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续）

很多人看来，五四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领导中国，那么，五四的精神、北大的精神，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李大钊所代表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元培在演讲里说的——学生自我牺牲的精神，国民自我牺牲的精神，李大钊最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精神。毛泽东认为，这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就来自为有牺牲多壮志。

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易克嶷，他们都是五四运动先驱，他们都坚信知识分子才是中国的领导力量，这使他们不可能相信工农、相信劳动人民。陈公博、周佛海也是这样，他们都有学问，但他们只相信学问大的，看不起学问不如自己的，他们看不起毛泽东这样的图书管理员。张国焘的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他的弟弟张国庶，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上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了，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但是，张国焘在长征路上犯了错误，后来叛变了。他与邓中夏完全不同，邓中夏至死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他的牺牲是最有感召力的。段德昌是在肃反中被夏曦杀害的，他牺牲的时候说，砍死我吧，留着子弹去打敌人，他并没有改变信仰。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授衔，大家摆不平，毛主席就讲段德昌。讲段德昌的时候，毛主席痛哭失声。他在七大的时候说，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面英勇牺牲了，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感到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缺点不能改正，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吗？

什么是五四的精神，什么是北大的光荣作风？自我牺牲精神是基础，五四精神不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当然也不是陈独秀作风。

邓中夏：分道扬镳

说起五四运动，从1918年5月新华门请愿，到举办平民演讲团，创办《国民杂志》，到领导五四运动，邓中夏都是最杰出的领袖。他开创了社会调查的学风，也是第一批到工人那里去搞社会调查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也是很受他的启发。邓中夏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等一系列文献，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他牺牲了一切，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最大的光荣与骄傲。从留下的照片看，他非常帅，几乎每个人回忆他，都会说，他非常干净，非常美——邓中夏这一辈子，与“油腻”二字沾不上边，他永远年轻。

邓中夏创办了《国民》杂志，这本杂志最早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伟大的事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邓中夏也是《中国青年》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他在那里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他是北大中文系的诗人，他的诗比胡适的好太多了，但在如今的各种白话诗选本里，几乎无一留存。

1920年5月，邓中夏放弃出国留学，去长辛店开办工人夜校，那时他写过一首诗：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唤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1964年编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总理说，把这首诗放到史诗里吧。但谁知道这首诗是邓中夏写的呢？

1920年6月，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等“五大臣”出国留学，其时，同为学生领袖的邓中夏也在留学名单里，但他淡然放弃了。他说，中国要被人看得起，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劳动者，中国的劳工不站起来，中国永远不能站起来。就在那个月，一部分学生领袖出国了，而邓中夏放弃出国，去了长辛店，从此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谁能想到，从此一别，就是两个阵营了。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大革命时代，整个广州乃至广东的工人纠察队都是他领导的，蒋介石很忌惮他，他是北大平民演讲团的头，能演讲，善作文，会煽动，关键是他手里有枪。

诗人往往理想主义，但邓中夏知道政治归根到底是实力。大革命失败之后，邓中夏率先提议举行南昌起义，因为他知道，枪一丢，再如何空谈革命都没用了，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这就是毛泽东后来反复指出的，需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枪是能够打死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再也不能有“缴枪”这种事。

邓中夏去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校长是于右任，不管事，实际上邓中夏为共产党办了一所大学，他把瞿秋白、茅盾等人请去讲课，自己也讲课，丁玲等人就是被上海大学吸引去的。可以说，邓中夏主持上海大学时期，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是最好的，他在上海大学创办了中国的社会科学教育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基础是社会调查、社会分析，邓中夏是开创者。邓中夏的学问好极了，不在瞿秋白之下。那时，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写文章，把五四以来的思潮，划分为封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和“进步的”。

邓中夏在洪湖根据地时，用一个旧式的账簿，凭记忆写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史稿》，交给郑绍文保存，说总有一天可以出版的。1932年8月，国民党进攻洪湖根据地时，郑绍文丢失了全部行李，其中包括这部党史。邓中夏牺牲前，在南京监狱遇到难友郑绍文，得知稿子丢失，遂叹息说，“再也没有机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1932年12月末，邓中夏化名回到上海，但因为王明掌权了，所以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生活只靠妻子李惠馨（李英）在日本纱厂做工的每月七块钱收入，而房租就要三块钱。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受尽了酷刑，国民党中央委员方治来看他，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却被莫斯科回来的那几个小流氓欺负出卖到这样，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觉得，在这些小流氓统治下，中共还会有什么前途吗？你这样的了不起的学者，这样有思想的政治家，何必与他们为伍呢？邓中夏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不掩盖自己的错误，我们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平等，你们站在劳动大众的对立面上，你们连人心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来可怜我！这是很著名的对话。

杀邓中夏，是蒋介石的手令，蒋介石一方面认为，邓中夏出身官宦，却脑子进水，要为工农要平等，另一方面是——他人长得太帅，煽动能力太大，天生是当领袖的材料，用今天的话来说，邓中夏是“卡里斯玛”型人物，无产阶级革命能闹起来，全凭这样的人物。

蔡元培与蒋介石有个共同的朋友是张静江。邓中夏曾经写文章批驳张静江，张静江认为，邓中夏这种“好人家的儿郎”竟然去替工人说话，做工人领袖，这是新文化运动走了歪路的结果。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张静江被蒋介石抬出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和张静江兴高采烈当了蒋介石的枪。国民党政权败亡之前，在卖了自己又帮蒋介石输光了本钱之后，张静江终于愤慨地说：国民党之失败，是败在本党同僚、利益集团手上。不回应工农的诉求，一个无论怎样标榜革命的党，早晚要亡党，国民党的失败在于本党同僚，即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乡绅资本家代言人、代理人。

邓中夏出身于统治阶级，官宦人家，但他放弃出国留学，他参加创立共产党，他为劳动人民求平等，乃是发自初心，发自本心、自心，因此，不但他父亲无法劝阻他，王明、蒋介石更不能阻挡他，世界上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他。初心、自心、本心、自我、自由，在邓中夏那里是高度统一的。

杨昌济有三个好学生，毛泽东、邓中夏和蔡和森。当年，湖南一师的毛泽东与高等师范的邓中夏经常一起爬岳麓山，谈天说地。

五四运动爆发，邓中夏从北大跑到了湖南，帮助毛泽东组织了湖南学联，又在北京接应毛泽东的驱张代表团，那个代表团里的李启汉与邓中夏一起领导工人运动，被敌人杀害了，李启汉的妹妹李英嫁给了邓中夏，他们一起坐牢，先后有四个孩子，三个夭折了，一个留在苏联的保育院，再也没有找到。邓中夏去世后，李英改名李明夏，她到延安后， 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信说，期待你继承启汉中夏的遗志，为党继续工作吧。毛泽东信中说，启汉就是我的亲弟弟一样。

1945年3月1日，毛泽东给李明夏回信，第一句是：小妹同志——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宋人蒋捷的词，编者注）

这是毛泽东晚年很喜欢的词，在这词里，有邓中夏，有蔡和森，也有红楼，有当年的北大。

毛主席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是一个青春之我。他晚年经常回忆那些从红楼走出去的人。82岁的时候他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邓中夏这种饱受中华传统文明教育的人，为什么会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明优秀在邓中夏身上是契合的。首先是平等，这个平等是内在的。儒家讲四心，第一条叫恻隐之心，人皆有恻隐之心，佛家讲众生平等，道家讲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初心。

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沙滩红楼后面，有一个吉安左巷胡同，吉安左巷8号是毛泽东和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住的地方。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一墙之隔的吉安左巷6号，住着北大学生魏野畴，他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毕业后回到陕西，是陕西共产党的创建人，刘志丹、高岗、谢子长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创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多年之后，毛泽东又从江西吉安出发，带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到达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那时魏野畴已经牺牲了。这就是历史啊，伟大的事业，如同天命。

毛主席年轻时代是相信知识分子是中国的领导力量的，是讲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他过去看工人农民脏，认为他们有病，身体与精神都有问题。但是，他后来变了，他说有病的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比较健康一些。知识分子能领导中国吗？仅靠知识分子的领导能改变中国吗？这个问题，历史已经有了答案，改变中国的不是蔡元培，而是毛泽东。不是蔡元培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大，而是毛泽东所走的延安道路。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改变中国，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必由之路。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中国人民的疾苦如何去疗救，他的出发点与严复、鲁迅、蔡元培没有不同，但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中国的疾病，那些自己认为是大夫的人，不仅是药方不对，而且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这些毛病是什么呢？第一是不合群，把孤独看作知识分子的美德，众人皆醉我独醒，严复、鲁迅、陈独秀乃至瞿秋白，无不具有这种毛病。毛泽东说，这种风气，反映在共产党里，就是党风不正，叫主观主义，就是孤独不合群，不讲群众路线。反对主观主义，要密切联系群众，治这种病，就必须讲群众路线。

第二是迷信书本知识。天真地认为，中国治理者不行，因为他们不读书，不学习，他们书本知识不行，这种看法，就是光绪、慈禧、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迷信书本，教条主义，这是学风的问题。迷信书本知识，这也是病，治这种病，就必须讲调查研究，必须讲实践。什么是社会知识？离不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那种唯书本知识、不讲实践的人，也有病。

第三是看天下人都有病，就是自己没有病，以名医自诩，要知道，在给别人看病之前，先要检查自己有没有病，这叫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谓整风，就是看病，要给那些自诩为名医的人看病。

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高远的，他的基础是为天下苍生作出彻底自我牺牲的道德，毛泽东在著名的“老三篇”里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毛主席对于五四和北大的反省中，也包含着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劳动人民有没有缺点？有没有毛病？

毛泽东当时的回答当然有。问题在于，如何去看待劳动人民的缺点，一是要有感情地去看，二是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劳动人民的病，是落后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是压迫造成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

其实，我们党一直就期望把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改造成为一个以劳动人民、以工农为主体的党，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把劳动人民作为劳动阶级，作为根本的领导力量，这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为此，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把毛泽东视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大救星。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毛主席说，谁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改造？工人阶级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工人阶级就要落后了，工人阶级需要改造，难道资本家就这么高明，反而不需要改造了？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所有的都要不断改造，这样才能进步。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劳动人民有病，需要知识分子去改造他们，教育他们；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有病，需要劳动人民去改造他们。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毛主席说，所有人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其实，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看法。也是哲学辩证法的实质。

五四时讲科学，是讲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今天讲科学，是讲用技术手段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两种不同的对于科学的理解。今天的问题在于，这些把科学理解为推行技术方案的人，他们没有批判精神。我为什么写《中国式现代化与情绪》？就是说这套对科学的理解，不是五四时倡导的那种科学，五四的科学是自我批判精神，现在仍要倡导自我批判精神。

结语

北京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校，它是一种象征。理解北大，很难。

因为有许多的误解，这误解也是隐喻。比如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力量，北京大学总是引领前进方向的。再比如说，现代的就是西方的，传统的就是中国的。我不赞成这些说法。我们要阐述的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的方向，才是我们的方向；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北大最可贵的精神；不是改造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改造工农劳动人民，而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永久奋斗，这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性格。

你是一颗火种，点燃了这块沉睡的土地。

你是一个预言，划破了那个黑暗的世纪。

你是一面旗帜，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

你叙述着一个真理，救中国，救人类，救自己。

重访红楼，重访我们的前人的足迹，我们想到什么？

星火燎大原，红楼望云翥。千里江山无觅处。换了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漫道谁人曾住？

旧游旧游今何处。少年梦断神州路。国际悲歌歌一曲，万里长空送君去。君且去，休回顾！

（编辑  季节）

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也是通过科学的方法追求学问、追求真理。这句话背后，是对什么是科学方法的探索。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关键不在于讨论某些具体的知识，具体的知识是项羽所谓“一人敌”，科学方法是所谓“万人敌”。

现代知识和教育体系的建立，背后是放弃儒家的四书五经，建立严复所谓的“群学”——这是科学最早的说法。什么是“群学”？按照严复的说法，“名数质力”是第一层，“天地人”是第二层，其中人的知识又分为主观的、客观的，体的和用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学是主观的，是体；技术性的工程、机械、制造是客观的，是用。划分清晰。我们后来的学科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群学”划分的启发。

当然，这与我们采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有区别。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

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大传统。

第一是马克思所代表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它立足于分析社会各阶级与社会各集团，把劳动阶级视为生产力的主要体现；

第二是权力分配或者权力分析的方法。主要是分析一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及其特定的统治方式，比如说是神权的、王权的、封建的、官僚制的、党派的等；

第三是所谓风尚或风气的分析方法。包括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社会病理的分析。

什么是风尚或者风气呢？五四时期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新青年》最早的编委之一），在《社会与教育》中详细讲解了“风尚”。他说，古希腊有一个固有的词，讲一个社会特有的习惯、标准、观念，叫“ethos”，我们翻译为“伦理”，这个词是理解希腊城邦政治的关键，罗马后来把这个词叫做“Mores”，我们翻译为“道德”。它表示什么意思呢？陶孟和说，这是最难解释的方法问题，五四时期称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而孔夫子理论称其为“儒家伦理”，其实指的都是社会风尚、社会风气，我们翻译为“伦理”似乎太狭窄，翻译“道德”，似乎又失之过高了，很难精准解释。

这是一种科学分析方式，其前提和研究的出发点，是把人作为一种体格与性格进行研究。首先它是天地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特定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的产物，无论是卢梭还是孟德斯鸠，他们的方法的起点都是如此，强调要研究人的体格与性格的形成。希腊特别强调城邦制度对于形成体格与性格的作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这是他们的基本方法。从这个基本方法入手，才能理解他们的著作。

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生产方式在塑造人的体格与性格当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社会组织方式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方法，对于结果——即现代劳动生产方式对于现代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塑造，分析得很少，劳动人民的身体情况、精神状况，这种分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太明显。

韦伯代表了权力分配的方法，在权力支配下的特定人格分析。他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卡里斯玛（Charisma）的人格，什么是官僚的性格，他对权力支配方式的分析更加生动。

弗洛伊德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他代表一种病理化的分析，那就是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以及权力结构，对于塑造人的体格与性格有什么影响。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循环的分析方法，即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加上权力的支配方式，塑造了人的体格与性格、身体与精神。性格决定命运，历史活动是这种性格演变的历史，也就是卢梭以及孟德斯鸠所说的风俗与风尚演进的历史。毛泽东所谓学风、文风、党风，就代表了这种观察和分析历史的方式。

我们把这三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就会了解，历史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那么简单的公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力图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法尽可能用很短的话进行概括，马克思自己就说这是不可能的。

最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首先是从典型性格入手。韦伯式的典型性格，是社会风尚和风俗最集中的表现，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典型环境造成典型性格。最伟大的典范就是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从路易·波拿巴人格的分析开始，展开法国史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的高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高峰。

弗洛伊德的方法更进一步，是社会病理分析，或者叫症候分析，他抓典型性格，以此来分析和揭示形成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他所谓的典型性格是病态的性格，因此去分析社会的病态。

研究方法、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社会科学是从研究人格出发，去研究典型环境，就是风俗、风尚的形成，例如五四的学问、学风的变化，引发文化运动、社会风俗的变化，以及背后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社会权力支配方式、制度变化，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到党派政治，等等。

从弗洛伊德的病理分析，到韦伯的权力分析、风尚的分析，然后才能抵达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基础即典型环境的分析。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所力图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的基础。

正确的社会科学方法，一定要注意分析社会情绪，从精神的角度分析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乃至情感。对于人类历史，消极的情绪与积极的情绪的观察，即所谓人心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就特别重视正确发挥积极因素、避免消极情绪去分析社会，分析历史。

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式现代化与情绪》，后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时，很多人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开始讲中国式现代化？其实，我讲的是研究方法，那就是中国的现代人格、现代风尚，与中国特殊的现代历史处境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讲清楚这个问题，仅仅是罗列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特点，人家就会问，难道这些特点西方没有吗？这种争论如果完全是抽象的、概念的争论，就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这样进行概念的抽象争论的人，其实完全没有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

同文馆的建立与“鬼子六”人格

郝平在《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中讲述创办京师同文馆之初的情景，恭亲王奕?和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两个人物的精彩博弈和较劲。这两个人的争论，在郝平的书里非常亮眼，郝平的基本观点是北大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它是要有人去做的，关键是谁来做，是怎么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们理解一个时代，不能从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入手，而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入手。郝平炉火纯青地运用了马克思倡导的方法。

如果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入手，当时清王朝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本朝是以忠孝治天下，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里面是有矛盾的，比如说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传统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矛盾，体与用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以倭仁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与“鬼子六”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

如果我们从历史人物的人格或者性格分析出发，恭亲王“鬼子六”是个非常亮眼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意识形态都不信，他就信实力和权力，他相信实力起决定性作用，管他白猫黑猫，能把事情办成就是好猫——这就是恭亲王的信念，他代表的不是哪种意识形态，检验一切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有用没用，有效没效。分析这样的人物，从意识形态出发是完全不行的，分析清王朝的历史，分析近代以来变革的动力，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也是完全不行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真理。

马克思说，正确的办法是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如果把生产力换成实力，那就好理解多了。马克思在描写鸦片战争的时候说，这是一幕天才也想象不出的戏剧，在这场冲突中，天朝帝国和“野蛮人”代表的是道德和文明，而大英帝国代表的是贱买贵卖的粗鄙的法则，是利益和实力。最后是粗鄙战胜了文明和道德。这就是马克思分析历史的方式。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去观察晚清的历史，从实力与道德的冲突角度去分析，那么，第一个重要的人就是洋务运动的领袖“鬼子六”。他为什么没有继承皇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太能干了，能干就是他的缺点。有了这个特点，他就没有机会继承皇位。道光之所以没有让他继承大统，因为他是所有皇子里面文韬武略最强的一个，人人都说，“鬼子六”太聪明了，于是就不厚道，就不仁义。所以，道光就选了文韬武略远不如他的四皇子奕宁做皇帝，奕宁的人格症候是很明显的就是木讷，因此稳当，犹豫不决，关键时刻下不去手——但这就是厚道。

从韦伯的分析角度，清王朝的权力分配机制，决定了其后来的命运，历史的大变局，为核心权力层这种性格的强化提供了典型环境。

咸丰死后，恭亲王联合两宫皇后发动辛酉政变，当时恭亲王只有28岁，慈禧26岁，诛杀五大臣之后，作为五大臣同党的曾国藩等，继续得到提拔和大胆任用，同治中兴因此开始——这是能力的胜利。如果没有辛酉政变，清王朝可能早几十年就在内忧外患中完蛋了。

所以，办新军，办新学，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洋务运动，敢于废科举、办学堂。这些都不能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能力出发的，从实力考量出发，从权力考量出发。对“鬼子六”来说，大清的存亡与强弱，这是唯一考量，选贤举能的标准在实力，至于意识形态和孔夫子，该去哪里去哪里。这一点，他与慈禧是一致的，只不过慈禧比他还进一步，当她儿子同治的权力受到一点威胁，小叔子“鬼子六”就将该去哪里去哪里。非如此，不能理解晚清大刀阔斧、血雨腥风的改革。

如果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出发去分析历史，那么倭仁代表儒家意识形态，“鬼子六”代表西方的洋务意识形态。但实际上，“鬼子六”根本就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他们彼此看不上的原因在于：“鬼子六”认为倭仁无能无用，而倭仁认为“鬼子六”滥权、庸俗。用陈寅恪的话说，那个时代的症候是，满朝文武，要么腐败无能，要么能干腐败。

办同文馆是让进士们在读圣贤书之外，也能学习外语、数学和天文，增加一点实际的能力，背后的潜台词是——如今的读书人根本没有啥实际能力，没有真本事。恰恰就是这点，触动了倭仁敏感的神经。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改革者最忌讳的人格弱点：思想和意识形态不顶用，能办事才是硬道理。

实用主义，这是近代以来一切改革者在人格上的通病，当然也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长处。帝师倭仁反对建同文馆的理由冠冕堂皇，他认为为什么要“师夷”？我们到底以谁为师？当然应该以孔夫子为师，中国处在危亡当中，最需要的是忠孝节义，对于皇帝和朝廷的忠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天文、数学就是所谓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中国读书人从来就有，他还特别举出了墨家和大禹的例子，我们既然从来就有这样的能力，何必向西方去学习？

倭仁的结论是：满朝文武中最没有能力的人是“鬼子六”，因为他读书太少，竟然不知道天文和数学。倭仁认为中国最好。

争论摆在了慈禧面前，同文馆办不办？这是对慈禧的考验，此时可以看出慈禧是什么人。慈禧将倭仁慷慨激昂的奏折批给“鬼子六”，要杀杀他的威风，你别觉得自己有能力，在人家眼里，你读书太少，根本没能力。而奕?的办法是甩锅，是以退为进，他说既然倭仁学问大，他知道中国有这么多懂科学技术的人，那就请倭仁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好了，何必用我呢？于是，慈禧再把“鬼子六”的奏折批给倭仁，让倭仁把全国懂天文数学的人两个月内立即召集起来。倭仁软了，他说我这个帝师是把握大方向的，我懒得去办这种小事，“鬼子六”坚持要办，那就让他去办吧。慈禧说，恭亲王，那就请你大胆去办事吧！读外国书，也是读书，也是增加能力。同文馆就是这样办起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慈禧对于“鬼子六”的态度一贯是要用，但是要控制使用，要随时杀杀他的威风。

要理解晚清以来的中国改革，不能简单从意识形态出发，对奕?来说，改革是加强中国的实力，只要能够加强国家能力，管它姓中还是姓西，都可以办。北京大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

“鬼子六”具有改革人格，他判断一切的标准是实力。在慈禧看来，对于“鬼子六”这种实务派、能力派，关键时刻必须用。没有“鬼子六”，她自己不可能上台，然而“鬼子六”的能力太强，平常要整整他，以防止他野心膨胀，防止他出圈、走歪路。因此，这个时候讲意识形态正确性就非常有用，就需要倭仁这种人出来起掣肘作用。

“鬼子六”这一辈子，几起几落，反复挨整，他的体格也不是很好，65岁戊戌变法的时候去世了。对于他的一般评价是：恭亲王心狠手辣，不善于团结人，大家都怕他，他也希望别人怕自己——他有威无信，但能够很好地分析整个社会的症候。

现在北京的东堂子胡同，就是过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所在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及同文馆，都是恭亲王奕?创办的，当年“鬼子六”就是在这里办公的。而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家也在这里。五四前夜，蔡校长就是从这里出发，徒步走到北大西宅，向学生们痛陈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会导致亡国。

这说明改革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改革是为了增加国家实力，那些追求实力和能力的人发动了改革，但没有权，你怎么改革。在晚清中国，就是那些能办事的人，拯救了晚清的危机，比如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人，他们造成了同治中兴，而提拔这些人也是这些人的突出代表是恭亲王奕?。

所以，从能力出发，从生产力发展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剖析历史，才能深入了解历史。

严复：人有病，天知否

鲁迅采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从医生的视野去看社会，认为中国社会是有病的，国民的体格与人格都是有问题的，他也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在精神上是有毛病的。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出发点。

鲁迅这种看病的方法，不是他第一个发明的，第一个发明者是严复。他出任同文馆译书局的总办，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是第一个从诊断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人，通过翻译来揭示中国社会、知识的痼疾，而他自己也是这种社会痼疾的受害者。

严复是一个非常不得志的人，虽然是海军出身，还是伊藤博文的同学，但他科举考试很不顺利，一直没有得到功名，所以才到了同文馆的译书局。

严复认为，西方的知识是黜伪崇真，西方的制度是屈私为公，西方的知识是追求真理，西方的制度是追求公平。本杰明·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说，严复理解西方的方式，令西方人自己也感到吃惊，似乎西方经典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西方的制度等于公平，而这种公平就是为了反衬中国之不公。我想这与严复的心态和情绪有极大的关系，北大这位学海军的第一任校长，坐视甲午战败，没有得到专业任用，科举他也考不上，满肚子海军知识都废了，只能去搞翻译。这种愤懑的心态，决定了他翻译什么、怎么翻译。比如说，他选择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给中国制度定位于“专制”，这种专制不是法治，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专制。

孟德斯鸠认为，法的基础是风俗与风尚。中国的法不好，是因为中国的风俗不好，儒家伦理是建立在一种坏的风俗之上，任人唯亲，家长里短治天下，分不清家规与国法，专制就是家天下，就是一家一姓的独裁。

严复的翻译，不仅仅是要提供一些新知识，而是要改变中国的风俗，他与风俗相对抗，因此他是很孤独的。孤独是近代改革者的一个特点。

严复翻译的作品影响了孙中山以来一批的革命者，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这可是奕?当年创办同文馆所未想的。他怎能想到译书局里招来了一个如此愤愤不平的人，用清王朝自强的钱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专制的帽子。

严复选择的《国富论》就是为了给大清看病而写的，亚当·斯密确实有三处提到当时的大清王朝。其中一处讲劳动生产率，举了大清为例。他说大清王朝虽然非常富裕，但这个富裕背后掩盖的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因为劳动力的价格被不断地低估和刻意的压低，而这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专政的国家必然产生的结果。士大夫治理的特点，必然是把体力劳动视为可耻。

斯密举了一个例子，说欧洲的行会师傅很幸运，坐在自己的店里坐等顾客就可以了，而中国的行会师傅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找顾客，因为行会师傅的手工劳动、体力劳动在中国被轻视，这造成劳动力价格一路走低，造成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这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说，劳动力便宜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但是，按照斯密的说法，恰恰因为劳动力价格不断降低，中国就会长久锁定在一个落后国家的地位上。落后经济就是历史学家伊懋可所说的高度平衡陷阱。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发展机器生产，用人比用机器要便宜也是因素之一。

《国富论》不是为了攻击大清王朝，可是在严复眼里就是为中国写的，他是带着问题，从为大清王朝看病的角度去从事他的翻译的。

毛泽东说，人有病，天知否？这句话，说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要从问题出发，从人民疾苦出发，从改变风气出发，从改变党风、作风、文风出发。他在延安时说，对人要猛击一掌，说，同志，你有病啊！还说，我们的态度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当严复提出“群学”的时候，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在逻辑、数学、化学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由这个知识体系支配和改造的现代世界。对真理的追求是重要的，但是关注人的情感和情绪的世界也是重要的。

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知识与开风气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三个重要人物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废除了科举之后产生的读书人。他们是五四精神的代表，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什么是中国的领导力量？过去是皇权，宋代以来皇权的结构，是由士大夫-官僚-地主来支撑的，这个结构在废科举之后瓦解了。中国的力量之后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靠什么领导？五四运动的结论是靠科学、民主，靠新文化、新道德，这也是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共同出发点。

最坚信知识分子是领导中国、改造中国力量的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与严复不同，一贯是知识体系里的翘楚。他曾高中进士，是翰林院编修，曾游历欧洲，对于西方文化非常崇拜，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因为他坚信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领导力量。蔡元培领导北大发动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蔡元培还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并出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虽然他是官，但他看又不起官，这与他对何谓领导的理解有密切关系。蔡元培认为官并不是领导，知识分子和知识才是社会的领导者，他毕生的理想是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服务。沙滩红楼是蔡元培工作的地方，在红楼的后面，也就是今天《求是》杂志社的旁边还有一座楼，那里是蔡元培创办的中央研究院。

无论是谁，是什么党派，什么阶级，只要它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蔡元培就不与之合作。他还提出了“劳工神圣”。对蔡元培来说，如果劳工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那它就一点也不神圣。当他发现劳工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再赞成“劳工神圣”。严复主张竞争进化，优胜劣汰，蔡元培主张互助进化，弱者也可以进步，比严复更讲平等；章太炎主张俱分进化，就是善也进化，恶也进化，人的弱点也会进化。劳动阶级是有缺点的，是有毛病的，这种毛病是会遗传的，也是会进化的。并非社会条件改变，劳动者地位改变劳动者的缺点就可改正，他们那些缺点是旧社会、旧制度造成的。

蔡元培、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是中国三位先进知识分子的典范，却是三个不同类型的典范。蔡元培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领导，他懂知识分子，也迁就知识分子，他成功地缔造了北京大学，缔造了中央研究院，他是北大之父，中国知识分子之父。但是，蔡元培改变中国了吗？进一步说，他坚信的知识分子是中国领导力量的信念，是正确可行的吗？历史告诉我们，蔡元培的信念没有改变中国，这是蔡元培的悲剧。

李大钊是典范，他首先是道德的典范，他的道德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李大钊对学生如同慈父一样，受他资助的学生非常多，那么多北大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受到李大钊的道德感召。安葬李大钊时，北大的教授纷纷出资，他们说，我们虽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佩服李大钊的人格。

李大钊道德的基础，就是自我牺牲。他说，最壮烈的风景，在于崇高，最壮烈的人生，在于牺牲。毛泽东说，为有牺牲多壮志，这是说到了李大钊的道德。李大钊与毛泽东共同的地方，在于站在整个宇宙中看人生，一放眼就是一万年。几百年对他们来说不算回事儿，个人得失不算事儿，所谓成就无非就是负担，因此要永久奋斗。李大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道德和牺牲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为了人类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什么都可以牺牲。所以，李大钊牺牲的时候，蔡元培看到报纸放声大哭，知识分子的领导力，是他的牺牲精神，这是李大钊的作用。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担任过五届总书记。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他的领导力体现在哪里？体现在风尚，他是开风气的人。他的《敬告青年》就是开风气的宣言。开了什么风气？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青年是好的，老年是不好的；西方是好的，中国是不好的；现代是好的，传统是不好的；进步是好的，保守是不好的；实利是好的，虚文是不好的；发展是硬道理，开放是硬道理，有钱是硬道理，年轻是硬道理，其余都是虚的。这就是陈独秀的作风。他开创了这种作风，这种作风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他当了五届总书记，靠引导风气来领导，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中，陈独秀风气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这种风气是他开创的，至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多人认为这种风气，就是北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我总是想起冀朝鼎。

开局

1937年6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4岁，周恩来39岁，策划这次访问的人是冀朝鼎，当时，他只有34岁。

1937年，远在美国的冀朝鼎介绍美国智库代表团访问延安。6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媒体、智库交流放在中美关系的首位。美国访问团里，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这个刊物是冀朝鼎和他们一起创办的，它也是著名的《美亚》杂志的前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托马斯·亚瑟·毕森，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在来延安前，他已经在《今日中国》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鉴于这一未来结果，美国的政策必须明确选择：究竟是站在中国还是日本一边。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毕森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联邦党人文献》中托马斯·麦迪逊的主张相同，那就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在土地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正如当年美国革命的目标是为了使美国独立自主于旧大陆一样，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独立自主。而美国与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两国都拥有广阔的土地，而英国、日本这样狭小的国家，只能依靠工商业和殖民地而生存。

毕森说，任何一个维护美国宪法的人，任何一个热爱土地、主张土地权利的美国人，都会天然地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与中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国民党只代表中国沿海的少数买办的利益。

毕森的岳父是传教士，他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但在北伐时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国民党的士兵要抢他的手表，而那块手表是毕森岳父父亲的遗物。

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是访问团的成员，他关心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当时，他在延安采访调查的主要方向是：红军在长征中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壮大的，以及红军中少数民族战士的情况。这种调查使他形成了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像当年的隋唐一样，从中国的西北边疆兴起，团结各少数民族，席卷中原，统一天下。

代表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与赛珍珠的父亲一样，毕森的父亲长期生活在皖北农村，拉铁摩尔的父亲则在内蒙古与河套地区传教，所以，拉铁摩尔能说地道的西北话，还喜欢唱“酸曲”。

杰弗逊的名言是：如果上帝有自己的选民，并赋予他们许多真正的美德的话，那么，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偏远农村的最底层之前，这样做的只有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百姓的无助与绝望，也知道他们生存的韧性。于是，这些到访延安的美国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

贾菲夫妇访问延安期间，看到红军缺医少药。回到纽约后，他们把这些情况通过冀朝鼎介绍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于是，他们立即携手行动，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募捐筹款，并于来年一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在访问延安时，毕森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是否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援中国抗日？或者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而鼓动中日妥协反对苏联？因为国民党与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一旦国民党与日本妥协而反对苏联，那么国民党是否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呢？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他在国际上选边站队的出发点是阶级利益。因此，蒋介石对于世界形势有两个根本的误判，第一，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中共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同样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美国和英国会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对于大势的错误判断，根本上基于蒋介石集团在英美有私人利益。

中共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生存，只要赞成这个出发点，无论是谁，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国民党反对苏联，是因为意识形态，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些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而没有给过共产党一枪一炮，这就说明了问题。

英国反对苏联，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因为德国威胁了英国的特权和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与利益，英国最终会放下意识形态，选择与苏联合作。

毛泽东这样说，“当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向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骄傲。他们当然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那些特权。因为思想不可能总是与行动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进行抗战，抗战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很大，领土辽阔，内部不平衡，中国西北地区数千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目前，这里是中国抗战的核心，中国生存、发展的基本结构是由秦汉隋唐奠定的，这个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加强了这个独立自主的结构。换句话说，今天被称为“边区”的地方，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的中心。

就这样，冀朝鼎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智库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接触，这次极为成功的访问，给美国人民和政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穷人当作上帝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土地与农民，代表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利益。用赛珍珠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伦·斯诺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他们就是《红尘》，即他们如西北的大风与黄沙，以伟大的力量，铸造着中国。

这就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抚今追昔，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冀朝铸，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做过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后来说，他这是从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当时站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人，就是冀朝铸。邓小平访美，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站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之间的人，也是冀朝铸。

那时，冀朝鼎早已经过世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办大事、开新路的人，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谁，更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办什么大事——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扬扬、敲锣打鼓，那事情就办不成了。

伟大的思想是孤独的，探索新道路，那是需要奋身孤往的。这是孤独的、勇敢的事业。而直到今天，冀朝鼎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传说。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读书人都没有名，名气对他们一文不值——办大事与出大名，这完全是两码事。

“纽约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被捕学生中，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16岁。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17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

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民间外交的胜利，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在民，它也鼓励了中国的国民民主运动。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中央局，和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美亚》，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作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29年，冀朝鼎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据说还介绍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而白劳德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周围的学者们将冀朝鼎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很多就来自延安。以至于麦卡锡后来认为，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基本上被美国共产党策反了。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他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在于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1941年，冀朝鼎回国，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

宋霭龄亲切地称冀朝鼎是“纽约男孩”——在四大家族看来，冀朝鼎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是一个被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极为纯洁的西方绅士。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此时，在冀朝鼎主持下，蒋介石推出金圆券币制改革。

当时，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冀朝鼎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

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向富人借款，向穷人课税，以借款利息为基础，大规模发行纸币。

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说，冀朝鼎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亡国之策，但既然蒋介石喜欢，他顺水推舟，就这样办了。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共产党不是仅靠硬实力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的迅速胜利，抓住了人心这个软实力固然最重要，但更为值得思考的，则是共产党如何运用了巧实力。

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仅仅一年之后，国共双方便攻守易势。这里面，一个是靠毛泽东大智大勇，敢于以中央纵队四个连拖着胡宗南重兵在陕北转圈，以高超的战略指挥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一个是靠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乱了蒋介石的后院。以共产党不到100万军队，在三年内就击败了国民党900万现代化军队。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举三个例子：

金圆券及法币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就是参与决策这三件大事的人。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参与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统一与分裂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非常厉害，那么，我个人认为冀朝鼎是一个，为什么？就凭他一篇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一本小书，就压倒了“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著作”——这个评价有多么高！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

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深刻揭示出：战国时代，中国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间，争夺要害在陇南；汉代以降，中国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隋唐继之，屏蔽关中者，为上郡（陕北），联系关中与巴蜀者，为陇南，扼守丝绸之路者，为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今天所谓“陕甘宁”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宋以来，这种形势因运河开通而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由西北而东南。自此之后，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与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强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同时，冀朝鼎的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这是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再限于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不振、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并非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从战国到唐安史之乱，中国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间，二在陕西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决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这都决定了陕甘宁地区的战略地位。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这就决定了鄂豫皖、鲁西地区作为枢纽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鄂豫皖和鲁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持同样看法的人，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特别是，当着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被封锁，中国之交通，只能依靠西北与西南之间的联系，中国抗战的根据地只能是陕西与四川——而联系其间的要害，就是陕甘宁地区。

（编辑  季节）

怎么看待“欧阳修问题”

欧阳修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但也有“深刻的片面”。

欧阳修是谏官出身，他的任务当然就是批评，但是他的批评却有两个弱点，第一，在真实的历史中，他所谓的“三代之制”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他为了批判现实而幻想出的理想世界；第二，欧阳修做了一辈子太平官，然而像他这样的“太平官”并不明白，所谓“老百姓的生活”，绝不仅是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这种“日常生活”。他尤其不明白的是：老百姓的生活里，除了过太平日子之外，还有饥馑、灾荒、战争、瘟疫和逃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家来说，如何有效应对危机时刻，特别是面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关乎百姓安危、生死存亡。此急事不容缓办，如果不能面对危机而建立制度，倘若这个制度不是“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如果不能处理“急务”，不能面对生死存亡，那么一切理想方案都是画饼，一切政策不免宽严皆误。

知易行难，这句话是说：“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难，办一件具体事比坐而论道的批判难。而看不懂、且看不起“簿书、狱讼、兵食”这些急务，更将商鞅以来一切改革家视为“酷吏”——这恰恰就是欧阳修这种士大夫出身的“太平官”的极大缺点。

毛泽东主席是洞察中国历史的“欧阳修问题”的，但是，谈到唐宋以降乃至中国历史的“大事因缘”，老人家比较推崇的，并不是欧阳修的《礼乐志》，而是柳宗元的《封建论》这样的文章，为什么？

倘若往简单里说，毛泽东深知、并且时刻痛感着：办事很难，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办点事、成点事，这尤其难。

实际上，从唐立国以来，围绕着施政之重心，究竟应放在“制礼作乐”还是“刑名责罚”，究竟是恢复“封建”还是实行“郡县”，进行过一系列长期、激烈的争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在唐代长期争论中产生的文献，也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划时代的文献。

《封建论》开篇指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大势”。而这种历史大势，不能、也不会因为我们头脑里幻想的“理想世界”而回头，靠“三代之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这恰说明这些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急务，而只有解决了生死存亡问题，才能考虑过日子的问题。乱世用重典，这也是不得不然，说白了——不施霹雳手，难开菩提门。连急务都解决不了，老百姓也就过不了什么好日子。

好的制度要能解决现实问题

实际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要面对、克服的急迫问题。制度不是抽象的，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我们研究历史，必须从这种历史大势出发，而不是从头脑里的黄金世界出发，即不能“开历史倒车”。

柳宗元与欧阳修，对历代治理之得失，对于中国制度的发展，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极大。

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当然与柳宗元和欧阳修不同。“民治”不等于封建，更不等于无政府。实现建立在人民团结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三代以降”的退步，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和儒家关于“三代之制”的想象是错误的，确属“开历史倒车”。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陷入胡适那种资产阶级学术政客的诡辩，他曾经说过，“一个坏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因为我们看一个政府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它是不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看一种治理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真正能够发挥老百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一点，仅靠刑名责罚则是做不到的。

如果一种治理，完全脱离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竟完全变成了以各种条条框框去“治民”，那么，这就是把“治理”与“制度”完全对立起来了，而在这个问题上，欧阳修那穿越的质疑，又总是发人深省的。

我年轻时喜欢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该书有许多了不起的创见。这本书是钱先生应国民党军政治部的邀约而写，不免要从历史角度，对国民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加以反省、总结。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样，其深刻之处就在于有感而发。但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该书的出发点，便是钱先生所谓的“人事”与“制度”之间的矛盾，而非“制度”与“治理”之间的关系。钱先生所论“人事”者，其实不过就是“官事”，而与“民事”即人民群众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简而言之，这本书里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人民群众”这四个字。

从“制度”与“治理”之间的矛盾和有机联系中，去思考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这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而能够这样做、这样看问题、看历史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人。

“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紧密联系着的整体，它不仅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更凝聚了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深刻总结。这两句话，前一句强调的是“制”，后一句强调的是“治”，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里，“制”与“治”——这两个方块字有其源远流长的深意，如果不追本溯源，其中博大精深的深意，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会。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雅利安人便驾着马车南下，其中一支占领了伊朗高原，另一支则经阿富汗占领了印度。而威胁着商的鬼方，灭了西周的赤狄和白狄，也都是驾着马车而来——那个时候中原的步兵，很难抵挡战车的冲击。

“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东平晋乱，以河为界”，秦始皇和郡县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为了对抗来自东西两面的夹击，于是才有了“令民为什伍”这空前严厉的刑名责罚制度。因为“赳赳老秦”处于中华文明的最前线，秦时刻面对着紧急状态，非如此组织起来，非实行空前严厉的制度，老百姓便不能生存，当然，非如此，也就没有中国的统一。春秋大一统，所谓“大一统”，这就是为秦所开辟的中国历史的主题。

汉武帝创立了丝绸之路

重视盐铁，奖励军功，汉代的这些政策，其实也都是为了应对国内外的紧急状态而产生。而汉武帝在治理上最大的改革，并不在于划分内、外朝，而在于把过去搞“礼乐之制”的内朝，改造为一个治国理政、处理急务的机制。正是凭借着这些改革，汉武帝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制度——丝绸之路制度。当然，也因为这种立足于激励-约束的制度走向偏颇，过于鼓励贤能干将，而忽视了力田小民，因而不可避免地为后世门阀士族阶级的专政埋下伏笔。

唐鼓励百姓的政策

与汉武帝鼓励商人、鼓励武夫的政策不同，唐最伟大之处，就在于鼓励普通基层百姓的政策——这就是均田与府兵。也正是靠着这一壮举，唐努力平衡了魏晋以来贵族制度的偏颇，而这样的土地制度，由于空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方才把中国历史推向了壮丽的盛唐。

两宋为“万世开太平”的制度设计

至于唐的瓦解，有诸多内部原因，但是，离开了世界局势的巨变，离开了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特别是离开了唐与阿巴斯帝国之间的怛罗斯之战，那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安史之乱”，正如离开了伊斯兰对于波斯的占领，也就不能解释唐何以对中亚地区失去控制。

秦鼓励农战，汉鼓励商人和武夫，唐鼓励农民，而如果说宋代鼓励什么，结论自然是——与历代不同，宋鼓励的其实就是士大夫，宋代的士，是文士，不是武士。

文士最擅长的是什么？大概不是办事，而是写材料、画表格，是制定条条框框。

我曾经以叶适在《外稿》里的话来说明宋代的治理问题，叶适说：宋代治理的大问题在于：“持法密而为政疏”，且“持法愈密，为政愈疏”，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订了一些条条框框就能够办事，如果条条框框太多，而许多条条框框都是为了阻碍办事而设计的，那就完全不能办事了。极端的结果便是：危急之中，要想办点正事，就不能不破格违规，而这就是为什么梁山好汉一百单八条，其中大部分原都是体制内的忠臣、能臣，但不幸却是各个犯法。

宋代治理的最大问题，就是于无奈中形成官吏二分，即在正式的官僚体系之外，还有并行的胥吏组织。这是因为：正式的组织运行不能应对时势之变化，加之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日渐消磨，于是，就不得不用非正式组织办事。国家的一切制度全为“以官治官”而设计，而办事的是吏不是官，胥吏可以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成了法外之人。既然官不作为，一切不过官面文章，那么一切实际权力，便都操持在宋江这班胥吏手中，于是，最后呈现给我们的，便是《水浒传》那种“阅读效果”：大宋数万官僚精英，殚精竭虑，先忧后乐，其中当然不乏王安石、叶适、陆九渊这种高瞻远瞩之人，而给人的印象，却是一班循规蹈矩、不能作为的庸官、贪官，望之使人不喜；倒是梁山泊一班草寇，上窜下跳，可圈可点，敢说敢做，使酒撒泼，其效果就是可看可叹，颇能吸引眼球。

今天看来，宋代的一切制度均为承平之世而设计，且自期“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两宋果处承平之世乎？抑或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乎？倘若是后者，则以承平之制，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乎？以文牍奏对，应对八百里军情可乎？以理学空谈，应对弯弓射雕可乎？

说到教训，这就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元朝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

大概是受了《资治通鉴》开始的“正统史观”的影响，元是比较不受重视的。但是，如果忽视元，那我们自己的“来路”恐怕就说不大清楚了。

《春秋》的要害是“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既有中原的一统，也有塞外的一统。

元先是实现了“塞外”的大一统，然后又把中原、江南纳入到这种“大一统”之中，元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我们思考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来路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不能把元作为中国历史的“异类”来对待。

元朝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横跨欧亚的世界贸易体系，马可波罗一家，就是从路上丝绸之路而来，从海上丝绸之路而去。

丝绸之路制度，到元朝终于奠定完善，由此，中国建立了“现代世界秩序”，随后，美洲才被带进了这个世界贸易体系，因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都想在中国商业贸易体系中分一杯羹，它们开始“撕咬”，致力于破坏这个贸易体系。既然单个欧洲国家不可能像中国元朝那样主导整个贸易体系，它们就联合起来，瓦解、拆散这个网络，最终，将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解构，大卸八块，瓜分豆剖——取而代之，这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列强彼此争霸的世界。

西方创立的世界体系

这就有一个现代世界的“来路”问题，如果你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那你就必须漠视蒙古——特别是元代中国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漠视世界贸易体系形成的历史与来路；反过来，你如果认为是中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建立了一个世界贸易体系，在真实的历史中，欧洲人不过是占据了元代中国所开辟的世界网络的不同部分而已——那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不是开辟了现代世界秩序，而是阻碍了、破坏了开始于元代的世界一体化进程。

17世纪中叶，欧洲有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这非常重要，为什么？一、这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召开的第一个世俗国际会议，此前的会议，都是由教廷主持召开的，讨论的都是天上的事，这次会议，破天荒讨论的是国家间的事，它标志着由“神权”到“主权”的过渡。二、它清晰地划分出各国的边界，此前的边界是按照自然地理和人们的交往活动形成的，存在着模糊地带，在经历了长期的宗教混战之后，而今西欧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打出来的，体现了国家主权的利益，所以要锱铢必较，划分得一清二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地理学，不过是西方军事学说的一种，它是在划分战争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三、战败者必须割地赔款，战胜者必有所得，而战胜者的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这就是条约制度的实质。

从那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在世界上推行的就是这套东西，这就是西方所说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及其国际法的根源。

中国人的世界观

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家国而至于天下，而西方的“国”里面既没有家的概念，也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在西方人的所谓“国际法”视野里，人类以国家为单位互为仇敌，人类没有共同的利益，当然也没有共同的敌人——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制度确立之后，西方所谓敌人，也就是“敌国”，然而它们还公然把自己吹嘘为“文明”，而把世界视为“野蛮”，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公然包装为“文明打击野蛮”。

什么叫“天下情怀”？全人类要有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敌人，它是贫困、是疾病、是灾荒、是瘟疫、是破坏自然导致的环境的毁灭，是那种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种制度挑唆全人类以国家为单位而彼此仇杀。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有着共同利益，也就有着共同的敌人，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我们要团结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宣示的那样——各个国家彼此把对方当作敌人。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法则，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自由人的联合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体，与地中海文明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那种以战争赔款制度为基础的条约体制，当然不是一回事。

什么叫“英特纳雄纳尔”？那就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结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敌对、敌视状态，团结一致，去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去消灭贫困，消灭战争，向疾病、灾荒、环境破坏，向着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做斗争。

那么，什么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魏源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当清代中国完成了“塞外”与中原的一统、“居国”与“行国”的混同之后，面临着以“海国”形式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与数千年不同，中国历史的“大一统”问题，在近代成为混同“居国”、“行国”与“海国”的问题，而在“海国”的冲击下，中国数千年的治理体系面临着崩溃、瓦解的大危机。

只有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放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看，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时刻放在心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奋斗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伟大贡献

什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为基础，把唐代鼓励农民的“均田制”发挥到了极致，他把“礼乐之制”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制度，他以延安整风，彻底改造了有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恶习，他沿着成吉思汗的道路，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以边疆包纳中原的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四分五裂的中国得以重新凝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牢不可破的前提。

毛泽东把中国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英特纳雄纳尔”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把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使伟大的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我是毛泽东时代出生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他。而在他去世之后，我却经常想念他。想念他，我就读他的著作，而读他的著作，就更加想念他。

我是在邓小平时代成长的，小平同志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充满活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刻认识到：仅靠以刑名责罚为核心的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以商品经济为导向的市场体系本身，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涵着深刻的危机。

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天中国的读书人，必须回归这几个常识：一、中国人民好；二、中华文明好；三、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好。

这些常识，是血和泪换来的，是铁一般凝聚在一起的整体，今天，我们看一个读书人是否明白基本的事理，那就要看其是否明白并承认这几个常识。

说到制度与治理，我们今天的制度优势，一部分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奠定的，这就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群众路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在全中国人民大团结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建立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平衡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在不懈的学习和教育基础上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有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奠定的，这就包括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大的基础设施，也包括物联网配送机制等等。

中国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这两个时期形成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并加以深刻概括，以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新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优越性，并对此充满自信，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注意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各种短板，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公共安全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存在各种不足，“国虽大，忘战必危”，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不能以为长期和平发展，就忘记了国歌里那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编辑  季节）

危与机

危难中见真情

“发展是个硬道理”，在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却被一些人理解为“发财是个硬道理”。

21世纪，恰恰是以发财这个“硬道理”的破灭开始的。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这个一心发财、一心赚钱的国家倒在了骗钱的道路上。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 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焕发出生死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抗击灾难的伟大精神，“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新中国品格，浴火重生，感天动地——千金难买民心一片。在灾难面前，金钱微不足道；在民心面前，山河为之动容。这是社会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复活的重要标志。

灾难锻炼了中国人民，警醒了我们党。它促使我们反思，西方的人文精神、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人民，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才能救中国。

灾难过后，中国首次举办了奥运会，第29届奥运会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这次奥运会在世界历史的转折时刻，向世界展示了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一事件警醒我们：建国以来中国人形成的“56个民族大团结”的信念遭遇了重大挑战。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建国庆典上，当“开天辟地”方队簇拥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在《东方红》的旋律中阔步走来时，这一刻成为历史转折的鲜明标志。这个方队由清华大学的学生组成，这个方队从历史中走来，它宣示了一条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割断这一整体的企图，都是为全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它再次说明：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进步岂能由金钱引路

随着改革的深入，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凝聚人民的共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不是用钱可以摆平的。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追求个人利益的导向开始侵蚀社会风气。贫富差距正在拉开，腐败开始渗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不计后果的开发破坏了环境——随着经济的迅疾增长，单纯追求GDP的后果也接踵而至。

为了赚钱，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高楼大厦坏了可以修，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坏了，那就不是一时可以补救、修复的。

企业以赢利为导向，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事业也以赢利为导向，那就是为了赚钱而牺牲人民的健康，牺牲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推进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国家在这两个领域投入的金钱不计其数，但是到头来，人民最不满意的就是教育和医疗。更有甚者，一部分群众把教育、医疗和住房看作“新三座大山”。

当花多少钱都不能“买来”人民满意的教育、医疗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改革等于赚钱”这样的思路，是不是把我们的改革事业引向了“绝路”？在抗击“非典”和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思想、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的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完善的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在内的治理体系，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即使发展起来，成果也不能保住。

中国需要全面和科学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刻提出了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胡锦涛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也难以搞上去。

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生产力”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即比较少地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而仅仅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理解为“发展生产力”。事实上，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也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保护生产力发展上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没有十分重视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去重视其主体——人，特别是没有注意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历来是讲规矩的，这就是我们历史上形成的治理体系。但在中国革命发生之前，这些规矩主要是强者为弱者、统治阶级为老百姓定规矩。为强者、执政者定规矩，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之处。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为自己定的规矩。同样地，我们的建设与革命也是有规矩的。中国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根源就在于强大的产业基础，就在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就在于比较均衡的发展结构，就在于独立自主的主权形式，就在于社会平等深入人心。这一切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只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建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更完善的治理体系。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力图用简单的市场化教条破除我们改革的规矩。

重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按照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实行市场体制的结果，而且只应归功于市场化。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世界上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这种解释更不能说明：沿着所谓市场竞争的道路，西方国家没有走向自由贸易，而是走向了殖民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

至于说到“企业家精神”，勇于探索和执着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唯利是图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后一种“企业家精神”，中国行会和商会发展的漫长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如果仅仅凭行会和商会的逐利“精神”，中华民族根本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规矩，但市场教条主义无视今天世界市场存在的严重缺陷。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过剩”，而是优质产品的短缺。所谓优质产品也不仅是高技术的物质产品，还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也包括大城市的住房。这些产品过去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公共产品，而事实证明，通过将这些公共产品简单地推向市场的方式，不能解决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反，只能造成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

人们打破一种规矩，为的是建立更合理的规矩。自由放任从来就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结论。必须清醒认识到，市场教条主义不但无法解释新中国70年发展的伟大成就，而且已经成为束缚中国发展的因素。市场在某些舆论中已经理解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的实质就是鼓励和放任少数既得利益者不择手段地赚钱、发财。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证明，靠少数既得利益者发财，非但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反而束缚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简单地强化和维持这样的治理体系，并不能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回应政治民主和稳定的要求、社会和谐与平等的要求、文化自信的要求、环境保护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丧失了内生的动力。

说到伟大成就，我以为有三点是必须强调的。第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是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干部，就是干事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能干事、敢干事、想干事的那一部分人。伟大复兴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第三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不是什么先发优势、后发优势，甚至不在于什么单纯的要素优势、资源优势，而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起有组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的规模经济的优势。

初心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第一，经过建党以来18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特别是我们学会了武装斗争；第二，在18年的斗争中，我们经历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我们学会了与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打交道的办法。

在迈入21 世纪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有类似之处。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增长了经济建设和竞争的能力；第二，我们经历了与苏联和美国建立不同意义上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增加了与世界上各种力量打交道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的现象，但许多人对于西方的历史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也没有系统的阅读，对于西方的理论只是被动地、甚至是盲目地追随。

我们走过的路很长。中华民族500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彼此联系的不懈奋斗的历史。不过，我们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是否就有充分深刻地理解、认识和总结呢？一些人只是搬用西方18—19 世纪的理论教条，而忘记了马克思早就对西方的发展道路做过深刻的批判性总结。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眼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些过时的东西。一段时期以来，在党员干部中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风气十分淡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工作就更少。一些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摆设，而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需要抛弃和批判的东西来对待。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存在“能力不够”的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所谓“能力不够”，也较突出地表现为毛泽东提出的那三条：系统地研究世界现状的能力不够，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能力不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能力不够。

如果说我们在物质上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比较来说，我们的思想上的财富非但不够，而且还是比较贫乏的。

什么是“以人为本”？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指出，人是抽象的东西，抽象的人道主义所针对的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资产阶级讲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以人民为中心”。

认识到我们的发展还不充分、不协调、不全面，指出我们的发展观还不“科学”，这无疑是思想上的极大深化。但是，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发展什么？经济怎样发展才能协调和充分？怎样做才算得上是科学的发展？实际上答案只有一个——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发展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要发展的是对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的认识和理解。

破解问题的答案千万个，而根本的答案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必须从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去寻找，必须从我们正在干的事业中去寻找，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多年前，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宏愿，就是要求政治局的同志每人选一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认真阅读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写出读书体会，并结集成册。他准备自己带头，为《共产党宣言》写一篇导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个宏愿没有实现。真正身体力行地开始这项工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

1997年，在“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的故乡，一份叫做《福建论坛》的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习近平—当时，他是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这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深刻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就是新时代的先声。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习近平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现实加以阐发。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奋斗目标？就是破坏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建立新社会，就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优越性，根本上在于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如果真正坚持这一标准，而今我们应该防止什么呢？在文章的最后，习近平这样写道：

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实践的主体的责任和利益关系，一方面，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永远置于社会实践的主体地位，引导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使他们承担起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防止……将全体人民的事业变成少数人的事业；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关照，愿望和呼声得到充分表达，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受益者。

这些话，发聋振聩。

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广大干部，必须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鼓舞他们的积极性，而不能简单地用价值规律去刺激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党员干部的选拔标准变成了利益导向、市场导向、金钱导向，这个口子一开，贪污腐化就不可避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彻底性和反潮流的气概，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习近平当了7 年农民，他对人民的感情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的。就是在写作这篇文章前后，他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他想到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静夜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习近平这两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不充分”。最大的不充分，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学习不充分，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性，对这条道路上的艰难曲折和远大前途理解不充分，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重视不充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治理体系

经济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化”的矛盾

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随后的9年里，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达13.6万亿美元。同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仅为4.97万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36%，而德国是3.99万亿美元，法国是2.35万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就折合1.4 万亿美元，相当于增长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体量。

2018 年，美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达到20.5万亿美元的规模。但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的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第一次超过了其经济总量。。

尽管美国是一个在财政上面临破产的国家，但它牢牢掌控着全球治理体系。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经济现代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美国化”之间的矛盾。

这使我们不能不再次回到马克思所思考、论述的“法哲学”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世界秩序的思考，它的核心就是法哲学，在法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方的世界治理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同时，所有庞大的上层建筑并不会自动、自发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状况。

1993年，欧盟诞生。建立欧盟，旨在建立欧洲统一市场，发行欧元，创立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基础上的欧洲新秩序。但是，美国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在它主导的全球体系中“自发”产生的欧洲治理体系的存在。美国认为，欧盟根本没有资格为世界定规矩，并修改美国定下的规矩。这就是欧盟道路走不通的真正原因所在。

1999年，美国以南联盟发生“种族清洗”为名，高举“人道主义干预”旗帜，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几乎轻而易举地就打垮了欧元，造成了巴尔干地区流民遍地，难民问题成为欧洲发展的重大威胁。

美国利用其所掌握的全球治理体系，残酷打压竞争对手，这是其得心应手的一贯战略，打击欧盟只是其一、另一个例证就是美国制定的《反海外腐败法》。《反海外腐败法》颁布于1977年著名的水门事件之后，一开始它针对的只是美国国内企业。这项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受到美国企业巨头的质疑，因为它们是在全球各处行贿的“大户”，这项法律会束缚它们的手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反海外腐败法》自颁布以来，就几乎没有得到过认真执行。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行业巨头转而提出，为了打击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迫切需要将这一法律加以修改。法国的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从此后，“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1]而“9·11 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更以“反恐”的名义赋予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大规模监视外国企业和员工的权力。同时，美国还以“反腐败”这一正义的名义敦促经合组织成员加入《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忽悠”各国进行反腐败立法。一旦加入这一公约，就等于授权美国司法部肆无忌惮地起诉该国企业的权力，而这些掉入“美国陷阱”的国家与企业却无法使用法律手段制止和反制美国。

尽管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能力在不断下降，但是美国以法律手段“管理世界经济”的能力却大幅跃升，它找到了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的武器。这是因为美国不但有对世界“征粮派款”的能力，而且掌握了一项对全世界的企业“罚款”的武器和法律工具。自《反海外腐败法》修正案通过以来，美国对于其他国家企业的罚款高达88.72亿美元。美国转而成为一个以“法治”为名的“世界警察”实行“世界治理强权”，而这一强权则是由美国强大的武力和立法能力支撑的。

习近平多次指出，我们观察问题，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突出地表现为全球治理危机和政治危机。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比较100年前的世界，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点大的变化。

第一，100年前，世界被以武力扩展世界市场和经济霸权的帝国主义列强支配，而今天的美国已不是这个意义的“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正在失去，美国诉诸武力所维护的乃是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名的世界治理体系。今天的美国总是以执法的“世界警察”的面目出现，打击经济上的竞争对手，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第二，100年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市场的争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的力量而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今天，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幅萎缩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被美国的治理体系和“暴力执法”压榨出来的、最令美国欧洲统治阶级头疼的，是难民的涌入。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是西方世界长期输出“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的产物，是世界严重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权”就是西方世界攻击社会主义的主要武器，而今，美国和西方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代表什么“人权”，因为他们维护的，不过是信基督教的人的权利。

今天的西方之所以难以继续唱“人权”高调，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变穷了。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得很清楚：美国在中东打了19年仗，阵亡5000多人，伤残56000人，花费了7万亿美元，而目前战争仍未结束。而欧洲变穷，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繁荣与稳定，是由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即国家以投资和税收的方式调解劳资矛盾，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方面的投入，致力于培养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但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欧洲各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先后放弃了国家调节，再次走向了自由放任。随后就是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大规模缩减。许多欧洲人感到：当自己将要沦为低收入者的时候，就不能再让外来人占便宜——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难民的态度。

今天，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宛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况的复现：由于议会民主和多党制造成的政治脆弱，人民普遍对政府和政党政治感到失望，资本对于政治的绑架变得更加容易，民粹主义和强权政治日益受到青睐。

在美国立国之初，《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就一致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治理体系，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可以对抗内部的民主与党争，可以协调内部的经济利益集团，可以应对外部的威胁——这里的“外部”就是指非基督教的人的世界。美国的立国者认为，只有团结一致对外，只有扩张和进攻，才能免除“外部世界”对的威胁。因此，从立国之初，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武力为基础、以法治为名义的治理体系。

500 年来，西方世界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就是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化和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而今，美国要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则是以全世界的难民化为代价的。

100 年前，欧洲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当时，李大钊把这场革命称为“庶民的胜利”。

100 多年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就是要制止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和殖民地化，而今，欧洲陷入的动荡不是什么“民粹运动”，而同样是一场“庶民的起义”，只是今天构成“庶民”的是融入的难民和本国的穷人。

今天，美国所说的规则，实际上就是“美国优先”。

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走向复兴的新路

西方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给发展中国家路走，这个世界就无路可走了吗？这就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2013年秋，访问中亚国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世界人民应该奋力共建新路，而建新路可以从重建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开始。

他说，2000 多年来，生活在这片连接着东西方土地上的人民，不论其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可以也应该合作共存、共同发展。现在，正是加强经济联系、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良机；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应该携手打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从根本上说这是有限的。

在习近平的倡议下，中国致力于全面开放，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信息网络、金融投资网络，建一条世界交通的“新路”，让它们搭上世界发展的快车。而这条新路，就是“一带一路”。

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

500年前，西方殖民者开辟的“海路”改变了世界。当西方世界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的时候，中国决定开辟新路，决心为世界的开放与联系，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打造一条走向新生和复兴的新路。

正像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要在军事上充当世界霸权。美国怕中国，就是因为美国不能掌握和支配中国的命运，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3]。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编辑  季节）

历史

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唯一连续性

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说到唯一性，这就是我们的唯一性，说到“特色”，这个特色是别人所没有的。

对于这一点，但凡有见识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是承认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1]，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使印度历史呈现为彼此不搭界、零碎的拼贴，对于印度而言，伊斯兰占领它，它就伊斯兰化，蒙古人占领它，它就蒙古化，英国人占领它，它的官方语言就成为英文。

两千多年来，中东地区可谓文明的摇篮，中东地区先后经历了希腊化、伊斯兰化、蒙古化乃至突厥化，结果就是“马赛克化”，这里的历史和文明，与印度一样，都是断裂的。

伯纳德·路易斯是国际上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学者，他所著《中东两千年》中对比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用的是同一种文字的变体，中华文明发展的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和思想体系，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连续性，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或曰“中国意识”。而与中国相比，中东则不过是个相对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文明和历史的概念，这种模糊的概念折射出：这里的人们对“自己是谁”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很不清楚。

与中华文明相对，地中海文明也有其发展的连续性。言及“言必称”的希腊，我们也要注意以下问题：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其实已经换了主人，希腊文明在西方其实早已湮灭不存。唐宋之交，因为阿巴斯王朝的麦蒙哈里发对各种知识大感兴趣， 他在巴格达开了“智慧馆”，大搞翻译运动，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把希腊经典由古希腊文转译到叙利亚文，再由叙利亚文转译到阿拉伯文。

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之后，以阿拉伯文保存下来的希腊经典，又从托斯卡纳地区的文字，再转译为拉丁文。上述这个阿拉伯人主导的翻译运动，前后有300年以上，经过这个浩大的“跨多种语言的翻译实践”，再上升到理论，其中有多少加工、多少创造性发挥，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如果没有这个阿拉伯翻译运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卢梭在《科学与文艺的复兴是否有利于风俗淳朴》一文里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它“复兴”的其实并不是希腊文化，而是阿拉伯的文化，因为在当代欧洲和古希腊罗马之间，夹着一个阿拉伯文明大规模的“跨语际翻译实践”运动。倘若没有阿拉伯文化的输入，西方人也就永远看不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修昔底德和希伯拉底究竟写了些什么，甚至永远也不知道“希腊”究竟是何物。所以，西方文明绝非一脉相承，如果有继承，文艺复兴继承的其实就是阿拉伯翻译运动。卢梭这个人，以“说真话”著称，而上述发现，就是他说的最大的“真话”之一。卢梭之横空出世，也就是因为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

说中华文明不如埃及、两河文明悠久，这句话其实意义不大。据说埃及的卢克索文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但具体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根据，谁也说不清。事实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的文字早就死了，今天没有人能够认识。但中华文明就不同了，就连续性这一点来说，我们在全世界是唯一、而不是“之一”。文化自信，是根本的自信。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放在世界上说，那是“硬碰硬”，独一份。这就决定了——重视历史、研究历史，乃是我们最好的传统。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

有人说，研究历史，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句话当然不错。但关键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其中的核心观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互相制约、互相矛盾的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那篇文章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讲到了“唯一的科学”，这便是那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 不过，研究历史，仅仅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以思想引领，仅仅依靠掌握“科学方法”就够了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回应说：这个完全不够，从思想史、哲学史角度去“统领”历史，那不过是黑格尔的老办法，至于说到“科学方法”，那就有很多——数学、物理、化学的方法，这些都是所谓的“科学方法”。而危险恰恰在于：用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去对待历史、研究历史那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回顾《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特别指出：研究历史，绝不能用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如果非要讲求一种“科学的方法”，那么，只好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大概类似于“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从考古的角度说，历史是一层层堆积起来的，古代的社会结构，以变异的方式，存在于现代社会，这正如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体解剖，为我们认识猴子提供了参照。

因此，马克思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社会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而马克思的结论是这样一句话：“那种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3]

既然“抽象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规律，我们不能用“三代”的历史去套历代王朝，也不能用宋明清的规律，去批判秦汉唐。每个历史时期，因为面对的问题完全不同，基于对“规律”的不同认识，便有不同的制度、便有了制度的变迁。

如果说到马克思主义方法，我想，这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身体力行的方法。 

制度

说罢历史，我们再来说说制度。

对制度的不同理解

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存在着对于“制度”的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制度就是刑名责罚，就是政府制定的一套激励-约束老百姓的机制，形之于文字，那就是法——当今中外所谓“制度”、“法治”，实际上都是基于上述理解。但是，必须指出：这只是对何谓“制度”的一种理解。

对于什么是制度，中国人还有一种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可能更为重要，它对上述第一种“何谓制度”的理解，具有很强的反思性、批判性。

按照这个理解，所谓“法”就起源于“律”，所谓“律”，则源自“乐律”，离开了“乐”，就不能理解“律”，离开了“礼乐之制”，就不能说明何谓“法”。

什么叫做礼乐之制？礼乐之制意义上的“制度”，就是指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而这种规矩，就植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老百姓所自觉遵循，日用而不觉，这种规矩便是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方式，而不待政府的责罚与督促。马克思的说法，后者（衣食住行）便是前者（上层建筑）的基础，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清楚地把这二者分开的人是欧阳修。他说，按照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敬天法祖的“规矩”去办事，这叫“礼乐之制”，它作为老百姓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方式，因此被称为“民治”，而与之相对的刑名责罚，应该叫做“治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把前者叫“制度”，那么，后者就只能叫做“治理”。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制度”与“治理”，所指的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而从这个角度对中国历史做出概括，恐怕以《新唐书·礼乐志》开篇的几句话最为犀利：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礼乐之制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欧阳修说“凡民之事，莫不出于礼”——意思就是，所谓“制度”，无非就是指老百姓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老百姓按照这些行为规范过日子，也就是所谓“民治”，欧阳修说这就是“三代”的情况。三代之后，制度就变成了“治理”，也就是国家的“治民”。“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而礼乐则“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是在正式场合搬出来用于“教民”的。“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新唐书》有《礼乐志》，而且这一部分最重要。为什么？隋唐起于五胡乱华，宋则有夷狄环伺，这就使确立中华文明的自主性、主体性，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大问题。隋唐创立科举制、恢复礼制，宋又在“礼制”和“科举”这两个方面最为积极，究其根源，就在于形势所迫。

具体说：如果天下的一切制度，无非是刑名责罚，那么，中华与夷狄在制度上其实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而唐代强调制礼作乐，宋尤甚之，这就是为了彰显：礼乐之制，乃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夷狄的制度特色——而这当然就是为了强调文化的自信，凸显制度的自觉。

不过，在现实政治里面，究竟能否实行“礼乐之制”？对于这个问题，欧阳修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说：三代以后，我们所理解的“制度”，其实就是国家的“刑名责罚”，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形成的那些规矩，通过“有司”不断地精细化、程式化，大概只对一个人重要，这个人就是皇帝。

这很短的一段话里，起码讲了两个深刻的道理：

其一是“制度”与“治理”的分离。三代以降，中国的制度与治理，其实是“两张皮”，所谓“制度”非但不是“治理”的基础，恰恰相反，政治的实质，其实就是“治理”，而“制度”（礼乐制度）则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其二，国家与百姓的分离。三代以降，治理的实质就是“治民”，手段也就是刑名责罚，而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中，老百姓是被动的，人民对建立在这样的治理体系之上的“国法”，态度自然是消极的，他们遂以为政治就是“国家”的事，并不是百姓的事——由于没有老百姓的积极参与，不但制度与治理，而且“国家”与“百姓”也随之沦为了“两张皮”。

我把上述这两个洞见，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欧阳修问题”。

 （编辑  季节）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1]。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政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理解“新时代”，需要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因为“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任务。

经历70年的奋斗，我们党已经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

今天看来，中国的经济能力、财政能力、军事能力都是排在世界前列的，而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其实是“制定规则”的能力，是推行和落实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能力。我们曾经着力于推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是很少考虑，现代化首先意味着一系列的规则和法则。

实干兴邦，我们的行动能力是强大的，但是这还不够，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必须在思想能力、理论能力、话语能力上做到强大——所谓强大，是指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党和人民，面对世界变化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的地位。

晚清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总体来说是“倒逼性”的，打不过洋人，方才有了洋务运动这种器物性改革。洋务运动暴露出体制机制的低效和腐败，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这种制度性改革。戊戌变法再失败，这才有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种面向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改革。而因为到头来一切改革都失败了，所以才爆发了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开始的革命是旧中国崩溃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正因为一切变革往往都是“倒逼性”的，所以面对挑战，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了一个问题，就制定一个章程去解决，难以主动思考制度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更难以主动去思考现代世界治理法则的问题，只是追随别人制定的法则，即被动地“与世界接轨”。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于道路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思考，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明确指引，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全面思考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规律问题，并不遗余力地用这样的思想去教育党、培养人。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是我们的三大任务，其中根本在政权建设，而政权建设之根本在于制度建设。[2]

所谓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制定规则的能力问题，这一切指的就是政治能力。

如果丧失了制定规则的自信与能力，我们就只能被动追随别人制定的规则，而这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长期以来，我们最大的“短视”，就是不愿意去主动思考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以为那些问题是“虚”的。而历史证明，正是这样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害了我们。因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就只能被动接受西方制定的那些规则，甚至在经济上接受美国的“征粮派款”，在政治上唯西方马首是瞻。所谓“一手强，一手弱”，就是指政治建设上的问题。

要解决短视的问题，就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意味着一系列法则与规则。现代化能力归根到底是制定法则的自主能力，而今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就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就必须明确回答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的问题，就必须直面我们制定法则的能力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正是从这两个目标的结合出发，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经过长期的奋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为标志，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理论。

与此同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必须清醒看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国内外一直存在各式各样的议论，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的思考和表述，还不够明确、清晰。怎样理解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转变，怎样理解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这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所谓“思想上清醒”，就是指我们要对自己的奋斗史有一个连贯、严谨的叙述，以说明我们的事业的历史合理性。

一段时期以来，按照一些人的主张，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无非就是确立一个西方式的制度。因此，无论要不要搞司法独立，要不要搞宪法司法化，要不要搞多党选举——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我们没朝着西方制度去改革，他们就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稳定，未来还要改，只有改成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才会真正稳定。一遇到风吹草动，这种声音就会甚嚣尘上，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最重大的一项成就，就是明确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完善”放在第一位，这首先就是落实邓小平说过的——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定型”。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就是明确地向世界宣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根本方向已经定了下来——用一句话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绝对不是回到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但更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定型。

习近平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这就是向世界宣示：当今世界上只有两种治理体系，一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另一种就是资本家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中国所倡导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什么是政治正义？这是一个必须从根本上讲清楚的问题。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在于其私有制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在西方，确立主权者、确定治理者，历程是非常艰难的。要建立主权，只能通过暴力。

洛克在《政府论》中说，西方世界之所以陷入长期的革命、动荡、分裂与宗教战争，就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治理体系，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合法的治理者，以此来确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直到通过宗教战争，国家完全垄断了暴力，国家成为私有财产的保护者，欧洲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

西方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共同体，何其艰难。简而言之，除了动用大规模的、持续的暴力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战争和暴力革命史。

西方的老百姓接受暴力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不得不接受，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只有暴力才能保护私有财产——这就是日耳曼人的思维，也是一切西方“宪政”的要害所在。

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就是掠夺、积累私人财富的工具——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实质，也是西方制度的实质。

美国在立国之初，面临的就是主权者和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因为没有合适的治理者，所以只能用一纸合同把13个州统合起来，而这个合同就是美国宪法，这也是美国宪政的起源。

通过南北战争，美国人才真正领悟了《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们的教诲：民主制度容易造成内部的党争，因此是不可取的；市民社会的财产制度会导致贫富分化，从而瓦解一个共同体，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唯一可取的就是建立一个一致对外的霸权制度，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去海外掠夺财富。

正是所谓“西方文明”把人类推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这一残酷的现实迫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觉醒了的苏联率先走上了劳动者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路——社会主义道路。

从霍布斯的《利维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西方的制度就是暴力压迫和掠夺财富的制度。其核心是绝对私有制，它远离了公平正义。因此，马克思指出，西方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即离进入文明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毫无疑问，在历史上，西方文明在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没有谁能够否定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始终伴随着对于私有财产的掠夺、保护与确认。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西方制度和法治的优越性，恐怕都难以否认：保护并扩展私有制，这是西方法治的主题，也是西方制度的根本。在这样的法治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更重要的是，不可能有制度的稳定。实际上，如果规则的制定者不掌握压倒性的暴力，这个制度就不可能维持。

因此，只要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有真正深入的研究与了解，就可以懂得，当今世界的严重不平等、不公正，暴力与剥削，都与西方文明的扩张有关，也都会认识到，今天，照搬西方政治的发展道路不是人类的出路。

马克思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定居文明”。马克思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席卷世界的时代。

马克思指出，定居文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稳定持久的公共工程、公共设施，而中国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就是在修建、维护和管理这些公共工程、公共设施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共同体，而不是在迁徙和掠夺财产中形成的军事游牧组织——马克思的这种论述是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佳注解。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自秦统一以来，就致力于建设比较完善的治理体系，其鲜明特点就是依法治国，法治所针对者、国家所管理者，就是道路、灌溉、长城、盐铁、文字——这些资源是公共的。与西方的政治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工具不同，中国的政治是维护公共财产的工具。对政治的理解不同，这是由两种文明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起码是在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和老百姓之间分配的，而国家对于土地有着根本上的支配与调控权。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西方那样的绝对私有制，这是根本的“中国特色”，是基本国情，它决定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

总结历史，我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汉唐的发展之所以没有持续，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不够完善。放任门阀士族和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导致政治和政府丧失了公共性，丧失了权威。

而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的问题大致是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能力和效率不断下降，所谓“法愈严而政愈疏”揭示的就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二是随着外部发展空间和市场的萎缩，中国所建立的治理体系则没有有效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是致力于消解社会生产力发展集聚起来的能量。

特别是明代以来，当西方奋力开拓世界海洋市场，攫取白银资本之时，中国的治理者不但没有自觉应对世界大变局，反而使治理体系更为极端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僵化的治理体系的“反作用”下，中国的发展被抑制了，最终造成了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千年以降，最早走向“近世”的中国产生了一系列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与革命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基层治理、大学之道在亲民、勇于担当、勇于斗争、调查研究、文明互动等，这些先进的政治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借鉴。

总体来看，寻求富强与开放、追求稳定与有序，这是中国长期治国理政遗产中彼此联系、不可偏废的两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政治与治理乃是一项公共事业，“天下为公”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主题，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抑制绝对私有制，防止管理公共事务的治理者异化为公共财富的掠夺者和盗窃者，并不断强化治理者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与革命的一个根本主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习了建立和改造现代社会的学问，但是，如果没有对中华文明“天下为公”传统的继承，如果没有对于中华传统文明最优秀成分的支撑，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毛泽东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的眼光应该是比较远大的。习近平指出，推进政治建设，我们必须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这就要求我们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种资源的融合点，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政治的根本基础在民心与正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挡的。

离开政治、政权建设，离开党的建设，经济、军事、社会建设就没有基础。从这个角度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现代化。

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我们的物质基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雄厚，而我们的不足则在于在上层建筑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长期照搬西方的东西，文化自信心不强，对自己的东西说不清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正向推动能力有待加强。

政治制度建设关乎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总结概括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我们首先就需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想清楚、讲明白。

习近平深刻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

话语权，在根本上是文化领导权。丧失话语权，就是丧失文化领导权。

现代西方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体系”的面目出现的，而这一法治体系以程序的正义掩盖了其为了保护、积累和掠夺私有财产，必然进行残酷的斗争与镇压的实质。米歇尔·福柯指出，西方所谓的程序正义，就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逻辑之上的，而在结构之外，仿佛什么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治理体系已经异化为一架法律机器，我们在其中只能看到程序的逻辑运行，而看不到西方治理体系形成的历史。

制度和法治的核心不仅在程序，而且在其“目的”与“运行”。法治与制度的目的是为公还是为私？这里讲的就是目的问题。法治需要人去推行，任何治理体系都不能离开治理者，一切政治都与治理者的能力有关。离开了制度的推行者，程序再完善，也是一纸空文。

必须认识到，无论在中文还是西方语言中，“法”与“律”都不是一回事。“法”所涉及的起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自然法层面，包括宗教律法、理想信念、道德规矩、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国家层面，即“律”的层面，包括立法、司法、释法，也包括行政规章、地方法规；三是民间习惯法层面，包括乡规民约、家风家教、地方习俗。

实际上，“法”包含着“律”，而不等于“律”。进一步说，“治国理政”包含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内容，但“依法治国”与治国理政之间并不是“等号”的关系。

近代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走着艰辛曲折的道路，在“自然法”缺位、主权缺位、正义缺位的背景下，被动追随程序化的立法。这就把政治制度建设等同于“法治”，又把“法治”等同于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中国的一切制度改革、立法改革都不过是照搬一些西方的条律。旧中国之所以“无法无天”，就是说旧中国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旧中国的一切司法改革，无非没有目的、没有基础的形式化改革。

比如，清末的所谓“法治改革”，其实质就是“修律”，同时也就是废除“礼制”，全盘接受西方的“律治”。无论“立宪”还是“修律”，之所以都没有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这些移植来的法条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在割断了法治与社会联系的同时，也割断了中国的历史。

国民党于1948 年实行“宪政”，1949 年政权垮台。当国民党把《六法全书》搞出来的同时，这个政权也走到了尽头。这无非证明：国民党与晚清统治者一样，都没有把精力放在追求公平正义上，而只是做表面文章。如此政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它连治国理政的能力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依法治国”了。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开辟了中国法治的新时代，因为我们明确了法的目的、制度的基础就是公平正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劳动法》第一次赋予普通劳动者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障法，更规定了妇女的一系列权利，使法律有了空前的社会基础。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劳动者和女性的权利，在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有那么多的农民士兵和劳动妇女无怨无悔地跟随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路，他们铁了心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初心”，就是革命乃是实现他们权利的唯一道路。

政治上的先进，是最根本的先进，只有政治先进，法才能先进。在中国现代治理体系中，起着根本性作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起到的是“自然法”的作用——它代表的是公平正义，而这是法治和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切法治、一切制度，都离不开为谁服务的问题。

看一个制度好不好，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而不是从程序上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被写入了党章。“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理”，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自然法基础，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制度文明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和“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追求天理、国家与人民的统一，这是中国制度文明的根本特征。如果翻译为西方的说法，这就是把自然法、国家法令和人民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使中华法系有了一些鲜明特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其关键就在于运用法治的规范性的话语把中国的制度说清楚。

第一，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党的思想路线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所谓“依法执政”，首先是依照党章、党规、党法来执政。

第二，宪法统帅的国家法体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包括国家立法、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

第三，特别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民俗、乡规民约是制度有机构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法体系，这叫法治社会。

从这个角度说，法治体系的第一部分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这解决的是自然法层面的问题；第二部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解决的是国家法的问题；第三部分，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解决的是法治社会的问题。

所谓“全面”，就是指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只有把这三个方面都讲到，而且将其统一为一个整体，才是全面依法治国。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目标，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高度统一。这种制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长期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也批判地继承了包括西方法治传统在内的人类制度发展的成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进行制度建设与制度改善的能力。

这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从中华文明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内在联系中清晰准确地论述了什么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我们不仅能够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治理好，而且可以努力推动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造中国与世界，正是怀着这样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的成功不仅是指技术和经济上的成功，中国成功的核心在于制度的成功，在于政治上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始于1927 年。在这一年的8 月1 日和9月9 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两场起义的目标都是打回广东去，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从那里开始，重新进行北伐。

从江西到广东，直线距离不过1000 里。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这就是通向胜利的距离。

他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仅是此后的万里长征，就需要纵横两万五千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实际上，正如地上本没有路一样，历史上本没有“井冈山”这个地方，中国共产党经营最早、最成功的“红区”，是指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具体来说，就是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与湖南的茶陵、酃县之间。“井冈山”之得名，其实来自毛泽东的一篇名文——《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那些可以耕作的平地被称为“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小“五井”。所谓“井冈山”，就是指以宁冈为中心，由“五井”构成的山地。是毛泽东发明了“井冈山”这个名字，这个美丽的名字是对中国历史地理和制度的凝聚与升华，蕴涵着中国土地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初心——于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条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光辉灿烂的道路就此开辟。

1928年，中国南方遭遇了数百年未遇的冷冬，这一年的11月25日，在滴水成冰的冻雨季节，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雄文。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4项任务：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关于革命性质的理论探索。

围绕着这4项任务，从井冈山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垮了中外反动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新中国巍然屹立，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就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那个伟大力量称为“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说过，“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4]。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学问，而当今世界最大的学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历程中所形成、产生的学问。如果我们只是把书本上的学问当做学问，把外国舶来的东西当做学问，而忽视了我们自己手里这门最大的学问，那么我们的学问和知识就是比较渺小的。

大国大党，应该有也必须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问”。

为了夺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基础、思想能力还是不够，我们希望胜利、渴望胜利，但我们的本钱还是不够。这里的本钱主要是指思想的本钱、文化的本钱。

目标确定之后，需要的是埋头苦干的定力。毛泽东《愚公移山》一文所讲的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

在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这样指出：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5]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5000年的长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编辑  季节）

“持久战”

    国有经济改革的最初尝试

    新中国几亿农民的发展目标是要搞饭吃、搞钱花，要“富起来”，而工业的发展目标则有所不同：一是在生产资料领域巩固公有制地位；二是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简而言之，一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制度安全，二是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强国”，不是简单的“赢利”。

    在农村社队企业产生之前，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就是企业利润上缴，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弥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

    1953-1984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的43%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完全是“先生产后生活”，用当年的话来说，这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1952年，国有企业利润和税金为30亿元，而1984年则突破千亿元大关，增长34倍。国家投资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

    1979年起，国家分步骤对“统收统支”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拨改贷”和“利改税”，即企业发展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利润按一定比例以税收形式上缴，其余留在企业作为自主发展资金。同时进行了国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包括企业的生产、购销、人事、财务、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企业快速发展，从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等方面看，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

    改革初期的思想碰撞

    虽然党的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但80年代，是意识形态领域高度活跃的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是来自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做了报告，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发表于《哲学研究》。这个报告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周扬的文章从辩证法出发，讲解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讲到了极端，当然也会走向反面，这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的反思。这篇文章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它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异化”的说法，其要义在于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发生了“异化”。具体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打击“敌人”的武器变成了打击“朋友”和革命者自己的武器。这篇文章呼吁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以代替“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篇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容易被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与批判（甚至是否定），这可以说触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邓小平对此深感震惊。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没想到党内会有人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随后，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原理出发，对周扬的观点进行批评。

    1979年，部队作家白桦发表了小说《苦恋》，小说描写了一名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80年，这篇小说被拍成电影《太阳和人》。有人将电影的主题概括为“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邓小平看完该片的感受是：这部电影宣传的是中国不好，爱国主义不对。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复进行的运动是厌恶的，因此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高度拥护的。平心而论，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迫害，很多干部群众有怨气，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怨气在20世纪80年代愈演愈烈，恶性膨胀，演变成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的否定，乃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否定，这就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变得不简单了。

    “新启蒙”思潮因此而起。一批学者要求重估历史，“告别革命”，回归“启蒙”，并将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

    国际大气候：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从世界范围内看，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采用了向资本集团让利和压制工会、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

    中国第一轮改革的成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改革的进程证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靠两只手的结合：一只手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只手是建立与之配套的市场体系，以价值规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则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第一，“完全的市场化”。即资源配置完全有市场竞争决定，由市场价格引导资本的走向，因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就抬高，资本就会涌入，自动达到供需平衡。政府只需起“守夜人”的作用，发展只需靠“招商引资”（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反映的只是资本家的赢利需求，而非社会真实需求，因此，供需平衡的假定毫无意义）。

    第二，“私有化”。由于国有企业的赢利都要上缴，所以企业和企业家没有积极性。要真正确立市场价格导向，就要完全取消国有企业，使企业私有化。

    第三，“利率稳定化”，即反通货膨胀。从表面看，这是为了使货币政策维护正常的市场供需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就会扭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抢购，生产者囤积居奇）。而实质上，这是要使货币政策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即维持高额利润率。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美国、日本和西欧（中国为6.2%，苏联4.8%，东欧4.4%，而美国为3.2%，日本3.8%，西欧3.1%）。中国独立研制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经济，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机械照搬马克思的结论，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显然过低估计了市场在满足人民需求、在促进技术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导致苏联在技术创新和发展多样消费品方面不如西方反应灵敏。

    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错，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整套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已经形成，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呼应。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套改革方案的目标并不是发展中国经济，甚至也不是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而是以此为旗号，全面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全面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道路。这就触及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正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乱局，邓小平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指上层建筑，“改革开放”是指经济基础。毛泽东说过，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保护作用。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目标，就没有合法性；假如连起码的社会稳定都没有，就谈不上经济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就没有统一，就是一盘散沙。而正是毛泽东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不如资本主义。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维护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更好地发展，而是维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落后的东西。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一致性上看问题。针对这两种倾向，邓小平简要地说，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他在晚年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资源和资本贫乏的大国，经济和技术落后，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我们始终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思考我们的制度选择。

    他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然处于贫困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他还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1/10富裕，就是1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战略性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中国就不可能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的持续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动力。如果没有国家对于教育和人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中国就将丧失劳动力这个最大优势，而这些都是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保证的。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基础的“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然而，当时的人们一度不能理解：何以讲人道主义，就会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威胁到人民民主专政了呢？何以思想混乱，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呢？邓小平是否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呢？

    无论周扬、白桦还是大多数新启蒙的知识分子，其本意和出发点当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希望中国社会发生混乱，他们的思考仅是从自身的切肤之痛出发的，这无可厚非。但是，他们的心胸与视野都不够开阔，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不够冷静。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国的知识分子还缺乏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邓小平判断局势是从“国际大气候”出发的。他敏锐地看到，由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长期停滞，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即将到来。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阵营会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发起全面攻击。从这个角度说，邓小平认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不是偶然发生的。

    西方封锁和中国短缺时代的结束

    1991年苏联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强大的苏联为什么垮台？

    真正击溃苏联的，是美国和西方世界输出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西方不遗余力地向对手输出“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向西方世界学习“民主”而付出了最大代价的国家，就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些国家，民主造成的就是暴乱、政权更迭和血流成河。

    以推行民主为政治武器，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起攻击的同时，美国和西方世界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和“自由民主”，其真正的目标就是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8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结合在了一起，1989年，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严重社会动乱。这为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理论做了深刻的注脚。

    邓小平坚决制止了动乱。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1989年的问题在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反作用就表现为对于经济发展的干扰和破坏。动乱的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人的教育。

    在邓小平无情地戳穿了西方“以民主输出动乱”的战略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结束了，从那时起，中国遭遇了西方的全面封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重要拐点——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过剩”。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乃至日常生活用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自新中国建立工业体系以来，中国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成功调整，继中国农村经济大发展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业产品第一次出现了过剩。这里的过剩，一方面是指实际上的过剩，另一方面是指“有效需求”不足，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相应的购买力跟不上，过度竞争导致企业的利润率下降。

    自1982年实行企业放权让利改革以来，企业就把利润作为基本的目标，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产品的过剩。

    1990年12月11日，何新在与日本经济学者的谈话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种重大历史转折——中国出现经济过剩，这对世界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需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仅仅靠国内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经济开放的道路。

    中国高层及时采取以下三种手段应对：一是压缩生产资料生产，“甩包袱”；二是尝试建立资本市场，采用债务工具；三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世界不太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人把“和平发展是当代主题”这一重要判断片面解读为“天下已经太平”，这个认识一度成为主流。按照这样的判断，经济活动的重心应放在消费品的生产上，先进设备只需从外国进口；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承担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使命的观点则被判定为陈旧过时的，甚至愚蠢的。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七个机械工业部进行改组，其中六个从事国防工业的专业部要按照“军民结合”方针，走“军转民”道路。在当时，为集中资源搞经济建设，国防科研生产任务不能不缩减。但一个时期内国防现代化建设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也是事实。

    随后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20世纪90年代是从一场残酷的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开始的。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仅用40天的时间就彻底击溃了伊拉克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伊拉克退出科威特。首先，这是一场以“正义”为名的“圣战”，它使战争的意义回到了罗马和基督教的时代。其次，这是人类第一场以信息化为主导的高科技战争，在信息技术支配的西方战争机器面前，伊拉克所谓先进的机械化军队完全不堪一击，整个作战系统成了聋人和盲人。

    海湾战争不仅显示了西方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也是西方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向世界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武力示威，它向世界昭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武力相抗衡。

    “历史终结论”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灾难与挫折的时代，以至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20 世纪90 年代，是残酷的资本主义“19 世纪的回归”。

    1991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就是在这一天，苏联宣告解体——“红旗落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失在历史中，“卷旗缴枪”，毛泽东的预言被残酷地证实了。

    苏联从改革伊始就走上了歧路。与中国的“渐进式”的兼顾经济发展的改革路线不同，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则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华盛顿共识”的规划，采取了“休克疗法”。随着国有企业短期内被私有化、被西方收购，苏联的国民经济一时陷入崩溃和混乱，工业体系被瓦解。苏联的领导集团就是这样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国家安全拍卖了。与改革初期的中国不同，苏联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就是被这些人出卖的。

    培育并放任资本家的改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腐败，混乱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崩盘。最终，国家的大量财富被西方财团轻而易举地收购。前苏联时代强大的工业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生产航空母舰和大型运输机的科研制造基地，在把航空母舰当作废钢铁处理掉之后，乌克兰沦为一个无安全可言的三流国家。

    1992年，乃是资本主义的“千禧年、狂欢年”。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即人类历史以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面对严峻的形势，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也就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再过30年，我们会形成一个比较“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意识到，面对经济调整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双过剩的现状，说明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市场。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亚洲四小龙”这些“西方盟友”所掌握的市场，“转道”或“借道”进入世界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迅速传遍世界。这次谈话吸引了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资金和产业进入中国，而它所换取的就是借助“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渠道，中国产品得以进入世界市场。

    与“亚洲四小龙”接轨，这是在西方严密封锁市场下所做出的选择，它必然使中国经济社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以科技研发和装备制造业为龙头的中国工业体系，面临着低端加工组装业的“替代”。

    从注重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立自主到注重商品生产与出口，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

    邓小平的设想是：开放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本目标还是壮大中国自己的工业。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其中就包括：随着“亚洲四小龙”将低端加工业转移到了中国，在“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中，中国付出的是“劳动租”和“资源环境租”。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加工业被引进中国的，是大量不同技术含量的外国设备涌入国内市场。中国前30年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国有装备制造业体系，一时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国企改革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其中最沉重的经济代价是40万中小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4500万职工下岗失业。至于政治代价，则是企业“把赢利作为唯一目标”和社会上“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社会风气败坏，乃至官员的大面积腐败。   

    如何推进经济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企业的唯一使命就是赢利，国有企业就必须从利润率低的生产资料领域退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着政治使命、安全使命，而且国有企业也能赢利，说国有企业不能赢利是一种流行思维的误导。有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本来没有病，由于工业生产资料领域是牢靠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好的。中国经济的毛病，国有企业的一切毛病，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治出来的病”。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存在问题，失之偏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这是毫无疑问的。公有制的基础首先在于工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现代工业的上游，必须掌握在国家和人民的手中，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但这件事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向生产资料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这是打破市场经济条件下“报酬递减”的根本出路。正是对生产资料部门强有力的投资，才有工业装备技术的进步，人类经济才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跨越。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生产，谁就处于现代化生产的上游，就掌握了制造现代劳动工具的能力。产业竞争不仅是下游加工业的竞争，更是上游生产资料生产的竞争。

    我们说国有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向生产资料的投资风险巨大，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得到回报。不少发达国家由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甚至转向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大规模研发投资作为支撑，需要相应的市场销售体系的支持。离开了这两条，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分别论述了生产劳动体系、商业交换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体系是由这三个体系之间的配合与循环运动组成的。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以生产体系为中心、以国家计划调配全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的相对封闭的体系，商业交换和货币金融体系要服从计划调配。企业的产品销售与投资是国家的事，企业不过就是一个制造产品的工厂。对大多数人而言，市场销售和融资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应该考虑的事情。

    马克思指出，现代企业的任务不仅是生产，只有把产品卖出去，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为保证生产销售活动和扩大再生产，经常需要融资。如果仅靠“统收统支”，企业发展将始终受到资金的限制。对于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少去思考。

    改革所遭遇的难题，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真正深化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企业”，特别是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功能，要把功能单一的工厂改造为“现代企业”，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以现代金融制度为核心的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理论，落实为行之有效的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通过改革把企业由单纯的生产部门发展成为融生产、销售、融资为一体的现代经济体。在这场变革中，国有企业由“工厂”变为公司和企业集团。

    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企业。为什么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效率不高？根源就在于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简单化的隶属关系，靠行政指令进行经济调控，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打破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垂直隶属关系，赋予企业以销售和融资的功能，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的内在动力。所以从根本上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是抛弃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而是解决国民经济体系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简单地私有化或市场化，更不能打乱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兼并、重组、上市扩大企业功能，使生产与销售和融资结合在一起。这样中国经济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包括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市场改革、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综合改革。这一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改革与调整不至于危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通过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短板补齐了，企业变成了具有生产、销售、融资功能的公司和集团。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在封锁中被解体、被私有化，而且空前地做大做强了。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国有企业的功能明确为：积累国有资本，确保中国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国有企业的职责在于确保制度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这个判断建立在对国际形势清醒判断的基础上。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和相关国家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话来说，就是“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2001 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于中国的长期封锁，只是到了2001年“9.11”事件后才算告一段落。自1989年西方开始制裁中国到2001 年，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与打压持续了10 年以上。在这艰难的10 年中，我们发扬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发的战略思想，在牵制对手的同时，通过改革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保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体系和战略性科技和产业力量，为随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创造了基本条件。最终，中美关系在临界点上峰回路转，中国再次赢来了一次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恰与美国的“去工业化”趋势相伴随，在金融资本家的操纵下，美国变成了一个金融国家。按照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统计数据，美国1%的富人占有了80%的财富，而这1%的富人拥有的巨额财富主要来自资本投资，而非劳动和工作。这充分表明，美国这个历史上一贯标榜平等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

    正是美国的统治阶级搞垮了美国。

    以税收壮大公共财政，抑制内部贫富分化，以公共财政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公共财政推动美国健全的产业体系，这一切原本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反复申明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美国梦”的基石。但是，在21世纪，这一切写入美国宪法的信条，都被美国的垄断金融集团抛弃了。由于大规模地、持续地为金融集团免税，鼓励拉大贫富差距，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公共财政上全面破产的国家。公共财政的破产与美国的教育、医疗全面实现市场化相伴随。美国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的医疗保险机构剥夺和挤占了，美国的企业因此丧失了竞争力。占美国人口1% 的财富集团搞垮了美国。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打出了以“99% 反对1%”的社会主义口号。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轮产业调整之后，走投无路的美国企业只有一条生路——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有配套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只要和中国合作，企业就会获得丰厚的收益，反过来促进技术研发和扩大生产。

    历史证明，正是美国的打压给了中国以力量，正是美国的错误、贪婪和愚蠢给了中国发展以巨大机遇。中国推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经济总量极其迅速地超越了一系列发达国家。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这是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最大经济成就。

    找回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

    但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这里是有沉重的代价的。今天看来，我们付出的最为惨重的是文化的代价、人的代价——由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长期无所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接轨的倾向，在经济结构的痛苦转型期，支撑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站起来的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被广泛抛弃，并遭到知识界的耻笑。

    1993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人文精神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归根结底就是西方封锁的结果。讨论的一方竟然把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为西方式的“人文精神”失落的结果。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普遍认同的“精神价值”就是西方的所谓“人文精神”。在面临西方残酷的封锁与打压时，中国的一部分读书人却幻想用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空想的资本主义来抚慰在封锁中求生的中国。这场讨论深刻地暴露出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误区。在他们的头脑中，只有西方才有“人文精神”，而中华民族5000 年，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更有甚者，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形成的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已经不被他们认为是什么“人文精神”。上层建筑领域“全盘西化”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国的硬实力遭到打击和封锁的时候，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操纵这种软实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率先“卷旗缴枪”。毛泽东当年的担忧被证实了。

    在这场讨论中，张承志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他诉诸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他痛感：面对西方的围剿与封锁，中国知识界丧失了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他更站在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的强盗逻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声音被彻底污名化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中国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也并没有明确答案。

                                      （编辑  季节）

“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1956 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生产力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解放生产力”，主要指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造和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革命。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赶上并超过美国”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

“保护生产力”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破坏生产力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方式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极大缺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证，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来保卫，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论述，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倘若割裂这个整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伤害。

1956 年2 月，毛泽东召开36 个部委的调查研究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批评，再次提出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1956 年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后，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集中在“肃反”和搞个人崇拜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并不赞成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绩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个人，而在于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严重缺点，在政治上，就是以“肃反”的方式推行教条主义，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党内和社会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在经济上，则是以中央计划、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根源上，则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看作类似“自然科学定理”那样的教条。

这一模式的缺陷，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团，把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培养了赫鲁晓夫等大量的“两面人”（毛泽东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只是“揭了盖子”，但却“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指过去没有人敢批评斯大林，现在苏联人自己出来批评，从此各国共产党人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捅了娄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刚刚去世三年，苏共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苏联共产党这样简单片面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幸言中。

社会主义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内部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或“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并不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权力斗争”，而是苏联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国际矛盾的反映。

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初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他甚至一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上已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之后随着肃反的扩大化，他又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的问题，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鲁晓夫和斯大林都不愿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思维方式都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一个人死了，地球就不转了。如果我们要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那就必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党内印发）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并主动去化解矛盾，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野里，是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的，在那里，“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1]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衡，不是指市场的不平衡，而是由于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工业经济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部门、领域和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供需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真正解决不平衡的办法是努力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问题。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思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论断，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纠偏。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世界发展不平衡

1956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公开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62年，毛泽东请全国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共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从现在起，50 年内外到100 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短短的20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逐步建成了工业国。在此期间，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成功，在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学尖端科学领域领先世界，在政治、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九大召开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同志研究分析国际形势，7月11日，4位元帅向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体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

也就是说，世界局势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国七雄”，经历了战后的“两强对峙”，已经走向了“三国演义”，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力量彼此对立，而美苏两强都企图称霸世界，只有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国“代表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中国内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加之中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卫星、火箭、核弹技术，因此，美苏两霸都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三大力量鼎立”，这是对不平衡的世界结构的崭新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两方联合起来，才能压倒第三方。而一旦两方联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

在美苏两霸中，比较而言，当时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1969年3月，中苏两军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激战。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甚至策划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29日，中国第二次成功地试爆氢弹，以显示国防实力。

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消耗。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由于欧洲不再追随美国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2]

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促使了1971年7月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之手。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种意见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继续备战备荒，对付“帝修反”。

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封锁与威胁之下，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中美恢复接触和两国关系的改善，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

1973 年8 月2 日晚，80 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对官僚主义的彻底否定，带来了一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民的动员能力，是空前的。

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清醒的，这种清醒就是利用美苏矛盾，而决不被美苏利用。

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创造了前提。

改革与结构调整

我们看经济发展，要看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

1950—1976 年，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 年的66 元增长到1984 年的549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7.1%，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起点太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

而从经济结构上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中国的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

与1949 年恰成反照的是，中国工业对于财政的贡献超过了80%，而农业对财政的贡献则低于15%，但是，中国的主要人口，包括大量的知识青年，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这表明中国农业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是比较低的。

从就业结构看，1984年，中国的工业就业率占16.1%，而农业则占64%。

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文化革命结束不久，近2000万知青全面回城。他们很多人一时没有安排工作，生活无保障，看不到前途，心灵一片灰暗。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转型的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是个严重的问题。

邓小平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制度中获得了灵感，果断决定：自1977年开始，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给青年一个看得见的前途，给国家的未来一个明确的希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通过大数据研究证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到1993 年，考上高校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基层，其中40%以上是工农子弟。与之相比，历史上的科举精英多为官宦子弟，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精英主要来自江南商人和绅士阶层，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建立在新中国所形成的教育高度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教育的平等则是新中国社会平等的产物。

恢复高考是开启中国未来的革命，也是对上山下乡制度的扬弃。当然，它首先成功解决了数百万青年的人生前途问题，即使是那些没有走进高校的青年也认识到，学习是一条人生的出路。历史证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的主干力量，首先来自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老三届”学生，他们不但有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因为有过“工农兵”的经历，了解中国现实，懂得国情，特别是了解中国基层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看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从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改革。按照1998年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理论归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体现了“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一是包产到户，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3]

但这种理论上的归纳毕竟是事后的。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理论出发的，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完全从当时的中国现实、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的。

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内忧外患，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源自榨取农村，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完全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显然在这10年间，工业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农业的增长。尽管“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 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但是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同时，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偏重少轻”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重工业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广大城市青年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

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在城市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必须向农村回馈。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农村教育。1964 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西南师范学院农学系毕业，任教于安江农业学校的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他深入农业，深入田野，经过9 年的艰苦努力，在1973 年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籼型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 号”，这一水稻品种被世界称为“东方魔稻”。自1976 年起，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截至1994 年，中国稻谷累计增产2400 亿公斤。历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的伟大成就，仅凭联产承包，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79 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的农业成就轰动世界。1980年和1981年，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先后转让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和卡捷尔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先进农业技术，显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底气。袁隆平出版于1985 年的《杂交水稻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引进出版后，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教科书。可以说，中国的农业技术为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由于城乡体制的分割，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立足于“人海战术”的农业是没有效率的，那种消极等待城市工业化完成后再反哺农村的设想是机械的。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思路压抑了就业，而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化的思路则压抑了农村和农民的积极性。

改革，就是为了破解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而正是在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方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反复比较与提炼，最终方才将其上升为理论。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曾说，他要“给毛泽东送份大礼”，而这份所谓的“大礼”，就是美国部分解除对华技术封锁。随即，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制定和实施了“四三方案”，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自1973 年1 月起，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43 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后又增至51.4亿美元——这是自苏联援助的156 项之后，中国再次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技术，也是新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开始。对外引进和初步开放，也有效地缓解了长期受外部封锁造成的“偏重少轻”问题。比如化纤和化肥产量大幅度提高，为改善人民的“吃穿用”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农村改革，不全等于联产承包，它比联产承包要深广得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1978 年才开始的。因为早在1955 年合作化初期，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就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实行两年后，因其没有被上级认可，在反右运动中被制止。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度被提起，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

根据杜润生的自述，1980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长期规划编制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向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而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则首次提到让“工、农业甩包袱”。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开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放开了农村多种经营。首先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出现了在全国各地钉鞋的勤劳鞋匠；其次，从“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商贩中发展出了小商品市场；最后，8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4700万家社队企业，就业者达到了1 亿人。

在国有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社队企业。由此，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形成了。

怎样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用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一个是“开放”，另一个是“搞活”。所谓“发展”，是指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通过调整僵化的城乡结构，终于找到了一种“统分结合”“两头有利”的方式。由于农村集体有了人、财、物的积累，国际和国内市场也有了需求，特别是国家面临着出口创汇的压力，乡镇企业方才应运而生。这项创举，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推进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的自主创新开启了一种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模式。

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调动了中国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使农村集体积累起来的资金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农村集体手中。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第一次以乡镇为单位，实现了资本积累。历史证明，这样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如果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就取消了农村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农村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再次流向城市，农村经济就会瓦解。仅仅靠国家划拨资金，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的。

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通过社队办企业可以解决轻工业产品不足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可以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生产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乡镇企业的销售员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横跨中国大地的销售网络。因此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劳动产品的交换机制，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无限制的货币积累机制，它们所遵循的法则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两个简明的公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商品市场经济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从商品到商品，货币只是一个中介，而资本主义则是“货币—商品—货币”，在这里，货币积累是唯一的、无限制的追求。

所谓社会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资本主义仅仅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拼命压低工人的消费需求，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如果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者，同时又看作有消费需求的社会的人，我们就不仅看到中国劳动力充足这一优势，也可以看到中国消费需求大这样一个优势。只有把这个市场规模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所谓解放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不能把社会看作一台僵化的机器，而是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不是劳动机器，而是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社会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使农村的积累片面流向城市，就不能使广大劳动者通过自由的劳动致富，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我们要发展工业生产，扩大城市和工业就业人口，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们首先必须吃饭。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生态，那么中国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牺牲农村搞发展，“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总体的目标，没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没有个人的满足，那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躯壳，而不是一个“有机体”。

社会必须是一个“共同体”和“有机体”，即在共同目标和共享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活力。社会有机体的思想，被马克思称为辩证法的精髓。

什么是“搞活”呢？就是通过扩大就业，实行按劳分配，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就是解除束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使劳动成为自由的，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使劳动者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实际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也被形象地称为“春天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如同在春天蓬勃生长的大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沃土上长出了多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蓬勃枝叶。邓小平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个人利益自由发展与创造，与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密切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通过价值规律“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是矛盾的。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缺陷就是用前一只手代替和取消后一只手，而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是“单打一，比较的偏颇”。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苏联经济的弊端是一种僵化的决定论，即城市决定农村，工业决定农业，在工业中，重工业决定一切。这也是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通过改革僵化的经济结构，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解决社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不是僵化的机器，而是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大贡献。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是对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使农村已经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而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分享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大大调动了8 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1984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缩小到历史上的最小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通过城乡发展的社会不平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得以解决。

（编辑  季节）

新民主主义

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随后展开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位代表，代表着59位党员——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最终，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7人脱党。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完全不可想象，中华民族的前途也完全不可想象。

中共一大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文化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擅长的是写文章。

关于什么是文化，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文化就是“器物”。他也是从这个角度几乎完全否定了文章和文人的价值。章太炎是从文字学出发来定义何谓“文章”的。离开了甲骨文、青铜器、经典的辨识与出版编纂，就没有了文化，语言离开了器物就是空的。然而，晚清以来，这一切都反转了。作为器物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西方的器物打得落花流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章太炎看来，空谈误国，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文化，近代以来的文章无非是空谈。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军队

毛泽东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文化空谈，他使中国新文化成为器物，更成为武器。他以学问治军，把战争上升为哲学。他不仅恢复秦汉唐的农战制度，恢复并发扬了阳明学的军事哲学性质，而且锻造了一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自1921年1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狭隘的小组织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武装斗争”。

中华民族的衰落集中表现为积贫积弱，特别是在武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和国内反动派。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目光短浅，他们认识不到西方现代国家是一部暴力机器，要使中国站起来，必须先建设一支人民的武装。打不过敌人，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是一条简朴的真理，当然，也是一条极为残酷的真理。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组织农民，通过古田会议，他使农民士兵了解到什么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世界大势。也正是从古田会议开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

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是通过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实现的。是什么力量把道德与法律结合在一起的呢？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军队，军队的纪律就是古人所说的“武德”。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建立了一支有思想、有道德的军队，使人民军队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与道德的楷模和标杆。治兵之要，在于治心。统帅之责，首先在于冷静地分析、观察敌情，分析地势、敌势、我势。这是阳明学之精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纪律最严密的组织，这个坚强的组织首先是在红军时期锻造而成的。“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班上，随时随地的学习、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形式与汇报工作，这不是宋代的“养兵”，而是每时每刻从思想上、技术上“练兵”。

如果没有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就没有中央党校和全党组织严密的学习、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来自这种每日每时的学习与锤炼。毛泽东说，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更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把融历史、地理、治国理政于一体的中国学问发展到了极致，并用于残酷的战争。他指出，适用于欧洲平原的正规阵地战不适合山地遍布的中国。他从中国的前人那里学习运动战，更把运动战发展为突击战和游击战。他的《论持久战》不仅改写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革命是漫长的革命，中国革命是持久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人类解放事业是持久战。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要在冷静观察和分析中，把握历史变化的契机，增加我们的勇气，积蓄我们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教科书。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

1939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了《永久奋斗》，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如果不能改正这些缺点，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些缺点包括：对于世界局势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缺乏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分析革命经验教训的能力不够。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物质基础，这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缺乏的是思想的基础。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开动了两条腿的机器，但更需要开动的是“思想机器”。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最大的短处就在于脱离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险也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群众。

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旧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在于治理者实际上的缺位。因为长期治理中国的就是士大夫阶级，而这个阶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腐败，还在于消极无能，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政治上的消极束缚社会发展，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至于学风、文风、政风的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其实都是士大夫政治消极的表现。

这种消极是指在态度上——精英分子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消极。无论鲁迅还是孙中山，他们对于农民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而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消极思想描述为“小资产阶级情绪”。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一是因为敌人太强，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弱。于是就有了革命的长期性。而“我们自己太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启蒙者不知道与人民结合，就在于革命者还没有很好地与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

传统中国之弱，体现在读书人的软弱、文弱，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是“两张皮”。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特殊阶级，读书，就是把自己从社会大众中超拔出来的基本方式。

尽管士大夫阶级也都懂得“大学之道在亲民”的道理，但是，正如竺可桢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一旦成为读书人，一般就不会参加体力劳动，士大夫阶级对于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以为那是“贱业”。因此，脑与手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遂造成了中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缺陷——鄙视劳动、鄙视动手，而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中国要有合格的治理者，这就要求精英阶层成熟起来，要克服对于民众的消极态度、对于生产劳动的消极态度。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为什么忽而高亢，忽而绝望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因素，而且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毛泽东则说，要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关键就在于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动员群众，发动群众。

群众路线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是调查研究、分析归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改造群众的一系列方法，是一个破坏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基本方法。

要使中国社会有一个真正的领导力量，首先在于党的建设，而其中关键在于搞清楚我们的党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到中国人民中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是继秦、汉、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的一场人文精神的革命，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大法宝。

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残酷革命战争的洗礼，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锻造。经过了残酷的斗争，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亡国灭种的境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光明的新中国就这样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社会革命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一举解决了宋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持续衰落的趋势，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28年的革命，使中国农民空前组织起来，为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制奠定了基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更为坚实。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有着一块严重的短板，即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现代工业的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指出，未来之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果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个伟大戏剧的序幕，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马克思论述了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工人阶级夺取工业生产资料，同时掌握资本。关于后一点，《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取消资本，也不是要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是要使资本成为公共的，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使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掌握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第二，掌握资本。所谓资本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服务。马克思说，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尺度。

毛泽东一贯强调人与生产力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开篇，梅斯纳这样指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即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场工业化运动和经济现代化运动，而且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法则、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而进行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的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是一场更为艰难但也更为深远、更为彻底的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新的社会法则究竟是什么呢？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按需分配；第二种是按劳分配；第三种则更为普遍，就是按照对于集体和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按需分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在没有找到一个“按照对集体和社会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确切、可操作标准之前，最切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按劳分配”。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他的原话是“第一阶段”），它要保卫的就是按劳分配的法则，核心就是通过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由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优越性。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优势，即“苏维埃加电气化”。在列宁看来，相比只会吵架的议会而言，奉行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制度是推动现代化最高效的方式。

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观点。今天看来，斯大林被骂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也就在“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完全不能想象在没有市场自发作用的情况下能够建立一种“经济”。斯大林指出，市场经济对于工业化有排斥作用，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不能带来工业化，而资本主义国家是掠夺财富和资本积累的工具，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关键在于机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斯大林恰恰在这一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会导向财富积累，但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结论与黑格尔相似：市场经济的国家体制与工业化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斯大林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关注点在商品，但是，对现代经济体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简而言之，没有生产商品的机器，就不会有商品。因为工业化生产包括：原材料的生产；生产机器的设备——工作母机的生产；机器设备的生产；利用机器进行的产品的生产。狭义的市场经济，所论述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与生产，而没有涉及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产品这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更没有看到上述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就是现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生产，也就不可能有产品的交换。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持续工业化的排斥，是商品交换的体系对于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交换体系具有排斥作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视为“头足倒置”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竞争的充分和经济体系的日益庞大，必然出现生产领域“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就是指在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利润主要发生在生产活动的最末端——制成品的生产与交换，随着销售部门的扩大、生产的扩大，生产活动的上游——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所能分享的利润则越来越少。通俗地说，这就会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是完全利润导向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是斯大林提供的，他的意见是：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不应追随市场，而应主动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彼此互为供需的生产部门，以各部门彼此间的供需关系代替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供需关系。取代市场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完善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生产体系。它构成了与“商品交换体系”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与交换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因此，所谓计划，主要是指机器设备生产部门之间互相的供需关系。简而言之，斯大林所谓的国家经济主干，是以许多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构成的。

斯大林的贡献在于澄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化与工业化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化的国家，但只有极少数工业化国家。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业化。

要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仅仅靠所谓通过商品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交换体系是鸡，商品交换体系是蛋，没有鸡，就没有蛋，否则，你要么买人家的鸡，要么就买人家的蛋——斯大林的发明，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苏联经济的发展被当时的世界学术界公认为“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7%，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英国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又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而苏联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唯有苏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1928—1932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19.2%，1933—1937年的“二五”计划期间为17.8%，1938—1940年的“三五”计划前期为13.2%。195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26倍，国民收入总额也增加了7.8倍。

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彼此具有供需关系的多个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彼此的供需关系可以创造市场，而不是依赖自发的市场。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的啮合如同齿轮一般有效，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搞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路线乃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按照当时的设想，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而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国缺乏起码的工业基础，而非缺乏市场。

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做，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中国能生产什么？能生产粮食，还能磨成面，但连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中国有一点商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基本空白。中国要恢复经济，只能先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商业，逐步积累资本，为工业化创造基础。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估计是：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没有现代化生产力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空中楼阁。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别是“一五”时期援建的156个项目影响深远。平心而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以如此大的规模转让给另一个国家，何况当时的苏联经济奇迹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与苏联接轨，这就是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看齐。因此，选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早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五年计划编制领导小组。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1953年2月，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才制定完成。“一五”计划基本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计划期间中，国家对于农业的投入不足10%，主要的投资重点是工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时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大国的封锁，这是当时我们的基本国情。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将派往中国援建的专家和技术资料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大部分在建工程停工，这给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关键时刻使新中国顶住压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如果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理性化的“祛魅”过程，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完全相反——因为它恰是一个高扬信仰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靠什么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1960年，正是新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这一年，解放军某部战士雷锋，从每月8元津贴中积攒起来的100元存款匿名捐给了农村灾区。这样的事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还有许多。1962年，雷锋因公牺牲，雷锋所在部队的驻地抚顺当时只有40万人口，却有10万人自发走上街头为这名普通士兵送葬。雷锋牺牲时只有22岁，他把“为人民服务”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

雷锋精神首先代表一种新中国的人格。这种人格把社会理解为互相扶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市民社会。约翰·穆勒和弗洛伊德都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抑制痛苦。而雷锋说，人生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雷锋精神也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这个始终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大男孩”，其实是个孤儿，他有着苦难的童年，而他对于苦难和幸福的理解，建立在对于新旧社会的清醒、理性比较之上，建立在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分析与认同之上。正是由于这种理性、这种清醒，他方才说，心甘情愿地做革命事业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代表着新中国的世界观：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就是观世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雷锋代表着的既是信仰，也是新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5000年所锻造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升华。

雷锋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毛主席本人。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是圣人，而他自己不过只是“贤人”。雷锋牺牲后，翻阅雷锋日记，毛泽东感慨万千，他称雷锋是新中国的圣贤，慨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圣贤——毛泽东极为重视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和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去汲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群众路线对基层的强大动员能力，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意志，在关键深刻发挥了作用。当时的党员干部，不但生活方式与一般群众并无不同，而且亲身参加体力劳动。于是，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毛泽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河北省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互助组，农民们从山上背回了生产资料，支持了处于困境中的集体合作，让每个人感动得落泪。“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毛泽东曾经这样预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被封锁“十年八年”之后，我们有了什么呢？首先就是有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自主的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创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这两项伟大成就把中国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基础之上，为中国的一切现代进步奠定了根本基础，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货币发行对外部的依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成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具“信用”的国家政权，在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衷心拥护，更在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而这为人民币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

而所谓“完善的工业体系”，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质：第一，由“原材料生产—母机制造—机械设备制造—产品生产”构成且彼此联系的工业部门，能够形成彼此间多元的供需关系；第二，能够为产业部门提供大部分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这就是以若干工业部门为龙头建立起来的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要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就不能采取所谓“比较优势”的思路，即按照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步骤来建立、布局产业部门，而必须采用体系化、系统化、协同化的战略，即通过建立主导机器设备研制开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布局核心产业的六大工业部相配合，采用全部门整体推进战略，采用“部委—院所—企业”协同的战略。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就是“大推进”战略。

一旦通过这样的“大推进”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就会产生出自我持续、自我强化、自我扩张的势不可当的趋势，从而打破“报酬递减”，使一国经济走上“报酬递增”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苏关系破裂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究竟靠什么来推进这关键的一跃呢？中国的工业体系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的建立不是单纯依靠国家的行政命令，不是依靠外援，而是靠站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精神。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但我们拥有“人的优势”。而所谓“人的优势”绝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优势。这里的人，不仅指作为“劳动力”的人，而且指中国人的精神。以苦为乐，越挫越勇，这是一种心理优势。我们的人民缺吃缺穿，但却不缺乏心灵的幸福。

我们的人民对于中国与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有着明确的认识，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优势。爱憎分明，敢爱敢恨，“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道德的优势。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是世界观的优势。正因为有了世界上一流的人，我们才干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1952—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8.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这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垦荒、造林和扫盲等活动。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发展到1978年的3178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2.9%；发电量从1952年的73亿千瓦时发展到1978年的2566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14.7%；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64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5亿吨，年均增长率为2.4%。兴建各类水库8.5万座（目前依然在满足中国90%城市人口的饮用水需求）。完全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新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既然这期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普遍感到贫穷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4亿多，几乎翻了一番，衣食住行需求因此就增长了一倍；二是我们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三是这期间有大量的劳动投入但没有产生相应收入，如大规模水利建设和铁路公路港口建设、大规模垦荒、扫盲等都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建设；四是我们面临着美苏两霸的打击与封锁，在极为险恶的国际条件下，我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抗苏联核打击的军事斗争，如果没有这些斗争的胜利，我们就不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