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8日美国宣布对钢铝制品进口加征税，从而揭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现在看来，中美贸易战是不可避免，而且可能长期化。目前，两国贸易争端还在不断升级。7月6日和8月23日美国先后对中国的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产品加征了25%的关税。 9月24日美国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了10％的关税，并宣布将从2019年1月1日起把加征的关税提高到25%。特朗普还一再扬言，将对到目前为止尚未加征关税的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和美国贸易争端的原因

    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有明面上的理由，也有深层次的理由。明面的理由是中国对美国保持了大量的贸易顺差，特朗普认为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事实上，中国对美国有顺差，按定义就是中国把钱借给美国了。我们借给美国这么多钱，他居然说我们占了他的便宜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贸易逆差同美国的就业问题有关系。美国对华贸易保持逆差，虽然在总体上对美国经济有利，但对美国国内的蓝领工人不利。他们认为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他们的工作岗位挤掉了。美国政府本来应该通过财政手段对收入进行再分配；通过种种手段实现产业升级，为美国蓝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美国蓝领的收入停滞不前。因而，在美国就出现了以蓝领工人为代表的比较普遍的反华、厌华情绪。

深层次的理由是中国的崛起使美国统治集团感到了威胁。美国把有可能使中国对美国实现赶超的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制造2025代表的中国产业规划、产业政策等归结为有别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结构性问题”。

特朗普本人比较强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但对于美国的另外一些人（如莱特尼泽、纳瓦罗），则强调所谓结构性问题。《2018特别301报告》通篇讲的是中国制造2025”，它认为中国有一个天大的阴谋，确定了一系列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一系列手段。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只是中国改变在制造业落后状况的一个愿景，并无具体实施细则，还远说不上是一个实现国家意志的行动纲领和计划。 

美国政府打贸易战的战略意图

    美国人口头上承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产业，但是它认为中国发展自己产业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美国在《301报告》中，提出了四个主要问题，第一，以合资企业股权限制为手段强迫外资转让技术；第二，歧视性的以获得技术转让为目的注册限制；第三，瞄准高技术产业的海外投资；第四，入侵美国商业计算机系统，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认真研究了《301报告》。我认为这些指责中的绝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基本是建立在道听途说、主观臆断基础上的。

    那么美国政府到底想干什么？特朗普强调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所谓再次伟大，就是消除贸易逆差、让资本回流到美国，增加就业等等。特朗普是比较现实的，但纳瓦罗和特莱希泽（特别是前者）则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中国和俄罗斯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是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中俄意图通过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扩展军队及其控制信息和数据，来压制社会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独裁政权企图破坏地区稳定，威胁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盟友，并残害他们自己的人民。跨国威权集团从圣战恐怖主义分子到跨国犯罪集团正在积极地试图伤害美国人。”报告列出了五大“恶人”或竞争对手，中国名列首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对这一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这个报告又提出：“竞争并不等于冲突和战争，竞争是避免冲突的最佳路径。”美国精英集团发动贸易战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保持对中国至少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技术差距，防止中国的国力进一步接近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美中冲突发展为战争。

    美国人是相信能力而不是意图的。我们不想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但是只要你的能力在接近它，那么它就会怀疑你的意图。从美国国家安全需要出发，它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抑制中国的发展，保持和中国的经济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差距。对于一个霸权国家来讲这是很自然的事。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持续了30多年，现在还在打架。中美贸易战的是同地缘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同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贸易战有很大不同。因而美中贸易战必然是一种烈度更高、时间持续更长的持久战。

    最近我到美国去，接触了美国的思想库、接触了美国的商界和美国的民众，有一些新的感受。根据US Today最近一期关于民众所关心问题的民意测验：前几个月民主党支持者的关心问题，第一位是医疗问题，42%；第二位是就业问题，22%；第三位是退伍军人问题，是21%；第四、和五位分别是腐败问题，12%；能源和环境问题，12%。中美贸易战并不在其中。共和党支持者的情况也差不多。中美贸易战问题还还不是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事情。美国商界、知识界和其他精英人士对中国的态度有不少变化，但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把中国视为敌人。总之，中美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甚至战略利益（如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因而，我对中美贸易冲突得到控制，在各个阶段都能达成某种妥协还是抱有希望的。 

贸易战没有赢家

    什么是贸易战？按照WTO的解释，贸易战是媒体对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贸易争端的一种夸张说法。争端的双方一般会按照多变贸易规则通过谈判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根据WTO规则，贸易争端应该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如果无法达成协议，WTO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将作出最后裁决，并授权上诉方对拒绝执行裁决的败诉方采取合乎WTO规则的报复措施，如加征关税等。

    如果WTO规则得到尊重，中美贸易争端是可以在WTO框架内得到解决而不至于激化为一场贸易战的。美国根据301条款对中国出口加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身是违反WTO规则的。针对美国根据国内法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实施关税报复完全合乎WTO规则，也符合国际惯例。如果在美国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中国不采取报复行动，美国是否就会就此罢手呢？不会！美国加征关税并非仅仅是为了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加征关税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其主要目的是要中国解决所谓“结构性问题”。因而，除非中国满足这些要求，即便中国不进行关税报复，美国还是会进一步加征关税，或者采取关税之外的更具有破坏性的措施。因而，中国的选择不外乎对美国实施关税报复，或满足美国在所谓结构性问题上的要求。由于对美国到底有何具体要求一无所知，我对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难以置喙。但我相信，对美国实现关税实行有限度的（按比例的）报复，是劝说美国放弃极限施压、放弃贸易战的有效办法。

    大家都说“贸易战没有赢家”，是因为加征关税对贸易双方都没有好处。美国政府最初在确定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时是颇费思量的，因为它不希望加征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和跨国公司造成太大不利影响。美国一些学者指出，在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中，85%都是资源品和中间品。加了关税，美国企业的成本就上升，竞争力下降。另外在这些产品中，60%到70%是美国在华企业和其他外国公司生产的，美国自己的利益也要受到损失。美国扩大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范围，再加上中国的进一步关税报复，必然对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造成更大打击。事实上，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美国政府希望在贸易战中一方面对中国经济造成最大限度的伤害（特朗普一再对中国经济下滑、股市大跌表示高兴），另一方面把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针对美国的谈判策略，中国只能应战，以战止战。只有在真正感受到贸易战的伤害时，美国才会有意愿坐下来同中国达成妥协。如果特朗普依然相信，美国可以轻易赢得对中国的贸易战，他凭什么会同中国妥协呢？极限施压是特朗普的一种谈判策略。其实，特朗普比我们更急取得成果。我们完全可以让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争取尽可能好的谈判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同美国打贸易战应该遵循有利有理有节的方针，以战止战是我们的目标。虽然我们不知道在谈判中美国会对中国提出什么具体要求。但是我们相信，这些要求也不一定是完全不合理的。对于合理要求我们应该尽可能满足。有些要求不尽合理，但可能并不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这些要求我们也可以作出适当让步。但中国不能接受最后通牒，不能做有损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让步。 

作好应对贸易战从关税向其他领域蔓延的准备

中美贸易摩擦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第一要考虑的是投资战。特朗普的一个重要政策主张是让美国企业回归，给美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美国企业把整个产业链搬回国也不是容易的事。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打造了完整的产业链；如果富士康到美国去建厂，不花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能训练出那么多吃苦耐劳的工人吗？有没有完整的保障系统都很难说。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力量进行研究，随着贸易战的进一步发展，投资战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是汇率战。2016年8月30日，特朗普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他的政府正在重新审视，如何确定各国是否在操纵本国汇率；而且称中国让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近期的经济增长放缓。最近一段时间，特朗普又开始抱怨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说这是中国惯用的方式，美国正在密切注意这个问题。特朗普一再声称美元应该是弱势美元。一旦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他就会指控中国操纵操纵汇率。

关于什么是操纵汇率，IMF有明确的定义，美国也有自己的定义。一旦某个国家被美国确定为汇率操纵者之后，它就可以对“汇率操纵国”施加反补贴税。2005年，舒默声称要对中国加征27.5%的关税，他认为中国的汇率低过了27.5%。实际上他的计算很荒唐，是根据不同经济学家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找个中位数，就是27.5%。特朗普会不会以中国操纵汇率的理由再加征关税？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也不能排除。1985年广场协议，美国强迫日本将日元大幅度升值。当时美元的指数是160。现在的美元指数远远低于此数。就中国的立场来说，人民币汇率应该让市场决定，无论美国喜欢什么，如果市场压力要求人民币贬值到7以下，就应该让人民币破7％。在目前，一旦人民币贬值，美国就会说央行操纵人民币贬值。如果找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美国还可能说中国是通过操纵跨境资本流动来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对美国在汇率领域的挑战，中国最好的应对办法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尽早实现从有管理浮动到清结浮动的转变。

第三是金融制裁，特别是同伊朗禁运有关的金融制裁。美国在2018年11月全面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对同伊朗进行交易的公司和个人进行惩罚。中国在伊朗有大量的投资，是伊朗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如果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违反美国的禁运规定，那么,根据美国的“长臂管辖”，它们就要受到美国的罚款或被从SWIFT和CHIPS系统中剔除，从而无法办法使用美元进行交易。

面对这种情况，欧洲采取了几方面措施。例如，它援引《阻断法令》（Blocking Statute）。禁止欧洲企业接受美国的处罚。而中国目前没有类似的法令。又如，欧洲这些国家试图同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建立一个独立于SWIFT和 CHIPS的结算系统。尽管欧洲的这些措施和建议不一定能有效规避美国的制裁，但欧洲国家毕竟是在想办法，反制美国的霸道行径。

第四是破坏全球供应链。班农公开声称，美国应该把中国踢出全球供应链。尽管这样做对美国也会造成极大损失，但不能排除美国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也要把中国逐出全球供应链的可能性。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特别是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上游还是下游，无论什么是在纵向还是横向都严重依赖全球产业链。中国不应该主动脱离全球供应链，但如何避免因为美国通过禁运和制裁使中国相关产业瘫痪？这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具体应对方针的大问题。

第五是冻结中国海外资产。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是需要认真考虑。凯恩斯说过，如果你欠银行1万英镑，你受银行支配。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受你支配。中国买了数万亿的美国债。在极端情况下，美国是可以扣押、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外汇储备的。虽然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依然需要做好相应预案。 

加强和美国公众的交流与对话，尽可能减少两国民众之间的误解

    除利益冲突之外，误解在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政治关系之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8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美国开了几次记者招待会，美国记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美国的民众也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人在盗窃他们的技术。我们反问他们，你凭什么说我们盗窃了你的知识产权，证据在哪里？可以说不夸张地说，在我们访美的全程中，美国方面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到底偷了他们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政府在301报告中对一系列中国企业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指责。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这些被指责为对美国进行网络入侵、技术盗窃的企业似乎并没有站出来反驳301报告、捍卫自己的荣誉。

  《301报告》指控“中核电” 从E-mail上盗窃了“西屋”7万页的技术资料。到网上可以查到，中核电和西屋签订了关于AP1000型核电站的技术转让协议。根据协议，西屋向中核电提供了相当于7万页的技术资料。而这仅是第一个协定。根据第二个协定，“西屋”向“中核电”提供相当于2.1吨的材料加上几百个计算机软件。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中核电”为什么不站出来为自己辩诬。“中海油”等大企业也都面临着这样的指控。中美贸易战同时也是舆论战。如果中国企业都采取“清者自清”的态度，国外舆论就会认为中国企业默认了301报告的指控，美国政府中的鹰派就会得到美国民意的支持，中国就会为这场贸易战付出沉重代价。   

    总之，中美贸易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开发的外部环境。在充分肯定过去40年改革开放巨大成绩、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同时，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的许多具体政策进行调整。否则，我们就难于在同美国的贸易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我们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从2010年到现在历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都看了一遍，我的判断是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国内对中美关系的认知不一致

2018年以来，我在《经济导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没有贴上敌人标签的敌人》，第二篇是《不只是贸易战》。我们与美国打经济战、金融战、舆论战、科技战、留学生战、体育战、文化战都有可能。

一直到2018年6月、7月甚至9月底，国内的舆论界还不相信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还有的领导不相信性质会转变。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为什么？他说接触和遏制一直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接触和遏制这个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中美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如果原来接触是80%，遏制是20%；现在遏制是80%，接触是20%，怎么会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呢？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对事物本质的变化看不清楚，或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种认知将产生误导。

我看了十几篇美国人的文章，他们都认为中美贸易战肯定要打下去的。我们到现在是不是相信这个贸易战会持久打下去？可能仍然有人不相信，或是认为会停在某一个时点上。比方说，当美国对我向美出口500亿美元商品加税政策出台时，有人就说针对2000亿的加税措施恐怕不会出来吧；2000亿出来以后，又说2670亿可能不会出来。而美国人的认识却比较一致：只要中国不发生变化，针对全部5000多亿美元出口的加税措施一定会出台。

中美之争是道路之争

有些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因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表示焦虑，于是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或说我认为此观点不够全面。比较一下中美实力，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和美国相去甚远，尤其是经济、科技、军事这三个硬实力，我们与美国的距离还很远。美国并不是因担心中国马上就要赶超它才挑战中国，在军事上挑战的同时，在经济上施加压力。

我认为美国对中国产生不安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发展速度都不是它最主要的关注点。如果我们按照美国认为“合理”的方式去发展，也许我们发展快点儿它也不在乎，因为它认为可以跟我们竞争。现在美国认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党和政府起主导作用也好，违反了它所谓的“规则”，它很难与之竞争。因此美国打击的是我们的增长方式。进一步看，中美之间的争论是道路之争，这是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还说美国打贸易战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变化了，那就片面了。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四十年的情况。

换句话说，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利用了美国或者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但是我们并没有按照美国所主张的“市场规则”行事，因此就要打压我们，迫使我们去改变。如果想继续享受美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好处”，那就要按照美国的“规矩”来办事。否则这个市场将对中国关闭。

我们现在国内的舆论，报纸上、电视上宣传的是什么呢？说美国大多数企业都反对加税。这个说法没错，因为它制裁到了在华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头上，因为在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向美国的出口量，远远大于中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却忽略了也正是这些企业向美国政府告状，说你必须让中国公平地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一点却没人说明。

我们也没有告诉大家，美国是认真对贸易战的损害进行过评估的，它的政策出台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一项政策出台，美国会受到多少损失，中国会受到多少损失，它经过了认真的评估。一个经济学家对我讲，美方内部有讨论，认为他们的损害是可以控制的。他们计算，中国的损失将是美国的8倍。我们现在对我们可能在对美贸易战中会受到的损失估计过低。而美国是经过损害评估，愿意承受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代价，是下了这个决心的。美国经济界会有反对的声音，确实美国很多产业链都在中国，但是美国是会坚持这个做法的，因为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压中国改变。它对贸易进口加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其实美国并不在乎这个贸易逆差，只有产生逆差，美元才出得去。如果都是顺差，美元就出不去了，美元还怎么占领世界？所以它的政策出台针对的并不完全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我认为美国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将产业链挤出中国。现在产业链已经开始移出中国，东南亚国家完全可以接收，这些国家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而且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更低。无论将来中美谈判结果如何，产业链的转移都难以避免。因为投资者会考虑把产业放在一个目前全球最大市场的对手家里，未来的市场安全、稳定的不确定性太大，因此肯定要考虑至少是部分地转移。不转移的部分主要是为了中国国内的市场。第二就是要遏制中国沿着现在这条道路发展，逼迫中国采纳美国认可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不会轻易结束。

现在，国内对我们在贸易战中将要受到的损失的评估过于乐观。有人计算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速的0.4%-0.5%，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猜想是把对美的5000多亿出口乘上6点几的汇率就是3万多亿人民币，这占中国GDP的0.4%到0.5%。有一个民企老总跟我讲，在福州，一个外资企业来投资建触摸屏工厂，准备出口到美国。他已经投了一部分资金，但他看贸易战一打，就撤资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将来还会发生。

因此，在估算损失的时候，不能只说那5000多亿美元没了，因为这5000多亿连着中国和东盟53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韩国3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和日本2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贸易合起来不只10000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是进口的原料、零部件或者中间产品，加工以后再出口。比方说，我们出口到日本、美国的服装，有不少是我们先进口面料，做了服装再出口。如果对美出口的5000多亿没有了，那么很多进口也就没有了。这是交叉贸易，它影响的不止是5000多亿美元。当然我们也没赚到这5000多亿出口应该赚到的钱。因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以及进口商、分销商都从中赚了钱。这5000多亿美元的损失对就业、对社会的稳定、对很多家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估计损害时除了直接的损失，间接的损失也要包括进去，尽量更全面些，这样的评估才对决策有用。

中美双方的喊话不在一个维度上

中国发表的白皮书非常详细地用数字说明了问题，而且最后也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这很有必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明确的立场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也感到，中美双方没有在一个维度上讲话。中国希望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问题。美国不了解这些道理吗？它一清二楚，它不是因为不懂这些道理才跟你纠缠的，它的争斗不在这个维度上。中国指出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受益更大，实际上美国全都知道这些事实。

我们讲，技术转移双方都是自愿的，双方是签了协议的。但是我们没有谈我们的市场换技术，市场换技术算不算强迫技术转移？按照美国的理论，我这个东西优秀、比较好，应该直接进入市场，不应该有一个门槛。自由竞争嘛，我的东西好就应该能进入你的市场，为什么还要市场换技术？我们说我让了市场，就应获得技术。我们现在用比较利益学说解释国际贸易，我们之所以能进入美国市场，因为我们东西又便宜又好。它也谈比较利益学说，说我的技术比较利益比你的高，所以我应能进入你的市场，而不应该用技术换。我们的维度不一样，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回应。例如我们应提出美国技术市场不开放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

建议大家重温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毛主席在文章中讲了战略退却，他讲不会战略退却的人，也就不会战略进攻。毛主席专门讲了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当时我们是弱者，弱者和强者打仗必须有退却，正面硬拼是不行的。因而我主张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步并非是投降，而是为了赢得主动。在中美经贸争端中针尖对麦芒，我不认为是适用的。你要有一定的战略思维，有一定的安排，集中力量维护好这个市场，从而发展自己。我们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努力发展自己，不要有一点成绩就吹牛。

我们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做好战略上的安排，为了未来能够超越。要是现在硬拼把市场丢失了，那是很成问题的。另外，不要幻想这场斗争会短期内结束，或者只会限于经贸领域。总之，我们要认清中美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个认识下如何发展未来的中美关系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编辑 季节）

关于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中间状态，这种经济形式就是特许经营。

为什么要设立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就是由政府特许民间经营的一种形式。政府特许经营的制度安排，或者是由于这种经营占用了公共资源；或者它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这种经营有可能对市场秩序发生扰乱；或者是由于这种经营会产生巨大的不公平不公正。总之，政府认为一种经营会涉及公共利益，它就有充分的权力干预这种经营，实施准入、监管、价格管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公正。

政府将经营权授予民间而不是设立国有企业，其理由就是政府希望引入市场机制，通过适度竞争来使经营有效率。特许经营是介于国有和民营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政府的准入管理和监管，以及通过市场竞争，它可以兼得效率和公平。传统经济学那种认为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只有效率优先，公平才能得到的理论和观点，正是特许经营这种制度安排不屑一顾的。

现代特许经营的最典型实例，就是世界各国都实行的出租车制度。

什么是特许经营——从出租车谈起

出租车是一个小行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城市出租车提供门对门、快捷、舒适的交通服务，特别适合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者、负重者、旅行者和某些体现身份者的出行需求。但是，出租车始终无法放开经营，必须由政府对其实行限制和管制，主要是几方面原因。

首先，出租车占用稀缺的公共资源——城市公共道路。出租车数量太多会造成城市交通拥堵，政府必须限制出租车的数量。

其次，出租车涉及人身安全，必须建立完善的准入机制和责任赔偿机制。如果政府对大量个体出租车实行直接监管，由于监管跨度太大，监管难度和成本过高。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分级监管，也就是政府监管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监管出租司机。

第三，出租车必须遵行准入条件。由于限制了准入数量，为了保证公平同时保证优质资源进入行业，政府设置了一系列准入条件，并通过市场竞价挑选准入者。

第四，统一定价。由于限制了出租车的准入，如果放开价格，就会使得出租车这一承担了公共服务性质的交通工具抬高价格和无序竞价，公众不堪负担，而且会受到很多困扰，影响交通秩序。黑车就是这一无序状况的最好写照。因此政府对出租车实行统一定价。

第五，需要限制利润。由于限制性竞价和统一定价的双重作用，出租车行业运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利润被限制在资本成本附近。它满足了在占用公共资源和公共需求前提下，各方利益平衡的公平结果。

将其他的车辆排除在外，只允许政府批准的车辆或公司运营，就是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这种特许经营，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特许市场，特许主体，特许租金，特许价格，特许利润和特许规则。在不同的特许范畴内，这些特许特征的作用或大或小。但是，政府还通过打击黑车，保证特许经营的垄断性和严肃性。

政府为什么有权对城市出租车业实施特许经营

第一个理由是出租车占用了城市道路的公共资源。城市道路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修的，这个公共资源的受益对象应该是公众，而不应该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资源。

第二个理由是交通秩序。出租车数量多少涉及交通秩序；限制数量会引起价格混乱，造成市场失序，而尤其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搭乘出租车，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价格混乱、市场失序都会损害这些消费者者。

第三个理由是安全。出租车涉及公众特别是乘车人的人身安全，政府必须进行严格的前置监管。维护公共利益、秩序和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为这所有的理由或其中一个理由实施特许经营，是政府合法的权利。

特许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公平产品。在出租车这个例子里，政府提供了占用公共资源的公平，乘车人价格合理的公平，以及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公平。同时政府也提供了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公平。而特许方式由民营经营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有限竞争的环境，以提高经营效率。同时有限竞争也能够减少监管成本。

为什么说特许经营是一种能够满足公平的经营方式

首先，通过竞价准入政府获得了一笔特许费，这是占用公共道路的租金。政府可以利用这笔租金扩建和维护道路，维护公共交通秩序和安全。

其次，通过统一定价，乘客避免了讨价还价，坑客宰客等等交易成本。

第三，通过严格监管，乘客获得了人身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法律、条规对出租车的安全和经营提出要求，例如司机的资质审核，司机的日常教育与监督，对司机拒载等违规行为的处罚，汽车的保险和交通事故的处理，事故的责任赔偿等等。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进行全面监管，这种监管的作用是将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而不仅是事后赔偿。这种监管被称为前置监管。因为特许经营的授权来自政府，政府最终要对质量和安全负责，前置监管，将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基本准则，它不但是质量控制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经济人性化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四，出租车公司获得了一个自愿而满意的利润。因为出租车公司是通过竞价进入的，如果他预期利润不能达到资本成本，会退出竞价转作他投。在限制价格和不存在特殊进入壁垒的情况下，对资产的公平的市场竞价，其获益必然趋向“资本成本”。获得这个收益，是出租车公司进入竞价程序的目的。

从出租车老板的角度看，如果实施竞价，他们得到的利润空间不会高于资本成本。而资本成本的回报，不但高于他们的预期，而且没有过度竞争的风险。由于政府对合理成本的匡算是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如果公司经营得好，可以获得高于资本成本的回报。没有风险或风险很小却得到一个稳定的资本成本甚至更高的回报，这是大多数投资者梦寐以求的生意。其次，从经济理论和社会的角度看，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出租车老板是“循环流转”式企业的管理者，不应获得企业家的创新“溢价”。作为公共资源的特许经营者，竞争有限，对预测未来市场的能力要求不高，因此不能获取企业家的不确定性“溢价”。

产生于西方早期的特许产品的发展

特许经营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是franchising，指的是企业连锁特许经营模式。比如麦当劳，根据连锁特许经营协议，连锁特许商把技术、工艺、知识产权、企业模式的使用权、品牌和以该品牌名义出售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权等给予连锁店；连锁加盟店支付某些相关费用并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包括销售价格，产品和服务质量，事故责任等。显然，特许主体，特许租金，特许价格，特许利润和特许规则等等，是特许经营的一般特征。第二个是charter，是由政府授权给企业或者个人，从事某项业务或者运营某个机构。在西方，教堂被认为是公共产品，最早产生并至今仍然有效的charter是英国七世纪国王授权给教堂的土地。政府授权教堂建造地和自养地，授权教堂的收入可以不用纳税。

1600年英国皇家特许成立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从事贸易。英帝国的殖民地都是以charter形式特许经营管理的。英国在北美殖民地还特许成立了西北公司，控制当时最有利可图的从北美向中国进行的皮毛贸易。

欧洲农村的村庄都有一块公共用地，它是由集体授权产生的，耕种由集体承担，收益用于支付公共负担和救济。这种制度带有部落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结束了这种集体的自我特许经营。

美国早期经济充斥着特许经营。除了土地制度继承了英国传统之外，早期的联邦制和联邦主义使得各州在经济上拥有较大的发言权，重要的经济领域都实行了州特许经营权。

例如19世纪中期以前的银行都是单厅银行，不但不允许跨州经营，设立第二个营业厅都不允许，直到19世纪末期，单厅银行已不能适应规模经济的需求，当时的财政部长写文章呼吁各州议会放开管制，银行才实现了规模发展。但是大银行体制不断产生金融危机，国会又不断立法并成立相关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管制。美国历年积累下来的对储蓄系统和保险系统订立的监管规则达十多万条，设立的各种监管机构有七个之多，此外，在联邦和州都有许多由政府运营的金融机构。即使这样，美国仍然是金融危机不断。所以，美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一开始就实行了特许经营，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就是特许经营的延伸。

在20世纪以前，跨州贸易有许多限制，各州境内的采矿、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修建、货物运输以及其他一些商业活动都实行特许授权。188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一案中，指出商业管制应由联邦政府进行，把州政府的管制和特许权力转交给了联邦政府。1887年，国会在经过激烈斗争后通过了《州际商业法案》，建立了第一个联邦管制部门“州际商业委员会（ICC）”。至今，美国的州政府仍然对州内的某些经营拥有部分权利。例如2012年，我们在怀俄明州调查了解到，对该州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州政府有严格的资源税，由于环保监管和当地福利的要求，这些资源长期没有获得批准开采。2018年2月，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怀俄明州不顾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批准在著名旅游胜地杰克逊小镇南五公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又如，位于南达科他州里德镇的北美最大和最深的金矿homestake（豪姆斯德克），由于金价下降，该矿于2002年关闭停产，金矿的蕴藏量仍然丰富，但当地政府因环保问题和工会问题不批准重新开采的许可证。

美国政府从不认为自己没有监管和特许经济活动的权利，争论的核心是这个权力在谁手里。代表北方大资产阶级的共和党认为，这个权力应该归联邦政府，而代表南方农场主的民主党认为这个权利应该在州政府手里。在管制权和特许权逐渐从州转移到联邦手中之后，民主党转而主张联邦政府加强管制和特许，而共和党转而主张联邦减少监管和特许，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已经羽翼丰满，开始嫌政府碍手碍脚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比较混乱，充满投机和腐败，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辛辣讽刺和谴责了这个号称自由经济的“强盗资本主义”时代。所谓自由经济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权利的语境。罗斯福新政结束了这种强盗式资本主义，建立起一系列对经济的监管措施。以后历任总统都根据需要出台新的监管规则，例如许多行业需要申请经营许可，对许多产业制定了产业规则即产业政策，有些则实行了限价和竞价政策。这些都带有特许经营的性质。

         表1 美国现在需要申请联邦牌照和许可的行业

                                                                             此表来自于美国联邦小企业局网站

表1是美国现在被认为小企业有能力进入而需要申请联邦牌照和许可的行业。其他需要联邦牌照的还有：化妆品生产，进出口，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和储存，药品生产和销售，医疗设备制造，烟草（所有环节除了零售），海关报关经纪业，金融服务行业（投资公司，经纪业务，银行，催收债款，等等）。地方政府有更广泛的牌照管理，如拍卖公司，建筑施工公司，干洗店，牧场，管道工程，餐馆，零售，甚至自动售货机器。

需要申请经营牌照，其实质就是特许经营。美国几乎所有涉及公共资源和公共安全的产业，都需要经营许可。而且，经营许可和产业监管往往联系在一起，有特许就会有监管。美国发展早期由于企业规模小、系统性差，监管相对比较松弛。罗斯福新政之后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对规模经济的产业监管。美国产业监管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深入性，就连许多美国经济学家也不甚了了，因为这些监管是政治家根据百姓的需求通过立法设立的，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关系不大。

       表2  美国监管最严的十大行业及其监管科目的数量

表2是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McLaughlin和Sherous两位教授基于2014年的监管数据库，按照监管条例中的监管项数量计算的美国监管最严格的前十名行业。

2017年，非储蓄和储蓄信贷中介，两大类相加的监管项数量高达63256项，其增长居各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保险和职工公积金行业，监管项数量55664项。也就是说，目前储蓄和非储蓄类信贷业监管项近12万项，四年以来，增长了86000多项。这还不包括证券业等其他金融类别，所有金融业的监管项很可能超过20万项。相比之下，中国金融业监管条例中的监管项很可能不会超过千数项。中美两国经济监管的差距太大，这种差距还不算中国对富人税收的巨大优惠。

由于美国各州可以立法成立州立企业，美国联邦层面也有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在金融业和交通业，所以特许经营基本上被经营许可和产业监管所取代；竞价进入、限制价格，并通过两者限制利润的情况已经比较少见。但是出现了一些变种，通过其他方式间接限制价格，也间接限制了利润。美国的房地产和香港的房地产就是这种情况。

美国的房地产产业政策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低收入者住房政策。欧洲从工业革命开始时，国家就参与为底层工人提供住房。最早给工人建集体宿舍的，是法国1775年（路易十六时期）建的阿尔克-塞南皇家盐场的部分建筑（Royal Saltworks at Arc-et-Senans，现在是联合国世界遗产）。今日法国仍十分重视公共住房建设，并于1998年立法，规定每一个法国市镇住房总数的20%必须是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廉租房，这在欧美国家中十分突出。英国工业革命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出现许多贫民窟，出现大量社会问题。1885年英国出台“1885年工人阶级住房法案”，鼓励地方政府关闭有危险的贫民窟，改善居住环境。后来美、德等工业国也陆续出台解决低收入劳工住房的措施，但西方全面实施公共住房政策是在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惠顾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要和促进住房资本市场的举措有三方面：一是联邦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即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区土地信托基金；三是为政府低收入住房提供金融担保，以及为商业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两房机制。这些举措的立法保障都源于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从第一部1937年的住房法案，到后来不同时期不断修订的住房和城市发展的法案，以联邦的资金支持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改善社区环境，改造旧贫民窟，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资金流动性等。

目前，美国有超过120万家庭居住在各种形式的公共住房，包括廉租公寓等，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美国政府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负责全国的公共住房项目，包括：管理社区发展的计划和财政援助项目，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为新建和翻建住房提供财政援助，为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和多人口家庭提供帮助，制定和执行有关住房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防止在住房方面的歧视，以及政策发展和研究。2015年该部年度预算是480亿美元，其中290亿用于公共住房，70亿用于社区规划与发展，70亿是必须支付的扶助项目。1980年，桑德斯当选佛蒙特州伯灵顿市长。他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在他当市长的8年间，伯灵顿市成为美国第一个社区土地信托基金支持住房的城市。它通过社区控制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将住房使用权与土地拥有权相剥离，从而使住房费用可承担。符合条件的居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房屋的“使用权”，售出时也是限定回报的出售价格，卖给符合条件的该城市居民。

社区土地信托与一般住房非营利组织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它主要关注产权房而非租赁房，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着重建造租赁住房，但是社区土地信托认为租户应该对自己的住房拥有产权控制，是其运营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第二，它是真正的社区组织，社区土地信托采用会员制，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中，土地信托住房居民、拥有一定职业技能或商界的人以及更广大社区居民各占三分之一。社区土地信托还大量依赖义务劳动和社区参与。这两点使得低收入社区变得可持续发展。2008年伯灵顿CHT社区信托基金被授予联合国人居奖，认为其创新模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可持续、耐久、可复制的。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美各地有大约250个社区土地信托，遍布全国各地。社区土地信托也开拓更适合的发展模式，比如在旧金山湾区，社区土地信托的作用是帮助建立住房合作社。很多买房人在金融危机后的几年中抵押贷款缩水，但这个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住房合作社身上。在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尼亚、新西兰等国，社区土地信托方式也在兴起。

1968年，为了促进家庭拥有住房，美国联邦政府设立“政府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GNMA） 或吉利美， 这个机构隶属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为联邦资助的低收入住房的贷款机构提供担保，使得贷款机构获得比资本市场中更好的成本。同时，设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即房利美，目的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形式扩展贷款二级市场，使得贷款机构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住房贷款，而不过度依赖地区的储蓄和贷款协会。房地美和房利美（总称两房）是针对所有商业住房的抵押贷款，不包括政府惠顾低收入人群的公共住房。地方政府还有一些根据地方特点制定的政策，例如在纽约州和加州这些住房价格高昂的地方，政府立法规定，高层住宅的一二层是低收入住房；纽约市还限制住房租金的增长水平，所有这些规定都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商品房的价格。

在美国，土地并非稀缺资源，除了少数特大城市的特殊情况外，美国的房价不高。在美国感到住房负担困难的是底层的少数人。尽管人数较少，并且美国的土地并非公共资源，但住房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政府有责任满足“居者有其屋”的需求。低收入住房政策在解决许多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同时，限制了商品房的价格。这种政策虽然有别于提供公共产品，但它提供了公平产品和公平价格，这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公平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它把过去仅限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产品投资，扩大到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上来，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交通和通讯。现在美国需要竞价进入的产业，主要就是交通和通讯。除了医、教、住、养、行这五大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美国政府还在涉及社会公平公正问题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干预和补贴，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小企业局，负责小企业的咨询、融资和产品销售；农业部不但实行农业的指导和补贴，而且还向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美国的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航空航天局及公立大学等机构都拨出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科研补贴。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监管、补贴、特许和指导是全方位的。

香港房地产发展的演化

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的住房政策是完全市场化的，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这种决策源于对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缺乏研究。

香港土地极度稀缺，香港港岛和九龙的土地归政府所有，属于公共资源。通过竞价拿地，政府收取土地租金，这笔租金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推出“公屋”，也就是廉租房计划，租金相当于市价的四分之一；开始主要针对灾民、搬迁居民和下层公务员，数量较少。1973港英政府成立房委会，统筹政府各部门兴建的公屋，并通过其执行部门房屋署规划兴建公屋，使公屋大规模扩展到低收入阶层。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已有约200万市民入住，占香港人口三分之一。公屋的运营，除政府提供免费土地和低息贷款外，房委会还通过出租公屋配套设施（商场、街市铺位及停车场等）作为补贴。这些出租设施的本质，是低收入者自已补贴自已，必然入不敷出。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公屋逐渐成为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1978年，房委会推出“居屋”计划，以市价70%的价格出售，其获利用以补贴公屋。到2003年居屋计划停止时，共推出超过42.2万个房屋单位，有100多万人入住。住在公屋和居屋中的香港市民已达51%。

我们可以看到，居屋计划类似于出租车公司的政策，居屋按市价70%的价格出售，这是一种不固定的价格限制，它起到了三个重要的价格作用。

    首先，它保证政府获得一项重要收益，就是市场价格的土地出让金，也就是到2049年的土地租金，它相当于出租车公司的竞价准入金，也就是稀缺公共资源的占用费。

    其次，政府还得到一笔相当于资本成本的利润。在1988年之前，这两笔费用都用于补贴公屋运营，因此，公屋和居屋都得到较快发展。

    第三，政府提供的低于市场价格30%的房屋，起到了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作用，事实上提供了一种政府希望的具有公平性质的价格系统。它提供了三个有限的公平效益：第一，对下层中产阶级有益处，使他们不至于买不起房而跌入底层；第二，对中上层中产阶级而言，“居屋”的推出可适当平抑商品房价，减轻他们的置业负担；第三，理论上减少了大地产的收入。

    但是，香港这种提供公屋和居屋的房地产政策，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获得最大利益的仍然是大地产商。居屋政策使政府获得了市场价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当于资本成本（10%左右）的利润，而它的价格是市场价的70%，也就是说，香港地产商的利润率在40%以上，它享受全世界最低的税率，而它出售的是稀缺公共资源，也就是说，香港地产商是把稀缺公共资源在最高利润率和最低税率的情况下装到了自己口袋里，把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转移支付给了私人。

对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些乱象的分析

关于网约车

美国出租车司机入职需要进行实地指纹检查，并和FBI系统和司法部联网，核查司机背景，合格后才能聘用。而美国网约车司机的背景调查，是使用第三方调查公司。由于背景调查信息有限，常使得不该开车的人会成为网约车司机，包括曾经有犯罪前科的人。还有许多没有经过充分培训的司机，这使得网约车事故率和犯罪率比出租车高很多。由于网约车的削价战略，网约车司机会变相增加费用：临时跳单爽约、绕路等等，不如出租车服务牢靠。随着uber大大超过纽约出租车数量，成为最大的网约车公司，它从开始的低价战略开始提升价格。出租车的价格是政府确定的，但面临网约车的不公平竞争，导致有出租车公司申请破产。美国各个大城市也在考虑下一部如何监管。网约车的出现在各国都冲击了出租车系统，引起了混乱。在工会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网约车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我国出租车系统的混乱是有历史原因的。起初出租车市场放开时，没有采取竞入制，而是实行准入制，给出租车系统管理的腐败留下了巨大空间。政府把城市公共道路占用租金无偿转给出租车老板，造成了出租车经营者的暴富，也带来黑车屡禁不止的遗患。网约车的本质是黑车合法化。黑车的本质是没有获得特许经营，非法占用公共资源、不提供人身保障且获得高利润，对特许经营下的出租车系统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网约车出现的另一现实问题是，大城市公交系统的线路和站点设置不合理，网约车利用私家车进行公共运载，没有增加公共道路负担，是它的一个合理之处。

美国出现滴滴有其特殊原因，因为地广人少，跨城市交通缺少出租车运营，所以很早就有鼓励私车搭载的法律，例如车里如果只有一个人，就上不了特快线。所以美国在上班时搭载私车，并付一定报酬，早已成了习惯。

香港针对这种情况，出台了红绿蓝三种出租车，红车只能在港岛运营，绿车在九龙运营，兰车在大屿山运营，根据运营情况采取不同政策。香港的做法优于美国，大陆应该学习香港做法。可以充分权衡，考虑将滴滴这一类公司纳入到出租车运营体系中来。

关于疫苗的经营

从政策的角度，医药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称为信用药，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强制推行、利润有保证的药品，疫苗属于这一类药。第二类称为市场药，是由医生开方，医院采购，市场化生产的药。第三类是引进药，第四类是创新药。医药改革的头号问题就是信用药，因为它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这类药如出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就会辐射到所有药业。信用药的生产只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企，一种是国家特许，药监系统必须有驻厂特派员监督整个生产流程和检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关于互联网金融

美国1956年和1970年修订的“银行控股公司（BHC）”法案规定，银行不可以从事商业。2010年的dodd-frank法案又进一步限制了新的“工业贷款公司”得到储蓄保险，这坚定了美国金融监管者要将商业和银行业分割清楚的意图。其目的是要防止股东挪用储户的资金，使得银行服务更能体现“审慎原则”，防止商业与金融混业经营难于监管带来的风险。沃尔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希望拥有银行牌照，至今未获批准。美国最大电商平台亚马逊也不拥有银行牌照，只是给其供货商提供小额贷款，使用的是亚马逊的自有资金，目前在美国、日本和英国共贷出30多亿美元。

2006年，美国有两个公司开始创立网上p2p借贷，出现违约和流动性枯竭问题，当时几乎没有监管。2008年，美国证监会出台政策，认为这样的模式等同于“销售证券”，要求所有p2p公司必须向证监会登记其产品，定期公布投资产品的详细招募法律文件，一度使得p2p公司暂停发售新产品，并使得一家英国p2p公司被迫退出美国市场。不久前，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指出，下一步可能需要对p2p有更多的监管，例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美国最大的p2p公司lending club 只有市值14亿美元，仍然是负利润。

印度央行2017年出台类似美国的p2p监管规定，要求借款人向央行注册登记，规定出台前，印度共有30个p2p平台，截止2018年8月，只有5家平台完成注册。

在中国，至2017年10月底，全国累计平台数量达5306家，在运营平台1779家，累计问题平台3527家。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平台失联、提现困难和停业等方面。显然对比美国和印度，中国需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中国要建立现代法治经济和现代经营方式

现代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几乎没有哪一个细分产业是不受监管的，由法律和政策条规建立起来的监管框架构成了一个产业的产业政策。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产业是没有产业政策的。那些认为不需要产业政策的人，完全不懂什么叫现代经济。

监管政策和产业政策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法律基础。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意味着现代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法治经济、产业政策、经济规矩没有立起来，这给长官意志留下了巨大空间。没有法治经济就不能建立起经济的长期预期，经济就必然处于混乱的投机状态和长官意志状态，相应的，整个金融系统不能建立长期的金融预期，就会带来极大的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大大提高了经济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

现代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的经营方式是多元化的。从全资国有企业到完全市场化，形成了经营方式的全链条，其中至少包括了以下十种经营方式：全资国有；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国有资本是被动投资人）；有价格管控的特许经营；有价格间接管控的特许经营；没有价格管控的特许经营；监管较多的民营；监管较少的民营；国家给予补贴和优惠政策的民营（例如美国小企业局管理的小企业、农业部补贴的农业，以及能源部、国防部、宇航局等机构所补贴的高科技产业等等）；以及个体经营。

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是为适应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政府的职能从提供公共产品扩大到提供公平产品，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医、教、住、养、行这些涉及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方面。说到底，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是为了现代社会经济公平，社会公正以及国家安全所实现的发展。

我们改革出现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完整。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论述中，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个程序正义；调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手段消灭两极分化，降低贫富差距，调动法律手段消灭腐败、消灭公共利益不当转移、消灭偷税漏税等不当获利，是第二个程序正义。共同富裕是指公平和发展的有机结合，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富裕，没有公平就不能达到共同。所以公平发展就是邓小平论述的结果正义。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国家战略的根本。现在有人曲解邓小平理论，用程序正义替代结果正义；另一方面，也严重曲解了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这种曲解，不能对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思想带来影响，并对改革开放的路径造成干扰，其中就包括含有特许经营方式在内的多元化经营方式和法治经济。

我们在下一步的发展中需要目标和路径更为清晰，为所有的经济人都建立起长期的理性预期。这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坚持我们的目标，正确设计我们的路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  季节）

中美贸易摩擦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美国要破坏和阻止、干扰中国快速发展，千方百计不让中国发展超过美国。

很多人包括西方战略界一些人都认为，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中国发展的目的，应该争取牵头形成所谓的“国际统一战线”。问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做到这一点吗？美国战后经营的最重要的盟国体系实际上是跨大西洋联盟。美国能够拉拢欧洲、或者欧洲会策应美国，一起来形成一个遏制中国的战略吗？  

美欧同盟内部已发生重要变化

把中欧关系或者中美关系，和美欧关系做个比较，它们显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无论是我们和美国的关系，还是我们和欧洲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和欧美关系相比较。欧美在二战后一直保持着一种军事同盟和政治同盟的关系。冷战时期这一关系就是彻头彻尾的军事同盟。苏联解体以后，欧美在定义上调整了一下，称之为政治军事同盟。我个人判断，这个同盟关系今后还会保持下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这个欧美跨大西洋同盟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美欧正式结盟，起始于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如同任何军事同盟，北约的成立也是针对第三方的。北约最大的目标就是当时的苏联。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动力明显减弱了，这是美欧同盟走向松散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很多人没注意到，欧洲、美国这两支力量的共同战略出现了分化。美国的战略重点曾经一直在欧洲，现在不是了。前几年奥巴马说美国要重返亚洲的时候，除了中国，世界上另外一个最关心这个问题的就是欧洲。欧洲在安全上长期依赖美国，突然间美国要重返亚洲，就是要离开欧洲了。所以欧洲人觉得焦虑不安。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战略意图进一步明确了。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国家间竞争重新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不再是国际恐怖主义了；第二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过去俄罗斯是它的头号竞争对手或战略对手，并没有公开点中国的名，现在不仅点了中国的名，而且还把中国挪到了俄罗斯前面。现在美国人的意图很明确，俄罗斯还是它们的战略对手，但中国排在第一位了。这就看出来，欧美的战略重点已经分化，因为欧洲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一再强调“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意味着它和盟国也要斤斤计较，要明算账、勤算账了；不能因为讲政治、讲盟友就可以让欧洲国家继续搭美国的便车了。总之，由于特朗普搞经济优先、美国优先，欧美间长期的经济利益矛盾将更加突出和尖锐。

欧洲不会在中美贸易战中轻易“选边站”

    美欧这么好的盟友关系，冷战结束后欧洲为什么要搞欧元呢？当时欧洲人搞欧元的时候，美国人问过欧洲人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两者经济上的竞争是长期的，一以贯之的。如前所述，特朗普上台后搞美国优先，把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由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现在欧美在战略上究竟有多少共同的利益？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它们有多少共同的战略利益？这是需要讨论的，就是欧洲人会不会和美国搞统一战线对付中国。

    美国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任何分歧，而是把中国作为另类国家来看待，对此我们不要抱任何的幻想。它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不会变化的。即使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个“离心离德”的总统，以及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欧洲人在对中国关系的问题上仍是坚持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此我们应该要保持清醒认识。

    虽然意识形态上欧美是一起的，但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我认为欧洲人不会轻易“选边站”。也许更准确地说，欧洲国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被迫选边。

    尽管美国正在努力拉拢欧洲共同来遏制中国，但很难做到。美国会有些什么举动？比如欧美共同施压，让我们在WTO问题上做一些改革，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欧盟在2017年12月20日发表了一个报告，把中国的经济制度说得一塌糊涂，认为由于中国政府控制所有的经济资源，西方不能够和中国展开公平竞争。

但是欧洲人很现实。欧盟无疑也希望迫使中国做出改变，但它同时也明白很难让中国改变其制度。基于此，欧盟的做法和特朗普政府并不相同。一方面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并且新发明一套标准规则来应对中国产品的所谓“补贴”和“倾销”。另一方面，欧洲越来越意识到了中国市场对于欧洲国家的重要性，这决定了它不愿意轻易放弃中国的市场。2017年中美贸易额是5000多亿美元，中欧贸易额是6776亿美元。其实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洲，是欧盟28个国家。它是一个统一市场，要把它作为一个贸易体看，我们的产品到了希腊，就等于进到5亿人口的全部市场了。与此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欧洲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2017年以来，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德国的最大出口市场。正因为这一点，德国也好，其他欧盟成员国也好，越来越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贸易战中进行“选边站”。

（编辑  季节）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此前30年，中美经历了从对抗到和解的过程；此后40年，两国关系虽有曲折，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现在，中美关系正走向一个新的不确定时期，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双方关系的下滑是明显的。这种变化不仅将对中美两国产生重要影响，也会牵动整个国际形势。当前，我们需要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妥为应对。

中美关系的基础已与以往不同

首先，应当看到，中美关系势必发生某种调整的原因，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是双方综合国力差距缩小，呈现出竞争态势。

回顾历史，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能够实现和解，其原因不仅在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双方经过多年对抗，彼此对对方力量的限度有了充分认识，双方都认识到，和解而非对抗才符合彼此的利益。中美和解之后，两国的合作先以安全为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迅速展开，在全球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也不断扩大。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后的几十年里，中美互信的基础是，两国综合国力相差悬殊，双方在安全领域互有需求，在经济领域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可以实现互补。

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四十年大体经过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是两国关系最好的十年，虽然双方有所矛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近二十年，两国关系总体维持向上，但其间有所动荡，发生了制裁、炸馆、撞机等事件。应该说，这二十年中美关系能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所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双方都认识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也受到其他因素的牵制，如海湾战争、9·11事件、美伊战争等。最近十年，中美关系看似波澜不惊，但一些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特别当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双方原有的互信逐渐动摇。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华政策已经开始调整，只是那时美国内部的意见还不很一致，有关动向也未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然而，近一年来，美国朝野在对华政策必须调整这一点上已形成共识，虽然最终的目标，即把中美关系定位为何种性质、采取何种政策尚不很明确，但走向大国竞争的态势是明显的。

中美关系为何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力量的兴起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发生和发展而引起的。

第一，国际形势不稳定，原有的治理体系逐渐失效。自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未能太平无事，如人所愿建立起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地区性动荡和战乱此起彼伏。同时，自那时开始的一波全球化近期出现退潮。这一波全球化的推手是信息化、高科技，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快速转移和全球人口大规模流动。全球化在造就经济发展繁荣的同时，各国之间与各国内部，普遍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和转移加快、金融风险增加等情况，原先被地域和国界区割开的宗教、种族矛盾和冲突，由于全球人口流动演变为一些国家内部的问题。各国间竞争加剧，各种矛盾凸显出来。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兴起、社会观念左右撕裂以及一些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对美国影响较大，在中国亦不同程度存在。

第二，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冲击，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与以往大不相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加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然而，中国的发展速度及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超出所有人的预想。中国的发展在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对现存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这一矛盾的正反两个方面都须正视，应设法予以调和。

第三，中美之间现在虽仍有大量的经贸往来与合作，但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两国间的竞争涉及经济、科技、军事、安全，外交等各个领域。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已对其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尽管中国既没有这种意愿，客观上也不具备这种实力。 

中美关系三种可能的前景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三种可能：一是重返大国竞争的老路，形成对抗，如美国一些人主张的“中美脱钩”或“新冷战”。这是最坏的前景。二是两国竞争有张有弛，在危险领域能形成有效管控，双方在重大全球问题上仍能保持合作。公平竞争加合作，这是有可能争取到的最好前景。三是一种中间状态，双方竞争加剧，关系持续紧张，偶有喘息，但难以做到“脱钩”。这是近期可能出现的局面。中美关系最终朝哪个方向发展将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对于上述三种可能，首先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所谓“新冷战”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破坏作用，不仅不符合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事实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关于冷战的历史教训，人们的反思集中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而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冷战的主要恶果是使工业化国家分裂为两大集团，迫使发展中国家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延缓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到来。对中国来说，主要教训是决不能闭关自守，中国的幸运之处就在于首先跳出了冷战造成的两极格局。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中美之间的竞争虽然难以避免，但这种竞争完全可能以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方式进行。我们既要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要避免误读历史，以致看不到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现在，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不同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与二战后大不相同。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当今世界独立国家林立，那种老旧帝国竞争的方式早已失去存在的空间，而两次世界大战也证明战争不再是攫取财富的手段，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二战之后的冷战时代，美、苏两国都把对方视为国际敌对势力的代表，双方之间也几乎没有经济联系。如今的中美矛盾是同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两个主权国家间的矛盾，而双方仍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巨大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一些重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和合作。

中国何时超越美国，这是近年来不少人热衷炒作的话题。但这一话题并不具现实性。现在中国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的世界排位仍在70名之后。即使有朝一日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双方在诸多方面的差距仍是巨大的。其次，中美之间的竞争虽会在各个领域展开，但中国的目标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善本国人民生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非取代美国的世界地位。为此，中国将争取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也包括与美国的继续合作。大国竞争的历史教训是：新兴大国直接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鲜有成功；而守成大国衰落的主因，往往是扩张过度或内部腐朽。最后，未来世界不会是当今世界的翻版。美国一超独大局面的形成有诸多特殊条件，而非历史常态。事实上，经过冷战后近三十年的发展，这一局面已在动摇之中。现在，各国的独立性都在加强，以历史标准衡量具有大国资格的国家也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尽管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很多，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不会改变。未来世界必将一体而多元，能容纳更多的国家和跨国组织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中美关系如何演变将受多种因素制约，各种力量正处在博弈之中。制止“新冷战”的出现、防止中美对抗是完全可能的。刚刚结束的G20会议，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为扭转局面提供了契机。引导中美关系渡过当前的艰难时刻，妥善处理两国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和智慧。 

秉持不搞对抗的信念，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经验

在中美出现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两国关系要稳定下来，需要一段博弈。当双方对于新形势下彼此的目标、力量的限度和各自的利益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重建互信是可能的。这个过程不会风平浪静。二战后中美关系几经轮回起伏。无论对世界和平还是对中美各自的发展来说，双方都应秉持不搞对抗的信念，这是处理两国关系的一条重要经验。

近40年来，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其次是大幅调整外交战略，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对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再次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与援助。最后，中国对世界形成了新的认识，即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这使得中国在应对国际变局时能够顶往外来压力，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坚持改革开放，稳妥处理对外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使中国和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在中国成长为大国的道路上，不可避免会地会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外部环境趋紧的阶段；竞争矛盾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的发展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出现的矛盾，必须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加以处理。双方都要严格遵守国际规范。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坚持对等谈判，而中国的基本经验是看清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根据国情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步骤和速度。

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更不能仿效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当代中国需要对等、平和地与世界交往，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防止自负的大国主义。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演变，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在国内，关键是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决定大国博弈最终结果的，归根到底还是各国内部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编辑  季节）

关于中美贸易战，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它背后的东西，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中美关系经历过的三次大变化

中美关系从历史上可以说经历和正在发生三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大的变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出于对苏斗争的战略需要，迫切希望和中国搞战略合作。在这种利益思考的支配下，中美之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也形成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三个公报。当时在许多方面，美国对中国的一些要求做出了让步。当时美国把中国视为友好非盟国，在各种待遇上都高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那个时期，中美战略互信达到了最高的程度。比如，美国向中国出售了黑鹰直升机等产品,中国也曾把当时最新的战斗机送到美国去改造。所以当时中美关系基础的进展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当时中国在中美关系上是积极推动的。

    第二次变化，美国推出对华“遏止加接触”的政策。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价值已经变小或逐渐丧失，战略上已不再那么需要中国。在美国国内有一场关于中国的大辩论，有些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将是美国下一个主要对手或敌人。但多数人认为，还有必要维持同中国的关系。经过辩论，克林顿政府最终推出了“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原因有几个：

    首先，美国普遍认为，虽然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太弱，没法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相比较，短期内难以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也就是说，中国要取得世界大国地位还不完全够格，没有能力挑战美国，而且中国在发展中，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其次，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在谋求主导和操控国际事务中，仍对中国有一定需求。再次，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开放市场，美国要尽量在这个市场占有更多的额份，获取更多的利益。另外，只有保持跟中国的关系，美国才有条件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重新“塑造”中国。

    总而言之，无论从战略借重还是从实际利益考虑，美国都需要同中国保持和发展关系。对华实施“接触和遏制”政策，最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和全盘利益。当时美国把中国定位为“非敌非友”，或以遏制为主，或以接触为主，美国都是以自己的利益考虑为转移。但在客观上，这也有利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发展。小布什入主白宫的初期，新保守主义占据上风，对华战略态势一度转变，公开把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军方更是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随后发生了“9.11事件”，小布什把美国主要战略目标改为反恐和防扩散，对中国的需求增大，中美关系随之改善。总之，在克林顿和小布什当政时期，尽管双方各种矛盾、摩擦也接连不断，中美关系确在这段时期各领域合作纵深上都有全面显著的发展。

    第三次变化，是在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其一，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的趋势持续发展，改变着世界力量的对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造成冲击。其二，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发的时机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大幅提升。美国经历“9.11”事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爆发的严峻金融危机，硬实力和软实力均遭损伤，国际影响力相对减弱。中美间力量对比差距明显缩小。本来，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等方面不同，中美关系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对抗基因。我们强调合作共赢，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是美国冷战意识严重存在，一直把中国视为异类。中国迅速地崛起，与美国差距越来越小。一个“异类”大国这么快的崛起，必然要引起美国的焦虑和不安，进一步强化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力度。

奥巴马上台初期曾对胡锦涛总书记说过，“美中合作可以重塑21世纪”。但是很快这个调子就改了，开始强调“重返亚洲”，而在2010年推出了“亚太战略再平衡”。虽然没有公开宣称是针对中国的，但所倡再平衡是针对谁，实际上谁都明白，而且美国提出的六条措施都是针对中国的。美国的军方和保守主义势力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国防部长卡特甚至公开叫嚷不惜和中国一战。美国还以南海问题为抓手，一手制造了南海形势动乱的复杂局面。

奥巴马没有公开讲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手或者竞争对手，是因为他还需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配合，诸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后来的气候变化等等。美国开始把对中国的战略借重逐渐地转向战略遏制，当时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两面性更突出对抗的一面，尽管他没有公开宣称，但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当成了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公开宣称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

特朗普当政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美国推出的几个战略报告，以及今年年初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中，美国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战是一种现象，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针对中国的动作，甚至不断触及中美关系的底线，在台湾问题上。这是美国历任总统都不敢触动的红线，尽管在冷战之后，美国一直违反当年同中国达成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协议，屡次试图提升美台关系。这与当年中美战略合作的时期已有很多不同了，但都没有敢像特朗普这样明目张胆。

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至少是由战略合作、战略借重转向了战略遏制，甚至包含某些战略对抗的成分。

   长期以来，我们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那里去，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好也好不到那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坏也坏不到那里去”现在不好说。因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增大。贸易战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靶子，真正打的是中国的未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道路、规则，还包括中国现在急需发展的高科技等等。目的至少是遏制中国的发展，说得轻一点还是以防范为主。这是一个基本估计。

我们的战略态势

    对美国的基本估计下，我们要有一些相应的对策。

    第一，美国仍是当前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我们相对而言仍处于弱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尽量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是有必要的，对我们有利。所以，我们要保持战略上的坚定、镇定和淡定，尽可能争取中美关系能够基本稳定，这还是有条件的。比如说经济问题，现在中美关系的经济盘子太大，利益高度互融，谁推翻了这么大的盘子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而且经济本身有它的规律，特别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政治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的。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界有很多人都在反对特朗普的政策，有的还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经济盘还可以继续做大，至少对双方关系的稳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必然规律。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目前美国对华战略主要还是对中国进行防范而不是完全对抗，当然这不排除某种偶然的事件，但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今年年初到美国访问时明显感到，美方对我们十九大报告内容有三点最为担心：一个是中国要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部署；第二个是中国要向世界“推行”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模式；第三是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这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担忧。

    中美俄欧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战略力量，也是影响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关键因素，处理好中美俄和中美欧两个大三角关系尤为重要。在当前美俄、中美竞争博弈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和俄罗斯都面临着美国的打压和挑战。实际上中俄已经互相成为战略依托的关系。继续深化中俄间的协作与配合，是必要和明智的。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一个互动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主变量。

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美国严重焦虑

近年来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逐步接近美国，中国的军费开支虽然还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美国很多智库认为，到2020年后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此外，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上升。在此形势下，美国已明确把中国视为世界老二，认为中国已经对它在地区和全球的霸主地位形成严峻的挑战。再加上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在美国看来，中国带来的挑战远比当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对它带来的挑战严峻。

    在此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近年来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的发展变化，反应非常激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在东海、南海，后来还有台海的维权行动，但却被美方认为是威胁它的盟国、挑战它的霸主地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建立亚投行（AIIB）等新的地区多边机制，也被美国视为挑战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当前，中美间的贸易争端、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可能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两个爆发点。如果前者发展成为包括技术、金融、能源在内的长期、全面的经贸战，后者因美改变一中政策而再次引起台海危机的话，中美关系的前景将十分黯淡。

我们过去常讲，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当年美苏基本上没有经济交往，是两个割离的市场，而中美之间则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是主要贸易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严重的贸易摩擦如果走向全面、长期的经贸战，则可能使中美经贸关系朝着经贸“脱钩”的方向发展，使这一压舱石变成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我最近看了一些美国专家学者的文章，他们认为中国的挑战不同于当年日本和苏联对美国的挑战。美国与日本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双方还是盟国，虽然两国间也曾爆发激烈的贸易战。他们还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苏联。苏联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基本隔绝的，苏联经济发展没有后劲，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是其最后跨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国很聪明，采取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做法，以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美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竞争不过中国。现在特朗普总统不干了，美国不干了。美国国内现在形成了三点新的对华共识：一是历史已经表明，那种曾经认为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后，最终会发生美国所期望的变化的看法是错误的；二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三是趁着美国现在还有优势，要全力压制和防范中国，绝不能让中国超过自己。在此形势下，中美关系进入了摩擦高发期。

如何应对美调整对华政策带来的挑战

提出几点简要看法与建议。

首先，我们要把中美关系面对的挑战和竞争进行排序。

挑战与竞争的风险，可以从紧迫性、严重性、全局性或局部性来排序。有的可能非常紧迫，但它可能是局部性的。有的现在看不那么紧迫，但是发展下去则会带来全局性的影响。有的则是既紧迫严重又具有全局性。要根据排序做出有所不同的应对。

    第一个是贸易战，这一挑战既有紧迫性又有严重性和全局性。要下大力管控好。必须坚持几个原则：一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二是坚持多边主义；三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四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倒逼改革走出深水区，使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总之，应该尽量避免中美贸易战走向长期经贸战，否则结果只能是双输而无赢家。

第二个是与美国在地区与全球的竞争。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在地区和全球与美展开竞争。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地区军力平衡，中国的目的是要将美国从东亚挤出去。而美国的政策则是要始终保持其在地区与全球的主导地位。在此形势下，我认为，面对地区与全球，中国应把周边地区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东亚、西太，中国要坚持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西太、东亚，面对朝鲜半岛、东海、台湾、南海多个热点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最紧迫，台湾问题则最重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印度洋地区、中亚与南亚、非洲、中东、拉美，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在发展，中美之间也开始发生竞争、摩擦，但还不那么突出。我们在政策上要有轻重缓急的排序，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避免与美国进行全球竞争。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理好与美国在东亚、西太地区的关系，这是当务之急。   

第三个是中美在全球公域的竞争。全球公域包括三个方面：海上通道、网络和外太空。前些年，中美网络安全摩擦很激烈，现在中美四个重要对话中就包括执法与网络对话。中美海上摩擦更是日益突显，双方在南海的剧烈摩擦是其缩影。美国对中国在外太空能力的发展也越来越不放心。着眼长远，中美在全球公域领域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形成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关系，还是让竞争为主甚至走向对抗，这将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未来。在这一重大领域，中国在坚持发展自身力量的同时，应努力与美国建立与开展更多的对话合作，这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宜早不宜迟，对于未来避免双方发生军备竞赛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个是中美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摩擦。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但中美建交之后，在大多数时间里这方面的摩擦并不十分突出，与当年美苏进行全球意识形态争夺有很大不同。目前，双方在这方面的摩擦竞争在逐步上升，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将来如果中美在这方面的摩擦突显出来，在地区与全球形成竞争关系，则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其严重的全局性的消极影响。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同时不向全球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应作为我长期坚持的政策。

其次，面对中美已经出现的竞争态势，应该把中美竞争管控作为一项总任务。

为此，要尽快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定义、内容及利害影响，做出认真分析和正确判断。中美是不是已经成为敌人？还是说中美仍是竞合关系，但竞争与合作两者的天平已严重失衡？我认为，中美关系仍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虽然现在美国已经把防范、制衡中国放在主要位置，但是双方还是有很多共同利益，合作的一面依然存在。

关于中美竞争必须对中美关系已进入摩擦高发期、中美竞争将长期存在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应决心通过最大的努力，防止中美竞争走向全面对抗、走向某种形式的新冷战；竞争管理的最终目标应是争取经过较长时期的碰撞磨合，最终找到两国相互适应、建立新型关系的途径。

在上述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我们要明确提出新形势下的对美政策。要确定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对美政策哪些应继续保持，哪些要有所调整变化。要综合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各个部门的研究判断，加上智库的研究，最后由中央做出统一决策，提出指导思想和各个领域明确的具体应对政策。

最后，具体讲，要大力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分歧与危机管控。这是在双方利益分歧与冲突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必须做出的重大努力，是守住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的重要保障。二是努力减少和避免误解误判。误解不是真正的利益分歧，但同样可能给双方关系带来巨大麻烦。这方面可做的事很多，保持有效对话接触是重要的途径。三是尽力保持与推进合作，包括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合作。决不因分歧竞争上升而停止阻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至少我们不应主动这样做。

                                    （编辑 季节）

2018年8月27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全面回顾了共建“一带一路”5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就下一阶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全球意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

“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向“自我发展”升级的新方案。“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冷战后兴起的学术概念，旨在应对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跨国犯罪、难民危机等由全球化衍生出的各类跨境问题。西方国家虽然在全球治理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这种建立在特定制度、文化基础上的经验，对于那些民族国家框架尚需稳固、内部族群关系复杂的亚非各国而言，并不适用。中国以“共同发展”而非“模式输出”带动各国民众在本国内部实现“善治”，谋求从全球问题的源头着眼，根除贫穷这一滋生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的温床，使各国民众得以在本国内部安居乐业，帮助各国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全球性问题的早期控制、早期解决创造了条件。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始终是全球议题的主导者，广大亚非新兴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难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足够的发言权，既有的全球治理驱动力量或者行为主体仍然是由少数国家构成的霸权系统。近年来涌现的诸如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无一不是在波及欧美后，才为世人所瞩目。实际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早已苦之多年，却乏人关注，终至危害扩大而难于管控。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合作机遇，也为各方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相关议题走向提供了平台，更为全球治理议题的扩展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话语权的提升开辟了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治理注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新内涵。全球治理的对象大多并非是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冷战后，大国关系的相对平稳与传统安全问题的降温，为各国协调应对全球化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创造了必要前提。然而，自2010年以来，大国博弈再度激化，传统安全问题回温，分散了各国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关注。一些大国甚至罔顾自身责任，不惜以邻为壑，采取如修筑隔离墙、退出国际多边合作框架等单边行动，导致环境治理、难民流动等全球问题的治理陷入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强调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其合作思路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对接，打通了两者融合的路径。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涵的全球治理新思路更具吸引力、感染力，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成员的赞许和肯定。

“一带一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通过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既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和技术加快自身发展，又通过外部压力促进国内改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腾飞。

过去5年是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转型同频共振的5年。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传统的低工资成本优势弱化。国内产能相对过剩，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增大。区域发展水平失衡，结构布局亟待优化。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对外投资数量和水平有待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正是我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发展转型的迫切要求，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提出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倡议。

过去5年，“一带一路”建设由点到面，通过扎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工作，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合作成果，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同时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我们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换言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正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

当前，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开放与融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然而，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大国对抗不断升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分离主义等极端思潮甚嚣尘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以邻为壑的传统逻辑依然顽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空前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国内国际发展大局，实现“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与国内高质量发展同向同行。

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既是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大倡议，也是实现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性举措。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存在失衡现象，东部沿海交通便利、资金技术密集，已然跻身世界发达水平；中西部地区受制于自然状况、交通条件和历史原因等因素发展明显滞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通过加强“一带一路”与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的对接，中西部从内陆沿边地区成为了开放前沿，必将助力其对外开放和经济腾飞，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以“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13亿人口的巨大需求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扩大对华出口和投资提供了历史机遇，而扩大进口规模、吸引更多外资也将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从中长期看，中国需要通过创造更好营商环境、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有力保护知识产权等举措吸引更多外资，同时推动国内体制、规则和标准不断与国际接轨，从而推动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是因为它顺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契合了沿线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要求。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不强行输出本国发展模式，不构筑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地缘政治的零和游戏，而是通过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构建权责共担、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新方案，必将极大提升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全人类的福祉，极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编辑  宋彬彬）

40年前，9.6亿人口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313元，人均GDP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值；但到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相当于非洲的4.2倍。已经富起来的14亿中国人民始终关注有着12亿人口的非洲大陆何时实现经济起飞，以及怎样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也关注非洲大陆怎样能够像中国那样，让十几亿非洲人民富起来。

2013年3月，刚刚担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南非德班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指出，中国与非洲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发展好了，非洲发展会更顺；非洲发展顺了，中国发展会更好。

1963年，非洲联盟正式成立，52年后的2015年，非洲联盟第24届首脑会议制定了《2063年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这是非洲消除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渴望到2030年成为一个繁荣的大陆，成为全球生活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非洲的总体GDP要与非洲占世界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相称，使世界级的、一体化的基础设施遍布非洲大陆；2045年非洲占国际贸易份额将从2%增加到12%，非洲内陆贸易从2013年的12%上升至50%；非洲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进而实现整个非洲大陆共同富裕。这就是非洲雄狮的“非洲梦”。

快速起飞的非洲经济

我们需要走进非洲、了解非洲、认识非洲，才能更好地帮助非洲。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人没有去过非洲，对非洲大陆知之甚少，即使是学术界，对非洲和非洲各国国情的研究也是相当有限的，缺乏系统性。这与中国对非洲经济增长、工业化、基础设施、双边贸易、直接投资、承包工程、增加就业、发展援助、减少贫困、培养人才、医疗健康、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极不对称。

《21世纪的中国与非洲》一书的作者行走非洲，在2016-2017年，历时120天，对非洲七国进行了调研，行程6.5万公里，考察中国公司在非洲的102个工程项目，访谈302人次，包括3位国家总统、3位国家总理、18位政府部长。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国内对非洲研究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进展。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到非洲大陆经济正在起飞，有一大批普通中国企业家、技术员、工人及外交人员深度参与其中，助推非洲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

这里，我从中国与非洲的视角，说明非洲为什么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为什么中国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

21世纪以来，曾经被视为世界最为贫穷和落后地区的非洲正在快速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被《2063年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视为非洲的转折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3%，低于世界平均增速（3.0%）；1990年，该地区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为2513美元，高于中国人均水平（1526美元），到了2000年，该地区人均GDP仅为2379美元，比中国人均水平（3701美元）低得多；2000-2016年，该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至5.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3.6%）。2016年，该地区人均GDP提高至3453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45.1%；工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2722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2015年的4588亿美元，增长了69%；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从2000年的1197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2012年的5341亿美元，增长了3.46倍；外国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68.75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2015年的462.81亿美元，增长了5.73倍。以上数据表明，非洲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持续高增长纪录，经济正在起飞，后来居上。

中非经济的合作共赢

为什么二战之后，经过了50多年经济发展的起起落落，直到21世纪初，非洲才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直接的原因是，非洲从21世纪初才开始进入工业化时代，2000年之后，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2%，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6%，带动了总体经济增长。但从总体上看，在独立后的50年，非洲未能建立一个比较独立、互为配套的工业体系。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业增加值（2010年美元价）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只有2.0%，GDP（2010年美元价）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2.2%，显然，只有加速工业化才能加速经济发展。为此，非洲联盟2007年发起了“非洲加速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了加速工业化发展的七个优先领域，将工业化作为非洲发展战略的主体，其目标是在21世纪使非洲成为工业化大陆。

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全力助推非洲工业化进程，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额为100亿美元，到2014年增至2200亿美元。之后由于世界贸易额持续下降，直接影响中非贸易额下降，但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与非洲进出口总额约为1697.5亿美元，占非洲进出口总额（9503亿美元）的17.9%。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约945亿美元，占非洲出口总额（4167亿美元）的22.7%；自非洲进口约752.5亿美元，占非洲进口总额（5336亿美元）的14.1%。

第二，中国主动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对部分非洲国家减免进口关税，极大地刺激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

第三，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2017年中国对非洲贷款额超过1000亿美元，是2010年贷款额的50倍。2007-2017年，中非发展基金作为合作方在非洲开发项目投资总额达到200亿美元，建设了100多个非洲工业园，铺设了近6000公里的铁路、4000多公里的公路，建成了9座港口、14座机场，同时建成了34座火力发电站、10座大型水电站、1000座小型水电站。

第四，中国企业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工程的最大承包商。根据《工程新闻纪录》（ENR）杂志的2017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最新数据，中国企业在非洲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市场占有率为56.2%，其中大部分建设资金来自中国政府框架合作项目的“两优贷款”。

第五，中国成为非洲第二大官方援助国，向非洲国家直接提供对外援助，包括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咨询培训，扩大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减少贫困等领域的对外援助和合作，提供免息减息贷款等。据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估计，2000-2016年中国对非援助总额约为750亿美元，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非研究所估计，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总额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正因如此，中国极大地助推了非洲经济起飞，推动了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即建设非洲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及基础设施工业化。由此可见，中国“走出去”、“投资非洲”与非洲工业化、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是同向、同行、共建、共赢。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并不是西方媒体所描绘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共赢主义”，突出表现为中非关系的五大要素合作：一是政治上平等互信；二是经济上合作共赢；三是文明上交流互鉴；四是安全上守望相助；五是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典型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根源于20世纪50-60年代中非的传统友好关系，也体现在2000年在北京创建的中非合作论坛，与52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建交，更体现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中非共同制定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明确了中非关系未来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包括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五大支柱”，着力实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和安全“十大合作计划”。正是基于此，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非洲各国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非洲经济起飞的道路选择

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非洲走什么路？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

一是美国模式。2018年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Detroit Economic Club）明确表示，要把西方模式，也就是“人权、法治、知识产权”理念教给非洲，这样非洲的发展就更接近“西方模式”而非“中国模式”。他还指出，一个经济体可能暂时不采用“美国模式”，但最终只有“美国模式”才可能产生活力、创造力和技术创新。事实上，“美国模式”并没有让非洲国家富起来，诚如前文所述，非洲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非洲大陆最缺的从来都不是“美式民主”，而是严重不足的现代基础设施，许多设施基本上是殖民主义时代留下的遗产。如果将电力视为一个家庭、社区、地区和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因素，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信息，2000年非洲未能获得电力供应和服务的人口比例达到四分之三，这意味着非洲有7~8亿人口并不享有现代化生活基础。从历史上看，美国对非洲的所谓支持更愿意出钱出兵发动战争，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却是一个典型的“葛朗台”！

二是中国经验。为什么非洲各国愿意从中国发展道路中汲取经验，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从来不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强迫非洲国家采用“中国模式”，而是提供“中国经验”和 “中国方案”，如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正如这本书所详细介绍的各种典型案例，特别是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经验对非洲国家极有吸引力和借鉴之处，它们纷纷到中国实地考察、学习取经。我曾经多次去非洲国家授课和讲座，这些国家不仅关心中国五年规划如何制订，更关心五年规划是如何实施和评估的。最主要的还是非洲各国通过大量的“中国工程”、“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运营”的案例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把中国视为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老师”，学习中国经验。例如，中国帮助非洲国家修建水电站、火电站、国家电力网等，极大地削减了非洲无电人口比例，到2016年，非洲的无电人口比例已降至57.2%；又如中国帮助肯尼亚实施“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人才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特别是中国提出的“要想富先修路”的简单道理，已经成为非洲各国的共识，要求中国帮助它们修建铁路及各类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近6000公里的铁路，这相当于非洲6万公里铁路存量的1/10，相当于新修建铁路总里程的90%以上。仅以2017年建成通车的蒙内铁路为例，这条480公里长的铁路将带动肯尼亚GDP提高1.5个百分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帮助非洲建设最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消除数字鸿沟。2000年，非洲移动电话用户量只有1100万户，到2016年已经高达7.54亿户，相当于2000年的68.5倍。中国在非洲大陆参与的港口建设多达20余个，这为非洲进出口贸易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中国经验对非洲国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它们纷纷效仿中国港口、工业园、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做法，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非洲的各类援助和投资，不只是“授之以鱼”，更重要的是“授之以渔”，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2017年，非洲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近5万人，是10年前的20倍；同年，由中国政府出资主办的各类培训项目超过4万人次参加，其中来自非洲的学员占60%～70%。此外，中国有大量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进入非洲、援助非洲，这标志着中国与非洲已经进入大合作阶段，中国助推非洲进入大发展阶段，也标志着非洲开始走向了富起来的新的发展阶段。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

中国发展起来之后，逐渐改变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南北“大趋异”，进入21世纪，世界首次出现了南北“大趋同”。在这一全球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首次提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让非洲12亿人富起来，加速南北“大趋同”。

1982 年 1 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说：“‘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40年后，在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南南合作”的助推之下，非洲的经济起飞正在成为现实。富起来与强起来的中国有意愿、有能力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中所展现的那些为了帮助非洲、受中国政府以及企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的普通中国企业家、技术人员、工人以及外交家等，每个人都应当获得一枚勋章！

（编辑  宋斌斌）

走出经济困局

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占人口2.5%的巨富阶层控制着70%的俄罗斯资产。200位最富有的俄罗斯人掌握的财富总额高达12.5万亿卢布，这超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

经历了戈尔巴乔夫6年的“改革”和叶利钦近9年的自由化经济改革，俄罗斯经济跌入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在世界国民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及2%，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国际地位降低。俄罗斯工业产值减少了70%，农业下降了50%。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左右。 1999年12月31日，刚刚代理俄罗斯总统职务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演说中指出：“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1、打击财阀寡头、掌控经济。痛定思痛，2000年，普京正式当选俄罗斯总统。在2000—2008年的两个总统任期中，普京着力恢复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掌控力，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治治理和经济整顿的举措。

普京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少数寡头收买或私有化。普京巧妙利用矛盾，抓住机会，“稳、准、狠”出击，各个击破，有效打击了寡头势力，防止寡头操纵媒体、插手政治和恣意妄为。他动用安全、检察、税务等部门的力量，在 2000—2003年的两三年时间里，先后下令查处了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号称“克里姆林宫教父”的别列佐夫斯基和全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些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寡头，可谓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顶住了国内外包括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政治压力，顺利地收回了一些重要部门如电视台和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2004年以后，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普京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作用，重新控制了战略性资产，通过市场和司法手段，拆分私人寡头企业；促进国企强强联合，组建超大型国家公司；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行业的掌控。借助打击寡头的机会，俄政府成功收回并控管了大多数传媒机构和能源、银行、航空、核能、军火出口等主要战略性产业及装备工业，同时确定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外贸、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 1063家大中型企业为国有战略企业，规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2004—2007年间，国有股份在俄资本市场中的占比从24%上升到40%，2009年达到50%。1997—2009年，国有经济比重从30%回升至67%，在银行业、加工业、石油天然气行业中，国有股份占比分别达到60%、50%和40%。

普京的社会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发展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公共交通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政府职能的物质基础，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俄罗斯政府通过将能源私企重新国有化，通过立法保证战略性国企的核心地位、让重要领域的核心国企拥有垄断地位，扶助国企实施资源、市场和资本扩张，以提高国企对经济的调控能力。

2、重新工业化，还是后工业化？坚持现代化，还是发挥原材料优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工业在短时间内下降了60%，产业-技术链崩溃，产品失去竞争力和传统市场。普京在2012年1月30日刊发的《我们需要新经济》一文中提出：“俄罗斯超过1/4的GDP靠的是向世界市场出售天然气、石油、钢铁、木材等原料或初级产品。如今俄罗斯依赖世界经济，依赖程度比多数国家更大……我国的大体地位是原料型国家。实际上我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非工业化，丧失了发展质量，全面简化了生产结构，从而高度依赖消费品进口，依赖进口技术和复杂产品。”

2012年，在总统竞选前夕，由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监事会主席的智囊机构——现代发展研究所出台了一份名为《探索未来：2012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认为，俄罗斯不应选择（普京倡导的）国家主导的重新工业化道路，而是应当走后工业化发展道路、后工业化战略：建立在开放性、私人企业家的广泛参与以及竞争基础上的道路更具吸引力。”

普京认为，处于原材料产地的国际分工定位对于俄罗斯则是“不可接受的”。普京提出，俄罗斯要想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竞争，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由于私人资本不愿进入高科技领域承担风险，所以政府制定优先发展方向并提供扶植是发展高科技产业所必需。普京还具体提到了几个应该占据领先地位的产业：制药、高科技化学、复合材料与非金属材料、航空工业、信息通信技术、纳米技术，以及仍然保持传统优势地位的原子能与宇航工业。普京认为，发展这些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必须有国家的引导和支持。普京引用韩国和中国这些国家顺利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指出必须由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这将利大于弊。普京认为，俄罗斯要想恢复国际竞争能力，就必须发挥国家和国有战略性大企业的作用。

民主化陷阱

    2005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苏联解体是 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

1、民主梦幻及思想迷失。1988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多之后，苏联社会的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使苏联彻底走进死胡同。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把一些民主原则如多数原则、公决原则、选举原则、公开原则等绝对化和简单化。他把 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15年后，普京反思说，我们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开原则在任何国家都不是绝对的，都要根据国情施以具体的规定，避免滥用。

戈尔巴乔夫使“公开性”成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关键，结果“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的突破口。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书中倡导用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在外交战略上主动向西方让步，西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冷战。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使苏共逐渐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1988年以后，苏联社会上某些势力利用反思历史的机会，积极推动所谓“平反历史错案运动”，造成了强大的声讨苏共历史的舆论声势。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股“历史热”的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些作家、电影人或记者编辑。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亲自策划、组织和领导了这场反思历史和平反错案的运动，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热”彻底颠覆了苏联社会部分人的信仰，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诋毁国家之风甚嚣尘上。

2.权威散落与治理失败。开弓没有回头箭，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拆毁”的大戏。此时，各地方抗缴税款、你争我夺、各自为政，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们与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遥相呼应，反苏共、反中央，拉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这样，苏联和苏共已是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苏共的失败是从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则是导致苏共分裂的重要创口。1989年末，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宣布独立，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

3.政治改革与民族分裂。苏共二十八大以后，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派政治斗争日趋激烈。“8·19”事件加剧了危机，最终，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完全解体了。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组涉及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关键性要素：苏共、宪法、选举、议会等。首先是修改宪法，取消苏共领导地位。苏联宪法原第六条规定，苏共是社会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核心。这一原则性的规定，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主要障碍。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全会的报告中公开提出苏共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应“放弃某种法律和政治优越地位”，苏共执政地位的获得，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即依靠选票）去“争取”。苏共中央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行动纲领草案进一步提出，“苏共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这意味着苏共要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变为与其他参政党平等竞选，才能获得执政地位。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以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来贯彻改革的政策”。1990年，苏联境内非政府组织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有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遥相呼应，目标一致对准苏共和联盟中央。苏联各地的政治热潮很快汇成汹涌澎湃的海啸，直逼联邦国家和苏共中央。1990年2月4日，莫斯科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

4.执政党的瓦解与分裂。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成为政治改革的对象，5年左右的时间，苏共遭受了“被改革—被改组—被边缘—被分化—被抛弃”的悲惨命运。戈尔巴乔夫把 1800万各级管理人员都看成“改革的阻力”，使他们经常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和干扰而无法正常工作。政府每天都受到攻击，打开报纸，都在骂政府。当社会上自上而下地出现了意识形态危机和政治多元性后，苏共党的宗旨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欲将苏共转变为议会党，向西方的议会制模式靠拢。在咄咄逼人的民主派面前，苏共先后在许多共和国、州、市丧失了执政地位。

5．国家裂变与经济崩溃。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经济决策上出现重大错误，他宣布，“党的工作是意识形态”，不允许政府官员干预生产和经济活动。一些政府部门被解散，仅仅在一年内中央部委的人数从170万削减至70万。他打乱了苏联的外贸秩序，宣布“经互会”内部实行用西方的硬通货结算，导致“经互会”成员之间的经贸关系混乱不堪。1988年10月，爱沙尼亚宣布主权独立后，各地纷纷拒缴税收，有的甚至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国内局势失控。戈尔巴乔夫急忙向西方大国哀求经济援助。他一直相信西方“神圣的诺言”。1991年3月底，戈尔巴乔夫请求美国提供15亿美元贷款。他说，如果美国不提供援助，俄罗斯可能出现饥荒。布什总统冷漠地说：“应该给他上一堂古典经济学课，他应该明白生意是生意。”当时西方的外交官都为戈尔巴乔夫的肤浅和可怜感到震惊。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也走向尽头。

6．民主迷途与亡党亡国。2005年和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两次在公开发言中强调，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

2006年，《环球人物》杂志第五期刊登了中国记者对戈尔巴乔夫的专访。戈尔巴乔夫表示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他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民主畸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俄罗斯政治变革，特别是“民主化”转型的研究成为俄罗斯国内、中国学术界以及西方学者共同关心的热门课题。

1.民主：从浪漫到毁灭。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此时在俄罗斯的官方舆论中到处充斥着打碎旧制度、与社会主义决裂的声音。梦想加入到西方民主大家庭中去，等来的却是“野蛮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

俄罗斯政治学者威廉·斯米尔诺夫在《俄罗斯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一文中指出，“就其性质而言，这属于一场反革命政变。这场政变的绝大多数拥护者都曾浪漫地相信，同时对苏联政治体制实施全面拆除，在经济领域进行激进的市场改革，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伴随着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改组行动的狂飙突进，俄罗斯经济不但没有实现市场充裕，反而陷入了全面的“休克”。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5%，工业生产下降18%，固定资本投资大约下降了40%，与此同时，面对社会急剧转轨中出现的大量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浪漫的民主”显得无能为力。各级新的政权体系几乎陷于瘫痪，各种黑势力乘虚而入，叶利钦从为“民主”而战，转为为权力而战。1993年10月，坦克开进莫斯科街头，炮打“白宫”，解散最高苏维埃，逮捕了副总统和议会议长等人；同年12月，强行通过了为自己定制的、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新宪法。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最后选择了依靠武力驱散议会的方式，形成了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权体制。

俄罗斯百姓经历了短暂的民主之梦后，发现梦想加入西方大家庭但等来的却是“野蛮的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不但国力急剧下降、政局反复、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而且国家的完整与统一都受到巨大威胁。俄罗斯人民开始怀疑从西方移植来的民主是否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

20世纪末，这场俄罗斯民主化浪潮来势凶猛，却黯然退场。10年间，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一些政客说唱着各种政治言辞，试穿不同颜色的政治外衣，显得热闹非凡。广大普通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被迫游离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边缘。

1993年新宪法所确立的超级总统制，赋予总统比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比任何西方国家总统大得多的权力。在这种总统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国家各方面的大政方针都依靠总统个人的决策，这导致了政治失衡。20世纪90年代后期，叶利钦常常绕过议会，在电视上即席签署“总统令”，俄罗斯被弱化的国家权力既不能从制度上推进民主和治理，也不能在实践中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2．黑帮政治与寡头干政。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以瓜分国有财产的方式造就了一批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俄罗斯也由此获得了“寡头资本主义”的称号。俄罗斯寡头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政治现象。这些寡头通过从事商业活动接近政权或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行为是一种篡夺政权的行为。暴富的私人财阀已经不再满足于拥有巨额财富，他们开始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渴望影响或直接掌握权力。90年代中期，俄罗斯财阀积极在幕后操纵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金融工业集团积极活动，出资高达5亿美元，利用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肆意抹黑政治对手，阻止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当选，保证维护他们利益的叶利钦以微弱的选票优势继续执政。而再次当选后的叶利钦则投桃报李，为财阀们继续侵吞资产和进军暴利行业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回报是通过将俄罗斯最有价值的一些国有资产（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进一步私有化给“少数人”来实现的。俄罗斯私人金融工业资本的代表开始直接进入俄罗斯政治经济领导核心层。

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官僚垄断和金融寡头一方面贪婪地吞食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极力插手政治，将政府置于他们影响之下，公开表示要分享国家权力。七大财阀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70%，围绕瓜分国有资产，爆发了一次次的“银行大战”“股权大战”。俄罗斯寡头的贪婪，政府官员的贪污和渎职，导致俄罗斯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1998年，俄罗斯政府搭建的短期国债金融“金字塔”终于崩塌。

3．民粹政治与资本控制的传媒。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媒体进行了向私有化和自由化过渡的尝试，新闻传媒在相当程度上与国家和政府脱离了所属关系，失去了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支持，委身于资本和权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寡头和各大财团广泛参与媒体运作，寡头们也热衷于通过向媒体渗透操控舆论，影响政府的改革政策和政治进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赢得政府给予的好处。寡头和大财团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传媒帝国”。几乎俄罗斯所有重要传媒都被各大财团瓜分，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也乘虚而入。

普京总统表示，如果（俄罗斯）新闻受控于“两三个”钱袋子，那么，新闻媒体本身就不会存在任何的自由，相反，媒体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者。新闻媒体只有在确定自己角色之后，才能实现新闻自由。

4.贪腐盛行。私有化过程中，各级官员和黑势力相互勾结，贪腐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西方势力参与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甚至内外勾结从事国际“洗钱”等不法行径。1999年 8月下旬，美国《纽约时报》披露，据美国执法官员调查，一些人内外勾结，利用纽约银行的账户进行非法“洗钱”，俄罗斯黑社会势力渗入欧洲商界，瑞士有约500家公司受俄罗斯黑社会势力控制，涉案资金达 400亿美元。1991—1996年期间，俄罗斯流失外汇1500亿—3000亿美元。权钱勾结、大量资金境外循环。叶利钦统治的8年是腐败的高峰期，也是俄罗斯私有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其关键在于掌权的权贵阶层通过分割社会财产，占尽先机，及时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叶利钦宣称的“人民资本主义”蜕变成了“腐败的资本主义、野蛮的资本主义、犯罪的资本主义（索罗斯语）、权贵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俄罗斯不仅没有被西方揽入怀抱，反而被逐步挤到国际舞台的边缘。

十多年来，贪腐在俄罗斯蔓延泛滥，愈演愈烈。本来肩负维护法律、打击腐败的一些部门如海关、税务、消防、缉毒、检察、内务公安、交管、法院、军队等也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且相互掣肘。更加严重的是，腐败的癌细胞已经浸透到了社会肌理，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严重恶化了社会道德风气。行贿受贿、金钱铺路甚至演变成了社会规则，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有许多数据都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腐败程度有多严重：近一半的国家财政预算拨款被贪污转移，三分之一的军费流入不法之徒手里，企业约30％的成本用来行贿各级官员，等等。

2007年11月21日，普京总统在莫斯科的一个讲话中，毫不留情地指责以叶利钦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身居高位的当权者，为了迎合寡头而不惜损害俄罗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把国家财产挥霍殆尽。普京愤怒地说，他们把胡作非为当成民主，把洗劫千百万人的血汗和一小撮人的暴富当成市场和市场关系，放纵瓜分和盗窃本属于全体人民的巨大资源和财富。普京把这些当权者称为“人民的敌人”。普京的批判并非只是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代表目前俄罗斯社会主流的思想共识。

俄罗斯一些学者提出，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不能等同于社会发展的“过渡模式”；过渡时期经济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俄罗斯有近一半意见认为，缺少社会方向共识，缺少政治凝聚力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

主权民主与威权稳定

1.社会乱象与政治遗产。2000年，普京执掌国家大权之初，正值俄罗斯社会处于危机的历史关头。普京接手的俄罗斯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1998年，俄罗斯经济总量下降到世界第16位，到 1999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约合苏联时期的25％。普京上台时估算，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 1/10，中国的1/5左右。当时俄罗斯在世界 GDP的比重不足2％，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比例则更低。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大大降低。据俄罗斯高层战略专家预测，俄罗斯如果要避免坠入“二流”国家，保持一极地位，那么按人均购买力计算， 俄罗斯 GDP 应占世界总量的4％—5％，只有这样，才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要实现此目标，按现在的发展速度，俄罗斯需要追赶40—50年；俄罗斯必须保持 5％—6％的经济增长速度。叶利钦掌权不到10 年期间，上演了一场场“私有化”大戏，实际上是一次空前的“财富大瓜分运动”。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巨大财富被瓜分殆尽。普京上台之际，城乡到处是落魄、衰败的景象。自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在 2000 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承认，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75万人。当时俄罗斯专家预计，15年后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200万，相当于俄罗斯现有居民人数的 1/7。2001 年，刚刚接任总统大权的普京指出，苏联留下的“家底”已经被戈尔巴乔夫的“改组”和叶利钦的“改革”折腾殆尽。20 世纪末，步入政治绝境的叶利钦将权柄交给普京。普京接过了叶利钦的权棒，也接过了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他面临的是大国崩溃后的一场空前的政治灾难。

2．普京的治国理念。普京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的精神，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俄罗斯实际为坐标，普京的历史观和社会价值观集中反映在普京初期的治国理念中，具体体现在其对时代、阶段、战略、目标、方向、任务、手段、策略等问题的认识上。普京认为，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建设成就的，应当寻找能够凝聚全社会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新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普京的价值观概括为“爱国主义是旗帜，强国意识是核心和支柱，国家主义是手段和动力，社会团结和稳定是基石”。

普京上台后明确提出了“强国富民”的口号。俄罗斯的目标是，保住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不丢掉肯定的成就，找到俄罗斯自己建设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和国家的道路。

普京提出，俄罗斯决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必须寻找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渐进改革道路，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更不应照抄外国教科书。2004年普京高票赢得大选，蝉联俄罗斯总统。在执政的5年中，他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果断而强硬的政治举措：出兵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整顿联邦秩序、恢复和加强中央权威；出台相关法律，强化政党管理；打击寡头势力，规范和控制传媒；提倡爱国主义，凝聚国民意志等。这些拨乱反正的政策和治理整顿的措施，适应了俄罗斯社会摆脱危机的现实要求，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国理念和执政风格。普京表现出坚定的政治意志和独一无二的政治魅力，通过灵活而有效的政治手段和斗争策略，在稳定大局和恢复秩序方面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政治优势。

今日俄罗斯社会的症结与其说是在经济领域，不如说是在政治领域。因此普京首先从政治领域入手，出兵车臣、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出击寡头、整合传媒秩序。他上台伊始，就宣布将与各财团、寡头“保持同等距离”。几个月之后，开始巧妙地分别出击寡头势力，迫使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财阀寡头流亡境外，赢得了全社会多数人的赞誉。2002年，在普京的授意下，俄罗斯最大的国有控股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出资将原来由古辛斯基私人控制的“桥传媒”公司改组，实现控股。2004年10月，俄罗斯政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西方的压力，由几个强力部门联合对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掌控的“尤科斯”（ЮКОС）石油公司进行查处，逮捕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后，将嚣张一时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投入监狱，并且以偷税、洗钱、诈骗等罪名几次延长刑期。

2001年，普京敦促政府和有关方面，开始对俄罗斯的老大难问题——自然资源垄断行业进行改组。着手改组天然气、电力、铁路、运输等传统垄断部门，在复杂利益争夺和政治较量中，普京表现得十分稳重，步步为营，强调“行业改组要以社会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公司或公司领导人的意愿为主”。2001年夏天，俄罗斯宣布成立国家统一的价格和收费委员会，防止垄断部门自行定价。

普京多次强调加强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对于与官方不和谐的声音，当局开始采取行动，并迫使个别财阀寡头放弃了对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媒体的控制。在政党制度方面，普京多次呼吁建立成熟的政党体制，逐步使俄罗斯形成三个或四个大党的体制；推进行政改革、增强政治效率和执行力；推进司法改革及社会领域的改革。

3.西方的政治围剿。普京执政以后，西方政要和媒体对俄罗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2005年2月，美国国务院正式表态，将停止对俄的援助。在美国眼中的“民主国家”，应该是一个听从美国领导的、不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乖孩子”。

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民主是不能输出的，民主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在极力向俄罗斯兜售自由民主的同时，美国在民主问题上惯于使用“双重标准”的手法也暴露无疑。亲美的、美国扶持的国家轻易地被美国贴上“自由民主”的标签。

面对西方的批评和指责，俄罗斯针锋相对，在政治和外交上积极开展与西方面对面的交锋。普京多次与小布什在不同的场合就民主话题直接交锋。俄罗斯政府也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国际传媒阐明俄罗斯对民主问题的看法。

面对来自西方愈来愈强的政治压力，普京强调，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决定自己的民主道路。普京提出，俄罗斯不去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民主化之路陷入了停滞。他不止一次地对西方记者直言，与通过选举人选出总统的美国选举制度相比，俄罗斯通过不记名的全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办法参与性更加广泛、更加民主。

普京在政治思想上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主权民主论”。“主权民主论”的提法既是对西方兜售民主、发动“颜色革命”的回应，同时也表明要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西化、民主化”和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的自由”划清界限，体现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共识。

俄罗斯专家认为，“主权民主”追求的不是一种特殊的民主形式，而是提出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是保证长远的发展条件。俄罗斯舆论认为，“主权民主”的思想体现了普京总统的政治哲学，就是在混乱后首先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而民主化要有序地进行。俄罗斯学者认为，在苏联解体后 20年，“主权民主”的概念首次明确回答了一直困扰俄罗斯社会的问题，即“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些媒体提出，这是俄罗斯首次无须别人的教导，实现真正的思想上的独立。俄罗斯围绕“主权民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俄罗斯的“国际观”和“时代观”。时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谢•伊万诺夫撰文，论述俄罗斯思想和未来俄罗斯的国际定位。

“主权民主”的提法反映了俄罗斯力争俄式民主的权利和要求，也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差异和较量。这种争论与较量有着很深的战略考虑和文化根源。除战略和道路上的差异外，无疑西方和俄罗斯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还是意识形态和思想上的差异所致。

民主标准与发展困境

近两年来，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俄罗斯各阶层的社会不满情绪也在增长。得到西方舆论支持的自由反对派势力频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喊出了“不要普京”的口号，矛头直指普京。他们提出，普京实行的是强权政治，对于平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混乱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现代化和技术革新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创造性和自尊心，因而俄罗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制度、发展方式和道路，面向西方走欧洲的现代化之路。普京总理对自由派的批评毫不留情。他几次强调，自由派的目的就是借机重新掌权。

普京掌管俄罗斯后，政治上开展整顿治理，经济上强化国家掌控，逐渐稳定了社会秩序。依靠几年间巨额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终于在15年后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在西方的打压下，普京敢于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重新树立了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和能源大国的形象。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议会发表第三次就任总统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普京说：“21世纪在全球经济、文明和军事力量的格局重新配置的背景下，俄罗斯应当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主权国家。我们不仅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同时也应当保留自己民族和精神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罗斯永远依旧是俄罗斯。”

2013 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普京选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将他排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前。2014年，由于普京果断应对乌克兰危机，敢于与西方较量，顺利收回了克里米亚，普京在俄罗斯社会的支持率也达到历史高峰。

政治大国之梦

在2013年世界政治的赛场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疑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普京秉承“稳、准、狠”的一贯作风，在决策效率和领导能力上显然更胜一筹。

“普京道路”正成为新时期俄罗斯立足于世界舞台最大的“政治品牌”。然而，俄罗斯能否再度实现政治上的大国梦，这不仅取决于“普京道路”的政治道义与核心价值，能否真正转化为促进俄罗斯内部团结与社会政治整合的动力，而且取决于“普京道路”特有的政治发展力与竞争力能否带领俄罗斯顺利通过新时期的重重考验。

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经过8年、两个总统任期的拨乱反正和励精图治，普京由一个勇猛果敢的政治“救火队员”，逐渐成长为政治的中坚和全民的领袖。

普京通过铁腕式的治理整顿，实现了俄罗斯社会的政治稳定，又通过提出“主权民主”，回击了西方的政治打压。如今，又重新唱响了振兴俄罗斯的大戏。当然，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内外环境并不太平，掣肘因素很多，振兴俄罗斯仅靠宏大的计划和美好的目标是不够的，齐心合力的团队和精干向上的官员干部队伍是普京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否则俄罗斯的振兴无疑将是普京一个人的独舞。

2017年2月14日，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2月14日报道，俄罗斯舆情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公布了一项民调结果。调查的问题是：“最近100年来，我国经历了不同的国家管理体制，您认为，哪个时期俄罗斯的生活最好？”结果显示，俄罗斯人选择现阶段即普京执政时期的公民最多（占 32%）；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支持者略微少一些（占 29%）；认为1917年革命前和斯大林执政时期生活最好的公民均为 6%；选择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叶利钦时代的公民分别仅占2%和1%。这是自苏联解体后，公民首次认为当下好于过去。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这一转折非常重要。尤其是人们对当前生活质量给出正面评价时，其实经济没有处在最佳状态。相关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表明，当前俄公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均出现明显下滑。”

2017年2月14日，美国作家莉萨·迪基在美国沃克斯网站刊登文章称，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普京在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支持率。他在文章中说，在俄罗斯的三个月期间，他目睹了普京拥有的巨大的公众支持。迪基得到的印象是：很多普通俄罗斯人坚信，普京已经让俄罗斯变得再次伟大。

曾经梦想一步迈入西方式民主天堂的俄罗斯，在短暂的“自由民主之梦” 后蓦然惊醒。曾经长期作为西式民主“小学生”的俄罗斯，在付出了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等沉重“学费”之后，并没有实现对大多数人的民主，结果只是“财阀当政和寡头式的自由”：个人专权、寡头政治、犯罪猖獗、黑手党为非作歹、腐败贪污盛行。因此，普京当政后，俄罗斯当局痛定思痛、改弦易辙，力图探求一条符合俄罗斯实际的“普京之路”。俄语中，“普京”这一姓氏，与“道路”一词有着同样的词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决定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俄罗斯发展道路”。

为什么俄罗斯人需要普京？俄罗斯有着自己的回答：因为他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自豪感，并使国人振奋精神，重新燃起对大国地位的强烈渴望。

俄罗斯人不会忘记，正是普京结束了叶利钦时代的内政混乱、经济衰退及国际地位的下降，开辟了“普京道路”，俄罗斯人知道，普京之所以敢强硬地同西方国家抗衡，是因为他内心充满重塑国家大国地位，重返先进国家之列的决心。俄罗斯人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位有才华的领袖以及永不熄灭的造福人类的渴望。他们希望享有尊严和荣耀，他们拒绝平淡、毫无色彩的生活。普京就像一面镜子，他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内心的渴望，因此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普京之所以能征服俄罗斯人的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无私无畏，他敢于代表人民利益。在普京当总统期间，俄罗斯收获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增强以及人民的富裕。普京还打击了靠国家大发横财的寡头，平息了民愤。

西方指责普京推行的是“可控民主”，但在俄罗斯人看来，普京象征着稳定、发展和秩序。他们认为，没有“秩序”就谈不上“稳定的民主社会”和“繁荣的市场经济”。民主社会离不开国家实力，民主是一种建设性力量，不应该与国家精神背道而驰。

路线关乎命运，道路关乎存亡。近年来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与西方围绕政治道路和民主问题而发生的激烈斗争，突出反映了国际政治领域思想和政治较量的险恶程度。普京陷入西方大国政治围攻和舆论围剿并非源自个人恩怨，这乃是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折射和写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不喜欢俄罗斯的特立独行甚至离经叛道，它们既害怕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又不满俄罗斯“脱离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因此，西方政要和媒体多年来对普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而批评和丑化普京的目的，显然在于妖魔化和瓦解俄罗斯。西方更愿意看到一个衰弱、破碎的俄罗斯，他们极不希望俄罗斯重新崛起。

经过十多年磨炼，普京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柔道高手”，他以鲜明性格和独特领导风格征服了俄罗斯，也常常成为世界舆论的聚焦点。西方国家一些人总在声称，俄罗斯在政治和国际影响力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在经济上更是无足轻重。但普京领导着俄罗斯以突破西方重重围剿的方式，努力塑造着自身政治大国形象，彰显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编辑    季节）

一

30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这些突变直接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政权更迭、发展道路改弦易辙、社会制度改变颜色。苏共垮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挫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20多年前，由意识形态同源、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同、历史经历相近的共产主义大党执政的中苏两国，为什么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如今，一个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一个业已分崩离析。

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走向瓦解？

苏联瓦解后，俄罗斯选择了一条什么道路？

近30年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内政外交又是如何跌宕起伏的？

在原苏联大地上新生的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面对俄罗斯步入衰落的历史境遇，新世纪开启后，普京又是如何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超常的洞察力带领俄罗斯勇敢地迎接挑战、走出困境的？

二

我们认为，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瓦解既是一项严肃的、跨学科的学术课题，也是一项政治性和思想性很强的研究项目。多年来，苏共兴衰史始终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应时刻对照检查，引以为鉴。苏共有光荣的革命历史，苏联在抗击法西斯侵略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过辉煌成就。但有着光荣传统和顶着金色光环的苏共在成立90多年、执政70多年之后，彻底失去了政权，遭受了惨败的命运。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致使大国分崩离析。这一结果令人唏嘘不已，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想进行一些调整，但在西方等各种势力强大攻势下，这种调整偏离了正确方向。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交织，推波助澜，终于导致1989年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

苏东剧变近30年年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可谓角度和方法不同、结论各异、众说纷纭。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先后提结出50多种，如“体制僵化说”、“经济落后说”、“民族矛盾说”等。实际上苏东剧变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还包含了社会制度改变颜色、道路改弦易辙、共产党的衰亡、国家政权更迭等含义。由此看来，因素复杂而繁多，可以罗列出政治性、经济性、社会的、思想的、历史的、现实的、军事的、民族的、体制性、主观性以及内部和外部等诸多因素。

三

俄罗斯有句谚语，鱼从头上开始烂。而苏共蜕变正是先从党内高层开始的，苏共高层的蜕变又是以思想理论的蜕变为先导。

党的理论正确和牢固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背弃、抛弃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被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今天，研究和反思苏共垮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我们认为，苏联剧变关键在苏共，而导致苏共蜕变的关键问题又出在苏共内部。

四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党的领导关键是确立正确的路线与方向。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戈尔巴乔夫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关于苏共作为领导核心的规定，盲目推行西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削弱了国家力量，搞乱了社会，结果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苏共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进攻下被攻击、被瓦解、被摧毁。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领导核心被动摇了、被打垮了、被推翻了，完整的苏联被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一句话，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苏共的失败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发生的；苏东国家共产党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正是苏共执政后期高层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背弃、在路线上的背离、在政治上的背叛导致苏共的败亡。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使党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必须制定正确的组织路线，高度重视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

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苏联的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思想理论于党，就像人有无精气神。生命后期失去了精气神的苏联共产党犹如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土崩瓦解，轰然倒下。

意识形态指的是代表社会中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信仰和一整套思想观念体系。它体现为人们对所在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见解、信仰、追求，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思考。意识形态工作就是以主导思想观念体系为基础而进行的宣传、解释、研究、传播、教育等活动，通常涉及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宣传鼓动、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众多领域。

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和较量的战场。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政党不去占领，甚至拱手让与他人，无异于思想上自动解除武装，无异于政治上的投降。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

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蓄意隐瞒或模糊意识形态工作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始终鲜明地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关注政治教育工作，时时刻刻防御西方敌对势力的“心理战”和“信息战”。

在长期党建和执政过程中，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起初形成了一些经验，但在末期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在74年执政的中后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由教条、保守、僵化演变成意识形态自由化、多元化、西化等，脱离、背离、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党员丧失信仰、思想分裂，成为失魂落魄的“泥足巨人”，思想方向上摇摆不定，社会随之一盘散沙。面对内外敌对思潮的侵袭，苏共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送进了火葬场。因此，研究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的思想根源和舆论原因，有助于科学地总结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

（编辑  季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突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有人形象地讲，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凶悍的德国法西斯，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国家解体。

鱼从头上开始烂。苏共蜕变是从党内高层开始，不是发生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苏共不是被基层起义推翻的，是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共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

苏联的垮台关键在党，关键在路线，关键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关键在思想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连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自由化迷途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严重偏移，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失去灵魂：指导思想动摇

1.丧失理想。十月革命是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和典范。在列宁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革命的领袖，列宁具有无可置疑的思想和理论权威。

列宁逝世后，国内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斯大林十分重视全党的思想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问题，他经常亲自撰写总结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章。

赫鲁晓夫当政后，开展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运动，被西方情报部门迅速利用。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大肆鼓噪，推波助澜，苏共变得不知所措，而苏共内部的一些理论权威摇身一变、改弦易辙，将笔锋转向了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上，引发全国上下思想上的混乱。

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的苏共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做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也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党的领导人僵化、凝固的思想氛围使意识形态工作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阉割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人们心目中逐渐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背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推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导致“改革”误入歧途，瓦解了国家，埋葬了苏联共产党，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2、失去信仰、背弃信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出舆论多元化，搞思想自由化。他攻击共产主义是“在马克思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共产主义被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应当是多元的，意识形态也要与此相适应。搞多元化，必须废除苏联传统上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实现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存在与传播。随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运动，给苏联社会带来严重思想混乱，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苏共失去了对新闻报刊的控制权。过去是苏共宣传阵地的很多报刊的编辑、记者掉转枪口，不少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苏共总书记思想上的背离，成为苏共领导层和思想理论界蜕变的催化剂，并最终导致全党思想混乱，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在苏联泛滥。

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位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却露骨地诋毁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献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足以使任何创造性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不仅仅要拆除斯大林主义，还要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

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与党离心离德。不难想象，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吗？离自掘坟墓、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

失去领导权——体制的失灵

1、组织领导弱化。戈尔巴乔夫重用了雅科夫列夫，作为一个隐藏在苏共高层内部的“两面人”，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的技巧，也熟知苏共的软肋。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他出谋划策，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自由化主张。1985年12月，他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甚至公开提出了在组织上将“苏共一分为二”的建议：把苏共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1990年之后，看到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雅科夫列夫深表不满，他决定直接宣布退党，迈出了分裂苏共的步子。随着苏共垮台，他成功的躲进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阵营，成为苏联和苏共的掘墓人。

2、思想钝化与队伍弱化。“二战”胜利后，苏共内部就出现了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虚伪的“假思想家和理论家”。这些假马列主义者后来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他们当中有不少不学无术、口是心非、只想尽快升官的人，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了科学院院士。例如，20世纪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不但连小册子都没写过一本，甚至连报上的文章都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

80年代末期，苏共思想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与西方反苏政治力量遥相呼应。原先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苏联体制或极权主义”的斗士。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别无选择》。这部书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很快在中国翻译出版。作者是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多是批判斯大林体制，批判苏联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戈尔巴乔夫重用的一些人都是所谓的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院士专家。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看到一些社会问题，但却开错了医治的药方，这些处方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提出经济全盘市场化、私有化；二是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他曾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他与苏联知识界的一些精英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作用。波波夫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他曾经为苏联改革开出药方：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

在“民主化”精英的带领下，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去红色化、去苏化、去苏共化愈演愈烈，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苏共精心培养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去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等已经成为暴力和罪恶的代名词。苏联卫国战争被描述成“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个法西斯之间的战争”。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期望一下子就跃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

失去话语权——舆论阵地的坍塌

1、“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二战”之前，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是“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之后冷战开始，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推进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为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苏联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同时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欲达到取胜的目的，必须“里应外合”。他们非常关注在苏东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他们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西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了“分子入侵”，制造对体制怀疑的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直至共产党和国家解体。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西方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改革的空想，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

2、“放任自流”：舆论阵地拱手让人。苏联解体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主要媒体脱离了党的领导，舆论领域大面积出现丑化和否定党和历史的现象，把社会和人心搞乱了。80年代以后，苏共主动打开思想战线的“闸门”，自愿放弃坚守的思想战线，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

（1）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该法规定，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舆论领域的监管和进入门槛全部放开。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和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70多年的报纸主管权。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和西化自由派的舆论阵地。此后，在办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常常是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

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摆脱控制和剪辑。例如，几个年轻记者在苏联电视一台创办了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他们要求现场直播。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包括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籍在内，将整个苏联历史都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描述得一团漆黑。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眼球。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忘却了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中央出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这样一份重要刊物，却热衷于揭发斯大林的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1917年以来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甚至占据2/3的篇幅。

（2）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1988年以后，苏共领导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改革构想。苏联最高苏维埃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做了重大修改。根据修改后的宪法，1989年春，全苏社会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竞选活动可谓是天赐良机，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有机会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

为了打败苏共，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积极利用各种讲坛，以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成为思想上和组织上否定苏共的开端。

（3）苏联舆论界的演变。积极的舆论能够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相反，消极的舆论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迷魂汤、分离器，甚至是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新闻舆论充当了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苏联社会分裂的迷魂汤和催化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神化西方。认为西方国家完美无缺，连西方街头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他们多为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因此报纸、杂志的编辑乐意发表他们的文章。争论问题时，只要不运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论据就不能被对方接受。一些报刊虚无苏联的革命历史，鼓吹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流露出对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顶着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头衔的学者开始宣传：“苏联的道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跟着它们走。”《文学报》、《莫斯科新闻》和《共产党人》等报刊杂志公开号召要实现经济市场化，搞政治“民主化”。

看到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则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叶·盖达尔公开宣称：要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

3．改旗易帜：信息战下的全面崩溃。苏共最终被淹没在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搞乱了社会的思想。

（1）挖墙与凿船：“公开性”运动与“新思维”倡议。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暴露苏共和苏联社会消极面、阴暗面以及宣扬西方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运动。一些文人自由地抒发着情感，以解多年积藏在内心的压抑。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他在书中倡导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

（2）从“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有些做法达到“登峰造极”，思想舆论界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则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掌权，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导向了错误的路径。潜台词就是：推翻苏共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革命前的“常态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过后，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广场还保留之外，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厄运，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竞相换掉和原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一些旧势力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叶利钦亲自主持国葬。同时，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

（3）文学的解禁与舆论的狂欢。1987年是苏联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侨民文学著作。

1987年是“解禁文学”最流行的一年。苏联作协代表大会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出版他的作品全集。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言辞激烈，思想激进。《视点》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

（4）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摧毁国家制度。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波波夫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当时萨哈罗夫说服他，希望他们与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在政治选举中打败苏共。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5）由“争自主”到“搞分裂、闹独立”。苏联和苏共成为“众矢之的”。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愈发明显，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举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对苏共的统一战线。

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强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大部分人认为，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作为苏联最主要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宣布，只有“独立”，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

（6）理想信念的背离。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不少政治势力决定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体制。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真实写照。在苏联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苏联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作为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他在美国的演说中宣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新一轮激进改革派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他们认为，俄罗斯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

思想蜕变与理论衰变

1.文化建设与科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苏联总体科研潜力占世界的1/4，而基础科学研究潜力为1/3。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支出占财政预算的5％，教育拨款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全体居民的70％、就业人口的88.3％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学历。1960年到1980年，苏联的大学生数量翻了一番，从15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1980年每10万人口有219名大学生，这一比例在世界排名第五位。

长期以来，苏共在领导文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时，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苏联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和科研模式，影响了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庞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鲜见理论创新。未能处理好文化、科研对外开放与自我创新的关系，长时间将文化建设和科研工作置于封闭状态，企图在“无菌世界”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崭新体系”，极大地限制了其生命活力和创新能力。其结果是，削弱了苏联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与西方对话的能力。

2、在思想和方向上的背离和背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共对文化和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短短几年的时间，苏联文化和科学的命运一波三折，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一落千丈。从神圣的殿堂被抛到市场的边缘，文化艺术和科学院系统陷入被解散的境地。莫斯科大剧院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化机构都难以为继，文化和科研队伍中的许多人纷纷出国，投奔美国、德国或以色列，苏联科研潜力损失近半。

3.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反思历史，绝不能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实际是为迎合当前的政治需要。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戈尔巴乔夫再次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肆无忌惮地否定苏共过去的一切，先是否定和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体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登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1988年7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今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越刮越猛，一些“改革”风云人物的演讲多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以赞扬西方结束，一步步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4、崇高与毁灭。赫鲁晓夫时期是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转折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开展个人崇拜的揭批，特别是“秘密报告”给思想界和群众心理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苏联知识分子心灵震撼，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对斯大林的否定造成了巨大的信仰危机，打碎了权威，揭批领袖，实际上是自乱阵脚，造就了内部一批思想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

列宁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经常亲力亲为，亲自办报、办刊，自己撰稿或亲临现场发表演说。列宁的文章犹如闪电，刺破夜空；列宁的演说，犹如惊雷，震撼世界。然而到后期，苏共掌握着庞大的宣传工具和文化资源，宣传文化工作却失去了战斗力、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失去了针对性和实效性，庞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教育方式和方法上也鲜有创新。政治宣传工作脱离实际，空洞乏味，套话盛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

当知识分子被西方社会表面上的物质充足和生活富裕吸引，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产生怀疑时，苏共“意识形态专家”既不能给予及时的解答，也不能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在空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总危机的理论。

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利用“新思维”旗帜，堂而皇之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宣扬“自由、民主、开明”的形象，迅速赢得境内外媒体的关注和群众的“眼球”。戈尔巴乔夫等人常常亲自出马，利用报告、讲话、出书等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多年来，苏联人民有根深蒂固的相信报纸和电视的心理，报纸和电台的转向宣传使群众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引发了民众对苏共的不信任。据抽样调查，1988年前，人们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1989年到1991年进行的几次“自由选举”，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苏共推出的候选人往往失败于苏共的对手。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苏共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势头越来越猛。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得不承认，苏共党员退党人数达500万人，从2100万党员减少到1500万！

科学之殇

1、政治引领与刻板管控。由于苏共具体管理部门“管卡压”式的领导方式和管理简单粗暴，影响了党和科研文化群体的联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社会科学界，科研创作变成了对苏共最高领导人言论的诠释。过多设立“研究禁区”，抑制了社会科学在解决实践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社会科学界人员众多，但效率低下，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性、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习惯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八股盛行。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多以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头，以党代会的决议结尾。哲学研究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既没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社会，也没能改变社会，在社会剧变面前不知所措，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看客”。

苏联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一旦苏联踏上自由市场的轨道，便会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应想尽一切办法，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放任市场的“自然法则”发挥作用。他们坚信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主张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病危的苏联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快刀斩乱麻。对西方模式的青睐，幻想得到西方的援助，这也是苏联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一条重要原因。

在苏联“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得到过去没有过的重视，特别是法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某些与戈尔巴乔夫意见相投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改革”的谋士，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发表呼吁“改革”的文章，受到苏共领导人的青睐，媒体的吹捧，可谓名声大噪。随着苏联社会激进思潮等愈演愈烈，这些第一拨鼓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知识界“改革先锋”，逐渐被更为年轻、更激进的西方化的知识精英所代替，他们将矛头指向苏共、指向社会主义，通过媒体逐步地向社会灌输一些从西方教科书中照搬来的词语和概念，在经济生活中，坚持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要求政府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推崇私有制，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他们言语激烈，富于感染力和攻击力。1990年前后，这些年轻的改革者以简单而蛊惑人心的口号迅速掌握了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后来一些人还扶摇直上，一步登天，副教授级别的学术新人火箭式的变身为掌管经济改革大权的部长、总理。

2、地下出版物、“持不同政见者”与非政府组织。苏联时期就存在“私下印刷出版物”，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平台，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地下刊物逐步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一些地下刊物并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内容进行播送。

赫鲁晓夫为斯大林时期受到肃反的成千上万人恢复了名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曾经受到伤害的人并不是平反了就没有社会负面效应，这些被平反的人不断向人们讲述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影响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信念，萌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1970年，苏联成立了包括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势力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西方社会对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各类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开始获得津贴和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曾经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结果使得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他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

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它们具有秘密性、非组织性、灵活、业余性等特点。1988年6-7月，一些加盟共和国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杂志的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问世。《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其他苏联境内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最大。1987年夏天出现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各类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

3、两个极端：严控与放纵。苏联曾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私人领域也不例外。然而，貌似强大的苏共却没能经得起思想风浪的冲击，好似一尊泥足巨人霎时坍塌瓦解了。

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庞大的苏共宣传机器实际上是在“空转”，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已经出现了。在报刊媒体的推崇下，一系列西方“民主自由的样板和市场经济的神话”开始排挤马克思主义主阵地，逐渐主导思想理论界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宣传工作要注意多样性和针对性，更新话语体系。苏共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些使用多年的陈词滥调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和吸引力，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相反，西方的通俗文化和攻心战术却形式多样，花样翻新。西方的消费心理和世俗文化给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带来很大的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派”“先锋派”消费文化从境外传入苏联社会，吸引苏联城市青年对西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心中已经逐渐失去了过去那种感召力和吸引力。

私有化困境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启了全面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幻想避开“经济改革”，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的主流。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机推波助澜，期盼着将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国有化”浪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最后转为完全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的“500天计划”。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订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的市场化手段，迫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经济私有化进入快车道。

戈尔巴乔夫将经济改革完全寄希望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为此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财政和经济援助。西方国家却找出各种托词，始终未给苏联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又恳求英、美、德等国首脑，要求提供紧急贷款或援助，而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1991年1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实体自此消失。随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宣布退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和斧头苏联国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时，叶利钦已经端坐在他昔日宽大的座椅上，令戈尔巴乔夫尴尬万分。

2、私有化的密谋与设计。1986年夏，在列宁格勒市郊外的森林里，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的30多位年轻的经济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经济问题，形成了“经济改革秘密小组”。6年后，这些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书生，站到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潮头”，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明星人物。他们是盖达尔、丘拜斯、科赫、阿文、瓦西里耶夫等。几年后，盖达尔曾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之职，负责制定和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被称为“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丘拜斯两次出任政府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的“私有化之父”。科赫曾任政府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阿文曾出任外经部部长。

此时盖达尔和他的同伴们谈论的话题已经突破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禁区”：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保护私有权利。这些未来的经济掌权者提出，苏联经济的出路在于建立西方社会那样的自由市场，改变公有制，确立私有制。后来掌权的“自由派”势力将他们看作是“怀揣着经济妙方的神仙智囊”，叶利钦总统称盖达尔为“经济天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苏共反对派被推上了前台，政权突然落在自由反对派的“脚下”。但此时人们发现掌权后的激进反对派除了反共、加快改革的口号外，并没有像样的、成熟的、详尽的经济改革方案。。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面对手中的权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特别是怎样处理近乎瘫痪的经济，更是缺乏良策。

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宣布了一套经济改革方案。不难看出该计划正是出自那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之手。盖达尔、丘拜斯、绍欣等进入俄罗斯政府，并执掌经济大权。盖达尔能把经济改革讲得“头头是道”，完全能够同议会反对派“相互理论”。他保证经济改革马上见效，物价上涨三个月后便能回落，这正合叶利钦的心意。他期望，这位年轻人能救俄罗斯于水火，盖达尔受命组建新政府，全面负责经济改革。昔日的一介书生一夜之间成为政府总理。

3、俄罗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医学上临床的含义是，对生命垂危的某些病例，通过对病体注入大剂量的药物，杀死带有病毒的细胞，使健康的细胞处于休克状态，然后得以复苏，使病人逐渐康复。这一医学术语被用来形容治疗经济危机“后遗症”——通货膨胀。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些拉美国家受到通货膨胀和巨额外债的双重困扰，经济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受聘于玻利维亚政府，出任该国总统顾问。萨克斯根据西方货币主义理论，制订出了一个激进的稳定经济计划，采用“休克疗法”坚决制止通胀。后来此方果然灵验，萨克斯名声大震。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政局突变。各国急切想要摆脱经济危机，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轨。萨克斯教授应波兰等东欧国家之邀，开出了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药方”。萨克斯将“休克式”的经济转轨战略概括为稳定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三大支柱”。

俄罗斯新政府组成后，萨克斯被邀担当俄罗斯政府“顾问”。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思路大致相同。“经济自由化，确立私有制”概括了“休克疗法”的内涵。

4.紧缩货币、放开价格。1991年末，俄罗斯市场商品供给告急，食品等日用必需品几乎从货架上消失。居民紧张不安地等待着价格改革的出台。1992年新年刚过，俄罗斯政府宣布放开物价。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物价似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稳定而低廉的物价曾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越性之一。在原苏联，全社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日用消费品、交通、儿童用品、医药、文化出版等都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在斯大林时期，国家严格控制物价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特色。1992年以前，苏联生产的大部分商品干脆将零售价格直接标在商品上。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隐形通货膨胀”，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黑市交易”。俄罗斯新一代改革派决心放开价格，使商品回到货架。叶利钦通过电视向全国表示，1992年秋天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有好转。然而两周后物价上涨幅度便超过了10倍，黑市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卢布急剧贬值。特别是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在1000倍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下，顷刻间化为乌有，俄罗斯百姓损失惨重，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

全盘私有化

“我们不需要一小撮百万富翁，我们需要上百万的私有者。私有化券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走进自由经济的通行证。”叶利钦总统1992年夏天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1、私有化的发起与实施。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后，随即在1991年7月1日签发了《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简称《私有化法》），成为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基本大法。

私有化是俄罗斯经济改革中的“重头戏”。为了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根据法律规定，俄罗斯成立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是俄罗斯指挥和推行私有化运动的“最高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财产基金会，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法人组织。

2、全民私有化进行时。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多数采取出售、拍卖、投资招标、股份制改造等形式。从规模上看，又分为“小私有化”与“大私有化”。

“小私有化”包括批发与零售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农产品加工、食品工业及建筑业与建筑材料工业企业等，主要采取公开拍卖、租赁或者出售的方式。“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先将大中型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或集团，以变更其所有权，然后将股份公司的股票推向市场。“大私有化”分为“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

3、财富转移与社会分化。1992年10月1日起，俄罗斯政府开始向居民发放私有化证券（亦翻译成“票证、票、券”），从此拉开了全面私有化的序幕。

证券私有化是俄罗斯“大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从1992年7月起，截至1994年6月30日，主要发放私有化证券（票）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将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改造成开放型的股份公司。在完成私有化证券的发放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之后，从1993年开始，在专门的拍卖市场上出售企业股票，企业职工和社会居民均可以用私有化证券购买。根据规定，每个公民都可获得1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按照当时的黑市汇率计算，一张私有化证券相当于150美元.

到1991年底，俄罗斯国有企业数量为25万家。最高苏维埃计划将其中70%的资产以私有化证券形式分给居民，而以盖达尔为首的政府坚持只分其中的35%，不包括按当时物价估算的全国房屋价值——16.5亿卢布。35%的资产均摊到全民身上，就得出了每张私有化证券1万卢布的面值。当时俄罗斯政府对包括港口、厂矿、钢铁厂等在内的众多国有企业的资产没有进行资产评估，而是使用苏联1984年最后一次经济普查中的数据，计价仍然是苏联卢布币值。到1992年10月，居民从银行开始领取私有化证券时，物价已经上涨了20倍。政府并未按上涨后的价格对国有资产进行重新评估，1993年春季，私有化证券迅速贬值，在投资公司或证券交易所中只值5美元，而在俄罗斯一些边远地区一张私有化证券只卖到4000-5000卢布，约合3-5美元。

据统计，约6100万俄罗斯人直接将私有化证券卖掉，这大约占私有化证券的40%；还有2500万俄罗斯人将私有化券投入到投资基金会；一些居民用私有化证券直接购买了一些开放式无限责任股份公司的股票，成为股民。然而，老百姓所得到的红利少得实在可怜。例如，在圣彼得堡市，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能购买500卢布的股票，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年能获得红利，也就只够购买一张公共汽车或地铁票，有的企业在郊区或外地，家远的人有了红利都不敢去领。绝大多数群众受骗上当，受益的只是瓜分到社会财富的“一小撮”。

1994年7月1日起，俄罗斯私有化进入了新时期。私有化的重点是将投资与改造结合起来，吸引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资金，进行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和改造，使私有化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私有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燃料动力部门和军工部门。俄罗斯军工企业中有30%的企业禁止私有化，其他企业都将私有化。可以采取招标形式选择新的企业主，将私有化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

国际上评论，像俄罗斯这样高度“国有化”的国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将众多国有企业变卖，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谈到私有化的直接结果，俄罗斯官方列出如下数字：在1995年，实现私有化的企业共计1万多家，其中88%是职工总数不超过200人的小企业；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主要采取股份制，一年里建立了2270家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中，77%原属于联邦或地方一级的企业，79%在改组前是盈利的，25%的企业在股份改造后，其控股权在国家手中。1995年一年间，俄罗斯建立的股份公司共发行股票8.54亿股，其中1/3在企业职工中分配，1/3为国家所有，1/3用于自由出售。通过私有化增加国库收入，是改革派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但实际上巨额的财政亏空，企业间相互拖欠的“多角债务”日益严重，已达天文数字。所有这些压得俄罗斯政府几乎难以喘息。

正在政府进退两难之际，新生的金融财团势力代表，后来出任政府副总理的“财阀”波塔宁向政府提出建议。国家将手中掌握的大企业的股权作抵押，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拍卖和暂时的出让，换取相应数额的银行或财团的贷款或闲置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抵押期限为3年，财团有权管理企业，整理并出售企业的股票。3年后，国家可以归还贷款、赎回股权，否则，股票将归买主所有或处理。银行家许诺，通过此举，政府可以获得2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填补预算的亏空。这一措施为银行和财团进一步控制社会财富“开了绿灯”，使金融资本得以顺利地向工业领域渗透，获得了对优势企业乃至工业部门的控制权。在证券私有化阶段，官僚和企业领导获得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而“抵押拍卖”则是将经济权归为金融寡头所有。

俄罗斯舆论指出：一方面，政府“手拿金碗要饭吃”，国家出手的都是战略性的骨干企业；另一方面，私人银行的资金实际上是被截留和占用的财政预算款项。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实行“银行全权代理制度”，私人银行变成了政府部门的“会计科”，这些银行手中积聚了巨额的财政资金，仅1996年，私人银行代理财政支付的款项就达30亿卢布，许多银行90%的资金来源于官方各级的财政预算。“官银不分”使得私人银行迅速膨胀，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联合进出口银行”就是靠代理国家海关关税等暴发起来的，靠吃国家的“奶”，才养大了许多的私人银行。被进行“抵押拍卖”的往往是俄罗斯企业中的“肥肉”，拍卖场经常成为几大财团之间争斗的场所。

1995年，俄罗斯最大的有色金属和矿产企业“诺利斯克镍业”被推向拍卖场，三份竞拍申请同属于一个财团——波塔宁的“联合进出口银行”。三者相互担保，波塔宁财团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拍卖。“诺利斯克镍业”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俄罗斯铜产量，该公司1995年在国际市场上镍和铜的销售额高达24亿美元，获纯利近4亿美元。波塔宁财团后来又以10亿美元的投资许诺，获得了这家战略性企业的51%有表决权的股票份额。至此，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私人财团完成了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1995年年底，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抵押拍卖”活动。俄罗斯舆论将私有化中的“抵押拍卖”称为一次“内部人之间的分配”。利用“抵押拍卖”，波塔宁财团又获得了原油储藏量居全俄罗斯第一，开采量居第四的“辛丹克”石油公司51%的控股权。

1995年12月8日，国际石油界的“巨人”，俄罗斯开采量第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拍卖揭晓，结果不出所料，俄罗斯另一大金融集团“梅纳捷普银行”独领风骚，从国家手中接过了78%的控股权。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自编自导”，“梅纳捷普银行”自己负责组织拍卖，自己参加竞拍。一年之后，“梅纳捷普”集团再接再厉，又从国家手中赎买了剩余国有股份，俄罗斯在这家石油公司的股份仅为象征性的0.1%。而这些资本运作的幕后老板就是后来成为俄罗斯首富的著名寡头、普京的对手——霍多尔科夫斯基。

一些报刊揭露，私人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源于“拖付的国家资金”。“拍卖抵押”大大促进了俄罗斯金融工业资本的积聚和扩张。一些私人财团得以迅速地膨胀。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的影响已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俄罗斯整个国家体制都带有深深的寡头垄断烙印，形成“寡头资本主义”。

1996—1997年后，俄罗斯私有化过渡到企业“个案性”的资产拍卖和重组。1997年7月，俄罗斯“电信投资”25%的股权竞拍落下帷幕，“电信投资”25%的股份拍卖成交总额为18亿美元，创下俄罗斯私有化之最。又是波塔宁财团获得全胜。不同的是，在胜利者的背后，发现了国际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的身影，18亿美元的巨资，其中10亿多美元正是出自这位“金融巨鳄”之手。

私有化乱象及后果

企业拍卖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发现，被推向拍卖场的大多数是一些盈利的或有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利润丰厚的燃料能源、天然气、通信等部门的企业，屡屡被看中出售，交通、军工企业也不例外。由于企业拍卖价格过低，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原来国有的12.5万家企业仅以每家企业1300美元的平均价格被卖到私人手中。俄罗斯500家大型企业，出售总额为72亿美元，而专家和国家财团评估的市场价值达2000亿美元，其中324家大型国有企业平均拍卖价格仅为400万美元。1994年，在俄罗斯3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拍卖过程中，有23起拍卖活动只有一个竞争者。俄罗斯舆论指出，在一些“肥水”企业的拍卖过程中，总有几家私人银行或财团的身影。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主持进行了一些投资、引资性质的私有化拍卖。按规定，竞争者必须履行向企业投资的义务，然而，拍卖的锤子落下后，有些揭标方违背合约，拒不履行注资的义务，包括俄罗斯一些大型的有色金属或石油企业，使企业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1、私有化引发的政治争斗与寡头统治。“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严重受挫，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进一步激发了上层的权力之争。俄罗斯走什么样的经济变革之路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1993年9月21日晚，叶利钦总统通过电视，向全俄罗斯宣布中止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的各项职能，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议会反对派坚决予以回击，叶利钦下令，强行围困并攻打议会所在地“白宫”，莫斯科街头重兵云集，坦克轰鸣，炮声给自由民主派写下了血的注脚，民选总统用坦克和大炮攻击了议会大厦，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

2、政府被金融工业集团绑架。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轻易地操纵了政府机构。连叶利钦本人也说，“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国家权力被操纵，权钱交易盛行，腐败丛生。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带来重了极其惨的后果。1990—1995年，俄罗斯工业生产下降了50%。农业、机械、仪表、电子、道路建设等部门或行业几乎全军覆没，持续几年的经济危机也对俄罗斯社会的人口、健康以及就业形势严峻，激进的变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苏联末期，经济改革浅尝辄止，政治改革却狂飙突进，最终冲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几年后，在私有化运动高歌猛进之时，俄罗斯社会又跌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2000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

3.对私有化的评估。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直0.02%—0.04%，占预算0.13%—0.16%；没有提高经济效益，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并没能造就大批中产者，分割国有资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了俄罗斯未来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标，形成了俄罗斯商界精英中的“红色资本家”阶层，及其暴发的“新俄罗斯人”，他们手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他们既缺少市场知识，又没有现代管理经验，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叶利钦总统承认，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所有者”，却未出现“管理者”。“中产阶级”也尚未形成。官僚资本、新兴的垄断、官员的腐败、沉重的税赋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敲诈都严重阻碍着中小企业、私人经济的顺利发展，给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大多数俄罗斯老百姓生活江河日下，但少数人却在经济变革的浪潮中“暴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1992年以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暴富群体”，激起社会大多数的不满情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私有化导致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罗斯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

4.私有化的社会遗害。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是“一场改革闹剧”。在这场以“私有化证券”为赌注的赌局中，大多数百姓是输家，催生了少数私人财阀，豢养了一小撮金融寡头，这是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政治遗产。“财阀控制经济、寡头要挟政治。”1996年，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少数寡头出资赞助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之后，这些寡头变本加厉，向当局要求经济回报，甚至进行政治要挟。少数财团乘机控制新闻媒体，借机操纵政治，分享权力。

乔治·索罗斯把俄罗斯经济制度定义为“掠夺式资本主义”、“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面对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短短的几年时间，有不到5%的俄罗斯人乘私有化之机，聚敛了无数的财产，数量更少的一小撮人成为私人财阀。在叶利钦掌权的后期，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七大财阀大肆干预政治，独揽权力，演变成横行一时的俄罗斯寡头。2007年11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普京指出：有些人想不受惩罚地窃取国家的公共财富、掠夺人民和国家，还有些则想使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失去独立性。普京一针见血地说道：“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干，几十亿已经难以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会将整个俄罗斯都卖光。”

（编辑季节）

20年前我在西部地区参加扶贫项目和支教工作，干了很长一段时期，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有切身体会。当时我参加的一项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工资太低，同时又常常被一再拖欠。其根本原因不一定是包工头多么黑心，或者基层组织可能被港台商人或韩日商人收买，主要原因还是在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那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加工业，主要是做玩具、运动鞋、衬衣之类产品，向欧美等市场出口，而大陆代工厂从这些产品的市值中得到的份额实在可怜。比如说一双耐克鞋在美国卖143美元，大陆厂只能拿到3美元，而且这批货物到美国后，在没有上市之前，大陆厂还拿不到这3美元货款，产品要在美国的商场卖掉其中的70%，才能够得到回款。而这3美元中还要支付中间商费用、税费等等，在一线干活的农民工，每双鞋能拿到3美分就不错了。从这项研究可以发现，“农民穷、农村难、农业很危险”的背后，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问题，更要从国际视角来进行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七个坚持”

看到十九大报告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多年前做扶贫项目基本是在“老少边穷”地区，甚至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在下面。那个年代资金少、项目少、投资少、基础设施也差，西藏、新疆、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差，当地农民要提高收入确实非常难。我在做农村教育时的想法是，只要当地孩子们能上学，把他们培养成才，就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个人也能成长。但后来发现，贫困地区家庭要培养一个孩子上高中、大学，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重的，越是贫困地区家庭负担越重。但因为家乡的发展落后，孩子上了大学不愿回来，培养出的人才反而是“孔雀东南飞”，一去不复返。

我还参加过农村的健康项目。如果农民的收入低，教育带动农村本地发展的作用不显著，那么在农村每个人至少应该保持比较健康的状态。我自己还摸索了一些所谓“模式”，但都是在试验阶段和个案层面的。我们在“点”上积累的经验，怎么变成“线”，“线”又怎么变成“面”？直到今天还是挑战。那时候有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农民一年有很多现金收入都搭在吃药、看病、吊盐水上，我的目标是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减少农民在医药方面的开支，这样至少生活质量有保障。但这样一种“点”上的成功个案和好的经验，也很容易被某种政策选择、或因资本进入农村医疗领域而被完全冲掉。

今天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讲的“几个坚持”是特别精准和到位的。我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是“后2020战略”，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在2020年基本完成“精准扶贫”以后，将要长期实施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七个坚持”：第一是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第二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第三是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第四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振兴不只是指经济，至少是“五位一体”的。第五也特别重要，就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离开城镇化谈农村的振兴。第六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是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在“七个坚持”精神的指导下，中央也给出一个时间表，就是“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1] 与此同步的是，到2020年，我们要基本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在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然后，当整个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梦实现的时候，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需要认真处理几对关系

当年的“三农问题”用新的表述叫做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格局。这是美好愿景和目标蓝图，在实施过程中有几对关系是绕不开、或者说是不得不认真处理的。

第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次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同时召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萨米尔·阿明提出了两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是农村的金融风险问题，一个是我们农村土地的性质问题。我认为这里首要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或者农民的主体地位问题。   

第二，农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目前城乡还处于一个“两元”或“分隔”的状态，或者说不匹配和严重不平衡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将拖累中国的发展、腾飞和复兴。中国的“农”和“城”之间的不平衡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国家农业产值只占GDP的不到10%了，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却仍占30%以上，农村总人口占到44%，而这44%的人口还没有算上城镇中的2.8亿农民工。因为这么多农民工并没有城镇户口，因此城市的福利、保障、医疗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还有如此大的一个落差。因此处理好振兴农村与城镇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东南与西北的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西北内地欠发达或不发达；西北内地不只是经济不发达，还存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如此大的区域，如此重要的国家认同还没有彻底完成，甚至在某些领域是倒退。

第四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刚才我举的生产耐克鞋和玩具只是一个小例子，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或者背后的金融战，以及在安全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上对中国2025创新的遏制。我们要迎接来自国际的挑战，化解种种矛盾，推进和实现农村的振兴是一个关键。做得不好，“三农”问题会拖我们国家腾飞和复兴的后腿；做得好，农村市场打开，农民需求提升，就可以极大地扩大国内需求。我们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东南地区，已经形成巨大的经济体，其制造业已经创下很多世界纪录。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内市场的扩张将足以抵御出口受阻的潜在风险。

第五，代际之间的关系。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是挖过地、种过田的公社社员，所以只要有现金收入就能够满足；那么差的工资、那么差的生活条件、那么恶劣的雇佣关系，只要到年终有现金寄回去就可以了。现在2.8亿农民工有些已经步入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怎么办？新一代的农民工愿不愿意回乡在振兴乡村中发挥作用，如果就业机会不足，是不是就在城里住着？

第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当市场失灵时，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其实还有“第三维”，就是要发挥社会或者社区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概念，而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包括社会的、生态的、文化的，也包括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建设等。而在这个“三维”的结构中，市场不能解决的，政府也不用大包大揽，传统的社区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的党和基层党组织本身就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这个“三维”结构来恰好可以破解“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论。

比如社区的重建，我曾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做过关于“公共性的寻求”或者农村社区重建的调查。我发现，其实不论是民族地区还是发达地区，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东西。第一就是认同。一个社区不仅仅是行政意义和地理意义上划在一块，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大家有一个基本认同感。第二，只要在自己的社区就有安全感。这个“安全”不是由保安或公安武警提供的行政手段、技术手段，而是在我的社区里大家互相关照的安全。第三就叫凝聚力。同一社区的人们，平时可以不相往来、个人自扫门前雪，但是遇到洪水、地震等天灾、遇到外敌入侵，我们就能扶老携幼，就能互助，社区有亲情。

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主体地位问题

我们要从我们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大有改进的余地。我们的实践干得很好，但是自己的故事讲得并不很好；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好的理论，但没有坚持下来。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乡镇企业？为什么不研究党支部？为什么不研究居委会呢？而非要用西方的概念。这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出来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描述层面，这些概念也只是描述了一个现象。第二类问题，就是愿景和目标类的概念现在也很多，要致富、要振兴、要团结、要和谐、要互利共赢，这些都是目标愿景性的。当然现在跨学科已经是个优势，要处理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理论和学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分析性的概念。如果没有自己的分析性概念成为理论的支撑，那“中国学派”其实只是用西方概念、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现象。

农村振兴也是如此，乡村振兴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当然包括生态环境、社会建设、乡村组织、经济层面以及农民富裕等等，但强调主体地位就不应当只是富裕。如果只是富裕，只是要解决收入水平、人均GDP水平、慈善水平和福利保障水平，而不是主人翁地位和主体地位水平，那么福利就会成为一个无底洞。如果自己不是主人的话，那么再多的福利大家也不会珍惜的。一旦“我”是社会的主人，哪怕有困难，哪怕有风险，人民也会同舟共济，同甘共苦。

                                             （编辑  杨利红）

研究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问题和挑战，非常有必要，展现了在中美博弈这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当中某一重要的维度。这个维度，简单地说，即战术层面的问题。毛主席说过，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说“敌人”未必妥当，但对方已明确把中国定为“对手”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战略这个维度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何在战略意义上正视当下的美国、中美关系和世界体系？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美国现在还很强大，它在若干领域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就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演化的大势而言，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正处在加速失效、进而失序的过程之中。这是我对世界历史格局的大的判断。

支撑美国霸权的三个核心支柱已经动摇

过往支撑美国霸权（在葛兰西[1]意义）的三个最核心的支柱是：第一，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信息维度的共同作用所构成的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延展机制；第二，通过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的对于其整体国家利益的知识解释和知识支撑体系；第三，针对其发展模式与经济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辩护和神化机制。

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的这三个核心支柱还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要认清，这三个支撑其主导世界体系的支柱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乃至根本性的动摇。这种根本性的动摇有许多表征，要认清其本质，首先要对在美国的资本和属于美国的资本——进而对在美国的资本与美国的整体国家实力进行区分。当我们提到中国和美国差距的时候，往往是把在美国的资本所呈现的情态——如科技水平，和中国相对应的形态来进行类比，然后以此导出中美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结论。

资本力量与最强势主权国家的联盟

我想指出，实际问题远比这种简单类比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整个东西方的战略性攻守之势发生根本转变后，世界体系最核心的运作机制，就建立在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与最强势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基础上。这种“联盟-合作”的关系，恰恰意味着跨国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并不从属于与之合作的主权国家。当资本所选择合作的主权国家自身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衰落之后，它会选择新的宿主。

从16世纪以来的第一代荷兰霸权，到第二代的英国霸权，到第三代的美国霸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资本选择宿主与其合作，从而获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机制。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跟美国合作的一些跨国资本，特别是当下世界最强大的互联网-金融资本，有的已筹谋换一个宿主，选择新的战略合作对象。其核心原因在于，本来美国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汲取超额利润来平复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维系相对稳定缓和的国内环境。但伴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汲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下降，国内各类矛盾难以平复，不断地呈现出激化的态势，进一步促使原来选择与其结盟的资本集团更大规模、更大力度地转移撤退。

    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股市早已远远超过危机前高点的水平，如果以此作为美国的国家财富衡量指标，似乎早已经从危机中走出来而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但是如果对美国的基层民众情况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这10年来民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的被剥夺感、丧失感极为强烈。美国的底层群众深感在过去10年中，整体国家财富的增长主要被互联网-金融集团所汲取。它们没有为了长期发展而进行更多的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安抚（收买）与利益输送，事实上它们已经做好准备（或已经在实施）撤离美国，因而不想再为维持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支付更多的对价。

由于美国建国历史较短，且成员来源复杂，故而在确立自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相较于一般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政治认同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成员，无论其出身于何种族群，都因认同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放弃原有身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在此意义上，政治国家认同在时间上与理念上均优先于民族身份认同，这正是美国被称作“各民族的熔炉”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国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史乃至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者的绝对神圣化态度的思想根源。这一政治认同的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可谓短处、长处俱在于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体成员绕开上述差异，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治体的认同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伴随着政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扩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的价值认同又会促进政治体的稳固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认同始终伴随着现实政治体的扩张，一旦这种扩张停滞，在政治共同体与政治认同间的循环将由良性转化为恶性，政治体的虚弱会引致政治认同的降低，这一趋势同样会自我强化。这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发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情状恰好相反。

由美国的衰落引发的几个问题

    最近“中兴事件”爆发，一方面对于中兴乃至跟中兴类似的中国企业来说，确实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和危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暴露出美国现在陷入到了何等虚弱的状态。哪怕是在芯片领域，以英特尔和高通为代表的资本，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当中，几乎汲取了这个领域当中全球利润的70%-80%，美国政府都可以如此蛮横粗暴地干涉基本的商业规则，而不顾这种行为会根本性地破坏“以美国为核心的科技生态圈”的互信基础。这是帝国主义在用它自己的行动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上政治教育课。我看这件事情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反面教员来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高认知。

    如果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解释，任何一个“合格”的霸权（Hegemony），必须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将自己表现为普遍利益承担者并获得从属群体的认可。因而霸权不只是简单的支配，更意味着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这种“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远比“软实力”概念更能反映意识形态认同与现实权力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而美国现在的种种做法，事实上是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它国家，以维系其自身利益。这种讹诈勒索式的关系，恰恰是其丧失合格的霸权属性、陷入加速衰退过程的典型表现。这会进一步加深跨国资本、特别是互联网-金融集团对于美国之国家实力是否足以维系这个集团并与其结成同盟的猜忌，进而加速其撤离美国的进程。

从战略的角度，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美国的衰落，乃至“美国世纪”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现实发生着的。如果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确实意味着思维还停留在旧的世界想象中，而没有进入新时代。

    由美国的衰落，引出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美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作为超级大国所积累的各种资源，以及它在各国进行的布局会随之失效。就俄罗斯而论，尽管其GDP不过相当于我国广东省的水平，但凭借着曾经的超级大国的底蕴，它仍然可以完成诸多远远超过其当下的经济当量的重大国际战略任务，包括对其老对手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态的深度介入与干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谁会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在更具戏剧性的意义上可以用“超级大国遗产”一词）的继承者。一种很大的可能是，它会被超大型跨国资本、特别是国际互联网-金融集团以种种方式接收，转为其所用。

    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从16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和资本——最强的主权国家和最强大的资本结成同盟，这是建立一种有效世界体系的惯例。伴随美国的衰落，很可能被跨国资本选作下一个宿主或合作对象的会是中国。这里会引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它关涉到怎么样驾驭资本，特别是这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国际互联网-金融资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挑战性、艰巨性，远远超越和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所进行的博弈斗争。

“中国道路”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

在美国的资本，并不意味着就是属于美国的资本，这个论断事实上对于中国也同样有效。以BATJ[2] 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是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最强大，也最有活力的资本形态。同样，不能因为它们注册在中国、主要经济活动发生在中国、主要利润源自中国，就认为它们天然就是属于中国的资本。如何用政治逻辑去统摄驾驭资本逻辑，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真正重大的考验。如果中国真的在超级跨国资本集团的支持和同盟关系之下成为世界最强国，进而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者，这无非是 “旧体系”换了“新主人”。若以民族国家而论，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伟大复兴了，但恐怕还达不到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期许。真正要实现这种“较大贡献”，我相信“中国道路”应为人类提供一种有别于过往带有压迫-支配性质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想象，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以及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这种新的世界可能性，需要同时激发共产党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民的政治主体性，通过互为师生、互相成就的“师生辩证法”，共同探索与实践驾驭资本为人民所用的“大道”。

                                           （编辑  杨利红）

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

最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至少五次重大的公开场合提到了“党的自我革命”。

作为执政党，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十月革命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是热门话题。当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欧洲的那些社会党人就争论过这件事。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也在议论这件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前，这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执政的共产党为什么需要自我革命呢？原因就是，一个为广大劳动者而奋斗牺牲的革命政党，夺取政权后可能会忘了“初心”，逐渐变成为少数人的利益、甚至为个人私利而谋取权力的党。也就是说党会变质，从人民公仆蜕化为“当官做老爷”了。比如在大学里，我们问申请入党的学生，为什么要入党？有人回答是因为要考公务员。入党是为了考公务员，是想当人民公仆还是想当官做老爷？如果是奔着当官去，将来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变成法条主义或程序主义者，变成喜欢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这样一批人。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曾经非常努力地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经验不多，教训不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淡化了这个问题，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推动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轨。但是在中国富起来的同时，我们党却空前地脆弱了、腐败了。面对这个事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人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是确实还没有强起来。

党的自我革命，首先是要提出能够让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们“不忘初心”的办法。作为一个学者，我想提出以下的观念或者说理论的体系。我们的党怎么样才能不忘初心，怎么样才能保持住自己为广大劳动者服务的基本性质呢？当年毛泽东在窑洞里跟黄炎培曾经特别有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后来我们把它叫做人民民主，再后来把它归结为人民当家作主。

党应该怎样进行自我革命

首先，我们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但是除了政治建设以外的其他建设还都要讲政治。在我看来，今天所讲的政治，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这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没有矛盾、没有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只强调依法治国是不是就可以了？显然是不可以的，甚至把三者的次序颠倒都不可以。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后是依法治国。

党凭什么能领导呢？是因为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不是鱼和水的关系，也不是水和船的关系。血肉的关系，就是党和群众紧紧地贴在一起，感受老百姓想要什么，这样的党就不会变质。我想正是这种联系，才是党的领导正当性的唯一来源。

怎么才能有血肉和骨肉般的联系呢？就在于党不仅仅是一个科层体系，而且必须是一个扁平组织，并且主要是一个扁平组织。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只有不到1000万人在科层体系里工作，还有8000多万党员在非科层体系工作。全社会中几乎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共产党员。扁平组织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组织群众自治、自助，组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解决人民种种关心的具体事。这样我们就能够实现人人起来负责，人人起来监督。

如何保障党员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这首先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凡是要提拔进入科层体系的党的官员，他必须有在基层组织人民的经验，必须从基层干起。而且凡是要提拔的对象，不仅要去党校学习，还必须“回炉”，回到基层社区去组织人民，做到“不下放就不提拔”。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组织上对干部表现的考评和群众工作结合在一起，，把党的监察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在一起了。

以上实践的结果，我们党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就会出现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党的基层工作重心要落在居民场所，从追求办大事为主，变成广大基层党员组织群众办小事，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这样的话，我们的党就是8000万加1000万，真的就有9000万名党员。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居住区里为人民服务，感受到自己的光荣。党员的党费主要用在每一个党员所居住的社区里。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党就完成了再造，我们的党就会跟群众有骨肉联系、血肉联系。我相信，这样的党就很难腐败了。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