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美国大选牵动了世界神经。特朗普再次当选，凸显美国政治生态的光谱变换和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如何？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无疑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大选后形势及新政府对华政策”研讨会，由孔丹理事长主持。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将进一步面临来自战略层面和经济科技层面的双重压力。中方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策略为主轴，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美高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时代背景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指出，2024年美国大选是近年来最复杂、选民群体最分裂的一次选举。民主、共和两党起初是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之后变成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对决。哈里斯在保持拜登主要的内外政策基础上，在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路线，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维护《平价医疗法案》，承诺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承诺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走清洁经济道路；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的定位，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等领域强调强化对华打压。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员吕祥指出，从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主张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民粹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内外政策主张更感兴趣，能够接受特朗普改革政府机构、打击腐败的主张。因此，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领先（50.4%：48%）；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53:46），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目前214：203），赢得全美27个州的州长选举，并使最高法院落入了保守派法官的掌控。特朗普及共和党已将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为特朗普当政后即将推进激进的政府改革奠定了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刘宝成指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实施的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明显。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形成了具有综合性、立体化、连续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任务分解清晰，机构分工合理，实施部门和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政策和项目具有较高透明度，政府部门不得插手各类实体的具体决策。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措施保护了隐形冠军，为制造业回流维护了产业生态。自2022年以来，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对芯片和新能源行业回流在短期内发挥了显著的刺激作用。总体来看，美国产业回流集中在电器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交通设备、医疗设备和器材等五大行业。

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美国内政将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四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面临四重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一是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供血不足的矛盾。美国领导的霸权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圈层结构。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冲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力，美国对其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已不足以实现对中心区的有效供血，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正在加剧美国霸权中心区的坍塌趋势。二是国内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统治精英则用身份政治话语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分割为不同群体，并刺激美国各群体对立争斗，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削弱社会共识。三是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和地方保有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多次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身份政治、政治极化和两党争斗不断升级，导致特朗普的施政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四是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目前共和党内有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三股力量并存，这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共和党内部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斗争在加剧，特朗普放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的做法已经点燃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美国对外政策将有进有退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将用提高关税的方式弥补国内减税造成的政府收入减少，但并未充分考虑贸易对象对其进行反制和报复的可能性及后果。加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权力掣肘因素大大减少，估计其推行极端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可能性会极大提升。

丁奎松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会更加义无反顾推行其各项内外政策。对内，他将突出和强化“内顾化”思维，摆脱“深层政府”掣肘，依托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进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要求美欧亚盟国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具体而言，特朗普将积极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不惜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等方式换取俄罗斯松动谈判立场，并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进而推进阿以和谈；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任意认为，特朗普有意放弃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和支持，减少对北约的承诺，将疏远和欧洲的关系。欧洲需要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和防务体系，而不能再指望依靠美国。美欧关系出现的间隙，将给中国的地缘政治腾挪提供空间。特朗普意在减少对北约的投入，可能停止对日本、韩国的无条件国防支持，因而将大大减少中国所面临的美西方与日韩两国横纵联盟带来的压力。特朗普将更加聚焦本国的产业振兴，减少对南亚、拉美、中亚、东欧等地区的投入，将在战略上放低乃至“放弃”其中一些国家。这将伤害拜登政府过去四年为重修美国与这些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付出的努力，这种战略转移将给中国在上述地区创造更多活动空间，降低区域冲突风险，并总体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少波指出，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案中，专门把香港澳门作为独立区域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成立了类似同学会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不会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香港在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告一段落。在意识形态较量和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减少通过其认知战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香港的危害和压力。

美国将更加强调能源主权和产供独立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原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十分强调能源独立。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进一步推进化石能源开发，维护美国能源主权和独立；提升能源出口能力，实现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调整乃至放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相关政策。具体而言，特朗普将进一步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松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限制新能源发展，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过多投资新能源和实施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而是要追求一种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两国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中美关系是由两国的力量对比、战略目标、双方关系导致彼此的收益与损失、领导集团对局势的看法及政策偏好、社会舆论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决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受到中国反制的影响，不是由美国一家说了算。中国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各方面真正具备体系塑造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方针可以概括为：冷静研判、沉着应对、准备对抗、欢迎合作。冷静研判，是从美国国家生态的现状、发展、变化进行研判，既不要被美国政客的话语激怒，也不可被舆情摆布；沉着应对，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要沉住气，不能过度反应，自乱阵脚；准备对抗，是要把局面想得坏一些、严重一些，做好对抗的准备，我们虽然不愿打，但也不怕打；欢迎合作，是指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加强对话、促进了解、争取互有让步的中美合作。应该看到，中美两国谁也不应当把吃掉对方作为战略目标，两国间的对抗、斗争、博弈归根到底都是手段与过程，两国最终还是要在世界上共存，这其中蕴含着不同文明大国的关系哲学与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对俄乌冲突走向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2.0时代，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重塑，俄罗斯坚持“转向东方”的势头将得以延续。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自主性，积极主动运筹谋划，争取和维护长期于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博弈将进一步升级

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梅永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持续强化科技领域“关键十年”战略，重点推动半导体和微电子、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网络与电信基础设施等领域技术发展；推出对华科技战2.0版，进一步加大对我国极限施压力度。美国对华科技战2.0版将具有烈度更高、打压更甚、领域更集中的特点。具体而言，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将直接从“小院高墙”走向“大院高墙”，包括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在内的更多科技行业将被美国政府纳入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清单，且打压范围将从单个企业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管控层次逐步向远端渠道、迂回路径深入，“智能+新兴技术应用”将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博弈的最前沿和交锋面。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华限制，将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将造成较为直接的影响。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FDI流向具有重要影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FDI的流入规模明显增大，这同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密切相关。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企业产生了吸引力，这在特朗普任期有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减少补贴，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从而对我国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等工作造成压力，影响我国吸引FDI。与此同时，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活跃度将造成重大影响。我国创投募资结构较为单一，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资金和企业投资者为主。而我国养老金、保险金规模实力强大，但囿于创投风险高、回报率不稳定，对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支持较为谨慎，耐心资本不足，创投行业“投早投小投创新”的氛围和生态还未形成。美国对科技人员的限制、对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入的。   

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对双方都将造成伤害

魏南枝认为，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首先，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对华开启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大概率将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进行消耗。其次，美国将深度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强调“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尽管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中国进行讹诈，迫使中国进行让步。再次，以“中美脱钩”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自2018年中美双方爆发贸易战以来，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诱使或迫使中国进行产业向外转移，使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陷阱，造成中国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

丁奎松认为，美国将战略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以“美国优先”原则重构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重提“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届时，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新的平衡。上任之初，特朗普将加重对华经贸施压，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宣称要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这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通胀率。据美相关智库研究测算，特朗普对华加征60%关税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相应回击，则美通账率将上升0.9%。

面对中美关系新变局的中国对策

破除幻想，自立自强

卢周来认为，中美在新兴战略领域竞速，不仅是科技之争，更是国运之争。半导体产业立足以弱抗强，打持久战、整体战，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建立统一战线，坚定不移走自主可控发展之路，在智能时代，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重视发挥我国庞大规模应用市场优势，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先进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使千行百业形成快研发、快应用、快迭代的叠加增效效应，把握技术突袭与反突袭主动权。统筹运用科学手段开展技术预测，精准遴选技术方向、迭代优化重大项目攻关方向和技术路线，在我国技术领先领域和美国短板领域发起技术突袭，建立不对称优势；在落后领域着力塑造后发优势，回避研发探索风险，在工业体系优势实现追赶赶超。

吕建中指出，在中美能源和气候领域博弈中，中方应以底线思维出发，要应对美方能源武器化挑战；推动回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恢复和扩大从美进口LNG；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向多能源领域延伸；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进行合作交流；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坚持扭抱缠斗、自主开放的竞争策略

陈卫东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接轨，一些有利于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将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卢周来指出，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策略，限制、弱化对手的打压，避免陷入与美西方全面脱钩和对抗。一是加快建立科技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协同工作机制，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常态化风险监测与研判预警，制定断供、制裁的应急应对预案，推动实现科技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应对。二是加紧开展反制裁专项行动。出台反制国外制裁的规章制度，储备多样化政策工具；梳理美西方严重依赖我国的原材料清单，以缠斗“互卡”方式迫使对方让步。三是协同推进破美盟与拓“南方”。充分挖掘与西方联盟“互利共赢”的空间，与“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形成国际创新合作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的新型南南合作，以技术合作“朋友圈”突破美西方脱钩的“包围圈”。

以效率和目标为导向推进国内科技体制改革

卢周来、梅永红认为，美国科技发展将进一步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实行更灵活的决策方式、更高的运转效率、更优的质量水平。而我国科技领域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科研管理把程序与规则看得过重，而把效率与目标放在其次。为了应对特朗普发起的对华科技战2.0，我们应发扬我们党管理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以信任科学家为前提，强调目标管理，提供必需条件，构建能够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创新生态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强中美民间交流，加强中美工商和文化界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作用，加大对美底层工作和以商促政工作的力度，推动中美两国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

在营商环境和投资产业方面建立比较优势

陈卫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认真研究美国切断创新资金联系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在国内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突破，真正推动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要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提升比较优势。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市场空间，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中过度竞争与“内卷”。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吸引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对美国以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魏南枝指出，我们应警惕我们被美政策诟病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为此，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目前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较低；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对产业新的发展形态下劳动者和劳动技能培养的主体责任。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拒绝反哺本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对华舆论战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劳动者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我们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在涉港台问题上健全法制、坚持斗争

陈少波认为，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对此我方应有所防备。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通过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拓展影响力，争取将东南亚打造成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缓冲区。这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需要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势必会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创造了一个窗口期。香港应该在中央推动下，尽早系统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工作。

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台湾问题，丁奎松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在台驻军等助推“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绝不让步，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和应对台海局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反对战争。拜登政府支持台湾民进党踩红线，但不允许过红线。特朗普则可能连踩红线也不允许。

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

任晶晶认为，当前俄乌战场的胶着态势为中国开展对美欧俄工作提供了难得机遇。中方应支持俄乌双方重启政治谈判解决进程，推动双方回归《新明斯克协议》设定的“诺曼底模式”。在俄乌及美欧各方之间更好发挥调停作用。同时，中方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一方面，中国应适应中欧“制度性竞争”环境，积极运筹中欧关系，防止“被脱钩”或“被阵营化”。另一方面，要防范欧美深度勾连，形成共同遏制中国的跨大西洋联合，防范欧盟被美国“政治正确”话语绑架，与美国共同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抹黑和攻击。

（编辑  季节）

2024年1至10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按美元计进出口总值50676亿美元，同比增长3.7%；国际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外贸表现亮眼。通常10月份是外贸备货高峰之后的低谷期，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今年10月份的进出口额按美元计增长了12.7%，这被解读为是应对美国下一届政府将对自中国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的提前行动。短期的提前集中备货毕竟是杯水车薪，之后的中国外贸怎么走？

对华政策将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一个重点

胜选后的特朗普正在配置其行政班子，对华政策走势将成为美国未来政府的一个重点。从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批准的《2024年纲领》中可以观察特朗普2.0时代对华事务的基调。

《纲领》提出了20项承诺，其中一些与中国有关，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和国防实力两个方面。在经济贸易方面，《纲领》主张“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承诺“重新平衡贸易，确保战略上独立于中国，振兴制造业超级大国地位”，并提出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美国未来政府对华政策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最大干扰因素，中国的对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稳住产业链供应链，着力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发展，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对冲“小院高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引领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美国新政府将出台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

　　一是继续执行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强硬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全面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将征收高达60%的统一关税。虽然具体的实施范围和节奏会有所调整，但大打关税牌来挑战中国无疑已是确定的，这必然会进一步破坏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降低双边的进出口占各自出口的比重。从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的实际效果来看，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是进口方承担消纳的，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影响美国经济并威胁其就业，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同时疏远美国贸易伙伴、打击全球贸易体系、引发全球贸易争端。

　　二是进一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和获取美国高科技。美国新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确保有效审查并阻止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投资。美国新政府还可能会出台新的法规，明确禁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5G网络、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对美投资。还可能禁止中国企业参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如电网、交通和通信网络等。

　　三是抵制中国企业的全球投资活动。美国将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投资和中国出海计划，即通过多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增强对中国投资的全球监管。特朗普政府会拉拢甚至胁迫其盟友共同制定和实施严格且相互协同的投资审查标准，建立跨国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交流和应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活动，从而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

　　四是扩大针对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制裁范围和力度。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特别是将“长臂管辖”国内法律国际化应用，打击中国企业的国际运营。美国新政府会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和制裁名单，冻结其在美资产，限制其与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交易，并重点制裁涉嫌参与“盗取”美国尖端科技、所谓“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

　　五是加强对在美国华人学者的管控。重启或重新命名类似于“对华行动计划”的措施，加强对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审查和限制他们在美国的活动，从而为在美华人与中国的正常交流设置更多障碍，通过阻碍人员交流达到科技脱钩的目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未来的四年任期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在于对中国极限施压和对全球贸易体制的肆意破坏，甚至不惜取消相互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其本质是正常贸易条件），这将导致中美贸易关系严重倒退。然而挑战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总体来说我方的机遇大于挑战。

　　美国新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实行高科技特别是芯片领域的封锁，中国需要继续采取综合性策略来应对这一挑战，解决“卡脖子”问题。过去8年的战略相持结果显示，我们的综合性策略是有效的。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需要扩大国际合作以分散风险，需要加大拓展技术和市场来源空间的力度，需要根据环境变化主动调整布局，发展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美国新政府将重回“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路径，为孤立中国争取欧盟、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我国应为开拓新兴市场国家创造条件。在与欧盟的经济合作方面，可大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落实，进一步开放市场，吸引欧盟企业投资中国；同时，加大对欧盟市场的出口力度，推动中欧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联合研发，尝试建立中欧创新联盟，促进技术交流和转移；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方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进一步落实，加强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国际规则制定和改革，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应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规则歧视和规则霸凌。

我国要增强中国市场和中国产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能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高反“脱钩断链”的能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冲“小院高墙”，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推动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为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动能，为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体制性支持，维护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权威性，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绿色、创新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尽管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外溢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全球贸易出现波动，但是2024年全球贸易仍然明显复苏。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7%。与2023年下降4.6%相比，贸易增速可圈可点。

展望2025年，全球贸易复苏道路并不平坦，既充满挑战，也面临许多新机遇，全球贸易将表现为持续的结构性调整，贸易增速放缓。

制约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2025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广泛存在，但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制约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些因素却是确定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将成为贸易回升的主要障碍。

一是关税战阴云密布，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再次执政。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提出对中国等国全面加征进口关税，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已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各国对美国将加征高额关税均表示担忧。在美国的干扰下，作为管理全球贸易的多边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能力日渐式微；美国新政府加征关税的政策，难免引发全球贸易摩擦，一些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加剧已经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竞争，也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打击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的势头。美国货物进口额将近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16%～17%，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幅度与全球贸易额收缩程度具有相关性，如果被加征关税的国家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关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将产生更大影响。

二是各国经济的非同期性犹存，产业政策竞争加剧。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状况以及面临的经济问题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有些国家则面临通货紧缩；有些国家经济处于恢复上升期，有些国家经济则处于下行期。由此，全球性的供求错配，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制约全球贸易增长。全球经济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贸易持续复苏离不开各国经济政策的协同、共同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的挑战。但是美国奉行本国优先战略、强化产业政策，由此各国间产业政策的竞争将被强化，而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同性进一步弱化，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损害全球贸易的稳定性和经济复苏的势头。

三是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被打断，冲突与对立给全球经贸蒙上阴影。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分裂，缓解冲突的努力充满变数。在地缘政治冲突中，一些国家将商品、投资、科技、金融等武器化，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遭受冲击，制裁与反制裁的较量扰动全球贸易，地缘冲突影响全球能源成本和航运路线、抬高贸易成本，所引发的世界性忧虑难以消退，各国纷纷寻求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这样的贸易政策调整在2025年仍将持续，导致世界陷入贸易全球化回潮的漩涡，加剧全球贸易扩张的压力，全球贸易难以持续较快增长。

四是安全概念泛化，国际贸易联系趋于脆弱。在大国竞争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对立有增无减，安全概念泛化在短期之内难有逆转。在维护国家安全、“去风险化”的名义下，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在一些国家“去风险”政策的扰动下，被迫调整投资贸易的流向和区域布局，无端增加国际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效率，影响贸易的稳定增长，“去风险”仍然是2025年全球贸易的巨大风险。

五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推升贸易成本。全球化逆流一经形成，在短期之内难以退潮。2025年，全球化逆流仍然是笼罩在国际贸易头上的阴霾，甚至存在变本加厉的风险。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建立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散布别国威胁论，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友岸外包”，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禁止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全球经济技术合作被人为中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与收缩，不仅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匹配度降低，增加企业成本、抬高出口产品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压力，而且降低消费者、投资者的需求能力，制约全球贸易的增长。

六是美国货币政策走向扑朔迷离，冲击全球贸易的稳定性。美国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持续加息后，近期选择降低利率。不过，对于“美国是否进入到降息周期”之问，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因为其降低通胀率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想目标，而且是因为谋求加征关税，必然推高美国物价。尽管美国社会降息的呼声增强，但是在通胀压力下，降息的难度正在加大。美国货币政策的变数不仅扰动着全球资本流向，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且关乎全球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全球贸易的增长。在金融市场动荡中，全球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全球贸易也将遭受冲击。

2025年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

2025年，尽管全球贸易挑战和不利因素众多，贸易增速将放缓，但是支撑贸易增长的动力在积聚，抵抗和削减着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的冲击，贸易结构变迁将持续。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成为支撑全球贸易增长的物质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大数据、算力模型开发出层出不穷的应用场景，已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化、智能化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和各生产要素，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异军突起，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效率急剧提升，既是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根本动力，也是2025年在保护主义盛行期全球贸易不至于大幅衰退的根本保障。

二是数字贸易异军突起，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和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在数字革命中，各国加大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数字贸易物质条件；数字应用场景和模式不断创新，拓展跨境数字交付渠道；数字产业不断涌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速，推动数字产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不断创新迭代，助力数字技术贸易规模扩张；数字平台和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跨境电商成为新型的国际贸易业态，削减了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改变着传统贸易方式；数据成为商品、技术、资本之外大规模的交易对象。数字贸易有望继续成为改变全球贸易格局、驱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贸易将保持快速发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巨大的环境赤字，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绿色贸易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近年来，绿色原料和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和废弃处理、绿色包装和绿色设计、绿色服务、绿色营销已经构成绿色贸易的核心要素，环境友好型产品贸易、资源集约型产品贸易和安全健康型产品贸易等绿色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更快增长。2025年，在寻求化解贸易与环境的冲突中，绿色贸易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增长点。

四是企业寻求突破，成为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微观基础。各国企业，包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企业，在贸易保护与市场开放、安全泛化与效率优先、脱钩断链与经济合作、短链化与全球化的矛盾纠葛中，艰难地寻找着全球生存和发展的契机，在“脱钩断链”折磨下的企业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感情绪呈上升状态，不断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桎梏，让人们看到全球化逆流阴霾下的一道亮光，企业积极寻求新的全球贸易布局，拓展国际贸易合作空间，成为支撑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

五是区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亚洲有望继续充当全球贸易的引擎。尽管受经济低迷、汽车和化工等主要产品出口下滑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出口额可能难以逆转下滑趋势，美国祭出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贸易增长将降速，拖累全球贸易增长脚步，但是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还在发展，RCEP持续释放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3.0版）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高，将进一步夯实亚洲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亚洲地区有望延续外贸增长势头，充当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

六是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呼声强烈，中国在支持经济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践行开放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全球贸易的稳定性，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化逆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为世界贡献国际公共产品，持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贸易能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持续高于全球贸易增速。中国将致力于推进与非洲以及“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将自主开放与协议开放相结合，持续扩大进口，释放大市场的贸易红利，为更多国家带来贸易机会，有助于缓解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利益不平衡的矛盾。

（编辑  季节）

ESG强调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倡导企业从单一追求利益最大化到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这与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涵的中国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习近平主席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能带动创新、联动协调、增添绿色、促进共享，也是深化ESG传播实践、交流合作的重要支撑。我们希望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进一步密切与全球伙伴的交流互动，携手共商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今年是中信集团成立45周年。中信源于改革开放、兴于改革开放，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深耕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新消费、新型城镇化等领域，具有良好的综合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截至目前，中信集团总资产超11.6万亿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超7000亿元、净利润超千亿元，在最新“世界500强”排名中位列第71位。45年来，中信坚持开放合作、广交深交朋友，在主动融入全球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浪潮中，实现了发展质效的不断提升，形成了鲜明的国际化特色。

一是起步早，积淀了开放融合的深厚底蕴。中信集团成立之初便被赋予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使命，在荣毅仁老董事长的带领下，坚持按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率先走出国门，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以先行先试的不懈探索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这种开放交流的传统延续至今，成为中信文化的宝贵基因。

二是布局广，构筑了全球展业的领先优势。中信集团境外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电讯等多个领域，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整合了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全牌照资源，为境内外客户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打通了从资源开发、贸易、航运物流到金属冶炼、装备制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增强了产业合作的潜能；围绕多元消费场景加大布局，提供一揽子服务，全方位赋能美好生活。

三是落点实，打造了有口皆碑的标杆成果。中信集团持续推进“联合舰队”等商业模式创新，实施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其中，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社会住房等项目赢得了所在国广泛赞誉；德国海上风电等项目打造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典范；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哈萨克斯坦KBM油田等项目，为所在国工业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四是理念新，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动能。中信集团大力践行ESG理念，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形成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联动发展局面。统筹综合金融资源，构建起“绿色融资、绿色投资、绿色咨询、绿色生活、碳管理”五位一体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绿色债券承销规模位居市场第一，推出国内首个由银行主导的个人碳减排账户。积极布局节能环保产业，中信环境持续深耕绿色工业环保、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等领域，美能膜技术全球领先。全面推进产业绿色转型，中信戴卡、中信特钢先后建成了铝车轮和特殊钢行业两座世界级“灯塔工厂”，节能降碳成效明显，有效带动了行业上下游转型升级。中信重工绿色智慧矿山全流程解决方案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和智能调节，擦亮了“绿色智造”名片。

五是交往深，拉紧了民心相通的融合纽带。中信集团坚持秉承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了有担当、有温度的中资企业形象。从兴建中信百年职校到建设尼日尔综合医院，从推进非洲种业合作到搭建出版、智库等文化交流平台，“小而美”不断结出“大硕果”，有力促进了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45年来，中信的国际化，始终是同各方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国际化，始终是创新引领、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始终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国际化。我们在致力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合作伙伴带来了新的合作发展机遇。当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越是环境形势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合作，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在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上，中信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共同把握中国市场机遇。中国经济稳健前行，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特别是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中信集团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所发布的“来中国、找中信”“要出国、找中信”两大服务品牌，全面统筹金融全牌照资源和产业创新资源，就是助力各国企业投资中国、赢在中国。

第二，共同拓展全球互利合作。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发展的“血管系统”，唯有把合作的纽带拉紧，把互惠的蛋糕做大，才真正符合各方利益。中信愿与全球合作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交流共享机制，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在综合金融、先进智造、资源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落地更多务实成果，实现发展共赢。

第三，共同驱动创新活力引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在全球创新版图和产业布局调整中成为关键要素。中信集团在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绿色环保、生物育种等领域具有创新优势，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深化国际创新合作，加强技术、标准、模式等方面交流互鉴，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未来发展新动能。

第四，共同创造繁荣美好未来。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信将模范践行ESG理念，将ESG要求深度融入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各环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综合价值创造能力。加强ESG国际合作，在理论交流、标准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互学互鉴，构建ESG共创共赢新生态。聚焦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社会公益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心合意同，谋无不成”。相信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将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增加了解的新平台，成为凝聚共识、深化互信的新桥梁，成为同心合力、携手发展的新起点，推动开放合作共赢结出更多新硕果。

（编辑  杨林）

在2016年国庆长假以后，我赴银川参加中阿合作论坛，会后去固原等地参观学习，乘坐大巴车时，有幸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研究员相邻而坐，两人因价值观相同，对许多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一路聊着学术，彼此感情增进了许多。回京后田老师邀我一同参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个有关“一带一路”的会议，我做了会议发言，也认识了孔丹理事长。

在短暂的接触中，我感受到了孔丹理事长的人格魅力，一种为了党和国家发展而忘我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季红老师，在会议茶歇时和季老师谈了我对一些关于国计民生问题的看法，得到了季老师的认可。次年季老师通过《导刊内参》将我的一份关于“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问题的研究报告上报，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批示，后来建议也得到了采纳，对改进相关工作发挥了作用。这一年，在季红老师推荐下，我加入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为资深研究员，开始了以基金会为主要平台的智库研究工作。

在中信基金会支持下从事西藏新疆问题研究

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平台的支持下，我开启了西藏新疆研究工作，先后研究了对口援藏援疆工作、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内地接受教育、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的经济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问题、西藏新疆劳动力内地就业问题、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现状与问题、西藏新疆学生内地就学对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西藏边民子女教育支持政策等一系列涉藏涉疆问题，提交了系列调研报告，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肯定，也提炼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经验，为后来的相关智库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例如前面提到的非西藏生源高校毕业生定向西藏就业政策，是指200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民委等四部委共同出台的一项政策。每年从高考考生中选择一部分学生定向培养，毕业后定向西藏就业，充实西藏公务员队伍。该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于2006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定向培养，全班共有26名内地生源同学去西藏基层的乡镇就业，经过近20年的考验，当年的毕业生目前仍有2/3以上留在西藏工作，有人已经担任厅局级领导职务，是一支留得住的干部队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过问题与矛盾，影响了政策的可持续实施。我们通过多年的跟踪发现了问题，撰写出了研究报告，通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报，不但得到了领导人的批示，还在工作中得到了落实。

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我国建立了东部地区对西部的对口支援工作体系；特别是对口援藏援疆工作，更是两个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过去各地区主要是积极推动对口支援工作的实施，并没有对其进行详细的分类与梳理，对口支援工作始终没有进入精细化发展阶段。在新时代对口援藏援疆工作思路与对策研究中，我们认为应当详细梳理对口支援工作内容，进行细致分类，为对口支援工作精细化奠定基础。我们将对口支援分为特殊民族地区的全面性支援、重大工程实施地区的补偿性支援、贫困地区的发展性支援、公共服务欠发达地区的专项性支援、严重灾害地区的应急性支援 5种对口支援形式，并针对每种对口支援形式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思路。

我们在报告中提出新疆的对口支援要注重“文化润疆”的工作思路，新疆的发展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发展和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在对口支援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同一性，提高新疆人民群众对统一的中华文化的认同，自觉认同中华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证明，我们对“文化润疆”的思路与建议是正确的，是新疆对口支援乃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在数年后召开的中央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文化润疆”的工作方针。

在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实施效果与问题对策研究中，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台的民族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梳理，对其中已经过时的政策提出了修改意见，对政策尚未很好覆盖的教育领域提出了政策建议，以确保民族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的教育政策也应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低下，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不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工作与交流，那时，我们创造的少数民族预科班制度是合理的、有效的，而今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大幅提升，与内地学生的水平已无大的差别。为此，我们建议调整已实施数十年的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政策。再比如，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硕士、博士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政策，然而由于没有照顾到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对他们也设置了英语考试要求，降低了他们参与培养计划的意愿，影响了高层次人才的筛选效果。由此我们提出，这部分考生入学时可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考试替代英语的建议，这样更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信基金会是专家学者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

每个人的成长和思维方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文化氛围的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传统中。“家国一体”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倡人要有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自身具有好的修养，才能经营好家庭，才能为人典范，才能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愿望。

在现实中，为国为民服务的愿望往往受到诸多限制，特别是“反映民情、资政建言”的通道并不通畅。大部分智库通道隶属于某部门，信息上报有严格的要求和程序。这样，囿于职能分割的限制、下面的实际情况和好的意见建议往往很难反映到中央决策部门。

正因如此，2014年中信基金会成立之后不久，进入国家培育智库机构之列，在10年历程中实现了大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中信基金会是中央企业主办的智库，智库多数研究人员不是专职人员，而是根据课题需要安排任务，组织社会跨领域跨机构合作，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以便充分挖掘研究人员及其学术研究服务决策的潜力。实践证明，中信基金会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前些年香港地区的乱港事件中，中信基金会的专项报告，对于调整香港的治理思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也希望，今后在中信基金会的领导与支持下，带领团队持续认真研究民族问题、西藏新疆问题，争取在这方面为国家的治理做出我们的贡献。

（编辑 季节）

“香港要真正摆脱现在的困境，必须要釜底抽薪，不能再扬汤止沸！”那是2015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刘廼强老师带领“正思香港”研究团队，在京城大厦顶楼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会面。作为团队成员，我第一次聆听孔总阐述釜底抽薪的治港之策。

推动解决香港困境的深刻洞察

当时，无论在香港社会还是在两地的研究圈子中，从未有人提出过类似见解。我相信，很多研究香港的学者，第一次听到“釜底抽薪”这一主张，反应可能都和我一样感到惊讶，因为这一主张完全打破了香港人一贯的思维范式。但是，在此后对香港事务的实证研究中，特别是当香港治理遭遇重大挑战和危机，面对着政治现实，我愈发能够体会到这一主张对香港困境的深刻洞察。实践证明，这一见解是推动香港拨乱反正、“真解决问题”的实招、大招，后来得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成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香港研究领域里的重大建树。

当晚会面的话题围绕香港展开。孔总讲述他当年刚刚到港在光大工作时的种种经历，包括打赤膊在仓库里盘货的场景，由此阐发对香港社会特性的观察与分析。刘老师和研究团队成员讲述了当时香港社会的乱象，特别是乱港议员在立法会捆绑否决政改方案之后，街头社运规模不断扩大并日趋暴力。大家为香港出现的失序失控深感忧虑，建议中央加强对香港治理的主导权。孔总闻言沉思良久，然后他先从在港工作期间参与“洗楼”、为爱国阵营助选的经历说起，反思当年在香港治理中的一些认识误区，尤其是对选举迷思的深刻影响。由此他强调年年搞助选犹如“扬汤止沸”，而香港要根本改变困局，唯有“釜底抽薪”。

2015年初夏，刘廼强在香港注册成立“正思香港”，专事香港研究。“正思香港”团队与中信基金会结缘，刘老师后来被聘为基金会的顾问，而我则成为基金会的研究员。

在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下，“正思香港”作为一支健康力量在香港开展在地研究，针对香港真实情况，积极建言献策，并参与香港舆论斗争，一步步走来，不断成长，逐渐发展为中信基金会平台上从事香港研究的有生力量。

“偏师”中的“偏师”

“正思香港”之所以能进入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的视野，首先要感谢邵善波先生。邵先生原来并不认识孔总，当时他还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偶然看到财经评论家水皮先生对孔总的访谈对话，孔总的观点让他产生共鸣（须补上一笔的是，水皮本名吕平波，亦是一波），便萌生与孔总直接交流之意，嘱托时任“中央政策组”顾问王卓祺教授联系孔总会面。

2015年五六月间，孔总到港调研，邵先生相约聚叙，并邀请刘老师作陪，自此写下这段香江佳话。

结识孔总后，刘老师深感振奋，很快安排“正思香港”团队到京，向孔总和基金会当面汇报。返回香港，刘老师即安排团队撰写《求谋破解香港困境之策》，向中信基金会提出解决当下香港困境的短、中、长期方略建议。此即“正思香港”参与中信基金会香港研究之发轫。

初创的“正思香港”和刘老师同时统率的新媒体团队，在运营上面对着两大难题：一是缺少有效渠道向中央反映香港实际情况，建言献策；二是缺乏稳定资源支持团队开展研究和新媒体运作。刘老师对香港形势有独到之见，他推动研究团队监测、分析乱港势力和外部势力的勾连，在香港整体工作中包括研究序列中尚属“偏师”。乱港势力固然将刘老师和他的团队视为眼中钉，部分香港建制力量对刘老师的所思所为也并不完全理解。刘老师不喜欢也不善于商业运作，无法募集足够的资源支撑团队的生存与发展，导致营运资金常常捉襟见肘。为压缩运作成本，公司在观塘旧区租用由老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办公室，团队上下班搭乘货梯，与打赤膊的装卸工人同进同出。即使如此，整个团队也一直面对着解散的压力。原本说好的资助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而告停，自有的储备金也即将用罄，刘老师甚至一度准备抵押自己的房产来借贷为团队发工资。

在艰难的坚持下，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的出现，让刘老师终于看到事业发展和团队存续的曙光。

2017年初，基金会与“正思香港”签约，一方面委托香港研究课题予“正思香港”，另一方面开始订阅“正思香港”的香港研究周刊《舆情透析》。这不仅给“正思香港”的运作注入活水，更重要的是，孔总亲自拍板将刊物改名为《港情透析》，报送给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让“正思香港”的研究成果能够放在香港治理决策者们的桌面上。

但是，令人扼腕的是，一年之后，刘老师的癌症病情加重。2018年11月19日，他邀约孔总到香港家里见面，尽管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说话，但是他紧紧抓住孔总的手，期望孔总和中信基金会继续能给予“正思香港”更多的指导和支持，让这支“偏师”在香港研究的道路上能够一直走下去。刘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没有考虑如何安排自己妻子和孩子的未来，始终牵挂不舍的是爱国事业和工作团队。两天后的下午，刘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2018年12月14日，在刘老师的灵堂上，邵善波伉俪坐了许久许久，和一批批前来吊唁的刘老师友人们倾谈，一同缅怀刘老师。“廼强和我认识很多年，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我也帮过他一些忙，但是他从来没有像在认识孔总这件事上这样的感谢我”，邵先生对我感慨地提到刘老师和他与孔总、中信基金会之间这一难忘的缘分。

2019年5月，基金会在当年的年会上，专门向刘老师颁发特别贡献奖，赞扬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是一面令后来者为之景仰的爱国旗帜”。正是孔总、邵先生和刘老师结下的这段特殊的香港缘，为中信基金会发现、培育了一支青年研究队伍。孔总将基金会视为“偏师”，而在一线较量中经历考验而成长起来的“正思香港”团队则是“偏师”中的“偏师”。当香港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际，这支队伍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建言“一法定香江”

2019年，特区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本地乱港力量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裹挟这一议题，在海内外进行恐惧动员，掀起“反修例运动”。6月9日，他们在港岛组织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12日，激进暴徒包围立法会，悍然攻击维护秩序的警队，以阻止议员进入议事堂对修例草案进行二读；在特区政府宣布暂停修例之后，乱港势力仍不罢休，先在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再于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肆破坏。暴徒非常猖狂，不仅将暴乱迅速从港岛蔓延到全港各区，而且在7月21日晚上悍然包围中央驻港机构——香港中联办，并发射墨水弹污损了庄严的国徽……

在此之前，“正思香港”的《港情透析》经过差不多两年多的积累和磨练，不仅保持着每周一期的出版节奏，而且以在地直击的观察，紧盯香港政治、社会形势，坚持以国家立场进行分析，保持着独立、客观性，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我领导研究团队，向上反映乱港势力与海外反华势力的各种部署动态，《港情透析》因而成为相关工作部门掌握香港敌情、社情、舆情、网情的重要参考资料。

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如何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成为香港治理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一问题，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在各种意见纷纷扰扰的背景下，2019年7月下旬，孔总在基金会办公室约见我，长谈数小时，细致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推敲破解之道。他在谈话中再次强调，香港必须要“釜底抽薪”。他解释说，“釜底抽薪”并不是要把桌子掀了，也不是把锅打翻了，而是要让锅里的温度真正降下来。在目前的局势下，要做到“釜底抽薪”，中央必须直接出手制订香港本地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而不能再等香港自己来完成23条立法。

根据孔总这一思想，我在8月3日前后完成策论《建议尽快制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基于香港当前的政治、社会现实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建议采取以下方案以完善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根据《国家安全法》第70条‘国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要求，考虑到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或《国家安全法（香港特区）》，再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由中央政府指令香港特区政府实施这一法例。”简言之，就是由中央主导制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并指令香港特区付诸实施，采取战略主动，解决危害国家安全的心腹大患。这就是一份体现“釜底抽薪”思想的策论，孔总随即将这份报告呈报给有关方面。

同年10月底，中央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引人瞩目的是，这一会议公报在涉及“一国两制”的部分指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如此表述，意味着党中央不仅要着手建立健全港澳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而且还要建立相应的执行机制。而从这一表述来看，并未将特别行政区作为立法的主体，意味着党中央决定在国家层面推动立法。

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同年11月24日，香港举行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区议会本应是服务基层的地区咨询架构，选举议题本应是地区治理的公共政策，但是在暴乱并未完全止息的情况下进行投票，将使这场选举高度政治化，投票率高达全球选战都甚为罕见的七成多。在香港历史形成的畸形人口结构下，乱港势力夺取了接近九成的议席，掌握了18区中17个区区议会的控制权。他们并未因此收手，而是试图进一步夺取立法会的过半控制权，进而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来瘫痪、颠覆特区政府。

形势紧迫。同年12月下旬，孔总在北京再次召见我，听取我汇报香港的情况，分析香港形势的发展，明确要求我再撰写一篇治港策略，建议抓住窗口期，推进香港国安立法，为香港的政治发展设立轨道。

2020年1月7日，我向孔总提交了策论初稿，题为《把握治理窗口期  掌握香港主导权》。1月12日，孔总打来电话，在整体肯定策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采用更为合适的措辞，如何精炼地概括核心论述的修改意见。根据孔总的指示，我迅速修订完善这份策论，将标题改为《把握香港管治窗口期  掌控国家安全主导权》，并重写了最后一段。

这份策论判断认为，从元月到五月至七月中旬期间，为扭转香港局面的重要窗口期，“须要在上述窗口期内有所作为，立规矩，建轨道”。在具体建议中，这份策论再次提出“稳妥推进国家层面制订《国家安全法（香港）》”。根据孔总意见而补充撰写的策论最后一段，如是写道：“香港综合性危机可能进一步深化、恶化之前，把握治理窗口期，践行‘三个坚定不移’的中央决策精神，按照四中全会要求，逐步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建立之前缺失的执行机制，把香港政治的运作导入‘一国两制’应有的法制轨道，使之有所依循，从而在香港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导权，有效压制外部势力的政治干涉，避免敌对势力能够轻易触碰到中央底线。这是香港治理的釜底抽薪之举，而不再是跟随对方的节奏扬汤止沸，由此主动创造香港局势的转折点，稳住政治社会局势，与敌对阵营形成战略对峙，为进一步破解香港深层次问题创造更为宽阔的腾挪空间”。“釜底抽薪”的核心主张就是“把香港政治的运作导入‘一国两制’应有的法制轨道”。

孔总随即亲自另外拟函呈报这份策论，并建言“鉴于一段时期以来香港愈演愈烈的暴乱形势，对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的实施，直接由中央立法的需要日益迫切，釜底抽薪，转危为机”，“针对香港治理架构历史性、结构性的缺陷，从制度和机制建设入手，把握转变的窗口期，渐次推动有关工作，为香港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运行构筑底线，设置轨道”。

2020年5月，因疫情而延期召开的全国两会宣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着手制订《香港国安法》。6月30日，《香港国安法》正式颁布，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后立即在香港特区付诸实施。国安法一出，乱港势力顿成鸟兽散，香港政治、社会形势逐步得以扭转。

“一法定香江”成为香港形势实际发展的真实写照，雄辩地印证了“釜底抽薪”治港之策的大智慧，也成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涉港研究的里程碑。作为基金会研究团队成员之一，能够幸运地在这个大时代中参与、见证香港事务研究，尤其有幸在孔总的耳提面命之下，撰写治港策论，上书“釜底抽薪”之策，为香港从由乱转治迈向由治及兴做出一点贡献，深感与有荣焉。孔总高度赞赏我们团队在香港历史重大变革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甘为无名英雄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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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我谨代表联办财经研究院并以我个人名义致以热烈祝贺。十年来，中信基金会把握大局、放眼世界、紧扣时代主题，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等深入开展专题研究，做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政策实操性的重大成果，对中央若干重大决策发挥了辅助和参谋作用，在理论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历史证明，任何经济体在发展中其决策者都需要不同类型的智库。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曾经有战略性指示：“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中信基金会和联办财经研究院的密切合作

由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任理事长的中信基金会和由联办集团总干事王波明任理事长的联办财经研究院这两个智库，由于联办集团隶属于中信集团管理，王波明与孔丹一直有良好的个人友谊，这就为联办财经研究院作为一个小小的智库能够从中信基金会不断地获取各项资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中信基金会也实实在在为联办财经研究院的成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

联办财经研究院有几十位在不同领域工作过的专家，他们把丰富的政治智慧凝结在为国家、为人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我深知这些政治智慧的价值，愿意多用一点时间将这些政治智慧整理成文字供有关部门领导、行业、企业决策的参考。我也深知，我的能力和水平难以承担此重任，而中信基金会就是我履行职责必须依赖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来源。

回想十年来，我已记不得参加了多少次中信基金会组织的会议，可以说中信基金会的会议通知在我的工作日程中是优先选项。除许多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分析会及相应政策讨论会以外，我收获最大的是一个主题系列会议，即农业发展领域的讨论交流会。由于我曾经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工作多年，对于承包制几十年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非常关注。研究院也有很多位专家，因为他们的父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事农村工作几十年，对下一阶段农业发展也很关注并有许多思考。

中信基金会召开会议邀请了各领域专家对塘约道路、烟台经验、华西、周家庄等典型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探讨，我们研究院长期考察的河北邢台金沙河合作社经验也向与会专家做了汇报。所有与会专家在这个主题的系列会议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到目前小农生产方式的承包制所能容纳的农业生产力已经发挥殆尽，规模化是下一阶段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现实生活中产生的若干种不同的规模化方式却在专家中产生了较大分歧。各种方式都有一些专家赞同，也有一些专家对某种方式持保留意见。孔丹理事长最后总结提出，各种规模化方式还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总结经验，专家们还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我感到孔丹理事长这种指导思想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这一系列会议取得重大成果。我相信，孔丹理事长主持的这一系列农业发展领域讨论交流会，必将载入我国农业从小农生产方式的承包制向规模化生产方式的承包制转轨的史册。

参与关于国计民生重大课题的研究

中信基金会不仅给联办财经研究院带来很多重要的信息，而且对我们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持。众所周知，中宣部国家高端智库办确认了几十家国家级高端智库，每年国家高端智库办要从中央和国家机关提出的研究课题选择若干个课题立项，中信基金会对我们研究院几十位专家的政治智慧非常认可，多年来，以中信基金会名义申请若干课题委托给我们研究院完成，并派专家参加我们研究院的讨论会。这些课题都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报送国家智库办的课题，我们研究院不仅获得参与关于国计民生重大课题研究的机会，也通过课题和有关部门建立了“直通车”的联系渠道。比如国务院研究室的《减税降费问题研究》、工信部的《中美制造业税负比较及降低我国制造业税负措施研究》、财政部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立法研究》、发改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性质、功能和作用研究》、财政部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制度研究》等等。还有两个课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相对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促进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研究》虽然没有获得国家高端智库办的经费支持，但中信基金会动用自己的研究经费来支持我们完成课题研究。

令我们欣慰的是，在中信基金会委托的课题中，我们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在后来一段时间的政策文件中有所体现。我们感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有关政府部门决策还是发挥了一点儿参考作用，没有浪费中信基金会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最让我们高兴的是，2021年9月，根据中信基金会帮助我们申报的课题，我们完成了《为党的二十大而作（之一） 关于消除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建议》的报告。在报告第六部分“消除我国相对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建议”中，我们提出要逐步消除二元社会结构，包括“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消除二元社保制度”等。一年多以后，202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示，“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我们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还多次刊载在《经济导刊》上。包括《赞皇县脱贫人口收入增长分析》，以及《共同富裕思想的又一座里程碑》等。《经济导刊》已经成为我们研究院重要的研究成果刊发阵地。在这里，我们的观点得到了更多读者包括高层读者的关注。

十年弹指一挥间，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在中信基金会主导下将会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我们相信若干年以后新的合作研究将会出现更有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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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至今已逾十载，秉承着“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理念，今天已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家级高端智库。

回顾往昔，我的人生经历和中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83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师从工经所所长蒋一苇先生，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所任学术秘书。1989年，我加入中信集团中信国际研究所，任公司与市场制度研究室主任。当时，我集中研究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公司股份制、集团化等问题，又先后担任由经叔平同志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董事和中信贸易公司的襄理。可以说，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因各种机缘，我有幸成为“中信人”。也正是这一时期的经历，使我能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我对大公司股份制、集团化和国际化的研究基础。

2014年，我在中信国际研究所工作时的同事季红来找我，她在国际研究所时任综合研究室主任，并主管《经济导刊》，我离开中信后一直和季红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她向我介绍了新成立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我加入，并邀请我在中信基金会和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言，我在这个会上认识了孔丹理事长，此后正式加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当我再次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身份回归中信大家庭时，感到既十分熟悉又充满期待，熟悉的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的很多专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亲历者和重要参与者，我与其中一些专家曾经共同进行过研究与合作；期待的是能够在孔丹理事长的领导下，为党和国家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建言献策。

孔丹理事长曾在政法大学蓟门法治金融论坛上谈到组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初衷。党的十八大之前，由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舆论和理论上大家认识不清的问题，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就是要成为国家在改革发展中的“偏师”，于是他在67岁时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担当。“偏师”一词出自毛泽东在1930年所作的《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词中的名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所谓“偏师”，是指主力部队的侧翼，符合兵法上奇正相生的道理。二反“围剿”时，黄公略从白云山居高临下突击，为战役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现在改革的主力军是国家，而作为偏师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也必定在改革发展中做出努力。孔丹理事长说，“以中国为出发点、为归依，总结中国的思维、气派、表达方式、话语体系，而不是言必称诺贝尔。中国取得如今的成就，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做到的。不是仅仅依靠个人之力，而是依赖于中国改革开放机制和体制”。 中信基金会成立10年间，从组建学术队伍到开展专项课题，从举办学术论坛到出版“中国道路丛书”，从改刊《经济导刊》定位到获得中央领导多次批示，始终不忘初心，践行“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的宗旨。

2017年，我临危受命出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的商学院处于连续三年没有院长的状态，全院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命运的车轮似乎又赋予了我新的使命，在校长办公会上，我就职报告的结束语是：六十老人，无欲则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成功，便成仁。重组商学院必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孔丹理事长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我重组期间进行了紧密合作，发挥了十分关键且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国政法大学组建了孔丹同志任商学院理事长、宋志平为副理事长的著名专家组成的商学院理事会，成为引导商学院改革的重要引擎。2017年5月12日，总书记考察了中国政法大学，不久后，商学院首届理事会成立。理事会共有27名理事，其中近一半理事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孔丹理事长强调：“在中国办好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商学院，关键是要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坚持用中国理念、中国案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中国特色，创新指导实践”。首届理事会就确立了区别于学术型商学院（北大光华、清华经管）、实战型商学院（长江、中欧），而是探索构建全新的融合型商学院发展模式。同时，明确了“六跨”特色：跨理论与实践，跨政界与商界，跨金融与实体，跨国有与民营，跨国际与国内，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并明确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要以“一主两翼，融合创新，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为办学理念。

提出“一主两翼”，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处于弱势，要想快速成功，唯有发挥自己的特色。所谓“一主”，即遵循各商学院以工商管理为主的一主准则；“两翼”，是以法商管理系为代表的“法商管理”和以资本金融系为主打的“融商管理”。 

什么是法商管理？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市场经济，需要法律为经济服务。经济改革深处是制度，制度的保证是法律，所以“法商结合”，经济实践在前面探索，法律制度在后面做保证，就成为必然。法商管理就是以公司、基金两类狭义法商实体为研究对象，包括企业管理、工商伦理、法人治理和公司法治四个内涵，在法商伦理与法人治理基础上实现企业系统价值最大化的全过程管理。

什么是资本金融？我们把现代金融体系分为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所谓货币金融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货币市场为基础的间接债权融资体系。而资本金融则是以投资银行为主导，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股权投融资体系。资本金融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多层次市场和多元金融产品；二是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八类非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三是以产品经营为体、资本运作为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公司金融。

正是在这样的办学理念下，法大商学院跃上了新的台阶，一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得了批准；二是获批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成为法大三个博士后站（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之一；三是在工商管理专硕（MBA）的基础上，又获批了金融专硕、国际商务专硕和审计专硕三个学位授权点；四是经济学专业、国际商务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工商管理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很多新生入学，看到理事会的庞大阵容，以及理事会定下来的“一主两翼”发展方向，就决定投身到法大商学院的法商管理中来。四年来，商学院MBA招生第一志愿率从18%上升到了96%，给理事会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其次，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创办的“中信大讲堂”在中国政法大学共开办了24期，成为一个京城瞩目的名家论坛，不仅成为商学院践行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平台，更为发展中国学派形成了长远影响。这24期论坛的主讲人全都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孔丹理事长不仅在每次论坛开始前与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亲切会面，而且还多次担任乔良、杨凯生、蒲坚、余永定、邵宁、王湘穗、崔之元、曹和平、黄平、邓志雄、张维为、郑永年等主讲人的致辞嘉宾，他致辞虽短，但每每风趣幽默、引人深思，广受师生爱戴。

2017年4月，孔丹理事长作为主讲嘉宾在“中信大讲堂”讲授《中国变革的人生体验——孔丹口述历史：<难得本色任天然>》。“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这是马凯副总理赠予孔丹的一首诗。孔丹理事长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我国改革发展中的感悟娓娓道来，波澜不惊，看似平淡，却令人仰慕和崇敬。

此外，孔丹理事长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时刻关心着商学院的发展，点点滴滴蕴涵着对师生的浓厚深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2020年9月，在商学院新生入学典礼上，孔丹理事长通过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的期望时所讲的“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表达了对莘莘学子的勉励、祝福和期盼。孔丹理事长说，1969年2月，他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距离习近平同志插队的延川县58公里，可以说插队就是他们这代人“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在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升华。他对青年学子说，一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要学真本事长真才干，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三是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时代的际遇和机缘来谋划自己的人生。多才多艺的孔丹理事长还用一首现场即兴演唱的《鸿雁》寄托对商学院莘莘学子的期望和祝愿。

回顾商学院改革历程，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关怀和支持下，理事会及“中信大讲堂－蓟门法治金融论坛”不仅成为商学院教学科研工作、学科团队建设的重要基石，更是学院紧密联系社会、紧跟时代步伐的关键纽带和重要渠道，为商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支持。

继往开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十年来，为国家在重要战略领域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未来新的发展阶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加速演进，面对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及基金会的各位同仁重任在肩。但我们坚信孔丹理事长所言：“行稳致远，梦想终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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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召开4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不久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对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第十八届新莫干山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赓续和发扬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精神，共同研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很有意义。

四十年前，120多位充满朝气和家国情怀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平均年龄是34岁，20-45岁区间）在莫干山第一次集体发声，为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和改革家脱颖而出，走上中国历史舞台，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

我不是莫干山会议的参会人，只是起了一个“铺路石”的作用。当时，我作为秘书陪同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同志到杭州出差，经领导同意上山了解会议情况。在我的建议下，将会议的主要情况整理一份报告，由我呈送给张劲夫同志。报告得到张劲夫同志的赞赏，随后他在杭州召开了部分中青年会议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并将会议成果报给了国务院主要领导，获得肯定。莫干山会议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思想史上的重要开创性事件，莫干山也因此成为具有改革象征意义的圣地。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国和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参会的中青年大多数已步入古稀之年，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当年的参会者朱嘉明、黄江南、常修泽、贾康、华生等十四位同志今天也到会，在此，我向当年的参会者表示敬意！

2012年首届新莫干山会议在莫干山召开，承续当年的精神。今天的会议是第十八届，新时代的中青年们又一次集聚一堂！

莫干山会议的精神是什么？ 2017年我第一次参加新莫干山会议，当时我概括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就是：家国情怀、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前两年又加了一句：开拓创新。

第一个是家国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句是中国人家国情怀的精辟表述。如果不是出于家国情怀，当年也就不可能集聚那批为国效力、学术报国的中青年学者。今天在座的老中青参会者，像当年的莫干山与会者一样，都有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希望报效国家。

第二个是问题导向。当年的莫干山会议如果不能紧紧抓住改革开放遇到的实际问题、真问题，并提出建议，就不会有后来的成果和影响。此次会前，我把以往新莫干山会议议题和过程做了浏览，每届会议都紧扣当时最焦点的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进行研讨，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以往的主题涉及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国家治理、科技创新与社会改革、深化国企改革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绿色发展与产业金融、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政策选择等方方面面，本届会议的主题是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全面发展。

第三个是实事求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能有尺寸之功，均得益于实事求是。真研究问题，基本的方法就是要实事求是。陈云同志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共十五个字，也是要实事求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看是一致的。

第四个是开拓创新。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很重要的一种精神。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中信题词“勇于创新 多作贡献”。习总书记提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坚持守正创新”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之一。可以说，开拓创新就是改革开放的灵魂。历届莫干山会议的主题选择、闭门会议选题都体现了创新精神。

在一定意义上，以上四句话也是中信基金会要遵循的原则。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能够多次共同主办活动，协同研究问题，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此，我简要介绍一下中信基金会。今年是中信基金会成立十周年，在中央领导的推动下，经国务院批准，中信基金会于2014年8月成立，由中信集团主管，属非公募基金会。成立伊始，中信基金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2017年6月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主攻研究方向为国有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国民经济、国家战略和相关理论研究。中信基金会秉持“三真”学风，即“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求真务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智库各项工作，打造“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和凝聚人才的阵地”，努力发挥社会智库独特作用，在服务决策、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多个方面取得积极成果。2019年7月，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信基金会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课题研究很有意义，愿更好发挥民间智库的独特作用，为讲好中国故事作出更大贡献”。

2017年，我第一次参加莫干山会议，至今已先后参加了十次。我在所参加的历次会议致辞中间谈过一些观点，除了关于莫干山传承的精神和主旨以外，也谈过一些看法。

——2017年秋季莫干山会议，针对当年的主题科技创新，我提出举国体制1.0版，2.0版，3.0版的提法，后来中央很明确地提出推动新型举国体制。

——2018年会议上，我谈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看法：表象是贸易之争，背后是产业之争、科技之争，核心是利益之争，本质是道路之争。

——中国和美国的博弈性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认识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去年我提出一个看法，即国际生态论。处于丛林世界食物链顶端的霸权国家，长期独占着丰厚的“霸权红利”。对他们来说，任何理性批判或是道义的谴责，都比不上实实在在的利益更加重要。

——我曾提出中国发展中的“三长两短”，三长就是体制优势，巨大的市场优势，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或者产业体系的优势。两短就是资源能源短板，科技短板。我们要用三长克服两短，补足两短，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020年春季会议上，我提出对习总书记关于外部环境变化之下我们的底线思维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思考，有没有可能发生各个领域综合起来的混合战，包括贸易、产业、科技、舆论、外交、法律、文化，以及军事的混合战争？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是大争之世。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我们既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主动应对，又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

2023年中信基金会召开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提出，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扭转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郑重建议中央政府发行长期国债以提供长期稳定低息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和带动效应好的产业，并带动社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宣布。5月，李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支持“两重”建设部署动员视频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高质量做好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随后，国家又出台相关政策，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工作。

在莫干山会议召开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将就如何以改革创新为引领，推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等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行研讨。我期待各位与会者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继承和发扬莫干山会议精神开好本次会议，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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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科技金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扎实推进“五篇大文章”。中信集团认真贯彻政策要求，依托全牌照金融资源，精准把握科创企业特点，把科技金融作为支持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和推动力，探索出具有中信特色的创新模式和实践成果，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一是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科创企业具有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等特点，由资本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更加契合科创企业的风险偏好。中信集团旗下投资机构和证券公司，积极运用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提供高质量服务。在直接股权投资方面，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印发后，中信集团统筹旗下近20家股权投资机构率先成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携手外部知名投资机构共建联盟生态圈，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形成涵盖“募投管退”全链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在管基金规模超3000亿，直接投资孵化科创企业超1000家。在科创企业上市方面，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提供境内外IPO、并购重组、再融资、市值管理等服务，两家证券公司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IPO项目数量和规模，以及服务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IPO数量和规模等，均约占市场30%的份额；近三年来服务90家科创企业上市，融资规模近1900亿元，为科创企业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积极打造“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按照“一个中信、一个客户”理念，中信集团聚合旗下证券公司、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服务能力，以及中信银行、中信信托等金融子公司产品与服务资源，打造了“股贷债保”联动的多层次、专业化、特色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实现“一点接入、全面触达”，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首先，由证券公司和投资机构向中信银行推荐客户，中信银行接续做好融资服务。2022年8月以来，IPO客户转介落地率从49%提升到85%，股权投资客户覆盖比例从45%提升到80%。在融资支持过程中，中信银行打破重历史、重财务、重抵押的传统授信逻辑，针对科研专利、人才队伍、研发强度等创新要素，构建评估企业技术、潜在能力和未来价值的“第四张报表”，建立“敢贷、愿贷、能贷、会贷”联动机制，创新推出“积分卡审批模式”“火炬贷”“科技成果转化贷”“人才贷”“上市接力贷”等特色产品。截至9月末，中信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达3874亿元，较年初增长25.2%，服务科技类客户2.8万户。其次，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依托行业规模最大的投研队伍，形成“行业研究、股债融资、风险管控”全流程特色服务体系，利用债市接续支持企业发展，今年以来科技创新债承销规模近1700亿元，保持市场领先地位。第三，对需要担保的科创企业，有关子公司积极对接再担保机构，探索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担保兜底机制。中信银行无锡分行联合地方融资担保公司，推出“明珠贷”产品，由担保公司承担70%的贷款本金损失风险，银行承担30%的贷款本金损失风险和全部利息损失风险，实行“见贷即保”，提升了发展初期科创企业的获贷水平。

三是建立“专精特新”企业差异化服务新模式。专精特新企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特殊科创企业。针对此类企业特点，中信集团制定了专门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把提高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服务覆盖率作为做强科技金融的重要内容，针对不同类型客户制定差异化服务策略。以“中信企业家办公室”模式统筹各子公司“商行+投行+私行+投资+智库”服务资源，为客户提供“三全四维”一体化解决方案，即涵盖“全金融牌照、全周期产品、全场景服务”、聚焦客户“人—家—企—社”多维度需求的综合金融服务。截至9月末，累计服务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9568家，覆盖率达83.07%。

四是支持科创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融资。为便利企业境外融资，港交所与北交所建立合作机制，支持符合双方市场条件的上市公司在对方市场申请上市。中信集团依托在港多元化金融布局，积极服务科创企业利用香港等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今年以来，两家证券公司保荐港交所上市公司8家，募集资金40.26亿港元。除利用好香港资本市场外，中信集团持续提升境外其他市场覆盖能力，投行业务已覆盖全球15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信证券获得英国、瑞士、德国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累计服务17家企业完成欧洲市场GDR发行。

当前，我国已形成包括创业投资、股票市场、银行信贷、债券市场、保险和融资担保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但整体上看，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与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依然突出，科技金融发展空间巨大。围绕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我认为应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完善立体化科技金融供给体系，用好境内外两个市场科技金融资源。

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10月16日，中信集团发布“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两大服务品牌，正式推出全球综合服务方案。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综合金融优势，支持更多科创类企业发展，为打造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主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ESG将环境、社会和治理要求，融入商业模式和管理体系，致力于实现综合价值最大化，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契合，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和窗口，中信集团成立45年来，深耕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新消费、新型城镇化等领域，总资产超11.6万亿元，“世界500强”排名第71位，已成长为一家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我们坚持把创新、开放、责任、共赢融入企业发展，让ESG理念变为“软实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是向“新”发力，勇当改革创新“排头兵”。勇于创新、敢立潮头是中信集团的宝贵基因。从开创专业咨询、商业银行、商用卫星等领域多个新中国“第一”，到创新境外投资、海外发债、联合舰队等系列商业模式，从攻克高端制造、先进材料、生物育种等一批关键技术，到成功打造科技、产业、金融“黄金三角”，我们在先行先试的不懈探索中，不断拓宽创新边界，引领行业之先；中信证券、中信特钢等一批子公司长期保持龙头地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是向“智”跃迁，激活绿色发展“动力源”。智能化与绿色化融合，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趋势。近年来，我们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强化能碳管理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比如，率先建成了全球铝车轮和特殊钢行业两座“灯塔工厂”，实现大幅降碳减排、提质增效。攻克“一体化压铸”技术，有力推动了汽车制造轻量化变革。聚合金融全牌照资源，构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搭建了对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ESG服务机制，以“融资+融智”助力更多企业“减碳增绿”。

三是向“远”突破，促进内外联动“双循环”。作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中信坚持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商共建共享，在融入全球化浪潮中构筑了鲜明的国际化优势。今天，中信境外业务遍布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综合金融、资源能源、工程承包等多元领域；建设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社会住房等一批世界级重大工程，赢得了所在国的广泛赞誉。互联互通是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正着力打造“要出国、找中信”和“来中国、找中信”两大品牌，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多作贡献。

四是向“善”而行，传递美美与共“正能量”。ESG理念强调超越利润之上的价值追求，与中信的义利观深度融通。多年来，我们重视保护相关方权益，完善ESG管理体系，发挥出版等平台优势，推动ESG传播交流。主动应对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广泛开展种业援助，让“禾下乘凉梦”惠及更多民众。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实施了一批“小而美”项目，实打实增进了民生福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ESG正加速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需要各方同题共答、携手共进。

一是进一步凝聚ESG发展共识。超越意识形态和观念分歧，聚焦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加大ESG理念宣传，壮大全球可持续发展力量。把ESG理念贯穿企业战略、管理、风控等一体化建设，当好ESG价值的践行者、创造者。

二是进一步完善ESG治理体系。支持更多国家建立符合国情、接轨国际的ESG政策体系、披露标准和评价方法。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应加强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分享ESG管理能力，助力增强中国ESG体系影响力。

三是进一步深化ESG务实合作。打造ESG生态圈，推动政府、企业、智库、国际机构等广泛交流；聚焦可持续金融、绿色产业、科技与公益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合作成果，为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编辑  杨林）

今年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我作为参与基金会活动的成员，算起来也有7个年头了，而且有幸赶上了基金会发展势头好、各类研讨活动多、聚集各领域专家多的黄金时期。回眸匆匆而过的数年，自己参加了基金会的不少研讨、论坛、年会等活动并作专题发言，也为基金会的内参、《经济导刊》等写了不少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向孔丹理事长及各方面专家们学会了怎样做智库、做怎样的智库。特别是基金会倡导的“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办智库的理念，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新型智库的魅力和活力

中信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我是在2016年因参与筹建中央企业智库联盟，与一起出任联盟副秘书长的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先生相识后，经他引荐给孔丹理事长，2017年成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后又被吸纳为咨询委员，开始经常参与基金会的相关研讨、年会、论坛、交流等活动，并与孔丹理事长及基金会的许多专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期间，恰好我所在单位中石油经研院被纳入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十分渴望多参与国内各类智库机构的活动，以便近距离学习借鉴优秀智库的好做法好经验。虽然孔丹理事长总爱开玩笑地跟我说“你们是正式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我们还只是培育单位，需要向你们学习”。但是，在如何办好智库方面，中信基金会更值得我们学习。

根据我个人理解，中信基金会应当属于央企资助的社会智库，既不同于一般的央企智库，也不同于其他民间智库。基金会成立最初的功能定位就是为国家服务，起点很高，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主要在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上组织开展研究、提出真知灼见，充分发挥“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五项功能作用。尤其是基金会的开放式智库研究平台，聚集了国内各领域拔尖专家，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个新型智库的魅力和活力。

因经常有机会参加中信基金会的活动，耳濡目染的都是国之大者，无形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政治站位，拓展了认识和研究问题的视野。像我多次参加的有关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创新能力、深化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内部专题讨论会，都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主动立题、超前研究、集思广益，并将整理形成的成果报告及时报送国家有关部门，有效地发挥了决策支撑作用。我在一些会上的专题发言，也有多篇被基金会内参刊用。

中信基金会是一个开放的智库平台，工作人员非常精干，日常运行主要靠兼职人员和退休老同志，他们那种为智库事业不辞辛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常常让人感动。基金会的运行主要以项目和课题为纽带、以各类研讨会和论坛为平台，广泛聚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以及有丰富决策经验的老同志，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高效的运行机制。基金会按文史哲，经济、科技和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等研究领域成立学部，聘请了国内200多名专家学者为学部研究人员，100多位有丰富行业管理经验的专家型官员为咨询委员，也凝聚了国内200多名青年学术骨干。这种开放式平台模式对我后来从事智库建设和研究工作影响很大，我们按照“立足企业跳出企业、立足行业跳出行业”的思路，采取“小机构大网络”的方式，也搭建了开放式的智库平台，聚集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探索了一条从企业智库到国家高端智库的转型升级之路。

智库不同于一般性研究机构的关键是服务决策，包括为决策者、决策部门直接或间接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就需要建立起智库与决策者或决策机构之间的沟通联系渠道，中信基金会在这方面就拥有独特的优势，使大量研究成果和专家建言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报送上去，又进一步增强了基金会对专家学者的凝聚力和参与意识。根据孔丹理事长的要求，中信基金会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各方面专家的长期研究积累与组织开展调研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立足掌握最新情况与一手资料，有效保障了咨政建言的质量和研究问题的针对性。

一位优秀的领军人物

大凡优秀智库都需要有自己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孔丹理事长就是中信基金会的灵魂人物。他不仅发起创立了中信基金会，而且一直带领着基金会成长壮大。孔丹理事长政治站位高、宏观意识强、知识渊博、思路敏捷、开朗包容，心中满是家国情怀，对我们这些行业专家十分信任和尊重，凡是涉及能源方面的问题，基本都会安排我参加，或参会发言或审稿把关。他对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问题高度重视，一直作为基金会的重点研究领域。他作为“中美知名人士论坛”的中方专家，多次把能源资源问题作为交流发言的重点内容。每次邀请他参加我牵头组织的有关能源安全和国企改革方面的智库课题研究和研讨活动，他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欣然答应，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和细心指导。

时光荏苒，十年弹指一挥间。感谢伟大的时代，给了我们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并能够在像中信基金会这样优秀的高端智库平台上体现价值。衷心祝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未来越办越好，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征程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编辑  季节）

2015年，我有幸与中信改革开放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结缘。10年来，我有幸多次参加中信基金会的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并参与基金会组织的调研，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增加了知识，也结交了许多挚友，丰富了交流的机会。

参与中信基金会的活动，我更坚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与决心。10年来，通过参加在中信集团做调查研究，我的获益颇多。

我搞了一辈子社会科学，最大的体会是毛主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而要搞调查研究最难的是如何进场。以往我对于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国企接触非常少。中信集团是以金融业为主的央企，同时集团内有制造业企业，包括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重工）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特钢）。加入中信基金会后，我就动起去这两个企业调研的念头。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中信基金会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中信重工：市场化改革后的涅槃重生

2017年，我首先走进了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原来是洛阳矿山机械厂（以下简称洛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焦裕禄同志曾在该厂担任车间主任。洛阳市建设路上排列着的洛阳轴承厂、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见证了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成就与艰难曲折。

过去，洛阳矿山机械厂曾为我国提供了第一批国产的矿山机械，有力地支持了新中国矿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国际竞争中，与其他的国企一样，洛矿在技术、经营管理、人均劳动生产率，甚至观念上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明显的差距，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原来计划经济下的“国老大”，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老大难”。洛矿于1993年并入中信集团，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但受体制和环境所制，中信重工曾陷入资不抵债地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国家经贸委定为重点脱困企业。

面临企业的生死存亡，中信重工领导班子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改革。公司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用工制度，推行定编定员、下岗分流、减员7000余人，实现减员增效；实行全员聘用制，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实施债转股，减轻债务负担，改善资产结构，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确定了“主业突出、主体精干、经营规模和效益领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2004年，中信重工实现扭亏为盈。2005年，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中信重工先后投入39亿元进行生产能力改造，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为标志，使重型冶铸、重型锻造、重型热处理、重铸铁业、重型清理、重型铆焊、重型机加工在内的制造能力达到了全球先进的高端配置。 

遵照党中央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示，中信重工把自主研发作为企业立足之本，从2005年起，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7%投入研发，建立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技术研发中心，打造了一支包括海外研发基地、多名外籍专家在内的高素质创新团队。在全企业员工中，技术人员由原来仅占十分之一上升到近三分之一，研发人员的比重已接近一线工人。同时，鼓励一线工人参与创新，实施“金蓝领工程”，在生产操作工人中设立“大工匠”制度，支持“大工匠”设立工作室，带领一线工人在工艺技术上攻关创新。一支由高层次技术研发人才、国际化营销服务人才和高技能生产工人构成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队伍在中信重工形成，成为支撑中信重工向创新型企业转型的骨干力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信重工进一步推进由制造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型；由主机供应商向成套服务商转型；由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形成了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提升装备、特大选矿工艺技术设备、低温介质余热发电、变频控制传动设备、矿用特种机器人等30余项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根据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中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研发设计和市场服务两端附加值最高的情况，中信重工从单一制造向“研发设计、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产品全生命周期成套服务”的经营模式转变，在全球重机行业成为唯一一家具有全产业链产品制造能力的企业。

中信重工通过改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行机制：一是坚持党委集体决策制度；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章程规定行使决策程序；三是执行集团报批制度；四是坚持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决策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在企业内充分发扬民主和现代的企业治理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在“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权利清晰、奖罚分明”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基础上，把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与利益激励加以融合，激发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为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从洛矿到中信重工，走过了60多年的奋斗历程，既经历了火红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也经历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观念转型、体制转型、经营方式转型的阵痛期，如今正在创造和积累条件，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对于国企的改革发展，中信重工有着深刻体会：

对国企来说，适应市场化的改革、建设现代企业的道路十分艰难，经历的痛苦刻骨铭心。但面对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对核心技术被西方国家垄断的局面，要想不被时代所淘汰，只有坚决改革、自觉创新才能生存，才有条件做强做优做大，才谈得上承担起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使命，才能带领国企职工走上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之路。

中信特钢：创新成就高质量发展

2023年，在中信基金会领导的支持下，我又走进中信特钢调研。

30年前，作为乡镇企业的江阴钢厂与中信集团旗下中信泰富集团合资，走上发展特殊钢的道路。而今，中信特钢已成为年产量三千万吨、全球特殊钢材产量最大、涵盖品种最全、产品类别最多、创造了多个特钢之最的精品特殊钢生产基地，为我国经济、科工、军工、航空航天、交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信特钢的前身是江阴县要塞人民公社农具厂。20世纪70年代，根据地方政府要求，江阴钢厂成立。1993年，江阴钢厂与中信泰富合资，建立兴澄钢铁有限公司，由中信泰富注资，建起新厂房和高炉，具备了炼铁、炼钢、精炼、轧材完整的产业链。根据我国钢铁业规模迅速扩张，低端产能过剩，特钢行业主要由发达国家垄断，高端特钢依赖进口的局面，和地处江阴的区位及运输条件，公司领导班子决定走以技术和质量取胜，发展耐高温、高速、高腐蚀特殊钢材的道路，提出用三个五年实现“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并再用三个五年发展成世界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的目标。由此，“兴澄钢铁”更名为“兴澄特钢”。

合资后，企业从德国引进一条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普特钢兼顾的生产线。因缺乏管理软件，董事会拟请美国特钢巨头铁姆肯共同管理，但铁姆肯不仅开出天价，而且要控股兴澄特钢。这激发起兴澄特钢人强烈的自力更生意识，决心自行对该生产线进行攻关，奋战数月，终于攻克了该生产线的工艺技术质量关，实现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的生产流程一次成功。

攻关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发现该套设备的60万吨产能中，20万吨是国内过剩的型钢，而在生产40万吨不同规格棒材时，因要更换使用180和300两种规格方坯而制约了产能。兴澄特钢再一次攻关，只采用300方坯，通过增减轧机满足所有规格的棒材生产，使该生产线产能从60万吨提高到100万吨，产品精度、质量大幅提高，成本降低30%-40%。过去人们认为连铸工艺不能生产轴承钢。兴澄特钢再次攻关，1998年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和用户需求的轴承钢。更重要的是，连续攻关使兴澄特钢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不迷信洋人和进口设备，把企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从实际出发，为追求更高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根据国际发展形势，兴澄特钢将高均匀化、高纯净度、易切屑、非调质钢作为开发方向，每年确定十个难题进行攻关，连续实现工艺创新，开发多个系列特殊钢种，轴承钢的质量和产量、高压锅炉合金管坯和高性能合金弹簧钢在技术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到2000年，兴澄13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名列全国特钢行业第一；锚链钢、高性能弹簧钢、高性能齿轮钢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填补了国内出口空白。

从1998年到2002年，兴澄钢铁靠过硬的产品质量实现了从优钢向特钢的转移，挤进了国际高端市场。高端轴承钢是最难冶炼的特种钢之一，过去长期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兴澄特钢采用“真空脱气+连铸”工艺生产高端轴承用钢，其“连铸工艺”写入国家标准《高碳铬轴承钢》2002版，并为世界前八大轴承制造商提供轴承钢。现在，法国、德国的高铁轴承，中国进口的高铁轴承，使用的都是兴澄特钢的轴承钢。30年来，中信特钢始终坚持每年淘汰10%的低端低效产品，每年开发10%的高端高效产品，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也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下游产业的发展。

从兴澄特钢到中信特钢，通过“夯实自身、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内生+外延式发展策略，15年收购了９家关联企业的整体或部分股权，做到了“并购一家、成功一家”，其中最典型的是并购百年老厂冶钢集团。大冶铁厂是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的组成部分，被称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20世纪50 年代，毛主席两次视察该厂，指示要把这个厂办大办好。80年代，冶钢就因经营管理体制上的拖累陷入困境。90年代，冶钢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未能改变经营意识和体制机制，导致优钢不优，特钢不特，效益下降，陷入严重的困境。2004年，国外著名特钢企业来冶钢对“人、机、料、法、环”五项打分，竟没有一项及格。同年，中信泰富收购了冶钢集团的钢铁板块，组建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简称冶钢）。兴澄特钢派出精干的新领导班子，成立市场部，首先抓市场变化趋势及本行业政策调整研究，制定销售策略，把原来的生产型企业转变为市场经营型企业；通过实行扁平化管理，理顺运行机制，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企业运营成本大幅下降。2005年初，以为“神舟六号”提供用材为契机，冶钢上下重树为振兴民族工业争光的雄心，打响了重返特钢行业前列的第一仗。冶钢就此走上了“以技术换资源，以调整换增长”的新路，加快了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

2008年5月，按照国家关于“特钢企业要向集团化、专业化发展”的要求，中信泰富决定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统一运营兴澄特钢、冶钢和当时被并购的石家庄特钢，立志建设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集团负责战略、投融资、国贸销售、研发、市场、产品战略、整体计划、市场定位、品牌方向、标准化、信息化、大宗原材料采购、重大人事的决策和管理权。子公司负责本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独立核算。

集团化运作的体制机制更有利于贯彻“诚信、高效、创新、超越”的企业文化，也更有利于统筹集团的资源进行快速高效的新品开发、细致周到的售前售后服务，但也是一场从观念到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中信特钢集团依靠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起集团的统筹协调体制，避免了同质化竞争，使整个集团步入“生产围着经营转，经营围着市场转”和“以销定产，以效定销”的经营模式，使中信特钢在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的产销旺势，在领先中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距离。

2017年5月，有60年历史、年产300万吨棒材线材的青岛特钢（简称青钢）因环保搬迁和经营不善陷入严重亏损，青岛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署资产划拨和重组合作协议，由中信特钢对青岛特钢行使经营管理权。重组之后，青钢大宗物资采购和销售纳入集团采购中心统一管理，贷款享受集团统一优惠利率，矿石享受集团统一价格，炼焦煤享受集团直采协议价，合金、电极纳入集团统一采购，大幅降低了成本。重组后按品种和区域重整销售队伍。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对标兴澄特钢和冶钢，向管理要效率，深入开展降本增效攻关。三个月后，青钢就扭亏为盈，重新焕发青春。

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天管”）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年产350万吨薄壁无缝钢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天管”连年亏损，2019年资产重组后仍无起色。2021年，中信特钢对“天管”实施并购，派出管理团队进驻天管，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组织机构，完善流程制度，加强风险防控，堵塞管理漏洞，系统提升管理水平；对管理、技术、操作优秀人才实施薪酬激励机制；对重点市场、客户、品种进行攻关，提升高端、高附加值产品的销量，全面提升质量控制水平；产销研联动，通过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提升客户的满意度；推进集团统一采购、工序降本、工艺优化、仓储物流、设备维保等各环节降低成本；加强技术攻关和新产品开发，在超深井、特殊扣、深海等 “卡脖子”产品上持续突破；投入12.1亿元，推进光伏发电、余热利用、高耗能电机更换，大幅实现节能低碳；加强队伍建设，进行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全员培训。通过上述措施，“天管”优势产品快速增加，客户满意度持续提高，2022年开始盈利，2023年职工待遇平均增长19%，缴税同比增加95%，极大提高了员工信心。

30年来，以兴澄特钢为起点，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先后并购了冶钢、青岛特钢、华菱锡钢、格拉斯、天津钢管、南京钢铁等企业，整合了铜陵新亚星焦化有限公司、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在特钢领域获得授权专利2000余项，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近20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获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突破“卡脖子”品种及技术14项，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特别通过科技创新打破了西方垄断，填补了我国特殊钢的多项空白，每年实现几百万吨特钢的进口替代，出口200万吨特钢，大大降低了特钢的价格。中信特钢已经从引进、仿制性研发向原创性研发转变，轴承钢、桥梁缆索钢等产品性能远超过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跑地位，R6级极限性能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航空航天、国防和科学事业。

2020年9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视察中信特钢之后指出，“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主要是长期专注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长期坚持，没有几个企业能做到”。

调查结束后，我就有撰写关于中信重工和中信泰富特钢的调研报告的愿望，要记录下这两个制造业国企几十年来的跌宕起伏、全体干部职工的奋斗历程，和坚持改革开放所结出的丰硕成果。我看到的是，国企要适应市场化的改革、建设现代企业同样十分艰难，并没有天然的发展优势或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免死牌”。他们也在市场化改革和激烈的竞争中面对困难，经历的痛苦刻骨铭心。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上市的央企，每年必须拿出利润的8%进行分红，因为他们的股份中很大部分是国家的养老基金。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国企具有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有健全的党组织，依靠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国门打开和进入市场竞争时，他们经历过煎熬。当深刻地理解只有适应市场经济才能生存，他们就能创造出极致的追求效率的经营模式；当体会到只有打破欧美公司对装备制造业的垄断，才能在经济上不受西方国家的压制与盘剥、在政治上不受制于霸权主义的欺凌，就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改革，以极高的自觉进行技术创新。当然，不只是中信重工和中信特钢这两家企业是这样，他们是新时代中国民族企业的优秀代表。滚滚的发展洪流中，大浪淘沙，淘汰了一批批不适应时代的企业，同样也锤炼出“中国制造”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成就了英雄辈出的企业家和产业工人。

衷心感谢中信基金会为我创造的这种机会！向中国制造的奋斗者致敬！

（编辑  季节）

     2014年8月，中信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成立后立即组建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我有幸参与了一些会议，在基金会指导的学术刊物《经济导刊》上发表了有关文章，尤其在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道路丛书”中组织出版了年度系列智库报告。在我的理解中，中信基金会成立以来要做的重要工作莫过于贯彻“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宗旨，而要理解这个宗旨，必须理解中国崛起推动的世界历史大转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的普遍意义。

识别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历史坐标

2008年是世界历史的激荡之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引发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奥运会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在中美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经济上支持美国，不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同时大量向美国出口物资产品，帮助抑制了美国的通胀，使美国渡过这场危机。而全球经济的增长，更主要的是推动中国经济的赶超和加速发展，尤其推动中国产业体系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然而，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经具有了挑战美国世界帝国霸权的实力，美国的对华政策即开始进入调整期：究竟是深化“接触”战略，还是转向“遏制”战略；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中给中国赋予“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的地位，甚至采取“中美共治”，建构“中美国”，还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冷战”乃至“文明冲突”的思路；重建西方民主联盟体系，不仅用来对冲或“平衡”中国的崛起，而且将进一步采取“脱钩断链”的制裁措施，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外，从根本上抑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成为美国面临的重大选择。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争论和战略调整，中国在如何回应美国战略调整的问题上，也陷入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这不是简单的如何开展对美外交关系的技术性争论，而是在深层、长远的发展道路上产生的争论。而在中美关系已经从力量对比关系的量变发展到战略对手质变的关键阶段，“韬光养晦”式的战略模糊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而必须将这种较量用清晰的战略关系展现出来。若积极回应美国设计的“中美共治”道路，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历史终结”理论，不仅要在经济秩序上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在政治秩序上也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民主”秩序，在政治体制方面接受美国的安排，成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远东之锚”。反之，中国若希望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甚而主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就必然要面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乃至由此发起的“新冷战”。

更重要的是，2008年到2012年，正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即将换届的关键时期，政治敏感时期，学术思想的交锋极为活跃，各种论坛和学术会议纷纷提出自己的学术思想或主张，试图对新领导层的思想路线产生影响。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思想舆论界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态。无论是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争论，还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无论是在国际领域中国是否结盟的争论，还是围绕“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的争论，无论是大陆政治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争论，还是形而上学的“情本体”与“仁本体”的争论，甚至儒家思想中“和谐”与“斗争”的争论，都是以自身的学科和学理路径来回应上述思想争论。

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慢慢汇聚成三个基本潮流。其一就是“新自由派”或“自由右派”，主张在“历史终结”论的全球化背景下，以美欧体制为范本，推动中国穿越所谓的“历史三峡”，这种理论主张不仅获得了全球金融资本力量的加持，而且获得中国新兴的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而且与主张改革开放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一时间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主流理论。其二就是“新左派”或“自由左派”，这种理论的总基调就是依据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中国崛起，并联合全球南方力量来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霸权体系，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由于“新左派”致力于“批判的武器”，在学术思想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创造力，但在经济社会领域缺乏影响力，尤其精英学术界与草根社会之间缺乏互动的机制，与自由派获得新兴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新左派在政治上获得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派的支持。其三就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兴起，不仅对自由派所依赖的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行颠覆式的哲学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助力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复兴，其总基调就是将中国经济崛起转化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

事实上，从五四运动以来，这三种思想就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对全球秩序的理解想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三种思想中，保守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对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都构成批判，但在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大趋势下，保守主义思考的不仅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如何转化为构成现代性方案的有力要素。五四运动以来，保守主义传统首先对传统思想的右翼阐释，尤其将儒家思想阐释为一种私人生活的心性儒家，不仅支撑公共领域的自由民主政治，而且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形成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在这种背景下，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左翼阐释主要集中在法家和墨家思想，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儒法、儒墨之间的长期论争。改革开放之后，对儒家的理解不仅开辟出政治儒家的阐释道路，而且复兴汉代经学，将儒家思想从海外新儒家的心性伦理学转向政治哲学和政治学。而面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抉择的关键时期，新左派所强调的中国政治主体性与政治儒学所强调的文化自主性结盟，形成了政治与文化的相互支撑，共同抵制摧毁中国政治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历史终结论”。一旦自由左派和政治儒学确立了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之“体”，那么自由右派所主张的市场经济、法治秩序和民主政治就会作为“用”被吸收到其思想主张中，这就构成了“通三统”这个新的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这不仅构成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辟新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也构成了中美关系在“关键十年”（2008-2017年）从合作走向竞争的文化思想背景。可以说，这个时代中国的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在这个政治大坐标下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基于中国道路的中国学派

2008年9月，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北大法学院，并在2010年成立了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一方面研究中国崛起所推动建构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新秩序；另一方面投入到通识教育中，思考支撑这一政治新秩序的文化新秩序，我将这一新秩序统称为“法秩序”（nomos）。因此，法治研究中心的“法治”的英文名字并不是主流法学家所主张的the rule of law，而是用古典传统中的nomos这个概念。我们在很小的范围内展开研究。对于国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尤其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国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帝国和国际法问题上，我们推出了“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作为这两项工作的辅助，我们带着一个学生团队系统跟踪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和全球发展变化的动态。就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我们持续创办了两份内部动态月刊，一个是《中国发展动态》，每个月都跟踪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各领域的方针政策（早期我们还编辑了《中国法治动态》和《港澳动态》），另一个是《中国思想动态》，追踪中国知识界在公共学术期刊上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论述和主张。我们每个月都召开一次动态例会，分析每个月中国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公共学术界的讨论，然后确定所要撰写的动态内容。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主题，我们就会撰写专门的研究报告。用两个概念来概括这两份动态的作用，就是尝试搞明白“中国怎么做”和“中国怎么想”。这些看起来简单的资料整理，恰恰奠定了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坚实基础。

正是在面对这些真实的、发生在现实层面的公共政策，我们真正感受到国家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并深刻感受到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实践”，已经远远走在了中国思想知识界话语“表达”的前面。比如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与欧洲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联通欧亚大陆铁路运输的协议，感受到内陆城市重庆的崛起。比如我们注意到残害中国船员的缅甸犯罪分子被引渡到中国审判执行死刑，这个案例所展现的不仅是对刑法学所讲的国家主权暴力的理解，也折射出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由此理解今天处理缅甸“电信诈骗”的手法。我们还注意到围绕城市化的争论，究竟是走大城市化的道路还是推动县域城镇的发展，也关注到西方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指责，并专门撰写了研究报告。总之，正是面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飞速变化，我们意识到现有的理论、知识和概念往往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运用新的理论和概念来表述中国的现实，理应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展已深深嵌入到全球发展之中，理解中国发展还必须关注全球的发展变化。为此，我们紧密跟踪欧美重要战略性刊物关于全球问题的讨论，翻译编辑了《全球战略动态》（月刊），并因此创办了“法意”公众号，组织团队翻译欧美公共知识界关于全球战略动态的思考，不仅有全球秩序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而且有关于资本主义以及文明问题的各种思想讨论。在每月动态跟踪的基础上，我们不仅撰写年度报告，而且挑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些都是一个智库要做的基本功课。然而，我们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机构，既不关心如何去“上折子”，也远离当时各种媒体炒作，集中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中国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撰写研究报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孔丹先生组织成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时，我们很自然走到了一起，因为“探寻中国道路，建构中国学派”是我们共同的理念。孔丹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在陕北插队，所以我一开口说话，他就听出陕北的土味。后来，他参与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层决策。而真正让他大显身手的是带领中信集团利用香港的平台在国际商业领域纵横捭阖，将中信集团打造为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大型国际化央企。

利用港澳“一国两制”的优势，推动国企走向世界，成长为国际化的新型现代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层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少之又少，中央一边让荣毅仁、王光英这样老一辈民族企业家重新披挂上阵，一边着手培养新型的国际化企业家，其中有不少都属于“红二代”。他们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成功地推动大批中国央企成长为全球性的国际化企业。然而，就在中美关系进入实质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们中间也开始出现思想分化。有些人主张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希望运用所掌握的政经资源，利用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机会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摇身一变为类似苏联解体之后的财团寡头。有些人则坚定不移主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当他们退休时，就意味着他们要随时准备退出一手经营发展起来的巨型央企，过普通人的退休生活。这两种抉择无疑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孔丹先生始终将自己看作是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是党的培养和安排他才有机会执掌如此大型的企业，而不是他个人的才能靠创业做出这么大的企业。因此，他从来没有生出“化公为私”的贪念。他在退休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自己成长经历中党和国家对他的培养，而回忆录取名为《难得本色任天然》，就是强调自己作为共产党人“本色”，随时接受党组织安排的任何工作。

正是基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悟，尤其在这个关键抉择时期所切身经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使孔丹先生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道路抉择和个人抉择的根本问题，必须要在学理上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清楚，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前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道路，也不能学苏联向美国转轨的自由化道路，而必须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我们当今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此，孔丹先生始终强调我们不是“左派”，也不能成为单纯的“左派”，而要坚持实事求是，探寻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他甚至生动地把我们定义为“实事求是派”或“中国道路派”。因此，从基金会和研究院成立起，孔丹先生就将基于中国立场的学术研究作为重点。他一直强调没有扎实的、前瞻性的学术研究，为“上折子”而撰写的智库报告有可能会误导决策。为此，孔丹先生亲自筹划组织编辑学术丛书，并将丛书确定为“中国道路丛书”。在这套丛书的组织中，我提出将我们团队撰写年度报告出版，立刻获得了孔丹先生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撰写的各种年度报告差不多有20多册，包括“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中国法治动态”“全球战略动态”等。

从商业的角度看，出版这些动态报告必然是赔钱的。一方面我们的动态报告是在每月动态的基础上，每年撰写一个五六万字的总报告，而动态基本上是对各种政策的资料梳理。每一本书就类似“年鉴”这样备用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我们大约在2016年才开始讨论出版，出版的都是好多年前的报告，相当于整理出版历史资料，而且还不是一两本，而是很多本。尽管面对出版的商业市场压力，孔总还是非常支持，认为这项基础性资料整理生动地记录了中国道路的踪迹，为中国学派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素材。季红老师专门组建了一个编辑团队启动了这个出版项目，并在“中国道路丛书”中专门开辟了“智库报告”这样一个类别。这个时候，《中国思想动态》所记录的各种争论显然已不适合出版。最后，我们把精力放在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发展动态上，几年来，季红老师和我们共同努力，编辑出版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延伸与使命(2012)》、《新开局：中国制度的变革与巩固（2013）》、《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2014）》、《新模式：走向共享共治的多元治理(2015)》、《新征程：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2016)》和《新动能:再造国家治理能力（2017）》。这六本报告生动地记录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只要浏览国家发展战略的走向就会明白，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按照自己的发展轨道向前发展，由此中美两个国家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时候必然会从合作转向竞争。这不是由个人意志或情感好恶决定的，而是由事物发展的内在法则决定的。

我的专业领域并不是哲学思想史，也不是做专门国际问题研究。在十九大召开之后，我撰写的《哲学与历史：从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和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战时就撰写的《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等评论文章，之所以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归功于长期关注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和全球发展动态，这些日常跟踪所获得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些既定概念和理论束缚，从历史发展的现实趋势看待发展进程，从而获得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握和判断。

由于出版资金的压力，我们不得不压缩出版项目，将2012-2017年的法治动态压缩为《全面依法治国新战略》一本书出版，并将十九大以来几年中国发展动态压缩为一本出版《大变局：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直到2021年，我们才将本年度的中国发展动态进行理论加工，出版了《百年新路：新时代中国治理的行动路线》。至此，我们的中国发展动态差不多可以每年出版一本。

我们在组织出版动态项目时期，香港正处于“占中”运动以来的不稳定状态，为了让内地人更深入理解香港问题，我申请了中信基金会的项目支持，专门组织团队协助刘兆佳先生翻译并编辑了三卷本的文集《香港人的政治心态》《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放在“中国道路丛书”中出版。由于孔丹先生曾经长期在香港工作，格外关心香港问题，对我的这个计划特别上心，几次邀请刘兆佳先生和邵善波先生等到北京讨论香港问题。无论是动态项目编辑出版，还是刘兆佳先生著作的出版，季红社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稿件都是她反复斟酌修订，包括书名也都是她亲自策划敲定，由于长期加班加点看稿子，她的眼睛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在医院做手术治疗期间，她还多次给我打电话，讨论书稿的修改和出版事宜。

中国道路：革命与全球化的接力

正是在孔丹先生和季红女士的支持下，我们的合作除了动态项目的出版，还增加了组织翻译。我们以“法意”公共号的名义组织了一个翻译团队，与中信出版社合作翻译一些重要著作，包括《美国陷阱》《隐秘战争》《芯片陷阱》《中国式创新》和《资本与意识形态》（漫画版）等。值得一提的是翻译《美国陷阱》一书。

在中美贸易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授意加拿大扣押孟晚舟女士。我们非常关注相关的动态和进展。因此我撰写了关于美国“长臂管辖”的相关文章并将其与美国的世界帝国建构联系在一起，而当时国内法学界几乎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期间我注意到一个信息，就是法国企业家皮耶鲁齐也遭遇了类似孟晚舟的境况，他专门写了一本自己亲历的书来揭露美国如何利用长臂管辖吞并法国企业。我立刻组织“法意”团队孔元博士等人把书翻译出来，在“法意”公众号上率先刊登，引起广泛转发。这时，中信出版社已经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看到“法意”推送的译文后，就直接采用了“法意”团队的译稿，推出了《美国陷阱》的中译本。这本书影响巨大，让大家清晰地意识到全球商业领域不仅仅有商业陷阱，更重要的是存在将商业、法律、情报和军事交织在一起编织的“美国陷阱”。这本书让中国人认识到“孟晚舟事件”不仅是她个人的遭遇或华为一个企业的遭遇，而是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的遭遇，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遭遇，由此孟晚舟事件也就上升为中美博弈中国家必须出面解决的政治问题。皮耶鲁齐在来中国的访问中就直言不讳指出，他之所以经历这样的遭遇并导致公司被美国吞并，是因为法国政府未能出手解救。其实，不是法国政府不愿意出手解救，而是法国政府没有意志和能力对抗“美国陷阱”。

经历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人开始从全球商业经济的逻辑深入到商业底层的政治军事逻辑，普遍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绝不能处于“裸奔”状态，而必须依赖法律的乃至政治军事的保护。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必须伴随着推动中国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的崛起，中国的涉外法治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将孕育而生。在这种背景下，大家才理解民族企业家为什么爱国，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理解为什么在是否支持华为产品问题上，尤其在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的比较中，网上一些人会吵得失去理智。因此，在网上围绕爱国的争论基本上是围绕中美关系的争论同频共振，而对世界上任何事件的争论也是以美国为坐标划分派别，而这个认知倾向又与普通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新冠病毒疫情后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唯有美国和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美国靠的是技术创新和全球霸权，而中国靠的就是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中不断攀升的底气，尤其这两年“新三样”在全球销售的上升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在分享着经济增长的红利。

中美贸易战让人们看到列国竞争的政治经济逻辑依然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产业链、全球货币和长臂管辖的形式展现出来，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等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学术概念，又具有了鲜活的现实内涵，以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革命话语、斗争话语乃至全球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等话题，又具有真实的现实性。启蒙失去指向，革命无法告别。这意味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乃是二十世纪的继续，是完成二十世纪未竟的革命事业。革命与全球化并不矛盾，而会成为相互促进的接替力量。全球化无疑会引发革命，革命就是在追问“谁的全球化”，资本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人民大众的全球化，西方的全球化还是中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对全球化的追问，都会为更深层、更合理的全球化奠定基础。因此，中国崛起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中国道路是在没有人走的路上开辟出的新路，中国学派无疑要追踪阐释中国道路，尤其阐明其中普遍的道理和学理，这些道理和学理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编辑  季节）

股票市场要成为经济全球化群雄逐鹿中的“大国重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续）

三是规模与效率的关系。股票市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才能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但这并不是说，股票市场的规模越大越好，衡量股票市场规模合理与否的最基本标志是看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否合理，市场本身能不能产生规模效应与竞争效率，能不能促进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从而给国民经济提供强大助力。如果股票市场不能做高做强，而只是长宽长胖，就必然损害股市本身的内在机理，进而会大大降低市场效率。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价值化的市场。价值化就是市场的参与各方都感到股票市场有参与价值与投入价值。价值化既是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逻辑结果，又反过来成为检验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如果市场的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必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趋势相一致，市场本身也会内在地产生一种资金不请自来的客观机制；反之，如果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支离破碎，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会变形、变异甚至变态，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向心力就会大大削弱，离心力也会大大增强。

对于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获取丰厚的投资回报。股票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流动与股权让渡最便捷也最公正的场所，任何人在任何交易时间都可以买卖任何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的便捷性、市场的公信力、市场的多元化，是投资者进入市场并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回报的动力源泉。这种投资回报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众多的优质上市公司可供选择，如果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劣”，或者是欺诈上市让投资者踩了大雷，那投资者不但不能获取相应的投资回报，而且还可能血本无归。

在健康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因股票价格上涨而获取的风险收益，或是上市公司因良好的经营业绩给投资者的利润分红。但这并不是说，只要上市公司分红，投资者就一定会取得正收益。在市场环境不健康或者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分红也可能变成负收益，甚至还可能比不上储蓄收益。如果有100元存入银行，年息3%，那么到期后储蓄存款将变成103元；如果投资者股票的价格也是100元，每股分红3元，因为分红要除息，所以分红后股票价格就变成了97元，加上分红的3元，投资者手中的市值仍然是100元，并没有从股票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再加上股票分红的税收政策，如果分红后一个月内抛售股票，要交20%的红利税，一个月后一年内抛售股票，要交10%的红利税，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但不能从公司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要倒贴，这就使本来应该成为利好的分红制度在现实中变为利空，市场对高分红企业的股票不但不会趋之若鹜，而且还会退避三舍。除非出现填权效应，否则分红越多，贴权效应越明显，投资者的损失也会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制性分红制度的推出应当慎之又慎，必须有相应的改革措施与之配套，并且要与时俱进地对相关政策加以完善。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跻身优秀企业之列。好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寻求发展，差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减持套现。一个好的上市公司应该具备两大条件：让投资者有信心，让企业有前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越强，公司发展的路径越好，股票就会越受追捧，这又会反过来提升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的公信力与辐射力。对于有长远追求的企业来说，能够从普通企业变为上市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字招牌，股票价格日新月异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形广告，能够使有前景的上市公司脱颖而出。

在这方面，成熟市场的上市公司最为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与兼并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始终注意公司股票的市值管理，通过回购并注销股票提升公司股票的内在含量并给投资者以高额的分红回报。2022年，美国股市的上市公司累计回购注销了1.26万亿美元的股票，给投资者分红7780亿美元，而融资额只有207.9亿美元，回购与分红的金额是融资额的近百倍，这是美国股市健康发展、迭创新高的最重要的微观基础。而在中国股市，很多上市公司舍不得现金分红，却热衷于高比例送股，股本这种稀缺资源被无度挥霍。10送10股，意味着每股的含金量降低50%，长期无度地大比例送股，不断稀释了公司的股票利润，这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日益低下、增长潜力不断枯竭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比例送股除了制造“金融幻觉”，对于公司与投资者来说都很难带来实际好处。

在熊市的环境中，没有填权效应的大比例送股往往成了投资者亏损累累的巨大陷阱。即使在近年来也出现了较多的股票回购案例，但回购的股票基本被用于对公司员工的股权激励，这实际上是用全体股东的钱来奖励公司部分员工。回购的股票鲜有注销，因而并不能提高股票的内在含量，也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合理、现实与有吸引力的短期与长期收益。

对于宏观层面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股票市场能够成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与核心推动力。股市有明晰的资源配置功能，股市有丰富的财富释放功能，股市有显著的产业升级功能，这是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宏观要求与社会渴求。给社会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既推动投资又拉动消费，既有效利用资源又促进科技进步，使经济运行与发展能够与时俱进地跃上新台阶，是国家发展与创新股票市场的根本目的所在。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一定以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为主导，而不能以酱香型企业为发展龙头。酒类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品类越多，规模越大，价格越高，市场就会越畸形发展，这不但无助于整体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反而会出现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价格互促，从而大大提高现实社会的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既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消费，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也会出现消极的负面互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钥匙是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不把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与股市的结构调整有机地衔接起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就很可能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