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形势、新进展有更深入的了解，6 月2 日，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政策科学论坛，邀请到外交部部分驻欧洲国家的前任使节，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几位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大家围绕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政策和国家举措，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研讨。

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

我国学界比较熟悉甚至崇尚英美模式。实际上，西方国家尽管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和欧洲有很多差异，欧洲内部也是多样化的。专家们指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但必须放宽眼界，尤其不应该忽视对欧洲模式的研究和借鉴。

欧美各国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就社会经济政策的倾向上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社会福利程度等），可分为四种模式：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英美模式，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莱茵模式（德法奥荷等）、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介于英美模式与莱茵模式之间的南欧模式（西葡意希腊等）。

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欧洲国家强调有秩序的市场竞争，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包括局部的国家计划）、强调对资本的监管。

第二，重视二次分配，在高收入、高税收基础上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向社会领域包括科研、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以及失业救助和养老事业倾斜。

第三，保护企业职工权益（政府、资方、劳方三方的动态博弈）、职工参与管理。比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 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的成员中本企业职工必须占一半以上；企业重视利益相关者，而非单一向资本方负责。

第四，国有经济地位高于英美等国，国企收益用于社会惠及广大民众。

第五，许多国家的农村政策鼓励合作经济。

北欧模式和莱茵模式基本相似。北欧国家是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更突出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和欧洲大陆相比，北欧还有几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国家较注重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如挪威国有经济占GDP的3/4，特别在金融、石油、电力、交通通讯等领域占绝大优势，其主权财富基金成为调整产业结构和支持全民福利的重要平台。第三，高比例的科学研究投入和高比例的教育投入，使得北欧国家在人才培养，公民素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都有优异表现。这是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多年执政的业绩。

有学者认为，欧洲经济模式是兼顾经济效率、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以欧洲大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主，以北欧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辅的混合模式。

和美国式的极端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比，莱茵模式以社团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即强调社会是不同群体的组合。北欧则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

欧洲有一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欧洲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混合了部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两大制度在博弈中互相借鉴

曾经担任社会科学院领导的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研究和讨论北欧社民党的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讨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出发，对照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和问题，探索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理念和经验教训。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从资本主义萌芽到现在，全世界就是两大潮流在推动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今这两种制度的博弈，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主义如果只实行计划经济，不经历市场经济历史过程，就无法持续发展。但市场经济不能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和公正、公平理念相结合，资本主义也会走向灭亡。

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路发展过来的。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缓解社会矛盾引入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从而限制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以才有相对和平的状态。

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得到的基本经验是，不搞市场经济不行，但如果单一重视市场经济，不提倡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等社会建设，也是不行的。从这个视野出发，有助于我们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中吸收有益的经验。

研究欧洲社民党治理模式的现实意义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领导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不只有一种英美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率先在北欧的瑞典上台执政，执政时间最长。这以后，社民党在西欧国家参与选举，轮流执政。在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纵观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欧洲社会民主党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施政措施还是代表工人阶级、代表社会底层、代表多数人。应该说，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理念和政策措施，对于纠正和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弊病作了贡献。

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应该承认，在欧洲、特别是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其治理模式含有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历史实践中，确实在逐渐产生社会主义的萌芽因素，其中一些成型的经验，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借鉴使用的。比方说，北欧、西欧国家在社会公益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行普遍的福利制度。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就说过，不是所有领域都可以市场化。

我国前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国家为8 亿多人民提供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改革开放40 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在提供社会公益方面做得不够，在教育、医疗等很多社会领域的改革政策过于强调市场化，而国家对资本逐利的行为缺乏有力制约，这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短板。我们既要促进经济增长，也要兼顾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社会稳定，不能一味求快。

我们要兼顾城市和农村、农业。习近平同志讲，不要把农村变成一个留守的农村、荒芜的农村，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记忆中的故园；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要坚持农村发展的政治方向，一是坚持党组织领导，二是发展集体经济，三是共同富裕。欧洲社会民主党从上世纪至今长期推进农村的互助经济。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了国民经济主体部分。如果这样走下去，能不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中级乃至达到高级阶段？我国几千万家民营企业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除了雇佣劳动关系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怎样恢复活力？权力要关在笼子里，资本也要关在笼子里，国家对治理模式要研究，除了研究借鉴西方的治理模式之外，对中国的企业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也要深入研究。总之面对新时代丰富的实践要认真总结，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才是理论的创新。

      （编辑  苏歌）

中国为什么能创造出经济奇迹

    玛雅：中国人均GDP 已超过9000美元。按世行最新的划分标准，人均GDP高于400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这样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你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评价？

余永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毋庸置疑，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奇迹。

为什么能创造出这个奇迹？在我看来，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这里有两层含义：从政治上讲是和平，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尽管几十年来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之中。和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1840年以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国无宁日。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打进来，一切毁于一旦。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长期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再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马哈茂德二世从1826年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但是时运不济，从1826年到1838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大小6次对外战争，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外部和平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玛雅：有网友统计，乌克兰由于政治军事动荡，过去几年人均GDP下降非常快，2014年还超过中国约100个城市，2016年只超过中国5个城市。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保证。

    余永定：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曾受到政治运动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在开始转型之时，中国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仍有效运行，保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良好社会秩序。有了外部和平和内部稳定，大家就可以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了。

    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其效果是惊人的。农村改革首先起步。过去城里每年都搞冬储大白菜，辛苦得不得了。我平常不买菜，有一天我爱人说，我让你去看看市场经济。我们到了一个自由市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人，蔬菜品种这么丰富！当时也没有什么投入，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老百姓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挣钱过好日子。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赚钱欲望强烈，一旦去掉束缚，人的干劲就来了，经济马上就改观了。

    在工业领域，从计划经济到承包制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等等，都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搞活了生产流通，改善了资源配置。总之，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再一个是开放。旧中国长期落后，国家的统治集团孤陋寡闻、妄自尊大。鸦片战争打起来了，大清帝国的皇上连英国在哪儿都搞不清楚，这样的国家没法不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特别是1978年以后，对外开放使我们得以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也使我们得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邓小平推动出国留学的政策更是让大批青年人走出国门，了解和认识世界，促进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

玛雅：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积极吸引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余永定：由于初始条件不同，发展路径可能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不是中国的发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走这条路。但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功，而中国成功了？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条件有关，换言之，是与新中国的“前30年”经济建设有关。

我在南亚国家访问时，对土地改革问题感受很深。一些国家，全国不到10%的人口占有全国90%以上的土地，阶级矛盾尖锐，恐怖袭击不断，何谈经济建设？土地改革比较好的国家也有问题，比如，人们略有些夸张地说，印度没有一条公路是直的。因为土地私有，修路不得不绕着弯儿走。印度前驻华大使跟我讲，出使中国之前，他老家那条路就在修，等他几年后回去时还没修好。在中国，北京几个月就修起一条环路，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修起上万公里的高铁。

    玛雅：2004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热炒“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我当时是反驳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认同所谓印度崛起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之说。

余永定：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后又进行合作化运动，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则实行土地的国有制。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使得政府可以极大地节约取得土地的成本。这就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创造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中国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土地公有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得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也是代价高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聪明能干的技术工人。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玛雅：所以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

余永定：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间不长，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和传统还在，同苏联相比，比较容易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也是历史给中国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再说更具体些，人口红利也是过去4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高储蓄率、出口导向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

    还有一点很重要，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人的思想解放是不可分的。上世纪80年代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强大推动力，带来了后来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实践。

    玛雅：怎么去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被利益集团俘获，这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你看来，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余永定：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meritocracy”。这个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中文词来翻译。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员队伍中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二是这群精英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所以政府的运作是高效的。外国企业家、商人和中国人打交道，都觉得中国官员非常能干。我的感觉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可能是最高的。中国官员的能力和实干精神，弥补了体制上的某些缺陷。

    玛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对“meritocracy”有个定义：绩优选拔制，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余永定：选拔是“meritocracy”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选拔机制不行，“meritocracy”就无法维持。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战争考验或种种政治历练，非常成熟。由他们选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也都可以保证。但以后的领导人很多是沿着官僚阶梯一步步上来的。这个时候，选择就非常难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必须要和“meritocracy”相结合。而要维持“meritocracy”，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选拔机制。

    玛雅：但愿中国共产党能有足够的智慧，找到一个好的选拔机制，解决好领导人接班的问题。

    余永定：同“meritocracy”弱化相比，更为危险的是“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一些政府官员一方面保持“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却甘当不法富豪的马仔。公器私用，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反腐斗争的重点，应该是清除这些附着在国家机器上的肿瘤。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成功离不开邓小平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想说，没有邓小平，中国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前面我说了，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说，中国是幸运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全球性战争了。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缺一个，中国都取得不了这样的成就。所以中国很幸运，所有这些条件一下子都具备。这可能是百年不遇的，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和大的经济体比，中国的增长还是最快的

    玛雅：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但是过去几年，增速明显放缓。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学界和社会上对未来时期的经济走势看法不一，多数经济学家不乐观。也有乐观的，比如林毅夫教授认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放缓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有8%的增长潜力。你对未来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预期？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阶段。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般的共识是，中国长期、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5%左右。这个情况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是这样？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最简单的公式是，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劳动供给的增长也将会是负增长，至少是零增长。根据各种权威机构的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超过7%，甚至更低，所以加起来也就是6%左右。这个公式虽然很简单，却很能说明问题。所有发达国家在讨论国家经济增长潜力时，都用这个公式。

    玛雅：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对中国经济增速悲观定调，称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几年走低，2015年跌破了7%的“底线”，未来20年平均增速只有3.9%，经济滑坡可能是急剧的。你怎么看？

    余永定：萨默斯从概率论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使中国经济还在继续高速增长，也并不违背他所谓的“回归中数”。萨默斯没有说，到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机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降到百分之三点几。那么你的逻辑在哪呢？分析经济增速，我不需要你给我讲概率论，你要讲具体机制。当然，这种事情是要中国人自己做的。

    玛雅：外界有人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持怀疑态度，认为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

    余永定：中国的统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统计部门希望给出尽可能准确的数据，但是中国的国情太复杂，统计上困难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提交的统计数据未必可靠，统计方法也有可以改进之处，所以统计不准确的情况是有的。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国家也经常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本来经济增速就不高，一调整就有1%-2%的拉伸。所以不否定中国的统计有改善的空间，但也不能一口咬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

    说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根据是什么？如果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有问题，那所谓4%左右的数据可能更不可靠。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实地调查，依靠我们的直觉来判断。经济学家、企业家对每年的经济形势是好是坏肯定是有感觉的，特别是大企业。包括一般消费者，你肯定能感觉到2015年以来经济形势不如前几年，但你会不会感觉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了一半呢？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的经济活动水平、生活水平突然下降了一半？我想不会的。

    所以，关键是看趋势。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变成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落后状况变成现在这种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大大延长，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原来高估了现在可能还高估，如果原来低估了现在可能也低估；高估低估的程度可能有大有小，但总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

    玛雅：这样说来，你对中国经济增速不那么乐观，但也不那么悲观。

    余永定：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讨论中国以后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速。有时过于纠缠于数字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增长速度在下降，我们知道进入了“新常态”。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只有9000多美元。日本、韩国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虽然中国经济不大可能保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但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6%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速是能够做到的。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2%。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如果还能保持6%，哪怕5%，跟大的经济体比还是最快的，跟美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小。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不要大起大落，不要硬着陆。

“十三五”期间实现6.5%以上的增长是可能的

玛雅：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怎么才能避免这种风险？

    余永定：分析经济增长要把潜在增长速度和现实增长速度分开来看。现实的经济增速是潜在经济增速和经济波动叠加的结果。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在6%-7%之间，“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速定在6.5%。虽然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但只要政策对头，实现6.5%的经济增长是有希望的，硬着陆是可以避免的。

玛雅：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2018年增长6.6%，总量突破90万亿元。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说，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也不会改变。但是国内外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还是有一些担忧。你是怎么看的？

余永定：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会很差，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应该没问题。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速下滑，毕竟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由投资拉动。2018年增速低于预期，和2016年以来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这意味着，2019年我们还有政策调整的空间。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在2019年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增长。

玛雅：具体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保持增速，稳定在6.5%左右的水平？

余永定：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都无从谈起。尽管在理论上“保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但目前来看，当务之急是要保增长，因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可能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风险。

除了增速，中国现在还需要合理的货币供给增量，即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作为消费者，我们谁都不希望通货膨胀，但是通胀率太低对企业生产是不利的。而通缩会更大加剧偿债压力，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当然，通胀率持续上升肯定不是好事，但是现在中国通胀率在2%左右，2019年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特别是PPI。所以我认为，把经济增长速度和提升通胀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以较高的名义GDP 增速作为增长目标。

玛雅：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刺激经济增长，抑制增速下滑，需要加大财政投入。

余永定：目前情况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经济政策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是继续压缩过剩产能，同时刺激有效需求，刺激需求又不能导致结构的恶化。幸运的是，中国可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领域很多，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等，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但又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只要规划合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仅能够增加有效需求，而且能够改善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下行是可能的。对此应该有必要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必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玛雅：长期来看，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中高速发展？

余永定：中国经济是否可以长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的转变，二是从房地产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到消费和国内需求驱动型的转变。前者是就长期而言，后者是就短期而言。

    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强调创新，就是中国找到的增长点。要让经济走向扩张，必须靠新的高新技术，寄希望于创新产业。如果找对项目、找对产业，并大量投资，中国经济就会再次起飞。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产业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势头。特别是在深圳等地，创新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势头强劲。我相信，只要坚持自主创新，依靠创新驱动，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国一定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

玛雅：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悬殊，这些中国今天发展中的失衡都是市场调节不了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得由政府来做。何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中国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在你看来，应该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的位置，让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余永定：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市场极为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计划机构都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你必须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做出非常快的反应，而这只能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来做出反应。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要看到市场有一系列的缺陷，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也给市场指出方向。政府要制定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不宜太具体，只能是一种指导性的计划。总之，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同时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许多事情是市场不能完成的，要靠政府来完成。

玛雅：有学者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质疑依靠投资能否有效拉动增长。然而，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决定于它的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又取决于经济增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余永定：说得对。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从供需关系来理解。比如，现在一些地方的飞机场空着，你可以说是供给过剩，但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经济没搞起来，有效需求不足。一旦经济起来了，旅行者就多了，飞机场就不够用了。

某种程度上，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但对基础设施投资回报，不能仅仅从商业回报的角度考虑。灯塔的商业回报恐怕不高，但灯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中国加大投资不能重复2009年的一些失误；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融资应该更多依靠政府发行国债。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巨大，仅仅是市政建设的投资需求就很大。比如北京，为加强地铁的安全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就非常可观。

总体而言，稳定增长速度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应该采取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由于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高的商业回报，所以企业缺乏较强的投资意愿。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玛雅： 2016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扼杀中国的经济：美国的终极王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它会将财富转化为军力，试图称霸亚洲。因此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战争并非毫无道理，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策略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扼杀中国经济”成为美国官方立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余永定：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冲突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而且刻不容缓。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中国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地从容应对。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而这些产品中7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下降。华盛顿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来打疼中国，到头来被打疼的可能是美国自己。

玛雅：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是守成大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结构性的。美国的对华新政策并非偶然，中国走向复兴的强国梦与美国想要继续主导世界的强权梦不兼容，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余永定：中国已经被美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抱有更多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地缘政治领域还是国内政治、经济改革领域，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应该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方针，尽可能稳定中美关系，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历史上，很多冲突甚至战争都是因为误会引起的。从美国301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和战略、政策存在许多误解，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和潜力，而中国自己的宣传也加深了美国的误解。

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并且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可以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这是中国能够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在坚持开放的同时，应降低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中国是17%-18%，美国是10%以下）。为此，中国必须彻底放弃出口导向政策，转而实行中性的贸易政策。中国必须严格遵守WTO关于禁止出口补贴的相关规定，避免使用出口退税作为刺激出口的调节手段，让人民币汇率发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

玛雅：用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就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美国要求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对美国说“不”，美国会作何反应？

余永定：中国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中国不能丧失本国货币的独立性，阻止资本外流以抵消贬值压力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也不能继续用自己辛苦赚来的有限的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价值。

汇率政策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美国无权支配中国的汇率政策。中国可以承诺不会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政策，但是不能承诺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中国应该认真倾听美国的抱怨，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人民币政策保持完全的权威，并能够在经济形势需要时放松货币政策，不论这是否会导致人民币贬值。

中国官方致力于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完全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可以负责任地承诺不去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但是必须拒绝美国提出的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的要求。

    玛雅：中美冲突越来越多，这对中国的金融开放有什么警示？

余永定：中国在过去20多年所积累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值得我们认真注意。有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对付美国的武器，但事实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武器。这就是凯恩斯说的，如果你欠银行100英镑，你有麻烦；但如果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有麻烦。现在美国欠了中国3万亿美元，你说谁有麻烦？

玛雅：中国应该怎么做来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

余永定：中国要确保外汇储备的安全。应该逐步有序地通过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逆差，用掉其中的相当部分，仅维持必不可少的美元外汇储备。

如何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前面我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从政治上讲，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互补。现在，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可能造成的冲击就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过早地开放资本项目。还有就是，中国应保持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控制。这两条必须守住。有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一旦做了覆水难收，就是颠覆性的错误。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没有变，但传统意义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推动构建自由、民主、平等、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要看到，中美贸易冲突将会常态化、长期化，其他领域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控冲突、应对危机，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眼下最紧迫的，是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做出调整，以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平稳发展。

（编辑  苏歌）

如果问“什么是好的民主”的话，有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给你一个答案：好的民主就是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这种答案背后有一系列的假设，回答的人未必那么清楚这些假设。

这些假设都是作为先决条件存在的。第一，世界上存在的政体，除了好的就是坏的；第二，民主就是好的政体，非民主的政体都是不好的或坏的政体，这叫排中律；第三，民主只有一种形式，即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不可能采取其它形式；第四，凡是有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选举的地方就是民主的，就是好政体。如果头脑中有这些理论假设存在，就不会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之类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认为，民主就是好的，不是民主就是坏的，不可能还存在不好的民主或坏的民主。

“什么是好的民主？”实在是一个好的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种简单思维模式的一种挑战。

我们可以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依我所见，到目前为止，人类其实走过了三个阶段，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即民主可能已经进入了算法时代。 

第一个阶段，民主被看成坏东西。自从公元前500年左右有了民主这样一种东西开始，一直到大约1945年，在2000多年里，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此前100年里，已经有些人认为民主是好东西了，但是到1945年之前，似乎还没有定论。二战结束后，大家都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了。因此，如果民主有2500年历史的话，其中大约有2400多年都不被看作是好东西。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1945年到1975年左右，打引号的“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第三个阶段，大约从1975年开始，这时有人开始置疑带引号的“民主”，希望探索实现民主理想的其它方式，由此引发了“什么是好的民主”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进入这个阶段，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是一个进步了。

什么是民主？下面，我分时段来解读一下这三个时期。

“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它由两部分组成：δ?μος (demos) 意指“人民”，κρ?τος (cracy)意指“权力”或“统治”。两个词连在一起的意思是由人民直接进行治理。或用中国人常说的话，“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日常讨论中，有些人会有意无意地忘掉民主的原义，为民主提供替代性的定义。

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实现？有意思的是，最早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的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据我所知，有记载的文献里最早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他指出，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 其实，几乎所有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不管他们对它喜欢也罢，厌恶也罢。例如，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说过：“民主制度是党争结果，平民获得胜利，他们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同样，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说过：“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官员被认为是寡头政治”；“平民政体有这样一些特征：所有官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全体公民统治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反过来又统治全体公民；所有的官职或者是所有不要求具有经验和技术的官职，都应通过抽签来任命”。我们看到，历史上最早使用民主概念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可见当时人们的理解，民主的实现方式就是抽签。

在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其实现方式要么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公共事物；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参加管理公共事物的话，就需选出一部分人来代表其他人，而挑选这些人的方式不是竞选，是抽签。我的近作《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一书第一章写的就是雅典民主。

民主是个坏东西

回到雅典民主，即希罗多德、老寡头时代，那时人们对民主是种什么看法呢？简而言之，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坏东西。在社会精英阶层看法比较一致：民主是个坏东西。古典古代史学家A.H.M.琼斯（1904～1970）发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一个鲜明的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热情支持，但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头制，反对民主，因为民主让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因为民主使用抽签的办法挑选执政者。老寡头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

这种现象不仅在古希腊如此，其实从西塞罗时期的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到经历革命的美国与法国，在2000多年里，民主制似乎从未受到过精英们的喝彩。这方面的证据举不枚举。美国学者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一本书中概括地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除了马基雅弗利、瓦泰尔、普芬道夫、孟德斯鸠外，其余都是英国理论家，如霍布斯、哈林顿、弥尔顿、锡德尼、哈利法克斯、休谟和布莱克斯通。对民主派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列举的这些人不是所谓启蒙思想家，往往被人称作民主的先驱，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对民主制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在历史的很长时期里边，民主都是一个坏东西。经常听到有人用赞许的口吻说，西方有民主的传统。这套说辞是从西方传入的，基本是胡扯。其实，西方也有些学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并写出专著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如果说西方有什么政治传统的话，那是一种反民主的传统。这方面的著作不少。例如前些年的一本书，其标题使用“乌合之众”与“群氓”，这是西方文献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反映了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的恐惧与敌视。除了这两个词以外，欧洲历史上对民众还有众生（the multitude）、畜生（cattle）、“怪异的野兽”（monstrous beast）等充满鄙视的提法。这种态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一直传到现代的埃利亚斯·卡内提（1905-1994）。例如，弥尔顿在《复乐园》中用“暴烈”来描述民主（fierce democracy），很多人都认同弥尔顿对民主的描述，在18、19世纪的文献中，“暴烈民主”的提法反复出现。托克维尔提出“多数人的暴政”（majority tyranny），这种提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看历史很清楚，凡是暴政几乎都是少数人的暴政，但是民主的反对者偏说多数人的暴政比较可怕，因为他们憎恨民众、害怕民众，才会去反对所谓“多数人的暴政”。第二本书谈欧洲思想史中的斯巴达传统。稍微了解一点古希腊史的人都知道，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样板，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斯巴达传统就是寡头政治的传统。第三本书的标题是《审判台上的雅典》，其副标题点出了要害所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反民主传统”。现代民主往往声称是雅典民主的继承者，该书作者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好比通过军事政变篡夺权位的罗马皇帝自称属于前任家族一样无耻。最后一本书的标题是《与群众对着干》，副标题是“法国革命以来形形色色的反民主思潮”，可见即使到近现代，在欧美，反民主的思潮依然此起彼伏。

现在有些人把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说成是现代民主的起点。但如果看一看美国革命时期、立国时期的文献，就会发现，在革命前，美国几乎从未有过关于民主的争论；在革命过程中，其目标也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在美国《宪法》中，民主这个词完全没有出现过，因为美国的国父们根本就不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他们害怕民众，害怕民主。法国也是一样，革命前很少有关于民主的讨论，讨论的主要是君主制好还是贵族制好。法国革命的目标是某种形式的代议制，而代议制的历史很长，原本与民主毫无关系。丹麦民主史专家摩根斯·赫尔曼·汉森的看法十分到位：雅典民主对美国和法国革命都没有任何影响；这两场革命（包括英国激进党人）更多受到来自古罗马的影响。

直到20世纪初，西方对民主的疑虑还是非常深的。20世纪初，法国学者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 1847-1916）说：“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位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几乎同时，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1858—1932）在1908年写道：“乍一看，[在欧美各国]有关最佳政体的争论好像已经有了结果，现在受青睐的是代议民主”，但是“在那些全心全意接受代议民主的国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看来都对这种体制感到困惑与失望”。1913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仍认为“从柏拉图到如今，从未有过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替大众民主进行辩护”。

至少到一战之前，至少在精英阶层，民主在欧美还是被看作一种坏东西。当然，民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运动对民主的态度完全不同。丹麦学者摩根斯·汉森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就是一个睡美人……当她苏醒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都认为她不可行。当时，在人们的理解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在欧洲，要再过大约一个世纪，民主女神才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总之，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民主一直被看作坏东西。这种情况大约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进入第二阶段，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这里的民主我打了一个引号，因为此“民主”已非彼民主。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要让坏东西变成好东西，首先要对原来那个不中意的坏东西进行改造。当然，对已经流传2000多年的一套思想、体制进行改造并非易事。我在《抽签与民主、共和》一书最后一章进行粗线条的梳理，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150年，从1800年到1945年前后。在此期间，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试图用各种方式对民主进行改造，当被改造的“民主”已经变成让他们心安的民主时，他们才会改口说，这是一个好东西。

改造的过程是一个三部曲。第一步是对民主污名化，就是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说得一钱不值。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文献里经常有“虚假的民主”、“古代的民主”、“纯粹民主”、“直接民主”、“简单民主”等表述。它的潜台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以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民主是个坏东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民主，我不便再公开这么说了，于是就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污名化，在民主前边加上“虚假的”、“古代的”、“纯粹的”、“直接的”、“简单的”等负面形容词。第二步是创造出一种新的、带引号的民主概念。比如说“人民主权”，它听起来是一个挺好的词，直至今天很多人还在用人民主权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提法在出现的那个历史时段，强调“人民主权”实际是把“人民的治权”否定了。以前讲主权时，它与治权是密不可分的，拥有主权的人民应该同时享有治权。如果只强调人民主权，实际上暗含的意思是：主权归人民，但是对不起，治权归别人。所以，人民主权的提出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同时也有它历史退步的一面。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把人民主权跟民主连起来，就产生了代议民主。代议(representation)早就存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把代议嫁接到民主上，其结果是治权依然归精英的代议民主。“宪政”、“自由”也是在这个时段开始与民主挂上了钩，而宪政、自由本是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东西。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带修饰词的民主》，说的是，把代议、宪政、自由作为民主的修饰词，实际上为的是用修饰词限定民主这个名词，改变它的原义、它的内涵。第二步大概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步是为改造后的、带引号的民主正名。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代议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逐步流行起来。推出“代议民主”概念时，其实创造了一种新东西，被叫做“真正的民主”，仿佛以前的民主都是虚假的民主。它也被人叫做“现代民主”，言下之意是，以前的民主是“古代民主”，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落伍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造后的民主是“间接民主”，与此前那种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直接的民主形成对比。

这既是破的过程，也是立的过程。“立”就是要重新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民主”理论，它是无害的、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民主。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参与到新“民主”理论的建构工作中，包括勒庞（1841—1931）、莫伊赛·奥斯特罗戈尔斯基（1854—1921）、韦伯（1864—1920）、帕累托（1848—1923）、莫斯卡（1858—1941）、米歇尔斯（1876—1936，韦伯的学生）等。他们最著名的著作包括《乌合之众》、《民主与政党组织》、《寡头政治铁律》、《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民主的转型》。这些著作试图告诉人们，普通老百姓无非是一群乌合之众，无论怎么参与政治，最后还得精英来统治。例如帕累托的《民主的转型》，中国人对帕累托的了解主要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其实他到晚年，大量的时间花在考虑政治问题，后来他被墨索尼里正式认可，声名受到影响。

在所有对民主理论重新建构的人中，起最大作用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书中对民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原来原义上的民主说成毫无意义，他认为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赋予全体人民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一笔抹杀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后，熊彼特拿出了“民主的另一种理论”。按照这种新理论，民主无非是一种选取领导人的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选举出那些掌握决策权的人”；一个政治体制只要其选举是以争取人民选票的方式进行的，它便是民主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的；除了隔几年投一次票外，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付之阙如。很明显，熊彼特论点的基本理论假设来自韦伯：精英统治不可避免。20世纪以前，无论是拥护精英统治（贵族统治）的人，还是反对精英统治的人，都不会把它与民主画上等号，熊彼特却告诉人们，竞争民众选票的精英统治就是民主。这是对民主理念的彻底颠覆！后世学者把熊彼特的理论称之为“精英民主理论”、“最低限度民主理论”或“选举民主理论”。战后，由欧美国家推广到全球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最低限度的民主。

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民主理论，实际上都是对熊彼特理论的修补，进一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包括罗伯特·达尔的多元理论。 1956年达尔出版了影响极大的《民主理论的前言》，1961年，他以耶鲁大学所在地新港（New Haven）为案例写出《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1971年又写出《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这些著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只要多元，就是民主。这与民主原义相去甚远。70岁时，他写出《经济民主的前言》扩展了运用民主的场域。90年代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80岁左右，感觉他年纪越大，思想越具批判性，如他年近90岁写的《美国宪法有多民主？》。

熊彼特对民主理论进行了一次最系统的改造。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熊彼特式民主成为“民主”的标准，他的民主理论成为最经典的民主理论。至今在西方、在中国，很多人熟悉的所谓“民主”理论，无非是对熊彼特改造、包装过的民主理论。

经过150年到熊彼特，这个改造看似很成功，但实际上有三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是偷换概念。很多有关民主的教科书，一方面讲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rule by the people），另一方面讲代议民主就是民主。这两个定义是互相矛盾的，代议民主已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了，而是赢得选举的政客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第二是以偏概全。民主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它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形式。但现在流行的民主理论告诉人们，民主只能说熊彼特式民主，把最低限度民主说成民主本身，仿佛别无选择。第三个是假两难推理（false dilemma），世界上本来有多种选项，但却只给人几种选项；更极端的是只给两个选项。在政治制度安排问题上，很多人的脑筋已经被彻底洗过，认为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没有别的选项；民主似乎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即竞争性选举，别的方式统统是不民主的、专制的。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中国没有实行多党竞争性选举，必定是专制的，古巴、朝鲜、伊朗也都是专制的，美国看不惯的国家都是专制的；专制体制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些说法听起来无比荒唐。

为什么会产生这三个逻辑错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的思维存在某种“虚假的特定性”。1987年出版的一本书，标题就是《虚假的特定性》，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虚假的特定性就是把某一种特定的东西说成普遍的东西。对于民主这种普遍性的概念，很多人却相信它只有一种实行的方式，这与把某种桌子说成桌子的普遍形式同样荒唐。昂格尔写那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找到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书的副标题所说的“激进民主”。我们不一定赞成昂格尔的激进民主，但是他的这个逻辑是对的：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

丢勒的犀牛

犀牛很久以前就在欧洲绝迹了。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没见过犀牛，但他依照他见过的画片画了一副犀牛像，后来被人称之为《丢勒的犀牛》。欧洲其他人当时也没有见过犀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讹传讹，后来欧洲人画出的犀牛全是丢勒式的犀牛。民主几乎也是一样，大家没见过真正的民主，结果熊彼特式民主就被当作民主了；只要与熊彼特式民主不同，就会被认定为非民主或专制。

把民主改换成最低限度的民主（我称之为“选主”）以后，有人便以此为概念基础，研究衡量民主的标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衡量民主质量的指数，其中最活跃、最有名的是美国“自由之家”每年公布的“自由指数”（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称NGO，其实它经费的85%以上来自于美国政府。这种政府高额资助的组织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美国会指责它们并非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但轮到“自由之家”就完全是另一套标准，说是“必要的恶”。这样一个机构，每年对世界各国打分，好像哪些国家是民主的、哪些国家是专制，全由它说了算。在“自由之家”的排行榜里，中国永远都排得很低。“自由之家”可以说完全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工具。另外还有几种看似更学术一点的民主指数。一种叫政体指数（Polity IV），另一种叫万哈林指数（Vanhanen’s Index of Democracy）。把各种各样的这类指数拆开来分析，其实它们衡量的，无非是选举是不是公开、透明、不受干扰、带有竞争性。为什么用这些指标衡量？原因很简单，其基础理念是，传统意义上的、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不是好民主；只有代议民主、通过竞争性选举实行的代议民主才是唯一可欲、可行的民主。

这是第二个阶段，时间很短，大概从1945年到1975年前后。

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的精英阶层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普选权上，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以及恩格斯本人，也不例外。可以说，争取普选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是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包括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很重要的一个奋斗目标。“普选”（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关键词在英文书里出现的频率一直高居不下。在欧美，普选大概到1960年左右基本实现了；有些国家像瑞士，到1975前后才真正实现普选。随着普选在20世纪60-70年代最终实现，“普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大幅下滑。但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大幅上升，例如，“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权力精英”（Power elite）、“精英主义”（Elitism）。这似乎告诉我们，人们好不容易争取到普选权后，才发现权力仍然在精英阶层手中。基辛格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情况让人很沮丧，一种是你追求一种东西，永远追求不到；一种是你追求某种东西，追到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普选权有点像后一种情况。为争取普选，多少人前仆后继，不惜坐牢、牺牲，好像一旦拿到普选权，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普选权最终实现之后，才有人恍然大悟，普选权好像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决定转而追求新的东西。

大约从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对代议以外的民主实现方式兴趣大增，包括“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等。但代议民主（熊彼特式民主）的黄金岁月很短，就是1945-1975年这30年左右；197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实现民主理念的其它方式。罗伯特·达尔1970年一本很小的书《革命之后》，已经提到可以采取抽签来补充票选的不足。

以上是我以1975年为界的一个理据。另一个理据是，同在1975年，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向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标题是《民主的危机：有关民主政体可统治性的报告》。报告第一段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同一年，亨廷顿的另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19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19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他提出：资本主义民主许诺个人自由，允许大家参与政治，结果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好的福利，但同时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这必然造成政府无从招架。亨廷顿严词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

总而言之，到1975年，代议民主作为唯一可行的民主已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开始探寻实现民主的其它方式。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问“什么是好的民主”？

什么是好的民主

要探求什么是好的民主，首先要回到民主的原意，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里我们可以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民当家作主可以采取哪些形式？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

就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而言，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1）人民直接当家作主；（2）其它方式。雅典城邦可以采取人民直接当家作主方式，因为雅典公民只有3万人左右。而现今的世界，国家的规模都要大得多，让所有的人直接当家作主很难办到。当然，在基层单位或居民小区，直接当家作主还是可能的。直接当家作主以外，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如果争取一种好的民主的话，其方式应该尽量接近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这样一种理念。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1971）一书中认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回应所有公民的意愿”。这也可以用来衡量什么是好的民主的标尺。除了形式与目的，判断什么是好的民主还有其它标尺。在我看来有以下五条。

第一，理念上，是否注重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的能力？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所有人都具有当家作主的能力。主流政治学往往把参与看作一种权利，但参与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且需要占用必要的资源作为支撑。当家作主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意愿、能力与资源。如果一个制度根本不在这方面做任何努力，这个民主未必是好的。

第二，是否注重拓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上面的讨论已经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票选一途。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吸纳人民的决策模式（By the people），包括参与，但不限于参与。政治参与其实是个很奢侈的东西，不管在哪个国家，有参与能力和具备参与资源的人其实是很少一部分人。如果仅仅谈参与会是很危险的，等于把影响政治的权力，交给一小部分有参与能力和参与资源的人。吸纳人民进入决策过程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熟知的群众路线，也是一种吸纳人民进入决策的方式，我称之为逆向参与，因为群众路线要求各级决策主动深入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在决策中反映他们的意愿。

第三，是否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回应人民需求的政治制度（For the people）。这一条是可以度量的，现在有些跨国的民意调查，看各国在多大程度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中国的表现一直十分出众。

第四，是否具备基本的国家能力？如果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话，好的民主理念、好的民主实现方式、好的满足民众需求的意愿都未必能化为现实。

第五，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即是否实事求是。不同的国家，做法未必一样；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做法未必相同；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道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好的民主未必是同一种东西！加上实事求是这一条标准，我们追求好的民主时，一定要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场域；不同的场域，当家作主的方式不会相同，也不应相同。

很多关注民主的人，一谈到民主想到的就是参与全国层面的决策。国家重大决策是不是民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所有人而言，我们大部分的人生是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度过的；其次是地方事务，然后才是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当家作主的场域非常重要，追求民主应该追求在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场域实现民主，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福祉更重要。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当家作主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在其他的场域，比如地方性事务，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直接方式恐怕未必合适。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并不止票选一种，而是有多种多样，比如说协商。中国现在谈协商民主的非常多，全国政协也做了大量关于协商形式的探讨。但是，谁来协商？参加协商的人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反倒是在中国基层一些地方，产生了很有意思的创新。例如，在浙江温岭、四川成都、黑龙江阿城，基层需要协商的时候，尝试过用抽签的方式挑选个人或家庭，因为政府指派会受到质疑，自愿报名会造成偏差，抽签无偏无倚，既公平，又容易被接受，还容易操作。有趣的是，这些地方之所以最初在协商时采用抽签的方式，是在实践中找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参与也可以是当家作主的一种方式，适用于涉及利益相关方的较特殊场域。利益相关方势均力敌，且都有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用参与这种方式。涉及大量参与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民众时，群众路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适当的方式。比如说制订一些全国性政策时，北上广的白领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发声很容易；但是，在青海、贵州的偏远村落，那里的人们如何发声、如何影响决策？这种情况下，群众路线更加适用，需要掌握权力的人，深入到这些地区去做调研，把那里人们的意愿反映到决策过程中去。

人民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可能需要挑选出一些人来，代表人民整体。这时抽签就可以派上用场。我并不认为抽签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法，它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抽签确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人类进化了约300万年。过去2500年只是其中的一瞬间，从进化的眼光看，今天的人并不比那时的人聪明多少，差别只是今天的人知识多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一些做法。更何况，现代统计学已经告诉我们，随机抽签产生的样本才具有代表性。既然如此，组建应该具有代表性的决策机构时，抽签是个蛮有潜力的民主实现方式。

选举也可以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方式，我们不应该完全排斥选举，正如我们不应该将它看作民主的唯一实现方式一样。但选举有个内在的缺陷：容易被操控。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广为人知了。因此，罗马共和国、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在使用选举的同时，往往加入抽签的成分，减少其被操控的可能性。我在书中提到两类抽签，一类叫民主抽签，一类叫共和抽签。民主抽签是只用抽签，不用选举，所有人都是经由抽签选出来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共和抽签是把选举和抽签混杂在一起，其目的不是要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人，而是防止出现一个稳定的少数垄断权力。例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大公的挑选方式无比复杂，是抽签与票选相结合，分前后十个步骤完成。

总结一下。在我看来，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此前，要么说民主是个坏东西，要么说改造后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这都过去了。即使在欧美，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打引号的“民主”未必是真民主，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是一个进步，因为它要重启什么是民主的讨论，反思熊彼特式的“民主”到底是不是一种好东西，摆脱昂格尔所说的“虚假的特定性”，承认民主有多种实现方式。否则的话，无法讨论“什么是好的民主”。归根到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喜欢民主、支持民主，我们就应该打开思路，解放思想，而不被熊彼特式的最低民主束缚住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打开了，我们便能在工作单位、居住社区、其它场域，以创新的姿态探索实现民主的不同方式。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也许可以在民主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破除迷信很重要。不破除迷信，无法前行。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搞不搞民主的问题时，至少有两任前总理说，我们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回答可以解读为，条件成熟了，我们也可以搞竞争性选举。这说明非此即彼的“民主”迷信影响之深。一百年前就有人试图破除这方面的迷信，但是直到今天，迷信还没有完全破除，可能还需要一百年。当然，国家实力增强后，破除迷信也许更加容易一点。

关于抽签的适用范围。乍一听，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抽签好像很荒唐；其实投票用得不是地方也很荒唐。投票往往用于两类事情，一类是做决策，一类是选人。用于决策，投票多数决最近的例子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决，52%支持、48%反对，结果把英国带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换一种决策方式，如共识决（consensusdecision  making），情况会完全不同。我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对投票表决的弊端进行过深入的分析。

    用于选人，投票也未必是好方法。选人可以分几类，一种是选领袖，一种是选代表，一种是选办事的专才或干才，一种是选明星。

    投票不是选领导的好办法，美国选出特朗普后，很多美国人才认识到这一点。奥巴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本是一个参议员，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在中国，难以想象一位来自开封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跃变成国家领导人。关于奥巴马的政绩，一位观察家的评论不无道理：奥巴马竞选时推出的苹果手机给美国带来的变化远大于奥巴马带来的变化。连大公司的总经理都不会用投票的方式选出，更何况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领袖。选领袖，也许最好的方法还是采用培养、锻炼、考察、选拔、逐级递进，而不是选举，因为选民无法判断候选人的领袖素质。

选代表，投票也不是好办法；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这样选出来的人没有代表性。事实也是如此，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用这种方式挑选出来的人都是一群精英分子，与人民大众的构成极不相同。选专才或干才，更不能用投票的方式。正如我们不会用投票的方式选择医生与教师，我们也不应用投票的方式选择各个专业的公务人员。在这方面，中国早就发明了考试制度。

投票适用于选明星。美国自里根以来，大多数总统都具有很高超的表演才能。里根是专业演员出身；特朗普参演过不少影视作品，并长期担任电视真人秀《谁是接班人》的监制与主持人；而克林顿、奥巴马一卸任就参演电影、电视剧。不仅在美国，世界各国已选出很多演艺人才或体育明星担任总统、总理、议员，以至于有人说“政治就是演艺”。如果投票不适用于选人与决策的很多方面，抽签也是如此。大部分决策不应该用抽签的方式做出，只有涉及稀缺资源直接分配的决策可以用抽签，因为抽签的结果对所有人公平。在选人方面，选领袖、选专才与干才都不能用抽签。不过，抽签可以用于选代表。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随机抽选出来的一批人才具有代表性。所以在选代表方面，抽签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但它也只是一种办法而已，并不是唯一的办法。选代表也可以用选举与抽签搭配的方式进行。

很多人谈到选民的理性。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关于选民的调查研究。选举假设选民是理性的，但这些研究显示，选民并不理性。作为个体的选民，面临一件大事时，他马上做出的决定大概是没有多少理性可言的。理性要求占有完全信息与完全知识，缺一不可；但不管多聪明的个人，都不可能具备完全信息与完全知识。所以，理性的个体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幻象。真正要谈理性，只能谈群体理性。现在有一些有关群体智慧的研究，发现解决问题时，重要的是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而不是参与者的个体能力。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有助于克服信息与知识的不完全性。像英国脱欧公投，实在是再蠢不过的办法，因为这是让每个单独的个体独自做出一个他们无法判断后果的重大决定。后来连英国的《卫报》都看不过去了，说如果采取抽签的方式挑选一群公民的代表来，让他们集中在一起，认认真真讨论几个月脱欧的利与弊，然后再做决定的话，一定要比现在这个决定更好。

总之，我更相信群体的智慧，相信“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相信人多智广。有件小事很说明问题。耶鲁大学所在的城市不太安全；以前那里的一个桥洞里经常发生抢劫。警察从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派个警车蹲守在那儿。问题是，警车一离开，又出现抢劫。后来，城市搞了个由普通市民组成的咨询班子，里面什么人都有。结果，有人提出一个主意：在桥洞里安上亮晃晃的路灯，问题就解决了。拿出这个点子的人是位电器工程师。这便是群体智慧的一个例子。这也说明抽签产生的代表群体比较容易产生群体智慧。在讨论民主实现方式时，千万不能忽略这一点。

（编辑  季节）

为抓好经济工作，各地方、各行业、各企业集团、各单位在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意图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指导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牢牢抓住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问题。其实质要求，是对自己所处的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市场领域，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需要认清与本地区、本行业、本企业、本单位相关的结构性失衡与偏差，有针对性地加以校正，促进高质量升级发展和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地形成定制化、可操作的创新发展方案，避免形式主义的、贴标签式的简单思维产生的种种偏差。

形式主义出现了新的变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显性问题明显减少，但仍然面临反弹回潮压力；特别是形式主义问题顽固不化，出现了新的变种。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发文，启动整治“四风”的工作，其中针对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克服经济工作方针执行层面的形式主义问题。特别是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强调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地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鼓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

形式主义可称是实际生活中的痼疾顽症，种种不务实、不干事、“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现象，人们已多有诟病。

在经济工作中，形式主义不单单是以往的文山会海，念稿子照抄照搬，拉足架势讲套话、空话，讲“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讲创新却不讲如何创新、不讲试错，不讲如何真正落实中央“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指导精神。这种形式主义是“为官不为”的代名词，很值得深刻分析。在具体经济工作中，要重视防范其带来的不良后果。

“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是实事求是的真谛。而形式主义则往往表现为，只是基于“政治正确”考虑和速求政绩的功利目的，极端化和“一刀切”地执行政策，以形式主义的“合规严管”束缚基层创新的手脚，以严防风险为名，取代中央“创新发展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相结合的精神实质，一人干事多人监管，改革创新动辄得咎。数不清的检查督查考核审检，层层叠叠，过多过频地挑毛病、找瑕疵，给一线工作者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打击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特别是当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为抵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不良冲击和化解不确定性风险，亟需扩大内需。而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对激发和释放经济潜力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扩大有效投资等等是极其不利的。强调扩大内需要以消费为重点，而消费要以投资等经济活动作为支撑，才是可持续的。这个具有活力和良好预期所支撑的消费增长，必须基于我们在经济基本面方面把工作做足，避免犯某些低级错误，比如经济管理中的“一刀切”。党和国家的方针与决策在执行中必然有弹性，有“相机抉择”的空间和必要性，还应有人文关怀的匹配。如果只知望文生义，看领导眼色“雷厉风行”地以“火线立功”粗暴方式来追求速报政绩，缺乏对“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深刻理解认识，不进行因地制宜的独立思考，就非常容易搞花架子、走过场，更容易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以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在执行中偏离正确的原则和方向。

铲除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反对经济工作方针执行中的形式主义，除了从一般思想作风来考虑，还需要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考虑，在制度层面深化改革，才能破解和消除形式主义的根源。从只看领导眼色、只对上级负责，转化为在执行领导决策方针中自觉考虑全局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建设性地加以贯彻落实。要通过制度改革，让人人起而负责，人人在负责的过程中独立思考，并配之以有效的奖惩问责机制，把中央精神落实为可操作的高水平解决方案，才能从根源上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严重偏差、消除其痼疾。

对于来自基层、民众以及网络的信息与多种诉求，一线工作人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然有所接触和体会。不排除底层的“自下而上”的某些信息带有情绪化、片面性特征，甚至会有人故意制造混乱。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看出人心向背和需要沟通及加以引导的重点。

在一线政府部门工作的干部，要特别注意倾听民间的声音，充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并及时进行必要的下情上达，以促进科学决策。只知高唱“主旋律”，不注重针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或缺失之处加以克服与补救，就不能有担当地做好上下沟通。这是“尸位素餐”的形式主义，只会贻误现实工作，万万要不得。

                               （编辑  季节）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在经济下行和国际难民潮等压力下，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西方国家极力对外转移矛盾，试图弥合国内矛盾，拉近国际盟友；大国间政治和外交冲突激化、国际思想舆论斗争进一步升级，各种政治思潮激荡。近期国际媒体称西式民主已死，西方政治失去方向。“西方之乱”、“中国之治”的命题很好地诠释了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在西方政治分裂与衰落的背景反衬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

记录新时代 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古往今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复兴，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外交、科技力量等硬实力的提高，也必然伴随着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的提升。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新理念，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超越了西方大国“零和竞争”和唯我独尊的逻辑思维定式，获得了越来越多国际上有识之士的响应。中国成就、中国之道，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目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新时代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用笔尖去记录新时代、拥抱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奉献新时代，通过全面总结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理解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坚守中国立场  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方案阐释好。新时代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思想、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国际条件。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巨大挑战。

当今世界大变局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各种衡量标准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充分认识和精心谋划社会科学发展、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新时代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回应这种时代要求，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出发点，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理论的 “搬运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守正出新，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勇于“自我革命”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一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实践是理论研究的丰厚土壤和不竭源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让作品孕育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

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论文大国，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社会科学从业者人数众多，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足，就像文化文艺领域一样，有高原无高峰，有数量缺质量，有人数缺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发展战略尚不十分明确，科学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不明、不高、不强、不足、不够、不全、不良、不实”（八大不足），以及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两大缺憾）。总体来讲，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服务党和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中国是文科大国，目前人才数量、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都排在世界前列，但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文科领域同样面临有高原无高峰的窘境。即便有不多的高原，也经常是沟壑纵横、坑坑洼洼，更多的还是平地、沼泽，有毒有害产品也不时显现。不仅如此，高校文科还沾染了“大干快上”等一些不良风气，砸大钱、争项目、抢人才、上人马、说大话、讲空话等现象多有出现，更阻碍了社科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

作为最近几年社科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和载体，智库建设正在中国形成热潮。这轮“智库热”虽在总体上提高了社科领域建言献策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但与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仍有差距。比如“智库热”的背后是有用成果短缺造成的“库”多“智”少。一些地方的智库建设，往往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铺摊子、请名人，忽视了智库的自身建设和内功修炼。一些智库研究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好看但不中用”。有的智库专家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

可见，与时代发展相比，这些年我国文科知识生产与活动虽然表面光鲜热闹，但其结果却是：理论探索落后于实践创新，科研创新落后于政治和政策，学术研究落后于鲜活的生活。

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此，文科建设尤其要强调质量为先，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要勇于“自我革命”，在资源配置、学科设立和知识生产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补短板、调结构继而提质增效，以此提高中国学术的原创力和影响力。

新时代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同时，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献智慧，奉献时代精品和传世佳作，不辜负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编辑  宋斌斌）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由“信息匮乏”进入“信息过剩”时代。

算法主导了新闻内容和采编

近年来，国内外各大主流媒体和新媒体机构纷纷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手段，分析用户在网络平台的信息消费行为和偏好等，并将标榜着能够推测用户喜好的“推荐算法”应用于传播实践，如国内的“今日头条”、国外的Buzzfeed等都是依托“推荐算法”而迅速发展崛起的新媒体平台。而“推荐算法”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其广泛商业化的应用导致一些媒体机构出现了算法决定新闻内容、算法主导新闻采写等违背新闻工作基本要求和道德伦理的新趋向，例如一些色情低俗的信息成为“推荐算法”的头条新闻，而新媒体平台“推荐算法”机制本身的不透明也为互联网信息管理带来新的难题和挑战。

“推荐算法”改写传统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模式

“推荐算法”引领全球主流信息平台的技术应用

“推荐算法”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数据海量信息的智能化处理和综合应用以实现精准化和精细化匹配。早期的“推荐算法”主要应用于西方商业领域的精准化营销，如沃尔玛、家乐福根据用户的购物习惯，利用电子邮件等进行个性化推荐，亚马逊的电子购物平台向用户进行定制化的广告推送等。随着“推荐算法”的内在理念越来越符合市场逻辑并受到资本青睐，应用领域也愈发广阔，目前“推荐算法”已经是包括搜索引擎、浏览器、资讯客户端甚至影音软件在内的互联网产品的标配，广泛应用于购物网站（淘宝、京东、亚马逊）、影音推荐平台（优酷、Netflix、网易云音乐、Pandora Radio）等。

在新闻信息领域，“推荐算法”的普及应用推动了传统新闻信息生产传播模式的变革。此前，媒体对于计算机智能算法的应用往往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美联社、《洛杉矶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很早就开始尝试通过算法智能抓取、自动写作并推送热点的财经类、体育类新闻；《卫报》的Open001、《华盛顿邮报》的Heliograf等智能化机器人可以自动完成热点新闻的撰写，并将广大受众可能关注的热点事件推荐给编辑部。

随着智能技术发展以及大数据的不断积累，算法逐渐形成以受众为中心的个性化推送机制，这种“推荐算法”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信息内容选择和分发模式。当前国内外不少用户规模处于领先地位的数字媒体平台，其热点新闻推送机制都建立在“推荐算法”的基础之上。

“推荐算法”的议题设置和内容分发机制带来的重大影响

媒体采用“推荐算法”，强调通过大数据对用户进行全方面、多维度的“剖析”，对用户“精准画像”,推测出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并推荐给受众，提供特定场景下新闻信息最优的需求供给匹配。从算法的设计架构看，其底层逻辑是通过抓取内容特征、用户特征及环境特征三个维度的数据，由计算机智能程序力求推测出最契合用户偏好的内容、喜欢的主题内容并进行推送。

这种运行机制具有议程和议题设置属性，其个性化的内容分发机制必然对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带来重大影响。实际上，这种依靠技术支撑的新闻信息分发已替代了传统新闻生产中的“把关人”。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数据被记录、存储，进而识别、筛选，并与用户画像和用户需求相匹配，进而实现信息的个性化、定制化。内容分发模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不仅重塑了用户的内容消费模式，同时全面影响了信息生产机制和整体信息环境。

“推荐算法”孕育新的传播模式、促动传媒变革

相比于纸媒和PC门户时代的人工编辑分发模式，“推荐算法”分发利用数据技术，筛选用户感兴趣的新闻资讯，极大地提升了新闻的分发效率。现阶段，在国内外信息传播机构当中，除了以“推荐算法”为基础的新兴资讯平台，门户类以及传统媒体类新闻客户端也都开始探索在产品中加入“推荐算法”功能，以优化用户阅读和使用体验。

在“推荐算法”驱动下，资讯行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促使传播生态发生变革。移动互联网研究机构Quest Mobile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显示，无论从“月活跃用户量”、“移动网民喜好”还是“用户粘性”等指标考察，一批以“推荐算法”为主打业务的科技公司已逐渐转型为互联网信息分发平台，作为活跃的传播主体在移动资讯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具备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在算法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种种失范行为影响了传播生态和正面宣传效果，但其精准推送无疑大大降低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成本，增加了用户粘度，为各大媒体平台聚拢了人气并带来了丰厚的技术红利。

从现实层面看，进一步优化算法，实现精细化和精准化传播，必然成为媒体发展的大趋势，而在移动互联时代，精准高效的分发模式至关重要，尤其是基于“推荐算法”的传播平台，如果不能将海量信息资源与特定个体需求有效匹配, 媒体的生存发展必将受到威胁。

“推荐算法”对新闻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推荐算法”不仅具有新技术属性，同时具备非常强的商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将对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带来一系列新挑战。虽然算法极大提升了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效度，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近期，一些以推荐算法为主业的平台上出现不少伦理失范、导向混乱的信息，暴露出一系列难以监管和规范的新问题。

1、“推荐算法”内含价值判断，分词体系缺乏统一思想及系统化指导

实际上，算法也有价值观，基于算法的资讯平台应当秉承新闻媒体的责任感，向用户推送“应该知道”的新闻，而不仅仅是“想知道”的新闻。但从“推荐算法”的内在逻辑看，很难由算法和机器学习本身去完成价值观的选择判断与修正。尽管不同推荐算法的代码呈现、运行效率各有不同，但其内在逻辑和设计思路都是类似的，关键就在于算法的分词体系。实际上分词体系是一种话语体系，所有的推荐内容都会根据这套话语体系重组和分发。而目前人工智能尚未真正突破对复杂汉语系统中有关词汇、语句、段落、全文等的价值取向的判断。

“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依托于不断更新的内容与受众的匹配度，但现行主流算法的分词体系无法有效做出文字内容的价值观和倾向性判断。例如，算法可能将“西藏”的下一级词汇体系分为“藏羚羊”、“高原”、“油菜花”、“精准扶贫”等反映西藏客观情况及发展事实的中立或正面报道导向，也可能按“藏独”、“达赖”等带有负面倾向的主题分类，还可能将这些相关话语不分彼此地一概纳入。同时，用分词体系对不断变化的网络语言进行价值取向判断更是困难重重。“推荐算法”的价值观内涵于“分词体系”中，而“分词体系”是否合理、价值取向是否正确，目前还没有定论。“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本身强调的是用户偏好而不是新闻价值，因此很难由算法和机器学习本身去完成价值观的审核与修正。而当前各个资讯平台采用的“推荐算法”的分词体系，并不具备对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主流价值导向的系统安排和指导。

2、“推荐算法”与现行网络舆论监管运行机制相悖，主流网络舆论引导面临困境

目前，由机器算法和人工智能充当大众传播“把关人”的现状，必然导致信息传播处于无序状态。“推荐算法”在后台运作的属性无形中赋予了算法制定者隐形而又强大的新闻选择权，其中较为完善的精细化用户画像存在被商业、政治甚至敌对势力操纵或影响的巨大隐患。如果算法取代人工编辑成为新闻的“把关人”，那么由谁来为算法“把关”，将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监管隐患。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算法同样可以被赋予新闻伦理和价值观。“推荐算法”强调的是用户偏好而不是新闻价值，但从历史实践看，不加约束和引导的舆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俗甚至违背伦理道德。近年来，“推荐算法”的广泛普及与网络舆论监管方法和效率并不匹配，更多依靠媒体自律来保障“推荐算法”能够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但实际效果往往不佳，“推荐算法”的运行方式实际上跳过了监管环节，其本身就与网络舆论的监管运行机制相悖。

从当前技术发展的情况看，计算机的语言判断、语义处理等研究还需要大量的沉淀和积累，非常具有挑战性。目前每家资讯平台完整的算法体系都是以黑箱和商业机密的形式存在，其不公开和不透明特性使得各界很难了解每个平台算法的具体内在工作机制，增加了监管难度，如何充分调动这些平台的资源做好主流舆论引导工作成为了宣传工作的难点之一。党媒央媒虽然一直在积极探索跟进算法的运用，但由于缺乏“技术基因”，加之相应的机制、人才保障不足，相较于依托科技发展而来的移动信息分发平台仍存在一定差距。

3、正能量的新闻内容生产滞后，不能有效匹配“推荐算法”的传播机制

“推荐算法”的应用在客观上降低了互联网资讯产品的准入和生产门槛，刺激了低俗、虚假、“标题党”等内容的生产传播。而传统媒体采编架构完备，由记者采集信息，编辑对新闻进行人工审核、筛选后再进行推送。而算法推荐模式下，机器不能实现人工的思考，也不能对内容进行价值判断。一些传播平台把算法当作商业运作的利益砝码，崇尚“流量至上”，以流量为选择和传播内容的标准，为了追逐利益在一些灰色地带打擦边球甚至越过红线，导致假新闻、低俗惊悚信息、标题党内容层出不穷。内容的生产和分发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有了对低俗信息的需求，所以导致很多自媒体生产这类内容；而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平台上，因为对算法的过度掌控，让这类内容又能获得大流量和可观补贴，纵容了其劣质生产动力。

同时，当前很多算法推荐平台的正能量内容池“数量小”、“吃不饱”，置顶推荐的主流新闻更新速率不足，用户刷新几次便没有新内容了，而且标题呆板冗长、内容枯燥重复的情况比较多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舆论传播环境中，要让正面宣传在海量的信息市场里真正具有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必须加大正面报道的供给侧改革，要站在用户内容需求侧的角度考量，提高宣传引导的质量和水平。

4、“推荐算法”导向信息“茧房”，舆论凝聚各方共识难度加大

按照“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完全基于用户兴趣的信息供给将造成用户信息和价值观无形中的“窄化”，形成“茧房”效应（个人的信息领域被限于狭隘空间）。“推荐算法”的初衷是推送用户关注的内容，但是算法趋于迎合而不是改变受众的分词体系，导致用户的信息阅读越来越聚焦于个人兴趣，而对与自己兴趣和价值观相异的信息不会关注。

现有的计算机技术中的算法事实上还远没有聪明到可以真实、系统地洞察用户需求的程度，只是对于人们通过行为表达出来的需求进行反馈，而无法判别受众潜在需求。若资讯消费长期处于这种算法框架中，就容易发生信息“茧房”效应，继而加剧网络群体的极化。虽然目前推荐算法能够抓取受众的“兴趣点”，但是不能有效抓取、判断“立场”和倾向性。算法推荐平台倾向于推送受众“想看的”，而不是“应该看的”，这样的“信息孤岛”容易使人们沉浸在自我的话语场中，脱离整个社会的发展，进而加剧社会群体间的隔阂，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给正面宣传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的阻力。

5、“推荐算法”可能消解党和政府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权，舆论被操控风险的隐蔽性加大

基于大数据和用户偏好的“推荐算法”并不能代表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新闻价值观，“把关人”缺失，甚至导致有的推荐头条新闻违背社会伦理和新闻道德。表面上媒体管理权和网络舆论引导权在党的手上，但具体到媒体的议程管理上和网络的议程管理上，领导权已经旁落。近年来，在网络舆论中，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重大问题或突发公共事件上，一些虚假信息通过所谓“推荐算法”、“新闻头条”等在互联网空间大肆传播，成为部分媒体的基本观点，这与党政部门的主动设置议程相冲突，对党和政府的网络舆论引导权带来挑战。

“推荐算法”本身是基于大数据分析、脱离人工干预的纯机器行为，但实际上，“推荐算法”的制定、用户偏好的分析都是基于人工判断后开发的计算机程序，价值观早已内化于算法的研发过程中，借助算法继而操控舆论风险的隐蔽性加大。此外，“推荐算法”需要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监管的缺失也对我国的网络数据安全带来潜在风险。

准确把握“推荐算法”核心规律，切实利用新技术改进网络舆论引导工作

“推荐算法”的运用已成为当前互联网舆论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持续关注。综合分析“推荐算法”对网络舆论引导和新闻管理工作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以下建议：

1、统一网络舆论平台思想战线，重塑算法价值观和分词体系

从“今日头条”、“东方头条”、“一点资讯”等以“推荐算法”为核心业务的资讯平台实际市场运行效果看，如不加约束和引导，很多人会对离奇夸张、吸引眼球的内容产生好奇和认知愿望。资讯产品的传播效果和阅读量的确是重要的考核标准，但绝不能以此作为“推荐”标准，必须坚守社会责任，避免“唯阅读量”论。在网络新闻信息产品的生产、审核、推荐等领域，各大平台需要主动承担起责任，向“资深编辑+智能算法”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

“推荐算法”型资讯平台在快速抢占市场和舆论空间后，因为传播不良信息、虚假广告泛滥等被社会质疑，受到主管部门责令整改，目前各大平台纷纷采取扩充人工编辑队伍、研发智能机器人筛查等措施应对。由于目前人工智能的高阶技术尚未突破，计算机语义识别和深度学习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现阶段，人工审核对于商业平台来说仍是相对有效的手段。但从本质看和长期看，“推荐算法”内在的价值观及分词体系才是真正影响舆论生态的钥匙，对于算法“黑箱”不公开、不透明等问题，有关部门需要跨界联动配合，进行推动和指导，研究构建能够反映主流意识、体现正能量的分词体系。

2、加强网络正能量信息生产规模和效率，用优质新闻信息产品影响受众

为提高正面宣传效果，一些平台尝试建立了“正能量内容池”等机制，规定算法抓取的内容全部来自于经过人工审核后的内容池，而不是简单地全网抓取。但内容池的新闻数量与受众需求严重不匹配，实际上使得推荐算法“失效”。大部分“推荐算法”平台只分发内容但不生产内容，掌握新闻生产资源的部门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应当积极推进建立符合新媒体表达形式和受众阅读习惯的正面宣传体系，打造符合当前互联网舆论生态的正面报道内容库。

近年来，虽然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强调新闻报道的内容创新、注重媒体融合和内容跨界，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新闻、好报道并不多，新闻报道中依然存在很多“唯上”倾向，没有转化为受众化思维，在当前新闻舆论主战场——移动端上“打得赢”的好产品非常少。主流媒体是重要的内容输出端，必须重视新一代年轻群体阅读兴趣、阅读习惯的变化，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偏好，改变传统的正面宣传的体裁和话语体系，让正面报道大放异彩。同时，主流媒体需要针对“推荐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开拓新的舆论覆盖区，如结合“知乎”、“即刻”、“豆瓣”等问答、兴趣小组式智能推荐的特征，运用自身的优质内容包装相关正面话题小组，结合短视频APP的火热发展，策划主题活动，让正面宣传更具亲和力。

3、探索对“推荐算法”的科学管理机制，统筹多方资源尝试从技术维度突破创新

“推荐算法”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且是人类智慧赋予算法思想、准则和价值观的体现。从理论层面，“推荐算法”中存在的陷阱与漏洞是可以被发现并纠正的。当前，有关部门可以探索科学运用技术手段改进传统监管方式，如通过各大平台的“埋点”数据探索对“推荐算法”的有效管理。“埋点”是数据采集领域（尤其是用户行为数据采集领域）的术语，是针对特定用户行为或事件进行捕获、处理和发送的相关技术及实施过程。每个基于“推荐算法”的平台都会设置“埋点”，监管部门掌握了“埋点”数据，实际上就掌握了平台中哪些有害内容被广泛传播、有害内容有多少、被传播的情况等关键信息。从传播效果回溯，有助于出现问题的平台校正算法或审查算法机制方面的问题，也为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网络监管部门还可以对算法平台的分词体系、标引体系进行监督，给出指导意见，清除监管盲区。

此外，对于受众信息窄化等问题，可以探索运用技术路径解决。当前，一些资讯平台除借助大数据不断改进“推荐算法”外，还自发尝试利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模型中的“钟摆”策略，建立多个维度的场景特征库，从用户的多种操作行为中感知用户的生活重心，通过对广度和深度内容的调整来解决传统推荐引擎“信息窄化”的弊端，如短视频资讯平台“看了吗”在传统推荐引擎基础上推出的CVIP系统(场景化兴趣感知系统)等。相关部门应当紧密对接技术前沿动态，加强对各大资讯平台一些具体的核心问题进行指导，如对正能量内容的标准界定、对于分词体系的规范等。

4、拓宽对“推荐算法”的管理视野，构建综合多领域协同监管体系

对于“推荐算法”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领域，监管工作必然涉及技术、法律、伦理、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目前，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速度迅猛，有关部门应深入研究在法律层面进行规约，尽快推进相关网络立法，对平台方和用户有针对性地加大法律、信用、经济等多维度制约，倒逼开发者提升算法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当前，大部分“推荐算法”平台的运营模式与进驻用户的广告投放密切相关，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创新平台运营体制，尝试以商业利益的“间接变现”、“延迟变现”形成制约。在新媒体市场领域，几乎无限的商业利益驱动与有限的违规成本并不匹配，应当转变运营平台现行的“直接变现”为“间接变现”，设立第三方账户“滞留池”。在“推荐算法”平台与进驻商户平台获利间设置“缓冲带”，即在流量打赏与金钱变现等之间设立第三方评估，在指定时期内，接受用户投诉和人工审核，未出现问题才能收到相应报酬，有效切断营销商户借助平台的“推荐算法”传播负面信息而谋取利益的途径，避免算法与利益间直接变现。

5、探索研究互联网有害信息溯源管理，真正从源头端形成制约

当前，主流“推荐算法”应用平台出现错误导向问题的新闻信息较多来自于微博小营销号或者微信小公号。由于文字类的新闻或者文章的倾向性判断基本依靠人工审核，机器判断远不能达到图片鉴黄系统那样高的准确率，现行的“机器+人工”的审核力量远不能匹配海量的网络内容，“漏网之鱼”频现。目前的网络管理策略是抓大放小，重点惩戒平台的审核不力，但实际上根源一直未除。一个技术层面可能实现的路径是，政府统一提供一个网络上载的信息接口，所有的网络端公开平台都需要依规使用，如果某条新闻出现问题，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就能追溯到这条新闻由谁上传、哪个平台转载传播，原发者和传播者同时受到制约。

6、多领域多部门协同联动，探索对“推荐算法”的调整优化

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普遍认为，面对算法技术的不成熟不完善，应当打通业界和学界，强化破除部门壁垒，创新协同合作模式，鼓励推动新闻信息平台与高校、主流媒体、监管部门等合作建立相关实验室、研究中心，在技术驱动下不断优化调整算法，助力网上正面宣传做大做强。

计算机技术提供了新的生产力，而“推荐算法”则成为新闻传播领域新的生产要素，更是媒体智能化转型发展的驱动力。党和政府在牢牢把握网上舆论引导主动权的前提下，宜鼓励和保护媒介产业和技术创新，倡导行业市场的良性竞争及和谐发展。建议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好算法”的研发运用，提高大数据的使用效率，开掘大数据的潜在价值，以创新网上正面宣传，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编辑  季节）

中美达成共识依然困难重重

关于中美贸易关系的演变，不少专家认为，11月底阿根廷G20首脑会议的双边高级会晤可能是一个机会节点，通过这次会晤可以达成一些意向，争取在90天窗口期内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这个窗口期时间很短。目前中方已经做出了调整，我们开始恢复进口美国大豆、对来自美国的汽车产品关税率恢复到正常的15%等。

但是，要达到全面协议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经济现在明显存在一些弱点，比如我们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依赖进口，我们的尖端高科技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进口。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仍需要外资企业的积极参与。我们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增长快，企业发展的机会多。 

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美国也有它的弱点。第一，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已超过GDP的3%，联邦政府承担的全部债务与GDP之比已经超过100%。中国政府债务占GDP在40%-50%之间，美国比我们高一倍。特朗普政府想进一步增加财政开支难度非常大，而且众议院现在是由民主党所控制。

第二，现在美国的股市波动也非常大，特朗普个人非常重视股市的行情。

第三，美联储有高度独立性、可以掌控利率。总统影响美联储的能力终究有限。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对美国经济增长会带来相当的制约作用。

第四，多数美国大型企业奉行全球化战略，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对中国市场也有很高的依赖度，这对美国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制约。

目前整个美国经济当中的实际利率是偏低的，实际利率偏低，意味着企业、消费者增加开支，实际上成本比较低，在最近，比如说半年到一年之内，延续的扩张是非常有可能的。基于这些，双方在阿根廷会谈中都表明避免强烈争斗的意愿。中国一向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可能使得中美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出现全面动摇。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中美经贸争端中的政策争端

不过从3月1日起，美方有可能对我国2000亿输美产品征收25%关税，表明双方在这个节点上还没有达成协议，美方可能继续按照它所公示的措施付诸行动。最差的情况是达不成协议，下一步谈判破裂，美方还要对我扩大额外征收关税的范围，甚至把一些产品关税率提高到40%。到目前为止，2000亿美元产品占中国对美出口额的不到50%，按美方统计，我国2017年对美国的出口在5000亿美元以上，约占中国当年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全面破裂。

目前我们没有十分把握使中美经贸关系全面缓和，因为双方分歧点很多。中美经贸争端主要是政策争端，包括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市场政策有分歧，这里也涉及到企业合规行为问题。企业合规问题很复杂，因素很多，不仅有政策因素，也有法制的差别、企业文化习惯和政商关系，以及市场竞争是否公平问题。不是有了政策和法律规定，就可以认定这个市场竞争是公平的，还要看不同类型、不同个体的企业是不是合规，是不是在同样程度、按照同样的方式服从法制。 

跨国监管和企业经营的合规问题

中国经济今天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转变要求中国企业在合规文化建设上有一个较大的迈进。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就谈不上迈向高质量发展。

这里举几个涉及企业合规的事例，涉及反垄断和跨界并购、反洗钱、环保、知识产权等问题。就国内而言还有非法集资罪和长臂管辖问题，即国际制裁延伸。

第一，反垄断。阿根廷双边会晤时提到高通收购恩智浦案。高通和恩智浦都是外国企业，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并购要得到中国当局批准？这是因为中国在几年前出台了反垄断法，凡是在中国经营、对中国市场有重要影响的外国企业的并购，须经中国政府批准。以前波音收购麦道，两家公司都在中国有分支企业，但当时我国没有反垄断法，所以不能干预。高通和恩智浦的并购，在2016年已得到8国当局批准，包括欧盟、韩国、日本等等，但中国政府没有批准，于是这桩并购案暂停。国外也认为这是服从中国的监管，是合规的。这次如果再一次提出申请，中国当局有可能考虑批准。

第二，反洗钱。最近10年，美国和欧洲关于金融机构涉及洗钱的案件大幅度增加，许多案例涉及到大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金融公司。这是因为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当局加强了这方面监管，而且政府动用各种资源收集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来自于正式的支付体系，也来自于这些金融机构员工的举报，以及他们对相关机构电子邮件信息的搜索。美国有一条规定，金融机构员工的电子邮件信息不可以销毁或删减，必须保留；他们通过这些渠道掌握了大量信息，所以很多大银行都遭受到了处罚。美国不仅处罚了欧洲银行，也处罚国内的大金融机构，比如摩根大通，高盛等等都遭受过处罚，而且数额巨大。当然也有一些中国的经营机构遭受到了处罚，这是最近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变化。

第三，环保。大众汽车公司的“排气门”事件，清楚地显示了公司由于没有满足环保标准且存在造假行为，因而遭到严重的处罚。这也是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面临的问题。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中小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未来可能有一些大企业也会暴露出类似的问题。

第四，知识产权保护。美国的波音和洛克希德两家是竞争对手。10年前，波音公司某一雇员贿赂了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位雇员，让他提供洛克希德的报价信息，从而有利于波音同类产品在美国空军的投标。此事被揭露之后，波音遭到严重处罚。如果某一企业或它的员工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对方的商业机密，这就涉及对方的专业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概念是比较广泛的。

第五，关于非法集资罪。过去广泛使用这一罪名惩罚一些机构和个人，但从法律上说是这不严谨的。《刑法》有关条文没有使用“非法集资”罪，而是说非法吸收存款罪。“非法”这个概念要在实践中解读，即没有得到有关政府机构或者是监管当局批准的机构从事某一项金融交易业务，“非法”就是事先未得批准。现在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涌现出大量融资业务，金融监管当局也不对批准与否作事先表态。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你要获得批准才能从事这个业务，可是从事这个业务之前，没有办法、没有渠道、没有可能性获得批准；可是在这个领域又有社会需要。这是长期存在的矛盾，怎么解决？

这方面有国外相对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分析国外金融监管，他们的金融监管比我们强很多倍，因为他的金融监管不是建立在要不要批准、或批准的范围上，而是强调一个金融机构或个人从事金融交易，必须建立在诚信原则上，如果在经营业务中违背了诚信原则，对客户、对消费者有任何诈骗行为，就可以定罪。所以美国的监管是建立在防止金融诈骗的原则上。我赞成有一部防范金融诈骗、或者说金融诈骗罪入刑的法规，而且监管的重点要从批准、准入转移到对诈骗的认定上。这是有关金融法律或监管体制一个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如果政府监管机构把重点转到防止诈骗上，那么就需要法律服务，包括律师、检察院、法院等专业人士来认定的问题。为了适应现代金融、现代经济的发展，金融监管理念必须有这么一场重要的调整。麦道夫诈骗案在2008年丑闻暴露出来以后，个人被判150年有期徒刑，这是超乎寻常的，可以说处罚非常严重。

第六，关于“长臂管辖”。其基本含义是运用国内法对境外实体在境外的行为实施制裁。这个解读各方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所有美国人针对非美国人进行的制裁都是长臂管辖；而美方认为，凡是适用于它的法律且有约束力的境外实体，包括企业和个人（不包括外国政府机关），凡是与美国的有关实体产生了交易，而且这个交易的合同已经明确适用于美方的法律，如果发现有违规或违法的证据，它就可以按照它的司法体系起诉你。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展开讨论。 

要重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法律风险

现在中美贸易冲突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贸易、关税领域，已经涉及到两国关系的广泛调整，那么法律风险对中国的企业就大大上升。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一个特点，他们所认定的一些敌国，包括伊朗、北朝鲜等等，对其核武器的开发要实施制裁，其中一些制裁是由联合国的决议为支撑，这类制裁就不是单边的国内法的运用。另外，他们会广泛、更大程度地运用有关商业条款，对他们认为是违规或违法的境外实体实施制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是不是能掌握证据、获得相关信息，至关重要。这个事情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我们要学会应对这个风险。

很多中国企业，尤其对在高科技领域活跃的中国企业来讲，要认识到这个风险在上升，要有防范措施。比如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马上就有一批欧盟成员国的企业意识到遭受美方制裁的风险，促使欧洲联盟在政府层面和美国进行协商，同时就本国如何免遭美方制裁或制裁的延伸及时做出一些安排，降低遭受制裁的风险。中国政府也应该积极地出面协商，做出某种安排，不能让我们的企业未来面临大面积的不确定性；当然企业也要进行这个方面的事先准备，以及当风险事件发生以后，积极寻求法律的服务。

最近，美国一个电视台就“华为事件”采访了一个有名大学的国际法方面的专家。这位专家说，如果加拿大的法庭能够发现这个事件中包含了某种政治因素，就可以拒绝美方提出的引渡要求。换句话说，加拿大法庭审判有司法独立性，它会满足加美之间已经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这个条约在过去很多年在执行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这么重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发现美方的起诉或引渡要求有政治背景，加拿大法庭就可以合情合理做出自己判断。我觉得这位法律专家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寻求积极妥善处理类似事件的方式，而不必很快升级到双边外交关系层面。

企业合规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而且很多企业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对经济发展制约越来越凸显。我们在未来考虑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升级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也希望我们的企业自身和我们的法律界要加强这个领域的合作。

（编辑  季节）

2018年3月8日美国宣布对钢铝制品进口加征税，从而揭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现在看来，中美贸易战是不可避免，而且可能长期化。目前，两国贸易争端还在不断升级。7月6日和8月23日美国先后对中国的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产品加征了25%的关税。 9月24日美国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了10％的关税，并宣布将从2019年1月1日起把加征的关税提高到25%。特朗普还一再扬言，将对到目前为止尚未加征关税的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和美国贸易争端的原因

    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有明面上的理由，也有深层次的理由。明面的理由是中国对美国保持了大量的贸易顺差，特朗普认为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事实上，中国对美国有顺差，按定义就是中国把钱借给美国了。我们借给美国这么多钱，他居然说我们占了他的便宜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贸易逆差同美国的就业问题有关系。美国对华贸易保持逆差，虽然在总体上对美国经济有利，但对美国国内的蓝领工人不利。他们认为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他们的工作岗位挤掉了。美国政府本来应该通过财政手段对收入进行再分配；通过种种手段实现产业升级，为美国蓝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美国蓝领的收入停滞不前。因而，在美国就出现了以蓝领工人为代表的比较普遍的反华、厌华情绪。

深层次的理由是中国的崛起使美国统治集团感到了威胁。美国把有可能使中国对美国实现赶超的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制造2025代表的中国产业规划、产业政策等归结为有别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结构性问题”。

特朗普本人比较强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但对于美国的另外一些人（如莱特尼泽、纳瓦罗），则强调所谓结构性问题。《2018特别301报告》通篇讲的是中国制造2025”，它认为中国有一个天大的阴谋，确定了一系列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一系列手段。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只是中国改变在制造业落后状况的一个愿景，并无具体实施细则，还远说不上是一个实现国家意志的行动纲领和计划。 

美国政府打贸易战的战略意图

    美国人口头上承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产业，但是它认为中国发展自己产业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美国在《301报告》中，提出了四个主要问题，第一，以合资企业股权限制为手段强迫外资转让技术；第二，歧视性的以获得技术转让为目的注册限制；第三，瞄准高技术产业的海外投资；第四，入侵美国商业计算机系统，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认真研究了《301报告》。我认为这些指责中的绝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基本是建立在道听途说、主观臆断基础上的。

    那么美国政府到底想干什么？特朗普强调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谓再次伟大，就是消除贸易逆差、让资本回流到美国，增加就业等等。特朗普是比较现实的，但纳瓦罗和特莱希泽（特别是前者）则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中国和俄罗斯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是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中俄意图通过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扩展军队及其控制信息和数据，来压制社会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独裁政权企图破坏地区稳定，威胁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盟友，并残害他们自己的人民。跨国威权集团从圣战恐怖主义分子到跨国犯罪集团正在积极地试图伤害美国人。”报告列出了五大“恶人”或竞争对手，中国名列首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对这一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这个报告又提出：“竞争并不等于冲突和战争，竞争是避免冲突的最佳路径。”美国精英集团发动贸易战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保持对中国至少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技术差距，防止中国的国力进一步接近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美中冲突发展为战争。

    美国人是相信能力而不是意图的。我们不想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但是只要你的能力在接近它，那么它就会怀疑你的意图。从美国国家安全需要出发，它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抑制中国的发展，保持和中国的经济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差距。对于一个霸权国家来讲这是很自然的事。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持续了30多年，现在还在打架。中美贸易战的是同地缘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同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贸易战有很大不同。因而美中贸易战必然是一种烈度更高、时间持续更长的持久战。

    最近我到美国去，接触了美国的思想库、接触了美国的商界和美国的民众，有一些新的感受。根据US Today最近一期关于民众所关心问题的民意测验：前几个月民主党支持者的关心问题，第一位是医疗问题，42%；第二位是就业问题，22%；第三位是退伍军人问题，是21%；第四、和五位分别是腐败问题，12%；能源和环境问题，12%。中美贸易战并不在其中。共和党支持者的情况也差不多。中美贸易战问题还还不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事情。美国商界、知识界和其他精英人士对中国的态度有不少变化，但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把中国视为敌人。总之，中美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甚至战略利益（如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因而，我对中美贸易冲突得到控制，在各个阶段都能达成某种妥协还是抱有希望的。 

贸易战没有赢家

    什么是贸易战？按照WTO的解释，贸易战是媒体对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贸易争端的一种夸张说法。争端的双方一般会按照多变贸易规则通过谈判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根据WTO规则，贸易争端应该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如果无法达成协议，WTO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将作出最后裁决，并授权上诉方对拒绝执行裁决的败诉方采取合乎WTO规则的报复措施，如加征关税等。

    如果WTO规则得到尊重，中美贸易争端是可以在WTO框架内得到解决而不至于激化为一场贸易战的。美国根据301条款对中国出口加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身是违反WTO规则的。针对美国根据国内法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实施关税报复完全合乎WTO规则，也符合国际惯例。如果在美国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中国不采取报复行动，美国是否就会就此罢手呢？不会！美国加征关税并非仅仅是为了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加征关税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其主要目的是要中国解决所谓“结构性问题”。因而，除非中国满足这些要求，即便中国不进行关税报复，美国还是会进一步加征关税，或者采取关税之外的更具有破坏性的措施。因而，中国的选择不外乎对美国实施关税报复，或满足美国在所谓结构性问题上的要求。由于对美国到底有何具体要求一无所知，我对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难以置喙。但我相信，对美国实现关税实行有限度的（按比例的）报复，是劝说美国放弃极限施压、放弃贸易战的有效办法。

    大家都说“贸易战没有赢家”，是因为加征关税对贸易双方都没有好处。美国政府最初在确定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时是颇费思量的，因为它不希望加征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和跨国公司造成太大不利影响。美国一些学者指出，在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中，85%都是资源品和中间品。加了关税，美国企业的成本就上升，竞争力下降。另外在这些产品中，60%到70%是美国在华企业和其他外国公司生产的，美国自己的利益也要受到损失。美国扩大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范围，再加上中国的进一步关税报复，必然对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造成更大打击。事实上，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美国政府希望在贸易战中一方面对中国经济造成最大限度的伤害（特朗普一再对中国经济下滑、股市大跌表示高兴），另一方面把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针对美国的谈判策略，中国只能应战，以战止战。只有在真正感受到贸易战的伤害时，美国才会有意愿坐下来同中国达成妥协。如果特朗普依然相信，美国可以轻易赢得对中国的贸易战，他凭什么会同中国妥协呢？极限施压是特朗普的一种谈判策略。其实，特朗普比我们更急取得成果。我们完全可以让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争取尽可能好的谈判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同美国打贸易战应该遵循有利有理有节的方针，以战止战是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们不知道在谈判中美国会对中国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但是我们相信，这些要求也不一定是完全不合理的。对于合理要求我们应该尽可能满足。有些要求不尽合理，但可能并不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这些要求我们也可以作出适当让步。但中国不能接受最后通牒，不能做有损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让步。 

作好应对贸易战从关税向其他领域蔓延的准备

中美贸易摩擦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第一要考虑的是投资战。特朗普的一个重要政策主张是让美国企业回归，给美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美国企业把整个产业链搬回国也不是容易的事。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打造了完整的产业链；如果富士康到美国去建厂，不花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能训练出那么多吃苦耐劳的工人吗？有没有完整的保障系统都很难说。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力量进行研究，随着贸易战的进一步发展，投资战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是汇率战。2016年8月30日，特朗普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他的政府正在重新审视，如何确定各国是否在操纵本国汇率；而且称中国让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近期的经济增长放缓。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又开始抱怨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说这是中国惯用的方式，美国正在密切注意这个问题。特朗普一再声称美元应该是弱势美元。一旦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他就会指控中国操纵操纵汇率。

关于什么是操纵汇率，IMF有明确的定义，美国也有自己的定义。一旦某个国家被美国确定为汇率操纵者之后，它就可以对“汇率操纵国”施加反补贴税。2005年，舒默声称要对中国加征27.5%的关税，他认为中国的汇率低过了27.5%。实际上他的计算很荒唐，是根据不同经济学家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找个中位数，就是27.5%。特朗普会不会以中国操纵汇率的理由再加征关税？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也不能排除。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强迫日本将日元大幅度升值。当时美元的指数是160。现在的美元指数远远低于此数。就中国的立场来说，人民币汇率应该让市场决定，无论美国喜欢什么，如果市场压力要求人民币贬值到7以下，就应该让人民币破7％。在目前，一旦人民币贬值，美国就会说央行操纵人民币贬值。如果找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美国还可能说中国是通过操纵跨境资本流动来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对美国在汇率领域的挑战，中国最好的应对办法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尽早实现从有管理浮动到清结浮动的转变。

第三是金融制裁，特别是同伊朗禁运有关的金融制裁。美国在2018年11月全面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对同伊朗进行交易的公司和个人进行惩罚。中国在伊朗有大量的投资，是伊朗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如果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违反美国的禁运规定，那么,根据美国的“长臂管辖”，它们就要受到美国的罚款或被从SWIFT和CHIPS系统中剔除，从而无法办法使用美元进行交易。

面对这种情况，欧洲采取了几方面措施。例如，它援引《阻断法令》（Blocking Statute）。禁止欧洲企业接受美国的处罚。而中国目前没有类似的法令。又如，欧洲这些国家试图同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建立一个独立于SWIFT和 CHIPS的结算系统。尽管欧洲的这些措施和建议不一定能有效规避美国的制裁，但欧洲国家毕竟是在想办法，反制美国的霸道行径。

第四是破坏全球供应链。班农公开声称，美国应该把中国踢出全球供应链。尽管这样做对美国也会造成极大损失，但不能排除美国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也要把中国逐出全球供应链的可能性。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特别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上游还是下游，无论什么是在纵向还是横向都严重依赖全球产业链。中国不应该主动脱离全球供应链，但如何避免因为美国通过禁运和制裁使中国相关产业瘫痪？这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具体应对方针的大问题。

第五是冻结中国海外资产。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是需要认真考虑。凯恩斯说过，如果你欠银行1万英镑，你受银行支配。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受你支配。中国买了数万亿的美国债。在极端情况下，美国是可以扣押、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外汇储备的。虽然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依然需要做好相应预案。 

加强和美国公众的交流与对话，尽可能减少两国民众之间的误解

    除利益冲突之外，误解在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政治关系之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8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美国开了几次记者招待会，美国记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美国的民众也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人在盗窃他们的技术。我们反问他们，你凭什么说我们盗窃了你的知识产权，证据在哪里？可以说不夸张地说，在我们访美的全程中，美国方面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到底偷了他们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政府在301报告中对一系列中国企业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指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这些被指责为对美国进行网络入侵、技术盗窃的企业似乎并没有站出来反驳301报告、捍卫自己的荣誉。

  《301报告》指控“中核电” 从E-mail上盗窃了“西屋”7万页的技术资料。到网上可以查到，中核电和西屋签订了关于AP1000型核电站的技术转让协议。根据协议，西屋向中核电提供了相当于7万页的技术资料。而这仅是第一个协定。根据第二个协定，“西屋”向“中核电”提供相当于2.1吨的材料加上几百个计算机软件。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中核电”为什么不站出来为自己辩诬。“中海油”等大企业也都面临着这样的指控。中美贸易战同时也是舆论战。如果中国企业都采取“清者自清”的态度，国外舆论就会认为中国企业默认了301报告的指控，美国政府中的鹰派就会得到美国民意的支持，中国就会为这场贸易战付出沉重代价。   

    总之，中美贸易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开发的外部环境。在充分肯定过去40年改革开放巨大成绩、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同时，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的许多具体政策进行调整。否则，我们就难于在同美国的贸易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我们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从2010年到现在历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都看了一遍，我的判断是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国内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不一致

2018年以来，我在《经济导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没有贴上敌人标签的敌人》，第二篇是《不只是贸易战》。我们与美国打经济战、金融战、舆论战、科技战、留学生战、体育战、文化战都有可能。

一直到2018年6月、7月甚至9月底，国内的舆论界还不相信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有的领导不相信性质会转变。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为什么？他说接触和遏制一直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接触和遏制这个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如果原来接触是80%，遏制是20%；现在遏制是80%，接触是20%，怎么会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呢？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对事物本质的变化看不清楚，或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种认知将产生误导。

我看了十几篇美国人的文章，他们都认为中美贸易战肯定要打下去的。我们到现在是不是相信这个贸易战会持久打下去？可能仍然有人不相信，或是认为会停在某一个时点上。比方说，当美国对我向美出口500亿美元商品加税政策出台时，有人就说针对2000亿的加税措施恐怕不会出来吧；2000亿出来以后，又说2670亿可能不会出来。而美国人的认识却比较一致：只要中国不发生变化，针对全部5000多亿美元出口的加税措施一定会出台。

中美之争是道路之争

有些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因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表示焦虑，于是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或说我认为此观点不够全面。比较一下中美实力，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和美国相去甚远，尤其是经济、科技、军事这三个硬实力，我们与美国的距离还很远。美国并不是因担心中国马上就要赶超它才挑战中国，在军事上挑战的同时，在经济上施加压力。

我认为美国对中国产生不安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发展速度都不是它最主要的关注点。如果我们按照美国认为“合理”的方式去发展，也许我们发展快点儿它也不在乎，因为它认为可以跟我们竞争。现在美国认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党和政府起主导作用也好，违反了它所谓的“规则”，它很难与之竞争。因此美国打击的是我们的增长方式。进一步看，中美之间的争论是道路之争，这是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还说美国打贸易战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变化了，那就片面了。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四十年的情况。

换句话说，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利用了美国或者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美国所主张的“市场规则”行事，因此就要打压我们，迫使我们去改变。如果想继续享受美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好处”，那就要按照美国的“规矩”来办事。否则这个市场将对中国关闭。

我们现在国内的舆论，报纸上、电视上宣传的是什么呢？说美国大多数企业都反对加税。这个说法没错，因为它制裁到了在华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头上，因为在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向美国的出口量，远远大于中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却忽略了也正是这些企业向美国政府告状，说你必须让中国公平地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一点却没人说明。

我们也没有告诉大家，美国是认真对贸易战的损害进行过评估的，它的政策出台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一项政策出台，美国会受到多少损失，中国会受到多少损失，它经过了认真的评估。一个经济学家对我讲，美方内部有讨论，认为他们的损害是可以控制的。他们计算，中国的损失将是美国的8倍。我们现在对我们可能在对美贸易战中会受到的损失估计过低。而美国是经过损害评估，愿意承受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代价，是下了这个决心的。美国经济界会有反对的声音，确实美国很多产业链都在中国，但是美国是会坚持这个做法的，因为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压中国改变。它对贸易进口加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其实美国并不在乎这个贸易逆差，只有产生逆差，美元才出得去。如果都是顺差，美元就出不去了，美元还怎么占领世界？所以它的政策出台针对的并不完全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我认为美国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将产业链挤出中国。现在产业链已经开始移出中国，东南亚国家完全可以接收，这些国家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而且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更低。无论将来中美谈判结果如何，产业链的转移都难以避免。因为投资者会考虑把产业放在一个目前全球最大市场的对手家里，未来的市场安全、稳定的不确定性太大，因此肯定要考虑至少是部分地转移。不转移的部分主要是为了中国国内的市场。第二就是要遏制中国沿着现在这条道路发展，逼迫中国采纳美国认可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不会轻易结束。

现在，国内对我们在贸易战中将要受到的损失的评估过于乐观。有人计算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速的0.4%-0.5%，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猜想是把对美的5000多亿出口乘上6点几的汇率就是3万多亿人民币，这占中国GDP的0.4%到0.5%。有一个民企老总跟我讲，在福州，一个外资企业来投资建触摸屏工厂，准备出口到美国。他已经投了一部分资金，但他看贸易战一打，就撤资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将来还会发生。

因此，在估算损失的时候，不能只说那5000多亿美元没了，因为这5000多亿连着中国和东盟53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韩国3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日本2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贸易合起来不只10000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是进口的原料、零部件或者中间产品，加工以后再出口。比方说，我们出口到日本、美国的服装，有不少是我们先进口面料，做了服装再出口。如果对美出口的5000多亿没有了，那么很多进口也就没有了。这是交叉贸易，它影响的不止是5000多亿美元。当然我们也没赚到这5000多亿出口应该赚到的钱。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以及进口商、分销商都从中赚了钱。这5000多亿美元的损失对就业、对社会的稳定、对很多家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估计损害时除了直接的损失，间接的损失也要包括进去，尽量更全面些，这样的评估才对决策有用。

中美双方的喊话不在一个维度上

中国发表的白皮书非常详细地用数字说明了问题，而且最后也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这很有必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明确的立场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也感到，中美双方没有在一个维度上讲话。中国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问题。美国不了解这些道理吗？它一清二楚，它不是因为不懂这些道理才跟你纠缠的，它的争斗不在这个维度上。中国指出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受益更大，实际上美国全都知道这些事实。

我们讲，技术转移双方都是自愿的，双方是签了协议的。但是我们没有谈我们的市场换技术，市场换技术算不算强迫技术转移？按照美国的理论，我这个东西优秀、比较好，应该直接进入市场，不应该有一个门槛。自由竞争嘛，我的东西好就应该能进入你的市场，为什么还要市场换技术？我们说我让了市场，就应获得技术。我们现在用比较利益学说解释国际贸易，我们之所以能进入美国市场，因为我们东西又便宜又好。它也谈比较利益学说，说我的技术比较利益比你的高，所以我应能进入你的市场，而不应该用技术换。我们的维度不一样，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回应。例如我们应提出美国技术市场不开放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

建议大家重温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毛主席在文章中讲了战略退却，他讲不会战略退却的人，也就不会战略进攻。毛主席专门讲了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当时我们是弱者，弱者和强者打仗必须有退却，正面硬拼是不行的。因而我主张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步并非是投降，而是为了赢得主动。在中美经贸争端中针尖对麦芒，我不认为是适用的。你要有一定的战略思维，有一定的安排，集中力量维护好这个市场，从而发展自己。我们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努力发展自己，不要有一点成绩就吹牛。

我们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做好战略上的安排，为了未来能够超越。要是现在硬拼把市场丢失了，那是很成问题的。另外，不要幻想这场斗争会短期内结束，或者只会限于经贸领域。总之，我们要认清中美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个认识下如何发展未来的中美关系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编辑 季节）

关于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中间状态，这种经济形式就是特许经营。

为什么要设立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就是由政府特许民间经营的一种形式。政府特许经营的制度安排，或者是由于这种经营占用了公共资源；或者它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这种经营有可能对市场秩序发生扰乱；或者是由于这种经营会产生巨大的不公平不公正。总之，政府认为一种经营会涉及公共利益，它就有充分的权力干预这种经营，实施准入、监管、价格管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公正。

政府将经营权授予民间而不是设立国有企业，其理由就是政府希望引入市场机制，通过适度竞争来使经营有效率。特许经营是介于国有和民营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政府的准入管理和监管，以及通过市场竞争，它可以兼得效率和公平。传统经济学那种认为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只有效率优先，公平才能得到的理论和观点，正是特许经营这种制度安排不屑一顾的。

现代特许经营的最典型实例，就是世界各国都实行的出租车制度。

什么是特许经营——从出租车谈起

出租车是一个小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城市出租车提供门对门、快捷、舒适的交通服务，特别适合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者、负重者、旅行者和某些体现身份者的出行需求。但是，出租车始终无法放开经营，必须由政府对其实行限制和管制，主要是几方面原因。

首先，出租车占用稀缺的公共资源——城市公共道路。出租车数量太多会造成城市交通拥堵，政府必须限制出租车的数量。

其次，出租车涉及人身安全，必须建立完善的准入机制和责任赔偿机制。如果政府对大量个体出租车实行直接监管，由于监管跨度太大，监管难度和成本过高。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分级监管，也就是政府监管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监管出租司机。

第三，出租车必须遵行准入条件。由于限制了准入数量，为了保证公平同时保证优质资源进入行业，政府设置了一系列准入条件，并通过市场竞价挑选准入者。

第四，统一定价。由于限制了出租车的准入，如果放开价格，就会使得出租车这一承担了公共服务性质的交通工具抬高价格和无序竞价，公众不堪负担，而且会受到很多困扰，影响交通秩序。黑车就是这一无序状况的最好写照。因此政府对出租车实行统一定价。

第五，需要限制利润。由于限制性竞价和统一定价的双重作用，出租车行业运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利润被限制在资本成本附近。它满足了在占用公共资源和公共需求前提下，各方利益平衡的公平结果。

将其他的车辆排除在外，只允许政府批准的车辆或公司运营，就是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这种特许经营，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特许市场，特许主体，特许租金，特许价格，特许利润和特许规则。在不同的特许范畴内，这些特许特征的作用或大或小。但是，政府还通过打击黑车，保证特许经营的垄断性和严肃性。

政府为什么有权对城市出租车业实施特许经营

第一个理由是出租车占用了城市道路的公共资源。城市道路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修的，这个公共资源的受益对象应该是公众，而不应该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资源。

第二个理由是交通秩序。出租车数量多少涉及交通秩序；限制数量会引起价格混乱，造成市场失序，而尤其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搭乘出租车，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价格混乱、市场失序都会损害这些消费者者。

第三个理由是安全。出租车涉及公众特别是乘车人的人身安全，政府必须进行严格的前置监管。维护公共利益、秩序和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为这所有的理由或其中一个理由实施特许经营，是政府合法的权利。

特许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公平产品。在出租车这个例子里，政府提供了占用公共资源的公平，乘车人价格合理的公平，以及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公平。同时政府也提供了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公平。而特许方式由民营经营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有限竞争的环境，以提高经营效率。同时有限竞争也能够减少监管成本。

为什么说特许经营是一种能够满足公平的经营方式

首先，通过竞价准入政府获得了一笔特许费，这是占用公共道路的租金。政府可以利用这笔租金扩建和维护道路，维护公共交通秩序和安全。

其次，通过统一定价，乘客避免了讨价还价，坑客宰客等等交易成本。

第三，通过严格监管，乘客获得了人身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法律、条规对出租车的安全和经营提出要求，例如司机的资质审核，司机的日常教育与监督，对司机拒载等违规行为的处罚，汽车的保险和交通事故的处理，事故的责任赔偿等等。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进行全面监管，这种监管的作用是将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而不仅是事后赔偿。这种监管被称为前置监管。因为特许经营的授权来自政府，政府最终要对质量和安全负责，前置监管，将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基本准则，它不但是质量控制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经济人性化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四，出租车公司获得了一个自愿而满意的利润。因为出租车公司是通过竞价进入的，如果他预期利润不能达到资本成本，会退出竞价转作他投。在限制价格和不存在特殊进入壁垒的情况下，对资产的公平的市场竞价，其获益必然趋向“资本成本”。获得这个收益，是出租车公司进入竞价程序的目的。

从出租车老板的角度看，如果实施竞价，他们得到的利润空间不会高于资本成本。而资本成本的回报，不但高于他们的预期，而且没有过度竞争的风险。由于政府对合理成本的匡算是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如果公司经营得好，可以获得高于资本成本的回报。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却得到一个稳定的资本成本甚至更高的回报，这是大多数投资者梦寐以求的生意。其次，从经济理论和社会的角度看，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出租车老板是“循环流转”式企业的管理者，不应获得企业家的创新“溢价”。作为公共资源的特许经营者，竞争有限，对预测未来市场的能力要求不高，因此不能获取企业家的不确定性“溢价”。

产生于西方早期的特许产品的发展

特许经营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是franchising，指的是企业连锁特许经营模式。比如麦当劳，根据连锁特许经营协议，连锁特许商把技术、工艺、知识产权、企业模式的使用权、品牌和以该品牌名义出售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权等给予连锁店；连锁加盟店支付某些相关费用并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包括销售价格，产品和服务质量，事故责任等。显然，特许主体，特许租金，特许价格，特许利润和特许规则等等，是特许经营的一般特征。第二个是charter，是由政府授权给企业或者个人，从事某项业务或者运营某个机构。在西方，教堂被认为是公共产品，最早产生并至今仍然有效的charter是英国七世纪国王授权给教堂的土地。政府授权教堂建造地和自养地，授权教堂的收入可以不用纳税。

1600年英国皇家特许成立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从事贸易。英帝国的殖民地都是以charter形式特许经营管理的。英国在北美殖民地还特许成立了西北公司，控制当时最有利可图的从北美向中国进行的皮毛贸易。

欧洲农村的村庄都有一块公共用地，它是由集体授权产生的，耕种由集体承担，收益用于支付公共负担和救济。这种制度带有部落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结束了这种集体的自我特许经营。

美国早期经济充斥着特许经营。除了土地制度继承了英国传统之外，早期的联邦制和联邦主义使得各州在经济上拥有较大的发言权，重要的经济领域都实行了州特许经营权。

例如19世纪中期以前的银行都是单厅银行，不但不允许跨州经营，设立第二个营业厅都不允许，直到19世纪末期，单厅银行已不能适应规模经济的需求，当时的财政部长写文章呼吁各州议会放开管制，银行才实现了规模发展。但是大银行体制不断产生金融危机，国会又不断立法并成立相关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管制。美国历年积累下来的对储蓄系统和保险系统订立的监管规则达十多万条，设立的各种监管机构有七个之多，此外，在联邦和州都有许多由政府运营的金融机构。即使这样，美国仍然是金融危机不断。所以，美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一开始就实行了特许经营，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就是特许经营的延伸。

在20世纪以前，跨州贸易有许多限制，各州境内的采矿、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修建、货物运输以及其他一些商业活动都实行特许授权。188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一案中，指出商业管制应由联邦政府进行，把州政府的管制和特许权力转交给了联邦政府。1887年，国会在经过激烈斗争后通过了《州际商业法案》，建立了第一个联邦管制部门“州际商业委员会（ICC）”。至今，美国的州政府仍然对州内的某些经营拥有部分权利。例如2012年，我们在怀俄明州调查了解到，对该州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州政府有严格的资源税，由于环保监管和当地福利的要求，这些资源长期没有获得批准开采。2018年2月，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怀俄明州不顾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批准在著名旅游胜地杰克逊小镇南五公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又如，位于南达科他州里德镇的北美最大和最深的金矿homestake（豪姆斯德克），由于金价下降，该矿于2002年关闭停产，金矿的蕴藏量仍然丰富，但当地政府因环保问题和工会问题不批准重新开采的许可证。

美国政府从不认为自己没有监管和特许经济活动的权利，争论的核心是这个权力在谁手里。代表北方大资产阶级的共和党认为，这个权力应该归联邦政府，而代表南方农场主的民主党认为这个权利应该在州政府手里。在管制权和特许权逐渐从州转移到联邦手中之后，民主党转而主张联邦政府加强管制和特许，而共和党转而主张联邦减少监管和特许，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已经羽翼丰满，开始嫌政府碍手碍脚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比较混乱，充满投机和腐败，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辛辣讽刺和谴责了这个号称自由经济的“强盗资本主义”时代。所谓自由经济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权利的语境。罗斯福新政结束了这种强盗式资本主义，建立起一系列对经济的监管措施。以后历任总统都根据需要出台新的监管规则，例如许多行业需要申请经营许可，对许多产业制定了产业规则即产业政策，有些则实行了限价和竞价政策。这些都带有特许经营的性质。

         表1 美国现在需要申请联邦牌照和许可的行业

                                                                             此表来自于美国联邦小企业局网站

表1是美国现在被认为小企业有能力进入而需要申请联邦牌照和许可的行业。其他需要联邦牌照的还有：化妆品生产，进出口，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和储存，药品生产和销售，医疗设备制造，烟草（所有环节除了零售），海关报关经纪业，金融服务行业（投资公司，经纪业务，银行，催收债款，等等）。地方政府有更广泛的牌照管理，如拍卖公司，建筑施工公司，干洗店，牧场，管道工程，餐馆，零售，甚至自动售货机器。

需要申请经营牌照，其实质就是特许经营。美国几乎所有涉及公共资源和公共安全的产业，都需要经营许可。而且，经营许可和产业监管往往联系在一起，有特许就会有监管。美国发展早期由于企业规模小、系统性差，监管相对比较松弛。罗斯福新政之后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对规模经济的产业监管。美国产业监管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深入性，就连许多美国经济学家也不甚了了，因为这些监管是政治家根据百姓的需求通过立法设立的，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关系不大。

       表2  美国监管最严的十大行业及其监管科目的数量

表2是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McLaughlin和Sherous两位教授基于2014年的监管数据库，按照监管条例中的监管项数量计算的美国监管最严格的前十名行业。

2017年，非储蓄和储蓄信贷中介，两大类相加的监管项数量高达63256项，其增长居各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保险和职工公积金行业，监管项数量55664项。也就是说，目前储蓄和非储蓄类信贷业监管项近12万项，四年以来，增长了86000多项。这还不包括证券业等其他金融类别，所有金融业的监管项很可能超过20万项。相比之下，中国金融业监管条例中的监管项很可能不会超过千数项。中美两国经济监管的差距太大，这种差距还不算中国对富人税收的巨大优惠。

由于美国各州可以立法成立州立企业，美国联邦层面也有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在金融业和交通业，所以特许经营基本上被经营许可和产业监管所取代；竞价进入、限制价格，并通过两者限制利润的情况已经比较少见。但是出现了一些变种，通过其他方式间接限制价格，也间接限制了利润。美国的房地产和香港的房地产就是这种情况。

美国的房地产产业政策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低收入者住房政策。欧洲从工业革命开始时，国家就参与为底层工人提供住房。最早给工人建集体宿舍的，是法国1775年（路易十六时期）建的阿尔克-塞南皇家盐场的部分建筑（Royal Saltworks at Arc-et-Senans，现在是联合国世界遗产）。今日法国仍十分重视公共住房建设，并于1998年立法，规定每一个法国市镇住房总数的20%必须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廉租房，这在欧美国家中十分突出。英国工业革命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出现许多贫民窟，出现大量社会问题。1885年英国出台“1885年工人阶级住房法案”，鼓励地方政府关闭有危险的贫民窟，改善居住环境。后来美、德等工业国也陆续出台解决低收入劳工住房的措施，但西方全面实施公共住房政策是在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惠顾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要和促进住房资本市场的举措有三方面：一是联邦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即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三是为政府低收入住房提供金融担保，以及为商业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两房机制。这些举措的立法保障都源于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从第一部1937年的住房法案，到后来不同时期不断修订的住房和城市发展的法案，以联邦的资金支持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改善社区环境，改造旧贫民窟，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资金流动性等。

目前，美国有超过120万家庭居住在各种形式的公共住房，包括廉租公寓等，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美国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负责全国的公共住房项目，包括：管理社区发展的计划和财政援助项目，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为新建和翻建住房提供财政援助，为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和多人口家庭提供帮助，制定和执行有关住房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防止在住房方面的歧视，以及政策发展和研究。2015年该部年度预算是480亿美元，其中290亿用于公共住房，70亿用于社区规划与发展，70亿是必须支付的扶助项目。1980年，桑德斯当选佛蒙特州伯灵顿市长。他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在他当市长的8年间，伯灵顿市成为美国第一个社区土地信托基金支持住房的城市。它通过社区控制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将住房使用权与土地拥有权相剥离，从而使住房费用可承担。符合条件的居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房屋的“使用权”，售出时也是限定回报的出售价格，卖给符合条件的该城市居民。

社区土地信托与一般住房非营利组织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它主要关注产权房而非租赁房，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着重建造租赁住房，但是社区土地信托认为租户应该对自己的住房拥有产权控制，是其运营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第二，它是真正的社区组织，社区土地信托采用会员制，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中，土地信托住房居民、拥有一定职业技能或商界的人以及更广大社区居民各占三分之一。社区土地信托还大量依赖义务劳动和社区参与。这两点使得低收入社区变得可持续发展。2008年伯灵顿CHT社区信托基金被授予联合国人居奖，认为其创新模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可持续、耐久、可复制的。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美各地有大约250个社区土地信托，遍布全国各地。社区土地信托也开拓更适合的发展模式，比如在旧金山湾区，社区土地信托的作用是帮助建立住房合作社。很多买房人在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中抵押贷款缩水，但这个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住房合作社身上。在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尼亚、新西兰等国，社区土地信托方式也在兴起。

1968年，为了促进家庭拥有住房，美国联邦政府设立“政府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GNMA） 或吉利美， 这个机构隶属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为联邦资助的低收入住房的贷款机构提供担保，使得贷款机构获得比资本市场中更好的成本。同时，设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即房利美，目的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形式扩展贷款二级市场，使得贷款机构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住房贷款，而不过度依赖地区的储蓄和贷款协会。房地美和房利美（总称两房）是针对所有商业住房的抵押贷款，不包括政府惠顾低收入人群的公共住房。地方政府还有一些根据地方特点制定的政策，例如在纽约州和加州这些住房价格高昂的地方，政府立法规定，高层住宅的一二层是低收入住房；纽约市还限制住房租金的增长水平，所有这些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商品房的价格。

在美国，土地并非稀缺资源，除了少数特大城市的特殊情况外，美国的房价不高。在美国感到住房负担困难的是底层的少数人。尽管人数较少，并且美国的土地并非公共资源，但住房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政府有责任满足“居者有其屋”的需求。低收入住房政策在解决许多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同时，限制了商品房的价格。这种政策虽然有别于提供公共产品，但它提供了公平产品和公平价格，这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公平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它把过去仅限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产品投资，扩大到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上来，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交通和通讯。现在美国需要竞价进入的产业，主要就是交通和通讯。除了医、教、住、养、行这五大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美国政府还在涉及社会公平公正问题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干预和补贴，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小企业局，负责小企业的咨询、融资和产品销售；农业部不但实行农业的指导和补贴，而且还向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美国的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航空航天局及公立大学等机构都拨出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科研补贴。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监管、补贴、特许和指导是全方位的。

香港房地产发展的演化

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的住房政策是完全市场化的，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这种决策源于对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缺乏研究。

香港土地极度稀缺，香港港岛和九龙的土地归政府所有，属于公共资源。通过竞价拿地，政府收取土地租金，这笔租金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推出“公屋”，也就是廉租房计划，租金相当于市价的四分之一；开始主要针对灾民、搬迁居民和下层公务员，数量较少。1973港英政府成立房委会，统筹政府各部门兴建的公屋，并通过其执行部门房屋署规划兴建公屋，使公屋大规模扩展到低收入阶层。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已有约200万市民入住，占香港人口三分之一。公屋的运营，除政府提供免费土地和低息贷款外，房委会还通过出租公屋配套设施（商场、街市铺位及停车场等）作为补贴。这些出租设施的本质，是低收入者自已补贴自已，必然入不敷出。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公屋逐渐成为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1978年，房委会推出“居屋”计划，以市价70%的价格出售，其获利用以补贴公屋。到2003年居屋计划停止时，共推出超过42.2万个房屋单位，有100多万人入住。住在公屋和居屋中的香港市民已达51%。

我们可以看到，居屋计划类似于出租车公司的政策，居屋按市价70%的价格出售，这是一种不固定的价格限制，它起到了三个重要的价格作用。

    首先，它保证政府获得一项重要收益，就是市场价格的土地出让金，也就是到2049年的土地租金，它相当于出租车公司的竞价准入金，也就是稀缺公共资源的占用费。

    其次，政府还得到一笔相当于资本成本的利润。在1988年之前，这两笔费用都用于补贴公屋运营，因此，公屋和居屋都得到较快发展。

    第三，政府提供的低于市场价格30%的房屋，起到了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作用，事实上提供了一种政府希望的具有公平性质的价格系统。它提供了三个有限的公平效益：第一，对下层中产阶级有益处，使他们不至于买不起房而跌入底层；第二，对中上层中产阶级而言，“居屋”的推出可适当平抑商品房价，减轻他们的置业负担；第三，理论上减少了大地产的收入。

    但是，香港这种提供公屋和居屋的房地产政策，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获得最大利益的仍然是大地产商。居屋政策使政府获得了市场价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当于资本成本（10%左右）的利润，而它的价格是市场价的70%，也就是说，香港地产商的利润率在40%以上，它享受全世界最低的税率，而它出售的是稀缺公共资源，也就是说，香港地产商是把稀缺公共资源在最高利润率和最低税率的情况下装到了自己口袋里，把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转移支付给了私人。

对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些乱象的分析

关于网约车

美国出租车司机入职需要进行实地指纹检查，并和FBI系统和司法部联网，核查司机背景，合格后才能聘用。而美国网约车司机的背景调查，是使用第三方调查公司。由于背景调查信息有限，常使得不该开车的人会成为网约车司机，包括曾经有犯罪前科的人。还有许多没有经过充分培训的司机，这使得网约车事故率和犯罪率比出租车高很多。由于网约车的削价战略，网约车司机会变相增加费用：临时跳单爽约、绕路等等，不如出租车服务牢靠。随着uber大大超过纽约出租车数量，成为最大的网约车公司，它从开始的低价战略开始提升价格。出租车的价格是政府确定的，但面临网约车的不公平竞争，导致有出租车公司申请破产。美国各个大城市也在考虑下一部如何监管。网约车的出现在各国都冲击了出租车系统，引起了混乱。在工会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网约车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我国出租车系统的混乱是有历史原因的。起初出租车市场放开时，没有采取竞入制，而是实行准入制，给出租车系统管理的腐败留下了巨大空间。政府把城市公共道路占用租金无偿转给出租车老板，造成了出租车经营者的暴富，也带来黑车屡禁不止的遗患。网约车的本质是黑车合法化。黑车的本质是没有获得特许经营，非法占用公共资源、不提供人身保障且获得高利润，对特许经营下的出租车系统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网约车出现的另一现实问题是，大城市公交系统的线路和站点设置不合理，网约车利用私家车进行公共运载，没有增加公共道路负担，是它的一个合理之处。

美国出现滴滴有其特殊原因，因为地广人少，跨城市交通缺少出租车运营，所以很早就有鼓励私车搭载的法律，例如车里如果只有一个人，就上不了特快线。所以美国在上班时搭载私车，并付一定报酬，早已成了习惯。

香港针对这种情况，出台了红绿蓝三种出租车，红车只能在港岛运营，绿车在九龙运营，兰车在大屿山运营，根据运营情况采取不同政策。香港的做法优于美国，大陆应该学习香港做法。可以充分权衡，考虑将滴滴这一类公司纳入到出租车运营体系中来。

关于疫苗的经营

从政策的角度，医药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称为信用药，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强制推行、利润有保证的药品，疫苗属于这一类药。第二类称为市场药，是由医生开方，医院采购，市场化生产的药。第三类是引进药，第四类是创新药。医药改革的头号问题就是信用药，因为它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这类药如出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就会辐射到所有药业。信用药的生产只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企，一种是国家特许，药监系统必须有驻厂特派员监督整个生产流程和检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关于互联网金融

美国1956年和1970年修订的“银行控股公司（BHC）”法案规定，银行不可以从事商业。2010年的dodd-frank法案又进一步限制了新的“工业贷款公司”得到储蓄保险，这坚定了美国金融监管者要将商业和银行业分割清楚的意图。其目的是要防止股东挪用储户的资金，使得银行服务更能体现“审慎原则”，防止商业与金融混业经营难于监管带来的风险。沃尔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希望拥有银行牌照，至今未获批准。美国最大电商平台亚马逊也不拥有银行牌照，只是给其供货商提供小额贷款，使用的是亚马逊的自有资金，目前在美国、日本和英国共贷出30多亿美元。

2006年，美国有两个公司开始创立网上p2p借贷，出现违约和流动性枯竭问题，当时几乎没有监管。2008年，美国证监会出台政策，认为这样的模式等同于“销售证券”，要求所有p2p公司必须向证监会登记其产品，定期公布投资产品的详细招募法律文件，一度使得p2p公司暂停发售新产品，并使得一家英国p2p公司被迫退出美国市场。不久前，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指出，下一步可能需要对p2p有更多的监管，例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美国最大的p2p公司lending club 只有市值14亿美元，仍然是负利润。

印度央行2017年出台类似美国的p2p监管规定，要求借款人向央行注册登记，规定出台前，印度共有30个p2p平台，截止2018年8月，只有5家平台完成注册。

在中国，至2017年10月底，全国累计平台数量达5306家，在运营平台1779家，累计问题平台3527家。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平台失联、提现困难和停业等方面。显然对比美国和印度，中国需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中国要建立现代法治经济和现代经营方式

现代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几乎没有哪一个细分产业是不受监管的，由法律和政策条规建立起来的监管框架构成了一个产业的产业政策。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产业是没有产业政策的。那些认为不需要产业政策的人，完全不懂什么叫现代经济。

监管政策和产业政策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法律基础。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意味着现代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法治经济、产业政策、经济规矩没有立起来，这给长官意志留下了巨大空间。没有法治经济就不能建立起经济的长期预期，经济就必然处于混乱的投机状态和长官意志状态，相应的，整个金融系统不能建立长期的金融预期，就会带来极大的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大大提高了经济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

现代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的经营方式是多元化的。从全资国有企业到完全市场化，形成了经营方式的全链条，其中至少包括了以下十种经营方式：全资国有；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国有资本是被动投资人）；有价格管控的特许经营；有价格间接管控的特许经营；没有价格管控的特许经营；监管较多的民营；监管较少的民营；国家给予补贴和优惠政策的民营（例如美国小企业局管理的小企业、农业部补贴的农业，以及能源部、国防部、宇航局等机构所补贴的高科技产业等等）；以及个体经营。

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是为适应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政府的职能从提供公共产品扩大到提供公平产品，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医、教、住、养、行这些涉及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方面。说到底，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是为了现代社会经济公平，社会公正以及国家安全所实现的发展。

我们改革出现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完整。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论述中，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个程序正义；调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手段消灭两极分化，降低贫富差距，调动法律手段消灭腐败、消灭公共利益不当转移、消灭偷税漏税等不当获利，是第二个程序正义。共同富裕是指公平和发展的有机结合，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富裕，没有公平就不能达到共同。所以公平发展就是邓小平论述的结果正义。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国家战略的根本。现在有人曲解邓小平理论，用程序正义替代结果正义；另一方面，也严重曲解了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这种曲解，不能对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思想带来影响，并对改革开放的路径造成干扰，其中就包括含有特许经营方式在内的多元化经营方式和法治经济。

我们在下一步的发展中需要目标和路径更为清晰，为所有的经济人都建立起长期的理性预期。这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坚持我们的目标，正确设计我们的路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  季节）

中美贸易摩擦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美国要破坏和阻止、干扰中国快速发展，千方百计不让中国发展超过美国。

很多人包括西方战略界一些人都认为，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中国发展的目的，应该争取牵头形成所谓的“国际统一战线”。问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做到这一点吗？美国战后经营的最重要的盟国体系实际上是跨大西洋联盟。美国能够拉拢欧洲、或者欧洲会策应美国，一起来形成一个遏制中国的战略吗？  

美欧同盟内部已发生重要变化

把中欧关系或者中美关系，和美欧关系做个比较，它们显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无论是我们和美国的关系，还是我们和欧洲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和欧美关系相比较。欧美在二战后一直保持着一种军事同盟和政治同盟的关系。冷战时期这一关系就是彻头彻尾的军事同盟。苏联解体以后，欧美在定义上调整了一下，称之为政治军事同盟。我个人判断，这个同盟关系今后还会保持下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这个欧美跨大西洋同盟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美欧正式结盟，起始于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如同任何军事同盟，北约的成立也是针对第三方的。北约最大的目标就是当时的苏联。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动力明显减弱了，这是美欧同盟走向松散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很多人没注意到，欧洲、美国这两支力量的共同战略出现了分化。美国的战略重点曾经一直在欧洲，现在不是了。前几年奥巴马说美国要重返亚洲的时候，除了中国，世界上另外一个最关心这个问题的就是欧洲。欧洲在安全上长期依赖美国，突然间美国要重返亚洲，就是要离开欧洲了。所以欧洲人觉得焦虑不安。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战略意图进一步明确了。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国家间竞争重新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不再是国际恐怖主义了；第二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过去俄罗斯是它的头号竞争对手或战略对手，并没有公开点中国的名，现在不仅点了中国的名，而且还把中国挪到了俄罗斯前面。现在美国人的意图很明确，俄罗斯还是它们的战略对手，但中国排在第一位了。这就看出来，欧美的战略重点已经分化，因为欧洲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一再强调“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意味着它和盟国也要斤斤计较，要明算账、勤算账了；不能因为讲政治、讲盟友就可以让欧洲国家继续搭美国的便车了。总之，由于特朗普搞经济优先、美国优先，欧美间长期的经济利益矛盾将更加突出和尖锐。

欧洲不会在中美贸易战中轻易“选边站”

    美欧这么好的盟友关系，冷战结束后欧洲为什么要搞欧元呢？当时欧洲人搞欧元的时候，美国人问过欧洲人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两者经济上的竞争是长期的，一以贯之的。如前所述，特朗普上台后搞美国优先，把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由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现在欧美在战略上究竟有多少共同的利益？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它们有多少共同的战略利益？这是需要讨论的，就是欧洲人会不会和美国搞统一战线对付中国。

    美国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任何分歧，而是把中国作为另类国家来看待，对此我们不要抱任何的幻想。它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不会变化的。即使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个“离心离德”的总统，以及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欧洲人在对中国关系的问题上仍是坚持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此我们应该要保持清醒认识。

    虽然意识形态上欧美是一起的，但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我认为欧洲人不会轻易“选边站”。也许更准确地说，欧洲国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被迫选边。

    尽管美国正在努力拉拢欧洲共同来遏制中国，但很难做到。美国会有些什么举动？比如欧美共同施压，让我们在WTO问题上做一些改革，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欧盟在2017年12月20日发表了一个报告，把中国的经济制度说得一塌糊涂，认为由于中国政府控制所有的经济资源，西方不能够和中国展开公平竞争。

但是欧洲人很现实。欧盟无疑也希望迫使中国做出改变，但它同时也明白很难让中国改变其制度。基于此，欧盟的做法和特朗普政府并不相同。一方面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并且新发明一套标准规则来应对中国产品的所谓“补贴”和“倾销”。另一方面，欧洲越来越意识到了中国市场对于欧洲国家的重要性，这决定了它不愿意轻易放弃中国的市场。2017年中美贸易额是5000多亿美元，中欧贸易额是6776亿美元。其实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洲，是欧盟28个国家。它是一个统一市场，要把它作为一个贸易体看，我们的产品到了希腊，就等于进到5亿人口的全部市场了。与此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欧洲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2017年以来，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德国的最大出口市场。正因为这一点，德国也好，其他欧盟成员国也好，越来越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贸易战中进行“选边站”。

（编辑  季节）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此前30年，中美经历了从对抗到和解的过程；此后40年，两国关系虽有曲折，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现在，中美关系正走向一个新的不确定时期，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双方关系的下滑是明显的。这种变化不仅将对中美两国产生重要影响，也会牵动整个国际形势。当前，我们需要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妥为应对。

中美关系的基础已与以往不同

首先，应当看到，中美关系势必发生某种调整的原因，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是双方综合国力差距缩小，呈现出竞争态势。

回顾历史，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能够实现和解，其原因不仅在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双方经过多年对抗，彼此对对方力量的限度有了充分认识，双方都认识到，和解而非对抗才符合彼此的利益。中美和解之后，两国的合作先以安全为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迅速展开，在全球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也不断扩大。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后的几十年里，中美互信的基础是，两国综合国力相差悬殊，双方在安全领域互有需求，在经济领域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可以实现互补。

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四十年大体经过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是两国关系最好的十年，虽然双方有所矛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近二十年，两国关系总体维持向上，但其间有所动荡，发生了制裁、炸馆、撞机等事件。应该说，这二十年中美关系能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所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双方都认识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也受到其他因素的牵制，如海湾战争、9·11事件、美伊战争等。最近十年，中美关系看似波澜不惊，但一些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特别当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双方原有的互信逐渐动摇。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华政策已经开始调整，只是那时美国内部的意见还不很一致，有关动向也未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然而，近一年来，美国朝野在对华政策必须调整这一点上已形成共识，虽然最终的目标，即把中美关系定位为何种性质、采取何种政策尚不很明确，但走向大国竞争的态势是明显的。

中美关系为何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力量的兴起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发生和发展而引起的。

第一，国际形势不稳定，原有的治理体系逐渐失效。自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未能太平无事，如人所愿建立起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地区性动荡和战乱此起彼伏。同时，自那时开始的一波全球化近期出现退潮。这一波全球化的推手是信息化、高科技，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快速转移和全球人口大规模流动。全球化在造就经济发展繁荣的同时，各国之间与各国内部，普遍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和转移加快、金融风险增加等情况，原先被地域和国界区割开的宗教、种族矛盾和冲突，由于全球人口流动演变为一些国家内部的问题。各国间竞争加剧，各种矛盾凸显出来。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兴起、社会观念左右撕裂以及一些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对美国影响较大，在中国亦不同程度存在。

第二，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冲击，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与以往大不相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加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然而，中国的发展速度及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超出所有人的预想。中国的发展在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对现存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这一矛盾的正反两个方面都须正视，应设法予以调和。

第三，中美之间现在虽仍有大量的经贸往来与合作，但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两国间的竞争涉及经济、科技、军事、安全，外交等各个领域。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已对其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尽管中国既没有这种意愿，客观上也不具备这种实力。 

中美关系三种可能的前景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三种可能：一是重返大国竞争的老路，形成对抗，如美国一些人主张的“中美脱钩”或“新冷战”。这是最坏的前景。二是两国竞争有张有弛，在危险领域能形成有效管控，双方在重大全球问题上仍能保持合作。公平竞争加合作，这是有可能争取到的最好前景。三是一种中间状态，双方竞争加剧，关系持续紧张，偶有喘息，但难以做到“脱钩”。这是近期可能出现的局面。中美关系最终朝哪个方向发展将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对于上述三种可能，首先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所谓“新冷战”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破坏作用，不仅不符合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事实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关于冷战的历史教训，人们的反思集中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而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冷战的主要恶果是使工业化国家分裂为两大集团，迫使发展中国家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延缓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到来。对中国来说，主要教训是决不能闭关自守，中国的幸运之处就在于首先跳出了冷战造成的两极格局。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中美之间的竞争虽然难以避免，但这种竞争完全可能以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方式进行。我们既要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要避免误读历史，以致看不到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现在，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不同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与二战后大不相同。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当今世界独立国家林立，那种老旧帝国竞争的方式早已失去存在的空间，而两次世界大战也证明战争不再是攫取财富的手段，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二战之后的冷战时代，美、苏两国都把对方视为国际敌对势力的代表，双方之间也几乎没有经济联系。如今的中美矛盾是同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两个主权国家间的矛盾，而双方仍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巨大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一些重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和合作。

中国何时超越美国，这是近年来不少人热衷炒作的话题。但这一话题并不具现实性。现在中国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的世界排位仍在70名之后。即使有朝一日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双方在诸多方面的差距仍是巨大的。其次，中美之间的竞争虽会在各个领域展开，但中国的目标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善本国人民生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非取代美国的世界地位。为此，中国将争取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也包括与美国的继续合作。大国竞争的历史教训是：新兴大国直接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鲜有成功；而守成大国衰落的主因，往往是扩张过度或内部腐朽。最后，未来世界不会是当今世界的翻版。美国一超独大局面的形成有诸多特殊条件，而非历史常态。事实上，经过冷战后近三十年的发展，这一局面已在动摇之中。现在，各国的独立性都在加强，以历史标准衡量具有大国资格的国家也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尽管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很多，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不会改变。未来世界必将一体而多元，能容纳更多的国家和跨国组织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中美关系如何演变将受多种因素制约，各种力量正处在博弈之中。制止“新冷战”的出现、防止中美对抗是完全可能的。刚刚结束的G20会议，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为扭转局面提供了契机。引导中美关系渡过当前的艰难时刻，妥善处理两国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和智慧。 

秉持不搞对抗的信念，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经验

在中美出现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两国关系要稳定下来，需要一段博弈。当双方对于新形势下彼此的目标、力量的限度和各自的利益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重建互信是可能的。这个过程不会风平浪静。二战后中美关系几经轮回起伏。无论对世界和平还是对中美各自的发展来说，双方都应秉持不搞对抗的信念，这是处理两国关系的一条重要经验。

近40年来，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其次是大幅调整外交战略，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对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再次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与援助。最后，中国对世界形成了新的认识，即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这使得中国在应对国际变局时能够顶往外来压力，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坚持改革开放，稳妥处理对外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使中国和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在中国成长为大国的道路上，不可避免会地会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外部环境趋紧的阶段；竞争矛盾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的发展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出现的矛盾，必须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加以处理。双方都要严格遵守国际规范。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坚持对等谈判，而中国的基本经验是看清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根据国情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步骤和速度。

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更不能仿效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当代中国需要对等、平和地与世界交往，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防止自负的大国主义。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演变，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在国内，关键是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决定大国博弈最终结果的，归根到底还是各国内部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编辑  季节）

关于中美贸易战，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它背后的东西，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中美关系经历过的三次大变化

中美关系从历史上可以说经历和正在发生三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大的变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出于对苏斗争的战略需要，迫切希望和中国搞战略合作。在这种利益思考的支配下，中美之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也形成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三个公报。当时在许多方面，美国对中国的一些要求做出了让步。当时美国把中国视为友好非盟国，在各种待遇上都高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那个时期，中美战略互信达到了最高的程度。比如，美国向中国出售了黑鹰直升机等产品,中国也曾把当时最新的战斗机送到美国去改造。所以当时中美关系基础的进展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当时中国在中美关系上是积极推动的。

    第二次变化，美国推出对华“遏止加接触”的政策。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价值已经变小或逐渐丧失，战略上已不再那么需要中国。在美国国内有一场关于中国的大辩论，有些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将是美国下一个主要对手或敌人。但多数人认为，还有必要维持同中国的关系。经过辩论，克林顿政府最终推出了“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原因有几个：

    首先，美国普遍认为，虽然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太弱，没法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相比较，短期内难以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也就是说，中国要取得世界大国地位还不完全够格，没有能力挑战美国，而且中国在发展中，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其次，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在谋求主导和操控国际事务中，仍对中国有一定需求。再次，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开放市场，美国要尽量在这个市场占有更多的额份，获取更多的利益。另外，只有保持跟中国的关系，美国才有条件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重新“塑造”中国。

    总而言之，无论从战略借重还是从实际利益考虑，美国都需要同中国保持和发展关系。对华实施“接触和遏制”政策，最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和全盘利益。当时美国把中国定位为“非敌非友”，或以遏制为主，或以接触为主，美国都是以自己的利益考虑为转移。但在客观上，这也有利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发展。小布什入主白宫的初期，新保守主义占据上风，对华战略态势一度转变，公开把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军方更是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随后发生了“9.11事件”，小布什把美国主要战略目标改为反恐和防扩散，对中国的需求增大，中美关系随之改善。总之，在克林顿和小布什当政时期，尽管双方各种矛盾、摩擦也接连不断，中美关系确在这段时期各领域合作纵深上都有全面显著的发展。

    第三次变化，是在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其一，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的趋势持续发展，改变着世界力量的对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造成冲击。其二，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发的时机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大幅提升。美国经历“9.11”事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爆发的严峻金融危机，硬实力和软实力均遭损伤，国际影响力相对减弱。中美间力量对比差距明显缩小。本来，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等方面不同，中美关系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对抗基因。我们强调合作共赢，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是美国冷战意识严重存在，一直把中国视为异类。中国迅速地崛起，与美国差距越来越小。一个“异类”大国这么快的崛起，必然要引起美国的焦虑和不安，进一步强化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力度。

奥巴马上台初期曾对胡锦涛总书记说过，“美中合作可以重塑21世纪”。但是很快这个调子就改了，开始强调“重返亚洲”，而在2010年推出了“亚太战略再平衡”。虽然没有公开宣称是针对中国的，但所倡再平衡是针对谁，实际上谁都明白，而且美国提出的六条措施都是针对中国的。美国的军方和保守主义势力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国防部长卡特甚至公开叫嚷不惜和中国一战。美国还以南海问题为抓手，一手制造了南海形势动乱的复杂局面。

奥巴马没有公开讲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手或者竞争对手，是因为他还需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配合，诸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后来的气候变化等等。美国开始把对中国的战略借重逐渐地转向战略遏制，当时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两面性更突出对抗的一面，尽管他没有公开宣称，但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当成了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公开宣称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

特朗普当政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美国推出的几个战略报告，以及今年年初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中，美国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战是一种现象，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针对中国的动作，甚至不断触及中美关系的底线，在台湾问题上。这是美国历任总统都不敢触动的红线，尽管在冷战之后，美国一直违反当年同中国达成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协议，屡次试图提升美台关系。这与当年中美战略合作的时期已有很多不同了，但都没有敢像特朗普这样明目张胆。

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至少是由战略合作、战略借重转向了战略遏制，甚至包含某些战略对抗的成分。

   长期以来，我们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那里去，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好也好不到那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坏也坏不到那里去”现在不好说。因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增大。贸易战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靶子，真正打的是中国的未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道路、规则，还包括中国现在急需发展的高科技等等。目的至少是遏制中国的发展，说得轻一点还是以防范为主。这是一个基本估计。

我们的战略态势

    对美国的基本估计下，我们要有一些相应的对策。

    第一，美国仍是当前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我们相对而言仍处于弱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尽量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是有必要的，对我们有利。所以，我们要保持战略上的坚定、镇定和淡定，尽可能争取中美关系能够基本稳定，这还是有条件的。比如说经济问题，现在中美关系的经济盘子太大，利益高度互融，谁推翻了这么大的盘子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而且经济本身有它的规律，特别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政治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的。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界有很多人都在反对特朗普的政策，有的还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经济盘还可以继续做大，至少对双方关系的稳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必然规律。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目前美国对华战略主要还是对中国进行防范而不是完全对抗，当然这不排除某种偶然的事件，但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今年年初到美国访问时明显感到，美方对我们十九大报告内容有三点最为担心：一个是中国要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部署；第二个是中国要向世界“推行”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模式；第三是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这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担忧。

    中美俄欧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战略力量，也是影响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关键因素，处理好中美俄和中美欧两个大三角关系尤为重要。在当前美俄、中美竞争博弈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和俄罗斯都面临着美国的打压和挑战。实际上中俄已经互相成为战略依托的关系。继续深化中俄间的协作与配合，是必要和明智的。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一个互动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主变量。

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美国严重焦虑

近年来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逐步接近美国，中国的军费开支虽然还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美国很多智库认为，到2020年后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此外，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上升。在此形势下，美国已明确把中国视为世界老二，认为中国已经对它在地区和全球的霸主地位形成严峻的挑战。再加上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在美国看来，中国带来的挑战远比当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对它带来的挑战严峻。

    在此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近年来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的发展变化，反应非常激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在东海、南海，后来还有台海的维权行动，但却被美方认为是威胁它的盟国、挑战它的霸主地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建立亚投行（AIIB）等新的地区多边机制，也被美国视为挑战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当前，中美间的贸易争端、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可能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两个爆发点。如果前者发展成为包括技术、金融、能源在内的长期、全面的经贸战，后者因美改变一中政策而再次引起台海危机的话，中美关系的前景将十分黯淡。

我们过去常讲，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当年美苏基本上没有经济交往，是两个割离的市场，而中美之间则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是主要贸易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严重的贸易摩擦如果走向全面、长期的经贸战，则可能使中美经贸关系朝着经贸“脱钩”的方向发展，使这一压舱石变成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我最近看了一些美国专家学者的文章，他们认为中国的挑战不同于当年日本和苏联对美国的挑战。美国与日本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双方还是盟国，虽然两国间也曾爆发激烈的贸易战。他们还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苏联。苏联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基本隔绝的，苏联经济发展没有后劲，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是其最后跨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国很聪明，采取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做法，以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美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竞争不过中国。现在特朗普总统不干了，美国不干了。美国国内现在形成了三点新的对华共识：一是历史已经表明，那种曾经认为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后，最终会发生美国所期望的变化的看法是错误的；二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三是趁着美国现在还有优势，要全力压制和防范中国，绝不能让中国超过自己。在此形势下，中美关系进入了摩擦高发期。

如何应对美调整对华政策带来的挑战

提出几点简要看法与建议。

首先，我们要把中美关系面对的挑战和竞争进行排序。

挑战与竞争的风险，可以从紧迫性、严重性、全局性或局部性来排序。有的可能非常紧迫，但它可能是局部性的。有的现在看不那么紧迫，但是发展下去则会带来全局性的影响。有的则是既紧迫严重又具有全局性。要根据排序做出有所不同的应对。

    第一个是贸易战，这一挑战既有紧迫性又有严重性和全局性。要下大力管控好。必须坚持几个原则：一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二是坚持多边主义；三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四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倒逼改革走出深水区，使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总之，应该尽量避免中美贸易战走向长期经贸战，否则结果只能是双输而无赢家。

第二个是与美国在地区与全球的竞争。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在地区和全球与美展开竞争。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地区军力平衡，中国的目的是要将美国从东亚挤出去。而美国的政策则是要始终保持其在地区与全球的主导地位。在此形势下，我认为，面对地区与全球，中国应把周边地区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东亚、西太，中国要坚持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西太、东亚，面对朝鲜半岛、东海、台湾、南海多个热点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最紧迫，台湾问题则最重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印度洋地区、中亚与南亚、非洲、中东、拉美，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在发展，中美之间也开始发生竞争、摩擦，但还不那么突出。我们在政策上要有轻重缓急的排序，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避免与美国进行全球竞争。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理好与美国在东亚、西太地区的关系，这是当务之急。   

第三个是中美在全球公域的竞争。全球公域包括三个方面：海上通道、网络和外太空。前些年，中美网络安全摩擦很激烈，现在中美四个重要对话中就包括执法与网络对话。中美海上摩擦更是日益突显，双方在南海的剧烈摩擦是其缩影。美国对中国在外太空能力的发展也越来越不放心。着眼长远，中美在全球公域领域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形成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关系，还是让竞争为主甚至走向对抗，这将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未来。在这一重大领域，中国在坚持发展自身力量的同时，应努力与美国建立与开展更多的对话合作，这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宜早不宜迟，对于未来避免双方发生军备竞赛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个是中美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摩擦。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但中美建交之后，在大多数时间里这方面的摩擦并不十分突出，与当年美苏进行全球意识形态争夺有很大不同。目前，双方在这方面的摩擦竞争在逐步上升，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将来如果中美在这方面的摩擦突显出来，在地区与全球形成竞争关系，则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其严重的全局性的消极影响。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同时不向全球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应作为我长期坚持的政策。

其次，面对中美已经出现的竞争态势，应该把中美竞争管控作为一项总任务。

为此，要尽快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定义、内容及利害影响，做出认真分析和正确判断。中美是不是已经成为敌人？还是说中美仍是竞合关系，但竞争与合作两者的天平已严重失衡？我认为，中美关系仍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虽然现在美国已经把防范、制衡中国放在主要位置，但是双方还是有很多共同利益，合作的一面依然存在。

关于中美竞争必须对中美关系已进入摩擦高发期、中美竞争将长期存在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应决心通过最大的努力，防止中美竞争走向全面对抗、走向某种形式的新冷战；竞争管理的最终目标应是争取经过较长时期的碰撞磨合，最终找到两国相互适应、建立新型关系的途径。

在上述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我们要明确提出新形势下的对美政策。要确定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对美政策哪些应继续保持，哪些要有所调整变化。要综合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各个部门的研究判断，加上智库的研究，最后由中央做出统一决策，提出指导思想和各个领域明确的具体应对政策。

最后，具体讲，要大力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分歧与危机管控。这是在双方利益分歧与冲突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必须做出的重大努力，是守住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的重要保障。二是努力减少和避免误解误判。误解不是真正的利益分歧，但同样可能给双方关系带来巨大麻烦。这方面可做的事很多，保持有效对话接触是重要的途径。三是尽力保持与推进合作，包括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合作。决不因分歧竞争上升而停止阻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至少我们不应主动这样做。

                                    （编辑 季节）

2018年8月27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全面回顾了共建“一带一路”5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就下一阶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全球意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

“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向“自我发展”升级的新方案。“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冷战后兴起的学术概念，旨在应对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跨国犯罪、难民危机等由全球化衍生出的各类跨境问题。西方国家虽然在全球治理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这种建立在特定制度、文化基础上的经验，对于那些民族国家框架尚需稳固、内部族群关系复杂的亚非各国而言，并不适用。中国以“共同发展”而非“模式输出”带动各国民众在本国内部实现“善治”，谋求从全球问题的源头着眼，根除贫穷这一滋生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的温床，使各国民众得以在本国内部安居乐业，帮助各国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全球性问题的早期控制、早期解决创造了条件。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始终是全球议题的主导者，广大亚非新兴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难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足够的发言权，既有的全球治理驱动力量或者行为主体仍然是由少数国家构成的霸权系统。近年来涌现的诸如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无一不是在波及欧美后，才为世人所瞩目。实际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早已苦之多年，却乏人关注，终至危害扩大而难于管控。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合作机遇，也为各方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相关议题走向提供了平台，更为全球治理议题的扩展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话语权的提升开辟了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治理注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新内涵。全球治理的对象大多并非是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冷战后，大国关系的相对平稳与传统安全问题的降温，为各国协调应对全球化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创造了必要前提。然而，自2010年以来，大国博弈再度激化，传统安全问题回温，分散了各国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关注。一些大国甚至罔顾自身责任，不惜以邻为壑，采取如修筑隔离墙、退出国际多边合作框架等单边行动，导致环境治理、难民流动等全球问题的治理陷入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强调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其合作思路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对接，打通了两者融合的路径。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涵的全球治理新思路更具吸引力、感染力，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成员的赞许和肯定。

“一带一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通过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既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和技术加快自身发展，又通过外部压力促进国内改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腾飞。

过去5年是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转型同频共振的5年。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传统的低工资成本优势弱化。国内产能相对过剩，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增大。区域发展水平失衡，结构布局亟待优化。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对外投资数量和水平有待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正是我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发展转型的迫切要求，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倡议。

过去5年，“一带一路”建设由点到面，通过扎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工作，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合作成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同时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我们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换言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正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

当前，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开放与融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然而，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大国对抗不断升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分离主义等极端思潮甚嚣尘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以邻为壑的传统逻辑依然顽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空前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国内国际发展大局，实现“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与国内高质量发展同向同行。

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既是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大倡议，也是实现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性举措。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存在失衡现象，东部沿海交通便利、资金技术密集，已然跻身世界发达水平；中西部地区受制于自然状况、交通条件和历史原因等因素发展明显滞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通过加强“一带一路”与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的对接，中西部从内陆沿边地区成为了开放前沿，必将助力其对外开放和经济腾飞，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以“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13亿人口的巨大需求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扩大对华出口和投资提供了历史机遇，而扩大进口规模、吸引更多外资也将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从中长期看，中国需要通过创造更好营商环境、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有力保护知识产权等举措吸引更多外资，同时推动国内体制、规则和标准不断与国际接轨，从而推动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是因为它顺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契合了沿线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要求。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不强行输出本国发展模式，不构筑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地缘政治的零和游戏，而是通过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构建权责共担、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新方案，必将极大提升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全人类的福祉，极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编辑  宋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