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是“短板”或“短腿”。着眼于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部署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要重塑城乡关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2018年10月23日，习总书记视察广东省清远市时明确要求：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把“短板”变成“潜力板”。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乡村振兴的大思路，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相对应，习近平总书记确定的乡村振兴大思路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要走好这条道路，必须按照十九大确定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蕴藏在乡村的极大发展潜力挖掘出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巩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村改革四十多年取得的最主要制度成果，就是建立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亦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也是我们党在农村最大的政策，它有三个要件：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为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实质，是我们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在这项制度中，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是根本，它一劳永逸地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即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之间占有土地的数量不会像私有制那样悬殊，做到了土地与劳动力两个基本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零成本结合；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集体获得承包费等财产性收入形成集体积累，用于以承包户为主体的集体成员服务，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和谐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

实践证明，农村改革以来，凡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得比较好的农村，土地没有撂荒的，集体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干群关系和邻里关系也比较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同时，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在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和部分党政领导干部中，还有一些人主张农村恢复土地私有制。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已经严重干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弱化了集体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的功能，削弱了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构建“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

分户经营体制在农业领域普遍推广后，小农户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基本思路是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四十年来，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我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制度性成果：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基本模式是“公司加农户”；二是办农民专业合作社，2007年我国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是，这两项制度安排并没有把大多数小农户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之中，基本原因就在于，农业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质上都是私人企业，与农户的基本关系是市场交易，农户成为他们追逐利润的客户，而不是共同抵御市场风险的利益共同体。

对于如何破解小农户进入市场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深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他认为，我国农村要走组织起来的市场化发展路子。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通过整合涉农部门为农服务资源，推动形成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融合的“三位一体”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体系，受到了广大农户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全党领导核心以后，以推动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为抓手，继续推动“三位一体”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体系的构建。这种合作社模式为农民提供的服务从生产到生活，各项业务相互支撑，能够以最低交易成本分享到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不仅成为党委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而且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

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多年来，仍有一些官员和学者把推行土地私有和片面鼓励私人资本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而对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严重忽视甚至是厌恶。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从深化改革入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编辑  宋斌斌）

2013年，国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龙头彭博（Bloomberg L.P.）被曝出允许记者部分接触彭博终端上的敏感数据和泄露客户信息的“丑闻”，引起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调查与强烈质疑。一些金融界专业人士表示，虽然他们对这类金融数据服务机构的信息安全有所担忧，但由于国际市场份额的垄断和既有的金融生态圈，很难弃之不用。2015年4月17日，彭博终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长达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服务中断。这场罕见的因技术问题导致的停滞，使部分用户无法进行交易，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动，英国政府原定发行的30亿英镑债券也因此推迟。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引起了舆论对金融信息安全的极大关注。

就国际市场而言，彭博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务商，路孚特（Refinitiv，原路透金融与风险部门，2018年由汤森路透公司与美国黑石集团达成出售协议，成立路孚特公司，2020年底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又斥资270亿美元将其收购）紧随其后。根据美国知名咨询机构Burton-Taylor的分析，近年来彭博扩展了其在金融服务市场的收益和份额。2020年，彭博的金融数据和信息业务营收总数达到320亿美元，全球市场占有额达到32.7%，比路孚特高11.3%。这两家机构全球市场占据率超过50%，市场呈现高度集中的情况。在主要国家的外汇市场，这两家机构提供的服务更是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具有绝对的市场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主要由彭博、路孚特以及本土万得公司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虽然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个别公司已经在国内的金融服务行业站稳了脚跟，但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仍主要依赖国外金融信息提供商，特别是在涉外金融数据和交易上仍受制于人。^[1]

金融信息与数据是金融活动的基本构件。随着当代国际金融活动的国际化，市场上海量的金融信息与数据成为金融行业“不可须臾离也”的基石，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工商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中国国家发展的新变化，金融信息主权的问题已亟需提上议事日程。本文从探讨“金融信息主权”概念出发，对中国金融信息安全与金融信息主权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金融信息主权与信息跨国流动的相关理论

传统主权理论更多聚焦在领土、领空、领海等空间领域，更多具有物理属性，信息化时代的信息主权，如信息流动、信息掌握、发布、分析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国际交往、乃至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活动，愈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论题。信息交往构成的虚拟领域极大挑战了主权国家的现实地理边界，随之而来的信息主权、数据主权等概念，更是在世界互联互通前提下，指向了国家主权与全球合作之间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张力。

 金融信息主权由国家主权概念衍生而来，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信息主权聚焦于金融领域，主要指向关系国家主权、国家信息安全的金融信息与数据的收集、分析、发布、处理以及交易等方面。由于目前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呈现高度的寡头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态势，导致世界金融信息系统高度同质与集中，金融信息秩序存在不平衡乃至失衡的隐患。

有关金融信息主权的讨论将涉及以下几个理论视角。

首先，全球数据与信息治理方面，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公地理论。Hardin(1968)提出“公地悲剧”概念，推进了我们对于集体行动、公共事务治理的理论化认识。在跨国合作下，全球数据治理、信息治理可以实现公共善治，构成“公地喜剧”。然而，信息霸权主义因其对信息的垄断和集纳，却成为打破“公地喜剧”的因素。数据监控丑闻打破了原本看似和谐的治理模式，“数据霸权”逐渐展现，引起世界的忧虑与反弹。由此，全球数据公地治理与主权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第二，全球传播秩序不平衡，涉及信息霸权、传播霸权等理论。具体到金融领域，国家的金融话语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麦克布莱德报告》，提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呼吁，报告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由于长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依附关系，导致了信息传播的悬殊关系。阿芒·马特拉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一书中指出，跨国公司按照资本的生产和分配规则瓜分了世界，这个过程忽略了信息接收者的话语权力，本质上是一种霸权。赫伯特·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分析了“传播”在维系“美帝国”方面的重要角色，军事-工业复合体与传播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使得美国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得以稳固，从而“霸权”得以建立。张谊浩、裴平、方先明（2012）的文章《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2]分析了当下国际金融话语体系中霸权-非霸权的话语分布结构、 其内在逻辑和应对策略，回溯了有关权利、话语、话语权的相关理论，对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性金融话语结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国际金融话语权与国际货币权力之间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第三，发展视角下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了当下的金融信息主权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一体化”和“不平等”的两个重要特征。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金融信息服务体系的一个基本背景。这将涉及中国以何种角色参与到世界市场竞争中的问题，在当下实践中，就是中国的金融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如何建设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使得由资本带动的金融信息服务行动已经溢出国家主权概念的边界。

金融信息主权视域下的中国金融服务市场

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作为与金融信息主权息息相关的承载者，是考察金融信息主权问题的核心要素。

金融信息服务概念与金融信息主权让渡

根据2019年2月实施的《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金融信息服务，是指向从事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或者其他金融活动的用户提供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信息和/或者金融数据的服务。”^[3]中央网信办对此概念做出了解读，称金融信息服务“这一概念延续了2009年《外国机构在中国境内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提法，且这一定义是中美、中欧、中加在WTO框架下磋商确定的，施行多年且为各方普遍接受”。^[4]在得到中央网信办批准的外资金融信息服务许可名单中，包括了路透、彭博、道琼斯等中国市场上主要的金融信息服务商。

本世纪初，为规范外国通讯社在华提供的包括金融信息产品在内的新闻信息，我国政府曾授权新华通讯社对外国通讯社在华发布信息进行管理。2006年，新华社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发布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信息提供者需由新华社批准运营，外国金融信息提供者业务范围、传播信息手段等变更需得到新华社的批准等，同时要求外国新闻机构通过新华社下属的中国经济信息社（CEIS）在华销售他们的财经资讯产品。 ^[5]当时在华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主要机构为英国的路透，美国的彭博、道琼斯，加拿大的汤森（此时汤森路透尚未合并）等，他们及所在国政府认为这一规定严重阻碍了外资金融服务商在华开展业务，而新华社于2007年推出的“新华08综合金融信息服务系统”，被他们认为监管者利用不当优势成为市场竞争者，外资金融信息服务商及政府完全不能接受。欧盟、美国与加拿大就此在WTO向中国代表团提出磋商，2008年11月13日,中国代表分别与争端三方代表签署了《关于影响外国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措施的谅解备忘录》，以基本满足三方要求的方式，取消了之前的相关规定。^[6]

虽然通过WTO框架内多个双边磋商解决了存在的争议，也规范和促进了我国金融领域开放及金融信息市场的迅速发展。但在另一层面，却使得我国错失了打造自身金融信息服务产品和系统的黄金窗口期。21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高速发展之时，中国金融市场在主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拖入世界金融资本的垄断和裹挟之中。

行业寡头垄断与快速发展的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行业寡头垄断是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主要特征。十八大之前，彭博、路孚特与万得三家公司在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占有率均达到20%左右。

相比欧美和全球市场，近年来我国金融信息行业发展势头强劲迅猛，增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以2018年为例，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年收入约为305亿美元，同比增速为5.9%。2018年和2019年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收入约为590亿元和6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为18%和16%，远高于世界其他市场。^[7]虽然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但与中国整体金融行业发展水平和对金融信息需求相比仍有一定距离。虽然中国已经建成了体量大、范围广、种类全且排名世界前茅的金融业，但尚未有任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信息服务商。

中国本土金融信息服务商的“三种模式” 

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以打造中国彭博为目标，希望在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分一杯羹。

1.专业金融数据提供商稳步扩展。万得公司是目前真正在金融服务市场占据重头市场份额的中资机构，已发展成为“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数据、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占据了中国证券、基金、保险、银行等机构的绝大多数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万得以金融证券数据为核心，还开发了信息检索、数据提取分析与投资组合管理应用等领域的分析工具。从上世纪90年代，万得开始全面学习彭博模式。目前，万得拥有超过1500名员工，收入13亿元（2016年数据），估值高达200亿元。^[8]

万得与彭博最大的不同在于，万得没有自身的媒体部门，目前尚未见到与媒体有明显的深度合作模式。与万得类似的金融信息服务商还有大智慧、同花顺等，服务模式有相似之处，都是以为金融市场提供直接数据为主，同时涉及直接交易的内容。

2.主流媒体跨界金融协同发展。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竞争，几乎从一开始就是通讯社之间的战争。1851年创立的路透社，最初就是提供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股票市场的信息数据。路透社不断增加新闻信息、分析评论与计算工具，成为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的最重要提供商。

作为一个从投行离职的中途创业者，彭博的创始人布隆伯格最初更多是创造性地联系起金融数据和计算机科技，在1982年创造了满足华尔街金融从业者核心需求的彭博终端（Bloomberg Terminal）。然而，彭博公司也迅速从单纯提供金融信息终端的设备供应商，转向全面提供金融信息资讯服务商。1990年，彭博通讯社成立，随后彭博通过自建和收购等方式，拥有了自己的广播、杂志、电视台等多个媒体平台。彭博媒体帝国的扩展之路使得其专业的财经服务在短短二三十年就大幅超过了路透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新华社从20世纪80年代便开始对经济信息工作进行布局。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的直属企业，具体从事经济信息拓展与营销等相关工作，作为新华社经济信息一体化管理和经营的责任主体，全面负责新华社经济信息采集、产品生产、市场营销和用户服务等。成立伊始，中国经济信息社不仅具有普通企业盈利的目的，同时承担了提升国家金融话语权和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信息社目前拥有四大产品和服务平台：服务国家金融信息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级金融信息平台“新华财经”，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华丝路”，服务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新华信用”，服务证券和行业经济信息的综合性指数机构“新华指数”，此外中国经济信息社还在多个细分行业领域具有深度智库服务功能。不过，以中国经济信息社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信息业务发展水平，目前与打破欧美金融信息服务商垄断、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态势和新时代通讯社自身发展要求都存在一定的滞后。^[9]

通讯社具有从事金融信息服务的天然优势。行业奠基者路透社以及后起的行业龙头彭博社，都凭借作为通讯社的优势成为行业垄断者。新华社作为世界主要通讯社之一，在经济信息采集与传播、分析导向权威性和准确性等方面，具有无以比拟的优势。新华社金融交易服务平台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利用国家通讯社的优势，在金融信息服务方面的创造有利环境。除了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社旗下还组建了包括三大经济报刊《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在内的中国财富传媒集团，以及其他的金融信息和财经智库平台等等。 

3.“资本+”与“互联网+”：金融科技数据媒介深度融合。中国市场化媒体中，上海文广集团的第一财经也是较早剑指金融信息业务领域的机构。地处上海这一金融中心城市，第一财经拥有报纸、杂志、电视、网站、财经智库等全媒体矩阵，并在诸多领域具有领先业内的市场敏感度，高度关注与对接欧美标杆财经媒体，在财经新闻领域拥有极强的影响力。而作为互联网巨头的阿里巴巴集团，更是从消费者端、中小企业端、第三方平台及金融科技等领域全面布局，拥有由此而来的海量商业数据。从第一财经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作为主流财经媒体的新探索。

目前，无论是主流权威媒体还是其他市场化媒体，在切入金融信息市场中，主要都是以财经新闻报道、信息汇总分析以及部分金融智库服务和论坛活动为主，基本尚未涉及相应的技术平台，尚未涉及实际交易过程。而其他金融数据服务机构，如万得、大智慧、同花顺等机构，具有资讯整合和交易功能，但不具有信息发布职能。在国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的万得资讯，虽然具有与彭博类似的数据服务功能，也可以实现平台交易，但在信息发布上具有重大短板，以至于在海外市场上仍只能作为数据库提供商，无法实现提升金融话语权和金融信息安全这个根本要求。

后发困境：影响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三组关系

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具有较强的用户黏性和路径依赖等特征，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正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较难以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超越。^[10]而在当下的特殊情况下，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将面对更多的后发困境，需要解决好一系列复杂关系。

中国角色：推动信息共享流动还是坚守主权保护

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贸易层面，近年来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

面对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更加健康发展”。^[11]就金融领域而言，中国继续强调没有开放流动的市场坏境，就没有健康繁荣的金融活动。

金融信息数据的共享与互通本来可以大致实现世界善治的目标，但掌握信息霸权的主体对信息的垄断和集纳成为自身霸权不断强化复制的工具，不会也不可能主动放弃自身的霸权地位，在遭遇挑战者很多时候会采取各种限制与打击方式来保证霸权。虽然中国继续有步骤地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但随着近期一些国家国内政治势力的有意引导，贸易战、舆论战、信息战的态势尚无减弱的迹象。而金融信息主权作为现代国家主权的重要载体之一，与政治主权、经济主权、网络主权等类似，呈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一旦出现主权国家之间极端对立乃至战争，金融信息安全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金融信息主权存在被侵犯和霸凌的可能。

目前国际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呈现高度垄断，两三家欧美公司占据全球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特别是在跨境交易中，形成了具有高度黏性的行业生态圈。即便是市场上被视为较有潜力的下一代挑战者企业，也大都是美国公司，再加上市场上金融数据库系统等基础构件基本被欧美公司所垄断，中国金融信息领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系统性安全隐患。

作为行业市场领军者的彭博和路孚特，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投行、基金公司等主要金融机构，同时也含括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等金融权威监管部门。这些金融机构对金融服务信息提供商产品的高度依赖，一旦在特殊情况下被“卡脖子”，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话语：标准制定还是融入追随

我国的经济地位日益提升，但金融话语权仍相对薄弱，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12]中国面临许多制约，如国际贸易以美元为主的计价结算体系依旧稳固，金融数据基础数据库由欧美垄断，主要金融中心和金融机构仍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影响世界金融动态的金融财经媒体仍以西方媒体为主的状况没有改变。例如，对于主权国家与世界金融环境具备极大影响力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依然主要是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在特定时期，这些主权信用评级机构也对一个过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发展，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

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机构都已经习惯了欧美行业领先企业设定的标椎，“同一个金融世界”又构成了密切互联的金融朋友圈和生态圈，主流金融界都在同一个生态圈中进行信息交换和买卖交易。无论是在国家层面、政府层面还是在行业和具体企业层面，如果希望进入这个行业，就必须先接受这个标准与习惯。

从目前的现实看，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日益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要求拥有与之匹配的金融话语权。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开展以及包括亚投行的设立等一系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世界信息秩序的不平衡要求革新，这需要打破欧美寡头对金融行业标准与信息流的垄断，强化金融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做大中国财经媒体，传播金融领域的中国声音，以开放姿态抵御意识形态偏见与傲慢，降低市场风险。^[13]

进入21世纪，国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整合、重组与兼并愈加频繁。后起之秀彭博迅速在市场占有上超过路透社，2006年路透与汤森集团合并重组为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2018年，美国黑石集团收购汤森路透的金融与风险板块业务55%的份额，整合成立了新的金融数据与基础设施提供商——路孚特公司（Refinitiv）。在汤森路透做出逐渐剥离金融信息业务的战略选择的同时，彭博社也进行了战略调整，以面对接连出现营收和市场占有率下滑的问题。中国本土金融信息服务市场也出现了停滞期，一段时间内一些企业也有营收下滑的问题。

中国方略：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演化   

保证国家金融信息主权是实务界与理论界亟需关注的重要论题。面对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所处的被动态势，我国需要强化话语权意识，构建立足本土的金融知识理论体系，增加多边金融机构投票权，主动设置金融议题，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争夺国际金融定价权等。^[14]

就其根本意义而言，一方面，国家需要提供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来支持相关机构和企业大力发展，亟需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信息服务头部企业，促进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市场更好发展。特别是国家相关部门要意识到这并非完全是企业自由竞争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金融信息安全与金融话语权的重要环节。欧美国家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不仅领先在具体的业务上，还利用其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主要贸易交易币种使用频次、金融规制标准与社交网络、金融普世语言使用等方面的优势。这些问题仅靠企业和市场自身进行突破，对于后发的中国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也需要培育健康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发挥技术创新带动的演化势能。从一般市场发展规律来看，颠覆性创新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破局点”。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进入金融业的运用场景之中，金融行业发生着重要变化。作为后发型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彭博的发展路径颇具研究意义。正是因为了解和注重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注重跨界思维和运营，彭博一出手便赢得了先机。同时彭博社也高度关注和投资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而一些新兴的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金融平台如Sentieo等，也被认为是可能取代彭博终端的挑战者。

随着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应该有意识关注自身的金融信息安全，构建自身的金融信息服务市场结构。作为世界市场开放互通的支持者，中国应当担起推动行业技术与标准创新的责任，助力中国乃至全球企业在更为均衡的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从区域金融信息网络着手，打造区域金融信息服务的朋友圈，打破以欧美垄断资本和中心国家设定的圈层结构，再逐步向外扩展，推动更为平衡的世界金融信息新秩序。这既是促进中国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发展、保障金融信息安全、提升中国金融话语权的必经之路，也体现了我国打破不均衡金融信息传播秩序的历史担当。

（编辑  季节）

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中国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但在国际舆论场，一些西方政客及媒体就疫情问题不断向中国“甩锅”，对中国的防疫措施等进行无端指责，利用带有偏见的言论及报道不断污名化中国。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我国仍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失语就要挨骂”，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我国网络外宣工作要承担起树立国家正面形象的重任。

我国网络外宣要承担树立国家形象责任

（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涉华议题越来越被海外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事实上，海外读者和观众长期以来对中国并不了解，关注度有限。随着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和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国和贸易国、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世界最大汽车市场、国际游客最大来源国等事实，已为海外民众熟知并引起他们的兴趣。

随着世界知名主流媒体纷纷把目光聚焦中国，国外媒体报道中涉华议题占比大幅提高，有关中国经济事务的报道比重不断增加，有关中国的新闻几乎天天都有。从报道的方式上看，从过去的零星报道正在向主动策划的全方位深度报道转变。每年中国“两会”期间，BBC、CNN等西方媒体都会设置报道专栏，第一时间向海外民众介绍中国的最新动态；美国《财富》杂志、英国《金融时报》《卫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等西方主要媒体，几乎每年都会派出采访团到中国采访，推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系列专题报道。当前在国际舆论场中，涉华议题能够吸引海外网民的大量注意力资源，我国主流媒体对以中国为核心的话题逐步具备话语权的前置优势和信息发布时效性的领先优势。

（二）中央媒体具有资源及制度优势，海外舆论影响力不断提升。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网络舆论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要为广大网民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些重要论述，为新闻舆论机构进军互联网主战场指出了方向。

近年来，从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到各省级主流媒体都在探索媒体融合转型，力争发挥在网络舆论场的外宣主力军作用，掌握网络话语权。主流媒体纷纷打造媒体融合发展的主导性产品作为突破点和关键点，推出“中央厨房”“智能化编辑部”建设等重要举措。围绕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点和变革潮流，我国主流媒体在新闻产品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互动化、定制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在原有组织结构改革调整、再造采编流程、建立全媒体内容生产流程整体架构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央媒等网络外宣主力军愈加重视内容建设，不断提升海外舆论影响力。如新华社、CGTN等重点加强了短视频节目的内容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多语种优势，将“自己讲”与“别人说”相结合，提高对外传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网络外宣的产品形式方面，各大央媒综合运用微视频、微动漫、H5（移动端动态页面）等多形态产品，注重对外传播的交互性、融合性。中央级媒体作为主力军，对外报道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形成了良好的网络外宣态势。

（三）中央媒体在海外媒体平台发展态势良好，粉丝群体呈现规模化聚集。

近年来，中国媒体积极发力海外社交平台，探索运用新手段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中央级媒体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海外民众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聚集了海量粉丝。截至2020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社交平台主账号粉丝量及关注订阅数超过1亿，新华社海外社交平台账号粉丝及订阅量突破2亿，CGTN海外社交媒体的主账号粉丝及关注数均过亿，与西方主流媒体的差距逐渐缩小，已处于第一阵营。从官方账号的粉丝量、发文数等方面看已经与西方强势主流媒体旗鼓相当，甚至一些指标数据实现反超，成为中国媒体“走出去”的主力军。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CGTN等在Twitter、YouTube发布的相关中国抗疫短视频、直播等，赢得了世界各地很多网友的热情点赞。

（四）地方媒体网络外宣力量不断强化，对外传播影响力持续释放。

近年来，我国各省级和地市级媒体在加强网络外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配备队伍，搭建平台，网络外宣主体长期分散和影响力弱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改进。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对外宣传中，地方媒体能够发挥自身特色，挖掘本地亮点，讲好地方故事，扩大了我国整体对外宣传的辐射力。此外，中央外宣机构与地方媒体合作，不断探索构建“中央-地方”网络外宣的联动机制，取得了不少成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外文局立即对接湖北省新闻办，形成协同工作机制。外文局所属中国网、融媒体中心、北京周报社等媒体单位与《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日报》等多家湖北省媒体机构联合开展抗击疫情对外传播。外文局“中央厨房”结合局属媒体语种与传播优势，每日从湖北一线媒体推荐的视频产品与图文稿件中遴选一批优质作品，协调局属媒体进行多语种编译与海外传播，并重点遴选富有现场感、故事性、适合对外传播的内容，进行多媒体多语化加工，通过外文局海内外社交平台账号与多语种网站进行推送。外文局与湖北省各媒体播发稿件的海外总阅读量达1.48亿，播放量465万，互动量38万。

通过外文局与湖北新闻办的密切协同，向海外受众展示了湖北各界人士齐心抗疫救援的真实场面和生动故事，国内外各界人士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是一次汇聚地方优势资源、协同协作进行国际传播的有益尝试。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央机构与地方媒体能够优势互补展开网络外宣，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中，地方媒体的对外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将进一步释放。

（五）海外民间机构具备较强的舆论影响力，特殊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各类民间机构、社团等非政府机构在公共外交领域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如华人协会商会等，都有大量机会直接接触国际组织和外国受众。如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拥有320多家会员社团，分布全欧28个国家，与社会各界联系密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美国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中国侨声》和网站，与美国精英集团以及各大高校、智库保持着密切交往。目前，很多华人华侨社团都与所在国的官方建立了直接沟通和对话的渠道，随着国际间合作愈发密切，华人华侨组织的公共外交属性愈发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华人华侨社团的公共外交活动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例如，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自身特有的交往渠道和影响力，以搭建平台、协调联络、筹措物资等多种方式，在所在国人民面前充分展示了华人华侨爱国、团结、奉献等正面形象。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当地社会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该商会以“联络人”身份推动中肯两国之间的医疗合作，并借助当地广泛的群众基础树立了较好的中国形象，多渠道传播“迄今为止肯尼亚无来自中国确诊病例”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在当地对冲了西方媒体捏造的负面舆论，有效抑制了当地因恐惧感染而产生的排华情绪。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众心中，华人华侨商会等民间组织已经成为代表中国人和中国形象的社会符号。

不过，目前中国本土民间组织“走出去”的难度较大，公共外交领域更多需要依靠海外成立的华人华侨民间组织。当前，在国际舆论场中，民间机构不断尝试传播中国故事，回应国际恶意诋毁等，更多属于自发行为的公共外交活动。如果民间机构能在相互之间以及与外宣媒体等加强联动与配合，其对海外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力将进一步释放。

（六）中国智库的海外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网络外宣的潜在新兴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加强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深入，我国新型智库呈现独特的专业化优势、资源优势、社交优势和话语权优势，对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尤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来自智库的权威声音有助于在国际社会解惑释疑，增进理解。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日报社中国观察智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等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实践》在海外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我国的智库建设可以借鉴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多渠道扩大成果的“外宣半径”的做法，通过官网呈现大量专家学者与各领域多媒体资料，通过博客提供在线出版物，通过社交媒体等新方式与国外用户强化互动交流等。

我国网络外宣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一）涉华负面舆情爆发概率不断增长，我权威声音缺乏有效应对。

目前，我国主流媒体在开展网络外宣时，还没有完全适应互联网时代传播的新语态，网络外宣的做法更多是把传统内容平移到网上，不能充分适应新形势下海外读者的需要。在一些涉华重大突发事件中，海外各大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平台上的真假信息层出不穷，我国网络外宣权威信息供给不足，真相常常被湮没在信息洪流中。

通过Access World News（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数据库对国际舆论场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所进行的分析发现：涉华疫情报道在海外舆论场中占据着重要流量，中国成为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舆论中的焦点；西方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量远高于其他国家，其中美国和英国媒体机构发布的相关报道占比约18.5%，具有较强的舆论主导作用。抽取100篇涉华疫情报道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海外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更多呈现出明显的负面报道框架。其中，倾向性呈负面消极的占比达69%；客观中立报道占比29%；积极正面报道占比仅为2%。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一些思维惯性和偏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在新闻采写中的主观意愿和选择性。对随机抽样得到的海外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信源进行统计分析，“国外学者”“国外媒体机构”“国外政府机构”等是海外涉华疫情报道的主要新闻信源，而来自中国的各类信源普遍较少。西方媒体编辑记者通过词汇选择、信源选择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处理，却可能影响整篇新闻报道的态度，影响公众的认知。海外涉华新冠肺炎报道曾一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形成了消极负面的报道态度框架偏见。这一情况在其他涉华国际热点事件中也有明显类似表现。

       图1 海外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信源频次统计图

（二）互联网打破了“外”与“内”的界限，网络外宣的舆论影响或将辐射国内。

互联网时代，国内与国外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被打通，“出口转内销”的情况时有发生，国内负面舆情起因源自外宣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李文亮医生事件中，我国媒体在最初的网络外宣报道中误用了“吹哨人”的概念，虽然似乎匹配了海外的传播环境和海外受众文化认知，但却使得这一泛政治化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与议题加速倒灌国内，造成后续接连被人恶意解读、带偏节奏的负面社会后果。

当前，建立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已是必然趋势，但主流媒体能否将传统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统一起来，还将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在网络外宣工作中对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准确把握，在选题策划时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充分运用，在面对重大新闻事件时按照网络传播特点处理等。现行网络外宣的体制机制未能很好地适应互联网发展规律和当前全球传播新态势，网络外宣与内宣的关系平衡、网络外宣与内宣话语的一致性问题等亟待破解。

（三）西方掌握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与核心技术，网络舆论环境安全隐患加剧。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后，Twitter公司多次发布声明，关停了4301个与我国政府有关、发布正面涉港舆论的账号，相关数据资料提交给FBI调查。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议员致信Twitter公司CEO杰克·多西，“强烈敦促”其删除中国政府在Twitter上开设的各种账号，并禁止任何封锁Twitter国家的外交官使用其服务。Twitter平台却以“违反Twitter公司规定”为由封停了我驻外大使的官方账号。当前，网络外宣的主要平台和阵地多为西方国家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网站等。这些第三方平台已经聚集了广大的海外受众，但在涉华外宣尤其是开展涉重大主题的外宣工作时，存在巨大的传播不可控和信息安全隐患。

近年来，我国日益成为西方“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Propaganda）舆论战的主要攻击对象。随着海外社交媒体对西方政治生态和国际新闻舆论场的影响不断增强，在其平台上发布的涉华舆论与对华态度，往往成为本国政客搞政治投机、捞取选票的重要筹码，为此西方政客甚至不惜发动社交媒体“新冷战”。一些反华政要通过政治施压，借助西方的平台优势、技术优势，在重大涉华议题方面操纵网络舆论，恶意制造涉华负面舆情。

欧洲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一项研究课题成果显示，在Twitter平台上与中国有关的标签发文量前100的账号内容中，没有一条内容在情感倾向上“亲华”，而“反华”信息超过了一半。据统计，社交媒体的信息操纵活动有超过80%是利用真人账号或机器人账号进行“计算宣传”，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反华”信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机器人的操纵。2019年，CGTN在其拥有超过100万订阅用户的YouTube账号上播发了《中国新疆：反恐前沿》等涉疆外宣纪录片，但其实际观看量与其订阅量严重不符，相关分析指出，CGTN账号遭到了平台的有意限流。不少海外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虽然自己订阅了CGTN的YouTube推送，但却未收到纪录片更新的通知。可以预见，网络外宣的舆论环境仍将长期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西方对海外社交媒体的涉华舆论操纵将日益程式化和常态化。

（四）中国主流媒体在海外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亟须突破。

近年来，央媒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发力，取得长足发展。以“一带一路”倡议的网络外宣为例，2017年至2019年间，在Twitter平台中新华社（@XHNews）与人民日报（@PDChina）的年均发布相关报道分别为314条和218条。但从海外媒体整体的传播效果看，我国主流媒体影响力与西方媒体仍存在差距。可知人民日报在Twitter舆论场形成了明显的二级或者三级传播圈，整体上看，央媒的报道多数属于单线、一级传播，信息二级、三级转发量较低，参与话题讨论的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较少，网民互动参与较少。

      图2 @PDCChina 2000条Tweets 传播路径图（2020年1月-8月）

2020年1月-8月@nytimes（《纽约时报》）发布的2000条推文，发现@nytimes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有多个意见领袖参与，意见领袖与网民之间、意见领袖们之间都有积极互动。由于参与者较多，转发、密度较大，故选取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100个Twitter账号，生成可视化的传播流如图3所示。图中可以明显看出，由@nytimes发布的信息在Twitter中形成了一个传播矩阵。@nytimes虽然位于矩阵中央，但信息的扩散传播由众多意见领袖共同完成，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传播网络。在Twitter中，《纽约时报》有自己的“意见领袖”朋友圈，在这个基础上很容易形成巨大的 多维传播流，我国媒体则呈现出明显的“单打独斗”，传播效果受限。

       图3 @nytimes推文形成的传播矩阵图

（五）网络外宣主体不断延伸，网民情绪化特征明显需要有效引导。

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4亿。我国网民规模不断增长，年轻网民媒介素养提升，成为网络外宣不容忽视的大众力量。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在网络空间更多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而网民则成为网络信息和网络活动的主体。

我国网络发展已近30年，普通大众网民不仅关注国内的民生民情，对于国际舆论场中的涉华议题有很高的参与热情。随着信息聚合类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的不断发展，我国网民能够借助互联网在国际舆论场中积极发声，在“南海仲裁案”“帝吧出征”等事件中，我国个人“意见领袖”、普通网民群体均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网络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绪化。因而对参与网络外宣的人群，需要有效引导，不仅要摆事实、讲道理，更要引导情绪、影响思维判断。从近年来诸多网络热点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国际舆论场中的泛政治类话题能够触碰到普通大众最敏感的神经，网民多元的利益诉求、各种利益主体的复杂博弃在网络舆论空间盛行。大众网民在国际舆论场中的相关议题参与、情绪变化更多是自发性的，对网络外宣与对外传播工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工作中，目前对国内网民外宣的积极性和情绪引导存在短板，在网民的情绪管理领域从经验研究到制度安排等方面都有所缺失。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的研究显示，当前我国网络非理性情绪有滋长蔓延之势。此外，外宣管理部门及外宣新闻单位也缺乏对海外网民的情绪捕捉与情感判断，在重大事件的网络外宣中以受众为中心展开选题策划不够。

图4 我国网民结构特征（截至2020年6月）

（六）海外受众信息诉求多元多变，需提高外宣媒体议题设置能力。

研究表明，西方媒体掌握着全球90%以上的新闻信息资源，近70%的海外受众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而相当多的西方媒体仍然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报道中国，产生大量不实甚至是歪曲报道。从海外社交媒体近年来的涉华议题看，海外受众对中国方面的信息诉求是多元多变的，在网络外宣方面，主流话语传播相较于海外受众的实际诉求还不够“接地气”，未能有效匹配。

长期以来，面对一些西方媒体、政客的恶意攻击，我们的回应、回击还缺乏针对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媒体不断抛出泛政治化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题与议题，如“吹哨人”等概念本身就带有反体制的内涵，我国有些媒体却被误导进而误用，还有一些回应南辕北辙，后期采取的不予回应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舆论场的节奏被西方媒体带偏，我方声音和事实真相却被淹没在舆论漩涡中。在一些重大涉华事件的网络舆论斗争中，主流媒体对海外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在常态化的网络外宣中，对海外受众的关注点挖掘不充分，议程设置、议题设置、框架设置等有待进一步优化。

（七）主流媒体自有网络外宣平台较为单一，运营效果与影响力欠佳。

近年来，主流媒体主动出击，在自有网络外宣平台建设方面做出了诸多探索。目前，央媒的自有网络外宣平台主要以多语种网站为主，移动客户端大多只有英文版。人民网和新华网的多语种网站及内容频道覆盖范围较广，但网站的实际访问量有待提升。在外宣移动终端建设方面，《环球时报》的英文客户端“Global Times”建设较早，但在内容更新与终端运营方面还有待加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客户端“CCTV.com Global”虽然支持7个语种，但视频产品和新闻直播依然以英文内容为主，应发展多元化架构。

目前，主流媒体建设的各类外宣网站、外文移动客户端等均有一定规模的固定受众群体，但这些自有平台在海外的实际影响力有限，还没有形成与其建设规模匹配的品牌力和传播力，对海外受众的覆盖范围有待拓展。语种数、终端数、平台类型等多个方面都有待突破式发展，还未真正形成覆盖全球的多终端对外传播矩阵。北京师范大学京师中国传媒智库发布的《中央媒体海外网络传播力报告》显示，我国主流媒体的海外传播力与欧美主流媒体的传播力仍有较大差距，与亚洲主流媒体旗鼓相当，其中《人民日报》的海外传播力总得分与韩国KBS不相上下，《人民日报》与中央电视台的传播力总得分高于日本的《朝日新闻》。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国际网络舆论斗争，中央级媒体作为主力军，对外报道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形成了良好的网络外宣态势，但传播效果与外宣预期仍存在一定差距。

（八）中国商业化平台出海受到恶意打压，其外宣功能有待合理化利用。

近年来，我国商业化网络平台频频“出海”，海外受众群广泛、发展态势良好，具有成为网络外宣新渠道的重要潜力。目前，微信的国际板WeChat、抖音的国际版Tik Tok等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微信海外用户量已超过8亿；抖音每月的海外活跃用户已达5亿，IOS设备中的下载量在16个国家位居第一，Android设备中的下载量在34个国家位居第一。

随着我国商业化网络平台在海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政治、商业等多种方式对我国的商业化网络平台进行打压。迄今为止能够风靡全球的社交媒体基本是美国公司创立的，Tik Tok成为打破这种垄断的第一个例外，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对TikTok进行“围猎”。即便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环境，Tik Tok等商业化网络平台依然在全球具有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和广泛的受众群体。

随着我国“硬实力”的提升，一些企业的新媒体技术、新终端技术等将帮助网络外宣打开新局面，但如何将这部分力量有效纳入网络外宣格局中加以合理引导和利用，还需深入研究探索。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做大做强对外宣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中国发展“做得好”为中国故事“讲得好”奠定了坚实基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突出进展也使得“西强我弱”差距逐渐缩小。此外，互联网、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我们直面海外受众群体提供了直接渠道，为我国媒体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的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提供了契机。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联合发布的《2020年全球数字报告》显示，全球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6小时43分钟，其中社交媒体占据了人们上网的大量时间，未来围绕社交媒体平台的舆论斗争和民心争夺将更加复杂和激烈。

后疫情时代，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如何在全球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战疫中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有力反击污名化中国，是当前我国对外宣传中遇到的新课题。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会议明确，以初次、二次、三次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需要注重效率、二次分配需要注重公平、三次分配需要注重道德约束。

初次分配事关做大蛋糕更注重效率，依赖市场配置

初次分配是指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各种要素根据相应的贡献率获取收入回报。传统框架下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劳动，从收入的角度分别对应资本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十九届四中全会还将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全部归为生产要素范畴。由于初次分配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要素的有效分配可能对未来的经济潜在增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先有“高质量发展”，才能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先要做大蛋糕，才有蛋糕可分。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根据《决定》，未来初次分配领域将双管齐下提升效率，分别是提升劳动者报酬占比和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

提升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提高生产效率并促进消费。初次分配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是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决定》明确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从正常经济规律来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均会经历劳动者报酬占比先下行、后上升的过程，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前期劳动附加值较低且劳动力相对过剩，生产高度依赖资本投入使得资本相对稀缺，资本持续投入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行，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的逐步累积使得资金的稀缺性逐步下降，回报率降低，劳动力尤其是可以提供高附加值的高素质劳动力反而成为稀缺资产，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回报提高后劳动者报酬再度提升。

未来我国需要持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究其原因，一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是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换、我国收入结构逐渐向橄榄型转化的重要方式。增加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等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结构，促进我国消费，这是效率原则的重要体现。为此，在最低工资标准、劳工保障等领域，未来我国可能要进一步立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是未来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体现。在“两个大循环”精神的指导下，我国未来将进一步开展制造业强链补链，弥补制造业短板，持续发挥我国工程师红利，提高高技术工人占比，进而增加劳动附加值，劳动者报酬占比也会相对提升。因此，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潜在增速也是效率原则的重要体现。

落实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遵循效率原则，进一步落实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五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曾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对五大关键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的部署将是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一是土地要素。根据《意见》精神，未来将全面推行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公平合理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这不仅有助于盘活农村存量土地要素价值，让土地所有者获得一部分收益，使地方政府获得一部分财政收入；而且有助于农村土地得到更有效的应用，促进城乡一体化。

二是劳动力要素。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实现落户准入年限的“累计互认”，这有助于推进大城市群一体化，消除城市间人才流动关于户口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后顾之忧；帮助高技术高学历劳动者获得更多的价值兑现，有助于提升劳动力报酬在GDP中的占比。

三是资本要素。未来将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并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并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有助于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供给侧金融服务的提升亦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四是技术要素。未来将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技术要素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通过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等举措，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科研院所市场化发展，有助于技术成果实现有效的配置，提升成果转移和变现的能力。

五是数据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健全包括数据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意见》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管理，参与社会治理、经济活动和相关产业发展做出了进一步的指导。未来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进入加速期，可能成为推动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从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两个角度提供新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家对数据安全的监管和数据反垄断。
    历次反垄断行动均伴随着新一轮创新浪潮和新型产业的崛起。当前对数字经济巨头的反垄断已经开始，未来一轮新型产业的雏形可能正在孕育之中，如果本轮反垄断行之有效，未来数据要素生产空间的释放或将催生新一代产业巨头。这一轮要素配置改革有利于改善要素定价效率，以分配制度改革挖掘人才和智力优势、鼓励技术和知识在经济活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提高经济潜在增速，充分秉持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效率原则。

二次分配更注重公平，依赖政府调节

二次分配主要是政府通过税收以及转移支付的方式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它与初次分配存在两点重要差异：一是初次分配重视效率依赖市场调节，二次分配主要依赖政府部门进行分配，助力实现各类政治目标和民生目标。二是相对初次分配体现在生产环节，二次分配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上述特性都决定了初次分配更加注重效率，而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切好蛋糕。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二次分配是控制贫富差距、秉持公平原则的核心手段。

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在0.3以下，属于全球低贫富差距国家。发达国家中，日本、德国的基尼系数均为0.32，离低贫富差距的标准较近。上述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前，芬兰、德国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位于0.5附近，远超国际公认的0.4的“红线”；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分配后基尼系数可回落至0.3以下。

在收入领域，建立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有利于促进公平分配。从整体税收来看，我国税收的相对规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贫富差距控制良好的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基本接近40%，而我国只有16%，其中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仅有4.8%。从具体税种来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未来我国在二次分配领域的税收政策将沿着“所得税”和“财产税”两条主线开展，前者主要针对增量财富，后者主要针对存量财富，现阶段的主要方式将是房产税，未来可能还会出台遗产税的相关政策。

财政部刘昆部长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除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外，海外发达国家在财产税、资本利得税等领域均有较强的征收力度；日本、芬兰、丹麦等国还在遗产税领域征收重税，通过打破巨额财富的隔代传递平衡贫富差距。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重税，房产税主要针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征税，以上税收措施通过对高收入和高净值家庭和个人征税，可以有效促进公平分配。

支出领域进一步普及社保覆盖面并完善福利制度，促进公平分配。从整体政府支出规模来看，我国政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仅36.9%，远低于上述发达国家超过50%的平均占比，未来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公平的角度出发：

第一，增加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惠及所有低收入群体和新业态就业人员。“十四五”规划提出“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强调“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第二，医保、教育、住房等各项福利制度将逐渐深化，对社会民生进行基础保障。一是深化医保制度，将做好医疗保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制度化常态化实施药品耗材集中招标采购；扩大医保目录等。二是深化保障房制度，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公租房主要面向城镇住房和收入“双困难”家庭、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并解决其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三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加大对部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素质和能力；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等。

第三，跨区域的转移支付同样极为重要。一是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当前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未来需要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尤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城乡之间差距的重要体现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差距。乡村的基础配套设施较为陈旧，约束了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未来中央政府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定向支持和建设。

三次分配是现收入制度的自愿补充，依赖道德约束

三次分配由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中提出，意指“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根据定义，三次分配主要依赖道德力量的约束，是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自愿补充，在不存在法律约束的情况下难以发挥核心作用，需要合理的激励和保障体系进行配合。

未来我国推进三次分配需要税收体系的激励与配合。发达国家虽然对“三次分配”这一概念讨论较少，但慈善产业的活跃程度较高。根据2019年Charity Aid Foundation报告，全球慈善行业排名前八的国家分别是美国、缅甸、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加拿大、英国和荷兰。根据2020年互联网捐款平台Go Fund Me的调查统计，按照各国人均捐款数额，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依然高居榜首。

海外慈善业活跃的重要原因是多数国家通过税收体系的配合对慈善行为予以激励。在美国，个人捐款金额可以在计算税基时最高抵扣年度个人收入的60%，超过部分可以顺延至下一个财年抵扣，同时对捐赠者给予财产税及遗产税的免税优惠政策。英国税收政策对慈善组织的资本利得和财产税均给予免税，捐赠人募捐的款项可以在税收时抵扣最多35%的年度个人收入。日本规定，企业的捐款可以在税前全额扣除从而发挥税盾的作用，个人捐赠者捐款超过1万日元的部分同样可以进行税前抵扣。在抵税的激励下，捐款的企业可以在不产生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收获额外的社会声誉。

当前我国的慈善捐款同样具有抵税功能，但优惠力度不及海外，其中个人的抵扣上限是应纳税所得额的30%，企业的抵扣上限是当年利润的12%（部分特殊规定的捐款类目可以全额抵扣）。如果我国未来深化推进“三次分配”，可能进一步扩大税费的抵扣额度，不排除与潜在的遗产税挂钩。

如上所述，日本、德国等国在遗产税领域均有较强的征收力度，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遗产税暂时缺位的情况下，三次分配可能是一个重要补充。

一方面，三次分配可以有效引导富人的存量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达到公平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国多数富豪均是海外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此类企业多数通过VIE模式搭建红筹架构上市，上市后境内企业的顶层控股实体均注册于海外的英属维尔京或开曼群岛，再由实际控制人所持有。近年来，较多该类型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将其持有的顶层控股实体的股权进行信托化处理，在保留企业控制权的同时将所有权转移至信托计划。在此情况下，居民的财富实际已经发生转移，企业不再归属原实际控制人所有，未来也无法对其征收遗产税。通过三次分配，可以激励此类未来较难受遗产税约束的企业实际控制人进行主动捐赠。

（编辑  宋斌斌）

工业是国之根本，工业强基带来国家强盛。数字经济正在推动传统工业走上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重构强国之基与强国之本的产业发展格局。中国的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紧随新型工业化变革的步伐，突破原有各自行业领域经营理念与管理体制的制约，跨越知识局限，摆脱行业人固有思维逻辑和发展路径依赖，创新搭建“科学技术+信息化+工业化+现代金融”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以超前的理念及工程实践，走出一条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与产业金融发展道路。

中国工业之变与中国工业之需

我国具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产业体系、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正经历一场以科技为引领，以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标志，以技术、产品、业务和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重塑产业生态的革命，实现向现代化产业的蜕变，以实现中央提出的制造强国战略。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驱动下，由现代感知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CPS与数字孪生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AI算法、云计算技术等构成的应用信息技术体系，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并开始在一些大的工业场景下进行实践应用，推动了工业的数智化发展。

数智工业是传统工业的升维形态，建立在工业装备与工业活动的紧密链接，包括与组织活动的链接、与上下游装备的链接、与生态活动链接以及与金融活动的链接之上，与人、控制技术、生产流程、加工工艺和生产组织管理结合，使得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但动态地连接和融合起来，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人机深度融合生产方式，重塑并构建了工业产业的新型生态。它突破了原有生产经营关系各环节之间信息碎片化困境，从空间上一个个离散式的生产环节、工序流程、上下游供应链中的信息节点实现交互互联，使企业间、上下游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产品和服务的关联关系向全流程控制下分散化、多样化的需求响应方向转变，推进各个企业、各种资源、各个生产要素的全流程重组与整合。通过提高系统内响应和反馈的时效性，生产流程管理环节标准化、满足工业发展的柔性制造，精细化管理、促使工业生产增质提效。这种在动态变化中实现重新调整、重组和确立具有内在联系的新的企业群结构和运行方式，使各种经济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与组合随时变得更加集约、合理和富有效率，最终反映在工业体系的整体效能得到提升。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工业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转型，工业大数据正在以一种全新形态成为重要的工业资产。

当数字化进程为价值识别提供了新的标准和工具，认知就会发生变化，出现生产端由生产经营活动驱动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向发现与获取市场需求端新的价值空间和挖掘价值长尾的转变。建立全量信息结构的图谱，解剖这个产业链而形成的一套方法论，意义在于重新界定企业在产业中的地位或将出现新的分类，形成新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实现定量化的解构、分析和精准画像。企业的经营决策也会变得更加快捷和准确。

当前中国加速实现新型工业化有三个重大障碍需要排除。

一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困境来自于原创性科技创新不足，实体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对原创性技术创新的渴望，迫切需求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产业化率低下的窘境，切实提升科技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比重。国家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与实施，需要探究：工业需要的科研能力在哪里？央企和有条件的企业如何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创新能力源自体系内还是整合内外部资源，走什么样的创新发展道路？居在深闺之中、楼阁之上的成果在哪里，如何对接、怎样转化？

二是创新驱动现代工业发展应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整个工业体系过度依赖间接融资支持运转的模式必须改变，使引入资本性投资变得容易。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式大大提升了工业中具有行业地位和竞争力的企业对增强资本实力的需求，通过提高权益性融资比重，降低债务性融资比重，开展并购、重组和投资活动。由此市场应该以什么标准进行遴选，专业机构和资本市场上的工具应如何发挥作用？

三是先进制造业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强大的金融体系需要回归本源支持工业转型升级发展。如何服务工业领域的变革，在经营变革中弥补经验不足，只有科研体系、金融体系与工业体系对接，更好地消弭不对称性，才可识别不确定性风险，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选择客户和业务。

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科技、金融领域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科学技术+信息化+工业化+现代金融构成了中国新型工业化转型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营造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外部生态环境是充分条件，这是工业体系与科研体系、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历史机遇。

首先，新型工业化为打通科技、工业、金融之间行业管理的体制壁垒，构建新型创新体系提供了契机。解决工业升级带来的强劲需求与科技、金融供给侧结构支撑不力的矛盾，切实发挥工业科技和产业金融在新型工业化中的功能性作用，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机制上作出安排，更合理地将资源精准汇集配置到市场地位高、竞争能力强、具有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企业上来。

第二，企业是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实施主体和创新主体，而科技研发的主体在科研机构和高校，资本和资金端又掌握在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手中。事实表明，我国工业尚处在产业链相对完整、供应链有问题的阶段；处于“两链”之中企业在一些卡脖子核心技术、智能芯片短缺等硬核科技方面的短板，严重制约中国工业的发展，亟待科技进步和金融助力实现突破。在数字化行业平台上，企业的市场地位、核心竞争优势、技术与产品竞争力以及企业选择做出何种改变的内外部条件与实施路径，都将更加客观、具体、透明和动态地呈现出来，向科研机构和金融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的视角，极大地拓展了工业科技和产业金融服务于提升“两链”和“强链”“补链”的业务边界和深度，有助于加速构建服务工业的专业能力，推动科研和金融机构自身的转型发展。

第三，新型工业化使复杂工业体系的效能在工业数字化中得以整体提升，为中国走上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受调整能源结构与降低能耗水平双轮驱动，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技术积淀，这是一个技术进步的渐进过程。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领域集聚了30%以上的金融存量资产，实现“双碳”目标达标，要兼顾平稳退出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领域，实现绿色发展和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工业体系效能的整体提升，对应工业、能源、建筑、交通，农业等重要领域达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节省了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带动了科技发展，有助于缓释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和业务上存量资产的风险，为金融机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客户结构与业务结构，高效配置和使用资金资源提供了契机。

第四，新型工业化带来经济活动的改变还体现在几个积极变化上：

一是产生“马太效应”，资源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分工环节进行集中，这一趋势反过来又将同时促进该环节的进一步发展，使强者愈强。这将推出一批聚焦于更为细分行业或者生产环节的新型企业的横向整合。

二是随着对价值发觉驱动因素的增多，一些环节、模式中隐含的价值因素将随着配置的优化创新而显现，从纵向上对整个“链”形成整合再造，从而推升出新的商业模式。

三是平台提供方作为信息的整合者掌握着行业动态的信息，基于全供应链形成 “链”式平台服务或基于产业形成“面”的“产业大脑”应运而生，将会从各类传统报表和统计分析方法之外，建立一套以更多维度、全新标准的企业评价系统和信用评级体系，为企业提供业务运行生态的分析评价和咨询服务。

四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提供信用的中介服务将在数字化革命中被赋予全新的定义，对金融机构整个业务根基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如果我们“不懂”行业，如同在关门搞科研、办金融，使得科研与金融的改革走不出自己的体系。数字化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向金融端的机构呈现了以往很难见到的宏大的全新生态场景和行业图景。通常金融从业人员难以通晓实体产业的运营情况，对于产业运营的逻辑、流程、规则等等方面主要还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从资金融通角度对交易对手进行了解，缺乏统一性和标准性，其程度难以衡量。在具体的业务开展过程中，除了通过事后评价，难以在事前进行管理，这为决策和风险管理留下了漏洞和隐患。出于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前移的改革要求，数字化改革从标准化、智能化的角度为金融机构与产业紧密结合提供了解决路径，让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创新以人员为核心驱动方式向以数据为核心的驱动方式转变。

五是利用数字化行业平台和金融机构信用中介的重要功能，支持对企业、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及运营模式做出持续的重检和评价，适时发布产业信息、行业白皮书、行业动态信息、企业信用报告，促进并引导线下企业业务上线，促使工业企业与金融企业在互动和比较中融合发展。

第五，需求引导创新，企业是创新主体，工业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在工业企业端。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国家战略层面， 科技强则企业竞争力强，现代产业链、供应链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国家强。“两化融合”使传统产业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中实现了产业链重构、产业形态升维、核心价值再造和产业生态重塑。中国不会倚重以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和利用人口红利的方式，而是靠科技创新驱动中国未来的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紧迫的任务是满足科技产生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制度优势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才能释放出强大的能量，现在的行业管理体制仍处于自成体系之下的分治状态，自有的经营逻辑和考核标准，协调成本之大难以想象，去行政化的任务十分艰巨。现有的科研体制存在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率不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高、科技成果产值不高和在国民经济中贡献比重不高的“四不高”问题。加上先导型科研、理论科研到应用技术之间还存在软环境和硬件设施的断层与缺失，应用技术难以得到开放工业场景印证的机会，这都导致了技术迭代速度不快的后果。科技赋能工业、金融助力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强劲的新型工业化改革释放了对科技的巨大需求，为改变科研体制和金融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和破题的条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链，释放改革红利

当今世界已步入通过智力和知识创造生产力的阶段，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创新红利已成为驱动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提升中国工业在全球的竞争力，除了“两化融合”带来要素优化、整体效能提升外，需要更多的硬科技发挥作用，解决工业需求与科技供给不足的矛盾。针对原创科技创新不足、科技成果很难转化、转化质量不高和对经济贡献率不大的问题，要革新理念，打通关节，从体制上、机制上排除科研体系、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体制障碍，解决科研与产业脱节和割裂的问题，建造必要的孵化器、加速器等基础设施，用于科技成果转化。要建立金融贯通创新生态、创业生态、产业生态的全生态建设示范，在实践中不断找出问题，加以革新。

十几年前，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开始的创新创业工程化实践给我们寻找解决之道以重要启示：

理念先行：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方向上，改变科研价值观，将国家科技资源向全社会释放，开门办所，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机制，用需求与未来牵引科研计划与规划，调整人才结构激发创新活力。

体制机制探索：将研究所打造成更加开放的公共研究平台，聚集国内外优秀人才在平台上开展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实验与技术验证活动，所产出的成果都视为对国家的贡献。对研究所孵化企业的控制权界定在国有参股，去行政化，建企业但不办企业，择机退出，多做蛋糕，鼓励混合所有制和企业社会化，唯有源源活水以释放最大的活力。积极参与企业的建设，坚持“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寓监管于服务，帮企业实现规范治理，实际效果比监管审计更有效。在人才机制上，鼓励股权激励的手段，探索科技成果价值在参研人员中体现和参与分配。

建立科研成果的转化模式：探索科技与金融融合、科技与服务融合、科技与市场融合、研究机构与社会融合的“四位一体融合”转化模式。与金融深度融合，建立天使基金，在物理空间、创业服务、创业投资、创业培训等全生态上创建专注于“硬科技”的孵化器；与服务深度融合，建立创客空间、中试基地等必要的实验条件、物理设施和培训基地；与市场深度融合，由市场需求牵引科研立项与规划，与企业共建研究中心或工程院，探索科研成果转化新机制；与社会深度融合，面向社会开放，主动作为以释放科技资源。通过立足产业最前沿，了解掌握产业发展的实际技术需求和未来发展，指导部署科研规划的创新工作。同时分享科技成果产业化带来的反哺科研的资源与机会。

国家对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十分迫切。破解强大的复合型有效需求与现代相对封闭的行业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并以一条连接科研、信息、工业与金融体系新型的创新链纽带，推进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和中科院、大专院校、行业院所的双向开放。国有资本出资的行业龙头企业要发挥国有资本的功能作用，做科研成果转化的接棒人，创造必要的转化条件。在科研机构开放实验装备条件的情况下，领衔与科研机构共建中试基地、创客空间、培训基地。在工程化阶段，共建工程实验中心或工程院，开放工程应用场景，进行技术定性的验证和缩短技术更新迭代周期。科研部门全程支持技术研发，金融机构深度介入服务，专业化地联结资本市场、资金市场的资源，并把民间资本更有效地引入实体经济中发挥作用。

推动产业金融发展，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工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同功能的金融机构要全方位地介入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

新型工业化中，企业调整各种关系，在“两链”中的位置呈现了可转换的生态位，重构资源配置方向也为专业投资银行产生大量的业务机会，尤其是科技研发与转化阶段，资本市场要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大部分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缺乏对工业领域的专业服务能力，商业银行间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市场价值。商业银行提升自身价值的战略发展机遇是利用好产业数字化转型，促使自身向业务向专业化转型，在动态中重新发现、定义并跟踪服务拥有市场能力和优质资产的价值企业，将有限的资源用好，并能够将资源体系化对接新型工业化。

利用信托的独特功能、信托工具和信托产品设计的专业能力，将民间资金引入实体经济，是对信托业的本质要求。在政策调整、监管趋严的情况下，将信托业的功能引导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中，是信托公司重要的业务定位和选择方向。服务新型工业化进程给信托业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机会。

保险行业与现代工业的融合，是行业有为发展的两利安排。一是财产保险业务天然就与实体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结合，但是由于实体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保险行业与实体经济的结合一直缺乏有效的抓手，造成了财产保险行业仍然以车险为主要险种，以渠道营销为主要手段的现状。在企业财产险、责任险、农业保险等其他险种的发展上，保险深度和险种广度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二是我国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就业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负债型配置运用保险资金的方式难以支持保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险行业与现代产业结合助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从负债型向资产型的转型，推动养老金入市，为国民经济补充长期资本，加大长期资本供应，对助力经济转型和完善资本市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三是加大长期资本供应，促进内循环，创造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四是工业原创技术首台套的验证，需要对首台套保险品种的开发与介入 ，创造更多的工业验证机会，使技术定型的工作与技术迭代加快，扶持中国创造。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专业投资机构，社会资金通过私募方式融入新型工业化进程，利用其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功能作用，可以将多元资金来源进行高效配置，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通过市场约束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助于转型后企业的健康发展，对私募股权基金自身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

中信基金会支持开展的企业实践

目前，中信基金会利用科技产业化研究中心和金融研究中心的资源优势，在国家重大关切的领域，将国家智库资源与实体企业对接，积极探索研究有关实践经验，用工程实践取得的成果，加快推进融合发展的进程。

基于工业行业复杂体系的需求，原生型工业互联网公司在船舶工业行业成功地开展了工程实践，已经将离散制造的体系化技术向工业行业流程制造、连续制造领域延伸，并结合金融租赁管理工业资产的难题，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据麦肯锡的分析报告显示，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领域，建筑行业是非常传统的行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含量在全行业排名倒数。然而，我国现行发展阶段中，建筑行业的规模体量很大，就业率很高，2021年，整个行业产值为36.4万亿，行业参与者非常多，法人单位为121.8万个，从业人员达5808万。建筑行业整体生产效率偏低，去年净利润只有3.8%，与较先进的制造业差距较大，虽然行业市场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是产业技术和结构已成为发展瓶颈。由中信工程集团开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BIM掌握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以BIM 技术系统做支撑，中信集团推进建筑数字化、智能化及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完成了工程化的总体设计与第一阶段的测试。随着产业链上线企业的增多，系统也越来越成熟，对金融机构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会更加精准发力。

在农业物联网领域，中国的农业科技公司多年来致力于研发生产智能化、高性能、低成本的农业专用物联网系统和农业大数据处理应用技术，帮助农业企业将农业生产从以经验和人工为主的传统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数据决策和云平台为中心的精准管理模式，为设施农业和大田经济作物的精准化、标准化栽培管理提供低成本全程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农业环境数据的采集效率、作物栽培的大数据应用信物融合等方面，中国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以上这类公司在自己的垂直领域都具有复杂体系工程实践的背景和经验，系统性掌握着体系化的技术，专业化程度高，集成能力强，服务复杂体系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因此也给金融体系中不同业务功能的金融机构提供了系统性对接与融合发展的条件，金融机构可以借助中信基金会跨领域研究的平台，与产业研究进行对接。

（编辑  尚鸣）

什么是真正的民心？老百姓现在对民生最急难愁盼的就是医疗、教育、养老以及住房问题。要把握民心，就要重视解决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在保障民生。

三明医改争议的背后

   我这些年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三明医改，但是没想到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会去三明考察。为什么会感到惊讶？因为三明医改是争议非常大的一个医改。通常来说，我们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会去这种对改革争议非常大的地方，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去了。

   为什么三明医改的争议会这么大？原因就在于，改革实际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医改会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而如果只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就将危害大部分人的利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明考察医改时说，我非常关注你们的医改，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和担当。这就是我讲的为了人民，为了民生保障。

    我们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那么就不能不去触动少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三明医改已经快10年了。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组的会议上就大力推荐三明的经验，三明医改是破除了旧的利益格局，为了大部分人的利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三明的医改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明显的，要注意推广。

    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很多都是先在地方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十九大以后，我们成立了国家医保局，这其实也是三明经验的一个“国家版本”。随着国家医保局的成立，医保的集采现在已经是第五次了，真正为老百姓降低了许多的医疗费用以及耗材、器械等费用。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十三五”期间人均增长了一岁，这是了不得的成就。这是因为在“十三五”期间，国家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所以财政的投入是历史最高水平，医保的增加也是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我们个人卫生费用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过去的5年只降了不到一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医疗费用上升的速度其实是超过了财政投入上升的速度以及医保上升的速度。由此老百姓的获得感并不明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三明医改。最近奥运会上中国14岁天才的跳水选手全红婵得了金牌以后说，要用奖金给她母亲治病，可见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就是看病还是很贵。

    三明医改取得了什么成效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能够真正将不需要的费用给控制住。三明医改后累计药品耗材支出减少了124亿元，三明全市的人均医疗费用只有167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它的人均预期寿命是高于全国的，全国是77.3岁，三明是80岁以上。当地老百姓的满意度位于福建省的第二位。这才是真正为了人民的改革。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数据。三明在福建省属于欠发达地区，但是它的医改走在了前面。因为我国的公立医院还是实行创收制度，医院创收的钱从哪里来？无非就是从药品、耗材、医疗检查这些项目上创收，所以医疗费用一直快速上升，药品、耗材的占比很高。三明在医改之前跟全国、福建省和其他地区也是一样的，费用快速上升，药品和耗材占比都非常高。但是改革以后，它的费用上升明显下降了，医疗费用上涨控制住了。三明市的药品和耗材的占比现在大概只有不到30%。医生有了积极性。医院医务人员的平均年薪从改革前不到4万元，达到了现在人均15.57万元，这包括了护士和医院所有的工作人员。所以它的改革是为了大部分人，不是为了少部分人。另外三明的医保从过去的亏损，现在变成节余，能够正常运行。

医改的方向和方法

    可以说，三明的医改真正是为了人民的改革，为了大多数人的改革。我觉得它的改革首先是明确改革谁、谁来改。改革是改政府、改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尽管中国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效，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当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刀切地把医疗、卫生、教育等等都推向市场搞产业化所产生的弊端。三明是要通过医改把这个不合理的制度改掉。党和政府坚定的政治决心，就是明确医疗卫生应该是公益性的，政府应该有承担和管理公共产品的责任，要扭转把医疗改革推向市场、混同商品经济的做法，把基本医疗作为公共产品向人民提供。

    有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决心以后，还要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也就是说政府办医管医的机制不能像现在这样九龙治水，谁也管不了谁。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医疗、医药、医保要联动，为什么联不起来？它们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上上下下都是不同的领导。到底谁联谁？三明进行了创新，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表扬他们敢为人先，他们在医改中真正建立了政府办医管医的体制机制，形成了实体的医改领导小组，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医改领导机构，使它形成真正为人民利益而改革的一个领导机构。

    三明市的改革方法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所倡导的，就是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让“三医”联系起来，而且建立新的制度。它建立了很多配套措施，比如药品的集采，把药品销售环节中虚高的空间挤出来，让部分利益转给医院、给医生、给老百姓；通过药品耗材统一招标采购的制度，将医保费用集成起来使用，直接去支付医院的运行和医生的工资以及高质量的信息体系。它的改革的亮点就在于破旧立新。

    破旧立新并不容易，我是第一批去三明调研的，当时的省领导反对三明医改，说你们搞什么改革，你们这样要得罪药企、得罪大医生，你们是得不偿失的。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必定是要得罪少数人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三明医改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一直争议很大，所以破旧立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明医改把过去医院创收制度破除掉，让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而且是一步到位，12个县的22家公立医院同时起步，一步到位建立新的制度。

    建立了新的制度以后，核心是投入机制，管理机制尤其是分配制度也要改革，他们创新了公立医院的薪酬制度，实施全员目标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的手段，针对医生、护士、管理人员，每个不同的岗位进行精准的考核。现在的这套考核方法，就是把医生、护士和医院所有人员的绩效数字化，然后形成了一个内部的信息化市场，可以让优秀的医生优劳优得，建立一套真正符合医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这样的一个分配制度才能使医生为病人的这样一个医改目标实现可持续化。

    最近，三明在深化医改中继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健康中国”战略，建立新时代健康保障体系。他们第一步是目标明确、破旧立新，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公立医院是公益性的，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建立管理制度、投入制度、运行制度、分配制度等等。第一步把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现在一个县只有一家总医院，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去沙县考察了沙县总医院，就是县里原来的人民医院、中医院以及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包括妇幼保健院等等，全部集成为一家。这一家总医院上下联通，制度都是统一的，信息也是通畅的，实现了“八个统一”，人财物全部是统一的。医保和医院的关系就是按人头给医院打包，比如沙县30万人，这30万人的医保就打包给了这家总医院。那么卫生管理机构对医院进行考核，是不是给老百姓提供了他们需要的服务。在这样一个新的制度下，现在三明的健康共同体所有的激励机制就是去维护人民健康，促进公共卫生，做健康的宣教，去管理一些老年病人、慢性病人，让他们少得病，少得大病，节省下来的钱就是医院的。所以三明现在是患者生病越少，医院的日子越好过；也就是老百姓的健康越好，医院的日子越好过，医疗健康机制有了根本的改变。而全国一般情况还是病人越多医院的日子越好过，因为他们还是要靠病人来进行创收。三明的医院节余也是大幅度提升，去年节余了近5亿元，原因就是医院转变了机制。

改革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从三明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为了人民的改革和民生的保障，它必须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以及组织路线、群众路线这一系列正确路线保障下，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体现，建立保障人民健康这样一个新的体制机制，真正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

所以，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三明时说，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们在三明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从生到死、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这既是社会主义软实力的体现，也是我们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

（编辑  季节）

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关于怎样实现好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实现“统分结合”与壮大集体经济的问题突显出来。这是具有政治性和综合性的问题，值得关注。

实现乡村振兴，要改变“分”强“统”弱的状态

当前，乡村振兴的难点在于“统”。需要根据习近平新发展理念，赋予“统”和“统分结合”新的意涵，破解农村改革中“分”强“统”弱的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基本制度的要求，但自农村改革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好。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人大参加江苏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 在乡村振兴中，怎样加强“统”和实现“统分结合”的问题就更为突出了。

对乡村振兴中怎样实现“统”，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种认识。狭义的只限于经济层面，以效率为出发点，所强调的“统”是在“分”的基础上农户通过专业合作社的联合，以实现生产的适度规模化和现代化。[3]

广义的认识认为：按照中央关于乡村振兴20字的总目标，“统”不只是指产业兴旺，在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生态保护，以及防灾救灾等方面，都需要发挥村级组织“统”的功能。所谓“统”，是指基层党组织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包括壮大集体经济）、开展政治（村民自治、法治和德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这样对“统分结合”的理解，既体现了农村基本经营体制，也反映了乡村振兴中农村基本制度的新内涵，是当下农村工作中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分”的改革是指长期坚持家庭承包制，以调动和保护农户的积极性。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缺乏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很难看到长远的、共同的利益，也很难统一到乡村振兴的方向上，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仅靠把集体土地的“三权分置”、靠把农民家庭承包权的物权化、靠高度分散的市场竞争机制配置农业资源，是实现不了乡村振兴的。乡村振兴的“魂”，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从而有效地发挥好主体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振兴离不开党领导下的“统”，在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才有条件按照中央关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落实“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目标。乡村振兴是从更高的层次和更丰富的内容提出了“统分结合”的要求。在已经明确了长期坚持家庭承包制的条件下，能否实现“统”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能否实现好乡村振兴的关键。

党的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在乡村振兴中，要把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建立“统分结合”在体制上贯通起来，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落实在这个基础上。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实现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要求村级党组织“讨论和决定本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要求“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要求“巩固发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组织发展乡村致富产业，推动农民就业创业”；要求“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求“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应当交叉任职。”[4] 这些内容都体现了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要求，但在落实中往往遇到困难，成为乡村振兴中的难点。其原因在于：

1、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产业的经营是分散的，基层党组织缺乏通过抓产业兴旺来统领“五位一体”建设的抓手。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后，建立了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但多数集体经济组织因体制机制缺乏活力，缺乏经营性资源，集体经济仍然十分薄弱，没能起到“发挥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功能作用”[5]。

2、《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由农户自愿组成，自主经营，是互助性经济组织，并不要求必须由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承担壮大集体经济的功能，也不负有扶贫带弱的责任。中央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经济建设的领导与办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基层工作中往往成为“两张皮”，没能在体制机制上统一起来。

3、村级党组织要承担起“巩固发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组织发展乡村致富产业，推动农民就业创业”和“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责任，就必须要有组织群众共同发展的平台，创建一种新的合作经济的模式，这样才能承担起农村经济中家庭承包户、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大户、非公企业所不能承担的职能。

正因为如此，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近年来多地在实践中的创新。其中贵州毕节的做法比较系统，具有典型性：

村党组织必须领办专业生产合作社，书记任理事长，两委成员交叉任职，鼓励以土地经营权、资金、林权等入股；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的集体资源资产、财政扶持资金、其他帮扶资金入集体股，占比达20%；合作社成员以农民为主，其中本村村民不低于村民总数的10%，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扶贫政策资金、土地经营权等入社，鼓励大户、企业入社，但占股比例不超过10%。这样，确保了合作社由党支部领办、农民为主体、集体股占20%比例，为防止返贫，原贫困人口全部入社，大户企业参股但不控股，形成“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的模式。对合作社的收益分配，规定净收入70%按股分红（村集体经济按股可分得14%的合作社收入），20%作为合作社的积累和风险基金，10%作为经营者的奖励。这样，通过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在带领群众“抱团走市场”的同时，也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贫困户。

从毕节的实践来看，只要市、县、乡镇党委高度重视，精心指导，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就可以办起来，能组织群众更好地对接政策与科技，对接市场，有利于实现产业兴旺。

在“分”的改革基础上，通过村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为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表现为党组织宣传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大大增加，说话有人听，带头有人跟，分散的群众感到有了奔头；集体经济的增收使村内各项公共建设更容易开展，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迸发。这样，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成为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完善“统分结合”、壮大集体经济的突破口，同时也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促进了农村县、乡、村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

加强认识，理顺体制，制定专项政策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国长期实行的方针。但是在农村改革中，长期实行家庭承包制、充分利用非公经济发展农业的要求落实得比较充分，而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还存在不足，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局面还没有根本的改变。很显然，这种状况不利于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不利于实现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也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

在长期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条件下，壮大集体经济需要做到有人负责、有主体经营、有资源可用、能持续发展、有制度可执行，几个方面缺一不可。虽然中共中央《关于稳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功能、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明确了党支部负有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责任，但在实践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村庄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中，活劳动（投工）能不能折股入社？怎样处理集体股份合作社发展与扶贫帮困之间的关系？在与非公经济的合作中，怎样确保党的领导与集体经济的主体性？在发展集体经济中怎样既防止村干部贪腐，又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有权对承包户抛荒的耕地进行复耕？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在体制机制层面得到解决。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需要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体制机制。

要改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力的状态，也需要专项政策。比如，党支部领办的集体合作社年初就必须支付流转农民的土地流转费、购买生产资料，但合作社普遍缺流动资金，申请贷款又没有抵押物。建议借鉴脱贫攻坚中小额扶贫贷款的经验，对党支部领办的集体合作社提供专项贴息贷款，支持其发展。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关键在干部。目前，村级组织运转主要靠财政转移支付。受财力限制，村级干部的职数配置很少，如贵州村干部编制，是小村3名大村4名，要管好党务、村务，又要领办集体合作社，承担发展集体经济的责任，村干部的力量就显不足。从长远看，村级干部的职数、待遇要与集体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要把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固、把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育、培、用、管建立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综合起来看，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在长期实行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实行“统分结合”，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既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又相互联系，已有的农村改革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

（编辑  碣石）

现代化是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告别传统社会的一场最伟大变革，它不仅实现了科学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跃迁、现代经济的累积性增长，而且实现了思想革命、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经典路径使英国与其跟随者成为现代化国家，但是后发国家仅靠移植先发国家的制度和模式却充满了曲折、挫败、血腥和动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启，先后经历了西方技术和制度的移植、苏联模式的学习和效仿，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艰辛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的道路没有唯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

十四、十五世纪，西欧一些地区从封建分裂状态走出，形成了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为西欧开启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18世纪英国出现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向工业文明，也带来现代化对全球的冲击。到20世纪，现代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它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利用科学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而且是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这种新型文明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转型，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价值、思想等全方位的转型。

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

现代化只有先行者和后来者，先行者输出他们的模式，后来者往往会学习、模仿先行者的模式、道路。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现代化往往被人们等同于西化，由此造成许多后来者的现代化道路遭受挫折。现代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他们设定了一套“现代化”的标准，将符合这些标准的标明为“现代”，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划归“传统”。以这些标准判断，只有西方社会是“现代”的，其他国家都是“传统”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只有按西方标准发展和改革才算是“现代化”，现代化更是被打上很强的意识形态标签。

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和道路

由于文化和历史传统不同，时空与环境条件不同，思想方法和解决方案不同，现代化在各国、各地区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道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速率和模式基本由国内外多种因素和影响所决定。既有其独具的历史背景，依靠循序渐进地转变各种本土因素，也有外来因素对后发追赶者产生重大影响，加速改变本土因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它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本土文化与历史会影响现代化道路，但相同的文化和历史也可能形成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则可能走上相似的道路。没有哪一种“模式”绝对正确或绝对“好”，也没有哪一条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扩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真正开启了这个古老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1945年党的七大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的建设目标是将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通过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奠定生产力基础和物质基础；第二步，社会主义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各项条件具备之后，通过互助合作、集体化等途径实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跃迁。

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准备用几个五年计划，将中国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将科学文化纳入现代化的内涵，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方案：“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现代化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其二是全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三是“小康”。为此我们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协调与科学发展的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取得显著进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现代化的内涵更加全面且目标更高。其一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不仅强调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而且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其二是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重申：“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逐渐凸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一是“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其三是坚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重申：“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新情况做出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自此，社会主义现代化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内容。一是提出“四化同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二是提出现代文明形态。将生态文明建设连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通过体制建构和不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一个后来者的现代化赶超。

以新民主主义制度促进农业国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将近代中国的危机归结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就必须“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1939年12月，毛泽东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前后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建立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土地改革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引导农民逐步向合作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等。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选择与建构，我国破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积累了经济结构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以此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建立奠定物质基础和条件，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国家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走自己的路、以“四个现代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选择了重工业导向的国家工业化和加快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一是通过“三大改造”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于1953年12月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年，我国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拔除了几千年支撑乡土中国的制度根基，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为了尽快获取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取缔商品和市场，制定国家计划；实行农业集体化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推动国家工业化提供了体制基础。

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大幕，开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框架。其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市场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七大提出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三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调动了各方面、各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市场和政府关系两个基本问题做了多方面改革，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推进“五大文明”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认识和利用自己的特殊性抵达现代化彼岸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作用

国家能力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以其非凡的组织和领导特性充当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一是独特的价值理念。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使命感，使中国共产党在充满荆棘的现代化征程中，克服难以想象的风险、挑战，改变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其二是独特的组织力。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组织程序和甄别机制将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吸纳进党内，靠独特的选人和培养机制为这些成员成长和能力施展提供空间。与西方竞选政党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和发展谋局中的核心地位。如何保证党在决策中的科学性和“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组织优势的关键。其三是卓越的领导力。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纲领、道路、路线方针政策，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了人民，保证组织的方向定位、凝聚力和先进性，从而保持和增进推动现代化的领导力。

基于超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国情

影响一国现代化成败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国情。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涵养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超大人口规模基本国情下的国家转型，如何在正视基本国情下摆脱人地关系过重的乡土黏度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为繁难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农民问题放在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位置，尤其是将土地问题放在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地位。同时，不断增加农业农村在国家投入中的比重，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解决农民就业、社保、医疗、养老问题，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党利用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谋发展，努力摆脱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中国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着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断赋予农民城市权利，促进农民的市民化，推动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型。

走自己的路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简单移植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和模式无法顺利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寻路、探路和筑路的历程，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革命多次遭遇“左倾”或者“右倾”的主观主义。1927年8月后，中国革命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走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一条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怎样领导国家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而艰巨的任务。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苏联模式的弊病和问题也逐渐显露，这加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程，从“以苏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独特性，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物质基础。“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洞察和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准确判断中国国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把握新发展格局，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也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革命时期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赢得人民取得了政权。建设时期依靠农民提供的积累和城市居民的低工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改革时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可以说，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主体，中国式现代化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后，中国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破解新征程中面临的几个现代化难题：

1.如何真正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往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目标和归宿，由此导致农业现代化的滞后和农民问题的无解。在新征程中，我们提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就是要避免现代化的结构失衡困境。

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或将污染转嫁他人的老路，而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们还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更加注重价值观、文化软实力和人的精神追求。

2.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所有现代化国家面对的重大挑战，也是我们在现代化新征程中面对的最大难题。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我们追求共同富裕，当然不能搞以牺牲最大多数劳动者积极性为代价的平均主义，不能搞损害人民财产和财富积累预期的再分配，不能“一刀切”地把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收入和财产拉平，不能搞不切实际地追求地区之间的齐步走。我们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其一是“富裕”，即实现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其二是“共同”，即不平等程度显著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和财产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3.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建成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根据本国的特点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任何一个国家要成为现代化国家，都必须解决好国家公共权力的制度化问题。在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建构。

（编辑  季节）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也正处于科技大爆发对现有社会体制带来颠覆性冲击的文明蜕变前夕。旧的观念规范与体制出现运作失灵和不胜负荷的疲乏与凋零迹象，新的思维、秩序与模式处于激荡、探索与酝酿阶段，尚未破茧而出。

      全球经济与社会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与人类社会正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化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2016年开始，西方社会反全球化运动与排外民粹主义风起云涌，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对自由贸易与经济开放的社会共识已经全面松动。过去30多年高速前进的全球化即将出现逆转。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全球产业供应链缺乏应对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助长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声浪，更让全球经济瞬间跌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急剧的衰退，让有些观察家担心，这场庚子年的大瘟疫将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二战后，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之前景高度不确定。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的战后多边主义基础不断被侵蚀，特朗普主政下美国外交政策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美国向中国与欧盟发起贸易战，压榨弱小贸易伙伴，公然践踏世贸组织权威，并抛弃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不惜让美国过去带头构建的许多国际多边体制失灵或陷入瘫痪。拜登的外交团队虽然修正了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倾向，但依然刻意忽视联合国体制的职能，试图串联少数西方国家来片面制定所谓的“规则”并强加于人，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早已多元化的现实视若无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对抗严重的经济衰退而纷纷采取“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带头滥发货币，导致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埋下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重磅引患。

第三，中美关系的前景高度不确定。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鹰派人士逐步推升与中国及俄罗斯的战略对抗，已经在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全面对抗“中国威胁”的麦卡锡主义风潮。民粹政治人物不断鼓噪，摆出不惜对中国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决心。拜登上台后仍持续推进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围堵政策，升高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加速在太平洋地区的针对性军事部署，不断在涉台、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刻意挑衅，甚至为了掩盖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而企图编织“武汉实验室病毒外泄”的谎言嫁祸中国。这让很多国际关系学者高度担忧，如果中美之间战略摩擦与对抗快速升级，双边关系将陷入传统国际政治霸权争斗的零和游戏之中，不但会严重冲击全球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会将世界经济推向全面裂解的深渊。

第四，中国在建构后西方世界秩序中的角色与担当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正以更大的力度要求改革全球治理机制，提出追求更民主、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新经济秩序的目标。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开辟新路径与注入新动力，并积极创建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与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协调平台，以深化南南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这些正面发展激起了广大非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秩序重构的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也引来西方国家的疑虑、抗拒与抵制，毕竟西方国家早已将自己居于世界秩序的核心，并将掌控“普世价值标准”的话语权视为天经地义。西方国家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尽管对自己体制优越性的信心已经动摇，也不再提倡“历史终结论”，但尚未有与非西方新兴国家平起平坐的心理准备，更谈不上迎接多元文明而愿意彼此尊重并相互借鉴。所以，西方政治精英将中国所展现的制度自信与全球治理改革倡议，视为对西方核心利益的挑战与威胁，并刻意把中国展现的新型软实力扭曲为“锐实力”。而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早已养成严重心理依赖或利益依附需求的社会精英，盲目跟随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调门起舞。

第五，关于人类社会如何驾驭科技革命的巨大潜力充满不确定性。量子物理、人工智能、物联网、绿色能源与生命科学等科技前沿领域正处于革命性突破和大爆发的前夕，新科技将对现有的社会结构、物质供需关系以及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与交换模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涉及极为复杂的利益协调与分配、基本权利重新设定、社会分工模式变革，以及道德风险管控等制度创新议题。科技大爆发也带来了棘手的社会变革路径选择难题。

人类社会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被零和游戏思维主导的传统大国博弈不断激化而导致历史悲剧重演，因缺乏对文化多样性包容的文明冲突而陷入四分五裂。

       对全球战略变化趋势的五个基本判断 

尽管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趋险恶，但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我对全球战略格局变化趋势与中国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五个基本判断。

第一，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人类历史回归多元文明并举的常态。处于全球秩序重组的历史分水岭，中国的角色极为关键。

第二，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足，已经在世界各地创造了众多的利益攸关者，还有更多的潜在利益攸关者期待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反全球化运动主要集中爆发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全球化的融合能量远大于裂解能量。

美国过去30多年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全球化的路径与规则需要调整，必须与包容性增长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有机的联结。经济高度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国际多边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才能维持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新冠病毒导致的严重经济与社会冲击，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各国社会风险管理体制均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急需构建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来有效应对大流行病的风险。过去长期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僵固老化，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才能纾解反全球化的社会压力，并有效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流行性疾病、人口爆炸、贫富悬殊等生存发展挑战。

第三，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有机会进行一场良性竞争，竞争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哪种体制可以在21世纪科技创新竞赛中领先，也在于哪一种模式可以更灵活地掌握科技创新带来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机遇。

第四，美国背离多边主义，必然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难题，尤其不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与新冠病毒危机等全球议题的国际合作。不过，美国已不再能主导全球经济体系运作的游戏规则，这可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转型带来契机。

全球社会正迫切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建立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经济交换与合作模式，建立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贸易、货币与金融体制，一个更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全球公共舆论场域，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社会和平共处规范。亚洲国家可以构建更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退可以应付全球化裂解的风险，进可以审时度势积极把握参与全球秩序改造的历史机遇。

第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规则的修正，提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公共资产)，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以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响应。美国政府所展现的激进单边主义及“超级流氓大国”行径，最终必将被国际社会多数国家唾弃，美国对中国发起经济围堵与科技封锁最终必然导致美国作茧自缚。中国担负新兴大国全球责任与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最高指导思想应该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是源于中国数千年文化传承与智慧之积累。这既是中华民族向往的地球上多元文明和睦共处、互助合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伟大复兴并再度屹立于先进文明之林的初衷。

反全球化政治浪潮全面来袭

“特朗普革命”震撼西方

特朗普刮起的政治旋风完全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他冲撞了美国社会所有的主流价值标准，也搅乱了传统划分左右政治版图的坐标。

特朗普从根本上质疑美国过去70年来所构建的自由化国际秩序，他并不信奉这个秩序的两大主轴——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他反对根据民主、人权、多元这些价值标准来区分敌友与亲疏；他的广大支持者更深信，过去美国大力推进的经济自由化与开放贸易体系是导致美国产业空洞化以及劳工与中产阶级贫困化的元凶。

特朗普要重新设定美国的国际角色，而且相信这样做就像把计算机关机后重新启动一样容易。在他眼里，所有美国过去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长期信守的政策承诺以及一手创建的多边合作体制，都可以推翻重来，一切都要重新评估是否符合当前美国经济利益与国内政治需要。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居然底线飘移、框架模糊，没有信念准则，而且还向世界摆明：从此美国要给得更少却拿得更多。他还把自己随时可以重新设定游戏规则的这种任性与霸道，当作吓唬对手、买空卖空的筹码来运用。

西方需要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

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莱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2017年，他在政治学会年会的主题演讲中，特别针对特朗普主张的“美国优先”政策如何损害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提出他的分析。他的重要结论之一是，美国要重振其国际领导地位，必须先从修补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内社会支持开始，而处方就是重建“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又称“内嵌自由主义”）。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之前，有将近40年时间，西方政治精英都牢牢记取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危机反复出现的历史教训，并强烈感受到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对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威胁——必须设法维持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和谐，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当时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采用高累进所得税与资本利得税，并通过社会福利措施与财政转移支付来平衡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结果。政府对劳动市场进行干预，制定严格的劳动标准与受雇者权利，并保障工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国家设置了各种市场监管机制，保护消费大众，节制托拉斯与不公平交易，并对公共事业普遍采取国营政策。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的运行在西方国家受到层层节制，经济自由主义被镶嵌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层层框架里，所以被称为“镶嵌式自由主义”。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时，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经济秩序安排。西方国家逐步建立了有助于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增长的多边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俗称美元本位制)扬弃了缺乏弹性的黄金本位货币秩序，而实行以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以美元与黄金维持固定兑换率为锚定。各国货币则对美元长期维持固定汇率，同时实施资本管制与外汇管制，严格控制汇率的波动，更不允许外汇的投机性交易。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美国带头逐步推动多边关税减让，实施有序的贸易自由化。当时，GATT框架下国际贸易规范允许各国保留足够的防卫措施与调节工具，以缓冲自由贸易与跨境投资对本国的冲击。在很长时期内，西方主要贸易大国有共识，必须将敏感的产业(例如农业)排除在贸易自由化目标之外。战后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仅仅是在货物贸易的范畴内推行自由化目标。所有国家都在实施某种程度的外汇管制，根本不允许热钱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流动。这些措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限制并大幅削弱资本家操纵资本的自由移动，增强劳工阶级与资本家的谈判筹码，企业主不得不与劳工阶级及中产阶级达成妥协，从而奠定了战后西方社会福利国家体制的政治基础。

但是在过去30多年，从撒切尔与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开始，“小政府大市场”的神话成为主流经济思潮。各国政府都在解除管制、减少干预，以及全盘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在快速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把许多战后实行的保护与平衡措施进行逐一拆解。国有资本全面退场，并逐一取消各种税制的累进原则，也取消了对资本跨境移动的限制，让资本获得了在全球追逐最大回报的最大自由。劳工阶级不可避免地普遍失去与资本家谈判的筹码，政府的财政基础普遍恶化，社会福利体制不断被削弱，社会弱势群体被迫裸露在市场力量无情的支配下，直接承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与金融波动，最终导致跨国资本的支配力量凌驾于国家与社会之上，金融资本的投机需求凌驾于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之上。具有全球垄断地位的超级巨型跨国企业可以绕过国家而直接制定新的经济游戏规则，“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逐渐花果凋零，只有少数北欧国家还勉强维持其基本骨架。

如今，莱克提倡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诚可谓知易行难，因为资本家早已没有祖国，并将自己享有的跨境自由移动、支配政策的权力、低税环境与避税机会，以及各种投资优惠条件，视为理所当然。西方国家除非经历更严峻的经济危机与更劲爆的社会冲突，才有可能重新启动“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

高边际税率曾经是历史主流

里根上台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就一路调降，从70%降到50%，克林顿时期又降到40%。企业所得税也是一路调降，从50%降到35%，特朗普上台后，又大幅降到21%。经过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大多数发达国家现行的最高边际税率所得税收都已经远低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财政基础。国家已经没有能力维持社会晋升体系的公平，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教育与基础科研投资，没有能力更新陈旧的基础设施，没有能力协助经济弱势群体维持起码的消费能力。

如今，资本可以快速自由移动，跨国企业与富豪阶层更可以把利润、所得或利得，通过会计手法在边际税率最低的国家进行申报，或把大量现金与财富隐藏在“避税天堂”，所有国家都被迫竞相减税。只要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继续维持很低的边际税率，就会让那些想要维持高边际税率的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因为它们很难阻止资本外逃，因此，北欧国家也不得不将最高边际税率调降到50%左右。

残酷无情的事实是，只要跨国企业与全球富豪阶层可以继续支配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以及维持过去30多年所实施的对资本高度友善的财税政策，他们就可以迫使许多欧洲国家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会让中国在追求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遇到不少险阻。美国女议员科特兹想要推行税制改革，就等于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太岁头上动土。

所得分配恶化改写百年记录

“镶嵌式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不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年代，也是历史记忆所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分配最为平均的年代，而且两者相辅相成。因出版《21世纪资本论》而一夕成名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数据。皮凯蒂所领导的巴黎经济学院研究团队根据联邦政府的税务档案以及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构建了美国家庭所得与财富分配数据库，有些数据可以回溯一百多年，统计数值序列几乎横跨一百年，从一战结束后一直到2010年。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桑德斯几乎可以阻断希拉里通往总统之路，特朗普可以半路杀出截断希拉里的总统美梦。

皮凯蒂的研究呈现三个重要历史性事实：

第一，在经济大萧条前夕，出现了急剧的所得的分配两极化，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了将近一半的总收入。这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基础，因为中产阶级和劳工失去了消费能力，就会导致总体需求不足，而富豪阶层累积大量财富就会推升资产价格，最后因股市泡沫破裂而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这一趋势在战后得以彻底扭转。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改为采用激进的所得再分配政策，二战期间，又实施全面经济管制，还有很多资本在战争中被摧毁，因此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得以重新洗牌；二战后，各国都实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10%的最高所得者分配到接近1/3的总所得，而其余90%的人可以占到总收入的65%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而且这种分配比例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也正好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稳定的所得分配比例代表着劳工与中产阶级可以等比例地分享经济成长果实。

第三，自从里根开启了新自由主义之后，各种保障劳工与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与体制逐步被削弱，于是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开始重演。10%的最高所得家庭占有的分配收入不断上升，而其余的90%则不断下降，到2010年，前者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所得分配悬殊的程度甚至超过“咆哮的二十年代” (Roaring Twenties)。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经济大萧条爆发前夕西方国家持续经济繁荣的时期，这10年在欧洲被称为“疯狂年月”。这是金融财富快速膨胀的时代，也是美国经济规模明显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龙头并迈向顶峰的年代；这是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再度盛行的年代，也是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化走向极端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美国出现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这个时代也因华尔街股市一夕崩盘而刹那画上句号。

如果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崩盘进行比对会发现，两者有高度雷同之处。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美国经济急速萎缩，美国国会通过了空前强烈的贸易保护措施，其结果是迅速点燃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大战，世界贸易规模急速萎缩，经济大萧条向全球蔓延，在经济全面崩溃与社会秩序濒临解体之际，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法西斯政权趁势而起。

如今，世界经济尚未完全摆脱2008—2009年世界经济大衰退的阴霾，排外民粹政治运动在西方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主体制的合法性遭遇严重挑战；特朗普上台后开始拆解全球经济合作体制，把WTO贸易规则踩在脚下，不惜挑起贸易大战，让人不由得担心20世纪30年代世界动荡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新自由主义革命与超级全球化

“镶嵌式自由主义”：战后秩序重建的基石

在战后头35年，“镶嵌式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体制，是因为有特殊的历史条件。

首先，在西方国家经历经济大萧条并吸取惨痛教训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彻底抛弃。而主张政府积极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与从需求侧选择性干预价格形成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成为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观经济思想。

其次，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都迫使资本家与劳工和中产阶级进行妥协。漫长的经济萧条和战争损毁，资本家所拥有的投资、定价和雇佣等自主权都被经济管制、物价控制、资源征用和实物配给等战争动员体制替代。在战后复原与重建过程中，资本家必须适应国家经济管制权力，所以，“镶嵌式自由主义”继承了这些既存的历史条件。

同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还面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资本家必须与劳动阶级达成政治妥协。资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监管、反托拉斯主义、劳动基准立法、金融国有化、高级距的累进税制，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机制，抑制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倾向，修正了资本拥有者与出售劳动者在市场中进行不对等交换所必然导致的财富与所得分配两极化倾向，并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与金融压抑大幅削弱资本家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因为资本无法自由跨境移动追求最大利润回报，反而维持了阶级间权利关系的长期平衡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镶嵌式自由主义”为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和国家主导的补偿与扶助机制，让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潜在利益受损者得到适当的救助与保护；同时，教育、培训、医疗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普及的公共服务，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与发掘新的市场机会。“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让有利于西方经济快速重建与振兴的开放贸易体系得以确立。

实际负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两位灵魂人物，一位是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一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助理怀特。他们都认识到要深刻记取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教训。

第一，必须扬弃加诸各国桎梏的金本位货币体系，这套国际收支强制性平衡机制(美其名曰“市场自动调节”)，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更大幅度震荡，而且剥夺各国政府的逆周期经济调控能力。

第二，要有效引导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货币竞相贬值的重商主义手段，构建全新多边合作体制，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维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并以金融互助机制来协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失衡的难关；同时，推进更有效率的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谈判与协议，让各国同步减让关税与开放市场，并设置专门国际机构，负责督导各国履行贸易自由化承诺与调解贸易争端。

第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固定汇率制度，可以为各国战后经济重建提供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有助于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而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对资本跨国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

第四，西方国家已经无法维持帝国体系下与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必须通过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来重设西方国家与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的垂直分工和经济交换关系，而“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在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福利国家体制）的积极妥协、需求侧的国家干预角色、金融监管与资本管制，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四者结合为有机的整体，为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新闻舆论机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新华社的历史乃一部战斗的历史，血与火写就的光辉历史。

新华社的历史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一样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惟一的国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领导的新闻机构，担负着代表国家发布新闻的职责，是中国权威的“消息总汇”。[1]素有“国家一支笔”美誉的新华社是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红色苏区荜路蓝缕创办的重要宣传舆论机构，始终坚持党指引的方向、党性原则和政治家办社，与党和人民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九十载与人民同心砥砺奋进，与时代同行铸就辉煌。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指示新华社：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新华社建社85周年的贺信中说：“新华社是我们党创办和领导的新闻舆论机构，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

常言道“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回顾新华社的创建史，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不能不提：第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为满足宣传上的需要，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 “红中社”）同日宣告成立，并以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呼号播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11月7日晚上，使用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公秉藩的100瓦指挥电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无线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震撼人心的特大新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节于江西正式成立了。”第二，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中央决定将其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博古（秦邦宪）任新华社社长。[2]

150余位新华人为党的新闻事业献出生命

90年来，先后有150多位新华人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英勇捐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50余位红色记者乃新华人的楷模，在中国新闻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他们集中体现了不怕困难和牺牲的斗争精神，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真理的崇高理想，勿忘人民的深厚情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开拓创新的永恒追求。不怕牺牲、对党忠诚、坚持真理、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这24个字就是新华社的红色基因。

 “不惜牺牲一切”的斗争精神

新华人即是革命战争的报道员，亦为冲锋在前的战斗员。新华社烈士的光荣业绩和献身精神系一部永载史册、用生命与鲜血铸成的史诗，当为新华人永远的指路明灯。

1939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何云在太行山区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时，为了减小目标，时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的何云带领几位同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村。28日黎明，在大羊角附近的山坡上隐蔽时，被搜山的敌人发现。何云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从1942年5月25日始至6月2日，40多名新闻战士在日军“扫荡”中英勇牺牲，年龄最小的魏文天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勤务员，牺牲时只有13岁；年龄最大的炊事员牟忠衡，牺牲时50岁；青年诗人高咏，年仅22岁；报社二队队长、负责出版印刷的董自托，32岁；30岁的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纵身跳下万丈悬崖，与出生仅3个多月的儿子永别；和黄君珏一起藏身山洞的两名女同事被凶残的日军用刺刀挑杀，其中包括16岁的译电员王健。40多位新华英烈用鲜血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3]当时《新华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陈克寒带着10名记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围并随军采访，一路冲了出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红中社早期负责人瞿秋白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1934年2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兼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首府），他每天都要为红中社写稿审稿，忙到深夜；其文党性原则强，通俗易懂，既有针对性又有指导性。《红色中华》报不定时增出党的生活版、苏维埃建设版、文艺综合版等，丰富了报道内容。发行量最多时逾四万份。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红区各地工作经验，鼓舞苏区人民斗志方面，起到积极作用。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因病留在苏区。1935年1月，形势越来越危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分局决定突围。瞿秋白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编完最后一期《红色中华》报，才向福建方向转移。是年2月24日瞿秋白一行行至长汀县濯田区露潭小迳村时，遭遇地方反动武装，不幸被俘，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身份。[4]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对瞿秋白威胁利诱以劝降，都被他严词拒绝，蒋介石遂下令枪决。6月18日，身穿中式对襟衫、抵膝布短裤，脚穿一双黑线袜和黑布鞋，面带微笑的瞿秋白用俄语一路高唱《国际歌》、《红军歌》，在长汀罗汉岭的一处草坪前盘腿席地而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令英勇就义，生命定格在了短暂的36岁。毛泽东说：“（瞿秋白）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回望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从茅屋通讯社、窑洞通讯社到马背通讯社——新华社牺牲了139位同志。全球传播史之维度回首，没有一家媒体似新华烈士这般前仆后继，在艰苦创业、充满艰险中献出过如此之多宝贵的生命！

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

“树之茂盛靠根深，人之忠诚靠铸魂。”信仰、信念、信心——温暖而坚定的力量，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只要拥有它们，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9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新华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忘我奋斗，矢志不渝。

新华社担负着“喉舌”“耳目”的神圣职责，屡经坎坷饱受考验。“新华英烈第一人”——《红色中华》报首任主笔周以栗1924年入党，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之一，他曾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31年，《红色中华》报创刊时，毛泽东亲自点将，周以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为首任主笔兼红中社负责人。红中社创办初期，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并过问有关工作。王观澜回忆：“毛泽东同志从开始就很关心红色中华社的工作，他很信任周以栗，通过周以栗来领导报社工作。”《红色中华》最初的报头，是周以栗写的。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红中社将抄收到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以及中央社发的其他消息，编印成参考材料分发。此乃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参考消息》。《红色中华》报头几期，栏目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活泼。国内许多地方都能收到红中社发出的新闻，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1934年11月的一天夜里，周以栗遭敌人包围被残杀于血泊中，牺牲时年仅37岁。[5]

新华社苏中分社女记者叶邦瑾，是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她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江苏如皋坚持进行抗日斗争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组织调20岁的叶邦瑾到新华社苏中分社一支社当战地记者。当时柴湾西部的复兴乡三联村反动势力猖獗，土改工作不能开展，上半年的征粮任务拖到下半年仍没有完成。叶邦瑾和胡义昌、杨忠志组成“西挺组”，进驻三联村，她善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工作有魄力，圆满完成了征粮、土改等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制订了抓捕叶邦瑾的计划。1946年8月9日傍晚，叶邦瑾、胡义昌正在开群众会，被叛徒告密，敌自卫队分三路扑来。叶邦瑾沉着地组织群众安全撤离，自己和陈文龙被四面包围过来的敌人逮捕，敌人对她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她。

归侨记者仓夷烈士是福建福清人，“七七事变”后，仓夷怀着一颗爱国心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1939年春赴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救国报》任记者，次年冬在该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初，仓夷调至晋察冀日报社、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编辑《实话报》。他满怀革命激情写成四万字的报告文学《纪念连》，邓拓审定后全文发表，轰动晋察冀边区。“边区优秀的人民记者”——仓夷以笔做刀枪，揭露批判敌人的残暴罪行；歌颂抗日军民的光辉业绩。[6]1946年1月，他被调往北平任新华社北平分社、北平《解放》报记者，8月奉派调查“安平事件”时，因误乘国民党的飞机，在大同郊外被反动特务暗杀。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说：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他强调指出：要为真理而奋斗，没有献身真理的精神，没有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和毅力是办不到的。[7]

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博古曾两度担任新华社社长。第一次是1937年1月，博古任新华社社长，直至3月廖承志主持新华社工作。第二次是1941年11月向仲华调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兼任新华社社长，至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博古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他是新中国成立前任职时间最长的新华社社长。博古对新华社的具体领导，主要集中在他第二次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这一时期，在博古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吴文焘的领导下，新华社在业务建设方面取得不少突破性的进展，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进行整顿与指导，促使各根据地分社建设走上健全发展轨道。第二，统一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字新闻广播，创立新华社英文广播，加强对外宣传报道，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恢复播音。第三，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初步形成了遍布各解放区的新闻通讯网，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发布。[8]第四，一些主要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能够基本上全部抄收完毕，新华社的通信技术得到显著发展。第五，要求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以抓作风改文风，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带出了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博古经常告诫同志们：办报、办通讯社，要随时准确地了解时局的动向。他多次强调，干部不但要精通业务，而且要加强在政治上的进步和修养。博古始终将党的新闻事业视为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新闻事业看成“全党的大事”。在博古的严格要求下，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在延安的窑洞里迅速成长起来，这支生力军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1947年3月2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沉痛地播发了一条消息：“华中新华社特派记者，阿英的公子钱毅，最近不幸为敌人所掳英勇牺牲。今年二十三虚岁，中共正式党员。”爱好文艺与戏剧的钱毅烈士是文学家钱杏邨的长子。1947年3月2日，他作为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在苏北淮安县石塘区采访时被俘。当天下午敌团长出马，摆出各种刑具恐吓、威胁钱毅，要他“自新”，“宁可枪毙，决不‘自新’”。钱毅坚定地回答。几天后他惨遭敌人杀害。陈毅深沉而悲痛地对钱杏邨说：“钱毅死得很可惜，你要好好地收集钱毅的遗文替他编本集子，好好纪念他。”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无限惋惜地说：“像钱毅这样的大众化的人才，华中只有几个，死得太可惜！ ”新四军六师师长黄克诚为钱毅挥笔题词：“威武不能屈，临难不苟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勿忘人民的深厚情怀

曾有一家地市报的记者问穆青：“记者怎样才能尽快成才？”穆青答曰，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是没有捷径的，亦无什么秘诀可言。穆青为这位记者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之中。1982年4月出任新华社社长、1991年12月卸任的穆青常言：要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把人民的疾苦、人民的欢乐、人民的要求放在心上，满腔热情深入到群众中去，主动关心人民冷暖。[9]“写一个、活一个、响一个”是人们对穆青人物通讯的普遍评价。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自己对人民用情至深。“勿忘人民”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来说，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涉及世界观问题。大量好新闻正是来自人民之中，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永远来自“第一现场”与“即景”。新闻实践中一个关键基点就是“勿忘人民”，即想着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心系人民、讴歌人民，发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勤奋工作、甘于奉献，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1947年9月7日，在鲁西南沙土集歼灭蒋介石军队整编第57师战斗中牺牲的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记者宋大可，就是一位作风踏实朴素、尊重部队干部战士、深入连队博得指战员爱戴的前线记者。部队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把自己的铅笔、木刻刀、照相机等所有的文化利器，统统都用来为部队和士兵服务，出色地完成军事宣传的任务。每次战斗，宋大可都深入到最前线采访。他说：“不到前沿，我怎么能拍到实战的照片呢？”[10]这句话不禁让人忆起世界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战士们把宋大可称为“宋大哥”，并以“叫宋大哥登登报”为莫大的光荣。24岁的宋大可血染沙场后，新华社总社在唁电中这样评价他：“堪称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模范。”[11]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向群众学习”。

新华英烈中，扎根群众的典型比比皆是。1949年4月14日上午，新华社第20兵团分社34岁的萧逸记者随我军敌工干事到前沿阵地采访，在喊话劝敌投降时突遭敌人冷枪射击，不幸头部中弹光荣牺牲。他留下的遗物中，有一本本的采访日记和一份份的写作计划，还有没有写完的数万字的小说草稿。是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萧逸随军入城，他拜见了岳父母茅盾夫妇，汇报自己这几年的生活特别是工作情况，谈及自己正在构思创作长篇小说，想留下来有一段完整的时间搞创作。茅盾劝导自己的女婿“把写小说的事情放一放，先参加完战争的全过程为好”。萧逸接受了岳父的建议，奔赴前线。在新华社的史料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萧逸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在前线采访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深受战士们欢迎；他作风深入，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火线采访，取得第一手材料。他的文笔朴实无华，读来实实在在，亲切感人。”他牺牲后，18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让大家把烈士安葬好，化悲痛为力量。[12]

共产党靠实事求是吃饭

“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样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归纳一下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的新闻观点之一条。[13]1927年入党、1942年底在鲁中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李竹如就是一位说真话与做实事的杰出新华人。“马列传天下，世界要大同”是他的初心和志向！大学时期，李竹如任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1932年春，他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和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播撒革命火种。1935年起，他先后创办了《新亚日报》（济南）和《文化报》（上海），奋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1日，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在山西屯留县寺底村创刊，他任社长，努力使报纸办得大众化，为抗日宣传发挥作用。1939年，李竹如随八路军第一纵队进入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两年后兼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他作报告写文章从不找别人代劳，不论白天黑夜，不吃饭也要写，而且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一丝不苟。从1939年11月至1941年5月，他先后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12篇，8万多字。他说，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抗战中的新闻记者不应仅仅是一个宣传家、鼓动家与社会教育家，并且应成为一个组织者、督促者与指导者。[14]

广大基层通讯员参与新闻工作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特色。列宁一直强调，要通过报刊了解基层的情况和情绪，要求报刊了解读者，依靠广大通讯员办报。[15]新华社烈士戴烨（1917-1943）1938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9月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华社晋察冀分社、《晋察冀日报》当记者，后任采访科长。他极其重视通讯员工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一份份地修改通讯员来稿。为了帮助通讯员提高文化素质特别是新闻采写水平，戴烨创办了油印刊物——《通讯往来》，深受读者欢迎。钱毅烈士20岁时入《盐阜大众报》任编辑，期间热心帮助辅导通讯员，一大批通讯员成长为出色的新闻记者、作家等。对待工农通讯员的来稿，他从不以“不用”两字一退了之，总是情如亲人地娓娓传艺。1945年、1946年间由钱毅撰写的近10万字的《怎样写》一书在淮城出版，该书集中反映了他多年来的新闻实践经验及学习心得，此前对通讯员的“单兵教练”得以升级至“集团传授”，著作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且论述深刻富有启迪性，对抗日根据地的“工农通讯运动”与新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6]

开拓创新的永恒追求

开拓创新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亦为随着党的事业发展而发展、随着新中国的壮大而壮大的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为首次由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前夕，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4月11日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起火坠入海中，机上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17]公布的遇难人员名单中，包括新华社记者3人，他们是沈建图（40岁）、黄作梅（39岁）和李平（26岁）。经调查证实，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亚非会议在包机上预先安置定时炸弹，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案。周恩来因应邀访问缅甸，并未搭乘这一专机而幸免于难。生于新加坡的沈建图烈士1944年8月到新华社工作，任英文广播部编辑，是最早的对外英文广播事业开创者之一。解放战争初期，曾一度参加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工作队，随同党中央转战陕北。1951年至1954年，在朝鲜开城，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用“Wumin”（吴敏）的笔名撰写了60余篇重要新闻和评论。1954年出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主持该社的对外报道工作。范长江评价说，建图同志“总能自己克制，服从组织意见”，具备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

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的黄作梅烈士，在“七七事变”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1941年6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回广东，在东江地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同年又被派往香港任国际工作组组长。1943年任港九大队国际统战干事、组织干事、政治指导员。1948年伦敦新华社分社成立，黄作梅担任社长。据吴文焘的回忆：“那时，他在伦敦租了间小房子，和另外两位同志在一起，以私人企业名义印发新华社每天的英文广播稿。我觉得他踏实朴素，见解深沉，工作能力强，有忠厚长者风。”“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在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就要格外注意‘慎独’，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嘱托。”1949年黄作梅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后兼任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和中共香港工作小组组长。[18]

北平解放前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李平，积极参加学生的游行、示威、请愿、罢课等活动及宣传鼓动等工作。他于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工作，继而至国际新闻局新闻处、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工作。李平在新华社工作的6年里，除两度赴朝鲜采访报道外，还出色地完成了日内瓦会议、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及英国工党代表团艾德礼等访华的重大外事活动的采访任务。李平牺牲前，是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国际组副组长。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悼念文章中写道：“李平同志是一位有远大前途的年轻有为的记者。谁知道这灿烂的青春之花，竟遭狂风暴雨的袭击而夭折呢？！”[19]

铁肩担道义，热血铸丰碑。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1931年11月7日诞生的新华通讯社，是当今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央媒体，始终都是我们党新闻舆论工作重镇，作为“喉舌”、作为“耳目”、作为“智库”等的新闻舆论机构，充分发挥了其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从三两个人、一部半电台的“茅屋-马背通讯社”，发展到今天拥有1万多名员工、32个国内分社和180个驻外分社的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铿锵步伐浸透了150多位新华英烈的鲜血，“经历过生死考验，付出过惨烈牺牲，但始终奋斗不止。”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盼诸烈士的风骨、气节、胆魄魂归！须把新闻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通讯社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接过先辈们传下的接力棒，学习烈士践初心。不怕牺牲、对党忠诚、坚持真理、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新华人的灵魂与根脉，是激励新时代的国社继续前进、早日建成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不负党中央重托、不负人民期待的强大精神力量。红色历史川流不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将代代相传。

（编辑  季节）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民主始终是嘹亮的时代强音。抵抗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推翻压迫实现人民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得到翻身，新疆实现民族团结平等，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难探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也是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讲话中再次强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本质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有其自身鲜明的历史印记和极为独特的实践特征。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一个十亿之众的大国实现民主，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需要正确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要求“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在形式上有权而在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注重务实管用，强调简朴高效，降低社会成本，追求良政善治，是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点。

中国不接受金钱选举，不认同政治作秀，不欣赏夸夸奇谈，不玩弄变脸游戏，努力摒弃蛊惑舆论、煽动仇恨、制造恐怖、挑起对立、割裂社会，坚决杜绝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资本干政、认同撕裂、身份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建立起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式民主

中国式民主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中前进。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凡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民族团结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水平高低、风俗习惯差异等，都能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地方事务、行使基层民主权利；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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