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2%，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顺差扩大至2750.6亿元，中国服务贸易从规模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现代化新征程中，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影响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将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中不断展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在此背景下，服务贸易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国际经贸合作的关键领域，其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衡量着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对中国而言，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充与延伸，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其发展路径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时代方位：深刻认识服务贸易在新征程中的战略价值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置于国家现代化全局和全球坐标中进行审视。其战略价值凸显在三个层面。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服务贸易恰恰是连接内外循环的“润滑剂”和“黏合剂”。一方面，通过扩大研发设计、商务服务、品牌管理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赋能国内农业、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和韧性，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文化创意、数字服务等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可以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全球市场中获取更高附加值，从而畅通国际循环。内外循环在服务领域的交互增强，将形成良性互促的强大动能。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5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服务贸易作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高级形态，其高质量发展对整体经济意义重大。首先，它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竞争，本质是技术、知识、人才和数据的竞争，将倒逼国内服务业加大创新投入，提升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其次，它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节能环保服务、环境咨询服务等绿色服务贸易的发展，将为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最后，它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服务贸易领域多为高技能人才密集型行业，其扩张将带动就业结构优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

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重要抓手

全球服务贸易规则正面临深刻重构，特别是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环境产品等领域，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主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的必然要求。通过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进口博览会、服贸会等平台，中国既展示了扩大开放的决心，也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中国市场”和“中国方案”。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数字贸易等新兴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也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现实基础：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加速推进，中国服务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新征程上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规模持续扩大，地位稳步提升。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服务进出口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国家名片更加多元。二是结构逐步优化，新动能加速孕育。传统旅行、运输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占比下降，而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成为增长新引擎。三是开放格局深化，制度环境优化。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服务开放压力测试稳步推进，服务业准入大幅放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为服务贸易创造了更优越的区域合作环境。四是平台效应凸显，创新活力迸发。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与进博会、广交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外开放三大展会平台。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示范区建设，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服务贸易发展成就虽然显著，但挑战犹存。一是逆差结构与竞争力短板。长期存在的服务贸易逆差虽有所收窄，但依然突出，尤其在旅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领域。这反映出中国服务业，特别是在高端生产性服务和核心技术创新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仍有待加强。二是制度型开放压力。在数据跨境流动、职业资格互认、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边境后”规则领域，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仍面临压力，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和集成性有待提升。三是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挑战。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基于传统模式的监管体系构成挑战。如何平衡数据安全与自由流动、数字主权与开放合作、创新激励与有效监管，是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必须解决的难题。四是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经贸环境日趋复杂，给服务贸易，特别是人员流动和跨境交付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

路径选择：现代化新征程上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举措

面向未来，推动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聚焦关键领域，实施一系列战略举措。

强化创新驱动，锻造核心竞争力

　　竞争力是根本。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推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历史机遇，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支持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跨境贸易与合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服务产业集群。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重点支持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咨询评估、国际结算、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走出去”。鼓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标准出海，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联动的“系统出海”模式。培育特色服务品牌。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推动文化创意、中医药、中文教育、休闲娱乐、餐饮等特色生活性服务贸易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推动制度型开放，构建一流营商环境

　　开放是必由之路。要从要素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率先进行压力测试，持续缩减清单条目，破除隐性壁垒，推动“既准入又准营”。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和安全评估认证制度，积极参与数据流通、数字隐私、数字货币等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深化“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推动与共建国家在跨境电商、智慧城市、远程医疗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技术标准、资格互认等方面的互联互通。

促进内外联动，释放产业协同效应

　　协同是关键支撑。要打破服务与货物、内贸与外贸的界限，实现融合发展。推动“服务+制造”深度融合。鼓励制造业企业“裂变”专业服务能力，成立独立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等服务公司，实现服务化转型和服务外包。通过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反向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和能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在数据跨境、外汇管理、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探索，形成“产业集聚+制度创新”的高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完善服务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建立更加科学、精准的统计方法，特别是对数字贸易、在岸外包、商业存在等模式的统计，为政策制定和形势研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夯实人才基础，筑牢发展根基

　　人才是第一资源。服务贸易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设立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培养实战型技能人才。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为国际顶尖的数字经济专家、金融分析师、创意设计师等来华工作提供签证、居留、子女教育等便利，打造全球高端服务人才的“引力场”。健全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打破学历、资历等传统限制，建立以能力、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

站在现代化新征程的起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壮阔，任重道远。它绝非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一场深刻的“质量革命”和“结构进化”。我们必须以更加前瞻的视野、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创新的魄力，向“新”求进，以“质”图强，不断破除发展藩篱，激活增长动能。唯有如此，才能让服务贸易真正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战略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磅礴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在全球服务经济的星空中，点亮更加璀璨的“中国之光”。

（编辑  季节）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全球竞争格局与治理体系正在深刻重塑，我国应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这一历史性机遇，面对结构性困境，适时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治理的中国路径，通过坚持多边主义、推进标准共建、深化南南合作、强化数据生态安全与推动伦理共识，为构建开放、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重塑全球治理格局：“人工智能+”正当其时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合成为关键议题。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已超越纯粹的技术范畴，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其跨域性、渗透性与战略性特征，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超越单一国家主权边界，成为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全球性治理议题。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背景下，通过规则、机制与制度安排应对跨国挑战。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旨在为其研发、应用与扩散建立具有广泛包容性与有效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体系，确保其发展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理想的愿景正遭遇严峻的现实。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处于初建阶段，呈现显著的“碎片化”“安全化”与“阵营化”特征。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演进形成了历史性交汇。《意见》明确提出，重点在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中国处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方阵，既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更为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引领未来主导权的全球竞争和迈向人工智能强国的进程中，我国面临严峻的外部压力，唯有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斗争，争取广泛国际合作，才能提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水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

多重博弈与结构挑战：产业发展面临困境

目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口扩大，传统治理机制难以及时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治理赤字”亟待弥补。此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还受到“规则—技术—联盟”的复杂性挑战，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战略因素。

第一，法律与行政的系统性封堵。2024年2月，拜登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发布行政命令，以保护美国人个人敏感数据免受关注国家为由，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六国发起数据跨境审查，将数据跨境流动问题高度“安全化”，借助政治话语将其上升为“生存威胁”，从而采取超越常规法律限制的非常措施。同日，美国司法部牵头发布了执行该行政命令的《拟议规则制定预先通知》（ANPRM），意图切断向中国传输敏感数据。这种“不设门槛”的审查机制，赋予了行政机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任何涉及数据的对美商业活动都可能被随时叫停，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合规不确定性与法律风险。

第二，联盟化与标准化的排他策略。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明确将“制定关键技术规则与中国竞争，促进美欧共同价值观以及合作”作为目标，其近景目标是“在6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和太阳能供应链等先进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减少对华依赖”，远景目标则是“在下一代宽带网络技术方面取代中国的主导地位”。欧盟陆续推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数字市场法案》（DMA）等监管框架，以数据跨境传输合规倒逼，迫使中国企业陷入适应高成本规则或退出欧洲市场的“两难困境”。这些“规则壁垒”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市场保护主义。

第三，认知战与舆论战的相互配合。2021年4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牵头提出《第四修正案不出售法案》，禁止数据经纪人向美国情报、执法机关出售位置数据等个人数据。2023年6月，怀登牵头提出《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监视法案》，要求对特定类型、特定国家数据出口进行管制。2024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要求TikTok在美国出售或禁用。

一系列法案加剧了我国相关业务在美欧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难度。同时，法案放大了对我国智能产品的偏见，向公众传递一个简单化的逻辑错误叙事：中国技术=中国政府=安全威胁。这种叙事促使公众形成对中国错误认知，将技术合规问题扭曲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对抗。

强化构建“中国倡议”：人工智能时代机遇

  尽管面对西方国家系统性围堵，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仍具备显著优势和历史性机遇。

第一，丰富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意见》的出台，意味着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我们提供了海量治理实践样本。这些基于超大市场规模和复杂社会需求的“压力测试”，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和方案来源。

第二，初步构建“中国倡议”话语体系。中国已相继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倡议秉持多边主义、强调发展导向、注重安全可控、倡导开放包容，为摆脱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零和思维的新范式、新理念，正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引发积极共鸣。

第三，深化南南合作的广阔发展空间。“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数字鸿沟、治理赤字和发展焦虑，不希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再次掉队，也不愿被动接受规则。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能力培养、可负担解决方案提供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东盟数字伙伴关系等平台，中国能够与南方国家构建“发展共同体”，探索一条符合多数国家利益的治理道路，打破西方的规则垄断。

开放创新与深化合作：中国方案路径选择

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坚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理念，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饱含东方智慧的中国思路，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一，推进标准共建与互认，提升制度性话语权。鼓励中国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更深入地参与ISO、IEC、ITU、IEEE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员会工作，积极贡献中国技术方案，推动基于共识的技术标准国际化。主动发起参与并主导新兴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数据安全标准、跨境流动认证等领域，推动建立与我国技术实力和治理理念相匹配的国际规则，逐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第二，坚持多边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技术霸权。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数字合作、金砖国家机制等多边框架，推动各方共商人工智能治理理念和实践。中国与各国通过多种方式合作，共同探讨解决AI全球治理难题的路径，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享成果。反对将技术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对任何国家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限制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事情要让发展中国家说了算”，倡导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和代表权，确保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第三，深化南南合作，构建数字时代的发展共同体。《意见》明确提出，要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打造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开放生态。中国要深化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开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可及，强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国际合作，协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愿与世界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经验，通过技术援助、人才培训、开源社区等务实举措，提升其他国家获取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的，中国将“一以贯之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将以务实行动诠释何谓“注重行动导向”，以自身变革推动世界共同变革。

人工智能的未来，不应是零和博弈的修罗场，而应是“合作共赢”的新边疆。《意见》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描绘了蓝图，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国际环境固然有严峻挑战，但也促使我们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在人工智能重塑世界的今天，中国的选择必将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

（编辑  季节）

  基本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问题。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既有长期实践依据，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调整总目标，是有长期实践依据的。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依据

1.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战略。

1987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做了分析：“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2.两阶段战略国情国力依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此部分分析了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情依据。

  第一，“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的基本国情已根本改变。我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从1990年的3.7%上升至2024年的31.6%， 呈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

  第二，已改变我国“底子薄”的基本国情。197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按现价美元计算）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为3.5%，美国该比重是中国的7.1倍；2010年中国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3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13.12万亿国际元）相当于美国（5.50万亿国际元）的2.39倍。我国国内资本实力日益强大，正在从“底子薄”向“底子厚”转变。这就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雄厚物质基础。

  第三，我国“八亿人口在农村”的基本国情已根本改变。农村人口从1995年高峰的85947万人降至2024年46478万人，同期我国城镇人口从35174万人上升至9435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95年的29.04%提高至2024年的67.0%，已经高于世界平均城镇化比重（57%）1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比重从1995年的70.96%降至2024年的33.00%。 我国用了20年时间实现了从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社会。预计到2035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进一步降低至20%～22%，形成城乡“二八开”新格局，这更有助于国家直接向农村人口转移支付，也更有利于各种现代化因素向农村迅速扩散普及。

  第四，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我国人口文盲率2020年降至2.67%，基本消除文盲人口（指文盲率小于3%），同期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从620万人上升至2.18亿人，增长了3516倍，年均增速高达9.8%，创下世界纪录，高中（含中专）学历人口从6834万人上升至2.13亿人，年均增速为3.0%，2020年两者合计达到4.31亿人， 中国实现了向世界最大的现代教育之国、人力资本之国、人力资源之国的历史性转变与跨越，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丰富、最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优势。

  第五，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 到202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人数达到48075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54797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到136424万人。

  第六，中国将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与西方现代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不是靠建立殖民地附属国（如英国、法国）、对外发动战争（如日本、美国）强大起来，而是靠改革开放、自力更生强大起来的；不是靠霸权， 而是靠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赢得世界广泛认同的。2013年以来，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国际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3年底，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覆盖我国18个省区市69个城市138个站点，通达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473个港口，这标志着中国通过国内经济一体化，以及与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而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主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陆海新通道公共产品，倡导“互利共赢”，必然是“得道多助”。

  第七，我国已从世界最贫穷的大国之一发展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升级为世界最大的高收入国家（2025年）、并将发展为最大的中等发达国家（2035年）、最强大的现代化国家（2049年）。与此同时，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农业增长、工业增长、国际贸易增长、科技创新的最大发动机和贡献者。

  第八，从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看，2021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正处在新的过渡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等发达阶段（或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可以预期的是，经过国家“十四五”（即将完成）、“十五五”“十六五”规划，中国将如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大目标。

  我国在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起飞之后，必然从高速增长（7.0%以上）转到中高速增长（5%左右）阶段，进而转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对2035年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发展趋势与关键指标作出中长期预测和趋势特点分析。

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预计“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增长潜力为5.0%，“十六五”时期（2031—2035年）为4.5%，均处在中速增长阶段，并高于世界经济增速（2013—2023年为3.0%）。按照这一增速趋势，我国将用15年时间（2020—2035年）实现GDP翻一番（按2020年不变价计算），由2020年的103万亿元增长至2035年的22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增长2.18倍左右。这一GDP增速预期目标，基本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特点，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安全发展（即六大发展）。2024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OECD人均GDP的41.5%，仍具有长期的追赶速度效应（见表1）。届时我国经济实力将大幅跃升，根本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了“中国－欧盟－美国”三大经济体并立的新局面。这是中国迈向203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起点。

我国GDP总规模将从2024年的33.6万亿国际元增长至2035年的55.0万亿国际元以上，年均增速为4.7%左右，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从2024年的19.2%提高到2035年的23%左右，同期中国GDP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1/3， 中国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预计“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增长潜力为5.0%，“十六五”时期（2031—2035年）为4.5%，均处在中速增长阶段，也均高于世界经济增速（2013—2023年为3.0%）。按照这个增长速度趋势，我国将用15年时间（指2020—2035年）实现GDP（2020年不变价计算）翻一番，由2020年的103万亿元增长至2035年的22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增长2.18倍左右。这一GDP增速预期目标，基本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特点，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安全发展（即六大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将大幅跃升，根本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了“中国－欧盟－美国”三大经济体并立的新局面。这是中国迈向203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起点。我国GDP总规模将从2024年的36.9万亿国际元增长至2035年的55.04.3万亿国际元以上，年均增速为4.7%左右，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从2024年的19.2%提高到2035年的23%左右，同期中国GDP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1/3（见表1），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表1  中国GDP、人均GDP、劳动生产率指标及国际比较（2020—2035年）

注：（1）本表是按购买力平价（PPP）2021年国际元价格计算得出的。

  （2）2020—2024年GDP数据来源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其余系笔者预测数据。

  我国具有实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综合要素来源。从经济增长来源看，我国具有诸多明显发展优势。

  第一，资本要素最为丰富，居世界首位，增长速度最快。首先，中国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达到42%，明显高于2024年美国的18%和OECD国家的21%； 其次，我国是世界上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达到41%，明显高于2024年美国的22%和OECD国家的23%； 最后，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按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居世界首位，2024年达到7.2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年5.00万亿美元的1.45倍。 2010－2024年期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按2010美元价格计算）增长率高达5.6%，资本要素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资本基础，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比重的50%左右， 与国有资本共同发挥了极大增量作用。

  第二，我国劳动力资源始终居世界首位。2024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比重为20.9%。尽管我国劳动力数量达峰（2021年）后有所下降，人口红利有所减少，但是我国总人口就业率仍保持在50%以上。 2024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60%，明显高于OECD国家的53%和世界平均的49%，居世界前列。 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主导产业，2024年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6.7%，占总就业比重的48.8%，且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2023年中国女性预期寿命达到81岁，今后逐步实现男女就业人员退休年龄趋同，女性劳动参与率会更高。我国非农就业人口持续增长，农业就业人口持续下降，并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既有助于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率，更有助于持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及私人收入水平。从人力资本要素看，我国拥有世界超大规模的市场主体，2024年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1.89亿户；我国创业主体占全国就业总数（73439万人）比重的25.7%，新生劳动者形成了先就业、后创业的发展模式，是我国解决全球性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业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劳动技能人数比例明显上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信息，2024年我国技能劳动者已超过2亿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7%以上（超过美国劳动力总数1.74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30%。

  我国还具有新生高素质劳动力优势，2024年全国高等院校本专科、研究生毕业生就超过1167.8万人，中等职业毕业生415.6万人，两者合计超过1583.4万人。各类人才规模迅速扩大，我国正从人口红利下降转向人才红利、人力资本水平持续上升，将长期有效支撑经济持续增长。

  第三，我国具有创新驱动发展优势。坚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决定着经济内涵型发展程度和潜在增长率的高低，本质上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 预计未来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将保持在1%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将从2024年的60%以上提高至2035年65%以上。

  第四，我国具有两类经济追赶优势。一是国际范围内的经济追赶。2010—2024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速为6.1%，预计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仍具有极大国际追赶空间， 成为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二是国内各地区的经济追赶。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甚大，仍具有极大国内追赶空间。此外， 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天津等地区均已提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或高收入水平阶段，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可有效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的人均GDP增长，从而到2035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均GDP进一步走向趋同。今后十几年，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可能的，甚至可能超过上述预期指标。

  第五，我国将加速发展第三产业。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为26.1%，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的61.4%。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行业，此后这一比重持续提高，到2024年这一比重达到56.7%，但明显低于OECD国家平均比重（2023年为69.1%）。第三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新兴服务业迅猛发展，到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4.4%和3.5%，两者合计达到7.9%。2024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为48.8%，接近世界平均比重（2023年为50%），但仍低于OECD国家最末尾的土耳其（2023年为58%）。这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在创造就业方面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可以大量吸收大中专以上毕业生等新生劳动力，而且可以大量吸收第一、第二产业的转移劳动力。

  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一直持续大幅度下降，从2010年—2024年已减少了11633万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2012年以后持续大幅度下降，到2024年已减少了1951万人；第三产业在2012年—2024年增加了95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95万人，成为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主渠道。为此，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特别是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体育、物业等服务业；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发展出口导向的服务贸易。中专等专业技术教育更将主动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新需求、新趋势，更好地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培养宏大的各类专业人才。

  第六，我国将保持世界较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2010－2024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年均增速达到6.4%，明显高于同期1.9%的世界平均劳动生产率，更高于美国同期的1.2%增速。这是中国能够成功实现对美国经济追赶的主要因素之一。预计2021—2035年，我国总就业人数将呈负增长，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保持在5.2%左右，高于GDP年均增速的5.0%左右。到2035年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按不变价计算）在2021年基础上翻一番以上。因为：

  一是我国劳动力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持续增长，伴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新发展阶段，其在校生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从2024年的60.8%持续上升至2035年的75%以上，力争在80%以上（2023年OECD国家平均为78%），确保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助于加速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持续大规模转移，特别是劳动力持续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结构效应，从而带动劳动力从低劳动报酬岗位向较高劳动报酬岗位转移，从非熟练技能向熟练技能、从非专业向专业化方向持续提升，这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也是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

  二是我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门类齐全的科技创新队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达到7840万人， 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达到774.5万人年， 2020—2024年全国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简称“STEM”）毕业生数累计高达近2000万名，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专业专职人才队伍及后备人才队伍，全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略高于经济增速。

  我国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可以预期：到2035年将如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的目标等量化指标（简称四个“翻一番”），这成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编辑  季节）

近期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以下简称《意见》），是一份指导我国步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引领性文件，勾勒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蓝图。若我们仅将《意见》视为“互联网+”行动的延续，按图索骥式地布局算力、算法、数据等传统要素，则极有可能错失其背后蕴含的更宏大、更深刻的发展机遇。《意见》作为一份高屋建瓴的行动总纲，其字里行间揭示了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根本性逻辑嬗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系统性重构。深刻领会文件的战略意图，是我国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赶超的关键。

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生”：深刻理解从“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转变的内在逻辑

“人工智能+”行动的根本逻辑起点，在于从解决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连接”问题，全面转向激发和培育数字世界的“原生智能”问题。 “互联网+”的核心功绩是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人、物、数据、服务的高效连接与海量汇聚，本质是对现有生产关系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催生了平台经济核心业态。然而，“人工智能+”在以生成式大模型为代表的技术驱动下，赋予数字系统前所未有的“主动思考、主动执行、主动创造”的能力，其本质是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致力于构建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么未来十年，核心任务则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运行无数具备自主决策与协同能力的“智能体”车队。

从“建平台、汇数据”的连接思维，彻底转向“育智能、创价值”的主动思维。我们的工作重心应当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关注数据资源的“量”，转向关注模型能力的“质”与智能应用的“效”；从热衷于建设物理性的数据中心，转向致力于构建能够催生智能体、孵化“智能原生”新物种的创新雨林生态。过去的政绩或许体现在接入平台的企业数量、汇聚数据的TB量级；未来的政绩将更多地体现在区域内涌现了多少能够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智能体，培育了多少商业模式完全构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智能原生企业”，以及人工智能为实体经济带来了多大的价值增量。地方决策者必须摆脱对物理基建的路径依赖，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向规则制定、场景开放、生态培育、人才吸引等“软环境”的建设。

范式转变将重塑区域经济的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方式，从“平台为中心”走向“智能为网络”的新格局。 在“互联网+”模式下，价值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平台企业。而在“人工智能+”驱动下，随着“模型即服务”和开源生态的繁荣，创新的门槛被大幅降低，大量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开发者，都能基于强大的基础模型，开发出面向特定场景、高度定制化的智能体。无数智能体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重塑产业分工。地方政府的机遇在于：通过精准的政策引导和场景开放，可以吸引和培育一批专注于本地优势产业（如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的智能体开发者和服务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根植于本地的智能产业集群，从而改变过去在平台经济中本地产业往往沦为外部平台“流量入口”或“数据供应方”的被动局面。

超越“三要素”同质化竞争：构建以用促研促产的新范式

《意见》的章节编排和政策导向，蕴含着高超的战略智慧，其核心在于巧妙地引导地方避免陷入算力、算法、数据“三要素”的同质化、高成本“军备竞赛”，转而倡导一条因地制宜、以丰富应用场景为核心牵引的差异化、非对称创新路径。文件将“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等应用层面的行动置于“强化基础支撑能力”之前，看似不合常规的结构安排，实则传递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需求牵引、应用为王”是本轮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方法论。对于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与京、粤、沪等头部地区竞争超大规模智算中心的建设规模，或是在通用大模型的研发上投入巨资，既不现实，也非最优策略。“正面战场”的竞争，极易导致资源错配和重复建设。

深度挖掘并系统性地开放自身独特的产业场景与社会治理需求，将自身打造为不可替代的人工智能技术“首试区”“验证场”和“价值创造地”。各个区域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场景资产”盘点，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无论是长三角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东北的老工业基地改造需求，还是西北的现代农业与能源基地，都蕴藏着独一无二、数据丰富、亟待AI赋能的“富矿”。核心任务不再是“我们能建多大的算力中心”，而是“我们能开放哪些高质量的场景，提出哪些有价值的真问题”。通过设立“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发布“场景机会清单”等方式，将“真问题”打包成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向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企业和技术团队“发榜”，吸引他们前来“解题”。

“以用促研”的模式，能够在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实现技术、数据、人才和产业的内生性集聚，形成一个“场景定义需求—需求驱动创新—创新回馈场景—场景沉淀数据—数据优化模型”的良性闭环。 在闭环中，为解决本地制造业的良品率问题而训练出的行业模型，其价值远超一个通用模型；为本地复杂城市交通治理而积累的动态数据集，是任何实验室都无法模拟的宝贵资产。通过此种方式，地方不仅可以解决自身的发展痛点，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培育了本地的AI服务商，吸引了AI人才落地，沉淀了具有产权的行业数据和专用模型，最终构筑起他人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此为一种更高维度的“筑巢引凤”，是从单纯的政策洼地、成本洼地，升级为价值创造高地和创新策源地。

激活“新消费”与“新治理”双引擎：找准地方政府的破局之道与行动抓手

面对“人工智能+”，区域最直接、最有效、最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切入点，在于紧紧抓住“消费提质”和“治理能力”两大板块，将其作为撬动全局、体现作为的战略支点。这两大领域不仅直接关系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政府最能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前瞻性布局的领域。《意见》将消费和治理置于突出位置，其背后是对以内需特别是高阶智能驱动的新兴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能的战略考量，以及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迫切需求。

在激活“新消费”引擎方面，核心在于推动消费模式从“人适应物”向“物理解人”的根本性转变，核心载体为“智能体”。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消费”，其想象力远不止于现有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的渐进式升级，其关键在于创造全新的、以智能体为入口的服务形态与消费体验。一个能够深度理解用户个性化需求、主动完成全网比价、优惠券使用、下单支付、物流跟踪乃至售后服务的个人购物智能助理，将彻底颠覆现有电商模式，将人们从繁琐的决策和操作中解放出来。地方政府应勇于担当“首席体验官”和“场景开放官”，主动规划建设一批智能消费先行示范区，在智慧商圈、智慧文旅、智慧康养等领域，支持培育一批专注于服务本地市民的本土化智能体服务企业。目标是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卖体验”，将潜在的、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通过更智能、更便捷的方式充分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

在激活“新治理”引擎方面，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治理”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区域核心吸引力的“关键一招”，推动政府职能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深刻转型。《意见》所倡导的人机共生社会治理新图景，绝非简单的“一网通办”智能化升级，而是指向一种预测性、主动性、个性化的服务型政府新形态。人工智能可以赋能城市管理，通过对交通、人流、气象等多源数据的实时分析，实现从“拥堵后疏导”到“拥堵前预警”的转变；可以赋能政务服务，通过对企业经营数据的合规分析，为企业精准推送“免申即享”的政策红利，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飞跃。地方政府应以更大的魄力，大胆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分级分类、有序开放交通、气象、市政、医疗等高价值的公共数据资源，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标杆应用。这不仅能极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和民众满意度，更能向外界释放出开放、创新、高效的强烈信号，成为比土地、税收优惠更具吸引力的、吸引高端人才和前沿产业的“梧桐树”。

（编辑 宋斌斌）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历史交汇期，世界格局“南升北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本身就是世界大变局的最大变量，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根本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北方国家（OECD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工业化格局、贸易格局、科学技术格局、全球化格局以及世界现代化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OECD国家GDP（2021年国际元）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61.5%下降至2024年的43.0%，其中美国从19.8%下降到14.8%。而南方国家（非OECD国家）GDP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35.5%上升至2024年的57.0%，其中中国从6.6%上升至19.4%，从南北“四六开”演变为新的“五五开”，未来将演变为“六四开”新格局，从而改变北方国家长期垄断世界经济的局面。

世界工业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OECD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77.7%下降至2024年的50.0%，而南方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则从22.3%上升至50.0%，中国则从2004年的8.6%上升至2024年的27.7%。这表明南方国家工业化在加速发展，中国成为最大的推动力。未来时期，南北国家制造业将形成“六四开”制造业新格局，其中中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将达到1/4以上，加速改变和重塑世界工业化格局。

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OECD国家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72.3%，到2024年已下降至59.1%。同期南方国家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7.4%提高至40.9%，其中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3.2%提高至2024年的11.6%。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利益相关者，是其余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3年底，中国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贸协定。当前我国与自贸伙伴贸易额（不含港澳台）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升至1/3左右。 2012—2023年，以美元统计，中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6.2%，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和中国同期货物贸易增速。2024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世界现代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本文采用发电量指标，该指标比各种价值量指标更好地体现了世界现代化格局的大变迁。南方国家发电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36.3%上升至2023年的62.6%，超过了OECD国家的比重（37.4%），从南北“一二开”格局形成了新的“六四开”格局。其中中国发电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7%上升至2023年的31.6%，相当于美国的2.11倍（美国占15.0%）。 这反映了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已经改变由北方国家长期垄断世界现代化格局，其中中国是最大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必然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挑战。

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时代主题。中国始终倡导走和平共处共赢之路，进而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均衡，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如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疫情防控、全球与地区和平共处，积极推动2030年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目标的实现，促进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兴产业快速兴起，世界科技创新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按本国专利申请数计算， 中国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2.9%上升至2021年的59.8%，而北方九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3.1%下降至2021年的31.6%[1]。按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南方国家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17.4%上升至2022年的51.8%，其中中国占世界比重从5.0%上升至27.0%；而北方国家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2.6%下降至2022年的48.2%，美国占世界比重从28.6%下降至13.7%；而中国相对于美国从2000年的0.15倍上升至2022年的1.97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为此，必须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格局。从综合国力视角来看（见表1），21世纪头二十多年，中国加速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特别是实现了对美国经济、产业、科技、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全面加速赶超。在中国的21个主要经济科技总量指标中，2000年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4项，到2010年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5项，到2024年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15项， 居世界第二的指标有6项（汇率法GDP、商品进口、服务进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航空运输客运量、军事支出）。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表1 中国主要指标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注：上述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数据库。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是硬道理，在国际战略博弈竞争中，综合国力更是硬道理。从2025年到2035年仍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需要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中国越发展、越强大就越安全；越安全就越有利于发展，从而形成发展与安全的良性循环。

中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全球政治经济更加动荡不安。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回答了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及时提出了对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之三大“中国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6月23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再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出发，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对外援助。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占47.30%。 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上郑重承诺：中国将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24年，中国对外全行业（18个大类）直接投资1627.8亿美元。 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对外承包工程国，“十三五”时期，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到8259亿美元， 202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645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69%。 截至2023年底，我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共建国家贸易总指数由2013年基期的100提高至2022年的165.4。2023年，我国对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241亿元，与共建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6万亿元，完成营业额9305亿元。 “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提供给全球的公共产品，是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再动员、再出发。

“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讲话，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立足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全球文明倡议”。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的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的四项主张。

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共赢主义。中国支持联合国等多边政治体制，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反对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反对把经济科技贸易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代理人战争和军事干涉。

历史与未来都将证明，在2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全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命运与共、相互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全球安全就不会有全球发展，没有全球发展也不会有持续的安全。只有全球共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

未来中国发展仍有极其难得的“天时地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判断：“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中国更有综合实力发展能力应对各种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挑战。我们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动创造有利国际环境，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目标。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科学发展必须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规律和三大发展内涵，也是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依据，包括战略目标依据、理论依据和发展阶段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依据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战略部署，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的宏伟蓝图。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发展远景目标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总体设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八个方面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依据和发展阶段依据

1.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基于长期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了系统性、创新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及实践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设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无限延长的，从低水平阶段到中水平阶段，从较高水平阶段再到高水平的阶段，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进步性与渐进性。关键是客观全面地认识这个“边”。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设想，其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当时设想：“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指2030年）到五十年（指20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党100周年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这一阶段的具体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为中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在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首次将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提前了15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这一“两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目标，并强调：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这里“更高阶段”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不仅比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战略设想（2050年）提前了15年时间，也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更加宏大。

到2024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62.4%降至22.2%，非农业就业比重从37.6%上升至77.8%，城镇人口比重从25.7%提高至64.5%，农村人口比重从74.3%降至35.5%，社会商品零售额从4305亿元上升至483345亿元，名义增长112倍；货物进出口总额从696亿美元上升至61623亿美元，名义增长88.5倍，中国已成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基本依据，不仅具有理论的继承性，也是与时俱进的。

1987年邓小平同志设想：从1981年开始到本世纪末（2000年），经济总量实现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年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用50年（20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预期用70年的时间，即从1981—2050年，人均GDP增长16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纪录超过了邓小平提出的设想，按1980年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到2024年就达到了1980年的30.0倍，年均增速为8.0%。这标志着中国将在2035年左右将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比预想时间要早得多，届时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相当于1980年的50倍左右，即75年GDP均增速高达7.4%，仍是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增速最高的国家。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的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理论。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过渡的发展过程设想：一是从2021年起实施三个五年国家发展规划，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向中等发达阶段的过渡时期；二是从2036年起再实施三个五年国家发展规划，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逐步向全面建成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渡，这就是今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战略目标和基本依据。不变中有变，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总方向、总目标不变，但是实施战略指标是变中有变的。

2.中国式现代化新趋势新特征。

在这一过渡时期，中国将出现八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它客观反映了我国基本国情重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建设的重大飞跃，也是科技、教育、民生、文化、生态建设的巨大飞跃。

第一，这一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一是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各区域间、城乡间等多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难度大；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已基本覆盖全体人口，但真正实现均等化难度较大。二是发展不充分，存在多方面短板。如我国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劳动生产力相对低下、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少、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等等。

第二，我国基本国情已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人口多与资源禀赋有限的矛盾突出，但是经济上“底子薄、人均收入居世界后列”的国情已根本改变。按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人均GDP（2021年国际元）数据，1990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234个国家和地区倒数第15位，2024年上升至第82位。“十四五”时期我国已经迈入高收入阶段[2]，未来时期将进入中等发达阶段。

第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变化。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较高阶段过渡，2035年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国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21世纪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第四，实现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主线，但不是以某种先验的模式和道路去实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垄断资本集团受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他们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危机、国际政治危机与国内社会矛盾，特别是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军事干涉与武装冲突等。中国式现代化从来就不是西方式现代化的模仿版，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2017年，习近平强调：“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到2035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学习并借鉴了苏联和西方现代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十几亿人民既是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也是共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主体。

第五，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从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将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布局，从而形成“六位一体”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国防建设是安全保障。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支撑，是一个有机整体，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推动中国全面发展进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集成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依据。

第六，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居于引领地位的核心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和稳定系统，两者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全面从严治党则处于领导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纳入战略布局，统筹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现代化总体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是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发展、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总战略。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战略。

第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新时代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盛期。我国经济实力、产业实力、科技实力、贸易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更高的台阶，进入世界前列。

决定并长期影响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动因在于国家能否持续地创新。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文化创新、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大规模创新、加速创新、全党全民全军创新的时代。由此，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中国创新集成”得以形成，决定了现代中国发展生命周期的演变及进程：从世界人口最大国到世界农业增加值最大国（1997年），从世界制造业最大国（2010年）到世界进出口贸易最大国（2015年），进而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国（按2021年国际元，2016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集成创新及发展轨迹。

第八，从“先富”阶段到“共同富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是解决了11亿人的温饱问题，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宏大目标，由此标志着从“先富”主题开始转为“共同富裕”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举全国之力消除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首次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标志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这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持续成功的根本原因和目的。这就是中国式共同富裕现代化。（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美元稳定币的出现和加快发展

  （1）最早发行的稳定币是Tether 于2015年发行的USDT。现正在加快发展，市值已超过1600亿美元。

   美元稳定币的出现，是为适应比特币等加密资产（不是货币）的发展需要。因为加密资产是线上全球化7×24交易和清算，而各国法定货币兑换业务交易时间和交易速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于是加密资产线上交易发展成为撇开银行和SWIFT的全新支付清算体系。

   2009年1月，比特币正式推出。当时还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知。2013年推出以太坊，把比特币的区块链做了改进（把全节点参与的工作量证明法，变为少数节点参与的全域证明法，提高效率），推出智能合约。在此基础上，推出ERC20的通用发币协议标准（谁下载此协议后就可领到一个币）。但如果发币直接募集法定货币涉及非法集资，它就发“新币”募集比特币和以太币（ICO）。 在比特币、以太币等纯区块链链生资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很多衍生的加密货币，给区块链、ICO带来了应用场景。此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推动比特币价格从最初的200$+/枚，涨到1200$+/枚。互联网支持的区块链和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颠覆了传统主权货币。

2015年，USDT正式投入运营。USDT与美元这个全球中心货币挂钩，率先推出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它也称为去中心、去监管的加密货币。Tether 的注册地说法很多（主要经营地点是中国香港，注册地有马鞍岛、维京群岛等说法）。

2014年，中国央行也起步抓紧研究数字人民币CBDC技术，并于2020年开始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地区进行试点。可以说数字人民币是紧跟USDT起步的。

   2017年后，中国政府主管机构叫停持牌金融机构参与加密资产的交易。

   往后加密资产交易在全球愈益频繁。它们具有数字化、去中心化、无国界的特点，其交易可以在线上全球7×24不间断交易。与之相比，中国的线下交易（股票、债券、大宗商品）一天为4小时，其余大量时间做线下的交易处理。国外很多交易所尽管都在延长交易时间，也需要留出几小时做线下清算工作。而USDT抓住了这个机会，以自己快捷低收费的优势，服务于加密资产交易。稳定币和加密资产的交易互相促进，此后稳定币的应用场景（NFT、RWA、跨境汇款等）不断拓展。大家发现：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很难成为真正的货币，因为其价值剧烈波动，不符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币值须稳定的要求。比特币总量只有2100万枚，每10分钟一个broke，第一个4年50个币，之后每4年砍一半，现在还剩12.75个币，到2140年将结束，只有0.9999%。其总量和阶段性新增量由系统锁定、无法人为调控，同时无法随全球可交易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这样，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就不可避免。例如，2010年5月12日，有人拿1万比特币买了价值25美元的两张披萨饼（一个比特币值0.0025美元），这是比特币第一次跟法定货币兑换。2013年初，比特币突破了200美元。比特币是加密资产，而非加密货币（今天“币”字已经用滥）。

   现在比特币区块链是完全封闭的，解决不了现实世界的任何问题，人们一直在探讨打开比特币，比如NFT（非同质化通证，或非同质化代币）的问题。真实世界资产的通证化（也译作币），就是数字化、证券化、可交易化，可在线上交易。

   因为USDT是去中心、去监管的，一度在交易中随比特币的价格而剧烈波动（尽管名义上它与美元比价是1:1），从而引起了社会震动。所以，2018年出现了一个号称公开、透明、接受监管的稳定币，就是USDC（Circle和Combat两家合作、在美国注册）。期间又催生出其他种类和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现通称为法币稳定币。此外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稳定币。比如，以比特币或以太坊等加密资产作为抵押物来稳定币值的，或用算法来稳定币值的，或者用黄金做抵押品稳定币值的。但这些方法从法理上、从理论上都无法稳定。

   今天的稳定币，占交易量95%以上的是美元稳定币；而法币稳定币里边99%也是美元稳定币，这是其发展的过程。

   （2）2020年疫情以来，各国加大了货币投放。社会上产生了法定货币可能贬值的预期，很多人希望把法定货币的资产变成加密资产（包括稳定币资产），所以稳定币一度发展较快。但2022、2023年加密资产价格大跌，FTH的一个交易所和他们发的稳定币（包括USDT）都出了问题，2023年之后基本停滞了。

   （3）2024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表示，支持加密资产的发展。特朗普在美国第一次任期时对加密资产并不友好，但特朗普在竞选中得到了币圈的大力支持。特朗普上台后，加密资产和美元稳定币加快了发展，2023年稳定币值为1700亿美元，今年6月份突破了2600亿美元。与此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带来很大的挑战。

         法币稳定币纳入监管后的新变化

   法币稳定币纳入监管后，可能发生质的变化。

   5月19日，美国参议院一审通过《稳定币创新法案》（《天才法案》），6月17日参议院终审通过，交众议院再审。特朗普又催促众议院通过，在中国香港《稳定币条例》8月1日正式生效前，美国的法案能够生效。

   5月21日，香港立法会三审通过了《稳定币条例》并发布公告，8月1日正式生效。

   由此，稳定币和加密资产的监管立法成为全球趋势。新加坡6月30日发布公告：所有非持牌的数字资产服务商一律清场，此前他们并没有严格监管。

   目前美国与中国香港等地的监管规定大同小异。相同之处是：

  1.法币稳定币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要求。

   其他种类稳定币未纳入监管，是因为它们不跟法定货币兑换，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可以忽略，但稳定币如跟法定货币可兑换，将把虚拟（加密）世界和现实世界打通，如果交易规模快速增长而不加监管，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监管要求包括：对KFIC的要求；对客户认知的要求；IMF反洗钱要求；CTF反恐怖融资的要求；消费者保护的要求等等。美国法案规定：列入黑名单的发币机构及参与其运营的机构，须按政府要求冻结有关账户，并帮助追溯资产。

   这样，USDT 标注的“去中心”属性将被架空。接受当局监管就会强化其中心化属性，如拒绝监管就会被禁止与其他持牌机构交易，影响力就会大减。

  2.严格限制稳定币超发，不得替代美联储和银行体系自造货币。

   法案要求：法币稳定币储备率不得低于100%，储备物须由第三方托管、须接受独立的审计机构定期审计、至少每月审计和披露结果；发行人不得给持币人支付利息或相关的好处。

   按此要求可知：稳定币的发行不会造成货币的超发，它其实是挂钩货币的代币。

   有人说，特朗普支持稳定币是要搞一个他能控制的货币替代美联储，这是不可能的，稳定币是挂钩货币的代理（通证），如果作为发行根据的货币没有了，它同样不能存在。今天它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与之挂钩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上。跟其他货币挂钩的稳定币，目前很难与美元稳定币竞争。

   该法案强化了法币稳定币的代币属性和支付功能，所以被称为支付稳定币，它不再具备投资和收益的功能。原来很多人买USDT不仅用于支付，而且炒它的价值；但如果监管到位，买稳定币将没有升值空间，跟美元1:1比值偏离的概率将大大缩小。

   3.稳定币的监管将带动相关方面的配套监管和全球协调。

   第一，对加密资产的监管一定会加强。欧洲已经出台了一个加密资产分类监管的条例，相信很多国家将会在这方面加强监管。

   第二，对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的监管也将会跟上，主要针对交易平台和法定货币兑换的环节，以防法币－加密资产的兑换阻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措施的执行。目前，美国在这方面不予监管是不规范的，本来20国集团关于反洗钱已有若干协议，但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若不配合其他国家对美元进出的合法性进行足够的审查监管，国际监管就会落空。

   第三，除美元之外，现在其他一些国家都要推出本币的稳定币，这样就会出现不同国家法定币-稳定币的竞争，将带来全球如何协调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银行和SWIFT的清算体系。而通过公共区块链和互联网，只要大家在一个平台上注册，就可以实现点对点支付，省去很多中间环节，几秒钟就可到账，清算成本大大降低。但如果兑换环节的监管增强后，可能比没有监管时结算成本大大提高，并使整个加密资产领域的规范性大大提高。

  4.美国声明大力推动加密资产和稳定币发展，可能有重要的战略考量。

   第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区块链加密技术带来的数字世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非凭空捏造的东西；通过数字世界可分得现实世界的资产。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对物质的追求越来越弱，但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越来越多。美国如果率先占领加密世界的制高点，对其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美国国债已超过37万亿美元且继续增长，“大而美”法案还要增加开支，大家对此很担心。

   第二，美国频繁使用美元清算体系作为武器，打压制裁使用这一体系的国家和个人，导致美元国际影响力减弱。如果抓住加密（虚拟）资产发展的机会，可带动美元的广泛应用，甚至带动美债需求的增加，这对它非常重要。

   第三，如果美国政府对加密资产不加以监管，即使美元稳定币也无法控制；如纳入监管，一方面可继续鼓励技术创新，同时实现可控。所以稳定币纳入监管，不是货币（金融）去中心化的胜利，而是国家主权的宣示，是对去中心化模式的“招安”。这也不是加密资产的胜利，而是新的支付工具（体系、模式）的成功，是效率提升、成本降低、风险被监控的体现。

法定稳定币发展带来的一些思考

   法定稳定币的出现，对货币理论、货币的管理，带来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1）法币稳定币与其挂钩货币的关系。如前所述，纳入监管后的法币稳定币，实质上就是挂钩货币的代币，不可能替代所挂钩的法币。

   一些大机构预测，“2028年稳定币突破2万亿美元、2030年达3.7万亿美元”。随着监管的加强，稳定币发展的空间不会如这些机构想象得那么好。USDT号称仅150人、年利润140亿-150亿美元，一些人（机构）也动心要去挖币。我认为，纳入监管后和纳入监管前不一样，原来就USDT 一家占领加密领域空间，未来会产生更多空间；如果你没有一个大的应用场景，你的引流成本降不下来，你的技术和运行效率不能与前面的稳定币相比，几乎就没有生存空间。

   （2）我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跟美国USDT几乎同步起步，为什么CBDC 至今没有成功进入实际应用，其影响力和USDT 拉开如此大差距？

   我认为，美国USDT的目标很清晰，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加密资产交易、满足线上7×24全球交易的需求。它根据这一目标改进技术，把加密资产的一些技术照搬过来，很快就能起步。再加上它是去中心化且私有化的，利益驱动强烈，所以很快就起来了。但在我们央行，怎么把中心化的央行数字货币跟区块链、加密技术结合起来，情况比较复杂。其次，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应对加密资产、打压加密资产的交易，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准备不足。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化，数字人民币定为M0以替代现金（零售型），这个定义明晰吗？现在一些基本问题还没弄清楚。所以需要借鉴美元稳定币的做法，看看我们的数字人民币有没有改造的余地。

   （3）越来越多国家的法币稳定币，甚至功能赶超稳定币的数字法定货币出现，相互竞争必然加强，也会给监管带来很大压力。这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协作，推动相关监管制度的国际标准建设与执行，值得关注。

   （4）对货币的本质和运行方式应有重新的认知。现在很多研究还停留在金属本位制纸币阶段。今天货币已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基本要求是货币总量和可交易财富的价值总额要对应、随交易财富价值总额的变化而变化，这才有可能起到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可流通的价值通证的作用。

   货币发展史从自然实物货币到金属铸币、金属本位制纸币，到不与实物挂钩的纯信用货币，这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突破原有货币供应不足带来的困境。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把国际货币制度拉回到金本位，注定要崩盘，这跟特里芬难题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纯信用货币可能出现另一方面问题，即货币超发。

   货币发展的方向，将是无形化、数字化、智能化，最终表现为一串字符代表的智能账户或钱包。

   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最大量的是以信贷方式投给商业银行，打到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账户上，银行将资金贷出，打到借款人的存款账户里。人类使用过的贝壳币、铸币、纸币都是货币的载体。今天货币大量的表现形态是存款，货币运行的主要方式是存款的转账支付、记账清算，而非现金支付。现金早晚也会像铸币一样退出货币舞台，变成以字符表现的智能账户或钱包，它在本质上都是存款。

   今天的纸币上有很多加密的东西，未来就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对账户及转账支付的全流程进行加密。这样它才可以用公共的通信基础设施实现广泛的互联，或者跨境支付。现在银行间往来都是走专线，要用局域网，因为安全性要求非常高。这也是运营成本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认知问题就是管理问题。一些人把很多金融问题归结为信用货币不好，要为信用货币寻锚，要回归金本位制等等；甚至主张比照SDR跟多种货币结构性挂钩、打造新的货币，包括所谓“一带一路”货币、金砖国家货币等等。我认为，信用货币跟黄金挂钩是倒退、不可能成功，跟多种货币结构性挂钩也不可能落实。

建议切实加快数字人民币的进程

   我国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起步，到现在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传统银行不断改进运行方式，还有第三方支付机构（移动支付）、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以及数字人民币mBridge（跨境桥）等。

   （1）我们现在面临美元稳定币带来的效率成本优势的挑战。如果人民币在支付效率、清算成本等方面不能跟上美元稳定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将面临很大束缚。稳定币与加密资产领域已成大国必争之地。

（2）稳定币从起步到现在，最重要的应用场合是支持加密资产交易，正在寻找新的应用领域。我国要发展数字人民币稳定币，必须解决加密资产的问题，否则稳定币就难有生存空间。

建议国家调整对加密资产和稳定币的有关政策，至少应面向境外推动人民币稳定币的发展，加快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应鼓励我们的大电商平台、科技公司参与这方面的交易活动。其中很重要的，是通过香港先行先试，参与海外加密资产交易。

   （3）人民币稳定币可以先行先试。中国的重点应是加快数字人民币，特别是其海外版的改造与推出，抢占国际数字法币的先机。数字人民币在技术方面已经是国际领先了。不能因发展数字人民币稳定币，就把前者停下来。

  （4）将数字货币与数字身份相结合，形成新的国际优势。这方面我国已经起步。今年5月底，公安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服务平台发布公告，我国的数字身份通过网号和网证双机制，马上要推出。如果把数字人民币和数字身份相结合，可使其在效率和成本等方面，尽快实现对美元稳定币的赶超、在境内外的广泛使用，这样就可形成领先的国际优势。

最近特朗普公开表态，不允许美联储推出数字美元，用美元稳定币就可以了。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监管方式会面临一个挑战：不同的机构发行的美元稳定币，而不是统一的稳定币。有人提出，港币不就是一种美元稳定币吗？但港币三家发钞行的背后有金管局统一监管、财政司兜底。如果美国做不到这个程度，就是不同的稳定币，根本监管不过来。

（编辑  季节）

我将从一张图片开启有关民主的话题。这张图片是2025年5月《民主学刊》的封面，标题为“民主不运作了”。《民主学刊》创办于1990年，长期以来是美国政府兜售民主的伪学术平台。如今，它也不得不承认西式民主已深陷危机。

西式民主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回答这一问题，说难也难，毕竟民主话题宽泛；说简单也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只需了解两个方面：其一，民主的来龙去脉，包括其兴起与衰落；其二，当下所说的西式民主究竟是什么性质？推动者是谁？体系如何构建？又有哪些内在弊端致使如今陷入严重危机？

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西方民主制的来龙去脉，第二部分剖析其固有弊端，第三部分探讨它的危机；而且并非一次危机。实际上，自西式民主形成之初，危机便如影随形，并非今日才出现，当下的危机已是第三次。是否会有第四次，难以预知，若有，于西方而言是幸运；若无，那便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也。

民主的来龙去脉

西方政治传统的流变

先勾勒一下民主来龙去脉的大致路径。从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末，近2400年中，民主在西方一直被视作“坏东西”，这与许多人所听闻的西方有民主传统的说法大相径庭。

在20世纪的前90年（即1990年以前），西方人在思索民主到底为何物，试图对这个“坏东西”进行改造，如同做一场“变性手术”。对民主进行改造、阉割，最后衍生出“自由民主”。

1990年至2010年前后，自由民主摇身一变，成为“好东西”。很多人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即便年龄稍长，也基本是在民主被视为“好东西”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因此普遍认为民主是“好东西”。十多年前，中国学者俞可平著有《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然而，民主被视为“好东西”的历史实则短暂，需梳理方能知晓。

由此，什么是民主？为证明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必要追溯文献。

最早使用“民主”一词的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前425年），他著有《历史》一书；第二位使用“民主”一词的人，真名不详，通常被称为伪色诺芬（约公元前5世纪中至5世纪末），也有人称其为“老寡头”，因其对民主制度进行激烈批判。

“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在西文中由“demos”（人民）和“cracy”（权力）两部分组成。“demos”意味着人民自己当家作主，“cracy”意指“权力”或“统治”，即人民自我统治，无需他人代劳（精英统治），这是民主原本的含义。

民主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当时，民主的实现方式是抽选，即在符合资格的人群中通过抽签选出担任公职的人员。有人称2000多年前雅典就有公平自由的选举，实则不然，选举在雅典民主中作用极小。

古希腊有众多城邦，大的如雅典，总人口约15万 - 25万，相当于如今的一个镇；小的城邦仅有几百人或几千人，如同一个村庄。如今常有人将雅典与中国相提并论，实难具有可比性。

在民主城邦中，官员大多通过抽签产生。雅典的立法机构为公民大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与义务出席。例如，雅典民主重要机构之一的500人议事会，主要职责是处理与公民大会的相关事宜，其成员由抽签选出；议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样通过抽签产生；每日会议的主题也是抽签决定。此外，雅典的“法庭”每年有6000位候选审判员（并非陪审员），由抽选产生，公职人员大约350～700人，绝大部分也由抽签产生。  

可见，民主最初与抽签紧密相连，与选举并无关联。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几乎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选举则是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政治学》中明确指出：“用抽签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视为是民主，用选举方式产生官员则被视为寡头政治”。选举并非近代产物，只是当时人们认为选举是不公平的体制，与民主无关。

这种民主与抽签的紧密联系，不仅在古希腊妇孺皆知，而是从公元前500年往后，人们谈及民主时，依旧将其与抽签相联系。例如，1680年法国第一本法文辞典对民主的定义为：大众政府、大众国家——一种由抽签分配职务的政府形式。直至18世纪中后期，抽签依然广泛被人视为民主政体的精神。孟德斯鸠（1689—1755年）和卢梭（1712—1778年）谈及民主时，仍强调民主的特点是抽签。

在这2000多年间，抽签这一方式被当时的思想家普遍视为是个“坏东西”。古代史学家琼斯（1904～1970）在《雅典民主》中提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鲜明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并热情支持，而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寡头制，反对抽选，即反对民主。

不仅在古希腊，从公元前2500年到19世纪末，民主一直被看作是坏东西。众多权威人物都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1871-1929）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民主心怀恐惧，他们用“群众”“群氓”“乌合之众”“畜生”“怪异的野兽”等负面词汇来形容普通老百姓，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如弥尔顿用“暴裂”来形容民主。

从谷歌工具展示的过去四五百年里的3500万种出版物的数据来看，1900年以前，“民主”一词出现的频率与描述人民的负面词汇出现的频率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当时对民主的恐惧高涨，热情低落。20世纪初的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法国学者法盖表示，在19世纪，难以找到支持民主的人；法国思想家勒庞称，从柏拉图到20世纪初，从未有伟大思想家为大众民主辩护。 

好东西？坏东西？西方民主的转变

当代研究民主的重要学者、丹麦人汉森形象地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如同沉睡了2000年（实际应是2400年）的睡美人，当她苏醒时，却遭众人厌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认为其不可行。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直至大约一个世纪后，民主才在经过“变性手术”后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民主”如何从坏东西变为坏东西？这一转变分三步完成：破、替、立。

破，即对民主原本含义进行污名化，与此同时，与民主紧密相连2400年的抽签在19世纪神秘消失。例如，美国的汉密尔顿、潘恩，英国的老穆勒、边沁等，在著作中将人民直接当家作主或使用抽签的民主称为“古代民主”“纯粹民主”等，给民主加上负面形容词，引导人们认为原本的民主不可取。

替，是将原本与民主无关的概念与民主捆绑在一起。例如，原本与民主无关的选举取代抽签，成为实现民主的工具。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人民主权”“代议”“宪政”“自由”等概念与民主挂钩。人民主权虽听起来美好，但实际上只强调人民拥有主权，却将治权交给精英。此时，民主被重新定义为“代议民主”“间接民主”等，选举替代了抽签，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遗忘了抽签在民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韦伯、帕累托等人的著作都推动了民主的转型。

立，是用精英统治理论对民主进行“五马分尸”后的“民主”理论。20世纪，西方先后出现了“代议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和“自由民主论”。代议民主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为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它告诉人们只能通过代议实现民主；多元民主论出现在20世纪中叶投票权基本普及之后，旨在让人们接受被统治的现实，只保留在不同统治集团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自由民主论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兴起之时，包含了代议民主论和多元民主论。

经过破、替、立三部曲，民主成功“变性”，从被视为“坏东西”变成“好东西”。

民主的固有弊端

经过改造的西式民主存在诸多固有弊端。研究古典民主学的权威学者汉森认为，现代自由代议制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而是多种政治制度的混合，其中只有部分具有民主成分，更多的是贵族制或君主制，甚至可被描述为暴政、寡头政治或暴民统治的混合体。另一位学者著名古典学者保罗·卡特里奇也指出，现代民主对于古典民主主义者而言，可算作寡头政治，选举系统性地偏袒少数富有公民，现代民主已失去反映和实现民意的作用。

西式民主名为民主，实为“选主”，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存在名不副实、以偏概全的问题。西方教科书将民主定义为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代议政治、多元民主、自由民主，这本身就存在矛盾。而且，现在西方实行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的最低限度民主，但兜售给老百姓时却宣称是真正的民主。

西式民主通过授权论和问责论来论证其体制的合理性。授权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认为老百姓可通过选举授权给符合自己心意的政党或政客；问责论强调选举的惩罚功能，认为政客若不为民就会下台。这两论暗含选举是实现民主的最佳方式。

然而，这一套理论若要成立，需满足11个假设，其中授权论需满足4个假设，问责论需满足3个假设，选举需满足4个假设。

授权论的4个假设均不成立。

第一个假设：选项充分。但实际上，选民的选择极为有限。以美国为例，选举选项往往如同“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故事，实质并无改变。即便马斯克成立美国党，虽有大量人表示支持，但由于美国选举制度不允许第三党崛起，选民依然缺乏选择。

第二个假设：授权充分。但在任何一个选区，至少有20%的人因年龄、移民身份等原因不具备选举资格；有选举资格但不参加选举的人数也在增加，美国和欧洲的选举投票率大幅下降，总统选举投票率约60%，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在40% - 50%之间，州议员选举投票率约30% - 40%，地方选举投票率仅20% - 30%。而且，即使当选者获得的选票超过50%，也意味着至少有49%的人未授权给他，此外还有尚未出生的人以及选区外的人也未授权。因此，当选者认为自己获得选区所有人授权的想法是虚妄的。

第三个假设：选民理性。但美国大量研究表明，选民并不理性。例如，很多选民对美国政府结构、民选官员身份以及外交政策基本事实了解甚少，甚至连伊拉克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指错，却认为总统有权力轰炸伊拉克。

第四个假设：政客实诚。但在美国，竞选承诺往往如同氢气球，又大、又好看，但选举结束后便弃之不用。以特朗普为例，他曾承诺开放爱泼斯坦档案，如今却认为开不开放无所谓。对奥巴马、拜登和特朗普恪守承诺情况的打分显示，他们的得分都不理想。

再来看看问责论的三个假设。问责论指的是，当民众对政客或政党不满意时，可通过选举将其替换。这一理论基于以下三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确责易行。即当察觉到某个政党表现不佳时，能够轻易判定这究竟是该政党自身的责任，还是其他方面因素所致。也就是说，能够轻松确定责任主体。

第二个假设：追责严厉。问责论中所提及的最严厉惩罚，就是相关政党或政客在选举中失去当选机会。然而，这样的选举方式往往是追责严厉，却名不副实的惩罚。

第三个假设：替补更好。但实际上，这三个假设都难以成立。

确责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在现代社会，确责真的不容易。政客最大的本事就是卸责，出了问题就互相推诿，“这不是我的责任，是国会的责任”，国会又讲是另外一个党的责任，然后推给州政府，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而且，民众确实也没有办法知道谁应该负责任。罗斯·佩罗，也是马斯克之前要组一个第三党参与竞选的人，既是企业家，也在华盛顿工作过，还竞选过总统，所以他深知其中的门道。他说在企业里边，人们会对责任进行问责，但在华盛顿却没有人真正负责任。例如，追责严厉，即做得不好就会被选下去，好像选下去是一个严重的惩罚。但选下去的惩罚到底有多严重呢？

先看国会议员。美国的国会议员被选下去以后，找工作的最大出路是当说客，将近50%。也就是说，离开了国会，他们就去找以前来游说自己选举的公司，自身也变成这些公司的游说人员。国会议员的收入与游说公司付给他们的钱相比，简直是毛毛雨。到游说公司赚的钱竟然是当国会议员时的好几倍，这能算惩罚吗？

再看总统。以奥巴马为例，2009 - 2017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上任时净资产有人估计约500万美元，在美国称得上富豪。卸任后，他的净资产达到了7000万美元。赚的钱越来越多，这样的“惩罚”，大家愿意接受吗？美国卸任的政客没有一个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所谓的问责又从何谈起呢？

问责论的第三个假设是替补更好，这也是换汤不换药的无奈。即问了一个人的责，企求新上来一个会比他更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两张漫画形象地展示了这种情况，要么选豺狼，要么选虎豹，哪一个更好呢？还有一幅漫画说，一个民主党人，一个共和党人，进入政治体系后就像进入了屠宰场，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把一个人问了责，选上来的人几乎一样，问责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于问责论、授权论的基本使用机制是选举，很多人认为，选举是公平、透明、公正、公开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要赢得选举，往往要使用见不得人的阴招。有人专门写书介绍如何赢得选举，里面全是阴招。最近还有人把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西塞罗弟弟写的《怎么赢得选举》翻译成英文出版，由此可看出，2000多年前罗马共和国的选举和今天并无太大变化，所谓的公开不过是公开地搞鬼。

选举操作是不可能透明的。恰恰相反，它是迷雾重重。大量研究表明选举操作并不透明。

选举更不公平，很容易被操纵。归纳起来，操纵手段为各种方式就是买票、抢票、骗票、诱票。

·买票：贿选从古罗马到现在一直存在。

·抢票：从古罗马到现在都有抢票现象。2020年，美国仍存在与政治相关的暴力抢票事件，这一类信息一般人往往不会在主流媒体上看到。

·骗票：美国人在这方面玩得炉火纯青。1812年，美国麻省州长为了赢得选举，他重新划分了选区，确保自己能够当选。如今美国两党仍在玩这种选区划分的游戏，尽管弊端明显，却无法立法禁止，因为这是两党生存的关键。现在，美国绝大多数选区要么共和党躺赢，要么民主党躺赢，毫无竞争性可言。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没有开打，81%的席位现在就已确定了赢家。

·诱票：实际上也是一种买票。通过花大价钱找公关公司宣传，影响民众认知，引导其投票，导致选举变成天价选举，花费巨大。 

如果关于西式民主的11个假设都不成立，那么它到底能不能为民做主？到底代表什么人呢？

有一项研究对1981 - 2002年不同群体对1779个问题的立场，以及这些立场是否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反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一般老百姓只有5%的诉求得到满足，一般的利益集团有24%，而代表收入最顶尖10%的顶级富豪利益集团，其诉求有78%得到满足。可见，选出来的人并不代表一般老百姓。

民主的危机

西式民主名不副实，存在严重的固有弊端，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改造，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概念已被彻底转化，所谓“民主”变为“代议民主”“多元民主”，实际上就是“选主”，民主变为争取选举权、民权运动，人民的作用是隔几年选出一批政客。20世纪代议民主论、多元民主论、自由民主论三种民主理论，在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代议民主的困境（20世纪初）

代议民主出现在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初年，声称是人民选出代表来代表自己。但在当时，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普及投票权，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真正普及。代议民主一方面声称代表民众，另一方面大量民众却没有选举权利，这必然导致危机。

当时出现了很多批判代议民主的书籍。1912年美国学者威尔确斯写的《全民政治论》，批判当时的代议民主，主张用新的方式实现民主。这本书经孙中山推荐，最终由廖仲恺翻译完成。一战前后，欧洲也出现了一批关于民主危机的书，其中拉斯基的书对中国有间接影响，中国早期一批政治家是他的学生。

1908年，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认为在中国实行代议制，由于人口众多，选出的议员很可能是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选举法实施后会导致“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梁”，国会势必沦为奸府。1917 - 1924年，中国报刊发表抨击代议民主的文章。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批评代议制“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控”。可见，代议制的危机不仅在欧美，也波及了中国。

第二次危机：多元民主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

多元民主出现在二十世纪二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从熊彼特四十年代开始到五六十年代，一些人开始宣扬民主，但大家觉得效果不佳。多元民主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麻烦。

外部方面，当时美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民主世界，而把自己叫作自由世界。1947年，杜鲁门提出“自由世界”概念，同年苏联共产党代表日丹诺夫提出两个阵营理论，社会主义阵营高举民主大旗，西方在民主话题上处于守势，于是推出多元民主的说辞为自己辩护。1990年以前，美西方对民主的研究很少，也不敢大张旗鼓对外推广。

内部方面，多元民主受到很多批评。罗伯特·达尔的《谁统治》认为，美国实行的是多元政治，不同利益集团都有影响。但很快有人出版《谁统治美国》，指出是一小撮精英统治。六七十年代，批评多元主义的书籍明显增多，越战与民权运动激起美国内部抗议运动，戳穿了多元民主的面纱。

此外，福利国家的危机也加剧了多元民主的困境。二战后，欧洲国家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逐步出台福利政策，成为福利国家。但福利国家成本高昂，民众既想要福利又不想多交税，导致财政危机。1973年《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指出了这一问题，哈贝马斯也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造成了正当性危机。1975年亨廷顿的《民主的危机》指出，政治参与的民主扩张给政府造成严重负担，加剧通货膨胀趋势。亨廷顿提出两条出路：一是把很多事情划到民主决策以外；二是让老百姓尽量不参与政治。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时采取了这些策略，引发了新自由主义风暴。  

第三次危机：自由民主的衰落（2010年以后）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新自由主义扩张，自由民主出现。1990年以后，美国开始在全球推广民主，出现了“民主化”等关键词，当时西方有不少人极为自信，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定制。但好景不长，2013年以后，关于民主的研究急剧下降。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很多问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体制是为顶尖1%的人设计的，随后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对美国体制的认识逐渐深入，开始用寡头政治、富豪统治等词形容西式民主。现在出版了很多关于民主危机的书籍，认为自由民主陷入危机的根源是名不副实，它声称民主，实际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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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及主要特征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战略设想和基本路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

2015年《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建设世界制造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力争用10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制造国。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到2024年增长了1052倍，年均增速高达10.8%，创下200多年来世界工业化历史纪录。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强大的工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约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004年的8.6%上升至2024年的27.7%，2010年超过美国制造业增加值，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1.60倍；2023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3.6%，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7%，两者合计比重为49.3%。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1991年的2.1%上升至2024年的23.6%，202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相当于欧洲联盟的1.59倍。根据联合国《国际工业统计年鉴》，全球22个制造业门类中，中国有16种门类产业份额占世界第一位，在纺织品、服装和皮革行业，中国占世界份额比重超过50%，在电气设备、基本金属和计算机等行业所占世界比重超过40%。而美国仅有6种制造业门类产业份额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开拓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习近平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还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社会，世界移动电话、固定/移动宽带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占世界比重2024年达19.9%，相当于世界第2位的印度和世界第3位的美国之和的1.18倍，中国固定/移动宽带互联网用户占世界比重2023年达42.2%。

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数字经济之国，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41.1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1.8%。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国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加速发展数字经济的目标，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40.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40%以上，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21%。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9.9%，成为我国进入数字经济社会的重大标志。

我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以及智能化的“五化”并联式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六）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实现城镇化和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

首先，加速城镇化。我国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至2024年的67.0%。中国城镇人口占世界城镇总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10.6%上升至2024年的19.7%，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社会。

其次，大力促进中国式“三农”现代化。中国农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居世界首位，到2024年上升至28.4%，中国人均农业增加值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61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世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从1991年的65.9%，到2023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92%，但是明显低于OECD国家，仅相当于其的40.1%，只高于OECD国家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提供的信息，2020—2022年中国主要农业生产指数和食品消费指数均与世界人均水平增长同步。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0亿吨，到2024年首次突破7亿吨，年均增速为1.8%，高于同期总人口年均增速0.8%。2024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503公斤，明显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单产大幅提升，2023年全国粮食单产389.7公斤/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在耕地面积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主要是持续提高了谷物单产，从1995年4659公斤/公顷提高至2023年6419公斤/公顷，年均增速为1.15%，有效实现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反映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三大指数大幅度提高，从作物生产指数、食品生产指数，到畜牧业生产指数都已达到世界前列；水产品总产量从1978年的465.4万吨上升至2024年的7366.5万吨，年均增速达到6.2%；全国农机总动力从1978年1.16亿千瓦提高至2024年的11.60亿千瓦，年均增速高达5.1%；2021年，我国主粮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根据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0年的52%上升至2024年的63.2%，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方阵。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是该产业具有较大的关联产业，即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销以及与农业有关的信贷、保险等经济活动的产业，约占GDP比重的8.6%。乡村旅游已纳入“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总体布局之中，2024年，农村居民出游人次和农村居民出游总花费分别为12.45亿人次、8250.4亿元。

再次，加快农村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实现现代要素的农村人口家庭全覆盖，全面实现通公路、电气化、信息化、宽带化。

最后，通过加速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从城乡“二八开”（1980年）到“二比一”（2024年）人口格局，城镇化率达到67%，中国城镇总人口占世界比重从1980年的10.9%上升至2023年的19.8%，基本实现中国式城镇化，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共同走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具有特殊的自然国情，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2024年，我国水资源总量31123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全国用水总量占水资源总量比重的19.0%；中国石油储量、天然气储量、煤炭储量明显低于其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16.6%、9.4%、53.8%）。铁、铜等大宗矿产人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外依存度高；我国森林面积居世界第五位，占世界比重为5.5%，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十分突出，并长期伴随着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自然国情条件的硬约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渐变、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要坚持持久战，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创新绿色现代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独辟蹊径，从黑色发展到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而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选之路。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设定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经过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分别增加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万元GDP用水量下降、空气质量（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劣V类水体比例）、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森林覆盖率，进而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到2020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目标超额完成，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八）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世界大国和平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确立了促进世界和平的方略，中国没有主动发起过一场战争或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从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到大力倡导“一带一路”，中国为世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带头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到履行“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中国承诺”；充分体现了中国依靠和平发展富民强国，显示出“中国越强大，世界越受益”。诚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九）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人类共发展、共命运的现代化

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是一以贯之的，即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预言：“再过45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习近平一直倡导中国的世界责任和世界定位：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主动向世界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2020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1493亿美元，2023年达到1633亿美元，连续三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2023年达到1479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已与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到10.4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300亿美元。促进相关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对外援助国家。从2013年至2018年，我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机构，正式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开展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国际合作、互利共赢。

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六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方位的现代化，是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五个全面”的国内外战略布局，进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布局”，“五个全面”战略布局服务于“六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社会现代化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绿色现代化是中国国情的基本要求，政治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文化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安全保障。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发展阶段重大转变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发展阶段和中心任务作出新的重大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我国已经基本改变了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实现了向更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重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可以定义为“一个中心、五大维度”的生产力体系：以全体人民为中心是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出发点、立脚点和核心点；生产力的“五大维度”分别是经济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五大生产力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同向发展、同行发展、共赢发展，统一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新的国情做出重大判断：“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向世界宣布：“我国经过持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达70多年的时间，必然向更高发展阶段逐步过渡。一是按人均收入水平看，从极低收入到低收入、到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再到高收入，这反映了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看，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较高级阶段，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规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然要经历长期的初级阶段，将不断创新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化模式，以渐进主义的方式过渡到新的彼岸，向社会主义中等发达新阶段稳步过渡。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已根本改变了科技教育文化落后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世界科技大国、教育大国、文化大国、体育大国，正在向世界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迈进。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信息，2024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到3613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68%；2023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68713万亿元，占GDP比重的13.0%；全国教育总经费达到61329亿元，相当于GDP比重的4.71%；2023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5.9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6%，若加上旅游及相关产业占GDP比重为4.2%，体育产业占GDP比重为1.2%，文化旅游及体育产业占GDP比重合计高达10.0%，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6.8%）。

我国已消除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绝对贫困人口。按照国际贫困线三种标准，中国已经消除深度、中度、低度贫困线人口，并平稳过渡到城乡居民低保线人口标准，由各地区政府根据本地实际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制定相关标准。

我国人均GDP跃居世界人均水平之上。我国已从低收入水平（1978-2000年）到中低收入水平（2000-2010年）、再到中高收入水平（2010-2020年）。按美元现价计算，1978年，我国人均总国民收入在世界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5位，排在最后7%的位置上；2023年，在世界199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在第75位，跃居世界前38%的位置上。按购买力平价2021年国际元计算，我国2021年人均GDP从2000年3989国际元上升至2024年23846国际元，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1268国际元），也高于OECD国家倒数第二位墨西哥（22033国际元），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指OECD国家）发展水平阶段。

我国迅速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按购买力平价2021年国际元计算，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1990年的27.0倍缩小至2024年的3.1倍，平均每年趋同率达到6.2%。今后中国还会继续缩小这一相对差距。

我国进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展新阶段。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已从以农村人口为主（2010年之前）进入以城镇人口为主（2011年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7.0%，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城市社会。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人上升至2024年的94350万人，年均增速高达3.8%，占世界比重从1990年的13.2%上升至2023年的20.2%，显示了超大规模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超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同时也要看到，城乡发展不平衡依然长期存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仍是长期过程。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中等发达阶段

预期到2035年，中国将迈入更高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即中等发达阶段。

首先，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的世界地位做出新的重大判断：“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这是确定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战略目标的基本依据。为此，我们从经济实力、农业生产实力、工业制造实力、科技实力、基础设施现代化、人力资源、贸易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等做了定量计算、国际比较、评估。基本研究结论是：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由世界银行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的中国GDP，于2000年超过了日本，于2016年超过了美国，2017年超过了欧盟，这是1890年美国GDP（1990国际元）超过中国126年之后。2024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31倍，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综合国力强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一基本判断。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不全面的突出矛盾，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所谓“发展不平衡”具体反映在：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仍然很大，这将是持续长期共生的客观规律；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地区发展分化趋势明显，经济增速表现为明显的“南快北慢”，板块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三是产业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农业与非农业发展不平衡。2001-2024年期间，第一产业年均增速为4.0%，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年均增速分别为8.3%和8.8%，各产业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四是社会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我国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全国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1.21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3.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从9.6%上升至26.7%，一方面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与动力，另一方面在城市与乡村、不同地区之间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形成较大差距；五是经济地理不平衡将长期存在。东南方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西北方57%的国土以草原、戈壁沙漠、绿洲和雪域高原为主，生态环境脆弱，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乡地区不平衡性。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就是不断解决这五大不平衡矛盾的过程。

第二，所谓“发展不充分”反映在如下方面：一是西部发展相对滞后于东部，北方发展相对南方不充分；二是社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不充分；三是生态环境保护在总体发展中相对不足，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最大短板；四是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大；五是国防实力与我国世界大国地位相对不足。2023年军费支出（按现价美元计算）占世界军费支出的比重为12.4%，低于中国GDP（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16.8%），仅相当于美国的1/3，面临美国长期军事威胁和严峻安全挑战，需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大对国防建设的长期投资。六是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指OECD国家）水平的底线发展阶段，按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2024年OECD国家人均GDP在18504—128184国际元之间，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2.38万国际元，仅相当于OECD国家组倒数第四位的智利（3.02万国际元）79.0%，发展仍不充分，按2024年OECD国家人均GDP（为5.3373万国际元）比较，仍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和长期后发优势，也仍有高于OECD人均GDP增速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在当前中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房地产问题。

中美两国打的是明牌。美国对我国的制裁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打的都是明牌，我们也是打明牌。4月2日，特朗普对全球70多国加征对等关税，中国是唯一对等反制的。5月12日和6月9日，中美之间进行了谈判。最近可能还要谈。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可以说是有斗争有谈判，有对抗有合作。我们对美国有限度地出口稀土，美国则部分取消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禁止项目。在中美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我们国家做得非常好，是有战略定力的。

但是从长期看，我们要在中美大国竞争中能够真正站得稳，并最后取胜，关键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有竞争基础，靠实力说话。我们当前和今后必须注重解决几方面突出的问题，包括尚未进入议事日程一些问题。

关注企业所得税问题

拜登担任美国总统的4年中，美联储实行了高利率政策，升息达到5.25%～5.5%，由此在中美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利息差，在全球范围造成美元回流趋势。特朗普将带来一个新的威胁，中美贸易谈判结束后，美国政府将出台财政“大而美法案”，从而在中美之间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税差。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1%，现在从21%降到15%。这意味着美国在大的经济体中，企业所得税是最低的。再加上美国的高关税政策给进口造成障碍，鼓励制造业企业在美国投资设厂。

拜登时期的《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已经吸引了大量欧洲企业到美国投资，包括中国台湾省的台积电。过去很多人认为，美国制造业回流基本不可能成功，因为那里缺乏合格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太高；虽然它的能源成本和管理成本较低，税率低，但是产业配套能力差。但现在如果美国的低税率、低电价加上AI技术的普遍应用，吸引我国的头部企业（特别是具有优势产能的企业）去美国投资，就会带走产业链上下游不少企业。这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带来全部产业，是一样的道理。

鼓励企业出海、在全球布局，以我国头部企业为核心在当地形成新的产业链，体现了更高水平的开放。但凡事都要两方面看，我国还有庞大的待就业人口，企业和过多资本外流就会影响我们的制造业大国地位。

目前国内企业出海已经形成潮流。2024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032亿美元，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1300多亿美元，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对外投资大于外商在华投资，差额约300亿美元。2017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是456亿美元（美国荣鼎集团数据），第二年美国发动贸易战限制对美投资，中国对美投资降到200亿美元，第三年降到48亿美元，第四年降到10亿美元以下。而在当前美国高关税和低所得税政策下，可能加快我国制造业外流。

再看印度。我们在印度投资增强了印度的工业制造能力，印度加快了迈向制造业大国的步伐。印度原来没有手机生产能力，现在它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出口国。小米、VIVO、OPPO原来在印度市场占80%份额，现在降到60%，苹果在中国的几条生产线都被转到印度。一条生产线全部转移平均需要10年，从2017年就开始转移，现在已经是第8年，苹果表示，已有6条生产线基本完成了转移。目前苹果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又要从印度向美国转移回流。

中国企业正在全球投资布局，东南亚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目的地，然后是非洲、北美、南美。如果美国要求中国制造业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市场向中国企业开放，估计中国一些企业会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税制改革问题。当前美国实行轻税薄赋，让利放权政策，如果我们现代营商环境的构建和降低企业税负的步伐过慢，那么在大国博弈和竞争中，市场主体会受到很大影响，并影响到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美元结算、美元体系的问题

可以说，现在到了美元霸权3.0时代。美国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值达6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倍；有380万亿的市值面向全球的资本市场，包括与实体经济相关的100万亿资产。美国是把数字货币作为战略性资产。现在全球数字货币的99%是美元，稳定币95%是美元；美国数字货币中比特币19.8万亿，以太坊5.9万亿，稳定币1.21亿。总之美国把数字货币（以太坊、比特币等等）作为战略性资产，又把稳定币更加美元化。美元通过区块链将不是去中心，而是强中心。

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塑造一种新型的美元霸权，其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型货币形态。这对我们未来的影响也可能是非常大的。

    世界已经进入了“无锚社会”。美元作为锚不可靠，但如果不用美元作为锚，又不可能在全球实现大型的流通，包括大宗商品、石油、粮食等等的贸易。美元美债的这种大循环，美元—黄金的循环，美元—大宗商品的循环，如果加上数字化的货币，以及区块链的结算形式，再加上它的稳定币作为资金储备池，对我们的威胁是很大的。去年到现在，全球稳定币的交易累计已有27万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有效应对美国对我国的科技封锁

科技霸权叠加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对我们的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胁。2024年12月，美国商务部出台“决战10年”文件，声称美国下一步经济社会的安排要建立“5大支柱”，在这个文件中，他们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敌对国家。这个“决胜10年的5大支柱”，每个支柱的部署都是针对中国的。我们应当进行有针对性地研究部署。

我们也要相对应地找到美国的短板，包括在资源矿产例如稀土方面有条件地进行交易，迫使美国在高科技的关键零部件上要对我们“开口子”。

美国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的芯片技术停留在2023年，美国如果现在对中国卡死，中国的芯片研发能力就会立即停滞，今后将阻止向中国转让。最近我到广东东莞调研，看了VIVO、OPPO这两个企业。华为经过多年努力，做到7纳米芯片堆叠，达到相当于5纳米的效果，而这两个企业的手机已经用到高通的3纳米芯片（美国对VIVO、OPPO、小米不封锁）。美国对中国不同企业采取不同的措施是基于什么考虑？因为高通也要卖东西，它有60%的市场在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但是美国政府对谁购买高通产品是要追溯的，不能转给第三方。

真正落实解决地方债问题

据最新数据，截至5月份，全国地方债累计已达51.2万亿元，上升很快。经调查，隐性债务已从5年前的17.6万亿减少到现在的11万亿。5年才置换出4万亿，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能不能用一揽子政策解决地方债问题，让经济能活起来，让地方政府欠企业的钱能更快还给企业。我认为，可以把地方债中属于合理的五笔债务剥离出来：

（1）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公路）。

（2）属于国家重大项目的投资，如安徽（ITER）大项目，中央出资1/3，地方拿2/3。现在这个大装置已经建成，其中可控核聚变、超导等技术都属于国家，可由国家承担部分投资，将其债务进行剥离。

（3）三年疫情的很多费用，包括核酸、疫苗、治疗等费用都由地方承担，是否应该适当勾销。

（4）重大民生工程，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5）地方政府欠企业的债务。

这五笔账应该剥离出来，成立坏账处理公司或专门机构进行评估分类尽快解决，就像过去处理金融机构坏账一样，这样地方政府就活起来了，不再欠公务员工资，地方政府在企业中的威信也将恢复。

前两年地方政府缺钱憋得没办法，出现跨境抓人、远洋捕捞、异地办案等问题，中央进行及时纠正。为稳住民营企业的信心，对地方政府违规抓人的，是不是要处理几个，不仅行政上处分，非法远洋捕捞拿的钱能不能退回去。这样形成示范效应，企业家的信心、社会的期望就会恢复。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一揽子政策，既要有经济政策，也要有政治上的考量。

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指出，2029年要达到的目标，目前多数还停留在文件上。比如说地方财源问题现在还没解决，地方政府原来51%的财政收入靠房地产和相关收入，中央说以后将印花税转地方，到现在还没有落实，而且印花税占税收总额的2%多点，难以解决地方的税源问题。空窗期这么长，政策效应难以得到保障。

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改革的整体设计，抓紧解决我们内部的问题，才能使我们能够在中美博弈中走出来、走上去，取得最终的胜利。

（编辑  尚鸣）

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但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才是最好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因素包括人口、劳动力、资本、教育、技术、科学、信息、数字、智能、文化、能源、资源、环境、生态、国防等十几种，这些因素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发生并完成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因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共同促进本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及主要特征

在世界性现代化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道路选择不同，实现结果不同，进入现代化的时间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现代化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表现为：

第一，人均收入持续高增长。按不变价格计算，2024年中国人均GDP比1952年实际增长了93.5倍，年均增速为6.5%， 先后经历了极低收入水平（1949-1990年）、低收入水平（1990-2000年）、中低收入水平（2000-2010年）、中高收入水平（2010-2020年）， 2021年之后开始进入中等发达水平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用了几十年走完了其他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历程，为典型的后发跨越式现代化道路。

第二，工业化持续加速进程。按不变价格计算，202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比1952年实际增长了1267倍，年均增速为10.4%。 新中国经历了初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及国民经济体系阶段（1953-197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52年17.6%上升至1978年的44.1%；2014年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入“新四化”同步发展阶段，到202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0.1%； 信息化加速阶段（2000-至今），数字中国建设阶段（2015-至今）， 人工智能建设进入起步阶段，“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由此形成了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四化”同步发展，超大规模发展新态势。

第三，持续的城镇化加速进程。经历从低度城镇化（1949-1980年）到城镇化加速阶段（1980-2024年），再到超大规模城镇化，城镇总人口从2000年的4.6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9.4亿人。

第四，持续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5岁，到1974年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63岁），到2024年达到79岁。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50年的1年，到2023年的11.5年。

中国式现代化可概括为五大因素：一是不断增加的现代化因素，如一国发电总量和人均发电量； 二是不断增加的社会主义因素，如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 三是不断增加的中国文化因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四是不断增加的绿色生态因素。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五是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因素。坚持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核心因素，极大地促进五大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本文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为了获得发动和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力和机会，中国共产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28年的时间，据中国民政和组织部门统计，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就有370多万人。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论，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结论。

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从传统农业国家到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至少三个发展阶段：1949-1978年时期为准备成长期。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式工业化开始起步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动国家工业化，自力更生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建立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化三改”，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改”）， 1956年就提前完成了“三改”，宣布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八大”）通过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 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即发动和推进“四个现代化”。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其核心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5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泽东，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总任务以及“两步走”战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1980年以前，“四个现代化”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1979年9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说，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1952-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1.2%。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巨大成就。 特别是集中全国力量办全体人民的大事，如农村实行合作医疗。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可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经济起飞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首次将其更加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 邓小平以更加开放、更加务实的态度，将中国基本国情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内涵，并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务实主义目标。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前列，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报告特别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87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从1981年开始到20世纪末，花20年时间（指到2000年）分两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到1000美元；到21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达到4000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 实际上，按美元现价计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60美元，2010年达到4551美元。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设想：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一九八零年翻两番的要求。 此时，国际秩序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东欧剧变，均转向资本主义；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顶住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1990-200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10.4%，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2.8%），居世界前列。到2000年，中国如期实现了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战略目标，GDP年均增速10.4%；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从1990年的3.1%提高至2000年的6.4%，翻了一番；中国已经先后超过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我国GDP是1990年的6.55倍，年均增速高达9.3%，在世界的排位从第171位上升至第140位。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6位， 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报告指出，我们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我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改革目标要求，在奋斗目标上完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建党100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从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对此，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系统评估和总结，主要是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4个量化指标。评估的基本结论是：在21世纪头20年，中国抓住了极其宝贵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快速发展、全面崛起，实现了历史性、全局性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进步，使中国快速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向、同行、同步。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率先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按每人每日2.15国际元最低贫困线，中国从1999年46.1%降至2016年的0.1%； 按每人每日3.65国际元贫困线，中国从1999年35%降至2019年的0%。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中国将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即进入世界强国发展时期。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擘画中国未来发展蓝图。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一共出现了“11+1”个“强国”：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贸易强国、海洋强国11个强国，最终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上述目标，提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等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海洋强国、世界一流军队；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由此形成“1+15”目标体系，成为今后十几年间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大战略。它们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由之路上的两大路标，必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国情和条件

中国具有极其特殊的基本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启动工业化、现代化时间晚，发展起点极低。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4.7%、西欧人均GDP的9.8%，是世界上相当落后、贫穷的传统农业国家。当时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

党的八大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还特别提到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后来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战略目标，并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此时，中国国情基本特征可概括为：

一是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人口。1978年为9.56亿人（年中人口），占世界总人口（42.81亿人）的比重为22.3%，一旦中国实现现代化，就相当于世界约有1/5人口进入现代化行列，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

二是中国人均主要资源明显低于OECD国家。人均农业用地不足，仅为OECD国家的43.3%， 人均淡水资源仅为OECD国家的26.9%， 中国在人均资源低得多的条件下，必须走创新型绿色现代化道路。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起点低。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上有数据统计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75位，但是我国具有后发优势，属于典型的追赶型现代化模式，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能够创造更大的经济财富、社会财富、生态财富以及文化财富。

202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上有数据统计的199个国家和地区中上升至第75位。 按购买力平价（PPP）2021年国际元计算， 中国人均GDP从1990年的1677国际元上升到2024年的23846国际元， 年均增速居世界前列，1990-2023年间高达8.1%；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达到2024年的7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90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52.5%提高至2023年的97.5%，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美国水平从1990年的57.7%提高至2024年的79.7%；率先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追赶，特别是健康与教育发展指标的迅速追赶。中国式现代化突出反映了对全体人民全生命周期的长期教育投资，从世界最大的人口之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本之国、人力资源之国。

（三）中国式现代化基本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三大目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获得全党全军全国的高度政治共识，正式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 笔者将这三条判断标准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标准”。

从国家性质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要做真正独立自主的世界社会主义大国；从国家治理体系看，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总统制、议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从国家治国理念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而不是以极少数垄断资本集团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国家发展任务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国家发展目标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不是社会严重分化、各方矛盾对立、政党政治冲突的现代化；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看，中国是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大国中率先开启共赢主义时代。 中国正在全面加速赶超西方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开拓新的道路。

（四）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国家制度创新的设想，创新性建立了“一体多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不仅能够成为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且能够建立超大规模的多样化与网络化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现代中国的“大一统”，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规模优越性的“乘法效应”。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历程大致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 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为改革开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国家制度基础、人力资本基础以及工业化基础。1953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公布，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是要“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共同富裕”。

第二个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1978年，邓小平提出“先富论”，即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是解决广大农民温饱，再是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集中全国各方面力量，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039万人消减至2012年的9899万人，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的72%下降至2012年的8.3%。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一九八零年翻两番的要求。” 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4万国际元，超过日本GDP4.95万国际元，占世界GDP比重为6.4%，首次跃居世界第2位。  我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12亿多人民的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总目标。

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按现价美元计算）从世界第6位跃升到第2位，社会生产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第三个是从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国人均GDP从2000年的3989国际元达到2020年的18834国际元，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的1.9%； 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我国构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惠及全体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26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202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4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8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3.04亿人。 2020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2021年如期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迈上更大的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实行共同富裕方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党中央做出长期战略安排，分步骤采取有效措施，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文_杨国梁 赵腾宇^*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中国、欧盟、越南等与之贸易逆差较大的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该政策的税率计算过程如同儿戏，名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实乃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逻辑的延续，试图通过关税杠杆，迫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

这一政策引发全球市场剧烈震荡，全球主要股指显著下挫，国际油价跌至低位，半导体、汽车等行业遭受冲击。欧盟、中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迅速回应，将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东南亚部分国家因产业链转移成为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的“重灾区”。全球贸易体系面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三重必然逻辑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不可持续。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幌子，实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试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达成三重目标：转移国内矛盾，争取“铁锈地带”选民支持；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维护技术霸权；特朗普在“美国最优”战略中，重构全球产业链，迫使美国海外投资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环节回归美国。然而，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无论是历史案例，还是相关研究机构的定量估算结果，都显示关税壁垒不仅无法解决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而且将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中国产业链韧性已显著提升。特朗普政府妄图通过提高贸易壁垒、限制技术流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但中国不断锻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韧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突围路径。一方面，中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强力引擎”。例如，在半导体领域，寒武纪自主研发的AI芯片性能出色，广泛应用于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领域。在新能源领域，宁德时代自主研发的各类电池技术成果斐然，有力推动了新能源技术在多行业落地应用，带动电池材料研发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充足的“源头活水”，推动中国持续取得基础研究新突破。例如，在量子计算领域，“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上线运行，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和首个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在脑机接口领域，完成全球首例介入式脑机接口传感器血管内取出试验，为未来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三是中国已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近年来，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新格局。首先，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牵引。目前全国已形成22个自贸试验区“雁阵”，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例如，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北京、海南等四地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对外开放试点等，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提供宝贵经验。其次，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国以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契机，推动多领域规则相通相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实施三年，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强劲动力。最后，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不断提升。法治化建设成效显著，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限制措施减至29条，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持续破除准入壁垒。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把握好三对关系

一是把握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改革越深入，对开放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要以改革保障制度型开放。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制约深化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监管体系，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要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继续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度。

二是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对外开放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要坚守安全底线。一方面，要提升监管能力。转变监管理念和管理方式，强化对金融、数据等敏感领域的动态监测和预警能力，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合规等制度，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另一方面，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以高水平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技术标准的制定。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独特优势，先行开展压力测试，为全国其他地区积累经验。

三是把握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在国内，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内需潜力，打造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要进一步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在国际上，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加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以“硬联通”夯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心联通”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共建国家人民的获得感。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过去一段时间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的缩影。其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关税壁垒阻挡开放潮流的举动终将失败。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应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战略定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编辑  宋斌斌）

文/李霄松  刘宝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目前我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人道关怀为先导、基础设施为核心、优惠贷款为主要工具，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强化发展合作的综合体系。近年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ESG标准的引入及多边融资机制的完善，标志着我国更加注重提升受援方的经济韧性和治理能力。然而，在跨文化沟通、跨部门协调以及透明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仍然是我国当前亟待应对的挑战。

我国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不仅反映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角色的调整，也为我国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创新引领全球治理拓宽了战略务实的主渠道。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演变

二战之后，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随着冷战时代的落幕，其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来。与南南合作框架的演变密切契合，我国外援政策总体上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见表1），在理念、目标、政策和方法上与全球北方经济的传统捐助模式形成了鲜明反差。

表1 中国对外援助的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