的政治聚焦在财政、司法上,除了这种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之外,王安石提出了人才的顶层设计的问题,那么朱子之学,这个新儒学完成的是中国基层的设计,它的基础设计是源远流长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说中国基层的老百姓是不懂法的。所谓乡规民约就是中国最基层的法制。

在这一点上,我又得提一下朱苏力老师,他写过著名的令中文系叹服的文章,《秋菊的困惑》。他分析电影《秋菊打官司》,他说秋菊要的是天理,并不是王法。我们一定要知道天理和王法是不同的,法律一定建立在基层的文化和习俗的基础上。离开了文化和习俗,法律是两张皮的,推行不下去的。

《朱子家训》这是中国政治的非常好的文献。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王阳明和他的《传习录》,王阳明和柳宗元都曾经被发配到很遥远的边疆,都发配到贵州去了。柳宗元当年写信给他的上司说:有一个人掉在深沟里,他呼号,他抱屈,没有人听到,听到的人都不理他,或者经过的人,手里也没有绳子,不能搭救他。可是,恰恰您从这儿走过,您同情我,您手里恰好有绳子,这是最后的机会,您救救我,您把绳子垂下来,你把我从沟里拉上来”。毛主席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每次都感慨,二王八司马是人才,年纪轻轻的不能不给机会。

王阳明恰恰相反。王阳明在很高的位置上,几乎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上,因为反对刘瑾,被发配到龙场。他到了龙场悟道了。王阳明是真正的干部子女,他最大的特点是狂。怎么狂呢?他15岁就是精于骑射,跟他父亲三出居庸关,回来以后就给中央写报告。他爸看到了,他爸说你太狂了,你怎么能给中央写报告。他一路很顺遂,一路做到兵部侍郎。他跟柳宗元恰恰相反,他很得意,他悟道了。他把陕西梁家河当做修行于墨林。“子欲居九夷,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在那个时候写了诗,“身在夷居何有陋”,他在龙场被贬了五年之后,被重新启用,做都御史,正好赶上朱生豪判乱断,只手平朱生豪判乱,很迅速地把叛乱平了,而且把朱生豪抓了。大家都在恭贺他,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就是总书记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当时的明武宗听说他抓了朱生豪之后,他说这不行,得把他放了,得我亲抓。他就反对,这个事可以说是皇上抓的,如果把他放了,他祸害老百姓,抓不回来怎么办呢?他几乎要被第二次抓起来,好在很多人给他说话。还好武宗很快死了,他的儿子世宗上台以后,他被封为新建伯。

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大家说他狂,他敢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叫做三个自信。怎么解释他的狂。王阳明他一辈子是高度的自信,即使被贬到龙场,他也是高度的自信,真是自信到家的一个人。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敢于去作为,敢于去行动。所以他著名的话叫做“知者行之始,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第二个就是他说的“我心光明”。他自己说“天下知人心,皆吾心也”,怎么做到我心光明呢?就是你始终把自己当做天下人,跟天下人始终同心同德就对了,你的心就光明了。他认为你读那么多的书都不如做一点事。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蒋委员长对他的阐释很好。他说王阳明有足够的理由看不起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你做过事吗?你看我做过这么大的事,平暴、经济,样样做得好,你们读几本破书就解决问题了?他又看不起所有的俗吏,你有理想吗?你心光明吗?我是中文系的人,我想起王阳明来,以前看《红楼梦》看不懂,读了王阳明以后,我就看懂了。《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心不够光明的领导干部。《红楼梦》里的改革家,讲探春,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红楼梦》里最能干的干部是王熙凤。贾府倒台也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就是王熙凤逞能,她管两府,太棒了,太飒了。我看王熙凤断两府的时候,我就想起朱镕基。给每一个人一个任务,按照牌,有计划。她说这几个人昨天迟到了,本该算了。但是,他也迟到,明天也迟到,也许后来就没人了。虽然是老人,也原谅不得,拉出去打五十。结果上上下下,都服她服得不得了。混乱的贾府让她治理的有条不紊。她很偶然的犯了一个错误,最后奠定了贾府倒台的原因,她办大事之后,到庙里去修行,老尼姑跟她说有一家是长安的副书记和政法书记,两家都看上一个女孩子,都不想让,您帮着说句话,让他们让一让,不就解决了吗?王熙凤开始回答为什么要管这个事?这个事是犯规的,这种小事会惹出大事,我又不缺银子。她很坦诚,也很讲原则。这个老尼姑说了一句话,击中了她这个人不够光明的弱点,是她的痛处。她说“我知道奶奶是不管这种事的,只怕我回去回复人家没法说。我跟人家说什么呢?人家还以为咱们贾府没这能耐”。她说“别说了,你拿三千两银子来,我五天之内给你了了,这银子我一分都不要,还替他把事了了,而且倒贴钱”,她是为了逞能。

我们有很多干部非常有能力,为什么说“我心不够光明呢?用我们的话说,是不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是为了逞一时之能。这是王阳明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我又想起了薛宝钗。薛宝钗这个人一切都是讲名声的,有损名声的事不跟,这个人的名声非常好。这个人的心里也不够光明,她也不是从长远和根本来考虑问题。王阳明说的第一是行,第二不是胡行,怎么才能做到不是胡行呢?就是仁心是仁术的起点。要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考虑问题。

我刚刚说是不是能干的人就好?或者说什么都不干的人就是好呢?从薛宝钗和王熙凤的例子,我们看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个作品对毛泽东主席有很重要的影响。

最后一个跟大家讨论和推荐的作品是魏源的《圣武记》。推荐这个作品的原因是魏源这本书的特点,一是他的核心,是中国的边疆问题,西藏、新疆、东三省、蒙古,以至于琉球、朝鲜、越南、缅甸,这些是他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把它叫做“一带一路”,他认为中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存在着。

因此,他首先是对于亚洲腹地的描述,对于清王朝,为什么先有了东三省,东三省作为中国真正的行省,新疆、西藏真正进入中国,就是中国的康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这一条是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变迁。他这个战略视野非常了不起,他认为如果控制住中国的西北地区,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核心。

他举了例子,他说我们不仅仅要注意海上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廓尔喀这个国家。因为英进攻军攻清王朝的军队是从印度出发的。当时印度并不统一,是从孟加拉出发的。早在这之前,英国人就被谁打败过呢?被廓尔喀打败过。廓尔喀打败了英国之后,到中国来报捷说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叫批楞,你们一定要警惕批楞,我们帮你们打批楞。当时我们的翻译有问题。廓尔喀就是尼泊尔,尼泊尔和中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尼泊尔在乾隆时代多次侵入西藏,乾隆多次打到加德满都,使尼泊尔变成中国的属国。因此,真正可以遏制英国和印度的地方是尼泊尔,一定要重视这个国家。

他说我们要注意甘肃和青海附近的回族。因为他们当年就是突厥的后裔。是特别骁勇善战的,是出将才的。一定要注意回族之间的教派是不同的,他们自己之间的教派是不断地在仇杀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反对中央,而是他们自己在仇杀。

他说我们研究西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西藏并不是佛国,西藏的佛教是文成公主进藏才带去的。四世达赖早就说过,达赖传到五世、六世就不再传了。乾隆皇帝认为不传有一点不太好,以后就由中央任命。实际上中央有罢免五世以后任何一世达赖的权力的,根本不用征求他们的意见。

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认识,我们依然可以得到重要的宝贵经验。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一方面是从基层起来的。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从江西出发,沿着少数民族的根据地,一路铁流滚滚,从苗族走向纳西、藏族,铁流滚滚融向了西北的回族地区。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地。西北地区,我们今天所谓的“一带一路”。中国的西北地区是接近欧亚大陆的心脏。一千多年的世界史就是欧亚大陆的主导民族,包括汉族、匈奴、突厥、鲜卑、满清、蒙古,他们向四处扩张,缔造了世界史。只是到了后来,像魏源所说的那样,西方世界才从边缘的地方,从海上到来。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重视西北,越要重视新疆、西藏的问题。如果新疆和西藏、东三省、蒙古这些地区从中国分裂了,那么中国的版图就变成明代的版图,中国就会非常被动。这是清王朝非常重要的贡献,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巨大的版图。

关于海上的问题。魏源提出来非常重要的是你要注意日本一直从中国学到的,日本一直想经营欧亚大陆,这是日本的设想,是从中国学来的。日本一直想经营欧亚大陆的想法,这很奇怪。我们有“一带一路”,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欧亚大陆的战略,比如麦金德。这些想法,在《圣武记》里都有。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早在日本的丰臣秀吉时代就有一个大陆计划,他就希望以朝鲜为跳板,把北京作为天皇住的地方,他自己住在杭州或者温州,从哪儿发兵征服印度。

因此,他认为朝鲜的问题对于中国,其次就是琉球的问题,以及台湾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海上的问题,而是海上必须有这三个重要的支点。如果中国没有琉球、朝鲜、台湾这三个重要的支点,中国就会丧失海上的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战略对冲的道理,你越重视海上,就像晚清李鸿章他们那么重视海上,就要越重视大陆。越重视大陆,就越重视海上。只有把两个平衡做好,才是重要的。因此,他立足于欧亚大陆的视野来看中国,从中国边疆的视野来看中国,治国就是治疆,这是他提出来的。

林林总总,大概给大家汇报这些内容。我认为是存在一个治理体系,总书记说我们要系统地总结中国的治理体系,我们是有这样一些治理体系的。大致形成我对于十世纪以来的所谓治理体系的看法。这是粗浅的,不成熟的点到为止的看法。

 

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首先是指在精神、思想和价值观上站起来,是指国家自主性和人民自信心的重生。而且&#...

20145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作为座谈会的参加者,我觉得这篇讲话对于我是意义深远的人生一课。

“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的深刻关联

总书记的讲话,首先是针对北大学子及广大青年。

什么是“青年”?

“青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来的重要力量与范畴。在《爱弥儿》这部经典文献中,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把“青年”视为“博爱”的基础。即在青年时代,人第一次学会了爱“他人”;以至于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所描写的那样,能够为爱人之所爱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青春之美好、青年之伟大,首先就在于它是超越“小我”、超越一己之私的浩瀚动力,能够使人将血亲之爱、异性之爱,升华为“博爱”——即对社会共同体的爱、对社会共同体的创造与追求。

北京大学的先驱者们,正是高举着“新青年”的旗帜走上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李大钊的《青春》这两篇标志性文献昭示着:在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和“青春”,乃是摆脱封建束缚,创造新的社会共同体——新家庭、新国家、新世界的战斗号角,是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的深刻动力。

总书记的讲话,开篇即回答了“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之间的深刻关联。他说:

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总书记说:“在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校园里一路走来,触景生情,颇多感慨。我感到,当代大学生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而正因为饱含感情,方才充满理解与期待,正因为爱之深,方才责之切。

如果把总书记对于当代青年的期待概括为一句话,我认为这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成败与否,端赖这一代青年的奋斗与作为。历史在召唤当代青年,“这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讲话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反复表达了这种殷切的期待: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倍加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

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

讲话中有一处感慨良多、具有史诗气魄的段落,表达了对于“青年”和“青春”的礼赞: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

在此,我就什么是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谈谈自己的看法。

无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从我们民族的历史来看,当代青年都是幸福的一代。他们身体好、视野宽,生长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里,先天条件优越,未来的发展道路也将更为宽阔。不过与此同时,当代青年也有着自己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机缘。

今天的青年人,没有在饥寒交迫中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的经历,也没有经历过勒紧腰带发奋图强建设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饿肚子”对大家而言是极陌生的感受,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温饱”是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特殊际遇之一,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匮乏,而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财富的巨大涌流所带来的压力与困惑。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的世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年青人打算买一辆自行车,而商场的售货员则推荐说,与其买一辆1000多元的自行车,你还不如买一辆2000元的电动车。而当他买电动车时,售货员又建议说,你买电动车,还不如花上8000元买个更漂亮的摩托车。而故事的结尾是——这个年青人最终“情不自禁”地贷款买了一辆最新款的小轿车。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经济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而物质的欲望,则更是一种难以被人所控制驾驭的强力。当今人类,如何学会掌握经济的力量,从而避免陷入盲目的经济危机;当今青年,如何避免被汹涌的物质欲望所控制左右,这需要日常的定力,更需要远大的人生追求和目标。我想,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的、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挑战。

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际遇和挑战,则来自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涂尔干说:一定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感受方式、言说方式,构成了“社会时尚”,表现为“舆论潮流”。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构成了一种客观的环境。之所以说它是客观的,是指它在某种程度上先于青年的成长而存在,“是不以我在这方面的意志为转移而独立地发挥作用的”。从这个意义说,“社会时尚”就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力量”相类似。

涂尔干更进一步指出,与传统社会所崇尚的天真、乐观的风尚相区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尚则是悲观的、灰色的。其突出表现是:在现代舆论中,只有那些愤世嫉俗的言辞才被视为“真理”,在社会行为中,只有那些最标新立异、具有挑战叛逆姿态乃至破坏性的行为才受到追捧;与之相对,健康、向上和乐观的风尚,反而被视为陈腐与落伍。

这种社会病状反映了现代人的际遇,而如何面对它、驾驭它、转化它,则预示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机缘。所谓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矛盾、理性与价值的矛盾,也就是这种机缘的日常展开与“活的运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现代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固然来自于个人独立和创造性的发挥,不过,个性的独立也无时不在地瓦解着人类的集体主义精神乃至共同体意识。在一个高速转型的社会里,那些被从社会共同体中“甩出来”的“个人”,更会感到人生丧失了意义与归宿。在集体感不断丧失的条件下,人们在将一切成就、进步均归结于“个人奋斗”的同时,也会把挫折完全归结为个人和“个人能力”,于是,原来由共同体来分担的社会压力,如今则完全“内在化”于个人和个人的内心。第二,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科学和理性的发扬,但是,片面的理性态度要求我们把世界和人当作完全没有意义的客观物质对象来对待,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化”。其结果,则是造成了一个马克思所谓的完全没有人性光辉的、缺乏意义和价值的“异化”世界。

如何去面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磅礴的经济力量,以及如何去驾驭难以驾驭的物质欲望,正如如何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时尚、鱼龙混杂的舆论潮流——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两大际遇和机缘,也就是今天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际遇和机缘。社会学家涂尔干这样说:当今人类所陷入的苦恼,并不是在经济上更加贫困,而是令人不安的道德的贫困。我们的苦恼不是因为我们的合法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是我们不知道合法的需求何处是止境;我们的追求也不是如何使斗争不再艰苦和使生活更加安逸,而是怎样去“培养人们协调思想和感情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一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总之,给道德性格以力量和能量”。

总书记讲话最强有力地撼动青年人心灵之处,就在于对这种际遇和机缘的直面,就在于对当代青年状况的深刻把握。他说:

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互相激荡,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一时有些疑惑、彷徨、失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今”。

只有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才会有“定力”去克服和战胜那种为欲望和潮流所左右的“热锅上的蚂蚁”的状态,只有“能够在人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有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方才能把握住历史的机缘。

总书记还说,要把握历史的际遇和机缘,就要在勤学、修德、明辨和笃实四个方面下功夫。我个人认为,勤学、修德和明辨这三个方面,正完美地对应着康德所提出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这三个方面。总书记的论述则更为简洁、透彻、明了,故能够使人豁然开朗、瞬间顿悟。而对于“笃实”的论述,则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包括毛泽东“实践论”思想的发扬光大。朱子和王阳明所谓“满街皆是圣人”、毛泽东所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被总书记升华为“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而中国先贤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则被他表述为“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这些论述高明而又平易,绚烂之极归乎平淡,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振聋发聩,又沁人心脾。

只有听懂了,方才能记下,只有落实在行动中,才算是真正听懂了。总书记在关键时刻给北大师生上了人生一课,这一课将使我们终生受益无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践行

总书记讲话的主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是对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如何“践行”,而不在怎么念诵。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价值观问题。中国的近代遭逢,之所以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便是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仿佛已日暮穷途。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华文明自周秦奠基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必须深刻认识到,在这场空前的劫难中,西方所瓦解的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和国力,同时也摧残着中国人的精神和信心,沉重地冲击和瓦解着中国的价值体系。

一切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不可能凭空存在。任何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必须附着于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瓦解,乃是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崩溃、瓦解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沉痛写道的:“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说力持,亦终归于不可疗救之局。”

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首先是指在精神、思想和价值观上站起来,是指国家自主性和人民自信心的重生。而且,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价值观的重建过程,是与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实践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相适应,并建立在这种组织能力的不断加强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乃是表里合一的过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在清醒意识到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的同时,必须警觉地注意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处心积虑地把瓦解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作为其伎俩,以期从内部搞垮我们,使中国重回“一盘散沙”的局面。我们更要认识到,社会价值观上所产生的一切混乱,都是社会组织能力涣散的集中表现。

总书记这样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有着13多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重建社会价值体系要从改进教育入手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必须加强对于青年的教育,当然必须改善我们的教育工作。

总书记说:

我为什么要对青年讲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我们要重建社会价值体系,有必要从改进教育大业入手。有位著名的思想家这样说过,今天的教育改革是指:“教育不仅要努力培养智慧,而且更要努力培养性格,不仅培养观念,而且培养信念。”实际上,一个一流的学者倘没有信念和品格,就会沦为投机分子;而任何一个具有崇高信念的青年才俊,都可以通过忘我的努力成为一流学者。这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倘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简单地定义为复制哈佛、耶鲁,片面地强调培养西化的“一流精英”,这样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仅仅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照抄照搬,这本身就是丧失自信的表现,如果把“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放在了脑后,则什么事情都是难以办得好的。我们的办学方针,永远必须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一流文化知识的劳动者。

而这就是总书记对我们醍醐灌顶的警醒: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抓手

当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靠教育改革是不够的。当民族是健康的、社会是健康,教育就是健康的;相反,如果道德环境是被污染的,教师本身是被污染的,希望青年学生出污泥而不染,那就是一种奢求。实际上,当社会组织能力涣散,集体和共同体意识到处都被瓦解的时候,社会也就丧失了共同的目标,如此便没有一种价值观能够把社会整合起来。

因此,落实核心价值观最为关键的抓手,就在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就在于强化我们的社会组织能力。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低下和落后,这便是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的总结: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恰恰是五百年来西方的战乱和经济斗争,方才锻炼出西方的行会、团体、党派和共同体意识。而中国的家族本位,却不能发展出强大而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梁漱溟的这番结论,恰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到了那个“劳动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出现了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对市场竞争的片面强调,随着对个人主义的片面强调和对个人欲望的自由放任,人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共同体意识淡漠了,人们对于社区、对于职业团体、对于劳动者组织的认同被削弱了。正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下降,正是劳动者组织的解体造成的无组织化的趋势,导致了自私自利的盛行;自私自利盛行则导致了价值观的解体。而一个自私自利、各自为政、无所依归的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无法治理的。如果“多元化”变成了思想、行为、价值观的混乱和莫衷一是,那么,正可谓“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趋势中就蕴含着“一盘散沙”的危险。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价值观问题,关键在于“践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就在于加强全社会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而加强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关键则在于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因为只有具备了、夯实了劳动者的职业操守、组织能力、工作规范、组织纪律乃至集体人格这个坚实的基础,价值观的践行和倡导才算有了切实的抓手。

现代治理的困境表现为:在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之间徘徊。这种徘徊,无视了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社会”。现代社会的组织特征,并不表现为“国家的强制”和“个人自由放任”的两难,因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建立在职业劳动的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有机整体。这种分工与合作、这种具有不同职能的有机整体,才是民主与自由的真正基石。而由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其所针对的就是这样的分工-合作的劳动者社会。因此,正是“职业化的劳动者组织”而非“个人”,作为现代职业劳动分工的产物,才是一种切实的现代社会存在,才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而且,它不仅是经济的细胞,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集体人格;它不仅是一种劳动和经济的组织,也是道德和规范的切实载体。

“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不断弘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主义精神、主人翁意识,只有在分工-合作的劳动者职业团体的基础上,只有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辛勤劳动中,才能形成不同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和组织纪律。只有在这种不同的规范、准则和纪律的基础上,一种全社会遵守的核心价值观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而党是领导一切的”。

“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

这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共同愿景,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不断追求的现实。而它的基础就是劳动人民主体性的不断重建,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形成的坚实的职业伦理、劳动规范和组织纪律。

历史证明,为了塑造我们共同的社会目标,当然没有必要人为地恢复过时的、仅停留在口头上和生活表面的社会形态,但更没有必要凭空创造和想象全新的、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形态。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去寻找新生活的萌芽。这就是:通过不断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组织形式,通过建立和健全切实有力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促使全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开花结果。我们应该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不断去寻找社会团结的方式,为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而奋斗。

我认为,这就是总书记所说的“践行”的深意。

(编辑 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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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民生问题和边疆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两大根本性挑战。就维吾尔族来说,这20年来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地区也需要一次...

我们前段时间忙反腐,接下来,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可能反恐这个帽子我们也会戴上。美国的战略很清楚,一方面利用乌克兰等问题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遏制中国。我认为,民生问题和边疆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两大根本性挑战。颜色革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民族问题、边疆问题也是“挑事”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要从政治的高度去看问题,从国际政治的高度去思考。

从历史上看,清王朝之所以搞出那么大的疆界和帝国来,就是因为新疆准葛尔有个噶尔丹在捣乱。噶尔丹这个人很不老实,今天他东征蒙古,结果反而导致喀尔喀蒙古倒向了康熙;明天他又去干涉西藏,结果西藏纷扰、三废达赖,康熙干脆借此实行驻藏大臣制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我们处理边疆问题之所以比较顺,基本的原因是:我不怕你在新疆、西藏、蒙古地区闹,一闹反而挑起各民族之间和本民族内部的分歧,而这就需要中央出来说话,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大多数,团结大多数。

讲到颜色革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敌对势力设的“反恐”圈套我们绝对不能跳。疆独、藏独就是想给一些兄弟民族戴上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帽子。就维吾尔族来说,我感觉这20年来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本来是能歌善舞、开朗活泼的民族。那个时候维汉是通婚的,维族姑娘穿得比汉族姑娘光鲜多了,思想也开放多了。这就是因为我们鼓励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而最近20年,我们在民族文化现代化方面有大退步,太鼓励宗教化、保守化了。维吾尔族的形象也被宗教势力塑造得非常保守,不准哭也不准笑,女孩子把黑纱巾都围上了。这些年伊斯兰教众去麦加朝圣的很多,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派中尤其具有原教旨主义性质的,鼓励人殉教,非常压抑。伊斯兰文明一夜之间回到了中世纪,这是文明的大倒退。

我觉得,鼓励思想解放的核心工作就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大家都认为中世纪不好,所以应提倡文化解放、性格解放,鼓励恢复固有的民族性、恢复活泼开朗的性格,让56个民族都唱起来,跳起来。这顺乎时代潮流,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讲文化建设,我们真的很需要新王洛宾、新才旦卓玛出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总之,文化、宣传方面,要自觉地同压抑的、黑暗的中世纪原教旨主义文化作斗争。

我们说思想界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要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打一仗。民族地区也需要一次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现代文明民族化,民族文化现代化”。

西部大开发这个事老是推不动,原因一方面是东部沿海利益固化了,觉得西部投资回报率太低,利益调整难。中央提出面向欧亚大陆的大方向,开拓新的丝绸之路,是很伟大的战略调整。但问题是,我们要两头下注,以对冲风险,陆权海权两手都要硬。乌克兰问题,经过罗马尼亚马上就接德国了,如果拿住乌克兰其实就走通了。但是向西开拓的战略,前提是要搞好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敌对势力也不会忽视这个地方,制造地区麻烦,声东击西。所以边疆问题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问题。

张文木概括的这个体系非常好,高屋建瓴。我觉得,思考中华体系,必须研究康熙以来所形成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边疆体系。它是怎么构成的?潘维老师提出中华体系,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使得这个范畴有内容。边疆问题怎么进入中华体系,以及中华体系是怎么进入边疆的经验,我们过去研究得不太够。当年边疆是怎么“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恰恰是噶尔丹作乱,成为促成清朝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契机。因此,康熙不认为噶尔丹作乱是个坏事。毛主席当年说过,达赖闹事是好事。他不闹,我们还不能搞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呢,他一闹,我们就非改不可了。所以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怕闹事。

(编辑 苏歌)

 

韩毓海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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