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底，我们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年大部分的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对通胀程度预测不一，但是大的方向没有太多分歧。今年大宗商品结构上有些差异，油价没有涨太多，商品（有色、铜）涨得多一些。

　　对通胀的可持续性有一些分歧，大家认为现在主要靠外需，外需拉动价格上行，但内需会不会拉动起来？如果内需一直起不来，从库存周期分析，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第三季度将达到最高点，预计在11月左右达到通胀高点。中国经济这轮周期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基本结束。美国周期可以持续到明年上半年，也可能会更长一些。如果我们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归因于外需，那么外需的可持续性要比内需更持久一些。所以商品周期的高点至少应该持续到今年第三季度，甚至有可能往后延一点。

　 从商品分析框架和产能、库存看，在当前结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趋势还是可以延续的。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过去而言，当前要重新考虑这轮海外经济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2008年次贷危机溢出效应是比较清晰的，完全是依照货币途径。我们做了一些模型分析，发现2008-2013年美国量化宽松对海外的影响，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对发达国家是有差异的，对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也是有差异的。发达国家是最敏感的，而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受影响程度也会大一些。对比这次疫情看得很清楚，在当时遇到一个外部的货币冲击或者金融体系内资产价格崩塌的冲击，冲击源头主要在美国，其他的国家受到影响，而贸易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它不是像疫情那样全面的供给冲击。相对美国而言，其他国家的政策响应是比较滞后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那一轮冲击中，受到政策外溢的影响相对较小。

　　对比之下，这次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发现，2020年美国这轮量化宽松对所有国家的影响几乎是同步的。实施了货币宽松政策之后，所有国家跟着美国一起放宽货币政策。表明这一轮基本上是全球货币宽松、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加杠杆，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各个金融体系内部都有非常宽松的流动性。现在还无法预测其中可能蕴含什么样的金融风险。

　　此次西方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之所以这么强烈，重要的原因是这次是全面的供给冲击，与2008年冲击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受到了疫情对内生增长动能的破坏，因而需要非常强烈的货币冲击。同时美国存在财政冲击，它引发通胀的压力会很强。在通胀压力很强的情况下，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很困难的，一方面要放宽货币和财政空间，另一方面还要预防通胀。这次中国没有进一步实施财政刺激，也没有放宽房地产政策，所以大宗商品涨价才没这么迅速。但是很多国家也是需要更进一步进行财政扩张，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政策也会遇到一些冲突，因此导致它们的复苏乏力，同时又叠加疫情的冲击。但是货币的扩张是给定的，所蕴含金融风险也是给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未来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各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将会进入全面紧缩、全面风险的暴露过程，此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压力会非常大。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国一直控制的相对比较好，各方面的风险不断及时进行排除。如果美联储在2022年开启缩表，后年开始加息，那么明后年风险可能会非常大。跟2008年相比，它的溢出效应以及可能隐含的风险可能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编辑  尚鸣）

　 “通胀不足惧”，主要聚焦美国。美国4月份通胀数据出来之后吓了市场一跳，因为市场比较关心的核心CPI，季节调整之后的环比增速是40年来最高值。大家对美国通胀的担心又上了一个台阶。仔细分析这些数据后，感觉问题没有那么大。如果看核心CPI的分项数据，核心CPI上涨与某些供给的暂时性短缺有关，如二手车、新车、汽车租赁、计算机、电视，这些都与芯片短缺有关。同时与疫情有关的服务价格上涨有关，比如住宿、餐饮等服务价格上涨。美国疫苗接种后，大家重新开始出行活动，这方面价格产生恢复性上涨。

　　美国通胀上行不难理解，美国大致是“双宽松”（宽松财政、宽松货币）政策，也可以叫“三宽松”政策（国内在宽松财政、宽松货币，G20范围内大家相互督促的宽松政策），在这样宽松政策的帮助下，民众钱包充实。加上疫情得到了控制，大家敢出门了，这样钱包就转成了实实在在的购买力。与此同时，在疫情恢复过程中，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供应，特别是芯片，并不是马上可以恢复的，出现了暂时性的供应短缺。

一方面是需求强有力的回升，另一方面是个别商品和服务供给短缺，导致了个别商品和服务价格大幅上涨。

暂时因素不可怕，值得担心的是中长期因素

目前关于美国通胀的大部分研究认为，具有明显暂时性特征的通胀并不可怕，真正的通胀威胁不在这里。真正值得担心的是通胀螺旋上升机制：工资价格的上涨带动商品服务价格的上涨，商品服务价格的上涨又会进一步要求工资进一步上涨，再导致通胀预期上涨，这会带来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们看一下工资的情况。高盛的数据显示工资上升保持在3%左右的年增速，这当中低收入群体增长快，高收入群体增长慢一些。

　　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是房价的上涨。住房也是很重要的成本，现在住房价格也有一定的回升，目前增速约为2%，房租价格也可能会有提升。但是不管怎么样，房租也好，工资也罢，大概维持在2%-3%的年增速。

　　基于这些判断，虽然短期数据不用担心，但是长期看，美国通胀中枢比以前要抬升一些，大约在2%-3%，个别时间段会更高一点。美联储在这么高的通胀数据出来之后基本上无反应，还是保持比较宽松的政策，让大家相信它近期内还会保持宽松的政策预期。为什么会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一是4月份如此大幅的涨价因素是暂时性的，不会持续太久。

　　二是基于过去宽松政策实践得到的经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台了量化宽松政策，当时对此有很多争议，但是回看当时采取宽松政策十多年的效果：有人担心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有人担心将导致收入分配恶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人担心资产价格泡沫，后来发现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大了很多，但即便是资产价格跌下来，对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部门没有什么伤害，因为资产价格上涨更多的是权益投资驱动，不是债务驱动，资产价格即便下跌对实体经济伤害也不大。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程中，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复苏情况相对欧洲日本还好些。正是过去的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成果，让美联储和社会各界对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有了更强的信心。

三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高压经济学。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伤害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让很多低收入群体丢失了工作，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这些伤痕用常规政策工具没办法把它抹掉，怎么办呢？必须采取超出常规的政策修复。政策目标如果是能让低收入群体充分就业，并让劳动技能比较差的人也能找到工作，那就要有旺盛的需求，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难度。这自然离不开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可以看到，为了与这个政策配套，美联储在通胀目标方面正在做出调整，原来最高是2%，现在是平均2%，意味着3%、4%在某些时间段内也可以接受。这是对现在做法的一种支持。

更担心未来产生通缩

　　很多人担心，中国的通胀情况如何？我们其实更担心未来可能产生通缩。今天的价格与疫情前（2019年12月）相比，CPI累计增幅不到1%，食品价格累计涨0.8%，非食品1.2%，核心CPI涨1%，CPI商品类涨1%，服务类1.2%。一年多的时间加在一起涨不到1%。如果是担心的话，不应该担心通胀，而是应该担心通缩。实际上，过去5年通胀率都是偏低的。

　　谈到这个问题，有人会说，通胀感觉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不同的人，消费支出结构不一样，对通胀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过去这几年CPI篮子中，肉类价格涨幅最大，但有人如果不太吃肉，而是多吃鸡蛋，那么过去5年其实没有怎么涨价。海鲜价格过去5年累计涨了30%。衣着类产品过去5年加在一起涨不到4%。家用电器类、交通通讯设施大部分是在降价而非涨价。房租、房价涨得不少，全国平均房租过去5年累计涨7%，一年平均1%以上。各方面的价格数据放在一块儿得出来的结果，还是比较可信的，最起码比个人的感受可信。

　　除了看价格，再看就业和工资数据。农民工的就业市场竞争最激烈，也能较好反映供求状况。农民工就业数目前是246万，低于2019年同期数据，农民工的工资两年累计平均增速2%（农民工过去5年平均工资增速为6%-7%），也是偏低的。说明劳动力需求并不旺。

　　很多人担心未来可能会引发通胀的推手是大宗商品。与2019年12月相比，商务部公布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中涨幅最多的有：矿产59%，钢铁38%，递减依次为油脂（31%）、有色（28%）、农产品（26%）、能源（10%）。这个排序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即便是有输入性通胀，输入也不是主要原因。如果是输入型通胀，那应该主要来自能源价格上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能源大国，但还远不足以决定全球能源价格。现实情况是能源价格上涨幅度不太突出，真正突出的是矿产和钢铁价格上涨，中国是这些产品最大的消费国，对价格有绝对的影响力。这些产品价格上涨很难说是输入型的。

　　PPI上涨存在显著分化，中国价格上涨有很强的结构性特征，虽然加总广义上CPI涨得不多，终端需求比较弱，但是个别商品和服务，特别是大宗商品涨的比较多。PPI中生产资料类涨的比较多，生活资料类价格比较稳定。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个力量是工业部门的复苏。工业部门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与出口大幅增长有关。欧美在宽松政策环境下需求没下降，但是供给却跟不上。中国工业部门的供给恢复很快，制造业和出口形势很好，对钢铁、矿产需求旺盛。

第二个力量是房地产。疫情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投资一直保持了很强的韧性，对钢铁需求也形成了支撑。

　　但是在终端劳动力市场，恢复情况并不算太好，终端消费也不算太好，所以消费价格依旧比较低迷。为什么上游价格不能传导到下游呢？从过去5年的情况看，上游价格对下游的传导不是没有，但传导幅度很有限，主要原因是终端需求比较弱，终端价格抬不起来。目前格局下，上游产品价格在抬头，上下游之间的利润分配格局更有利于上游。但是从长远看，没有终端的支撑，上游的价格上涨难以持续，价格会再调整。

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总的判断，终端需求是偏弱的，经济正在复苏，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近些年来广义财政政策已经有了明显的收缩，这个收缩幅度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是比较大的。2021年公共预算内的财政支出增速，全年只有1.8%，可以说是过去30年来的最低点。而政府广义支出（公共预算支出+政府基金支出）的增速是4.9%，也是这个数据发布以来的低点。如果再把政府隐性负债，包括平台、地方主导的国企的信贷也算进来，而这一部分负债现在正处在管控风险的高压阶段，正在收缩。总之，政府广义支出有着明显的放缓。广义信贷高点已经过去了，现在也在下行通道中。

　　我们认为，下一步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压力不是通胀，而更担心通缩问题而导致经济二次下行。前几个季度出口拉动的因素较明显，经济下行压力还不突出，但到了今年年底或明年，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加突出。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工具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过去一个时段为刺激经济，比较依赖预算外的广义政府支出，过度依赖地方融资平台，现在为整治和化解风险，这个方向是对的。

　　既然广义政府支出在收缩，货币政策怎么选择？建议利率政策应该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维护总需求稳定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利率政策不仅对总需求的稳定可以发挥作用，也可以优化经济结构。利用政策刺激经济时，其发力的作用机制是让私人部门的债务成本下降、资产价格提升、资产负债表更强壮，通过私人部门发力，让经济增加多一点活力，这也是其他国家应对需求不足的首选做法。

尽管今年以来对通胀的担心升温，经济复苏状况总的来说尚可，但是利率比较稳，市场流动性还算是充裕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稳定总需求的政策工具侧重点已经往这个方向做了调整。

（编辑  尚鸣）

后疫情时代，数据大部分失效，各种同比、环比计算方式和经济模型都不再适用，经济明显分化和拐点同时交错出现，对经济的判断和政策应对需要更多调研和智慧。

未来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对于通货膨胀也有不同判断，需要时间来固本培元、逐步化解。货币政策要综合运用好宏观审慎、总量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在保持定力的同时增强灵活性，为改革创造充分的空间，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中美对通胀采取不同应对措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美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导致两国呈现不同的通货膨胀特点，通胀内在运行逻辑也存在差异。

　　中国的应对政策主要着眼于供给端，强调“六稳”“六保”，更注重通过保微观经济运行主体来稳就业。因而供给端的恢复速度快于需求端。

　　美国的应对政策则更多着眼于需求端刺激，供给端恢复速度较慢。前一段美国政府力度过大的补助措施影响了劳动力供给，加剧了供给短缺。供需错配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强化，涨价压力从PPI迅速向CPI传导，引发了全球层面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推高了中国的PPI指数。

　　中国PPI向CPI的传导并不是特别明显。一方面，由于政策着力点差异，企业吸收了绝大部分成本上涨压力；另一方面，也和数据基数和经济结构有较大关系。疫情发生时，美国CPI正处在低位，所以今年物价同比增速较高。而去年年初，猪肉价格将中国CPI拉到较高水平，所以CPI同比增长并不明显。这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和民众的通胀预期较强烈，但我国通胀预期主要集中在PPI，特别是大宗商品领域。此外，地区性的自然灾害对全球物价水平也有一定影响，导致不同区域的通胀特征有所差异。

　　中美通胀也存在共同点。

　　一是在疫情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两国都出现了与高失业率同时出现的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推高了物价水平。

　　二是两国通胀都主要受到疫情暂时性因素的影响，但中国后续可能会更多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比如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会更强调环保，对某些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更高。

　　三是疫情后两国不同的通胀特点和应对政策。

　　总的来看，疫情冲击下中美两国差异化的应对政策、数据基数和经济结构导致了两国不同的通胀特点和运行逻辑。但目前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着大宗商品价格、运费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本轮通货膨胀是一场“虚火”

　　本轮通胀并不具有持续性，但长期来看，通胀中枢可能略有抬升。本轮通胀主要是受暂时性因素影响，如供需错位、经济政策后遗症等。后续随着供给恢复、政策效应逐步退出和调整，推动通胀上升的力量也会逐步减弱。也就是说，这是一场“虚火”，不是“实火”。

　　本轮通胀预计会再持续1~2个季度，在这一过程中，要格外关注居民的通胀预期。目前，中国、美国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居民和金融市场都有较强烈的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往往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使PPI向CPI的传导效率比低通胀预期时更加强烈。我们要关注这种自我强化的放大效应，判断其对于通胀的影响程度。

　　从可持续的角度看，虽然本轮通胀的绝大部分动因是暂时性的，但也反映出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人口老龄化、政策取向更关注贫富差距和收入再分配、全球化、环保等问题，这会对全球的长期通胀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疫情刚发生时，欧美等主要经济体政策“放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并不明显，而资产价格却出现大幅上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当时欧美“放水”主要是为了对冲疫情导致的市场流动性断裂。但由于实体经济运行中断，流动性注入无法被实体经济吸收，而主要停留在金融市场，并主要通过预期在不同资产品种和行业中再配置。所以，这是一种缺乏微观基础的流动性放松，最终只能通过市场预期反映到资产价格上。

　　第二，当货币“放水”叠加财政政策扩张，资金就会被引导到需求端。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虽然也注入了很多货币，但大量货币趴在银行账上，没有投到实体经济，不构成通胀压力。而本轮美联储放水和财政刺激共同发力，把“水”引到企业和居民微观层面行为上，转化为商品市场、服务市场的供求变化。需求上涨叠加供给不足，就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这一过程带来了资产价格的变化。目前美国不仅出现了商品、服务市场的价格上涨，大宗商品和股票等资产价格也在上涨。资本市场是由预期——更准确地说是预期差驱动的。因而，资产价格变化显然反映了市场预期变化，反映了超预期的周期性盈利预期。

　　同时，资产价格波动将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导致了资金大量放水后，金融市场就将对实体经济调节产生“越俎代庖”的作用。如果大宗商品价格跌到低位，一旦需求开始恢复，实体经济就有足够的价差来调整和复苏。但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的介入，使市场提前预期到大宗商品的价格调整，实体经济因此减弱了内在的复苏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表面上预测到了未来的复苏，实际反而阻断了未来的复苏，带来了某种“滞胀”的痕迹。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特征和政策应对

　　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多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输入性特征明显，而国内需求的恢复也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力量来源，存在一定的投机性力量的影响痕迹。目前来看，有的期货品种价格上涨更加显著，政策面需要适当地对投机行为进行“降温”。

　　政策应对上，更有弹性的汇率有助于缓解输入性通胀，进出口环节的相关政策可适当调节国内外供需平衡；国内还可以适当打击大宗商品投机行为，尤其是加强对期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此外，还要沿着供应链更好地调配供需，提高个别企业吸收风险的能力。

　　但从目前来看，上述政策只能缓解价格的过快上涨，过度使用可能会压抑市场内在的恢复和调节机制。因此，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最主要措施应是等待和吸收，要“静待花开”。

　　总体而言，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疫情依旧是最大的外生变量。当然这种影响的边际效果可能弱于疫情早期，可预测性相对更高。

　　第二，政策应对会发生转向，从直接救助到逐步正常化，探索解决宽松政策“后遗症”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会高度敏感，政策处理也要格外谨慎，不要“急转弯”。既不能破坏经济的复苏苗头，又不能给未来发展带来过重负担。

　　第三，政策着力点会更强调绿色环保。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很多观念，比如投资领域更关注ESG（环境、社会和管理的缩写）和绿色环保，这会带来一些中长期的变化。

　　第四，经济又将面临原有的结构性矛盾。疫情发生前，我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疫情给全球经济按下了暂停键，复苏的过程虽然非常痛苦，但仍有希望。随着需求的逐渐恢复，各国又要重新面对过去的结构性矛盾，很多难题会被重新接上，经济也不可能持续上涨。

　　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分化和拐点同时交错出现，对经济的判断和政策应对，需要更多的调研和智慧。

稳健货币政策要保持充分的灵活性

　　本轮通货膨胀是“虚火”而不是“实火”，需要时间来固本培元、逐步化解，而货币政策在应对这类通胀方面效果有限。若货币政策过度收紧，反而会火上添油，因此要保持政策的主动性和操作空间。中国的货币政策其实是多目标的，也有多种工具组合，目前更多用结构性政策来实现结构性的政策需求。在总量方面，货币政策应该维护经济复苏中难得的动力，为经济调整创造条件。

　　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应盯紧两个方向。

　　一是通胀预期与产能扩张。目前来看，国内产能扩张动力不强，除了部分高端制造业和新技术行业，大部分行业都没有明显扩张。市场普遍认为，需求扩张更多是暂时性的。因此，货币政策应该提高对产能利用率高企、局部过热的容忍度。但如果企业行为发生变化，产能基于短期压力过度扩张，就需要考虑适当调整。此外，也需要关注通胀预期，关注PPI向CPI传导的变化。

　　二是结构性矛盾。国内需求复苏和海外需求转移相叠加，共同促成了当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随着国外需求逐步达到顶点，供需缺口会逐步缩窄，而中国在疫情恢复后，一些补偿性需求也会逐步回落；叠加今年碳达峰目标所要付出的结构调整成本，经济增速可能会在三、四季度放缓。传统的结构性矛盾和新的转型要求也可能提出新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要保持必要的灵活性。目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为改革创造充分空间，是比较合适的选择，至少在上半年要保持货币政策稳定。但在上述风险的冲击下，货币政策需要综合运用好宏观审慎、总量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在保持定力的同时增强灵活性。

（编辑  宋斌斌）

全球市场屏息关注美联储此次是“鸽”抑或是“鹰”，缘由是外界开始担忧美国的通胀问题。通胀猛于虎，此虎在笼中。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主要国家普遍施行量化宽松政策，史所罕见的货币“放水”至此已一年有余，流动性泛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大宗商品价格的汹汹涨势便是明证。

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处于两难——加息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恐伤及经济复苏大势；持续“放水”或维持货币政策不变，“通胀”这只猛虎就真要出笼，伤及的不仅是普通百姓，很可能最后会“咬死”养虎人。

如果美联储态度稍稍转向，就会造成全球市场的大幅动荡，由此全球投资者不得不提高警惕，拿出十二分小心。

美联储维持现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相对于市场的反应，美联储的态度貌似平静。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表述是，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保持在0-0.25%；将继续每月至少增持800亿美元的国债和每月至少增持40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上调超额准备金利率5个基点至0.15%，上调隔夜逆回购工具利率5个基点至0.05%，这仅仅是技术性微调。

美联储对于通胀的表述是，“通货膨胀率上升主要反映了暂时性因素”。为了维持现有的货币宽松政策，美联储只能亦步亦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加息尚在遥远的未来”，力图淡化市场上可能存在的“加息恐慌”。

同时，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将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由此前的6.5%上调至7.0%。

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美联储不惜牺牲短时的通胀目标，继续量化宽松政策，关键是美国经济基本面是否仍支撑如此海量的货币“放水”？

美国经济远未实现美联储最大化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距离取得实质性进展还要一段时间。外界认为，美联储释放出未来一段时间不会调整超量宽松政策。

美国劳工部6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6%，涨幅创该指标自2010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5月CPI为5%，创2008年8月以来的新高；核心CPI上涨3.8%，创1992年5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与美联储往常所坚持平均通胀达到2%的目标相去甚远。

美国通胀指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但市场和学界对美国通胀的分析出现明显分歧。美国通胀创新高有去年基数较低的因素，但也不能武断地认为美国没有长期通胀的危险。例如，美国资产价格，除了股票市场飙升以外，房地产价格同样乘风破浪。

美联储所作所为引起全球流动性泛滥

任何一国的通胀都是货币现象，美国也概莫能外。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和结算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极强的指引性和外溢性。美国货币或宽松或收缩，都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量，但后果却需全球其他国家集体承担，所谓“美国得病，各国吃药”。

我们需要未雨绸缪的是，当美国加息周期来临时，全球资金将回流美国，全球进入流动性短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经济繁荣期，美国为了防止经济过热采取收缩性货币政策，美联储缩表、加息，流动性回流美国，造成全球“美元荒”；在经济衰退期，美国出于刺激经济的需要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美联储降低指导利率甚至为零，采取量化宽松甚至是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超发又引起全球流动性泛滥。

全球流动性泛滥，以华尔街为代表，国际金融资本狂赚全球资产价格上涨的钱。国际“热钱”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拉升股票价格、吹大资本市场泡沫，让房地产价格飙升；美元贬值致使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竞争力下降，同时给新兴国家埋下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隐患；流动性泛滥促使新兴经济体“脱实向虚”，社会资本从生产、研发等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高投机、高风险的金融领域，加重其经济的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

全球流动性紧缩，国际金融资本趁势抄底新兴经济体的优质资产再次赚钱。全球流动性紧缩表现为“美元荒”，全球资金回流美国——当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尤为突出：本国货币贬值，资产价格、房价下跌，严重的甚至引发这些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危机。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寡头，通过国际市场拉抬、卖出、下跌、抄底这一番操作，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但造成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动荡，也让全球经济在货币泛滥和紧缩的轮回中饱受冲击。

当然一个经济体出现经济金融危机，板子不能全打在美元身上，肯定有其自身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元的滥发和收缩势必加速和加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危机。

由世界各国货币超发尤其是美国“放水”引起的全球通胀正在持续发酵甚至愈演愈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无疑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在一国内部更是富人对穷人的无情盘剥。货币超发引起的全球通胀具有隐蔽性但更具破坏性，在全球经济弱复苏的态势下，全球通胀必将侵害全球经济增长。

目前美元超发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不仅给发展中国家埋下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隐患，发达经济体也未必能独善其身，德国出现近十年来最高通胀水平就是明证。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与通胀上升，全球还须提防美联储政策的急转，届时美联储的缩表、加息将造成全球流动性紧缩，发展中国家感受会尤为突出。

一言以蔽之，美联储的所作所为极易引发全球流动性陷阱，既有美元超发引起的流动性泛滥，也有美元收缩造成的流动性紧缩。发展中国家应当思考如何能够摆脱在美元潮涨潮落中被反复收割的轮回。

（编辑  季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这两次转型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转型：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带领人民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1949-1956），也就是对旧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造。新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此外国民经济还存在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从1953年起，中国就走上了经济体制转变的快车道，在“一五”计划起步的同时，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原计划用10-15年时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形成了以国营和集体为绝对主体的单一所有制，同时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

　　（一）对旧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造，初创国有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后四年主要是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进行所有制改造。中国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转型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个是改变原有所有制成分和多种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第二是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同时也要看到，巨大的经济制度改造，必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条件。

　　首先是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经济遗产。中国是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以传统农业为主。当时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84.5％，工业仅占15.5％，在工业中轻工业占到73.6％，大部分还是手工业。 

　　国民党时期，中国经济是统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国民政府在抗战时对金融、工矿、电气、军工等领域采取统制政策，以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战争。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资，从而官僚资本占到社会总资本的一半以上。由于多年战乱，中国的总资本1947年仅为142亿元，官僚资本所占比重由31.5％增至53.9％，民族资本由32.5％增至38.3％。

　　新中国成立后，没收了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很快取得了领导地位。国营经济从一开始就实行计划管理，市场主要存在于旧中国延续下来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当时，共产党的高度组织性和廉洁奉公，保证了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二）向计划经济过渡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恶性通胀、重要物品短缺、高失业率、财政收支失衡等严重问题。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是当时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任务。中央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有效地扭转了经济局面，也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

　　为稳定经济，人民政府首先取缔了银元外币投机市场，封闭了上海证券市场，又打击了转向粮、棉、煤炒作的投机资本。国家控制了粮、棉及钢材、木材、水泥等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和销售，加强了对物价的控制与管理。

　　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很快实现了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的统一，不断强化计划价格机制。

　　中央政府首先对金融业实行国营，以控制资本，首先将金融业纳入计划经济。

　　面对超过百万的庞大的失业人口，人民政府为保障就业，采取两个重要政策，一个是不允许私营企业随意开除工人，另一个是对旧公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等政策。通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劳动就业开始实行劳动部门统一招收的计划管理体制。

　　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着手调整公私关系，当时最主要的一个政策，是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统购、包销等一套措施。国家保证了它们的原材料、销路，实际上私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

　　考察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对当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可以作两个结论：从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角度看，很成功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1952年，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4％，工业生产比抗战前1936年增长23％，城市就业大为改善，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从另一方面看，无形中削弱了市场的作用。随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不断加强，市场在决定价格、产品供求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弱化，计划经济成分在不断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经济方针基本是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的，即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必须利用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发展生产，计划经济只能先在国营部分实行。计划经济具有优越性这一信念，是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增强的。

　　（三）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的建立

　　1.大规模建设促进了经济制度的转型

　　到1952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以后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提上了日程。

　　1953年，中苏签订了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建设的协议。当年6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总路线被写入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苏联的帮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制订过程中开始实施，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快速发展重工业就形成了一种赶超战略。

　　在当时，由于国家各方面基础十分薄弱，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必然要求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体制，这就需要提前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2.“三大改造”的加速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基本方法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和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农业合作化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几个阶段。直至1955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基本上是按照上述设想进行的。

　　1953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当年秋季即加快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其重要背景是，1953年大规模基本建设展开后，粮食供应立即全面紧张，带动物价上涨。为此，国家于1953年10月决定采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基本满足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的基本需要和物价稳定。这意味着要尽快把农民组织起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全国农村随即掀起了合作化的高潮。

　　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大致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企业，通过对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实际发展进程出乎意料地顺利，1955年下半年，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开始对某些重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随即，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进入了高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程度越来越高，私营工商业已很难生存。此后，公私合营企业存在了大约10年左右，至“文化大革命”时最后取消。

　　手工业的改造发展较快。相当一部分个体劳动者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得到政府扶持，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到1955年冬，手工业合作化也进入了高潮。

　　1955年年底到1956年年初，北京、天津、上海等各大城市相继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宣布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三大改造”受到了各个阶层的拥护，这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

　　3.单一公有制和全面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经过“三大改造”，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到1956年，我国经济中非公有制成分已经几乎接近于零。

通过第一次经济转型，在城市、在农村，不仅在工业也在农业和商业，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劳动人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等，已经全部都在计划的控制下。

    应当承认，单一公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及其缺陷，是在很长的时期中逐渐显露并为人们所认识的。 

第二次转型：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

　　第二次经济转型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之所以要转型，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遇到困境，同时国内外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困境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间长达20多年，期间为完善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多方探索。

　　在全面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不久，人们就感到，这种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此曾做过一些改革尝试。如1958年向地方下放经济管理权，但因缺乏统筹，一时造成了混乱，1961年后再次收权，这又带来另一面的弊病，所谓“一放就乱、一统就死”。

　　1956年，陈云同志提出，个体经营和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经济学界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60年代，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尽管这些真知灼见当时受到了批判，但也为日后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计划经济时期的四个五年计划，除“一五”计划执行较好外，其他几个五年计划在执行期间不断地调整和修改，主要是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以及战备等因素的影响。面对愈益复杂的经济活动，政府不可能预制周密的、符合实际的指令性计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加快四化建设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此时，我国已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央看到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机遇。

　　（二）改革目标与改革途径的探索

　　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是针对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改革目标和途径的探索，则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实践。

　　1.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改革开始时，提出的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78年的一次国务院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陈云、李先念对此表示支持。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

    1980年，薛暮桥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份文件被誉为改革的第一份纲领性草案。[2]虽然这个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思路，总体还是属于计划经济范畴之内的，但是它第一次给了市场经济一个合法地位。

　　2.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经济力量和非公所有制成分的出现

    城市改革从1979年开始。改革吸取了过去中央与地方“分权-集中”的教训，由国家经委牵头，开展了国企扩大自主权的试点。试点企业可以在计划外安排原料供应、生产和销售，有一定的浮动定价权，安排留成利润的使用。虽然在执行中受到多方掣肘，但毕竟在计划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1980年开始，各地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纷纷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产品市场的繁荣和农村乡镇企业兴起。邓小平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3] 这就使中国整个经济链条开始活跃起来。

　　此时，城市所有制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带动的。随着大批知青回城，有700多万知青待业，靠原来的计划经济安排已经行不通了。为尽快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维护社会安定，国家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允许街道、企业、机关开办企业，也允许人们自谋职业。这就出现了一批新的“大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1982年，中共十二大和当年通过的新宪法都指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他们的合法权益是受国家保护的。与此同时，放宽了对民营企业雇工的限制，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沿海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不仅是中国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的基地，也是有规模地建立市场经济的试验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各种类型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也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建立起来，成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初期，陆续出现了多种新兴经济力量，不断创造和开拓市场，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经济主体。

　　3.政府引导形成的价格双轨制

　　“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特征。双轨制是在经济运行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在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渐趋明确的过程中，政府开始主导，有目的地推行，从而一方面在计划体系内培育和发展了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

随着各种新型经济力量的出现，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出现重大变化，从原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转化为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思路，这个思路突破了原来仅限于体制内改革的瓶颈。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确定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形式，要求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价格体系的改革也同时启动，缩小国家定价范围，适当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允许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并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4] 1987年中共十三大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1985年，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开始正式实行。但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物多价的情况比比皆是。其他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形成双轨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轨是90年代的事情。

　　双轨制作为渐进的改革措施，使得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能够同时并存。这对中国稳步改革很重要，一方面能够实行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持原有的计划经济运转。例如，当时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在80年广东沿海地区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已往前走，上海基本还维持计划经济，为什么？上海是全国纳税多的地方，而开放地区国家给民营、外资企业很多税收优惠，国家财政还得靠上海企业。但是上海到90年代就必须改了，沿海地区轻工产品已经超过上海老字号产品，国企亏损越来越大，广东已开始缴纳一部分税收了，就把国企再放到市场中进行国企改革。尽管当时双轨制引起过很多争论，但正是借助这种方式，中国才成功走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个道路。但双轨制不能长期化，它必须实现完整转轨。

　　4.资本市场的建立

　　随着计划体制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增长，对资本市场的需求从多方面表现出来。

　　1979年后，为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中国陆续成立了几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1年财政部恢复发行国库券。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发行债券。中信公司到海外发售债券，政府和企业这两个举措就结束了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历史。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必然涉及股份制、企业债券、股票、证券交易等等问题。80年代初，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和股份制的最初尝试，中国开始有一批有影响的股份制公司陆续建立。1988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形成《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受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重视，并相应形成了文件，强调创办交易所要同推进股份制结合，采取“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方式，借鉴海外成熟经验，市场监管和防范风险，等等。[5]

    1989年，由几家国有大公司出资建立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任务是研究和规划在中国的环境下如何建立证券市场。

    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运行，联办创建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开通，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资本市场的正式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全面走向计划经济时，第一个被取缔的是金融市场；但是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它最后一个步骤是建立金融市场，实际上就是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高端，资本市场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经济改革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三）决定性的突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1.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决定性突破，就是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巡视，发表南方谈话。

在1988-1989年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之后，关于改革的方向问题，再次引起理论界的激烈辩论。在改革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中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他尖锐地提出，关于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 这个讲话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1992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专题方案。同年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正式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70年代末以来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1992年之后，就进入到一个目标明确、有序推进的阶段。

　　2.初步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3年秋，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按照《决定》，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推进价格、财税、金融和外贸体制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计划，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此时，市场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中开始明显加强。大幅放开竞争性商品的价格，实现双轨价格的并轨。市场的经济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不断加强。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内容作为一项修正被写入宪法。

　　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政府极其重视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工作。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又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后又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通货紧缩。在90年代后半期的复杂环境中，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这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的过程基本结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已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而不是此前的转轨问题。

　　3.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

　　一国的经济体制转轨，不仅涉及经济问题，也牵涉大量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经济转轨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中央领导到广大群众从切身的经验体会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尽管在改革过程中有很多挫折和争论，但改革开放的共识始终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第二，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一批经验丰富、眼光远大、极具智慧并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始终在改革前沿，与全国人民边实践边总结经验，实事求是。他们有几十年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在体制转轨中，他们把对原来各种各样政治、经济问题的反思带到新的实践中，获取新的经验。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讲，从中央到地方有这样一批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在改革中起着把舵作用至关重要，否则是很困难的。

　　第三，党中央选择了正确的改革战略，我们有评判改革的明确标准。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评判改革措施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简练实际。中国确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通过经济改革让人民受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多数人拥护。

　　第四，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不断探索，注重调查研究和试点，在时机成熟时再作出决断。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非常形象地表明了改革具有探索性。改革首先从事关群众利益的就业、分配、生产自主权等方面着手，步步深入，使得改革能较快地取得一些实际效果，同时也可摸清问题之所在。改革通过上下互动来推动，很多事情都是由群众和地方先做起来，当各方面条件成熟时，中央再出台政策或作出重大决断，成功以后再形成决策，形成制度。建立特区最开始也是地方先提出来的。当中央支持以后，不管是规模，不管是要求，都跟地方很不一样，原来地方设想的就是出口加工区，经过中央决策以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经济特区，这是很不一样的。改革的目标在探索中逐步清晰，减少了不同意见的掣肘，也使改革免于遭受看似目标明确的“休克疗法”的伤害。

　　第五，上下互动推动改革。许多事情是由群众或地方先做起来，然后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认可，再经过试点完善，形成决策并推广。农村包产到户，建立经济特区，企业股份制、资本市场等等，都是由下面做起来，上面决策，再形成下面大规模开展改革。其中专家学者们提供双向咨询和理论支撑的作用十分重要。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开放的决策过程。

　　第六，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外部环境总体比较有利，给中国提供机会。邓小平做出了对国际局势“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重要判断，使中国能够决心打破封闭，抓住机遇。集中精力从事现代化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这对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结论

　　（一）从上世纪50年代混合型经济体制向计划体制的转型，与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市场、计划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一个转型过程中，市场要素越来越淡化，市场作用不断缩小，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局面让位于公有制占优的局面。在后一过程中，市场要素重新一点一点恢复，市场重新生成并发挥作用，各种非公企业由少到多不断成长，最终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这两个转型过程环节都差不多，但是它的排列顺序相反。

　　（二）在这两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规律实际上都在发挥作用。不过，前一个过程中是隐性的，市场的衰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僵化；在后一过程中是显性的，导致了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活跃。

　　虽然第二次经济体制转型有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但其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规律自行发挥作用的过程。到目前为止，适合国情的系统的经济理论尚未真正形成体系，还需要大量的探索。

　　（三）这两次经济体制转型虽各有客观原因，但其过程的共同特点是：由党和政府主导，带有探索性，从调整政策开始，通过上下互动、逐步推进的方式完成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造。在前一过程中，行政动员具有重要作用；而在后一过程中，经济手段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总的来看，这种逐步过渡和渐进改革的做法减少了这两个进程中的阻力，较好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平稳转换。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其实都是跟国内国际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分析这个历史过程，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完善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提供经验，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编辑  碣石  季节）

制造业始终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有强大的制造业作为经济的支撑。2015年，我国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首次把建设制造强国作为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制造强国战略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充分发挥我国的制造业大国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迈向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中高端。

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

国际制造业格局调整与全球价值链重塑

首先，逆全球化潮流冲击国际制造分工秩序。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在全世界呈蔓延态势，全球化进程接连受挫，从而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冲击了国际经济体系和分工格局。

2017年7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其中，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居全球首位，占G20成员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0%，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项，是中国的4.5倍多，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

其次，发达国家促进制造业回流影响国际制造区域分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意识到强大的制造业是保持经济增长、维护其科技领导地位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出台了一系列如“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其中，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的鼓励“制造业回流”政策引发世界的广泛关注。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政策促进了它们的制造业再次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此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生一定“挤出”作用。

第三，产业与技术革命重塑全球价值链。每一次工业与技术革命都极大地影响和重塑了全球经济、生产与交流状态，重塑了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相对优势取决于劳动、资本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流量则取决于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随着交通运输成本快速下降，产品生产环节按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全新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协作，形成了跨越国境、连接全球的价值链体系。这一全球生产网络，将资本、劳动、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进行全新的分工和重组。正如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教授理查德•鲍德温所说，全球价值链正在由“地理近邻性”向更重视法律、语言、技术等因素的“制度近似性”发展。随着部分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回流”以及新一轮产业变革，未来国际贸易在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四，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制造业外部需求受限。自2018年起，中美贸易摩擦在波动反复中延续。2018年3月23日，美国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尽管中美两方经过磋商达成“避免贸易战”的协定，6月15日特朗普仍决定对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商品范围涵盖航空、现代铁路、新能源汽车以及半导体、电信设备、电脑组件等产品，金额约相当于中国对美商品出口总额的八分之一。此后美国在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不断挑起争端，持续对中国施压。

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国际贸易格局不确定性加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遇冷，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制造业外部需求不足，国际贸易在中国经济和就业中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以出口所拉动的就业为例，2007至2016年10年间，国际贸易创造的就业岗位减少了约6147万。以2014年为例，国际贸易创造的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仅为16.83%，与1995年的水平相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贸易的部分集中于中低端且可替代性强的生产环节，制造业外部需求可能面临持续下降的风险。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工厂”模式将难以延续。

第五，全球供应链结构面临重大调整。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蔓延，新冠疫情不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而且伴随着潜在的全球经济危机、生产网络危机和供应链危机。由于防控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作场所关闭和需求下降，全球生产、需求和就业陆续受到严重打击，各国许多工厂处于停摆或半停摆状态。新冠病毒传播对于全球生产和供应链的影响有可能常态化，成为影响各国经济与制造业发展的长期、重大因素之一。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大幅提高，随时面临因单国疫情暴发而导致的局部断裂风险。全球供应商将更倾向于拓宽原材料和中间品采购渠道，避免将生产环节集中到单一国家（地区），以增强多样化和抗风险能力，抵御“局部断裂”甚至“全面断裂”风险。

经济结构加速调整

首先，我国工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和背景，大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制造业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一方面改造提升了传统产能，有序化解低水平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在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蓬勃涌现。供给侧改革提高了有效供给，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通过创新与技术的扩散效应，促进了制造业布局优化和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高技术企业快速迭代发展，引导其他企业引入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也起到了去产能和降成本的作用。

其次，创新驱动能力加强，制造业价值链位置显著提升。中国研发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专利数量跃居全球首位，创新驱动能力明显增强。创新与技术重塑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位置。

在过去，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方式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以国际代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多数代工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微利化的生产环节，相比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贸易就业创造主要集中在附加值低的简单价值链领域。

近年来，这一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中国创新驱动能力增强，“干中学”等模式培养了大量从事高技术行业生产的产业工人群体，积累了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位置的资本、劳动和技术基础，制造业价值链位置有所提升。

2000年以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和交通行业，东亚、北美和西欧等地区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三大网络。中国是全球价值链扩张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和贡献者，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上，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

麦肯锡研究院针对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制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不仅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作为“世界市场”的需求方角色也越发重要。

第三，随着制造业快速发展，对地区经济的驱动能力和就业拉动能力显著。“内循环”正在逐渐代替“外循环”成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和就业的主要增长引擎。2012年，省际贸易和出口分别贡献了全国总就业的32%和12%，省际贸易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相当于国际贸易的数倍，成为中国经济和就业稳定增长的主力军。

第四，制造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技术含量，产业辐射能力提升，支撑“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在逆全球化时期主动争取和引导全球合作，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技术、资本交流，加强制造业产品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不可替代性和嵌入性。中国制造业产业门类齐全，具有全产业链优势；同时市场潜力巨大，有强大的快速生产组织能力，伴随制造业产品质量与技术含量提高，中国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制造业中心，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地位。

第五，走集约化道路、推进绿色发展，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绿色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十四五”期间，走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节能减排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创新绿色贸易、绿色金融，为全球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新贡献。

总体目标与主要目标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时期。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主要目标：

第一，大力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优化调整。“十四五”期间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合，进一步形成更为优化和完善的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关系。在产业结构方面将大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不仅要夯实工业化根基，而且要加强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在区域结构方面，要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腾笼换鸟”和产业转移，带动国内欠发达地区制造业水平提升，增强区域内产业集群和区域间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极大提高制造业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和保障作用。

第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十四五”期间，在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全球生产网络脆弱性加剧的时代，为避免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产业的两方面竞争和挤压，需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和位置。增强价值链稳定性和嵌入性，延长价值链，力争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整体进入中高端水平。

第三，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十四五”是我国深度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时期。大力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与信息技术的基础研发和应用，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制高点。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关键行业研发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提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类社会发展领域以及生态环保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针对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原创性创新少、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进一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以重点领域与重大专项为引领，布局前沿技术与基础科学，增强科技竞争力。

第四，国际化能力显著提升。到2025年，我国出口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一是要充分发挥大国的市场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建设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合作组织。二是充分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参与组建重点领域标准推进联盟，推进跨国产品研发与标准制定，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快我国标准国际化进程。

第五，绿色发展协同能力显著提高。一是大力发展绿色技术，推进绿色制造，将绿色指标进行细化，并作为发展评估的重要约束性指标。对绿色产业给予政策扶持，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二是积极建设绿色高技术园区，坚持生态环保优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发展以绿色信贷为核心的绿色金融，规范发展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评估认证、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四是建设绿色高技术产业供应链示范标杆。充分调动个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积极性，全民参与绿色建设。

重大战略任务

形成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产业体系

第一，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加制造业优质供给、有效供给，将着力点放在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换，推进制造业发展的结构优化和竞争力整体提升，推进整体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

第二，凸显战略新兴制造业的增长带动作用。用创新政策推动技术进步，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战略新兴制造业，引领制造业走向中高端。高技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核心产业和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积极培育各类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深化制造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促进现代物流和制造业高效融合，强化研发设计服务和制造业有机融合，推进消费服务重点领域和制造业创新融合，大力发展装备融资租赁业务。

第三，推动高科技产业比重稳中有升。大力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与信息技术的基础研发和应用，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制高点，提升数字信息技术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各领域以及生态环保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建立区域经济和就业协调发展的制造业体系

第一，提高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产能和就业的吸纳能力。大力发展中部地区优势制造业，提高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承接、吸纳、创新和开放能力。充分依托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有序引导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国内贸易创造就业机会。国内区域间贸易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破除阻碍、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对我国实施“双循环”战略、加强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加强制造业集聚区的辐射能力，提升人力资源积累。扎实推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完善考核评价和动态管理机制，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集聚高精尖人才、集聚高端产业、孵化创新项目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产业集群，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和产业发展。

建立创新引领的制造业技术体系

第一，提升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加强技术成果转化。强化创新激励政策，引导提升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加强技术成果转化，提高制造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强高技术产业引导基金的导向功能，加强引导基金的社会化募集、市场化运作，提高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环保等一批创业投资基金的规模以及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支持重点领域发展和重大工程实施，带动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市场化，提高技术市场成交额，为技术创新注入新动能，让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中国创新”“中国创造”。完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和政策法规，为市场主体创新活动提供良好制度保障。加快知识产权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推进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商标品牌战略，鼓励企业实施专利标准战略，鼓励企业打造中国品牌、世界品牌。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充分运用司法救济和制裁措施，完善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健全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有效遏制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第三，提升制造业人才培育、引进、使用和汇集水平。高技术人才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核心，为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首先要积累人才和培养人才，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培育一流科研人才，做出一流的科学成果。二是要加强扶持科技型创新企业，培育优秀企业管理创新人才。三是要持续加强与科技先进国家交流，不仅要吸引一流海外华人创新人才，更要吸引全球创新人才，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第四，积极利用全球制造业创新资源，推动高技术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一是要链接全球高技术资源，加速高精尖人才、创业团队的双向流动，加强在资本、品牌经营、市场拓展、技术研发、项目开发、研发平台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二是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创制，开展知识产权全球布局，在世界市场角逐高技术产业发展主动权、话语权。三是对企业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以及申请国际专利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

建立开放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支撑体系

第一，促进制造业外商投资和贸易自由便利化，进一步拓展全球贸易网络，发展多元贸易伙伴关系。调整我国贸易网络重心，增加核心贸易伙伴以分散由于国际政治关系变化引发的贸易不确定性；建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新型贸易伙伴关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通过贸易促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双赢，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变革。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正处于新一轮重构期，我国应积极参与，支持全球贸易体系一体化，推动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中，要深刻理解和接纳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贸易体系，致力于推动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

第三，提升制造业产能“走出去”的质量、优化布局。我国已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然而我国制造业的相当一部分还处于代工阶段，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十四五”期间，我国要不断提升制造业产能“走出去”的质量，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重塑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的竞争优势。随着部分发达国家实施“制造业回流”以及新一轮产业变革，未来国际贸易在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应高度重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第四，积极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把我国对于贸易在经济发展、就业稳定方面的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打造维护全球供应秩序稳定的新平台和新抓手。把我国不断提高的制造业综合实力逐步转化为在规则制定中更加有力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努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构建公平的国际规则环境。

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制造业体系

第一，促进制造业资源使用的集约化，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正确处理制造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保护的关系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面，绿色制造是未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促进绿色制造业发展要立足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施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强化目标责任。可持续发展是绿色制造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这要求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充分发挥技术的力量和监管的力量，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提高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废旧金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综合利用水平，推进制造业与循环经济结合发展。推进循环经济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的典型示范作用，全面推行产业园区的循环生产方式。

第二，推进绿色制造。打造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环境友好体系。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管理，增强绿色精益制造能力，大幅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水平。推动企业全生产流程绿色化、低碳化、环境友好化。支持企业实施绿色战略、绿色标准、绿色管理和绿色生产。建设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对园区产值和增加值进行能源核算。充分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积极支持绿色制造发展，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提高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绿色认证，让实践绿色制造企业获得市场优势和竞争优势。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

第三，厘清制造业的全球排放责任，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应对。对重点能耗行业进行科学能耗规划，落实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路径。对重点能源使用密集型、资源投入密集型的行业，鼓励企业开发和应用低碳生产技术。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拓宽碳市场纳入企业范围和数量，建立和完善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办法、市场交易管理办法、核查机构管理办法等重要配套规定。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持续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国际发展机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作为一位社会学者，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很是幸运。

（一）

我是一名80后，出生在闽西革命老区（也是欠发达地区），年少时有过吃不饱、穿不暖的经历。而最近十多年来，又主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专攻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研究，在全国近20个省市开展过田野工作，很清楚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跨过了一个时代，从贫穷社会进入到了相对丰裕社会。我这些年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的巨变，绕不开“时代”。如果有时代巨变的视野，个人经历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80后刚好是时代巨变的亲历者，见证了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2021年春节期间，在和家人清理老物件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我家在1997年是贫困户，享受政府1000元无息贷款的帮扶。仔细询问母亲，得知父亲当年用这笔钱买了种猪，发展了生产；再加上哥哥姐姐们陆续从学校毕业，家庭负担也少了一些，生活开始有了起色。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中，对上世纪90年代所孕育的社会意象，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从学术的角度看，诸多的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农民负担重、基层腐败等都比较突出。以至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辛苦”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废除了农业税，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时期，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

（二）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习惯于从结构、制度、文化等视角里去理解个人遭遇。我常想，国家1997年给我家的扶贫贷款，是否是我们家家庭命运的转折呢？也许是的，但不尽然。国家给的这1000元贷款，其中500元用来还了家里欠村集体的提留和修路款，这是结构的力量，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农村的教育、医疗和公路、水利等基本公共服务和设施，都需要基层自筹。而当时农村的贫困现象也不是少数地区面临的问题。因此，治理贫困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开发式扶贫和整村推进，让农村地区发展起来，让所有的农民都能普惠性地享受农村发展的红利。先解决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然后才能实行针对一家一户的“精准帮扶”，针对贫困户的有限帮扶也许可以解燃眉之急，却很难拔出穷根。

但1997年的确是我们家命运的转折。那一年，我考上了重点中学，成了全家的希望。而在前一年，大姐去了厦门打工。只是那时工资低，还被老板骗了，第一年没有钱寄回家。到了1997年，大姐和二姐都去务工了，且有钱寄回来，我高中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两个姐姐供的。1998年，大哥也去珠三角务工了，家里条件确实有了很大改善。我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哥哥资助的。那几年过年期间，家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今年要还多少债，再过多长时间就可以不欠债啦。一家人为了摆脱贫困，团结奋斗，那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今天，中国农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计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年轻人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在农村务农，他们为着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合力奋斗。如今，这种家庭生计模式，已经全面改造了中国社会的细胞。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刚刚完成了一篇论文，用“一家两制”来概括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三）

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是如此紧密！

我曾祖父是一个精明的手工业者，在民国所谓的经济“黄金十年”时期，他和他的兄弟曾经拥有小型铸造厂、造纸厂和百货店，也曾雄心勃勃地买田买地造大屋。但在旧社会，因为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家族生意竟然因为曾祖父被盗匪绑票而一落千丈。以至于到解放时，爷爷家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农了。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后节衣缩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此后的中华民族复兴奠定基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巨大的历史推动力，我们家要摆脱贫困，千千万万个像我们家一样的普通群众要告别贫困，恐怕不是很容易。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大礼堂还放电影。每年的年末，村委会都会组织一场免费观看的电影，电影放映之前，村干部会讲话，介绍村委会的一年工作情况，也算是一个村民大会。记得有一次，村支部书记在大会上说，我们村已经实现了小康！他的说法应该有依据。

我老家是一个山村，全村人口才1000多人，而山林面积有4万亩，且植被极好。那几年，农村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管理也比较混乱，村集体和村民都在砍伐树林。在当时的条件看，群众都觉得日子好过了，至少不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了。但好景不长，没几年山林资源就被消耗殆尽，村民只能外出务工寻找活计。总之，因为没有可持续的收入，好不容易进入小康的村民，很快就面临再度陷入贫困的窘境。

从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迁出山村，在城镇购房定居，也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经商。我的兄弟姊妹和绝大多数乡亲，早就摆脱了贫困。极少数贫困户，也在这几年的脱贫攻坚中陆续摆脱了贫困。老家的村庄也变成了美丽乡村，我年少时居住的老屋也在家人和政府的努力下修葺一新。

可见，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小康生活理想，其实是在整个国家发展基础之上的。过去一些年，我们党和国家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展精准脱贫工作。某种程度上，这些工作其实是建立在建党100年来我们党形成的政治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得脱贫攻坚具有天然合法性，具有广泛社会共识。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为凝聚全社会力量开展脱贫工作，集中力量办好脱贫攻坚这件大事，提供了强大制度支撑。

最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对脱贫工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已经让脱贫问题从普遍性的问题变成了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人群的特别问题，这为精准扶贫奠定了历史和经验的基础。这几年，我自己也在追踪研究中国的反贫困治理经验，阐述了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也发现了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有几篇报告产生了积极的政策影响。

（四）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党的奋斗百年路，和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普通家庭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去年11月父亲去世。他生于1948年，差不多和新中国是同龄人。他在去世前，多次跟我们兄弟姊妹说，他前半辈子受过不少苦，没曾想，后半辈子能这么幸福。我想，他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呢？

父亲那一辈人，年轻时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战天斗地，修水库、开公路、整农田，多少都留下了一些身体伤痛。他也时有怨言。但中年时候，碰上了改革开放，为了摆脱贫困实现小康，也是挥洒汗水。进入新时代以后，他早早“退休”在家。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过日子并不算特别成功的农民（否则我们家也不会是贫困户），却也能在晚年无憾人生。这当然受益于这个美好的时代。

今年是我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第16个年头，在乡村田间地头和城市街头巷尾，见识了社会各层次人等。某种意义上，社会学很容易成为“问题导向”，关心社会各种失序的现象。比如，我参与式观察过乡村干部、城管、警察、纪检、信访等基层工作者，对微腐败、黑社会、恶俗文化、赌博等基层失序现象也有过田野观察，还对上访者、“钉子户”、小贩等边缘人群有过研究，关心暴力、规则、反社会等问题。

处于巨变中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却总能平稳过渡。某种意义上，中国实践已经打破了一些理论成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我想，这根本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得益于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

（编辑  季节）

我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名叫然衣拉，21岁，现在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三年级。我的家乡轮台县阳霞镇位于天山脚下，八岁时，我就开始帮家里放羊，所以我称自己是天山脚下的牧羊女。美丽的天山常给我带来无限的遐想，如古诗云：“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那里四季的美景真如风景画一样，令人回味无穷！

制造问题的是少数人

我家所在的阳霞是一个不到14000人的小镇，生活着2380户农民，这里一直以来以粮棉种植为主，以小白杏为副业支柱，乡亲们朴实善良，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大家过得很充实，分享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硕果。但是，2014年9月21日，一伙暴徒在这里制造的一起暴恐事件造成了10名群众、警察的死亡，40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或自爆身亡。暴恐事件的背后是一个个受“圣战殉教进天堂”蛊惑的生命，是一个个受到残害的家庭。

家乡群众拍摄的一段视频，记录了警方在阳霞市场和街道上围剿暴恐分子的行动。事后，轮台县阳霞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我们民警朝他们射击以后，暴徒抱着要和我们同归于尽的想法，朝我们冲过来，挥刀向我们民警砍，朝我们扔爆炸物，像疯了一样。”

  说实话，近年来家乡很多人都不敢说自己来自于这个小镇，这些懦弱者中也有我，怕被孤立。有时，我身边的同学会无意中说到对这个地区的歧视性话语，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认为，我记忆中的故乡给人们的印象不应该是这样。

我的爷爷是哈吉，曾去过麦加朝圣，他从没有要求过我学习经文，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少，听得最多的就是希望世界和平，也希望我能够每天快乐。从小，我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热爱和平、反对暴力的种子。家乡曾经发生的暴恐事件，令我觉得心痛，但我相信，制造问题的人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很善良的！

天山牧羊女

  小时候，我父亲建造的那座小羊棚，有40多只羊。父亲常说，它们是从山上牧场带下来的。有些羊身体虚弱，有些羊年纪稍大，还有些羊刚出生或者失去了母亲，没有办法适应山上恶劣的气候，父亲就将它们带回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建了座小羊棚，专门照顾它们。从此，放羊的事就交给了我，每天带它们到附近的草地上吃草喝水。

我的父亲话不多，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勤奋踏实。他总是说，天道酬勤，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让我们时时刻刻提醒和约束自己，不要懒惰，要脚踏实地的做事情。

记得在我们上小学时，父母就让我们三个孩子念汉语班，在当地称之为“民考汉”。当时家里的亲戚们多数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是宗教信仰不坚定，具有背叛性，所以我们从小到大会看到村里人异样的眼神，也会遭受亲戚的冷眼。记得母亲有一次哭着说，她的朋友们说她被洗脑了，是在做错误的事情，会送三个孩子下地狱。父亲听后很生气地对她说：“哭什么，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时间会证明一切！现在不让孩子们学习汉语，他们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想要看到更大的世界，就要会和大家做语言交流，不能永远做井底之蛙。你现在受点委屈不要紧，目光别这么短浅，要看得长远。”我们三个孩子当时心里也是苦涩的，没想到父母为了让我们正常地读书，在家乡要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

我的母亲身上有着一股很强的韧劲儿。我清楚地记得为了供我们读书，她不得不借钱。债主上门要钱的时候，态度十分恶劣，可她还是会很有礼貌地承诺尽快还钱。为了给我们交学费，她把自己的金戒指、金项链全部卖掉了，我记得她最喜欢戴这些饰品了。我们家开小饭店的时候，她每天凌晨起来做准备，晚上打烊之后收拾好才去睡觉，基本上只有三个小时的睡眠，她坚持了很多年。她的拼劲儿和不服输的精神品质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变得愈发坚强。

后来我念了小学，考上了新疆库尔勒的内初班，13岁那年，我开始了离开家乡的求学之路。16岁，我考上了内高班，去广东肇庆中学继续接受教育。我爱肇庆这个美丽的城市，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感受到了不同的风俗人情。学校开展了一些研学旅行，带我们去深圳、桂林、湛江等地参观，增长了我的见识，让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在这里，我参加了学校广播站、电视台和舞蹈社的活动，做了主持人，既丰富了我的校园生活，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自信。

那些年，我虽然也遇到过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都逐渐克服了。三年前，我顺利地进入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就读于新闻传播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老师们很照顾我，在这里的学习生涯对我而言是飞跃式的成长，让我有了国际视野，能够全面客观地去思考问题，也使我变得更加乐观、积极！

我哥哥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现在在政府机关工作；姐姐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现在是一名警察。我希望自己能够向他们学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幸的是，我们的父亲在三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为了给他看病，不仅花光了家里原本不多的积蓄，还借了不少债，我们的生活更加拮据。虽然现在的经济情况还是没有完全好转，但我们有信心，能够一起克服困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记得在我16岁那年的暑假，父亲提出带我自驾游，我们从轮台出发，驶向那拉提。一个夜晚，我们来到了天山无人区，父亲便把车停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这座山非常高，很是壮观，父亲不断地发出赞叹，连声夸耀大自然的魅力。而我心里却很是慌张，生怕这座山会倒下来，父亲笑了一声回答道，怎么会呢，山结实着呢！父亲在他的地铺旁给我打了个地铺，让我睡下。于是，苍穹下，一座山，一辆车，一对父女，有了美丽的画面。我躺着看这座高山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敬畏，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那天的情景，至今让我刻骨铭心。

聊聊我知道的“教培中心”的故事

2021年寒假，我回了趟新疆，现在讲讲自己走亲访友的经历，希望大家能客观地看待新疆“教培中心”这个事情。

   首先，我能感受到亲戚们和村里人都十分羡慕我父母当时的决定，认为他们坚持让我们完成学业是明智的，为自己当年的狭隘和无知感到后悔。他们态度的转变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不过他们终于认识到让儿童和青少年接受现代教育并用功读书是正确的事情了。

这次回乡，我见到了二婶和小叔，他们曾参加教培中心的课程并顺利毕业回家。我们是邻居，当年是父亲将他们接过来，帮助弟弟们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在我童年最初的记忆中，二婶是一个慈祥的人，他们家有三个小孩，那时候她的小儿子不到三岁，眼睛大又圆，我很喜欢他，她的女儿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玩。但不知从何时起，她们家变得很奇怪，门经常是锁着的，她的女儿辍了学，也不再和我玩，二婶的穿着也与以往越来越不一样了，永远裹着一身黑色衣衫、包着头。有一次，二婶和她的小儿子来我们家，我看到许久不见的小弟弟，就跑过去搂着亲了亲他的小胖脸，没想到，二婶冲过来一把将我推开，不断地用衣衫给小儿子擦脸并辱骂我，说我是个异教徒，有什么资格亲他的小儿子，还说我很脏……他们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泪流满面，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接受这样的谩骂和羞辱，心里充满了委屈。

今年寒假回到家里，我坐在炕上戴着耳机听音乐，突然有人推门而入，我仔细一看，是许久未见的二婶，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说什么好。二婶和蔼地说：“敲了好几下门没有反应，我就自己进来了。听说你从学校回乡度假，就过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好吃的。”她说：“我现在觉得当年你的父母真是特别聪明，不管处境多么艰难，坚持让你们念到大学，读书太重要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

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

二婶说：“我也是去了教培中心才明白的这些道理，读书会让人变聪明，能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个时候真不该让女儿辍学的，时间不可重来，有些错误是不可逆的。”送她出门后望着她的背影，不由地感到我童年记忆中那个和蔼可亲的二婶又回来了。

    小叔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吃喝是不分的，他刚开始并没有宗教极端的行为，也是慢慢地才有了一些较大的改变，甚至还会带动身边的人去信教。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在洗衣服，家里突然停水了，我想到小叔家的院里有一口井可以打水，就抱着盆去洗衣服。突然一个很凶的声音朝我吼，原来是小叔，他指着我骂道：“你这个异教徒，别在这留下你的脏水，滚回家洗去。”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真的特别难过，这还是我认识的小叔吗？异教徒这个词听起来是很刺耳的，不是谁都能忍受这样的辱骂。在当时，这份伤心让我窒息。那种失望和痛苦他人是很难想象的。

这次去看望奶奶时，小叔也在家，他的孩子已经四年级了，和他一起住在奶奶家。之前，他老是让儿子学经文念经文，以此为荣。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和小叔的对话中明显能够感受到他对教子有方的新诠释，可以从他焦虑的眼神中体会到对儿子读书的关心和着急，他不停地问我，怎么样才能让儿子愿意主动学习。

小叔说：“早知道寒假你在家，就把儿子送到你那里，让你多教他一些汉语，我真的想让他好好学习，他老是玩游戏，我很担忧他的成绩。”

我说：“没关系，小叔，他很聪明，会好好学习的。”

小叔说：“学习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想让他能够认真对待。”

告别了奶奶家和小叔，我心里很是欣慰，觉得他们终于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了，更明白了知识改变命运这个道理，二婶和小叔让我对“教培中心”有了更客观的理解。

之前我在学校旁边的新疆餐厅兼职打工时，认识了餐厅里的维吾尔族老乡们，他们是从“教培中心”直接过来和餐厅签了正规的劳务合同，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教培中心”还要求他们每个月往家里打一些钱，让他们学会感恩父母和孝顺。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在“教培中心”里面认识、恋爱并在大家的祝福下举办了婚礼，双方家里人也是知晓并同意的。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姐姐说，她在“教培中心”过得很开心，老师们对他们很照顾，帮助他们提高成绩，顺利毕业，并申请到了这么好的工作。另一个姐姐曾在“教培中心”担任班长，和老师同学们关系非常好，他们经常会举办活动，载歌载舞，特别幸福。

我愿意为中国发声

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现在，我的母亲年纪稍大，身体状况不算好，但我能感受到她骨子里的那股劲儿。父亲走后，她努力地撑起这个家。有朝一日，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母亲的依靠。

寒暑假，我在村委会帮忙，做过几次回乡宣讲。我记得，有次宣讲结束后，村委会主任对参加会议的学生的讲话，令人感动，内容如下：

“我知道你们的父母去教培中心参加学习了，但你们不用担心，每个月你们都有生活费，有一对一照顾，不要消极，必须用功读书，不要被这些影响，要考出去念大学，你们的父母和你们一样正在接受教育，很快就回家，你们不是一个人，我们会一直在你们身后保护你们的，有任何问题要讲出来！”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教培中心”还在不停地被西方媒体拿出来指责和批评，说句良心的话，如果真的是侵犯人权，政府怎么会用心照顾这些暂别父母的孩子？我有一个朋友小时候为了专心学经文而辍学，她的父亲从“教培中心”毕业后，一回家就将孩子重新送去高三考大学，即使她离过一次婚，比同龄人大两岁。

我是维吾尔族姑娘，我爱我的国家——中国，也爱我的家乡，我的老师同学大部分是汉族，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如果你肯放下偏见，客观地去了解中国，会被这个国家所感动，新疆人民根本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大家过得很幸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偏爱和关照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媒体纯属恶意揣测，新疆人民真的很爱自己的国家。

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和了解历史。小时候，我被说成是异教徒、被辱骂，这使我变得怯懦、崩溃、自我怀疑，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腐烂了，直到我离开新疆去求学，打开另一个世界。

我喜欢这边的朋友，喜欢同学们开放的思想和富有远见的思考。每次回到家乡，我会有强烈的感受，要是村里的小孩都能把书念下去，新疆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新疆人民的幸福感会大大提升，中国会变得更强大。对我来说，我接受的教育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

中国正在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也能看到成效卓著，“教培中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继续把书念下去，把新闻学好，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出一份绵薄之力。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外国媒体的报道很多是违背事实的。中国的崛起，让西方势力坐立不安，新疆目前取得的进步不可否认，最明显的就是政府和人民对教育的重视，这让我觉得真的了不起！很多人对“中国模式”有误解，但我们是用事实和成绩说话。中国会保卫新疆，不会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在奔跑，国人要自信。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大学生，面对很多质疑和虚假新闻，我愿意把自己的回乡所见所闻和真实的个人经历讲述出来，我愿意为中国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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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自由灯塔”和“世界权力托管人”自居，干预他国事务的野心在其独特优越感的驱使之下迅速膨胀。

美国国家安全概念的演进

在国家利益当中，美国始终将国家安全置于首位。杜鲁门政府签署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首次全面确立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体系，创设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自此以后，美国的涉安立法走过了由综合到专项（“9·11事件”之后，小布什签署《2001年爱国者法案》，奥巴马签署《2015年美国自由法》，特朗普签署《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简称《云法案》、《2021年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再归于综合的历程，执行机制和机构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关系的使命集中于防范共产主义国家的扩张，矛头直指苏联。通过帮助西欧战后重建以及建立北约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美国罗织了西方世界的盟友网络，并通过扶持亚洲“四小龙”以及发动“越战”来围堵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美国的使命在于维护雅尔塔会议确定的国际秩序以及新生的联合国宪章，其危机感来自于以古巴导弹危机为高潮的战争威胁，美国采用麦卡锡主义的方式来防范共产主义国家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将中美两国彻底敌对起来。然而，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在对外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战略威胁，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焦点仍然锁定于防范苏联沙文主义的扩张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尼克松时代的中美建交被美国认为是打破社会主义阵营、孤立苏联的一大胜利。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恰逢美国制造业大举外迁的热潮，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致使双边经贸合作迅速升温，政治关系也在中美联合公报的基础上逐步热络起来。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令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欢欣鼓舞，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接踵而至的全球化浪潮使美国认为没有旗鼓相当的战略对手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放开手脚配置市场和资源。因此，美国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其重心在于敦促中国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扩大市场开放。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除了常规性地控制其他国家发展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和中远程导弹之外，最为实际的是确保能源供应并将其价格控制在舒适区间，尤其是在国内限制发展核能的情况下，其注意力主要投向中东地区。布什父子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搅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9·11事件”重创了美国的神经，也使其国家安全政策转移到防不胜防的恐怖主义上来。

近年来，美国的页岩油气自足有余，除了常规性的毒品侵扰、自取其祸的恐怖主义以及新兴的网络安全问题，世界上似乎已经不存在严格意义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1986年戈德华特—尼古拉斯国防部重组法案》，美国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小布什到特朗普，《报告》一直展现出防御型和开拓型两套战略。其开拓型战略着重强调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与繁荣的重要性，但各届政府对价值取向的表述有所不同。例如，小布什的《报告》突出了全球共荣观，称“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奥巴马的《报告》则坦言了美国优先的目标，称“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上任后公布的首份《报告》则以“美国优先论”赤裸裸地突出美国单方利益，称“重建美国的经济实力，恢复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首倡“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论调。特朗普将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划、以和平的方式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腾飞的中国纳入到威胁美国安全的范畴之中。

特朗普时代美国内部矛盾在中美关系中的投射

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经济金融化和服务数字化饮鸩止渴的不归路。美国极少数精英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和数字经济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化，进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长达十多年的金融海啸以及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严重侵蚀了美国的国家信用；制造业空心化导致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和政府债务。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后即希望通过增收节支来恢复美国的经济繁荣，并且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他必须尽力满足三股势力的诉求：一是不断扩大军费开支的军方；二是要求维持股指虚假攀升的华尔街大佬；三是包括“锈带”蓝领和农场主在内的核心票仓。这些问题在国内是无解的，特朗普只能在对外关系当中施展拳脚。基辛格断言，中美关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但他没有道出的是，美国自身再也无法回到过去这一根本原因。

为了控制政府开支，特朗普成功地克制了对外发动战争的冲动，他陆续收缩派驻海外的军力，并且退出一些国际组织以摆脱其财政义务。他努力减少对别国内政的干预，但仍然无法摆脱通过物色假想敌来转嫁国内矛盾的惯性。

特朗普政府奉行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理念，努力淡化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传统使命感，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权等宏大议题鲜有问津，他不惜放弃多边合作平台和得罪传统盟友，转而全力追求自身的安定和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其着力点集中于阻止南部外来移民涌入，以维护社会安定并保护低阶层的就业，以及向主要贸易伙伴无差别地讨取最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以削减美国连年深陷的贸易赤字。他擅长双边对决和极限施压的谈判手法，因为多边场景会使其难以发挥美国的强势地位。美国援用的规则包括1962年《贸易扩张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232条款，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条款，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Foreign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以及针对重点国家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超级301条款”。这些做法均以美国进口市场为筹码，以关税和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为手段，旨在单方面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贸易条件。

特朗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把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称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但是在美国观念中，这两个国家对美国安全的意义有着显著的差别，一方面是因为两个国家在二战以及战后确立国际秩序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两个国家长期以来表现出了迥异的民族性格。

美国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和长足的科技进步，为什么一个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政府会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为什么一个拒绝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能够联合众多的国家共同推行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质疑中国官方数据的真实性；质疑中国源源不断地窃取美国的先进技术；质疑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压制；质疑中国暗中与他们认定的“流氓国家”结盟。而且，他们试图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实证。在缺乏真实实证的情况下，他们不惜扭曲事实，捏造或者无限夸大中国现存的问题，以阻挠中国崛起。

在其贸易制裁中，特朗普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以便获取向中国货物全面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的合法性，但因美国财政部拒绝配合其既定的裁定标准而落空，所以转而诉诸“301条款”展开了多轮加税，期间也经历了中国的多轮反击。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宣告了双方暂时休战。

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打压的重点在于“中国制造2025”规划，尤其聚焦于通讯和智能科技领域中国脱颖而出的领先地位。其短线措施是将领先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关键零部件尤其是芯片采取断供措施，理由是打击对伊朗制裁的破坏者和美国科技在中国的涉军应用。其长线战略则是破坏中国的“千人计划”，以堵塞美国科技在研发领域向中国的无声传递。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奥巴马“重返亚洲”的基础上提出了貌似宏阔的印太战略，而实际上没有展现具体的动作，反而因退出TPP而形成了战略收缩的格局，因此对于中国南海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肇事于“89风波”，沿用至今的基本规范是1992年《美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原则上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作为独立关税区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以及签证政策方面享受有别于大陆的优惠待遇，如购买美国敏感技术和实施优惠关税等，核心理由是保护美国企业在香港的运营环境，而更深层的动机是保持其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监控力。

自1993年起，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阶段性地向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主要评价香港所谓民主自治的状况。根据香港陆续发生的一些事件，美国国会不断有人在酝酿对《美港政策法》进行修订，但始终未能成型。2018年，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提出重审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与政策，以及限制售港潜在军用高科技，特别是应对《逃犯条例》与《香港国安法》，美国密集出台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限制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和人群控制技术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后称《香港问责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授权美国政府部门以金融等制裁手段严厉惩罚侵蚀、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和实体。在国会的敦促下，特朗普以行政命令否认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地位，在贸易税率（包括贸易战下所增加的额外关税）、签证安排、出口许可证豁免等方面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对港出口国防设备与敏感技术，美国财政部正式实名制裁11名中国官员。

拜登政府战略路线及对华政策

拜登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宫，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只是在侧重点和行事风格方面有所差异。

拜登政府在国内面临两项迫切的任务：一是调和深陷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以团结两党，二是控制疫情蔓延以恢复经济增长。其战略重心集中于三个方面：（1）推动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推动1100亿美元的科技创新计划；（3）重返《巴黎协定》，大幅提高主动减排力度。

在国际关系方面，拜登政府的宏伟目标在于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王者荣耀”。为此，拜登政府祭起推行民主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两面大旗，试图以价值理念来重整国际民主统一阵线，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及人类命运中的领导地位。认定并孤立共同的敌人或对手，这是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共识以及联合盟友的惯常手段。拜登4月份在国会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挑战变得更加复杂了。美国现在面临的，是比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的科技竞争对手、复杂得多的军事对峙，以及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冲突。其矛头主要指向三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中国有雄心在地区甚至在全球取代美国，俄罗斯带来的挑战比中国小一些。”俄罗斯只是“世界上的麻烦制造者”。

近半年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日渐清晰，大致可以归结为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时期，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报告》突出了三个特点：（1）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修正主义势力（revisionist powers）”；（2）专门剔除了气候变化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3）将全世界视为竞技场，为了美国一己利益，不惜与任何国家翻脸，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和伙伴。

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拜登政府：（1）将中国视为唯一具有上升实力和雄心的挑战者，进而联合各类盟友和伙伴，并利用多边国际平台，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孤立与打压的态势；（2）以高调推行民主政治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抓手，试图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中美的合作空间主要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防控两个方面。尽管阿拉斯加高峰会谈已经显化了双边的长期矛盾，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很快达成了合作成果，而美国的意图则是敦促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疫情防控合作尽管在方向上达成了共识，但拜登政府要求情报部门尽快进行病毒溯源，并督促世卫组织对中国进行二次核查，显露出其对中国预设的强烈指向性。

美国已经全面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帷幕，拜登公开宣称：“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目标，不会在我的任内发生。”

2020年年底，正值白宫权力交接之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587页的报告（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0 Annual Report），从中确定了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它从经贸、安全、政治及外交事务等四个领域全面阐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并用两章讨论了台湾和香港问题及应对策略，向国会提出了19项建议，主要包括：（1）在信息、媒体、外交、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领域全面贯彻对等原则；（2）国会责成国务院调查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内的搅局行为，并出具年度报告；（3）扩大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授权，监控中国政府对企业并购的补贴行为；（4）对违背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以及违反人权的中国实体进行制裁，并溯及其母公司；(5）全面防范并惩处技术窃取人员；（6）成立多部门参与的技术标准委员会，以增强美国对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和控制力；（7）责成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情况，以防范其利用美国根据《非洲增长及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授予非洲原产地的优惠条件，绕过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壁垒及其他管制；（8）在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属下创设中国经济数据协调中心（China Economic Data Coordination Center），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官方及民间经济数据，以帮助美国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9）调查美国在华企业的研发项目对美国生产、就业及经济的影响；（10）减少对中国医疗用品进口的依赖；（11）全面加强与台湾合作；（12）支持香港居民免受政治迫害。

2021年4月，美国出台281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为基础，将中国定性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战，在两党达成高度共识的前提下，确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总体方针。该法案认定，中国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力量，立志成为美国在全球接近伯仲的竞争对手，既而与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和价值构成冲突，中国的现行政策对国际秩序和规范的未来格局构成威胁，因此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动员多种外交、经济和战略工具抗衡中国。

该法案共罗列了21个抗衡中国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1）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优势，防止中国对该地区的主宰；(2）维护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防范中国恐吓及其他不正当影响；(3）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4）展示美国与盟友及伙伴的力量，增加中国势力扩张的代价；(5）确保自由、安全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压制中国在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和话语权；(6）与发达的民主国家一道弘扬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的普世价值，问责中国侵犯人权、限制信仰自由以及毁约行为，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实施制裁，支持香港民主进程；(7）防范中国对美国的个人和机构施加不正当影响；（8）遏制中国的军事威胁；(9）揭露中国以贿赂、恐吓等不正当手段从其他国家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10）支持私营部门在新兴市场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该法案也提出了交流与合作的空间：(11）加强双边军事交流，以降低军事冲突的危险；(12）与中国展开公平、对等和健康的竞争；(13）在经济交往、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保留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特朗普时期，《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于2020年5月21日提交国会讨论，主旨在于提升美国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其中只字未提中国，但迟迟未能通过。然而，拜登执政后，2021年 5 月12日，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推出的版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认定中国已“接近成为科技领导者”，并指出中国已成为科技和制造业超级大国，并提出对“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宣传是以侵犯人权和挑战长久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代价的。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该法案布局了十大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领域，要求在5年内斥资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科技创新，以及100亿美元用于在全国创建新的科技中心。法案要求美国动用更多资金和资源，阻止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具体做法包括：（1）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2）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在一年内制定侵权企业名单；（3）与“五眼联盟”成员商讨数字贸易和网络安全协议；（4）增加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以抗衡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包括抗衡“疫苗外交”；（5）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以应对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6）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涉足范围，监察存在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财务转移。

拜登政府当前针对中国的具体措施包括：

（1）力图在人权问题上与“七国集团”形成联合阵线，因此大肆渲染中国在新疆和香港对人权的迫害。

（2）拜登于5月5日责令美国情报部门深入调查新冠肺炎病毒源头，包括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3）加紧对本年底到期之前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进行全面评估。新任贸易代表戴琪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只是双边复杂关系的一部分，并没有在总体上解决中国相当巨大的挑战。言外之意是，要更加系统而全面地确定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从当前的态势来看，直到中国对美国的要价做出积极而务实的响应，覆盖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将保持不变。与此同时，戴琪试图针对中国展开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全面更新美国的贸易立法及政策，将美国劳工权益、气候变化等拜登政府至为关切的内容充实进来，并增强对华谈判的筹码。

（4）以涉军为名，继续扩大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进行投资交易的限制。2020年11月，特朗普政府颁布针对“中共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将44家中国企业纳入限制清单。小米和箩筐科技通过诉讼程序赢得了免予制裁的结果。有鉴于此，拜登政府匆忙修补了这项投资禁令中的“漏洞”，宣称增加了对所谓“民主”和“人权”的考虑，扩大了打压力度和范围，并确保此项法律的合理性和长期可持续性。6月3日，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了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企列入投资禁令的“黑名单”。

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1.我们要研究主要合作伙伴的最新对华政策，拓展中国对外合作空间，以突破美国主导的战略围堵。

拜登政府试图以价值感召、以威逼利诱的方式罗织多边统一阵线，然而其认定的盟友与伙伴均抱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对华政策方面不可能完全听任美国的摆布。因此，中国拓展并深化的国际合作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但中国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并有针对性地与合作伙伴提出建设性的互利共赢方案。

英国3月16日公布了100页的《竞争性时代面向全球的英国》报告，这是其冷战结束以来最主要的外交文件，该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有敌意的国家”和“主要威胁”，而中国只被视作“竞争者”。报告中说，“中国是个威权国家，具有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对英国及盟友形成挑战。中国在今后10年将对全球增长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贡献，令全球经济受益。”

3月19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公布的首份《多元化的关系，建设性的对话——2021-2024中国战略报告》，认可两个国家存在价值观的差异，但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强调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和对话机制。报告认为，大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以及中美之间的分裂，均不符合瑞士的利益，而推动全球公认的规范和标准、发挥多边组织的作用、确保全球经济不受干扰，仍然是瑞士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

2.认真审核《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不可抗力和美国单方责任为由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为期两年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迄今已经历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跟踪报告，2020年度，中国对美国进口总值为999亿美元，距离承诺的1731亿美元，相差约40%；就当前局势判断，完成本年度的采购目标亦存在实际难度。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美国来说，是一份扩大美国出口的早期收获，特朗普政府的明确计划是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推进中国贸易体制改革，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政府补贴以及国有企业等议题。

我们要研究拜登政府下一步如何与中国展开谈判。5月27日，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首次与刘鹤副总理的视频会谈只是一种表态和摸底，双方都认为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并表示保持相互沟通。戴琪强调了拜登政府坚持以维护美国劳工权益作为其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但至今没有提出明确的议程。

中国应该针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进度、疫情构成的不可抗力以及美国方面配合不利等因素，摆出明确的事实和可靠的证据，以争取免除未尽履约的义务。

3.认真研究拜登政府援用的三份核心文件，对其行将采取的对华措施做出合理预判，抓住机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4.善于向竞争对手学习。我们要研究、客观评估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以及对中国的批评意见，正视中国在自身发展以及对外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意见，如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等，可以考虑纳入到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中来。

美国系统化、法制化的对外政策形成和实施机制，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和借鉴。另外，美国的《无尽前沿法案》从基础教育、科研体制、全国布点、协调机制等多个方面展开了促进全面创新的总体布局，可给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启示。

5.主动提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我们要贯彻习总书记“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的号召，以实际倡议和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全球的引领作用。建议主动提议在中国创立多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学，采用亚投行的成功治理模式，建立系统学科和研究课题，形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和理论，并为多国培养专业人才。

（编辑  季节）

舆论战是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部分，在美国的其他战略能够首先奏效时，它不会使用舆论战战术。但是美国现在对中国明显毫无办法：美国的经济战已经失败，政治战看不到前景，它在第一岛链又失去了军事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颠覆与煽动战略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主战场，舆论战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为这个战略做准备的。 

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为美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

美国的历史传统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绝大部分发展动力都来源于外部而不是内部，这是美国与中国崛起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所谓西方崛起和美国的发展，是依靠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和“私有产权保护”的国家契约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历史观，以及冷战后形成的新西方意识形态所重新塑造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美国在赢得冷战后重建了国家崛起的“历史”叙事方式，掩盖了当年通过殖民主义、奴隶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暴力发家史，不仅为其野蛮行径进行遮掩辩护，还为它在21世纪维持全球霸权提供话语权。

美国的早期发展得益于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了相当于一个中国的土地规模，其土地资源作为资本主义初始发展的最根本资源在美国早已满溢了。有了这些土地，才有了大量的从欧洲和世界各地前往美国的移民和资本。所以美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三大要素都来源于对土地的掠夺。与英国资本主义不同的是，英国一部分发展动力来源于内部掠夺，例如圈地运动。而美国全部来源于外部掠夺。

美国中期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将整个拉丁美洲变成自己的资源地和市场。为此美国和西班牙打了一仗，并且恬不知耻地宣称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绝不允许其他人染指。美国资本迅速控制了拉丁美洲的金银开采、矿产开采、种植园和大部分大型工业生产活动，所有企图将经济脱离美国的控制、实行国有化的政治家都被美国幕后策动的政变推翻了。拉丁美洲一度真正变成了美国的“后院”。

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美国在20世纪开始了全球的扩张。美国向相互竞争、对立的欧洲大国提供资本和产品，培植它们的战争能力。它们在美国的经济培植下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是相互损耗到精疲力竭，美国得以迅速控制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使其经济和金融依附于美国。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有摆脱美国的倾向，美国立刻施以颜色。

多年来，欧洲和日本这些老牌帝国主义为美国所控制，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军事霸权的掩护下，以美元霸权剪全世界经济的羊毛，其科技发展也得益于全世界的人才。美国对其他国家也使用军事威慑、政治欺凌、经济盘剥、资源掠夺、文化压制等手段。总之，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期也得益于其对外部的掠夺。

 美国作为多元国家，其内部一直矛盾重重。四百年来，美国的种族矛盾始终没有解决；除了近半个世纪的新政时期，美国的阶级矛盾也始终没有解决。美国一直是通过攫取外部资源来缓解内部矛盾，包括中国等国家长期为美国提供的廉价产品。 

虽然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很大，远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工人阶层的工资一直高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这种靠外部攫取喂肥“家猫”的办法，平衡了美国的内部矛盾，使得美国不像欧洲的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一直受到革命的威胁。 

但是美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没有想到的是，靠超发美元攫取通缩产品的路有一天会走到尽头。这样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竟然翻了车，这种寄生生活，或者说是“印假钞买外卖”的生活竟然让自己家的长工失去了工作，又不能把他们送到别人家里去。于是家里翻了锅。 

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理论、美国的经验和美国的“出类拔萃之辈”能给美国找到一条新路吗？应该说他们即使有“贼心”也没“贼胆”，因为唯一的新路就是平衡美国的贫富差距，回到新政的道路，这可是要了他们精英的命的事情。 

美国只有一条老路可走，就是维持美国霸权，继续剪世界经济的羊毛，用来补贴内部捉襟见肘的资源平衡。这是一条既能安抚国内的中下阶层，又能使美国的上层阶级继续获得超额利润的路子。美国的国际战略从来都是，将来也仍然是为它的这一根本利益服务的。

美国的谎言政治、谎言文化是从西方2000年文化中继承下来的政治统治术，它们靠“民主、自由、法制”发展起来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被美国种族主义的“集体潜意识”所包装和炮制出来的神话，是一个伪命题。美国有强大的谎言文化、谎言政治和谎言机构，这些是中国学不了、也不能学的东西，一个正常人和撒谎成性、欺人成性的流氓是没道理可讲的。它和美国的国际战略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其中的关键纽带就是美国的这一根本利益。 

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早已破产

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六大战略支柱上，一是谎言与傲慢；二是侵略与屠杀；三是威慑与讹诈；四是遏制与围堵；五是封锁与制裁；六是颠覆与煽动。 

谎言与傲慢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理想主义战略或自由主义战略。美国宣称，他们的国家目标就是在世界上推行他们认为的自由民主，并且他们自诩为“自由民主的灯塔”；他们是所谓“山巅之城”，可以俯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是上帝的特许之人、特许之国，别的国家必须听从他们的；他们还具有“美国例外”“美国优先”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包括随意对他国诉诸武力，别人则不行。 

然而，美国的所谓“自由”只是美国统治精英的自由，不但美国的少数族裔和下层人士不享有这种自由，而且还不许其他国家享有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自由、继承自己传统文化的自由，否则就会受到美国“自由”的惩罚。 

所以，美国推行的所谓“民主”，其本质是“美主”，别国政权采取何种形式，都要以是否符合美国的心意为标准。符合美国心意的，即使是君主制也是民主的；不符合美国的心意，民选政府也不是民主的，美国必将进行干涉，必欲推翻而后快。 

两度普利策奖得主蒂姆·韦纳在他的名著《灰烬的遗产》（中译本名为《中情局罪与罚》）中描述了美国中情局以冷战名义在拉丁美洲先后推翻了11个民主选举产生的西方式民主政府的过程；1954年美国策划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70年代，又支持萨达姆推翻伊拉克政府，并支持萨达姆挑起长达10年的对伊朗的战争，然后又以一小管洗衣粉的谎言出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1965年，美国中情局策动了印尼苏哈托的军事政变，然后支持了对印尼华侨的大屠杀。1965年，中情局策动了柬埔寨的朗诺政变，推翻了受柬埔寨人民拥护的西哈努克亲王。中情局还曾枉费心机地向西藏空投特务和叛乱分子。被美国政府称为恐怖组织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都是中情局一手扶植起来的，然后他们又花了20年时间以2万亿美元和死伤2万多人的代价，与他们培养起来的这些组织打仗，现在正在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这还不包括美国在上世纪发动的两场正式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美国也可耻地失败了。 

在“民主”的名义下，美国不但在国内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国际上推行国家歧视政策。美国甚至可以直接地侵略和屠杀，直接侵犯别的国家人民的主权、人权和自由。 

特朗普把美国媒体描述为“谎言媒体”，把华盛顿决策层形容为“华盛顿沼泽”，对所谓的自由主义战略不屑一顾，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占了美国民众的一半，这说明美国人也看透了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拜登这位“老牌政客”，又把这个破烂不堪的旗帜打起来，又捡起通过超发纸币剪世界经济羊毛的损招，就像它们生命一样，还长的了吗？

美国的主要国际战略

美国的谎言与傲慢战略，也就是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战略，由于其旗号与现实中的巨大反差，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在美国国内也被美国的主要战略学者批得体无完肤了。例如，基辛格将美国的自由主义战略称为是新十字军战略，而哈佛大学教授、所谓进攻现实主义战略的主要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更是直接斥责自由主义战略为谎言。所以，自由主义战略破产是美国意识形态破产的一个重要表征。

美国对外政策的其他五个战略支柱，就是美国战略学者所说的现实主义战略。其中的侵略与屠杀就是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不断地遭遇失败，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家和体制精英十分清楚，美国的侵略与屠杀战略遭遇了失败，因而在实施时变得小心翼翼了，例如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朝鲜问题上，美国已变得用言语恫吓配合军事小动作，而不敢轻易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了。

美国特朗普政府将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或者我们称其为侵略与屠杀战略，列为国家安全文件中的国家战略。特朗普执政时，这个战略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执行进攻性战略，美国早已力不从心，但在美国战略学家中，现实主义战略仍是其主要理论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那么美国国家就变得毫无战略语言了。战略理论家认为不需要再举着谎言的旗帜，直接拿国家说事就可以了。政治家和统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美国已经没有力量到处开展了，即便对中小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线太长，设定的战略空间过于广泛，美国没有力量来维护战略学家所认定的国家安全。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都意识到美国的战略理论已经彻底破产，美国国家需要面对现实的战略，这就是大国竞争战略。这也是拜登抛出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战略主要背景。然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仍然有虚与委蛇、不可言明的内涵，其实质就是美国现今在世界上所推行的剩下的四大战略，它们成为美国当今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核心。 

威慑与讹诈战略建立在美国军事实力的基础上。过去，对于中小国家，美国是不由分说直接入侵，威慑与讹诈主要用于大国竞争。但是由于美国的侵略政策连连失败，直接入侵这个选项，即使对中小国家也慎重了许多，更多地使用了威慑与讹诈战略，这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威慑与讹诈主要是一种心理战，在古巴导弹危机、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上都使用了这种战略。美国现在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发展小型核武器，更新战略核武器，都是这种威慑与讹诈战略。 

遏制与围堵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外交实力。美国利用控制国、依赖国和敌人的敌人来构建对敌人的包围圈，将对手在外交上孤立起来，在出现紧急事态时，由这些国家当炮灰、打头阵。 

美国将它所控制的国家称为盟友，实际上这些所谓盟友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美国。它们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经济、金融与美国深度挂钩，因而将自己国家的主权不同程度地出让给了美国。美国的战略要求是它们不能拒绝也无法拒绝的。 

美国的所谓盟国根本不是主权的独立国家，美国对其可以为所欲为。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早就爆出，以及最近丹麦再次爆出的美国对所谓盟国领导人进行全面监听，而这些所谓的世界大国对此无可奈何，这是最明显的例证。 

封锁与制裁战略依仗的是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对于对手国家、潜在对手国和“不听话”的国家（包括自己的盟友）实行经济制裁、金融制裁，直到高科技封锁甚至经济封锁。美国依仗自己及盟国的巨大市场和高科技及其产业优势，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美国所能控制的国际市场空间，造成被封锁、被制裁国家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困难，剥夺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发展权，从而离间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信任，削弱这些国家得以挑战美国的能力，因而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 

然而，美国的军事优势、外交优势和经济优势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竭其所能，只能延缓差距缩小的趋势，而无法逆转这种趋势。正因为如此，美国正在越来越倚重它目前享有最大优势的领域，这就是仰仗美国的意识形态、情报和媒体实力的颠覆与煽动战略。 

美国的战略运作，是灵活地运用这四大战略支柱，或者是运用其中一个或几个，或者是几个全部招呼上，这就是所谓的“混合战争”。

美国的颠覆与煽动战略有许多手段，例如情报战、间谍战、舆论战、暗杀，培植反对派和代理人，挑拨内乱和内战，通过策划已久的“颜色革命”对政权进行颠覆，在别国国内发动代理人战争，甚至直接派出情报系统的小分队，进行跨境或空投在对象国进行小规模战争等等。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情报系统和美国所操纵的西方强大的媒体系统。 

舆论战也是美国颠覆与煽动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国需要针对其制定自己的战略，分析和研究其软实力和硬实力特征，投入资源、改造结构，使中国在软实力和硬实力部分尽快和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吻合。

（编辑  季节）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要求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所说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体现中国经济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分量和地位。

必须准备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早就预料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对美国的打压。在十六大上，中央提出：面对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要迎难而上，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和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意味着中美经济发展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必然的。

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前，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经济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上，都考虑经济合作是长期保持的基本趋势，当中美战略关系发生变化，仍然固守这种看法，对即将到来的国际打压没有思想准备。这种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在经济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带来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历史经验，而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巨大进展与美国经济构成的竞争态势所引发的关系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几十年突出经济发展，一些人混淆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而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导致政治意识模糊、政治思维的停滞或消退。经济手段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首选，思想工作和政治手段往往退居其后，形成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方式。把“治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同，将政治问题等同于如何分配财富、解决矛盾的技术化的治理问题。

政治必然涉及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根本乃是争取人心的艺术。面对国内日益分化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财富增长，更重要的是树立做人的信念、生活准则和理想。

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淡化，为人民服务宗旨被忽略，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满足于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诉求，与群众打成一片。道德价值滑坡，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懂得在政治上区分敌友，不再关注如何在政治思想上争取群众的支持，不再关注民族精神与政治意志，不再讨论历史发展走向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以一种“历史终结”的“末人”（last man）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正途就是利用全球市场分工发挥自身低工资比较优势，而反对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即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号召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新的伟大斗争”的真实含义，甚至有人担心“斗争”概念的提出是否要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时代，将“斗争”看作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陈旧思想，而没有看到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就是针对必将到来的中美之间的斗争局势，也是针对美国构建“新罗马帝国”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首先展开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从高压反腐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重新激活执政党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为执政党注入新的活力，恢复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十九大报告中对十八大以来的总结中所说的：“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着手解决新形势下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问题。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纳入改革的总目标，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行了深刻阐述。这是新时期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改革目标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这一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这也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向西方多党制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党的领导”不仅通过党规党法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中，而且通过宪法修改明确写入宪法的正文中，在宪法上堵死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公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并提出到2021年建党100年和到2035年的更为具体的治理目标。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中国保持不变，而且要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中央公开宣布“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主张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美国看来，这无疑是对其建构世界帝国的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这必然要引发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可以说，从2012年十八大到2017年十九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关键性的五年，是推动政治全面复兴的五年。为此，中国在经济上，全力推动信息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冲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和控制；通过“一带一路”扩展中国的海外市场，防止美国打压中国在欧美的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应对可能的能源战争和货币战争。在军事上，通过反腐、政治生态有效治理和制度改革重塑人民军队的政治灵魂，通过南海人工造岛等措施改善地缘战略态势，以及加快新型武器的研制、加强军事训练和推进军事现代化，在整体上提升国防实力。在国际关系上，强化建构并巩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盟的合作，尽可能扩大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应对美国的世界霸权理念。

美国调整对中国战略的必然性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一个新时代来临”这一重要判断。宪法的修改内容更是让美国失去了通过代际领导人更迭介入中国政治，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在美国看来，这无异于宣告美国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已彻底失败。美国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是必然的、在预料之中的。十九大报告中“斗争”成为关键词之一，这表明中国面对可能来到的国际打压举动的立场：勇于斗争，绝不投降。

尽管如此，当时很多人依然不理解“斗争”一词的含义，以至于当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并开始向中国发起贸易争端之初，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十九大之后国内舆论出现“厉害了我的国”的高调宣传，而看不到中美的本质性问题。直到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要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毫无证据就扣押身处加拿大的孟晚舟女士，基于美国利益而打压华为，这些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使得很多人逐渐转变了态度。如果没有2012年以来未雨绸缪的一系列艰苦努力，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中央领导核心的稳固和意志坚定，中国根本不可能以今天这样的从容淡定来应对这场“持久战”。

总而言之，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反对将自己“捆绑”在美国建构世界秩序的战车上去实行什么“中美共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协商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中美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构想，因而美国无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是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自由派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让中国服从“美国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国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开信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现存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这个国际秩序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全球繁荣时期。”这无疑道出了中美冲突的政治真相。

美国实施遏制、打压中国的“新冷战”

美国保守派在这里赤裸裸地公开地宣称“美国治下的和平”。而这个概念来源于罗马帝国所创造的“罗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自由派开始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可是发展起来的中国非但没有变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帮手，反而变成了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战略竞争者。为此，他们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美国统治世界的绊脚石。要遏制中国，就必须展开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冷战”。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理解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普遍失望。这种失望无疑类似于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时的失望。而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战略已开始“赤膊上阵”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和文化等各种手段的遏制和打压。这种打压可能发展为在科技、经济、金融、安全和军事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引发推动两国“脱钩”的主张。

目前，美国在高科技、教育领域开始出现针对华人的“猎巫”行动，开始禁止中国学生进入美国高技术学科领域留学，在技术、资金领域限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这种“脱钩”论的背后是一种“新冷战”理论，形成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one 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竞争的“新冷战”格局。这种“新冷战”不同于当年“冷战”中，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而是采取了一种新型的类似基督教世界的“开除教籍”的理论，既然中国不服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不信仰美国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将中国开除出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新冷战”将是美国建构唯我独尊的“新罗马帝国”与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争夺人类未来前途的斗争。

“亨廷顿忠告”：“误判”中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194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讨论“为什么误判中国”，这表明美国在历史关键时期对华政策的巨大误判。

美国在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对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一方面美国政府宣称经济市场化和文化自由化将推动政治民主化，建立多党竞争的自由民主政体；另一方面他们宣称，一个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亲美的政府。将国内、国际政治的两个不同主题结合在一起，他们宣称人类历史发展最终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政体的模式的典范。由此，美国不遣余力地在中国推动全盘西化或者美国化。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而福山的导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却对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反思，这无疑是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忠告。

在早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亨廷顿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提出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

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摧毁，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生活规范。在传统权威随之解体之后，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之中。二战后，美国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这种政治衰败。

从如何克服政治衰败这个问题入手，亨廷顿考察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途径。中国是通过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政府有效地克服了几十年的混乱和内战，恢复了政治秩序。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亨廷顿高度称赞苏联和中国通过共产党一党执政来克服政治衰败，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认为“第三世界”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亨廷顿明确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民主化主张，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约束对民主意识形态化产生的过高预期，并建立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渠道，从而巩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权威。

亨廷顿的理论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1948年失去中国，而且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在2018年误判中国。辛亥革命民主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权威，但未能有效建立现代民主的权威，民国政府始终处在混乱、军阀割据、长期内战的政治衰败之中。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政治衰败，树立了现代的政治权威，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化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依附于美国的世界，也就是在一些国家建立起一个半殖民地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必然由于内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败的种子。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大力引入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又进一步导致这些国家政治衰败。苏联解体既是美国推动“和平演变”的成功案例，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化引发政治衰败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导致国家解体，“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崩溃，国民财富被一夜洗劫，曾经让美国畏惧的世界强国变成了四分五裂的衰败国家。苏联激进民主化进程导致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政治衰败就像一面镜子，让中国更进一步看清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陷阱，看清美国在苏联和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真面目。中国政府始终对美国支持的自由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动“和平演变”的战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将这条政治民主化道路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经济改革没有走向美国设定的和平演变道路，在于中国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的政治现实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政治家而言，历史和现实才是鲜活的政治教科书。

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然而，一旦将民主政治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捆绑在一起，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文化政治选择：究竟是选择认同美国文化，还是选择认同本土文化？毫无疑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就是推动这些国家认同美国文化，当这些民主化国家走出政治衰败，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之后，必然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更加倾向于认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

事实上，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揭示了美国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悖论。在他看来，美国在一些国家推行民主化的进程中，受美国影响的第一代人往往是亲美的，从而认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然而，随着这些国家移植入美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而对美国模式产生疑惑。国家越是发展就越容易激发起民族自豪感，这些国家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有了民族自信，并走向本土化，甚至从亲美走向反美。以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推动中国崛起并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国青年。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国生活方式一统江湖的“历史终结”。

特朗普访问北京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故宫对他畅谈中国五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汲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一些来源于西方历史传统的观念，但决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更不会复制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文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中国政府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义。中国和美国只有在文化历史传统上、政治发展道路上、意识形态观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让中美关系步入正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结论

今天，大多数观察家对中美关系可能会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差。然而，这种悲观态度恰恰是由于对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预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想象，即认为中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服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如果我们对全球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就会意识到这仅是一种乐观的想象。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国。在新中国初建时期，中国同时面对苏美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打压而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从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若服从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战略安排，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建构自己的世界。

中美关系只有放在对未来图景的思考和建构中才能找到恰当的定位。中美两国在彼此的较量中探寻历史发展的方向，探寻彼此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以及新型大国关系。

事实上，美国国务院最近推出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报告中说，“中国最终是否走向自由开放秩序的原则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认识到北京而非华盛顿才代表中国政府的行为并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至少从文字上表明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失败。这无疑是在过去“关键十年”中国积极展开“新的伟大斗争”的部分成果，正是基于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立场，美国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同时，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合作就在于解决每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全球性难题。

对中国而言，尽管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清晰地认识我们与西方在社会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分歧，但我们将秉持“现实主义”的理性立场，冷静地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要面对的整个世界。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础性框架是西方几百年来奠定的，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消化西方缔造世界的治理结构。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后美国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冲突、混乱的时代，中国必须依赖全球大国合作和睦邻友好体系来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后冷战”短短几十年，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野心惨遭挫败，其野心超过实力。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识，那么美国的衰落也是一面镜子，让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克制，不断增强中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国际竞争的世界中，“实力才是硬道理”。要增强国家的实力，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建构一个能够激发每个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建构一个依照规则治理的法治国家，以应对全球越来越激烈的技术竞争、人才竞争、体制竞争和文明竞争。

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十年”中，中国始终着眼于内政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始终着眼于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内在团结而迅速崛起，有底气和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比较之下，美国恰恰是内政不修，金融科技寡头掠夺财富，制造业空虚，贫富差距拉大。唯有我们逐渐形成稳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国家才会学习我们的经验和生活方式。就像这次疫情管控，西方国家无论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们一样戴上口罩来隔离。

（编辑  季节）

为人民服务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已100年。我们面临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要制定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必须正确认识和了解近现代中国，由此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正确认识和了解近现代中国，只有深刻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才能把握未来的方向，这个未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未来。

 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背景。中共诞生的前十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但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从此中央权力瓦解，国家分崩离析，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止。帝国主义侵略一步步逼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受到统治者残酷镇压，只能在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党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大革命高潮时的5万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党再次转入地下，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党在各省交界的偏僻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在十年内战期间，鼎盛时根据地曾达到15个。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斗争特点：秘密、分散、复杂、多面。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共产党能在全国取得胜利，除了军事斗争、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外，还有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舆论工作，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动员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丰富、全面的，也是世界各国政党史中最丰富、全面的。[1] 要认真、全面地总结这些经验，党史研究者需要具有各个方面的知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

1、在白色恐怖时期，陈为人用生命保护“中央文库”文件，保存了党的历史。

 1928年，周恩来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时，十分重视并直接领导了中央档案的收藏和保管工作。他委托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指出：档案“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时，在云南路447号熊瑾玎、朱端绶开设的福兴字号的楼上开会，由邓小平负责记录，直到1929年夏他离开上海去广西为止。记录详尽、完整，保存在浙江中路112号，由张纪恩、张越霞负责的中央、中央军委联络点。精心保存党的文件，也就保存了党的历史。建党初期，党史工作就是保存档案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件逐渐增多。1932年下半年，中央成立文库，设专人保管，后人叫“中央文库”。1933年之前，中央的档案是完整的。1933年党中央迁到江西后，1934年长征出发时挑错了担子，将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档案留在了中央苏区，仅将毛泽东、朱德的档案挑出来了。在国民党严重围剿下，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项英将留在苏区的中央档案全部烧毁。[2] 此后研究1933年到1934年10月这段历史，因缺乏中央会议记录而无法深入。

 在“中央文库”负责时间最长的是陈为人。他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冬和刘少奇一起赴俄国学习，1921年年底回国参加共产党，1932年下半年起，他负责“中央文库”。1934年下半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他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保守机密，不能外出找工作，备尝艰辛，保证了文库的安全。1937年，他将文库安全完整地交给组织。自己因贫病相交病逝，年仅38岁。

 中央文库一直保存到1949年。解放后，由华东局移交中央，[3]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等重要档案一直保存完整，从未落入敌手。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党的机密文件，为后人研究党的历史创造了条件。

2、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第一次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瞿秋白在会上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周恩来做组织问题、军事问题报告。蔡和森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刘伯承等多位同志发言，大家讨论、研究、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会后邓中夏留在苏联，写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年），1930年在苏联出版。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研究自己的历史。前人的工作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大量的史料。经过讨论、研究、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1944年中共中央认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4]  

3、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杨尚昆发起征稿《二万五千里》。

 1936年春天，为了记录下史无前例的长征，红军政治部决定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日记，由几个人负责编写。但因红军渡河东征，此事一直延宕到8月，后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采取大规模的集体创作。斯诺的到来推动了这件事。

 1936年8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发起征稿。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相同内容的电报。

    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带头写作，如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肖华、王首道、熊伯涛身体力行。在保安的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名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同志都响应号召，开始写作。

 1936年10月底收到征稿200多件，50万字。取文字丰富、通顺的稿件编撰。取书名为《二万五千里》。

1937年2月，编者经过精选，选出近40万字。按一日、一事、一文，基本按行军时间、路线顺序排列。编者本着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为了存真，来稿中除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加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这是关于长征最早、最可靠的回忆。书后附有：红军歌曲，重要战役的英雄姓名录，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所经过之民族区域表。这些统计均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面成。那时，长征日记比比皆是，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得多。有人利用这批资料改写后在上海发表（赵文华：《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1937年12月大众出版社发行）。誊清稿本原件一直保存在鲁迅家中，2006年9月上海鲁迅纪念馆影印出版。

 《二万五千里》编好后，手稿存放在总政治部，直到1942年11月终于有机会付印。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一字未改，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当时陕北受到经济封锁，印书用的是粗糙的草纸，不易阅读和保存，数量很少。1954年《党史资料》（内部发行）将该书稿分三期重新刊印（题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共96篇。1954年，在纪念长征20周年时才得以公开出版，采用《红军长征记》中文章仅48篇。

 1936年7月，斯诺和斯诺夫人海伦相继到陕北采访多位共产党领导人、红军指战员，随后撰写、出版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公布红军、苏区的真相，引起轰动。

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公开走上政治舞台。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地下走向公开，和外界交往甚多。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情况和解放区的情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方面领导人向中央的报告，也保存下大量的历史资料。

 国内外记者纷纷到延安和各解放区采访，写了众多报道，如：史沬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向本国政府提交了很多关于共产党、解放区的报告和报道，如：美国使馆人员谢维斯，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卡尔逊。卡尔逊受罗斯福委托，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深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旅行、调查，回国后撰写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5、延安整风第二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毛泽东思想，达到党内思想空前的统一。

 为了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1941-1943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继党的六大之后，党内又一次掀起了研究党史的高潮。

 当时整风分两个层次，高级干部是整理、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清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广大干部而言，是学习22个文件，检查个人思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清查个人历史。

 当时高级干部仅有几百人（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90人）。许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的两个支部参加整风，主要是学习文件，总结他们在十年内战中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这些高级干部和当时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高、中层领导人（分局、县团级）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后人留下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存中央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内。

    为供党内高级干部学习、讨论，1942年10月，中央书记处利用中央文库，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36万字）、《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282万字）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经过一年的讨论，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完整、全面总结了建党以来到1937年7月之前的历史经验教训，主持这一工作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这个总结使党内思想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整风运动中提出并开始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宣传。1943年7月，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1945年七大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1940年代起，介绍、研究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毛泽东著作出版也是最多、最全的。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

1、建国初期：党史研究和宣传从高层、秘密逐渐向社会公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即成立中共党史资料室，由中宣部副部长、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同志兼主任，历史学界著名前辈黎澍为副主任。中宣部发文，要各地将所保存、收集的革命书籍、报刊、文章、传单、日记、书信等上交中宣部。党史资料室根据这些资料汇编成册，出版《党史资料》，每年4本，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和党委党组机关，只印800册。1953年发行范围扩大到地委部长级干部，也不过印二、三千册。这套书从1951年底到1954年共出版了24辑，320万字。

 2、《毛泽东选集》（1－4卷）的出版极大推动了党史研究。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将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报告编辑成集出版。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等。1950年7月，斯大林派哲学家尤金到中国帮助此项工作。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全力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直到三次战役后才顾上选集一事。1951年10月出版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出于慎重，第一版没有收入《实践论》。11月在尤金建议下，苏联首先发表了《实践论》，反响很好。《人民日报》于12月29日、30日发表全文和《真理报》的评论，后《实践论》收入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毛泽东选集》是总结中共成立以来28年历史的重要资料，对《选集》的宣传、注解、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党史的研究和普及。《选集》第二、三卷分别于1952、1953年出版。

1960年10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与此同时，国内各报刊发表了大量关于解放战争的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内部出版）也刊登了多位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抢救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指挥全国作战的英明伟大。这些文章在粉碎“四人帮”后结集公开出版。

 3、党内出版发行文件汇编，公开出版党史研究专著。

 为配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1951年5月，中央办公厅在党内出版《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供党内高级干部参考。为满足党史教学的需要，1957年以活页形式印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近百万字，但印量很少。

 《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为了满足干部、群众学习党史的需要，分别出版了党史专著和资料汇编。1951年6月，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发行了单行本，此书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书籍。

 1956年出版缪楚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此书利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全书13万字，内容大为丰富。共印了150万册，译成5种少数民族文字、6种外文，广为流传。

 195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近、现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历史学家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开始出版，到1962年出齐四卷本，大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历史。

 为了满足党史讲授者和研究者的要求，1953年10月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宣部收集到的各方面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首先出版邓中夏烈士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年），还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以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1944年3月首次出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1944年10月首次出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等。

1958年之后，出版了大量老同志的回忆录，党的奋斗历史深入人心。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1－10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到1961年出版了16册。这些回忆录多是记录具体的战役战斗，表现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教育了新中国一代青少年。2000年后，解放军出版社将当时未编入《星火燎原》的文章结集10本出版。

因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很多文件不可能写明会议的地点，许多基本史实不甚清楚。如八七会议是在九江还是在武汉召开，长期模糊不清。一直到1979年，会议的参加者李维汉专程到武汉找到八七会议的旧址，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如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一直根据一份文件所标明日期说是1934年1月8日。后经多方考证，才认定遵义会议是1月15-17日召开。

4、“文革”期间党史研究百花凋零，造成思想混乱。

“文革”期间，许多干部被批判、打倒，他们撰写的回忆录或者有关他们内容的文字材料也遭封杀、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党史只讲与毛泽东有关的历史。林彪、“四人帮”还借口“为政治服务”篡改历史，如有人提议将建军节日期由8月1日改为秋收起义发动的9月9日，因毛泽东的制止才没有得逞。

 “文革”时期许多干部受审查，其中很多干部实事求是写的检查或证明材料，保留了大量历史材料。后人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出书。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文革”中以批判为由，公布了大量干部档案，这些档案有歪曲篡改之处，但也有许多难得一见的党史资料。

从粉碎“四人帮”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1、中央建立党史领导小组，恢复党史研究机构。

 1976年10月，中央决定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成立了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华国锋任主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乔木出任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从1977年1月到1978年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回忆周恩来的文章，这些文章冲破禁区，推动解放思想，推动了党史研究。1979年4月，中央决定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于1980年12月出版。

1977年3月3日，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各省、各地相应地恢复了党校，均成立了党史教研室。重点军事院校的军史研究和党史研究也得到充实。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李新、黎澍、廖盖隆分别负责编撰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传。机构设在中央党校，从全国各地调干部及高等院校的教师参加工作。

 1980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成立。1982年2月，中央成立党史工作小组，由胡耀邦、薄一波、杨尚昆负责，体现了党中央对党史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相应地，1980年7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乔木，第二任主任是胡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党史研究室。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下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和各地的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作出版党史资料丛书。收集、公布了各地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文件，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出版，有力地匡正史实，推动党史研究。

2、1979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领导研究“三次路线斗争”。

 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他提出：要研究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文革中“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即反对刘少奇、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斗争）。

 当年12月，党史研究小组起草了“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方案。胡耀邦听取小组第一次汇报后说：“不要泡在文件堆里，以文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以实践作为检验正确与否的标准。”他的指示给党史研究人员以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启迪。

 1978年春，《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初稿发给校内学员讨论。[5] 文件提出：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当时党校云集大批高级干部。1978年4月，800多名学员进行了10天大讨论，党校的热烈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在这种气氛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于5月10日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启发人们敞开思想，重新认识党内斗争，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准备。

3、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党史研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1979年下半年，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4千高级干部参加讨论。同时，1980年特别法庭审理“两案”，公布了林彪、“四人帮”大量罪证，进一步批判其倒行逆施。否定“文革”逐渐在党内形成共识，形成研究党史的又一个高潮。党内民主气氛浓厚，人们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很多研究影响到亿万群众。80年代是社会思想活跃和开放的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

近40年来，党史研究在不断进步。尤其是注重实事求是，加强调查、考证，作风更严谨，研究视角更开阔，内容更丰富。

    1980年，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创办《党史研究》杂志。其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相继创办了30种左右党史刊物以及有关近现代历史和人物的综合类刊物，全国大约有上百种，极大推动了党史研究和收集工作。

    中共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大专院校、中央和各地党校等，都致力于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学术研究空前活跃，优秀著作层出不穷。著名的有： 由胡乔木倡议，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1996年出齐），胡绳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二卷（1949－1978）（分别于1991、2011年出版），等等。

    出版了中共各位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资料、文件汇编，传记、年谱系列，公布了大量档案和原始资料。如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以及各重要历史事件的档案资料汇编（如皖南事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黄埔军校史料）等。

人民大学胡华领导全国高校教师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录了631位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的历史资料。这些党史教师们走遍全国各地，不畏千辛万苦，抢救了一大批历史资料。

革命回忆录如雨后春笋，好作品层出不穷。突出者如李维汉。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成员，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1979年回北京后全力投身党史工作，和罗章龙、易礼容一起，和众多党史工作者座谈，撰写《回忆与思考》，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又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49-1966），他重新看过档案，经专业人员帮助整理，公布了大量重要的史实，推动了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

1991年之后，中共党史研究室组织学者翻译了俄远东研究所等部门编辑的系列档案文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年）》，并合并国内历年发表的其他重要中央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新时期，党史研究成为新的热点

202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通过学习党史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发扬革命精神，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总结历史经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在新的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曾经流行一时的崇尚西方的理论产生怀疑。他们迫切要了解中国兴盛的原因，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

随着党的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随着中国实力的强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会迎来新的高潮，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党史的书籍出版。

（编辑  苏歌）

导读

1993年3月12日，王震同志逝世，4月5日，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这位一生心系边疆的老将军，最终长眠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1980年9月至1981年8月，王震同志受中央委托，4次赴新疆考察。当时我任《解放军报》记者，每次都随行采访。从1983年始至1993年王震去世，我又有幸被调到他身边担任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时时、事事深受教益。

1953年，王震调离新疆，但他始终没有忘怀曾经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这块土地，直到他去世前，曾先后14次回新疆视察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8次扶杖往临新疆考察。在他北京的住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经常是他的座上客；新疆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有关活动，他总是在极其繁忙的公务中挤时间参加；在有关会议上，遇到新疆的同志，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西北边塞的情况。

王震还经常戴着老花镜，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多次就新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建议。新疆的各族干部群众说：“王老是身在北京，心在新疆。在晚年，他对新疆的工作更是弹精竭虑操尽了心！”

王震去世后，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怀念王震的悼文中说：“他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在有关新疆稳定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我们党做好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工作的经验。”

促进民族团结 稳定新疆大局

由于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挑动，1980年下半年，新疆的民族关系一度出现紧张态势，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工农业生产明显下降。对此，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十分忧虑。王震同志这时已进入古稀之年，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对新疆局势的发展倍加关注。

1980年9月23日，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

会议决定，派王震同志到新疆，代表中央慰问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此时王震刚做膀胱癌手术才四个月，身体十分虚弱。但在接受中央任务后的第四天，他便登机出发。

9月27日，王震到达新疆，立即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汇报，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和部队同志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新疆形势的看法和建议。此后王震出席了自治区第三次文代会和自治区四届政协第十次常委（扩大）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不顾疲劳，先后到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视察。王震同志在新疆各地的视察中，反复强调：

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新疆居住的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等13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都以勤劳、勇敢、智慧和团结著称。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陈云、李先念同志也在新疆工作过。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很早就受到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受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影响。

2.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亲密团结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争斗，但都是为时短暂的，和睦友好相处的历史是悠久的。解放30年来，各民族的团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犹如天山上的雪莲，在风雪中傲然盛开。

“文化大革命”中，少数坏人反汉、排汉，汉族干部受到冲击，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冒着危险把汉族干部群众保护起来。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党、国家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大力支援的结果。

3.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对保卫边疆和“四化”建设的重任，一定要深刻认识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局、生命线和根本共同利益所在，人人要争当团结的模范。要时刻警惕境内外敌对分子妄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阴谋。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

4.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教育，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科技人才，大力发展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坚持打击扰乱社会治安的打砸抢分子、流氓犯罪分子。但要注意，不要一有人闹事，就说是少数民族闹事。各民族绝大多数群众都是很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管是什么人，是哪一个民族的，犯了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5.驻守新疆的解放军部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保卫、建设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要进一步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加强军政团结，加强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在学习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的同时，积极协助地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利益。

6.农垦职工要继续做好屯垦戍边工作。屯垦戍边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不可动摇。西藏海拔高，生活费用较高，到西藏工作的内地同志年龄大了，不适应西藏生活，可以内调。新疆不存在这一问题。汉族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特别注意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扎根边疆。农垦要在搞好民族团结和与地方团结上起模范带头作用，与地方农牧企业相互支援、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开发、建设、保卫边疆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新疆视察慰问的17天中，王震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脚上的末梢神经炎发作常常让他痛得彻夜难以入睡，但他仍咬牙坚持。他先后与几百人座谈，会见了近万人。在这次视察中，王震身体力行，带头做民族团结的模范。

1980年9月27日，在自治区欢迎便宴后，有少数民族同志邀请王震跳舞，尽管他刚动手术不久，双脚又患严重的末梢神经炎，但依然十分高兴地接受邀请，潇洒地跳了一段新疆舞，赢得在场的各族干部群众齐声喝彩。他的言传身教，使新疆各族军民深受教育和鼓舞。回京后，王震向中央递交了《赴新疆慰问的汇报提纲》，他说：“我请求党中央、中央军委让我以现在的职务、身份，在新疆帮助工作……这是出于对新疆山山水水的情谊，出于爱国者、革命者和共产主义战士的赤诚之心。”1980年12月26日至1981年1月5日，中央召开了新疆问题座谈会。会议决定成立以王震为团长的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到新疆帮助工作。

此时，喀什、阿克苏、巴音郭楞垦区的几千名支边青年聚集阿克苏，强烈要求回沪安家落户已达月余。1981年年初，位于新疆南部的叶城县又发生动乱事件，少数人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殴打干部，扬言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1981年1月8日，王震又一次率团到达新疆。在新疆的十余天里，他不顾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走遍冰天雪地的天山南北。他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加强民族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

1981年5月上旬，新疆伽师县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叛乱分子公开扬言要用枪杆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根据王震的请求和中央决定，1981年5月16日至24日，王震率中央巡视团又一次来到新疆指导工作。

1981年8月10日至19日，王震和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陪同邓小平到新疆休假。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第四次到新疆。就在临出发的当天上午，他在解放军总医院作了膀胱镜检查，往膀胱里注射了治疗癌症的药物。那时，他的心率最快时每分钟曾达160多次，医生让他最少要休息半个月，但王震深知这次到新疆的重要性，下午便出发了。他陪同邓小平来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等地，途中，还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新疆的有关情况和自己的一些看法。

1981年10月19日下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同志同新疆自治区党委和乌鲁木齐军区领导进行了谈话，又一次讨论了新疆的问题，宣布了中央关于调王恩茂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至此，新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逐渐恢复并发展。

力促恢复兵团 加强屯垦戍边

1980年前后，新疆局势接连出现问题，恢复、发展和壮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成为萦绕王震心头的一件大事。

王震是新疆现代屯垦事业的开创者，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缔造者。自1954年成立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保卫祖国边疆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965年，新疆兵团累计拓荒一千多万亩，当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6.6亿元，占全自治区的1/3。在此期间，国家共投资7亿元，兵团自己累计投资14亿元，上交国家税金8亿元。

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兵团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75年兵团体制被撤销。这不仅给国家和自治区增加了负担，而且严重削弱了边防力量，对此，王震十分痛心。粉碎“四人帮”后，王震即考虑向中央建议适时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局势出现问题之后，他的这个想法进一步明确了。

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在疆活动期间，每到一地，除了强调各族人民的团结、边防的巩固、“四化”建设外，他几乎都要强调农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980年10月5日，王震在阿克苏接见当年跟随他进疆开发塔里木，仍留在原农一师工作的老红军、老八路和老标兵时说：“我们的农垦方针是正确的。希望老同志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安心边疆工作……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次讲话不仅是对老同志的安慰和鼓励，而且是为尽快恢复被撤销的兵团体制作了一次舆论上的准备。

1981年1月，王震同志第二次巡视新疆工作时，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数千名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他联系新疆的历史和现实，严肃地说：“解散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建设兵团搞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还有交通运输业，这些办得完全对……”1月30日，王震正式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递交了报告。报告中说：“新疆农垦现有二百多万人，屯垦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垦于准葛尔（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两大盆地，建设起七十多个边境团级农场，担负生产和边防警备。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归中央农垦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

邓小平1981年7月1日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邓小平应王震之邀来到新疆。他一下火车，便对前来迎接的自治区领导说：“我们明后天就到石河子垦区去看看。”8月13日，邓小平在王震的陪同下视察了著名的军垦新城石河子。望着眼前阡陌相连的绿洲，郁郁葱葱的林带和丰收在望的棉田，邓小平欣喜不已、感叹不已。回到北京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王震约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紧锣密鼓地给中央起草《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报告总结了30年来新疆农垦事业的经验教训，认为：生产建设兵团这种体制，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团结，适合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1981年12月3日，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六年之久的新疆兵团得以重生。

王震对恢复后的兵团更是倍加关心、倍加爱护。1982年6月1日，王震代表党中央参加“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会”。会上，王震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

他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着历史的重担，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你们寄托着殷切的希望。兵团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职工，一定会顺利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原兵团政委郭刚回忆说：“我来兵团工作后的六七年间，曾先后12次见到王震同志，深深感受到他为兵团事业的发展壮大倾注的全部心血，深刻地感受到他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思考和决策问题的远见卓识。”

王震关心兵团的体制改革和各项改革事业。兵团刚恢复之初，他便指出：兵团各级不要搞那么庞大的机关，平时主要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生产部队，是一个经济实体，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企业公司，要讲求经济效益，同时又是担负维护祖国统一、巩固祖国边防的工作队和战斗队。兵团是大农业，既要发挥全民所有制大农业的优势，又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把农场建设成现代化、机械化的国营农场。生产责任制和专业承包是对的，一定要搞好，但要有统有分，要大农场套小农场。新疆地多，职工盖房子，房前房后可以划给职工几亩地，搞好庭院经济，家庭可以养鸡、鸭、鹅，养猪、羊、牛。

1989年10月，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赴新疆考察后，转送王震一个报告：兵团恢复后，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遇到不少问题：兵团粮、棉、油等大众产品和糖、布、纱等生产是按照国家体制进行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按平价交给国家，而农产品价格偏低，所需生产资料大部分为议价购进，不少团场和企业出现亏损；兵团有丰富的水土资源，有强大的职工队伍和机械化等优势，但兵团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没有直接列入国家或国家有关部门的计划，致使这些优势远远没有得到发挥。

王震认真阅读了报告，又专门听取了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汇报，向中央提出了要求解决问题的报告。此后不久，国务院召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等七个部门专门开会研究，同意对兵团的计划和经济管理体制作必要的调整。

王震关心兵团和自治区的关系

王震同志多次对兵团领导讲：“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是上级，你们是下级。你们要尊重服从领导，有事要多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请示汇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决定，你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兵团干部职工要虚心向地方各族人民学习，同时有责任帮助各兄弟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发展，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尊重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搞好与各少数民族的团结。”

王震多次嘱咐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说：“兵团是巩固边防、繁荣边疆十分重要的力量，要大力支持兵团的发展。”

1991年8月17日，王震最后一次来到石河子垦区视察。在兵团农八师一四三团的棉田里，王震特意把陪同视察的自治区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兵团领导金云辉、郭刚拉到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嘱咐：“地方和兵团要不分你我，要互相支持，加强团结。”当三位领导都表示，地方和兵团历来团结得很好，并要进一步加强团结时，王震满意地笑了。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美国通过美元体系的优势地位和对SWIFT系统的实际控制权，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实施金融制裁，同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权国家进行金融制裁威胁。为了应对这一越来越紧迫和严峻的金融安全挑战，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地域性跨境结算系统，以降低对SWIFT及美元的依赖程度。如俄罗斯、塞尔维亚、阿曼、阿根廷、尼日利亚等国家，欲借助非美西跨境支付系统，建立辐射本地区的国际结算网络，接入周边国家的商业银行，支持以本币及人民币、欧元等多币种作结算货币，最终实现本地区跨境支付的自主可控。

中国公司在海外建立跨境结算的新进展

中国的时代愿景结算技术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内资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国际商业结算控股公司”的运营主体，相当于香港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愿景”）长期专注于跨境结算技术/系统研发，现已参与了多国建立新型跨界结算系统的实际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和实质性进展。

1.与俄罗斯工业天然气银行合作建设的跨境结算系统已通过系统测试。俄罗斯工业天然气银行（简称“俄气银行”）是俄罗斯第三大国有银行，是俄罗斯天然气贸易及融资的主要银行。为了应付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俄最高当局决定在俄罗斯建设面向欧亚地区、不依赖SWIFT的跨境结算系统。系统建成后，俄罗斯将利用其影响力吸纳大欧亚地区广泛的商业银行成为其参与者，目标是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支持卢布及人民币、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与SWIFT平行的第二大国际收支汇路，实现本地区跨境结算自主可控。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示，指派俄气银行实施该项目。该行已与中国时代愿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由中国时代愿景公司提供系统所需技术；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负责系统运营。目前该系统已经通过测试，系统在技术和安全上完全满足俄方需求。俄方有信心快速吸纳欧亚国家的银行加入系统。同时，俄方提出诉求，希望中国的商业银行能积极加入成为参与者，以实现中俄之间巨大贸易体量的非美元结算。

2.为塞尔维亚提供结算系统进入协议阶段。中国时代愿景公司与塞尔维亚财政部进行了一年多的共同建设“中东欧跨境结算系统”项目交流。今年4月，时代愿景公司负责人受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接见，总统明确表示支持时代愿景在塞尔维亚兴建“中东欧跨境结算系统”。他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塞尔维亚产业升级，也能为提升中国-中东欧贸易水准及结算安全提供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董事会也表示,将在该项目牌照、周边国家银行接入等方面提供最大的便利。

3.获得尼日利亚央行颁发的清算机构牌照，目前进入系统部署阶段。2020年5月，时代愿景公司与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时代愿景为尼日利亚提供新一代国际结算系统及数字货币系统，支持尼日利亚成为非洲跨境结算中心及数字经济中心。根据协议安排，双方已成立合资公司（中方控股），并获得了尼央行颁发的清算机构牌照，目前进入系统部署阶段。系统建成后，尼日利亚央行将通过其影响力接入非洲大部分主要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的跨境支付将不再依赖SWIFT，也不需要绕道美国，在非洲大陆内就可以完成。结算币种不限，不再局限于美元，这将大幅降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缩短到账周期。

4.在阿曼成立跨境支付系统合资公司。在阿曼苏丹的支持下，时代愿景公司与其指定机构在阿曼成立合资公司，双方股份50：50，建设辐射中东海湾区域的跨境结算系统，并希望籍此系统连接中国及时代愿景在其他区域的网络，为中东对外往来贸易提供不限币种的跨境支付服务。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合同谈判阶段。

5.正在乌兹别克斯坦申请相关金融牌照。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指定机构与时代愿景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采用时代愿景技术，建设连通中亚五国到中国及其他时代愿景可覆盖区域的跨境支付系统，乌兹别克斯坦还将授予合资公司数字银行牌照，借鉴中国经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保障跨境结算自主可控的新目标

除上述这些地区外，时代愿景公司还与阿根廷央行、泰国中央银行展开了实质性的交流，项目正在推进中。时代愿景公司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中发现，许多国家担心在中美竞争中被迫“选边站”，尤其担心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被美西抓住把柄，受到金融制裁，因而普遍存在金融通道方面的“避险”需求。他们希望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合资的方式，共建相对独立于美国的跨境结算系统，通过共同结算行关系来实现跨区域互通，逐步从区域化连成全球网格化、体系化，形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第二汇路，最大程度规避西方国家的过度反应和金融制裁。根据对这些地区银行的摸底调研，时代愿景公司认为,其跨境结算系统有望用3-5年的时间，接入5000家银行，达到SWIFT一半的规模，从而建立由我国主导，能够保证国际结算自主可控的新一代环球结算网络，成为跨境结算领域的“北斗”系统。

构建新一代环球结算网络存在的挑战和问题

从目前实践的情况看，要达成这一目标，还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银行对参与建设第二汇路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积极。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占比很高，因此迫切希望本区域结算系统建成后，中国商业银行能作为参与者加入，实现与我国的跨境互联互通，可以为该地区与中国的贸易提供结算便利；而中国的银行对此态度并不积极。

二是部分国家建设资金存在缺口。建立新的跨境结算系统需要有一定的投入，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得到中国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或欧亚基金、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银行、基金的融资支持。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1.协调中国商业银行积极参与以中国企业主导的跨境结算系统。协调商业银行为时代愿景公司的海外拓展提供必要支持和配合，使之作为参与者加入中国企业海外建设的结算网络。

2.将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国际结算系统，纳入发改委等部委重点项目清单，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能够对中国公司海外网络部署提供专项资金予以扶持。

3.在条件成熟时，支持中国公司将以上欧亚、中东欧、中东、非洲等跨区域结算金融数据交互中心建在国内，人行给予中国公司研发的结算系统与SWIFT同等的支付清算系统地位，并鼓励国内银行集中接入，通过“桥接”的方式实现与海外各地区结算系统的互联互通。这样做有利于打破美西对全球金融业务的垄断，规避其利用SWIFT系统对我及友好国家进行金融制裁的风险，同时可掌控国际贸易大量新生的金融数据资产。

（编辑  宋斌斌）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简称CBDCs）是当今热门话题，全球众多国家中央银行正在努力开展数字货币的研发。比如，巴哈马中央银行最近推出了“Sand Dollar”，中国人民银行早前进行了“数字人民币”的大规模试点，美联储也正与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机构合作，对数字货币进行广泛研究。

目前，国际清算银行正在通过全球多个城市设立的创新中心，推动该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关工作，开展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经济学研究，支持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国际清算银行这个平台进行对话合作。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和学术界也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展展开热烈讨论，一些根本性问题被广泛提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今天的货币有什么不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用户、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个宏大的想法付诸实践等等。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其他支付方式的差异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一种在技术上非常先进的中央银行货币，设计得当，可以为数字经济提供一种安全、中性和最终的解决方式。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类似于其他支付工具，但实际上，中央数字货币、零售快速支付系统和全天候批发支付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支付体系。由于中央银行货币的独特性，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货币、加密货币以及稳定币相比，均具有显著不同。

首先，作为一种数字支付工具，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以国家记账单位计价，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它提供了新的数字形式的中央银行货币——一种安全、中性和最终的结算媒介，可以快速消除交易中的所有债权。而当前的支付系统包含两个层次的公私合作关系：一是中央银行拥有现金和商业银行储备，二是商业银行向私人部门提供货币，用户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支票、信用卡和借记卡以及自动柜员机(ATM)从商业银行获取这些资金。

中央银行货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最终性。提供最终结算手段，消除支付过程中的残余风险；二是流动性。形成日内结算流动性，为支付系统运转提供动力；三是特殊时期作为最后贷款人。这三个特征确保了货币体系的安全、可靠和运行效率。中央银行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中立性，作为一个非商业机构，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信用中心。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支付系统的现有元素进行比较发现，银行准备金可以看作是商业银行专用的一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形式，用于支付系统中的银行间结算。商业银行使用中央银行货币作为最终结算资产，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既可以直接供商业银行用于批发用途，也可以供社会大众用于零售场景。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可以通过中央账户提供，或者通过类似现金的电子代币提供，这取决于用户是否“持有”电子代币。

由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已经数字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今，各国中央银行都在探索基于代币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作为金融机构直接获取和支付的新方式，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开展的Helvetia①项目表明，将代币化资产和中央银行货币整合在一起是可行的。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现金形式——“数字现金”，作为实物现金的补充，为普通公众提供获取资金的新手段。以一个购物者购买价值100美元的商品为例：在现有的支付体系下，由于技术和操作上的原因，即使立即清算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银行之间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结算通常也不是即时的。在延期结算的零售快速支付系统中，收款人承担信用风险，只有当所有转账净额在中央银行账簿上结算后，所有债权才被清偿，信用或流动性风险将消失。

第三，相同交易在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支付系统中更加简单，货币支付只涉及将中央银行的债权从一个用户直接转移到另一个用户，不存在信用风险。货币并不体现在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而是直接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由安全、中立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进行实时结算。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在运营设置、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无缝支付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以中央银行货币直接结算的方式是相同的，这是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系统的典型特征。从用户的角度看，零售快速支付系统（RFPS）与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支付体系非常相似(见表1),关键区别在于后者是由提供独特中央银行货币功能的中央银行直接负债。

表1 RFPS与CBDCs的对比

资料来源：BIS

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中央银行直接负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非常重要。用户在选择使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或商业银行资金时，主要考虑商业银行在整体服务方面的增值，以及用户对商业银行特有的安全感。在极端情况下，商业银行仍然有可能发生挤兑风险，比如金融危机时，银行间市场冻结，最终需要由中央银行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来解决。

因此，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需要在减少银行挤兑风险敞口、加强竞争以及提高用户的支付清算体验方面取得平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加密货币和稳定币并没有获得中央银行支付基础设施的背书支持，这正是它们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区别。

用户视角下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实践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体验和当前的数字支付非常类似。银行或支付服务提供商对用户进行合规审查，确保符合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要求后,为客户开设一个账户或“钱包”，并及时处理支付欺诈案件。资金可以通过近乎不可见的后端安排，从银行账户、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服务转移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钱包”。同时，用户也能够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转换为任何其他形式的货币，例如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数字钱包或现金。

其次，可以使用各种支付设备交易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使用预付费设备、具有离线功能的信用卡、智能手机钱包以及其他科技应用集成式设备。为此，实现CBDCs的完全可兑换需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大量努力和合作，这也是各国中央银行正在研究各种中央数字货币设计方案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旨在解决支付方面的各种问题。长期以来，支付存在两大痛点：信用卡和跨境支付的高额费用、缺乏普及的数字支付工具。最近，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支付交易提供商在使用交易数据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创建更高效的支付系统，并提高公众的福利。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的应有之义

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营面临巨大的挑战，其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经营部门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紧密相连，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建立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要建立一种新的动态平衡，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应遵循无伤害原则。中央银行供应的新型货币应继续对公共政策起到支持作用，不应干涉或损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能力。需要明确的是，遵循无伤害原则不是为了保护现有金融机构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创建一个更高效的金融体系，确保中央银行高质量完成货币供给、维护金融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使命。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新的基础设施。随着更多非银行机构进入支付市场，激烈的竞争将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推动金融创新。私人提供商在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收取小额交易费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在明确的规则下分担交易成本。虽然新参与者大量涌入有可能扰乱市场，但这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必然产生的过程。

第三，支付领域已经出现数字化颠覆的趋势。大型科技公司的支付服务正在快速增长，不仅带来了包括金融包容性在内的许多好处，而且在一些市场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创造出“有围墙的花园”。然而，这些“有围墙的花园”不利于形成闭环的数据保护体系，有可能破坏竞争给金融服务业带来的好处，对大型科技公司支持的稳定币来说，上述风险尤其明显。

第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不应将商业银行排除在外。只要商业银行继续在储户和投资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挤兑风险就有可能发生。为防止在压力时期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数字挤兑”，各国中央银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流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资金，这些限制的具体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五，是否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利息非常关键。这是影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最终规模的重要因素。由于现金并不支付利息，在大多数经济体中，流通中的现金价值与即期存款相比很小。因此，与整个金融体系相比，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规模相对较小，并且主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而不是价值储存手段。尽管如此，由于向用户提供普遍访问、低成本、注重数据隐私和安全性的货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对其他支付方式施加竞争压力。

第六，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影响的研究。各国中央银行并不需要出于货币政策需求而发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但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将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改变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影响其储备、货币基础和交易性货币需求。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互联互通应加强国际合作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跨境支付效率。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无需像全球稳定币设想的那样创建一个新的全球账户单位，尤其是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mCBDCs)安排，有望改善跨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联系，通过改善兼容性、互联或整合国家支付系统，增强各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之间的可操作性。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取决于一种主权货币与另一种主权货币之间无缝兑换的便捷程度.多年来，各国中央银行一直在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协议可以从源头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各国支付系统开放时间的差异、不同的通信标准以及汇率或费用方面的不透明等等。

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能的技术路径：1.增强支付清算系统的兼容性；2.不同的支付清算系统通过共享的技术接口相互连接；3.支付清算集成到统一的单个系统中。

这三种技术路径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全球46家中央银行的调查表明，每种模型都有中央银行在考虑应用,尽管应用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正因其独特优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国际清算银行所属创新中心正在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央银行合作开展mCBDCs“桥梁”项目，测试新的跨境支付清算技术，并研究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将带来哪些改变。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可能带来货币替代风险。全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应用将使得用户更容易接触、使用除本币以外的外国数字货币，这可能带来“数字货币的美元化”趋势。实际上，各国中央银行都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风险。

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方案都基于账户，即与一个明确的身份识别挂钩，这使得交易尤其是大型交易能够追踪到个人或实体。这种以账户为基础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将保留跨境使用的控制权，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限制非居民的进入降低流动性风险以及货币替代风险；而基于令牌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通常应用于金额较小的交易，并具有明确的限制和保障；此外，强有力的法定货币条款也将促进在国内支付中使用本国货币，防止货币替代风险。关键点在于，各国中央银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币稳定。

第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具有先发优势，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竞争者或地缘政治工具的说法言过其实。各国中央银行受本国委托运作，只有在适合本国国情的情况下才会决定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一种货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受到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包括使用该货币的金融市场的深度、效率和开放性，国际社会对其长期价值的信任，以及对其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基础设施的信心等。因此，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其具有数字性质而成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

第四，国际合作是当前存在问题的关键。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应用推广应是全球合作的成果，而不是竞争的结果。目前，包括中国、欧盟、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内的G20协调机制将持续改善跨境支付效率，同时，国际清算银行也正通过全球设立的创新中心，推动各国合作项目付诸实践。与此同时，全球协调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设计工作和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安排，将为私人发行的稳定币或未考虑到社会目标的加密货币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各国中央银行在与本国社会密切磋商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公开对话，以利于更好地促进形成国际合作成果。

未来展望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关键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中央银行货币的独特特征，即安全、中立和最终性。但它不一定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佳选择，各国中央银行都将依据本国的独特环境和目标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效率并促进支付领域的创新竞争，但它不应该颠覆当今的双层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等部门仍将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使用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跨境合作，各国中央银行可以继续相互学习，并且抓住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为跨境支付带来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一项全球性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国际清算银行将为支持这项建立在集体利益上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编辑 宋斌斌）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以丰富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党百年之际，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党的百年奋斗中，我们党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探索和反复比较、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1]。这个历史阶段，是广大党员感受最直接、体会最深刻的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何处去，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从此拉开。

中信集团是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同志倡议下，由荣毅仁同志组织创办的国务院直属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承担着改革开放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特殊历史使命。中信的发展史，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解中信的发展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是联系国企改革发展实际学习党史一个有意义的切入点，应从历史高度进行科学梳理、准确把握。

中信创立和发展的时代渊源与历史逻辑

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物，中信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奠基中。全会闭幕仅26天，邓小平同志与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工商界人士座谈。谈话中，小平同志请荣毅仁同志出山，围绕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在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大力支持下，荣毅仁同志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改革开放需要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部分形成突破，通过试点摸索规律、全面铺开，通过窗口宣示政策、扩大共识，这是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中信的创立，因应了改革开放的这一要求。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具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国际影响与威望的荣毅仁同志，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军人物。中信成立之日起，便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紧密相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三年多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高高举起的伟大旗帜，并成为历届党中央始终不渝坚持的执政兴国的主题。这段历史具有鲜明的传承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3]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为中信提供了成长的一片热土。站在这个历史时空中回看中信，可以说中信的发展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

承载着改革开放的特殊使命，中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文选》中有5篇重要文章与中信有直接关系，是根据小平同志参加与中信有关的会议和会见活动的讲话整理而成的。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小平同志在这里明确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4]，并为中信题词：“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与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人士的谈话，被整理成《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一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会见中信公司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代表时的讲话，被整理为《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一文；1985年3月，中信邀请日本商工会议所代表团来访，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的谈话，被整理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文；1985年10月，中信邀请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访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的谈话，被整理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文；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荣氏海外亲属回国观光团时，发表了题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的讲话。这些讲话都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1998年1月，已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同志指出：“在这几篇讲话中，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质朴语言和真诚谈吐，阐述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缩影。”[5]这段话实际上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信的关系和历史源流。

中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

由于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给予的极大关注和有力支持，中信在荣毅仁同志及历届领导的带领下，勇于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过了40多年不平凡的历程。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赞誉荣毅仁同志为“爱国企业家典范”。荣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创新精神和远见卓识，是中信发展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几代中信人接力探索、接续奋斗，始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和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大业不动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者和践行者。

第一，中信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展多元业务，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按照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蓝图，努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为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贡献。为此，中信紧扣国家战略，在经济领域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和开拓，发展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开展实业投资业务，服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践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地区布局业务。在港澳地区开展业务，为香港和澳门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中信首创负债经营等发展模式，促进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认识上的束缚和障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经济领域存在许多违背经济规律、忽视企业管理、否定市场作用的旧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阻碍。中信在中央的有力支持下，勇于打破坚冰，率先力排众议，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根据自身特点走出了一条依靠负债经营实现企业发展的成功道路。面对国内资金短缺带来的严重困难，中信通过在海外借款、发债募集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的发行体。中信成立后的前10年，累计在海外募集资金约30亿美元。其后，中国企业相继开始在境外融资，扭转了国内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观念，推动了经济建设高速发展。

第三，中信发挥改革试点作用，在诸多业务领域创造了一系列国内首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企业市场化发展路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鼓励大胆试验，敢于“摸着石头过河”，倡导 “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和精神，在不断探索中推进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中信对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机制设计先行先试，对行业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对符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探索的重要业务先行先试。1984年12月，经过中央批准，中信实行了董事长负责制，这是当时对国有企业传统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比起后来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信提前了15年时间。由于能够以前瞻性布局，通过创新推动发展，中信一些业务成为国内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创下了一系列行业“第一”。在发展过程中，尽管中信的一些业务拓展、商业模式和操作手法受到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垄断机制和落后习惯的阻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都已逐步得到国家和市场的认可，在行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第四，中信发挥对外开放窗口作用，推动中外经济合作和交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争取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实行对外开放，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中信自成立之日起，就带头践行党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三个引进”，即引进国外的资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方式，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资源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并率先开展海外投资，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外商了解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好渠道和开展合作的好伙伴、好向导。近年来，中信与亚、非、拉美很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业务合作带动资本、技术、产品、标准和管理输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帮助项目所在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挥了连接中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互利共赢。

第五，中信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筑牢国民经济的支柱，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保证国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如何实现盈利性使命成为国企改革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国家投入较少的情况下，中信虽然并未占有国家垄断性资源，但勇于面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成立之初，国家给予的初始投入资金名义上是2.4亿元，成立10年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267亿元、27亿元，成立20年后分别为2682亿元、367亿元，成立30年后分别为21517亿元、1374亿元，成立40年后分别为74876亿元、3634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均大大高于国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复合增长率，每10年为一个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增长。40年中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4450亿元。2009年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20年为第126位。

第六，中信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政治引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牢牢把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以党的科学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根本遵循，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度融入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之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社会思想、舆论工作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此，中信集团党委站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以思想政治建设引领中信始终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成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央企率先参与舆论斗争和理论斗争、履行政治责任的积极探索；进而纳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聚焦服务中央决策需求，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专题研究和咨政建言，在决策咨询、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和凝聚力量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发挥了民间智库的独特作用。

联系实际学习历史，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中信的发展史是一个生动的改革开放实践样本，紧密联系企业发展实际学习，不仅因为中信是中央改革开放决策的产物，更因为中信人40多年来冲破各种困难和障碍的不懈跋涉，是与我们党领导的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这是中信所独有的红色资源。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故事，从中信的创立和发展中便可以看到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擘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6]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习中信发展史，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认识，加深对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的理解，真正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中国的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中信的今天来之不易。

1.以深化历史认知领悟时代使命

中信集团党委把中信的使命概括为：“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说明中信的使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个使命发轫于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时代，居于国家道义的制高点，彰显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辛奋斗的历程。认识这一使命，需要回到历史之中。

中信历史的内容相当丰富，从不同角度以大量生动的故事形成对于中信使命的叙述，呈现出中信人树立使命的时代根源与实践价值。联系中信实际学习党史，就要理解和掌握中信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史实，厘清企业发展的基本脉络，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形成对企业内外环境、历史阶段、经验教训的正确判断。树立对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认同，有利于我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加深领悟，从而将这一使命转化为深刻的理性认识；有利于我们知史爱国，把对使命的理解转化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态度。

2.以汲取精神力量塑造企业风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中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段历史既是实践探索累积的历史，也是崇高精神积淀的历史。中信人在党的领导下一段段砥砺奋斗的故事，就是一座座依托于伟大实践的精神路标，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贞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道德品质，高扬着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成为企业重要的软实力，也是年轻一代补足“精神之钙”的营养剂。

联系中信实际学习党史，对中信人来说就是经受思想洗礼、实现精神升华。从企业自身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将使我们对照老一辈创业者自我检省、自我教育，自觉提升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规范品格行为，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以把握历史经验坚定前进信心

中信的历史为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包括：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积极践行国家使命，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的各项责任；必须立足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与实践，不断保持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勇于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大胆突破不符合实际的旧观念旧习惯；必须坚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维护企业的品牌；必须善于学习和引进，在对外开放中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打造一支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等等。这些经验凝结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国有企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中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是以上经验的体现，这些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信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发展的普遍性，也体现了中信这样一家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多元化综合性企业集团的独特性；中信在党的领导下克难攻坚、不懈奋斗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体现了规律性和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中信取得的成就，说明这种被实践检验过的发展模式，具有站得住、行得远的实践基础。

中信发展的历史为深化党史学习提供了许多直接的、鲜活的材料和例证，不仅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企业成长规律的认识，而且将其建立在充分的历史事实的逻辑之上，为我们坚定践行党的大政方针、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信念，努力实现“打造卓越企业集团、铸就百年民族品牌”的发展愿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学习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在把握历史经验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理念认同，把自己的人生际遇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伟业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