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军事向民用以及民用向军用技术的双向转换,是当代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其中互联网的技术和发展是最著名的案例。在美苏核对峙的背景下,美国担心苏联的核打击会破坏它的通讯系统,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征求分布式通信方案,这促生了因特网技术的出现。此后,这一技术转移到民用领域,最终形成了庞大的互联网产业。此外,还有像波音公司把其所承担的大型军用飞机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积累向民用飞机方面转移,从而形成了喷气式民用飞机的波音系列产品。

 

各国推动军民融合的不同方式

 

实际上,不仅美国,世界各国都在推动军民融合,不过方式各有不同。比如美国和英国采用军民一体化的方式,俄罗斯是多元发展,以色列可以被称作“以民带军”模式,日本和德国因为是战败国受到诸多限制,所以采用“以民养军”方式。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军民融合的问题。军民融合是当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式。

    在冷战期间,美国通过调查发现有1/3的工程师、70%的科学研究经费都用于军事项目,但是这些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收入只占GDP6%,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差。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军民一体化融合战略,有17个联邦部门参加了军地科技统筹管理,出台了78个有关军民融合的法规和政策。通过多年努力,美国所采用的军事技术中,有85%是军民两用技术;国防部使用的标准化文件,民用标准占到50%;国防科技经费中支持中小企业的项目每年达600余项;国防基础研究项目的55%由高校承担。通过实行军民融通战略,美国科技投入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这也成为美国能够赢得与苏联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军民融合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中美贸易战中,我国的科技和工业领域暴露出大量技术短板的“卡脖子”问题。据中国工程院对我国26个主要产业领域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其中能够自主可控的部分占62%,受他国制约的占38%。华为在被美国列入管制清单后,通过内部清理发现,其对外依赖的技术大约有6000多项,于是通过近10万人花费一年的时间拼命地补漏洞。我国的产业和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路径依赖。在全球化高潮期,我国的产业链、创新链努力与国际对接,形成紧密的跨国产业链,这是当时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但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这种路径依赖带来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中美贸易关系一旦陷入僵局,美国利用高科技优势相要挟,威胁与中国脱钩,那么我们所有跟美方进行链条式衔接的研发、生产、贸易都会受到影响。

要改变受制于人的现状,还是要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培植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形成能够应对技术封锁的全创新链体系。而要建立这样的生态和体系,必须要走军民融合的道路。目前,我国军民融合 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第一,创新主体积极性不高。军工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过程中,受到政策性、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影响。军工单位相对来说市场化程度不高,以政府支持、军事订货为主,对于军民融合项目,这些企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待提高。而且军工单位还涉及到保密等问题。另一方面,民口企业如果要参加国防科研项目,也面临着资质、市场、程序、标准、财税等方面的壁垒。

    第二,创新要素有缺失。军民两用方面的人才不足,而且各种资源在军民双向流动方面存在着制度性障碍,不容易破除。国防科研需求的信息公布渠道受限,重要科研基地和基础设施共享的群体有限,存在大量的“僵尸数据”,共享的范围不广,程度不深,作用不大。

    第三,创新环境不好。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制度不够健全、相互衔接性差。军民之间存在两套标准体系,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换面临较多的政策障碍,民口和军工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尚未建立。

第四,创新组织方式不完善。国防科研管理从装备主导型向装备主导和创新驱动并重的转型还不到位。要想利用民口日益壮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支撑国防军队建设,需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目前,跨军地、跨部门的军民融合机制尚未建立,协同创新工作中更多的是依靠一事一议,单线单点联系,工作连续性得不到充分保障。

军民融合创新的主要思路和措施

 

    为了解决军民融合中的这些问题,中央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军民融合委员会,下设军民融合办公室;各省也相应成立了其下设机构。这样高规格的体制安排,目的就是要打破军地协同的体制障碍。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克服诸多障碍。在国家科技中长期的规划中,专门把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发展列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体系,实现两大转变,生成三种能力”。“一个体系”就是指建立军民一体化的创新体系,要建立军民职能分工明确、互助互利、协同创新、一体高效、军民融合的创新生态。“两大转变”是指实现军民合作管理到军民融合治理,军民科技共建共享共用,平战结合,高效转化的一体化转变;实现军民融合的追赶型科技创新向领跑型创新转变。“三种能力”就是生成国家综合实力快速增长的科技牵引力,生成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高质生产力,形成打赢未来战争的新智战斗力。

    军民融合创新主要的发展思路,就是要先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形成军地协同的机制体制,全面破除影响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障碍;进而建立结构合理、体制机制灵活、功能完备的军民创新科技体系;最终全面建成军民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形成军民高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具体的措施包括,强化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统一规划部署,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建立统一的数据库,把科研设施和设备纳入国家统一的平台化管理;促进标准体系的融合;完善军民科技成果的双向转化机制,打造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平台,加强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加大重点领域的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推进军民融合科技重大项目的一体化论证等。

建立军民融合的科研创新体系,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索或者是解决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举国体制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新型举国体制,首先在于时代变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既不同于新中国前30年的相对封闭环境,也不同于19782018年历时40年的全球化时代。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要能够适应大国竞争、中美战略博弈的新形势。同时,新型举国体制还要解决新的难题,不仅包括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面对我们如今与美国局部脱钩的局面。西方国家依据《瓦森纳协定》等国际协议,一直对中国实行程度不等的技术封锁,这些封锁偏重于军事方面。今后,我们可能还会在更多的高科技领域遭遇封锁或限制的局面,美国的目的在于打压我国产业升级的势头。比如《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10个优先发展领域,在美国列入70个实体清单中就有80%和这10个领域重合;对我国出口货物提高关税的项目中,80%也是与之重合。所以,我们要从变化的世界格局出发,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模式,实现中华崛起的战略目标。

                                                                               (编辑  杨利红)



*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科技领域,而我国的科技创新战略面对的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现在的全球化体系是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其实质是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美国与日欧之间的科技分工与竞争

 

美国和日本、欧洲之间在产业方面有竞争、有分工;竞争是第二位的,分工是第一位的。西方世界的科技创新架构也是以分工为主、竞争为辅。

    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集成电路,集成电路产业一度和美国竞争激烈,国际半导体贸易的份额一度超过美国,在部分高端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当时石原慎太郎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书——《日本可以说不》,引发美国的高度警惕,开始封杀日本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势头。双方经过多次贸易谈判,日本最终屈服于美国的高压之下。美国至今还牢牢把握着IT科技的世界领导地位。尽管日本、欧洲在IT体系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一些部分占据领先地位,但它们仅是西方电子科技体系中的一部分,核心部分还是在美国人手中。

    欧洲跟美国之间也有竞争。最近法国与美国在民航客机领域出现分歧,双方威胁要互加关税等等。德国与俄罗斯合建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也属于欧美竞争的领域,因为德国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就会减少向美国或中东天然气的购买量,美欧之间的竞争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但它们之间的竞争不可能颠覆美国主导的体系,他们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市场和利益分配方面。

    2019年,日韩两国因二战慰安妇问题交恶。韩国的芯片制造业需要的几种高级辅助材料必须依赖日本,而日本曾将这几种材料实行对韩禁运,导致韩国半导体工业受到很大损失,最后不得不让步。

    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很强的芯片加工能力,技术水平很高,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但如果离开了美国提供的核心技术,他们的半导体工业就很难维持下去。

    荷兰的光刻机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光刻机的出口,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并不是荷兰想卖给谁就能够卖给谁的。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芝公司向前苏联出售两台五坐标联动数控铣床,前苏联潜艇螺旋桨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得以提高,大幅度地降低了潜艇噪音,美国海军声纳系统因此无法测出苏联潜艇的行踪,一度丧失了对苏联海军舰艇的水声探测优势。为此美国对东芝实行制裁,并要求它设计新一代声纳系统,以便侦测海底的静音潜艇。可见,尽管日本掌握先进技术,但它毕竟是美国控制的西方体系中的成员,在技术转让上是受美国控制的。    

   

中国科技创新面临西方体系的围堵

 

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德国、日本乃至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后起经济体面临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因为中美关系和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例如,在“巴统”于1994年解散后,1996年在美国操纵下,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国在奥地利签署《瓦森纳协定》,实施新的敏感物资与技术的控制清单,包括军品和军民两用产品及技术(先进材料及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中国在被禁运国之列。

    所以,我国科技创新不仅要面对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还要面对欧洲、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竞争,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整个西方的科技体系。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外部环境的了解是不能回避的。

 

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首先,我们能够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吗?如果把战略方向定位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水平,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体系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某些行业的某些环节,可以融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有些领域则不可能进入(特别是跟国防有关的部分)。我国科技领域不可能被西方控制,西方也不会让你进入,所以我们不能照搬或复制美欧等国的科技创新体系。

其次,建设我们的科技创新体系,设计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要认清面对的对手。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总体研发强度(科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约2.1%。而美国的研发强度是2.8%,日本超过了3%,欧洲一些国家达到4%。总体看,西方国家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高于我国。如果看绝对量,中国的GDP是美国的2/3,我国研发投入量也就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尽管近几年我国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我们的研发投入强度依然和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我们的科技资源投入要达到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的水平,还需要很长的追赶时间。

第三,提高创新资源投入效率,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优势。面对这样的格局,我们要缩短和逐渐消除差距,就要考虑怎样提高我们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的效率,需要考虑在哪些领域进行努力,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主要是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两部分,提高全社会创新资源投入的效率,首先要提高政府投入的规模和投入资源的创新效率。

    一方面,政府投入资源支持科技创新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按照“完全市场竞争”的发展理念,政府完全不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可能到今天也不会有“两弹一星”的成就。看看美国对伊朗等国在核科技领域的封锁打压就知道,如果我们当年不克服困难,及时加入核俱乐部,今天搞核工业的难度会比当时大很多。所以,要提高我们的科技创新效率,政府必须集中一部分资源,投入某些关键的战略性高科技领域。这些关键领域一旦形成突破性进展,对整个科技创新的拉动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发挥特殊的效果。

    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投入搞科技创新,也会在很多领域形成低效率。在众多行业领域的技术创新需求和创新机会,不能完全靠政府来判断,必须由企业根据对市场的切身体验做判断。政府对科技发展方向的前瞻性判断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优势是政府可以从宏观着眼,信息掌握比较全面并且有能力进行分析。单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信息往往受到局限,判断能力也可能有一定缺陷。    政府的不足在于,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不如企业。所以很多新技术的出现不是政府机构提出来的。比如照相机原来用胶片,数码相机技术是柯达公司首先发明的。但柯达对市场判断有误,没有进一步投资研发,相反是日本企业运用这个技术实现了商业化应用。

    互联网技术是美国一个公司发明的,但判断它的前景和投入资源是政府行为,是美国国防部最先发现它的军事价值,并且进行研发投资,现在互联网的经济价值已经难以估计了。

    在科技创新体系中,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能偏废。如果不是美国的企业率先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和初步研发,美国防部不会投入资源。反过来,如果没有国防部投入资源,这个公司需要多少年把互联网技术开发出来并付诸应用,也很难预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政府、市场的体系,政府机构面对很多新技术萌芽,对其应用价值和发展空间,需要有准确的判断能力,然后才是政府投入的决策。新技术萌芽是市场带来的,投入资源把它培育起来则是政府的功劳。

    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的经验。怎样发挥市场的活力、激励企业的创新动力,形成更多的新技术成果;政府资源应该投在哪些地方,用什么方式投入等等,这些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所以,在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强大的竞争对手,以及我国科技资源投入有限的前提下,如何运用有限的科技创新资源,提高科技创新效率,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又要深刻认识我国的现实状况,要有非常客观的准确判断。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创新体制如何建设,如何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编辑  宋斌斌)



* 许善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2018年我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过,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后来又在《经济导刊》2018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不只是贸易战》。当时我就指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过是导火索,是手段;我们还会在文化、教育、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面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打击。

    我们发现,从上个世纪末,也就是1995年以后,美国国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我们研究美国问题时,对这些变化没注意到,或注意不够。

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

 

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40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美国这40年,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三分之二下降到50%(统计数据略有不同,有的是50%以下,有的是51%52%左右),大概下降十几个百分点。美国中产阶级年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14000美元。

美国最富有的人口,在40年前统计是540人,这些人拥有资产4800亿美元。最近这两年,最富有的人数已经上升到5800人左右,所拥有的财富达到2.4万亿美元,增长了数倍。

美国国内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蓝领阶层对华盛顿的政治、对建制派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美国国内社会的巨大变化,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再看移民问题。据美国人说,墨西哥有一项政策,就是多生人口,然后都往美国跑,因为墨西哥国内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就业机会,所以鼓励墨西哥人向美国跑,把新墨西哥州重新占回来,因为这里原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现在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已经达到大约6000万。我去过美国的南部地区,到那里的小店去买东西,你说英语他们不懂,他们只说西班牙语。那些小店就是为当地的西班牙语系的人服务的。这些拉丁人大体都信奉罗马天主教,而美国主流宗教是新教。虽然两者都源于基督教,但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派系。信仰不一样,又不说英语,所以美国人有深切的担忧,担心将来他们要分裂成两个美国,一个说英语的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美国。这种担忧从上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正在形成。

其实美国早就要对付中国。如果没有2001年的9·11事件,如果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20年前从小布什总统开始就将矛头针对中国。由于9·11和金融危机,它延缓了20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期望的不符,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它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原来说支持中国发展,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但是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演变;如果再不扼制中国,中国就要彻底挑战美国的权威了。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由于我们没有特别清晰地注意到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变化,对其中出现的一些迹象,我们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进行了双边投资谈判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当时这个谈判有达成协议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例如负面清单等问题,我们还希望保护的时间长一点。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当时就强调Last chance,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新政府上台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认为中美关系是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斗而不破嘛。

201411月奥巴马访华,然后就开展双边谈判。经过100天的谈判没有形成实际成果,美国立刻将六个谈判的渠道全部停掉。

美国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因而它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变化。美国过去支持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它支持自己主导的国际多边机构来发挥作用。现在变成美国优先政策,把多边主义变成单边主义。所以它的表现是退群,要重构国际关系体制,变成以美国利益为主的体制。引用美国一些外交人士的评论,特朗普想回到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式的国际关系。是不是这样,还要观察。

是不是特朗普下台以后,美国的政策会发生逆转?不太可能。美国国内无论什么派、什么阶层,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他们目的不同。

我们的报纸上总是讲,美国应该理解中国,但是很少讲中国应该理解美国。就是说,我们应当了解美国国内的这些变化,了解它的中产阶级的要求、老百姓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极为困难的。

邓小平同志讲,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外部因素。他说这个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香港,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环境的大问题。香港动乱的背后是有组织的、有外部支持的,有人就是要让中国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只要采取了,美国马上可以把特殊关税区、美国对香港的一些现有政策全部取消。

现在中美之间的争端已经从经贸领域上升到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等方面。贸易战是切入口,未来肯定要扩大战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非常清楚,他没有讲中国,而是直指中国共产党,这还不清楚吗?还蒙在鼓里?还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已经是主导权之争,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我们是否想好了怎么去进行长期的斗争打算!

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和西方合作,西方支持我们改革开放,包括技术方面的合作。现在美国就是要脱钩,科学技术方面肯定要脱钩,经贸脱钩有些困难,但是它也在努力地去做。

 

我们要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

 

对中国来说,关键是掌握解决问题的时机。香港问题,如果我们早点采取措施,问题的严重性会轻许多,他们的借口会少许多。

中美之间第一阶段谈判,大家都希望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请来的人大多数是不赞成特朗普政策的人,所以我们对特朗普想法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基辛格已经说到有可能发生热战,处理不好就要发生武装冲突。我觉得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所谓底线思维,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对策方面,毛主席早就讲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对外开放?20194月份的博鳌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继续对外开放,对像德国这些不打贸易战的国家,我可以对你开放,让出一部分利益。金融开放我们早就承诺了,虽然没有写在文字上,但是口头上是承诺了的。每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美方都提这个问题,金融开放、互联网黑客问题等等,希望进一步开放。

我们要跳到外线去作战。外线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怎么做好这些事情,怎么能够和欧洲搞好关系。美国现在力量有限,它掌控不了欧洲、日本这些国家,后者不一定跟它一条心,所以怎么做好欧洲、日本和其它地区的国家的工作,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作,非常重要。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跟你对着干。

过去我们的统战工作是怎么做的?是做敌人和中间派的工作,是化敌为友。在香港重点拉住几个大资本家、大商人做统战工作,有什么用?不是说不要去做,但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广东话都不会说,你怎么进入居民社区?怎么去了解基层老百姓的想法和意见?天天关在办公大楼里不出来,你怎么了解情况?怎么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

我们要做当地人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干部有多少人有周总理那种人格魅力?1955年,韩素音跟周总理谈过一次话,从此以后支持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那才叫初心不改,我们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如果去做统战工作,去争取中间派,拉过来一些敌对派,这样我们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编辑  季节)



*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我们正经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核心,是美国主导百年的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正在逐步解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边缘地带国家正在群起。这一陵谷沧桑的巨变,导致当今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认识世界局势的演化,如何适应历史大趋势,如何主动参与重塑全球新秩序,成为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百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裂解

 

1500年后,世界经历了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先后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荷兰、英国等国都曾经主导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百年周期;相应存在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直至雅尔塔体系,这些从欧洲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体系,展现了50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狂飙突进的历程。而过去百年,世界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

1917年美国介入欧洲战争起,世界权力中心由欧洲的英国转向美国,开启了美国主宰大西洋时代的帷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片凋敝,美国主导了战后秩序的构建,建立起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成为世界权力的新中心。其后,美苏在冷战框架下分治世界。随着1991年苏东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式的自由经济模式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全球标准。2001年欧元启动流通,欧盟得到重大发展。这标志欧洲莱茵资本主义与美式体系的分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无法解决的深层矛盾。随着危机的延续与扩散,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领域出现了尖锐的多层次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全球化将进入一个变化大于传承的新时期。美式体系的裂解,是世界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的大背景。

导致美式全球体系出现裂解的主要原因,首先是 美国正在失去维持这一体系所需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在美式全球体系建立时,美国正处于国力的巅峰,不论是实际力量和发展潜力都冠绝一时,而如今的美国国力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增长乏力、各种债务高企、产业空心化、美元信用下降、居民生活水平下滑、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对立加剧、民粹主义兴起。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不愿意继续多边合作的做法,更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广泛退群、政策多变、国家行为乖戾,难以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导致支撑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开始倾圮。

 

1:美国GDP增长率长期趋缓

 

从图1可见,按照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长期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增长率的下滑,将是一个长达50年的趋势,这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严重问题,使得美国经济放缓趋势难以扭转。

 

2 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变动趋势

 

与经济增长趋缓同步,美国人均GDP增长缓慢;按照不受短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已降至0.5%,接近于停滞状态。

二战后,1969年美国人均GDP增速达到峰值为2.8%1980年略微放缓至 2.5%2016年则加速放缓至仅1.3% 。可见近5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呈放缓趋势,这是美国家庭收入下降、社会不满增加的重要原因。

   据美国财政部网站资料,到201911月,美国的公共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要负担7万美元,已超过美国2018年人均GDP6.26万美元和人均收入中位数的3.6万美元。更加严重的是,据美国资产管理公司测算,包括社保、医保、养老保险和教育等债务在内,美国实际债务已达美国现有年GDP1832%,可谓债台高筑。

 

 3 美国国债2012-2019年增长情况

据美国财政部数据

 

这种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模式,需要美国不断借新债还旧债。随着经济基本面每况愈下,美联储不断降息,长短期债务利率倒挂,要借债越来越难。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应对紧迫需求,今年以来,多次达到联邦预算赤字的上限,政府被迫多次关门。这揭示出要维持一个全球体系就需要获取全球资源,仅靠美国国力是不足以维持美式全球体系的。

在此轮全球化的高潮中,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寡占了全球化红利,而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民众却几乎没有从中得到好处。1973年以前,99%的美国人收入增长快于1%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长。而在新全球化浪潮兴起的2000年之后,70%的美国人收入停滞不前。据《世界不平等2018》报告,在产业大转移的1980年前,美国1%高收入成人财富占国民收入的12%,收入较低的50%成人财富占比为21%;到2016年,两者占比出现了大反转,1%的人占有20%以上的财富,而50%的人财富占比则下降到13%

 

4 美国近40年来贫富两极分化情况

红线为1%成人的收入占比变动情况,蓝线为收入后50%成人的财富占比情况。来源: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均数据库 (WID.world),世界不平均报告 2018 (wir2018.wid.world)

 

据美联储的一项研究,目前美国两极分化的情况要更加严重。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据了美国全部财富的70%,而1989年这一比例为60%。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比例从23%上升到了32%。而这些增长与底层家庭的资产减少相对应。40%的中等收入人口占有不到30%的财富,50%的低收入人口只有不到3%的财富。财富1:9910:90的分化,造成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对立和深刻分裂。

产业外移、产业链全球布局的新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出现了广大的铁锈地带。1999年之后,在构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企业名单中,一些老牌制造业企业如国际纸业、固特异轮胎、霍尼韦尔、通用电气先后被剔除,英特尔、微软、思科、辉瑞制药等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被加入,而其中的核心骨干则是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美国运通等金融服务企业。从中可以看见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个缩影。

 

说明: 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18/08/04/20180804152626191.jpg

5 美国的分裂:铁锈红与全球蓝

 

随着产业转移、失业人口增加和收入下降,美国底层民众出现了酗酒和滥用麻醉药品的情况。美国人均寿命自2009年来一直徘徊在78.6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美国未获高中文凭的白人人均寿命下降了4岁,其中女性为73.5岁,男性为67.5岁,远低于同期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人均预期寿命这一被视为最具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反映出美国主体民族每况愈下的生存状态。底层民众由此而生的愤懑情绪,推动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这是特朗普能够用“美国优先”口号赢得大选和得到民众政治支持的深层根源。

 所谓“美国优先”,就是将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需求置于国际秩序之前。因而,特朗普政府对有可能约制美国行为的国际组织选择“退群”,既迎合了在全球化中没有获益的美国普通民众,又保证了自己施政的空间。特朗普的做法体现了美国本土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却与华尔街资本集团和高科技资本集团的利益产生了矛盾,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的深刻分裂,与全球化美国和本土美国这“两个美国”之间的博弈一道,正在酝酿彭博社所说的“可预见的阶级战争”,严重撕裂美国社会,严重破坏了美式全球体系的核心。

第二,西方世界的分裂。美式全球体系,建立在大西洋联盟基础之上。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直到二战之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并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战后重建,把欧洲纳入到跨大西洋的美式全球体系之中。然而,以美国资本积累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式全球体系,难以真正包容欧洲的发展与独立;欧陆国家也并不完全认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而以更注意社会公平的莱茵资本主义自诩。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煤钢联盟”起,欧洲国家就一直在推动“欧共体”、欧盟、欧元区建设,意图通过欧洲的一体化,来制衡美国。随着欧盟的建立,欧元的流通,欧洲逐步成为维持世界平衡的重要力量。

2008年危机之后,欧洲加快了经济、政治、科技一体化进程。欧盟区内部贸易,一直超越了其对外贸易,具有了明显的经济圈特征。

在应对全球变暖等重大全球事务中,欧洲努力扮演引领者的角色。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制裁和军事干预过程中,欧洲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对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举动,欧洲也采取了抵制态度。尽管欧洲近年经济疲弱、两极分化、移民等社会问题严重,面临着英国脱欧的挑战,但仍是全球经济、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欧元区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平衡美元霸权的重要砝码。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其领导人表现出较强的全球视野,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指出,西方世界正在走向衰落,需要与新兴国家全面合作。201911月初,马克龙公开声称,北约已经脑死亡。这对西方世界最重要安全支柱、维持了70年的北约组织造成了极大震撼。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现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意愿。意大利等14个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许多欧洲国家加入了亚投行,这些举动固然有维护本国和欧洲利益的考虑,也是对美式全球体系走向没落的战略应对。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显示出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独立性,积极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参与地区内经济合作,尽量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积极加强与中国等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对亚太区域安全合作也逐渐抱有开放态度。

特朗普的在国际组织中不断“退群”甚至“拆群”的举动,在国际事务中不付责任、减少开支、不断收缩,甚至通过敲打盟国、制造危机来勒索弱小的种种做法,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作为发达国家核心和象征的G7峰会越来越不和谐,近年来时常不欢而散,2019年的巴黎峰会更是到了无法形成联合公报的程度。曾经靠跨大西洋合作主导全球的西方世界,已经展现出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

第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是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分离。广大边缘地带的存在,是维持中心地带富裕和保证整体体系如金字塔般稳定的基石。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得到了直接从金融市场获利的机会,开始积极推进金融化进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整的产品价值链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安排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产品价值链中属于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中间品的组装生产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完成,而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研发、设计等环节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全球资本通过“南北间产品内贸易”——这一国际贸易新方式,实现前后生产环节的衔接和价值附加。在这一轮新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间垂直化专业分工的框架下,先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承接起由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却实现了广泛就业和国家的工业化。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况下,逐步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开始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被称为“金砖5国”和“新钻6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E11)异军突起,经济快速发展,贸易规模迅猛增长。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保持了年平均5%以上的发展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E11GDP总额达到26.5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额的31%;在世界前十大制造业大国中,新兴经济体已占了半数。在国际进出口贸易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份额相比,已从边缘角色进入到平分秋色的程度。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引起了全球经济结构和世界格局的改变。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突出代表,对推动这一世界历史巨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取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拥有最完整产业门类的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是世界进出口名列第一的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说明: IMG_269

6 中国已成为12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01年起,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开启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区域共同体建设。近年来,中国坚持独特的发展道路,通过拉动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行动正在重塑甚至是已经改变了既有全球经济的垂直分工结构,对新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式全球体系构成了重大挑战。

美国挑起贸易战、科技战,提出要将中国逐出全球产业链的“脱钩战略”,说明美式全球体系,已经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由美国体系内在排他性所推动的逆全球化,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因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造就的新型全球化,形成历史大潮中沉降与抬升的剪切运动,致使美式全球体系走向裂解。

第四,当代信息和数字技术对单一中心体系的解构作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全球性的网络化空间,技术扩散带来了经济发展,也挑战着金字塔结构的传统社会。新技术推动的共享经济、共有模式、共识社会,正在冲击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现状。无论是技术的突进还是平缓发展,都会对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尚未进入规模经济阶段,消逝的技术红利把西方世界经济推入衰退期,这导致以西方意识形态左右世界政治、单一经济模式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现象正在走向式微。

 

洲域共同体构建多样化世界的新格局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式资本主义体系,不仅遭遇了莱茵资本主义、北欧式社会资本主义、日韩儒家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遇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渴望打破依附的拉丁美洲经济体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前提是资本力量无限的假设,而利润最大化又是资本在实践中追求的最终目标,不受节制的欲望和不断进取的发展,而一次次愈演愈烈的全球危机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一性无法应对人口、资源、环境、劳资、文明冲突等全球化的复杂挑战。

与以往体系周期的更迭不同,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新老交替——以一种新的积累效率更高的资本增值模式,替代积累效率低下的旧模式,而很可能是一种加入了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成果、类似基因突变的世界体系颠覆性创新。以全新的、更具多样性的混合体系,去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

在国际政治领域,新技术与其他新要素的结合,不但在瓦解单一中心的美式全球体系,也在推动着共有、共享经济模式和新共识社会的出现,催生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以洲域共同体为基础单元的世界政治新格局。

可以预见,美国之后,世界无霸主下一阶段的全球图景,既不是美国继续独霸,也不是中美争霸,而是由若干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多样性世界。每一个洲域共同体的核心,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未来的大国竞争,不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而是如何吸引更多国家愿意与自己而不是与其他大国组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竞争。

实际上,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着与美式全球体系并行的区域化运动。一些在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的国家,一直在尝试形成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羁绊的 “超国家共同体”和“洲域经济圈”。最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地区,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诞生地欧洲。

从二战后建立“煤钢联盟”开始,欧洲国家就开始让渡部分主权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盟的诞生、欧元区的出现,让欧洲在安全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战争不断的“排他性主权困境”,进而统一了欧洲大市场。在法-德轴心的引领下,欧盟已经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的重要经济和政治力量。尽管最近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了英国脱欧等诸多困难,但仍然保持着60%-70%的内部贸易量,在经济上具有内贸远高于外贸的“圈化”特征。为使欧洲拥有持久竞争力,德国提出要保持德国和欧洲在关键技术和在突破性技术上的主导能力,保持工业增值链的闭环性。为应对安全挑战,欧盟努力发展独立于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科技。如今欧陆国家拥有一个基本共识,欧洲一体化是保证欧洲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重要保障,也是维持其在世界上地位的根基。这个共识和由此产生的欧洲认同,是欧共体的灵魂。

伴随着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崛起,东盟与中日韩在产业、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以10+3为核心的区域合作降低了亚洲对传统欧美市场的依赖度,并开始改变全球经济和贸易结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区进出口区域内贸易一直维持在60-70%,而东亚从40%逐步上升到超过50%,北美区则从30%上升到40%。进入21世纪,三大区域内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东亚经济体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国际贸易的前三强。洲域共同体内部贸易增加,超过域外贸易和经济联系,世界正在形成若干由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并行体系。

 

     说明: IMG_264

7 世界主要区域内部贸易比例

 

随着2000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出现,欧洲形成新的产业链;2005年,出现美、欧、中三条产业链的萌芽;到2015年,产业链多分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晰。

 

8 全球产业链变化情况(2000-2015

 

在美国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的背景下,泛亚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得到大幅提升。2017年泛亚区域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度达到54.2%,直接投资的内部依存度提高至55%2017-2018年区域国家之间共签署了17个新协定,还有70个双边协定正在进行中。2019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谈判已经结束,除印度以外的15国将于2020年签署协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实现了对接,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伊朗和中东产油国开始加大用人民币结算比例,中日、中韩等国都在扩大双边货币规模。显然,泛亚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加深。

WTO统计数据,目前向WTO通报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总数达到410个,已生效实施的有231个。以洲域共同体为引领的新全球化正在酝酿和快速发展,也在重构世界格局、催生全球新体系。

从目前开始到2035年,世界格局的主要趋向,是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和洲域共同体的聚合。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战略上将呈现出收缩态势,在国际组织中继续退群,会更多放弃国际义务,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贪恋权力和计较利益,却又不愿意付出代价和提供公共产品,而是通过制造危机来驱动全球资本,从控制资本流向、流速来获取利益。为此,美国不惜破坏既有全球秩序,对一切阻挠其获利、挑战其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抱有敌意甚至采取敌对行动,表现出世界霸主“衰落期综合症”。

与美式体系裂解导致的动荡不安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围绕拥有相对完整经济体系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国家组成超国家合作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将建立主要按地理区域分布,也不排除可按照产业链、价值链甚至是按国家发展水平形成。在洲域共同体内部,有相对均衡的经济产业结构,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足以支撑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容量,能够制造共同体内所需消费品,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产业分工,通过货币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

洲域共同体的建立不需要扩张,而是顺应美式全球体系裂解趋势,周边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形成彼此认同的紧密关系。这种黏合过程,不会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这是比以往的新兴国家替代守成国家的权力转移更高维度的更迭,也是世界格局在新维度之上的重构。

据多个国际机构预测,到2035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超过美国。此时,欧洲、亚洲、北美等洲域共同体亦初步成型,世界将进入由不同洲域共同体构成的全球新体系之中。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全球体系,可以超越多极化世界的政治纷争,而不必寻求力量的均势;它改变了以往世界体系中倾向于资本最大化积累的单一性,世界格局将不再是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因而也不需要“帝国”去维持世界秩序。新的全球体系,是具有“和而不同”特征的混合体系。占据优势地位的泛亚区域共同体,不会去试图去兼并欧盟或北美共同体,中华文明依然会尊重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其他文明,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老霸主的自身利益得以维持,没有出现想赢者通吃的新霸主。由不同国家平等合作组成的共同体,构成了和而不同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这一世界体系对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文明具有内在的包容性,有利于化解南北、东西矛盾与文明冲突,也为各“洲域共同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奠定思想和利益的基础。因此,20352050年,世界将进入多共同体共存共生、和平相处的时期

全球体系的主体向更阔大的“共同体”发展,有利于消解主权国家的排他性利益,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共同体之间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认识与行动,有可能形成共同体的联合体,合作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种长远利益为纽带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在下一阶段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主角。以大大小小共同体为主角的全球场景,有可能成为伴随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进程。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全球场景并不会自动出现,而需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新体系,比起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均势体系霸权体系,需要更深邃的政治智慧、更精妙的外交技巧和更大的战略耐心。中国的先哲知道丰富多彩的世界不能求同一,因此主张和而不同。与单一、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和而不同的混合体系寻求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更符合生物多样性、文明多样性的原理,更能适应复杂世界的挑战。世界新体系的优势不在于提供某种更具竞争优势的新模式,而在创造了多种方式并提供了多种方式共同发展的制度框架,在全球范围的混合型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以混合、融合为特征的世界体系新秩序。

 

中国的战略与对策

 

中国不再是世界格局变化的普通看客和被动接受者,将成为未来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主体和重要变量。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恰逢全球巨变,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周密谋划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全球战略和策略。

1.确立“多居其一”的全球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要成为多样化世界上与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平等共在的一员,就是“全球多样化,居其一而足”。这一全球战略目标,明确了推进多样化世界的方向,确定中国所追求的全球地位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平等相处。表明中国既没有替代美国充当全球老大的想法,更没有一统天下的图谋,希望建立的就是“和而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各种文明都能平等相处、共生共在。

2.采取“泛洲域共同体”战略。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将导致现有世界秩序的瓦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货币体系和安全框架都面临重构。与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国家、民族结成共同体,是在全球巨变背景下完成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障。从地缘经济、政治角度研判,中国需要与相邻相近相亲相连的亚欧非大陆国家结成“泛洲域共同体”,以抵御全球体系解体后的大冲击,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乱局、实现共同发展。建立起“泛洲域共同体”,可以保障中华复兴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多样化,因而推动“泛洲域共同体”的建立,应成为我们的全球战略。

3.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一带一路”是实现共同体战略的基本方式与手段。推进一带一路的近期效果,是构建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经济圈和安全区,长期结果是形成多领域一体化的“共同体”。因此,必须长期坚持、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建立新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基础设施网络,保持多样性的范围经济、扩大规模效应,发展共同货币以通约彼此利益,建立共同安全的机制,保障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4.与俄罗斯建立有条约保障的战略合作关系。俄罗斯是世界性大国,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战略资源和土地幅员,对中亚国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看法相近,与中国在战略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中俄建立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可以平衡美国等海权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压力,可以确保中国发展所需的大部分资源与通道安全。而俄罗斯也需要中国帮助支持其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中俄两国可以共同成为“泛亚共同体”的核心国家。中俄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有利于我们守住资源供应和国家安全的底线,确保在大争之世立于不败之地。

5.做好与美国逐步脱钩的准备。与中国脱钩,是美国的战略选择,然而,两国在几十年间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要全面脱钩很困难,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从部分脱钩开始,渐行渐远、逐步脱钩。作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弱势方,中国只有接受这一事实,做好相应准备。实质上,中美产业和经贸、科技脱钩,是由一个全球垂直体系演变为若干区域并行体系的过程,是中国产业升级、科技进步的毕业考试,甚至是实现中华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与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脱钩,实际上是保持战略上的疏离,有利于减少摩擦,避免短兵相接,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这一进程要顺势而为、平缓过渡,不可操切过急。

6.加强与欧洲和日韩等OECD国家的关系。我们不要把西方视为铁板一块,在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改善和加强与欧洲及日韩等    OECD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要在政治、安全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国要通过向世界的开放,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资源。

7.建立“自主开放型”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于全球化的高涨期,其基本着眼点是建立与全球创新体系接轨。在全球体系解体、美国利用创新链高端地位对我实施“卡脖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塑。关键是要确立“自主”的目标,也就是科研体系要能够自主自立、能够支撑国家和区域的现代化进程。自主创新要争取在开放条件下去实现,自主是目标,开放是实现的手段与路径。

8.建立区域货币体系。货币体系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建立、巩固、发展洲域共同体,必须要有独立的洲域共同体货币体系。可运用当代数字技术,先建立用于共同体内部贸易结算的数字货币和结算通道,减少对美元及结算体系的依赖,防止因受到金融制裁造成对经济基本面的冲击。

9.建立能够保障国家与区域和平发展大环境的军事力量。洲域共同体必须是一个能够保障自身和平发展的安全区,中国要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确保能够保障自身和区域安全。我们必须拥有能够对美造成难以承受损失的军事能力特别是二次核打击能力,在拥有威慑能力的同时,要划定国家安全底线,以期慑止美对我国的军事冒险。要加强危机管控,尽可能避免与美发生军事冲突,不要被美国反华势力的诱兵之策所激怒,绝不主动挑起事端或升级事态,减少军事摩擦,凡事依法、有理、有利、有节,甚至可以退避三舍。以小忍,保大局不破。

10.务必加强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在世界秩序塑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要注意加强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媒体建设,设立或收购国际媒体平台,培养专门人才,制作节目、大量发声、传播共同体理念,营造新共识。要加强NGO的工作,发展中国自己的NGO组织。用现代传播、后现代传播的技术与技巧,宣传中国主张,实现民心相通、扩大交流、实现合作。

                                    (编辑  季节)



*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资深咨询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20071229日,香港回归十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明确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待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以普选立法会。当天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等中央官员连续在香港召开两场座谈会,就人大决定向香港社会各界释疑解惑、听取意见。这实际上是乔晓阳等人第三次与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发展问题进行的座谈交流。 

第一次是在20044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香港特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之后,乔晓阳等人向香港社会各界解释全国人大委会否决了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理据,核心思想是中央的决定着眼于香港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因为立法会普选涉及到功能界别选举制度的出路,会直接影响到香港工商界和专业界的政治利益;而行政长官普选无疑会影响到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于香港的政治稳定尤为重要。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中央强调香港政制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因此,乔晓阳特别指出“人大决定”的关键点在于“立牌指路”,即明确香港特区2008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可以做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

第二次是在200511月,当时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决定”的精神,提出了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方案,这个方案大幅度增加民主成分,获得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立法会内的反对派议员以政改方案没有提出“普选时间表”为由,试图采取“捆绑”办法,否决该方案在立法会通过。在这种背景下,乔晓阳等人与香港社会各界进行沟通,提出“两个民意都尊重”主张,即中央既尊重反对派议员要求“普选时间表”的民意,也尊重香港社会各界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希望反对派议员以大局为重,尊重社会各界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使香港的民主发展迈出一大步。然而,反对派的大佬们一意孤行,坚持彭定康开辟的激进路线,自以为否决政改方案之后,就可以站在争取“普选”的道德高地上,再次掀起大游行,打击特区政府和中央的民意支持度,迫使中央再次更换行政长官或给出普选时间表。然而,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捆绑”否决了政改方案之后,不得不承担“致使香港政制发展原地踏步”的历史责任。反对派的政治诚信和道德感召力由此破产,社会动员能力大大下降。

中央向香港社会各界就政制发展问题进行解释、沟通和对话的背景是香港的反对派坚持2007年和2008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双普选”,而20044月的“人大决定”意味着中央对这个问题已做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决定。然而,反对派并没有接受中央的决定,一直以争取07/08“双普选”作为政治旗帜进行社会动员,这显然是以政治民主来冲击香港宪政或法治,使得香港的民主发展不再是“宪制民主”,而成为前宪法的政治民主。反对派发起的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的大游行,以及在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的举动,表面上是针对特区政府,可是事实上却针对政治主权者。由此,香港民主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成为要不要遵守基本法的民主,要不要尊重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拥有决定权的主权权威的民主。

20071229日,乔晓阳在与香港社会各界关于人大决定的座谈会上,首先给大家讲了一段生动幽默的“关公战秦琼”的故事,意指中央和香港社会各界对话、沟通与协商需要一个共同的平台,而这个共同的平台就是基本法;具体而眼就是基本法确立了国家主权,中央对香港的政制发展具有决定权。如果香港有人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就没法进行对话,就会出现“你在隋朝我在汉,咱俩交战为哪般”的荒谬局面。这个历史典故太文雅,乔晓阳怕香港人听不明白,又特别举了股票交易的例子,“就像A股和H股,不同交易所,没法交换”。这一下,估计香港人都听明白了。

 

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算起,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刚好半个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香港政治转型的动力无疑来源于中央,没有中央政府推动香港回归,就没有香港的政制发展和民主改革。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只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选举产生,但并没有规定普选问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的,而且之前港英政府的代议制改革也是与中央协商同意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央政府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

然而,悖谬的是,香港一些精英人士从来不认为香港的民主普选来源于北京推动的香港回归,却认为是来源于英国人的恩赐。香港法律界普遍认为香港普选的法理基础不是基本法,而是英国政府加入、后来被基本法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英国政府曾明确宣布这个公约中关于普选的规定不适用于香港。

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一些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香港虽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祖国,可这个“一国”概念在他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缺乏实质的内容。所以,在“爱国”问题上,他们经常会说,他们爱的是祖国的河山和历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国家主权在内的政治实体。在邓小平提出的“爱国者”标准中,明确要求任何价值都可能容纳,但必须拥护香港回归,拥护“一国两制”,拥护中央对香港的恢复行使主权,拥护中央的主权权威。

从法律上看,香港回归意味着在中央对香港拥有的主权从“主权权利”变成“主权行使”,要将“一国”从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变成法律主权的建构,使其在“country”与“state”之间尽可能多地增加“state”的要素。这恰恰是基本法的重要意义所在,基本法之所以作为中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因为它是一部主权建构的法律。由此,中央恢复行使主权意味着香港必然要经历“去殖民化”的阵痛,即在一定程度上要抹去英国在香港行使主权过程中在港人心中留下的印迹;而同时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过程中,必然要在香港人心灵上烙上新的烙印。但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建立起来,香港回归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纷争,无论人大释法、二十三条立法,还是政制发展问题,都是由于触及到了香港的“去殖民化”问题,触及到香港的国家主权建构。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之前,或者说香港的国家认同没有确立之前,香港政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国家建构的难题中。

如何落实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问题固然是英国撤退战略的产物,但也是中央积极回应香港市民民主化诉求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坚持的是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最终达致普选;而香港反对派则主张立即实行最彻底、最开放的民主普选。应该说,在香港民主普选问题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分歧是中央主权之下的地方政府的民主和不考虑中央主权的独立政治实体的民主的区别,而绝非“专制”与“民主”的区别。而在“后冷战时期”的全球意识形态较量中,由于香港反对派以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掌握了对“民主话语”的定义权和主导权,它们将这种民主发展的速度和方式上的分歧转而宣称为“民主”与“专制”的分歧。

由此,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在“民主派”的话语中就被建构为“中央 vs. 香港”和“专制vs.民主”的问题。而香港反对派的这种话语建构策略,不仅将中央置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而且遮蔽了自己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的道德困境,因为香港政制发展的问题表面上是民主化问题,其实质是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建构问题。而中央思考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恰恰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政治本质。

 

就香港的民主化问题而言,首要的是处理工商精英与基层大众的关系问题。1925年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的省港大罢工就是基层群众反对资本家的政治斗争,它实际上开启了香港民主化的第一波,这一波民主化直到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达到了高潮,前后都被港英政府残酷镇压了。直到2003年的大游行,香港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而香港的民主化从来都不可能是单纯的香港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都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建构问题,因为香港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工作就是统战工商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家撤资,影响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当时中央的香港政策有两个最高目标:一是香港必须回归,二是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回归。“一国两制”正是为了服从这两个政治目标。其中对“繁荣”的理解,就是保证“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稳定”就是理顺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关系,理顺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前者要照顾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后者要确保国家主权和爱国者治港。经济“繁荣”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稳定”是经济繁荣的保证。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政治责任中,香港工商界无论在繁荣问题还是在稳定问题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央对香港工商界的政策不是为了香港顺利回归的权宜之计,也不是简单的政治利益盘算,而是着眼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个最高的政治目标。

应该说,香港工商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央的香港政策普遍持怀疑态度。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关于香港政制发展最大的争议就是立法会普选。当时工商界与基层“民主派”的矛盾激化到难以达成共识的程度,“民主派”主张马上普选以便“民主抗共”,而工商界主张放慢普选,其实也担心中央支持的香港左派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当时中英两国的合作局面,英国人乘机向中国推荐其保护工商界利益的功能界别选举制度,即由工商、专业界的团体投票人在界别内选举议员,获得了中央的首肯,并将“功能界别”改名为“功能团体”,意在提出选民为团体而非个人。

香港回归之后,中央不折不扣地执行了邓小平定下“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承担起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一主权者的政治责任。然而,在香港经济低迷、SARS打击和特区政府施政失误以及香港“去殖民化”带来的阵痛背景下,香港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商人治港”、“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的声音,反对派趁机打出了07/08“双普选”的口号,要求200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和2008年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废除全部功能议席并实现全部议席由地区直选。反对派动员了2003年的大游行,而且在2003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近半数的区议会直选议席。反对派由此希望乘势而上,在2004年第三届立法会选举取得控制立法会的过半数议席,进而实现07/08“双普选”的目标。

由此,立法会普选的问题就变成了要不要废除基本法所规定的立法会的宪政性架构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个选举问题,而涉及到宪制改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权,中央显然不可能置身事外;而行政长官普选更涉及到中央任命行政长官的权力问题。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426果断做出决定,否决了07/08“双普选”,指出07/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可以做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修改。之所以否决2008年普选立法会,就是考虑到了香港工商界的利益,考虑到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由此可见,在香港立法会的普选问题上,中央考虑的核心问题是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考虑的是功能团体选举的发展前途和出路问题。而香港的民主派把中央坚持的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民主看作是中央的“专制”对香港“民主”的扼杀,不仅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央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所承担的政治责任,也忽略了中央对这种政治责任的道德诚意和政治决心。

 

香港的民主化问题除了与工商界阶层的特别利益有关,也与“一国”的建构有关。可以说,香港民主化问题也是国家建构中的核心问题。在这块“没有英国人统治的英国殖民地”上,尤其彭定康政改方案在中国人(包括香港人)心灵上烙下的伤痕,使得国家建构中的政治认同变得异常敏感脆弱,香港政制发展的每一步似乎在加深西方与中国的对立,冲击着“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建构。基本法虽然规定香港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精英人士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完全认同中央的政治主权,以至于法律上的国家建构已经完成,但心灵上的或政治认同上的建国并没有完成。而香港的民主化无疑要以“一国”的建构为前提。中央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国”是“两制”的前提,香港的民主政治是中央管辖下的地方区域的民主,而非独立国家的民主。由此,香港的民主化必须要有中央的参与,必须以确保基本法规定的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作为前提。若香港的民主化冲击到基本法的权威性、冲击到中央的主权权威,中央必然运用其主权权威来遏制香港激进的民主化发展。

强调国家认同和心灵上“一国”的建构之所以如此重要,恰恰是由于法律建构的“一国”本身不完全是“state”,而更多地是“country”。换句话说,恰恰是由于基本法所建构的“一国”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国家治理,才使中央被迫采用政治手段和文化认同来弥补国家建构的不足。从法律上看,基本法赋予中央的主权权力与它要承担的政治责任之间不相匹配。中央要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光靠驻军和外交这些权力是不够的,必须具有一些日常性的监督管理权。可中央不掌握香港的财政、税收和司法主权,无法对香港行使日常的治理。基本法赋予中央两项间接的监督权,即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任命权。但基本法的解释权本身不能用于日常的治理,况且还受到香港法律精英的强烈抵制。而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又由于行政长官的普选目标而受到冲击。

面对这种宪政体制设计的本身所带来的困境,行政长官就成为巩固中央与特区关系最重要的纽带,中央必须把握住对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权,确保特区的行政主导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否则香港就会成为“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然而,正是在涉及到中央与特区关心的中枢纽带上,基本法的规定本身充满了张力:一方面规定行政长官最终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经过民主程序提名之后,再由全港合资格的选民一人一票普选产生;另一方面规定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侯任人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任命之后方能成为正式的行政长官。可是,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的情况下,在香港对中央权威的政治认同不足的情况下,激进的普选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试图在政治上挑战中央权威的人通过普选成为行政长官候任人,中央政府要不要拒绝任命?如果中央拒绝任命又如何处理由此产生的“宪政危机”?如果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采取去中国化的施政措施,或采取公投等行动推动修改基本法削弱中央的主权,甚至推动香港实行自治或更极端的独立,怎么办?一句话,还是当年邓小平抓住的核心问题:普选就一定能够选出中央新任的行政长官吗?

这个问题绝非空穴来风。香港回归之前,民主派提出的“民主抗共”主张就是希望通过选举获得香港管治权,如果不能实现独立,也希望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那么香港回归后情况是不是有所改变呢?人们不会忘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做出否决07/08“双普选”的“人大决定”之后,香港“民主派”竟然准备学习和模仿台湾经验,公然推动“全民公投普选”计划,试图以所谓“香港民意”来推翻国家主权者的决定, “民主派”心目中的政治不是以基本法作为平台的“常规政治”(convention politics),而是修改基本法,构建社会契约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其目的很明确,尽可能地反对中央恢复主权行使,将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排除出香港,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可见,在香港回归的根本问题上,香港“民主派”与“爱国者”的立场对立触及到了政治的首要问题。这意味着中央不得不反复介入政治斗争,乃至时常处于对应危机状态的局面。

因此,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采取循序渐进、审慎理性的态度,恰恰是着眼于保持香港的“政治稳定”,避免香港陷入政治上的紧急状态,避免中央不得不依照基本法中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宣布中止基本法,直接将内地的法律适用于香港,这无疑会危及“一国两制”本身。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在各种场合突出基本法的地位,强调依法办事,采取克制、宽宏大量和自我约束的态度,可谓用心良苦。正是面对香港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认同不足,再加上基本法中国家建构的不足,任何一个有责任的政治家在思考香港民主化问题时,不能不考虑两个“不足”在民主化过程中引发的宪政危机。香港政制发展的困局,一方面来源于香港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国家认同不足,另一方面也来源于香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建构的“国家”徘徊在“country”与“state”之间。假如中央按照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基本原则,将授予香港的货币主权、财税主权和司法主权全部收回中央政府,那么,早日放开香港普选既不用担心伤害工商界的利益,冲击到香港的经济繁荣,也不用害怕出现“房子裂了”所导致的宪政危机。假如完成了这种国家建构,国家认同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例如,人们经常说香港法律界普遍存在着国家认同不足,假如我们设想一下,香港司法诉讼的终审权在最高人民法院,香港的大律师们要在最高人民法院打赢官司,我们还用担心这个问题吗?

由此可见,若要保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同时又要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一国”与“民主”之间找到适度的平衡点。为此,邓小平在设计“一国两制”时,早就定下两大政治原则弥补国家建构和政治认同的不足。其一是积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用政治手段来弥补法律手段的不足,使得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行使转化为香港爱国者对香港的治理;其二是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发展,用时间来弥补政治认同的不足,使得香港市民的政治认同随时间推移和代际更替而不断加强。这都不是自动发生的,都需要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界一道做出艰苦的努力。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指出,民主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三个要素: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mores),其中法制比自然环境更重要,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就我国香港特区实行民主普选而言,商业城市的自然环境有利于选举,香港内部成熟的法制环境也有利于民主选举,而最大的问题则在于民情:长久的殖民地统治以及两地文化教育的不同,导致香港人对内地和中央缺乏认同和信任;香港的和平过渡并没有完成“去殖民化”的政治任务,导致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进展缓慢。这些基本的民情成为妨碍着香港民主化走向健康道路,若不加以稳妥应对,香港的民主极有可能变成“劣质民主”。

香港回归之后,为了弥合彭定康的激进政改在中国人内心中撕裂的伤痛,中央采取政治上隐退的策略,对香港内部事务采取不干预的措施。这样的措施成功地建立了香港人对中央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和信任,戳穿了西方世界当时流行的“香港死亡”的谎言。然而,这种袖手旁观的不介入导致了香港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央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维持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并采取大统战的战略,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

2003年以来,中央治理香港采取新机制,采用新思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领悟到选举游戏、法律游戏、传媒游戏等等这些现代政治的基本法则,提高了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执政能力。面对未来普选的政治挑战,不仅要增强爱国爱港阵营在选举中的政治实力,更重要的是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文化战略,发挥软实力,逐步改变香港民情,争取人心回归。

然而,正是在人心回归问题上,在文化软实力问题上,在解决香港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问题上,中国陷入难以释怀的忧郁之中。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以何等的政治自信,将香港作为通向西方世界的跳板,并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正当性发起了意识形态的挑战。然而,几十年之后,斗转星移,香港却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被迫采取“河水不犯井水”的守势。这种攻守易势既有国际局势的转变,也有国家实力的转变,更有文化领导权的转变。说到底,整个冷战期的话语权较量,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原则与资本主义阵营的“自由”原则之间的较量。

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领导人的自信是来源于政治正当性的正义原则,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所支撑的“民主”原则和“平等”原则,由此不仅能凝聚人心,而且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导权。二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民主”和“平等”原则下展开的,美国因为种族隔离、英国因为殖民统治而丧失了政治正当性。此后西方思想界一方面极力诋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民主原则,将其等同于“多数人暴政”,把英美自由主义推向神坛;另一方面将民主原则简化为“竞争性选举”和“宪政民主”,极力夺回民主话语的主导权。

比较而言,毛泽东这一代人所诉诸的“民主”、“平等”和“革命”理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依赖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和天才的政治智慧。邓小平果断地结束了意识形态争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以增加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增强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即毛泽东这一代人所奠定的政治意志的自主性。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先是“硬着陆”,在倒脏水的时候不小心连孩子也倒了出去,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此后在较长时期以“不争论”为名,回避政治正当性原则的辩论,一定程度上窒息了意识形态的活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会平等这些政治正当性原则,由于缺乏深厚的文明力量支撑,在政治实用主义中被削弱了活力;而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也受到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冲击,使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既不知政治为何物,也不知“公共意志”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

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处在大陆的边缘,可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却处于西方世界主导的中心地带;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香港在经济上开始出现边缘化倾向,但依然自居占据着“民主自由法治”的话语权高地。这样一种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错位与反差,恰恰是香港问题的结症所在,也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忧郁所在。中国的忧郁在于,中国人即使在最为困顿的时代,内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明中心的高贵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天下的思考,可是在实际政治环境中却被挤到“边缘”地带,以致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辩护。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尊而产生孤立主义倾向,也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卑而产生“普适”主义的投降倾向。二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张力不断拷问着中国人的心灵,使得近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史不断经历着“成长中的阵痛”。香港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回归道路以及回归以来的一幕幕悲喜剧,不过是这阵痛的一部分而已。而中国要恢复中华文明应有的尊严,无疑需要有比解决香港普选问题更长的时间,更大的耐心和更强的政治意志和文明自信;需要有更大的胸怀、更大的气魄和更大的包容;更需要有一份从容、一份淡定和一份超越。

 

政制必须建立在人心之上,且将人心导向高贵境界可能有多种途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制或文明,必须能够容纳不同文化形态所蕴藏的将人心导向高贵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对各种可能性的尊重和包容,才有可能实现“天下大同”。真正的天下大同不是罗马帝国的同一性扩张形成的永久和平,不是普遍的均质性全球国家,而是“和而不同”。当年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合二而一”的哲学论辩,实际上触及到探求至善真理的伟大意识。正是在郡县与封建、民族国家与帝国、一与多的伟大意识中,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背后的“和平共处”思想才回归到了中国古典传统之中。

如果说,当下在中西意识形态较量中,中国在民主问题乃至文明的正当性问题上处于被动局面中,恰恰是由于我们还没能去发掘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背后的伟大意识。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没有探求经济社会转型背后的哲学与伦理,没有将经济的力量导向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文明的创造,反而将其导向低俗的金钱崇拜、物欲的膨胀、财富的炫耀,由此导致人心的败坏和伟大意识的沉沦。由此,如何收拾人心,凝聚人心,将政制奠基在人心之上,奠基在伟大的政治意识之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在新时代,中央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政治也正呈现出新的面貌,需要我们将这些新的面貌提升到更为一般的理论意义上来,不仅展现中国政治的独特性,而且展现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及其对全人类的具有的普遍意义。

(编辑  季节)



*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今年6月在杜尚别召开的亚信第五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建设互敬互信、发展繁荣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愿景。杜尚别宣言指明,国际合作是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问题的最重要和最有效方式,成员国间应积极开展必要的、前瞻性区域金融务实合作。希望这次峰会能加强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增进金融领域开放融通,为促进亚信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树立新型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半月前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文献,是中国从大国之治迈向强国之治的重要纲领,必将极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将极大地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0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这也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经受严峻考验中破浪前行,在攻坚克难中加快发展,变得更加壮大。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14万亿美元,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国内外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会为这一中国奇迹交口称赞。当然,我们也很清醒,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新的考验,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制约短板,必须加快改革开放,树立新型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96月的G20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进一步推出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杜尚别宣言特别鼓励成员国开展必要的、前瞻性区域金融务实合作。今年6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昭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掀起了一轮新浪潮。

多年来,中国的开发性金融秉承“增强国力、改善民生”的使命,勇于改革,敢为人先,拉开前瞻性差距,自我加压创新发展,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用开发性方法推动市场建设、信用建设和制度建设,为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服务,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为金融事业和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

保障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能够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当前,世界经济波动性增大,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货币通胀和资本金短缺现象严重,迫切需要用全新的思维和创新的举措来破解难题、打通路径。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何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开发性金融如何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也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探讨。

探讨建立一种新的专用证券

值此峰会我想同大家做一个交流,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探讨建立一种新的专用证券,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发展的需要,克服债务率过高等问题,确保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更加平稳有序,也为国际社会提供参考。为此,这种专用证券应具备以下四方面的功能:

第一种功能是,充当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股权资本功能,可简称为“股本功能”。专用证券,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金短缺的问题,实现经济中的股权和债权的平衡,减少金融不必要的动荡,抑制经济中不必要的波动。目前,全球货币宽松政策中长期化的趋势明显,发达国家已经出现货币负利率现象;由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上的安排,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发行,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泛滥和通货膨胀。在中国,货币发行量长期不能满足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时项目资本金又严重短缺。我认为,这种单纯以信用货币来支持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来支持和配合发展。只要设计得当,就有望帮助实体经济解除债务旋涡的困扰。

第二种功能是,帮助信用货币锚定信用基础,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专用证券,作为货币资本项目功能的派生和衍生品,是对货币资本功能的进一步分化和细化,是货币的体现和发展,它可以巩固增强货币的主功能,从多方面支持货币的功能。一方面这种专用证券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有较强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只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制度建设,其权益性和规范性也有足够的保障。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机制上构建对货币支撑的“专用证券”,作为对传统基础货币的重要支持和补充。

进一步锚定货币的基础是本国的经济和土地,减少对外汇的依赖。两者合理搭配、有效组合,有助于巩固和保障现有信用货币的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货币发行压力。此外,作为股权使用的这部分证券,是以土地使用权经济产出为对价的证权发行,这也有助于缓减各国对西方经济体中货币主义的担忧。

第三种功能是,帮助实现财政平衡的功能。利用专用证券这个新的金融工具,来开辟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后社会分配的新渠道,使收益分配更加合理、更加普惠,使广大投资者和机构能有新的市场化的收益通道,获得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收益。证券收入也可能成为薪酬之外的重要收入来源,有助于解决当前财政体系下的贫富分化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为收益的证券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些基础上设计这种专用证券,让中央、地方、市场主体和百姓都可以持有股权,促使各级党政“一把手”像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CEO一样,更加操心自己的经济,更加操心自己的股价,更加操心地方的治理,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

第四种功能是,促进市场稳定持续发展的功能,或称“稳市功能。新型证券能对原有债权市场进行完善、提升、促进,对现有资本市场发展有重大积极作用。以专用证券的宏观顶层设计和应用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资本债券投资市场体系,使其成为资本配置的场所、社会财富分配的场所、社会均富的场所和社会保障的场所。金融机构可以购买专用证券,使其成为自身的资本金;还可通过公开交易,增加市场透明度,减少寻租腐败。

用开发性金融的理念,创新探索专用证券这种新的金融产品,有望在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解决过度依赖债务所带来的资本金短缺问题,以及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所带来的城乡地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当然,专用证券市场体系的建设,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大量新的工作要做,只要我们深入探讨、勇于实践,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

开放包容、繁荣共进的亚洲是我们的共同追求。作为亚洲大家庭一员和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积极参与改善全球治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作为本地区重要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始终支持亚信会议加强能力和机制建设,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加强多双边金融合作,开发性金融搭建了多个区域开放式多边投融资平台,积极打造投融资合作中国样本。不管是国内各级政府还是国外合作国政府,只要其目标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开发性金融机构都可以与其密切合作、形成合力。

对亚信合作的四点建议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争端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加大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亚洲仍是增长最快地区,占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二,充当了世界经济的定盘星稳定器。亚信成员国开展务实合作,对于促进地区共同繁荣和全球经济复苏,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更好落实杜尚别宣言的倡议,我有四点建议:

首先,打造亚信各国务实合作平台。搭建包括金融智库在内的各类合作平台,组织成员国进行金融热点领域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实现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的有机结合,这一点对亚信合作共建、合作发展和合作共赢非常重要。平台能汇集最大共识、汇聚最广人脉、汇合最强资源,可以为破解亚洲老问题寻找新答案,为应对亚洲新问题寻找好答案。

其次,规划先行与融资推动并重。规划先行统筹配置各种要素资源,既保持发展主动权,又找准融资切入点,是资金寻找高价值优质项目的显微镜和望远镜。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物质生产、社会组织化和市场发展程度相对落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规划落后。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印证了规划空白、规划薄弱势必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科学、发展盲目多变。一个国家要加快发展,就要不断进行国内外发展比较,通过规划和具体计划的实施,将后发优势转变为赶超和跨越,以融资推动促成规划成果的转化和落地,最终将项目转变为资产、转变为实体、转变为利润。

第三,构建可靠的亚信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今日的亚洲,信息、人员、贸易、资本往来比任何历史时期都频繁,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打破固有的分化格局。要借助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力量实现亚信各国资信信息的跨境全面合作,构建更加稳定可靠的信用基础;创造属于亚洲自己的信用体系,可以显著降低成员国间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和合作风险,这是长期共赢发展的基础和构建亚洲地区金融稳定的支撑制度。

第四,发挥企业核心作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在亚信合作中,仅仅依靠政府拉动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发挥企业的核心作用,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推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助推成员国经济发展,是亚信金融合作永恒的主题。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法,帮助企业实现融资便利、投资便利、贸易便利,增强各国企业间的互动频率、交流深度及合作质量,才能取得长期的、令人信服的优异成果。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今天的亚洲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重要板块,全球发展离不开亚洲各国积极探索和努力。希望各方深入探讨解决社会经济难题的新途径,让峰会成果更具有前瞻性、务实性和普惠性,为推动亚洲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互敬互信、安全稳定、合作创新的亚洲做出更多积极的探索,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编辑 季节)



*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是作者在2019亚信金融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摘编。

 

在实物资产交换时代,人们交换商品的中介是黄金。在数字资产交换时代,人们交换数字资产的中介将会是“数字黄金”吗?本文将从时下热点问题开始讨论数字货币的本质及数字货币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并讨论数字主权货币面临的国别和全球管理风险等问题。

数字货币及发行成为财经热点问题

美国互联网龙头企业脸书(Facebook)在今年6月发布了关于天秤(Libra)加密货币的白皮书。此后,关于数字加密货币的话题迅速在全球范围发酵。

天秤加密货币白皮书提出的主张,比一个匿名为中本聪的人(疑为一个小组)发布的比特币(Bitcoin)白皮书晚了10年,但由于比特币使用开源软件并在互联网空间通过加盟章程、引入加盟会员的方式,在网络空间构建比特币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P2P),数年间在网络空间迅速蔓延,到2017年,单位比特币在平台上的交易价格达到20000美元以上。即使各国央行在随后的一年中协调了立场,限制比特币的交易范围,但直至今天,比特币的单位价格仍然逼近10000美元。若按单位价格计算,比特币的总价值为2100亿美元,约相当于目前美国流通中现金总值的十分之一,价值总量骇人。天秤币白皮书的发布,无疑是受到了上述巨大铸币收益的吸引。

在天秤币方案公布一个月以后,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就脸书加密货币Libra举行了听证会。第二天,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了网络空间货币的听证会。一个月后,法国和德国就共同抵制脸书旗下天秤加密货币发表了政府声明。

与此同时,中新网报道了我的观点——Libra带来的危险与机会并存,数字货币在创造巨大收益的同时,会刺激各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广泛关注,倒逼数字主权货币相关政策加速出台。”

中新网还报道说,在美国两院举行听证会前一个星期,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周学东在2019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中央银行对这件事情也很关注。全球已经有多个国家和金融监管机构宣称,在未经严格审查的情况下,不会允许脸书推出其计划中的数字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指出,Libra可能造成四大问题:第一,Libra将影响非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主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尤甚;第二,Libra缺少透明稳定的运行机制,进而威胁金融稳定;第三,Libra将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扰乱经济调整周期;第四,Libra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加密货币的管制口径进一步收窄,不少非网络核心技术型的天秤币发起机构,如PayPal(阿里使用了该支付理念)、Visa(信用卡联盟)、eBay(电子港湾)和Stripe(英国电子支付)宣布退出该联盟。显然,美国政府和各国政府不会让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无限制地流入私人机构或联盟之手。

数字货币,一个具有未来挑战意义的热点大题,各国和全球都在行动。

数字货币的本质及工作原理

当数字货币出现的时候,去传统中央银行化的支付和结算机制向我们提出了重新理解货币本质及讨论数字货币运行机理的问题。

商品时代货币的本质

有体系且对现代货币理论有重要影响的是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李嘉图(1772-1823)依据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创造的特殊商品,或者叫劳动货币。

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先驱之一杰文斯(1835-1882)继承了斯密关于货币是交易中介的思想,但更强调需求的作用,认为货币不是由供给—劳动形成的,而是在“物-物”交换中,两个交换者同时需要对方的物品——双重耦合。杰文斯的需求货币论和李嘉图的供给货币论启发了门格尔(1840-1921),在他那里,货币产生于供给和需求互动的市场体系当中。古典经济学家们探寻了货币的本质:货币是生产和消费两种力量在市场均衡和收敛过程中找到的度量价值的单位尺度。因此,金银天生是货币,但货币不必是金银(马克思语)。货币可以是纸币、支票和数码单元。当然,在数字经济中,比特币能否成为像黄金那样的流量单元还待进一步观察。

商品经济中货币的生成机理

通过凯恩斯的努力,鲍莫和托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构造了一个模型——B-T Model:在一个纯粹的交易经济中,经济人在手持现金货币和手持金融资产方面进行机会成本均等意义上的权衡取舍,得到了一个在现实经济中可以用于计量的货币函数——人们的货币需求是收入y、利息r和交易成本(制度度量参数)γ的函数。

              

反过来写,则可以写成利息等于货币、收入和手持现金制度参数的函数。图1描述了新主流经济学框架中总均衡理论中的货币动态过程:收入增加,货币需求增加;利息提高,货币需求减少。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需求函数。后续的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里茨等发现了在信息不对等以及其他外部性条件下,上述行为都有所变化,但上述基本关系的存在还是恒定不变的,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货币的本质被延伸到了新主流经济学的总均衡模型当中(货币需求函数)。

1  新主流经济学的总均衡理论中货币的动态过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B-T模型使关于货币本质的讨论告一段落,因为没有人比他们讨论得更好(Blanchard and Fisher,1990[1]。虽然央行很早就公开了货币市场制度和上海银行间市场(二级货币市场)制度,但是要等到21世纪结束后,在比特币出现时,经济学家们才开始理解价值尺度单元化程度逼近货币单元化的程度,其流动性之强,从而将杰文斯的双重耦合和克鲁沃限制结合起来讨论央行和商业银行的结算清算体系本质。在这之前,银行家只是在机械的操作货币一、二级市场,没有意愿思考货币的本质,就像一件艺术品,画家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

数字经济货币的生成机理

无疑,中本聪们发现了货币在一级市场生成和在二级市场上交换的整体运行过程中的秘密。2008年,一个取名叫中本聪的网络极客发表了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记账系统》的白皮书。在书中,中本聪设计的比特币系统是一种基于密码学的数字货币。

比如一个经济体中,有ABCD四个经济人,根据自己的交易需求,相互之间有了转账的需求,转账需要支付。支付时, A先支付了10个比特币给B,把这个账单信息告诉B,同时又告诉CD,在一个网络平台上,任何想知道该信息的人都可以去核实这个信息。因为,一旦公布信息被核实后,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去更改这个信息。

A B转账10个比特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将转账的数目记在自己的账本上。在商品经济中,记账首先是作为私下的台帐留给自己和客户用。但是,在数字货币系统中,可以通过远程系统向整个经济体公布说:我已经支付了预付款,货物正在路上。

由于都是在网络上的第三方平台当中,ABCD能够同时看到这个转账信息。如果B有转账需要,比如说他把自己的5个比特币转给C,他只要在比特币网络平台上,把这个信息同时发送给ACD,就会发现整个经济体中,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转账记录。换句话说,账目在经济人之间变得透明。如果CD有转账,也是同样道理,这个交易经济共同体的账目信息是透明的。

按照中本聪的设计,在这个透明的信息平台上我们可以根据一定的存储规模打一个包,或者叫一个区块(block),一个区块规定信息存储空间是一兆,大体上可以存储4000多条记录。区块的信息储满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通过存储语言,链接到前一个区块上,这就叫区块链(block chain)。

有了这样一个系统后,就要解决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以谁为准?因为每个人的账单顺序,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在自己个人的账单上可能把自己的记录先发送给B,再发送给C。可是由于网络的延迟效应,在C那边可能先收到了信息记录,从而造成混乱。

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记账,凭什么你把信息发出来我就要记录呢?这实际上是一个激励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防伪。A在平台上公布说,他给B发了10个比特币,但是B并没有收到,那么这条信息是真还是假,很难判断,防伪也变得非常重要。

在中本聪的设计中,如果进行记账,系统会给你奖励。用户记账有手续费收入,如果A 付给10个比特币给B,那么A就要多付一点,这一点就是记账费用,和银行收取手续费一样。当然,使用比特币,手续费会变得非常低,电子记账的成本不到前台柜员成本的万分之一。

第二个奖励是针对打包人。2008年,中本聪设计每10分钟打一个包,打包人可以收到50个比特币的奖励;过了四年之后,每打一个包会奖励25个比特币,再过4年会奖励12.5个比特币。以此类推,每四年打包奖励就会减半,一直记录下去,这一无穷等比数列的极限值是2100万个比特币。正是因为有手续费和打包奖励这两个制度设计,大家都抢着去记账和打包。

以谁为准,只能是一个人打包。中本聪想到一个办法叫工作量证明。每一个参与的用户都要去做一个很难的数学题,你把它做出来了,就有权利打包,会获得手续费以及打包奖励。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挖矿”,是一种典型的货币一级市场行为,寻找最捷径流量——黄金流量。

这个数学题取决于CPU的运算速度,具体的原理是通过一种叫做哈希函数的散列函数来完成。比如说,哈希函数里面著名的算法叫做SHA256,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发明的一种算法,如果我们把一个字符串输入到这个SHA256函数里面,就会输出了一个256位的二进制数,而且没有什么规律。而且如果输入值改一点,它的输出值都不一样。显然,这种函数正向算比较容易,而反向算则非常的困难,这就是加密函数。

“挖矿”就是基于这个SHA256的运算,有人运气好,第一个数就算出来了,直接就能打包;运气不好,算很长时间也算不出来。平均来讲,谁的矿机计算能力强,谁就更有希望打包这个块,所以大家都拼命去买矿机。显然,“挖矿”的过程就是寻找黄金流量,是一种给定互联网技术和网络“态征级别”的条件下,最短时间获得发行货币牌照的资格。而加盟章程的设计和邀约新的会员进入比特币挖矿系统,并管理这个系统让其持续存在,匿名是最好的防范方式。

数字货币及对应区块链体系面临的国别风险展望

数字货币区块链是一种具有经济体系升级意义的国家战略技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以数据存储区块和区块之间的哈希目录检索关联为表,以内置理念设计的价值“干-支”链自生长账户系统为里,区块链将会以细胞自生长的方式进化成价值之树、价值之林及价值生态群。孽生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成长于网群之内,区块链技术具有类原初生命体征式的自生长过程,以高于历史上人类至今形成的交通及通讯基础设施网一个“态征级别”的方式与存量国民经济体系叠加,其迭代升级的良性作用是可以预期的,其冲击公共治理体系的作用是需要预先绸缪的。

数字货币及其对应的区块链体系是一种新型公共品

数字货币区块链的铸币收益应该由建设和运营互联网的所有线下和线上成员所共同拥有。因为,数字区块链是一种新型公共品,基于数字存储技术及互联网基础之上:(1)通过一个匿名的或者彰名的中央顶层账户系统设计;(2)在始发点区块内置了一个类似于干细胞性质的、只可正向延伸不可逆向生长的树枝状逻辑函数;(3)每一个新生长的特种数字区块体如果连结在干链上,既可保存自己区块的原始数据,也同时通过哈希函数——一种供联网互动用的特征目录检索函数——保存支链区块的副本内容(开放式接口);(4)当干链区块体的数据信息覆盖一定数量门槛线的区块网集时,其自身便获得支链区块数据和边际区块数据的验证区块资质;(5)当所有的区块在互联网中连成一个两两闭合、整体开放——类似于拓补学中的开球空间——的赋值系统时,区块被赋予了资产存储、保值、传递的第三方功能价值。单是获得这种第三方功能体所有权的收益(不仅仅是比特币等)驱动,就可以使该特种区块链在互联网中以细胞繁殖的速度成长。

区块链在设计上是一个开放式的,联网后又以点点为中心的,类似于生命体中干细胞成长过程的独立智慧网生成过程。这种区块网集的生长,具有由区块干链向脊索干链,由脊索干链向寻的干链,由寻的干链再向涵盖脊椎、五脏六腑和心脏大脑等的超级网“智能-智慧”体的自整合和加速态势。这是一种超越机械战士的体力和增强现实人智力的一种未来网智慧体。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是一个缺乏形而上学高度的判断。根据我们的认知,区块链是一个设计上高度智能智慧前置,替代社会网络组织生成后的大量后置管理问题,是一个具有“中央顶层核心账户-外网开放繁衍”的自智慧成长特征的非人类、非机器的超级“生命体”。

区块链的年轻设计者,比如中本聪们还没有勾画出这种超级网智能智慧体的整体画面,仅仅达到宇宙混沌初开后早期细胞单体和三叶虫类脊索“生物体”盲目但有序地自生成自组成的程度。但这种缓慢的自生成自组成过程一旦跨越过智慧门槛线——我们称之为“伏羲-女娲”或“亚当-夏娃”门槛——之后,互联网中的春秋战国时期将会到来。那时候可不再是整体互联网系统的上呼吸道小感冒,或者肠胃感染式的休克式大感冒所能比拟的。

区块链技术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在数据存储和交易方面的单向成长性、双向透明性和过程不可更改性,能够更正因人的参与而带来的行为不确定性和巨大的社会交易成本。而且,区块链技术在从事这类活动时,比人类存量经济主导的过程体系更加安全、更加公平透明和更加大众化。数字货币是建设和运营它的全体经济公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公共品。

数字区块链管理的国别风险及全球展望

区块链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巨大。区块链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1)一个顶层设计使得区块节点在目录数据(用哈希目录函数来实现)上是共享的,起始点目录数据和节点目录数据在接入到区块链中的目录信息上是等价授权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中央,每一个节点都不是中央——所谓的去中心化。从而使得价值可以被认证,不仅是中心和起始(中央)中心认证,而且是全部中心被认证(赋值);(2)任一有价值信息都被赋予资产资质(比如比特币)——认证后,新生区块都不可能更改这一前序区块的内容(保真);(3)任何一次交易之后,该区块都会以哈希目录函数方式为对方所分享。换句话说,在一个类似于(中央)顶层账户的分级(比如五级)清结算——清算是一个时段交易会计环节的加总,结算是所有权的过户——系统中,价值(资金)和系统(市场)被隔离开了,从而系统性风险被排除掉了,剩下的只是行为道德风险(共谋)和技术道德风险(黑客)了。这是一个比现在“央行-商业银行”五级清结算、财税系金融机构五级清结算和证券系金融机构清结算“人然系统”更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机(自)然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存人类700多年累积起来的货币一级市场(流动性动员-储蓄)和二级市场(流动性交易)制度将升级到2.0版本。或者说,坊间关于去“央行-商业银行”业务化在技术上讲已经出现了。而比特币、以太币等货币系统,只不过是这种中央顶层账户系统的小市场试验而已。我们估计,区块链技术对货币一、二级市场的替代可能要迟滞一个时代,就像纽约交易所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类红马甲交易员的交易方式,拒绝使用类似纳斯达克交易所那样的电子盘交易,但是,由于纽约交易所的交易规模在经济中份额呈指数级增长,拒绝转型的交易损失成本是高昂的。

各国政府要拥有数字货币的发行权,必须要拥有数字货币区块链建设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规模逼近人类经济规模边界时,由外生力量主导向内生发展逻辑的“生命化之树”迭代递进的国家核心战略,更确切地说,是超国家的人类战略技术。该技术迭代在存量互联网基础之上,非常有可能使人类经济超越工业信息化经济,上升到数字智慧经济时代。同时,由于区块链技术是在传统国家公共品熟悉的治理领域之外的一种超国家技术,其与存量国家公共品群(包括俱乐部品和亚公共品)的冲突,体现出存量公共品和新生公共品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存量公共品与市场私人品之间的冲突。目前全球具有有效的国家管理而欠缺有效的全球管理,如果一个霸权国家拥有领先一代的区块链技术,尤其是领先一代达到数量级差距的技术时,将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由此,不仅仅是政策性应对而且是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应对,已经成为我们面对的新经济技术线上的安全问题,或者可称为“危---重”四合一的超大问题了。

区块链技术,已经出现技术和工程发展超越管理边界的逼宫边界,中国应该未雨绸缪。就今天一些甚嚣尘上的所谓“去中央银行化”、“去中心化”做出超越技术专家和工程专家的战略意义上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在一定层级以开放式、全体科学、工程和管理学科共同体参与的方式来进行。

                             (编辑  季节)



* 曹和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原副院长。

[1] Blanchard, Oliver Jean and Stanley Fis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The MIT Press. Pp154-18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所谓突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

为何要突破,为何要超越

我们过去追随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有严重的偏差与缺陷。它背离了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联系,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美国政治学者的专业态度。

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其成果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意义,学者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时代?这都是学者必须面对的。我说要超越,是因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已经忘了这些基本点。我们要回归经世济民的中心,要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里,这样的一种关怀和思考是极其丰富的。于右任的书法大家都很熟悉,他书写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张载(张横渠)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儒家学派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坐标,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这是可以指导我们去思考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

目前,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全球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他们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1、西方主要社会科学理论架构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一种基本设想,西方学者或者是刻意进行回避,或者是在这方面显得非常苍白。

2、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带动的世界秩序重组,没有思想准备。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兴起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遇,无法正确地或者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复兴,以及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的机遇。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连中国学者自己都未展开,更不可能期待美国学者、西方学者能够更前瞻地对中国兴起从事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

3、美国主流政治学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无视科学哲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死守已经被扬弃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直将其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指导原则,犹如问道于盲。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共识是,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科学活动的本质:首先,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是仅限于经验世界,而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其次,科学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挥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

这种脱节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是源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哲学理论,最后是源于其所凭借的局部而片面的历史经验。

相当多的美国学者存在固执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产生多方面认识的偏差,主要体现在:(1)自由主义偏差: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2)历史终结偏差:认为西方展示的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3)西方中心偏见:认为西方创造了近代的人类进步,西方经验是界定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坐标。上述三个预设立场,严重阻碍了美国学者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

4、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拒绝面对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来临。最近几年,我与很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对话,在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时代潮流时的一种抗拒心理。面对客观现实,这个世界已经一步一步地脱离西方秩序,正在进入一个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时代,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承认世界秩序的变化,以他们的主观意识对新的世界秩序进行解构。

5、美国政治学存在严重的方法、理论、经验的基础缺陷。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全面动摇,但是主流政治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自己建构的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里面去抗拒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在过去30年中,科学哲学理论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早已进入后逻辑实证的发展阶段。然而我们很多研究方法论的学者,还在教学中以逻辑实证论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

6、美国主流政治学理论涵盖的经验范畴有严重的时空局限性。存在“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五种主流国际理论的偏差与谬误。美国政治学者的很多理论,尤其是比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所覆盖的经验的时空范围很窄。例如国际学,基本上就是在西伐利亚合约之后,以西方主权国家为构成单元的那些历史经验。

7、西方政治学者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的窠臼,美国政治学者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包括“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他们用所谓“自由制度论”与“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他们推行的“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而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以另起炉灶,可以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与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行动者。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他们又刻意忽视霸权的两面性。例如,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捍卫美元霸权,阻止SDR扮演超级货币功能,美国为了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为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又如,在美国财政部主导下,IMF对外债危机实行严格的纾困条件,优先维护国际债权人的权益,而不顾纾困方案对债务国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损害。并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加剧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化分配与排除边缘群体。

   美国的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让国际公共服务产品长期供给不足。例如,IMF的可融资额度严重不足,但美国长期反对增资,避免稀释其投票权与影响其否决权。又如,世界银行的资本规模长期冻结,远远不能满足开发中国家的需求,还试图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

    美国的霸权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不稳定之源,国际社会饱受美国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public bads)。美国主导金融全球化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美国以多种名目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共享,将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之上;美国将相互依存作为战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锁、贸易战、长臂司法管辖,网络封锁打击竞争对手。

8、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对于他们国家历史中的剥削、残暴、阴暗的一面,基本上略过不表。很多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大书特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却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在解释西方兴起的历史文献中,他们往往是笔锋一转,不去正视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在其原始积累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新制度学派学者诺斯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采用简化和压缩历史以削足适履。他的分析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克服了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在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框架中,是容不下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靠征服、占领、掠夺与独占的殖民商业帝国,也与《棉花帝国》这本经典之作呈现的历史证据格格不入。

历史的趋势正在走向转折

巨变时代正在来临。今天,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松动的阶段。美国过去30年主导的全球化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反全球化的运动风起云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世纪的巨变中已经被唾弃。“第三波民主化”在新世纪已经失去主动力,正在明显退潮,西方民主体制出现退化,陷入社会裂解与合法性基础的动摇危机中。欧盟面临解体的危机,脱欧的政治势力方兴未艾。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的同时,非西方世界正在崛起,后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

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到七个新兴经济体

在我们思考未来世界格局时,有一个基本的数据很重要。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2017年对世界经济结构的中长期作了一个预估,认为制定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即今后的世界经济中心,将会从G7(七大工业国家)国家转移到E7(七大新兴经济体)国家。E7国家包含了多数的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

如果用购买力等值分析,E7国家都是人口超过1亿或接近1亿的国家,也是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国家。1995年,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以及购买力等值GDP计算只是G7国家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他们的经济规模和购买力已经与G7国家并驾齐驱了,E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5%,而G7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到2040年,预计E7国家就将超过G7国家。可想而知,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国际规则,所有这些都可能在未来发生巨大的变化。

G20杭州峰会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常鲜明的指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在三年前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用了所有的影响力,试图劝阻它的传统盟邦加入亚投行,这真是典型的美国霸权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到2018年底,全球有86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正式会员。亚投行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因为现有的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它们在美国主导下,其主导思想与政策已经与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脱节。

中国不仅在引领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对全球议题、全球治理问题带来了很多新的倡议和改革的提议。这也表明,中国正在转型,正在从过去被动的回应西方的议程和适应角色,逐步转为具有更多话语权和更加主动的角色。

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峰会,这次峰会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领导人宣言,一举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首先,第一次把G20峰会的关注从解决世界经济转型面对的挑战,转向关注中长期性结构转型议题,启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系统性改革。其次,全球治理议题主导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过渡。再次,中国跃升为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形成共识的营造者。

中国开启了多元化竞争时代

从金砖五国厦门峰会开始,BRICS Plus的新模式开始运转,中国所带领的金砖五国希望把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纳入这个很重要的对话平台和政策协作平台,他们将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如何对重大全球议题形成共识,并且推出他们认为急需的全球改革议程。

2017年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成为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协商平台。金砖国家主张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平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主张稳步推进这个长远目标,推动渐进改革与有序转型,不希望国际秩序出现混乱或崩解。

中国在金砖峰会采取明确立场维护现有全球多边体制,全力推进“联合国2030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良好、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做出了贡献,而这将涉及到全世界88%的人口,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中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一,重新开启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被很多国家认真研究和参考。世界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自由市场和自主性社会,被普遍认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新自由主义当道,华盛顿共识成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非西方国家精英不由自主向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靠拢,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最近十年产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打开,不再是只有一种选项。中国的经验最为突出,而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从1840年以来,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才争得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当然这些经验是很难复制和模仿的。各国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因地制宜、尊重国情、与时俱进。

第二,中国的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被颠覆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平台,提供各种价廉物美的高科技产品与高端设备,在政治上削弱了美国式代议制迷信,在经济上打破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抬高了初级产品的价格。许多落后国家可以享受更有利的贸易交换条件,它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而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与软件价格不断下跌。中国企业让几亿非洲百姓迅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例如,深圳的“传音控股”在中国市场没有销售过一台手机,而在非洲市场占有率竟达到48%,它的入门机基本款只要10美元,让非洲的每一个人都买得起。中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让广大的非洲人民快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网络时代。如果没有中国的兴起,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中国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完全超越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300年来,第一次一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提供了各种协助,促进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主体是政府搭建的政治协商平台,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与国有企业为推动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并带动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中国不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唯一标准,这种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采取的,甚至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所排斥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中的瓶颈,其中最大的瓶颈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它既没有外汇、更没有足够的融资条件来突破这个瓶颈。中国具备空前庞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可以同时帮助上百个国家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包括港口和深水码头、电厂、铁路、公路等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全世界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有这种能量,更不要讲有这种意愿了。这些都是中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里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中国作为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尊重这些国家的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这些国家削足适履,不强迫买卖武器,不输出颜色革命,这些都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信心。

中国模式兴起打破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

我们要在理论上形成超越和突破,否则不足以解释或者应对新的发展趋势。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的切入点:

第一,西方主流科学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会改变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这个理论构建工作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所奉行的理论早就被扬弃了。中国学者应充分掌握70年代“后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演进趋势,汲取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科学实存论、批判实存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精髓。

第三,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所凭借的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处于无知状态。对16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东亚世界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如何长时间共存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无论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可以使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进行超越和突破。

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模式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1)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价值,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不再垄断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激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帕雷托最优(Pareto  0ptimaliti)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3)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

4)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既开辟了构建政治体制合法化的有效机制,又能兼顾治理能力与执政绩效。

中国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启示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在实践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鉴。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要有知识全面的素养。纵横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辙,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不忘初心。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做学术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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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兼政治研究研究员,台湾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海外顾问。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历史征程。

改革伊始百废待兴,改革路径需要探索,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项举措,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下,荣毅仁同志于1979年组织创办了中信,肩负起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可以说,中信的成立因应了时代的需要,中信的发展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紧密相连。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历届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关怀支持下,几代中信人胸怀使命、勇于担当,团结拼搏、锐意进取,推动中信集团不断做大做强,较好地履行了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发展进程中进行了不懈探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而独特的贡献

一是实现国有资产大幅保值增值,切实履行了国有企业经济责任。中信成立初期,国家初始投入资金为2.4亿元。成立10年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267亿元、27亿元,成立20年后分别为2682亿元、367亿元,成立30年后分别为21517亿元、1374亿元,每10年为一个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截至2018年年底,集团总资产68000亿元、净资产3348亿元、营业收入4674亿元、利润总额852亿元,分别较成立30周年时增长316%144%124%141%2009年中信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2019年为第137位;2018年在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名列第18位,品牌价值918亿元,居综合性企业之首。40年来,中信累计为国家贡献税收4072亿元。从国际大厦到京城大厦再到今天的中信大厦,不断刷新的北京地标新高度,也是中信不断取得新成就的象征。

二是服务改革进程,根据国家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业务结构、推动转型升级。成立初期,中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拾遗补缺”作用,通过“三个引进”支持国内建设,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一批合资企业,打破了“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观念,率先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利用外资救活了“仪征化纤”项目,促进了对外开放;除大力开拓投资业务外,中信还前瞻性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创建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建设了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组建了亚洲第一家区域性的商业卫星运营企业,首家成立由国有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逐步开展证券、信托、基金等多领域金融业务,在诸多领域创新探索、引领发展。2000年以后,改革经营体制,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积极拓展有发展前景的实业投资业务,整合重组房地产、境内外银行业务和工程承包业务。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节能环保、现代农业、机器人、汽车零部件制造、消费等领域,不断巩固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的综合经营格局。

三是打造龙头企业,巩固竞争优势,一批子公司居于行业领先地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中信按照“做行业领导者或者与行业领导者合作”的理念,注重打造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信的主要力量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信银行成立于1987年,依靠中信自身力量完成改制重组,2007年实现A+H股同步上市,近年来屡获英国《银行家》杂志“中国最佳银行”等殊荣,是国内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信证券成立于1995年,2005年成功兼并华夏证券并化解其经营风险,2003年和2011年分别实现A股和H股上市,目前综合实力居亚洲证券公司第一。2002年更名重组的中信信托,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信托公司。1993年进入中信泰富的中信特钢,通过并购湖北新冶钢、大冶特钢和青岛特钢,2019年实现整体上市,成为全球最大的特钢生产企业,年产能超过1300万吨。中信重工1993年进入中信,2012年在A股上市,昔日的洛阳矿山机械厂今天已跻身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之列。2009年整合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成立的中信建设,卓有成效地开拓国内市场和亚、非、拉市场,承建了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等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项目。1988年兴建的中信戴卡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供应商,铝轮毂全球市场份额近30%。中信出版的经管类图书占国内市场份额第一,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第二。1992年至2012年,中信作为开发建设主体成片开发的宁波大榭岛,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个实质由企业管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是服务开放战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8090年代,中信发挥对外窗口作用,根据当时国家短缺、长期依赖进口物资的需要,率先在海外投资资源能源领域,先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新西兰等国家投资了波特兰铝厂、加拿大纸浆厂、美国钢厂等一批项目。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力发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在亚非拉的伊朗、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承建了地铁、高速公路、社会住房以及一大批工业和农业等项目;同时继续深耕海外资源能源领域,先后在澳大利亚、印尼、哈萨克斯坦、秘鲁、刚果(金)等国家投资了磁铁矿、石油、有色金属等项目,持续为国家资源能源供应贡献力量。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信依托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的丰富经验,发挥品牌和人才优势,重点聚焦在沿线亚、欧、非洲国家开展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住房、装备制造、资源能源、信息通讯等业务,累计提供金融资金支持超过200亿美元,国际工程总承包已签约并开工项目31个,在施项目合同金额49亿美元。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是中摩现代工业产能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中信银行收购了哈萨克斯坦阿尔金银行,中信欧洲公司承接了华信在捷克的资产和项目缅甸皎漂深水港及工业园项目合同金额100亿美元,对我国西南地区面向印度洋方向开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对外合作过程中,中信与项目所在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信成立以来,多次成功举办国际性经济研讨会,宣传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在1989年特殊背景下举行的研讨会,邀请和接待外国政要来华交流,以独特方式促进了中外沟通,对打破西方国家制裁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是在港澳投资布局,积极促进港澳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实施。中信成立后不久,即于1987年在香港设立中信香港集团,并于1990年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泰富发展,1991年重组后,中信泰富成为中信在港主要经营平台,陆续在香港投资了银行、贸易、航空、基础设施、电力、电讯、房地产等业务。1986年,中信收购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发生澳元期货合约危机,中信采取一揽子市场化、专业化解决方案,帮助中信泰富恢复正常运营,维护了香港金融稳定。2011年,中信集团完成整体改制并成立中信股份,2014年,中信集团将中信股份成功注入中信泰富,实现在香港联交所整体上市,不仅支援了国家财政、改善了自身经营结构,而且完善了自身的资本金补充机制。2013年中信国际电讯收购澳门电讯,并加大投资,将其发展为澳门最具实力的全业务主导电讯运营商和澳门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导运营商。多年来,中信以实际行动为促进港澳经济发展、稳定民心信心、确保港澳顺利回归和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是创新商业模式,推进业务协同,打响了中信综合服务品牌在服务改革开放过程中,中信逐步发展成为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我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之一。综合经营是中信的鲜明特征,也是独特的竞争优势。近年来,中信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与客户共生共享、共创新可能,通过开展内外部业务协同提供综合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金融子公司联合开发和销售交叉产品;实业子公司以项目为先导开展联合投资,深度参与和支持区域发展;中信建设打造“联合舰队”模式,与国内企业“抱团出海”,在境外建成了一大批工程承包项目;中信戴卡开创“国民共进”模式,联合和带动一批民营企业发展;中信农业科技通过隆平高科打造“产业平台+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使中国种业企业首次进入全球前十行列。面对风起云涌的信息化浪潮,2016年集团启动“互联网+转型”战略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平台,通过联结内外资源、客户、服务等,推动传统企业向数字化企业转型,进一步释放综合性企业的协同效应。中信银行与百度合作成立的百信银行是国内第一家法人直销银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打造“百信模式”;中信重工等子公司也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应用项目。

七是投入大量资源,积极回馈社会,切实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90年代起,中信先后承接洛矿、541总厂等当时遇到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和改制剥离企业,通过持续投入资金、改善管理和引入市场机制等措施,已成功推动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中信积极主动承担对口支援西藏申扎、定点帮扶云南元阳和屏边以及重庆黔江等少数民族贫困县任务;按照党中央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等部署要求,三十年来累计投入扶贫援藏资金6.67亿元,通过开展产业和消费扶贫、小康示范村建设等,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较早参与美丽中国建设,成功打造了河北黄羊滩治沙造林等绿化工程;第一时间参与抗击地震等各类重大自然灾害行动,大力支持教育、体育和文化事业发展。此外,中信在实施境外项目过程中也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在当地树立了中国企业负责任的社会形象。

同志们,40年栉风沐雨,40年春华秋实。今天的中信已发展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中信的成就是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真实写照。中信取得的所有成就,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归功于历届领导班子和几代中信员工的顽强拼搏,归功于股东、投资者和客户的信任与支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荣毅仁、魏鸣一、王军和孔丹同志,他们是中信不同历史时期的领路人,为中信各个阶段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我们要特别感谢广大中信员工,40年的奋斗历程融合了几代中信人的智慧、心血与汗水,他们用勤劳勇敢、创新卓越、诚信奉献,凝聚成推动中信前进的磅礴力量,成就了今天的中信事业。我们要向这些前辈以及所有中信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40年发展历程中,中信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一是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成立初期,中央专门为中信制定了“党组六条”,确保中央的决策意图在中信得到贯彻。历届党委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信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为自己的“根”和“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探索具有国企特色的党建之路,以政治建设引领中信始终行进在正确方向和轨道上。二是坚持服务国家需要。中信始终以服务改革开放事业为己任,根据国家需要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业务格局,积极履行国企责任。三是坚持开拓创新。创新是中信的基因,中信始终敢为人先、锐意进取,在业务、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方面主动创新的同时,始终保持自身的生机和活力,为综合性企业改革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四是坚持走市场化道路。荣毅仁同志亲自制定的中信第一个章程就明确了公司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中信多年来始终按照市场规律参与竞争、运用市场资源推动自身发展;同时采用市场化激励机制,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技术能力的优秀人才。五是坚持打造优秀品牌和企业文化。荣毅仁同志亲自倡导的“32字中信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12字核心价值理念”,是中信40年形成的最宝贵无形资产和文化财富,激励着一代代中信人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重义守约的义利观,扎根中信、弘扬品牌、服务社会、奉献国家,推动中信事业行稳致远。

党的十九大明确规划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目标和路线图,中华民族正昂首行进在强起来的新征程上。中信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认真弘扬中信优秀企业文化,把自身命运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紧密相连,以打造百年基业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积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推动各项业务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辉煌业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中信集团应有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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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振明,中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特朗普为什么选择去年跟中国搞贸易摩擦或者打贸易战,背景是什么?我们分析,就是因为中美经济走势现在存在明显的背离,美国经济早已复苏,而我们的经济还在探底过程中。开战要选择时机,特朗普认为这个时机对他最有利。

如何使经济真正触底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货币政策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银行贷款规模增长很快,1月份新增贷款3.13万亿元,而20091月份是1.67万亿元。这是个什么概念?2009年政府投资4万亿元,再加上银行贷款9.7万亿元,也就13万亿多,可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就达到13万亿多。从总体来讲,我们现在融资规模是不差的,而融资存在结构性问题,资金不是进实体经济,不是进企业。我们上半年金融方面的政策就是鼓励银行给企业贷款,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这方面已见到了一定的成效。

另外就是给企业减税降费,今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力度这么大,上半年还没有止住经济的下滑势头?去年全年平均增速是6.6%,今年上半年平均是6.3%。这么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感觉有点强刺激经济了,但是经济还在下滑。

我们不仅要给企业输血,还要增加企业造血机能

    根据上半年的数据,如果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继续坚持,贷款规模、社会融资规模继续增长,下半年也可能使经济缓慢下滑触底。但在目前来看,经济触底不触底还不是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是,除了继续实行现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大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之外,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考虑怎么增强企业造血的机能,怎么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这可能更重要。这方面有改善了,企业才能真正缓过劲来,经济才能真正触底。

    很多人都在担心,贸易战一打,会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冲击,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情况看,这方面的影响并不算太大。2018年用美元计价的出口,只有3月份和12月份出现了负增长,而其他10个月都是正增长,并且大部分都是10%以上的增长。特别是2月份同比增速达到了43%,所以去年我们总体出口增长速度还是不慢的。去年很多专家预测下半年出口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但是这一情况并没有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浙江、江苏调研,询问了一些出口企业的老板和当地干部,他们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年初听说特朗普要跟咱们打贸易战,他们就派了大量人员跑到海外去,抓到了很多订单,去年这一年是加班加点赶订单的,所以影响不大。有些市政府官员说,他们的出口反而没受到影响,因为企业一年半以前就都开始准备。

    今年的情况有点变化。去年12月份出口增速是-4.4%,但今1月份又拉回来了,是正增长,但2月份又是-20.7%。很多人吓一跳,说中国出口是不是断崖式下跌了?但我们分析不是这样。去年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43%以上,基数太大。由于今年1月份反弹挺强,2月份稍一回落,就把这个负数放大了。当时我们预测,3月份数字肯定还得拉回来,果真3月份强烈反弹,拉到14%以上。但是到6月份是-1.3%,又出现了负增长。所以,我们认为今年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可能比去年要大一些,但总体来讲还不算太大。

美国将全方位给中国施压

    中美博弈不会局限于贸易战。美国是从经济、科技、金融、军事、政治、体制多方面开战,全方位对中国施压。美国的派别不同,需求不同。鸽派虽然同意打贸易战,但是可能认为经过谈判中国作了很大让步,他们倾向于满足。而鹰派不仅要跟中国打贸易战,而且更希望借此从根本上推翻中国的政治制度。去年下半年特朗普在美国一个小城市公开讲,中国是继战胜苏联之后最大的一个敌人。

    现在涉及到金融,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打金融战,我们还是能把控的。金融战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一个方面就是它要求我们全面开放市场,包括开放金融市场。中国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允许外资控股51%,现在已经有几家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允许外资控股51%了,可是我们要想在美国办金融机构很难。去年马云想收购美国一个支付公司,价格都谈好了,可是美国的有关部门审批时说“妨碍美国安全”,一句话就给你否了。所以中国在美国开办金融机构和美国在中国想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完全是不对等的。

    另外,即使中国在美国开办了金融机构,要想取得它的存贷款业务许可也很困难,美国控制得很严格,一般不放开批准业务范围。最近摩根士丹利把中国的几家银行评级给大幅下调,这对我们也有一定影响。

    另外就是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QFII、有深港通、有沪港通,有一些外资进来。股市中,北上资金虽然量不大,但它变成了一个风向标,这是值得关注的。什么时候它流入量一增加,过几天股市就开始上涨;什么时候流出量一大,股市就大跌。所以现在有时候股民炒股票,把它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如果这种影响太大了,有可能会对中国股市造成一定的冲击。我们现在还能把控,问题还不算太大。

    我们要警惕,一些境外流入的资金有可能是假外资,就是国内跑到香港的资金又从香港作为外资进来。现在更担心的是国内金融风险爆发。资本市场最近不断地爆雷,进入7月份以来,一周就抓了四个上市公司董事长,有的爆雷200亿、300亿,有一家公司爆了400亿的雷,48个公募基金全摊上,变成了连环雷。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金融风险,值得高度关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不断爆雷的情况,如果被外资利用,就有可能把这个风险放大。

    我们一直比较关注商业银行的中小银行。现在包商被托管,锦州银行好像也要处理。很多中小银行可能经营比较困难,不良贷款率可能比较高。在经济下滑过程中,企业必然很困难,企业创利能力会降低甚至亏损,企业的还款能力很差。银行不贷款就没有业务可做,如果你缺资金就只能从大银行借资再放贷,这样很容易陷进去。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从1993年到1999年连续下滑7年,当时微型的金融机构几乎全军覆没,农村信用社很多垮台,这个经验教训要吸取。我觉得对中小型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小银行,它的风险防范应该引起注意。

我们如何利用金融和财政政策手段给企业创造好的条件,把经济搞上去,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们现有的政策,包括金融、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实施,最关键的就是政策能够真正穿透、真正落实,这样企业在今年年底到明年肯定会有一定起色,这样经济就可能触底。经济是周期性发展的,不可能永远下滑,下滑的时间长了,启动的时间就不会太远。关键是政策运用到位,能够落实,能够穿透。

 

                                 (编辑  季节)



* 贺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北京时间86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表明中美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去年我在讨论中美贸易战时曾指出,贸易战转变成金融战尚需时日。而美国当前这种行为正是极限施压手段的体现,美国意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中国在经贸谈判中做出最大的让步。当然,我们也应当抱着冷静的态度来看待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

汇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汇率问题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之一。汇率政策对人民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乃至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货币市场而言,汇率问题是更基础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关系,尤其是我国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货币体系的关系。因此,汇率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跟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货币比价关系,是一个可量化的关键指标。

 汇率以其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始终处于全球贸易链和金融链的顶端,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实行霸权威慑,搞乱我国的金融市场,破坏我国的经济秩序,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博弈过程当中,起到制造混乱,打击对手的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是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的重要行动,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新标志。虽然发动金融战可能早就在美国的布局当中,但具体行动的出台显然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将汇率问题提出来之后,还将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如果汇率问题持续下去,它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有多大?我认为,如果美国想要将汇率问题扩大化、深入化,还有诸多方面的制约,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将影响中国,同样对美国自身也会有影响。通过汇率问题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实施打击,将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将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涉及的所有角落都会受其影响。以日本为例,《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影响到日本整个经济的重新布局。大量的资本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并产生了泡沫,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而与此同时,日本一些产业资本到国外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促进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程度,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可见,汇率问题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负面影响包括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但正面影响是倒逼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新的投资立足点。因此,围绕汇率问题的博弈,其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国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认真思考如何对汇率问题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金融战”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应防患于未然

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是“贸易战”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从货币的角度来看,这将直逼两国货币之间的比值关系,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短板和美元的优势,挑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汇率问题只是“货币战”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前,人民币还是一个以国内经济为主体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人民币取得了加入SDR的重要成果,但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结算等使用人民币的占比还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试图避免与美元发生正面冲突,就人民币当前的能力而言,与美元正面较量将不利于当前所处的地位。

虽然我国在国内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在“二战”以后长期处于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元自然也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货币。我们不应该以美国的长项来打击自己相对的短板。要避免“金融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特别要注意汇率问题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从美国的意图上看,无非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此打压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以后,短期内确实改善了国内企业出口的环境,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投资、金融同业合作往来关系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面对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充分的准备。

美国通过汇率来打压中国的金融市场、遏制中国经济,肯定是希望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想要脱钩。但在汇率市场和货币市场上,中美脱钩并不容易。中国当前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持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债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会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中国的牵制,美国对此一向非常警惕。可见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也并非毫无战略弱点。然而,我们掌握的这一点,仅仅对美国具有局部影响,还不构成全局意义上阻遏美国打击的战略高度,但它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两国在金融市场或外汇市场脱钩,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但美国既然要想在这方面对我国实行打压,我国要做好足够的准备,使得美国的想法不能迅速、完全地实现。

 以汇率开启金融战,其深度和广度、影响面要比过去的贸易战扩大了很多。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织,单方面想要完全脱钩,避免负面影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要做好两国金融领域继续向着不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准备,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发展一旦超出我们的预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一定要极力避免金融战扩大化对我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外汇在经济中的战略定位需要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通过进出口贸易,辛辛苦苦、一分一厘地积攒下来的一笔巨大财富,是全社会的财富;外汇储备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发行和物价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这一战略地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外汇市场已然成为美国贸易战乃至金融战的一个打击目标。过去,中美在货币市场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和相互融合,虽然也曾经提出过汇率操纵的问题,但美国从未真正在汇率市场上充分开展全力打压。从一个相对合作比较平稳的时期到现在这样一个打压时期,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已有所改变。汇率问题可能会成为两国地缘政治、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汇率市场可能变成给中国进一步施压的工具。此刻,我们就要考虑外汇从国民财富变为金融战场、成为“金融战”焦点以后的战略定位问题。

 长期以来,外汇对我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财富。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没有巨额的顺差和外汇储备,我国就难以取得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没有外汇做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大量初级产品资源和高端芯片产品为代表的进口贸易就无法实现。可以说,正是有了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得以在长时间内利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环境,保持中国经济能够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稳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建设成绩。如果说原先我们将外汇当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现在美国开始想要将这块基石撬动、挖开,我们必须对于外汇市场的重新定位有着清醒认识。外汇,虽然是我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财富,但美国可能将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和遏制,以达到“削弱对手、巩固霸权地位”的目标,那么外汇安全问题将是首当其冲。

几十年来,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在技术层面也是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一局面会对我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解决外汇的战略地位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建国70年以来,人民币在国内已经长期稳定运行,还将继续运行下去。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还有待于大大加强。我们要将外汇储备的战略定位从原来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财富向着金融战的新焦点、新战场进行转换。如何保护好、有效配置我国外汇储备资源,免受金融战的冲击,也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重新考虑外汇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不能简单地仅从好的方面考虑,也要从可能的坏的方面考虑,即美国可能通过在汇率市场上大做文章、削弱我国长期积累的金融财富。我国当前储备了大量的美元财富,如果未来出现了风险事件,如何规避外汇风险,需要我国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短期内要尽量避免汇率冲突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损害

应对美国试图发起的“金融战”,当前的对策就是要尽量避免两国在外汇市场出现更多的冲突,减少汇率变动对经济和贸易的不利冲击。

首先,应当加强汇率的弹性,使它具有韧性,充分应对美国的打压。实行浮动汇率和必要的资本管制,两手都要用。美国将我国汇率市场的正常贬值认定为是人为操纵,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我们今后也要使汇率管理制度更加贴近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管理行为是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看的。现在,我们既要保持对外形象的一贯性和统一性,也要维护我们政策的合理性,能够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道义支持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与此同时,也要预防美国在“汇率操纵”上大做文章,对我们采取更多的制裁,特别是在金融方面采取一些惩罚和制裁措施。因此,两种手段都要使用,并保证在各种措施之上,我国能占据道德高地,这样在面对美国的指责时,有更加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并争取到世界上更多的支持。例如,在“汇率操纵”问题上,IMF就不赞成美国的说法。由此可见,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条件来改善我们的处境。

 其次,对于汇率操纵指责要有长期的应对准备。过去,美国指责中国汇率操纵的声音只是偶然出现,但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长期悬在中国头上。例如,美国总是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观察国,在它需要的时候就手起剑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将其视为一次又一次的短期事件。尽管从历史经验来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都是美国特定时期内的特殊行为,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之际,将可能成为一个中长期的问题。我们应当尽量争取将这一次的汇率操纵指责变成一个短期的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美国将其作为中长期问题对我国施压,我国要有明确的应战措施。

 第三,要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2016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相比于SDR中其他货币,人民币还不具备足够的国际化水平,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应当继续增强并不断提高。我们要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渗透力和扩张力,这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多采取一些创新型手段,勇于试探、勇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应对美国的金融战的打压和遏制,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对美元的过高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出口经济过度依赖,后来这个问题逐渐得到改善。但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和中美经贸合作的广泛开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度过高,这也成为美国利用汇率市场对我国经济实施打击的一个抓手,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必须要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要扩大对其他储备货币的使用,但这种策略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贸易结算还是储备投资,其他货币的使用都远远不如美元这么广泛。尽管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效果必然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我们要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使用。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关联,大宗商品的定价多采用期货价格+升贴水的方式,而期货市场正是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境外机构和中资驻外的机构分支机构发放、存放人民币资金,更重要的是要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打通人民币的循环渠道,例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以及大宗农产品等等,在这些市场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结算。说到底,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的本币国际化程度更低,所以抓住机遇,更大程度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极大地改善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从而使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度大为减少。因此,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结算当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我国目前还是将购买美国国债作为财富的主要载体,对此应尽快考虑一些可行的全新方案,使得我们在该领域里不至于过多依赖美元,当然这个操作的难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研究、去考虑,将一些可能的方案作为预案。

 总而言之,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质上是美国意图开启金融战,此举无疑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我们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应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除了在短期内减少经济损失之外,更应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尽管后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立刻有所行动,以使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搭建自己的供应链,并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编辑  季节)



*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发表的演讲摘编。



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关系共产党的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大事。

中国有九千万党员,近十四亿人,只有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入人心,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诞辰,建国七十周年,改革四十年。共产党的理想与目标,一定是与民众的感受息息相关,一定是与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是指导实践、展示未来的行动纲领。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党的执政新理念,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护、向往、追求,并且具有世界意义,能为世界起借鉴和示范作用。

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是这个社会是公共的、集体的、大家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本质特征,如果社会主义是一部分人利益至上、既得利益至上,必然会失去民心。

传统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证明,这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手段。改革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提供了物质基础。至于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要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不适合非公经济投资或非公经济没有能力投资的领域,应该由国家投资或实行国有控股,其他领域可以放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个极端,一种视非公经济为敌,主张全部公有化。一种视公有经济为敌,主张全部私有化。

所有制的本质,最终体现在经济收益归谁所有。如果名为公有、但收益的主要部分为少部分人占有,这就是借公有为名、行私有之实。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给全体民众,也能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华为成为中国的骄傲,它的技术与产品为美国所惧。2018年华为交纳税收710亿元。中国有10个、100个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更强大。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应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如何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要体现出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而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在实际的社会过程中,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有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不能度量的。幸福有体现主观感受的幸福感,但是可以设计问卷向民众测评,有客观指标的幸福度可以设计指标统计,加权成为幸福指数。2011年,笔者为汕头设计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一共提了114个问题,在全市随机抽取2100户居民样本入户调查。设计了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一级指标8个: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76个。主客观指标以64比例加权成为汕头幸福指数。这两套指标都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相比之下,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以GDP总量和人均GDP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会造成环境破坏、忽视民生、贫富悬殊,其弊端已为大家公认。

总之,社会主义就是要体现民众普遍幸福的主义,要求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应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何谓中国特色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按人均财富,中国注定赶不上美国,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仿照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需要6个地球的资源去支撑。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不能奉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当今中国,出现了以财富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以对物的占有与消费为成功标志的社会潮流,在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诱导或驱使下,人人恨不得一夜富起来。于是,靠山吃山、有权吃权。无山、无权的,就不择手段,抢劫、诈骗、贩毒、造假……,追求物质,欲壑难填;以钱为准,心态不平。

我们不是主张人不该追求财富。然而,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来说,物质、财富、金钱不是唯一的追求、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单一的金钱价值标准,不可能为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化修养、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智力特质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

中国特色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之路,我们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

   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获利的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识,走出以金钱为目的的认知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

什么是新时代

新时代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提出了新理念与新目标。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最早出现在《东方红》的歌词中。但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写入党代表的报告,还是第一次。

我们党一贯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谋幸福的含义则在于,幸福是不能代表的,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幸福是个体的感受,既要重视人民整体的利益,也要尊重每个个体的权益。所以,为人民谋幸福,要求我们提升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切工作都要以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幸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谋幸福”并不矛盾。“为人民谋幸福”是为人民服务”的延伸,使“为人民服务”方向更明确,目标更具体

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进一步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1]

过去40年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发展和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都要以人民幸福作为检验的标准。这可以说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与革命。但目前,这一新的理念在认知上没有引起重视,在工作中没有跟进的措施。

所谓新时代,就是从发展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不是不重视发展,发展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条件。但发展毕竟停留在物的层面,幸福在广度上将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深度上将深入到人的物质、情感、精神层面。任务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

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

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邓小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从方法论上,一定要抓住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使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邓小平是怎么启动改革的?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要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政治挂帅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主。他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把经济搞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又提出“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的支点。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在当时国贫民穷的情况下,取得了全党和全民的共识,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这个支点出发,他提出经济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实现了改革开放40 年的高速发展。

邓小平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我国显然已处于“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少的阶段。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十分明显,“发展第一”的方针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就要采取其他手段、方法、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把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检验标准、执政理念,能够以此为纲,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这就有了抓手、有了重点,也有了路径和方法。

制定民生长远规划

目前,提高民众幸福感最迫切、最直接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我国制定了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过去以工农业总产值,后来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目标,重点是发展,有量化的指标,以产业政策和项目建设作保障。其中也有民生问题,大都是定性的承诺,没有或者很少量化的指标,资金更没有保障。所以,政府采取一年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去实施,导致民生问题打补钉、碎片化。民生问题需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地解决,需要专门制定长远规划

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就能巩固执政基础;民生改善了,有利于提升道德水平;民生改善了,为破坏生态环境减少经济动因。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改革要紧紧围绕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发展第一,是因为不发展经济,无法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后来在实践中,人们把发展作为唯一的目标、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产生了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我们在认识上要摆正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发展经济是为保障民生提供物质基础。为人民谋幸福,保障和改善民生无疑应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明确了发展的目的。

保障和改善民生应以公平、共享为核心理念。现在,从中央到各级政府都开始重视民生,我们到处可看到,政府的报告中民生投入增加了多少,民生占比提高了多少,民生实事办了多少。但民生建设是否实现了公平共享,是否惠及全民?

      分配制度改革应提到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必然等于社会主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发展经济基础上要搞好分配,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

目前,财政分配某种程度出现逆向调节的倾向,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户籍与非户籍之间、高学历与低学历之间,总之条件越好的越多保障,越需要保障的越少保障。

第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它带来的后果是居民消费率仅为39%,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足;

第二、贫富悬殊,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部分人质疑改革,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三、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四、损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提供物基础,更需要公平、合理的分配,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健全的社会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分配。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万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5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2万亿元,国有企业上交利润0.28万亿,中央国债余额15万亿,地方债20万亿以上(不包括地方隐性债务)共计68.28万亿,占2018GDP总值90万亿元的75.8%。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这实在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头等大事。

第一、财政信息完整、透明、公开

财政的钱计划怎么花,最后花在哪里,要让社会公众知道,让人民代表看懂,这是接受监督的基本前提。我国预算支出按功能分成10,每一个又划分若干。在编制到的情况下,资金用途的具体去向不明确,也就无从监督与审议。建议改为按经济分类的预算公布到款,按功能预算分类公布到款与项;其中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应当公布到项级科目。

第二、控制政府运行支出

强化预算约束的重要目的,是控制和降低我国政府的运行成本,从而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对“机构运行支出”制定刚性支出标准。为此有必要把政府支出分为“机构运行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大类。

对“机构运行支出”,按各级党政机关(不包括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公务人员占常住人口的千分比制定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口标准”,以界定各地政府规模。用几年时间,把目前各地编制内外的财政供养人口压缩到标准以内。

按“财政供养人口”设立人均行政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工资和一般行政管理费用、职务消费、离退休费用)的刚性分项标准。

鉴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由中央提出制定支出标准的指导性意见,由各省市制定标准试行。

第三、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地区差别逐步缩小的原则下,分几档制定地方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例如中小学教育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制定;医疗卫生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人口数制定;社保费用标准按辖区应保人数制定;农林水利投资和补贴主要按各地务农人口数和农业生产条件制定。标准确定后,每年根据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进行调整。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合计,形成一个地区总的“公共服务支出”标准。

制定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支出基准,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民族和历史因素等差异,分类制定调节系数,形成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标准。应制定时间表,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差别,逐步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占有,缩小政府公务员、企业人员、城乡居民等各类人群之间的差别。

第四、强化人大监管功能的制度安排

改变过去人大对财政监管 “实质虚置”的状况,对人大审议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一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草案与预算调整进行初步审查时召开专家座谈会、听证会、质询会等方式;二是将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新增财政供养人员由编制部门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初步审查;三是将各级审计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负责对决算草案进行审计。四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决算进行初步审查时,政府部门应接受质询

   以上审查会议应适当允许公众代表参加。

社会体系再造、价值理念重塑

要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走幸福中国之路,这是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也涉及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

政府层面,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创建幸福城市,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社会层面,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员工满意、顾客满意、股东满意成为企业治理准则。

民众层面,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

幸福中国的核心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的改变,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一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现在盛行以金钱为标准的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以获得为尺度的幸福观。

从全社会来说,对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兴趣的人来说,用金钱来衡量是不合理的。逼迫公务员、医生、教师、文人抛弃或背离自己的职责追求金钱,是不道德的。舆论导向、社会氛围对财富的过分炫耀,使人们以为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以至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既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伤害,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

二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现代人崇尚自我,首先考虑满足自己的需要。上什么学校,选择什么职业,到哪个单位就业,以什么为兴趣,这都是出于自我的需要。但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他人都要以你的需要为上,不顾忌他人的利益与感受,这样的自我是不会幸福的。

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爱人类。随着爱的扩大,造福社会和世界,生命价值提升,幸福感提高。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道德的凝练,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三是获取与付出的关系。

现代人重于获取,升官、致富发财、出名、票子、车子、房子拿到手,才感到幸福。但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以获取为前提,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其实一个人能获得会感受幸福,能付出也能幸福,而且是更大的幸福。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能力,说明你有财富,或者有智慧,或者有才华。一个乞丐把跌倒的人扶起来,说明他有体力、有爱心。

因为付出,代表你被需要,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就有存在感。一个不被需要的人是废物。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来衡量的,你能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就会受到爱戴、表彰、荣誉,这就是伟人。一个普通人能给家人、同事、朋友、顾客带来幸福,也会受到肯定、信任、喜爱,因感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幸福。

四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

经济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下降,成为困扰社会的问题。于是,呼吁人们要讲道德。幸福与道德同在,离开道德越远一定越不幸福。

他人是否讲道德,不应成为我们每个人讲道德的前提。一个讲道德的人,一定受人尊敬和信任。人际关系好,社会信誉高,是一个人幸福的来源和前提。在信任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道德是商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人讲道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你自己的幸福。反之,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肯定不幸福。

中国梦就是创建幸福中国

2013317,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阐述了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这里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国家富强,主要以国力来体现,集中表现为财力、综合国力、军力。二是民族振兴,主要以治理来体现,集中表现为法纪、道德。三是人民幸福,主要以民众的感受来体现,集中表现为幸福指数。

这三个目标中,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创造物质条件与安全保障,民族振兴为人民幸福提供社会环境与民族自信,人民幸福则是终极目标与衡量标准。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中国梦的正确解读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幸福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全面小康。把幸福中国作为中国梦,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传统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从而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今天重新回顾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话,可以坚定幸福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建设幸福中国的决心。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圣西门更为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

上述种种表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所倡导的就是幸福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就要坚定不移地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创建幸福中国。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世界资源的30%的美国并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实现幸福之路,对国际社会来说具有世界意义。幸福中国也将为港澳台的各阶层所接受。

(编辑  季节)



* 徐景安,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1] 20181024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深圳考察的讲话。

 

 

中美贸易摩擦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领域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坎儿。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来看,只有基础产业不断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德国制造业的经验表明,“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制造强国的基石。培育隐形冠军是我国打造制造强国的关键任务。

工业基础是制造强国绕不过去的坎

以往很多人喜欢讲“弯道超车”,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联网+等等;但美国发动这次贸易战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工业对一个制造业大国成功迈向强国的重要性。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战场。

目前,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第三方阵的格局始终没有发生绝对的变化。2015年,中国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是105.18,日本是107.13,我们寄希望于在2016年中日交叉进入第二方阵。但是恰恰在那一年,日本汇率的影响直接导致日本经济的重振,实现了整个日本的崛起。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努力,我国从2012年开始推进工业强基工程,2015年正式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但迄今为止,我国基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依然不高。2012年这一比例是11.54%2017年只有6.91%;而德国2012年是18.77%2017年是24.65%

虽然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缩小,但日本和德国的差距却在拉大,德国在工业领域的一些实践经验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中国能够维持在第三方阵第一名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我们做得多强、多好,而是我们的规模指数非常大。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基础仍较薄弱。以汽车产业为例,在2018年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中,中国只有6家,其中最大的企业潍柴为125亿欧元,而德国博世达到467亿欧元,潍柴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对于汽车产业来说,没有零部件企业绝对不可能有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缘何大而不强

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证明,只有基础产业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却难以摆脱“大而不强”的困境。

我们经过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优势已经逐步建立。《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了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等,其中目前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电力装备三个领域(见表1)。

1 《中国制造2025》规划十大重点发展领域

重点领域

产业

综合水平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

差距巨大

通信设备

世界领先

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

差距巨大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高档数控机床

差距大

机器人

差距大

航空航天装备

飞机和航空发动机

差距巨大

航天装备

世界先进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世界先进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世界领先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节能汽车

差距大

新能源汽车

世界先进

电力装备

 

世界领先

农业装备

差距大

新材料

差距大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生物医药

差距大

高性能医疗器械

差距巨大

 

日本著名商业周刊杂志《东洋经济》曾经发表了一份名为《中日50领域的企业实力彻底对决》的报告,认为中国在某一些领域已经超过日本,但大多数领域我们跟日本保持持平或者落后于日本。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究其原因,工业基础企业仍是“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我国在基础领域的全球差距不断拉大。在制造强国指数上,中国结构优化指数已连续两年下降,与美国、德国、日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见图1)。2013-2017年,我国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基础零部件、数控机床、仪器仪表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1.54%跌至6.92%,与美、日、德的差距拉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制约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

其次,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体系无法适应新时代。2017年每百万从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数,中国仅为1789人,而美国、日本、德国都接近2万人。德国人说我们的专利数已经超过德国,但实际上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我们只有6项,美国有15项,日本是10项,德国是5.75项。我们创新产出效率低。从基础研究来看,2017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重为5.54%,占GDP0.12%;而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15%-20%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虽然我们设立了很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但是设在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其性质实则为企业的技术中心,并没有为整个行业服务,导致整个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创新几近塌方。

第三,从事基础制造业的人才奇缺。近些年来,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已普遍成为高中毕业生的首选;大类培养的模式导致学生专业能力缺乏;互联网企业挖人现象导致一批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流失,这是当前一些集成电路企业面临的较大问题;高校、企业的对接“鸿沟”不断扩大。

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基础产业能力,需要多管齐下:

第一,凝聚共识。到底实体经济重不重要?制造业是不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我们的产业基础搞不搞?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共识。

第二,系统梳理和认识中国制造业的短板。我们到底有多少被“卡脖子”的地方,有说4000多项的,也有说700多项的,迄今为止尚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做调研和详细的梳理。

第三,因事施策。解决基础问题不像别的问题那么容易,需要针对每一件事做一个策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解决。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所有基础问题都是根源于创新和技术水平问题。

第四,人才和教育是根本。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千人计划,从美国挖回优秀人才。十年以后怎么办?现在高校高质量生源很少报与制造业相关的学科,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十年之后制造业可能真的将无人可用。

隐形冠军的涵义和主要特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提出要发展基础产业。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率先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

隐形冠军是指在制造业的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领域的隐形世界冠军企业。其中,“隐形”是指这些企业的主要产品“隐形”于终端产品内部,不易被人发现,也不易引起消费者关注。“冠军”表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细分市场中,所占据的市场地位和技术领先程度。隐形冠军是世界级的“专精特”“小巨人”,而非一般意义的“专精特”“小巨人”企业。

从特征来看,隐形冠军的主要业务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基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包括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产品在某一个细分市场居于领导甚至统治地位,市场占有率居世界前三名或国内第一名,并且全球市场占有率不低于15%;产品技术水平为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代表细分行业的发展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强,专利(特别是国际发明专利)数量和研发经费投入均不低于同行业国际领先公司的水平;经营业绩好且稳定提升,年营业额不低于5亿元(某些细分行业可放低)。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

我们曾经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基础类制造企业,发现中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大概有200-300家,与德国1307家隐形冠军企业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德国能够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其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至关重要。中国历年来巨额设备投资所采购的大量基础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很多是从德国进口,就充分说明了德国制造业的实力。

以汽车产业为例。从节能汽车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联网汽车,这个产业看似红红火火,但是国内制造的车辆却“缺心少魂”,零部件主要依赖外资企业或者国外进口,从制动系统到发动机、从电控系统到尾气处理装置,都被德国博世、日本电装、德国大陆等企业垄断;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也尽数被国外垄断。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造强国的基石。纵观世界各制造强国,他们都是既拥有若干叱咤风云的跨国公司,也拥有一大批在细分行业里深耕细作多年的隐形冠军,无一例外。正是这些隐形冠军,为制造强国的产品品质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制造强国的“强”之所在。因此,对我国而言,促进“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成长壮大,培育一大批隐形冠军,是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隐形冠军企业代表了先进技术。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分市场的技术先进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重大工程和重大装备的成败。我国一些地区培育隐形冠军的工作与科技创新、建立创新体系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作完全协调一致。如上海市“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所在的行业与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产业”高度匹配,吻合度达到70%以上。在苏南“专精特”“小巨人”企业216家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01家,占总数的93%

隐形冠军代表行业高质量供给。产品质量是隐形冠军企业的生命,企业必须以高质量才能保持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第一或者第二。企业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成为行业内及目标客户心目中冠军地位的主要条件。

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的成长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模式一、按照全产业链,集中推进高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模式。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三全”定位(全高端化定位、全产业化模式、全系列化产品),打造“碳纤维-织物-预浸料-树脂-设计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成为行业内国内唯一拥有自原丝、碳纤维、上浆剂、织物、树脂、预浸料到复合材料制品的全产业链企业。

模式二、对标世界最先进技术,研发颠覆性技术和产品模式。

例如,上海和伍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建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焊接材料研发中心、石墨烯研发中心、石墨烯增强电接触材料研发中心,成功开发出单层石墨烯、纳米银离子石墨烯、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同时,在全球电接触行业首次制备出高导电性、高延伸性、长寿命的银/碳系列铆钉产品,并建立年产量50吨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材料示范线,填补了国际空白。

模式三、以高质量产品赢得用户信任,准确切入市场模式。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于油缸的高质量、高市场占有率,首先选择的突破口是为非主导产品6吨级“小挖”配套的280公斤压力多路阀,经市场认可后,又突破了350公斤压力多路阀的关键技术,从而打开了向业内公认的20吨级中型挖掘机升级的大门,实现了为三一重工、徐工、柳工等龙头企业供货,并成功打入卡特彼勒、日立建机、神钢建机等欧美日系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模式四、走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向高端领域进军模式。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院校,合作研发新型传感器,建设国际一流的物联网公司。该公司建厂初期是一家做称重传感器的8人小公司,如今已是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销售额逾9亿元。

模式五、零部件与整车(整机)企业联合创新模式。

上海万泰公司通过与上汽通用公司协同研发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不断提升公司的工艺技术水平,逐步形成与整车同步开发的能力,缩小了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零部件产品与外资企业产品之间在一致性和可靠性方面的差距。

为此我们提出:通过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链式创新主要包括全产业链创新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创新两个部分。

其中,全产业链创新主要通过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应用场合的矛盾,以及国产化应用难等问题;创新要素集中投入;以重点产品为龙头,集中该产品的上中下游关联企业,形成“链式推进”的解决方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应该围绕重点产品构建攻关联合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支持具有综合集成能力的第三方牵引重点产品技术进步,做好政府服务。

在全生命周期创新中,企业要推进重点产品的持续创新能力建设,解决产品技术能力滞后、竞争力薄弱的问题,应对颠覆性技术涌现;以产业需求和技术变革为牵引,及时融入传感器技术,将人工智能与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深度融合,实现数据创造模型、模型自我学习;以生产制造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应用(消费者)、试验验证,协同开展创新。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按照“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分工合作支持创新,关注资金链、政策链的协同。科技部(教育部)统筹负责国家科研计划,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工信部统筹负责工程化计划,专注小试、中试和试验验证平台建设;国家发改委负责产业化计划,专注产能建设和产业布局。

(编辑  宋斌斌)



* 朱明皓,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不断接续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十大变化趋势。

第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20142018年连续5年,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而且,消费品的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过去美国把中国经济定义为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个判断对美国政界、政策研究部门影响极深,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这么认为。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内市场消费。 

第二,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近年来,中国服务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十分活跃。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达到52.6%,消费升级更明显,这同时也解释了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

随着商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欧美国家服务消费占比则保持平稳或小幅上升,按照中国过去5年的增长速度,服务消费占比赶上德国只需两年,赶上日本要8年,赶上美国要18年。

第三,生产中生产消费(生产过程的投入品)趋向升级。

2018年,中国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GDP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当然,只观察R&D的比值并不全面,在大数据时代,各行各业都在采用数据及分析作为其生产经营规划重要的参考依据,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消费。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了集体学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首次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

   第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

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就是未来的石油。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高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中国GDP比重为30.3%;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为11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占美国GDP比重为59.1%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2016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

中国目前在电子商务、电子服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位居世界第一。

数字经济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变化,它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这样一种形态,生产、消费、流通基本上都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传统的GDP的统计方式已经难以覆盖所有的经济活动。比方说,传统的统计方法是按照支出法计算投资流向,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但现在的网络空间是平台企业,无形的APP也成了生产工具,怎样体现?所以GDP增减0.10.2个百分点的意义已经不大。它对统计学和现有的经济学都形成了挑战。

第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正在改变经济结构。

《中国制造2025》指明了中国工业经济结构变革的方向。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中国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薪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6.1%,高于全部制造业同比9.5%

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2017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11月,工信部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在基础技术产业中,一些创新企业纷纷涌现。

“智能+”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93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中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成为2019年重要发展方向,也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人工智能运用广阔。除了安防、金融、医疗等热门领域外,人工智能在港口码头、卫星遥感、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中应用也很有前景。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不少科技企业也争相布局新一代智能终端平台。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在内的中国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高技术产业正在吸引高投入。2018年上半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额达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根据清科资本的投研数据监测,2018年,全年人工智能行业融资额超过450亿元,相比2017年的260亿元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第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变成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发展不充分主要就是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等),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部分公共品的供给,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才能解决供给不足、不优的问题。要给予消费者选择空间,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这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例如:教育、医疗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和规范市场。公共交通应实行分时、分日、分季节差别定价,体现不同时段的福利性和商品性。这些特殊产业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带有普惠性特征,但它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此外,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 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中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

第七,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的崛起。

中国经济将在粤港澳湾区、上海与长三角湾区、京津与渤海湾区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截止2016年,粤港澳湾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在世界四大湾区首位,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超越旧金山湾区且仅次于纽约湾区。

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区域经济集聚的标志。经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之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

中国的新型智能城市建设引发国际关注。《日本经济新闻》2018520日刊登题为《中国将诞生自动驾驶“新都市”》称,建设新型城市“雄安新区”是中国作为“千年大计”提出的宏大计划,将建设使用新一代尖端技术的智能城市。

第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形成。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现在和未来,这些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增强,服务贸易进一步拓展。

   第九,乡村振兴出现新的契机。

1.农业必须成为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乡村振兴我们说了很多年,真正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也就是农业应该向哪个方向变。要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队伍。新型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建设,这些农民应该是现代化高效率的商品农业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

2.要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建设稳定的科技支撑体系。科研支撑和人才培养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解决资源要素瓶颈约束的重要途径。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科技不同,农业科研及推广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大,需要开展定点对比试验,需要长期不断积累。过去我们曾经把农业作为城镇失业的蓄水池来看待,这个观念要改变,否则农业就搞不好。种地应该是最有本事、最有知识、最有技术的人去种,这个产业才有前途。

3.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德国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仅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等方式介入。应赋予中国农村土地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

4.创造中小城镇“新节点”。要创造“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1996年中国迈过30%的城镇化率关口,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未出现。今后应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

第五,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实施以“厕所革命”为标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宜居生活品质,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应使大部分乡村形成了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并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第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

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割裂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是4.6万亿美元,全球是39万亿美元。同时,我们对外投资存量全球第二。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新增投资额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2.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增非金融类投资达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进一步升至12.8%

金融合作持续强化。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机构。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人民币已经在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深化民心相通。中国已与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确定了300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在沿线国家建设了17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85个。

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信息平台建设,降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合理引导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方向,推动优势产能向这些国家转移,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的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战略布局,提高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质量,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性。

深化经贸规则合作。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虽然尚未达成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已与欧洲众多国家单独签署了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且中国与欧盟已经进行了18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并进入新的阶段,中欧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将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编辑  三友)



*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侧重于“势”

在分析判断“形势”时,很多人讲的多,讲时缺乏基于深刻分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们力量聚集的方向,也是分析下一步形势发展的方向。《孙子兵法》讲的是“善战者,只求于势”,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如果能察到势,还能驾驭这个势,就能获得胜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判断形势。

第一,既要看数字,更要看内涵。现在很多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的文章,往往引用很多数据,大家也更关注数据。实际上,现在应该更关心数据背后的内涵和实质。

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了6.6%,和以前比有所回落。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动辄都在10%左右的增长。而最近几年经济增速在6%7%之间,特别是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6.4%,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尽管这个数字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但大家好像都觉得增长率还是有点低。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内涵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更高基础、更高体量上的增长,特别是更高质量的增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形势,就会比较客观一些。2018年中国GDP总量是13.6万亿美元,新增量为1.36万亿美元,增量约等于2017年澳大利亚全国的经济总量。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提出高质量发展之后,整个经济的内涵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具有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含金量。

第二,要看局部,也要看整体。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一定不要忘了中国是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中国所走的道路不可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现在研究发展房地产模式时,一些思路和观点往往是套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情况,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瑞典等。中国和它们的情况并不一样,国力也不一样,不能不考虑国情的差异。现在中国有些省份实际上已经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体量差不多了。比如, 2018年广东省GDP总量为9.73万亿元,已经超过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广东一省的GDP拿到世界上都可以排到第13位。中国是个典型的大国经济,地区情况不一样,行业情况也不一样,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大盘总体是稳的。比如我们讲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如果这些地区稳定住了,那么中国经济也基本就稳住了。

    第三,看现状,更要看趋势。目前中国经济的趋势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转变,这是一个重大判断,就是要以中国的经济符合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这把尺子来进行判断,而不是只看一个简单的数字。只要方向是明确的,趋势上就是有希望的。以深圳为例,2008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是它加快转型,创新驱动增强。2018年深圳的GDP增长了7.6%,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增速最快,经济总量突破2.4万亿元,首次超过香港。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超过了9100亿元,每平方公里税收产出达到4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突破了91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和先进高技术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分别达到72.1%67.3%。与此同时,有些地方的数字看着很风光,指标也很先进,但如果不重视高质量发展,肯定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出现矛盾和问题。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具体分析

第一,总体经济形势是稳定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再看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就会发现这个增长还是比较不错的。GDP同比增速6.4%,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增长6%-6.5%的目标。后两年只要保持在6.2%左右,就可以完成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2019年一季度的调查失业率为5.2%4月份有所好转,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低于5.5%的预期目标。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8%4月份这个数字达到2.5%。一季度外汇储备余额保持在3.1万亿美元。总的来看,目前的经济形势还是稳的。

第二,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

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那么应对的对策,就要更加周全。

今年1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1]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思危方能居安4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的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因素,但更多的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加耐力,勇于攻坚克难”。[2]

国际上看,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对世界形势做出的重大判定。这既有变,又有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决策,要研究变了什么,机遇在哪里。

首先,中美关系出现了大的变化。特朗普在上台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转变,实际上是从2018年的一系列变化而来的。1918年,美国提出了威尔逊主义,除在1929年前后的大萧条时期有一段时间没有采用之外,美国对外战略实际上都是一贯的。明确讲是三个理念:美国责任、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在这些理念的主导下,二战之后形成了现在的联合国,也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现在美国发生变化了,从“美国责任”变成了“美国优先”,从自由主义转向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实际上,美国这种对外战略的转向也是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它是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产物,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种变革不仅是美国自身的变革,这是和中国的崛起相叠加,形成了这种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8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4.74万亿美元,总人口接近75亿(74.96亿),全球人均GDP11305美元。其中美国的GDP20.49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量的24.2%,中国已经达到了13.41万亿美元,也就是占全球的15.8%。中美两国已经占到了全球GDP总量的40%。还有欧盟占到18.75%,三者之和基本占到了全球总量的60%。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而在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还要往上走。

    世界上这几百年的变化,欧洲的荷兰、西班牙,这是百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英、法,是千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美国和日本,它们是上亿人口以上的级别。而中国恰恰是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崛起显然和过去这些国家的分量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会引起美国的警惕,开始提出“美国优先”的理念。

有些学者说中国的GDP总量差得不远了,但人均还差得很远。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9608美元,这才是我们增长的潜力所在。中国经济要达到全球人均GDP11305美元的水平,需要我们挖掘多大的潜力来发展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路一定要清晰。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基辛格博士说中美关系再不会回到从前,不要认为这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判断。当然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仅限于经贸领域,在政治、军事、外交、科技、人文领域的摩擦必然成为常态化的。中国关键是把自己这篇文章作好,以内稳来预备外变

    美国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不可小觑。比如,现在它对我国科技的遏制是轮番登场。美国宣称核心技术是阻止中国崛起的最优堡垒,去年已经把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控制清单,制裁了中兴、晋华,还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华为,包括推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等立法改革。美国出台了《国防授权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而且从三位一体的法律制度列举了飞机、计算机、半导体、生物等27个行业的投资前审查要求(CIFIUS)。这是从去年就开始的,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

又比如说,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大家知道5G技术实际上是发展物联网的基础,我们从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再到智能化,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技术。比如机械化是蒸汽机,自动化应该是数字控制,信息化是计算机和网络,而到了智能化的时代,代表技术很可能就是5G。整个5G技术将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科技,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3G的速率等于4条跑道,4G40条跑道,5G则相当于400条跑道,时延从300毫秒缩减到1毫秒。这样的速度可以让无人驾驶、远程手术等一系列先进技术都能够更好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谁占据了5G,谁就占据了信息技术的高峰。看到华为的发展,美国马上联手其他国家启动五眼联盟。目前,华为持有36%5G技术专利,包括高通和英特尔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只有14%的专利。中国的5G基站现在已经有35万个,是美国的2.3倍。而且中国5G技术的价格又远远低于美国,所以特朗普表示“要打一场5G的战争”。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首先全球经济发展减速,其次,国际规则面临着重构。第三是地缘风险有增无减。

    第二个问题,美方的遏制和打压成为我国最大的外部风险。中美之间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先于竞争的关系。今后中美在经贸方面边打边谈、打打停停,可能会是家常便饭。对此一定要有预判。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受到外部的限制。这种限制可能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们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西,也不能唯网,网上有些东西并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客观冷静地来分析中国当前在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接近2万亿元,与GDP之比为2.18%。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了,但实际上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要达到2.2%,目前并没有达到目标。况且,这2万亿元里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只有5.74%,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17%。华为2018年科研经费为1013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4.1%。阿里巴巴达摩研究院研发经费也达到1000亿元。但是,大部分企业真正投入研发的是少而又少,不但少,还遇到很多部门之间的掣肘。在很多方面,我们人为地把这些可以利用的高效力量,变成了低效力量。

又比如说,计算机行业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软件,在这方面我们下的工夫很不够。我们一年毕业800多万大学生,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是824万。软件工程师现在缺口32万,而每年高校只能毕业3万人。美国在AI产业里的人才达到85万人,而我们只有5万人。而且调查发现,现在的科研经费下发之后分散得很厉害。很多企业都没有利润可以拿出来搞科研。

我在一家汽车企业调研时厂长说,企业的汽车产品可以跟国外比较,但就是匹配性差一点,其中就有一个关键零部件做不了,要用德国公司的产品,这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关键的节点上还没有实现突破。

    第四个问题,内需放缓的势头不容忽视。2019年一季度汽车销售同比下降11.3%4月份又下降了14.2%,石油及其制成品同比回落了2个百分点,而4月份又比上个月下降7个百分点。受需求影响,手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分别下降了14.7%11%8.7%

第五个问题,投资也在回落。我们要注意这种变的趋势可能带来的影响。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好些,4月份不是太好。

    第六个问题,企业面临经营比较困难的问题。实际上,企业面临的困难无非是这几条: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资金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市场需求的下降。在我们调研走访的企业中,很多企业说尽管现在减税了,但是企业感觉不出来,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占比又比上年同期多了1.4个百分点。

第七个问题,就业的情况不容小视2019年年初的调查失业率,1~2月份是5.3%1~3月份是5.2%4月份是5.0%。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才有调查失业率这个项目的。2018年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9%。不要小看这0.1个点,对中国这样一个13.95亿的人口来说,这0.1就是一个大问题。

短期应当关注的对策问题

短期要有短期的政策,长期要有长期的政策。短期内,首先要关注农业问题,它是我们内稳的一个最关键的基础。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如果按18亿亩算,加上复种指数,大约是22亿亩播种面积。

现在来看,不但是粮食,中国的副食大量要用粮食和饲料维持。猪肉、牛肉和鸡肉都要靠饲料维持,而这些饲料很大一部分是从黄豆来的,用豆粕养猪、养鸡。中国每年需要的黄豆是1万多亿吨,国内黄豆的播种面积是1.17亿亩,产量约为1500万吨,居世界第四位。有报道称,目前国内意向种植增加了16.8%,估算增加了2000万亩,增加产量约为250万吨。但这和我们以往从美国进口的3286万吨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粮食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关键在于地不能减少。万物土中生,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无土栽培的时候。如果不保护好耕地,农业就不稳,对中国的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粮食问题还牵扯到棉花、蔬菜、烟叶,又牵扯到油菜籽。2019年我国茶叶产量261万吨,大多都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包括扶贫措施。除了出口的39万吨,剩下的茶叶存量在国内就出现市场饱和。像这种情况,国家就要加以指导。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是就业问题。我国每年就业都在1300万上下。但是,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就是1650-1700万。一定要把目前的就业难点人群安排好。对外出口量下来后,原先在出口加工企业的就业者就会失业,对他们一定要作为重点人群来关心。

    另外一个是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每年有七八百万的大学生毕业,就业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很多农村的孩子,就业是大问题。这些农村家庭为孩子念书贷了款,到就业的时候却没有工作,怎么办?中央提出“六稳”,第一就是稳就业。我们能不能对企业的用工提供优惠政策?现在很多工厂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我们一定要开辟新的路径去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需要对遭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关注。20194月份,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了2.7%。其中对美国、日本、欧洲、东盟、金砖国家的出口,分别下降16.8%25.9%17.3%24.1%16.3%。对以往进出口重点地区出现下降的这种趋势值得注意,我们需要对出口制定一些实际的政策。比如贷款的利息对出口企业是不是要适当降低?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而不是大水漫灌。

第四,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利用外资。我们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计划推出《外商投资法》,现在可考虑以政府条例的东西先出来政策,以稳住外资。多少年来,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里最高的,排名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310亿美元,但这几年的增长非常缓慢。稳定外资不仅是稳定资金的问题,实际上还会和抗击金融风险联系在一起。当前来看,是不是可以针对美国贸易出现的问题,先从农业、就业、出口、外资等重点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创新一定要成为坚定不移的目标

在创新的问题上,企业不能着急,要有耐心,国家也要有耐心。不要一说创新,就期待在几天之内全都实现创新。一定要有长期的打算,包括暂时还要忍耐一段时间。比如韩国的三星,为了搞芯片付出多大的努力,当时美国、日本都在打压它,而现在它终于把芯片搞出来了。

在能源安全方面,我们也应该加强科技创新。怎么样利用好中国丰富的能源,如何真正地推动能源安全往前走一步。中国原油需求量201870%是靠进口,能源安全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农业、能源、科技方面都要有忧患意识。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意味着它的回旋余地也会很大。39个工业大类,525个小类,我们国家都是齐全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产业不行了,另外的产业还可以顶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也一定要注意那些还没有强大起来的国外市场,否则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建不起来的。我们不能够再封闭自己,必须走出去才能发展科技,增加出口,利用外资,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一个良好的自我循环。

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全球第一”,都是改革开放多少年来中国人民用汗水和资源换来的。但是,现在我们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关键东西要依靠国外的进口和合作。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真正的励精图治,也需要万众一心。我们还要做好过点“紧日子”的准备,以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编辑 杨利红)



* 朱之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本文根据朱之鑫在201952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1] 《习近平: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2019121日,新华网。

[2] 《保持定力 攻坚克难——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当前经济工作四大信号》,2019419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