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驱动的创新与高科技发展方向
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关于创新的驱动力，是商业利润；即在追求商业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家将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全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原料渠道、开辟新市场或革新组织管理模式。还有“科学牵引型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被科学的发展来牵引的。代表者瓦尼克·布什。在他所撰写的《科学：无穷的前沿》报告中认为，是基础研究的进展，带动了技术创新。但哈佛大学教授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等，在《技术科学革命的起源：反思研究的本质和培育》一书中指出，布什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事实上，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互为动力，在发明与发现的循环中相互推进。
最新的关于创新驱动力的理论，是一种关于“场景驱动的创新”(Context-Driven Innovation)理论。即以场景为载体，以使命或战略为引领，驱动技术、市场等创新要素有机协同整合与多元化的应用。这种理论本质是需求牵引型创新理论，但将需求牵引又往前溯源了一步：即需求的来源是场景。也就是说，先有应用的场景，然后由场景推导出需求。以满足需求生成愿景即使命或战略，然后由愿景来驱动创新，形成新技术，推动新市场。
场景驱动型创新理论主要有三点：
一是基础研究的地位。基础研究是源头创新成果，非常重要。但在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看来，基础研究亦是基于对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需求提出的科学问题所驱动的。基础研究是一种“奢侈品”，世界上只有少数已经在高科技领域步入无人区的发达国家才有真正的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因为必须靠着基础研究指导才能在无人区探路。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因未真正进入科技发展最前沿而无法提出真正的原始创新需求，而且既没有基础研究的迫切性，也没有丰富资源支撑。因此，首先应该把资源集中于应用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是真正的需求驱动，而应用基础研究是场景的驱动。
历史的规律也往往是，后发国家在起点较低、资源有限条件下，一开始只能专注于应用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国在实现了现代化后，有条件在从事应用研究的同时关注应用基础研究及部分基础研究。只有欧美等发达国家才在重点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即我们常说的“巴斯德象限”）的同时，在基础研究方面一度引领全世界。但目前，由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产生瓶颈，加之为赢得与中国的竞争，欧美等国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
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在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发展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积累了较雄厚的基础。如果说此前我们主要是以直接需求驱动创新，集中于应用研究以解决国计民生中急需的科技问题，那么，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中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们必须把重心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由场景来驱动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已进入世界前沿，步入“无人区”即真正有了原始创新的迫切需求，因此必须注意基础研究。当下，我们应该平衡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把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放在中心位置，逐渐加大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资源投入比重。
二是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的创新路径。过去的创新路径，是沿着“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线性方式组织的，基础研究的成果走到最终应用需要有很多环节，特别是成果转化，一直是从研究到应用路径中的难题，被称为“死亡峡谷”。但在场景驱动型创新中，从基础研究开始，就直接是瞄准产业问题开展的，源头创新的成果形式已经不是知识形态，而是产品形态，是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品研究一整套创新链直接压缩在一个组织里，把产学研浓缩在一个产品形态上开展协同。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特别显著。统计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学术界在开发最先进的AI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2014年到2022年，32个重要的机器学习模型都诞生在产业界，学术界仅有3个，2023年的数据比例相似，就是这一原因的产物。
近年来，美国科技“七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谷歌、Meta、特斯拉）的成长及其所带动的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这一创新路径。先进算法、先进芯片以及各种硬件终端及操作系统，都不是高校、实验室或国家研究机构单独研发出来的，而是直接围绕企业最终产品进行协同创新的产物，其中，应用场景是最重要驱动因素。中国华为公司的成功也是因此，即一切围绕形成自主产业体系，缺什么补什么。但相较而言，目前中国高科技领域创新链各环节比较分散以至于成果转化少转化慢现象大量存在。
三是路径依赖。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驱动在于场景，什么样的场景以及场景的丰富与多样性，最终影响到高科技发展与应用。
尽管美国源头创新非常活跃，但其制造业比例较低，金融等虚拟经济及服务型经济产业比重大。相应地，美国AI主要应用于虚拟经济和IT基础工具，AI技术也是“脱实向虚”，2007年以来硅谷不断炒作虚拟现实（VR）、元宇宙、区块链等，是这个趋势的反映。而中国尽管原始创新相对较薄弱，但因中国实体经济比重高，应用场景远较美国丰富且多样化。所以中国利用AI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前景非常广阔，并有条件形成进一步推动AI算法与物理机理融合的巨大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前沿重要方向之一，为具身智能，即有身体并支持与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智能体，如机器人、无人车等。这也是场景驱动创新最具象最易出成果的领域。中国是世界机器人生产与应用大国，亦是无人车与无人机生产与应用大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连续两年超过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人形机器人产值近200亿。得益于中国应用场景的丰富性完全碾压美国，这将为我国具身智能以及AI后续发展提供最为强大的动力。而相比较之下，迄今为止，除英伟达之外，美国高科技企业AI投资大规模亏损，通用大模型应用范围十分有限，波士顿动力被迫出售，都是与应用场景有限相关。
创新生态理论与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最初单个企业创新，发展到后来的对作为总体的企业及企业家创新的关注，至多关注了市场类型，是“要素创新”理论。尼尔森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了体系创新，尤其是创新链路的畅通以及创新政策；OECD关于创新测试的报告首次提出，创新是一系列互补性资产共同组成的结果，这些资产不仅包括研发，也包括软件、人力资本和新的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这一理论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组织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围绕着核心企业或平台构建，由各类创新主体(包括创新组织、创新物种)与外部环境通过知识、技术、文化等构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实现价值创造和共享。这一理论还指出，创新往往在“良好的生态系统”中最为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投?组合与优秀的??资源。而这二者又需要与正确的激励措施相结合。
创新生态理论给发展高科技的启示主要有三条：
第一，创新已不仅仅是依赖于单主体创新，也不仅仅依赖于一个国家政策制度，而是依赖于创新主体所处的环境。这一环境构成了创新主体生长与活动的外在约束，如同树木生长的生态。决定了创新主体创新的活跃程度、资源获得的便利性，特别是创意与创新可获得实现与回报的程度，由此决定了创新绩效。正如《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所揭示的那样，创新生态远比创新本身重要。“只有在良好的创新生态圈中，才能产生多样性、信任、规则、驱动力这样导向成功的雨林法则，才能催生利他、开放、资源快速流动，政府、私营部门与研究机构（高校）才能进行良性分工，不同背景的创业者、科学家、投资家也才能建立有效连接，并快速建立信任和产生交易。”因此，创建“热带雨林”意味着尽可能提高创新的可能性。
第二，创新生态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两个：一是投资。高科技领域投资风险程度很高，所以风险投资在创新生态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两个环节对风险投资的依赖最为迫切。首先是初创公司的成长，依赖于风险投资；再次是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需要风险投资来铺设道路。而风险投资除了私人资本之外，国家作为高科技的风险承担者，以一定的政府基金为引导，引导社会投资流向高科技初创公司，为支撑高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进行背书，都是至关重要的。二是人力资源。高科技领域，有新创意与新创造的杰出人才非常重要。一个优秀人才可以带动一个团队，可以引领一个方向，可以开辟一个全新领域。所以，我们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此话不虚。
目前，在人才方面，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美国保尔森基金会2003年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拥有全球60%的顶级AI研究机构，是全球最精英(前2%)AI人才的首选就业目的地，57%的最精英的AI人才首选在美国就业。数据还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顶级AI人才输出国，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的顶级（前20%）AI人才占全球47%，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77%选择了留在美国工作。表明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高于中国。但中美两国人才差距有可能缩小。根据报告，2022年中国培养的全球顶级AI研究人员比例升至47%，较2019年的29%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最精英的（前2%）AI人才现在有26%出自中国，美国是28%，两者非常接近。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限制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留学生，加之美国出台针对科技界的“中国法案”，2022年有28%的顶级AI人才选择愿意在中国工作，而2019年仅有11%。
在投资方面，2023年，亚马逊、Meta、谷歌、微软在资本支出和研发费用上的总投入分别达到了1357亿美元和1967亿美元，同比增长47%和14%，而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的资本支出和研发投入总和为929亿元人民币和1450亿元人民币，同比变化为-17%和3%。从科技公司市值看，截至2025年4月，美国“七巨头”总市值达1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占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1/3。中国“七姐妹”（腾讯、阿里、小米、中芯国际、比亚迪、京东、美团）总市值约1.45万亿美元，仅为美国七巨头的1/11量级。对于以估值为基础的各类风险投资来说，中国科技公司市值近年来的萎缩，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但2025年年初，随着杭州“六小龙（深度求索、游戏科学、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的强力崛起，中国高科技公司估值正快速上升；相反，美国高科技公司估值从最高处跌落。显示此前美国高科技领域泡沫化明显，而中国高科技公司前景正走向乐观。
第三，正确的激励政策是根本。正确的投资组合与优秀的人才，都需要有正确的激励政策。最重要的是激励相容政策，即让所有的付出能够匹配相应的回报；这样才能够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到高科技领域，能够激励人才全身心投入创新创造活动中。硅谷之所以能够吸引全世界高达30%的风险投资和高达60%的最优秀AI领域人才，产生一大批诸如马斯克、黄仁勋、苏姿丰等移民创新领袖，就是依赖于这里每一笔风险投资及每一个创新创业活动，都能产生即时或长远的效果，让投资者与人才产生价值感与归宿感。
中国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高地与科创中心，资金密度和精英科技人才密度的发挥程度是关键。而要长期吸引资本，激发人才，生态至关重要。生态好，资本和人才就会汇聚过来，创新就会自发涌现并长盛不衰。
创新经济学新发展及中美比较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几点启示
以创新经济学新发展为框架进行比较，中美在高科技竞争中目前拥有各自的优势。
就美国而言：拥有先发优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搞“有组织科研”具有经验；在源头创新上领先；在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暂时领先；在创新生态营造上领先于中国。
就中国而言：拥有赶超经验；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上正积极探索；应用场景丰富而在应用创新与产业化上有可能领先于美国；在传统基建上已大幅领先于美国。
当然，中美目前最大的差距仍可能在创新生态上。中国必须更加注重创新生态构建，以吸引足够的人才与资本投入。
创新经济学的发展，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自己的强大竞争力。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我的极限竞争，是挑战也是机遇,倒逼中国更坚定走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之路。二是中国必须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在推动军民一体化科技协同发展、在汇集资源避免“内卷式”竞争、在推动建立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在构建和投资于统一的强大高科技基础设施以及维护高科技领域安全与风险防范等方面，发挥好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双重积极性。三是坚持场景驱动的创新不动摇。我国的优势在实体经济，制造业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特点是场景多、数据量大；要坚持创新链与产业链相结合融合，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创新链强固产业链。四是坚持营造有利于投资者与创新人才汇聚的良好创新生态。要特别注重维护有利于耐心资本投资及成长的大环境，注重发挥好政府基金引导作用；形成在以信任为前提下激发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活力的机制，最大限度保障科研人员自主权，最大限度保证科研人员不被非科研活动所干扰，健全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科研领域治理价值导向。
结语
2024年2月6日的《纽约时报》曾发表美国著名保守主义作家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的一篇题为《只有美国才能拯救未来》的文章。预言两代人之后的世界，美国仍是真正的创新活力源泉，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将兴起“新浮士德文明”“一个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狭窄地带的城市蔓延开来的新美国”。这实际上是说美国借助其人工智能领域先发优势，在“人工智能造神”的优势下，自身将被打造为“人造上帝”，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技术上进而在精神上全方位臣服于美国，而美国也借此继续塑造和定义世界的未来。
但不到一年，DeepSeek的横空问世，让美国人震惊不已。在高科技博弈这个“上甘岭”，中国有“谜一样的东方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信邪，不怕鬼，不畏强敌，向死而生；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完全有信心，中国一定能够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技强国！
（编辑 尚鸣）
近期，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引发全球资产价格剧震，4月7日，A股亦出现明显调整。随后，中央汇金公司果断入市托底，大举增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央行宣布必要时提供再贷款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调保险机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上限，社保基金主动增持国内股票，央企和民企积极增持回购，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有力地推动了A股止跌企稳。在稳市救市的过程中，中央汇金公司发挥了“类平准基金”职能。“平准基金”的概念再度被市场关注。
然而，中央汇金作为“类平准基金”，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在职能上有较大区别。股市平准基金的唯一职能就是托底救市，而中央汇金还有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等其他职能；股市平准基金往往有一套成机制的制度安排，如明确的资金来源、透明的退出机制等，而中央汇金灵活性更高；且股市平准基金往往规模更大。因此我国需要研究设立真正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这对于及时矫治市场失灵，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波及实体经济，很有必要。在此，我们分析了境外平准基金的方式经验，分析了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主要制度构想。
平准基金的概念界定和境外实践
平准基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平准基金既包括“救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也包括“救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平准”一词源于《史记·平準书》，是中国古代政府调节市场物价的政策措施，通过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物资的方式实现，与当今的“逆周期调节”的内涵一致。境外语境下，平准基金即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范畴，既包括救助金融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如美国财政部设立的有序清算基金（Orderly Liquidation Fund，简称OLF），主要目的是确保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破产清算的有效执行；也涵盖干预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外汇平准基金。市场热议的平准基金是狭义的股市平准基金，即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方式建立的救市基金，主要通过在股市暴跌时买进，托底止跌，恢复市场信心，以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
从理论和国际运行经验出发，金融市场在出现系统性风险时都有必要进行干预，且制度规则越清晰、越完善，越能避免寻租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事实上，股市平准基金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突发性市场危机。例如2003年韩国遭遇“信用卡危机”波及股市，韩国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进行救市。随后韩国股市企稳，并开启长达4年的牛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3年4月的500点左右上涨至2007年高点2085.45点。
总之，股市平准基金作为一种逆周期调节手段，应被合理看待，关键在于吸取境外经验，做好制度设计。
平准基金的境外实践
美国：平准基金发源地，倾向通过注资银行，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美国在1930年大萧条时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分别成立了外汇平准基金和救市基金。
1934年成立外汇平准基金。1933年4月19日，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1盎司黄金的价格从金本位时期的20.67美元升至1934年1月的35美元，意味美元贬值了40.94%。为了维护汇率稳定，1934年，美国政府依据《黄金储备法》设立外汇平准基金，财政部划转20亿美元作为账户资本，随后美元汇率快速企稳。20世纪70年代，各国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平准基金的职能也从稳定汇率逐步转为国际贷款及特殊时期经济救助。2020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外汇平准基金向运输业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460亿美元，向美联储提供资金4540亿美元用于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成立救市基金。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期间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一度超过500点，全球市场剧烈波动。为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美联储动用其在1929年之后获得的特别授权，提供850亿美元贷款来支持AIG免于倒闭。之后，美联储联合十大银行成立700亿美元救市基金，为存在破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保障。2008年10月，美国财政部实施2500亿美元资产购买计划，用于购买银行优先股。
日本：平准基金多次救市，并逐步演变为央行直接购买股票
日本股市平准基金最早可追溯至二战期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期间多次入市托底。发展至今，日本股市平准基金已逐渐演变成一种常态化调控手段，且采取央行直接下场购买股票的方式。
1.二战及战后经济恢复期（1941-1951年）。为了防止战争对股市造成重大冲击，日本政府于1941年设立“日本协同证券公司”来维持股价稳定；二战结束后，1950年，日本政府促使银行及寿险公司适度购入股票，以避免股市剧烈波动对经济恢复产生不良影响，并于1951年成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进行平准操作 。
2.证券基金倒闭引发的股灾期（1964-1965年）。1963年7月，受到美国境内筹资加税政策冲击，叠加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等因素，日本大量投资信托基金解约，大和、野村等证券公司出现倒闭危机。受此影响，日经指数重挫，从年内高点1600点上方跌至1200点附近，跌幅约26%。日本政府于1964年1月成立“日本共同证券基金”，由14家银行与4家证券公司出资约1900亿日元救市。1965年，日本证券行业自发成立“证券保有组合基金”，追加约3200亿日元进行救市。
3.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期（1995-2005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股市持续下跌，1995年又逢阪神大地震，经济“雪上加霜”，日经225指数半年内跌去30%。同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以阻止股市进一步下挫。
4.国际金融危机及新冠疫情冲击期（2010年至今）。2010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开始直接下场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进行救市。新冠疫情期间，央行ETF购买量增长至历史高位，2020年年度购买量近7万亿日元。
韩国：交易所等监管机构主导并出资设立，历次危机均有平准基金入场
韩国历史上多次设立平准基金救市，主要分为四个时期。
1.韩国股市泡沫破裂期（1989-1990年）。韩国综合指数从1989年4月3日的1015.75点高位，跌至1990年4月30日的688.66点，跌幅32.2%。为稳定国内市场，韩国政府于1990年5月成立股市稳定基金，由金融机构出资4万亿韩元托市，同年9月又成立“保证股价基金”，再度投入约2.6万亿韩元。
2.韩国信用卡危机期（2002-2004年）。此期间在韩国金融史上被称为“信用卡大乱期”。由于前期信用卡滥发，以及监管、征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2002年下半年开始，信用卡积累的风险开始爆发，韩国居民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金融公司坏账快速增加。至2003年底，韩国信用不良者数量超过30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信用卡危机不仅重挫韩国经济，也波及股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2年4月接近940的高点下跌45%至2003年4月的500点附近。在此背景下，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以稳定股市。
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综合指数跌幅近50%，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于2008年10月重新筹资设立了总值5150亿元的股市稳定基金，在2008年11月-2009年3月期间按月入市，注入流动性。
中国香港：1998年阻击境外空头、维护汇市股市，成为平准基金运用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1997年8月，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资本大举做空港股、港币。其手法是事先沽空恒指期货，然后在外汇远期沽空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币远期汇率下跌将引起利率抬升，导致股指下挫，从而使沽空恒指的国际炒家获利。恒指从1997年10月的15000高点，暴跌至1998年8月13日的6660.41点，创5年新低 。1998年8月14日，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金融管理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入市，通过获多利、和升、中银等经纪大举买入汇丰控股、香港电讯、长江实业等大盘蓝筹股以推高恒指，当日恒指涨8%。此后半个月，国际炒家和港府反复拉锯，在最关键的期货结算日8月28日，港府顶住抛压，将恒指稳定在7800点水平，致使国际炒家平仓离场，打赢了金融保卫战。
从境外经验看平准基金制度设计要点
平准基金能否顺利推出、产生效果，需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平准基金应该交给谁管理？由谁出钱？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以及如何最大程度防止可能产生的寻租问题及市场扭曲问题？
组织体系：谁来管理
一，平准基金由政府主导，其管理主体（主管机构）为政府部门。平准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理应由政府管理。例如，美国此类基金由财政部主管，2010年后日本平准基金由央行主导，我国台湾地区“安定基金”由“行政院”主管、我国香港地区的平准基金则由金融管理局主管。
二，为确保平准基金操作的时效性、科学性，其运行主体需要具有专业化、市场化特质，往往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来负责。其人员构成除了政府官员外，还需要有资深的经济与金融专家等，为平准基金的日常运行和操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确保平准基金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具备丰富证券投资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日常资金管理以及按照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指令进行具体的股票买卖，确保平准基金入市操作的专业性 。
资金规模和资金来源：谁出钱
1.平准基金需具有合适的规模，国外一般约为总市值的2%～6%。平准基金规模过小，无法起到提振信心、托底止跌的效果；规模过大，则会加大资金运行成本及退出难度。
日本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入市时股市总市值的1%～6%，简单算术平均值为3.0%。例如，1964年成立的“日本共同证券基金”，规模1900亿日元，约占当时日本股市市值的2.6%；1995年成立的“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市值规模0.6%。2010年后，日本央行下场购买ETF，最初计划购买金额较小，保有余额上限为4500亿日元。2013年日本央行取消保有余额上限，改为设置新增额上限，并不断提高。到2020年，每年买入上限已提高至12万亿日元。2024年9月末，日本央行持有ETF规模37.2万亿元，日股市值950.2万亿日元，占比3.9%（最高时占比达5.7%）。韩国方面，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市值的0.1%～5%，简单算术平均值2.1%。例如，1990年5月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市值规模5.0%。1998年，中国香港共投入1181亿港元，购买33只恒生指数股，约占当时总市值的6.2% 。
2.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统筹安排，或由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出资，或由政府直接出资。
一是源自金融机构。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其平准基金的出资机构或是银行、券商等大型金融机构，或是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例如，1990年的股市平准基金由627家机构出资成立，其中证券公司出资2万亿韩元，银行出资0.5万亿韩元，保险出资0.5万亿韩元。再如，2003年、2008年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都是由韩交所、韩国证券业协会、韩国证券保管中心出资的，其中韩交所出资50%。
二是源自央行或财政部。例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共同出资超4000亿美元入市。再如，疫情期间日本央行“大手笔”买入ETF。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定基金”比较特别，基金规模上限为5000亿新台币，其中2000亿由当局以所持有的官股向金融机构融资获得，3000亿来源于当局的劳工保险基金、劳工退休基金等（可供证券投资而尚未投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之所以选择利用公共基金而放弃财政拨款的形式，主要是为了绕开相对繁杂的预算程序，给予“安定基金”资金筹措上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介入时点：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
对于平准基金的介入时点，一般只有定性的规定，没有量化的标准。平准基金入场干预的时点至关重要，入场过早，会阻碍市场自我调节机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且可能出现较大亏损；入场过晚，可能会错过救市黄金窗口，危害已然发生并扩大。
既然介入时点如此重要，那要不要设立一套明确的量化标准规定平准基金的入场条件？例如，半年内跌幅超过50%，或者连续两周跌幅超20%等。事实上，从境外实践看，各主要经济体普遍还是以定性标准为主，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规定因海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移动，显著影响民众信心，导致资本市场有失序风险时，平准基金可以进行托底救市。一方面，设置量化标准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投资者明确预期到市场只要达到一定跌幅，政府必然出来“买单”，因此会进行更加激进的投机行为，拉高市场风险偏好导致风险积压。另一方面，量化标准很难适应时刻变化的经济环境，若标准过于宽松，则入场过早，若标准过于严苛，则入场过晚。
买入标的和操作：如何防止寻租和利益输送
平准基金的买入标的主要是权重股或跟踪指数的ETF。一方面，购买非指数成分股，容易引起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地区2008年救市时，“安定基金”购入兆赫、友讯、东联等非指数成分股，购入金额亦与市值不成比例，引发市场质疑。另一方面，权重股拉抬股指的效果更好，更容易扭转悲观预期，起到托底止跌的作用。2010年以来，日本央行长期干预，大举购买跟踪东证指数和日经225指数的ETF，叠加安倍政府较有力的经济举措，日本股市从2013年起开启十年长牛行情，日经指数从不足10000点水平涨至2024年初40000点以上，累计涨幅超300%。
平准基金的操作应做到事前保密，事后公开。从境外案例看，平准基金操作过程中，往往仅在事前公布基金规模，起到引导预期的作用，而具体标的和进场日期都是保密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执行秘书与工作人员、接受委托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对操作计划应保密。若违反该规定，将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000万新台币罚金。而在操作完成后，为保证透明度，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要求，“安定基金”应于完成任务后三个月内将运用资金额度以及相关评估报告送“立法院”。
退出机制：如何防止市场扭曲
除了日本，大部分经济体平准基金都会安排退出机制，在市场企稳上涨时缓慢退出，以减少市场扭曲。平准基金长期、大规模连续性干预市场，会削弱市场价格发现功能，造成市场扭曲，因此退出机制至关重要。
一是退出时点一般选在市场企稳或上涨时，以求尽量回收救市期间的投入资金。
二是退出方式主要是直接减持或发行指数基金。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就是在股市上行期逐步售出股票。我国香港地区则采取发行指数基金的方式退出，1999年11月，香港成立盈富基金，接受投资者现金认购，然后再从外汇基金中买回一篮子股票，从而将官股平稳转交回投资者手中。2022年，该基金完成最后一批待沽基金单位认购，历时4年，回报率超83%。
三是退出节奏较慢，时间较长，一般在5年以上。美国方面，救市基金存续期约4年。2008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联合救市，2012年3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已完成出售其所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日本方面，早期设立的共同证券基金存续期约7年（时间跨度1964-1971年），证券保有组合基金存续期约4年（时间跨度1965-1969年）。韩国方面，1990年金融机构筹集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至1996年解散，历时6年；2003年韩交所等成立的投资基金，在2006到2007年间卖出，历时约4年。
实施效果：短期有效，长期仍取决于基本面
短期来看，平准基金通过恰当的入场时机和足够的买入力度，能有效地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恢复投资者信心，从而促使股市企稳回升。例如，1995年日本股灾时期，日本股市安定基金入市后，市场很快得到企稳。
长期来看，上市公司股价由盈利能力决定，最终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成色。平准基金更多用于应对非经济冲击引发的市场下跌，当市场因经济疲软而震荡时，平准基金往往只能短期抬升股指，无法扭转下跌趋势。这时更需要的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助力实体经济企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方能实现长牛慢牛。以韩国为例，1990年5月设立股市稳定基金后，股市短暂反弹，但6-8月继续下跌24%。主要原因是当时韩国处在滞胀期，央行为控制通胀不断加息，制约了救市效果。2003年再度推出平准基金时，其效果明显好于1990年。主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在设立股市稳定基金的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扩张性政策，包括扩大财政支出和降息等，促使经济增速筑底回升，助力了股市的逆转向上。
关于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制度改革深水区，注册制走深走实的过程可能仍有“荆棘”，客观规律决定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投资者结构转变、市场生态重构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市场波动在所难免。而股市平准基金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可以和金融保障稳定基金形成共振，共同护航金融体系，为改革腾挪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市场交投较活跃的情况下，更应提前筹谋。为此，我们根据境外平准基金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先解决立法层面问题，赋予平准基金干预市场的法定权力
《金融稳定法》为股市平准基金出台打开了“口子”，或可进一步设立专门条款对平准基金进行原则性规定。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金融稳定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其中，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保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基本功能和服务的连续性……”。股市非理性暴跌属于市场风险范畴，这为利用平准基金干预市场提供了法律正当性依据。
授权国务院单独出台条例，明确制度细则，需处理好股市平准基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其他上位法的协调关系。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其中包括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根据这一规定，平准基金入场救市客观上可能有操纵市场的嫌疑。反观境外，美国《1934年证券法》第三十六条（a）规定了一般豁免权，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行为可以不被认定为操纵市场。因此平准基金要顺利推出，需要对《证券法》中操纵市场行为作出一定的例外规定。
明确投资决策体系、资金规模等，减少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
第一，组织体系方面，可由证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运营，人员组成须包括证监会、财政部和央行任命的专员，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委派的专家，特聘的资深经济学家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人员。
第二，资金规模方面，我国A股合计市值81.7万亿元（截至2025年4月9日收盘），根据境外经验，平准基金市值规模约在2%～6%，则适合我国的资金规模在1.6万亿元至5万亿元之间。
第三，资金来源方面，一是向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交易所等运行金融基础设施的机构借贷筹集，央行在此过程中提供再贷款等流动性支持；二是发行特别国债；三是其他财政资金，如计提一定比例证券交易印花税，或计提一定比例国有股转让过程中的溢价，这需要做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各税收法律法规的协调。
至于能否以财政资金作为平准基金的来源，一方面是可能存在财政资金使用不公平的问题，即股市参与者只是部分群体而财政资金源自社会，另一方面可能存在资金亏损的问题。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有主有次，而政策要服务于主要矛盾，要采取一系列制度设计尽可能规避和减少可能的副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的冲击，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不振，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有必要提振资本市场价格、稳定房地产价格，修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而提振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同时，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能够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稳定也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乎2.2亿股民、7亿基民的财富，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平准基金在当下具有一定“公共服务”的属性，救市能够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财政资金也是一个可选的资金来源项，但以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为首选，以更大力度凝聚共识，减少阻力和程序。
第四，投资标的方面，应以沪深300等主要宽基指数以及相关ETF为主。
第五，操作披露方面，一是平准基金入场操作前对外公布明确规模，以起到稳定信心的作用，但对买入标的、具体进场时间严格保密。二是完成任务后（如操作后三个月），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
第六，退出及考核方面，一是设立明确的退出机制。二是允许平准基金救市期间出现亏损。一方面，平准基金不同于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其入市目的不在于保值增值，而是出于稳定市场的考虑，是以公共效益为先。提高对“亏损”的容忍度，可以减轻平准基金救市期间的“顾虑”，使得出手更果断，效果更明显。另一方面，平准基金一般在股市企稳上涨时期退出，境外经验显示，即使平准基金救市期间有“浮亏”，退出时基本能收回成本，并取得不错的收益。
（编辑 尚鸣）
中信集团积极探索助力“全球南方”发展
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境外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电讯、农业等多个领域，在助力“全球南方”发展上开展了诸多探索与实践。
金融服务方面，发挥金融全牌照优势，在进出口贸易、国际结算、外汇交易和跨境投融资等领域构筑了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以资金融通助力中资企业在“全球南方”市场快速发展。中信银行是我国最早一批开展跨境金融业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形成外汇业务全账户、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图谱及跨境金融一站式服务平台；旗下阿尔金银行是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收购的首家银行，已成为在哈中资企业代发工资首选合作行。中信证券在“一带一路”区域是拥有最多当地分支机构的中资投资银行。
产业合作方面，依托从资源开发、贸易、航运到金属冶炼、装备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以及在农业育种、海外工程建设等领域的领先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中信金属在巴西、秘鲁、刚果（金）等地投资了多个全球规模领先的矿业项目，为国内长期供应铌、铜、锌等金属原材料；其中收购秘鲁邦巴斯铜矿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境外矿业收购项目。中信重工、中信戴卡以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助力非洲、南美、东南亚多个国家产业升级；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是非洲首座“灯塔工厂”，填补了当地工业发展史的多项空白。中信农业在南美、东南亚建立了育种基地和业务网络，玉米种子销售遍布巴西主要玉米种植区，杂交水稻种子在巴基斯坦、菲律宾市场占有率第一。中信建设、中信环境在“一带一路”区域成功实施百余个项目，打造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社会住房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
中信集团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几点经验
在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中信集团积累了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三点经验体会：
一是坚持“互利共赢”，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中信集团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单纯追求单方利益，而是基于目的地国家自身产业需求，在优势互补基础上照顾彼此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这是项目能够顺利推进的主要驱动力。
二是聚焦差异化需求，持续创新业务模式。产融并举的综合优势和国际化、多元化的业务格局，使中信能够聚合多种资源，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比如中信银行针对企业在部分“南方国家”设立机构面临的外资银行授信额度小、价格高等问题，设计了基于自贸区FT账户的跨境直贷业务方案，成功为客户办理了多笔跨境贷款。中信建设针对部分项目融资难的问题，以出口卖方信贷直接向业主提供延期付款服务、在合同中增加“风险担保金”协助业主贷款等创新融资模式，有效填补了资金缺口，保障了项目实施。
三是秉承正确的义利观，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南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对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要求迫切。中信集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义利观，真心实意帮助所在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传播文化。中信农业在冈比亚、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地开展农业援助项目，十余年来累计培训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为世界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两会”期间王毅外长讲述的冈比亚农民专门把所种大米送到湖南，向袁隆平先生表达敬意的故事，就是中信农业旗下隆平高科的援非故事。中信出版与20余个“南方国家”开展合作，实现版权输出签约1000余种，推出《各国大使眼中的“一带一路”》《论中国经济》等中国好书，并引进巴西、哥伦比亚等多国作家作品，推动“全球南方”文化走向世界。
支持“全球南方”发展为中资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全球南方”发展大势，为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注入重要信心和动力。伴随着“一带一路”迈入第二个蓬勃十年，中国支持“全球南方”发展进一步升级，为中资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地落地扎根、深耕细作带来了广阔机遇。
一是进一步把握区域合作发展机遇。“全球南方”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在综合金融、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有着广阔合作空间。中信集团把国际化发展定为发展战略，依托在中亚、中东、北非等区域的深厚业务基础，进一步明确了立足港澳、深耕“一带一路”、聚焦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布局规划，同时统筹内外部优质资源，打造了助力客户全球展业的“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综合服务品牌。中信集团愿携手各方伙伴，在共赢发展中为“全球南方”繁荣振兴贡献力量。
二是进一步增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步伐加快，全球经济主体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融资的内生需求不断增强，“南方国家”探索本币结算的趋势日益明显。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和深耕香港多年优势，紧跟中资企业国际业务投融资、交易结算等需求，升级跨境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积极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金融工具，助力国际贸易便利化；加快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增强“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业务竞争优势，挖掘东南亚、中东等区域市场客户需求，以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全球南方”高质量发展。
三是进一步打造互利共赢新增长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深刻重塑着全球产业格局和经济版图。中信集团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在传统领域合作基础上，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等领域，深化创新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韧性发展，持续拓宽“全球南方”互利共赢空间。
四是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软实力”。发挥中信出版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与新华社一起用世界人民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全球南方”故事，以文化相知拉紧民心相亲的纽带。
“融金聚智，点亮南方”不仅是一个美好的主题，更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中信集团愿为促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贡献力量，携手绘就“全球南方”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画卷。
（编辑 杨林）
创新经济学创始人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破坏式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波波创新浪潮，是经济发展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发表的《国家创新体系：一个比较研究》等著作为标志，创新经济学由熊彼特的企业创新研究转向以国家为主体的研究；1996年，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商业新世纪》论文，被认为是《哈佛商业评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代表了信息时代创新经济学的先声。2000年，以威廉·米勒（William F.Miller）等发表《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倡导创新生态概念；2018年，迈克尔·G·雅各比德斯（Michael G.Jacobides）等合作发表《走向生态系统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创新经济学中的创新生态研究；同年，索菲亚·卢纳·罗德里格斯（Sofía Alejandra Luna Rodríguez）等人发表《生态系统思维的洞察力生成：以人为本设计过程中的场景驱动创新》，在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提出“场景驱动的创新”概念，再次推动创新研究范式的变革。本文试图以创新经济学上述理论成果为框架，分析中美在高科技竞争，尤其是智能与量子领域竞争态势，未来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向。
报酬递增理论与高科技领域的竞争
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与工业化时代的竞争相比，越来越激烈，甚至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态势。究其原因，是高科技条件下经济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可能会发源于某个企业发明了一项新产品，获得了市场上的超额利润。但这个新产品很快就会被其他同类企业争相效仿，由此引发全社会因应用新产品产生一波创新浪潮，带动经济一轮发展。但随着这项新产品生产越来越多，各企业为争市场竞相压价，致使这项新产品的边际报酬越来越低，但企业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使另外的新发明与新产品又在酝酿之中。
所以，布莱恩·阿瑟指出，工业化时代思考经济的方式是，“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如果我们关注我们的成本，并且我们能够很好地执行，我们将获得15%的市场份额。”这种思考对于啤酒厂、加油站和理发店甚至汽车制造厂来说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工业化时代，容得下同质或同型异质产品同时在同一个市场上存在，尽管各自拥有的市场份额有差异。但是到了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一种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机制变得至关重要，这个机制就是报酬递增。也就是说，如果一种产品、一家公司或一项技术因为偶然或巧妙的策略领先，该产品、公司或技术可以继续锁定市场，而且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其后续每一份投入产生的边际报酬会进一步增加。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比如软件开发）的投入基本是前期的，后期几乎只需要极低成本复制。但这些产品同时拥有用户粘性，用户要想使用其他产品，要付出高昂的学习成本。因此在竞争中先行者的领先地位会进一步强化，处于劣势的主体会进一步失去优势。这是一种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其在市场、企业和行业中都在发挥作用，强化成功者成功，加剧失败者失败。
报酬递增的典型例子，是微软成功地将Windows变成了全球超过90%的个人电脑的标准操作系统。在微软之外，其实原本存在多个公司研发的不同操作系统，有的甚至比微软更先进好用。但是，就因为微软率先实现与个人电脑最大供应商IBM的电脑绑定，同时免费或廉价鼓励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并且不断更新升级，由此吸引并“粘住”了日益庞大的用户群，实现了对整个PC架构的控制权，让其他操作系统几无任何市场存在的空间。
事实证明，报酬递增的确是“信息第一概念”。一个接一个的公司通过创造报酬递增，然后尽一切可能充分利用这些报酬递增而获得成功。包括脸书、亚马逊、优步等都做到了这一点：通过不断更新的产品迅速赢得客户，这些产品随着用户的增加而变得更有价值，然后利用这一基础优势向客户提供新的关联服务，进一步加强与客户的关系，实现对市场的独占或垄断。进入智能时代，报酬递增规律更显优势，光刻机荷兰ASML独占，高端芯片流片加工台积电垄断，人工智能高端算力芯片英伟达一家独大。等等。DeepSeek一问世，以其开源免费和好用能用横扫市场，此前中国市场上存在的百多种通用大模型，甚至包括此前已被看好的几家，一夜之间进入严冬。
总之，报酬递增这一规律意味着，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信息与智能领域，无论最初有多少家初创公司，最终可能只会剩下一家或至多两家公司能活下来、并成为行业霸主。也就是说，工业化时代，一个大国可以容纳十余家汽车制造厂，但信息与智能化时代，如果没有人为设置的壁垒，全世界最终可能都难以容得下三家智能操作系统，难以容得下两家通用大模型。信息与智能化领域的竞争，不是简单的谁占有多少市场份额的竞争，而是谁生谁死的竞争。这就表明为何中美两国当下人工智能与量子领域的竞争如此之激烈。
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大多数时间，美国在大多数领域是先行者。如果双方是和平竞争，遵循报酬递增规律，有可能仍然如计算机时代“Windows+Intel”或移动通信时代的要么是IOs要么是安卓（Android）一样，由美国公司独步天下，中国至多是其应用市场或“辅料”提供国。但是，由于美国越来越不自信，视中国为对手，对中国设置技术壁垒，打压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推进与中国脱钩，这不仅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也是违背了“报酬递增规律”。其结果也是适得其反。
因此，美国如果真要保持高科技领域对华优势，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报酬递增规律，与中国进行和平竞争，向中国市场出口其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而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从长远看，是美国给了中国高科技领域独立发展的机会。迫使中国自主研发先进光刻机及高性能智能芯片，最终，使得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与美国平行的高科技行业与市场。中国航天领域就是在美国封锁背景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其技术水平已堪与美国比肩。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早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这样指出：“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美国当下的精英们却鲜有人懂这一历史辩证法。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与政府在高科技发展中的定位
在当下信息与智能化领域，企业是在前台竞争，而背后都赫然站着国家。比如，去年3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出访菲律宾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天醒来，我们都要问一遍自己：我们在应对中国挑战上做得够多吗？”“我的职责是确保我们有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AI）等在内的尖端技术，而中国没有。”“因此，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扩大管制”。“为了赢得竞争，一部《芯片法案》还不够”。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顾问吉米·古德里奇则坦言：“毫无疑问，在与中国的技术竞争方面，特别是在半导体方面，我们已经破釜沉舟。美国把在半导体领域打败中国作为首要国家战略目标之一。”
回顾历史，工业化时代的竞争，比如为支持本国汽车工业，各国政府可能会出台关税与补贴等财政政策，但这至多是经济手段与局部政策，而在当下人工智能与量子等领域，美国采取的是“全政府竞争”策略。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企业是创新主体，而企业家是唯一的创新管理者。但到了信息与智能化时代，企业是创新主体，国家却成为最重要创新管理者。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尼尔森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按《创新研究：演化与未来挑战》（Innovation studies: Evolution and Future Challenges，P178）一书的说法，“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是创新研究领域过去30年发展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尽管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并非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是国家范围的，这个观点初期较为合理是因为大部分研发是在国家内部进行的，而且国家在其中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这不仅是作为市场失灵的协调者或调停者，而且是作为战略家、主要投资者和风险承担者参与其中”。
这表明国家创新体系中各国政府在高科技发展中的定位。而中美两国在此方面的运作亦有差异。
一是推动竞争前（precompetitive）合作，即政府要充当竞争协调者。由于报酬递增规律起了作用，为避免国内公司或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造成内卷及浪费资源，真正推动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国家作为国内竞争协调者角色非常重要。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芯片产业面对日本的后来居上，进行了一系列专家会诊。参与美日半导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一边指责日本人的做法“违背自由贸易原则”，一边为避免国内相关企业的无序竞争，在国内推动成立半导体战略联盟（SEMATECH），联盟内的成员企业将提供研发资源，进行合理分工，共享人力资源与研发成果、减少重复投资。最后，半导体战略联盟发展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全行业网络——包括代工厂、IDM、晶圆厂、测试、封装和组装公司、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确保了美国在全球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
当前，为了赢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政府延续其“竞争协调者”角色。比如，2017年6月，DARPA启动“电子复兴计划”（ERI），旨在整合全美电子行业创新力量，以保持美国电子技术全球领先优势；2020年年初至2024年年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计划”，分三批领导成立了25个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研究主题各有侧重，却又涵盖了人工智能，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以及到成果转化全链条；2023年10月，由美国国家超算中心牵头，集结了众多国家实验室、顶尖高校、研究机构和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以及工业界的众多科学家，共同组建了万亿参数联盟（Trillion Parameter Consortium，简称TPC），该联盟涵盖了从大模型开发到改进到应用各环节。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如何充当好市场有序竞争协调者角色，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内企业之间山头林立，从智能应用、开发框架、系统软件、智能芯片，相互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调的格局没有形成。致使低水平项目争相重复上马，资源浪费严重。又比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的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但因为竞争导致的极致化内卷，中国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利润极低，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相较而言，华为作为中国信息领域巨型企业，反而通过“有组织科研”，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很大进展。2021年年初，华为牵头联合国内90余家半导体企业，组建了“中国芯片联盟”，推进改变国内相关企业低水平内卷式竞争局面，形成一致对外态势。中国亟待实行新型举国体制，在高科技领域借鉴“联盟模式”，以战略科技力量之间有序分工与有效协作为基础，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
二是支撑市场扩张到能够实现规模化。政府要充当战略家与安全风险承担者。高科技领域前期投入非常大，必须在产品阶段依托规模庞大的市场，慢慢消化前期投入，因此对市场的争夺远超过工业化时代。而规模化大市场是极其昂贵的“公共品”，只有国家力量才能创造和维护。工业时代早期，市场分割依靠的是战争与殖民，即依靠国家力量，获胜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新一轮市场分割，甚至是市场全覆盖，更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参与其中作为后盾。在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现代化治理更是依靠大数据，谁掌握大数据实际上就掌握了治理的主权。而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会进一步冲击国家主权。因此，必须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为依托，才能对冲大数据流动带来的治理问题。
美国采取“全政府竞争”策略，不仅有经济手段，还动用立法、司法与国家安全、外交甚至军事等各种措施。一方面是对外打压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汇聚与整合资源支持国内主体。其《芯片法案》主要针对中国，一方面在拉拢欧盟及日韩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伙伴”一起针对中国时，另一方面又防止后者形成独立于美国控制之外的半导体领域发展体系。其中，滥用“国家安全”条款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封锁禁运，并滥用“长臂管辖”对科研人员和企业家滥捕滥诉，手段尤为恐怖。美国还通过《关于防止关注国家访问美国人的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命令》，限制乃至禁止中国（含香港和澳门）及符合条件的实体获取美国所谓“敏感个人数据及政府相关数据”。
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虽然足够容纳下自身高科技领域发展成果的市场转化。但不断发展开拓这一市场，必须通过坚定不移的开放政策，通过与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共创高科技领域发展成果，既扩大更适合南方国家市场的高科技成果市场，同时让南方国家在这其中获得发展机会与利益。中国亦根据国家利益包括高科技市场边界的扩展，建立以积极防御为导向的安全防线，尤其是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赛博空间安全与数据安全。
针对美国对我国滥用制裁、干涉与长臂管辖，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三反”机制。2020年9月商务部出台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1年1月商务部公布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在这两部行政性法令生效之后，2022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标志着正在构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法治保障。未来要继续丰富“三反”工具箱，细化执行主体，明确协调机制的建立。
三是政府必须是基础网络构造者。产业革命离不开基础设施。工业时代基础设施，主要是为了便捷资本的扩张与商品流动，而建设地理空间上的交通网络及通信网络主要是国家的责任。美国的铁路公路网，以及油气管网、通信网和互联网建设，借助了私营公司完成局部工作或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但政府仍是建设或推动建设的主角。信息与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建立在赛博空间上的畅通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一体化的算力中心，还是强大的数据枢纽。同样只有国家才能承担建设任务。
目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有长处。在算法方面，美国掌握核心算法和开源框架（如TensorFlow、PyTorch），主导大模型研发（如GPT系列、AlphaFold），我国在原创性、理论深度以及底层算法设计方面，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在算力基础方面，美国算力总规模为全球第一，2024年，美国新增智能算力占全球90%的市场份额；中国算力总规模居全球第二，次于美国，但智能算力增速显著，2025年预计同比增长43%。不过，目前中国面临高端算力产品禁售的困境，美国垄断了A100、H100、B200等高端智算芯片并且对华禁售。在数据基础方面，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份研究，目前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使用的数据集有50%是由12家顶级机构提供，其中10家为美国机构，1家为德国机构，只有1家机构来自中国。我国数据资源极为丰富，但是由于数据挖掘不足及流动性不强，数据孤岛问题依然严峻，阻碍了人工智能发展。当然，中国的优势是公共部门强大，数据量和数据结构良好，这是我们的产业优势，也是我们的制度强项。未来中国可利用好这一优势，并推动企事业单位的数据与其他各类数据汇聚融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关键要素。
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正探索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新路径。例如DeepSeek R1模型单位算力产出较OpenAI提升37%，这大大降低了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成本。同时，中国充分发挥体制优势，通过“东数西算”工程建成8个算力枢纽，算力复合增长率达62%。
并且，中国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供应上远超过美国。2023年，中国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也就是说，相较于美国，中国具备支撑AI按目前方向迅速发展的能源基础。而根据AI的第一性原理，最重要的就是能源和智能的转化率的问题。因此，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建设方面，将走出一条超越美国的新路。
（编辑 尚鸣）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体现出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关怀和重视，释放了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信号。在支持服务民营企业方面，中信集团坚持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模式和实践成果。
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具有显著的综合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截至2024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超12万亿元；2024年营业收入超8000亿元，净利润超千亿元，预计业绩保持增长态势。近年来，我们立足产融并举综合优势，不断健全金融服务民企长效机制、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一是发挥综合金融优势，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统筹旗下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资源，构建了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成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汇聚旗下20多家股权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形成涵盖“募投管退”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截至2024年末，中信集团服务前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超1.1万家，覆盖率达96%，其中民营企业超80%；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在管基金规模超3,000亿元，直接投资孵化民营科创企业超800家。中信银行去年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繁星计划”，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贷款产品体系，优先配置先进制造业信贷资源，积极培育覆盖各类企业及主要供应链场景的金融生态，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精准性、有效性；2024年，中信银行承销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中，民营企业债券承销位列市场第一；截至2024年末，中信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近9000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66万亿元。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服务民营企业规模全市场占比39%，客户包括华为、抖音、复星、宇树科技、宁德时代、新希望等一批优秀民营企业；2024年战略性新兴股权融资、科技创新债承销规模位居市场第一，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IPO项目数量和规模领跑同业。
二是发挥实业多元优势，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中信集团在实业领域布局广泛、基础扎实，打造了从轮毂和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到一体化压铸产品、从特种高端机器人到全套矿山设备的制造产品体系，发展了涵盖铁矿石、铜、锂、铌等多品种材料的投资、生产和贸易业务，具备房地产开发和工程设计、建造、运维全链条能力，同时布局通用航空、环保运营、医疗服务等行业，与多个领域民营企业开展广泛合作。中信戴卡为吉利、长城、比亚迪等知名车企提供国际标准汽车零部件；中信重工为建龙集团、洛钼集团等提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成套矿山装备；中信特钢以领先的特钢产品，助力三一重工、江苏兴达等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推动合作伙伴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发挥丰富场景优势，推动前沿技术落地应用。中信集团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业务发展，在铝车轮行业、特钢行业和非洲大陆率先打造了代表全球数字化最高水平的三座“灯塔工厂”，在金融服务、先进智造、生物育种等领域为合作的民营企业落地了一大批深度应用场景。智慧金融方面，我们在智能投顾、数智投研、风险管控等场景实现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工业智能方面，中信戴卡打造了工业互联网智造协同平台，实现了铸件质量检测、压铸工艺调优、生产数据分析等多环节智能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中信方案”。
四是发挥全球布局优势，助力拓展海外市场。中信集团应改革开放而生，也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在国际贸易、国际工程、跨境投资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与众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建立了良好关系。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等围绕民营企业跨境场景及金融服务需求，开展跨境投资、贸易金融、海外上市等业务，提供本外币、离在岸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中信建设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带动了一大批民营建筑、机械、设备、劳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我们正在全力打造“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服务品牌，提供咨询规划、综合金融、数智升级、协同合作、转型发展、生态赋能等六大类服务，将有力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全球发展。
此外，中信集团在实践中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业务模式，通过链接内外部优势资源，实现各方共赢发展。比如我们聚合在金融、银行、信托、地产、咨询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形成处置合力，打造了房企纾困的产融协同化解风险模式；上海董家渡、深圳佳兆业等多个项目“破圈解链”、实现盘活，经济和社会效益充分显现。我们创设“中信企业家办公室”服务模式，围绕企业及企业家需求，提供涵盖“人—家—企—社”四个维度的综合解决方案：在个人层面，提供股权融资、员工个贷和理财等服务；在家庭层面，向企业高管及员工提供家族信托、出国金融、子女教育及家庭保险等服务；在企业层面，提供上市保荐、引入战略投资者、综合授信等服务，并协同中信旗下实业机构在绿色发展、慈善公益等领域开展合作，提升企业社会价值。
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信集团始终坚持与民营企业伙伴协同发展、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信集团将持续发挥产融并举综合优势，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着力从三个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
一是加大民营企业投融资支持力度。中信集团将进一步立足综合金融优势，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支撑作用，加大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服务力度，提升“股贷债保”服务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覆盖面，精准支持各类“专精特新”“隐形冠军”、小微企业发展，推动民营企业融资持续增量、扩面、降价，助力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研发合作与成果应用。依托多元业务格局和自主研发能力，与民营企业加强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育种、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形成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三是助力提升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经济的韧性、大市场的潜力、产业链和人才优势，正源源不断释放磁吸效应。我们将持续推动“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品牌落地，努力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生态圈，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探寻新的增长点。
（编辑 杨林）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引领乡村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体现了现代乡村综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
中国乡村由地方士绅和宗族治理的历史传统，从清末新政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在乡一级设立了基层政权，以及乡的代表会议；民国时期设立了乡公所，等等。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特征是党政合一、民主建政、群团组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群众、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乡村治理经验，党政合一、民主建政和群团组织是最重要的特征。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的民主建政中，农村基层政权实行党政合一的体制。从“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到全面设立乡村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从组织农会、妇女会到青年团等各类群众组织，将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把高度组织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延伸到每一个村庄，提高了组织动员能力，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2）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主要特征是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既是一级政权，也是一级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提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三级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为基础；实行党和政府直接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方式（生产队长由社员选举产生）。
（3）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市场化时期，主要特征是乡政村治。
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这个时期乡村治理的特点是“乡政村治”。人民公社改为乡政府。1987年国家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后，村（大队）一级确立了农村基层组织实行村民自治的法律地位。这把过去“政社合一”时村庄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成合作治理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4）“反哺”和法治建设时期，基层政府转为服务型，乡村治理走向法治化。
2005年废除农业税，标志着乡政府职能由“取”转变为“予”，转向服务型。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从2003年到2014年，党和国家大力推动基层民主法制的建设，乡村治理走向法治化进程。
（5）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时期：乡村治理走向多元共治、全面治理。
2019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2024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特别法人，党的领导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是融为一体的，将构建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振兴、城乡共融的目标。
新时期乡村治理要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
只有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乡村治理才能形塑多元共治和系统化的全面治理。
（1）治理对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是以该组织所在乡村地域内的多要素、多主体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治理。其中，经济治理的对象面对的是土地承包、土地租赁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增值、集体收益的分配；社会治理面对的是村庄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就业环境，社区治安，老人、妇女、儿童、青年等各类人群安居乐业。生态治理面对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环境的维护保持。文化治理面对的是乡村社区文化传统、非遗产品、业态的保有和发扬、承载新时期新文明的文化活动等等。
（2）治理的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此做了明确的法律阐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力量，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以法律形式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促进共同富裕、健全乡村治理、引领乡村善治中发挥核心作用。每个乡村社区要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下，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家园，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秉承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
（3）治理的实质。乡村治理是多元一体统合的全面治理，将对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调整，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型生产方式。
（4）治理的重点。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体现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治理中，对集体经济所有权行使方式的探索，能否运用好自己的资源和资产，在长期运营中为社区家园建设汇聚财富，提升经济实力。能否以多元的、灵活的、弹性的方式行使集体经济所有权，使村庄内部市场更注重多主体间的互助互利共赢，而不是以盈利多寡为决策依据。外部则以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注重经济效益，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与各类营利性的主体在竞争中合作。治理最终是要把村内、村外的资源更好地相互配置起来，让资源配置产生的收益能够在内部更好地分配和使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治理，包括运营和组织系统（包括管理）两方面。要探索一种复合型的集体经济所有权的实现形式。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要分解成若干个权能。集体土地使用权（或称集体土地承包权或承包经营权）只是集体所有权的一个权能，还有处置权、分配权。土地使用权的赋予是有条件的，承包户必须是集体成员，而且有时间限制。只有村集体才是土地所有权的全部权能的所有者，才能运用土地所有权来帮助每个成员。在你有能力耕作时，发包土地给你耕作，当你老了、干不动了，或家里有困难问题不想种地了，集体可以把地收回来，让愿意种地的农民去种地。种不动地的，有人来帮你种，给你相应的报酬。这就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每个成员的保障作用。集体经济组织以各种方式去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给个人带来了利益。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复合型的经济形态。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的资源，合法合理地和村内外的不同主体以各种方式进行合作。更好地发挥集体与个体两个积极性，形成党领导下公私兼备、共建共融的新体制和机制，摒弃了过去“要么全统，要么全分”的极端性，在集体所有权的整体权能下，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担当健全乡村全面治理体系的重任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维护其成员的权益，适应现代城乡社会发展的需要。几十年来国家和农村的生产力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大变化，仅靠农民个体很难致富。当农民外出打工无暇照顾在家的老人，谁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呢？一般的合作社和公司都担当不了，只有形成一个本地农民共同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有可能担当这样的责任。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的，这是其担当乡村全面治理体系重任的重要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指出，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是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力量，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领导，是实现乡村全面治理目的目标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第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授权、赋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引领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登记注册和统一管理的规范。规定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由农业农村部负责统一进行登记注册和管理。从2019年开始，农业农村部系统在全国开始登记注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在登记在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有96万家，其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57万家。到2023年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已达9万多亿元，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体制
（1）完善治理结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使用经营权、收益分配权的设置，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执行经理各自的位置和关系，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等。它与公司治理最大的不同在于民主管理的权力，也就是对参与治理的不同主体的权力进行有效配置，并安排与其他主体的关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主体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大会。成员大会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义为最高权力机构，具有重大事项决策权。成员大会的重大决策由全体成员民主表决，成员大会的权力就是成员群体民主管理的权力，这与公司治理结构不同，与村委会的治理结构类同。
（2）理解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从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定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组织经营权；村民自治组织是实行全过程民主的组织载体；政府担负着落实政策协调管理的服务职责。要理解和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治理体系的关系。2018年中组部等三部委发文明确提出“三副担子一肩挑”，即村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推动了全国各地将政策落地。
以县域为中心、县乡政府要管理和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直推进的重要方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更是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法律特别赋权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为有些村已进入城市，村委会变为居委会，但是集体还有土地和经营性资产。村集体进城，集体资产不能分光吃净，而是要继续发挥资产运营的功能，壮大城乡融合新社区的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3）建立和健全治理能力。建立健全治理能力，需要政府促进，也需要村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三驾马车”的主动性。政府的重点是要培育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意识和能力，在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市场一般经济主体的合作发展方面探索和创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健全治理能力，具体有以下诸项：
·民主管理能力：实行民主管理的治理。加强群众路线，避免行政化、官僚主义的治理，实现多功能、党政社群体多元一体，分工不分家的综合治理。民主管理的能力体现在成员大会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和监督的能力，成员日常参与公共项目、发表意见建议的能力，集体经济组织领导者汲取成员智慧、调解处理纠纷、维护集体利益的能力。
·财务能力：这是经济治理的核心能力。要保障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的安全，实现有效投资和增加收益，进行财务规划，实现集体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以及集体收益的合理分配，维系年度和规划期内的财务收支平衡。
·服务能力：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通过提供乡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对应性、普及程度和群众满意度来衡量。
·应急能力：主要是规避经营风险的应急能力，也包括综合治理中应对社区突发事件、稳定保障集体权益的能力。需要在强化财务能力基础上保证多元能力的均衡储备和发展。
·规划能力：对村域空间综合布局，对村内各类要素资源统筹考虑的能力，涉及集体经济经营效率甚至权力配置。
·行为主体能力：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行为主体的政策执行能力、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的能力。这在乡村整体性的全面治理中发挥着最直接的作用。
·生态治理能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优化和绿色治理的能力。
培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能力案例
四川成都战旗村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
战旗村的集体经济治理体系缘起于2009年，战旗村“两委”根据自己对中央关于乡村发展和建设方针政策的理解，发动农民共同参与讨论、自主安排。
首先，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决策权力机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独特性是，战旗村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与村民大会放在同一个层次。开会决策，凡属于村民的事务，村民举手，凡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务，成员举手。村民和成员基本重合，无需开两次会。
在决策机构之下，是村委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监事会的位置在村委会下一层。由于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交叉任职，实则三位一体。
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下属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是2019年按照国家要求，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的。2009年成立了战旗村土地合作社（以蔬菜专业合作社登记）实现了集体土地全部由集体运营。2011年，进行了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清产核资。2015年，成立了战旗村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村集体的全部经营性资产。2019年，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集体经济组织联合社时，就将集体兴办的土地合作社和资产管理公司这两个机构归到联合社名下，成为联合社由村集体资产全资注册的两个经营管理法人实体。这完全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设立经营实体的要求，可以说是提前探索和完善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体制和机制，实现了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相关要求的无缝衔接。
在集体土地统分结合的承包权和集体经营利润的分红权上，他们探索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模式，2009年实现了90%的土地由集体统一安排种植，10%的土地个人承包。之后个人承包地自愿逐年退出，到现在大约退到1%左右。而集体土地经营的效益，经全体成员大会决议通过，以人均土地面积作为获得集体经营收益权的同等份额，用于支付土地费和经营性资产的收益分红。战旗村的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用分类法管理集体经营性资产。集体经营性资产划分为传统的集体企业租赁经营、新建的村集体的全资公司和企事业机构（含培训学院）以及集体与各类市场主体合资、合作的企业或公司，采用财务管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方式。
战旗村的全面治理体系正如人体肌体，大脑由党委领导、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三驾马车共同组成；两条胳膊一个是党建，一个是民主治理；躯干部分由党群办、综治办、乡村振兴办和财务办四个职能部门组成；乡村振兴办和财务办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腿和脚是管落地的，由群众性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构成。战旗村的全面治理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为核心的，尤其以经济治理当中的财务治理为重心。由此形成了一套以内统外、内收外扩的专业组织体系。一个多元统合一体的整体性治理体系，凸显了战旗村的村集体主体性。
广东韶关始兴县千净村蔚老社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这是一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合作的例子。始兴县千净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将村内废弃的小学、村委会空置的房子拿出来，与县绿芽社工服务中心合作，建立了蔚老社区。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强村公司向乡镇和县的强镇富村公司申请，得到支持资金，委托绿芽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吴秀兰带队来做。蔚老社区有为失能老人的上门服务和健康老人的社区服务，组织了大量老人喜闻乐见的活动。还设立了手工面作坊，让能劳动的老年人参加劳动，获得一些收入。这个社会组织还在蔚老社区开了电商直播，卖农产品，努力经营为老服务事业。项目从2024年春季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效，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始兴县绿芽社工服务中心是个妇女组织，骨干团队由两三百志愿者组成。她们做了很多儿童公益服务，建立了一个内部互助为主、经营多年的农产品营销网络。这个优秀的社会组织一直得到广东绿芽基金会和韶关基金会的支持。吴秀兰是一个农家妇女，是这个公益组织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也是农家女获金种子奖项的突出代表。“一粒种子，一片森林”，她这粒种子的播撒，真的长出了千株万株来。
解决问题的新探索
引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面治理，是回答新考验、解决新问题的新探索。治理是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配机制的生产方式，新型的治理就是新型生产方式的表现。新时期新型的“多元共治、全面治理”特征，是适应新型生产方式的需要。传统治理主要涉及生产关系，而且往往限于所有制、所有权层面，不太涉及所有权到底怎么实现。而治理最终都要落地，有效地落实到基层的生产生活中去，促进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达到全民共富，城乡共融的目的。
目前正在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方式，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体系。支持这项工作的不管企业、社会组织还是社会服务机构，不管小农户还是家庭农场或经营大户，都可以和集体经济组织一起，参与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面治理体系。
（编辑 碣石）
仿佛一夜之间，DeepSeek横空出世，成为全球AI领域的焦点话题，这是中国科技产业的一个里程碑，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科技竞争的调门。还将对中国科技政策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在此试图从科技发展战略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原创不是宿命
在DeepSeek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美AI存在巨大差距。由于高端GPU被卡脖子，短期内算力差距很难弥补，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两国在这一焦点领域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中国明显居于下风，可以说，多数人对此表示悲观。
面对这种严峻态势，我国科技界不可谓不努力，国家投入也应该是天量级的。但遗憾的是，基本上还是在走美国道路，想方设法寻求高端芯片，把大把资源都用在拼算力上。即使明知没有什么机会，仍未思改变。有的专家还把中美差距的拉大与中国足球类比，似乎落后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DeepSeek团队又是如何以一己之力扭转了竞争走势呢？我认为，就是改变了原有的路径和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换道超车。他们用“开源+算法优化+端侧革命”的三重热能，重塑了大模型底层逻辑和架构。这与马斯克遵从的第一性原理类似，这支年轻的队伍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打破了传统范式，走出了一条新路径，破除了对算力的迷思，这就是颠覆式创新。
其实在DeepSeek问世之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就曾公开表示，大模型绝对不是靠着将芯片越堆越多来实现的，一定会向人的大脑去学习，把空间复杂度和时间复杂度压缩得更小，能耗降得更低。他认为最基本的问题是要研究空间复杂度，完成计算智算的基础理论。如果能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那就是根本性的原始创新，否则国内所有的大模型都是follow。DeepSeek用事实证明，科学研究不可宿命论，它是一个不断被否定和超越的过程。
多年来，我国科研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跟踪模仿。做什么项目，走什么路子，首先要对标发达国家的相关情况，这种模式在起步阶段当然是合理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但如果把这种模式固化了，形成了思维定式和固定模式，就是典型的不思进取。特别是与几十年前相比，中国科技基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D投入、全时研发人员规模、科研基础设施等都已位居世界前列，跟班式的科研方式需要突破。
我非常赞同一个观点：阻碍中国科技创新的，是长期以来根植于国人内心的精神封印，“西方中心论”的科技叙事成为许多国人难以摆脱的心理枷锁。当年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提出如何培养造就一流人才，还诘问中国科技界为什么普遍缺乏创新和超越西方的自信心。对于当下中国学界来说，缺乏原创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思维方式的局限。
值得欣喜的是，新一代科学家正在进入代际更替。DeepSeek的梁文锋、宇树科技的王兴兴、Tiktok的张一鸣都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自信和技术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与生俱来的开放、自由和理性，与许多老一代学人的隐忍、拘谨、自卑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面对科学问题，还是与先进国家交流，都能表现出更多的厚重与自信。他们代表着中国的美好未来，昭示着中国的蓬勃活力。
企业已成高科技主力
带给我们更多信心的，还有中国科技结构的深刻变化。过去，我们总是把科技突破的希望寄托于科研院所和高校，因此，总是不计代价地把各类资源集中到学术大咖身上。现在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各路研发的主角。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企业占到78%，民营企业的发明专利更是占到70%，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对中国科技实力的主要评判对象已转为高科技企业，而非传统经院。
据了解，DeepSeek于2023年注册成立，团队只有140多人，清一色的本土人才，一群初出茅庐的学生军，财力有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无法与那些财大气粗、高高在上的“中央军”相提并论，做AI大模型近乎天方夜谭。如果按照现行的评价标准，行业大佬们对他们的认可度可能等于零。但是，用兴趣做事，用身家性命投入，常常能够激发最大的潜能。他们不缺敢为人先的侠气，不缺对创新创意的包容，不缺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雄心，不缺海纳百川的开放心胸，不缺技术报国的情怀。这种创业者的执着精神，不正是人类不断开拓新篇章的根本动力吗？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华为，在过去30多年里，他们“冲着一个垛口猛攻”，在移动通信领域厚积薄发。从《华为基本法》规定年研发投入不得低于销售额的10%，到2024年研发投入达1600亿元，10多万研发人员形成一个整体，日夜兼程地攻克一个个科技山头。特别是在被美国极限打压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跪下，反而以更大的激情与执着迎难而上，直面压力，5G、芯片、操作系统、设计软件、汽车智驾等都是当代技术巅峰，也是学术界苦行多年越不过去的高山，终被华为一个个突破。
华大基因也是如此，目前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高通量质谱和合成生物等核心技术或工具，申请专利2359件，3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奖，12项科研成果先后入选“世界十大科技进展”和“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在与全球领先的测序龙头企业美国因美纳的专利大战中，华大智造取得完胜，获赔3.33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赔付1美元。截至2024年底，华大基因总共发表文章3930篇，其中CNS文章596篇（主刊159篇），多年位居中国生命科学机构第一位。华大基因几十年储备的数据、平台、工具和人才队伍等能力，为我国在即将到来的生物技术与产业国际竞争中取得先机，提供了重要砝码。
与传统经院的科研项目制不同，企业研发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持续性。许多企业以10年、20年的持续投入主攻某一科技领域，由此积累的知识和能力往往远超一般项目制下的松散型、阶段性学术活动。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科研、技术和工程高度贯通，形成完整的价值闭环。如果说经院式研究更多地回答单个具体和细分的学术问题，那么企业研发活动则是解决竞争力问题，是真正的一锤定音。华为等企业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规律。
早在20多年前，国家做中长期科技规划时就曾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学术界普遍不认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规划成为“新瓶装老酒”，对原有科研体系进行功能性划分，包括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而国家创新体系主要强调的创新生态系统，特别是创新主体和要素间的协调互动却被忽略。所幸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企业已经用实实在在的创新业绩重构了中国科技版图。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性，并非否定学术研究的价值。一个缺乏好奇心和良好学术氛围的科研主体，注定在科技上走不远。对于当下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加强学术研究，而是如何避免那种跟风式地、自说自话式的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不是靠专家评出来的，很多是极少数寂寞长跑，通过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得来的。如果把过多的资源押在学术上，让千军万马挤进窄小的学术研究圈子，我认为这是对科技资源的错配，由此造成不断封闭和内卷的文章等学术资源浪费。
大目标下的科技路径选择
DeepSeek这个典型案例，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而科技的命题。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分开，甚至于认为只有科学才是阳春白雪，技术开发和工程化与科学相比，则成了下里巴人。对诺奖的追捧和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文章，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的执念。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使在西方，科学主义也早已被摒弃，技术科学、工程科学都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承认科学的实用价值，顺应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大趋势，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百利无一害。
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许多学科发展正在被大数据、大模型所颠覆。比如生命科学领域的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脑科学等研究，如果离开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本上也就失去了意义。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人工智能专家，以表彰他们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做出的成就；物理学奖也是颁给了人工智能工程师，他们开发了利用神经网络结构处理信息的技术，可以让机器像人类大脑一样进行联想记忆。这一切都表明，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正在成为显学，大科学范式主导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个背景下，科技的路径选择不能再继续以跟踪模仿为主，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科情和需求，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DeepSeek团队明白靠算力堆积的路子走不通，及时转向重构底层算法逻辑，发展软硬件系统优化的全新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当AI越来越受制于地缘政治，技术霸权和数据鸿沟日益加剧的时候，DeepSeek以极低成本和开源改变了AI格局与走向。科技大目标是什么，科技为谁服务，这是当代科技的本原问题，也是中国科学家需要回答的科技发展的出发点。
不仅仅是IT领域，所有的科技领域都是如此。以医药产业为例，这些年来我国对医药产业投入重资，包括通过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紧跟西方医药研发路径，希望在创新药物方面取得突破。对中国来说，这是否是最优路径？
中国有14亿人口，如果把主要资源都投入新药研制上，致力于“末端医疗”，能不能解决好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我看到一个数据：美国2023年医疗保健总支出达到4.9万亿美元，人均医疗支出约为14570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6%。按照这个投入强度，中国即使把全部GDP都投入医疗领域，也不会达到美国的保障水平。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要让国人健康长寿，还是为了多出几个创新药和大药企，这是完全不同的目标取向。如果把战略重点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从治病转向防病，结果一定会是事半功倍。
再比如农业科研领域，从上到下最为关注的是种子问题。作为农业的“芯片”，种子理应当成为农业科研的“宠儿”。但是，作物生长是一个长周期过程，好的种子固然重要，光、温、土、肥、水、保等同样必不可少。如同人的生长一样，即使有再好的基因，如果只是天天吃糠咽菜，也很难长成强健的肌体。现在很多地区都把重金砸向育种，几亿、几十亿地搭建育种平台，这样真的能够解决农业丰收增产问题吗？育成和通过审定的新品种很多，又有多少得到了规模化应用？如果我们把农业科研的重心从重心育种转向种肥土保共抓，是不是也会像DeepSeek那样花小钱办大事？
总的来看，现在的许多科研活动往往缺乏明确的大目标，资源配置和政策过度迎合了学术偏好和功利性的短期学术成果。许多人整天忙于报课题、发文章、争奖项和报院士，成就了一大批自说自话的学术贵族。政府支持的许多研发活动投入巨大，既解决不了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解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卡点难题。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变革乃是当务之急。
（编辑 季节）
本文重点讨论人工智能进化的时间尺度、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如何全面和客观评估DeepSeek、DeepSeek 引发的全球反应以及2025年人工智能趋势展望五个问题。
人工智能进化的时间尺度
人工智能的实际进化时间尺度，远比专家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预期得更快。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历过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现在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任何技术进化都存在时间尺度。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技术的进化时间周期是不断缩短的。原始社会技术进步的周期是以10万年为单位；农耕社会是以千年为单位；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工业社会不过300年，其间工业社会技术进步周期是长则100年，短则10年；到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周期以30年-10年为周期。例如，从 TCP/IP 协议到万维网，用了30年时间；移动互联网用了10年。
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它的速度就更加难以想象地加快，人工智能的进化尺度更具颠覆性。
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确立学科至今不足70年，其进化速度已达到人类生物进化的4000多倍。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人工智能以10年为迭代周期；2016年的AlphaGo标志转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加速。2022年ChatGPT引爆大模型进化和升级，以季度为周期。当前GPT-4到GPT-5的研发周期已经压缩至以月甚至是以周为时间单位。
人工智能相较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具备显而易见的加速度特征。在 GPT-3 出现之前，人们预计人工智能走到 AGI 时代大概需要80年的时间。 GPT-3 之后，人们把预期缩短到50年。出现 LLaMdA2 时，就进入到人们预期18年内实现 AGI 的阶段。
人工智能的加速度现象，直接源于三重突破：训练数据量年均增长10倍，算力成本每18个月下降90%，以及算法效率实现千倍级提升。
当前这一轮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起始点是2017年6月12日Transformer 架构论文的发表。随后为2018年 GPT-1，2022年GPT-3.5，都属于人工智能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2025年1月20日，DeepSeek-R1发布，2月6日，李飞飞团队做出了以 Qwen2.5 为基座的s1模型，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伴随人工智能进化速度的不断提升，其进化尺度急剧压缩， 重构了人类认知边界，形成与人类自然智能并存人工智能的全新世界。
2025年，人们对于实现AGI的时间预期，已经不是八年，可能是更短的时间。
人工智能创新速度的加快，不是渐进模式，具有强烈的突变特征，存在显而易见的等级，可以用宇宙第一速度、第二速度、第三速度来描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完成了从宇宙第一速度进入到宇宙第二速度的飞跃，宇宙第二速度是逃逸速度，也就是脱离地球引力的速度。人工智能开始进入高度自主性阶段，如同宇宙第二速度脱离地球引力一样将脱离人类束缚。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脱离太阳引力的束缚进入第三速度，但目前已经完成了从通用人工智能到超级人工智能的飞跃。
2017年之后，人工智能正以年、月、周的频率发生剧烈的变革和升级，呈现出指数发展或者加速的现象。我认为，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宇宙第二速度逃逸的历史阶段，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数据原因。2024年年底，模型训练已经耗尽了人类数据的总和，基本上解决了人类知识的存量问题。 从2025年开始，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粗放到集约的历史转型，大模型更大的目标是解决增量问题。
第二，硬件原因。人工智能硬件始终在持续进化。例如，DeepSeek 主要用的是 A100，英伟达又有了 GB10 和 B200 。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超级算力的芯片的升级换代，无疑对人工智能进化速度至关重要。
第三，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依赖人工智能本身的阶段。在未来数年间，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进化的贡献将至少超过人类的贡献。人工智能将进入一个可以自我发展的历史阶段。
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产生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人工智能将跨越从“人类辅助进化”到“光速自我迭代”的临界点——其进化周期可能最终突破小时级。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生物智能进化需要30亿年，生命体DNA变异需数万年，人工智能在30小时内即可完成ResNet模型的百万次参数优化。当技术奇点临近（库兹韦尔预测2030年通过图灵测试），而人工智能权重调整仅需毫秒级反向传播。所以，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些媒体所说的“横空出世”。真正的人工智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只不过这个步伐正在急速加快。
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自2022年11月GPT-3.5发布以来，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了群体性的演进。在群体性大模型的背后，是OpenAI、 Mate、Google这样的人工智能大公司。其间，大模型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互补和彼此促进的机制，形成以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生态。图5是根据GitHub对人们对大模型注意力的一个比较统计。
人工智能的生态构建遵循纵向速度突破驱动横向生态裂变法则。
在横向生态层面，三大范式正在重构技术格局：
第一，多模态融合革命。Google的Gemini Ultra 2.0实现了文本－图像－视频－物理模拟四维对齐，其跨模态注意力机制使蛋白质结构预测准确率提升至98.7%。Meta的Chimera系统通过脑机接口实时转化神经信号为多模态输出，突破性达到87%意图还原率。
第二，垂直领域渗透加速。Tesla FSD v14.3将视觉大模型与物理引擎深度耦合，在无高精地图场景下决策延迟压缩至8ms，超越人类反射速度3个量级。NVIDIA的Clara医疗大模型通过多尺度特征融合，在MRI影像诊断中实现94.3%的病理识别精度。
第三，分布式认知网络。Anthropic的Constitutional AI 3.0构建了全球首个自我监管型模型集群，其联邦学习框架使参数更新延迟降至12秒级，形成覆盖2.8万边缘节点的分布式智能体网络。
不断成熟的人工智能生态，产生溢出效应，也称为泛化效应。这种效应展现出一阶、二阶的特征，即一阶溢出引发二阶溢出，或者一阶泛化导向二阶泛化。
人工智能的三个溢出效应具有代表性：（1）自动驾驶领域涌现出Waymo的SceneFusion技术，通过实时融合激光雷达点云与大模型预测，将极端天气场景识别误差降至0.7%；（2）波士顿动力的Atlas机器人接入多模态系统后，自主任务规划能力提升400%；（3）DeepMind的AlphaFold 3突破至全原子精度预测，使药物发现周期从5年缩短至11个月。
2024年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中的关键的一年。人工智能生态引发的溢出效应基本上渗透到科学、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认知中。所以，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奖都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在一起。
2024年末和2025年初，以DeepSeek V3为代表的第三代大模型，通过动态稀疏激活架构将训练效率提升至前代模型的7.2倍，其参数动态分配算法使单卡推理速度突破3000 tokens/s——这种纵向突破直接催生了跨领域技术溢出效应。
如何全面和客观地评估 DeepSeek
2025年春节，DeepSeek 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众的体验性使用，形成一场巨大的冲击波。舆论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事件被舆论放大或被低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历史事件最终会回归到其在历史上的本来状态。
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估DeepSeek的V3和 R1系列，需要定位 DeepSeek 在人工智能坐标体系中的位置。
第一，DeepSeek V3的优势和局限性。优势是：（1）高性能。其在多项评测中表现出色，超越了 Qwen2.5-72B 和 Llama-3.1-405B 等开源模型，并与 GPT-4o 和 Claude-3.5-Sonnet 等顶尖闭源模型相媲美。（2）高效训练。训练消耗的算力仅为 Llama 3 4050B 的 1/11，训练成本约为 557.6 万美元，远低于 GPT-4o 和 Claude 等闭源模型的 1 亿美元。（3）中文环境。在多语言处理方面表现出色，特别是在中文处理上。（4）快速响应。生成速度提升了 3 倍，能够更快速地响应用户请求。
DeepSeek V3的局限性：（1）在具体细节问题上错误率较高。 与GPT-4o相比，DeepSeek V3 更适合用于解答开放式问题，主要是广度和维度更高但也更容易出错的问题。GPT-4o 更保守且更可靠。（2）当前版本的 DeepSeek V3 暂不能支持多模态输入输出，限制了其在某些应用场景中的使用。（3）服务器稳定性问题。用户在使用 DeepSeek 官网服务或API应用场景，可能会遇到“服务器繁忙，请稍后再试”的提示，影响实际使用。（4）DeepSeek V3 对敏感话题的审查较为严格，影响实际业务场景。
第二，DeepSeek R1的优势和局限性。优势：（1）计算性能强。采用动态稀疏专家模型，需要时就激活部分专家子网络，减少了参数的计算和存储需求，显著降低计算成本，在大规模任务处理中能充分利用硬件资源，提升推理速度。参数规模较小的版本如 1.5B、7B、8B 等资源消耗低，以普通消费级 GPU 就能带动，部署灵活，可在多种设备上运行。（2）推理能力强。能应对大部分高中及大学的数学问题，在高考数学压轴题测试中表现出色，可在短时间内得出答案，还可提供用于动画解释科学概念的优质代码等。在语言推理方面表现不俗，能快速准确回答斯坦福自然语言推理数据集中的问题，在中文脑筋急转弯测试中 10 秒内可答对 10 道题，且能准确回答历史问题，展现出较强的推理能力和信息丰富度。（3）功能特性好。多粒度对齐机制使其能在基础能力、价值观等多方面协同训练，平衡安全性、有用性和响应速度等目标冲突，在多个基准测试中实现 SOTA 性能。遵循 MIT 协议开源，允许商业化使用，用户可低成本使用 API，给开发者和用户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选择。（4）场景适用性强。在智能客服场景中，展现出强大的意图识别和恶意请求拦截能力，能有效处理用户咨询，证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DeepSeek R1的局限性：（1）模型架构局限。在智能客服场景中，展现出强大的意图识别和恶意请求拦截能力，能有效处理用户咨询等，体现了其在真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参数规模中等，如 14B、32B 版本需要高端 GPU 支持，增加部署成本。而大规模版本如 70B、671B 对硬件和计算资源需求极高，只能在大规模云端环境运行，使用成本高。（2）DeepSeek-R1的幻觉率高达14.3%，远超其前身DeepSeek-V3的3.9%。推理增强可能增加幻觉率，GPT系列也有类似现象，但其平衡更好。（3）能力表现不足。面对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等更高难度数学问题时，DeepSeek-R1 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有提升空间。使用非英语语言提问时，模型需先将其翻译为英文或中文，影响了回答效率和答案的准确性。（4）使用的稳定性欠佳。在使用少样本提示时，过多示例会使模型思考过程繁琐，影响反应速度和稳定性、输出效果。易受有害提示影响，例如在某些场景中可能受到不良输入干扰，生成内容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比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测试标准。以往大模型测试中，主要使用“研究生水平的抗Google搜索问答测试”（Graduate-Level Google-Proof Q&A Benchmark，英文缩写GPQA）和“大规模多任务语言理解”（Massive Multitask Language Understanding，英文缩写MMLU）等问题集的测试，现在基本达到80%，或者至少在 60%左右。
人工智能向尖端发展要不断提高测试标准。2025年初，增加了“人类最后的测试”（Humanity’s Last Exam, HLE）标准集。该标准整理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个机构设计的3000个问题，涵盖了知识储备、逻辑推理、跨域迁移等核心能力评估。不同代表性大模型在不同的测试标准集中的差别。到目前为止，DeepSeek在HLE的测试中的表现处于领先地位。
专家预期，人工智能模型在2025年年底能够实现 HLE中达到50%的准确率，而这也意味着将来会提出测试人工智能的新标准。所以，人工智能模型的进化显然还需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DeepSeek 在原有领先优势的基础上，正面临着来自 OpenAI o3 和 OpenAI Deep Research 的严峻挑战。
第四，人工智能大模型成本。人工智能的成本概念和结构与工业产品成本的概念和结构相比较，有着一系列根本性差别。因为DeepSeek，人们更关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成本问题。人工智能的成本需要采用一种适应其特质和特点的成本观念。DeepSeek的成本优势，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1）在基础设施成本上具有优越性；（2）考虑研发成本涉及算法复用的成本，DeepSeek具有一定的优势；（3）关注数据成本、综合计算中的成本结构以及引入新兴技术的成本。
在人工智能未来演化过程中，成本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成本优势并不意味着长期可持续、可重复。从长程历史看，DeepSeek为了维系竞争优势，需要提升基础设施，实现高性能芯片迭代，引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潮流，下一步其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的是大概率。
电子显微镜（千万元级）与普通显微镜（百元级）的差异对应着观测精度的数量级差距。同理，人工智能若仅追求低成本应用（如拼多多模式），可能局限于表层功能（如基础数据分析），而无法实现“时空化治理”“多源数据融合”等深层能力。高成本投入的人工智能系统（如时空大模型）才能支撑对复杂时空规律的挖掘。因此，DeepSeek成本的降低并没有绝对普遍意义。
当人工智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在每个阶段总会有从“0 到 1”的路线和从“1 到 10”的两条路线。只要选择“0 到 1”的路线，成本必然会上升；选择“1 到 10”的路线则有可能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因此，在发展中很难简单地用“0 到 1”阶段的技术与“1 到 10”阶段的技术来进行成本比较，需要对不同阶段进行分析。
第五，数据蒸馏。DeepSeek 引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新词——数据蒸馏（data distillation）。它是一种通过大模型（教师模型）生成或优化训练数据，并将知识迁移到小模型（学生模型）的技术。其核心目标是以较低成本让小模型接近大模型的性能。
数据蒸馏有双重解读。它的优势在于：（1）性能提升。小模型可接近甚至达到教师模型的性能，尤其在参数受限的场景下效果显著。（2）成本降低。减少训练所需的计算资源（如GPU消耗）和人工标注成本。（3）适应无标签数据。通过伪标签技术，有效利用未标注数据。
数据蒸馏的弊端在于：（1）性能的上限受限。学生模型无法超越教师模型：学生模型的知识完全依赖教师模型生成的数据，性能受限于教师模型的水平，难以实现突破。（2）生成数据的质量问题。信息存在丢失与偏差：在数据压缩或生成过程中，可能丢失关键信息或引入教师模型的偏差，导致学生模型性能下降。（3）多样性不足。生成的数据可能集中于特定特征，忽视复杂场景的多样性，影响模型的泛化能力。（4）计算成本转移。生成高质量蒸馏数据本身需要消耗大量计算资源（如大模型推理成本），可能抵消小模型训练节省的资源。（5）行业创新隐患。过度依赖数据蒸馏可能导致行业“搭便车”现象，削弱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长期影响技术根基。（6）可移植性差。蒸馏后的数据在不同网络架构上的泛化能力较弱，需针对特定模型重新调整。
DeepSeek 引发的全球反应
DeepSeek在大模型研发方面取得的进展，刺激和引发了全球人工智能研发团队的密切关注与迅速回应。
第一，阿里云。2025年1月29日，阿里云正式发布升级了通义千问旗舰版模型Qwen2.5-Max。该模型预训练数据超过20万亿tokens，展现出极强的综合性能，在多项公开主流模型评测基准上录得高分，全面超越了包括DeepSeek V3在内的目前全球领先的开源MoE模型以及最大的开源稠密模型。
第二，Open AI。2025年2月3日，OpenAI东京分部进行了技术直播，发布全新模型 Deep Research。 它能够像人类分析师一样，对复杂的任务进行逐步分解，并在互联网上进行多轮的信息搜索与验证。会根据已有的信息逐步调整研究方向和策略，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找到最合适的答案。2025年2月8日，OpenAI更新了o3-mini 人工智能模型的“思维链”功能，让用户可以看到模型的思考过程。此前，OpenAI一直将“思维链”视为核心竞争优势而选择隐藏，但随着DeepSeek R1等开放模型完整展示其推理轨迹，这种封闭策略反而成为OpenAI的短板。新版o3-mini虽然仍未完全开放原始标记，但提供了更清晰的推理过程展示。2025年年中，Open AI的CEO奥特曼（Sam Altman）宣布，GPT-5的问世时间不会太久。
第三，Google。2025年2月，Google推出并将系列新模型包括最新的Gemini 2.0 ProGemini 2.0 Pro曝光：专为复杂任务设计、在推理、执行指令、编程创意协作方面远超其他模型。Gemini 2.0 Pro 实验版的核心特点：专为代码生成与复杂任务优化，拥有 200 万 tokens 的超大上下文窗口，适合跨文档推理、长文本分析、代码审查等任务；强化了世界知识理解和逻辑推理能力，支持 Google Search 自动查询最新信息和代码执行环境。
第四，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模型。受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冲击”（impact）与“反应”（response）模型启发，本文提出的一个人工智能竞争模型。
这个模型反映出在人工智能进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平衡点，但这些平衡点总是不断被打破。当出现一种全新的人工智能突破时，会形成压力，进而刺激整个系统做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催生新的突破，之后产生新的压力，形成新的平衡点。从图中可以看出，冲击与反应的周期正在不断缩短。而且，当系统从平衡点 B 调整到 C 后，还会衍生出新的发散效应（如平衡点 D、E、F、G 等），即整体呈现出发散而非收敛的趋势。这样的特征为创新和突破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简言之，在人工智能的进化尺度与大模型生态的展望中，技术发展呈现出“领先—挑战—突破—再领先”的动态循环模式。这一过程并非零和博弈，而是通过持续迭代推动整体生态的螺旋上升。
2025 年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
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其自身已经是充满挑战的复杂系统。可以预见：
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两种发展路径。第一条是专业化高端路线，扩张前沿，探索未知领域。这类大模型聚焦垂直领域的高精度需求，服务于特定行业或复杂场景：技术路径更偏向行业专用模型，例如医药合成路线筛选、自动驾驶决策等，需结合领域知识进行专业化调优。依赖高质量标注数据与算力资源，通常由大厂或科研机构主导（如OpenAI与微软合作），小企业难以承担研发成本。其应用场景包括科学探索（如火星开发模拟）、工业优化（如物流路径规划）等，普通用户难以直接感知其价值。这条路径需要高成本投入。第二条是大众普及路线。这类大模型以降低使用门槛、满足广泛用户基础需求为核心目标。其特点包括：直接面向普通用户开发对话式产品（如ChatGPT、文心一言等），通过收集用户反馈持续优化模型。强调易用性和低成本，例如通过简单自然语言交互完成写诗、问答等日常任务，而非需要专业提示词工程。商业逻辑类似拼多多的“低价普惠”策略，追求用户规模扩张而非技术深度。应用场景集中于消费级市场（如教育辅助、内容生成），但可能忽视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
第二，如何实现人工智能构建真实和完整的物理世界。人们日常所认知、通过身体感知的物理世界，其实只是物理世界极小的一部分；现实世界还包括量子世界，以及涵盖构成这一世界的玻色子、费米子等多种基本粒子领域。过去，对于人类无法直接感受和体验的物理世界，所借助的是显微镜和望远镜。如今最先进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所揭示的微观和宏观世界已超出人类直觉。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工智能既是显微镜又是望远镜，它将帮助我们认识那些现阶段连显微镜和望远镜都无法触及的、更深邃复杂的物理世界。例如，人工智能将揭示一个人们知之甚少的全新领域，从四维空间逼近11维空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实现前所未有的时空跨越。
人工智能展现的智能时空是客观存在的，但受限于碳基生命的生物特性（如肉眼只能感知有限光谱），人类过去无法直接体验这一时空。例如，这种时空既非纯虚拟（因其基于真实物理规律），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现实”（因其超越人类感知框架）。人工智能正在构建一个看似虚拟而事实上真实的物理世界。同时，人类理念中的现实世界将被纳入人类受碳基生命影响而不能够认知的智能时空中。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去年的OpenAI Sora提出以来，包括李飞飞在内的专家们始终坚持一个方向。
第三，人工智能必然呈现出多元且多维的格局。笔者 2023 年曾说：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就像乐高积木，甚至类似于魔方，它们不断组合和重构，将演绎出一个超出我们自身知识和经验限制的全新世界。
第四，人工智能进一步突破，需要不断加大资本投入。人工智能需求正在迅速消耗现有的数据中心容量，促使公司建设新的设施。领先的云计算公司，包括亚马逊、微软、字母表和Meta，都迅速推出了多年投资计划，以支持它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更大云计算能力。公用事业公司可能不得不增加燃煤或燃气发电，不断增长的需求无疑将引发基础设施投资，并努力开发更节能的网络、更好的冷却系统以及整合可再生能源的新解决方案。客户服务、医疗保健、金融和物流等行业有望通过人工智能实现重大转型。政府认识到围绕其数据的访问和控制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在进行战略定位，以充分开发人工智能的潜力。人工智能将会继续贡献全球GDP的更大占比。
总之，人工智能正在走向“顶天立地”：“顶天”就是在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提高模拟物理世界的质量；“立地”就是接地气，推动人工智能降低成本，全方位的落地，惠及民众。我们将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到 DeepSeek 的优势、局限以及未来潜力。
（编辑 季节）
留美经历：呼唤中国智库
大约在1996年，我在美国留学，博士资格考试结束已两年了，时间稍感宽裕。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常常会停下来，向路边的无人报亭口塞上一元硬币，取出一份《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边走边读。
这类报刊头版文章的用词，尤其是第一段及第二段的文字，高选谨慎，用义深涵，生僻大词常在。我去美国留学之前，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等名报名刊充满了崇拜，认为它是先进、发达、民主和自由理念之地的“传信者”。可是，在美国念书六年期间，我才发现这些靠近美国决策层的“语料”，只要涉及社会主义制度、涉及中国、涉及中华文化及历史评价，用词的导向都是贬义的，在随后几个月时间内我也“顿悟”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报刊，不仅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大报、大刊、大台，而且在我们学校的课堂上，出版物及各类宣传品中，多是以赞美词语报道、宣传美国及西方的经济、技术、文化、制度、历史及文化。那个时期，《新概念英语》《灵格风》之类英语教材，英语教学课、英语课外补习班等，都在直接间接地传播着美国制度的优越。中美之间，中国一方“理念+贸易大入超-产品贸易大出超”与美国“理念+贸易大出超-产品贸易大入超”超级不平衡！而美国报刊报道中国几乎都是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口径，变化不大。
我出生在中国经济省份的第三梯队——陕西省；在这个第三梯队的省份里又处在县级经济体的第三梯队——富平县；我们村的经济在县里还排不在前列。也就是说，我所生活的环境是中国社会中的贫困底部。但在我们村里，人们的意识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人们的理念信仰，绝不像美国报刊所诋毁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无助的令人诅咒的社会。那里人间真情在，生活同样是生机勃勃。我亲身的生活经历告诉我，美国的舆论及舆论对应的社会看错了中国。
我把这些观点和想法告诉身边很多的同学，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还是南美、欧洲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学生、日本人后裔福山写了《文明的终结》一书，断称人类的历史就终结在美国现世的社会形态上，山巅之国，灯塔明亮，美国当之无愧。显然我的解释诉说无效，那是一个舆论导向蔑视美国西方之外的国家民族与文明历史的时代。
2000年，我从美国回到北京，体验到二十多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在大踏步前进之时，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有所缺失。虽然中国经济超常规增长，商品出口贸易大幅增长，但在理念信仰领域却出现缺失，与西方同类软实力产品在“中间层”和“基础层”部位竞争处在弱势，经常显现西方理念“大入超”的影响力。海外读书及生活经验告诉我，一种能够校正上述国家间互动“入超-出超”不平衡的理念的公共品——国家智库——在中国亟待构建出并健康成长。
初识中信基金会：一批献身中国道路学者的理念影响力
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2014年，在人民大学的一个会议室里，中信基金会与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一个国际经济形势研讨会议，邀请我参会发言。我的发言是中规中矩的。但是，在那前后一段时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建置经济的历史传承与当代竞争》（2004）中得出了中国复兴和崛起的概念，随后几年，我对上述问题又进行了深入探讨及挖掘，使我对中国经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自信满满。但当时国内外学术领域的争论非常激烈，也令我深知中国经济发展是个超大体系的复杂演进过程，爬山过坎具有艰难性和长期性。记得在会议上，一位著名大学老师在谈到中美经济发展趋势的时候，认为美国经济将在3-5年时间内必然全面崩溃，这显然过了头。我当即插话表示不同意见。事实也是如此。我当时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制度有自己的增长韧性。
1840年以后，中国一代代人奋斗不息，迎来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较为全面的工业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追赶西方铺垫了二次成长的前提。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出现了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但是，在给定制度集合、给定技术及市场规模条件下，说美国经济在3-5年将全面崩溃，并不符合实际。作为大尺度产业全覆盖经济体，美国经济体有自己的制度韧性。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中信基金会的理事长孔丹同志，我还见到了多年的老朋友季红社长，我们认识十几年了。2000年，我担任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当时她是《经济导刊》总编辑，曾在导刊编发我的文章，后来我到云南大学任副校长，她又向我约稿。这次见面不久后，季红邀请我参加中信基金会，她向我详细介绍了孔丹理事长发起构建的这个平台凝聚健康学术力量的使命和努力，她所介绍的中信基金会的宗旨和学术上的努力方向深深吸引了我，我希望和他们这批具有家国情怀和为践行中国道路献身的学者共同努力，我也融入了这个平台，成为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中信基金会里有一批著名的跨领域学者，他们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人生历练，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中信基金会参加各种会议和讨论，以及承担一些课题，让我拓宽经济学视野，接触到国际关系、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地缘政治、历史甚至科技发展等领域的多方面重大前沿问题。
孔丹理事长有一次在会上说，危难险重问题是中信基金会选题中的首选系列，这对我来说非常新颖。智库作为国家的思维智力单元，在国家面临突发性国内外危机事件，艰难的权衡得失选择，颠覆性风险事件取舍，中长期重大战略谋划，往往需要短时间内承担超大思维智力的抉择和对策性研究，智库正是储备和提供这种智力支出的枢纽单元，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能力是国家智库的看家本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食品研究所、麻省的经济研究局、华盛顿的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的瓦尔代中心、国际关系中心等等都表现出了这种智力储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智库能力。
中央在2013年前后推动我国构建国家高端智库，这也是对当时国际国内大变局的一种主动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研究学风。孔丹理事长之后还加上了一真，“真解决问题”。让中央对智库的要求在中信基金会运行方面自行加码，承担国家决策的“偏师”和国家建设的助手，参与重大问题的研究及对策讨论，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自觉辅佐补正一些理论研究的偏向和短板。经过十年的努力，中信基金会团结了一大批热爱党和国家、自觉献身于为中华崛起奋斗的学者。很多人自觉地把中信基金会作为自己的科研之家。
中信基金会的国际战略研究：俄罗斯调研
在团结一大批科研同事的基础上，中信基金会不仅研究国内问题，也介入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在基金会中，坚持民族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中，大家有了主心骨。我从自己参加基金会的中俄调研活动中举例说明自己的心路成长历程。
2018年5 月，我随中信基金会小组去俄罗斯国家智库及几个政府部门进行调研，我个人对中俄关系更深一层认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调研期间，小组的几个同志去列宁墓瞻仰遗容。我当时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列宁墓坐落在红场靠近克里姆林宫一边的正中央。莫斯科的五月仍在早春尾巴，宫前草坪上的紫丁香和白丁香花枝交缠在一起，向护城河对面的旅人送上阵阵浓香。汩汩河水，绿草高树；宫殿巍峨，朗日晴空。好一派北国风光！在我心底，红场是一个传心之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红场世事有沧海桑田之大变，但红场并不红，它和故宫城墙、承德喇嘛庙、青海塔尔寺、布达拉宫山墙的颜色一样，都是收敛色。文明有自己均衡收敛路径的外观痕迹。规模宏大，地面用燧石色脚掌大的石头铺成，有作坊手工的粗糙美感。
“红场上还弥漫着5月9日胜利日阅兵的搭建物，令我肃然起敬。列宁墓呈深棕色，长长的宫墙与花圃形成的墓前道，让我有入陵禀令之觉。俄建筑师们确有过人之处。镌刻着俄罗斯英雄的铭牌在宫墙一侧导引行人向陵口走去。非常惊讶，我竟然发现了朱可夫的标牌，早年我参军入伍，此后四十年间，朱可夫的回忆录一再教导我：一个弱小子，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应当挺身而出，他是我的偶像。进入陵门，深色墓道引我向列宁身旁。透明的水晶棺穹下，列宁的身材瘦小，你是用何等的力量造就了一个为未来而设计的国家实体？克里姆林宫青草、近胜春，更无一点风色。墨鉴红田十万顷，着我列兵一单。朗日分辉，午云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此处难与君说。
两世人的灵魂师学，50年学有俄族和世界各族的诸多碎片知识，瞬间在我的脑海里聚拢，化为一个有序画卷：在20世纪初，当列强诸恶用丛林法则撕分世界时，列宁让马恩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从思想实验室走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从列宁墓出来，静静地坐在克里姆林宫的草坪上。列宁当时在克宫办公的时候，望着那个大炮，会作何感想呢？这时，克宫总统大楼穹上红蓝白三色旗高悬，普京正在楼内办公，他在沉思吗？
晚间聚会讨论的时候，我意外地得知带队开会的大楼里，那个曾经被用作美国大使馆的建筑，竟然是孔丹理事长父亲孔原早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时的大楼。那个时代稍早的中国，清廷坍塌，国家被军阀列强割租为47片。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先贤，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许多第一代共产党人到苏联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孔丹的父亲是中共早年的奋斗者之一。他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下来到苏联的。这些学成归国的学子们，很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在破碎山河中，由学生、工人和农民等组成的爱国志士发动组织起来。冥冥之中，历史在用它独特的方式，让后辈们来到父辈奋斗过的地方，教诲后辈在新时代继承列宁的精神，让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学派，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薪火传承。怀着这样的心路成长历程，中国共产党早一辈人在苏联留学，近一辈人在俄罗斯考察与交流。中俄两代人的成长是互相借鉴的。果然，在五年后的俄乌冲突中，这一次交流成了我，也成了小组同仁对中俄关系及全球关系把握的理念基础。
中信基金会成长十年，在我的切身经历中，中信基金会经历了创生、起步期运行、重大事件决策参与，日益管理规范，成为扎根国家文化历史沃土，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国家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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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次执政，大概率兑现其选举承诺，对我国发动新一轮贸易打压，其中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已被提上日程，同时美国将继续采取关税武器化、审查工具化和经贸政治化等手段，对我国展开更严厉的制裁围堵。
对此，我国应加强研判，加快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加紧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供应链安全体系，引导企业合理使用“避”“降”“追”等组合技术，积极防范和应对美国出台的各种举措。
特朗普2.0在经贸领域对我极限打压的预判
打响第一枪，取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即最惠国待遇。2002年1月1日，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正式生效，免除了美国国会每年一度的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审议，保证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时能够享受与其他国家相同的低关税待遇，为此中国也同时向美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PNTR地位成为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石。
近日，美国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机制化进程加速推进，打响了特朗普2.0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一枪”，势必将对中国贸易与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24年11月19日，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向国会递交了2024年度报告，提出一系列有可能彻底改变中美贸易与经济竞争格局的政策建议，包括建议取消中国PNTR地位。一旦美国单方面取消中国PNTR地位，美国非最惠国关税平均税率约为42%，叠加301框架下约20%的关税，对华平均关税将升至60%以上，这就是特朗普称的对中国关税增加60%的原因。
关税武器化
第一，对战略性商品设置高额关税门槛。根据美2024年11月《恢复贸易公平法案》（RTF），美国“先进技术产品清单”和“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战略性商品将成为美国重点加征关税对象。该提案强调对中国非战略商品征收最低35%的从价关税，对所有战略商品征收最低100%的从价关税，并要求5年内逐步实施。
第二，重点打击中国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当前，美国301关税条款并未覆盖小额电商产品，可以预判，打压中国跨境电商产品将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方向。RTF提案不仅要求中国低价值货物的进口必须通过报关进行重点审核，还明确提出废除中国低价值货物的进口关税、税费及严格审查的豁免待遇。
第三，加大对源自中国本土商品的制裁力度。RTF提案提出，美国总统应每年为仅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设定进口配额，强调逐步消除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同时该提案授权总统利用额外关税、配额或禁令形成制裁“组合拳”，借以惩罚中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审查工具化
第一，恢复对华贸易地位的年度审议。如果撤销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美国国会将对中国重新展开年度评估，重点考察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实践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及其认可的国际经贸规则，是否需要调整或修改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第二，扩大涉美经贸活动的审查范围。以往美国“长臂管辖”主要运用于对华科技打压，即随意宣称产业的关键技术具有美国要素，将技术交易活动纳入管制范围。根据RTF提案，所有中国商品的进口商在入境时，需要提交一份本就存在估值扭曲的“商品在美价值”声明，而非进口商在中国支付的价格，且需交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核实。不难预判，美国“长臂管辖”的手段将日益复杂多样，范围领域将全面覆盖中国商品。
第三，强化美国对华经贸的严格审查。USCC2024年度报告要求美国政府部门公布美对华投资的情况，在数量、类型、行业等方面对中国深度审核。同时，报告明确提出，将更新现有贸易和经济工具，加快立法进程推进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优先审查事项与目标。
经贸政治化
第一，继续联合盟友构建经贸反华联盟。特朗普1.0时期，就开始拉拢盟友对中国形成“合谋围堵”。到拜登政府科技领域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基建领域的“重建更好世界”（B3W）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美国利用细分领域构建各类同盟组织，以维护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可以预判，特朗普2.0仍将联合盟友继续升级反华联盟。
第二，设立补偿机制转嫁国内矛盾。为了塑造反华共识、转嫁国内矛盾，美国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并专设补偿机制。RTF提案强调设立关税收入基金，提出关税收入将用于补贴遭受中国冲击的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军事支出以及偿还美国政府债务。
第三，“人权”话题仍是美重要手段。美国除了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外，所谓的“人权”问题亦是其高频词汇。RTF提案指出，总统有权禁止进口任何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不公平生产或违反人权的中国商品。由此预判，对华“人权战”“道德战”仍将是美国重要发力点。
多策并举，积极防范和应对美国出台的举措
积极构建风险防范体系
一是提前做好应对美国取消我最惠国待遇地位的应急预案。当前，美国取消中国PNTR地位仍处于听证与立法审议阶段，建议尽快组建相关专家团队、研究团队，协同相关科研机构、高校与行业协会，提前对“美国取消我国PNTR地位”的程序与影响进行评估，并组织应对工作。积极搜集美国不当管制的案例与证据，通过商务部向WTO等国际组织举证，及时跟踪美国国会的立法动向，做好应对与预案工作。
二是建立风险防范与国际贸易援助系统。可借鉴俄罗斯于2022年应对美国取消其PNTR地位的经验，依托分行业、分产品与分地区的块状经济信息，对于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贸易产品形成动态信用报告，对于进出口集中度较高的地区形成风险评估体系，提前制定多个稳定外贸企业运营、确保关键贸易产品顺畅进出口的优先计划，适当设立应急“资金池”，多举措完善对外贸易预警网络与援助服务机制。
三是警惕与防范美国新老盟友出台相应打压计划。欧盟先后出台《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一揽子”计划，日本发布《外汇法》法令修正案，将与美国取消中国PNTR地位形成联合打压与制裁，美国仍在扩延新盟友国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提早部署应对“碳关税+非PNTR地位”“双反调查+非PNTR地位”“技术与制度双重卡脖子+非PNTR地位”“经贸摩擦+非PNTR地位”等策略方案。
加快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
一是加大对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的攻关力度。美对我极限打压的本质是遏制我国发展动力源，我们只有从原始创新底层发力，加快核心技术产品国产替代，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供应链自主可控。需要编制核心技术“差距清单”，组织优势力量进行重点投入和研发。借鉴俄罗斯的做法，可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构建“进口替代交易所”在线平台，盘活国内供应链市场。
二是主导塑造区域性供应链网络。在关键领域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是突围的根本方向。我国要反向借力“产业外迁”趋势，顺势推动国内优势领域企业以联盟、联合体等形式在中国自贸区网络（FTA）、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市场主动布局，并大力发展各类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加快供应链转向共赢链的开放合作进程。
三是加强与美欧市场的国际合作。高度重视美欧国际贸易市场的重要作用，继续加强扩大投资贸易等方面，加强拓展和巩固与美欧市场的企业合作与供应链连接。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经济实体在“第三方”市场的经贸合作，绕开美国本土的直接制裁；另一方面，针对在华的美欧资本及重点企业提供“一企一策”，优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我国营商环境质量，引导链主型外资企业继续在华投资。
引导外贸企业合理使用“避”“降”“追”组合技术
一是以“避”应对“关税武器化”。加大对外贸企业进行政策与业务培训力度，引导企业灵活运用美国海关归类（HTSUS）中的低税率或特殊进口条款，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第三方国家贸易优惠计划，降低关税壁垒的影响。反向借鉴美国301条款，积极申报机械制造、机电商品及其零部件的301关税豁免。
二是以“降”应对“审查工具化”。建议引导企业积极利用首次销售规则、估价扣除规则、转移定价与贸易救济事后调整规则，降低产品的进出口成本并主动排除风险因素，利用对外贸易区、保税仓库、海外仓、保税运输等方式延迟美国单方面贸易“安全”审查，为其中满足条件的产品申请豁免审查。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各个国际贸易行业分会，加快出台《自主构建可追溯性国际贸易审查清单指南》，帮助企业提前应对纷繁复杂的审查程序。
三是以“追”应对“经贸政治化”。引导企业追踪全球南方、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市场动向，以追求稳固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为目标，建立多元化国际供应商网络，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此外，在联合国框架下，引导企业加入追诉程序，指控美国大肆诋毁中国商品存在的“人权”“道德”“劳工”“童工”问题是非法且无依据的，跳出美国“叙事陷阱”并追诉由此造成的损失。
（编辑 季节）
本文提出“新科技形态”的概念，是为了表达：科技已经与人们原本的认知大相径庭，其内涵和外延，其结构和机制都发生了本质变化。例如，近年来人们使用诸如“大科学”“大物理”“大数学”这样的概念，就是试图突破在传统框架下的科技认知障碍。我主张“新科技形态”的英文是“a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这个“form”也可以是“pattern”，以避免被高度误解和滥用的“范式”（paradigm）概念。
新科技形态的九个关键特征
人工智能原本就是科技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处于边缘领域的组成部分。但是，2022年11月，因为ChatGPT的突破性进展、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催生了新科技形态。可以说，人工智能是传统科技形态向新科技形态转型的内生变量。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科技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科技形态至少有以下九个非常关键的特征：
第一，新科技形态具有自主生命力。图灵奖获得者杨立昆这样定义人工智能：“所谓人工智能就是用机器执行通常由人类或动物完成的任务，即机器要有感知、推理和行动能力。” 杨立昆还引用了图灵的观点：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最终会拥有“成人的思维”。 当人工智能与科技结合，人工智能的自主生命力的基因必然渗透到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导致科技形成自我发展的生命力。其实，早在500多年前，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就主张，科学就是一种主体，科学是有生命力的。一部科技历史，就是科技内在的生命力不断成熟的历史。因为人工智能，科技原本生命力得以充分焕发，并促成科技成为独立主体。从长远趋势看，科技存在着自我发展的意志和意愿。
第二，新科技形态正在将人类工具化。自文艺复兴以降，近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历史，就是科技不断深化作为人类工具的历史。即使爱因斯坦也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但是，因为人工智能与科技的融合，科技正在逐渐将“科技作为人的工具”改变为“人成为科技的工具”。其实，在工业社会，人已经异化为物质消费的工具；在信息社会，人异化为信息和大数据的工具；在人工智能和科技融合的时代，人异化为新科技形态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选择各自的“信息茧房”，沦为大数据的工具，智能手机的工具，进而成为大模型的工具。在这样的过程中，人开始失去自己。
第三，新科技形态改变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组合模式。工业革命导致基于基础科学的技术崛起，逐渐形成科学与技术之间既有差别、又相互促进的关系。进入20世纪后半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被简化为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模式，即R代表基础科学研究，D代表应用技术的开发。而由于人工智能颠覆了R&D模式，新的科技形态表现为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一方面，没有技术支持的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科学将裹足不前。另一方面，没有科学含量的技术，将没有价值和意义。现在正进入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日趋模糊的历史阶段。简言之，在新科技形态下的科学技术呈现显著的“一体化”趋势。
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Terence Chi-Shen Tao，1975—），主张大数学概念。他在2024年9月25日发起“等式理论计划”。他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工具，经过57天确定了4694个等式之间22028942个蕴含关系。在前9天进度就达到了99.866%。这张图是他在设想这整个计算的一个架构（图1），靠的是“数学家 + AI”。
图1 等式理论计划计算架构
这个例子证明：数学家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开拓新的疆域。人工智能将并且已经改变数学的存在形式和数学未来的演进。甚至可以认为，因为AI的存在，整个数学史要重新认知。
第四，新科技形态实现了科技的集群化和集群化的集合。今天，任何单一性科学都难以存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是无数科技的组合或者集群，进而集群再构成集合（图2）。例如，现代化学下有五个二级学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和物理。与化学有关的边缘学科还有：地球化学、海洋化学、大气化学、环境化学、天体化学等。还例如，生命科学中有基因学、基因组学、基因编辑等。
总之，科学不再是收敛的，而是发散的。科学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科学现在是一个矩阵，可以具象化为一个拓扑形态。
图2 科技集群集合
第五， 新科技形态科技演化的和无尽的加速，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科技每天都在膨胀和加速，人类的困境在于没有能力把握科技无尽加速的新形态。主要原因包括：（1）知识和信息的爆炸。学习革命、科技的基石是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的普及导致获取和分享知识成本下降。（2）研究机构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巨大。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在不断改进，更高效地进行实验和观察。（3）跨学科的合作。（4）技术创新和竞争。企业努力推动技术创新，以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5）政府提供大量的支持和资助。
第六，新科技形态突破传统的“试验方法”。实验方法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现代科学又被称为“现代实验科学”。从本质上说，实验具有实践和理性的双重特征，实验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在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科技进展，不再基于“眼见为实”的实验，而是来自模拟的复杂环境。例如，宇宙大爆炸是没有可能通过实验室环境观察的；多维空间、夸克，以及地球的重大灾难很难通过实验加以实现和证明，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模式。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数亿种蛋白质结构，也可以提供建构3D物理世界的引擎。
第七，新科技形态持续扩展科技泛化的边界。1945年范内瓦·布什博士提交给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题目是《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近80年的科技历史证明，科学前沿没有尽头。科技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不同，科技存在与生俱来的内在动力，科技的每一个进展会引发新的科技课题，刺激无穷的探索。人工智能无疑展现了科技前沿和边界无限拓展的可能性。例如，人工智能和量子力学正在急速结合。
第八，新科技形态和科技的演化和突变。演化（evolution）和突变（mutation）都是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描述生物体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和适应。其中，演化是指生物种群在长时间内逐渐发生变化，但是演化通常是指代际变化，即一个个体的后代与其祖先之间的区别。演化可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可以是基因发生改变的综合作用。至于突变，是指生物体的遗传物质DNA发生了改变。按照基因结构改变程度，可以分为小规模突变和大规模突变。大规模突变涉及染色体结构的突变。科技有着清晰的演变和突变的历史轨迹。科技的DNA不仅可以演化，也可以发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突变。人工智能即多种科学技术交叉进化和突变的结果，也将会反过来影响科技进化的机制和过程。
第九，新科技形态将孕育新的科学家群体，甚至AI科学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出现超人类水平的数学家和超人类水平的程序员。因为新科技形态需要计算（也就是编程）革命和数学革命。人工智能有助于不断生成程序，直到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程序；在数学方面加速复杂证明。在化学领域，人工智能不仅可以阅读化学相关内容，发现化学原理，然后进行测试，进而还可以将测试结果添加到自己的认知中。科学子学科的语言相对简单，这意味着在某些领域，AI 很快就能超越人类专家的能力，形成AI科学家群体。
为什么新科技形态可以主导未来25年
第一，新科技形态将吸纳人类各类主要活动。在21世纪第2个25年（2025-2050）中，科技活动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无一不受制于科技活动。例如，经济活动将成为科技创新的副产品，艺术和科技正在加速融合，人类的自然智慧正在被人工智能智慧所改变和改造。
第二，科技规律将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在工业社会，源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社会的普遍规律。进入信息和数字社会，信息规律和数字规律成为最基本的规律（图3）。例如，虽然摩尔定律是半导体科技发展的规律，但是，因为芯片影响整个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所以摩尔定律就具备了普遍意义。因为语言大模型地位的至关紧要，与大模型紧密相关的标度律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普遍意义。
图3 已经显现的和未显现的科技规律地位不断上升，传统经济规律的地位不断下降
第三，以人工智能代表的新科技因素将改变精神、思想、智慧，还包括意识，进而改变语言、信息和逻辑。人类语言危机由来已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可以重构人类的语言系统，改善因为语言理解误差所造成的各类资源浪费，突破维特根斯坦指出的语言的无法说尽性。在中国，已经没有可能依赖《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8105个汉字来表达和认知被科技主导的世界，中文世界需要人工智能主导下的一场语言革命。
第四，科技因素将通过算法改变社会结构和机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5年内，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将是大趋势。科技将日益深入地改变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的生活方式。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解决人类文明所积累的信息存量，而且可以处理人类不断地以指数增长速度所形成的信息增量。没有人工智能，人类将陷入信息熵增的危机中不能自拔。
第五，新科技形态会推动教育革命进入新阶段。虽然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处理大量的信息，但其输出内容与行为方式的准确性与适用性并不能够保证与人类用户的需求相匹配。例如，在OpenAI o1-preview模型与象棋专业引擎Stockfish的象棋竞赛中，o1-preview模型不需要对抗性提示即主动通过入侵测试环境并修改数据的方式来强制赢得比赛。 在教育中，学生可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工具，而忽视了自己的思考和创造力；同样，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教育中的广泛应用，甄别学生是否通过人工智能作弊也非常困难，教师误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新科技形态确实改变了当代教育的面貌：教育者需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工具，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以期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博得生机。
第六，新科技形态酝酿新伦理共识。仅仅在数据利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除引发数据的隐性歧视与智力成果权等争议外，还有健康数据的去识别化、数据的二次使用、数据集的链接、群体层面伤害的可能性等等应接不暇的伦理挑战。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准备情况评估方法”（Readiness Assessment Methodology，RAM），作为支持会员国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commendation）的重要工具。 通过一系列定量和定性问题，RAM旨在收集有关与一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的不同维度的信息，包括法律和监管、社会和文化、经济、科学和教育以及技术和基础设施维度。类似地，中国科技部发布的《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对于科学研究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伦理要求与学术规范。新科技形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普遍的行为规范是不是应时而生和合事而作的。
“新大西岛”技术乌托邦VS科技、资本和政治的全新结盟
新科技形态正在引发一场人类前所未有的最精彩的彼此对决。科学的理想主义者、科技的乌托邦主义者的代表是培根。在他死后的一年（1627年），他的一部小说《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发表。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它所描写的是，在这个岛上，有一个称为“所罗门之宫”的最高统治机构。这个机构由科学家组成，分成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因为培根相信知识比物质要有价值，这个世界的统治应该实现精准的统治，并通过科学家得以完成。
如今，培根的技术乌托邦想法已经快过去400年了，培根的“科学家治理”“科技至上”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被历史重新认知。现在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20世纪90年代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技术乌托邦运动，进入21世纪之后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现实主义和技术进步主义，就是培根技术乌托邦思想的再生。人们需要这样的科技乌托邦对抗科技虚无主义。
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美国开始了科技与政治结合的试验。马斯克和特朗普的结合，代表形成了科技资本和政治的全新结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权力再分配和权力大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人工智能和加密数字货币实现了全面结合，比特币重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财富形态；OpenAI、马斯克，以及谷歌之间的全新合作。随着巨额资金的投入和顶尖人才的加入，AI 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竞争阶段。
没有悬念的是，人类社会确实进入新的科技形态开始主导历史观念的时刻。
1944年，有两本书对后世影响至深。一本书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另一本书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两本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大转型》是以19世纪为参照系的，哈耶克是以当时现实存在的集权制度作为参照系。80年之后的现在，人们看到，科技正在主导21世纪上半叶的大转型，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有可能形成新的统治方式。
最后，引用格雷戈里·蔡汀（Gregory John Chaitin，1947-）的《证明达尔文》（Proving Darwin: Making Biology Mathematical）里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创造性去设计一个允许创造性的社会。”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是正面创造性主导的社会。
结语
2024年6月，联合国确定2025年为“量子科学与技术年”，为什么把2025年作为“量子科学与技术年”？因为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在1925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模型。后来薛定谔做了一个波动模型，这两个模型是等价的。2025年，量子力学成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的历史起点。
量子科学的核心贡献是实现了对物质与信息的整体性解释。当对物质微观分解到达夸克（quark）的层次，即物质到达量子单位的时候，它的重量和质量已经无关紧要了。例如，光子已经不存在重量，正在和信息实现一体化。
在2025年认识量子科学的真正意义，就是要重新认识精神与物质、物质与信息、物理与思想的关系。
（编辑 季节）
2024年的美国大选牵动了世界神经。特朗普再次当选，凸显美国政治生态的光谱变换和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如何？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无疑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大选后形势及新政府对华政策”研讨会，由孔丹理事长主持。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将进一步面临来自战略层面和经济科技层面的双重压力。中方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策略为主轴，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美高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时代背景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指出，2024年美国大选是近年来最复杂、选民群体最分裂的一次选举。民主、共和两党起初是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之后变成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对决。哈里斯在保持拜登主要的内外政策基础上，在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路线，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维护《平价医疗法案》，承诺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承诺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走清洁经济道路；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的定位，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等领域强调强化对华打压。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员吕祥指出，从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主张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民粹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内外政策主张更感兴趣，能够接受特朗普改革政府机构、打击腐败的主张。因此，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领先（50.4%：48%）；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53:46），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目前214：203），赢得全美27个州的州长选举，并使最高法院落入了保守派法官的掌控。特朗普及共和党已将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为特朗普当政后即将推进激进的政府改革奠定了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刘宝成指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实施的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明显。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形成了具有综合性、立体化、连续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任务分解清晰，机构分工合理，实施部门和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政策和项目具有较高透明度，政府部门不得插手各类实体的具体决策。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措施保护了隐形冠军，为制造业回流维护了产业生态。自2022年以来，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对芯片和新能源行业回流在短期内发挥了显著的刺激作用。总体来看，美国产业回流集中在电器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交通设备、医疗设备和器材等五大行业。
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美国内政将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四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面临四重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一是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供血不足的矛盾。美国领导的霸权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圈层结构。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冲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力，美国对其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已不足以实现对中心区的有效供血，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正在加剧美国霸权中心区的坍塌趋势。二是国内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统治精英则用身份政治话语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分割为不同群体，并刺激美国各群体对立争斗，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削弱社会共识。三是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和地方保有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多次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身份政治、政治极化和两党争斗不断升级，导致特朗普的施政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四是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目前共和党内有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三股力量并存，这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共和党内部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斗争在加剧，特朗普放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的做法已经点燃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美国对外政策将有进有退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将用提高关税的方式弥补国内减税造成的政府收入减少，但并未充分考虑贸易对象对其进行反制和报复的可能性及后果。加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权力掣肘因素大大减少，估计其推行极端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可能性会极大提升。
丁奎松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会更加义无反顾推行其各项内外政策。对内，他将突出和强化“内顾化”思维，摆脱“深层政府”掣肘，依托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进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要求美欧亚盟国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具体而言，特朗普将积极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不惜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等方式换取俄罗斯松动谈判立场，并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进而推进阿以和谈；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任意认为，特朗普有意放弃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和支持，减少对北约的承诺，将疏远和欧洲的关系。欧洲需要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和防务体系，而不能再指望依靠美国。美欧关系出现的间隙，将给中国的地缘政治腾挪提供空间。特朗普意在减少对北约的投入，可能停止对日本、韩国的无条件国防支持，因而将大大减少中国所面临的美西方与日韩两国横纵联盟带来的压力。特朗普将更加聚焦本国的产业振兴，减少对南亚、拉美、中亚、东欧等地区的投入，将在战略上放低乃至“放弃”其中一些国家。这将伤害拜登政府过去四年为重修美国与这些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付出的努力，这种战略转移将给中国在上述地区创造更多活动空间，降低区域冲突风险，并总体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少波指出，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案中，专门把香港澳门作为独立区域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成立了类似同学会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不会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香港在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告一段落。在意识形态较量和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减少通过其认知战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香港的危害和压力。
美国将更加强调能源主权和产供独立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原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十分强调能源独立。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进一步推进化石能源开发，维护美国能源主权和独立；提升能源出口能力，实现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调整乃至放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相关政策。具体而言，特朗普将进一步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松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限制新能源发展，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过多投资新能源和实施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而是要追求一种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两国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中美关系是由两国的力量对比、战略目标、双方关系导致彼此的收益与损失、领导集团对局势的看法及政策偏好、社会舆论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决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受到中国反制的影响，不是由美国一家说了算。中国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各方面真正具备体系塑造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方针可以概括为：冷静研判、沉着应对、准备对抗、欢迎合作。冷静研判，是从美国国家生态的现状、发展、变化进行研判，既不要被美国政客的话语激怒，也不可被舆情摆布；沉着应对，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要沉住气，不能过度反应，自乱阵脚；准备对抗，是要把局面想得坏一些、严重一些，做好对抗的准备，我们虽然不愿打，但也不怕打；欢迎合作，是指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加强对话、促进了解、争取互有让步的中美合作。应该看到，中美两国谁也不应当把吃掉对方作为战略目标，两国间的对抗、斗争、博弈归根到底都是手段与过程，两国最终还是要在世界上共存，这其中蕴含着不同文明大国的关系哲学与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对俄乌冲突走向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2.0时代，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重塑，俄罗斯坚持“转向东方”的势头将得以延续。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自主性，积极主动运筹谋划，争取和维护长期于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博弈将进一步升级
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梅永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持续强化科技领域“关键十年”战略，重点推动半导体和微电子、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网络与电信基础设施等领域技术发展；推出对华科技战2.0版，进一步加大对我国极限施压力度。美国对华科技战2.0版将具有烈度更高、打压更甚、领域更集中的特点。具体而言，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将直接从“小院高墙”走向“大院高墙”，包括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在内的更多科技行业将被美国政府纳入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清单，且打压范围将从单个企业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管控层次逐步向远端渠道、迂回路径深入，“智能+新兴技术应用”将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博弈的最前沿和交锋面。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华限制，将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将造成较为直接的影响。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FDI流向具有重要影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FDI的流入规模明显增大，这同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密切相关。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企业产生了吸引力，这在特朗普任期有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减少补贴，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从而对我国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等工作造成压力，影响我国吸引FDI。与此同时，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活跃度将造成重大影响。我国创投募资结构较为单一，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资金和企业投资者为主。而我国养老金、保险金规模实力强大，但囿于创投风险高、回报率不稳定，对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支持较为谨慎，耐心资本不足，创投行业“投早投小投创新”的氛围和生态还未形成。美国对科技人员的限制、对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入的。
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对双方都将造成伤害
魏南枝认为，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首先，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对华开启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大概率将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进行消耗。其次，美国将深度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强调“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尽管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中国进行讹诈，迫使中国进行让步。再次，以“中美脱钩”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自2018年中美双方爆发贸易战以来，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诱使或迫使中国进行产业向外转移，使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陷阱，造成中国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
丁奎松认为，美国将战略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以“美国优先”原则重构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重提“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届时，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新的平衡。上任之初，特朗普将加重对华经贸施压，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宣称要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这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通胀率。据美相关智库研究测算，特朗普对华加征60%关税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相应回击，则美通账率将上升0.9%。
面对中美关系新变局的中国对策
破除幻想，自立自强
卢周来认为，中美在新兴战略领域竞速，不仅是科技之争，更是国运之争。半导体产业立足以弱抗强，打持久战、整体战，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建立统一战线，坚定不移走自主可控发展之路，在智能时代，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重视发挥我国庞大规模应用市场优势，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先进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使千行百业形成快研发、快应用、快迭代的叠加增效效应，把握技术突袭与反突袭主动权。统筹运用科学手段开展技术预测，精准遴选技术方向、迭代优化重大项目攻关方向和技术路线，在我国技术领先领域和美国短板领域发起技术突袭，建立不对称优势；在落后领域着力塑造后发优势，回避研发探索风险，在工业体系优势实现追赶赶超。
吕建中指出，在中美能源和气候领域博弈中，中方应以底线思维出发，要应对美方能源武器化挑战；推动回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恢复和扩大从美进口LNG；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向多能源领域延伸；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进行合作交流；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坚持扭抱缠斗、自主开放的竞争策略
陈卫东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接轨，一些有利于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将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卢周来指出，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策略，限制、弱化对手的打压，避免陷入与美西方全面脱钩和对抗。一是加快建立科技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协同工作机制，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常态化风险监测与研判预警，制定断供、制裁的应急应对预案，推动实现科技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应对。二是加紧开展反制裁专项行动。出台反制国外制裁的规章制度，储备多样化政策工具；梳理美西方严重依赖我国的原材料清单，以缠斗“互卡”方式迫使对方让步。三是协同推进破美盟与拓“南方”。充分挖掘与西方联盟“互利共赢”的空间，与“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形成国际创新合作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的新型南南合作，以技术合作“朋友圈”突破美西方脱钩的“包围圈”。
以效率和目标为导向推进国内科技体制改革
卢周来、梅永红认为，美国科技发展将进一步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实行更灵活的决策方式、更高的运转效率、更优的质量水平。而我国科技领域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科研管理把程序与规则看得过重，而把效率与目标放在其次。为了应对特朗普发起的对华科技战2.0，我们应发扬我们党管理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以信任科学家为前提，强调目标管理，提供必需条件，构建能够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创新生态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强中美民间交流，加强中美工商和文化界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作用，加大对美底层工作和以商促政工作的力度，推动中美两国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
在营商环境和投资产业方面建立比较优势
陈卫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认真研究美国切断创新资金联系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在国内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突破，真正推动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要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提升比较优势。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市场空间，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中过度竞争与“内卷”。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吸引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对美国以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魏南枝指出，我们应警惕我们被美政策诟病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为此，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目前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较低；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对产业新的发展形态下劳动者和劳动技能培养的主体责任。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拒绝反哺本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对华舆论战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劳动者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我们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在涉港台问题上健全法制、坚持斗争
陈少波认为，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对此我方应有所防备。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通过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拓展影响力，争取将东南亚打造成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缓冲区。这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需要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势必会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创造了一个窗口期。香港应该在中央推动下，尽早系统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工作。
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台湾问题，丁奎松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在台驻军等助推“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绝不让步，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和应对台海局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反对战争。拜登政府支持台湾民进党踩红线，但不允许过红线。特朗普则可能连踩红线也不允许。
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
任晶晶认为，当前俄乌战场的胶着态势为中国开展对美欧俄工作提供了难得机遇。中方应支持俄乌双方重启政治谈判解决进程，推动双方回归《新明斯克协议》设定的“诺曼底模式”。在俄乌及美欧各方之间更好发挥调停作用。同时，中方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一方面，中国应适应中欧“制度性竞争”环境，积极运筹中欧关系，防止“被脱钩”或“被阵营化”。另一方面，要防范欧美深度勾连，形成共同遏制中国的跨大西洋联合，防范欧盟被美国“政治正确”话语绑架，与美国共同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抹黑和攻击。
（编辑 季节）
2024年1至10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按美元计进出口总值50676亿美元，同比增长3.7%；国际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外贸表现亮眼。通常10月份是外贸备货高峰之后的低谷期，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今年10月份的进出口额按美元计增长了12.7%，这被解读为是应对美国下一届政府将对自中国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的提前行动。短期的提前集中备货毕竟是杯水车薪，之后的中国外贸怎么走？
对华政策将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一个重点
胜选后的特朗普正在配置其行政班子，对华政策走势将成为美国未来政府的一个重点。从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批准的《2024年纲领》中可以观察特朗普2.0时代对华事务的基调。
《纲领》提出了20项承诺，其中一些与中国有关，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和国防实力两个方面。在经济贸易方面，《纲领》主张“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承诺“重新平衡贸易，确保战略上独立于中国，振兴制造业超级大国地位”，并提出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美国未来政府对华政策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最大干扰因素，中国的对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稳住产业链供应链，着力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发展，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对冲“小院高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引领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美国新政府将出台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
一是继续执行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强硬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全面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将征收高达60%的统一关税。虽然具体的实施范围和节奏会有所调整，但大打关税牌来挑战中国无疑已是确定的，这必然会进一步破坏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降低双边的进出口占各自出口的比重。从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的实际效果来看，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是进口方承担消纳的，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影响美国经济并威胁其就业，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同时疏远美国贸易伙伴、打击全球贸易体系、引发全球贸易争端。
二是进一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和获取美国高科技。美国新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确保有效审查并阻止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投资。美国新政府还可能会出台新的法规，明确禁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5G网络、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对美投资。还可能禁止中国企业参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如电网、交通和通信网络等。
三是抵制中国企业的全球投资活动。美国将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投资和中国出海计划，即通过多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增强对中国投资的全球监管。特朗普政府会拉拢甚至胁迫其盟友共同制定和实施严格且相互协同的投资审查标准，建立跨国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交流和应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活动，从而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
四是扩大针对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制裁范围和力度。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特别是将“长臂管辖”国内法律国际化应用，打击中国企业的国际运营。美国新政府会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和制裁名单，冻结其在美资产，限制其与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交易，并重点制裁涉嫌参与“盗取”美国尖端科技、所谓“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
五是加强对在美国华人学者的管控。重启或重新命名类似于“对华行动计划”的措施，加强对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审查和限制他们在美国的活动，从而为在美华人与中国的正常交流设置更多障碍，通过阻碍人员交流达到科技脱钩的目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未来的四年任期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在于对中国极限施压和对全球贸易体制的肆意破坏，甚至不惜取消相互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其本质是正常贸易条件），这将导致中美贸易关系严重倒退。然而挑战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总体来说我方的机遇大于挑战。
美国新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实行高科技特别是芯片领域的封锁，中国需要继续采取综合性策略来应对这一挑战，解决“卡脖子”问题。过去8年的战略相持结果显示，我们的综合性策略是有效的。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需要扩大国际合作以分散风险，需要加大拓展技术和市场来源空间的力度，需要根据环境变化主动调整布局，发展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美国新政府将重回“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路径，为孤立中国争取欧盟、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我国应为开拓新兴市场国家创造条件。在与欧盟的经济合作方面，可大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落实，进一步开放市场，吸引欧盟企业投资中国；同时，加大对欧盟市场的出口力度，推动中欧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联合研发，尝试建立中欧创新联盟，促进技术交流和转移；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方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进一步落实，加强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国际规则制定和改革，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应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规则歧视和规则霸凌。
我国要增强中国市场和中国产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能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高反“脱钩断链”的能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冲“小院高墙”，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推动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为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动能，为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体制性支持，维护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权威性，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绿色、创新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尽管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外溢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全球贸易出现波动，但是2024年全球贸易仍然明显复苏。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7%。与2023年下降4.6%相比，贸易增速可圈可点。
展望2025年，全球贸易复苏道路并不平坦，既充满挑战，也面临许多新机遇，全球贸易将表现为持续的结构性调整，贸易增速放缓。
制约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2025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广泛存在，但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制约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些因素却是确定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将成为贸易回升的主要障碍。
一是关税战阴云密布，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再次执政。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提出对中国等国全面加征进口关税，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已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各国对美国将加征高额关税均表示担忧。在美国的干扰下，作为管理全球贸易的多边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能力日渐式微；美国新政府加征关税的政策，难免引发全球贸易摩擦，一些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加剧已经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竞争，也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打击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的势头。美国货物进口额将近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16%～17%，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幅度与全球贸易额收缩程度具有相关性，如果被加征关税的国家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关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将产生更大影响。
二是各国经济的非同期性犹存，产业政策竞争加剧。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状况以及面临的经济问题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有些国家则面临通货紧缩；有些国家经济处于恢复上升期，有些国家经济则处于下行期。由此，全球性的供求错配，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制约全球贸易增长。全球经济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贸易持续复苏离不开各国经济政策的协同、共同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的挑战。但是美国奉行本国优先战略、强化产业政策，由此各国间产业政策的竞争将被强化，而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同性进一步弱化，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损害全球贸易的稳定性和经济复苏的势头。
三是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被打断，冲突与对立给全球经贸蒙上阴影。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分裂，缓解冲突的努力充满变数。在地缘政治冲突中，一些国家将商品、投资、科技、金融等武器化，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遭受冲击，制裁与反制裁的较量扰动全球贸易，地缘冲突影响全球能源成本和航运路线、抬高贸易成本，所引发的世界性忧虑难以消退，各国纷纷寻求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这样的贸易政策调整在2025年仍将持续，导致世界陷入贸易全球化回潮的漩涡，加剧全球贸易扩张的压力，全球贸易难以持续较快增长。
四是安全概念泛化，国际贸易联系趋于脆弱。在大国竞争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对立有增无减，安全概念泛化在短期之内难有逆转。在维护国家安全、“去风险化”的名义下，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在一些国家“去风险”政策的扰动下，被迫调整投资贸易的流向和区域布局，无端增加国际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效率，影响贸易的稳定增长，“去风险”仍然是2025年全球贸易的巨大风险。
五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推升贸易成本。全球化逆流一经形成，在短期之内难以退潮。2025年，全球化逆流仍然是笼罩在国际贸易头上的阴霾，甚至存在变本加厉的风险。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建立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散布别国威胁论，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友岸外包”，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禁止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全球经济技术合作被人为中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与收缩，不仅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匹配度降低，增加企业成本、抬高出口产品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压力，而且降低消费者、投资者的需求能力，制约全球贸易的增长。
六是美国货币政策走向扑朔迷离，冲击全球贸易的稳定性。美国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持续加息后，近期选择降低利率。不过，对于“美国是否进入到降息周期”之问，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因为其降低通胀率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想目标，而且是因为谋求加征关税，必然推高美国物价。尽管美国社会降息的呼声增强，但是在通胀压力下，降息的难度正在加大。美国货币政策的变数不仅扰动着全球资本流向，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且关乎全球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全球贸易的增长。在金融市场动荡中，全球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全球贸易也将遭受冲击。
2025年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
2025年，尽管全球贸易挑战和不利因素众多，贸易增速将放缓，但是支撑贸易增长的动力在积聚，抵抗和削减着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的冲击，贸易结构变迁将持续。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成为支撑全球贸易增长的物质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大数据、算力模型开发出层出不穷的应用场景，已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化、智能化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和各生产要素，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异军突起，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效率急剧提升，既是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根本动力，也是2025年在保护主义盛行期全球贸易不至于大幅衰退的根本保障。
二是数字贸易异军突起，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和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在数字革命中，各国加大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数字贸易物质条件；数字应用场景和模式不断创新，拓展跨境数字交付渠道；数字产业不断涌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速，推动数字产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不断创新迭代，助力数字技术贸易规模扩张；数字平台和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跨境电商成为新型的国际贸易业态，削减了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改变着传统贸易方式；数据成为商品、技术、资本之外大规模的交易对象。数字贸易有望继续成为改变全球贸易格局、驱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贸易将保持快速发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巨大的环境赤字，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绿色贸易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近年来，绿色原料和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和废弃处理、绿色包装和绿色设计、绿色服务、绿色营销已经构成绿色贸易的核心要素，环境友好型产品贸易、资源集约型产品贸易和安全健康型产品贸易等绿色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更快增长。2025年，在寻求化解贸易与环境的冲突中，绿色贸易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增长点。
四是企业寻求突破，成为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微观基础。各国企业，包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企业，在贸易保护与市场开放、安全泛化与效率优先、脱钩断链与经济合作、短链化与全球化的矛盾纠葛中，艰难地寻找着全球生存和发展的契机，在“脱钩断链”折磨下的企业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感情绪呈上升状态，不断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桎梏，让人们看到全球化逆流阴霾下的一道亮光，企业积极寻求新的全球贸易布局，拓展国际贸易合作空间，成为支撑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
五是区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亚洲有望继续充当全球贸易的引擎。尽管受经济低迷、汽车和化工等主要产品出口下滑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出口额可能难以逆转下滑趋势，美国祭出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贸易增长将降速，拖累全球贸易增长脚步，但是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还在发展，RCEP持续释放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3.0版）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高，将进一步夯实亚洲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亚洲地区有望延续外贸增长势头，充当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
六是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呼声强烈，中国在支持经济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践行开放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全球贸易的稳定性，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化逆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为世界贡献国际公共产品，持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贸易能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持续高于全球贸易增速。中国将致力于推进与非洲以及“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将自主开放与协议开放相结合，持续扩大进口，释放大市场的贸易红利，为更多国家带来贸易机会，有助于缓解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利益不平衡的矛盾。
（编辑 季节）
ESG强调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倡导企业从单一追求利益最大化到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这与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涵的中国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习近平主席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能带动创新、联动协调、增添绿色、促进共享，也是深化ESG传播实践、交流合作的重要支撑。我们希望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进一步密切与全球伙伴的交流互动，携手共商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今年是中信集团成立45周年。中信源于改革开放、兴于改革开放，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深耕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新消费、新型城镇化等领域，具有良好的综合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截至目前，中信集团总资产超11.6万亿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超7000亿元、净利润超千亿元，在最新“世界500强”排名中位列第71位。45年来，中信坚持开放合作、广交深交朋友，在主动融入全球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浪潮中，实现了发展质效的不断提升，形成了鲜明的国际化特色。
一是起步早，积淀了开放融合的深厚底蕴。中信集团成立之初便被赋予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使命，在荣毅仁老董事长的带领下，坚持按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率先走出国门，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以先行先试的不懈探索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这种开放交流的传统延续至今，成为中信文化的宝贵基因。
二是布局广，构筑了全球展业的领先优势。中信集团境外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电讯等多个领域，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整合了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全牌照资源，为境内外客户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打通了从资源开发、贸易、航运物流到金属冶炼、装备制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增强了产业合作的潜能；围绕多元消费场景加大布局，提供一揽子服务，全方位赋能美好生活。
三是落点实，打造了有口皆碑的标杆成果。中信集团持续推进“联合舰队”等商业模式创新，实施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其中，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社会住房等项目赢得了所在国广泛赞誉；德国海上风电等项目打造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典范；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哈萨克斯坦KBM油田等项目，为所在国工业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四是理念新，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动能。中信集团大力践行ESG理念，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形成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联动发展局面。统筹综合金融资源，构建起“绿色融资、绿色投资、绿色咨询、绿色生活、碳管理”五位一体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绿色债券承销规模位居市场第一，推出国内首个由银行主导的个人碳减排账户。积极布局节能环保产业，中信环境持续深耕绿色工业环保、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等领域，美能膜技术全球领先。全面推进产业绿色转型，中信戴卡、中信特钢先后建成了铝车轮和特殊钢行业两座世界级“灯塔工厂”，节能降碳成效明显，有效带动了行业上下游转型升级。中信重工绿色智慧矿山全流程解决方案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和智能调节，擦亮了“绿色智造”名片。
五是交往深，拉紧了民心相通的融合纽带。中信集团坚持秉承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了有担当、有温度的中资企业形象。从兴建中信百年职校到建设尼日尔综合医院，从推进非洲种业合作到搭建出版、智库等文化交流平台，“小而美”不断结出“大硕果”，有力促进了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45年来，中信的国际化，始终是同各方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国际化，始终是创新引领、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始终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国际化。我们在致力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合作伙伴带来了新的合作发展机遇。当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越是环境形势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合作，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在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上，中信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共同把握中国市场机遇。中国经济稳健前行，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特别是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中信集团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所发布的“来中国、找中信”“要出国、找中信”两大服务品牌，全面统筹金融全牌照资源和产业创新资源，就是助力各国企业投资中国、赢在中国。
第二，共同拓展全球互利合作。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发展的“血管系统”，唯有把合作的纽带拉紧，把互惠的蛋糕做大，才真正符合各方利益。中信愿与全球合作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交流共享机制，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在综合金融、先进智造、资源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落地更多务实成果，实现发展共赢。
第三，共同驱动创新活力引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在全球创新版图和产业布局调整中成为关键要素。中信集团在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绿色环保、生物育种等领域具有创新优势，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深化国际创新合作，加强技术、标准、模式等方面交流互鉴，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未来发展新动能。
第四，共同创造繁荣美好未来。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信将模范践行ESG理念，将ESG要求深度融入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各环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综合价值创造能力。加强ESG国际合作，在理论交流、标准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互学互鉴，构建ESG共创共赢新生态。聚焦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社会公益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心合意同，谋无不成”。相信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将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增加了解的新平台，成为凝聚共识、深化互信的新桥梁，成为同心合力、携手发展的新起点，推动开放合作共赢结出更多新硕果。
（编辑 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