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叫“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它一方面是指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着的。

什么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基本国情?

那就是一千多年的士大夫政治的解体,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宰割,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一起摆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大变局之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

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衰落是逐渐的,是各种条件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

1820年——即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即使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只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不到。

明清之交,中国的人口也翻了一番,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清末达到4.5亿人,是当时欧洲的数倍。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如此狭小、贫瘠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就要归功于中国高度领先世界的农业技术。

中国长期农业发展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这是一个从秦汉就开始的持续过程。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无疑就是大运河。历史上的大运河有两条,即隋唐大运河和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前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是人字型的,后者被取直,不再经过河南。

黄河的问题是泥沙,而运河最大的麻烦,在于需要穿越黄河,这就带来了泥沙淤积、阻塞河道的问题。元代为了保证运河畅通,便在山东境内尽断漯川河道,强引黄河经泗水入淮河,以一淮受全河,让黄河改道,为运河让路,人为地使黄河向南爬坡入海,从而使“修河”成为年复一年的浩大工程,成为中华帝国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

如果从环境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并在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由于此时恰逢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财政极为困难,无力修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连接中华帝国的南北大动脉中断,中原、鲁西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主要粮食产区沦为了黄泛区,这对中国农业的破坏极为巨大。捻军和义和团均在此区域兴起,这可谓是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直到清中叶,中国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中国的传统经济固然以农业为基础,但衡量中国经济繁荣的尺度向来是包括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百业兴旺”;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是高度商品化的。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证明:农业的稳定发展与大规模的贸易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1492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时,这已经比明代开创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落后了80年。

19世纪中叶,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统治,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造成了丝绸之路的再次中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以恰克图为中介的北方陆上贸易和以广州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对清王朝而言,贸易不仅是经济手段,而且是维护周边安全的政治手段,不仅是获利的手段,也是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手段,这是清朝的“朝贡贸易”与英国所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根本区别。如果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贸易”,就可能摧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这就是乾隆拒绝马噶尔尼“自由贸易”要求的真正原因。

鸦片战争和晚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仅通过澳门和广州粤海关与中华帝国做生意,即使这种生意是在中国的严格管理下,但对西方商人而言极为有利可图,这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在当时的中国看来,中国应该与全世界做生意,英国只是其中之一;而英国则认为,自己必须独占对华贸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造中国的贸易体制,包括改造广东行商制度,掌握中国海关,彻底取消海关管制与关税。

中国海关对于英国商品的管制,就是对于毒品——鸦片的管制。19世纪以降,西方对华贸易主要就是鸦片毒品走私,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过就是一个武装毒品走私集团。

长期以来最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华帝国财政的基础与来源,对帝国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国,但帝国的财政岁入却并非一般地取决于土地税收。西汉财政的基础就是盐铁与商业,而不仅取决于土地;宋代以来,由于对分散小农征税的行政成本极大,故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商业和对外贸易。清代康乾以来,多有免除钱粮的“仁政”,就是因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以茶叶、木材、瓷器、陶器、纺织品、桐油等为主体的对外贸易,而非完全依赖土地税收。其中粤海关、江海关这两关的对外贸易收入,占了帝国岁入的三分之一。

这一方面表明,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收入,帝国才有能力对广大小农施行“仁政”,减免钱粮;另一方面,所谓清代“闭关自守”的说法是片面的,只要翻阅一下《清实录》,就可以看到粤海关、江海关在帝国岁入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粤海关对付鸦片走私的办法,起初就是罚款,这种方式导致了沿海的黑社会势力与介入到鸦片走私之中,也加剧了广东地方官员的腐败,但对于海关收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而当林则徐把罚款升级为全面禁烟、没收赃物、全面销毁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战争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清“海关财政”的崩溃。在没有成功管控粤海关危机之后,清政府已没有能力组织力量对英国海盗行为进行有效反击。西方势力长驱直入,继粤海关之后江海关也失守,而这两个海关占清王朝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由此引发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雪上加霜: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发生,暴露出广东、广西是清王朝统治的两个最薄弱环节。1855年,黄河决口,运河中断,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修河,河北山东,流民遍地。最终,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京畿腹地和东三省也守不住了。

西方掠夺、小农破产和统一帝国的瓦解

自道光以降,清王朝全部国家行政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四个字:筹款、赔款。

所谓“筹款”,就是严令各地方缴纳税款。

筹款、催款的目的,就在于练兵、办洋务、办团练,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赔款。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

《辛丑条约》

这个条约要求:中国需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而加上地方赔款,中国总共需要拿出10亿两白银,才能满足列强难填之欲壑。这个数目,相当于清王朝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的压迫下,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财政依赖关税,转向全面依靠榨取农民和土地收入。自道光以来,纳租——催缴土地税,就成为各级官员的头等大事,为此,朝廷派员勘察户籍、丈量土地,大肆搜刮。小农的负担空前加大,成为压垮清帝国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民众无不浑浑噩疆,乃至全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而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骤至,黎民百姓,千家万户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税是死,造反起义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筹款办法是把钱款摊派到各省地方,而这自然便使得地方分裂、联省自治为历史之必然。地方大吏为自强所练新军,则又必然成为日后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近代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国所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办洋务就对人民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前途必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维新自强,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官逼民反,自取灭亡——而这就是包括洋务和立宪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

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是因为人口过剩吗

人们往往以为,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打不过英国,是因为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是英国“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实际上,大规模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而不是鸦片战争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血液”,如果没有在鸦片战争中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早期的工业革命会在经济危机中覆灭。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大量的军事开支压垮了英国的财政。英国的军国体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特别是在海上的战争;所谓主权,就意味着战争的能力与权力。而清王朝在东南海上,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穷兵黩武的对手。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规模赔款,使英国从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中摆脱出来。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中国的赔款和英国的军国制度。

自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出现了税收大规模下降的情况。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采用白银为税收工具,而大量的白银来自海外。自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与出口(丝绸、茶叶、瓷器和陶器等),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支撑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始终处于白银短缺状态,这就意味着资本短缺。广东十三洋行,乃是明代建立的对外出口机制,大规模出口的目的,就在于换取白银。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把中国不能完成资本积累,归结为人口过剩,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生产、贸易大国,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加之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产出,不可能与西方工业制造品竞争。就这样,西方以资本的优势和工业化的生产体系,击溃了中国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国不仅是在军事上失败了,而且更是陷入了资本匮乏与产业落后的双重陷阱。

 

中国文明遭逢西方文明大劫难

欧洲的启蒙和社会革命

从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上说,欧洲的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中国;直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所确立的依然不过是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并不比唐代的制度更先进。但随后,在王权与教权的激烈斗争中,欧洲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革命。

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并形成现代印刷产业。由此催生了以报纸为主体的现代传媒业。于是,一大批专门面向社会公众而写作的作者诞生了——这些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启蒙者”,他们不再是国王和贵族的奴仆,而是通过直接面向社会写作和发声获得地位和荣誉。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着力于揭示和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我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被后来的马克思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国,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面向“市民社会”发声的畅销作家和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信念——最简明的描述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工业的发展、贸易的发展、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推动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终于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先导的社会大革命。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起市民社会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后,长期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一跃而起,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中国传统面对西方“国富论”: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农耕社会,发展经济无非就是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中国的确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这样一来,对中国而言,似乎发展经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头等大事了。宋以来的中国制度,目的主要是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作为治理者的读书人,对于“吃饭”以外的经济问题,大体上以为是“多事”。中国的读书人可以有许多的知识,唯独对于经济发展的知识,缺乏热情。

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目的在于追求财富,财富能力等于国家实力——这种“国富”的观点,是在17世纪的欧洲产生的。所谓“现代国家”,就是以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国家只是财富的手段——如此目标狭隘的国家观念,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欧洲观念,这样的“国家”,在此前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马克思问道: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1]

中国有宋以来历代王朝均标榜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物力,标榜以仁义礼智信治国,它们从来没有公开标榜过“财富”是国家的唯一目的,更没有标榜过国家就是追求财富的暴力手段。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不能接受财富是人生的目的、是人类活动的唯一目的的观点,他们的信条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耻于言利”的观念,被现代价值观视为愚昧。

但马克思却说: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在现代世界,追求财富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为了财富这个鄙俗的目的,就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需要、牺牲个人的一切才能、牺牲自然、牺牲生产力。于是,在无节制地追求财富这种鄙俗的欲望面前,生产力、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被异化了。

鸦片战争,使中国不但面临着英国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而且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马克思所谓“鄙俗的世界”的降临。马克思说,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古老的王朝维护的是信义这种共同体的原则,而所谓文明的现代国家英国,维护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读书人造成的心理、精神和信心的打击,可能比现实武力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逆转大过突然,所以,它方才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传统文明的大劫难

1906年,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剑回国,牺牲就义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醇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幕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风潮取彼头颅”牺牲尽我责任。面对着如此走投无路的旷世难局,面对着中国历史的死循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土,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秋风秋雨愁煞人1927年,带着对文明崩溃的千古遗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天才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如此沉痛地写道: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氏所言者,数语道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纳入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之共同命运。

它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崩溃的原因,而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之结果。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

近代中国所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但却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国文明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

 

历史与国情

国家的职能和社会组织:中西方比较

西方的现代国家,是追求财富的工具,而西方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则是在争夺社会财富中形成的集团。

关于现代国家的性质,有两部作品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一部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现代国家的能力,就在于获取财富的能力;另一部则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指出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自宋以来,中国的治理体系的目标,不是追求财富的无限积累与扩张,军事和武力必须受到治理体系的严密约束与限制。这种发展目标,则进而瓦解了中国社会内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能力。

梁漱溟总结说: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因缺乏“集团”,而缺乏“斗争”。他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与西方不同,宋以降,传统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贯注意节制资本,节制财产的集中。唐宋之交,更把大地产贵族、大门第打倒了,既然没有了财富的高度集中,也就难以形成大资本的力量。

明代,中国有“十大商邦”。清粤海关制度下,广东行商也曾富甲天下,但是中国自秦代就不允许商人当官,汉武帝时代虽然有所改变,但不允许大资本家爬到国家和皇帝头上——这一条是亘古不变的,因此,与西方的“资本当权”不同,“节制资本”,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东汉以降的大门第,到了晚唐都没落了,这一方面就是因为上层国家财政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实行均田,这就造成了大地产的衰败,于是,大贵族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

而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财产与权利往往是由战争获得,因而是排它性、独占性的。自罗马帝国以来,国家就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国家就是劫掠财富的工具,

由于战乱不休,军事封建制——骑士采邑制度一直延续着。欧洲的资本家,恰是从大土地贵族和大贸易商中转化来的,无产阶级又是从农奴里面转化来的,西方财产高度集中,每个历史时期财富都是垄断的。因此,就产生了彼此对立着的庞大的阶级集团: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话:“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的财产比较平均,遍地是小农。结果,中国就成为一个小农社会,以一种伦理关系,压抑了阶级关系。

马克思把社会看作一个有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当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时,一个结构的质变,就会引发整个生命有机体整体的变化——这就是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庞大而松散,我们看漫长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中国的常态,革命性的质变,比较少发生。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其主体是小农,马克思说,小农如同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那样,有着共同的身份,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社会联系,中国人口虽多,但缺乏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就没有力量。

秦以来,中国实行的基本制度,就是郡县与封建的融合,这既表现为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也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外化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维系这个制度发展的,是利益的普惠和分享,保持这一制度稳定的,不是武力扩张和资本的积累,而是文明的教化。

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治理体系,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旷日持久的封建军阀混战中形成的战争体系,其次,又是在突破奥斯曼帝国长期封锁中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军事封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商合一”的组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由劳动体系、商业体系和资本体系构成,资本的控制,贯穿于这个体系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个体系的目的,不在于劳动、商业的发展,而在于资本积累。

追求财富的贪婪——资本积累的冲动,即对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的追求,控制了西方,这种所谓“拜物教”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宗教的狂热,如果说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和制度抑止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西方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则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为目标,而当一切社会关系瓦解、崩溃后,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基础就丧失了。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儒教与道教》中提出了一种文明论的解释:第一,中国是一个官僚治理的社会,而西方是一个骑士和军人治理的社会;第二,中国文明是立足农村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是从武装的城市里发展出来的;第三,中国虽然有发达的商业,但是,中国的行会始终受到官僚体系的压制,没有发展出金融行会,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高度发达的专业化的借贷-投资体系;第四,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种斗争的宗教,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教和道教,都主张取消斗争,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比,都属于“和平的宗教”。

抛开文明优劣的价值判断,韦伯的研究透露出一个事实,即中西文明大反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先进,而恰恰是因为西方野蛮,而集中表现就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

因为战乱不休,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力量来筹措军需、特别是筹措战争经费,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

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把战争与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如果离开了宗教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

我们不能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积累,与“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是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改造为金钱债务关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毁灭性发展。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追求人的需求的全面的满足,人的才能的全面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公共财富的极大丰富。

中国古代制度的高度文明和过度文明化

从拜神教走向拜物教——与西方文明的狂热相比,中国文明是冷静的,中国文明中既没有宗教的狂热,也没有金钱的狂热,更没有暴力的狂热。中国与西方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没有宗教战争。节制、平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最大美德。

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宋代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都还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加以反思的是:这样的体系,不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当时中国生产力的相对发展,而外在空间又急剧缩小的特殊国情而设计,它是以调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限制人的能力的发挥为目标的。

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挥。

这一治理体系,以从上到下的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一种“恩赐”的财富分配形式,一方面节制了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官僚化的治理体系,反而造成了这些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官僚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不断下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必须要看:这种治理体系对于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究竟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反作用”。

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3]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高度僵化、官僚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细密僵化的治理体系,非但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而且抑制了中国的抵抗和反抗本能。

于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时代主题。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3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第137

[3] 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毛泽东说过许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什么是精神

为什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所谓精神,如果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社会意识。人生活在自然与世界之中,人能够意识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够自我反思,而且,还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我与世界,而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动物没有精神。

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这需要理性,而人欲改造世界,则需要意志与热情、信念与想象。黑格尔认为,宗教和艺术比哲学高明,哲学又比科学高明。一个缺乏信念与想象能力的“理性人”,他的认识越客观全面,往往就越无所作为,因为意志让他行动,理性却劝说他必须顾及代价不要行动。鲁迅也曾经自我反思说:看事太细,既多疑虑,往往不能勇往直前——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是在拿破仑大军打进普鲁士时期写的,完稿于黑格尔逃难的路上。这部书的主题,却是讴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运动。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大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这些观点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列宁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叫革命现代性,他所谓的“精神”,如果说白了——那无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但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却公开宣告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斯诺访问延安,问毛泽东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书,毛回答说当然读过,不过他又说,我自己的书,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多年之后,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尽管对精神运动的描述,毛的书比黑格尔的著作还要复杂一些。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哲学家”,是鲁迅所谓的“精神界之战士”。他24岁时,为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做了1.2万多字的批注。那时的毛泽东,关注的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他认为: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实际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是这样的“精神哲学家”,马克思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而毛泽东也曾经是“青年康德派”,后来的马克思并不是抛弃了黑格尔,而是“颠倒”了黑格尔,他认为: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经济交换活动,是认识活动和意志活动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同样的,后来的毛泽东也不是抛弃了康德、黑格尔,而是“颠倒”了他们。

毛泽东曾经告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说:马克思的书,必须与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一起读,否则,你们根本就读不懂马克思。

你没读过马克思,如何谈得上反对马克思,你没读懂毛泽东,谈何“非毛化”?

鲁迅还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

 

精神不等同于理性和知识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精神活动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叫知识,二部分叫理智,三部分叫信念,四部分叫想象。一、二部分合称理性,三、四部分合称意见,后者是前者的动力,后者产生了前者,因此他说:理性是关于实在世界的,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实在世界与产生世界的关系,就是辩证法。

康德发展了这个说法,他说,纯粹理性是经验的总结,它遵循的是数理逻辑,而实践理性针对的是人类社会,观察人类社会需要辩证法,由此产生的学问便是社会科学。至于判断力,则需要主观的训练与修养,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无济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划分出人文、社会、自然三大不同学科。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康德的三大批判背后,有一个惊天的预言:离开了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纯粹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机器的人统治世界,而最终便是机器统治人类。马克思说:机器排斥人类劳动,人发明了机器反而被机器所控制,这叫异化。而劳动者要掌握机器、掌握生产资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过革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实是对康德问题的破解。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当然不仅是指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都是革命,这都需要革命精神。告别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不等于告别革命。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畅言“告别革命”,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学术淡入,思想淡出”,他们要告别、排斥的不是“理性”,而是“精神”——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首创精神”。

事实证明:那种没有精神和思想的学术,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谓学者,不过就是打字机和复印机。

康德、黑格尔,他们当然都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只有理性是不够的,因为精神还包括信念、想象,还包括热情、意志。因此,黑格尔比较看不起英国的学问,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政治学的自由主义——他统统看不起。康德、黑格尔以为,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精神,人类思想就会“偏科”,自然科学就会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去片面发展,理工科思维就会统治世界。

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那么长的书,竟然被他翻烂了。数学考零蛋,他干脆旷课。

看不起毛泽东的人,说他没读过北大,比较没有知识。但在毛泽东看来,北大人是有那么一点知识,但缺乏的却是精神,是信念、是热情、是想象力。所以,他们充其量是些被知识压垮了的哈姆雷特,不但精神上萎靡不振,而且身体上也萎靡不振。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们不是青年,而是老年。

中共一大代表中,北大学生起码有三位,会议主席张国焘、北京代表刘仁静、湖北代表包惠僧,结果是一位叛党、两位脱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知识上很强,但相比于知识能力,这三个“学霸”的信念和意志能力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认识毛泽东,认识现代中国

仅凭所谓纯粹理性,你不可能认识毛泽东、读懂毛泽东,也不能认识现代中国、读懂现代中国。仅凭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也不可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事、能成开天辟地之大业。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有13位代表。这13个党代表里面,有7个脱党,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当时做出脱党的决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选择”。如果“理性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许多叛徒的选择就是“理性”的。如果“理性选择”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选择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192177日,《共产党》月刊发表了一篇《短言》,算是中共最早的一篇“宣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足够短,只有千把字,但却如电光石火般照亮了中国与世界。其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产生了两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世界上的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势必把中国和中国的劳动者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中国未来的前途,一个是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个是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而为了避免这样的悲惨结局,中国就不能避免革命。宣言说:中国跟着日本人走没有希望,跟着美国人走也没有希望,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参阅俄国人的路——而这就是结论。

如今一百年就要过去,看看世界和中国走过的路,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伊始,就预见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认识了真理,而且人家用千把字的“短言”,就说清楚了真理。

但是,更要紧的却是:认识真理、说明真理,与践行真理——这期间相隔不啻十万八千里。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陈公博、周佛海何其聪明,但他们先选择跟汪精卫,后来又当汉奸,绝非一念之差。而正是他们的聪明和理性,正是他们的“智商”害了他们自己。

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哪一位不聪明,哪一位不理性?哪一位不学霸?他们难道一点不明白冒险主义会葬送革命?他们难道丝毫不懂让向忠发、博古领导党,让李德指挥红军这是开玩笑?但是,关键时刻,恰恰是个人权位的“理性考虑”战胜了理想信念。

在一大、二大期间,中共还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中共设立健全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从三大始。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便当选中央局五人成员——这不是白当的,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企业是汉冶萍公司,而毛泽东则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协助他的刘少奇,则是毛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送到苏俄留学的。

张国焘回忆说,正是在三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农民革命的道路,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毛泽东不仅是思想家,更重要的是实干家。实际上,早在中共四大上,共产国际就有撤换陈独秀总书记的设想,理由就是:陈不是领导国共合作的理想人选。而据郑超麟的回忆,那个时候,最有资格竞争总书记位置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是在国民党中最能干的共产党人,但毛泽东却对国共两党的领导职务弃置不顾。郑超麟说,这恰恰说明,毛泽东的境界,要大大高于其他人。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干,而当官非我所愿。

邓小平负责了八七会议的会务工作,他后来说,在八七会议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毛主席刚开始发言,就被打断了。毛泽东很守纪律,人家不让说话就不做声。八七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州,然后中共中央由武汉搬到广州去。南昌起义前,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赶来,要求推迟或者取消起义,为此,谭平山和周恩来一起对张国焘拍了桌子。南昌起义后,谭平山先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开除,他是张国焘的北大师弟,也是一个大学霸。而周恩来与张国焘也因此结怨。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周恩来说,“说许多空话,不如办一件实事”。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是伟大的先觉者,他们个个都是人杰。如果说他们都不想当党的领袖,那不是事实。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哪一个没有领袖欲?如果说其中有例外,唯一的例外是毛泽东。如果说有一个时期,这个领袖没人想干、也没人能干,那就是在湘江会战之后,是在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员到36千人之后,而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山穷水尽的时候,被硬推出来的,可谓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

19351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开头第一句话是:“看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这是典型的毛泽东的语气。实际上,《遵义会议决议》基本上就是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此前这些道理,毛泽东讲过多次,而毛泽东坚持这些道理,并不是要做党的领袖,恰恰相反,他正是因坚持这些道理而被多次撤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两河口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周恩来当总政委,而莫斯科派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又反对张国焘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被一致推举,接替周恩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而毛泽东对此的感慨是:你们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毛泽东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书先生,从来没想过当党的领导人——这句话,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只有聪明人才能当官,而毛泽东却不是这样的聪明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毛泽东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材料。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是因为他不“聪明”。因为认识真理与践行真理不是一回事,前者需要理性,后者则在理性之外,还需要信念与意志。中国革命不仅是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更是践行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举了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例子。愚公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闭幕词,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我以为它比《共产党宣言》一点也不差。

 

新中国的“第一桶金”是打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搞革命还行,但搞建设不行,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来就搞重工业、军事工业。军事工业高投入低产出,如果不打仗,收益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太后、李鸿章、蒋介石哪个不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他们都想,而且不是假想、是真想,只是都没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而已。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梦”是什么?林语堂说:“只是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1949年,中国的货币就是解放区的小米。马克思说,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而是资本,这真是一针见血啊。西方的资本是哪儿来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谓原始积累》中说,西方的资本,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通过打仗,通过掠夺世界抢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桶金”当然也是打出来的,但与西方列强不同,毛泽东不是选弱国打,而是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打。抗美援朝,毛泽东死了儿子,中国死了19万人,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而且,我们更不要忘记还有关键一条——这就是资本一定要对制度说话,而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公理”。苏联的贷款当然也是资本,绝不因“社会主义情谊”而改变。于是,赫鲁晓夫方才说,中国搞不了空军、海军,还不如跟苏联一起搞算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苏联对外援助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她的命运必然是:银行破产、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而这,恰恰是中国在1960年所面对的局面。

但是,我们没有停工,我们没有垮台,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我们回答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这样写到: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穷棒子社”——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什么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叫“人民万岁”,什么叫“农民万岁”,什么叫“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用尼采的话来说,在精神面前,你们张口闭口的理性,不过就是一种市侩哲学而已。

 

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以为,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不见得就是中国人写的。比如说,关于长城的最好的文章——《当中国修建长城时》,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写的。

我们的国歌里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卡夫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国歌当然还没诞生。

卡夫卡说:长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组,负责五百米,而那些垒墙的民工,他们起初想的只是一点工钱,他们只想赶紧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对他们来说,修长城这件异想天开的工程根本不会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无意义,它根本不能阻挡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的铁骑。

那些民工们的视野只限于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庄和乡镇,由此构成的狭小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乃是他们得失忧乐的唯一源泉。由于视野有限,他们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工时,他们要么逃跑,要么就会造反。

而“奇迹”却发生在他们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诗般的乐章就此开始。

卡夫卡这样写到:

在他们终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他们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他们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

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垒墙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修筑长城的人”。

“修筑长城的人”所享有的声誉四处传诵,传遍天下。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

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于是,这一次,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再次辞别了家乡,这一次,他们胸中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这一次,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而这一次,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

在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

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其实,数位伟大的西方人曾经被称为、或者自称“中国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称为“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而在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称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国——中国,却有着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意义。

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只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

实际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现在的人,那些为了工钱应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因为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长城的人。

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修建长城的人”,就是能够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们方才能够为整体、为未来做出巨大的牺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价。

正是在挥汗如雨的共同劳动和牺牲中,他们发现了历史,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人”,发现了“精神”。而他们的牺牲与代价,就是这样凝成了“中国”、造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造成了人间奇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

毛泽东曾经预言: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斗争更伟大,道路更艰苦。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前,“冷战”就已经开始了,1950年,美国和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西起巴格达、东到日本的新月型包围圈,从南边把中国围起来了。1960年以来,苏联又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看看世界地图,很容易认识到:人类历史上、全世界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被最强大的两个世界霸权及其阵营在四周包围。

中国共产党过去讲“反围剿”,讲的是反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壁合围,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种包围,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如果说“反围剿”、如果说“突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围剿”和“突围”,才是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

而“站起来”不容易,这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说,严峻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新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经济呢?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来说,那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什么赚钱生产什么”,即发展“比较优势”。但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重工业、军事工业是没有什么效益的,用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就是没有“比较优势”。生产核武器,不能用,研制、保存起来很费钱,这是高投资,但没有产出的东西。生产钢,它也不顶饭吃,也不能穿。但是,为什么要生产呢?道理很简单,你没有这个,人家就打你。

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是不是不懂比较优势,不懂市场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建国之后,陈云就提出来,要搞重工业,就必须重视轻工业、农业,因为轻工业、农业产品能赚钱嘛!赚了钱,我们才有积累去搞不赚钱的重工业,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即农、轻、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简而言之,用今天人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用市场来补计划。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中国与苏联道路的区别,就是尽可能地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基础建设服务。农、轻、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后来说,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么发展来的。这就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问题。

怎么叫“站起来”?总的来说,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建国之后,在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重重包围之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我们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走了我们自己的路,这样才真正站起来了。这个过程,既是一个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突破空前的封锁的过程,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突围的过程。

中国突破封锁,是花了很大的代价的,可以说是代价空前。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苏联封锁我们,他们也花了很大的代价,越南战争把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都拖到了泥潭里,这样,才有尼克松的访华。他们也是代价空前。

所以,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美国是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才向太平洋的那一边,向中国伸出了和平之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没有包围,哪来的突围?没有代价,哪来的和解?

因为要理解毛主席,就必须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理解鸦片战争以来170年,建党以来97年、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理解。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思想和战略部署。

习近平同志说,功成不必在我,他还说,不需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他更说,如果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毛主席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得罪苏联呢?为什么要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呢?跟着苏联走,不是更安全更省力一些吗?但是,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党,就会像苏共那样垮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被瓦解。没有毛主席奠定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不会有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发展。

在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中,不仅是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而且更是为后人扫清前进的道路,为开辟新的伟大时代奠定基础,真正理解毛主席,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只有理解了五千年、170年、98年的一以贯之,才能理解我们今天的时代。

伟大也要有人懂,如果不懂历史,那就搞不清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三个法宝

现在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角度需要转变,这个转变是指,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不了解毛泽东,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对于中国误解的根源则在于:对于中国共产党98年艰苦卓绝奋斗的忽视,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片面理解。

实际上,毛泽东留给中国、中国共产党乃至世界的,是非常简单的三个法宝。

第一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曾经说过,我们第一要找饭吃,否则肚子不答应;第二要有地方住,否则娃娃没有摇篮;第三跟枪辩论没有用,因为枪能够打死人。实事求是,意味着必须在严峻的危机挑战下活下去、还要争取活得好一点,为了这件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时间吵架,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上。

第二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自己的想象,不能靠模仿外国,只能把中国老百姓的意见收集起来,靠大家一起想办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它的基本方法就是开会,收集意见,就是大家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开会不是正襟危坐,而是随时随地,最好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甚至作战的间隙。

第三是独立自主。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许多外国的知识,他们争论的基本上也都是外国的问题,而毛泽东说,正是这些外国知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能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他还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不在于没有知识,而在于没有自信,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以外国人派来的钦差大臣自诩。在那些人眼里,第一等是西方,第二等是他们自己,中国则属于第三等。他们看不起第三等,看不起“第三世界”,他们以知识的等级制的方式,维护着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却没有丝毫的反思。

因此,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首先是思想要独立,文化要自信,知识要解放。

在中国,我们把这三个如此简单明了的东西,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8年的艰辛路程。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帝、救世主,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魔鬼。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被世界称为“土共”,因为这是一个朴素的党,有着极为朴素而简单的信念和思想。

正是这些“土共”最“土”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普世价值”,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分享苦难辉煌、艰辛光明,毛泽东说过: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是人并不是神,但是,在共同劳动和斗争中,他们却做出了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他们的事业印证了康德所说的话:作为个人,他们是必死的,但是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

毛泽东晚年,喜欢一首词,这词是元初蒋捷的《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鹭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从青年时代的“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到晚年的“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当然不是过去对未来的嘱托,因为是未来对于现在的质疑和批判。

鲁迅说:“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

 

                                      (编辑  迟晨光)



*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转折关头

 

首先,党的十九大是继往开来的大会,更是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长期以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可谓是英雄造时势。这样的历史大势,形成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全国人民的自信和信心空前高涨。

第二,党的十九大形成的新的领导集体,是一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体现、恢复了“共产党人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当官的”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新的领导集体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首脑部,打破了官僚主义、科层制,坚持因人设事而不是因人设位,使我们党的领导层核心更加突出,力量更加集中,使夺取伟大胜利的把握更大。

第三,十九大报告既是习近平同志思想的结晶,也是全党思想的结晶,其中:党的建设以不忘初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矛盾与伟大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都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

 

第五个现代化理念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个命题,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届一次人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宏图的雏形开始确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这个命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把总书记的论断称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样的说法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我们会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1992年算起的30年,就是2022年,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决胜小康社会建设之后,要向历史提交的重要答卷。

第二,我们要实现总目标,就必须从历史和世界的广阔视野,去研究人类制度的发展,深入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这也是总书记在全国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聚焦总任务。

所谓深厚的历史眼光,就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国,立足中国大地。中国自身有着漫长的制度建设的传统,其传统制度的核心是礼制,法是礼制的一部分。什么是礼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致福轩”,曾是前清的军机处。“致福轩”墙上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经国序民,莫重于礼,礼在《五经》,礼有二意,曰持曰祭,持以章德,祭以天地。礼制,一是讲天下秩序的结构平衡,二是讲治理的基础,在于启发人民的觉悟,即同心同德。故头一句可以概括为“大道之行”,后一句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根据这样的治理体系,去选拔有治理能力的人才,就叫“选贤举能,讲信修睦”。

可以说,西汉以降,中国就是按照这样一套治理体系来治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宋代之后,中国的治理体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礼制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儒家思想大致有三个流派,一个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或“新法派”。王安石认为,后代对于礼制的理解脱离了制度思考和制度设计,经学成为与治国理政无关的纯粹学问。所以,他认为改革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改革学术和教育体系,恢复《五经》中治国理政的内容,使治理之道在于学。王安石也改革了学校制度,以学校制度的改革,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流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或者道学派,他更加强调对治理者进行道德约束,使先天的道德,即他所谓的“道”与“性”作为士大夫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朱熹把士大夫作为治理的主体;同时,鉴于唐代之后,门阀士族已经崩溃的事实,朱熹重视宗族制度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把宗族作为治理的基础,使得礼由“天子之礼”,变成乡规民约和宗教家礼。朱子学在明代成为中国和东亚的官学,他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其后果也是复杂的。第三个流派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对于前两派都有继承,即一方面是恢复儒家治国理政的传统,一方面则把治理的基础放在基层。上述思想,对于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康有为、魏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成分。

辛亥革命以来,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治理的优秀成分,这突出地表现在:把启发人民觉悟,使人民同心同德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这就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和不忘初心。同时,把天下秩序的结构运动,努力转化为现代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也就是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经过28年武装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大党。而大国大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制度。我们对我们的制度必须有充分的自信。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前,费正清曾经向美国人民阐释新中国的制度。他说,中国革命建立的不仅是一个新国家,而且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礼乐共同体、新的礼乐政治(Rule of Virtue)。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提供的是天下观、宇宙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这个制度的基础,则是启发人类广泛觉悟和同心同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正如费正清所阐述的,在中国文明中,法是礼制的一部分,法也是政治的一部分,离开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离开人民普遍觉悟,离开了人民赞成不赞成,法制建设就没有基础,也不可能成功。

当前制度建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学术上深入研究中国制度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应该避免对于西方制度和法制做出片面理解。例如:我们应该研究分析法德制度与英美制度的区别,避免以英美制度、海洋法系作为西方制度的唯一圭臬。康德、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都尖锐地批评说:英美法系将权利等于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是排他性的。这样的法系,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在研究西方经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读一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样的经典,应该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推进我们的制度建设。

第四,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改革的实践。例如,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在审判过程当中不是以法律为核心,而是以当事人和律师为核心,以保护当事人和犯罪嫌疑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这容易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依法治国的问题,而学术界把落实依法治国的工作,主要落实在加强《民法》即市民社会法的建设之上,这是必要的。但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无民法,中国发展建设的核心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传统,也忽视了中国革命在法治建设方面所进行的许多重要探索与成就。

第五,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既要看到,传统中所包含的民间调解机制中,有丰富的遗产需要继承,更要看到,从以家族、父权制为基础,到以人民为本位,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在继承传统遗产的时候,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

 

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

 

我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制度建设是根本问题。古往今来,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关键就在于制度合法性的建设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包括“颜色革命陷阱”。习近平同志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深刻提出并且以广阔的视野,阐释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深刻地教育了我们的党,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他的这些重要论断,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雄伟气魄,在关键时刻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们的国家避免了苏联那样的悲剧。毫不夸张地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推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制度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离总书记的要求,离我们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的要求,离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我们应该在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甩开膀子加油干,以严谨深入的学术工作,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学术界应有的贡献。

 

                                              (编辑 王生升)

 

韩毓海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讲座:“公元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从“永贞革新”到改革开放”。时间...

今天演讲这个题目,我现在想不好是用治理,还是用改革或者革命来描述这个问题。这也是受到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的中信圆桌讨论的启发。

首先,我觉得更深的启发来自于我们今天知道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主政以来,有一个词,大家在各方面都会用,就是治理。比较全面地阐释治理的问题是2014年的2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民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题目叫做“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在这篇文章当中,总书记对治理做了非常重要和独特的阐释。自从有了治理这个说法以后,许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说我们很长时间都在谈治理。还有人说这个治理是我早就提出来的,治理说法是某某人说的。当然,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势必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我学习了总书记的讲话之后,我觉得有两点是跟我们学校里的人谈的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点,他是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他说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的问题。治理就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从这几个遗产当中去理解。这是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很鲜明的一点。他其中特别谈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他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说有一个治理能力就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于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汲取了中国的治理体系——阳明学。当然,更主要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出了20多种版本,当时中国清王朝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总结不够。我们到日本去,跟日本人交流,他们很直率地告诉我们,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单纯的学习西方的结果,主要是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治理体系的治理经验的结果。

我们在1840年以来并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缺乏对这个治理体系的总结。同时,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的奋斗当中表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的能力、驾驭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呢?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说未必是这样。

另外一个方面,总书记在北大跟大家座谈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他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了积贫积弱?”原因是什么?他当时说“看来我们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了问题,恐怕在明代,1500年左右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鸦片战争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就问林毅夫教授,“毅夫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林老师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他说“你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总书记在后来给院士的讲话中,从某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总书记在对两院院士的讲话中,他讲到清王朝并不是一概的拒绝科学技术。总书记自己去考察,他说“康熙皇帝曾经请了大量的传教士来学习西学,他自己关于西学的笔记就有几十本。在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他的造诣都是很深的。而且,《皇清全域图》经过传教士的协助,是世界上最好的地图。就像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的《海国图志》没有在中国起到作用,在日本起到作用一样,这个地图没有在中国产生作用,反而在西方产生影响。总书记说“并不是因为不学西学,而是我们把西学当成一个上层社会的秘密的知识,藏之于深宫,变成了秘籍,而没有向全社会普及”。他讲到“单纯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将会是怎样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与实践结合,是动手不动脑的阶层。在诸多原因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使中国在近代落伍。必须是知识分子的转变、知识方式的转变和整个结构的转变。这是总书记谈历史的时候深刻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转换的非常独特的认识。

同时,他在谈治理的时候,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一点,他谈的治理固然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但绝不仅仅是这几点。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在贵州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讲到王阳明。这不是他第一次。他在贵州视察的时候,他就跟贵州大学的师生讲王阳明,他讲到“治世容易治心难”,这是一般谈治理的学者不会想到的。什么是心?什么是仁心?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不是改革与革命,而是治理。

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仁心是仁术的起点,没有仁心,仅仅流于术,这个治理就完了。什么是仁心呢?就是从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去考虑问题,政治是这样,治理也是这样。它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财政、司法这些术的东西。这些术的东西当然重要。

前面的第一部分我要说的就是革命不如治理这个说法好,而我们对于治理这个词的理解是需要对照总书记的那些讲话,有所深化的。

孔丹在那次的讨论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就是改革。据说考证最早提出改革的是管仲。管仲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我后面将会说南宋伟大的政治家叶适曾经说中国的政治坏就坏在管仲上。

孔总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用改革和反改革这种词语来描述中国历史,可以吗?历史是这样简单的吗?我们是用这样一个线索来观察历史,用改革来观察历史呢?还是像总书记所说的那样,衡量我们的政治行动,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呢?我想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说的治理与治术的问题。

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司马光引了一段话,很有名,有人问孟子说“张仪、苏秦这些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纵横捭阖,像管仲一样,很迅速地使一个国家兴起,变成富强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难道不是伟大的改革家吗?孟子的回答说:“诈人也,圣人恶主”,圣人其实不与这些人为伍。什么是圣人?什么是君子呢?他说“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后面的话很重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为大丈夫”。他在这里谈了什么是政治的根本。

在清朝初年,有一个湖南人,反复抗清失败,躲在湖南的深山里写书,这个人是王夫之,也就是王船山,他写了著名的著作《读通鉴论》,也是跟《资治通鉴》有关。他也讲了这些问题,历史上那些能吏、大吏,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正确的吗?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王安石。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是一个妄人,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实事求是。大家知道,王安石说动宋神宗改革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宋神宗问他“您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效法和模仿唐太宗呢?”王安石回答说“皇上,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您比唐太宗强太多,您应该效仿尧舜禹”,这个话是典型的忽悠领导。他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不惜说假话。因此,王夫之说他简直跟我们本家韩愈有一拼。因为他告诉皇帝说您按照我的做,为什么呢?我继承了先王之道,您就按照这个先王之道来做。韩愈也说“文起八代之衰”,孔子的学说传到孟子,孟子的学说不传了,传到他,他们不知道先王之道是什么。

孔总有一句话说“纵观我们党在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决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先王之道。都可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与其研究那个,不如研究中国共产党艰难的过程。我们的每一次决议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领导,或者王夫之说“大臣之道”,是什么呢?在给皇帝进言的时候,要把两面都说到,不要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打保票。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同时,他还说到一个真正的好改革家,他不能从于俗礼,批评了汉宣帝时的赵广汉,也批评了宋代著名的铁面无私的包拯。像包拯和赵广汉这样的人太短视,就是为了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而没有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安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个好的领导人、一个好的大臣,应该能够做到像谢安与王坦之抗击桓温那样,他们迅速地把桓温击溃。正像郭子仪困厄期间一样,被诽谤一样,而众不畏身。你不能说因为你自己的冤屈和清明,搞得天摇地动,要以社稷为重。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他提出了很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要有仁心?除了有治理的经验和才能以外,还要有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这就是总书记经常说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个人逞能,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为了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只有从这两个一百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才能够勇敢地前进。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从十世纪的“永贞革新”说起。我下面介绍的题目,每一个都要介绍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同时介绍他的一篇文章。

“永贞革新”给大家介绍很熟悉的柳宗元和他的《封建论》。毛泽东主席非常喜欢柳宗元的《封建论》,他给郭老写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不但如此,毛主席对于柳宗元的命运,以及所谓“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的命运都非常的怜惜和感慨。

为什么柳宗元的《封建论》那么重要,因为讨论中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和分裂。在中国做治理者,摆在第一的问题,根本的底线就是国家的统一。无论什么样的原因、理由陷国家于分裂,那就是最大的失败和失职。柳宗元的《封建论》讨论了这个问题。

大家说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统一的国家,这并不是唐代才出现的问题,中国的统一是从秦就发生了的。但是,历朝历代的治理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秦如此富强,为什么如此短暂?隋如此富强,为什么那么短暂?汉和唐不然,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的经过了战乱和分裂。

两千年来有两次最后的分裂,一次分裂就是发生在“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大概是前一千年的最后一次巨大分裂。还有一次就是清王朝崩溃以后中国所陷入的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

“永贞革新”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他在回答秦朝虽然用强力把一个国家捏起来。但是,秦朝以及后来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使这个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那个办法是到安史之乱以后成熟的。这个办法的核心是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这个问题是在安史之乱当中表现出来的。唐朝最大的问题,随着疆域的扩大,开始出现了各个地方的藩镇和刺史。藩镇和刺史最大的特点是有税收权。

到了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这是公元780年。这个时候第一次有了中央的财政预算,就是会花多少钱。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这个时候是一共需要花多少钱,才开始有了预算。有了预算以后,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州郡长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财务和税收,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这个。夏秋两季收税,是不是真正的落实有很多争论,但是免除了徭役。这就是完成了从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国家的转变。我们知道秦朝崩溃的原因就是徭役。陈胜、吴广是因为服徭役起义的。当时的官僚系统命令层层加码,本来迟到了不会死刑,到了下面就说徭役迟到要杀头,人家干脆反了。因此,这个转变就使中央领导下的文官政治有了抓手,文官做什么呢?文官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后来宋朝所说的三司的工作,就是国家的税收、预算和财政。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的805年。唐顺宗是一个残疾皇帝,顺宗失音,不能决事。他的国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两个人决定,就是二王八司马的二王。他们两个人是翰林学士,唐顺宗时代,翰林学士是负责起草诏令的。唐朝是三权分立的,中书、门下、上书三省。有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令的,有把诏令传给贵族院的,有同时负责贵族院的驳回的。翰林起到的作用和尚书令是一样的,就是可以起草诏令。

他们两个的出身是经济和财政官,都是做户部和度支起来的。因此,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批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专业化的官员构成的小团体,他们主要要做的就是把各个藩镇的财权和税收收归中央,这是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开始。这个是“永贞革新”的实质。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也出现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严重的不平衡。在那个时候,江泽民同志和朱镕基同志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像“永贞革新”时做的事情。

在这个当中,有两个我们中文系的人混在里面,一个是柳宗元,一个是刘禹锡。柳宗元不知为什么因为中文系出名,他祖上几代都是做大官的,是一个真正的干部子女。很年轻的时候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类似于中纪委的工作。刘禹锡做的是盐铁转运的工作,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工作。当时盐铁是国有企业。但是,他们当时认为唐顺宗虽然身体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应该支持他做这个重要的转变。

还有一批人,特别是各个藩镇的地方势力和宦官,他们认为这个不行。于是,他们很迅速地推了顺宗的儿子宪宗上台。宪宗上台以后,几乎是完全采用了“永贞革新”这些人提的改革,使一个徭役制的国家向赋税制和预算制的国家转变,加强中央财政。国家统一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的统一。这些战略他都采用了。但是,他非常恨这些家伙们,说你们竟然让我残疾的老子继续干,不让我上台。于是就把他们这些人远远地贬到很远的地方。刘禹锡最早被贬的地方是播州,就是遵义。柳宗元先被贬斥到了永州,因此就成了我们文学界的人,他写了《永州八记》。

柳宗元这个人和另外一个干部子女的性情大不一样,那个干部子女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王阳明。王阳明的父亲是南京的兵部尚书。王阳明也被贬,贬到很远,也是贬到贵州去了。柳宗元被贬到贵州以后,非常痛苦,时时刻刻想回中央,他就想不清楚。他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皇上也很清楚,他在用我的政策,干嘛惩罚我?他就不断地给他的关系写信说给个机会。有点像小平同志当年不断写信给中央一样,我还年轻,让我回中央工作吧。

十年以后,来了机会,皇帝准备原谅他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

这个时候,刘禹锡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中文系的人是不牢靠的,他在元和十年写下《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于是皇上看了,把他贬到更远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封建论》,他说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统一,而不是分裂。他说秦朝之所以崩溃的原因是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治理方式是错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太勤政,对下属的要求太严格。

他总结汉朝为什么出现衰落?汉朝乱的都是封国,州郡没有一个能造反和敢造反的。因为他们的委任状和财政供给是国家提供,只有封国的人才有财政和军事的裁度权。

唐朝的问题,不在官,而在兵。因为不能节制乱兵,不能节制乱民。官员有一个造反的吗?因此,他说寻找统一的办法,这个是中国政治的第一命题。他说封建是大司马,是为了饲其子孙。统一是大功,秦始皇才是真正的大功大政之人,他抓住了中国历史的命题。虽然他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命题。

“永贞革新”为什么从这儿开始?日本的学者说中国的政治从唐代和宋代发生了变化。京都史学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为什么是统一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讲到中国跟欧洲相比是气候不同的国家,相对欧洲来说比较干燥。因此,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如果离开了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个人的耕种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中国先天的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寻找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这是马克思说的。

日本的京都史学派认为唐宋之间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了运河南岸的城市。这是唐宋之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学者没有看到,恰恰是柳宗元揭示出来的。为什么从那以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了保障呢?宋代以后,中国的几个王朝长期维持了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官政治真正的确立。因为文官知道做什么。他们很重要的工作不是过去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中书、门下、尚书几乎就是民主制度。而是变成了所谓三司。国家治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国家的财政、预算和经济、司法这些内容。这是很重要的转变。正是因为这些工作的转移,使中央的财政能够确立。

第二个问题,我跟大家讨论一下1608年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的变法。首先从一个中文系的例子说起。大家都知道苏轼的著名的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家的解释是这是怀念他的弟弟苏辙。对这首诗最准确的背景解释是这样的,王安石的改革很不得人心,正人君子都反对他,苏轼也是其中之一,他就被贬官了。他的弟弟苏辙当时在密州。就在写这首诗的时候,王安石受到了皇帝的申斥。这个消息立刻在朝野传开了,都说这小子要倒霉了,他要下台了。于是这些反对改革的正人君子,所有反对他的人都非常高兴,其中就包括苏轼。苏轼听到这个消息就喝得大醉,想他和他弟弟苏辙会不会因此又回到朝廷呢?于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政治方向是怎样变化的呢?那个时候他们是官员,不是我们这种纯文学工作者。他写的诗完全是政治化的。“我欲乘风归去,但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你要乘风归到中南海里去,是不是很孤独呢?

王安石的改革在整个宋代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列宁把王安石称作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发动改革之前,他担任的职务,恰好是三司度支判官,就是财政官。他要改革的心是早就有了的。他在上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就研究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叫《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是万言书,早在宋神宗的爷爷宋仁宗的时候。他在当中提出的思想,也就是后来经常被大家传诵的,放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点离经叛道,宋朝要把历代财政官员副长官的名字题在墙壁上,他为这个墙壁写了一段话,“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杰大而后能如是,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很显然,他把财政、税收、国家的预算看得很重,没有钱是办不了事的。大家都讲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大家都很穷,没钱办不了事。

因此,在《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中,开头就说到,宋代最大的问题,皇帝是一个好皇帝,你简直可以比尧舜,比尧舜还辛苦。为什么国家治理这么一团糟呢?原因就是国家没人才。每天这么多的人才在考试、选拔,怎么就没人才呢?他说不对,因为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对。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

怎么叫教不得法呢?他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国家是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可是,我们现在教的都是科士文章,学的都是经史词赋,让一帮中文系的人来治理国家,这非完蛋不可。他们会写材料和诗,但是,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所以说教不得法。

养呢?他认为也不得法。他说实际上我不知道国家为什么用那么多官员,文武分开了,官吏也分开了,没有像宋代养这么多官的。当然,你不能说宋代的官员都没有才能。后来有人说高俅不是挺有才能吗?他虽然不读书,但足球踢得挺好。他说这么多官员,国家又没钱养他们。官员的薪赋很低,官员也是人,他也要嫁女、娶妻、葬老人。那么点钱,根本就不能做个体面人,实际上他就不是个体面人。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逼着他贪污吗?所以就是养。

取,他觉得也很有问题。他说历朝历代都是能够选拔有能力的人,一切都是按程序走,每一个职务都要干过。实际上每一个都没干会,干一段时间就调了。最后到了50岁,就把他调到首都去了。结果这个人什么都不会。他什么都会一点儿,什么都不会。所以取也不得法。

任,他觉得也不得法。对官员,没有一个考核办法。我们用什么考核他?科举考出来的人中文系的,治国理政怎么考察呢?因此,他认为宋代的根本问题是在顶层,干部队伍不够专业化。如果说改革要做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进行专业化。我就想起小平同志当年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干部,但从人数来说也不是很多,我们的问题主要是不够专业化。不够专业化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学习喽。

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政治家和他的文献是南宋时期的政治家,叫叶适,他是永嘉人,也就是今天的温州,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人。

这个人在南宋非常危机的时候,不断地出来做事。他先是做平江,也就是苏州的官员。在苏州期间,他写了很著名的政治作品,就是《外稿》(观察者网注:收入叶适《水心别集》)。我们大家研究中国治理的时候,往往不注意叶适这个人。后来他做了工部侍郎兼国用参济官。南宋北伐的时候,他提出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到江北去开辟武装根据地,建立堡坞来安置流民。

他有非常多重要的见解,举一个例子。他首先给皇帝写了《名实之辩》。他说三代都是重实的,这个实是什么?就是指仁心和民心。跟三代观点不同的就是管仲,管仲是中国政治上很大的变化,他开始重财,他认为的实就是理财。而汉宣帝就继承了管仲的想法。汉武帝和秦始皇就是王霸之道。所以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一点变化,到了魏晋,江左是重名,这个名就变成了重词赋。宋代也重名,是重法。法是什么呢?就是程序。所以宋代简直是(名实皆诗)。我记得朱苏力老师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什么事都迷信法。他的观点跟叶适很像。他说我们改革开放那是法治的结果吗?是小平同志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就改革开放了。如果按照祖宗的法,一切按程序来,哪会有改革开放呢?宋代的问题,所谓重名,也就是重法,一切都是按照程序。

他说帝王不重视民心,而重视财富,他认为是舍本逐末。“言利起于春秋,国税起于五国,秦皇汉武之强确实是强在财政制度”,但是,他的失在于人心。隋朝是很富强的王朝,但这是一个无心的王朝。秦也是这样,是无心的,统治者也无心,无心是天下。他失去的是民心,并不是他不富、不强。“隋何以强而短,唐何以贫而长”,核心就在于人心。所以他批评王安石的政策。叶适也是很能干的人。

他说王安石的治国就是理财的说法,这种说法特别是起于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到了宋代最盛。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一大批病民的胥吏。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王安石也提到了,但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员队伍。王安石虽然说要改变官员,把他们这些非专业化的人转变成擅长财政、经济、司法的,但这根本没有推动。原因是这些官员本身不必知道这些。而知道这些的人是胥吏,是官员的幕僚和助手。中国的干部队伍是由官和吏构成的,所以人数很多。官员是公务员,他可以逐渐地升迁,只要不犯错误。胥吏呢?不是公务员,他就是事务员,就是管财政、经济、司法等等这些事。实际上这个国家是由谁治理呢?不是没人治理,就是这些胥吏。《水浒传》当中最典型的事务员就是宋江,宋江不是官,他就是办事员。他非常了不起,告诉一个信息,刘唐就跪在他面前,给他送一百两黄金。真正的问题是官员在不断地调走,而胥吏永远在地方,永远不动,而且师徒相承、子孙相继。浙江就是出胥吏的地方,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师爷的地方。

这个政治制度的分裂,在叶适的文章当中叫做“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最肤浅的事都不干,专从事于奔跑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为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处。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就是办事员的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官员是不断调走的,吏却是永远在那里的,中国封建的原因是在这些吏。今天有一个词“小官大贪”,他的权力太大了,是直接办事的。

毛主席谈到《红楼梦》的时候,一回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糊涂案”,贾雨村为什么听门子的,而门子说出了《红楼梦》的真谛,就是你要知道你是怎么上来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门子就是胥吏毛主席指出中国的制度就是这样,由于那个官员对治国理政这一套是不知道的,就是走程序,真正的办事员不是官员。这样的二分就造成了所谓官无封建和吏有封建的问题。

接下来探讨朱子和陆九渊在宋代的作用。儒家的思想当然是一个整体,到宋代以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朱子手里完成的。他完成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使儒家深入到了中国的基层。我们知道朱子有很多著作,比较著名的是《朱子家训》,儒家怎么在基层扎下根。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中是很重要的。

当年刘邦取天下,进入长安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与父老约法三章”。项羽兵败垓下,他说了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彭丽媛同志当年唱一首歌《父老乡亲》。父老是什么?父老就是中国基层的那些乡贤问题,成系统的乡贤就是朱子思想倡导的。就是今天中国农村的最美乡村教师等等这些人。他们在中国农村做的一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义学,给没钱的孩子办义学,办义仓、修义渠、修路等等。这些可以替代胥吏的做法。同时一边教育农村的子弟,一边把基层组织起来去做事。理学传统的根基是儒家思想的基层化,就是朱子最厉害的一点,比孔子厉害的一点,孔子是鼓励学生都去当官,北大有位领导说“你上了北大,竟然没当省部级干部,那就是失败”。可是朱子的方向是反的,他是要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去,做他们的教师,帮助他们办公共事业,这是朱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乡规民约。

到了农村去做父老,要像父老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去对待乡村的人们,要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那些子弟。这种想法,经过很长时间的改变,在晚清的后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乡间,特别是影响了中国湖南的学者。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写过一本书《近百年湖南学风》,他就是讲朱子的思想怎么在湖南的基层得以发展。这个发展最终在曾胡左彭手里焕发出来,怎么做到“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把自己乡里带出来的人叫做子弟兵,曾国藩写了“克复金陵者”。

毛泽东主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个思想的影响,就是起于乡里。他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像朱子家训,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说“永贞革新”的转化使中国的政治聚焦在财政、司法上,除了这种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之外,王安石提出了人才的顶层设计的问题,那么朱子之学,这个新儒学完成的是中国基层的设计,它的基础设计是源远流长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说中国基层的老百姓是不懂法的。所谓乡规民约就是中国最基层的法制。

在这一点上,我又得提一下朱苏力老师,他写过著名的令中文系叹服的文章,《秋菊的困惑》。他分析电影《秋菊打官司》,他说秋菊要的是天理,并不是王法。我们一定要知道天理和王法是不同的,法律一定建立在基层的文化和习俗的基础上。离开了文化和习俗,法律是两张皮的,推行不下去的。

《朱子家训》这是中国政治的非常好的文献。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王阳明和他的《传习录》,王阳明和柳宗元都曾经被发配到很遥远的边疆,都发配到贵州去了。柳宗元当年写信给他的上司说:有一个人掉在深沟里,他呼号,他抱屈,没有人听到,听到的人都不理他,或者经过的人,手里也没有绳子,不能搭救他。可是,恰恰您从这儿走过,您同情我,您手里恰好有绳子,这是最后的机会,您救救我,您把绳子垂下来,你把我从沟里拉上来”。毛主席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每次都感慨,二王八司马是人才,年纪轻轻的不能不给机会。

王阳明恰恰相反。王阳明在很高的位置上,几乎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上,因为反对刘瑾,被发配到龙场。他到了龙场悟道了。王阳明是真正的干部子女,他最大的特点是狂。怎么狂呢?他15岁就是精于骑射,跟他父亲三出居庸关,回来以后就给中央写报告。他爸看到了,他爸说你太狂了,你怎么能给中央写报告。他一路很顺遂,一路做到兵部侍郎。他跟柳宗元恰恰相反,他很得意,他悟道了。他把陕西梁家河当做修行于墨林。“子欲居九夷,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在那个时候写了诗,“身在夷居何有陋”,他在龙场被贬了五年之后,被重新启用,做都御史,正好赶上朱生豪判乱断,只手平朱生豪判乱,很迅速地把叛乱平了,而且把朱生豪抓了。大家都在恭贺他,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就是总书记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当时的明武宗听说他抓了朱生豪之后,他说这不行,得把他放了,得我亲抓。他就反对,这个事可以说是皇上抓的,如果把他放了,他祸害老百姓,抓不回来怎么办呢?他几乎要被第二次抓起来,好在很多人给他说话。还好武宗很快死了,他的儿子世宗上台以后,他被封为新建伯。

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大家说他狂,他敢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叫做三个自信。怎么解释他的狂。王阳明他一辈子是高度的自信,即使被贬到龙场,他也是高度的自信,真是自信到家的一个人。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敢于去作为,敢于去行动。所以他著名的话叫做“知者行之始,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第二个就是他说的“我心光明”。他自己说“天下知人心,皆吾心也”,怎么做到我心光明呢?就是你始终把自己当做天下人,跟天下人始终同心同德就对了,你的心就光明了。他认为你读那么多的书都不如做一点事。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蒋委员长对他的阐释很好。他说王阳明有足够的理由看不起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你做过事吗?你看我做过这么大的事,平暴、经济,样样做得好,你们读几本破书就解决问题了?他又看不起所有的俗吏,你有理想吗?你心光明吗?我是中文系的人,我想起王阳明来,以前看《红楼梦》看不懂,读了王阳明以后,我就看懂了。《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心不够光明的领导干部。《红楼梦》里的改革家,讲探春,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红楼梦》里最能干的干部是王熙凤。贾府倒台也是非常偶然的因素,就是王熙凤逞能,她管两府,太棒了,太飒了。我看王熙凤断两府的时候,我就想起朱镕基。给每一个人一个任务,按照牌,有计划。她说这几个人昨天迟到了,本该算了。但是,他也迟到,明天也迟到,也许后来就没人了。虽然是老人,也原谅不得,拉出去打五十。结果上上下下,都服她服得不得了。混乱的贾府让她治理的有条不紊。她很偶然的犯了一个错误,最后奠定了贾府倒台的原因,她办大事之后,到庙里去修行,老尼姑跟她说有一家是长安的副书记和政法书记,两家都看上一个女孩子,都不想让,您帮着说句话,让他们让一让,不就解决了吗?王熙凤开始回答为什么要管这个事?这个事是犯规的,这种小事会惹出大事,我又不缺银子。她很坦诚,也很讲原则。这个老尼姑说了一句话,击中了她这个人不够光明的弱点,是她的痛处。她说“我知道奶奶是不管这种事的,只怕我回去回复人家没法说。我跟人家说什么呢?人家还以为咱们贾府没这能耐”。她说“别说了,你拿三千两银子来,我五天之内给你了了,这银子我一分都不要,还替他把事了了,而且倒贴钱”,她是为了逞能。

我们有很多干部非常有能力,为什么说“我心不够光明呢?用我们的话说,是不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是为了逞一时之能。这是王阳明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我又想起了薛宝钗。薛宝钗这个人一切都是讲名声的,有损名声的事不跟,这个人的名声非常好。这个人的心里也不够光明,她也不是从长远和根本来考虑问题。王阳明说的第一是行,第二不是胡行,怎么才能做到不是胡行呢?就是仁心是仁术的起点。要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考虑问题。

我刚刚说是不是能干的人就好?或者说什么都不干的人就是好呢?从薛宝钗和王熙凤的例子,我们看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个作品对毛泽东主席有很重要的影响。

最后一个跟大家讨论和推荐的作品是魏源的《圣武记》。推荐这个作品的原因是魏源这本书的特点,一是他的核心,是中国的边疆问题,西藏、新疆、东三省、蒙古,以至于琉球、朝鲜、越南、缅甸,这些是他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把它叫做“一带一路”,他认为中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存在着。

因此,他首先是对于亚洲腹地的描述,对于清王朝,为什么先有了东三省,东三省作为中国真正的行省,新疆、西藏真正进入中国,就是中国的康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这一条是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变迁。他这个战略视野非常了不起,他认为如果控制住中国的西北地区,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核心。

他举了例子,他说我们不仅仅要注意海上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廓尔喀这个国家。因为英进攻军攻清王朝的军队是从印度出发的。当时印度并不统一,是从孟加拉出发的。早在这之前,英国人就被谁打败过呢?被廓尔喀打败过。廓尔喀打败了英国之后,到中国来报捷说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叫批楞,你们一定要警惕批楞,我们帮你们打批楞。当时我们的翻译有问题。廓尔喀就是尼泊尔,尼泊尔和中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尼泊尔在乾隆时代多次侵入西藏,乾隆多次打到加德满都,使尼泊尔变成中国的属国。因此,真正可以遏制英国和印度的地方是尼泊尔,一定要重视这个国家。

他说我们要注意甘肃和青海附近的回族。因为他们当年就是突厥的后裔。是特别骁勇善战的,是出将才的。一定要注意回族之间的教派是不同的,他们自己之间的教派是不断地在仇杀的。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反对中央,而是他们自己在仇杀。

他说我们研究西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西藏并不是佛国,西藏的佛教是文成公主进藏才带去的。四世达赖早就说过,达赖传到五世、六世就不再传了。乾隆皇帝认为不传有一点不太好,以后就由中央任命。实际上中央有罢免五世以后任何一世达赖的权力的,根本不用征求他们的意见。

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认识,我们依然可以得到重要的宝贵经验。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一方面是从基层起来的。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从江西出发,沿着少数民族的根据地,一路铁流滚滚,从苗族走向纳西、藏族,铁流滚滚融向了西北的回族地区。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地。西北地区,我们今天所谓的“一带一路”。中国的西北地区是接近欧亚大陆的心脏。一千多年的世界史就是欧亚大陆的主导民族,包括汉族、匈奴、突厥、鲜卑、满清、蒙古,他们向四处扩张,缔造了世界史。只是到了后来,像魏源所说的那样,西方世界才从边缘的地方,从海上到来。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重视西北,越要重视新疆、西藏的问题。如果新疆和西藏、东三省、蒙古这些地区从中国分裂了,那么中国的版图就变成明代的版图,中国就会非常被动。这是清王朝非常重要的贡献,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巨大的版图。

关于海上的问题。魏源提出来非常重要的是你要注意日本一直从中国学到的,日本一直想经营欧亚大陆,这是日本的设想,是从中国学来的。日本一直想经营欧亚大陆的想法,这很奇怪。我们有“一带一路”,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欧亚大陆的战略,比如麦金德。这些想法,在《圣武记》里都有。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早在日本的丰臣秀吉时代就有一个大陆计划,他就希望以朝鲜为跳板,把北京作为天皇住的地方,他自己住在杭州或者温州,从哪儿发兵征服印度。

因此,他认为朝鲜的问题对于中国,其次就是琉球的问题,以及台湾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海上的问题,而是海上必须有这三个重要的支点。如果中国没有琉球、朝鲜、台湾这三个重要的支点,中国就会丧失海上的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战略对冲的道理,你越重视海上,就像晚清李鸿章他们那么重视海上,就要越重视大陆。越重视大陆,就越重视海上。只有把两个平衡做好,才是重要的。因此,他立足于欧亚大陆的视野来看中国,从中国边疆的视野来看中国,治国就是治疆,这是他提出来的。

林林总总,大概给大家汇报这些内容。我认为是存在一个治理体系,总书记说我们要系统地总结中国的治理体系,我们是有这样一些治理体系的。大致形成我对于十世纪以来的所谓治理体系的看法。这是粗浅的,不成熟的点到为止的看法。

 

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首先是指在精神、思想和价值观上站起来,是指国家自主性和人民自信心的重生。而且&#...

20145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作为座谈会的参加者,我觉得这篇讲话对于我是意义深远的人生一课。

“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的深刻关联

总书记的讲话,首先是针对北大学子及广大青年。

什么是“青年”?

“青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来的重要力量与范畴。在《爱弥儿》这部经典文献中,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把“青年”视为“博爱”的基础。即在青年时代,人第一次学会了爱“他人”;以至于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所描写的那样,能够为爱人之所爱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青春之美好、青年之伟大,首先就在于它是超越“小我”、超越一己之私的浩瀚动力,能够使人将血亲之爱、异性之爱,升华为“博爱”——即对社会共同体的爱、对社会共同体的创造与追求。

北京大学的先驱者们,正是高举着“新青年”的旗帜走上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李大钊的《青春》这两篇标志性文献昭示着:在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和“青春”,乃是摆脱封建束缚,创造新的社会共同体——新家庭、新国家、新世界的战斗号角,是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的深刻动力。

总书记的讲话,开篇即回答了“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之间的深刻关联。他说:

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总书记说:“在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校园里一路走来,触景生情,颇多感慨。我感到,当代大学生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而正因为饱含感情,方才充满理解与期待,正因为爱之深,方才责之切。

如果把总书记对于当代青年的期待概括为一句话,我认为这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成败与否,端赖这一代青年的奋斗与作为。历史在召唤当代青年,“这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讲话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反复表达了这种殷切的期待: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倍加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

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

讲话中有一处感慨良多、具有史诗气魄的段落,表达了对于“青年”和“青春”的礼赞: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

在此,我就什么是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谈谈自己的看法。

无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从我们民族的历史来看,当代青年都是幸福的一代。他们身体好、视野宽,生长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里,先天条件优越,未来的发展道路也将更为宽阔。不过与此同时,当代青年也有着自己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机缘。

今天的青年人,没有在饥寒交迫中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的经历,也没有经历过勒紧腰带发奋图强建设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饿肚子”对大家而言是极陌生的感受,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温饱”是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特殊际遇之一,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匮乏,而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财富的巨大涌流所带来的压力与困惑。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的世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年青人打算买一辆自行车,而商场的售货员则推荐说,与其买一辆1000多元的自行车,你还不如买一辆2000元的电动车。而当他买电动车时,售货员又建议说,你买电动车,还不如花上8000元买个更漂亮的摩托车。而故事的结尾是——这个年青人最终“情不自禁”地贷款买了一辆最新款的小轿车。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经济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而物质的欲望,则更是一种难以被人所控制驾驭的强力。当今人类,如何学会掌握经济的力量,从而避免陷入盲目的经济危机;当今青年,如何避免被汹涌的物质欲望所控制左右,这需要日常的定力,更需要远大的人生追求和目标。我想,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的、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挑战。

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际遇和挑战,则来自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涂尔干说:一定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感受方式、言说方式,构成了“社会时尚”,表现为“舆论潮流”。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构成了一种客观的环境。之所以说它是客观的,是指它在某种程度上先于青年的成长而存在,“是不以我在这方面的意志为转移而独立地发挥作用的”。从这个意义说,“社会时尚”就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力量”相类似。

涂尔干更进一步指出,与传统社会所崇尚的天真、乐观的风尚相区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尚则是悲观的、灰色的。其突出表现是:在现代舆论中,只有那些愤世嫉俗的言辞才被视为“真理”,在社会行为中,只有那些最标新立异、具有挑战叛逆姿态乃至破坏性的行为才受到追捧;与之相对,健康、向上和乐观的风尚,反而被视为陈腐与落伍。

这种社会病状反映了现代人的际遇,而如何面对它、驾驭它、转化它,则预示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机缘。所谓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矛盾、理性与价值的矛盾,也就是这种机缘的日常展开与“活的运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现代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固然来自于个人独立和创造性的发挥,不过,个性的独立也无时不在地瓦解着人类的集体主义精神乃至共同体意识。在一个高速转型的社会里,那些被从社会共同体中“甩出来”的“个人”,更会感到人生丧失了意义与归宿。在集体感不断丧失的条件下,人们在将一切成就、进步均归结于“个人奋斗”的同时,也会把挫折完全归结为个人和“个人能力”,于是,原来由共同体来分担的社会压力,如今则完全“内在化”于个人和个人的内心。第二,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科学和理性的发扬,但是,片面的理性态度要求我们把世界和人当作完全没有意义的客观物质对象来对待,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化”。其结果,则是造成了一个马克思所谓的完全没有人性光辉的、缺乏意义和价值的“异化”世界。

如何去面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磅礴的经济力量,以及如何去驾驭难以驾驭的物质欲望,正如如何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时尚、鱼龙混杂的舆论潮流——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两大际遇和机缘,也就是今天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际遇和机缘。社会学家涂尔干这样说:当今人类所陷入的苦恼,并不是在经济上更加贫困,而是令人不安的道德的贫困。我们的苦恼不是因为我们的合法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是我们不知道合法的需求何处是止境;我们的追求也不是如何使斗争不再艰苦和使生活更加安逸,而是怎样去“培养人们协调思想和感情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一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总之,给道德性格以力量和能量”。

总书记讲话最强有力地撼动青年人心灵之处,就在于对这种际遇和机缘的直面,就在于对当代青年状况的深刻把握。他说:

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互相激荡,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一时有些疑惑、彷徨、失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今”。

只有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才会有“定力”去克服和战胜那种为欲望和潮流所左右的“热锅上的蚂蚁”的状态,只有“能够在人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有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方才能把握住历史的机缘。

总书记还说,要把握历史的际遇和机缘,就要在勤学、修德、明辨和笃实四个方面下功夫。我个人认为,勤学、修德和明辨这三个方面,正完美地对应着康德所提出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这三个方面。总书记的论述则更为简洁、透彻、明了,故能够使人豁然开朗、瞬间顿悟。而对于“笃实”的论述,则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包括毛泽东“实践论”思想的发扬光大。朱子和王阳明所谓“满街皆是圣人”、毛泽东所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被总书记升华为“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而中国先贤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则被他表述为“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这些论述高明而又平易,绚烂之极归乎平淡,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振聋发聩,又沁人心脾。

只有听懂了,方才能记下,只有落实在行动中,才算是真正听懂了。总书记在关键时刻给北大师生上了人生一课,这一课将使我们终生受益无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践行

总书记讲话的主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是对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如何“践行”,而不在怎么念诵。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价值观问题。中国的近代遭逢,之所以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便是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仿佛已日暮穷途。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华文明自周秦奠基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必须深刻认识到,在这场空前的劫难中,西方所瓦解的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和国力,同时也摧残着中国人的精神和信心,沉重地冲击和瓦解着中国的价值体系。

一切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不可能凭空存在。任何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必须附着于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瓦解,乃是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崩溃、瓦解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沉痛写道的:“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说力持,亦终归于不可疗救之局。”

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首先是指在精神、思想和价值观上站起来,是指国家自主性和人民自信心的重生。而且,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价值观的重建过程,是与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实践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相适应,并建立在这种组织能力的不断加强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乃是表里合一的过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在清醒意识到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的同时,必须警觉地注意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处心积虑地把瓦解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作为其伎俩,以期从内部搞垮我们,使中国重回“一盘散沙”的局面。我们更要认识到,社会价值观上所产生的一切混乱,都是社会组织能力涣散的集中表现。

总书记这样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有着13多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重建社会价值体系要从改进教育入手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必须加强对于青年的教育,当然必须改善我们的教育工作。

总书记说:

我为什么要对青年讲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我们要重建社会价值体系,有必要从改进教育大业入手。有位著名的思想家这样说过,今天的教育改革是指:“教育不仅要努力培养智慧,而且更要努力培养性格,不仅培养观念,而且培养信念。”实际上,一个一流的学者倘没有信念和品格,就会沦为投机分子;而任何一个具有崇高信念的青年才俊,都可以通过忘我的努力成为一流学者。这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倘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简单地定义为复制哈佛、耶鲁,片面地强调培养西化的“一流精英”,这样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仅仅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照抄照搬,这本身就是丧失自信的表现,如果把“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放在了脑后,则什么事情都是难以办得好的。我们的办学方针,永远必须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一流文化知识的劳动者。

而这就是总书记对我们醍醐灌顶的警醒: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抓手

当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靠教育改革是不够的。当民族是健康的、社会是健康,教育就是健康的;相反,如果道德环境是被污染的,教师本身是被污染的,希望青年学生出污泥而不染,那就是一种奢求。实际上,当社会组织能力涣散,集体和共同体意识到处都被瓦解的时候,社会也就丧失了共同的目标,如此便没有一种价值观能够把社会整合起来。

因此,落实核心价值观最为关键的抓手,就在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就在于强化我们的社会组织能力。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低下和落后,这便是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的总结: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恰恰是五百年来西方的战乱和经济斗争,方才锻炼出西方的行会、团体、党派和共同体意识。而中国的家族本位,却不能发展出强大而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梁漱溟的这番结论,恰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到了那个“劳动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出现了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对市场竞争的片面强调,随着对个人主义的片面强调和对个人欲望的自由放任,人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共同体意识淡漠了,人们对于社区、对于职业团体、对于劳动者组织的认同被削弱了。正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下降,正是劳动者组织的解体造成的无组织化的趋势,导致了自私自利的盛行;自私自利盛行则导致了价值观的解体。而一个自私自利、各自为政、无所依归的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无法治理的。如果“多元化”变成了思想、行为、价值观的混乱和莫衷一是,那么,正可谓“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趋势中就蕴含着“一盘散沙”的危险。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价值观问题,关键在于“践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就在于加强全社会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而加强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关键则在于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因为只有具备了、夯实了劳动者的职业操守、组织能力、工作规范、组织纪律乃至集体人格这个坚实的基础,价值观的践行和倡导才算有了切实的抓手。

现代治理的困境表现为:在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之间徘徊。这种徘徊,无视了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社会”。现代社会的组织特征,并不表现为“国家的强制”和“个人自由放任”的两难,因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建立在职业劳动的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有机整体。这种分工与合作、这种具有不同职能的有机整体,才是民主与自由的真正基石。而由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其所针对的就是这样的分工-合作的劳动者社会。因此,正是“职业化的劳动者组织”而非“个人”,作为现代职业劳动分工的产物,才是一种切实的现代社会存在,才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而且,它不仅是经济的细胞,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集体人格;它不仅是一种劳动和经济的组织,也是道德和规范的切实载体。

“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不断弘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主义精神、主人翁意识,只有在分工-合作的劳动者职业团体的基础上,只有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辛勤劳动中,才能形成不同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和组织纪律。只有在这种不同的规范、准则和纪律的基础上,一种全社会遵守的核心价值观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而党是领导一切的”。

“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

这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共同愿景,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不断追求的现实。而它的基础就是劳动人民主体性的不断重建,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形成的坚实的职业伦理、劳动规范和组织纪律。

历史证明,为了塑造我们共同的社会目标,当然没有必要人为地恢复过时的、仅停留在口头上和生活表面的社会形态,但更没有必要凭空创造和想象全新的、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形态。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去寻找新生活的萌芽。这就是:通过不断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组织形式,通过建立和健全切实有力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促使全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开花结果。我们应该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不断去寻找社会团结的方式,为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而奋斗。

我认为,这就是总书记所说的“践行”的深意。

(编辑 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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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民生问题和边疆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两大根本性挑战。就维吾尔族来说,这20年来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地区也需要一次...

我们前段时间忙反腐,接下来,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可能反恐这个帽子我们也会戴上。美国的战略很清楚,一方面利用乌克兰等问题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遏制中国。我认为,民生问题和边疆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两大根本性挑战。颜色革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民族问题、边疆问题也是“挑事”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要从政治的高度去看问题,从国际政治的高度去思考。

从历史上看,清王朝之所以搞出那么大的疆界和帝国来,就是因为新疆准葛尔有个噶尔丹在捣乱。噶尔丹这个人很不老实,今天他东征蒙古,结果反而导致喀尔喀蒙古倒向了康熙;明天他又去干涉西藏,结果西藏纷扰、三废达赖,康熙干脆借此实行驻藏大臣制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我们处理边疆问题之所以比较顺,基本的原因是:我不怕你在新疆、西藏、蒙古地区闹,一闹反而挑起各民族之间和本民族内部的分歧,而这就需要中央出来说话,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大多数,团结大多数。

讲到颜色革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敌对势力设的“反恐”圈套我们绝对不能跳。疆独、藏独就是想给一些兄弟民族戴上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帽子。就维吾尔族来说,我感觉这20年来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本来是能歌善舞、开朗活泼的民族。那个时候维汉是通婚的,维族姑娘穿得比汉族姑娘光鲜多了,思想也开放多了。这就是因为我们鼓励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而最近20年,我们在民族文化现代化方面有大退步,太鼓励宗教化、保守化了。维吾尔族的形象也被宗教势力塑造得非常保守,不准哭也不准笑,女孩子把黑纱巾都围上了。这些年伊斯兰教众去麦加朝圣的很多,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派中尤其具有原教旨主义性质的,鼓励人殉教,非常压抑。伊斯兰文明一夜之间回到了中世纪,这是文明的大倒退。

我觉得,鼓励思想解放的核心工作就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大家都认为中世纪不好,所以应提倡文化解放、性格解放,鼓励恢复固有的民族性、恢复活泼开朗的性格,让56个民族都唱起来,跳起来。这顺乎时代潮流,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讲文化建设,我们真的很需要新王洛宾、新才旦卓玛出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总之,文化、宣传方面,要自觉地同压抑的、黑暗的中世纪原教旨主义文化作斗争。

我们说思想界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要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打一仗。民族地区也需要一次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现代文明民族化,民族文化现代化”。

西部大开发这个事老是推不动,原因一方面是东部沿海利益固化了,觉得西部投资回报率太低,利益调整难。中央提出面向欧亚大陆的大方向,开拓新的丝绸之路,是很伟大的战略调整。但问题是,我们要两头下注,以对冲风险,陆权海权两手都要硬。乌克兰问题,经过罗马尼亚马上就接德国了,如果拿住乌克兰其实就走通了。但是向西开拓的战略,前提是要搞好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敌对势力也不会忽视这个地方,制造地区麻烦,声东击西。所以边疆问题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问题。

张文木概括的这个体系非常好,高屋建瓴。我觉得,思考中华体系,必须研究康熙以来所形成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边疆体系。它是怎么构成的?潘维老师提出中华体系,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使得这个范畴有内容。边疆问题怎么进入中华体系,以及中华体系是怎么进入边疆的经验,我们过去研究得不太够。当年边疆是怎么“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恰恰是噶尔丹作乱,成为促成清朝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契机。因此,康熙不认为噶尔丹作乱是个坏事。毛主席当年说过,达赖闹事是好事。他不闹,我们还不能搞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呢,他一闹,我们就非改不可了。所以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怕闹事。

(编辑 苏歌)

 

 

“其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19186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升学或者就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抱负很大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

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NGO组织者,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在法国经商的李石曽的头上,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19186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两个月后,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20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们是有备而至。杨昌济则告诉弟子们说,他们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4人,李石曽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反潮流”而非“赶时髦”,在他看来,崇洋之风,不可放纵,中国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抵抗力”、缺乏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对待知识的态度,若没有对于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态度,留学则很容易导致邯郸学步。

19203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的整理与批判,其二,是作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毛泽东是借钱来北京的,他必须生活。于是,杨昌济再找蔡元培批了一个条子给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在图书馆。

1918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即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元钱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八块钱的“工资不低”。没有读过大学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北京大学的管理者,虽然是最低一级的管理者,他管理的是15种中外报刊,而这些报刊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从不鄙视体力劳动,而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匆匆走过的北大贤达们大都并不知道,早在一年之前(191741日),这位个子高高的图书管理员,就已经在《新青年》杂志3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特立独行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便是体力与脑力的脱节,它使知识流于空说而不能实行,这是知识与实践相脱离的一种表现。

而恰是在北大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到任整整100年前的181855日,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诞生于莱茵河畔的古罗马旧都特里尔城。

尽管此前的毛泽东对马克思闻所未闻,但历史却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818年的欧洲与1918年的中国面积相仿,境遇类似。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类似的:宪法的问题、如何发扬情感与意志的力量,以使人们的精神从死气沉沉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在青年时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思想而非政治领域里的革命。

1848年,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是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文本。这份慷慨激昂的宣言首次申明了全世界劳动者拥有共同利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好战的政府和资本家阶级,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斗争,而不是去做资本家和政客的炮灰。

1869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国际运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迅速壮大,影响力迅速超出了欧洲,在北美获得了10万工人的支持。1871年,在巴黎公社起义的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欧仁·鲍狄埃创作了雄壮的《国际歌》,更加通俗而有感召力地提出各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推翻旧世界。这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政客大为震惊,他们意识到马克思的学说必将彻底摧毁建立在“战争平衡论”——即“力量均势”基础上的欧洲旧秩序。马克思这个“幽灵”比一切欧洲革命思想加起来还要具有革命性,因为此前的欧洲进步思想只不过是把既有的制度划分为“先进的”和“落后的”,而马克思的思想则把人类历史的进程描述为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斗争。

1872年,第一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工人们意识到,只有热情是不够的,要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而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只有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制止人类的自相残杀——马克思的思想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实现,191711月,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俄国随之退出世界大战,191810月底,德国也爆发了革命,德皇宣布退位,1111日,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结束。

就是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北大图书馆, 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在中央公园,他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毛泽东眼界大开。1919年《新青年》杂志第6卷的56两期,刊载了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李大钊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都是没有完成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整地存在在那里的说法,是根本上不符合实际的。李大钊指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引发的“经济思想史的革命”,而此前的古典经济学,均没有马克思那种世界历史的视野,所谓历史唯物论,其实质就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深刻地叙述了欧洲史和人类历史。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最为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做出的深刻解读。今天我们重读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依然会醍醐灌顶地感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起步阶段,就站在了怎样的高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与教条主义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

19201117日,《北京大学月刊》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研究会由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人,这个研究会其实是一个马克思著作读书会,这些先觉者以德文和日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他们还把一起研读的小屋命名为“亢慕义斋”。而“亢慕义斋”,取义于德语“共产主义小屋”的译音。

毛泽东所管理的阅览室,就在李大钊办公室的旁边。

而当陈独秀来信征询即将创立的党是否应叫“中国社会党”时,李大钊回信说:不,我们的党,应该叫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一锤定音。中国共产党从“亢慕义斋”走来。北京大学就是这样成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20145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北大,他在载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启事的《北京大学月刊》前驻足良久,感慨地说:“寻根溯源,源头就在这里啊!”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寻根溯源,源头就在李大钊的北大,而不在苏联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教条。

19493月,在率领中共中央向北京进发的路上,遥望古都北京,毛泽东曾经这样说:1918年,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我遇到了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是我的引路人,没有大钊同志,我这个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中共最早期的干部,很多出自北大的“新青年”: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张太雷、伍中豪、刘仁静、黄敬等,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正是在北京大学,那些敢想敢干的湖南孩子收获了他们想要的,与毛泽东同行的新民学会成员几乎都得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毛泽东也不例外。使他放弃留学的诸多原因中,大概还有一个鲜为人们所提及,那就是他在北京,陷入了与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爱情。

半年后,当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开始与杨开慧热烈的通信,在信中,杨开慧称毛泽东“润”,而毛泽东则称杨开慧“霞”,而“霞姑”是杨开慧的乳名。

19193月,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舅舅的来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加重了,毛泽东立刻启程返回湖南,赶到母亲病床前亲侍汤药。作为长子,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回湖南后的当月,毛泽东便开始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老师,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职业。

毛泽东回湖南后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沙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1919714日,湖南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这份刊物的主编。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到家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使他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世界革命”这种大事。创刊宣言里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同时,毛泽东更指出,中国的问题是:人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从那之后,毛泽东便放弃了文言写作,虽然他的典雅文章总是令人交口称赞,并使他在学校里得100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归来,毛泽东改用白话写作。毛泽东的文章里依然有中国古文波澜起伏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肌理,自《湘江评论》时代起,他开始创造出对现代汉语影响巨大的“毛文体”。

而《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结尾以四个感叹句、四个设问句破题: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避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7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号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使人感到震动的地方在于,它把“天地与我为一”、“天下事皆己事”这一主张,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通俗地语言喊了出来: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正像当时那个世界的转变是迅疾的那样,毛泽东的成长也是很迅速的,他从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家。

《湘江评论》刚出了四期,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湖南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而这一切都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打砸中完成的,这是毛泽东人生中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当冰冷的枪口指向了他和他的同伴的时候,毛泽东的“劝善”梦想破灭了。

如果说有谁把毛泽东由一个温和的改良派推向了革命派,那么这第一个人便是湖南军阀张敬尧。

126日,毛泽东发动湖南各校总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同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奔赴北京。他从此立志要以革命的方式去摧毁旧世界,而这正是马克思30岁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许下的诺言。

1949年,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他自己性格的关键性的转变: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9201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在痛失慈母之后,毛泽东又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一周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也去世了。那一年,毛泽东27岁,父母和师长几乎是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巨大的痛苦使他艰于呼吸视听,人生的遭际和家庭的重担,如塌方一样落在了他的肩上,他知道,只是痛苦无济于事,虽然他现在的处境是一贫如洗、四面楚歌,可是他必须挑起自己肩上的责任。

19206月,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长衫的毛泽东,在上海拜访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而此前,陈独秀恰好刚刚与李大钊介绍来的维经斯基见了面。在这个世界上,毛泽东可能是第一个喊“陈独秀万岁”的人,他们相见恨晚。毛泽东与陈独秀谈话通宵达旦。这两个书生,一个曾经因为“劝善”而几乎送命,而另一个则因为主张科学和民主进了班房,惺惺相惜、痛定思痛,共同的遭际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胡适和李大钊正在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二者固然不能偏废,但是,研究学问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无助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改造”呢?毛泽东说:“世上的事情只有吃饭最大”,而马克思主义是世上最明快的哲学,因为它立足于最朴素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人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发言,他指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唯物史观,而不是胡适所说的那些庸俗的教条,要切实变革社会,那就必须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而要变革人们的思想与精神,那就必须懂得思想、精神和意志这些东西,究竟是怎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而当下的中国,无论 “科学派”还是“玄学派”,由于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缺乏起码的修养,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些争论,也不过都是空谈,他们的方法,实际上都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如果说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了,社会主义代表着民主的方向,那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则说:所谓“赛先生(科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五四的先驱者们,就是这样从倡导“科学与民主”,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与陈独秀的这次长谈,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次转折,因为就在那次谈话中,陈独秀提出:要立即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人。”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9月起,毛泽东被母校湖南第一师范聘任为校友会会长、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一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小学校长,而他上任后题写了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小礼堂。这不过是对“天下事皆己事也”的又一通俗阐释。新中国成立后,小学校长出身的毛泽东给孩子们写了一句意思相近的话: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毛泽东安排小弟泽覃、妹妹泽建到附小读书,安排大弟泽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切实地履行起大哥和家长的责任,而由毛泽东照料的弟弟和妹妹,也都跟随大哥走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牺牲之路,毛泽东的弟弟和妹妹,后来都为“天下事”——中国革命牺牲了。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痛切的回忆的那样,他并没有很好地照料弟弟妹妹,更没有一心一意地当校长,因为他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天下事”——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筹备创立共产党组织上去了。有一次,当小弟泽覃抱怨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毛家祠堂,你的祖宗也不是马克思”时,毛泽东气愤地骂了泽覃,甚至要找根棍子去打他。

192073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新文化书社》启事。在这篇启事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关于生产劳动的文化,劳动者阶级的文化,才是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这种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中国最大的积贫积弱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和知识的匮乏,“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解决这种脑子的饥荒,就是创办新文化书社的缘起。

82日,长沙新文化书社宣告成立,毛泽东是27个投资人之一,他们一共捐资400元。毛泽东表现出他惊人的经营天才,经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信用担保,书社得以从各大出版机构批量进货书报杂志,而免去了押金,长沙新文化书社成为了当时经营最好的书店,也是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最多的书店。

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用毛、杨二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不做俗人之举”。杨开慧当时这样写道: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而事实证明,这绝非纯情少女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时所说的话。

    192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与毛泽东和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分别仅仅两年,毛、萧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当时的湖南才子杨度曾经说过:“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那种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你这种思想,还是绅士和士大夫的思想。直到1921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确,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朋友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时,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萧二人从此分道扬镳。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没有谁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是因为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不能与会,而陈独秀则由于当时刚刚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抽身,便只是派了他的代表周佛海来主持会议。

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4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地形容了中共一大:“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历史证明,领导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并不是什么博学鸿儒,而是具有批判的思想、行动的意志,敢想敢干的新青年。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实际相结合,它至今恐怕依然还是高妙的理想,依然还是空说。

中共一大结束一个月后,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10月,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中共一大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党纲,但事后证明,在与会的12位代表中,率先身体力行这一纲领的人,便是毛泽东。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到: “学皆起源于实践问题”。

毛泽东不是空谈家,他立即组建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而擅长经营的易礼容,则协助毛泽东创办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红色股票,在安源,创办了长沙新文化书社的毛泽东和易礼容,又共同开创了“劳动者持股”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

一年之后,毛泽东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一万七千人举行罢工,毛泽东认为:罢工之成败,端赖是否能够取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与同情,必须采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必须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于是,他为工人俱乐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1922918日,在地方商会的调停下,工人俱乐部与资方代表签订协议,工人要求的条件得到满足,安源罢工取得成功,这支哀兵胜利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19279月,当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时,他手中掌握的武器,其实就是安源矿警队的那几百条枪,安源罢工的骨干力量,又成为了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

19227-9月间,李立三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安源罢工,而另一个在安源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湘乡,是毛泽东母亲的同乡。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他因“思想过激”而遭李石曽和吴稚晖排斥,1921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3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则被派回了他的故乡湖南。

在见到毛泽东三天之后,李立三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罢工说起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朔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19221023日,杨开慧因为难产,紧急住进了美国耶鲁大学创办的长沙湘雅医院,该院的产科大夫李振翩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为杨开慧做了剖腹产手术,次日清晨,毛泽东的长子岸英在长沙湘雅医院诞生。

毛岸英出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领导两千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他正吹着哨子走在工人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及时赶到产房。而当时的党中央,对他的行动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声援与支持,关键时刻,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只有新民学会的成员李振翩。

51年后,即197382日晚,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博士和夫人汤汉志。他们感慨万千,彻夜长谈。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毛泽东回答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

19501125日,新婚不到一年,刚刚过了28岁生日的毛岸英战死朝鲜疆场。

毛岸英战死后,周世钊问毛泽东:岸英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他已经够苦的了,你怎么舍得让他去朝鲜战场!毛泽东沉思良久,徐徐回答说:老百姓的孩子可以血洒疆场,我毛泽东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我的儿子不上战场,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派自己的儿子去上战场呢!

也就是在那次与周世钊的谈话中,毛泽东重述了青年时代立下的宏愿:“为全中国、全世界受苦的人贡献自己的一切”,并追忆起新民学会的那些“同学少年”。

     1901年,耶鲁大学由青年基督教会的12名会员构成的德怀特·霍尔小组,提出了雅礼协会的最初计划,正是这个计划,导致了长沙雅礼中学、雅礼湘雅医学院以及护士学校的诞生。 “雅礼精神”是清教伦理的体现,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概括来说,这就是“全心全意地创造财富,但自己却绝不享受这些财富。”

1972年底,海伦·斯诺重访中国时,也访问了毛泽东长子的诞生地长沙湘雅医院,当时,她感慨地谈到了清教精神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精神品格的联系,她说:“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唯利是图根深蒂固,非物质的动机对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共产党人,首先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精神价值——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做出任何自我牺牲。”她还说,共产党人的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毛泽东主义的原理,同上面列出的剑桥、牛津、耶鲁的原则有相同之处,只是某些方面更适合中国的实际罢了。从受英国教育的杨昌济老师那里,从他第一位妻子杨开慧那里,毛泽东学到了这些原理。”

这一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像李振翩这样的“雅礼精神”的服膺者,何以会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大多数新民学会会的会员,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人。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思考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197611月,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病逝于乌拉圭。萧子升晚年著书,仔细地描述了与毛泽东徒步走遍湖南五县的经历。那一年的9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与萧生于同年,也均享年83岁。

毛奋斗了一生,而萧则空说了一世。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合泪写下这样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19841116日,世界著名细菌学和病毒学专家李振翩在美国逝世,享年84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民学会的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易礼容被国民党追捕,于1929年流亡日本,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易礼容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全国解放后,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而他的搭档,还是当年一起领导安源罢工的李立三。

1997328日,易礼容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新民学会的会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和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40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12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编辑   季节)

 

 

“地才”

公元189312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

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方式,毛泽东的生辰应为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即当日上午7-9),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们称他为天才,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称作“地才”。他把“大地”比作中国和人民。

19736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非洲的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

一方水土一方人。毛泽东就诞生在中国湖南的大地上。

湖南又称楚地,“惟楚有才”一句,出自《左传》。楚地最著名的人物是屈原,他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毛泽东19岁时所做《讲堂录》笔记,前11页便是手抄的屈原《离骚》和《九歌》,而毛泽东本人的诗歌,也鲜明地继承了屈原的风格。

1500年来,湖南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把湖南看作是中国的“新儒学”——理学和心学的主要策源地,其实并不为过。

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即是湖南道州人,他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他的《爱莲说》,至今是中国孩子们喜欢诵读的美文。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栻展开辩论,是为“朱张论学”。1507年,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此讲学弘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读史通鉴》总结中国历史,晚清的魏源,则以《海国图志》和《圣武纪》开辟了思想和知识的新局,从此,湖南便以“经世致用”的新风引领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岳麓人更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而自豪于乡曲。

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湖南人。

19729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感慨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田中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这是借屈原的例子,含蓄地把美日关系比作秦与楚的关系,从而提醒我: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与美国混在一起,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六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劳动、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他是个辛勤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湖南人。

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

中国历史上长期文武分治,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动脑不动手的阶层,而这种风气到了近代湖南,方才为之一变。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不磨的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72峰之一,韶山绵延20里长,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嘴是韶山落脉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做上屋场,在这所房子里诞生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当过兵,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他脾气火爆,毛泽东毕生对这个粗暴的家长缺乏好感。他的母亲文氏,1867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小名叫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她的真名叫文素琴。她善良、宽厚、美丽、智慧,长着中国女性最羡慕的梨子型脸庞和佛陀一样感人的眼睛,哲学家梁漱溟初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为他俊美的形象所震动,称其“貌如妇人好女”,的确,毛泽东的相貌,主要是继承了母亲的形象。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舍身为僧。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他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这种传统包括在湖南兴起的新儒学,他融合进了强烈的佛学因素。这就特别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不同。朱熹认为,每个人通过刻苦读书便可成为圣贤,因此,他方才说“满街皆是圣人”。王阳明则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转而认为劳动、做事就是修行,而那些毕生辛勤劳动的人,就是圣人。

众生平等,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是最高贵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说:“小即大”,“上即下”,“我即宇宙”,“万即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后来他又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没有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作和尚,而是成为了革命家。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从韶山出发,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父亲阻挠他,而母亲支持他,于是,文家的亲戚帮助他筹措了这笔“工钱”。临行前,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了“誓不还”。

1921年,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到解放前夕,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而毛家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毛泽东出身“富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就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以考试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在这篇写于1912年的作文里,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尽管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中,最为毛泽东青睐的一家,无疑便是法家。而商君法的实质,就类似于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93111月,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立法,就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证的平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五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排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外,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6.0191亿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

195491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诞生,全国有1.5亿人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讨论。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新中国宪法中,工农构成了“人民”的主体,他们是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军队是由工农子弟构成,是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基石。毛泽东认为:法治不等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等于国家专政。而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就是使人民成为立法者和国家的主人。毛泽东主张法治、推崇法家,但是,毛泽东的法治思想绝非照搬外国、照搬西方,而是植根于中国的大地,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的升华。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植根于个人利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正是为了防止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混战,正是为了调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方才需要法律和“立宪国家”。而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不是个人利益的体现,国家也不是平衡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应该是最广大的下层人民利益的体现,特别是他们求平等的意志的体现,最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求平等的意志就是“天理”,而“天理”大于“法”,因此,他方才说“造反有理”。

实际上,只有了解中国的世界观,方才能理解毛泽东的法治思想。

中国的世界观由三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与近代西方和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世界观的构造中,“民”或者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或者国家,而与天下和“天理”相一致。通俗的说,所谓“天理”也就是宇宙发展的规律,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规律,就是面向平等的永无止境的变化与革命。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因为他认为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的立法者,他也是洞悉宇宙真相的觉者。

2015年,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籍科学家。在获奖演说的结尾,她惊人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毛泽东的这段手书出现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会议厅的大屏幕上时,许多人都在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7453日,毛泽东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谈话,当时,毛泽东坚持说,基本离子不“基本”,因为它一定是可分的。

1977年,在夏威夷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则说了这样一段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毛泽东不会想到,他自己会为生命科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划出一个时代。而他也不可能想到,他与李政道的缘分,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下去。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1953199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和特定的重点高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长时段统计。而完成上述工作的李中清教授,就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

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名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事后,这个女孩的父亲却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这就是旧中国的法律。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今年已经94岁了。他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要告诉我们,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讲述它,让中国人民记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而经历过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的人民,势必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经历过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人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今天,毛泽东这个名字依然令人颤栗——有人出于热爱,以至于想起他不禁热泪盈眶,当然,也有人说起毛泽东来则“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无论热爱还是憎恨,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等或“均平”的时代。

南怀瑾说,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看病不要钱,二、上学不要钱,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阐释者,但更是最伟大的继承者,而且,他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理解,一旦形成,终生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1945的毛泽东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头戴八角帽,脖子上随意地围着格子围巾,与一群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在一起看戏。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杂志上,冠之以令人感慨的命名:“大地与平等”。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商鞅徙木立信论》那篇雄文得了100分,国文老师为此写了7条夸赞的批语,也许这并不稀奇,因为毛泽东的作文总是得100分。

国文老师在批给全体同学“传观”时这样写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故未曾有”,文末的总评说:“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国文老师这样赞叹且预言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然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仅仅读了半年,毛泽东就又离开了这里,因为他要思考“宇宙”这个大问题,而这个题目,恰恰是学校教不了他的。学校使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更主要原因其实是:当时的新学堂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种把人等于“生物”和“动物”的思想,与毛泽东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他第一次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怀疑,其实就是从他毅然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离开西学堂,毛泽东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毛泽东的读书自学持续了半年之久。

湖南省立图书馆门厅里,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走到地图前,总要驻足良久,陷入沉思:世界如此之大,如果这只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它能够存在下去吗?如果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如动物和生物一样,这种人生有意义吗?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改造吗?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与新民学会成员周世钊等人谈到这一幕时,依然感慨万千。他说: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选择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他认为自己此生最适合做教员,实际上,直到晚年他还说:我的理想是做教员,没想到要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入学半年之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更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他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他后来赞美这所学校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比较当时一般大学的水平却要高得多。 正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答案,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一面听讲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一面在这门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而毛泽东的批注,则结合这部作品,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宇宙的本质就是变化。他这样写到: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成毁灭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也,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既然宇宙的本质是变化,既然“毁非灭也”、“死非灭也”,那么,对于变化、成毁乃至死亡,便不应取消极悲观之态度。

泡尔生还说,人的精神,由理智与知识、情感与意志这两方面构成。

什么是人的意志呢?毛泽东说:意志,就是人对于变化所怀抱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还极为独异地说,意志起源于“好奇心”。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这样写到:人生如攀高山涉大海,人生如探险,充满逆料,但这也正是人生之奇绝之处,“平和”并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而毛泽东则在这一段的旁边批注说:“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毛泽东立志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毛泽东呼吁以强大的意志,去直面这样一个令人震惊和“惊奇”的时代。他认为,失败不可怕、变局不可怕,既然“死非灭”、“毁非灭”,故“巨变”不足畏,而只有不变和僵化才是最可怖的。

《伦理学原理》认为,变化可以唤醒古老的民族,震惊则可以促使之觉醒,而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褪化,一个时代的衰老,就是因为它对于世界丧失了新奇与震惊的感觉,从而归于麻木。毛泽东则认为,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他说,中国人之麻木,就在于其缺乏意志力,而所谓缺乏意志力,就是指中国人缺乏面对变化的勇气,丧失了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好奇心”和“惊奇”感。

从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观点:求知是人类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活动,如果泯灭了好奇、求变的意志,也就没有了知识的进步。

在毛泽东看来,当下之中国,并非缺乏读书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头脑保守僵化,他们沉溺于固定的知识范式和程式中不能自拔。中国缺乏的也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变的勇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缺乏的,不仅是智识,而更是热情与意志。

泡尔生把人类斗争的意志称为“抵抗力”。他说,正是通过抵抗外在的压力,人方才创造了崭新的自我和崭新的世界,“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姑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宇宙的本质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正是站在宇宙论的角度,24岁的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死亡。

毛泽东认为,死亡体现了宇宙变化的实质,正是死亡提示我们变化之不能停止,正是死亡告诉我们有未知之世界在,也正是死亡提示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他说:死并非变化之终结,死亡乃“人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直面死亡——毛泽东的“好奇心”可谓大矣,正是基于这种博大的好奇,他指出: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没有完结的,以宇宙之广大,现实世界不过只是宇宙之一隅而已,除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未知之世界在,而死亡就时刻提醒我们那个未知世界之存在,真正的大知,根源于永恒直面未知世界之“大好奇”。

而毛泽东的这种觉悟,正可谓是“大智”导向了“大勇”。

死“亦吾有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敢于直面死亡,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质,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时,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到: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而“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20年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这样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就是不断面对和发现宇宙人生之“奇境”。

当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说:宇宙即差异。

20年后,他在《矛盾论》中则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世界的本质就是差异。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既然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两方面构成,则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情感与意志力的提升,实际上——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意志。鲁迅还曾自我剖白说,他自己就是因为“看事太细,不易勇往直前”。毛泽东认为,欲求健全之精神,就要使知识与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更指出,这也就是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相对于知识者,劳动者的意志力能力往往更为坚韧。这些保留下来的批语的确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矛盾和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学”,这种“新学”虽说还不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但显然,毛泽东立足于宇宙和世界大势,开一代学风和文风,创立一种崭新学说的抱负,在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当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则必须启蒙,而“启蒙”,就是学习西方,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却忽视和压抑了人的情感与意志。像卢梭指出的那样,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己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说,这种异化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深重,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违背了工人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当然,青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把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他却像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毛泽东说,欲动天下之事,当动天下之心,而非增天下之巧智。要变革中国,当求“本源”而非“枝节”。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掌握了宇宙真理这个大本大源,方才能动人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之事可为也。他后来说,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年人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作“毛奇”,意思就是“宇宙中的奇男子”。

老师们格外赏识他,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则是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和教授国文的袁仲谦二位先生。湖南第一师范,特别是杨、袁两位老师传授给他的,与其说是知识和学问(理论),还不如说是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埋头苦干的品质(实践)。

毛泽东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恰恰相反,这种变局,正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和“抵抗力”的千载难逢的大舞台。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这就表现为国家与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于是,中国就没有现代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形成的这种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毛泽东被选举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个职务一直是由教师担任的。而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提出应创办一个工人夜校,他的理由是: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神圣不可捉摸之物。

中国社会的分裂,就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鄙视动手,从而使得知识与实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不能结合在一起,更在于知识者与劳动者,是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青年时代便形成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从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入手,而要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而这样的新社会组织,应该由“新人”、或者“新民”组成。

191847日,是个星期日,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80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学瓒、罗迈、陈章甫、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他以《伦理学原理》批注开一代学风,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1917年暑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长沙、宁化、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九百多公里,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时,这个沉思着时间与空间这种“大本大源”问题的青年,最喜读的是历史与地理著作,19159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深刻地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之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漫步湘江,再登爱晚亭,感慨系之,吟成《沁园春·长沙》一首,再现了第一师范时代“立此大心”时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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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地思想

1924年底到19258月,毛泽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退隐到故乡韶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什么也没有写,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退隐似乎成为了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特点——每当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决断时,他都会像蛇一样蛰伏一个时期,在沉潜中独自思考。

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他思考的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基于这种思考,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于什么叫做“国民革命”,做出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完全不同的判断。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认为:“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所谓“学而不思”也就是盲从,就是“循习惯之势力,而笃信之、服从之耳”,毛泽东说,“学而不思之学派”,造成的是“有信仰而无诘难之社会”。

中国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绝不是盲从。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这样概括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毕生不盲从权威,而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所批判的,便是苏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分析,简化为机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这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了机械而简单的判断: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毛泽东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毛泽东的一生,主要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共同点,就在于批判的思想,而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上,即是如此。

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提出: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于是,与西方式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社会范畴,以此来概括中国的特殊性。

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的官僚即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是赢利的官僚,而中国基层的土豪劣绅也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也是赢利性的“国家经纪人”。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赢利性的组织”,并不代表国家。

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而非代表刻板无效的行政体系的人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赢利性的官僚,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

而毛泽东的发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根源,乃是基层的“赢利型经济”,是土豪劣绅。而要摧垮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基层摧毁土豪劣绅,并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土豪劣绅对于中国基层的控制。而靠雍正那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千年的治理体系失败问题的。

中国历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地陷入失败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组织。国家要动员和控制社会,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而官僚控制基层社会的抓手,就是基层的土豪劣绅,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那么,国家与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中国国家之无效率,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没有组织。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夺和压榨,由于基层无组织,国家动员社会,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而一旦赢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此时的毛泽东所做出的,乃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以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妇女会等,来取代和打倒一千年来的乡绅阶层,这是一个从最基层出发,重新组织中国、改造中国的过程——而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个重建社会自身“抵抗力”的过程。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了解的确极为深刻,从少年时代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到青年时代的读《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文明精髓的精深理解,在《讲堂录》中,他更指出了中国之衰落,便在于社会组织能力下降这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形成,就源于商鞅的“五户联保”的户籍保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宋代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近代以来,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宰治中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横空出世的。与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因为中国有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一概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进步的,是不正确的。若笼统地以为革命要依靠资产阶级,则可能会把革命的领导权,稀里糊涂地交给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何在呢?这便是后来毛泽东所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革命。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毛泽东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持续了一生。

也正是通过批判的思考,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一直以来,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观点,都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农民是保守的力量,现代化进程,就是消灭农民和农村的运动。

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恰恰又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欧洲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共同体-农业共同体-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转变,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性。

亚当·斯密也指出:如果不是“百年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农业,那么,欧洲会走一条以农业带动制造业,再以制造业带动贸易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要比欧洲后来的发展道路更自然、更优越、更健康。

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它与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外部暴力的干扰,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所有制形式,不必向欧洲的市民社会转化,也可以实现向现代文明转型。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不是一个“去农民化”、“去农村化”和“去共同体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进程,就是一种不以牺牲农民和农村共同体为代价而进行的现代转变。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城市消灭农村”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比城市还要好”。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中,只有毛泽东的思路是与马克思高度契合的,也只有毛泽东立足中国文明的传统,从消灭三大差别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毛泽东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像马克思本人一样,他是以批判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的。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

1925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军阀的总根子就是土豪劣绅,军阀不过是大的土豪劣绅而已。因此,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就必须铲除军阀的根子“土豪劣绅”,就必须改变为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在年青时代,他推崇能文能武的曾国藩,而今,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湘军和“新军”,就是军阀的源头。毛泽东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借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在毛泽东看来,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才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显然,毛泽东的贡献,绝不仅是张国焘所说的: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发现了农民、提出了农民问题。他立足中国历史,极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近代瓦解的根源,就在于基层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而要进行社会改造,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从组织最基层的社会做起,从增强社会自身的“抵抗力”做起。毛泽东的思想大幅度地压缩了中国历史。自秦到唐,中国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皇权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自唐末至清末,中国又用了一千年,才实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毛泽东的设想则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暴风骤雨般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建立中国现代土地集体所有制,以推动土地的社会化生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力图用一代乃至几代人的革命、奋斗和牺牲,来完成历史上数十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这样概括说: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掌握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动员和组织农民。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将这些话又反复说过多次。

毛泽东毕生厌恶人们称他为天才,这是因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是他的品格,因此,他更喜欢称自己是“地才”。不过,毛泽东的思想的确太超前了,30岁的毛泽东,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大知识分子,超越了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超越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毛泽东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青年时很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但又很不自信,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鸦片战争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王朝,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而毛泽东思想所建立的,也不仅是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而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可惜,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与马克思本人的论断是高度契合的,当时的毛泽东只是以为,他的思想既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也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19258月,应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召唤,毛泽东离开湖南韶山,回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在返回广州途中,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的陪同下,重游了青年时代读书游泳的旧地岳麓山和爱晚亭。重游故地写下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心事浩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究竟谁才是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呢?

是共产国际所说的资产阶级吗?

是为斯大林和广东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看好的蒋介石吗?

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吗?

农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吗?

这苍茫一问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对“大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仅仅两年之后,郭亮的头就被蒋介石砍下来,挂在长沙的城门上。毛泽东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革命高潮”还缺乏真正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

“大革命”的前途并不明朗。他曾多次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当官做老爷,革命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老婆离婚、不怕丢官和开除党籍。

实际上,毛泽东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不同。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与鲁迅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了最彻底的革命者——而丸山的这句话,今天看来,的确是非常深刻到位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6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得了173票。而在国民党中执委选举中,蒋介石则得了248票——只差一票就是全票。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了国民党的希望之星。

这一年的105日,经汪精卫推荐,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离开了共产党的核心决策层之后,毛泽东却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和汪精卫,是两个先后重用毛泽东的人。陈独秀欣赏毛泽东,是因为他认为含蓄低调的毛泽东不尚空谈,能办实事。而汪精卫看好毛泽东,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他最了解心狠手辣的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因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而掌握了枪杆子,但随即被擢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却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的话语权。

蒋介石并不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最早看好蒋介石的人是鲍罗廷,他是苏联派到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而鲍罗廷推崇蒋介石,是因为斯大林把蒋介石视为“革命军人”。蒋介石是在上海崛起的,除了有着深厚英美背景的宋美龄家族的支持之外,蒋介石崛起所依据的社会力量,就是浙江的财阀和江湖势力。而在倒向英美之前,蒋介石最大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甚至还怀抱着一个极为天真的设想——希望蒋介石能够加入共产党。

19261026日,苏共政治局在斯大林的主持下,通过了一份给中共的指示,禁止在中国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右翼和蒋介石的斗争,并明确地反对发动农民运动。

而那个时候,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年,当时的斯大林脑袋里想的却是如何使共产党不要影响蒋介石的“战斗力”。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斯大林所欣赏的“革命军人”一旦羽翼丰满,国民政府就再也无法控制他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看来:或许只有一个人能够与蒋介石对抗,而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汪精卫看好毛泽东,不仅是因为毛泽东能掌握笔杆子,也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极有思想,而是因为毛泽东能够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谎称共产党要发动兵变,绑架自己去苏联。借此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把共产党从国民革命军中清除出去,而且他还提出:共产党员不能再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的要职。也就是在国民党通过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的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市的番禺学宫正式开班上课了。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25门,每届授课实习4个多月,毛泽东所担任课程最多,而学员们所学习的,主要是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军事工作。半年之后,他又主办了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孕育了中国2800个农会,遍及11省,它成为日后中共再造乾坤的熔炉。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

毛泽东是伟大的演讲者,他总是能够征服自己的听众,而与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则沉默寡言,他只迷信枪杆子,1943年,蒋介石精心策划,终于隆重推出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这算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学术成果。而这本著作最伟大的理论创建,便是关于乡绅的论述。

蒋介石认为:乡绅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社会保护力量,乡绅代表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性,乡绅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实质。如果说蒋介石也有理论,那么所谓“蒋介石理论”的核心,便在于此处。蒋介石希望用这部著作,来回答大革命时代的“笔杆子”毛泽东对于他的挑战。

而在乡绅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则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治理失败的过程,就集中表现为“乡绅”堕落为“劣绅”这个过程。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自强”运动,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

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基层被黑社会化的“劣绅”所把持,而中国的上层则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统治,蒋介石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旧中国的治理体系。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他们之间斗争的成败关系中国的现代命运,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遇到毛泽东,算是蒋介石倒霉。

192512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刊发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被当时的《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拒绝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尽管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毛泽东这篇文章属于离经叛道,散布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西方思想家眼里,这篇文章却因为简洁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至今依然还是“曲高和寡”。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不仅是指导国民革命,而且也是指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就是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诞生。

那一年,毛泽东32岁。

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似乎已经不多。而对这篇文章认识最为独到的人,却是德国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卡尔·施密特指出: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这篇文章理解为纯粹的政策和策略性的,这乃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文献,它在政治理论上的地位,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媲美。

卡尔·施密特认为,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回答了“世界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政治实质上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革命的策略乃至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而言,是建立在上述两个重要思考的基础上的。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哲学文献,而政策与策略的论述,只是这篇文章的表面。

首先,毛泽东对于“阶级”是什么的理解,是与“世界是什么”的回答联系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前者。“世界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就是“差异”,世界上是永远存在差异的,毛泽东说,就社会而言,差异就表现为社会差别和社会等级。

这本是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表达的思想,但它也正体现了马克思本人在其博士论文《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之差异》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世界的本质是差异,而差异就是发展变化的根源——实际上,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显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已经不再像青年时代写作《心之力》的时候那样,把世界和宇宙的本质理解为“生命力”,而是理解为生产力了。这时的毛泽东更强调:矛盾和差异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不过,毛泽东又认为,这种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革命。

毛泽东说,当社会差别和社会差异还不至于影响社会成员“过日子”的时候,这种差异和差别——或曰这种“矛盾”,就不是“对抗性”的,社会“等级”,也还不至于发展为对立的“阶级”,这个时候的社会冲突,就不会表现为“政治冲突”、“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哲学总结。他说:所谓“矛盾是普遍的”,是指“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矛盾和差异都是对抗性的,换句话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政治性”的,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地方,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和具备。正是延续着这样的思考,后来的毛泽东又写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这样的著作,而这两篇著作中的思想,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矛盾论》乃是一脉相承的,而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伦理学原理》批注。这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从诞生起,就是成体系的,是一贯的。

而这篇文章的第二个核心,便是回答了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所谓革命,只是在社会差异发生了“质变”时方才出现的,或者说,革命只出现在社会矛盾转变成“对抗性”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好像水在95度还是液体,而到了100度就气化了一样,这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后来说,这一过程,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对于社会而言,所谓革命状态,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作威作福,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活不下去那样一种状态,即所谓1%99%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关系就转变为“敌我关系”,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就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

只有身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方才是处于“革命状态”之中,而处于革命状态的人,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区分敌友。因为所谓“朋友”就是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敌人”则是使我活不下去的人。

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头,毛泽东便如此急迫地写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起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展开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中国,最坏的势力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他们是革命者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介于敌人与朋友之间,他们的特点是怀疑动摇。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可惜人数很少。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而绝大多数人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这就是中国革命得以爆发的根本前提,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所依赖的对象,却并不是绝大多数活不下去的农民,十分危险的是:大革命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代表的却是革命的真正对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

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是,革命者对于“革命”还没有从思想上做好准备,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依然还处于“政治上不成熟”的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一场“虚假的革命”。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产呢?这就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上层的“赢利型官僚”(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赢利型经济”(土豪劣绅),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却把它们视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1927年春,正值大革命高潮,毛泽东在武汉写了一首格调悲怆的词,在唐代,中国人把西域的来客,称为“菩萨蛮”,而毛泽东这首词的词牌的名字,就叫“菩萨蛮”——而这似乎意味着,他自己在中国政坛和思想界中的地位,如同“西域来客”一样属于异端。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放任蒋介石加强“战斗力”的结果,只能是使蒋更快、更加赤裸裸地举起屠刀。而在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只有农民运动才能挽救革命,而只有抓住农民,共产党才可能有力量与蒋介石抗衡。

19273-4月之间,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夜,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到: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堪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它的第一节,就叫“组织起来”。

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时候,如同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大革命”作为一场“虚假的革命”已经全盘失败了。这篇文章发表数日之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随之也背叛了工农运动,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被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里。从1927412日开始,在上海,针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屠杀进行了3天。蒋介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举行了血淋淋的葬礼。

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基督教婚礼,在大革命的葬礼之后举行的盛大婚礼是个象征,通过这次政治联姻,蒋介石投入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感到震惊,而中共的反应却是“束手无策”。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将会与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结合起来,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

1927年的813日,毛泽东带着全家从武汉秘密潜回长沙,所谓潜回,是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自我罢免”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虽然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但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却是要去发动城市起义,而不是进行农村暴动。

1927831日夜,月黑风高,山迢水远,毛泽东与杨开慧就此永别。

19301114日下午一时,经蒋介石的手令,时年29岁的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枪杀于长沙识字岭。她身中数枪,手指深深地陷入泥里。

自此一别,毛泽东永失“骄杨”。毛泽东一家有6位亲人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而这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领袖中,绝无仅有。毛泽东在风华正茂的时代,便立志发愿,要为全世界受苦人贡献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的人生时间表与历史一致,而与常人不一致。当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他预言革命的危机,当“虚假的革命”失败的时候,毛泽东预言:真正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1927年,目睹了蒋介石清党、清共的大屠杀之后,鲁迅沉痛地说: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杀人的,而被杀的竟都是书生,他们所犯的罪,无非是写了几篇文章,宣传了某种学说。

实际上,毛泽东早已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空谈误党,空谈误国,空谈会导致革命失败,空谈会造成杀人如草不闻声。从血光、火光、泪光和刀光中站立起来,他因此认识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9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那一刻起,伟大的中国革命方才真正开始。

这是漫长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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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却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开店的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一百。”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八十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了,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持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这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四十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乃至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相联系的国家科层官僚制度、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做“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便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依靠改革上层和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史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氏,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十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九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氏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百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如果把话说回来,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之改革所主攻的一个目标,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十六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彼此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而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准备了基础,在此之上,方才竖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有经济学以来的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增加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为这需要动员全社会,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简而言之,这需要革命。

马克思极懂富强之理,马克思深谙金融和资本之道,这有《资本论》为证。但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则,因而他赞成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号为证。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2008年,我在纽约与廖子光老谈。廖老曾有言:晚清以来,中国举凡财政金融、军事、科技均落后于西方,不仅陷入国家民族的大劫难,而且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难;要寻求富强之道,什么办法都尝试尽了,结论则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历史的翻盘。直到湘潭毛润之先生出来,方才能够逐步集合中华文明的真谛,一举扭转了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因为毛先生很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近代中国除“人心”之外,再便无富强之“资本”。中国已经一穷二白,欲在如此山穷水尽的条件下求富强,只能依靠“行王道”,舍此再无它法。而毛先生“发财的资本”,靠的就是唤起四万万人的同心同德、空前团结一心,来打败了西方在军事、科技和财政金融方面的优势。他有两只手:一手是理学和心学的“大同”思想,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康有为、孙中山,毛润之先生是集大成者;一只手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后一只手,能把“王道”与“富强”在现代条件下统一起来。所以,毛先生缔造的新中国就不叫民族国家,而叫“人民国家”;他的战争便不叫“国家战争”而叫“人民战争”;他的科学教育不叫“精英教育”,而唤作“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教育;他的金融叫“人民金融”,而人民金融则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任基础上的,这是极为高明的设计。

毛先生把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东方大国做了实践,中国最终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他开辟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实践、一些做法,固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自有其不成功的地方,但在大方向上,乃是完全正确的。而今天的中国学者的问题却是,对美国和西方霸权和霸道之实质既了解不深,对王道传统兴趣又不大,记忆几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长,习人之强,反难免两头皆失之虞,此乃是最可担忧之事。

无论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中国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复活官二代、封建主义、买办资本、腐败、两极分化这些东西。正如历史上的中国,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国,若只求富强,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廖老一直把毛泽东主席称为“毛润之先生”,因为廖氏一族,举凡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半国民党元老,一半共产党元勋。廖老一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作为纽约杰出的金融家,他始终关怀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2005年,廖老便提出中国以“货币互换”抑制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以及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面向内需、面向中西部谋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风,至今记忆尤新。

关于“王道”与“富强”这个话题,我还记得上世纪末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来北大讲学时,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向他请教本杰明•史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他这样说:我们西方实行的是“霸道”,你们中国坚持的则是“王道”。1840年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终究也不能长久。现在要看看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了。与其说将来世界都要看中国,还不如说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这个难题。

墨子刻教授对清代制度,特别是《大清会典》有着精深研究。他更继承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观——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他是少数“真正懂毛泽东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果然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从而为人类发展开出一条新路吗?

20116月,在世界讲坛上,李稻葵教授曾经面对着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政要这样坚定地说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西方霸权主义的老路,因为我们要复兴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是“王道”——而这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变革“始于170年前开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国的失败造成了深重的文明灾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屈辱,这种屈辱的记忆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在学习这些教训。这次屈辱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应,包括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应对这次屈辱的一个绝决的回应。”

“我的文明教会了我,不要去压迫别人,不要强加于人,而是要与人合作。我的文明教会了我,经济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应是掠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

稻葵先生的话,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当时舌战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屡仆又屡兴,慷慨期致远。道逢同心人,万里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争取一个文明、进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后继、挖山不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们的去路,就没有什么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许,我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写完《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气,把《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写完的。但是,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能抓住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如果不能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发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缘,无论下多少功夫都是白费的。而要抓住这样的动力,追求这样的视野,那就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方法。

我从今年9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家人警告我说,倘若再这么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此虽系笑谈,而我心自知,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别的东西吗?不做亏心事,何惧鬼叫门。何况我们的许多前人,例如写出了《封建论》的柳宗元,恰在我这个年龄就死掉了。而像马克思一样,他即使在放逐中,却毕竟也没有低下过自己的头。

马克思于1883年病逝于伦敦,于今130年矣。而今天的我们,却正处于他所预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中。而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尤生。”

 

韩毓海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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