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企业

中信:决战澳矿

2020-10-28 10:52:41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09年起,中信集团成为中信泰富的控股股东。在此期间,泰富的中信澳矿成为董事长常振明最大的心结。

   2006年,中信泰富投资4.15亿美元,分两次向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购入位于西澳州皮尔巴拉一座巨大的磁铁矿,建成后每年可向中国进口上千万吨铁精粉和球团。次年,中信泰富与中冶集团正式签署了澳矿项目的总承包合同,并由中冶负责该项目的设计、设备采购、土建施工、安装及采矿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是一个固定价格和固定工期的交钥匙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17.5亿美元,合同工期为43个月。

   但此后数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投产时间一再推迟,工程预算一再增加,总包方所有承诺一次次全部落空。

   中信怎么办?多少人都建议常振明放弃那座犹如黑洞般的深窟。但是他始终在坚持,坚持做着一件几乎看不到光亮的事情,他的脑海里不时会闪过一个英文词组——“ mission impossible”,直译过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截至 2017年,中国铁矿查明资源储量为 848.88亿吨,其中基础储量约 210亿吨,资源量 640亿吨,其中绝大部分为贫矿,平均品位仅为 34%,富铁矿石探明资源储量仅占探明总量的 2.9%。相比之下,巴西、澳大利亚的铁矿太令人羡慕了,他们的高品位赤铁矿石可以直接进入高炉冶炼或烧结,而中国的绝大部分铁矿石含有大量脉石,必须细磨精选之后才能入炉冶炼。

   在高炉炼铁的过程中,入炉矿石含铁品位每降低 1%,高炉燃料比会升高1.5%,由此产生的工业废气就在城市的上空积聚,并侵蚀到人们的肺泡和血液。中信澳矿运营部总监岳强说:生产1吨烧结矿所需标煤是生产一吨球团矿的约3倍。

   3倍的标煤,意味着约3倍的碳排放。于是,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从 50%65%……近年甚至接近 90%

   但是,全球铁矿石价格的决定权却垄断在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及力拓的手中。中国的钢铁企业不得不为高昂的铁矿石价格买单,而中国的环保更不得不为钢铁产能世界第一所带来的严重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

   2005年以前约 20年中,全球铁矿石价格基本在 20美元/吨左右起伏,没人会想到 2005年之后,这一价格骤涨了 8-10倍!

   中国企业开始成规模地去境外开发收购铁矿,但铁矿收购成本已经大大提高。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每年进口铁矿石约10亿吨;

   中国的环保压力空前之大,中国境内的铁矿石产出日益减少,占全部原料市场不足 10%

   中国在世界铁矿石交易中几乎丧失了话语权;

   中国在海外的权益铁矿石资源微乎其微,中钢协统计了 2008年至 2014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收购铁矿项目 24起,除极个别外,基本颗粒无收。

   再看中信当时的处境——

   中信澳矿是中国在海外唯一在建的 100%权益铁矿,且规模巨大;

   2400万吨铁精粉的产能是世界磁铁矿规模之最;

   围绕着中信澳矿,已经建成了480兆瓦的燃气发电厂、日产 7万立方米淡水的海水淡化厂、30公里的矿浆输送管道、装运量 2 000万吨的港口,购入了12艘万吨货轮,还购入世界上最大的自磨机和球磨机……各种世界一流的采矿选矿设备都在现场,等待安装。

   在澳大利亚西北皮尔巴拉的戈壁上,被逼到悬崖边已退无可退的中信澳矿终于开始了绝地反击。

真的拖不起了!

   2013年的圣诞节前夜,常振明通知曾晨:你已经被调入了澳大利亚铁矿,在月东油田和中信资源的一切工作需马上交接。

   此时,中信与中冶的第四份补充合同刚刚签署。合同规定,一个月内(即20141 23日之前),中澳铁矿项目首两条生产线和相关建设工程按现状移交

    2007 1月荣智健与中冶集团签署第一份有关澳矿的 EPC合同起,整整 7年,中信泰富就如同被下了诅咒一般,它的股价从2007年的高点51.40元跌至2013年年中的8.00元。

   与这条曲折的 K线时刻牵扯的无疑就是 6700公里之外的中信澳矿。它与总包方的纠葛让中信泰富支付了天价成本,却最终错过了全球铁矿石价格的高峰。

   总包方的要价从17亿美元到 25亿、34亿、39亿……尚未到头,交工期却从2009年一路推迟到2013……而中信已经砸进去了98.81亿美元。

   20121115日,中信澳矿第一条生产线终于开始了带料调试。当数千名建设者栉风沐雨奋战了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后,合上电闸,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竟是那般千疮百孔,到处堵塞,到处漏浆,到处破损,十开九停……

   在那一瞬间,巨大的失望涌上每一个人的心头。连续数年的劳作,一个亿接着一个亿的美元砸下去,一台接着一台的设备矗立起来,看着这座巨大的铁矿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上渐渐长大,全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矿冶设备,全是世界上最耀眼、最闪亮的制造商的产品 ……

   但是,就是无法运转!

   从第一条生产线带料试车,整整半年时间里,总共运转时长不超过185个小时,平均一天开车不到 1小时。

   残酷的现实逼迫常振明终于下定了自己干的决心。

   中信与中冶签署了第四份补充协定,这是一份移交协议: 

   MCC Mining(中冶西澳矿业有限公司)将操作手册及图纸等相关工程资料移交给 SINO Iron(中信澳矿)。

SINO Iron 将继续进行第二条生产线的调试及整修。同时,为加快项目建设, SINO Iron也将负责管理工程总承包合同项下余下四条生产线的建设和调试。

SINO Iron 将通过协助项目管理、提供服务或其他合作形式与中冶集团团队的核心成员及中冶北方继续合作。

   2012 6月,中信重工副总经理王春民作为设备商参与了一号线的调试,到2016年离开澳矿,他足足在那里工作了38个月,经历了澳矿工地最为低迷的日子。中信澳矿的自磨机和球磨机均出自中信重工。……我们是业主,应该比谁都着急,这么多人在工地,人吃马喂,得多少钱?每天的利息,得多少钱?

   人心散了,管理混乱,这已经成了澳矿工地最大的问题。

   时任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的张极井亲自担任了澳矿项目的执行董事长兼CEO。从香港到珀斯,从珀斯到铁矿工地,他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一个来回。

   刘敬坤作为公司秘书回忆往事总是有点儿意难平:“从极井总到曾总,从来都是一下飞机就赶紧奔现场,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常董事长哪怕是搭乘半夜的飞机,也是头天一大早就把酒店的房间退了,多省一点钱都是好的。”

   2013 5月,在一号线迟迟无法运转之时,在与总包方反复磋商无果之后,张极井终于向中信集团党委郑重建议:中信自己来负责一号线的整改调试。

   真的拖不起了!

背水一战

   任沁新被任命为一、二号线整改总指挥。现场各路人马,无论此前是什么职务、什么岗位,从这一天起,都只能服从总指挥,都只向任沁新汇报工作。

   作为中信重工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任沁新在澳矿工地整整两个月没有离场,远远超出了澳大利亚矿山安全的规定极限。

   两个月中,所有的中方员工没有休假,不许离场,每天工作12小时,每天早晨 6点钟到场。

   来自中信重工的梁真说:那一段时间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王春民睡觉都把对讲机放到床头,出现问题,半夜两点还赶到工地;张长久担任现场的技术总监,连续的熬夜加班,一次一大早上班,把车开进了路边的堑沟。

如此这般的场景每天都在澳矿现场上演,48消缺单每天都在不断瘦身。 60天倒计时指针,终于归零。

2013 7 26日,他们将再次按下总控室的按键,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远在北京的常振明一刻也没有放下对澳矿的担忧,试车第一天并不顺利,不知道他那天是怎么过的,晚上 10点多了,他发来短信:大家辛苦了,相信大家定能成功!

三天三夜的鏖战,终于看到整条线顺利启动持续运行,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号线真的转起来了,矿石被磨碎了,铁精粉被分离出来了!

   这一目标的实现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信澳矿的工艺模式是可行的,中信一定能够从这片戈壁中提炼出高品位的铁精粉。

   哀兵必胜!

   在常振明看来,中信澳矿的至暗时刻已经过去。打扫战场,中信澳矿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

发现我们自己的力量

   201416日,在澳矿一片狼藉的工地上,曾晨脑海里不断回旋的就是《国际歌》的那段旋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就没有,我们曾经天真地以为还有……

   我来的时候,这个项目的不确定性依然非常大,澳矿的问题恰恰就是什么问题都有,你很难说是设备的问题、是工艺流程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的问题。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矿,我们其实是五大项目的集合体。曾晨所说的五大部分是采矿、选矿、发电、海水淡化、海运。

   采矿,一年剥采总量超过亿吨,世界上有几个单体铁矿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我们的选厂六条线,近2000万吨的产量在澳大利亚是第一,而中国最大的不过几百万吨;我们的发电站,480兆瓦的燃气电站,简单来说,堪培拉的整个供电就是这个量;我们的海水淡化厂一天可以产水14万吨。曾晨面对这一大摊子,无奈地苦笑。他知道,“这个摊子是我们必须接收的,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起点,我们别无选择。

   兼任澳矿CEO这几个月,张极井渐渐明晰了一个道理:中信澳矿的问题哪里是什么矿山建设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一家巨型的工厂。工厂的管理和运作与挖矿、修路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对于干部的选择方向,中信应该换一个思路。

   此前,澳矿的几任负责人要么是做投资做商务的,要么是刚刚从高速路工地上下来的,没有一个懂工厂、懂大机器生产和运营的人。

   但是中信泰富特钢、中信重工恰好就有这样的队伍、这样的人才。张极井找到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董事长俞亚鹏的时候,俞亚鹏回答说:只要是中信的事,要人特钢给人,要设备特钢给设备……”

   201416日,张极井在澳矿工地宣布了新的组织架构和新的人事安排:

   中信澳矿二期工程指挥部成立,泰富兴澄特钢副总经理姜仁才任指挥部总指挥,中信重工副总经理王春民任常务副总指挥,负责技术和施工;徐飞任副总指挥,负责商务。姜仁才向中信泰富矿业公司新任CEO曾晨汇报工作。

   姜仁才在工地上转了又转,三个月后心里有数了。他得出一个结论:在澳洲施工,最不可控的因素来自人工成本。

   如果要想控制成本,就必须保证你的设备、你的管道、你的钢结构到了现场不能够有大的变动。

   关键是如何保证

   指挥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真梳理一期工程的经验和问题,修改和优化二期工程的设计方案。再也不要干什么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了,简直贻害无穷!

   我们要求设计师必须严格按照我们的要求重新修改设计、优化设计。姜仁才说。不光如此,施工方案也要更改。我要用预制的、模块化的方式来建设二期工程,把后面的事情提到前面来做,把现场的事情提到工厂来做,把国外做的事情放到国内来做。

   2014 4 28日,张极井、曾晨在北京向中信集团领导汇报中信澳矿二期工程预算及筹备进展。中信澳矿二期工程共四条生产线,工程预算 19.5亿美元,预计三年内完成。

   中信集团很快批复了这一报告,并同时给予张极井、曾晨、姜仁才以明确的授权。此前,姜仁才和王春民用了月余时间全面审核二期工程所有的图纸,包括土建、管道、皮带、钢结构等,然后他们一一重新订货。

   澳大利亚的生产安全制度极为严苛,所有的高空作业更是慎之又慎,且必须由持有高空作业证书的人才能操作。如果在现场搭建桁架,然后再把皮带机固定在上面,就需要增加大量的高空作业,还要动用电焊气焊,那又是一套更加复杂的施工保护制度。

   澳大利亚的焊工非常昂贵。曾晨说。

   姜仁才定制的皮带机已经完全固定在了桁架上,只是尚未连接。到了澳洲码头,因为不是高空作业,自己带领的人马即可快速将它们复原组装。光这个皮带机至少省了两个月的工期。

   还有管道铺设。水管、矿浆管、润滑管、液压管……一条生产线至少要有五六公里的管道需要铺设,四条线就是两三万米。

   以往几年澳矿工地,各种管径的管子都码放在现场,因为图纸不全,工人只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当场挑选不同管径的管子进行适配、截管、弯管、变径、焊接,然后铺设。这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超支。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必须由澳洲当地的工人完成,一旦设计有变,总包方还要支付违约金。

   姜仁才可不打算重复这种傻事。他将数万米长的管道订单全部发回中国国内招标定制,一部分由泰富特钢负责,一部分由中信重工负责,他们的招标团队和财务审计人员同期进入招标生产环节,所有的管道均严格按照设计图纸下料生产,再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检验合格后上船出海。

   王春民后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和姜总,只要有需求,都向家里求助家里,指的是中信重工和中信泰富特钢,中国两家顶尖的企业无条件地成了中信澳矿的坚强后盾。中信的大家庭、中信的协同优势、中信共生共享的企业文化,在此时此刻让澳矿工地上的每一个人突然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踏实而骄傲。

   钢结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工程,中信泰富特钢承接了这项工作。

   我们的钢结构都是模块化的,轨道也都是在工厂完工的,保证到现场不返工、不违约。我们都是中信的人,总归要对中信负责。

   预制化、工厂化、模块化,是姜仁才的三大法宝。  

谈判桌上

   徐飞在 2009年就来到了澳矿工地。

   来到澳洲,他眼看着总包方一次次地被当地分包商逼到角落里,毫无还手之力,心里实在着急。

   2014年开始,中信澳矿的商务谈判桌上,甲方已经更换为中信泰富矿业公司。

   再也不能重蹈覆辙,商务行为,包括招投标与合同的签署就成了重中之重。

   715日要上第一根梁,因此在那之前,所有的商务谈判必须完成,所有的合同必须签字,相关的分包商必须入场。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花出去七八亿澳元,既不能出错,还不能当冤大头,这的确颇有难度。好几个标同时招标同时谈判,每个标都有五六个分包商投标,这就要连续谈二三十家。徐飞感叹道。

   商务谈判组不光有商务人员,还要有工程技术人员随时随地跟进,因为所有的报价都与工程有关,每往前走一步,技术人员都要跟进确认,再也不能差不多”“大概齐了。

   渐渐地,长名单变成了短名单,进入短名单后,意味着更加复杂的拉锯,直至对方缴械。

   高强度的评标、谈判和运作一直持续到2014 3月,中信澳矿与当地分包商的五个大的合同全部签署完毕,合同总额约 8亿澳元。

   在此后的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因合同变更产生的补偿。但是,当你对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了解得比你的对手还透彻的时候,对方也就不再费心费力地狮子大开口了。

   曾晨非常干脆地说:二期工程,我们没有一起索赔的诉讼!

提前竣工

20146月,姜仁才来到北京,面见常振明。

“我跟常总说,工期用不了 36个月,最多 33个月,我们争取28个月把它拿下。

以前一条线就折腾了四五年,现在四条线不到两年半真的能完成?

姜仁才向张极井要了一个政策:分包商工期奖励。工期如果提前完成,就给予不同的奖励。

一天贷款利息是多少?一天的管理成本是多少?一天出产的铁精粉可能是多少?在奖金和工期面前,孰轻孰重?

   就这样,原本 36个月的工期,只用了 21个月就全部完成。

   其实,我们原本19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出了一个插曲,所以拖延了2个月。姜仁才不无遗憾。所谓插曲,是因为顽石破设备更换所致。为了优化选矿的生产工艺,他们采购了美卓的8顽石破,替换了原有的设备。未曾想到的是,五号线顽石破的基座却因为这样的设备更换而突然颤抖起来。

    现场的原设计方不认可设计本身有问题,姜仁才只好求助国内冶金设计界的老朋友,请他们来仔细检查后,发现问题不仅仅是五号线的,实际上,三、四号线的顽石破基座全都有类似问题。

   常振明和张极井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如果要敲掉重建,那真的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投产了。姜仁才在电话里的回答云淡风轻。

   五号线基础是最差的,我们要重新打桩,扩充基础,差不多花了300多万澳元。三号线四号线就不用打桩了,直接往里面注水泥浆,让它们板结起来。后来一号线也是这么处理的,没有问题。

   张极井多次感叹:这就是不懂的人的区别。

   呼晓明成为第五条线的试车总指挥。这位“ 80的工程师几乎成了澳矿整个建设期最完整的见证人之一。

   我进澳矿的时候刚刚研究生毕业,就像一张白纸,那时候的澳矿也像一张白纸,它曾经被涂抹得混乱不堪,但是在我们手里,它成为最美丽的图画。我从心底里感到庆幸,让我赶上了一个如此伟大的工程……”

   张极井的《澳矿大事记》记载如下:

2015 6 30日,澳矿项目月生产量首次突破 40万吨,达到 41.5万吨;第一、二条生产线作业率也首次突破 80%

2015 8 15日,项目第三条生产线建设安装工作完成,全面移交给调试团队,比原预算计划提前 100天以上。

2015 10 14日,澳矿项目第三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

2015 11 21日,澳矿项目第四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

2016 3 28日,澳矿项目第六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

2016 4 8日,澳矿项目产品实现第 100条船装运出口。

2016 4 26日,澳矿项目第五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至此,澳矿项目的大规模建设工作基本结束,全面转入生产阶段。

    20147月开工,到最后一条线并线运营,澳矿二期工程用时比预计工期缩短了15个月;工程支出11.7亿美元,仅为工程预算的60%

    在二期工程,中信集团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并更换了相当一批设备,单条生产线的建设成本仅仅用了不到3亿美元,且四条生产线全部都是一次试车成功,再未出现过开开停停、跑冒滴漏的问题。

敏感的话题

    在澳矿营地的墙上,挂着一张宣传画,那画的中央是一群身着蓝色工装的年轻人,阳光洒满肩头,笑容洋溢在脸上,处处散发着勃勃英气和生命的活力,他们的背后是澄澈的蓝天和轻盈的白云,白云下是红色的矿坑,还有一辆同样涂成蓝色的 360吨重型矿车。

   这是中信澳矿为澳大利亚抑郁症基金会捐款时留下的画面。

   中信澳矿每年都会组织许多类似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员工们自己的创意,自己组织、表演、捐款,矿工们每捐出的一元钱,矿上都会配捐同样数量的钱。

   尊重土著人的文化与习俗,是中信明确的要求。但凡要有新的用地需求,他们必恭请土著民俗专家先行踏勘,实在绕不过去了,土著人也会诚意配合将遗迹庄重地迁徙。

    中信还组织矿工家属来澳矿参观。自从修建了自己的机场,这些往来就变得简单了,让矿工的妻子和孩子们来看看,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支撑着一个家庭。每到澳矿的家庭日,金属般坚硬的铁矿就变得格外温馨柔美,女人和孩子们都穿上澳矿特制的工服,又精神又漂亮,止不住的笑容在脸上绽放,夫妻、父子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当然,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体现在捐款、送温暖的环节上,环境危害则是更加敏感的话题。

   临来澳矿,常振明特别向曾晨交代过一件事:必须格外关注石棉的问题。

   石棉是纤维状硅酸盐矿物,含有硅、钠、镁、钙、铁等元素。如果生产工人长期吸入石棉纤维,有可能引发石棉肺、肺癌及其他严重的身体疾病。

   澳矿刚刚进入建设期,原总包商立刻遇到了这一难题。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当澳矿进入了中信时代,每年的矿石剥采量持续上升的时候,这个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果不其然,西澳州政府找来了。

   20149月,曾晨接到了来自西澳州矿产资源部分管部长的电话,这位部长表示,他将就石棉问题公开向中信澳矿发布质询,并要求提供相关的数据报告。

   曾晨前去拜访西澳州矿产资源部,他对接待他的一位南非裔高级主管说:保护环境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众所周知,整个皮尔巴拉、整个澳洲都可能存在矿物纤维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去了解它、认识它,而不是制造恐慌。请您相信,中信澳矿是一家负责任的公司,但我们希望监管机构同样也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曾晨的话语不卑不亢。对方略有些诧异,在此之前,还不曾有一位中国人以这样的口吻与他对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曾晨将此事当作他的头等大事,亲自督办。其实,中信在澳矿早已布下了密集的监测点,将所有的监测数据汇集起来交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检验、研究、认证。他们的结论是:中信澳矿所开采的矿床并没有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 5种有害矿物纤维,没有有害石棉。对于现有的部分纤维矿物,我们的防护制度非常严格,符合相关的澳洲标准。曾晨说。

   在约定的那一天,曾晨亲自开车,捧着高达两尺的各种文件、材料,以及方便而清晰的检索目录,一并交到了那位南非裔官员的手中。对方大为惊讶: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这么严密的工作!

   20171020日,西澳政府环保部长批准了《SINO项目持续发展计划的环保申请》,那位南非裔官员即将退休,临走前他在报告上郑重写道:中信澳矿有着非常完善的矿物纤维管理制度。

   中信澳矿将皮尔巴拉地区的环境保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西澳州的标杆。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领导力

   曾晨非常感激他的两个搭档,电厂的范宝印和海水淡化厂的帕特里克·李。

   澳矿是茫茫戈壁滩上孤独的绿洲,电厂是澳矿唯一的光源和动能之源,绝不能停产;海水淡化厂同样如此,因为没有第二水源,所有的生产生活用水均来自大海。慎之又慎,严之更严,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偏差和侥幸。

   把管理落在制度上,把有效的经验外化成严密的规范,把规范变成每一个员工必须严守的纪律。而这样的制度管理曾经是中国人不熟悉、不习惯的,比如国人不习惯戴口罩,这样的事情看似不大,但曾晨真的就因为这样的违规开除了不止一个员工。阳光下45℃的高温本就令人喘不过气来,再戴上口罩更不舒服。但是,戴口罩除了防范矿物纤维和粉尘的危害,对制度的坚守则是更加重要的考量因素。

   管理出效益。选矿厂的作业率从50%逐渐提升至60%65%直至今天的85%。作业率的提升意味着产能的提升,而产能的增加则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收益的增加。成本,是中信澳矿的生命线!

   2016年,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第一次来到澳矿。这个给集团造成很大财务压力的项目,此时让他看到了变化和希望。

   第一,我们的团队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组织管理是有效的。

   第二,我们的作业率在提升,故障率在持续下降;产量也在提升,这就意味着你的单位成本在下降。

   第三,面对经济大势,面对铁矿石价格波动,面对法律诉讼,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有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待外部条件一旦发生改变,我们才有机会解决各种问题。眼睛朝内,聚焦自己的问题,提高产能,控制成本,安全生产,组织运营。

   再有一点,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我们是在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贡献。因此我们要更加努力,付出更多的心血,把澳矿经营好。

   王炯首先看到了团队之不同,人变了,队伍变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导力成为改变现状的最关键因素。

   中信澳矿曾被打到泥里,拼得满脸血污,却茫然不知如何回手;中信澳矿也曾被中外媒体讥讽嘲笑,被中外商学院里外检视,并得出各种教训戒律,列入教科书中。

   但是,在如此重压之下,中信集团忍辱负重,埋头苦干整五载,收拾败局,咬牙再战,终于拼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那个不堪回首的昨天已经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他们期待着与巨人比肩。

   胡宇清是中信澳矿项目的销售总监,负责销售澳矿的铁精粉。曾晨从一开始就坚持让胡宇清按照65%品位的指数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以反映中信澳矿项目精粉产品的价值。澳矿铁精粉的市场地位正日益凸显。

   20191月,淡水河谷溃坝事件造成了4000万吨铁矿石的供应减少。虽然这仅是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4%,但是这一事件却推动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从 70美元/吨一路飚升到128美元/吨。中国钢企在2019年为此多支付了数百亿美元的平均成本。

   那么,如果没有中信澳矿的 2000万吨铁精粉的支撑,中国钢企还要多支付怎样的成本?

   至少增加七八十亿美元!陈子琦说。

   作为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冶金专家,陈子琦关注世界铁矿石行业已有二十多年。中信澳矿不仅平抑了铁矿石价格,更是为中国铁矿石战略资源的保障做出了贡献。

   2019年中信集团成立 40周年的大会上,常振明说:西澳磁铁矿项目是中国在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 100%股权项目。除了能够引进优质铁矿石,更是关乎中国在铁矿石市场上的话语权。从 1986年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开始,中信就把能够弥补国内短缺资源的项目作为海外投资的重点,这是中信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9年,中信澳矿的铁精粉产销双双超过2000万吨,是全球主要的高品位铁矿石生产商。

   高品位,意味着低排放。

   由磁铁矿石经研磨后磁选所产生的铁精粉,本身就具有放热的特性,在炼钢的环节中可以大大减少焦炭的使用。曾晨说:与赤铁矿细粉相比,从磁铁矿矿石生产的每吨钢可降低108公斤二氧化碳排放。

   2018年中国粗钢产量9.28亿吨。108是一个乘数,9.28亿是另一个乘数,乘积是多少?这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算术题。

固然不可如此机械简单地使用数据,但其中所闪烁的高品位铁精粉的亮点已经一目了然。

(编辑  杨林)



¨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艰难的辉煌2》第三部“国家使命”,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登,杨林摘编。

* 王伟群,记者、作家、资深媒体人。

专题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市场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关键之一是提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国家经济理论,以解释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国家内生经济作用的界定,来自上文所述参照系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而凯恩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论证了国家经济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由内生性理论和外生性理论共同构成的。前者主要从克服市场失灵出发解释国家的经济作用;后者说明: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还在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各项规律的要求。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和国家一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经济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同时也是其政党-国家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国家理论,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特定历史制度因素的结合,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制度型式也嵌入了市场,无论是参照系理论还是市场失灵理论,都须接纳与之相关的新的内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理论,也相应地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克服市场失灵以外,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维护特定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种种事实说明,和内生性作用相比,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是更为根本的,那些以克服市场失灵为目的的干预和介入,一旦从根本上危及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就有可能被终止或废弃,反映阶级力量平衡、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决定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社会性质、内容和限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根据,还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规律。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将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尽量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也有可能违背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我们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该参照系也就同时成为这样一种标准:当国家的经济作用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其作用便是生产性的,即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反之,就具有榨取性或汲取性,即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经济作用的生产性和汲取性的区别,同时也给出了评价相关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绩效的标准。一个例证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竞争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三维市场经济的主体,推动了高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然而地方政府竞争也导致了一些负面现象,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和经济的脱实向虚。

国家理论研究的内生进路和外生进路是相互补充的,就需求侧而言,在面临产能过剩和危机的威胁时,要求国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战略投资活动、产业政策等促进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等等。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会以不同形式嵌入市场,转化为基础的一部分,即在经济内部发挥作用。

然而,那些从需求侧影响国家形成的力量,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市场失灵解释了国家干预和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但国家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内发挥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取决于一国政治力量的平衡、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愿景以及国家主权者的政治决断,这些因素定义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可以更为主动地、更有创造性地界定其内生性作用的边界,并将这种内生性作用与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外生性作用相结合,两者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宏观调控为例,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审慎宏观管理”,大体囿于内生性作用的范围,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战略性宏观管理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西方的宏观管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势。图1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体系的全貌。

 

 

1   国家理论体系全貌示意图

 

五重市场的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

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的理论,可以在五重市场结构的框架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第一,普通产出的市场,也就是由投资品和消费品(这里排除了纯粹的农产品)这两大部类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凯恩斯在《通论》里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

第二,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服从波兰尼所揭示的矛盾,即劳动力作为所谓“虚构商品”,一方面为市场的无限扩张带来了动力,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解体的危险,从而构成当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强调,只有让国家作为最后的雇主,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充分就业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国家权力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保护运动,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

第三,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市场,也就是战略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在这个市场,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的话,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组织和协调生态、国土、能源的再生产,并负责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从而主导了这一部分的发展。

第四,金融资产市场。因为普通产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产生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相脱离。这意味着,这一市场的可持续运行,需要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和最后的安全保障提供者发挥作用。[1]

第五,农产品市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使农业生产由以往的结构性稀缺转变为结构性丰裕。由于农业部门难以通过产品创新重新制造产品的稀缺,该部门不再适合以纯粹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生产。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农业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计划干预和调节。在美国,在这种干预从1930年代就开始了。

由五重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失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具体地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内涵是复杂的,不同市场的市场失灵形式也是多样的,国家干预为此也需采取不同的方式。[2] 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农业为例,国家干预和介入甚至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何基于这一视角,构建更为切近而具体的市场经济理论(这同时意味着对前述参照系和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并从中引申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国家的经济理论,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小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完善,要求“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实现良性互动和转化。但在较长时间内,一些学者过于强调政策-制度话语的重要性,其研究成果缺乏严谨的学理性分析;一些学者则试图放弃政策-制度话语,放弃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经济学话语中寻求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两种思路都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性学说的构建。

长期以来,中国道路一直没有被正确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市场经济3.0”的国家理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市场经济只能是“强市场、弱政府”模式,用这样的理论解读中国道路,得出的必然是诸如“国家资本主义”“新权贵资本主义”等玩弄污名化把戏的一类结论;给出的也必然是诸如“政府退出”“国企私有化”等一类暗藏杀机的“毒药方”。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必须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当前,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不少学者却陷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逻辑主线等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之中。争辩这些基本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完整的且具有学理性的理论体系。致力于构建这样的完整理论架构,将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繁荣。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很难真正看到“中、西、马”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理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则可以看作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中、西、马”有机融合的一种有益尝试。

笔者致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即市场经济3.0理论,对国家的经济作用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加以阐释,从而对中国的“强市场、强政府”新市场经济模式给出了学理的证明,对竞争性地方政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经济作用等“中国特色”也给以系统的学理化阐述。只有这样,试图解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密码”,从而扭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局面。[3]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知,解析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的尝试,这对于清除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辑  苏歌)



* 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哈维有关资本从初级循环向次级循环转移的观点,和明斯基等人所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见解,可以作为考察这个市场的内在矛盾的理论工具。可参见孟捷、龚剑:《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L •兰德尔•雷:《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张田、张晓东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2] 需要指出,五重市场的区分是相对的,比如,一些大宗农产品具有金融资产的性质,因而不只出现在农产品部门。再如,土地可以作为生产的条件出现在集体生产资料市场,但也可以出现在金融资产市场。

[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529日第2版。

 

网络上的“死结”

田晓宇

2020-10-28 10:59:13


 

2020年年初,某明星粉丝事件在中国网络上展示了粉丝集团的能量。因为不满以某明星作为角色的一篇小说,他的粉丝群集体举报了登出这一小说的网站,并成功使其被屏蔽。之后,数位微博博主在表露对该明星及其粉丝不满后,遭到了大量辱骂和人肉威胁,最终退出微博。在现在的网络上,这种“一群人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抱成了一个集团,去共同行动”成为一种网络现象。如果将互联网比作一张四通八达的巨网,那么网络上的这些集团,便是巨网上的一个个“死结”。在明星粉丝中,这种“死结”的出现尤其频繁。本文试图分析“死结”的成因,并讨论它们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趋同性与排异性

“死结”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其成员思想的趋同性,第二是其成员对排异的热衷性。趋同性带来了共同行动的土壤,对排异的热衷带来了行动的原因。

趋同性首要的一个成因便是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是讨论网络媒体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它的大意是,人会更多关注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而在网络环境中,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更容易被发现并获得关注,导致人们最终耳朵里充斥的都是类似的声音,而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则不会出现。这些近似的声音使人们对自己之前的意见更加确信,从而失去了与其他不同意见交流的机会。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一个回音室中发声,回音室传来的都是他本人的回音,但他却不知道,并以为这些回音就是所有外界的意见,而外界则都和他一样。

现在,许多网站的算法都加剧了这一效应。通过分析用户之前的搜索偏好,网站会自动向用户推送他可能会喜欢的内容,从而更多地将用户的注意吸引到和他相近的意见上。在某明星粉丝事件主要的舞台上,不仅有算法推荐,还有超话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话就是人工制造的巨大回音室。只有关注了超话的人才能在超话中发表言论,而超话的管理员“主持人”则有权力任意屏蔽超话中的帖子和用户。因此,不符合主持人要求的声音无法在超话中出现,超话成为主持人和与他相近的人的回音室。

除了个人和算法对信息的筛选之外,语言也帮助塑造了回音室。以明星粉丝为例,很多粉丝群体都对他们的明星有独特的称呼,比如某明星就被叫作“兔兔”,而粉丝称呼自己为“小飞侠”。除了粉丝以外,很多亚文化群体都有他们独有的名词和笑点,如果不是对这个群体深入了解的人,可能看这个群体内的人对话,只能是半懂不懂,更别提互相交流了。如果说算法和个人偏好构成了回音室的四壁,那么语言就构成了回音室的屋顶。在此之中,人们能听到的不同声音极为有限。

语言的另外一个效应在于趋近人们的想法。人的思考以语言为载体,而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便不会偏差巨大,因为思考依托于词汇,而语言中出现频率低下的词汇,它的所指在思考中也不会高频出现。而语言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它的所指则会被优先体现出来。因此,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很可能比使用语言偏差巨大的人更加接近,从而进一步放大回音室效应。

排异性则来自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需要。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我们在被电子媒体部落化后,都将如同小母鸡潘妮一样疯狂地四处打转,寻找我们过去的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巨量的暴力。身份认同是“死结”形成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人,在寻求身份的过程中,发现了成为“死结”的这条捷径。还有什么比加入网络上的一个死结成本更低的事呢?与低廉的加入成本相比,进入死结后一个人所能得到的认同,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可以说高到不成比例。

身份的认定需要边界。假设全世界所有人都成为中国人,那中国人这个身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每一个死结在不断的扩张并吸取新的成员时,也在不断地排异。某明星粉丝事件,其实起源于他的粉丝内部的矛盾。一名粉丝以明星为角色写了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和该角色遭到了其他粉丝的反对,导致小说发表的整个平台被举报屏蔽。这个小说作者就是被排出的“异”。他就是举报他的那一部分明星粉丝组成的死结的边界。死结是在不断地排异中的。因此,在吸收与排出的过程中,死结成员的认同必然越来越强烈,思想越来越趋同,而排异行动本身带来的攻击性,也成为死结的一部分。

拥有了强烈的认同和相近的思想后,死结变得有组织起来,拥有了比其他无组织的网民强大许多的力量。在意识到自己拥有力量后,死结的攻击性便不仅针对它体内的异,也针对它体外的异。在这个阶段中,死结就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的组织。通过集体评论、谩骂以及人肉等手法,一个死结轻则可以逼迫他人道歉,重则可能影响他人的现实生活。但是,互联网对交流的加速,除了方便用户找到“同”之外,也方便自以为思想相近的人们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在交流不充分的情况下,两个思想相近的人可以很快发觉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略他们的不同。因此,一个有系统思想的人找到另一个类似的人,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交流非常方便的网络上,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观点上的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求同存异;在最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认同其他任何人,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原子化。所有个人都是网络上的孤岛。

总体而言,思想越成系统的人,越难以在网络时代认同别人,因为在大量的交流下,他会发现别人的观点总会在某个地方违背自己的原则。因此,即使有大量反对死结的个人,由于无法互相认同,难以形成组织,所以即使反对者数量庞大,也往往不是对手。因此一个死结几乎在网上无往而不利,通常只有另一个死结才可以与其抗争。

死结的能量

正因为追星较少涉及一个人的思想系统,死结才会经常出现在追星粉丝群体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死结是一个仅影响娱乐圈的行为呢?并非如此。死结的能量足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活动。美国的达拉斯警局推出一款app供用户举报抗议游行者后,韩国歌手粉丝向该app上传了大量韩国歌手演唱视频,导致该app陷入崩溃状态。部分白人使用#white life matter(白人生命重要)标签发推特,来反对近期的黑人运动。很快,这些人的推特评论区也被韩国歌手的视频占据。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举行竞选集会,但是大量韩国歌手粉丝预定了集会门票却不去参加,据他们宣称,这导致实际参加集会的人数低于预期。韩国歌手粉丝的这些行为,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影响政治。

在以上事件中,参与这些活动的不止有韩国偶像的粉丝们。但是,首先发起活动并使活动具有规模的,无疑是粉丝群体。个体在网络上的力量是微小的,一个人在手机app中刷无关视频,很容易被屏蔽,或者直接无视。但形成规模后,就可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并形成一种潮流。正如每一次雪崩都源自大量雪花同时崩塌,而非一片雪花的落下。

死结的形成

死结是否仅仅存在于追星粉丝群体当中呢?也未必如此。形成死结的,如上所述,是一个具有相近的思考方式,拥有强烈排异愿望的群体。实际上,很多互联网亚文化社群,或者某些网站/论坛的用户,都有可能形成死结。这些集体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规矩和语言,儿他们的领导者,比如论坛的管理员,正如微博超话的主持人一样,极其愿意执行他们的规定。不能遵守规定的,都被排出了集体。而不能掌握这些集体语言的,根本无法进入集体。互联网本身的回音室效应,配合独特的规定和语言,制造了思考方式接近的人。而对自己集体的认同,和管理员对异端的删除,带来了强烈的排异愿望。以上只是一个追星粉丝群体以外的例子,实际上,可能形成死结的网络群体,并不止这些。

本文无意对死结影响政治做出道德判断,而是指出这一种现象。当今的网络中,由于各种原因,布满了无数的死结。这些死结由于思考方式趋近单一,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行动是可预测的;由于他们拥有组织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可以被用来对可能的对手发起攻击。攻击的方式可能包括现在所见的人肉、谩骂、刷屏,也可能包括更加先进的方式。单一的思考方式,导致死结面对某一种外界刺激,大概率总是会做出同一种反应,比如某明星的粉丝在见到不合他们心意的小说之后,集体举报了发布小说的网站。如果在将来的政治活动中,有人可以预测死结的反应,并给予死结群体相应的刺激,那么他们便在网络空间上获得了相当的力量——足以让一部分人的声音被淹没的力量,正如韩国歌手的粉丝们淹没达拉斯警局的app一样。可以想见,在将来的舆论战和网络战中,对死结的利用,可能是胜利的关键所在。

(编辑  季节)



* 田晓宇,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数字化转型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数字化转型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充分利用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要充分利用我们新的生产要素去推动经济的发展。今年49日国家正式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份文件拓展了生产要素的内涵,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       

我们知道,土地、资本等等要素都是掌控在以政府为核心的市场主体手里。一旦说某一个新要素的出现,那可能它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革命。我们之所以现在如此重视数字经济,这是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各种统计中说到,我们的数字经济占了百分之多少,实际上那个统计里边包含了很多传统产业的数据,而并不是真正都是数字产业的直接贡献。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样两件事情。

挖掘数据内涵价值

如何把我们数据内涵价值发挥出来?当一个企业面对土地、面对资本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如何去使用,如何去创造价值。但当我们面对的是100T的数据的时候,它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它的价值创造的方式,肯定不同于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样的一些要素。我们需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是我们做数字化转型的最基础的工作,应该说它是理论的贡献,也是实践的土壤。

政府在上述文件里讲了三个方面。

首先是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这部分数据,不论是工商注册方面的,还是交通方面的,还是其他的一些市政数据,这些数据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要善于挖掘,勇于思考,尤其是对参与这一类数据的企业而言,更要想办法从中间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这是政府所能掌控的资源,要推进它的市场化,就要有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其中。比如说公交系统,原来公交系统是政府的补贴大户,例如北京公交,有20万员工,北京市政府一年要补贴150亿元左右。以前我们只看到这是城市便民的基础设施,没有去挖掘它背后的数据的价值。如果仔细地分析这家公司,它拥有几千公里的运营线路,12000个站台,3万辆公交车,每天有1000万人次的乘车量,这样一家企业在数字时代,如此巨大的数据量是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的。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把这些数据资产推向市场,北京公交就不再需要政府的补贴过日子了。如果能省下来150亿,意味着可能可以补贴三个清华大学了。这是在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时一个非常实际的、有巨大价值潜力的一件事。

目前政府数据已相对标准化,但还没有实现跨部门的共享,数据跨部门打通,这里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真正大量的数据还不是政府的数据,而是来自于社会上的海量的数据,这部分数据资产的价值是更加难以去挖掘出来的。

第二方面,国家提到要提升社会数据资源的价值。通过什么手段来提升,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在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当中找到社会数据应用的一些新的方法,才有可能把其中的价值创造出来。现在全国各地可能很快出现类似土地交易市场的数据资产交易市场。数据资产交易也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行业,我们要起到对社会数据进行规范,对它的新业态给以支持的作用。当然核心是要去解决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安全保护,这里面包括了确权、定价、交易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模式。这是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阶段之后,需要加以利用的社会生产要素。利用的方式,是上云用数赋智,这六个字听起来比较拗口,其中有三个层次。

上云的是企业,推进打造数字化企业的工作。现在大企业都在自己干这个工作,中信集团也在做自己的云。我们更加希望中小微民营企业能够上云,可是对这些企业来说,它上云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太高,在生产要素发生改变之后,我们要让中小企业能够通过上云创造出新的价值,就是要转型,要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这样它才能有价值。

我们不是为了上云而上云,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帮中小企业解决它的经营困境。中小微企业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其原因是,现有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以主体信用为核心,简单说就像是当铺一样,你必须要有几A级的主体信用评级,你必须要有抵押物给我。我们的中小微企业以灵活性见长,它的主体信用评级肯定比不过国有企业,它能抵押的东西都已经抵押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是希望通过上云盘活动产而不是不动产,就是要解决交易信用在整个经济循环中的价值,而不止是主体信用。如果我们的金融能够变成是以交易信用为核心,这时候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但是交易信用、订单这些东西造假太容易,很难识别它的真伪。我们通过鼓励上云用数赋智,鼓励企业用大智移云、区块链等等新技术,实现资产(尤其是动产)的可穿透,从而使金融机构能够了解每一笔订单的真实性。这就可以用它的交易信用代替它的主体信用,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利用数字资源创造新价值

第一个是数字化企业,是要去鼓励大家做这样一些事情;第二个是产业链;第三是产业生态。

我们从这三个角度,可以看到怎样利用数字资源帮我们创造新的价值。这里需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有硬的基建,就是现在国家强调的新基建。第二个要有软的基建,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的生产关系。

硬基建不同于传统的基建。从投资的角度比较,投资主体要实现多元化,尽可能地鼓励市场化运营的模式,而不是传统基建如PPP这样的经营模式。

新基建所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涉及到每一个行业,新这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可带动十万亿级的产出,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理解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资的计算方式。这里要有新的盈利的模式,比如说5G5G留给中国的窗口期其实并不很长,我们需要加速找到它价值创造的方式。如果仅仅投资建500万个基站,投下万亿资金,但如果没有带动效应,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运营商现在正在算账,5G基站的密度远高于4G,总体耗电量大幅增加。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公司,目前每年电费消耗就是百亿级。如果电费消耗要增加810倍,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利润将会被吃光。因此必须有新的盈利的来源。

所以新基建的瓶颈不在基建自身,而是在于企业在新基建中的价值创造。我们怎么能够在新基建的过程中让企业发挥作用?5G的真正价值创造的地方不是在To C端,而是在To B端。对大量的企业而言,一旦当To B端的5G网络进到厂子里边去了,它的价值从哪里来?这是在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时要思考的问题。

数字化的生产关系特征

从软的基础设施角度来看,重要的是重构生产关系,价值来自于生产关系重塑的过程之中。我们现有的生产关系是层级化、职能化的,这一套生产关系是适应于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需要的。现在需要跟数字化生产力匹配的新的数字化的生产关系。这里举个例子,货币是最典型的生产关系,一旦它变成了DCEP,也就是我们正在第二批试点的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它所带来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是极其巨大的。

这类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它具有一些在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数据透明。我们原有的层级化很容易出现上级对下级信息不透明,这就会带来权力寻租,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等等现象。我们现在的很多产业生态,实际上是在低端循环,如果这种低端的产业循环不被打破,我们不可能实现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所以我们首先要敢于在企业内、在产业链内、在我们的产业生态内做到数据透明。

第二个特征是全员可信。在1994-2019年这25年间,消费互联网在中国创造了很多奇迹,但是消费互联网没有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可信的问题。我们现在说进入到产业互联网阶段,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可信,是企业之间要建立一种新的信任关系。一旦新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企业和企业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第三个特征就是身份对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到人人平等,现在有了区块链等等这样的技术手段,能够让我们实现身份对等。它的好处是“智慧人口红利”,就是它有利于充分释放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就劳动力而言,我们的“人口红利”可能告一段落,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能够充分开发每个人的智慧。原有的层级化、职能化的架构,导致我们每个人一辈子工作下来,往往会有“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的感慨,这中间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浪费。假如我们能让每个人“人生如意十之八九”,所能创造的价值将会远远多于现在创造的价值。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够释放更加巨大的生产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

所以,在数字化转型中,我们希望构建的社会、构建的企业是二维的,一个是实体市场,也就是城市;另外一个是虚拟市场,银行不再只是在各个社区、各个城市去开设营业部,而是要在网络空间里经营,我们可以叫PCS或者叫CPS,因为人是在一个双重空间里面的。我们的人群已经从树状结构变成了网状结构,所以我们要重新构建这样一种类型的企业,构建相应的社会,而企业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就会发生改变。

(编辑 季节)



* 朱岩,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成为2019年年底至今影响最为深远的“黑天鹅”事件,目前全球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人次且仍在蔓延。世界银行最新预测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负增长5.2%,公共卫生危机正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谋求重启经济,但是各国的疫情走势并不同步,尤其中美博弈带给全球经济复苏和产业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和都市圈运营或将呈现以下六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趋势一:都市圈集聚进程加快

城镇化初期,在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人才、资本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都市圈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新趋势。疫情的发生是对大城市和都市圈的一次“暴力检验”,相对于乡村或者小城镇,大城市资源更为集中,运行效率更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更强,在疫情中展现出了更强的吸引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2月,全国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跌超过80%,但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改善速度显著高于二、三线城市。截至7月底,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6%5.7%,涨幅相对于上月扩大0.30.5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1%2%,涨幅相对于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和保持不变。三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5%1.8%,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10.2个百分点,连续16个月保持不变或者回落。疫情过后,随着未来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大城市和都市圈将会获得更多动能。

都市圈郊区化日渐明显并成为大都市圈集聚加快的重要特征。从都市圈内部结构看,人口过分集中于核心城市,居民普遍受到交通出行、住房价格、环境恶化、物价高企等问题的困扰,且在疫情期间容易产生群体性感染,更加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体验。

58同城和安居客3月份发布的《疫情期间楼市报告》数据显示,超过50%的受访购房者表示,受疫情影响更加倾向于购买人口密度低、社区环境好的小区住宅,48.4%的购房者更加倾向于购买郊区住宅。疫情过后,居民对住宅的偏好发生改变,对物流条件好的社区、中大户型的产品更加青睐。在疫情后通货膨胀的预期下,大部分高净值人群仍将不动产购置作为对抗通胀的有效投资途径,更加推升了别墅的需求。

趋势二: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回归保守

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出行,各地纷纷降低公共交通满载率;大量居民居家办公,各类学校停课,居民出行需求进一步下降。如图1所示,2020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轨道交通客运量同比分别下降58.45%41.85%43.08%38.45%。日均客运量同样有较大幅度下降。随着疫情的稳定,轨道交通载客量有所恢复,但是相对于2019年仍有较大差距。

 

1 2020年上半年北上广深轨道交通客运量对比(单位:万人次)

 

从公共汽电车运营的角度看,其趋势与轨道交通基本一致,北上广深四地公共汽电车客运量相对于2019年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以疫情最为严重的2月份为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公共汽电车月度客运总量同比分别下降77.88%81.19%79.34%84.58%。在疫情趋于稳定的6月份,四地客运量仍未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

2  2020上半年北上广深公共汽电车客运量对比(单位:万人次)

 

疫情期间,通过高速免费、暂停单双号限行等方式鼓励私家车出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汽车消费。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1月份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18%。但据中汽协在5000多户家庭中开展的汽车消费调查显示,居民购车需求实际上并未减少,只是由于疫情影响导致短期需求受到抑制。考虑到“开车外出减少感染机会”等因素,新冠疫情反而激发了部分潜在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另据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220.1万辆和211.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3%16.8%。其中高端SUV零售销量大增,以奔驰GLC为例,1月份销量达到1.64万辆,同比上升32.4%,疫情对汽车消费的激励效果逐步显现。需要注意的是,与不断增长的购车需求和汽车保有量不相适应的是,国内停车位与停车需求量之间的缺口在不断扩大(见图3)。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汽车与停车位的平均比例为1:0.8,远低于发达国家1:1.3的水平。与此同时,ETCP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停车场空置率达到44.6%,全国城市超过九成的停车位使用率低于50%。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停车信息不畅,解决之道就在于智慧停车的发展。

3  2015-2020年国内停车位与需求量对比

 

趋势三:互联网+新兴产业脱颖而出

远程办公模式

新冠疫情期间,为降低人员集中和交叉感染风险,以阿里、腾讯为代表的大批互联网公司开启了远程办公模式,并研发了相应的远程办公软件,腾讯会议、钉钉等APP注册用户量激增。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效率办公类APP数量环比涨幅超过72%,而2019年环比涨幅只有不到6%,日均独立设备数从1月份的700万台跃升至目前的3000万台。从横向对比看,中国远程办公软件服务渗透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据阿里云、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机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各行业远程办公软件服务渗透率不足11%,同期美国的渗透率超过30%。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性被充分显现,远程通信、在线办公等软件服务渗透率将有机会进一步提升。

线上购物模式

疫情暴发前,线上消费已经不断挤占线下消费市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3月份,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已经达到7.1亿户,同比增长16.4%,占网民整体规模的78.6%。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传统的线下消费转到线上,扩大了电商平台用户规模,提升了线上购物的渗透率,使得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替代加速。与此相对应的是,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不断激增。如图4所示,中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从2013年的9.5亿单激增到2020年的超过240亿单。其中,中国外卖O2O市场交易规模从2014年的97.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接近8000亿元。巨大的市场为快递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2019年,顺丰、中通、韵达、圆通和申通的利润分别达到了57.97亿元、52.92亿元、26.47亿元、16.68亿元和14.08亿元,股价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4  2013-2020年中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单位:亿元)

趋势四:城市公共卫生医疗体系面临重大变革

新冠疫情对各国医疗体系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疫情暴发初期,医疗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被无限放大。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整体看,我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6.6%,而同期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15%。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更是从2005年的接近21万人减少到目前的不到19万人。从质量来看,中国ICU床位占总床位的比例接近5%,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5%,其中美国达到了18%

5 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医疗资源分布情况

 

如图5所示,中国大量的医疗资源集中分布于特大城市。在全国773家三甲医院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占据了其中的206家,占比超过26%,但是上述三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4.2%。相比而言,部分中小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以湖北黄冈为例,其新冠确诊病例仅次于武汉,但只拥有2家三甲医院,无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使拥有36家三甲医院和34684位专业医生的武汉市,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其医疗资源依然无法满足救治需求。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全国超过340支医疗队、4.26万人支援武汉,助力新冠患者救治。随着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国家势必加速补齐医疗资源在总量及分布上的短板。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将会出现重大变革,“重治轻防”的思路将得到扭转,预防医学和健康产业将获得大发展。

趋势五:城市大数据技术助力疫情防控

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城市大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健康码”为例,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29日,杭州市余杭区首先推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健康码”。22日,武汉市“健康码”上线,随后全国各地都相继上线各自的“健康码”,逐步实现以最小接触实现数据实时更新,克服了手工登记信息的不便。331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升级“防疫健康信息码”,关联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疫“健康码”,实现全国防疫信息共享和互通互认,“健康码”真正成为居民出行的有效数字通行证,有力助推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除了“健康码”之外,其他城市大数据技术也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信大数据记录分析用户位置及轨迹数据,有效跟踪统计重点人群人员流动情况,服务疫情趋势预判和精准防治。通过电力、自来水、燃气等大数据的细微变化分析,精准判断所辖区域人员流动和分布,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实时监测,助力社区精准排查。受本次新冠疫情影响,城市大数据引发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其数据有效收集、储存和应用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的发展重点。

趋势六:“AI+城市运营”全面助推“新基建”落地

2018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早在2018年,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和华晟基金联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指出,智慧城市是综合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实时感知、高效传输、自主控制、自主学习等特征的高度智能化城市,新基建内容已经被涵盖其中。

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智能基础设施包括了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和处理等,数据收集阶段主要依赖于传感器实现,大量的传感器放置于智慧城市的各个角落,不断以各种形式收集各个类型的数据。传感器信息有利于城市运营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及时获得信息并做出正确决策。高速网络通讯是实现信息传输的重要保障,5G等新一代传输技术的应用对于处理智慧城市的海量数据至关重要。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大容量数据存储,确保数据存储达到足够的时限,支撑智慧城市日常运营和未来战略的制定。实现海量数据快速处理,从中获得洞察力是智慧城市运营的关键,进而通过手工或者机器实现快速响应。物联网执行器是智能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用以自动执行部分行动以响应智慧城市环境变化,提升城市回应度。

2020年两会期间,新基建和医疗健康成为关注的重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疫情稳定之后,为加速重启经济,我国加大新基建领域投资势在必行,并将以此为契机,促进数字化转型。从各地专项债发行情况看,截至7月底,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分别发行专项债871亿元、385亿元、715亿元和674亿元,其中新基建项目发债额度占比分别为14.92%74.99%18.85%1.79%。可以发现,四大直辖市的新基建投资占比都较低(上海的新基建专项债全部为轨道交通项目),大量投资仍然投向传统基建项目。新基建项目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结语(二级标题)

后疫情时代,伴随着各国经济重启和中美之间的全方位博弈,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从中国国内看,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完全消除,部分行业领域的发展轨迹已经被扭转或改变。中国城镇化路径、居民出行方式、办公方式、商业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以城市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运营将是必然趋势;在外贸受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内循环将促使中国城市产业供应链重构,其中开放度更高的沿海城市更加明显。中国的城市与都市圈运营,如能在本质上把握本次新冠危机叠加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文明,必将在全球多元博弈的格局中,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领导地位,最终支撑并主导全球城市产业供应链的重构与重建。

                                          (编辑  宋斌斌)

 



* 林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信城市运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华晟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特朗普上台以来,大肆追求“美国优先”理念,强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与我国相继开打贸易战、科技战、文化战、金融战……,有可能直接危胁我国的能源安全,对此我们一定要给予高度警惕。

能源安全是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经济学家E.P.舒尔茨在1964年指出:“能源是无可替代的,现代生活完全架构于能源之上。”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世界石油短缺和油价暴涨,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1974年,国际能源署成立伊始,正式提出了以稳定原油供应和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西方国家据此制定了以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的能源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和价格快速增长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国家能源安全还包括了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的关注。能源安全的内涵也应扩展为以增加经济竞争力和减少环境恶化的方式,保证充足和可靠的能源供应。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不仅是供应安全问题,而且包括能源供应、能源需求、能源价格、能源运输、能源使用等安全问题在内的综合性风险与威胁。

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但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又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亚太地区是全球石油消费主要地区,中国占据了亚太地区将近40%的石油消费量,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同比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已达43%

仅就对外依存度而言,我国能源安全主要表现为油气安全。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水利枢纽和众多的大型水电站,全球种类最多的大型核电站,全球最多的大型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全球最高电压等级和最长里程的输电线路,以及远距离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等,其中许多大型设备的关键部件和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调度自动化和通信等二次系统均有大量的进口,这就直接关系到工控系统的网络安全等问题。一旦战事降临,遭到袭击的后果不堪设想。在中美关系严重破损、国际商业环境日趋恶化的特定时期,一定要高度重视能源领域的安全问题。

通常,能源安全的判定标准主要有可靠的供应、合理的价格、充分的石油战略储备、可靠的运输通道和合理的能源结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能源安全的基础。但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能源安全应有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层的理解和更丰富的内涵。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几项重点工作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能源安全,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立足国家安全,全面审视规划好能源安全。在编制“十四五”规划过程中,要突出重点、谋篇布局,统筹做好《能源安全专项规划》,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我国能源安全目标、重点和实施路径。美国借助能源独立,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掌控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国际石油市场又一只“看得见的手”。欧佩克石油市场份额被美国挤压,内部凝聚力和整体影响力逐年下降。因此,要充分考虑国际政治因素,既研究能源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又要研究国际政治对能源的影响,尤其是关注在美国单边主义影响下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变化,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与世界能源大国包括输出国和输入国形成良好的沟通协商机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开发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亚、欧、非三地能源市场融合,互赢互利。打好“战略买家”这张牌,准确把握好与石油输出国的能源外交,密切关注海上运输安全,建立多元、多点、多渠道的油气供应基地,构筑好我国能源安全的海外屏障,保持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性。

二是强化国内资源勘探开发,确保油气基本供应。全球石油资源主要分布于中东和美洲地区,我国石油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石油消费的不断增长,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14年以来,我国原油产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19年,实现止跌回升至1.91亿吨,仍低于2亿吨。从石油资源探明程度看,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潜力依然很大,石油储量的增长处于高基值发展期,天然气勘探处在早期勘探阶段,海相地层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探明率仅为5%左右。2019年,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加大了国内勘探开发力度,勘探开发形势明显好转。我国油气资源开采技术条件复杂、成本高,与国际市场对比,虽然不具有更好的竞争优势,但可以成为稳定的基础性资源。因此,要加大油气勘探力度,尽快摸清基础资源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此外,结合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适时做好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利用我国煤炭工业的资源优势,保持煤制气、煤制油的领先优势;加大煤层气、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利用,都是应对油气危机的正确选择。

三是推动能源革命,加快能源结构的战略转型。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议》提出:若将全球变暖温度控制在摄氏2度或1.5度以内,全球需要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净零碳排放。2003年中国碳排放超过欧盟,2006年超过美国,2015年超过美国与欧盟之和。按照发达国家2050年、发展中国家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要求,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时也应推动实现净零碳排放。2010年以来,国内光伏成本下降84%、风电成本下降50%、锂电池成本下降85%。如果光伏、风电、锂电池成本都能够持续下降,加之氢能和生物质能的开发应用,完全可以逐步替代煤炭、石油等传统高碳的化石能源,实现我国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转型。因此,在能源革命的背景下,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加快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步伐,推动能源领域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依托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围绕高效太阳能、海上风电、高效储能、燃料电池、氢能开发等关键领域,抢占技术制高点,加速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聚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能源领域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可以预见,随着氢能、生物质能、天然气脱碳技术的发展,气体能源+新能源+能源互联网将彻底改变目前的能源格局,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能源不够安全、不够高效、不够绿色的被动局面。

四是持续提高能效,实现传统化石能源的减量发展。与国际能源发展对比,我国能源发展的最大短板是浪费大、能效低。按照世界平均能源效率计算,我国目前能源消费量可创造比现在多一倍的GDP;以美国能源效率计算,可以创造相当于现在三倍的GDP;与日本、英国对比,能效差距还要更大。能效差距除了体现出我国产业结构偏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方式有关。这就是说,只要持续地提高能效,即便不增加能源投入也可以支撑经济发展。因此确保能源安全,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动力的转换,提高产品、产业和系统能效,包括推行国际先进能效标准和节能制度,推动形成全社会节能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切实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能源转型;以智能高效为目标,加强能源系统的统筹协调和集成优化,推动各类能源协同协调发展。城市是综合智慧能源关注的重点,城市能源消费量约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85%,其中建筑耗能占比为30%,交通耗能占比20%。因此,要及时总结我国近年来在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低碳城市、零碳园区、微电网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功案例,加快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试想,随着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智能充电以及氢燃料电池的快速发展,就会在交通领域大大减少石油消费,在替代能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能源安全的保障程度。

五是未雨绸缪,确保能源生产运行安全和网络安全。在确保能源经济安全的同时,须臾不能放松能源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不仅要关注煤矿爆炸、原油泄漏、危化品和输油管道爆炸、水电溃坝、火电厂爆炸、电网瘫痪等传统重大安全事故,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环境下,更应关注能源网络安全工作。

20109月“震网病毒”袭击伊朗核电站,约30000个终端被感染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其危害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201512月“乌克兰电网攻击事件”,黑客利用欺骗手段,植入“Black Energy”恶意软件,引发电网主机系统崩溃,造成80000用户大规模断电。因此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网络安全法》等文件,切实完善网络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落实好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全方位网络安全管理。加强行业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网络安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支持网络安全自主创新与安全可控,按照“安全分区、网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认证”的原则,完善结构安全、本体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建立行业、企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平台和行业网络安全应急指挥平台,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及应急处置能力。推进能源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突破,重点在关键系统、重大装备、防护体系、专用芯片、密码应用、攻防对抗和检测技术等领域,加强自主创新与应用突破。关注能源生产、经营、消费等领域发展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加强对“大云物移智”等新技术以及微电网、充电基础设施、车联网、“互联网+”等新业务的网络安全风险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编辑  高梁)



* 孙耀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会长。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首先要坚持立足国情,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形成的历史沿革和主要特征;其次,要选好改革突破口,把握好改革节奏和力度,针对养老保险三个支柱的定位和作用,研究制定相应的改革目标和政策措施;第三,要注重发挥养老保险体系的正外部性,把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与形成并推动长期资金入市有机衔接起来。

   增强制度体系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首先,基本养老保险在广泛而较为公平地覆盖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养老生活保障、体现政府责任等作用方面,是其他养老保险制度无法替代的,要始终坚持并巩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导地位。其次,要重视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在提供补充养老保障、改善国民养老保障水平、满足差异化需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能将“补充”简单等同于规模小、作用小,而是要积极鼓励引导其加快发展。这也是提升养老保险体系效率的有效举措。

要突出改革重点。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其覆盖全国,社会影响力大,民众依赖度高,其制度的调整应稳妥有序,以完善政策为主。第三支柱仍处于起步阶段,制度空白较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广开思路,大力推进改革。

要引导社会转变观念

   在养老观念方面,要处理好基本养老保险与第三支柱的关系,正确地看待养老保险的责任划分,正确认识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才能正确看待自身养老的责任,开展养老金积累。在金融消费观念方面,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养老金融,通过金融方式解决好养老金积累与安排的问题。这些都是形成长期资金的基础。首先是要形成合理的养老金安排和规划。

坚持提供长期资金,长期提供资金的基本思路

一是在扩大资金规模方面,要将重点放在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等市场化养老保险制度上。虽然第一支柱现有结余资金远远超过第二、第三支柱资金规模的总和,但受到缴费水平和潜在支付压力等因素影响,已很难维持并继续扩大。在制度不发生重大调整的前提下,第一支柱可投资的资金增长有限。未来养老金发展的重点在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二是在延长资金期限方面,要用好现有的具备长期资金特征的基本养老保险结余资金,完善第二支柱制度设计和运行管理,强化长期资金属性,加快建设第三支柱,从起步阶段就坚持围绕长期属性开展制度设计。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要巩固制度、提升效率,完善第一支柱制度

坚持基本养老保险的主导地位,改进制度管理运行。

一是要增加制度透明度。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情况了解不多,相关信息数量少,更新速度慢,这也是引发各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性质疑和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有关部门应研究如何改进信息披露,适当提升制度运行透明度,减少社会争论,也有利于使广大群众形成合理的养老金预期。

二是要更为合理地开展养老保险制度预测。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科学制定相关参数,对养老金缴存和支付、资产与负债等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测。同时,可以考虑适时引入相关政府机构、外部专业人员或机构等参与,增强预测科学性。

三是要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计发月数、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重要指标进行评估。结合预期寿命延长、社会投资收益率波动等适当进行调整。

四是要制定合理资金委托投资方案。在编制科学的养老保险制度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基础上,合理计算可以用于委托投资的资金规模和期限,细化管理,在确保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资金管理效率。

五是要进一步做好基本养老保险预期管理。结合基本养老保险预测结果,制定针对广大群众的科学的基本养老保险宣传教育方案,让他们了解基本养老保险的定位、功能,引导其自愿加入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为补充养老保险扩大发展空间。

优化制度、改进管理,完善第二支柱制度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推动企业年金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应坚持立足国情,重在优化制度,改进管理。

一是对企业年金制度进行评估。企业年金制度已运行多年,在覆盖面、养老金规模、作用发挥等方面未达到预期,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或借助第三方机构的力量,系统梳理总结造成上述问题的内外部原因,科学评估制度运行效果。

二是探索完善制度运行模式。首先,应进一步理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关系,强化受托人选择、监督、制定投资策略等职责,使受托人真正发挥出基金受托管理的重要专业作用,而不是简单的“传声筒”。其次,可考虑取消账户管理人。现有四类管理人增加了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的复杂性和成本,近年来金融机构信息化水平提升很快,账户管理完全可以通过信息系统予以解决。再次,简政放权。调整现行的企业年金计划、各类管理人资格审批管理方式,逐渐向事后备案或完全放开转变,以减轻相关主体负担,提高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年金制度吸引力。

三是改进企业年金投资管理方式,健全长效评价机制,引导长期投资理念。企业年金是长期养老金,现行的短期业绩考核和排名规则引导委托人过分关注短期收益,也会导致管理人出现跟风投资和增加交易频率的行为,不利于形成长期规模资金。应探索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其养老金特征的业绩考核指标,增加长期投资业绩考核比重。引导参与主体提供长期管理服务和长期养老金产品,而不是简单采取委托投资管理模式,签订短期委托管理合同。

四是研究非正规就业条件(弹性就业、灵活就业)下,如何发挥企业组织、缴费的能力,引导个人开展养老金积累。例如,允许企业为员工个人养老金积累提供支持,相关企业缴费可比照企业年金制度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是研究调整税收等政策,适时打通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允许企业年金计划参加人在调整工作单位、失业等情况下,将第二支柱积累养老金转入第三支柱。

六是探索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联动发展。鼓励机关事业单位为编外人员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并提供缴费支持,已解决正式员工加入职业年金计划后,解决编外人员养老保障的公平性问题。

市场主导,政策引导,加快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支柱

一是尽早将税延政策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公众对于投保税延养老保险呼声较高,希望能够享受到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试点保险机构经营平稳,在涉税操作、产品设计、销售管理、支持服务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具备扩大经营地域的能力。中保信平台运行稳定,能够满足财税部门、参保人、保险公司等各方需求。我们认为,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符合公众需求,具备实践基础。

二是将符合条件的银行养老储蓄、银行理财产品、养老目标基金等纳入税收递延政策试点。

三是简化税延额度计算方式,取消6%的比例限制,直接采取定额模式并适度提高额度上限。

四是坚持养老金长期终身领取原则,在领取期通过制定差异化税率,引导参与者在领取时将所积累的养老金转换为可长期终身领取的养老年金产品,实现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衔接。

五是研究调整目前的税收递延模式,从EET转换为直接免税的方式(EEE), 不再对个人领取养老金征缴税款,鼓励个人加快养老金积累

六是简化涉税流程,将税延养老保险涉税操作相关功能纳入个人所得税APP,推进税务系统与中保信平台对接。引入个人养老金积累补贴政策。

七是探索制定交费补贴政策,引导个人将金融资产转换为养老金。

八是探索将养老金融业务纳入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国民养老金融素养。加强对养老金融业务期限长、收益稳健、长期终身领取等基本特征的宣传,引导消费者理解并逐渐认同养老金专业管理、长期积累的消费观念,接受养老金终身领取的制度安排。加强对于不同类型养老金融产品特点的宣传,引导消费者建立生命周期投资观念,合理选择符合其年龄阶段、风险偏好、目标收益等的金融产品。

  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引导推动长期养老金入市

养老金入市,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与良性发展,但资本市场本身也需要自我完善,加强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建设,为养老金入市创造基础条件,有效保障其正当权益,营造出适合养老金发展的市场环境,吸引长期资金不断流入资本市场。总体来看,就是要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一是坚持保护投资者权益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类股东知情权、监督权、参与决策权、资产收益权等各项权利,鼓励企业长期经营,合理回馈投资人,逐渐使投资管理人,特别是养老金管理人形成稳定回报预期,逐渐调整追涨杀跌的短期投资风格。

二是优化资本市场相关税收政策。建立引导性的差别税收制度,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行为。目前,我国对股息红利征税,但对价差交易的资本利得不征税,可能间接刺激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研究建立以引导鼓励长期投资为导向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有利于吸引养老金入市。

三是支持产品创新,丰富长期资金投资标的。推动REITs等适合养老金投资的产品加快发展,研究推出适合养老金投资进行风险对冲的金融工具。

四是监管部门要秉持依法监管、从严监管的原则。加强对上市公司内外部的约束,避免上市公司出现追求规模增长而忽视股东回报以及脱离主业盲目投资等行为。

五是健全符合养老基金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征的投资长效评价机制,引导长期投资理念。 

(编辑 季节)



* 李克穆,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刘宏健,中国银保监会人身保险部副主任;董炎,中国银保监会人身保险部养老险处处长。

特别关注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化的动力,哪些是变化的后果,现在来讲或许为时过早。它将持续多久,最终又将演变成怎样的新格局、新秩序,都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性。”黄平说。

在黄平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看清过去百年来的变化轨迹。百年之中,全球发展及权力中心曾先由西欧转移到北美,再逐渐显露出往东亚转移的迹象。随之而来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与诸多待解的老问题。他说:“过去的一百年见证了两场世界大战,见证了大萧条,见证了冷战,也见证了发展,却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但即便如此,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尤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越大,各个国家便越是进退与共的共同体。黄平认为,在生与死面前,在发展还是不发展、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大家会发现,世界各国其实都在同一艘船上。面对惊涛骇浪,首先要保证航行的方向正确,同时要保证行稳致远。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需摒弃丛林法则,坚定维护和平与合作。不可否认,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我们该如何与时俱进,让全球化更加公平?这也是百年未见大变局提出的新问题。”

“在时代的大潮里,中国既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塑造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之一。”黄平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需要形成全新的发展理念,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我们国家于2018年做出“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的判断。从狭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18年正好是100年。广义的讲,百年可以是一个复数,就是近代两百到三百年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最早在西欧发端的以工业革命引领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后来扩展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局的动力,哪些是变局的后果,人们正在不断深入地认识,因为我们正身处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

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萧条、革命、发展

这个百年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一个是百年时间的角度,另一个是世界空间的角度。从时间上说,狭义的这一百年在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不清,地方性的事数不清,世界性的大事也很多。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当然也是发展的世纪。

时间维度

中国进入20世纪不久,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帝制。而欧洲这个最发达的地区,在前半个世纪发生了两次大战。当然1819世纪的欧洲也是战争不断,但都是局部战争。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次世界性大瘟疫。

一战结束不久,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个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大批企业倒闭,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另一件大事,在中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世界上好几个老牌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都终结了。一战结束了帝国的时代,建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第三件大事,作为一战的一个后果,在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世界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了战争。一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包括了亚洲战场,当时叫东方战场。我们从“九一八”算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整个世界在战争与革命的交织过程中走过了20世纪的前半段。

1945年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又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1945年成立了联合国,直到今天,联合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方面最重要的成果。第二是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新中国,70余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和整个亚洲的面貌。第三是过去西方帝国主义用侵略、占领、掠夺的方式控制的亚非殖民地纷纷走向了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今天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中,一些是原来的列强即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是曾经的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就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而新建立的国家,今天被称作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联合国秩序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为了不再发生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而建立的。但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后,世界很快又进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这是又一件大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时,冷战已经开始,我们国家受到帝国主义长期的封锁,不得不参与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等等。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才结束了冷战的格局。20世纪后半个世纪,没有像前半个世纪那么血腥,但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几乎没有断过,越南战争一度扩大到几乎整个印度支那地区;苏美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形成“核恐怖平衡”,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全世界毁灭许多次。

还有一件大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收入,以及居民的健康指标、识字人口指标等都有明显的进步。19世纪时,世界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就是西欧几国加上美国。但是到20世纪末,除北美、日本和西欧、北欧主要国家之外,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实现了工业化,包括已经进行了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东南部和沿海地区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谋发展。

这是从时间上说20世纪的世界,至少有以上这么八件大事。

空间维度

从空间的维度看,19世纪末西欧经济最发达,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主导地位。到1945年二战结束,权力的接力棒从英国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20世纪在空间意义上发生了一次世界强权的转移,即主导权的转移。

20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发生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苏联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它能和美国进行角逐、较量。实际上20世纪已经不只是西方在支配世界,20世纪后半期整个冷战期间,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它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现代化的科技发达的国家集团。

第三个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之一的日本,在被美军占领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成为冷战中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同盟。它作为战败国,按宪法规定不能有自己的正规武装力量,只能有自卫队,而且只能驻在本土。客观上,日本成为冷战中能够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西方式工业化强国,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它是西方世界中(虽然它并非身在西方,也不是文化宗教和族群意义上的西方)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加入了七国集团,成为西方世界中的非西方人的国家。写《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学者傅高义,最早的成名著作是《日本第一》这本书。日本第一就是要超越美国。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日本经济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也很明显,日本的工业品和电子产品,甚至日本文化产品的影响,世界各地无处不在。家家户户用日本的家电,旅游者都挎着日本的相机,连欧洲那些最重要的文物,从法国的凯旋门到英国的大本钟,日本都想买下来。

日本这个现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单一现象。继日本之后,在东亚又出现了“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再后来还有“五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菲律宾。

中国于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到了20世纪末,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发展势头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连当时美国那些搞外交、战略、军事的学者都开始谈论“权力转移”(power shift)的问题,担心历史上世界主导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事情再次重演。

2018年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2010年中国GDP刚超过日本时,曾有人担心我们能否持久,毕竟日本稳居亚洲经济第一、世界经济第二已经有40年了。但是从20102019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与世界第三的日本远远地拉开了距离。2019年中国GDP总量是14.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6.34%,日本同期是5.08万亿美元,占世界5.79%。世界银行曾用人均购买力平价指数(PPP)进行排名,PPP是选取各国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50种商品,根据人们对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实际购买力去衡量,而不是用汇率去折算。这样算下来,世界银行甚至认为我们2017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我们不认可这个算法,因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力和整个经济的综合实力是两个概念,用GDP测量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从空间的意义上说,进入20世纪的后期,我们观察发展中心的东移现象(不是什么权力东移),东亚就已经不只是一个日本加“四小龙”和“五小虎”现象了,而是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发展。

在大变局中,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格局已成为历史,但1945年以来大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代表性怎么样?当然联合国还是最具合法性的,但是光凭联合国能不能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和我们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恐怖主义,以及金融危机等问题。对此,联合国的应对似乎不够及时,这样才搞了G20组织,我国也参加了。至于流行性传染病,包括非典、埃博拉等各类全球性传染病,包括今天的新冠病毒,这类非传统的问题也危及所有国家、所有个人,威胁到他们的健康乃至于生命。在这些问题面前,原有秩序还灵不灵、够不够?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大变局之始。美国在苏东解体以后有一段时间是“一超独霸”,但是很快人们发现,由西方七国集团来主导世界局势,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非西方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最典型的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以及韩国、印尼、阿根廷、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就是2007-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西方七国集团的领导力已经不能主导世界局势,对当前很多重大问题无能为力。所以,世界上那些大事,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保证下获得发展,在发展基础上求和平,需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才有可能。

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明确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和平就是要解决东西方冲突,发展是要解决南北差距。我们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事,突发的事、意外的事或有些人捣乱的事,包括今天有些美国人要拿中国来做文章突破红线的事,但整个时代要解决的最大的事情,一是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第二就是新的非传统的、但我们又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如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疾病与健康问题。传统的国际关系没有把它们列为重大议题,现在却成了威胁我们的高风险事件,处理不好就可能成为大危机。

全球化:“丛林法则”还是共商共享

2008年,发生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没有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要害的金融中心华尔街,发生了金融崩盘,其直接导火索是因两房“次贷危机”导致一些重要金融机构面临支付危机甚至倒闭,由此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其深层原因则是因经济高度虚拟化导致的金融泡沫化。它影响的深刻,比此前的几次金融危机更甚。比如拉美80年代的主权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但它们与2007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还不可等量齐观。

第二就是“9·11”事件,那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没有遇到过的,用非传统、非国家的形式,以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来挑战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炸毁。

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几乎所有国家,10年之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持续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都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处在高度的不确定、高风险之中,这也使我们形成新的安全观。

金融风暴至少把一个原来很学术的用语变成大众化的词汇,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与它相关的其他词汇还有风险、危机,乃至于“陷阱”、“黑天鹅”等等。前两年一个最流行的话是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显示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但恰恰是这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挑战和风险,也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因为越是重大的、共同的挑战,人类越会意识到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必须面对共同的利益、安全和健康保障问题。如果回到你死我活的丛林时代或冷战时代,反而不现实,哪怕听上去很“现实主义”。

所以,从联合国机制到地区、国家间关系机制,特别是今日的欧盟,战争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和平成了首选。过去的100年是充满了斗争和战争的不平凡的世纪,但在新的世纪,全世界面临的新挑战更多、风险更大、不确定性更强。旧有秩序不灵了,原有格局不够了。

第二个现象,就是所谓“权力中心”从西欧到了北美,然后发展的中心移到东亚。现在中国的发展又成为非西方国家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案例,甚至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奇迹”。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新一轮发展就开始了,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只是求生存,而且也求发展,其中当然包括贸易、投资,商品流、资金流,还有技术和信息的普及与分享,当然还有服务。我们随时能看到各国人员的大流动,从教育、科技界人士到文化人士、旅游群体,还有大量的企业家、劳动者,都在大规模、高频率,甚至是跨国跨地区流动。进入21世纪这一轮全球化,不是突然才出现的。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看,探讨背后的深层次的结构和制度原因,这似乎是又一次权力转移。

现在的全球化是不均衡的、不够公平的,那怎么改变它?这是新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的应有之义、需解之题。

百年大变局正在重塑世界秩序,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

所谓大变局,就不仅仅是变化。变化天天都在发生,问题也永远存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的不确定性,这次疫情这么大的风险,都是实实在在的挑战,挑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社区以及每一个人,行为上不改变、不调整、不适应、不配合,那么已经过去的危机可能又会再来。一方面是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非西方的发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大的影响,这是百年来没有过的。

从生产体系的结构上讲,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就会外溢,其背后是资本外溢和输出,这是资本不断追求高利润的本性所使然。如果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或投资建厂的成本更低,而利润更高、回报更快、限制更少,资本就必然要过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中心的转移,在欧洲也发生过好几次。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都是因为资本和制造业的转移。而随着制造业和资本的外移,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失业、犯罪等社会病症的蔓延。当然也留下了金融业的发达如银行、股票、债券,以及各种服务业。金融资本成了资本的主要形态,虚拟经济、泡沫经济是对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的解释。今天美国不断指责中国,把中国当成替罪羊,实际上它的问题恰恰是结构性变化所导致,是根本的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

贸易不平衡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矛盾。资本输出导致生产基地的转移,导致本地的失业增多,税收减少,政府预算和财政赤字增加,基础设施陈旧和破败,还有相关的社会病,等等。所以,问题不在于谁有没有“偷”它的工作,更不在于是否尊重知识产权,是否对国企不当补贴,是否“强制”技术转让,是否“遵守规则”,到现在,甚至连新冠病毒也成了中国故意传播给美国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成了“罪过”了,恨不得再来一场“新冷战”。

再一个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不仅是商品和资本流动,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也在大规模地流动。但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金融帝国如果没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支撑,没有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它的霸权地位怎么维持呢?仅靠美元霸权印钞,进口优质低价的商品,是不能持久的。关键是自己的经济体系是否独立和完整,制造业或实体产业是否是支撑其金融等的基础,以及它的科技是不是继续处于最前沿,还能否继续支配垄断高科技技术,包括以专利的形式、知识产权的形式去垄断,也包括军事等是否继续处于最前沿、最高端。

这个全球化,从狭义角度看就是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技术,以及(部分)人员的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和配置。它确实也带来人们的不适应,不仅带来机会,也带来过程和分配方面的新的不平等。

在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遇到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挑战,甚至带来新的危机的时候,是回到冷战、回到丛林时代,回到零和游戏呢?还是更加需要合作和交流,通过交流找到合作的机会,实现成果的共享?我们不能倒退回冷战格局,互相为敌、互相孤立、互相对峙、互相仇视。

今天和百年前那个时代不一样了。中国早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谁要想把中国排斥在外,再把它孤立出去、另外自己再搞一套,是做不到的。中国希望走互利合作共赢的道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能力,使我们不会掉进冷战的陷阱,自我孤立起来或被人孤立起来。我们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乃至于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一直是本着互利合作、共赢共享来发展关系的。就算有些人一心一意要与我们“脱钩”,想与我们打新“冷战”,这既不现实,对这些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没有好处,甚至是灾难。如果世界真的再次陷入冷战,对所有的人都是灾难。当然,我们自己要应对好各种风险和危机,做好必要的准备。要坚持原则底线,做好各种预案,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得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更安全。

过去一百年那个西方秩序、那个安全框架和基本经济结构正在改变。西方主导的秩序或霸权秩序也越来越不灵了,而新的秩序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过程中型构与博弈之中。这个过程还有多少曲折,博弈过程中还有多少风险、挑战、危机,还有多少新的不确定性,因此还要经历多长时间,也还是不确定的。

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行百里半九十”,最后的冲刺和攀登,还有什么风险与危机,还有什么沟沟坎坎,还有什么新的不确定性,都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也要千里之行始于脚下,实事求是、稳中求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明确提出在新时代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不仅是确保中美两国能够在和平和安全环境下获得发展与和平共处,也能确保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至于进入当年那样的冷战状态,或被迫选边站队,或者被孤立隔绝。

第二就是互相尊重,因为两国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支撑这套制度的价值意识形态不同,我们本着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承认差别但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无法真正和平共处。

第三,合作共赢,就是能合作的领域,经济也好,贸易也好,科技也好,乃至于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疾病等等,都可以通过合作求得共赢。

至于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愿景,要花多长时间达到,这不是我们一方能决定的,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确保一个基本安定的国际环境,不至于打乱我们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步骤,实现民族复兴与祖国统一,为世界和平做出我们的贡献。要保证我们的主权、安全和独立、保证我们的发展利益,也保证支撑我们这些核心利益的基本制度、基本理念。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是绝不会退让的。

 

(编辑 季节)



¨ 2020731日,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平做客第六十七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剖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编辑。


中美贸易战的美国理论

2004年,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谈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交换,这是最经典的李嘉图国际贸易模型。李嘉图证明了,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分工交换,以往贸易理论认为能够使两个国家的福利都得到增加。萨缪尔森在这篇文章里非常严格地用数学模型证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拓展,另外一个国家却因为参与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使得它的利益永久性地受到损害。

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它阐述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全球化也许对发达国家来说并不有利。它等于是颠覆了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现在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我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看看能不能挑出他的毛病,但是萨缪尔森毕竟是经济学大家,他的论证逻辑非常严密,他从两种商品、两个国家最后扩展到3个国家、N个国家,N种商品,都给出了证明。

简单地说,例如中国和美国原来没有贸易,中国在A产品和B产品上和美国劳动生产率不一样,然后通过分工和交换,两个国家的福利都提高了。而中国在这个交换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得到提升,比较优势中原来比较弱的领域,生产效率跟美国相比没有差距了。美国本来从国际贸易能获得好处,这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逐渐消失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提高,技术也提高了。所以他认为,这就是美国受到永久性的损害。我谈萨缪尔森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要说明今天的国际贸易中,美国发动贸易战、中美博弈是有理论基础的。

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注意萨缪尔森的理论,特朗普这几年基本上是在践行这个理论,但是他把大国关系引进来了。最典型的就是今年5月份,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对华战略方针,其中明确提出,他们打压中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个代价。我觉得这个非常清楚,本来特朗普讲的就是“我们赢你们输”,是“零和博弈”,现在他进一步说“负和博弈”,即双输都可以。这是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他真正做好双输博弈准备。这和全球化理论的发展是有关的。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中美贸易下降的速度很快。波士顿咨询公司7月份做了一个模拟并公布了模拟结果。它认为,未来两年中美贸易要下降15%以上。从贸易接着谈到脱钩,现在对于脱钩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有,麦肯锡全球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专门谈中美脱钩问题。它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未来5年,全球企业生产的产品将有四分之一转移到其他国家,受影响的贸易商品总值是2.9万亿-4.6万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是很大的。

中美脱钩的内在基础

脱钩的主观原因是政府要求国家提高自给率,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这是美国政府的要求,但还有一些分析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脱钩本身有内在的基础。

第一,贸易纠纷。打贸易战,气候灾害,网络攻击,这些事情在过去几年经常出现,很有可能造成价值链的断裂,这本身就是企业面临的问题,企业必然要考虑这种风险。麦肯锡对企业进行了几十年研究后发现,任何一个企业平均3.7年就会遇到一次持续一个月以上的供应链风险。所以现在企业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对企业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使得工资的差异作用越来越小。

第三,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迅速上涨。我买了东西希望马上寄过来,如果这个商品还在美国或在日本,这太远了。所以市场的变化,使得打造更短的多元化、本地化供应链的需求上升。当然这次疫情也加速了企业对产业链的重新全面评估。

我们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一方面来自政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有内在的驱动。当然各种相反的结论也都有,比如标普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说,美国要跟中国脱钩,脱得了吗?成本太高了,不可想象。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讲脱钩的成本,中国这么大市场,全面脱钩不可能。

我们前两年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西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在经贸领域主要的意向是“规锁”,这就是美国拟采用新的一套国际规则,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并不想跟你全脱钩,你生产帽子、鞋或玩具,那些东西无所谓。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做高端产品。所以中美贸易战刚一开始就一定是在高科技领域,而其他的一般产品它是不太在意的,这也是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规锁”政策连到一起的。

宏观经济学解释不了疫情现象

关于金融,今天国际上争论最激烈的是什么问题?所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这次疫情后,全球经济到底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恶性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这个争议非常激烈,现在还没有结论。伦敦政经学院一位研究货币问题的著名学者查尔斯最近的一篇文章说,不管疫情之后市场走势是通缩还是通胀,有一点是确定的,各国经济学教科书恐怕需要重写了,因为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根本解释不了这次疫情产生的很多现象,它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将是持久性的。

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将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因为这次疫情时期,为了各种救助项目,各国已经投入了20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因为纾困导致债务增加,全球的债务与GDP之比今年将上涨19个百分点。

第二是家庭的财富上升。本来,经济状况不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应该大幅度下降。为避免下降而采取措施,股市后来又开始涨,现在还在波动,但总体来讲,家庭财富在不断上升。这些都将导致通胀,特别是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将得到政府的补贴。

再一个因素是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欧洲、日本都是负利率,美国也是低利率政策,现在联邦基金利率是0-0.25,我们估计美国很可能要进入负利率。美国现在的僵尸企业达到15%-20%,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最后是供应链的冲击。这次疫情期间,很多产业供应链受阻或者断裂,使得一些产品价格迅速上升。以上是支持未来将产生恶性通货膨胀的论据。

认为将会发生通缩的理由是:第一,虽然货币供应量增加很快,比如7月份,美国的M1M2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几,这是美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但另一方面是流通速度下来了。金融机构的准备金3万多亿全放到央行那里,商业银行的企业存款达16万亿美元,贷出去的很少,存款增长很快。钱都淤堵在那里,流通速度放慢了。

第二个理由,就是家庭恐惧,消费恐惧,支出下降。从2009年到2019年,美国10年间的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低于10%,而今年46月的储蓄率为25%,这可以看出居民的恐惧心在上升。

第三是劳动力市场。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仍在8%以上,说明它的要素没有充分利用。只有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了,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2009年金融危机时,各国也在纾困,当时也讨论说将会发生恶性通胀,后来也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争议是非常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是-4.9%,明年是-5.4%。这对我们未来一年、两年甚至五年的影响都很大。用总书记的话讲,国际经济形势是波涛汹涌的。

(编辑  季节)



* 张宇燕,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最近一年来,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坏消息,华为首当其冲。美国现在已经摆出架势,要对华为发起“绝杀”,意图禁止全球几乎所有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一切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不仅华为依赖进口芯片,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也依赖进口芯片。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当年芯片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与芯片生产相关的高端半导体设备具有极高的门槛和壁垒,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外国所垄断。在脱钩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中国芯片自给率能不能迅速提高,在2025年达到70%左右?中国的高端芯片能不能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对此,很多人不敢乐观。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却很冷静,他嘱咐华为战略预备队学员:“‘要让打胜仗的思想成为一种信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这是美军马丁·邓普西上将的话。你看,我们高举美国将领的话,向美国学习的精神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我们而改变。[1]

其实,脱钩、断供在近代历史上并不少见。本文回顾一个小小的历史片段,即美国在二战期间曾经遭遇过的致命橡胶危机。看看美国的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提振信心,探索前路。

有人可能认为,芯片是现代工业最精密最高端的部分,与随处可见的橡胶似乎没有可比之处。殊不知,今天中国人对芯片的关切程度还不一定比得上二战初期美国人对橡胶的关切程度。昔日被称作“黑色黄金”的橡胶具有不可或缺性,这反倒是今天的芯片无法比拟的。事实上,今天人们之所以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恰恰是因为它曾经的稀缺,催生了现代世界不可须臾离开的合成橡胶产业。

最大短板

橡胶原本只有天然橡胶。早在20世纪初,当汽车工业刚刚诞生时,人们已预感到,天然橡胶将无法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1909年,一位德国有机化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获得世界上第一个合成橡胶的专利。次年,德国橡胶巨头“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汽车轮胎。一战期间,英国的海上封锁迫使德国厂商转向,生产了大约2500吨甲基橡胶。十月革命后,屡遭外敌封锁的苏联也付出极大努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于1927年完成第一项合成橡胶实验,于1932年开始批量生产合成橡胶产品,是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成就之一。

一战与二战初期的主战场在欧洲,与美国远隔一个大西洋,战争的紧迫性没有那么强。整个30年代,美国主要还是使用天然橡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吞下全球一半天然橡胶产量。不过,美国几家相关公司也开始研发合成橡胶,出现五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但这时,它们是各怀鬼胎,都希望压倒竞争对手,没有任何合作意愿。特别是与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分享大量合成橡胶专利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即后来的美孚),它不断制造要与本土竞争对手分享技术的假象,以阻止其他公司展开合成橡胶方面的独立研究。后来,杜鲁门牵头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标准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 “确实阻碍了美国合成橡胶的发展”。

反倒是身处欧洲大陆的苏联与德国更有紧迫感。早在1936年,希特勒就开始催促本国企业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他说:“……合成橡胶的大规模生产也必须以同样的紧迫感来组织和实现。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找什么工艺没有完全确定之类的借口了。我们是否要再等下去,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否则,就会失去时间,危险时刻的突如其来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苏、德两国在30年代下半叶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掌握着该产业的核心技术。到1940年,苏联的合成橡胶年产量已达9.7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德国紧随其后,是世界上第二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以至于开战后,它们双方战车使用的都是合成橡胶制作的轮胎。

在直接投入二战之前,美国生产的几乎每一种战略物资的份额都比其他国家高,唯独合成橡胶是例外,成为最大短板。美国在这方面的研发与生产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苏联。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区区4500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0.4%),而苏联和德国两国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共有12万吨左右,是美国的几十倍。事后,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赖特·派特曼 (Wright Patman, 1893-1976)遗憾地说:“100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获得橡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使用了大约35000种橡胶产品,但我们犯了一个近乎致命的错误,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从战略角度看待橡胶,没有意识到它在这方面有多么重要。”

的确,橡胶当时是现代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橡胶是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汽车、各种军械和器械所必需的材料。二战中为美国及其盟军屡建奇功的谢尔曼坦克,每辆需要大概半吨橡胶;每架重型轰炸机大概需要一吨橡胶;每艘战舰需要两万多个橡胶零部件,重量共约16万磅。此外,二战爆发的时候美国有3000万辆乘用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它们都需要轮胎;每个工厂、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每个军事设施里的每一寸电线都需要橡胶的包裹。没有足够的橡胶,根本就无法应战,更谈不上取得战争胜利了。

 

 

1  美国橡胶供给来源(1939-1945年)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1940年,战争已在亚洲进行多年,欧洲方面,德国从入侵波兰开始,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面对全球供应链可能完全断裂的局面,罗斯福在这一年6月终于宣布橡胶为“战略与关键物资”,并成立了国有企业“橡胶储备公司”(Rubber Reserve Company,简称RRC),抓紧大量囤积来自海外的天然橡胶(与今日华为囤积芯片相似)。如图1所示,1940年与1941年,美国的天然橡胶进口大幅增加:1940年猛增64%,从不到50万吨跃升至约82万吨;1941年再增16%,致使1941年的进口量几乎比1939年高出一倍,达95万吨,备足了大约一年的民用需求。为预防更糟糕情况的出现,美国政府于19415月签订合约,计划兴建4座合成橡胶生产厂,让4家轮胎制造商运作,年产量定为1万吨;7月,又将产出目标提高到4万吨,是1939年的10倍,希望足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橡胶短缺。

陡然断供

194112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对美国来说还是打了个措手不及。事件之前,美国98%的进口天然橡胶来自于远东(图2),主要是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而这两个地方已分别于1941128日、19421月落入日军控制之下;215日,驻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这样,珍珠港事件六周之后,日本人已掌握了世界上90%以上的天然橡胶供应,美国几乎完全断供, 比华为芯片的断供还要来得突然、猛烈。

 

2  美国天然橡胶的进口来源,1940

数据来源:Stephen L. Harp, A World History of Rubber: Empire, Industry, and the Everyda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5), p. 103.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几天之后,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对美国宣战,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被动迎战。因为这一切是突如其来,应对起来十分棘手,橡胶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中“最脆弱”、“最致命”的部分,比芯片对当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有过之无不及。美国政府很清楚,若不能迅速获得大量新的橡胶供给,这个仗根本没有办法打。为了确认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19428月罗斯福总统成立了由哈佛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等专家组成的“橡胶调查委员会”(Rubber Survey Committee)。该委员会1942910日发布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警告说:“在所有关键性与战略性物资中,橡胶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盟国事业的成功构成最大威胁的物资。钢铁、铜、铝、合金或航空汽油的生产可能足以使我们如愿以偿地、迅速而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仍能保证这些物品有足够的供应,以强有力地支援我们武装部队的大规模运作。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确保大量新的橡胶供应,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国内经济都会崩溃。因此,橡胶短缺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问题。”[2] 很明显,橡胶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美国应对橡胶危机的第一招是寻找天然橡胶的替代进口源。1942年初,世界上唯一还没有被日本控制(但受到日军的威胁)的天然橡胶重要产地是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但它的产能只是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零头;其余在非洲、南美的天然橡胶产地产能更低, 加在一起也只够美国两个星期的消费量。更何况,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苏联)也希望从这些地方进口。显而易见,即使能从这些地方进口一些天然橡胶,也无异于杯水车薪,是一条不太靠得住的出路。事实上,从19421月到19459月这三年半时间里,美国总共从全球搜罗来31.5万吨天然橡胶,不足半年的战争需求。

第二条出路是废旧橡胶回收。1942512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向全国民众发出呼吁:翻箱倒柜把一切废旧橡胶找出来。15日,罗斯福总统又录制了一段战争宣传纪录片,在全国所有电影院放映电影前播出,其主题也是回收废旧橡胶。罗斯福号召所有的美国人在6月的后两个星期,将一切用不着的橡胶制品收集起来,以每磅一美分的价格,卖给担任回收任务的全美40多万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铺。[3] 罗斯福还带头将其宠物狗法拉(Fala)玩耍的橡胶骨头捐了出来,用于再生橡胶生产。然而,尽管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动员手段,到6月底,这次回收活动总共收到了不足22万吨废旧橡胶,让罗斯福大失所望。延长10天后,回收总量提升至45.4万吨, 这几乎已把美国的犄角旮旯彻底掏空了,但距离罗斯福设定的100万吨目标还相距甚远。据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回收活动”, 但它是一锤子买卖,无以为继。

第三条出路是减少橡胶的使用。为了节省汽车轮胎,也为了转产军品,1942210日,全美最后一条民用汽车生产线关闭。在19425月的广播讲话与纪录片中,罗斯福同时发出号召,“减少汽车的使用,通过慢速行驶和少开车来节省轮胎”。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可能完全依靠民众的自觉。当月,17个州通过法案,开始发行票证配给汽油;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汽油。不过,汽油配给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节约汽油,而是为了防止美国人过多使用汽车,浪费轮胎,浪费橡胶。汽油供应减少,可以迫使民众少开车,从而可以少磨轮胎,少费橡胶! 同样为了节约橡胶,19429月底,联邦政府通过法令,将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降到每小时35英里,因为相关部门研究发现,时速35英里的轮胎寿命是时速65英里的轮胎寿命的四倍。194212月,罗斯福总统又下令把汽油配给的做法推广到全国所有48州。这三项节约轮胎的措施一直实行到19458月日本投降之后。

上述三种开源节流的招数肯定有助于缓解橡胶短缺,但它们开的“源”太小,节的“流”不多,仅靠这三招不可能弥补天然橡胶断供造成的巨大空挡,更难以应付与日俱增的本国与盟国的战争需求。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只能是第四招,即快速发展合成橡胶工业,它被提升至最高优先事项。[4] 19425月,美国“陆军和海军军需委员会”主席警告:除非在库存耗尽前,“合成橡胶可以大量供应,否则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叫停整个战争”。 被战争与断供逼得无路可退时,以前想办却无法办到的事反倒出现了转机。在这其中,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

协同应对

战时状态的政府集中管理

前面提到,美国政府在1940628已组建了“橡胶储备公司”。成立之初,该公司最重要的使命是进口、囤积与分配天然橡胶,服务于国防需要。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它马上被赋予了全面推进合成橡胶产业发展的任务,包括控制相关原材料的生产,协调相关公司、大学与科研机构展开合成橡胶的研发与生产,以及合成橡胶制品的生产。当时,除“橡胶储备公司”外,还有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组建新的合成橡胶生产工厂,这些机构免不了相互扯皮、掣肘,拖慢了建设进度。为此,“橡胶调查委员会”于19429月建议,“对与橡胶计划有关的政府机构进行全面重组和合并”, 将所有涉及橡胶供给与使用的相关职权(包括技术研发与橡胶的购买、销售、征用、储存和制造等等)集中到一个新设立的机构——“橡胶署长办公室”(Office of Rubber Director),直属于权力巨大、机构庞大的“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 

“橡胶储备公司”与“橡胶署长办公室”这两个政府机构的作用是沟通产、学、研,协调人、财、物,争取用最短的时间,从无到有,发展出一个足以支撑战争与民用需求的合成橡胶产业来。几十年后,当一位美国学者回顾合成橡胶发展史时,他不无感叹地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甚至是我们孙辈的有生之年,都再也不会看到当时合成橡胶项目展现出来的万众一心。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分享专利与协议,为了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运营这些设施。”

专利共享

为了生产适合广泛军用的合成橡胶,美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专利问题。战前,杜邦公司已经发明氯丁橡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开发了丁基橡胶,但这两种合成橡胶都不能用于生产轮胎。适合生产轮胎的是丁苯橡胶,由德国法本公司发明,曾于193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奖。幸运的是,通过战前与法本公司广泛的技术合作与共享,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生产丁苯橡胶的专利与技术知识。但直到1941年,该公司不仅自身没有投资生产丁苯橡胶,还以提起诉讼为威胁,阻止轮胎企业固特里奇(Goodrich)和固特异(Goodyear)使用这项技术。

珍珠港事件4天后,12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同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交战双方公司之间的商业协定不再作数。在这个背景下,官办的“橡胶储备公司”趁势而入,于1219日协调标准石油公司与美国四大轮胎生产巨头固特里奇、固特异、凡士通(Firestone)以及美国橡胶公司(U.S Rubber)签署了一份专利和信息共享协议。次年,美国政府发起对标准石油公司与敌国法本公司合作关系的司法调查;为了避免政府进一步施压,标准石油公司不得不于326日同意,在整个战争期间免费与所有参与协议的公司共享合成橡胶方面的专利。同时,各公司代表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所有类型的合成橡胶都采用新代号“GR”,意为“政府橡胶”(Government Rubber):丁苯橡胶(Buna-S)被称作“GR-S, 丁基橡胶被称作“GR-I”等等,共五大类;产品以丁苯橡胶为主,其他种类的合成橡胶为辅,并确定将使用“共同配方”。最终,美国在二战期间生产的合成橡胶中86%为丁苯橡胶。可以说,没有用于轮胎生产的丁苯橡胶,机械化的二战根本无从进行。

直到这时,即政府迫使标准石油公司确保解封专利之后,大规模合成橡胶生产才真正成为可能。按照1941年与1942年的这两次协议,除相互交流生产技术相关信息外,对于此前已经存在的专利,只需交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使用;而此后发明的新专利,将由所有签署方共享,直至1948年。这两项协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美国公司同意分享他们的商业秘密”。

(编辑  碣石)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任正非最新发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202097日,https://tech.sina.cn/it/2020-09-07/detail-iivhvpwy5282799.d.html

[2] United States Senate, 77th Congress, Technological Mobilization: Hearings befor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 554.

[3] 纪录片“‘’Scrap Rubber Needed‘says FDR,’” 1942615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fn9Z90MPeQ; Paul Holroyd, Brief History & Introduction of Rubber, May 18, 2015, https://www.rubberlinings.co.uk/single-post/2015/05/18/BRIEF-HISTORY-INTRODUCTION-OF-RUBBER.

[4] 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5. 当时,合成橡胶不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对纳粹德国与苏联也不遑多让。为此,美国曾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合成橡胶制造基地进行轰炸,德国也曾在19411943年间对苏联的合成橡胶生产基地发动过毁灭性攻击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The Battle for Rubb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oope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Jonathan Curry-Machado, eds., Global Histories, Imperial Commodities, Local Interaction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3), pp. 208-209.



 

金融形势有惊无险,经济严重衰退

2019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状况频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20198月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根据经验,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预示着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更大的事情是今年3月美国股市暴跌,道琼斯股指20191212日到达最高点,到320日,道琼斯股指跌了35.1%,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又一次金融危机的前兆。但股市暴跌没有伴随重要金融机构的连锁式破产的情况,所以不能认为出现了金融危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今年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5月份,美国一些大牌经济学家预测将出现通货膨胀,有人发表文章鼓吹持有比特币就可以防范通胀。其实2018年高盛就有过这种说法,不断有人说狼来了,但是直到现在狼还是没有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股市暴跌后迅速回升还创了新高;通货膨胀依然无影无踪,基本上还是通缩的形式。

目前世界经济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衰退。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国家GDP同比增速的情况如下:

    

1  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国家GDP同比增速

 

可见,经济衰退情况是空前的。世界上所有重要经济体中,唯独中国取得了3.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各国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世界上多次出现国际金融危机的征兆,随后是疫情的冲击。然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美联储的政策都是印钞票,以不变应万变。美联储的几个主要招式有:

1.隔夜基准利率降至0

2.无限量化宽松(QE5,美联储资产负债表77天内从4.24万亿增至7.04万亿);

3.直接购买(A1/P1)商业票据;

4. 5.4万亿美元的3个月定期回购交易,每天1万亿美元的隔夜回购;

5.设立一级和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购买投资级/非投资级公司债券和ETF(高收益债至BB一级),以外汇稳定基金分步出资500亿美元,其中250亿美元用作资本金投资级可10倍杠杆(高收益7倍)=7500亿美元购买力; CARES Act向外汇稳定基金注资4540亿美元,用于辅助美联储扩张信贷工具;

6.全面贷款支持工具:6000亿美元的中小企业贷款计划;

7.向各州和市政府提供50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8.9个国家地区的美元掉期(亚洲,韩,新加坡);

9.对所有国家地区FIMA定期回购计划。

为了对付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采取了极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动用了相当大的财力。德国的财政政策向来比较保守稳健,但为了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德国所花费的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已接近25%。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告诉我,他在德国开的工厂已完全停工,但他给职工的工资一分钱不能少发,企业负担30%,政府补助60%。总之就是不让职工因疫情受到损失。

2  一些国家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在世界主要大国里,中国用于对付新冠疫情的财政开支几乎是最少的。中国人基本是靠动用储蓄过日子。我问过一些农民工、理发员等,都是如此。

由于各国极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的上升不可避免。美国的国债近百年来一直在上升,到2020年已进入急剧上升时期。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从今年10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预计将达到或超过美国GDP100%。如果再加上养老金等部门,债务总额对GDP的比例将达130%。这将使美国成为日本、意大利和希腊等少数债务负担超过其经济规模的国家之一。

3  1900-2020年美国联邦国债增长图

 

世界主要国家政府都大举借债,但多数是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而不是发放国债、让金融机构和居民买债的筹资方式。

中国国内对这个问题有争论,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合法,会造成通货膨胀。但实际情况是,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程度已超过了25%,日本超过43%左右,新西兰明文规定,财政赤字货币化不能超过GDP50%

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引起通货膨胀。但问题是引发通胀的时间点是今年、明年或5年之内?谁也说不清楚。美国2008年引入QE、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到今天也没见通货膨胀。1996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超过了3%,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超过92%,政府为避免出现资产泡沫或恶性通胀,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他们叫财政重建),从1997-1998年开始收消费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国债余额对GDP的比例急剧上升,现在已经达到250%。但20年过去了,当时预期可能出现的财政崩溃并没有发生,相反,日本的主要问题还是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最终可能卷土重来,但由于不知道通胀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决策者一般只是先考虑短期内要做什么。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刺激增长、解决眼前失业问题,这比预期1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更重要些。

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有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20203月以来,美国M2急剧增长,M2的增速也急剧提高。根据美国著名金融对冲基金专家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预计,今年年底M2将比去年同期增长20%-40%。上一次M2以如此速度增长还是在二战的时候。尽管很多人警告会发生通胀,但货币当局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

总之,西方国家并未因为担心通胀而退出QE和负利率政策,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强度。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金融战的形式

我们之所以关注美国,因为我们是他们的重要债主。目前美元是在贬值,但还不要轻易判断美元进入了贬值周期,因为还有很多未知的因素。美国经济好,美元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美国经济坏,美元也可能升值或贬值。日本央行负责人曾对我说,他在日本管外汇管多年,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要预测汇率的发展方向,预测不准的。

美国目前的政策对我们的影响,短期看主要是美元流动性,有时流动性紧些,有时流动性松些。长期看,美元资产的价值已被稀释,确实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除非它能及时退出QE。理论上,为遏止通胀可以提高利息率、收紧货币,但紧缩政策又会造成经济衰退。

作为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中国,减持美元资产,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基本方向。

以上是不考虑中美金融冲突因素的情况。美国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一是金融制裁,就是根据美国的法律(例如美国制裁伊朗引用的法律),把具体机构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其中一种是SDN名单,中国有150多家实体受到这种制裁。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被列入SDN名单,但它发现中国和受到制裁的人有关,也要制裁,如昆仑银行、丹东银行都碰到这种情况。二是金融勒索,就是美国认定中国有罪,但私下协商解决,敲诈一笔钱;它对我国农行、工行、中行都搞过勒索。金融脱钩有各种方法,比方设法切断美元流动性,等等。 三是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大规模或小规模)踢出SWIFT报文体系和CHIPS清算体系。四是扣押中国的金融资产。五是对中国发动汇率战,特别是攻击中国汇率操纵、诱导人民币贬值。以上五种情况是大家已经讨论的比较可能性。

汇率政策和美元资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汇紧张,所以当时国家鼓励多出口、多储存外汇。但当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几千亿美元、超过必要规模的时候,还在走这条路就有问题了。

我们对外贸易多年顺差,同时资本项目也是顺差。在双顺差情况下,如果汇率仍然不能浮动,央行就必须买进美元,这将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国家再拿巨额外汇买美国国债。凯恩斯早就说过:如果你欠银行1000英镑,你就会受银行的支配,如果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就会受你的支配。美国政府欠我们1万亿美元,谁受谁支配?这很清楚。

2005年,美国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曼昆,他的办公室主任菲利浦(马里兰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说:“有人认为中国向美国倾销,应该征27%关税。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征税,就意味着中国的产品以低于市场价格27%卖给我们,他们把赚到的外汇又拿来买美国的金融资产,使美国资本市场维持低利率,这样我们得到廉价的商品和资本市场繁荣这两个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跟中国过不去?中国的特点是,你越让他干什么,他就越不干什么,所以我们不断压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就不升值了。这样我们的好日子就可以永远过下去。”这就是美国精英当时的思维。

今天中国已持有大量的美元国债,很多事情就比较难办了。201312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完全可以扣押中国的一部分金融资产。这样做的经济的后果对于全球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可以肯定,对于中国比对美国要糟得多”。

我们是否要抛售美债?当然抛售美债不可能悄悄地做,因为我们持有的美债主要由美国的道富、梅隆两大托管银行托管,资金走向很清楚。如果抛售,美国可以以扰乱市场秩序为名,对中国进行惩罚和制裁;即使我们把美债换成现金,也只能存入美国的银行,而美国只需禁止他们的金融机构同中国机构发生往来,中国货币当局就无法运作在美国的储备资产(比如用所持国债作为抵押借款)。在目前情况下,罗奇的建议是对的,就是以静制动,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要做得不偿失的事情。

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是22万亿美元,中国在其中持有1万多亿美元,虽然是第一国外持有者,但跟美国国债的总量相比,不足以对它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所以不要在这上冒更多的险。

 4  1996-2018年美国国债持有者的结构

 

后悔药是吃不得的。现在只能亡羊补牢,抓紧作些补救工作。主要应该做的是:

第一,停止增加使用美元资产干预汇率,只要汇率能够浮动,就不用始终把重点放在增加外汇储备上,关键是保持贸易平衡。

第二,减少美元存量不意味着必须卖美债,我们可以找各种方法,如在一定时间维持适度贸易逆差(更多进口能源、农产品),或发熊猫债等把这笔钱花掉。

第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搞自己的CIPS,但如果想用它替代SWIFTCHIPS,短期内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忘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跨国资本要想做空一国货币,首先要握有该国的货币,索罗斯在泰国之所以能做空,是因为他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找到泰币,然后再去卖空泰币。而索罗斯在香港难以找到足够港币,他们做空就比较难。什么事情都有好坏两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否则会惹祸上身。

第四,进一步推进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全面开始金融服务业是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而且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可以刺激中国金融企业提高竞争力,而且也很难设想,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会对中国金融服务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但我们需要注意把开放金融服务业和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分开来。

最近又有声音主张加速资本项目兑换自由化,主张通过开放来对冲美国对我们的金融战。这种意愿是好的,但要具体说明开放怎样就能对冲美国的金融战?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大部分子项目早已开放,我们现在还要开放哪些项目?开放的路线图是什么?开放这些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对中国的金融安全会有什么影响?真理是具体的,切忌空谈。我们必须掌握好度,正确的东西再多走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

切实贯彻“双循环”,是保证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

2020730日,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实行好、贯彻好这个政策,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加强我们的金融安全。

实际上,中国经济格局一直是“双循环”。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比较强调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出口加工;此后随着外汇储备增加,来料加工变成进料加工,以后又进一步上升为一般的加工贸易。与此同时,我们经济的主要部分依然是国内生产、国内销售。所以两个循环一直是同时存在的,就经济活动在GDP中的比重而言,国内循环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外循环是国内循环的补充。但国际循环通过各种外溢效应,为整个经济增长注入了难以衡量的活力。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当我们经济规模很小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GDP在全球排17位),可以假设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对国际市场价格没有什么影响。但我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200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16%,是日本GDP2.7倍。当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对外部的影响就很可观了,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而且会冲击人家的国内市场,贸易摩擦就会不断上升。

所以我们的国际大循环出现的问题,恰恰是这个策略的成功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也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理解。在成功的时候多想想它会有什么问题,就可能及时调整了。

所以,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战,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要掌握好度。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进程就可能停滞。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我国贸易总额/GDP最高时2007年是60%多,现在是30%多;出口占GDP比例原来是30%,现在是17%左右。贸易顺差占GDP比例最多时11%,现在1%左右。某些地方需要进一步调整,当然不是闭关锁国。

第二,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我们每年对美国有2000-3000亿的贸易顺差,如果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安全有好处,就可以多买。但中国贸易现在基本平衡,如果减少对美顺差,对其他国家就是贸易逆差。其中需要一些大的调整。在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同时,我们可能不得不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这样,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自然就降下来了。

第三,在高科技行业和产品要实行进口替代。华为的经历说明了“备胎”的重要性。

第四,引进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汇率尽早实现自由浮动。外贸退税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让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因为税的问题低于美国企业。如果把退税作为一般贸易鼓励政策就是错误的,需要调整。

第五,调整中国的海外资产结构,提高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和盈利性。现在中国大约有5万亿海外资产、3万亿海外负债、2万亿净资产。但10多年来,我们的投资收益年年为负,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资产结构中主要是美国国库券,收益率极低(接近0);而我们的债务主要是投资,加上资本外逃、谎报瞒报等等。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就越来越依靠已有资本的收益。日本在2015年就是贸易逆差国,但它的海外投资经营项目是顺差,其收益足以弥补它的外贸逆差。中国已迈进老龄化的门口,现在钱借出去还给人家付利息,到时候怎么办?

第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法严厉打击一切侵权行为。侵犯知识产权就是抑制企业的创新能力,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但要保护外国人的知识产权,对中国企业也坚决不能做这事。

第七,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有人提出“缠抱政策”,我就尽可能“拖着”不走,这是对的。但也要强调本地化、区域化,在关键的环节增加自主可控力,让更多的产业链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不但中国这么做,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

第八,改善内地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向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当然这比较困难,比如边疆民族政策问题等。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要都跑到越南去投资。因为归根结底这还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第九,用财政手段,通过二次分配减少阶层、行业、地区的收入差距。财政方面,该收的税要收,该公布的财产就要公布。所有国家都在这么做,中国也应该这么做。

第十,对外援助和投资要量力而行,尽量避免陷入海外债务陷阱。去年我到非洲某国访问,他们的外债占GDP70%还满不在乎,因为是欠中国的钱。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有一句话,“不要借钱,也不要跟人借钱,否则你会失去朋友,失去金钱,人财两空”。我们该做买卖就做买卖,其他因素少考虑一点。

第十一,构建内循环格局要深化改革,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制改革的新形式,比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等。要找到一个平衡,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让国家能够发挥矫正市场失误、市场失败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有许多个类似《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发展规划,现在的问题是规划执行得好不好的问题,而不是应该不应该做发展规划的问题。

(编辑  高梁)



*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本文根据作者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中国道路


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而肆虐不已的新冠疫情与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当此之时,各类市场主体作为稳定生产、吸纳就业、创新技术的主力,肩上的担子更加吃重。7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这对于完善和落实惠企纾困政策、明确新形势下企业发展方向、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类市场主体是生产力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而生产力发展总是伴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市场主体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市场主体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在农村,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成为最积极的生产和革命力量;在城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繁荣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相比日渐凋敝的国统区,根据地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却能兼顾支前、生活和生产,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高度重视保护市场主体。1950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出批示强调:“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农村应“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当时,我国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通过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手段,使各类市场主体迅速走出战争创伤,在短短三年里便使社会生产力超过了旧中国最好水平。

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为了确保高积累率与人民基本生活,走上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增加市场主体数量、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一直是中央所倡导的基本方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给予地方、企业、合作社、农民以更多自主权。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在实践中,中央于1958年和1970年对地方、企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虽然没能摆脱计划体制下“一放就乱”的问题,甚至曾经一度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但“培育更多市场主体”的思路是清晰和一贯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新中国工业的两次爆发式增长,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播撒了工业化的种子。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其源头很多可以追溯到这两次管理权下放。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逐步突破思想束缚,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的过程。改革的主线是对国营企业逐步进行放权让利,伴之以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断放宽。

1979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和古耕虞等五位工商业耆宿,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个看似平常的宴席标志着中央开始推动广泛利用各类市场主体。同时,针对城镇青年就业难问题,鼓励待业青年自谋出路地从事商业、服务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由此起步;针对农村承包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经营,中央采取了“放一放、看一看”的宽容态度。此外,我国还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城市,实行鼓励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并逐步将开放政策梯次推广到沿海、沿边和内陆城市,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兼容并包的经济政策,激发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崭新局面,各类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依靠充裕要素进行粗放扩张的时代基本结束,市场主体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对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由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思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培育更多更好的市场主体。为此,政府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鼓励创业创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进一步做优做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治理历程,重视市场主体的思想一以贯之,政策与时俱进。而新中国经济增速与市场主体数量增速也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竞相涌现的过程。这进一步证明了,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新时代、新形势对市场主体的新要求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更加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之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完成了这一飞跃,而多数经济体都长期徘徊在这一水平。从各方面看,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历史时期。

我们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首先,产业升级的历史任务艰巨,这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将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加剧。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与盘踞高端的发达国家以互补关系为主。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产业升级,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因此与发达国家难免产生竞争,这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使中国必须确保外部安全。2019年,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75.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11%。要确保一个有近十四亿人口、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中国必须保障海外资源供给、市场需求、贸易线路和直接投资的安全,并争取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中国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必然要求,而当中国主张这些合理权利时,便难免遭受原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误解甚至猜忌。

最后,中国的产业升级遭遇了美国的“再工业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致力于解决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同时要捍卫其在产业链高端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一方面加剧对华经贸摩擦,通过国内减税、贸易壁垒等方式吸引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祸不单行,在防疫中表现糟糕的美国政府试图“甩锅”中国,甚至把摩擦扩大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这使得我国外部环境产生不确定性,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巨大,尤其是那些在资源、市场、技术方面对外高度依赖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基于这一背景,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重要战略,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一招。需要指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脱离世界或美国,而是要为广大市场主体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内环境,抵御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也将进一步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提升。

当前,国内企业面临较大困境,发展水平与“双向循环”的要求也存在着差距。一是疫情的全球性蔓延,给外向型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二是国内经济虽然走向复苏,但总体运行水平低于疫前。三是疫情导致消费减少,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广大个体工商户作为数量最多、与群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市场主体,在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面临许多困难。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中央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倾听企业界的呼声,帮助广大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而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眼下困难,更是着眼于“双向循环”的战略目标,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型市场主体。因此,我们的战略对不同市场主体提出了不同要求。首先,有潜力的企业要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次,外向型企业要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最后,要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千方百计保护市场主体。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产业体系,它既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又立足于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目标。广大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主体,因此,我们的政策应围绕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而制定和实施。

首先,应落实产权保护和要素平等使用的各项制度。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大干快上、赚快钱的旧习,转向长期投资、精耕细作,这需要落实持久而稳定的产权保护制度,以激发各类要素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素利用的价值最大化,唯有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要素,才能确保资源最优配置。当前,各地政府正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有可能产生行政干预引发资源配置扭曲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各项制度。尤其是对于资金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当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使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获得融资支持。

其次,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产业体系和创新制度建设。新经济具有信息化、智能化的特征,更加依赖5G通讯、大数据处理、新能源供给等新型基础设施,在这些领域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加快投资建设。为构建“双向循环”的经济格局,需要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和关键环节的补充,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实现产业链的完备化和现代化。为顺应中国在一些领域由“跟跑”转向“并跑”、“领跑”的新形势,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同时,还要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

最后,确保国内市场统一畅通。面对困境,地方政府往往千方百计扶持本地企业,这固然值得肯定,但也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应紧扣国内大循环这一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确保国内市场畅通,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为此,要健全中央层面的调控制度,完善财政资金调剂、区域补偿和协作等机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公平,以确保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人才,他们具有组织要素进行更高效生产和服务的才能,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要素赚快钱的时代,当前更需要真正踏实干事的企业家。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企业家精神内在地包涵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要素。古今中外,成功的企业家大多兼具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总书记提到的松下幸之助,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没有选择裁员求生,而是带领所有员工半天生产、半天销售库存,大家和衷共济使企业渡过了危机,也创造了松下为之自豪的企业文化。无独有偶,曾亲手创办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在2010年临危受命,出任负债累累的日本航空公司CEO,最终力挽狂澜,带领日航走出危局。逐利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当行为,但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有着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更高追求。对于当代中国的许多企业家来说,其成就早已满足了生存需要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自我实现成为他们更高的追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中华大地,正是企业家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

疫情冲击下,还有许多人迫于生存压力而走上了创业之路。筚路蓝缕的草创岁月充满艰辛,日渐成熟的市场体系也的确更难捕捉商机。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诞生提供了空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广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地区有待进一步开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对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意味着即将崛起的新一代企业家不仅要有艰苦奋斗的品质,而且要更富创新精神和广阔视野,才能跟得上新时代的步伐。

还要看到,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依赖稳定乐观的市场预期,乐观的市场预期能激发投资,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比黄金更加宝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作用就包括在危机时刻稳定市场预期,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在我国,广义的政府还包括国有经济,在市场低迷、前景悲观的环境下,政府和国有企业应主动作为:一是进行长期投资,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二是利用国有经济掌握金融、资源、通讯、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向民营经济更多让利,共克时艰;三是利用好政府购买的作用,带动社会生产,提供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和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重回繁荣周期。

(编辑  季节)



* 武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1页。

《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页。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对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新的重大扰动因素,新冠疫情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疫情的影响复杂而深远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一般的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而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年初疫情来袭,习近平总书记果断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带领全国上下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全面的复工复产。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以来逐月有所好转,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456614万亿元,同比下降1.6%,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了3.2%。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秩序将实现基本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既然是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它就不同于一般的危机或公共事件。它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对各国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简单危机,而是错综复杂的,给社会经济诸多方面带来新挑战的综合性公共卫生危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个重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冲击,特别与我们百年未有大变局叠加,使得它的影响更为错综复杂,外部环境愈加严峻。经济全球化正遭到逆流。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推动经济复苏、转移抗疫不力的责任和转嫁国内矛盾的需要,加大了对我国围堵的力度,在经贸、科技、金融、产业、人才以及政治等领域频频发难。

    我们也要认识到,疫情不是一时的短暂的冲击,它将是一个长期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95日早晨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感染2436万人,死亡86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明确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定义为是一种严重的危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可能到2021年才会结束。目前疫情在国外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欧美一些国家强行通过带疫解封措施,疫情反弹的风险还在加剧。目前法国就出现了大量的反弹,印度一天内确诊超过8万人。境外疫情扩散造成的外方疫情输入的压力还在持续加大。

    我国各地经济在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内防反弹的压力还是会长期存在。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不确定性也将长期存在,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

    我国发展面临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

    习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使得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上升,国内仍在消化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持续回升、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还不很稳定。这个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特征。

    第一,全球化进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疫情发生之前,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化的规则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发展的需要,特别又加上美国的阻挠,世贸组织的部分职能已经陷入了停滞。此次疫情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加剧了各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矛盾和争执,围绕主导权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世贸组织的主席提前结束任期。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世界贸易和投资严重受阻,国际贸易向着碎片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贸易额今年将下降13.4%;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将减少40%

    第二,中美经济脱钩风险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竞争性对抗。在去年年会发言中我特别谈到了威尔逊主义(1918)的结束,美国从保护主义到美国优先,从多极化到单边化,从自由贸易到多方面出现的经济管制。现在看,这种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寄托于美国总统的更迭是一厢情愿。在疫情影响下,美国正联合其盟友,努力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正在着手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经济体系。从贸易摩擦到科技遏制,从限制华为、中兴到封锁字节跳动,对中国的打压和阻碍将全方位升级,下一步可能更为激烈、更为严峻,这一过程远没有结束。中美关系很难返回到以前的模样,中美对立可能使中国遭遇到与世界一些国家的撕裂甚至脱钩的情况。

    第三,国内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从需求看,内需不足制约着经济的稳定发展。消费的恢复相对滞后,疫情影响了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今年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9.9%,这还没有包括物价上涨的因素。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在疫情下被放大,全球市场萎缩减弱了企业家投资的意愿,利润下滑又限制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制造业投资情况明显变差,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1.6%,而其中制造业的投资下降了10.2%

    从供给看,当前企业生产经营存在很多困难,企业运行的恢复尚需时日。目前企业复产不达产、经营不增收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最近报道,今年暑期的铁路客车开行率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3%,但客运人数仅为去年同期的60%。再比如,全球的航空运输业今年将下降55%,明年可能还会比2019年下降40%,因全球疫情造成的人员流动的阻碍反映出经济活动的阻碍。

    就企业经营看,今年1-7月,企业亏损面达到四分之一。前不久我到地方看,企业普遍反映,今年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目前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所以,我们对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压力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目前持续发酵的疫情和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对国际产业链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不是我们原来假设的是在原有产业链布局上的延续和拓展。部分国家更加重视制造能力和产业的安全,最近这半年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进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如何巩固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原有的优势,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打压我国产业和科技的发展。最近几个月,美国针对中国出台了包括对企业的制裁、技术的管制、人才的封锁、投资的限制在内的极限施压措施。这四个方面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全方位的政策。我国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软件将面临供应压力上升,自主生产供应还有不少的现实困难。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势在必行,但不可能一蹴而就。挑战是严峻的。

 

牢牢守住经济基本盘

稳住基本盘,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是不可预知的“黑天鹅”式的冲击,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和威胁属于“灰犀牛”事件。坦率地讲,面对这些威胁,现在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人们常讲地球村中某个角落的蝴蝶效应会进一步地放大和扩散,比如韩国疫情发展同样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这些因素都在深刻地影响当前我国的经济。

    应对严峻挑战,必须要拿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对内就是要不断地深化改革,坚定地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我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释放和激活国内市场的强大韧性和潜力。同时还要不断地通过开放,增加我们的回旋余地,通过促进“双循环”良性发展,把握战略的主动性,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地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应对冲击解决问题的办法,具体说是五个方面。

    第一,千方百计地稳住经济基本盘。中央的决策很明确,就是“六稳六保”,其中重要的抓手,就是在需求方面稳住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要共同发力,决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偏向一边,要形成合力。

    1)引发消费潜力,积极推动消费回暖,促进消费新业态的发展。当然首先要稳住传统消费,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偏好、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不完全是新型消费。这应该成为我们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把握上一个重要的契合点。

    2)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积极地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着力推行新型化城镇建设,这是我们当前投资中的重点。目前投资的难点是,好的项目缺乏核心技术和储备,传统项目又面临边际效益递减这一现实情况。但无论如何,投资还是起着关键的作用。投资要讲究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投资完成后留下一堆债务。

    3)努力稳定外贸出口。要积极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特别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国家的意志在内。我们的产业在不同时期实现了国家的意愿。要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这是我们解决困难必须采取的措施,而不能只看市场的作用短时期内会怎样。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年增长率是15%,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出口平均年增长率是24%,最近9年出口平均增长率是5%。现在讲两个循环,不仅是针对新冠肺炎的影响,而且是针对整个出口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当高,一度超过了30%1.8亿就业人口与外贸市场有关。我们必须注意,在当前注重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要努力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共同发展。

    第二,抓好财政金融政策落实生效。面对疫情、面对当前的经济,我们的宏观经济部门出台了很多有效的综合性政策,下一步在于能否落地。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正在实施中。落实财政政策,有限的财政资金必须讲利用效率,这是必须高度关注的。

    货币政策包括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保证流动性合理充溢。最重要的是推动贷款成本下降,这是给企业最大的支持,也是对银行本身经营能力转变最大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产生合力,如果它配合不好,又不能与消费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区域政策产生合力,那么就会抵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

    第三,各级政府要有危机感,要调整巩固经济。经济工作要多采取实在的措施,从实质上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力。一定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企业的支撑能力上,要特别注意保护和发挥企业家的能动性。政府要主动地助力企业的纾困和发展。要把为企业解决困难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  

    第四,坚持不懈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超大规模的产业配套,越来越强的基础设施,包括有效的宏观调控,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支持我们本土产业的壮大。我们要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作用就是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的作用。未来产业如何发展,要多听科学家的意见,做好科技发展规划,推动自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应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安全。要重视提高重要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元器件和关键软件的自主供应能力,稳定整体供应水平。

    我们已经有一些很好的企业,包括“专精特”型企业;点状分布的有,星星之火也有,但还没有形成燎原之势。浙江大学周围有很多小企业,天天派人住在浙大,只要有什么新技术他就拿过去,马上变为产业。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科研成果放在实验室里好多年没人用,这在内地很普遍。所以,怎样更好地促进产学研合作互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我们产业链的水平,这个问题极为关键。

    在两个循环的过程中,在国际产业供应链的重新构造中,我们必须主动参与进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自我封闭起来,要主动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塑造,与各国进行多渠道、多种方式、多种内容和形态的技术合作。同时还要注重人才的交往,支持通过多种渠道和世界各国优秀企业开展合作,这就是在更高领域里扩大开放。

   第五,疫情的防控要创新优化管理方式。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有一个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方式。现在的情况,是疫情可能呈多点散发,和流感集中爆发相结合的特点。怎么样做到疏堵结合,也是我们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互联网和各种消费业态怎么融合,线上医疗怎么做,线上教育下一步怎么发展,远程办公等新的业态会不会成为新的办公方式?都需要我们总结经验。疫情防控不单是一次“危”,也是一次“机”,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我们整体的管理水平。全面复工的同时,更要全面优化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

稳就业,把握住经济底线

就业和收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最大的基本盘,下大力气解决就业问题。有就业就有收入,有收入就会有稳定。面对前所未有的各方面冲击,就业形势还不容乐观。今年1-7月,全国新增就业671万人,比上年同期少增了196万人。7月份调查失业率是5.7%,比之前的情况有所提高。其中两类人是最需要关心的,一个是农村外出的务工人员,一个是高校的毕业生。今年高校毕业生是874万,比上年增加40万人,这是2015年以来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况且由于世界各国的疫情,从国外回来要在国内就业的又增加了60万人。海归回来当然是好事,但这也加大了国内就业的压力。最近数据表明,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就业人数明显缩小,只能到二三线城市去,需要我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今年春季交流会上,求职人数增长了56%,而就业岗位只增加了26%;上半年我们求业的人数又增加了26%,而就业岗位只增长了12%。今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增加,和因就业岗位减少而回乡的情况也不乐观,大大超出我们的预计。总的看,就业矛盾比较突出。

    稳就业不但要考虑失业率,还要看到不纳入统计的失业和待业,不纳入统计的工时减少和收入减少。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推行自主择业的重要性。一定要放宽对自主择业的限制。

    在这里,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切实加强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政策要兜底,对按规定应保的人员,要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我们当前也只能是保基本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大局的稳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经济的底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是暂时的困难,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为下一步的持续健康发展打好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才是我们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有效的底线。

(编辑  高梁)



* 朱之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社会观察


 

四万多名驰援湖北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中,有一万两千多名是“90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是“00后”。他们义无反顾地汇入抗疫大军,披上白衣、戴上袖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90后“是能担当的一代,是值得信赖的一代”。[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2]在中华民族的奋进史上,广大青年总能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面对此次疫情,这些90后医护人员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坚定地挑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用青春浸染着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底色。

 90后”医护伉俪奋战一线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陆续暴发后,湖北武汉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床位紧张、医疗资源告急,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工作者迅速驰援湖北武汉。在援鄂医疗队伍中,有这样一对“90后”的夫妻,他们都是重症病房的护士,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的一线。

220日,29岁的陈荣超随江苏第八批援鄂医疗队来到武汉,800多公里外,妻子王晶晶也在江苏盐城的医院里忙碌着。相恋一年多,陈荣超打算从武汉支援回来后再结婚,但就在陈荣超临行前,王晶晶提出先领证结婚。,王晶晶希望用妻子而不是女朋友的身份,支持第一次出远门执行医护任务的爱人,“虽然说他在武汉,我在盐城”。一本结婚证不仅见证了彼此的爱情,还让彼此心连心,凝结共同“抗疫”的信念。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面对疫情,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担负起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生长在改革开放后、青春洋溢的“90后”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是整个社会中最为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男护士杨扬刚满24岁,充满了朝气。面对疫情,他义无反顾地加入援鄂医疗队伍支援湖北孝感。远在2700多公里外的家乡、同为“90的未婚妻王珊珊也奋战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前线。遥隔千里,这对年轻人彼此坚守,用抗击疫情期间的无私奉献,彰显了当代中国“90后”青年的热情与责任。

对于年轻人而言,奋斗的青春最有价值!面对严峻的疫情,“90后”医护人员勇于担当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将从学习和实践中学到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守护祖国的积极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用知识报国,用实际行动证明新时代的青年人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昨天已安全抵达,明天即将打响第一场阻击战!来自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90护士郭亚茹刚脱下新婚礼服,就在焦作市支援湖北应急医疗队驻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刻,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下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在防控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考验我”。

青年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无限希望。这些正值青春的“90后”们,有些刚刚步入婚姻殿堂,面对时代的召唤,他们勇敢肩负起了抗击病魔、救死扶伤的重任,奋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承中,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每一个热血青年都是时代的接棒人。在这场与无情病魔搏斗的战“疫”中,彭银华、夏思思用生命交出了属于“90医生的奋斗答卷,更多像他们一样优秀的青年人同样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抗疫最前线。  

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20203月,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34“90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在抗疫一线抢救生命的情况,表达了继续发挥党员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的决心。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党员,向他们和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爱国爱家  90后”用青春守护武汉

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本该有的祥和宁静,举国战“疫”的关键时刻,一批又一批普通人逆行而上,离开“小家”,守护“大家”。他们是夫妻、是情侣、是同行,也是战友。他们做出近乎生离死别的抉择,身赴武汉,历经别离与重聚,不畏牺牲与艰险。

在此次援鄂的医护队伍中,有很多“90后”甚至“95后”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筑成守护武汉、守护群众的生命防线。90后护士陈颖就是其中的一位。126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护士陈颖主动请战,作为首批负压病房护士进入抗疫一线工作,而按照原定计划,214日她将和男友领证结婚。进入一线隔离病房11天后,男友跑来医院看她,他们隔着封闭的玻璃窗亲吻,双眼湿润,互述相思。照片在网上迅速走红,感动了很多人,网友表示“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援鄂归乡之后,陈颖与男友在320日领证结婚,这个在特殊时期感动无数人的爱情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疫情期间,感动网友的还有那个承诺“包一年家务”的丈夫。128日清晨,四川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赵英明赴武汉抗疫,医疗队出发前,她的丈夫带着哭腔对着妻子喊道:“赵英明,听到没有,平安回来!你平安回来,一年的家务我包做了!”这段喊话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网友纷纷点赞,称之为“最美的情话”!

“我在抵达武汉第8天的时候,就写日记说如果安全回家,就与相恋5年的女友结婚。” 山西“90后”男护士高云凯说,他做这个决定就是因为在网上看见陈颖和男友隔着玻璃窗亲吻倾诉思念的照片。高云凯是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二病区护士、山西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回想自己去武汉支援的情形,他说当时没有太多担忧,再加上父母及女友都非常支持他的决定,便更没什么后顾之忧。“一辈子被国家需要的机会能有几次,有这么一次已经很自豪了,如果国家还需要,我会义不容辞。”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在武汉坚守了一个月。在武汉期间,他用写日记的方式排解离情,抵达武汉第八天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向女友求婚,返乡后不久他们就订婚了。

那些勇敢走向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们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本不想成为英雄,但因心中存在一份责任,遂替众人抱薪、负重前行。广东清远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林家铭出发前对未婚妻说:“奈何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他说他只希望疫情早点结束,但因为职责所在,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到达武汉之后,他以写日记的形式记录抗“疫”的所见所感,表达对未婚妻的思念。林家铭支援武汉17天后,未婚妻问他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结婚,当时林家铭没有给未婚妻一个满意的答复。当晚他在日记中说:“疫情还未结束,我不敢和你承诺太多,因为我怕在这里万一不幸被感染了,或者有其他的意外兑现不了承诺。”“但是现在我可以答应你,等疫情结束,我安全回去之后,我们就结婚,带你去你一直想去的地方旅游,带你来这座英雄的城市看看樱花,吃吃热干面。”

武汉抗“疫”期间,有诸多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被广为流传,也有触及心灵的瞬间给人带来震撼。24日傍晚5点,绍兴市人民医院隔离病房的走廊上,一对医护夫妇身穿厚厚的防护服相遇,他们通过声音和眼神认出彼此,两人相拥叮嘱之后又迅速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去,整个过程不到20秒,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五天没见面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还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它们同样见证了人间大爱、四海真情。在灾难面前,这些有爱之人与子同袍,并肩战“疫”。

在这场全民抗“疫”行动中,中国社会各界纷纷组织动员,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奉献的身影活跃在四面八方,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他们怀着最质朴的理想,做着最伟大的事情,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情感发生冲突时,做出了艰难而又令人敬佩的抉择,舍小我为大我。

有召必响应  做勇于奉献的时代青年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90后”是充满个性的一代,是追求“自我”的一代。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受益于父母的护佑,成长之路少曲折多顺境,甚至有人曾怀疑过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担当。面对严峻的疫情,这群有个性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变为平凡而又坚强的个体,投身于抗“疫”之战。他们或是医护人员,捍卫群众的身体健康;或是警察,守卫城市的安全防线;或是社区工作者,维系基层社会正常运行;或是志愿者,向处在困境中的人传递光和热……他们用行动书写了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

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阮征这样阐释爱情:“爱是因为责任和使命,我们并肩前行,我作为医生,坚守在武汉一线,丈夫作为警察,坚守在北京一线。”援鄂医护人员林家铭说:“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想过这样滚烫的人生。”清远首批援鄂医疗队里最年轻的女护士向淑仪在方舱医院时竭尽所能帮助患者抵抗病毒,舒缓患者心理压力,被称为医疗队的“光明医生”“感谢信收割机”。早在疫情形势还未明朗之时,向淑仪就和丈夫陈浩商定,如果通知招募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他们要尽医务人员责任,因为“有国才有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支援湖北的张春艳、殷俊、喻赛红、朱恋、李湘湘5位医疗队队员连续工作一个月后,经过7天短暂修整,再次向组织递交请战书,希望重新回到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他们在请战书上写下:“我们请求第一批来,也请求坚持到最后一名患者康复,直至疫情得到完全控制,不胜不归!”

春节期间,一则名为《我的火神山建造日记》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的拍摄者汪静文是中建三局的一名普通员工。听说中建三局要在6天内建成火神山医院后,她实在坐不住了,立即去报了名,一起去一线参加建设的还有她的男朋友。她通过拍视频的方式记录自己和工友们在疫区建设医院的画面,视频中的建设工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放弃了春节假期奔赴医院建设现场,夜以继日地与时间赛跑。她的记录视频被各大平台转发,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最高兴的不是自己出名,而是同事的工作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成为各自家里人的骄傲。”汪静文说,通过这次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她感受到了做建筑师的意义。

武汉市江汉区台北路站的外卖站长张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选择留守武汉,他的团队肩负起了给武汉市第六医院医生配送餐食的任务。得知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东奔西跑,在襄阳开服装店的未婚妻很是担心。回忆起第一次去医院送餐,张明感慨良多。当时医院的接餐人员说,整个医院的医护人员加起来有1100人左右,由于医院物资不够,医护们每顿饭都吃得“小心翼翼”——不敢多吃,听到这里,这个七尺汉子的眼眶含泪。“我能做到的,就是继续给这些医护人员更好的服务,保证饭送到他们手里还是热的。”他说:“我想告诉未婚妻,她的眼光没错,我虽然不能驾着七彩祥云,但一样可以做她的盖世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315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中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正如习总书记所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战“疫”打响之后,一批又一批新时代的青年奋勇向前、不畏艰险,奋斗的青春在各行各业绽放,他们抱着舍我其谁的信念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彰显了使命与担当,撑起了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和希望。

(编辑  宋斌斌)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武汉抗疫亲历者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G2004)的研究成果。

* 王润泽,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郝红菊,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徐诚,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1] 徐驭尧,《人民日报:“90书写战担当》,人民网,访问于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0/0219/c1003-31593301.html

[2] 央视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国高校引起热烈反响》,中国新闻网,访问于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5-03/8826630.shtml

环球扫描


 

当前,世界进入基于科技创新优势的全球竞争时代。各国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工业4.0、应对气候变化等目标,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在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与扩散、新兴产业崛起及其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上,产业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形成广泛的共识。针对先进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已成为各国产业竞争、合作、协调的主要手段,也成为遏制竞争对手的手段。

根据世界各国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产业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型、追赶型和引领型三类。前两者以直接挑选优先产业、实施纵向政策为主,第三类以市场竞争筛选新技术和科技龙头企业、实施横向政策为主。美国产业政策以引领型为主,是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产业政策代表。中国产业政策目前以追赶型为主,是处于技术赶超阶段的国家产业政策代表,但越来越迫切需要加强引领型政策的作用。

总体来看,美国表面上没有公开、系统、正式的产业政策,但是实际上执行了一套更为隐蔽、全面、有效且试验性更强的“隐形”产业政策。其特点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环境下,联邦和州政府主要采用功能性、服务性等横向政策工具和分散-集中体制,重点支持基础科研与通用技术的研究与成果扩散,以各州的大学、科研机构、小企业和STEM人才作为政策实施对象,[①] 通过高效的资本市场,最终由大企业“割韭菜”,在市场竞争驱动下,大量地吸收(收购兼并、合作、孵化等)大学与小企业的创新成果,筛选出各产业领域的原创性且有市场潜力的技术成果,迅速推行产业化,同时主导多边、双边贸易协定,以投资、贸易、中间产品分工等形式抢占、瓜分全球市场。

我国产业政策主要是由行政部门主导,具有公开性、系统性、选择性、经验依赖性等特点,适应技术追赶阶段的发展要求;但是对于促进前沿技术领域创新与产业发展,却存在试错空间小、失误风险大等问题,需要在加强对基础性应用研究支持、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提高贸易合规性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美国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征

长期以来,美国虽然标榜自己没有专门偏向于特定行业企业的产业政策,但历届政府都制定和使用实质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维护了美国的产业优势,取得了重大成果。美国从战后就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重要科技管理部门,制定科研计划,形成由各级政府机构和各类基金会所构成的分散型、网络化且相互支持的科技促进体制机制,推动计算机、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开展科技研发活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回归和发展,将产业政策视作促进产业发展与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特朗普上任以来,加强了关税、配额、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保护手段,进一步强化其前任关于保持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分散于联邦法案、发展计划、行政等各类措施中。

产业政策综合性强,覆盖面广

美国的产业政策涉及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科技创新、贸易等各个领域,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在创新方面,美国通过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发布科研项目,涵盖国防、卫生、空间飞行、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美国政府还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龙头企业的融资活动,例如在2010年特斯拉项目的启动阶段,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支持。在贸易方面,美国通过关税和缔结贸易协定等方式,为美国企业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1985年即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致力于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垂直开放式网络,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在产业组织方面,美国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支持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另一方面由美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严格监督和严厉打击产业垄断行为。

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推进产业发展

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选择,而致力于市场制度环境的建设以及产业基础性、共性技术的突破。一是通过立法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重视鼓励技术创新与新技术扩散与应用。为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工具,激励大学与科研机构创新成果转化和小企业创新活动,为小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迅速成长打造开放、有序的竞争性市场。

支持高级创新要素集聚

美国政府注重高级创新要素的集聚,推进产业高级化。在人才方面,美国对高层次人才实施高额经济资助、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及提供一流的科研平台。在创新投入方面,美国政府对于创新的支持力度大,方式也灵活多样。以新材料研究费用为例,美国每年的研发费用达到上千亿美元,而中国新材料领域财政扶持则不足百亿美元。在经费使用方面,美国的政府扶持科研项目通常由政府、企业和高校联合申请,除政府资助外,企业同样要按照比例投资。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政府的引导基金在基金运作模式、管理方式、资金来源、退出机制方面市场化程度高。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以贷款担保和小企业投资公司等形式,把民间资本引入风险投资领域,有效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美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公共议程的一部分,寻求包括消费者、小企业、行业协会、大学、非工会工人以及有组织的劳工和大企业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就美国工业提高其竞争绩效的途径达成广泛的协议。通过减轻企业税负,[②] 制定了支持小企业创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BTTP)、制造业扩展合作计划(MEP)等,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形成广泛的创新基础和良好的“政府-大学-科技创业-小企业创新-大企业参与”伙伴关系;再通过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兼并、创新孵化,“收割”大学、小企业创新成果,[③] 迅速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最终在国内形成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大学科技创业)——产业化(新技术扩散:风险性融资支持中小企业成长、大企业收购兼并、产业链重新配置)——再创新(中小企业再扶持)的闭环。其中大企业虽没有像东亚政府那样采取“挑选赢家”的方式获得政府专门支持,但是却以市场充分竞争的机制与“名义”,轻松获得大量原创性创新成果,成为美国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隐形主导者。

将贸易政策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历史上曾利用关税政策数次度过经济危机,有力促进了新兴工业的生存与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再次以贸易政策作为发展美国产业的重要手段,打着“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旗号,一方面,遏制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限制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阻止中国获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在美国商务部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中,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等20类高科技产品禁止对华出口。由此可见,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升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权,维护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将产业政策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美国各州政府拥有更多的政策自主权,可以根据地区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选择产业政策组合。在一些前瞻性技术和产业探索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创新支持计划相互补充,形成了各地方分散化试验,再通过联邦层支持项目、协调机构、政府采购、大企业收购兼并,牵动数以万计的客户、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有效扩大了产业政策的支持基础,在竞争驱动下筛选出有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在全国范围扩散和实现产业化。由此可见,美国产业政策具有“分散-集中式体制”特点。[④]

中国产业政策的阶段性特征和存在的风险

建国初期,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采用追赶型产业政策,在短短7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将近2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总体来看,我国产业政策具有集中-分散式体制、行政部门主导、选择性浓厚、政策制定者经验依赖性强的特点,集中力度高,技术追赶效果显著。然而,对比美国,我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前沿技术领域试错空间小,面临较大的失误风险,需要在公共性、基础性、应用性研究和小企业创新支持,推动公平、竞争中性的横向政策创新,提高市场配置效率、风险控制、贸易合规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研发投入、人才供给、税收减免等方面力度需加强

我国产业政策虽然在总体上集中度高、力度大,但在创新投入、要素支撑、环境打造等方面力度不如美国。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我国研发经费占比与美国相比仍偏少,2018年美国研发支出占政府财政预算13.6%,同期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在人才供给方面,我国每千人研发人员不到4人,远远小于美国10人、日韩16人的水平。虽然制定了“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但在高端人才导入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现居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有18%的比例来自移民,其中来自亚洲地区的印度、中国位列前茅;在人才培养上,美国每年博士毕业生约为18万人,我国则仅为5.5万人,不及美国的1/3。在企业税收方面,我国制造业综合税率约为68%,美国制造业综合税率约为44%(以毛利润为分母),我国综合税率仍较高。我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18.3%,远高于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占比4.8%[] 我国企业税收约占各级政府财政收入60%,而美国企业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一半。

财政支持资金的效率不高且存在引发产能过剩的风险

我国产业政策主要关注重点产业和企业的成长,通过财政补助、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方式扶持重点产业和企业做大做强,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美国产业政策同时也关注广大中小企业的成长,通过大规模政府采购计划和公共风险投资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

我国部分龙头企业由于体制机制僵化、创新活力不足,产业政策倾斜导致这些企业产能过快扩张,引发产能过剩,造成债务负担等后遗症;吸收下游产业的创新成果和创新性企业动力不强;同时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向上游拓展空间受到挤压。在欧盟统计的2019年全球R&D投资最大的2500家公司中,我国上榜企业达506家,在技术硬件与设备、汽车、生物医药、化学、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电子电气等行业平均R&D投资水平分别为1502369660265128百万欧元,但与美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分别是我国企业的5.4倍、3.5倍、3.5倍、3倍、2.1倍、1.4倍。[⑥]

内部营商环境和外部贸易环境的打造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专注于推动特定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在对于内部营商环境和外部贸易环境的打造方面还有所不足。从内部营商环境看,根据世界银行近年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总体排名虽然从91名(2013年)上升至31名(2020年),但美国一直稳居前十名。从外部贸易环境看,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得到广泛响应,我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动逐步展开,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如美国一样广泛和深入的全球价值链。而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打开全球市场、维持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和整合全球资源。如在林肯总统任内,美国提高关税以支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制定《国家工业恢复法》,鼓励公司之间建立卡特尔,参与国际市场争夺;二战之后,美国越来越多地利用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不断完善基于规则的全球竞争环境,努力抵消或消除外贸和投资扭曲,支持美国企业出口、对外投资。

政策过度集中致使区域产能过剩和同质竞争

我国产业政策呈现先集中后分散的特征。在这种体制下,各地方政府选择权力、自由度明显弱化,地方产业政策更多考虑国家产业政策的延伸和落地配套,缺少对于地方资源禀赋的研究,也缺少足够的力量进行差异化路径探索。产业政策的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产业发展的同质化,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等问题,在前瞻性、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和技术选择上,误判的风险和成本较大。

而美国更多注重以“授人以渔”的方式鼓励各州根据禀赋自主选择和进行产业发展。在历史上,美国通过广泛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发展军事项目等方式,使落后地区的工业获得起步;通过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合理分布,各地区制定各自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支持计划,避免了产业同质化恶性竞争,在航空、能源、半导体、仪器等领域形成了高水平的现代化产业链。

推进产业政策完善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在很多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沿,产业政策正经历由追赶型向引领型转变的新阶段。参考美国产业政策在支持基础研究、企业创新争夺高技术领域先发优势的成功做法,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产业政策。

(一)加大重点领域的产业支持力度,填补创新要素投入的短板。

我国先进制造业总体上处于后行动者、新进入者,应理性地加大选择性产业政策,特别是在重点领域加强政策力度,填补我国在创新投入、要素支撑方面的短板。一是进一步加大研发经费投入,争取研发投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二是引才育才并重。面向世界吸引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人才嵌入为切入点,瞄准全球创新链纵向环节加强横向合作;切实赋予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生培养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高级人才培养比例,尽快提高高级人才的培养数量及质量。

(二)加快推进引领性产业政策,发挥大企业基于市场竞争的筛选新技术与产业化的作用。

改变产业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过度关注,转向对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关注,扩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在先进制造业各领域形成广泛的创新基础和网络。促进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推动大企业与小企业紧密协同、协作,加快实现产业链现代化。一是完善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坚持需求导向和成果导向的创新资源配置策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鼓励本土技术创新,摆脱技术转让依赖,放宽行政审批流程,引导企业投资参与高校科研机构建设,投资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使科研方向与实际需求更为切合。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专精特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要综合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一系列政策,鼓励专业产业投资和咨询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服务。三是加强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丰富部门间多样灵活的对话交流机制;加强科技管理工作与产业部门在政策、规划、标准等方面的衔接,建设良好的高校和企业对接渠道,构筑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技术商业转让机制,成立专业的中介服务团队,为先进研究成果产品化保驾护航。

(三)全方位深入推进全球化战略,保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内外协同。

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融入全球创新链,需要全方位深入推进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一是产业政策国际化。梳理产业政策中与WTO规则矛盾的领域,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管理等争议较大的领域开展研究,完善相关内容。二是大力支持本土企业提升国际化程度,分担开发海外市场的成本。鼓励本土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力争进入国际一流地位。三是以国内竞争培育国际竞争力。深化对外开放,引入外资竞争,扩大自贸区功能和政策创新,打破国内各地区行政性壁垒。研究表明,国内竞争越充分,产业链国内环节的市场集中度和技术能力提升程度越高,产业链纵向优化越顺畅,国内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就越强,中小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越紧密,与发达国家产业粘性越强。

(四)优化内外产业发展环境,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

重视产业发展环境的打造。一是着力打造内部环境,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种简化合并,对重点行业实施持续有效的税收减免政策。降低隐形成本,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为企业进一步减负。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加强信息公开,优化审批流程,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平便利的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对外经济政策,吸引高精尖人才,建立技术社区,形成合作共研的生态环境,提升使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加强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为企业走出国门提供高质量的海外落脚点。鼓励企业加强全球性的资产整合和兼并重组,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五)正确处理国家和地方制定执行产业政策的关系,推动产业链整体优化升级。

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国家层面要加强统筹和协调,赋予地方一定的制定产业政策的自主权,帮助地方实现重大项目的布局和落地。地方要加强对于本地区资源禀赋的研究,提高产业发展主动性。一是加强地方产业发展研究机构的建设,提高地方追踪技术前沿、带动产业变革的能力。鼓励地方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进行政策创新。二是加快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链。完善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在全国进行创新成果的共享和应用,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构建高效、成规模的国家创新体系,带动布局合理的国家产业链形成、优化和升级。三是更好发挥产业引导基金对产业布局和发展的引导作用。以基金作为纽带,联结国家、地方等各个层面产业发展需求,形成利益共同体。基金实行市场化运营,提升基金管理团队的专业化水平。政府明确事权范围,职责限定于政策目标设定、行政法制监督等,避免干扰基金日常运营;完善监管体系,建立基金的绩效评价机制,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合理分配政府与社会资本的风险责任,撬动更多资本进入产业发展领域。

(编辑  杨利红)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路径选择与机制设计”18ZDA077成果。

* 郑江淮、张睿、章激扬、陈俊杰,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陈英武,江苏经济与信息化研究院。

[] 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理(Math)简称。

[] 2017年年底,美国政府实行3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计划,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到21%,未来10年减税总额大约1.4万亿美元

[③] 美国福特公司与大学合作有四种方式——招聘、慈善事业、继续教育和研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福特已经与全球150所大学合作,其研究项目一直存在,大约持续30年。在发展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大学与福特在七大技术上始终保持合作,包括:计算机和软件革命;数据和分析、人工智能和可视化;生物和脑机界面;互联网络/万物互联;先进材料和制造;新的流动性和自主性;清洁能源和脱碳。

[] 美国的产业政策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明显,其中一个原因是联邦政府已经拥有美国最大银行的控股权。联邦政府正向能源、医疗和信息技术投入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刺激资金。奥巴马政府的汽车救援计划不仅承诺让纳税人在通用汽车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将华盛顿“完全置于采取产业政策的立场,即政府官员,而不是企业高管或自由市场,决定公司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以及公司将如何规划其未来”。(引自安德鲁·施兰克,乔希·惠特福德:产业政策:美国新波拉尼主义,《政治与社会》2009年第37卷第4期,第521-553页)

[] 数据来自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供给侧改革系列研究。

[] 引自欧盟2019年全球R&D投资计分板

深化改革



 

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内循环提出的背景,它的学理逻辑和它与外循环的关系。

内循环提出的背景

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它提出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勾划。

一是从2010年之前的几十年,我国实现了平均年增长9.8%的增长速度,成功抵御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寻求软着陆以后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以后又明确表述为向“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一阶段转换。这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和其他类似经济体在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型发展特征大同小异的阶段转换。往后的发展速度有所降低是必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要完成一个“L”形转换,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较长的中高速发展阶段。2010-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8%以下,3年后回落到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12个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里波动。

二是2018年一季度开始,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战。现在美国国内已经朝野空前一致,要全面遏制中国;贸易战已扩展到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对人文交流设限等方面的对立甚至对抗局面。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使原来6.7%的底线再次被击穿,2019年全年的增长速度只有6.1%

三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的经济增速在一季度陡然下降到-6.8%,这是几十年也没有出现的情况。不过二季度已回调,1-6月增速是-1.6%。估计三、四季度能够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不过,经过三重因素的叠加,经济增速回落带来的市场预期并不好,现实生活中诸多矛盾进一步凸显。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前所未有。贸易战必然是一个打打停停的中长期过程。我们需要在处理一系列挑战性问题中,力争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力争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尽管我们取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但前景还不很确定,由于目前全球疫情态势,我们的防疫抗疫工作要常态化,经济生活要与防疫工作同时进行,对疫情进行有效控制、收敛和最终将它消灭。

中央指出,现在一些主要问题都有中长期特征。我们可能要经过5-10年的努力,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以可能还要比6%稍低的增长速度完成L形的转换,以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我们的战略性目标。

尽管在中长期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中央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从客观条件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当然中国目前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中国最后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既说明我们的差距,也意味着我们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较高速地推进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当然我们需要动态地优化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组合。

利用中国自己的成长性,把握好我们的韧性与回旋余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带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出我们的发展潜力。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把握住的、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确定性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解放生产力;同时继续参与全球化,化解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对内循环的学理逻辑的理解

第一,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扩大内需,是从我们已经形成的巨大市场规模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经济低迷时期,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调动和扩大国内需求,拉动有效的供给加以回应这样一种循环。“内循环”这一表述,强调了扩大内需首先形成的是基于本土市场潜力的有效供给的回应;而内需得到的有效供给的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的回应。内循环为主,意味着工业化城镇化一轮一轮地扩大、接纳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人力资本的培育,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不断地释放巨量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的有效供给回应,支撑经济循环。

第二,内循环为主,将更为倚重本土雄厚的市场潜力的释放。

我们现在有必要更多地依靠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合乎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动力体系升级的顺序。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那时我国的基本情况是国内市场还处于初级发育阶段,内循环可以调动的潜力比较有限。通过沿海开放,两头在外、“三来一补”,不仅扩大了出口型工业,也带来了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意识,加快了本土的资金积累。而今天,我们的市场机制有了很大发展,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但毕竟有了一个可依靠的、支持内循环的本土市场基本盘。当然,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合乎逻辑的情况是,国际大循环的分量要调节,内循环的分量要提升。

第三,内循环为主体现了防风险、稳增长、把握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考量“做好自己事情”的主动权如何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要有能力对自己内部的因素进行调控,利用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运行,加上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这是一个更明确表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发展格局。

综合上述背景和学理逻辑,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框架。讲内循环不要忘了外循环。而“内循环为主”有非常明确的对经济结构特征的把握。而且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应该放在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之内理解。

第一,注重内循环为主,绝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且是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更有风险耐受力的行稳致远。

第二,注重内循环为主,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的升级。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的开放来催化和促进改革。目前改革到了深水区,我们需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开放在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就是要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建立带有示范效应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海南打造全球性自由贸易港等战略举措,都体现了这个战略意图。

第三,注重内循环为主,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的升级和发展。当然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外相互的造就。我们不否认大国之间有竞争,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我们还要坚持和平发展。

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有益于全球,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中国只有加入国际竞争,才可能完成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的攀登,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我们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现在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是方向并没有变。中国应该在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上述这些认识,可以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编辑  高梁)



*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政协参政议政专家库成员,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原所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时说,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同时还提到,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过去我们强调国际大循环,现在要把国内循环上升到一个重要位置实现“双循环”,这是需要认真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扩大内需和国内循环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扩大内需,国内经济未必能循环起来。

    在我国的经济成长历程中,从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从过去供小于求的短缺经济,走向了产品供大于求或基本平衡的状态。此后,我们遇到了几次大的危机。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次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时的问题都是外需减少,所以我们要扩大内需。1997年后,扩大内需主要是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更侧重货币政策,国家4万亿元投资加上大量银行贷款,主要也是扩大投资规模。我们在通过扩大投资、促进内需这方面办法很多。

    当然,1997年以前我们也有过几次投资热,主要是用压缩投资的办法克服经济过热问题。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洋跃进”,经过几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次大的调整。1988年“价格闯关”之后又经过一次治理整顿,这两次都是靠压缩投资的办法。总之,我们用调整投资的办法调节社会需求是轻车熟路。调节投资可以扩大需求,也可以减少需求。

    仅靠投资不一定能形成循环

    投资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扩大对当期产品的需求,拉动当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它形成了未来的生产能力。形成新的产能后如果增加的产品卖不出去,就形不成经济循环。比如我们2008年后进行大规模投资,几年后又要去产能、压库存,就是因为不少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了。

    2008年之前,我们已经在考虑控制钢铁出口,因为这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还要大量进口铁矿石。但2008年后又有大量钢铁企业上马,后来也不再说控制钢铁出口了,结果大量钢铁出口引发很多贸易纠纷。所以说,投资本身可以扩大内需,但不一定能形成大循环;要形成循环,最终环节是消费。

    马克思清楚地论证了再生产理论,指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要平衡。我们的当期投资可以拉动需求、促进当期生产,但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必须能够被未来形成的消费市场所消化。否则,国内经济就循环不起来,部分产品只能靠出口消化。

    真正要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就要认识到,关键在扩大国内的消费,其中主要是居民的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我们的居民消费增长很快,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是居民消费的增长没有赶上GDP的增长,更没有赶上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如,2019GDP总量90万亿,其中投资是60多万亿,占到GDP70%以上。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是48.8%2018年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是39%,比1978年降了10个百分点。40年来,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在下降,更不用说应该更高地起到拉动作用。

    过去,国家计委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积累率不能超过30%。当然积累率和投资率不完全一致,但投资率不断上升。这成为我们经济中的一大问题,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如何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

如何提高居民消费,我们曾经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工业品下乡、新能源汽车补贴。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也就是提高劳动者工资。否则,鼓励扩大消费是没有基础的。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王建最近提出,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这样会带来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怎么让农民进城?为什么农民进不了城,因为收入太低。比如说,很多东部地区在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是来自西部贫困地区,那里还有大量的留守儿童等等。但是因为企业工人的工资太低,要想让农民进城,就必须提高工资,他才能够支持家人进城后的基本生活,包括住房、医疗、儿童教育和保险等等。否则他的家属只好留在西部农村。所以说,提高劳动者收入,对扩大内需支持国内外“双循环”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过去我们强调国际大循环,倾向于维持低劳动成本,正是低工资成本,使得我们的出口产品有价格竞争力,从而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所谓“人口红利”是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但我们忘了,低劳动成本不利于国内需求的扩大,阻碍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稳定发展。

    有人说,我们现在经济很困难,增加工资有可能吗?这就是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不同。企业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但是从宏观视角看,广大职工工资那么低,谁来消费?所以,我们要让国内经济循环顺畅,关键在于弄清楚哪个环节没有做到位。

    对比中国和国外的情况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各国口径有所不同,但多数情况下,国外劳动者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70%。我们这方面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怎样提高劳动者收入

这里既有市场行为,也有政府行为。国有企业应该可以有政府行为,其他企业应该是市场行为。现在中国正在经历劳动力从供大于求到基本平衡、再到逐步短缺这样的拐点。随着劳动力供需状态的改变,市场力量就会推动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在市场没有发挥这些作用之前,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扩大劳动者的收入,或者强制性规定最低工资水平。转移支付的方式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等。

    当然,我们不是只讲国内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应该是互相促进的。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内需有助于增加进口,同时减少无效企业的出口,促进外贸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国际大循环更好地发展。

所以,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对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双循环”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编辑  高梁)



* 苏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银联原董事长。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文史沉思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毋庸置疑,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立国之战,无论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场带有国际性的正义战胜邪恶、主权战胜霸权、民族独立战胜干涉主义的大规模现代化局部战争,对亚太战略格局和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战争硝烟已远去,战争影响仍在持续,回顾和思考这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对认清并应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国威

这一仗打出了军威和国威,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的是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支援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与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美军作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凛然。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艰难取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他们冒着摄氏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仆后继。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血战到底。在反击敌人的“空中绞杀”中,他们冒着密集的轰炸和严密的封锁,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在“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战斗中,他们搏击长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屈辱,使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美国人沃尔特·赫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一书中这样评述:“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可以说,是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坚强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各族人民坚信,跟着党走就有希望,听党指挥就能胜利。

“没有任何部队能击退中国人”

这一仗击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结束了西方殖民者依靠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帝国主义气焰十分嚣张。它根本不把中国和朝鲜放在眼里,对于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认为中国出兵援朝“不足为患”,断言其侵朝战争“是赢定了”,并且“能够在圣诞节结束战争”。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采取陆海空军协同的联合作战、特种混合支队的作战、绞杀战、细菌战等,花样繁多,战况惨烈。但结果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消灭了109万余“联合国军”,美军损失830亿美元和7300万吨物资,而且从鸭绿江边被赶回到三八线以南,遭遇空前的惨重失败。

这场战争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班师的战争。这一仗,美军碰得头破血流,遭遇惨重失败,美国朝野上下无不为之震动。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美国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前国防部长马歇尔在谈到侵朝战争时说:“神话已经破灭,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

朝鲜战争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世界发出雄壮的声音:“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在195391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评价抗美援朝,在讲到抗美援朝意义时,他特别指出取得了军事经验。他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这对中国有“恐美病”的人是极大的教育,对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这是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反侵略作战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宣传,大讲特讲。

铸就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这一仗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之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式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的中华民族魂。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尊严,十几万英雄儿女长眠在朝鲜半岛的土地上。如此巨大的牺牲、如此重大的胜利,得益于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汇聚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抗美援朝精神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战到底的气概,彰显了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

没有这场立国之战,就没有新中国建立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和强势崛起。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华民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凝聚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并没有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志愿军的凯旋归国而结束,它像中国革命的其他精神一样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不仅在对外战争中,而且在国内实践中影响、渗透、凝聚和创造出许多新的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这一仗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锻造了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长城。

这场战争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和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最为典型的一场战争。我军先后参战的部队有步兵27个军又1个师,其中直接参加过第一线作战的为25个军又1个师;地面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射炮兵5个师又10余个团和60个独立营;装甲兵坦克3个师;空军歼击机航空兵10个师又1个团,轰炸机航空兵3个大队……先后经受锻炼的志愿军部队多达290万人。19539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讲话中称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训练和保卫国防作战及援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面对装备高度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统帅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指导路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毛泽东强调,志愿军作战,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扬我之长、补我之短,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对付强敌的进攻,充分利用出兵的突然性,发挥我之夜战、近战和运动战的擅长,并配以部分的游击战和阵地战,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当战争转入相持局面时,我适时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创造了许多有效战法,如坑道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进攻战、阵前潜伏作战,以及“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原则,积小胜为大胜,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适时组织部队轮番作战,以休整部队,充分发挥我军兵力雄厚的优势,等等。

志愿军将士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迅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技术水平,催生了我军由单一兵种作战过渡到现代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创造了依靠劣势装备打赢现代战争的一系列新经验、新战术、新战法。同时,还在战争中培养出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促进了我国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技术向现代化方向迈进,使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编辑  季节)



* 肖裕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