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0日，我们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No.21（2022）》，包括六大类指数。同时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报告No.2（2022）》把上市公司质量和ESG指数报告合二为一。2021年我们开发了中国上市公司质量指数，2022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ESG指数。

提高ESG和提高公司质量是统一的

  提高ESG水平和提高公司质量应当是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体。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上市公司又是其中的标杆企业，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SG这个概念包括环保、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它从广义的公司治理进行延展。ESG在理论上并没有特别之处，它与公司治理是相通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我们在研究公司治理的时候，是从广义的公司治理理论来研究问题，就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广义的公司治理已经包括了ESG的大部分内容。

  对ESG的评价基于历年开发的公司治理六大分类指数，包括投资者保护、董事会、企业家、财务治理、信息披露和高管薪酬指数。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202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包括了公司治理，也提到了社会责任，但没有专门提到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其实是包括在社会责任中的。在国务院发布的意见中，公司治理是第一挑战，排在第一位。因而公司治理是提高公司质量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意见》不难看出，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与提高ESG水平是统一的，而ESG更关注公司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都属于长期发展的范畴。ESG是公司治理的核心。ESG当中的G应当是狭义的公司治理，不是广义的公司治理。广义的公司治理包括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ESG中的环保、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是互相包含的关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四大原则

  公司治理是有国际标准的。在设计指标体系的时候，要体现出一个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际标准，我们在做公司治理分类、指数评价的时候，更多地采用了国际标准，同时也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首先应当把公司的绩效和价值作为公司的经济责任纳入社会责任中。如果一家公司没有盈利能力，它是不可能履行其他社会责任的，比如扶贫、捐资助学等等。

  其次就是企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应当纳入社会责任范畴当中。创新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溢出效应都很大。如果要引导企业进入社会，就要进行更多更深程度的创新，应当把创新列入公司的社会责任中。

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标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有科学性，有理论依据。既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要参考相关的国际标准。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标准包括G20、OECD公司治理准则，中国已经签署了相关协议，是需要履行义务的。

二是数据可得。没有数据的评价很难有客观依据，也可能会忽略上市公司真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三是可比性。不同的公司之间要具有可比性，尤其是同行业要具有可比性。

四是可持续，主要是纵向可比。没有纵向比较，我们无法知道公司质量是否提高了、ESG水平是否提高了。尽管每年都会具体补充一些新的指标，但总体来看，评价指标体系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目前还有一个概念叫ESG投资，它的有效性取决于指标选择的上述四个原则，指标体系的选择对ESG投资至关重要。

ESG三个维度的权重

  关于ESG三个维度的权重，我们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结合了专家的意见，对公司治理给予了55%的权重，社会责任给予了35%的权重，环境保护给予了10%的权重。

  ESG指数是一个相对分值，不是绝对分值。我们把每一个维度的绝对分值算出来之后，把最高值设为100分，然后重新计算，进行排名，公司的指数最高设为100分。从行业性来看，不同行业的可比性可能会差一点，尤其是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可比性相对更差一些。在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方面，不同行业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最好是在行业内部进行比较，不同行业做比较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

  我们的评价样本截止到2022年3月31日，必须上市满一年，而且剔除掉退市和拟退市的公司。“上市满一年”的要求，主要考虑到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非金融业/金融业的评价结果分析

从评价的结果来看，我们把金融业和非金融业分开进行了比较。

我们在非金融业做了两年的比较。

 图1  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年度比较（2020-2021）

图1反映了ESG总体指数和其他三个分项指数的变化。相比2020年，2021年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下降，主要源于社会责任分项指数下降较多，而社会责任分项指数下降又主要是因为疫情导致的公司经济责任和创新责任的下降。这个结果和现实是比较吻合的。

从所有制角度来看，我们区分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2021-2022年度，非金融国有控股公司质量/ESG指数都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下降的幅度更大，尤其民营企业的下降幅度更大。这个结果也和现实非常地吻合，主要由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经济责任、创新责任的下降。

  从实际控制人角度比较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央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排在第二位的是境外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排在最后的是集体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2020年，2021年非金融业六类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全部下降，境外企业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下降幅度最大，这与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我国原材料和产品进出口受限有关。

  从行业角度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第二位是采矿业。相比2020年，2021年非金融业17个行业上市公司质量/ESG指数都出现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是教育，这与“双减”政策有密切关系。从四个地区角度来看，东部排在第一位，东北排在最后，而且2021年公司质量/ESG指数都比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小的是东部，东北的下降幅度稍大一点。

  从省份的比较来看，排在前三位的省份是北京、上海和安徽，排在最后三位的是辽宁、吉林和青海，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青海。

从上市板块比较来看，沪市的科创板排在第一位，深市主板排在四个板块中的最后一位，相关指标也比上一年度出现了下降，深市主板下降的幅度最大。

从金融业比较结果来看，2021年金融业公司治理分值相对来说是最高的，环保相对来说是最低的，社会责任居中。

  从所有制角度比较来看，金融业ESG指数的三个分项指数以及总体的指数，都是国有企业大于非国有企业。

  从地区比较来看，ESG指数及三个分项指数都是东部最高，东北在总指数以及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两个分项指数上都是最低的。在公司治理方面，东北和其他地区的差距不是很大。   

         上市公司质量水平有待提高

从指标体系来看，公司质量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不管是公司治理还是社会责任、环境保护，都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在公司治理方面，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难以保证、董事会结构形似而神不至、经理层不独立、利益相关者的财权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仍然突出。

  在社会责任方面，产品质量、生产安全、员工权益、信息披露等方面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加强。

  在环境保护方面，环境保护的目标不够明确，很多公司不注重环保投入，环保的信息披露水平仍然偏低。

  从一些具体的指标来看，很多指标确实不尽人意。

在投资者权益保护方面，2021年实行累积投票制的公司占比只有43.06%；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占比只有0.31%。再如，2021年独立董事比例达到50%的公司占比只有5.29%，中国的规定比例是三分之一，美国的独立董事平均比例达到了80%以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议案的公司比例只有1.44%，表明了大部分小股东不再参与公司治理。

  此外，2021年发生股价异动的公司占比高达42%，尽管比上一年有所降低，但这个指标是越小越好。

  在董事会治理方面，设置了审计委员会并且独立董事达到百分之百的公司占比只有6.18%。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有明确沟通制度的公司占比只有6.32%。如果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没有沟通，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就存在很大疑问。此外，公布了董事考评结果的公司占比不到1%，建立董事行为准则的公司占比只有0.6%。这些评价指标的偏低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企业家能力方面，总经理曾经担任过三家以上企业总经理的公司占比只有13.19%，总经理担任其他公司独立董事的占比只有1.1%，总经理来自外部选聘公司的占比只有10.51%，市场化选聘经理层的程度还是很低的。

在财务治理指标方面，董事会提出清晰的财务目标的公司占比只有16.26%，两权分离度只有2.98%，就是大部分董事会和经理基本上是搅合在一块的，没有清晰的分工。设立风险控制委员会而且独立董事达到三分之二的公司占比只有2.75%。在社会责任指标方面，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或者系统的公司占比为38.31%，产品通过质量认证的公司占比只有35.48%。设立了专门的社会责任或者ESG管理部门的公司占比只有1.65%。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或者ESG报告，或者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公司占比只有31.35%。

相关政策建议

  在公司治理方面，首先要淡化控股一定要控制的观念，控股未必要控制，要强化各类投资者的权益平等保护意识。

  第二，要切实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股权董事不能强制董事会采纳其意志，因为各个股东要平等，董事会要独立。

  第三，要实现以总经理为首的经理层经营控制权的独立性，同时使其独立承担责任。在国际上，经理层都是高度独立的，国外的一些企业CEO一般是公司的核心，而很多董事长是独立董事来担任的，并且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第四，要加强内部控制，要高度重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激励以及他们之间的财权配置。我们在评价的时候，财权配置的分值是很低的。

  第五，不要过多关注高管薪酬的绝对值，要强调高管薪酬和高管贡献的吻合度。在社会责任方面，要高度重视公司的创新责任，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也是为什么把它们纳入公司社会责任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尊重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专用性资产，高度重视员工的权益保护，他们的资产是高度专用性的，一旦公司出了问题，首先受到损害的可能就是员工。

  第六，要重视社会责任的合规性，社会责任不只是拿出钱去捐赠，需要合规。比如说捐赠的金额比较高，可能要通过董事会，金额更高的话可能还要通过股东大会，不是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就可以做决定的。

在环境保护方面，要基于“双碳”目标，完善环境保护的法规，提高环境保护的绩效，加强环境保护的信息披露。仅仅依靠企业自律恐怕是不够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更加重要。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大报告彰显了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坚强决心，不仅为建设更广幅度、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中国法治提供了更大信心，也从理论上揭开了笼罩在人类法治发展道路上的层层迷雾。我们可以说，历史没有终结，发展道路并不唯一。我们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的法治现代化实践，创新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突破西方的法治话语霸权或者理论围剿，同时让我们清醒地认识西方法治的话语霸权以及它是怎么构建的。

我们正在突破西方的法治话语霸权

我们所践行的法治是现代法治，而现代法治的本质是工业法治。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才有可能逐步建设现代法治。由于西方率先在人类历史上进行了工业革命，所以也相应地较早建设了现代法治。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西式的现代法治在历史进程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它对推动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力、促进经济增长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美西方国家凭借在现代法治上的先发优势，试图将其法治的特殊经验上升为人类社会的普世道路，并据此构建了西式法治模式的话语霸权。现在我们提到现代法治，好像就是西方那几个关键词：“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好像离开了这些就实现不了真正的法治，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西方的这套法治制度，它的价值理念起源于基督教普遍主义神学，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上强调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独立，重视通过在程序中进行对抗与制约，来实现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西方法治制度有进步性，但并不能说它就可以垄断人类法治的道路，它也不可能是人类法治发展的唯一道路。

为什么西方法治制度成为了话语霸权？其中有特殊的历史场景。一方面，西式法治在部分方面满足了人类法治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律。比如说强调制约和制衡，并重视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虽然西式法治的财政成本比较高，但是它在客观上仍然有益于公民权利的保障。

西方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与殖民掠夺，促进了西方法治模式的扩展。特别是在二战之后，西方发展优势在全球治理体系方面得到进一步巩固。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的所谓法治援助，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诸如世界法治指数、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中的法治指标等等，这些都是以科学、中立、专业形式表现种种的法治指数评估，最终在全球构建起了西方法治方面强大的话语霸权。

中国式的法治现代化正在展现人类社会法治的另一种可能

我们认为，西方占优势地位的法治话语存在着弊病。第一，西方法治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按他们的逻辑，所有国家都要走西方法治的道路，而不考虑自身的历史传统；第二是制度决定论，不管什么国家只要移植了西方的法治制度，就能够实现法治，这在实践上是不成立的。

我们看到，经过新中国七十几年的法治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的法治现代化展现了人类法治的另外一种可能，包括以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科学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论述。他提到，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他还举例，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奉行法治是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地解决了法治问题的。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要用法治来化解矛盾。

中国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分工制约的制度模式。我们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而且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推进，逐渐形成了一个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实践效果，经过这些年的法治努力，我们的法治实践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这其中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数据。比如，中国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根据2022年10月19日公安部披露的数据，我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暴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每10万人的命案是0.5%，这个数据大约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根据一系列的调查，包括国家统计局以及一些国际机构的调查，中国是世界上人民群众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培育法治的中国理论和国际话语权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不仅取得了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还有平安中国奇迹和公民权益保障的奇迹，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正是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实践，为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提供了肥沃土壤和现实可能。特别是在2020年，我们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事业上的指导地位。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提炼法治的中国理论，提升法治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我们在理念上一直强调公平正义。特别是在司法改革中，这种正义是司法的生命线，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个案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法治保障上强调党的领导，在目标上以人民为中心，在方法上强调全面推进。我们提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而且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一体建设，这是一种全面推进。

在运行上，我们构建了包括“一府一委两院”的立法、执法、司法的体制。习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阐述，特别强调抓住关键少数，强调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领导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国中负有特殊的责任。

我们现在正在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迈进，进行第三次产业革命，不仅在生产力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跃升，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等方面都可能会有很大的重构，我们的治理机制、法律机制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有了更大的创新的可能性。

（编辑 季节）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进行强力限制

    众所周知，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进行了强力限制和打击，我列出了2022年美国所有的限制政策，分成如下几部分：

    第一，美国出台了《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将对在美国设立的拥有先进工艺的芯片制造公司进行大量补贴。这个政策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和政策推出之迅速，是出乎半导体行业预料的。

    美国一直在各个领域指责中国滥用国家地位，对一些科技领域进行非市场化的补贴。但是美国这个法案，利用国家的政治权威，对本国的芯片制造公司进行典型的非市场化补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法案中有一个明确的排他性条款：只要接受了美国政府补贴的企业，10年内不能在中国大陆建设先进的晶圆制造产能。这一点极大地限制了类似于台积电、三星，甚至包括格罗方德这样的芯片代工龙头企业，在中国大陆建设先进产能。

    第二，贸易管制。2022年，美国针对我国的贸易管制逐级加码，甚至每隔一个月就出台升级新文件，一直延续到12月份。有报道说，美国正在和荷兰政府谈判，要求禁止ASML向中国出口10纳米以上的光刻机，包括我们目前几乎所有的成熟制程以上的光刻机。

    目前，美国对我国半导体领域打击最厉害的一条，是划了先进工艺的界限。比如说，逻辑代工是14纳米，存储是128层，或者是18纳米的DRAM。那么在这个节点往前，所有的美国公司以及用了美国技术的公司都不得给中国的公司供货。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三大半导体制造的国企——中芯国际、长存和长鑫，在新工艺的扩产上完全停产。

    第三，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组建了一个Chip4的产业联盟，希望统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产业资源，不能为中国所用，希望就此筑起一道篱笆或者一道高墙。

    第四，美国在2022年10月的出口管制新规里，出台了“人才管制”这一条。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乃至整个高科技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海归，尤其是过去30年间在美国留学的海归人才。美国明确提出，禁止拥有美国国籍及持有美国绿卡的人，从事和中国半导体先进制造搭边的任何工作。如果被美国政府发现，将追究这些人的刑事责任。这是非常严厉的一条规定，2022年10月之后，诸多上市公司中的华裔美籍高管不得不辞职。

    2022年，美国针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系统、严苛、强力的限制和打击措施后，我国半导体产业正在艰难应对。这其中最核心的打击目标就是针对先进工艺，所有美国的设备公司和零部件公司，包括材料公司将全面撤出。

为了应对这一最核心的打击，我们国家只有坚持自力更生。也就是说，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策略一个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实现半导体产业链的“去A（American）化”，也就是必须“去美国化”，这当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实现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去A化

    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在半导体领域一直是执行业牛耳，不管是产业规模还是先进技术的推进，一直走在产业的最前沿。美国突然在2022年祭出如此强大的打击手段，使我们剩下的唯一一条出路，就是实现中国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去美国化。这是我国半导体行业必须走，也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所谓去美国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应对。

    第一，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国产化。要发展中国本土的装备、材料及零部件企业。客观地看，5年以内我们还做不到半导体产业链的全部国产化。因为半导体产业非常复杂，一条半导体生产线，包括上百种设备，几百个型号；一条生产线上所应用的各种材料有几百至上千种，几乎涉及所有的工业领域，囊括了玻璃、金属件、各种合金金属件、常用金属件，以及各种塑胶件、陶瓷件……。

    目前，在我国半导体技术相对落后的背景下，一方面在大力发展国产化，同时也必须吸收美国以外的海外半导体行业的企业、技术和人才，包括日本、韩国、欧洲、新加坡、东南亚，以及全球各国的技术和人才。

只有将这两方面的努力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在未来的5年，真正实现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去美国化。这里涉及很多具体工作。

比如说，发展中国本土的装备、材料、零部件企业。首先我们希望对FAB厂所需的装备、材料、零部件的制造企业，要有一些独特的支持政策。我们绝大部分的FAB厂，如中芯国际、华虹、长存、长鑫，都是国资控股的。未来几年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对于国资的FAB厂购买国产的装备零部件，要有一些额外的支持和补贴。

    第二，对于国产的半导体制造所需装备、材料、零部件等，要加大投资力度。过去三年对半导体领域的投资很热，但绝大部分是热在芯片设计领域。目前，国内芯片设计领域上市公司已经有几十家，实际上真正投入到被“卡脖子”的半导体装备、材料及零部件企业的资金，还远远不够。对于民营资本或是国企，都要加大投资的引导力度。

    第三，针对美国这次祭出的人才政策，我们应该对相关的海归留学人才设置绿色通道，甚至要有一些灵活的国际政策。

我们要尽可能地通过多种方式，如通过并购、投资、技术合作和人才引进等等，和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半导体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只有将这两方面的措施，同步、全力地推进，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的5-10年实现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去美国化。

国企与民企的优势和劣势

在我们自己的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实务中，我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实务操作中的优势和劣势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本土的半导体制造装备、材料和零部件企业，大体有两个系统。一是国有控股的派系，比如，上海微电子是我国光刻机的攻关代表，北方华创是在A股上市的一家做半导体刻蚀和薄膜设备的公司。有研新材和沪硅产业是近两年在科创板上市的半导体核心材料企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是经营方向稳定。这些企业都有很长的历史存续期，经营方向非常稳定，不会轻易改变。

    第二是政治属性很强。它们轻易不会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向，这是与政治属性紧密相联系的。

    第三是可以接受比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比如已上市的北方华创，它坚持做长期的科技攻关。这两年随着国内对半导体制造领域大范围投资热潮的到来，这家企业的财务状况才有所改善。

    这些国有企业也有一些共同的缺点，比如市场敏感度比较低，对于新兴的市场领域、对市场需求的转变，它们的跟进往往不及时。经营团队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也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民营企业也有其共同的特点。

第一是市场敏感度高。这些企业在发展历程中，屡次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经营方向，总能够及时推出紧密跟踪市场发展趋势的产品。

    第二是经营团队利益和公司的利益高度一致。这不仅仅表现在经营管理上，还包括后续上市公司的投资，以及对一些新公司的并购上。经营团队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为公司未来的进一步扩张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当然民营公司也有其共同的缺陷。

    第一，比较难接受较长时期的投资回报。半导体行业对于一些核心领域的攻关研发，往往面对相当大的技术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投入未必有产出，或者说到底产出在哪一年，也说不清楚。这是民营企业普遍担心的问题。大量民营企业由于没有资金实力做长周期的投入，所以很难发展壮大。

    第二，无论是个人股东还是大量的风投机构，对于投资回报的要求比较高，对于周期要求也比较短。

第三，民营企业政治属性相对国资来讲要弱一些，毕竟要以商业回报为核心诉求。

所以在我们被“卡脖子”的领域，我们期望中国半导体各领域的企业发展壮大，也期待着能够在国企控股的几个民营企业之间，找到各自合适的角色定位，能够在不同的细分领域选择合适的标的。

半导体产业链太长、太复杂，目前我们被“卡脖子”的领域可能有几十项，很难要求对这几十项乃至上百项的细分领域，都以“两弹一星”的方式进行国家级的集中攻关。对于其他被卡脖子没有那么严重的，或者从商业的投资回报率尚可的角度，建议组织大量的民营企业，支持他们充分发挥灵活高效的优势，通过共同努力，全面弥补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缺陷。

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构建产业联盟

我们要和美国以外的所有半导体先进国家，结成最广泛的联盟，吸收他们的技术和人才。那么，我们如何去建设广泛的国际技术和产业联盟？

在过去的两三年内，海外投资（包括并购）和技术合作的大门，对我们是关得比较紧的。

    预计未来一两年以后，有些国家可能会重新权衡他们在中美竞争之间的位置，比如韩国、东南亚各国、欧洲、德国、法国、比利时乃至日本。不排除它们通过再三权衡，在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的合作方面，打开新的小门（谈不上大门），也许会有新的机会出现。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这种机会。

    在我们过去的实务中，既有国资对海外标的的收购和投资，也有大量的民企海外投资。我们梳理了其中一些共性。

    国资的资金体量是比较大的，在海外曾有过大量投资，包括集成电路大基金。由于资金体量大，能够接受较长的投资回报周期，也能够接受相对较低的投资回报率。

    国资尤其在海外投资并购的动作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它们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很容易受到海外公司和所在国政府的排斥、审查。一个典型的事件是，前些年我们的集成电路大基金有意向收购当时全球排名第三的芯片测试企业Aixtron，这是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这个收购案在商业上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最后提交给美国政府，被奥巴马总统否决。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窗口，意味着中国海外并购遭遇阻力，特别是在美国并购的大门被彻底关上了。最近我国两家上市公司，分别在英国和德国意向收购它们的半导体制造工厂。尽管这些半导体工厂的制程工艺并不先进，但依然被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否决了。这两家中国企业并非国有企业，只是国有资本参股，但依然遭到了西方国家政府的严厉审查并被否决。这一趋势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避免。

    相对来讲，民营资本的一个优势，就是由于它的商业投资的属性，较少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同时在市场上反应比较迅速，特别是在竞价环节。比如说我们的海外收购，一般要经历至少两轮至三轮的竞价环节，决策灵活的民营企业，在这个环节上具有很强的优势。当然，民营企业和资本的最大劣势在于资金体量小，尤其在投资很大的、具有战略属性的公司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在过去5年的海外并购实务中，依据现实情况，我们认为，在未来的2-3年，海外并购有可能重新打开机会窗口。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国有资本（公司）作为重要或基石出资人，以民营企业以及民营资本为核心操盘手，共同组成海外投资或并购基金，或者以联合出资的方式，对海外的半导体产业链公司进行广泛灵活、全方位的合作，包括收购、投资、技术合作、人才引进等等。通过结合双方优势的一些架构，我们尽可能地去完成对海外半导体技术的吸收和引进。

2022年，中国半导体产业受到了重大的打击。面对挑战和压力，我们要努力摸索出一条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的中国式高科技产业发展道路。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随着物联网、5G等技术的发展，智能传感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未来6年是智能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关键期。本文概述了智能传感器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指出了促进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芯片

随着物联网、5G技术的发展，智能感知互联时代已经到来。智能传感器是智能感知的前端设备，是我国工业实现“由大变强”的必经途径。目前智能传感器产业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预计智能传感器技术的井喷式发展期将在未来6年内出现，这将是我国智能传感器发展的机遇期。我国可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加快智能传感器全产业链发展，从而推动我国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智能传感器的应用前景广阔

智能传感器是指将传感器与微处理器相结合，同时具有信号监测和信息处理功能的传感器，其核心技术在芯片①。早在1979年，美国宇航局（NASA）就提出了智能传感器的概念，但直到进入21世纪后，随着5G通信的商用化，智能传感技术才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产业化。

我国传感器的发展起步较晚。1974年，我国研制出首个传统式压力传感器。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感器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传感器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21世纪初，我国在智能传感器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采用混合集成技术研制出较为实用的智能传感器。2010年，我国初步建立起智能传感器标准框架体系。随后，我国政府发布了多项涉及智能传感器的政策，特别是2013年工信部等四部委颁布的《加快推进传感器及智能化仪器仪表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2017年工信部推出的《智能传感器产业三年行动指南(2017-2019)》，明确了我国智能传感器的发展目标和方向。随着政策的引导作用不断加强，我国在智能传感器技术研发方面实现了一定的突破，已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并在封装测试等部分环节达到了国际水平，但在芯片研发设计和晶圆制造环节，与欧美日等智能传感器强国还存在明显差距。

智能传感器是联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桥梁，在民用和军事上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民用方面，智能传感器作为万物互联的核心基础，广泛应用于物联网、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汽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军事应用方面，智能传感器在装备测量与控制等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各型导弹或弹药、飞机、舰船、坦克等武器装备系统，以及后勤保障系统、作战指挥系统等，在未来的高技术战争中将深刻影响或改变作战方式，大幅度提高精确打击能力、指挥控制能力和战场管理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智能传感器的效能将不断提高，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总之，智能传感器已经成为国防建设、工业转型升级以及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必不可少的基础核心技术和装备。

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面临重要机遇

根据赛迪顾问的数据资料①，目前全球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在整体传感器（传统传感器和智能传感器）的占比和市场规模并不大，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图1)。2018年，传感器全球市场规模为1393.2亿美元，而智能传感器仅为283.3亿美元，占比20.3%。虽然智能传感器的占比逐年增加，但增长率并不高；预计到2023年，智能传感器的占比将增加到24%，复合年增长率在3%左右。这说明智能传感器技术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智能传感器这条赛道上，各国都面临有待突破的技术瓶颈，还没形成技术垄断或取得技术龙头地位的实力。综合考虑全球对智能传感器研发的高投入以及社会对物联网的高需求，可以判断，未来6年将出现智能传感器技术的井喷发展。由此而言，未来6年也将是我国智能传感器发展的机遇期。

            图1 全球传感器及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①

我国是全球智能传感器的最大应用市场

我国智能传感器的应用市场规模巨大，是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22年的数据②（图2），2020年中国智能传感器应用市场规模为148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41%左右。虽然中国的应用市场在全球占比正在逐年下降，但我国智能传感器应用市场较为成熟，相比其他新兴市场较为稳定。鉴于近年来有大量新兴市场快速崛起，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对智能传感器的需求增长迅速，我国企业如果能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更多海外市场，将更好地促进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

           图2 中国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①

我国智能传感器的应用市场结构均衡

智能传感器最终应用领域主要分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电子和医疗电子。与全球智能传感器应用领域市场结构有所不同，我国智能传感器应用领域的市场结构较为均衡。

从全球应用市场来看，消费电子是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最大的应用领域。2019年，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市场占比为79%左右，占据最主要地位。由于我国的工业结构较为完整，在各类市场领域有较为成熟的产业化发展。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使得我国智能传感器在消费、汽车、工业、医疗电子四大领域占比均衡。即使对某些特殊需求的智能传感器，如生物型传感器、特殊气体传感器等，我国也有相当的市场可支撑其产业发展。

汽车电子、通信电子是我国智能传感器最具发展潜力的细分市场

汽车电子领域是我国最大的智能传感器市场规模贡献者。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迅猛，2021年中国机动车保有量为4.0亿辆，年复合增长率为6.3%左右。这使得智能传感器在汽车领域应用广泛，预计未来市场规模占比将进一步增加。目前，一辆普通家用型轿车内大约安装几十到近百只传感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智能传感器，对温度、压力、位置、距离、加速度、流量、湿度、电磁、电光、气体及振动等各种信息进行实时准确的测量和控制。随着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智能传感器的数量也将进一步增加。汽车电子领域将是未来智能传感器发展的主赛道之一。

通信电子领域，随着我国5G技术的高度发展，市场占比尤为可观，这是我国市场结构最为独特的一点。通信技术是当代发展最为迅猛的高新技术，根据Dell'Oro Group的数据①，2020年，全球通信设备市场规模达到925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预计为4%左右。中国通信行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全球通信市场竞争中，华为一家独大。智能传感器作为通信技术中不可缺少的元器件，未来将与通信技术同步发展。利用好通信电子领域需求端将极大推动我国智能传感器技术的发展。

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是智能传感器领域的后起之秀，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了包括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软件、应用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但相比欧美，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规模较小、产业模式单一和产业链有薄弱环节。

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规模小，应用端市场国产化率低

赛迪顾问2020年全球智能传感器产业结构数据表明①（图4），智能传感器产业主要由美、日、欧主导，北美地区智能传感器产业规模占全球产业的43.3%左右，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对比而言，中国传感器产业的全球占比很小，产业规模占比不足6.2%。这与我国应用市场占全球的比例（41%）极不匹配。说明我国智能传感器制造水平与世界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国内市场中，智能传感器的国有化率只有30%左右。近年来我国市场智能传感器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2016年，国内厂商智能传感器总产值约占13%，2020年提升到31%，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4%，远高于行业增速。但国内应用端企业倾向选择购买外国产智能传感器产品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这就导致：虽然我国应用端企业创新能力强、资源广泛，但无法带动国内智能传感器厂商的技术提升。未来随着国内厂商技术持续迭代、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市场认知度持续提升，智能传感器市场国产化率也有望进一步提高。

       图4 全球智能传感器产业结构①

我国智能传感器企业过分依赖国外代工厂, 国内缺乏自主的IDM企业

智能传感器行业的特点，是技术壁垒较高，细分环节多而分散。从全球范围看，欧美是智能传感器的制造霸主，占据全球近一半的市场份额，例如著名的霍尼韦尔公司、楼氏电子等。而欧美在传感器产业中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垂直整合制造（IDM）型公司上，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使得设计、制造等环节协同优化，充分发掘技术潜力，更有条件率先实验并推行新的智能传感器技术。欧美的IDM型公司在芯片设计、软件开发等环节中占垄断地位，中国公司很难与其竞争。

而我国智能传感器的设计与生产，是以无工厂芯片供应商（Fabless）模式的公司为主，几乎没有IDM型公司。Fabless模式只负责芯片的电路设计与销售，将制造、测试、封装等环节外包，这种模式虽然可以使芯片设计企业以轻资产模式快速成长，但外协加工带来了供应链管理的不确定性，使我国智能传感器企业过分依赖于代工厂（Foundry）供应商。而上游供应商绝大部分都在国外，包括芯片制造、半导体材料、晶圆生产设备、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和知识产权（IP）等，这将严重影响我国传感器产业链的安全性。

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存在薄弱环节

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包括研发、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软件与芯片解决方案、应用这六个环节。我国的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其中研发是难点、芯片设计是盲点、晶圆制造是卡点。

研发环节是整条产业链中技术难度最大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上，全球都是由高校和大型研究机构给予技术支持。在我国，科研支持机构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苏州微纳中心等科研机构，这些科研机构建立了智能传感器中试服务平台。不过，如何转化高校和研究所的成果是该环节最主要的问题。

芯片设计环节主要指以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目标的设计流程，涉及多种学科、多种理论、多种材料、多种工艺及现场使用条件，技术壁垒极高。全球芯片设计行业目前被欧美牢牢掌控，国内专注于此环节的公司很少，而且国内尚无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真正好用的传感器芯片设计EDA软件。

晶圆制造环节是目前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的卡脖子环节。晶圆制造环节分为晶圆材料的制备和芯片加工两个步骤，对工艺及设备要求非常高，投入资金巨大。晶圆生产成本投资额中，晶圆设备及技术专利等占据主要成本。中国内地仅有7家具有晶圆生产线的公司，且产能有限。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企业，尽管硬件条件与国际水平相近，但是工艺技术和经验无法达到国外工厂规模生产的标准。

促进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的努力方向

未来6年是智能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关键期。我国应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加强政策引导，利用好市场需求，转变智能传感器的生产模式，加紧补足产业链薄弱环节，通过智能传感器全产业链的发展推动我国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将智能传感器列为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制定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规划。出台相应的针对性鼓励政策，指导科技研发在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硅晶材料制备、芯片加工设备等关键技术环节实现突破，补足晶圆制造和软件开发等产业链薄弱环节。

第二，以汽车和通信领域的应用需求为牵引，带动智能传感器全产业链的发展。充分利用好世界第一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汽车和通信两大细分领域，鼓励应用端企业采用国产智能传感器，提升国产化率。刺激国内上游企业在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持续投入研发，实现快速发展。政府可以通过专项基金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扶持部分试点智能传感器供应商，引导应用端企业优先与试点公司合作。另外，地方政府也可牵头建设智能传感器供应商信息平台，为应用端企业选择国产供应商提供便利。

第三，转变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的生产模式，推动建设IDM模式的产业集群。缺少IDM模式公司，这是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的明显短板。由于我国智能传感器产业起步晚，短时间内形成IDM模式公司过于困难。以欧美日的经验来看，可依托目前现有的高技术产业或科技园区，由政府引导智能传感器龙头企业入驻，进行产学研结合，进而吸引更多初创企业加入园区，最终形成从产业链上游研发机构到下游应用端企业都包含在内，具有IDM模式生产能力的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区。

（编辑  季节）

什么是中国式复合资本市场

西方的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中国式资本市场则是由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两部分复合形成的资本市场。二者的区别，在于市场服务的对象和功能大不相同。在中国，我们用股票市场服务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用产权市场服务非上市企业资本运作。西方国家的非上市公司则没有产权市场可用。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复合资本市场的头部市场，产权市场是复合资本市场的长尾市场。在头部市场上进行的是少数企业标准化股票的连续交易，交易量大，交易标的却不多。在长尾市场上，交易的是广大非上市企业的非标准化产权，交易标的众多，交易过程不连续。头部市场以少数产品的反复交易形成其市场规模，主要为金融机构的投机性运作服务。长尾市场则以其众多交易标的一次性交易形成其市场规模，主要为非上市实体企业的投资性运作服务。

由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复合形成的中国式资本市场，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无人区开创出了能同时服务于所有企业资本运作的一条崭新道路。产权市场为非上市企业提供的资本形成和资本流转服务功能，既大力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又有效规避了国有产权配置中的腐败现象，缓解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在直接融资上的渠道与能力差异，缩小了社会金融资本向市场主体配置时的两极分化现象。

早前，我国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定义，通常都只是指各种板块层次的股票市场，而没有包含产权市场。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国企改革要用好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等资本市场，为中国式资本市场给出了新的定义、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式复合资本市场发展的充要条件

资本市场是为了适应企业资本形成、运营和流转的需要而产生的直接融资市场。资本市场按功能通常分为两级，一级市场发行股份服务资本形成；二级市场上市流转服务股权买卖和资产并购。

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有获得资本市场服务的强烈需求。广大公众直接参与股票交易，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因此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交易双方的行为需要加以规范，实行严格监管，严防暗箱操作等投机行为引发社会的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这就决定了企业进入股票市场融资的门槛很高。

自股票问世400多年来，世界各国只有万分之一左右的企业有机会进入股票市场，成为上市公众公司，其他的公司则很难得到资本市场服务。股市集中了社会公众的资本却只能为行业塔尖企业服务，经过马太效应长时间的反复放大，股票市场在推动极少数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这种单一的剧烈失衡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造成了企业和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

在传统产权交易市场，由于不能在大范围内及时披露交易信息，非标准、非连续的企业产权交易效率较低、交易成本较高，难以发现买主，不便发现价格，不具备有效运行的市场技术条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使产权交易信息的传播速度大为加快，交易信息披露成本大幅度下降，可以随时展开大范围远程竞争交易，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企业资本交易能知情、可参与，非上市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上有效发现买主、竞争发现价格。这使得非上市企业既可以通过增资扩股适时融资形成资本，又可以及时展开流转、并购，高效完成产权让渡。因此可以说，信息网络技术是产权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产权市场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非上市企业产权交易标的，促进产权市场快速做大，发展成为既分布各地、又相互结合的专门为非上市企业提供资本运作服务的资本市场。因此，大量企业国有产权集中进场交易，是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充分条件。

由此，我国分两步走建立起了由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共同组成的复合资本市场。第一步，以股票市场作为头部市场，集中为行业塔尖上市企业提供资本运作服务，引领带动各行各业向前发展；第二步，以产权市场作为长尾市场，为广大非上市企业提供资本运作服务，促进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大小企业都能更好获得资本市场服务，有力促进了社会就业的稳定和企业发展的均衡。

中国式资本市场短期内能同时支持各类企业的创新发展，在中长期则将明显有利于改善全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进一步提升复合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的举措

相对于产权市场，股票市场是国家垄断市场，独拥标准化产品连续交易资格，具有法律、地位、政策、人才、资金、媒体、券商、中介等多方面优势，因而在单项融资能力与股权流转效率上高于产权市场。由于产权市场可以服务于99%以上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融资和流转，由此，中国的产权市场有着比股市更大的效率提升空间和必要性。在产权市场上较少的资源投入，能带来比股市更大的投入产出效率，同时可以促进产权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良性互动。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大力推进产权市场的发展，而不应只顾盯着股市配置资源。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下一阶段提升产权市场融资效率的重要举措大致包括：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法律制度，坚持各类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原则，推动私人资本进场运作。完善股权融资功能，增强产权市场服务于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和并购流转能力，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健康发展。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建立完善产权市场网络，利用区块链技术大力促进产权市场跨区域联合与协作。与此同时，要加快国际化步伐，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融资发展，探索利用产权市场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解决资本市场缺失、发展资本不足、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将其打造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市场平台。

利用复合资本市场优化企业资本运作

股票市场只能为企业资本运作提供阶段性服务，而产权市场可以为企业资本运作提供全流程服务。通常只能在企业的成长期或成熟期利用股票市场进行资本运作，而不便在诱导期或衰退期展开。那些发展进入成长期的企业，若原有股东的投资满足不了企业发展需要，不能及时扩大生产规模、更多占有市场，就会很快被竞争者超越，应争取通过上市募集资本，加快发展，巩固市场领先地位。

产权市场可为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提供资本市场服务。在诱导期，产权市场可以为企业披露融资信息，寻求天使和创新资本支持，做好产权登记与托管，见证资本形成和企业成长。在成长期，产权市场可以引入私募股权基金等投资，一轮又一轮地为企业提供增资扩股服务，不断壮大企业资本力量，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在成熟期，产权市场可以快速实施产权转让和并购重组，不断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推进资产保值增值。对进入衰退期企业，产权市场既可帮助企业及时流转产权，也可帮助企业有效实施重组，通过资产变现筹集退出成本，做好职工安置等事项，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和员工持股，更新企业机制，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产权市场的规模越大，信息披露能力越强，会员中介推广能力越好，交易机构之间的协同越深，产权市场为企业资本形成、运营、流转服务的效率就越高，功能就越强大。

由此可见，企业出资人机构需要把握好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的不同优势，指导所属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灵活运用两个市场，坚持两条腿走路，使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能及时获得恰当的资本市场服务，促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利用产权市场全程操作，利用证券市场重点突破”，是大型企业集团用好、用活复合资本市场的基本经验。大型企业集团应将不同发展阶段的资产区别对待：将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项目资产分类推向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将诱导期和衰退期的项目资产及时推进产权市场融资、重组或变现，将企业发展各阶段资源配置与资本市场全面结合起来，加以有效运作。

目前，中央企业集团综合利用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进行资本运作，已经探索形成卓有成效的“三主体孵化注资模式”。集团公司、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集团参与的PE基金三方主体，既通过产权市场孵化基金和项目，又通过股票市场不断扩张上市公司，三方协同互动，嫁接国有企业、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公司三种制度，融合国有资本、私人资本、机构资本三类资本，同步解决资本、人才和机制问题，有力推进企业改革发展。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江苏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克服超预期因素影响，稳住了经济大盘，展现了经济强大韧性，为推动双向开放、畅通内外循环奠定了坚实基础。2022年前三季度，江苏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11万亿元，同比增长9.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3.2%。全省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7.5%，制造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

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步从依赖净出口、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转向出口、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从2018年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以来，美国调整了对中国的经济政策，针对中国聚焦于贸易、科技和产业链实行“脱钩”政策，我国产业链关键环节面临“卡脖子”风险。目前江苏正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克服外部风险挑战，有效应对国际市场异常波动，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着力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转向以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在国际高通胀、国际需求疲软的大背景下，2022年前三季度，江苏省GDP达到88652.7亿元，同比增量3757亿元，全国排名第二位，呈现稳中有升、加固向好的态势。未来，江苏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宏伟蓝图，加速转换发展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协调优化人才、资本、土地等资源要素配置，挖潜增效，提质调优，培育新动能，创造新需求，形成新供给，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新形势，按照建设安全系统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争创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于变局中开新局，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协作，深化国际经贸关系，提升贸易投资效益，服务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格局。

作为东部经济大省，江苏经济基础实力雄厚，工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善，产业链完备，在全国经济大盘中占据重要位置，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备良好的支撑条件、大有可为。江苏先进制造业领先优势明显，产业链竞争力显著增强。全省物联网、软件、纳米新材料等六大产业集群入围国家先进制造集群，全省23个工业园区跨入全国百强先进制造园区。

江苏外贸行业主动对接国际市场前沿，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循环。2022年前三季度，全省出口总值2.61万亿元，增长12.9%；进口总值1.5万亿元，增长4.9%。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拉动江苏省进出口增长5.7个百分点，成为江苏省外贸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量。引导外资流入江苏制造业助力内循环，提升在江苏高端产业链的战略布局。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1-7月，江苏全省实际利用外资220.7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48.0%，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163.9%，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江苏开放型经济在全国的作用以及制造业的实力，决定了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为，将稳步迈向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中的堵点和难点

保障产业链稳定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产业链环环相扣，上下游紧密协同，牵一发而动全身，产业链各环节低效、阻滞甚至局部中断都将影响全省经济活动的顺利运行。

产业结构偏重，产业发展能级有待提升

江苏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中低端位置，产业经济循环高投入低附加值的发展路径不可持续，依靠增加资源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江苏能源结构偏煤，重工业比重偏高，耗能行业比重偏大，资源消耗的形势严峻，土地要素制约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减碳”压力较大。高端要素供给不足、产业经济循环低效成为影响创新绿色发展的短板弱项，全省纳入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的有500多家，位列全国第二，占比约为9%。

江苏新兴发展动能还未成为“顶梁柱”，新旧动能转换还在爬坡过坎，通过承接国际代工参与全球价值链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市场资源“两头在外”风险加剧，产业国际竞争力还需增强。

“有高原无高峰”，链主领军企业有待培育

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主体是组织开展生产流通活动的主要载体，是推动经济双循环的前提和基础。培育链主领军企业，是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着力固链补链强链，打通经济循环的断点堵点，增强经济运行活力的重要内容。

江苏制造业实力领先，总量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大而不强”“有高原无高峰”的特征依然存在。2022《财富》中国500强榜单显示，广东省有70家企业进入了500强，上海有58家企业入围，浙江有41家，江苏为33家。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全国第一，但是与广东、浙江等省份相比，龙头企业数量偏少，部分大企业在经营模式创新、产业链协作、国际化拓展等方面动力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带动力，重点企业跨界整合和资源整合能力有待巩固。

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破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刻不容缓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循环畅通的瓶颈和堵点，抑制高端产品制造供给能力，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江苏芯片产业为例，前端设计、关键工艺及关键设备由欧美发达国家掌控，在芯片产业链的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装备、封测、掩膜制造等环节上还处于相对弱势，缺乏自主权和控制权，存在“断链”风险。全省造船业手持订单量占全国近半、全球1/5，但是主机、发电机等船用关键设备仍需要进口，产业链保供还不牢靠。产业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水平仍需持续发力，“卡脖子”技术难题有待攻克，前沿领域引领性原创成果亟待突破。还需要提升技术标准话语权和品牌优势话语权，多方协同发力培育科技创新优势，进一步探索科技、产业、人才融合发展模式，加速产业创新成果集约集聚集群化发展态势。研究结果显示，近5年，江苏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于英国、荷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基本达到创新型国家的中等水平，但要加强企业创新联合体，隐形冠军企业缺少抱团联动。

消费增长动力不足，内需牵引畅通经济循环仍需加码

坚持内需主导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扭转供需不畅、供求脱节、资源错配现象是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内容。江苏是全国消费大省，联通国内外两个市场，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方面大有潜力可挖。2022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市场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其中光伏装备制造、锂电池、新能源整车制造等新能源产业供需两旺，行业增加值增速均在30%以上，但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行压力较大，消费支撑作用不强，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板。受疫情影响部分区域消费动能不足，改善型消费有待激活，消费物流需要加速畅通，要持续优化城乡商贸物流网络布局，着力解决商贸流通环节多、流通链路长、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举措

江苏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供给侧，要形成强大的供给体系，扩大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着力推进“产业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根本出路在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大做强链主企业，构建安全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产业链提质升级

夯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产业经济基础，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国际竞争力，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一是加快产业链培育。健全产业链“链长制”，围绕固链、补链、强链推进531产业链递进培育工程，完善50条重点产业链全产业链体系，提升产业链迭代升级能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二是发挥产业链集聚效应。聚焦全省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挖掘园区经济占据江苏经济“半壁江山”的优势效能，向产业集聚迈进，推进产学研金商合作，强化数字技术融合赋能，释放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增量效益，增强发展后劲，聚力打造产业航母。

三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环境约束和能耗双控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智转数改和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打造“制造强省”“绿色制造”品牌，推动全省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加快培育链主企业

培育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稳固产业链生态体系，服务支撑国民经济顺畅运行。

引导创新资源要素汇聚实体经济。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完善产业创新链、价值链，搭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和企业研发平台，深化信息技术成果应用，推广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持续推动企业“上云用云”，有序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巩固现有智能制造示范工厂138家、智能车间1639家、标杆工厂135家基础成效，着力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和灯塔工厂，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汇集中小微企业创新能量。

完善链主企业孵化培育体系。探索构建从“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独角兽”“领军型”企业到链主企业、龙头骨干企业全覆盖的培育机制和政策激励体系，聚焦各部门政策合力，推进以15个地区为首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聚焦优势资源，打造全程服务体系，形成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赢得国内国际双循环新优势。

坚持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

着力应对经济循环的外部风险因素，增强产业链抗冲击能力和抗压性，建设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科技协同攻关。

聚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重大方向、重大需求、重大任务为牵引，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省部联动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瞄准集成电路、超级计算、高端装备、前沿材料等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项目，持续攻克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端电子信息材料国产化等“卡脖子”技术难题，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瓶颈，有效增强产业原始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供需结构体系适配

加强正向激励，发挥江苏区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服务对接国内大循环。

一是牢牢坚持需求牵引的基调。优化收入分配调节，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相协调，塑造愿意消费、乐于消费的良好消费环境，支持跨境电商和新型消费场景建设，强化消费体验，不断适应个性化差异化消费趋势，培育在线新型消费业态和数字电商企业，完善“智慧”消费体系，支持南京、徐州、苏州、无锡市等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持续扩大内需，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二是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全省城乡统一土地市场，保障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加快统一居住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江苏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建设试点，加速技术信息流动，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智慧监管、虚拟空间监管水平，清理各类歧视性政策，破除市场不正当竞争的壁垒藩篱，依法开展反垄断执法，规范市场不当干预行为。

三是保障商贸物流畅通。持续完善南京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苏州（太仓）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苏州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家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创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和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等，不断提升大型骨干物流企业服务保障能力，有序推进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市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搭建商贸流通新平台，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第三方物流支付平台，推动市场信息互联互通，以信息技术突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梗阻堵点，全力实现商贸物流保通保畅。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巩固全球产业合作，更好利用国际市场，努力开拓新兴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

一是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提升中欧班列运行质量，挖掘远洋海运集装箱潜力，打通国际贸易运输堵点，优化通关监管模式，完善中欧班列“铁路快通”模式出境。

二是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对标RCEP、CPTPP等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核心竞争力。推广中国（江苏）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外资外贸稳定发展。加快打造苏州、连云港开放型经济城市，将江苏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资目的地。

三是加快企业“走出去”。支持外向型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深化双边多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推进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3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对接，实现资源要素全球性优化配置，打造更多世界级规模化跨国企业，推动省内产业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编辑  杨利红）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和平与发展”作了新的内涵概括和定位，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表述，把“和平与发展”看成一个过程、一个目标，而不是对现在世界的一个时代判断。

历史发展方向正在产生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的理解，时代已经变了，“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不再用“时代主题”来定义“和平与发展”。

    世界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这四个赤字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四个赤字，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局面。所以“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平与发展”有了新的概括。我们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和平力量，也是对世界上的霸权和战争力量的最大制约。如果中国的发展不能制约战争和霸权的力量，那么世界就没有和平可谈。这是我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关系的理解。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新机遇，用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个阐述把过去所说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深化了，中国的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各国的发展也要在中国找到机遇。这两句话可以说对“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

    对于和平，我们应有新的理解。过去我们说世界大战不爆发就是和平，但现在的局面是，没有世界大战也不等于世界上是和平的。像乌克兰危机，这个战争所造成的影响是世界范围的，它可以把全世界的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全部卷进去。乌克兰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更大的欧洲战争甚至核战争。所以局部战争本身也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战争。

    战争本身又带来很多非军事领域的战争：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舆论战，甚至生物战。这些新的战争形态相继出现，可以用以制裁俄罗斯，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传统战争带来的打击。所以对和平要有新的认识，对战争也要有新认识。我们过去对和平的认识（比如以不发生世界大战作为标志）比较笼统，这个认识要加以变化。况且我们自己还面临着台海的紧张局势，即使没有世界大战，台海不稳定也是一种不和平。

    发展也是在变化的。发展过去主要是南北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向现代化强国的方向迈进的阶段，就不能说我们还是一个“南方国家”了。我们同美国的矛盾是在走向世界制高点的征程中遏制与反遏制的矛盾，这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差别的。由此，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南北矛盾，而且发达国家自身也出现大量的发展问题，所以他们在发展问题上要压制中国，从各个方面打击中国的发展机会。反过来，在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矛盾之中，又产生了安全问题，产生了和平问题。所以，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高度地交织在一起。

    最后我们要看到军事力量。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它本身也是发展的一个结果。没有充分的发展，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足以保证和平。二十大报告中讲到，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这充分地表达了中央关于未来对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这两对关系的核心论述。也就是说，我们随时准备运用军事力量，要常态化、多样化运用，而且军事斗争要灵活展开，塑造安全态势。美国一直在做“塑造”的事情，而我们往往是被动的，每当它发动了某一场安全危机，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应对。在特定的形势下，我们要加快塑造安全环境。

我们绝不会主动地去发动战争，但是要主动地塑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高度交织在一起，中国国内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来源之一。

（编辑  季节）

用数字化的方法，能够掌握产业运行和经济运行比较实在的信息，对产业链的长板或短板做相应的定量化的刻画，而且可以进行评估或预警。这对于把握宏观和中观经济调控，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用数字化表达产业链创新

    目前，在产业治理能力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比较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要提升产业链效能，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补短板的问题以及国际供应链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一旦重要技术产品遇到封锁，有没有替代的方案，或者有没有反制措施？都需要做一些客观上的评估。

    在整个“十四五”期间，产业链效能的提升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的一个重大任务。最近国务院下发关于数字要素市场的意见，产业链创新的要素如何用数字化来进行表达，提高我们的决策支撑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做产业链的治理，需要客观分析国内各产业的发展水平、面临的短板以及需要从何处发力、如何运用政策组合拳等等。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全量的、实时的数据掌握不完整，还是依托传统的统计、调研、抽样分析等，也就是传统工业化时代留下的研究方法。

如何建模产业治理和投资决策新体系

    现在，在互联网企业里可以做用户画像，可以做倾向的预测。但在产业的监管层面上，远远滞后于目前互联网企业的数据技术和应用。这里当然有一些难点，比如说，如何构建产业链的底数、底图、底库，这些数据如何获取，数据之间的口径如何统一等等。不同的数据表征，比如要素、主体，关系或者价值链的高低，过去都是依托传统的咨询公司或研究院做的，但是依然是基于专家的有限认知之上。

    三四年前，我们创建了一个“产业知识计算引擎”创业中心，力图用大数据、AI、知识建模的方法来进行表征。这样，我们可以对整个产业的治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创新整体的挖掘，对“建链、补链、延链、强链”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事前的预测和趋势推演，也就是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决策系统。这里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刻画、如何建模。

    例如，我们做了一个“基于数据加算法驱动的产业治理和投资决策”系统。它完全用定量实时的数据去表征，把过去专家们对它的认知，通过建模或者知识图谱的方法来进行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未来10年内，它可能对整个产业治理的理念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举例来说，我们非常看重中德之间、中欧之间的技术贸易合作。德国是整个欧洲技术合作的集散地，而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集散地，美国在这三点之间的贸易来往非常频繁和密切。这就非常有必要通过贸易的数据来进行详尽表征。

    做这样的一个产业数据的资源底座，要解决很多问题。第一，必须有扎实的数字底座，就是用数据来表征其中的要素和动向。比如说京津冀协同问题，北京有多少企业疏散到河北和天津，过去没有这些数据，现在通过工商系统的数据，比如北京某公司作为出资人在天津设立一家分公司，通过此类数据完全可以表征出来这个产业的迁移，或者区域之间的协同状况。过去的几年，我们汇聚了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6000万家企业，这里包括全量的专利、全量的行业，包括行业里十几万种工业品之间的产业图谱的绘制，建立这样一套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有了这个数据底座以后，如何绘制产业地图，据此做诊断、做舆情监测、做评估、做决策支持，将涉及一系列的AI工具和算法。例如我们下一步要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将与欧洲、俄罗斯、以色列开展进一步合作，那么对于它们的产业、资源或者其他有利于支撑我们发展的能力要素，要非常清晰，所以构建这样数据的底座是非常需要的。

    其次，要对重点产业链逐一进行产业链的画像和短板的诊断。例如我们向深圳市提供服务，围绕着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然后一步一步打开。现在用我们的一套技术方法，可以检索到不同产业链上企业在全国的分布情况，不同区域企业的竞争力情况，而且对此图谱可以每周更新，从而掌握这个产业整体的情况。我们用创新手段跟踪、诊断产业链，为决策部门、大的龙头企业做战略咨询。

建立产业链价格评估体系

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分析对象，比如知识产权的融资定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对这项专利进行标价？过去就是发明人主观标价，200万或300万元，自称世界领先之类，其实这只是卖方的叫价。但放在全产业链角度评估，如果它切实地解决了产业链的短板问题，能为企业带来真实的收益，买方也要参与技术创新的评估。过去没有一个评价的客观依据。现在我们通过这种评估系统的方法，建立它的评价模型，对同类专利或同组专利，或国际专利之间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更接近实际的估价。

又例如，围绕沈阳3000家重点企业新增投资的大数据分析。每个区域都很关心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之间的投资信息，当你对一个区域评价时，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是净产业资本的流出。

    从国别层面的分析，可以帮助解决我国供应链短板的问题。比如浙江嘉兴某地做合成纤维，用我们的系统方法，可以看到有关合成纤维全产业链的产品结构图谱，包括技术链、长短板、重点企业、目标企业，或者计划招揽过来的创新人才等等。从国家层面上，这些方法完全可以做更为宏观的统筹。

如何构建国家级的产业大脑，服务我们高端智库的建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设想。构建一套数字化的系统，可以对整个产业进行仿真和推演，提供前瞻性的研究以及相应的对策研究。当然它需要比较强的技术和数据资源的平台。运用新的技术，开创一些新的模式，使我们的决策效率或者决策的科学性能够更快提高。

（编辑  季节）

我国的资本市场如果以1992年上海交易所的设立作为起点，2022年正好30年。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较快，2022年12月20日的数据显示，A股上市公司数已突破5000家，市值达84.32万亿元，约为GDP的80%。

从规模上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相比，我们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的第二位。如何深化改革，推动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明确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资本市场的发展。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有一系列的指示和论述，提出了目标和要求。

一是充分肯定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商品和资本要素由市场决定。40多年改革至今，商品市场已经达到了市场经济的水平和要求，但是资本市场还不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要求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三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同时，更好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

深化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决定机制

我国资本市场的起点，是在突破原计划经济体制时应运而生，也就是从深圳开始进行股票市场和上海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

    在股票发行的管理机制上，虽然经过了额度制、家数制、通道制、保荐制和核准制的改革，沿着不断简政放权的方向进行改革。

    2019年后，股票市场实行注册制改革。首先在上海进行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又在深圳的创业板进行注册制改革。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两个注册环节相配置，进行了四项涉及市场机制的配套改革。经过3年多的试点探索，注册制改革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使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条件。截至2022年8月末，科创板上市公司已经达到453家，市值6.26万亿元，创业板实行注册制的公司已达到1175家，市值12.7万亿元；北交所上市有106家，市值2000亿元。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在支持科技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取得了成效，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了范围扩大以外，注册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进行功能提升。核心是从功能性和制度性改革，健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核心是要解决股票发行的供求平衡问题，企业能否上市，股票能否成功发行，是由市场来决定。

一是要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有制衡的注册制度和程序，这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要健全注册程序与内涵，无论是交易所审核，还是证监会注册，都不对企业能否上市进行实质性判断。要健全以招股说明书作为法律文件的注册审核制度。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发行人是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一责任人，中介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协助发行人制作招股说明书，对发行人信息披露资料承担核查验证和专业把关责任。在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履行职责的基础上，监管部门进行注册审核的重点，在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审核。要把好入口关，完善上市条件，继续健全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和交易行为的信息披露机制，保障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

    二是要完善股票发行的询价机制，这是注册制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成熟市场上，股票发行制度多是通过询价制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虽然也实行了询价制度，但是在询价标、询价参与人的选择上，核心的缺陷在于，被询价的投资者其实并不是最后的购买者，使询价机制的市场决定作用不能够充分发挥。股票市场成立之初深圳的810事件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没有充分进行市场询价，而是按照发放有限的抽签认购表，带来了深圳的810股价认购的狂热，出现了问题。

    三是要健全法治。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如果没有严密的法律制度进行约束，就很可能演化成欺诈、庞氏骗局或其他的一些问题。这并不是我国现阶段独有的问题。美国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前，所发行的股票几乎一半是虚假的，危机发生时市值严重下跌，从900亿美元跌到只有182亿美元，跌幅达到83%。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必须健全严厉的法治，必须围绕虚假信息披露、勤勉尽责诚信责任不到位和恶意炒作新股上市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完整的行政、民事、刑事处罚制度；要明确制定严厉的股票欺诈发行诉讼司法审判制度。

美国1933年证券法关于注册法律责任的规定：如果注册登记表的任何部分在其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不实陈述，或者遗漏了为使该说明书中的陈述不致产生误导而必须陈述的重大事实，则任何购买该证券的人，均可根据普通法或衡平法，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有关人员。

我们配合注册制改革，进行了《刑法》和《证券法》的相应变革，但还需要继续深化，尤其是要把它纳入欺诈罪进行严格管理。

最近美国有两个案子，一个是硅谷医疗保健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制造90亿美元骗局，最后以9项欺诈罪判刑20年。一个是对冲基金Alameda Research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FTX，被美国政府指控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短短三年时间 FTX 在贝莱德、软银、红杉资本和其他顶级投资者的投资加持下，估值高达 320 亿美元。

    所以必须要达到这样一个严厉的法治，但是在这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我们去进行制度性的完善，要以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具体的内容、程序、制度，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去征询、细化和深化，这样才能够实现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深化资管市场回归本源的改革，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

从2009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从资产管理这方面，建立了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已接近115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规模约为29.15万亿元，信托资产21.11万亿元，公募基金净值27.29万亿元，私募基金20.41万亿元，还有一些券商的资管是7.85万亿元。

    资产管理市场的问题，实质上是融资端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吸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在影子银行资产、或是通过金融创新在发展影子银行方面，我们的步子是走得比较快的。2008年以前，这些市场的规模总体还不到万亿，从2009年到2022年达到了115万亿元的规模。这个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风险，因为它是以期限错配和层层嵌套，以及高杠杆标的，带来资本市场的不透明和潜在系统性风险。2015年股市的异常波动，因为此前对个人的资产配置加杠杆，然后通过减杠杆，导致股市急剧下跌；再后来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通过各种理财产品的对接进行质押，最后随着股市估值中枢的下降，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把股权质押之后，最后陷入破产危机。

    很多房地产企业不全是通过银行贷款的形式进行扩张，更多的是通过各种理财资产、信托及各种影子银行资产产品形式，进行融资和对接。尤其是大型房地产企业，其负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那些大企业的负债水平。他们规模虽大，但健康程度不高。最近银行理财产品的大量赎回，是和资产管理市场的定位（回归本源）有关。从制度上来看，资产管理市场的改革要高度重视，这是落实二十大精神、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做的。

    回归本源，理财市场的产品是一个证券化的产品，要对投资者、对散户讲清楚风险，必须规范发行。在这一方面，金融监管存在着监管套利和错位。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其他产品虽然是针对散户的，但是因为不把它们作为证券资产、而作为间接融资的资产进行处理和监管，所以投资者很难看到这一块资产在市场可以进行标准化买卖。

所以，对资管市场一定要进行证券化的产品管理。如果仍然由银保监会（非证监会）管理，对这类产品也必须对照《基金法》或《证券法》的要求，进行产品化管理，这是中国资管市场规范管理的基础。目前，我们很多的业务发展，往往在这些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监管要求上面出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健全资本市场的功能，使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能够在高水平发展的要求下发展壮大。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一步阐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是不是用高标准衡量，我们一直在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没有标准？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在对市场经济标准争论最激烈的领域，是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对“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争议。

    如果从国际规则发展过程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以及参考国际规则来讨论什么是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弄清楚这个“标准”，将会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深化改革的目标，有更好的借鉴。

    这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市场经济，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的认定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判定市场经济有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有没有国际上普遍认定的标准。

    第二，关于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入世后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有哪些分歧，出现了哪些矛盾，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我国提交的《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关于市场经济的内容逐渐丰富，但客观上，在对标WTO协议以及在执行WTO规则时，我国特殊性的东西更多了。所以，在对标和执行WTO国际组织规则中，如何处理普遍原则和我国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WTO关于市场经济的普遍适用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认定标准

    WTO《马拉喀什宣言》中提出，只要成为WTO成员国，就要把你的体制融入一个开放的、市场导向的体制里，也就是融入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之中。这是WTO法律文件中直接提到的市场经济问题。

    在WTO的规则框架下，并没有确定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是对市场经济应该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有所规定。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归纳，各个文件有些微差别，大体可以总结为五项原则：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互惠原则，公平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由于并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所以在国际多边规则框架下，美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时候，无法说我国违反了哪一条认定标准，而往往说我国违反了这五项原则中的哪些原则。

    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是市场经济，都必须贯彻这五项原则。

    国际上本来没有明确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美西方国家逐渐在它们自己国内法中提出了认定标准。比如，美国1930年颁布《1930年关税法》时并没有“市场经济国家”认定标准，但在1998年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六项标准，[1] 这六项标准主语都是以“该国”开头，可以看出标准执行主体重点是放在国家层面上。1998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反倾销法修正案，规定反倾销应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认定标准，[2] 这些标准执行主体则大都集中在“企业”层面上。

    从2017年开始，美、日、欧连续发表了8个联合声明，其中2018年5月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导向”的认定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标准。这个声明中提出了7项标准，[3] 认定标准基本采用了欧盟的提法。

    2020年2月20日，美国向WTO提交了《市场导向条件之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其中提出具备“市场导向条件”的8项标准。[4]

    目前，美国把我国认定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欧盟把我国认定为“制度性的竞争对手”，这两种认定还是有区别的。关于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国际多边规则里只有市场经济应符合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是，随着这几年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制度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加剧，美西方国内法及其联合声明，特别是美国以不同形式加快了这方面的立法，但是还没有形成被国际多边规则所采用的统一标准。

    面对美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我国在2018年正式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比较系统地向WTO这个多边国际组织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其核心内容包含什么。

    对上述我国及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张，作者从共识和差异方面进行如下分析。

    共识方面主要是三条。第一条，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问题，价格是由市场决定，要真实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不能受到扭曲，这是认定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进一步讲，就是一个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和企业所经营产品的价格，都应该是市场决定的。

    第二条，企业问题。从企业的角度讲，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应当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其经营方向和产品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第三条，政府应当怎样干预和管理市场。政府主要通过健全公司法、破产法、物权法等法律体系，通过法治管理市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证不受不合理的市场价格扭曲。

上面三点，是衡量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市场公平价格形成问题。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在哪里？依据2018年我国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所表述的何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党对经济的领导和更好地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美西方国家一直不予承认。我们要正视这种差异，无论如何，这些差异要符合WTO体系中市场经济需要符合的五项原则，不能与之冲突。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所以，我国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符合WTO确定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有利于我国更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挫败美西方国家把我国从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分割出来的企图，这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在遵循市场规律基础上，实行制度型开放，使我国的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衔接。

入世后中国与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发展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21年，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演变，以及我国在WTO框架中和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做了一个总结。结合2018年中国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我们可以把中国与美西方的矛盾发展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一）入世后最初10年（2001年-2012年）。1993年我国修改宪法，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入世时，WTO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有差距，所以《中国入世议定书》除第15条、16条等专门针对我国特殊体系的条款外，还设置了第18条“过渡性审议机制”。规定了这个审议机制之后，每年都要对我国是否符合入世承诺进行审议，第10年给出一个总体评估，看中国是否合规，是否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如果认为存在不合规的地方，或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五项原则，一般会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解决：

    一是高层对话，参与对话的相当一部分专家都是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那时中美之间就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和发展问题的高层对话共有四个途径，美国人明确提出了他们所认为的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二是WTO争端的解决，当时美国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引证了27个案件，从12个方面论述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还是在多边机制下、在对话机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2012年-2017年，也就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认为高层对话或WTO争端解决机制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解决矛盾的方法进行了调整。比如说推动TPP（就是现在的CPTPP），还有TTIP，一个是跨太平洋，一个是跨大西洋，是想以形成有针对性的区域性的规则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启动双边的中美BIT谈判，投资保护协议。这里边的TPP、CPTPP，包括中美之间的BIT都加进了很多针对我国体制的规定，表明美国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多边体制，而是想在区域体制和双边体制中解决问题。

    （三）2017年-2021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应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策略发生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还联合日本和欧盟提出“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标准”，并向WTO正式提出；美国还利用国内法（301条款），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延伸到金融战、技术战等等。

    （四）2021年至今，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更为严厉，发起一系列单边脱钩、制裁措施。特朗普主要还是局限于301条款，而拜登政府则是采取有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以及多个国家参与（结盟）的脱钩、制裁。

    美国国会设了一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其实2001年我国入世时，美国国会就设立了这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国会议员，而是国会请来的各种专家，委员会不时发表审议报告。最近这个委员会提出中国不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并建议暂停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国家的待遇（PNTR）。中国入世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议，由国会决定是否给予，这次“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建议，给我国对美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WTO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非歧视，非歧视当然要给你最惠国待遇。同为WTO成员国，如果美国单方面根据其国内法终止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别的国家会不会效仿？如果效仿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WTO成员国的实际地位也将受到很大挑战。也就是说，围绕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现在矛盾已经进一步发展。在美国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后，如果美国认为我国不符合标准，就存在暂停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家待遇的问题。尽管这种可能性还很不确定，但确实是我国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

    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中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可以从USTR的2021年报告和我国2018年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的内容对比上看出端倪。

USTR在2021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六个方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我国在2018年提交给WTO年度审议报告，报告分为六部分，第五部分中说明我国下一步如何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和消灭贫困，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其中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但我们的说明，与USTR提出的我国不符合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的六个方面，差异很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与矛盾。如何解决，在此提出两个具体建议。

    一是程序的建议。当中美两国在政府层面产生激烈的冲突时，建议采用民间“二轨”对话机制，由各方有关学者、专家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现在在疫情防控方面，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分歧很大，但两国民间的“二轨”对话仍在发挥作用。在台湾问题方面，政府间的“一轨”对话基本上都停了，但是民间层面、专家层面的“二轨”对话一直在进行。在矛盾激烈的时候，“二轨”对话是比较好的一个对话渠道。我国的学者专家和美方同行们就市场经济认定标准进行“二轨”对话沟通时，最好请欧盟专家一道参与讨论，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如何定义，以及探讨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方面如何达成协议，求得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的共识。

    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提出了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提出相应的认定标准，只是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包含什么样的要素。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通过民间的“二轨”对话，共同探讨，增强直接沟通，会更加有益。

    二是实体的建议。如何在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上，通过深化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使得我国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与美西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形成共识，相互衔接。

    （1）改革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方对此具有一定共识，但共识中又有差距。我国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等主要生产要素的配置，需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国家也需要对这些生产要素实行严格管理，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2）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使其真正成为符合竞争中性的平等市场主体。我国很多国有企业担负着发展国家战略行业（比如水、电、能源、粮食等）的重任，在这些行业，国企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跟公平竞争之间是什么关系？国企能不能在市场公平价格条件下，在公平竞争环境里，担负起发展国民经济战略行业的责任，而不需要依赖国家财政补贴，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3）政府的产业政策问题。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应该是有机协调的，市场竞争应该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政策不能影响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形成，而是在维护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这三方面问题，需要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三个影响市场公平价格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型开放，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体系下的市场经济相衔接，增创我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新优势。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做了很多重要论述，尤其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又把高质量发展放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上。

    高质量发展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就是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党中央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划时强调，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形成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目标、一个要求。

四个方面的理论创新

   各个国家都在推进现代化，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自己的特色，还有四个方面的理论创新。

    首先是人民中心论的现代化指导思想。提出人民中心论，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的现代化都是来自于工业化，由工业化拓展到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形成了所谓的现代化。但是他们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靠资本来驱动，以资本为中心。而我们强调的是人民中心论，实际上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提出的共享理念、新发展理念，都体现了人民中心论。

    我们提出了人民中心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上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西方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的历史终结了。但现在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非常成功，已经宣告了那个“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坚持了本国国情论的现代化路径。在发展经济现代化这个过程中，以我们基本的国情探索了很多西方现代化不存在的体制，比方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同时又发挥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强调高质量发展，但并不是不要增速。二十大报告提出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是要增长的，但一定是质量优先的增长，而不是没有质量的、靠污染提高经济增速的增长。这些都已经超越了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

    1978-2020年，我们的经济增速平均达到9.2%以上。和美国对比，1996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只占美国的10%，2006年突破达到20%，此后每两年突破10%，到2020年我国已经达到70%。这恰恰是为那些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的道路开辟了一个新路径，就是要基于本国国情去探索适合国情的一种道路。

    第三，我们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文明协调论。我们经常说，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因为我们提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不仅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我们都要协调起来。

    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在这种文明的更替过程中，我们是并联在一起的更替，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还有生态文明，都是在并联中协调推进的。而不像一些先发国家，是一个单维的文明逻辑。

    我们颠覆了西方亨廷顿的观念。上世纪，亨廷顿有一本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文明之间是冲突的，现在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而我们强调的是传统与现代、中华与世界，应该是文明交流互鉴，互相包容。我们要发展，就应该是交流互鉴，不应该是冲突。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相当于产生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四，在国际化方面，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或者国家，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我们坚持和平发展论，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我们通过和平发展使自己的经济各个方面成长起来。这样就打破了两种极端的理论，尤其是世界经济体系里，有一个理论叫依附发展理论。什么是依附发展呢？作为后发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要借鉴西方的资本、技术，甚至将他们的一些价值观、理念引进。但引进并不能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往往还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

    我们现在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且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并没有依附任何国家，而是独立自主的。

    我们强大了、发展了，但我们不搞霸权，实际上这个理论又证明了国强必霸论、“修昔底德陷阱”的谬误。“修昔底德陷阱”原本不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超越，为世界和平、人类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四个理论创的新核心内涵，以此理解中国实现了创新超越，实现了理论创新。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规划

    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做了很好的规划。二十大报告提出的2035、2050年目标和“十四五”规划总体一致，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二十大报告里对现代化到2035年的目标和“十四五”规划谈的到2035年目标有些区别。比方说，“十四五”规划里提到我们经济总量将迈向新的台阶，而二十大报告把这个经济总量给省略了，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迈上新的台阶。

    从经济学计算来看，要谈经济总量，有人均指标以及人口的变化。学者们都认为，2022年我们的人口总量可能会达到最高点，接下来人口总量会逐年下降。我们提人均不提人口总量，可能这个目标会更容易完成，更突出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共同的特征。我们认为，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比方说我们提目标，人均GDP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应该说也是趋同的，这在经济学里叫做趋同现象。我们预测，2025年我国人均GDP会达到14648元，当然这种预测都是在基准情况下，也就是正常情况下，没有受到外部巨大的环境冲击，同时基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2025年，我们人均GDP达到14648美元，2035年达到25000美元，2050年达到48000美元，这是三个节点。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基本内涵就是人均GDP要达到2万多美元。

    实际上，我们也做过经济发达国家的预测，现在有三十多个发达经济体，他们的平均GDP水平人均近4万美元。我们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不是平均水平，而是中间那十几个国家的门槛水平，按人均GDP排序，中间十几个国家大概是2万多美元，所以我们应该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50年达到48000美元。

    消费占比会越来越高，比如从2025年的60%多提高到2050年的接近80%，按照我们到2035年扩大内需的战略规划，需求包括消费，也包括投资，而且消费占比会越来越高，投资占比会越来越低。这将作为我们扩大内需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一个重大经济战略。当然进出口的占比将会越来越小，我们经济增长不能依赖进出口，因为一个大国经济内部可循环是很关键的，包括经济安全。

    在产业结构方面的预测，到2025年，我国第一产业占比为6.8%，第二产业为35%，第三产业为57%；到2035年，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在上升。到2050年，第三产业占比将会达到69%，第二产业占比会保持在26%。第二产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一定要保持相当的比例，包括现在“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持制造业比例的稳定。作为大国，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所以第二产业的总体占比会逐渐降低。农业占比越来越低，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过快地去工业化、过早地去工业化，这是一个关键。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双循环发展

    要达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很关键。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格局，是围绕着经济循环来谈的，这个新发展格局就是经济双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内大循环是内生动力，要增强它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国际循环是提高它的质量和水平。

    政治经济学里谈到的循环经济的几个环节，比如说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甚至包括我们谈的企业、消费者、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体或者作为一个分工主体，那么劳动者及家庭提供劳动力给企业，企业通过劳动力要素，再加上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等各个方面，生产出来产品和服务将提供给消费者，又要提供给家庭，这本身也是一个循环。经济就是在无数个循环中实现的。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循环存在较多堵点。从供给角度来看，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还不够，技术创新还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的堵点。从需求角度来说，我们的市场结构，供给和需求还有很多阻碍经济循环的问题。要通过新发展格局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而自立自强又强调了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什么叫主体？从2014年开始，我们把国家的经济总量做了一个拆分，当时90%左右来自于国内大循环，只有10%左右来自于国际大循环，我们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从数量的主体来说已经实现了。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求是数量主体，我们的经济循环不是来自于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而新增的经济增量很难说是持续依靠扩大内需来实现的。这两年，进出口对我们的经济增速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要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它的主导作用是什么？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这个优势，要增加和提高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连通效应。实际上，未来的国际循环不再像以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这种工业化，而应该强调高质量的发展。

构建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

    高质量如何实现呢？就是要发挥国内市场需求，当然我们希望国际上高素质、高水平、高质量的要素来支持经济自主性的提升。这三点是内循环为主体的关键的质的要求。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要构建一个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而这个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很关键。

    怎么来衡量经济循环的质量呢？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必须可靠，循环的要素是高端的，而且还比较丰富，过程畅通无阻，经济循环各个环节是协调平衡的。我们经常说经济要防止脱实向虚，要构成一个房地产、金融和实体经济相协调的循环。所以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应该协调平衡，国内国际相互促进，包括我们的经济流量要持续增长。所谓经济循环的流量，可以理解为GDP每年的增速，就是增量。

    从这个角度说，界定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畅通无阻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循环就是一个高质量循环，而这个高质量循环恰恰是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

以高质量经济循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当我们以高质量经济循环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要探讨它的战略路径。主要有三点。

    第一，高质量经济循环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要依靠自主创新驱动的路径，关键要提高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例如我们常说的产业四基，包括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芯片，还有关键基础材料、先进技术工艺、行业技术基础等等。

    为什么要提产业基础再造？实际上我们整个产业基础都是依靠国外的，因为我们是后发的、赶超的国家。这种依靠需要通过高水平自立自强，通过产业基础再造。这些“卡脖子”的东西，国际上是不会给的，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

    第二，扩大内需拉动路径。不仅仅靠创新，核心点是以持续建设超大规模市场为着力点，不断完善内需体系、扩大内需战略来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对市场主体来说，关键是营商环境要完善。现在我们的营商环境总体越来越完善，根据2021年世行的排序，我国已经在100多个经济体里排到13位。但这个排位有点虚高，在这种市场体系或者营商环境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怎么能够实现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恰恰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循环的一个关键点。

    第三，内外循环联动的路径。要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着力点，强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我们经常提到产业链、供应链，它的核心是基于一个价值链来做的。

    上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基于价值链进行分工的全球化，各大跨国公司把生产环节给了发展中国家，而我们恰恰承接了这个生产环节，也确实获得了规模经济，学到了一些技术，实现了赶超，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关键的核心技术无法掌握。

    我们的目标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拓展。在这个拓展过程中，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封闭地去做。创新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生态，需要建立一个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当然我们现在强调要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方面进行开放和对接，这叫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其实是和我们的国情、发展阶段以及现在整个全球的贸易规则的重构相联系，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都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

    自贸区的建设很关键。自贸区应该能作为国际、国内两种市场联动的实验和测试的很好方式，现在我们从浦东开始，已经在全国拓展了26个自贸区。自贸区应该有新定位，第一个定位就是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自贸区的新定位，通过内外联动提升我们的经济循环质量，以高质量国民经济循环来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编辑 季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造，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制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资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40多年不断深入改革，国有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资国企改革始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相生，围绕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这一核心主线不断地深入，推动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从最初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到20世纪90年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再到2003年以后，以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推动国企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一直到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近年来，通过全面搭建并贯彻落实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特别是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地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体制机制难题，推动广大国有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性、全局性的重大变化。

    一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了治理之变。

二是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实现了整体性的优化，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实现了布局之变。

三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突破，国有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彰显，实现了创新之变。

四是市场化经营机制取得实质性突破，一大批活力迸发、动力充沛的新型国企正在形成，实现了活力之变。

五是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公司监管优势彰显，中国特色的国资监管新模式基本确立，实现了监管之变。

六是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得到根本性加强。政治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有力推动了国资国企深化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准确把握新征程上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历史方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明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涵，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这个核心内涵，为新征程上国资国企改革指明了历史方位。国有企业既要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也要强化自身的功能，在继续巩固深化独立市场主体相关体制机制的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更好地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一、要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主体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二、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基础作用，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兼顾公平与效率，优化收入分配体系。

    三、要在保障国家安全中发挥基石作用，保障能源、粮食、军工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四、要在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引领作用，主动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塑造和引领国际规则。

也就是说，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提高核心竞争力，继续深化改革，深化独立市场主体相关机制的改革。要在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发挥主体作用，这是新时代国企改革的历史方位。

    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迈上新的台阶

经过40多年改革，特别是近10年以及三年行动，国资国企改革解决了一大批过去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但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要巩固深化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机制建设，强化独立市场主体的体制机制支撑。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市场化经营机制是释放企业活力与动力的制度基础。三年行动以来，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得到系统性的塑造，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普遍建立，接下来要推进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提升企业治理的效能和内部的活力效率。要提升国有企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完善董事人员职能、授权放权考核评价等机制，推动党委会与董事会经理层，各治理主体发挥作用更加协调、高效。

    要实现更加精准、灵活、高效的收入分配，特别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业态企业和重要科技类人才倾斜，同时以更大的力度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中长期激励，提升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覆盖面和力度，达到行业的平均水平。

    第二，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助力打造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是国有企业更好担当使命责任的基础。三年行动以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国有资本有序进退，国有企业在畅通循环、安全保障、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征程上，要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一步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必须要强化安全兜底作用，提升在粮食、能源、军工等重要领域的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应急抢险、养老、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的有效供给。必须要加强产业引领，重点是以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定位清晰、布局合理、功能科学、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必须推动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发展，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关键领域的低碳转型，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第三，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秀企业家是企业最稀缺的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头。近年来，一大批优秀国有企业领军人物纷纷涌现，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必须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和推出更多优秀的国有企业家。要弱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干部身份，强调其企业家的属性，特别是要区别于国家公职人员的管理，建立起市场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奖惩、退出机制。要建立合理的薪酬和产权激励机制，按其能力和贡献给予其与市场相匹配的报酬，同时建立起与企业长期发展效益相关的产权激励机制，要健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营造宽容、理解、保护企业家的机制和文化氛围。

    第四，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营造更有利于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健康成长、良性发展的土壤。三年行动以来，与公平竞争相关的专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接下来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包括完善市场准入和规范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方面的法律制度，健全公平竞争的审查机制，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形成煤炭、油气等重要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供给机制。优化、完善供应类业务，分类和补偿机制。建立并且动态调整既适应国际通行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补贴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的补贴规则制定等等，加快构建更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秩序。

    第五，坚持胸怀天下，提升国有企业对外交流水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史上，我们勇敢迈出国门，接轨国际，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制度、管理和国际网络基础，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国有企业应该以胸怀天下的视野、格局和担当，不断提升国家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一方面，要积极主动介入全球治理，参与标准制定。在推动解决能源、饥饿、卫生等全球公共性问题中谋求发展机遇，发现更大的价值。同时依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推动共享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健康经济等前沿领域的成果，为各方面共同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也要总结推广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共同特征和通用逻辑，引导相关国家广泛认识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和应对危机挑战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中国主张成为国际共识。习主席在联合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下一步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应该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在这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编辑 尚鸣）

进入2023年，美国对华科技战愈演愈烈。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技术脱钩，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去中国化”，中国要发挥在全球第一需求市场的优势，予以反击，在斗争中求合作；与此同时，要尽快集中资源促进集成电路本土产业链的形成；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打造自主制造基地，改变科技龙头企业屡遭封锁的被动局面。

全球第一芯片市场的优势

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和科技战。拜登上台后，美国遏制中国的势头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变本加厉。美国已将36个中国芯片制造商列入禁令名单，并鼓动台积电迁美。美国的禁令，毫无疑问将对中国的技术和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半导体技术起源于美国，美国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从全球市场供给来看，美国半导体公司占据了整个半导体市场份额的46.3%（2021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数据）。从需求方面看，据SIA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555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为1925亿美元，占比34.6%，同比增长27.1%，仍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这也是中国一个巨大的优势。

管理学常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理论模型，分析企业内外部五种决定性因素。其中的“一力”是购买者的力量，也就是说市场需求方的议价能力可以影响企业的盈利。就半导体产业来说，美国主导上游（供应）、中国主导下游（需求）的产业格局，体现了中美工业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国很多下游工业开始衰落，甚至包括半导体的制造，而中国的下游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上游产业仍是短板。这就形成了半导体产业特有的“核恐怖”平衡状态，中美各自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假如中国完全不进口美国的芯片，美国半导体工业也会遭到重创。5年来，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一直都是投鼠忌器，他们知道一旦彻底把中国卡死，同时也会把自己的企业卡死。比如美国的高通、英伟达等公司70%以上的营业收入依靠中国市场。失去中国市场，这些企业就会减少投资、裁员、股价大跌，进而导致华尔街恐慌等连锁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继续卡中国脖子，对中国对美国技术霸权构成挑战的企业进行重点打击（比如华为）；另一方面继续在中国市场上拓展其产品销售。与此同时，美国把台积电工厂拉拢过去，一是想重振美国的集成电路制造业，二是美国战略界人士担心中国收复台湾之后，美国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就会断掉。因此，这是美国以再工业化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举动。

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集成电路的本土产业链

虽然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面临短板，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有的领域还很强，比如芯片设计领域。被美国“卡脖子”的关键原因，在于国内还没有形成产业链的国内供需循环。

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并不是我们没有去做，而是数次半途而废，缺乏坚持到底的韧性。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集成电路工业还处于落后位置，但它具有一个全球罕见的特点，就是在半导体产业链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存在。不过迄今为止，在半导体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比较强的供需关系，而是各自分别与国外企业形成供需关系，这就造成了我国集成电路工业的根本性问题。例如，10年前，中芯国际接的订单大部分都来自海外（现在已有所改善），因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认为它不够先进。海思设计的芯片是在台积电下订单，直到不久前，它的设备还全部进口，不用国产设备。上海中微半导体设备生产出中国第一批芯片刻蚀机，但大陆企业不买，卖给台湾企业后才实现产业化。直到中国芯片制造企业遭到美国制裁封锁，才开始在国内下单，采购国产设备、材料。目前国产设备、材料的质量性能还不够先进，处于边际性替代的状态。还有一方面原因，如中芯国际不敢接华为、海思的订单，就是怕受到美国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的制裁。

中国半导体工业为什么没有形成本土的产业链？其根源在于我们的跟随模式。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开始发展半导体工业，60年代做出了集成电路，在技术上一直坚持自主研发，产品和技术不断更新。在当时计划体制下，我国半导体工业的产品主要用于军工和科研，没有与商业化应用结合，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20世纪80年代初，在开放浪潮中，国内集成电路产业被进口品冲垮。主要为军工配套的半导体企业不能适应大众市场，被动依赖引进设备和技术。国内几乎放弃了对集成电路技术的研发。

当时，中央并非没有意识到发展集成电路的重要性，也曾组织力量，以合资方式引进了数条较先进的生产线，如908、909工程和首钢的半导体项目。但是，仅靠引进生产线，不能使中国企业发展出自己的能力，也跟不上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接受了经验教训后，909工程转向自主开发，演变成为今天的华虹。

2000年前后，以中芯国际在上海成立为标志，中国进入发展半导体工业的第三个阶段。这一轮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我国企业采用国际化的发展方式，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此时恰逢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增长阶段，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投资能力，使半导体工业获得很大的发展。

由于中国发展半导体工业的历史很长，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几乎都有中国企业。但是，国际化发展方式没有使这些分布在上游、下游和中游的中国企业之间形成比较强的供给和需求联系，造成了中国龙头芯片企业能够轻易被美国扼制的局面。

形成产业基础是首要目标和任务

应对美国技术封锁的关键，是要形成能够国内自我循环的产业链。

在美国的打压下，我国每一个集成电路企业的技术进步，都必须依托于国内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如果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不能形成较强的供应和需求联系，那么每个企业的技术进步都会受制于美国的压制。因此，打通本国集成电路的产业链，就等同于建立起这个工业的产业基础。一旦形成本土的产业链，我们就不怕美国的技术封锁，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加快形成产业基础，应该成为中国发展集成电路工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2000年，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国务院18号文件发布以来，每隔几年，国务院就会发布一个支持集成电路发展的文件，但其内容未有发展自主产业基础的目标和内容。重大专项由国家支持、资助，以技术指标作为项目立项的标准，而这个技术指标是以国际上已有的先进技术为参照系的。“跟随体制”下的项目是支持单项技术，并以国外已有的技术为跟随目标，仅仅是跟随国际技术进步的前沿，而且大多由大学或研究机构承担。

我国重大专项实施了三个五年规划，我们看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的成就，它源于20多年前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运动，从而使国家计划有了依托。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形成了利用新能源技术推动实施“弯道超车”的构想，而只有自主开发产品的企业才会尝试新技术，才会进行“弯道超车”，才会引发更多的企业进入新的产业链。众多的自主开发企业形成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或基础，造就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产销量第一的成就。反观集成电路工业，得到的国家支持绝不亚于新能源汽车行业，但至今仍是一盘散沙，其中的教训是需要总结的。

全自主制造的可行性

应对美国的技术制裁，中国要建起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需要政策层面支持。中国的政策重点要集中资源促进中国本土产业链的形成，改变企业各自为政，分散地追求单个项目或单项技术指标的现状。政府要下狠心去发展促进产业链形成的关键环节。目前看，关键环节包括底层技术的自主研发，特别是抓全自主制造，以其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

如何实现全自主制造？可以分两步：

第一步是实现生产线的非美国化，即在生产线上使用国产和日本、韩国、欧洲等非美国的设备及材料。目前中国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已经在努力。第二步是以国产设备、材料全部替代国外设备、材料。发展全自主制造可以向产业链上游拉动国产设备和材料，向下游强化制造与设计企业之间的互动，原则是不能出现任何被“卡脖子”的风险。而是不是百分之百国产化，要看具体情况。发展全自主制造需要依靠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的合作，每个环节的技术都是与其他环节互动的。只要抓住制造环节，就抓住了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牛鼻子。

目前发展全自主制造，还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从28纳米的全自主制造开始，这是可以实现的。有人问，华为的芯片用的是7纳米的，做28纳米的全自主制造不是落后了吗？这涉及看待技术进步的根本性立场，它涉及两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

第一，对于创新来说，技术能力基础比当下的技术水平更重要，有能力才能把握技术进步，才能创新。目前中国集成电路行业没有形成自主的产业基础，即能力基础，这也是大部分单个企业都不做深层技术研发的真实原因。但是，依靠国外技术是构不成能力基础的，因此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取决于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即产业基础的进步。缺乏基础是我们在中美技术战中最大的短板，我们要把短板的部分补齐。

根据目前的产业状况，我们可以建起28纳米全自主的生产线，以此打通产业链，形成国家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由此，我们就有能力建14纳米的全自主生产线，以此类推。技术的进步是逐级迭代的，能力是通过产品平台而累积性发展的。

第二，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的需求量和使用量最大的是成熟制程的芯片。先进制程的芯片只占据了很低的市场份额：直至2021年，10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在全球集成电路产能的占比只有2%，而28-180纳米及以上制程的芯片则占据了近61%的全球产能。[1] 2021年台积电还大幅扩产28纳米成熟制程的芯片以应对市场产品的紧缺，当年先进制程芯片在台积电全年营收中的占比只有50%，而支撑台积电产能利用率的关键产品仍然是10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2] 目前，车用芯片基本上是28纳米、45纳米以及65纳米成熟制程的天下，只有自动驾驶芯片等少数汽车芯片才需要用到先进制程。航天等工程领域的芯片甚至还在使用微米级别的，虽然使用量有限。如果中国能够在28-60纳米技术级别真正形成不受外部力量干预的产业链，就有了技术不断进步的产业基础，同时形成另一种竞争优势。中国工业有一项世界上最强的能力：只要学会做某种产品，就可以把这种产品的成本迅速做到世界最低，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如果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的世界市场上占据主要份额，就会获得“讨价还价”的地位：如果美国封锁20%的先进制程产品，我们就对等封锁80%的成熟制程产品，从成本的角度看，美国的汽车厂不会去用先进制程的芯片。此外，由于所有垄断了先进制程产品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都严重地依赖成熟制程产品来保持赢利，所以失去这个市场会严重动摇它们封锁中国的自信心。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应对芯片封锁

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在自主创新上发挥有效作用？发展全自主制造要求全部采用国产设备和国产材料，这需要一个过程，不会一夜之间达成。但是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建立起我们的集成电路产业基础。一旦形成这个基础，中国上游的设备企业和材料企业就可以加入技术进步的链条，下游的芯片设计发展就不会受美国的限制。抓住这个关键点就可以把整个产业链打通。

当年“两弹一艇”（原子弹、导弹、核潜艇）的成功，“中央专委”这个特殊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讨论新型举国体制时，我们的研究发现，历史上的举国体制的根本特点，是必须成立一个直接对最高领导层负责的特殊决策和执行机构，去执行和完成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否则很难动员举国的力量。对于今天的中国工业体系来说，在我们自己的大飞机项目做成之后，要集中面对集成电路这个工业级的短板，这是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重大任务。“两弹一艇”项目为今天集成电路产业基础的建设，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党中央可以成立一个类似于中央专委的机构，向上对党中央直接负责，向下直接抓这个项目，因为任何一个部门都难以应对这个重大任务。重大任务一定要以培育各个环节之间形成需求和供应关系的产业链及其自主循环的能力为总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既要依靠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换句话说，由于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通过市场竞争成长的企业，所以发展这个工业既要依托市场机制，又要对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各种力量进行统一协调，否则难以突破。因此，发展集成电路工业就需要新时代的“中央专委”来直接领导集成电路的重大任务。

发展自主的制造能力是打通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项目的成败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坚持市场化原则有两个含义：第一，项目完全依托企业去做，无论是现有企业还是新建企业，企业的数量也可以不止一个。项目成功的最终保证是企业的能力成长。第二，项目成败的标准是能不能生产出在价格和性能上符合市场需要、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对设备和材料企业来说，就是生产线能不能用，而且所有的产品产出必须是可以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必须是有工业规模的。实施全自主制造项目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之外的协调。自主制造项目的目标包括以生产线来拉动设备和材料的自主开发，并为自主设计的芯片提供制造服务，所以项目的实施必须伴随产业链上众多企业的合作。在现有的结构条件下，是无法迅速形成这种合作的（至少会出现超过企业承受能力的财务风险），必须由执行重大任务的国家机构来直接协调。这种协调的根本原则就是，生产线必须使用国产设备和材料，设备和材料企业的产品必须符合生产线的要求，芯片设计企业必须支持生产线的制造和试验，并以此作为资助企业的唯一理由。当然，某些协调工作可以部分地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但实现全自主制造是这个重大任务的根本性质。

抓住全自主制造，国家就抓住了扭转市场结构的杠杆。国家从政策上支持全自主制造的芯片销售，就为设备和材料企业提供了销路和技术进步的机会。当产业链上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能够形成彼此之间的供应和需求联系，当所有的国产技术都能够得到应用的机会，中国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就形成了，就有条件主要依靠市场竞争的力量来推动产业的发展。

卡住需求，给中国本土芯片企业发展机会

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是管制半导体的供应，那么中国就应该而且可以管制半导体的需求。几年来，美国既想卡住中国的脖子，又想在中国市场上赚钱；那么中国的应对之道就是既然你想卡我，我就不让你赚钱。美国的“核武器”是技术，中国的“核武器”是市场。有市场、没技术，可以发展技术；有技术、没市场，最后技术也是死路一条。总之，中国绝不能让美国鱼和熊掌兼得。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的营收主要是成熟制程的DUV光刻机，而不是最先进的。现在美国要求本国的企业停止对中国提供高端芯片制造设备，要求其同盟国参与对中国工业的围堵。如果美国和其他美国同盟国的企业这么做，相当于卡住了中国芯片产业链企业的供给，我们可以要求任何一个执行美国对华制裁令的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时，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查。这些企业就需要掂量，是对方先动手制裁中国，而不是中国在违反什么自由贸易的规则。

如果阿斯麦要追随美国的政策停止对华出口最先进的光刻机，我们执行对等的制裁之后，可以在市场上封杀它的普通光刻机的销售（其实普通光刻机的销售数量和金额更大）。这样做，可以使中国企业的光刻机更容易打开国内市场。同理，中国中低端芯片领域的企业可能就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谁也阻挡不了能做低端产品的企业继续向高端挺进。

总之，我国有必要做出抉择，针对美国政府以通盘策略从各个层面对中国展开技术封锁，我们应该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进行管制，比如凡是在技术领域制裁中国的外国企业，对其订单实施管制。

同时，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发展中国集成电路的本土产业链，特别是把芯片制造设备和芯片材料领域等短板发展起来。通过国家层面的权威机构，集中协调，把发展集成电路工业定义为重大任务。这个任务比“两弹一艇一星”更复杂，因为它涉及更多的企业成长、市场竞争和间接政策协调的内容。这种复杂性对完成重大任务的特殊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技术封锁，要在斗争中求合作

有一些人担心，如果中国搞全自主制造，中国和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僵，甚至短期内美西方会加快与中国的脱钩。

事实上，脱钩对谁都不好，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如果对方强行跟我们脱钩，我们必须还手。当美国及其企业正在执行对华技术禁令的同时，不能让美国企业再赚中国的钱。美国有美国的优势，但是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要看到，非常齐全的工业体系是中国的战略资产，是中国力量的源泉，是中国的优势。这个工业体系包括低端，也包括高端，无论技术研发服务还是劳动密集型都很重要，不分高下，不能相互替代。

前几年中国在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大量低端产能被迫关停并转，这对中国工业体系造成很大冲击。因为传统工业是高技术工业最大的客户，大规模压缩传统工业，高技术工业也会受到影响。就集成电路行业来说，华为等企业的高端技术被卡脖子引起全民讨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高端技术背后有大量的低端企业为基础，为这个行业的技术突破提供了基础条件。中国之所以对集成电路有这么大的需求量，就是因为中国的下游工业发展得好，反倒把上游的短板凸显出来，这就更加紧迫地要求中国工业在上游突破。如果有人认为应该以消灭下游产业为代价来发展上游产业，那是“缘木求鱼”的做法。试想2020年中国工业转产口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口罩很快成为全球公共品，为全球抗疫做出重要贡献。口罩除了熔喷布等材料是高技术，生产环节都是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但是它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工业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前提下进行重点突破。

中国如何做到既不脱钩，又能在集成电路领域建立我们的自主制造？自主创新并不是关起门来搞技术，而是坚持自己做技术，但也要向别人学习。那么，怎么去实现既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同盟国平等合作，又可以实现自主创新？我们的战略应该是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开放的条件下坚持自主做技术、做产业。如果我们放弃斗争，就会被美国单方面“卡脖子”。

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们并不指望在半导体工业的所有领域都只有中国企业最强。我们希望与世界共存，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彼此都有各自的优势，但我们不接受像美国那样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别人卡死的不平等关系。中国越退让，招致的打击就会越多。因此，这时候中国的拳头要硬，要有可以扼住对方“咽喉”的功力。

（编辑  季节）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两步走”发展目标，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在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这显然是中央最高决策层在问题导向之下的一个重要的指导精神。

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的企业显然需要进一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现在我们面临的三重压力中，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预期转弱，必须努力转强。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信心和预期方面的问题更明显。

强调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

    毋庸讳言，近年来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不少困难。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22年1-11月，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但是民间投资仅仅增长了1.1%。11月份，大中小型企业制造业的PMI分别是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了1、0.8和2.6个百分点，小企业的降幅更大。而小企业绝大多数就是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力。从全局看，民营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不止“五六七八九”的基础性作用了。中国的市场主体有1.6亿以上，其中民营经济占了绝大多数。从企业从业人员来看，估计应该是几亿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小微企业，但每个小微企业平均下来总有几个从业人员。从一亿多翻几倍以后，就是一个4亿到5亿的人员规模。如果再把他们的家庭成员放到一个社会成员大板块中，那么这个规模就更可观了。

    民营企业怎么样提振信心，怎么样振作起来，显然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就业稳定、创新发展，实现市场活力和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民营经济发展低迷的多重因素

    简要分析民营经济发展比较低迷的多重因素，从外部看，这些年中美关系交恶之后，美国努力调动其盟友的力量，以贸易摩擦切入，对中国经济实施全方位、持续的打压。我国高科技的旗舰企业很多是千辛万苦，通过烧钱的瓶颈期才脱颖而出的头部企业，负面影响对这些企业来说不可忽视。

    更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在环境方面受到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从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感受环境的不良性，还有各种其他主客观因素综合迭加形成的预期转弱的外部因素，又叠加了内部因素这样一种态势，例如“一刀切”、层层加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极端的情况等等。必须指出，一些政策存在着合成谬误、分解谬误这样的不良效应。

    一些网上、社会舆论场上的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不当言论，造成舆论上的一些实际压力，给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带来了不少的思想压力，甚至可以说使民营企业产生迷茫和恐慌心态。

    当下，中国经济抓住防疫政策优化调整的契机，扛过国内各个地区先后出现的疫情压力高峰期之后，2023年初始，要打开新的局面。应该更好地领会、理解二十大精神和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导方针，努力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使民企、国企共同提振信心，更好地形成推进中国升级发展的合力。

    第一，在中国的社会氛围里，需要进一步为民营经济正名。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在拉动就业、促进创新、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舆论宣传要按照中央的指导，坚决和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做斗争。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明确说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同时批驳了“离场论”、新的“公私合营论”、“直接控制论”等等，非常有针对性地批驳了错误的观点。如果让一些错误的言论破坏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根基，将很难使党的政策在广大的民营企业中形成比较高的公信力，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二，要贯彻中央这几年已经反复强调的弘扬企业家精神这个方针。市场经济一个相关的基本常识就是高风险往往对应的是高收益，特别是创业创新活动，特别需要敢于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去试错、去创新。

    人们通常看到的是少数成功企业家的辉煌，没有看到大多数的失败者。现代经济特别是数字经济，创业创新称得上是九败一胜，甚至只有百分之几的成功率。这些屡败屡战的创业者，他们的坎坷和艰辛，应该让社会得到更好的认知，同时也要给企业家精神正名。

    企业家精神绝对不限于几个成功人的风光无限，应该属于整个创业创新群体，他们的艰苦奋斗，他们敢于冒险，承担巨大压力，去争取一个成功率并不高的结果。一旦有百分之几的成功，带来的可能是整个局面的焕然一新。

    第三，坚决贯彻中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方针，进一步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明确地赋予企业平等市场地位。在出台融资、审批、营商环境相关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时，应该按照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引导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和所有的企业一起发展壮大。

    中央的精神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积极推动平台经济完成整改，鼓励他们振作起来，进一步推进创新。在优化常态化的监管水平下，要抓紧推出一批绿灯项目。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监管要更多地体现促进平台经济在创新中实现健康和繁荣发展。必须意识到，中国这些已经冲在前沿、为数不多但已经有国际影响的数字平台、头部企业，他们在引领发展和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是有潜力继续大显身手的，要支持他们，纠正偏差以后，真正振作起来去更好地在创新的轨道上升级发展。

体现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

   要特别强调实体经济的发力，把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脊梁进行升级、转型和民营企业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中更好发挥作用结合在一起。大量的民营企业是有这方面的敏感性的，很多专精特新企业出自民营企业。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以后会更多地定向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起来，而民营企业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现在中央特别重视的房地产业，要打通稳楼市的“最后一米”。中央强调，要化解优质头部房企的风险，就是要推动一些带头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得到改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回归常态，并且要对接配套改革，打造实现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新发展模式。

    要因城施策，优化调整原来有关房地产领域里的各项政策。在总体取向上，中央已经是暖风频吹，要进一步落实好在投融资方面给予支持的16条，因城施策地给予更好的投融资支持，扭转已经形成的冰火两重天格局，使各个地方出台更合理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使房地产业界更好地发挥支柱作用。

    总结我们过去已有的一些经验，要更好地推进法治化建设。在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方面，要体现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中央特别强调要保护产权，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在民营企业有一些商务纠纷、经济诉讼案例的时候，应更合理地掌握一些要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这些做得更好。

    在各个地方扛过疫情高峰期的基础之上，我们已经有更充分的把握，把2023年度引导性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为6%左右，恢复到经济的潜在增长力水平。这应该成为一个契机，我们要把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各项措施形成一套组合拳，引导广大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好地领会中央的精神，在提振信心时，形成长期的行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升级发展的进程。

    在有效投资和调动消费潜力等方面还有很多可用的空间，也有很多的政策工具，要更好地优化使用，使民营企业看到从制度层面到政策层面，都有利于改变预期转弱的积极因素，让民营企业感受到政策的阳光普照，这有利于提振整个民营经济的预期和信心。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当下有非常好的针对性，而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指导。要共同努力，把整个市场、企业、信心提升起来，以更好的预期来支持我们升级发展的新局面。

（编辑  季节）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构建新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

一是科技创新要坚持“四个面向”，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二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原创性。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我们的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战，特别是要打破西方对我们卡脖子项目的限制。

三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2022年9月，中央深改委专门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强调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要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更好激发创新活力。

   四要打造原创技术的策源地。2022年2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整套政策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企业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打造原创技术的策源地。要把准战略方向，围绕事关国家安全、产业核心竞争力、民生改善等重大战略任务，加强原创技术供给，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在集聚创新要素、深化创新协同、促进成果转化、优化创新生态上下功夫，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要强化责任链条，加强协同配合。要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加大培育力度。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主动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五要积极培育高精尖特冠军企业。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就专门提出来，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要在各个领域里积极培养高精尖特的企业，打造更多的隐形冠军，包括独角兽企业，有一批这样的企业就可以带动中国经济、中国科技创新迈上新的台阶。

    六要鼓励自由探索,弘扬科学家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提出鼓励自由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创新的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的学风，营造创新的氛围。

    七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人才，要努力培养更多的大师、战略型的科学家、科技领军的人才和创新团队。

    八要聚焦自立自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特别突出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要引进高端的人才，科技的发展要自立自强。

    九要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机制运营。关于民营经济地位问题，社会上似乎有一些议论。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亮明态度，对民企要平等保护，要从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来讲，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按照市场化机制去运营。市场化机制最核心的就是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不管是民营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参与到创新过程的企业家，管理、知识、技术都要由市场来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有重大的科技创新。

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国家要有一整套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就促进科技创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科技发展战略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案，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各个方面。

    各个部委对鼓励科技创新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科技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科学院等《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科技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名单》，以及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文件。

    从有关科技创新的重要法律文件看，《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了我国重大前沿技术研究的方向，要建立有利于国有企业科技研发的制度、分配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提出国企负责人对技术进步负有责任，纳入考核。美国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有《拜杜法案》，规定由政府财政拨款支持大学进行的科研成果的产权，由之前归政府所有，改为由政府、大学、企业、科学家共同拥有。《拜杜法案》被称为美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好的法案。

    我国2015年版的《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范围，明确了转化的方式和定价，特别是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权益问题，规定职务科技成果转让后的净收入中，参与项目的科技人员可以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如果该成果作价投资，科学家可享有不低于50%的股权；并且可以从该投资所形成的商业化利润中，得到不低于5%的分成。参与项目的科研团队中，最主要的科学家所享有的收益不低于50%，该法律正在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国资委、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规定国有科技型企业科研成果股权激励，大型企业不超过5%，中型企业10%，小微企业30%，单个对象不超过总股本的3%，企业年度岗位分红的激励总额不高于当年税后利润的15%，激励对象的人数不超过30人，激励对象获得的岗位分红不高于其薪酬额的三分之二，这些主要是限制性的规定。初步的政策规定还有优化的空间。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优势和问题

    近些年，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发挥了“国家队”作用。量子计算、“九章”计算机、铁基超导、干细胞、生物合成、“嫦娥”奔月、“北斗”指路、“祝融”探火、“天宫”遨游、C919大飞机成功交付使用、“奋斗者”号全海深潜载人潜水器、磁约束核聚变、散裂中子源等设施建设取得突破。这一系列大型成就，都是国有企业做出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建成了700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7个创新联合体，累计投入研发经费6.2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2021年年底，央企共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比2012年底增长53%；拥有两院院士241名，约占全国院士总数的1/7。近年来，中央企业取得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北斗导航、5G应用、国产航母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建成了港珠澳大桥、白鹤滩水电站、“深海一号”气田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极大振奋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志气、骨气、底气。

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发挥好作用，各个方面协作开发协同服务国家战略，这是我们的强项。国有企业创新的弱点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弱，服务于具体客户端能力弱。具体的产品，特别是大宗原材料做得很好，所以这里边既有优点也有弱点。

当前，我们与世界上主要科技强国相比还有差距。我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约占GDP的2.4%，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2.5%左右。而美国、日本全社会研发强度在3.5%左右。我们的目标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目前才60%；而美国、日本都是80%。我们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在50%左右，一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高端产品还需要进口，距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

我国科技部和一些权威机构列举了当前“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像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ITO靶材、核心算法、高端轴承钢等等。国际技术分工和产业分工是全球化的特点，但当前美西方加紧对我在高技术领域实行封锁打压，对其中关键技术领域必须高度重视。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高技术领域实现完全自主，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

    产业科技创新，特别是“从0到1”的创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评价了全球十大科技创新榜单，从中可以反映我国在各重大科技领域的位置。我国在防黑互联网中有一席之地。在干细胞领域（基础研究和抗衰老药物）我们没有发言权，基本由美欧日公司控制。我们的数字货币可以和Facebook相提并论。我们在可控核聚变取得了重大突破，输出能量超过了输入能量，从科学可行性到工程可行性，再到商业可行性，我们在中间阶段迈出了重要一步。超级星链卫星SpaceX，马斯克做得很好，乌克兰危机中，马斯克的星链大数据1000多颗卫星飞在俄罗斯、乌克兰上空，和无人机、大数据结合在一起。绿色氢能方面，我们的中石化、国家能源集团占有一席之地。总之，十个重大领域中，我们有三个占有一席之地。   

在全球最有价值的100家大科技创新品牌公司里，中国有21家企业上榜，包括腾讯、华为、阿里、京东、网易、小米、百度等。这其中，国有企业控股的只有海康威视、京东方和中兴3家，这说明国有企业在通信数字领域创新能力比较弱，和我国在世界500强中占有100多家的规模不匹配。

我们参考美国斯坦福、哈佛、牛津等对中国国有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近百篇研究报告，他们有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国有企业市场导向不清晰，企业领导追求政治正确、怕犯错误，目标多元，没有完全市场化。

第二，国企厌恶不确定性，特别是“从0到1”的原创性科研需要平等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强势行政领导下不易形成良好创新氛围。

    第三，缺乏对人才和知识产权的尊重。薪酬无吸引力，留不住一流人才，形成逆向淘汰，国企成了“人才培训基地”。

    第四，企业缺乏长久战略定力。企业领导层任期有限，对CEO的考核追求短期利润，这些制度完全不符合长周期的基础型、原创型科研与技术开发要求。

促进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改革

怎样打造有利于创新原生态的制度环境：

一是创新要明确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双主体地位。要是把技术运用起来，通过商业模式赚钱的过程。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创新制度，赋予科学家更多的技术路线的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不要搞外部的行政干预，不要让科学家成天为了报销经费而殚精竭虑、担惊受怕。要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创造新的商业价值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要创造好的环境，让企业家、管理层、科学家持股。要明确科学家、企业家双创新主体的作用。

    二是深化科技创新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要尽快开始研究科研成果早期共投、风险共担、科学确权、产权共有的制度，进一步探索国有企业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分置的改革，公司所有、收益共享。要真正落实推进科技型企业的中长期激励，在股权激励、分红激励、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享、虚拟股权、骨干员工跟投等方面，要有一些创造性的、决定性的制度创新。

    三是给科技创新转化充分的市场化估值和激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有3个50%：成果奖励不低于50%，股权奖励不低于50%，对单个人奖励不低于50%。现在国内一些事业单位和大学普遍都将职务成果的转化，科学家的收益占到了60%-80%。与大专院校和事业单位的科技创新激励措施相比，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滞后，股权激励的约束性条件过于严格，分红激励措施难以落实。要探索符合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完善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箱。

    四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科技创新投资项目，其成功与失败之比是2：8。可以说，不容忍失败，就不可能创新。科技型企业尤其需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只要目的正当、程序合规、行为合法、结果合理，对创新失败就予以免责，鼓励科学家干事创业、建功立业。要高位立法，统辖干部人事管理、巡视、国有资产监管、审计、科技管理、司法等部门，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形成各个相关部门尺度统一、步调一致、共同支持科技创新的局面，切实解决科技创新容错实践中跨部门政策冲突、协调不畅问题。

五是让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富起来。我们要共同富裕，但不搞平均主义，要把蛋糕做大。实践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价值，科学家的劳动就是重要的一环。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新阶段、新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需要精准激励对象，要让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富起来。这样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贡献率等，促进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国有企业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需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服务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

我国国有资本的规模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首先要看国有资本的规模；其次看这些国有资本的分布状况及发展的趋势；还要看新时代对国有经济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说明，至2021年年底，我国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的情况：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02.1万亿元，负债总额68.3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20.7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06.2万亿元，负债总额129.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66.2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08.3万亿元，负债总额197.9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86.9万亿元。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情况：汇总中央和地方数据，2021年，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352.4万亿元，负债总额313.7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25.3万亿元。

全部企业国有资产，非金融类和金融类合计总数是112.2万亿元。此外，还有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净资产42.9万亿元。其次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类国有资产。

以上构成了我国国有资产的家底。可以看到，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是比较雄厚的，而且这几年增长比较快。

通过对国有资产数据的汇总分析，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分布以及近些年的变动趋势，可以有一些分析和判断。

这些年我们谈国有资本的进退，跟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并不矛盾。因为国有资本进退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战略选择，而企业做强做大是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所追求的目标，且企业天然的追求就是做强做大。国有资本的进退，只是为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杠杆效应的重要举措。将国有资本从部分国有企业中退出一部分，吸引其他资本进入，实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并不表明国有企业地位的削弱，而是更有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还能够促进企业市场机制的建立、真正实现市场化改革。

新时代要求国有经济实现四个转变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深刻变化，对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了新要求。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将国有企业建设成为“六种力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客观上新时代要求国有经济实现四个转变。

第一，随着我国逐渐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要求国有经济从发挥实现工业化的后发追赶作用，向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引领作用转变。

国有经济发挥着推进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实现经济追赶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完成了后进国家工业基础从0到1、从无到有的发展进程。从全球视角看，国有经济在帮助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历程中，都是具有巨大作用的。

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昔日的功臣——传统的国有重化工企业，如果不进一步转型升级，势必会面临产能饱和、竞争加剧的困境。这个阶段就对国有经济提出了“从有到好”的发展要求，即向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转变。

高质量发展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是技术升级方面。我国在1999至2000年，分两批对300多家科研院所实行转制，有的研究所转为企业，有的划入某个企业集团。此后若干年，不少工业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明显弱化。当前我们寻求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和产业的升级，共性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样，部分科研院所应该适当回归公益性，它们的定位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应该适当调整。

    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占比还比较低。这与国有企业传统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有关联。我们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适用于传统工业，已不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快，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新技术方向的选择与回报面临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被颠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投资这类行业，如果按照传统行业的考核办法，考核短期经济效益，缺乏容错机制，就完全不适应高技术企业的经营发展规律。民间私营创投机构是按照高风险思路进行投资，投资十个项目，如果成功一两个项目就可能得到满意回报。而国有机构若投错一个项目，就要被追责，这就促使企业领导人规避高风险，偏向于投资前景比较确定的、或进行到中后期的研发项目，这样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就发挥得比较有限了。所以核心在于激励、考核机制，这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国有经济从弥补市场失灵向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转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区域均衡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国有经济布局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要求国有经济从聚焦自我改革发展更好地向全民分享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转变。

国有经济既然是全民所有，国有经济改革的发展成果应该是全民共享的，为共同富裕更进一步地做好贡献。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在一些地区社保基金压力较大。国民经济中的国有资本，无论是以收益分红的形式，还是以股权变现的形式，都能够给全民带来巨额的财富，可以有效减轻养老保障资金的压力，更好体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目前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看，全国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平均不到13%，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2021年达到平均30%左右。经过多年改革后，优质的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另外，2017年开始划转部分国有股权到社保基金，要求划转目标是10%。2021年年初财政部发布消息，“中央层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完成”，“截至2020年末，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工作全面完成，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目前仅仅是单独立账，还没有并表，在部门上也仅成立“划转国有股权管理部（筹）”（据官网显示）。如何进一步发挥国有股权的作用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进。

    第四，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求国有企业向应对全球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转变。

    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直接体现为各国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比如早年空客和波音争夺民航干线飞机市场，以及美国军工巨头的整合。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目前国际局势严峻，关键时刻国有经济要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中央一再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

    美国《防务新闻》(Defense News)2022年8月发布《2022全球最大100家防务公司》(Top 100 Defense Companies 2022)排行榜，美国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蝉联前三位。名单根据各公司2021年在防务方面的收入进行排名。100强榜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的自我报告，中国公司的数据分析来自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2021年，世界百强防务企业的防务收入总额为59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8%；前十名公司的防务收入占百强总收入的52%，前25家公司的防务收入占百强总收入的75%，集中度很高。百强公司中有46家总部在美国，占据榜单总收入的53%。榜单上前5家都是美国企业，防务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占百强的34%。有7家中国公司进入了百强榜，防务收入总计1170亿美元，占榜单总收入不到2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军事工业实力方面，我们还是要靠国有经济、国有企业。

目前面临全球竞争、大国竞争的局面，国有企业的海外权益保护问题要引起重视。商务部最近公布的《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年末，我国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4848亿美元存量中，国企占51.6%，即1.28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海外投资，包括这么大比例的国有企业权益，如何进行海外权益保护，将是我们未来很多年需要直接面对并未雨绸缪的一件事情。   （编缉  尚鸣）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拓宽国际视野，不懈践行对外开放

在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的过程中，“对外开放”是他诸多讲话、谈话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根据中央的要求，他将中信打造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他自己更是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代表人物，体现出中国企业家开阔的国际眼光和对外交往的新气象、新局面。他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紧密联系，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合作交流，发展和繁荣本国的经济，已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我国也不例外，也需要博采天下之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中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将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①]

改革开放之初，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和对外政策。荣毅仁之所以被中央寄予厚望，即是希望能以他作为企业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广泛吸引外资，他的这一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中信公司成立后，荣毅仁发挥自身海外关系广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开拓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经济的新天地。为解决国家重点项目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的资金短缺问题，荣毅仁大胆提出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海外发行债券。由于过去在封闭的体制和环境下长期实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方针，反对这一提议的声音十分强烈。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以巨大的勇气表态“出了问题我负责”，最终促成债券成功发行，不仅解决了项目建设资金的问题，更增强了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解和来华投资创业的信心。荣毅仁大力倡导发展中外经济和技术合作，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有关外资比例和企业决策机制等内容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展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勇气。仅在中信公司筹组和成立的第一年，他就亲自接待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来访者达4000多人次，同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了业务往来。在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期间，荣毅仁以六七十岁高龄，不辞辛劳地出访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大半个世界，与许多国家的政商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更是以独到的眼光、高超的智慧和国际知名企业家的特殊身份，协助中央打破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

荣毅仁非常注重利用国际场合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介绍国家对外开放举措和国内经济形势，同时宣传中信公司的主要业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了解。针对国外有人担心我国会不会改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开展国际交往，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资金。……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积极效果证明，它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的，因此必将长期不变。”[②] 他还说，“我国过去长期闭关锁国，有过沉痛的教训。世界早已是开放的世界，再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开放也是不行的。”[③] 谈到中信公司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荣毅仁指出，中信“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被国际企业界公认为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对外开放，中信公司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我们当然不同意改变这个政策。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给中国带来了巨变，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人民衷心拥护，所以它是不可逆转的”[④]。荣毅仁非常重视宣传我国为改善投资环境做出的努力，指出中国正积极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利润、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减少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针对吸引外资中的一些疑虑，荣毅仁明确表示：“要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大胆地利用外资。这些年尽管我们已从利用外资中尝到了甜头，举国上下也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左’的思想及一些错误情绪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为抓住国际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多在大胆利用外资上做点儿文章，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已有的基础上，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外资，继续完善投资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为外商投资经营提供更方便的条件和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布局政策，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和区域流向，不断扩大外商投资的领域。”[⑤]

在荣毅仁看来，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他指出，“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外双方在某些方面和洽谈具体项目时，很自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和分歧。相互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深信只要中外双方有一个繁荣和发展本国经济、增进我们双方友好关系的共同目的和基础，这些分歧和不同看法是会在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友好接触与交往中得到克服和解决的。”[⑥] 他在论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时指出，“自力更生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是统一的”，“把自力更生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点。理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开放。”[⑦] “我们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这无疑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但说到底还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⑧]

在践行对外开放中，荣毅仁要求中信职工努力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的情况，熟悉和运用国际商业规则，更好地与外商开展合作。他本人有着高超的外交技巧，在国际交往中从容、睿智而富于魅力，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从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自身经历出发来促进中外交流合作，既有礼有节、以理服人，又很有人情味儿。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⑨]

加强经营管理，切实提高企业效益

作为中信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的经营管理。他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是高速度发展生产的重要保证。”[⑩] 这样的理念与他父亲荣德生的言传身教和其早年在荣氏家族企业中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但与父辈相比，荣毅仁更为提倡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在要求上也更加严格。他善于从细节发现问题，注重效益，同时强调建章立制，发挥企业整体的协作力和执行力。他说，“公司下面有二百多个企业单位，都应该管好。如果我们把生产管理搞好了，对公司发展、对国家建设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都是贡献。”[11]

中信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重视经营管理问题。他指出，“经营管理搞不好，调整任务和经济建设就要落空。我们应当正视和充分认识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长期以来，我们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缺乏时间观念，缺乏资金周转观念，缺乏经济核算观念，办事不注意经济效果，不把经营管理当作一门重要科学来对待”；“要搞好经营管理，必须消除‘三害’，即：效率低、积压多和浪费大”，要注意“提高效率，发挥效用，取得效果”。[12]对于传统体制下企业资金靠国家划拨，因而不求收益、不计成本，把利润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判的错误观念，他的声音可谓振聋发聩。1982年，荣毅仁又撰文指出，“除‘三害’、立‘三效’，归根结底是个经济效益的问题”，要求企业所经营的项目在考虑投资时必须“有利可图，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说千道万，没有经济效益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那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从何说起呢？”[13]他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谈到抓好项目组织时说：“有些同志对经济效益的概念不清楚，不讲经济效益，企业就不能发展，事业就不能扩大。我们要对国家建设担负起一定的担子，一定要讲经营效益。”[14] 他明确指出，“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15]；“企业的生产、销售面临着国内外的竞争，同时要考虑怎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取得经济效益并不容易，在产品发展方向上、质量上、花色品种上、成本核算及技术改造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虽然对企业是个很重的担子，但既对国家建设有贡献，又能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服务。如果企业不能取得利润和好的效益，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这个企业也就失去了作用。”[16] 他多次强调，中信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负债经营方式是国际上通用的，但我们国内过去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头脑中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我们用的钱要付利息，付完利息才能有利润。我们要懂得投资和利润、投资和利息的关系”，“以前我们没有重视经营思想，都是产品经济……有的项目，一下子就拍板了，今后我们在项目的开发上要好好研究，该不该上，该不该建，要谨慎。”[17]

在“有利可图”的同时，荣毅仁更强调不能“唯利是图”。他反复阐述有利可图与唯利是图的区别，指出“我们企业要有经济效益、有利润，但必须是正正当当的利润。不允许采取不正当手段取得所谓的‘利润’。我常对公司讲：‘我们要有利可图，不能唯利是图。’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择手段，搞歪门邪道取得利润，对经济建设造成破坏，这是不允许的”[18]。荣毅仁非常注重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认为既要考虑项目是否有利，更要考虑在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要投资而不要投机。他说，“选择项目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利润，还要考虑社会效益，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效益而单单考虑经济效益。全公司都要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19] 他还讲到，“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中对我们有用的内容，但有些我们是不用的。搞个赌场、鸦片馆能赚钱，我们能干吗？不能干。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不能干，没有社会效益我们也不能干。”[20] 可以说，有利可图但不唯利是图，是荣毅仁最为重要的经营管理思想，也是中信一直恪守的投资准则。

荣毅仁认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是职、责、权、利的统一，有职就有责、有权、有利；要在应有的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大家的工作热情。他说：“搞职责范围和规章制度，不是为了束缚哪一个人，而是为了工作中有章可循、合理分工、提高效率，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步调一致地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21] 他强调：“总公司既是经济实体，需要统一经营思想，对外发挥窗口作用，但在内部又必须增加子公司的责任感和自主权，更好地发挥集团优势，实现利润快速增长。因此，总公司适当放权，使子公司能够根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原则，取得更好成绩，为国家、为总公司做出更大贡献。”[22]

企业的制度建设是荣毅仁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建立规章制度就是防止和避免我们成为官僚主义机构，有利于发挥我们公司的作用。”[23] 他举例说，“听说我们有的同志把文件放在抽屉里，人出去了，文件就不能找了，这样很不好。我们这个公司不是夫妻老婆店，不是什么豆腐店，把账都装在自己口袋里。我们是个公司，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24]。 他认为“公司制度应作为公司的法”[25]，主张依据国家法律、政策，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让大家有法可依。在谈到制度的制定时，荣毅仁认为要讲究科学化，让制度简单明了，容易执行，便于检查，不要搞得连篇累牍。他还讲到，“制度既要有助于管理，又要有利于开拓业务，否则的话有的人不干事不出事，甚至不干事还说风凉话。所以制度既要方便工作，又要便于管理监督。”[26] 对于已经出台的制度，荣毅仁要求公司上下必须严格执行，“有了规章制度就要执行，否则比没有规章制度还要糟”[27]。制度“可以先搞‘试行’，试行一个时期，有问题再修改，不是一制定就死”。[28] 在谈到企业财务管理和内部监督工作时，荣毅仁都强调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指出“假如说我们没有规章制度，那就等于公司没有法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在各个方面来贯彻规章制度，分级分工。这要依靠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负责”。[29]

培育优秀文化，大力弘扬中信风格

荣毅仁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十多年间，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倡导树立适应时代要求和企业特点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中信的企业精神、作风养成和职工行为规范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中信成立之初，他在谈到职工思想教育时就突出强调“要发扬正气，树立正派的作风”[30]。在荣毅仁看来，“一个新机构的成长，重要的是在内部建设和工作作风上奠定好的基础”，因此他自中信成立起即立下三条规矩：一是讲究工作效率，树立时间观念，“要求每个干部在工作中树立良好的负责作风，办事不拖拉、不推诿，防止官僚主义”；二是讲究工作态度，对内对外都要以礼相待，做到“有信必复，有访必见，有问必答，能办必办，力求把事办好”，对外要遵纪守法、不卑不亢，对内要热情服务、相互支援；三是强调勤俭创业的精神，日常费用开支要“勤俭节约，避免铺张浪费”[31]。荣毅仁一直恪守荣氏家训“戒欺”，将诚实守信视为企业经营之本。他指出，“我们不能只说大话、空话、漂亮话、好话，这些对我们企业没好处。”[32]1988年，荣毅仁特意请邓小平题写“戒欺室”三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客厅正中。他认为，企业的诚信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若要与客户、合作方特别是外方机构建立信任关系，维护商誉，就必须做到诚实，要心存善意地考虑对方的利益、需求和感受，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实事求是。

随着业务迅速发展，中信公司在国内外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荣毅仁提出，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一个公司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在1986年11月亲自制定了32字中信风格，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说，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要用纪律来约束”，“在工作中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企业的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就是“不要搞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多做少说，先做后说，甚至只做不说”，“不能搞官僚主义，不能墨守成规”；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就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和一致的目标，“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不搞小动作；勤勉奋发，雷厉风行，就是做工作“要有认真的态度、紧张的气氛，说干就干，快速度地做工作”，不能拖拖拉拉。他要求“这32个字，我们每一个职工都应当牢牢记住，要作为我们的准则”；他本人更是带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说“我哪些地方做错了，同志们提了，我认账，马上改正”。[33]

中信风格提出后，荣毅仁在公司内部反复强调，“我多次讲过，把遵纪守法放在公司职业道德第一位”，“我们的工作纪律、道德作风都要严格起来。要形成良好的中信风格，人家才能尊重你”。[34]谈到职业道德培养时，他要求“把32字中信风格对照一下”，在干部中间反复教育，提高思想境界，把中信风格“作为教育内容，不断教育、检查，形成中信公司自己的风范” [35]。在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时，他撰文强调，“要树立崇高理想，维护国格、人格，不断提高思想、改进作风”[36]。长期以来，荣毅仁反复告诫中信人：“中信‘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精神不能丢，中信风格也不能丢。”[37]1993年4月，已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在告别中信时仍语重心长地勉励广大职工“要发扬中信风格、中信的工作作风，这是我们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问题”。他重申：“‘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是讲立足点；‘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讲怎么做工作；‘谦虚谨慎，团结互助’是讲集体主义，讲凝聚力；‘勤勉奋发，雷厉风行’是讲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我们按照这32字去做，就能够在国际上建立信誉，可以与任何企业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38]许多年来，中信风格已内化为中信人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成为中信企业文化的鲜明特征，是中信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人才兴企

荣毅仁在领导中信公司期间，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坚持企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把人才工作放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去谋划和推动，建立符合改革开放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为中信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他认为“办好企业，一个是科学经营管理问题，一个是人才问题”[39]。而经营管理工作归根结底也要靠人，“一个人培养起来不容易，使用好也不容易”，“假使我们能把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公司的业务发展会有更大的希望。因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定好了，公司的发展方向也定好了，就要我们去做。使用人得当了，自主权就掌握住了”。[40] 他因此强调“用人问题关系到公司的长远大计”[41]，必须处以公心、审慎对待。

中信成立初期，荣毅仁就明确提出“广开才路，知人善任，力求做到人尽其才、后继有人。大胆选拔和培养业务干部，凡积极投身四化建设，能掌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能力、有干劲者均应放手任用”[42]。他将中信的用人标准归纳为“德才兼备”4个字，并指出，“德”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热心开放事业，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才”就是要有工作能力、有业务素养。企业无论是进人还是选拔干部，都要严格遵循德才兼备、量才录用的原则。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选人用人“要搞五湖四海，德才兼备，这样才可以增强凝聚力，团结起来，做好工作”[43]。他还多次谈到企业用人要有“容错观”，要扬长避短，不应求全责备，指出“没有哪个做工作的人会不犯错误，除非不干事的人才不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可以有缺点、错误发生，但是不能不去改正”。[44]在他看来，“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弱点。我们要发挥他的长处和积极性，帮助他克服弱点、改正缺点，这样公司才能前进。”[45]

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人才培育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培养，要求在青年职工中树立崇高理想和事业心，强调“一个人只要有了事业心，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46]。针对当时公司90%是大学生、工作经验不足的实际情况，荣毅仁指出，公司的培训工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干部培训要做到制度化，组织上要有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安排一定比例的干部抽出来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47]，并为职工创造了大量的培训和实际锻炼机会。仅在中信成立的第一年，即选派人员赴日本野村证券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知名大企业进修，选派业务骨干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另一方面，他提倡在企业中老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开展传、帮、带。他说，“我们老一代人应该把带领、培养青年一代看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青年人进取心很强，但社会经验不足。年纪大的人要把自己从青年到老年经历的一切告诉他们。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48]他希望老同志“帮助我们年轻的同志在业务上面迅速地成长起来”；同时要求年轻的同志“虚心向老同志讨教，还要加强自学，多看一些书，提高业务水平”。[49]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21岁当经理，40岁当副市长。我就不相信，在座的三四十岁的同志不能干负责工作。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50]在告别中信时，他仍殷殷嘱咐，“20多岁、30多岁有能力的干部要提拔起来，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大胆提拔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最大程度地发挥干部的积极性”。[51]

荣毅仁强调，“在人事方面要有战略眼光，既要善于用人，又要严格管理”。[52]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他一是要求认真考核实绩，把握准了再提拔，要坚持奖罚分明，贡献大的可以奖励晋级，给予表彰鼓励；同时强调“对一个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全面地历史地看，这样才比较公正”[53]。二是重视分配和激励。他认为，吃大锅饭“对国家、对公司、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们的分配制度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应该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而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54]“工资收入要同工作成绩、对公司和国家的贡献挂起钩来。工作成绩小，报酬就少，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工作成绩大，收入就应该高”[55]，真正体现按劳取酬，有效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三是提倡精兵简政，认为“目前有些单位分工过细，这不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机构臃肿了就会产生官僚主义，把个人锐气都消磨掉了”，“要提倡一专多能、一兵多用”，工作饱满，才能更好地调动积极性。[56]

（编辑  杨利红）

烈火淬炼

上海解放

1949年5月，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5月12日，我军打响进攻上海的第一枪，不到半个月，汤恩伯所谓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就土崩瓦解了，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5月26日，我和同学一路奔跑到外白渡桥一带，迎接心中崇敬已久的解放军的到来，亲身体验上海解放那一刻的喜悦。

在社会的大学校里读书锻炼

此时此刻，我分外想念七伯、七妈。按照他俩的吩咐，我留在上海读完了三年高中。在社会的大课堂里上了一堂政治大课，实现了从少年时期模糊的进步追求到投身革命迫切愿望的转变。

我亲眼见证了蒋家王朝从鼎盛到崩溃的全过程。国民党的腐败根深蒂固，而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时的种种倒行逆施，更成了加速其腐败的催化剂，上海成了一块任其宰割的“肥肉”。最终把人民群众的愤怒引到爆发点的，是蒋介石于抗战胜利后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全面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撑扩大内战的庞大军费开支，进一步用苛捐杂税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压榨，各级政府官员、军官、奸商趁机中饱私囊、发战争财，使得经济民生凋敝，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整个社会一步步走向坍塌。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挽救军事、经济危机，走出一步险棋，用所谓的“金圆券”取代面值断崖式下跌的法币，勒令民众拿出家存所有黄金、白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企图以此挽救金融财政危局、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不久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有如流星坠地。发行初期，金圆券最高面值为 100元，不到一年就出现了500万元的巨额大票，而这笔钱只相当于发行时的 1元面值，买不到一个馒头。有人计算，当时一担大米的价格是4.4亿金圆券，每担以300万粒米计算，买一粒米要146元。蒋介石把从全国搜刮来的2亿美元资产用军舰运去台湾，其中上海人民的血汗钱占了64%。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民怨沸腾，工人、市民、公教人员和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抗议游行，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幅标语，路人在街两旁鼓掌支持。国民党的统治难以为继。我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沦丧、政权分崩离析、八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的全过程，懂得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光明与黑暗，是事物的两极。处在永恒的光明之中不知道光明的可贵，亲身经历了黑暗、在无边黑暗的衬托下，才能更深地体会光明的温暖与灿烂。重温当年七伯对我的教诲，“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是何等的英明，多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预见性！

铁与火的淬炼

我一直牢记在“周公馆”立下的誓言：投身革命、参加人民军队！此时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见报上刊登有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我立即报名投考。1949年6月被批准入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二野军大是一座抗大式的革命军校，办校目的是为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准备干部。许多高级将领和学术界名人，如李达（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张际春、邓子恢、宋任穷、李大章、彭涛、施复亮等，都给我们上过大课。这些“教员”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口才也特别好，没人拿稿子，个个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听后都心悦诚服，大大激发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迫切追求进步的政治热情。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校长兼政委、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所作的报告。

刘伯承同志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刘伯承的第一句话，就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说：“学校是军队的缩影，军队是学校的扩大。治军先治校，治校要从严。”他勉励大家以后不要做穿军衣的大学生，而要做革命军人的模范。

两个月后，我们聆听了邓小平政委作的题为《过关问题》的报告。小平同志讲话幽默风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又丝丝入扣。针对青年学员的现实心理状态，他强调：每个革命者都要“过好三关：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帝国主义关又叫战争关，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社会主义关又叫胜利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可谓“大关三个，小关无数”，“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国防大学政治部工作期间，策划建设了一座校史馆，用文字资料、照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系统地介绍我军高级院校的发展历程。我请画家根据我的回忆，绘制了一幅邓小平政委在二野军大向万名学员作报告的图景，以此作为军政大学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各届学员和干部，对这幅画都很注意观摩学习，并给予好评。当年，在我陪同江泽民总书记等观看时，刘华清同志在这幅画前伫立了十多分钟，他说：“画得不错，当时就是那个场面。”

我们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是我军公认最佳的高层军政搭档。恩来伯伯对他俩评价很高。1996年，薄一波同志向我和我爱人邓在军谈了这样一个事例：

周总理认为，伯承和小平的工作方法各有其特点，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总理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但说句实在的话，我做不到。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是‘举轻若重’”。

确实，他俩讲话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富有强烈的革命情感，用浅显明白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革命道理。因此，他们当时讲的每句话都说进了青年人的心里。

我和二野军大的其他学员经过短短三个月紧张的军政训练，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完成了由学生到军人的转变，确立了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

我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青年人特有的革命激情，很快被任命为班长，评选为二野军大学习模范，也是最早一批被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49年4月，经中央批准，同年8月，在部队建立团组织，我就在同一个月被吸收入团。军大学员提前毕业。我被组织上选调入二野后勤政治部，任职政治工作员、见习干事，随同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接到前方来电，重庆已于1949年 11月30日解放，让我们提前赶去参加接管。我们同另一个单位分乘两条轮船，没想到国民党特务在另一艘船上安放了炸药，起航后没有多远，那条船就在江心爆炸，船上一百多人只救上来几个，其他同志全都牺牲了。

当时，我被分配在后勤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负责保管和整理营连以上干部档案。我已经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成长为初步经历铁与火淬炼的革命军人。

看似无情胜有情

参军初期，我在充满兴奋与喜悦的同时，也曾有过一丝遗憾：如果当初能同七伯、七妈一道去延安，就能早三年参加革命。早三年与晚三年参军还是不一样的。我的这种心态，往往产生在填履历表的那一刻。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作“三门干部”，即“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部队门”。平心而论，有这种想法和说法也无可厚非。军人的荣誉与战斗经历、服役年限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衡量一个干部，资历仅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方面，思想品德、政治觉悟、业务素养和工作能力才是全面衡量干部的基本要素。同时，干部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斗争阅历，是形成和判断他的综合素质的重要依据。

当年七伯没有让我们跟随他去延安，除了出于对自身亲属的严格要求，坚决摈弃封建社会遗留的“凭关系”“讲人情”的陋习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侄儿辈“自强自立”“走自己的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磨炼和充实，从而更好地成长。而接触社会接受进一步的锻炼，进一步提高政治上的自觉性，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包括文化知识的积累，则更为现实和重要。七伯曾对我说：“延安没有高中，在上海读书条件比较好。”显然，在条件更臻成熟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无论对党的事业还是对我自身的成长都更为有利。事实证明，七伯的决定经过深思熟虑，无比正确。

七伯是具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全方位斗争经历的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广州黄埔军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瑞金红都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西安事变、重庆红岩、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西柏坡、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这些闪闪发光的大事与简略表称，无一不与周恩来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连任26年国家总理，全面主持内政外交。天降大任，七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严酷斗争考验，都能化险为夷，一个个地闯了过来，这都与他百炼成钢、难以企及的人生历练密切相关。

七伯深知早年历练对一个人成长的不可替代价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高瞻远瞩地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子侄辈们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我能得到七伯、七妈的关怀和指引，是人生何等难得的幸福！

“同志”爱称

萌发入党初心

二野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蒋介石亲督胡宗南大军负隅顽抗，解放西南战役仍在激烈进行；扩建和加强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展开；为巩固我新生政权，安定人心，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由于我在行军、作战途中表现良好，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政治部宣传部任宣传干事。调动前，组织部副部长白冰找我谈了一次话。白冰是四川人，杨尚昆同志的弟弟。他说：“组织上调配干部的原则是量才适用。你文字工作有较好基础，比较适合做宣传工作。希望你好好努力，不断进步。下一步要争取入党。”

白冰同志这次谈话让我心有所动，我是参军刚满一年的学生干部，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心向往之，白冰同志对我的鼓励使我内心里很温暖，也萌发了争取入党的初心。

七伯、七妈勉励我入党

就在领导上不断给我压担子，我也尽力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力争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的时刻，意外接到了七妈自分别后给我的第一封来信，我喜出望外。

在进军西南途中，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伯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的喜讯，这时我已调到二野后勤机关，我立即写信给七伯、七妈，详细汇报离别后这几年的经历，并谈及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

七伯、七妈得知我参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对我争取入党的意愿尤其重视，回信鼓励我：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命中的大事，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要自觉接受党组织长期考验，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并说他俩随时等候我入党的好消息。

在我争取入党的两年期间，七妈连续写来三封信给予亲切鼓励。由于七妈长期患病，当时信多由她的秘书张元代笔，但给我的信则总是亲笔书写。有了七伯、七妈的勉励和期许，我彻底打消了此前的疑虑。我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   

有了七伯、七妈的指引和党组织的关怀，我信心倍增，奋发图强，连续两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学习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通过重重考验，终于在1953 年12 月31日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后，我立即用航空快信把这个喜讯报告七伯、七妈。七妈也在最短时间（当时交通邮政还不通畅，航空信也不例外）亲笔给我回了一封充满革命情感和勉励期待的信，全文如下：

尔均同志侄：尔鎏同志侄均此不另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你。你的情况亦望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能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 . 一 . 廿四

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七妈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唯一一封谈及侄儿女辈入党并在政治上提出具体要求的珍贵文献。六十多年来，我时常展信重温，从中汲取营养，砥砺自己，并不断获得新的心得体会。

七妈在信的开头称我为“尔均同志侄”。此前，她信中的称谓都是“尔均侄”。二者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七妈写这封信时，自己的侄儿已经是这个伟大组织的光荣一员。

七妈在信中对我提出了三条重要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不骄不馁，付诸实践。这三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七妈又特别要求我“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此后我有机会见到七妈时，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尔均，你是否按时转正了？”

七妈委托同宇（周恩寿）伯父代表他俩把这封信亲自交到我的手里。同宇伯父告诉我，七伯、七妈对我入党的事一直很关心，要他代表他俩来重庆看我。这封信是七妈扶病写的，七伯也看了，他俩都为我入党由衷地高兴。

七伯、七妈一直关注着侄儿的成长，正是由于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强大思想动力。这是我作为后生晚辈的幸运。

海棠情思

1954年我二十一岁了，我心中也已暗暗有了自己的追寻目标：西南军区后勤文工团团员邓在军。这时，我们已经住进了部队自建的营房。政治部机关和文工团分别住在相对的一列平房。一次部队开会前“拉歌”。她在文工团年纪最小，但能歌善舞，已经成了“台柱子”，每次“拉歌”，常常由她领唱，站在队前亮相的是在军，由她领唱《敖包相会》。她本来就长相出众，加上领唱时表现出的异性青春朝气，我听得心都醉了。在军已经走进了我心里。我请一位女同事帮我传话，向在军表达我的爱慕之意。女同事告诉我：在军对我也有好感，同意和我交朋友！就这样，我的恋爱开始了。

不久，七伯、七妈得知我和在军相爱，在她调到北京后，对这个未来的侄媳进行了一次“面试”。

在军“面试”

1955年5月的一天，对我和在军是一个幸福的日子：七伯、七妈这天面见了他们未来的侄媳、当时还只是我恋爱对象的邓在军。

随着西南军区撤销，1955年2月，在军和后勤文工团的大部分成员调离重庆，调到北京，在军分配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我写信向七伯、七妈详细汇报。没想到，我给七伯、七妈汇报情况的信发出不过十来天，在军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她说接到通知，让她马上去见周总理。很快，在军来信，以抑制不住的喜悦向我讲述了这次特殊的西花厅之行。

5月的一天上午，在军接到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电话说，总理想见见她，让她等着，他会来接。在军想，以前从未坐过小卧车，这回总理派人来接，应该可以坐一回小车了。她的愿望只猜对了一半：果然是辆“小车”，不过并不是小轿车。成元功卫士长是领着一辆三轮车过来的，他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路。这让在军非常意外。哪有一国总理派三轮车接人的？会不会是个骗子？又觉得这种骗局没有道理。她上了三轮车，中南海大门外，虽然有军人站岗，但有成元功领着顺利通过了，她这才放下心来。

进了西花厅，在海棠树下，站着她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伯母，他俩正笑眯眯地向她招手呢！在军从新闻、电影、纪录片里早就多次见到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两位长辈竟然会在西花厅门口等她。在有海棠花香的屋檐下，两位长辈亲切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

七伯、七妈关心地让她讲讲与我是怎样认识、怎样交朋友的。并意味深长地教诲在军：“你和尔均不要因为我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俩的恋爱关系中去。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七伯这番话情真意切，寄望深长，每一个字都渗进在军的心窝里。他嘱咐在军，既要加强业务训练，更要重视政治学习，提高自身的素养。

这次“面试”最后的“打分”，在军是在告别时听到的。当时，七妈把在军送到西花厅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随后，星期天没事，在军就常往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他俩也不时让卫士给海政文工团的在军送书籍报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在政治上的成长。

西花厅第一次“面试”，不仅对在军，对我也是一堂难得的思想政治课。七伯、七妈历尽沧桑，智慧超群，看人的眼光准确。在军没有辜负他俩的期许，在党的培育下，成为我国第一代著名电视艺术家、第一批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当然，七伯、七妈也从实际出发，对这个年轻晚辈进行了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富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在如何对待恋爱婚姻、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如何加强政治艺术素养这几个重大课题上，给她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再见七伯

意外的北京之行

当时西南军区已撤销，中央军委决定，把我们单位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简称总后“渝办”），保留正军级建制，由总后勤部直接领导。这样，我就留在了政治部，仍任宣传干事。

我们单位按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我被任命为临时组建的肃反办公室秘书组组长。9月下旬，总后勤部来电，要求我们派专人去北京总部汇报运动情况。我去总后机关报到后，就迫不及待地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

七伯赠我刮胡刀

七伯、七妈知道我到了北京，让我和在军去西花厅，他俩等着见我们。这是九年后我又一次看到七伯那英俊潇洒、充满魅力又亲切慈祥的笑容。七伯对七妈说：“你看，这些年没见，这孩子已经认不出了，我们家出了个年轻军官，这是好事啊！”我参军以来，还没有回过家，这是第一次见到最亲也最尊敬的长辈，心情万分激动。

七妈问我：“你入党时，我要求你争取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现在转正了没有啊？”没有辜负七伯、七妈的期望，我按时转正为正式党员快一年了。我如实报告了情况，七妈很满意。

七伯瞧着我的嘴巴说：“我看你现在长胡子了，今天我和七妈送你一样东西。”他走进房间，拿出一个精致的金属小盒，外表光洁，亮闪闪的。七伯递给我说：“这是我用过的刮胡刀，很好用。今天把它送给你，记得要刮胡子。”这是把吉列牌（俗称老头牌）刮胡刀，盒里衬有红色丝绒，还有个固定刀架。

我在欢喜的同时，也暗暗打量七伯的双鬓和两腮。七伯的眉毛和胡子都很浓重，在上海避难期间，为了防止被特务认出，曾经留过胡子。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时，就是蓄着长须冒充牧师出行的。多年后，听张宗逊和张震等老同志说，他们在中央苏区初见周副主席时，他是留着一把大胡子，人们尊称他“胡公”。七伯的大胡子是什么时候剃掉的呢？七伯秘书何谦告诉我，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委派七伯代表党中央去西安处理事变的事宜，他在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之前，礼貌起见，找把剪刀将一把美髯给剪掉了，此后就再也没留过胡子。七伯的胡子和刮胡子的故事，在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也可谓一段传奇。

1954年，七伯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十分钦佩周总理的过人风采，会后不久，英国工党专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知道七伯胡子的特色，特地准备了一把比较讲究的刮胡刀作为礼物送给七伯。从时间上推算，七伯送我的刮胡刀应该就是这个。

七伯、七妈不仅在生活上对我关怀体贴，同时，也很注意教育我重视仪容仪表、礼节修养。记得他递给我这件珍贵礼品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我和在军的着装，说：“军人要特别注意自身形象，平时穿便衣也要整洁得体。”对某些不顾仪容、仪表的行为，七伯的眼里一向揉不得沙子，会立即予以纠正。总政文化部首任部长陈沂告诉我，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举行的晚宴上，他率代表团入场，总理见到他，马上用手指了指嘴。他意识到自己胡子没有刮，赶紧找来刮胡刀到盥洗室剃了胡子。

如今有些电视、电影的战争剧里，男主角不论是基层干部还是高级指挥员，常常从头至尾不系风纪扣，甚至敞开上衣指手画脚，还用特写镜头予以强化，以为这样才显得豪爽、勇武，其实违背了历史真实，歪曲了军人形象。而在同一部剧里的国民党军官，反倒戎装齐整、礼仪周到。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也觉得奇怪：这么多编剧、导演、审片部门领导，怎么就没人发现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这种场景反复出现呢？建议有关同志重温周总理的上述教诲。

七伯曾经对我提起他青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常见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讲究仪容归讲究，在生活中，七伯又是俭朴的楷模。这两点在七伯身上毫不违和。七伯的胡子长得快，他每天必刮，一丝不苟。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有时一天见三拨外宾，他就刮三次胡子。伯伯说，讲究仪容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维护国家和外交形象的需要。要赢得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

七伯的气质风度，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赞佩，甚至迷倒了西方政要，其中就包括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对我和在军说：“你们知道是谁建议我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吗？是杰奎琳·肯尼迪。她说，‘你一定要写好这本书。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周恩来’。”韩素音在17次长时间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了她最崇敬的周恩来的传记。

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会的故事

快要告别了，七伯给我两张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票，又特别交代这两张票不要送给别人，一定要坚持看到底。我们高兴地答应了，但并没有认真想想七伯为什么要特地强调这两点。

体育场举行。我们座位很好，紧挨主席台。我们看了一会儿就和在去照相馆拍照，走到门口，手里的票就被人抢走了。我俩这时已忘了七伯的谆谆叮嘱。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西花厅。七伯刚见面就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我俩都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七伯说：“怎么，你们没去参加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七伯的叮嘱，立马感到愧疚，但不得不老实回答：“我们没看完就走了。”七伯苦笑着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在一旁解释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但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提前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到底，就是想给你们一次亲眼见毛主席的机会。可惜错过了。”我俩又愧又悔，能见到毛主席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七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不应把票送给不认识的人。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七伯对后辈的爱护，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从细微处见精神。七伯在这件事上煞费苦心，既是对我俩的特殊关爱，也表明他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完全发自内心，这是在中国革命由危难走向胜利的斗争进程中由衷地形成的。

再则，七伯十分重视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全党的团结。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七伯一直作为毛泽东的忠诚助手，指挥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担任国家总理。在此期间，他为维护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威信，进而保证全党的团结，可谓苦心孤诣，倾尽心力，死而后已。

有这样一件事情：一次七伯同我和在军在西花厅谈话，卫士兴冲冲地跑过来说：“总理，天津发现了你当年写的一些诗词，送来请你过目。”七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烧掉！”我们当时感到很可惜。后来细想，七伯早年是很喜爱旧体诗词的，而且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十八岁时写下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和十九岁时所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字字珠玑、展现才华横溢和过人抱负的诗词精品。但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写的任何一首旧体诗词。建国以后二十多年，他在这方面同样没有片言只字，写下的仅有两三篇白话诗。七伯逝世后，我们倒是欣赏过他亲手抄录的李白和沈钧儒的诗句，说明他对旧体诗词的爱好并没有减弱。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紧密合作，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总统尼克松有句名言不无道理：“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就会烧成灰烬。”历史同样证明，对党中央、毛泽东做出的正确决定，七伯总是不讲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在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失误，七伯又总是从党性原则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尽力予以修正和弥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他也通过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尽可能地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病弱之躯支撑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国大厦，拯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

这次，七伯专门拿出时间听取我对肃反运动情况的汇报，并将作出不同寻常的表态，就是一次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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