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具有基本居住功能的耐用消费品特征和资产配置属性的投资品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短期波动、中期转型和长期发展，以及中国金融领域的稳定，都具有重要影响。

房地产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它具有基本居住功能的耐用消费品特征和资产配置属性的投资品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短期波动、中期转型和长期发展，以及中国金融领域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按照我们的联立方程模型，房地产投资增速对GDP增速的弹性为0.19，即1个百分点的房地产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综合效应(间接和直接拉动)大约为0.19个百分点；房地产对居民资产负债表影响甚大，占居民资产比例约为59%(2022年)，直接关系居民部门的消费、投资和预期。  

2024年1-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8%，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20.2%，销售额下降28.3%，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4.6%。

2024年5月17日，央行宣布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取消全国层面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房地产何时企稳，未来还需要怎样的政策进一步支持，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将会如何？本文从基于人口结构变化预测未来5-10年的房地产需求、收储资金规模的测算、以及居民资产负债表中房地产资产的变化趋势这几方面，对房地产销售何时可能企稳做部分定量的趋势研究。

对于短期经济增长而言，为了就业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平稳，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关键问题；对于中长期发展目标而言，在逐渐降低房地产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功能，增加保障性住房比例，降低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靠，减轻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压力的同时，转换发展动能、促进科技行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成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房地产行业还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学术研究对城镇居民住房资产的估价方法各异，例如李扬等(2018)、杨业伟(2020)、周晓蓉等(2014)、刘向耘等(2009)将商品房平均售价作为城镇居民住房资产价格的依据，马俊等(2012)将重置成本作为城镇居民住房资产价格的依据，但并未考虑城镇居民住房属性的不同。然而，不同产权的城镇居民住房价格差异显著，因而分别进行估价是有必要的。

这里将城镇居民住房分为居民购买住房、自建住房、租赁私房及其他住房三类，对这些资产分别进行估价。

对于居民购买住房，本文借助商品房中住宅平均售价来进行估价。居民购买住房中原有公房、二手房等与商品房属性较为接近，其属于居民拥有合法产权的住房，价格也与正常商品房相近，故可使用历年商品房中住宅平均售价进行估价。通过居民持有的城镇住房面积和购买住房占比相乘，可以得到购买住房存量面积，然后将当年存量面积和上年存量面积相减，得到当年增量面积。    

对于公房、自建住房、商品房，本文按照历年新增面积乘以重置价格加总，得到当年城镇居民持有商品房和原有公房价值，即为：                    

利用上述方法估算的各类房屋资产加总，得到城镇居民住房资产估算结果。测算发现，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资产总和为270.74万亿元。其中：居民购买住房资产为176.71万亿元，占比65.27%；城市自建住房资产为21.11万亿元，占比7.81%；镇自建住房资产为33.7万亿元，占比12.45%；租赁私房和其他住房资产为39.16万亿元，占比14.47%。

2020年，我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1.8平方米。其中，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5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8.6平方米，乡村住房建筑面积为46.8平方米。2020年全国仍有12.7%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其中，城市仍有17.4%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

从国际比较看，德国1988年人均居住面积36.9平方米，2018年人均居住面积46.7平方米。美国新建住宅平均面积不断提升，加上家庭小型化趋势，人均住房面积的提升显著，2017年已达96平方米。

据此可认为，我国城镇居民住房面积总体并未饱和，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我国居民购房贷款存量占居民购买住房资产的比例为36.7%，低于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45%)。

我们把房地产需求分为刚需(因为人口、收入、改善居住等基本面因素引起的需求)和投机性需求(流动性、风险偏好等因素影响)两部分。我们经过测算把投机性需求占房地产需求的比例估计出来。从最新的数据看，目前房地产销售中投机性需求大约接近1%，与最高峰(2007年和2010年的40%，2017年初为30%)相比有较大差距。从逐渐降低房地产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功能的角度来看，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属性较低，并不存在泡沫的风险，而是存在短期超调过冷的风险。

在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中，住房资产占比大约在59%左右，这与同时期东亚经济体的数据一致，东亚经济体人均GDP为1.2万美元左右。由于房地产资产占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比例较高，房价、销售的短期较大波动，容易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性。     

在城镇化进程中，改善居住空间的需求因素属于“刚需”。我们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人群），估算了未来一个阶段中国城镇居民的刚需趋势。按照我们的测算，2019-2021年将是2015-2030年期间中国城镇居民刚需的顶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体年龄群体式微，城镇化进程趋势逐渐平缓，城镇居民刚需面积改善边际递减等因素，中国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趋势将逐渐减弱。刚需的中长期变化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重大，对于中国经济结构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房地产占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比例将逐渐降低。按照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越过1万美元后，金融市场将逐渐对外开放，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配置也开始呈现多元化。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等东亚经济体的国际经验来看，这一阶段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一大特点是，房地产资产从以往占大部分比例开始稳步下降，20年间平均下降15-20个百分点，居民资产逐渐配置到海外资产和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我国人均GDP已经越过1万美元，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重新配置正在逐渐展开，未来中国权益市场将会承接更多居民财富的资产配置转移和需要更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而房地产占比将逐步降低。

房地产合意收储规模的测算

政策收储在理论上可以平抑房地产周期，短期内可缓解房地产市场压力，控制经济和金融市场风险。政府通过城投收购存量住房，可以有效降低房地产目前的库存水平，缓解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重点是收储支持的资金规模力度和节奏。设定合理精准的收储规模，首先需要确立收储的目的（防止再泡沫化应是重要考量），这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回到平稳发展的路径。

测算政策收储的理论规模主要通过两个方式：一是要促使目前新建房库存量(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通过收储达到合理去库存周期的力度；二是按照过去6年实际供给超越潜在需求的角度测算提前预支的住房需求。由此，确立收储的政策目的主要是平抑购房周期波动。   

按照目前的政策目标范围，从新建房累积库存量(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达到合理去库存周期的力度来测算，政策收储的总规模大约为1.12万亿元。

按照2024年4月的数据，目前我国建成未销售的住宅类商品房大约为3.9亿平方米，依照过去两年月均销售的现房销售速度测算，去化周期为21个月，处于有数据以来的最高点。建成未销售类住房的去库存，需要及时给予房地产开发商流动性支持，缓解企业当前的压力，促进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情况。如果回到正常的去周期水平(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为15个月)，那么需要政府收储住房大约1.5亿平方米，按照目前均价10000元平方米的七五折计算，需要投入资金总额约为1.12万亿元。若按照目前政策的总规模，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和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大约可以完成这一类住房收储的大部分任务。   

商品房库存除了已建成未出售的，还有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且后面两类库存占比较大。粗略估算，要回到正常的库存水平，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大约需要下降4亿平方米，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大约要下降25%(2.1亿平方米)。因此，除了目前政策明确支持的已建成住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的目标，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还需要政策收储大约6.1亿平方米，还需要投入资金总额约为4.58万亿元。

总之，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需要收储资金规模约1.12万亿元；如将未建成的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6.1亿平方米）回归正常化目标，还需要约4.58万亿。   

同时，按照我们的房地产供需缺口测算，过去六年每年超额的房地产供给大约为1.1亿-1.5亿平方米，2024-2025年即便每年的潜在住房需求为9亿平方米左右，综合以往的需求透支、库存过多因素和经济增长预期等影响，实际的住房销售可能略低于9亿平方米的潜在中枢水平。过去6年累积的过剩供给大约为6.6-9亿平方米，这部分提前透支的供给将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实际需求产生压力，应纳入政策支持的观察范围。

政策支持下，房地产何时企稳

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可能还需要3年时间回到正常发展水平。房地产的理论销售面积（新的中枢水平）约年均9亿平方米，实际销售可能低于这一水平。我们分别估计了目前的房地产住宅存量、居民的收入和可用的金融杠杆水平、开发商拿地和在建面积等因素，初步的测算房地产住房去库存还将持续3年时间。而由于三、四线城市库存较大，未来3年房地产市场可能仍将处于调整和巩固的阶段。                    

三、四线城市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短期企稳回升的关键。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平均占全国销售80%左右。目前阶段，影响三、四线城市居民房地产需求的因素主要为：(1)经济恢复不是一蹴而就，加上部分房地产企业信用爆雷引发居民对期房交付的担忧，民众的观望情绪浓厚，导致新房销售快速下滑；(2) 2016-2018年，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等政策促进了当时的房地产需求，但也透支了部分需求。2018下半年开始调整棚改政策，货币化安置政策收紧，大幅降低了三、四线房地产市场的实际购买力和市场热度，也提前透支了未来一个阶段的住房需求；(3) 目前社会对经济增长何时企稳回升预期不稳，三、四线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对于房地产需求较为谨慎。从体量上来看，三、四线城市是恢复房地产市场的关键，但需要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逐渐消化以往的高库存和培养新的需求。    

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我们预计中国房地产市场回到正常发展水平的时间可能提前。政策的支持力度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加速提升，预期实际情况可能好于我们之前的预测。按照目前的政策表述，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水平，增强其债务抗风险能力，缓解公众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担忧。更进一步，如果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风险将暂时得到一定控制。政策重视是很多问题解决的关键。                        

中长期看，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在于更多创造增加值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和壮大。对于中长期发展目标而言，逐渐降低房地产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功能，增加保障性住房比例，降低地方财政对于土地的依靠，减轻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压力的同时，在新旧动能转换之间，促进科技行业、高端制造业等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结构性政策来看，房地产总量趋势增长逐渐降低，但结构性变化也很显著。房地产发展潜力依旧，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房地产政策，顺应时代的发展。在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沉重的区域，充分发挥中国特有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优势，有助于房地产行业的中长期发展。    

整体而言，房地产行业在政策的有力支持下，有望提前企稳。房地产行业的变化并不是以往周期性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为行业趋势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金融风险、经济增长风险，应该提前做好预判，积极做好预案。相信中国经济一定可以行稳致远。

（编辑  季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成就世所罕见，改革开放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 45 年，我国体制改革可以梳理为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研究部署现代化建设阶段的改革任务，需要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同时根据主要问题和矛盾的变化，明确不同时期的重点任务和推进方式。处理好“发展—治理”两大改革的关系，事关发展与稳定两个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的继起与并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中的两个主题始终并存，以 2013 年为界，侧重点有所不同。之前，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能力，着眼点是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之后，在继续推进发展型改革的同时，改革任务增加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着眼点是解决积存的突出问题，规范和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的行为与关系，目标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制度保障。

发展型改革为主的时期（1978—2013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以发展型改革为主线，核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经济加速发展，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早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村改革、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体系改革等，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增加市场因素和相应活力。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时期的改革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从国家宏观调控方式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多方面推进发展型改革，目的都是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不同时点的突出问题，也有一些治理型改革出台。例如，1989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整顿经济秩序，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的严重混乱现象，是一个具有治理型改革目标的重要文件。

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并重的时期（2013年至今）

2013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治理型改革摆在改革总目标的地位（燕继荣，2023）。文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部署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方面改革。同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看出，治理型改革是一种更全面的改革部署。由此开始，我国的改革由发展型改革为主转向发展与治理两条主线并重，两条主线并存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理念指引。改革推进三十多年后，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解决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突出问题，规范社会各方行为，调节各方利益关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也必然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例如脱贫攻坚、依法行政、共同富裕、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否则既影响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又会阻碍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习近平，2020）同时，过去十年中稳增长稳就业也是始终存在的重要任务，以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依然没有过时。因此，这个阶段的发展任务和治理任务就需要两方面改革并行推进。例如，高质量发展要求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相结合，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保护环境和促进共同富裕；再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也要求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共同推进。

改革新阶段：发展型改革再加力，治理型改革不停步

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性、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 40 年前，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不失时机、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效能。”（习近平，2020）

新的改革任务之所以复杂、敏感而艰巨，是因为我们党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国内外经验都表明，发展与稳定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核心任务，能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与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治理能力，仍然是改革的两个重点和两条主线。

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要求保持较快增长，发展型改革要加大力度

我国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到 2035 年，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对今后12年的增长速度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们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3年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和经济长周期的结构调整叠加出现，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有不少压力。因此，在密集出台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相关宏观政策的同时，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现在中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它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这就要求我们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时，更要解放和发展技术含量高和配置效率高的生产力，在加快推进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同时，特别注重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内生动力。

现代化发展是多元目标，治理型改革不能停步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多元发展目标。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绿色环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不能停步，才能保障发展与稳定这两大现代化核心关系的协调稳定。理论和实践都显示，现代化发展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很重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经提出，现代化时期是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1988）。例如，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化加速，既需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个发展型改革，也需要现代化城市管理方式改革这种治理型改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需要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发展型改革，也需要更加严格的质量监管、安全监管等治理型改革（江小涓，2019）。更为基础性的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规范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行为，明确各自权责，最大限度发挥协同效应，使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有规则可循，行为结果可预期。要以规范化的治理体系和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使全社会认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策承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这既是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制度保障，更是现代化国家治理应有的内在品质和突出特点。

今后重点改革任务：提高效率与促进和谐

经过 40 多年改革，我们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两条主线上都取得重大进展。下一轮深化改革，两条主线既要坚持又要创新：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关键是创新各类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处理好各方面权责利关系，提高多元复杂诉求下协同治理能力。

研究寻求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任务

过去多年，我们有过一些重大发展型改革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企业承包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较早时期这类改革的共同特点，是起步于一个资源配置极端失衡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大量生产要素缺乏积极性、主动性，或被错配在低效率部门，因此改革是要能普遍调动人的积极性（如各种类型的承包制），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如大量农民工和土地从农业转向工业），带来生产力普遍而持久的提升。稍后时期的这类改革的共同特点，是改革前存在大量估值极端失衡、产出效益极低的公共资源，改变这些资源的配置领域和配置方式，就能带来使多方收入增加特别是政府财力的极大增加，得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例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大量的房地产发展等，都得益于国有和集体土地的开发和增值。在下一步改革中，各方都期待寻求这类影响全局带来广泛发展新动能的重大改革，但经过多年改革之后，还存在哪些改革具备相应的基础条件，能够释放巨大动能并带动全局，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

发展型改革要聚焦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所有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特别要对各类经济主体一视同仁，由市场依据效率和风险双重评估决定资源配置方向和领域，使各类市场主体能对要素使用做出合理决策，“入场”环节和“在场”环节统筹，提高全要素配置效率。

2.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除了对为数不多的特定行业和企业实行准入限制或经营活动管制外，其他行业和企业都将实现“市场主体竞争地位中性”，国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任何企业不能在垄断性地位中获取特殊利益。竞争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才能产生“优胜劣汰”的机制，使各类要素向优势企业聚集，在企业全生命周期中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有企业拥有大量优质生产要素，但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这些优质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发挥国有经济支撑国家重大发展任务和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灵活的双重优势，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推行多年，需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

4.切实保护民营经济权益。一要平等准入，不能对民营经济提出歧视性的准入壁垒，各类项目招标特别要有产业政策支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要对各类企业平等开放。二要公平竞争，对垄断等不正当行为的判断和监管，不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不同标准，特别要制止滥用行政权力对民营经济进行歧视性执法。三要依法保护，现在各方面都呼吁加快制定“民营经济法”，这件事重要紧迫又错综复杂，要积极推进更要认真严谨，“有法可依”是民营企业家保持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后道心理防线，法律如果出台就一定要可操作见实效。

5.加快城市农村之间人口和相关资源双向流动。除个别超大型城市外，应取消对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限制。加快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在乡村振兴和小城镇建设中，允许和鼓励城乡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共同参与共建共享。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更大程度的双向自由流动，能改变城乡分割时的资源错配，提高配置效率。

6.推进市场在配置跨境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有大量的资源、产品、资金、技术和劳务等生产要素需要跨境流动和全球配置，跨境资源配置效率在我国总体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要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除了极少数关键资源、重要产品和核心技术需要有特殊管理政策外，跨境资源配置也要实现各类主体竞争地位平等，对出口和进口、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实行特别鼓励或限制政策，而是让市场自主做出选择。这部分跨境资源高效配置，能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治理型改革要聚焦于解决突出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科学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央地财税关系是央地关系的基础，维护中央对重大全局问题的决策权和调动地方积极性主动性是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要害。中央政府要加强宏观事务管理，建设全局性重大社会基础设施，并拥有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和推动实施的财政能力。要以增强发展动能和公共服务能力为导向，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增强地方自主权，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能动性。

2.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推进税制改革。改革重点是从流转税为主导逐步转向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混合型框架，从单一针对企业法人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和法人共同征税，逐步形成纳税与享受公共福利相匹配的格局。流转税征收环节上，也要由仅从生产环节征收转向从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共同征收，征收价外型消费税，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张平、袁富华，2019），形成兼顾发展与公平的可持续地方财力保障。

3.农村资源转让收益优先用于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收入的同时，为相对低收入人群提供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刘世锦，2020）。

4.完善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法律、规划、标准、信息披露、财税金融政策和碳市场交易等，推动绿色发展技术和计划得以迅速实施并具可持续性。推进经济转型、能源革命、环境治理、气候变化和公众健康的协同管理机制（刘世锦，2020），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同向同步，相得益彰。 

5.以社区作为基本支撑点加强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回应公众希望更多知晓和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愿望，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让人民群众切身体验到与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服务与治理水平。

确定发展稳定的主要任务

要推进的重点改革可能还有许多。下一步改革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从中国发展目标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确定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的主要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从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角度看，“两条主线”或许是将中国奇迹从实践表现升华到学术理论的有效框架。“发展—稳定”虽然是现代化进程中两大普遍命题，但中国借力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用持续的制度创新处理好这两大命题和两者关系，做到两个方面各自发力又相互加持，才创造了发展与稳定两大奇迹。总之，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和学理价值，既是理论工作者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应尽责任，也是学术事业发展前行的难得机遇。

（编辑  尚鸣）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异常活跃，成为各国关注和发展的重点领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将促进人工智能和经济融合发展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实施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政策举措，正在形成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

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一是加强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中国政府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持续加强前沿性布局，全链条全面部署科研任务，致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行业共性技术开发、应用科技开发，创新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转化与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框架等方面，中国构建起体系化能力，为全球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二是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场景创新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应用和产业化等问题，建设一批重大示范应用场景，开辟智能经济新领域、新赛道。同时，中国政府加快企业智能化转型步伐，推动企业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智能化和智能产业化水平。中国人工智能引领未来产业已初见雏形，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推进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理念，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布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积极支持行业企业探索治理实践，鼓励企业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强化企业和行业自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立法的研究，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管理办法。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等国际组织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工作，推动联合国大会于2024年3月21日通过首个人工智能决议草案。

人工智能的跨界应用将引发社会发展的深远变革

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群体性技术变革的起点，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将全方位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孕育着新的重大变革。

一是人工智能正在迈向多智能融合的新阶段。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的重大突破，打开了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序幕，大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技术路线，并加快迭代演进。基础语言大模型已出现突破性升级，全新的深度网络架构相继涌现；多模态大模型成为当前模型研究的主攻方向。多技术路径的交叉融合，加速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大模型技术正在与人工智能各领域实现交叉融合。这些突破将推动人工智能从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2.0阶段迈向大小模型协同、新智能形态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3.0阶段。

二是人工智能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配。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它将推动实体经济实现革命性的升级换代，从而催生智能经济新形态，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领。人工智能将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和动力变革，重塑工业的基础再造、生产和服务模式创新等各个环节，从而引领新型工业化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全新的动能。人工智能激发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和渗透到各行各业，从而构建起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将助力重大科学发现和前沿技术应用，与生物制造、脑科学、经济、能源、文化创意等领域交叉汇聚，有望打造颠覆性产品和产业，加速未来产业的发展。

三是人工智能将引发社会发展的深远变革。人工智能将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护理、家政等领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服务机器人也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创造美好生活。大模型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推广应用，将加快实现个性化、专属化的数字医院远景。人工智能将带来文化创造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丰富文化产品，提升跨领域、跨时空的文化传播效率，加速文化融合进程。人工智能有望推进人类社会迈向人机共存的智能增强时代，物理世界、虚拟世界、信息世界将交互并行，“人-物理世界”的二元空间将转变为“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虚拟信息世界”的四元空间，从而满足情感感知自动化、实时化、个性化的要求。

四是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跨界应用，将带来多重安全风险与挑战。以生成式大模型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可以廉价地生成对人物、事件的错误描述，降低大众对真实信息的整体性信任，从而引发认知混乱，冲击原有的社会和生活秩序。人工智能的误用、滥用、隐私泄漏等问题，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价值扭曲和情感依赖等问题，违背了道德原则，破坏了公平正义，会导致伦理失范，从而引发深层次的伦理道德问题。同时，人工智能的智慧可能在部分领域超过人类，也将威胁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并在保证其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成为全球、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

携手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应紧紧抓住人工智能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与挑战，携手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一是要以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融合发展。应瞄准人工智能的前沿方向，加快产生原创性、突破性的重大科研成果，多路径探索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加速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和颠覆式技术的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构筑起未来新的增长点。

二是加强人工智能与人文理念的交叉融合。应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积极推动科技人文理念全面融入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全过程，助力打造符合人类价值理念、审美取向、情感体验、认知习惯的产品与服务，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不偏离“造福于人类，使人类生活更美好”的宗旨，维护和提高人类文明的水平和境界。

三是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世界各国应携手一道，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坚持智能向善、智能向上，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从而实现安全、可靠、可控。应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工作，加快构建包容审慎的治理机制，完善人工智能研发的伦理规范，协力促进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

四是不断推动开放协同的国际合作。中国应把人工智能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贫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中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应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深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合作，搭建区域性、全球性、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平台与机制，共同协商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治理新规则。

（编辑  尚鸣）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进行了深刻的系列论述,为我们推进制度型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什么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将国内经贸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对接。制度型开放的“制度”既包括边境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也包括边境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前者如，外贸经营权制度、关税规则、市场准入准营制度、国民待遇制度、股比限制、许可证制度、货币兑换规则、商务签证规则等。后者如，国有企业规则、补贴规则和产业政策、数字贸易规则、劳工政策、竞争政策、政府采购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

与制度型开放相对应的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两者内涵不同，但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伴共生的。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下放外贸管理权和经营权，打破国有外贸企业垄断，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其中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分别予以废止或修订，同时建立健全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等，上述这些都属于制度型开放。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呼唤制度型开放，对制度型开放提出更高的要求。制度型开放并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而是要服务和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以及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是“被动”开放，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一，推进制度型开放是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战略选择。纵观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把抢占更大国际市场份额、强化吸引和利用外资、加大引进高端人才作为重大发展战略，集聚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不仅控制着全球高端要素的流动方向，国际经贸规则也日益成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只有主动推进制度型开放，才能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推进制度型开放是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关键差距的现实需要。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关键核心技术、高端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仍需追赶发达国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利于我国向发达国家的规则、标准、制度看齐，保持合作，为我国经济注入更多活力，释放更加巨大的能量来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以此逐步缩小差距并赶超发达国家。

第三，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深化我国与世界合作的必由之路。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革命使国际分工发生新的质变。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和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投资出现新的趋势，国际经贸规则越来越朝着边境后领域、新兴领域转变，这必然要求各国在国内规则和制度上进一步实现兼容。

第四，推进制度型开放是破解美西方围堵打压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话语权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组合将我国排斥在外的“小圈子”，企图通过制定规则标准来限制打压我国的发展，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进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力争破解分化粉碎美西方分割封锁孤立边缘化我国的图谋，也有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进一步融合，避免使我国陷入“平行体系”。助力我国在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中增加话语权，甚至将我们的规则变成国际规则，这也体现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信与担当。

第五，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推动营商环境内外兼修的重要保障。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相辅相成，需要国内国际协同推进。通过制度型开放，能够以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带动国内营商环境的市场化和法治化。以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应对变化的格局和各种不确定性，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对外开放的新标识、区域竞争的新优势。

当前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如同其他方面的开放一样，制度型开放也是双向开放，一方面是对标对接国际先进的经贸规则，清理改革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相兼容、规范透明的基本规则体系；另一方面是把我们自己的领先规则向国际推广，接受检验，变成国际规则。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而言，制度型开放的重点仍是向高标准国际规则学习。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系列重要讲话已经给出了定论。如，他在“一带一路”第三届高峰论坛上提出，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在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加入两个协定进程，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总书记重要讲话不仅明确回答了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而且指明了哪里的规则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哪些规则是需要优先对接的。

近年来我国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正在加快，但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仍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们体会有三方面考虑。一是许多高水平经贸规则经历了实践的长期检验，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成为国际通行规则，不接受这些规则就会与国际社会主流脱节，不利于我们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二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我们扩大影响、做出修正的有效途径。只有真正融入主流，才能把自己的东西纳入主流让别人接受。也只有在国际比较中，才能检验我们的规则是否先进。在对接中可增强适应性和影响力，提升创设引领能力。三是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在许多领域还处在跟跑阶段，一些领域进入了并跑阶段，只有少数领域处在领跑阶段。

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重点领域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包含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与国际上最新的国企规则、产业政策和补贴规则、数字贸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政府采购规则、竞争政策等寻找对接区；另一方面是在准入准营边境规则以及边境后规则上与国际最佳制度实践接轨，如股比限制、业务经营许可、商务签证、国际人才流动政策等。

第一方面的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任务充满挑战，因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规则与对应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差距很大。如，国有企业规则方面，不仅要求国有企业必须遵从商业考虑原则和透明度要求，还严禁非商业援助；补贴规则方面，将禁止补贴的主体由政府扩大到国有商业银行再进一步扩大到国有企业，将禁止补贴的领域由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及对外投资领域，将国有企业间的担保纳入禁止补贴的方式，要求提高补贴的透明度要求和通知义务，引入反向举证责任并加大惩罚力度；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在数据治理特别是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本地化要求上、在网络设备自主可控上、在新兴电信服务开放上都与我国有巨大分歧。这些规则是我们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议题，也是处理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和参与 WTO 改革、全球经济治理都绕不过去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坚守自己的红线底线基础上，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寻找最大公约数。

对待上述规则差异，可以借鉴中欧投资协定，不回避敏感问题，从制度安全性弱的领域入手，实现双方诉求的平衡。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制定重要数据目录，实施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制度，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借鉴基于风险和技术中立的国际通行做法，避免将外资企业排除在外。我国可以探索首先放宽外资企业对增值电信（包括云计算、数据中心）的50%股比限制，再逐步允许外资开展数字贸易业务，为国家有序开放电信、互联网服务产业积累经验。在国有企业方面，深化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购买、销售货物或服务时依照商业考虑进行决策，建立健全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在补贴规则方面，对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全面加大补贴信息公开力度，避免出现WTO禁止性补贴，优化补贴实施方式，确保公平竞争政策和补贴政策协调有效，比如设立补贴的事后评估机制、补贴的全周期问责机制、补贴的退出机制，提高产业补贴的效益性和精准性。在政府采购方面，认真解决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进一步优化采购程序，完善采购管理，加强采购监督，构建规范透明、科学严密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

（编辑  季节）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政务法治、生态人文、区位优势、基础设施等制度要素与社会条件的综合体现。优越的营商环境恰如阳光、空气和水，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硬支撑”，也彰显着经济发展的“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仅是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抓手，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一环。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化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显著。简政放权方面，出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方案，清理一系列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特别出台海南、深圳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推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化管理，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上千件；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缩减企业开办时间至4个工作日内。减税降费方面，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连续多年下调增值税税率，确保全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特别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停征、减免上千项央地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商事制度改革方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压缩全流程审批时间至120个工作日内；深化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纠正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等现象；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改革；建立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开展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失信惩戒。

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协同实施。健全立法规制方面，从颁布《民法典》到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央废止或修订不符合条例的规章文件近300件，地方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规则性探索实践，从中央到地方的营商环境相关制度体系初步形成；降低市场准入准营门槛、提振各类企业投资积极性、健全公平竞争制度等专项领域立法不断深化。强化司法保障方面，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纠正执法不严、畸轻畸重等行为；高质量开展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保障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严厉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针对头部互联网企业开展反垄断立案调查或处罚，遏制大数据杀熟、强迫“二选一”等市场乱象。创新监管方式方面，建立起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础，重点监管、信用监管为补充的新型监管机制；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互联网+监管”模式，构建“智慧监管”“精准监管”系统。

我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稳步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方面，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制度创新成果达数千项；自贸试验区发挥稳经济、促增长作用，2022年21家自贸试验区实现进出口总额7.5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2225.2亿元，用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17.8%的进出口和18.1%的外商投资，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方面，推进外商投资法治化建设，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对500多份相关领域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立改废”工作；健全外资项目储备和服务机制，推出第七批标志性重大外资项目。接轨国际与区域实践方面，构建与国际同步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缩小与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差距；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在降准入、削成本、强保护、增便利上主动作为；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并覆盖全国所有口岸；新签署或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十多项双边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

持之以恒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尚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而高度的认可。当前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位于全球第31位，与世界一流营商环境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从国内层面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营商环境改善过程中依旧面临降低行政审批门槛、完善法治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重挑战。城市间营商环境建设差异明显，与地理禀赋或行政级别不完全一致，呈现明显的层次化、非均衡特征。对此，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持之以恒地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以更大力度打造统一有序、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坚决打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大力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努力加强政府服务意识和能力建设，持续简化企业注册、办理审批、获取执照等程序规定，更大程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切实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完善特许经营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激发民间投资新活力；健全要素支持、税收减免、知识产权保护等，积极培育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和信息公开，提高市场效率和透明度；健全政企沟通机制，规范政策制定程序，广泛征求相关利益方意见；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加强政策文件出台后评估，增强政策稳定性可预期性；完善惠企政策精准直达机制，抓好惠企政策实际兑现。

以更高站位打造公平公正、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发挥法治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贯穿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全过程；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持续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规范涉及产权强制性措施，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优化行政执法监管问责，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建立健全法律服务体系，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培训等服务，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引导市场参与者依法经营，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倡导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风尚，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念，促进全社会形成依法治理、依法经营的良好氛围。

以更大力度打造循环畅通、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进一步提升贸易竞争力。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持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标准制定，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投资经营便利化水平；继续完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适当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主动参与世贸组织规则改革，继续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不断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完善。高度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纵深推进系统互联和数据共享，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制定，以数字技术赋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加强国际市场信息共享与合作，建立健全国际市场信息平台和数据交换机制；积极宣传解读涉企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广泛宣介我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编辑  宋斌斌）

开放是中国最大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没有开放就没有未来，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改革开放正向纵深推进。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六届进博会等召开，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大意志和坚定决心。

中国高水平开放步伐加快的三大转变

近年来，随着地缘竞争挑战加剧，全球出现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排他主义，严重冲击二战以来的国际经贸秩序，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些国家大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筑高贸易壁垒，强化技术管控、投资管控、长臂管辖。在“逆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不动摇，以扩大开放为深化改革增添动力，加快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步伐，呈现三大转变。

一是从被动履约式的政策性开放，转向全面自主均衡的制度型开放。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来的开放进程主要是以遵守既有国际规则“履约式”的开放为主要方式，然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对外开放必须更加具有主动性，更加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应当实现自主开放、均衡开放、制度型开放。

二是从注重便利化层面的改革转向更加注重自由化层面的改革。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通过降低关税水平，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高，但要素自由流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仍然较低，地方保护主义、区域性壁垒、条块分割、准入壁垒也导致资源要素未能有效流动。

扩大开放，不仅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2020年以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相继出台，不断加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志着结构性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入“深水区”。

三是从眼睛向内的体制机制创新转向眼睛向外的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全面推进制度型开放，必然要求加强规则对接、规制协调、管理提升、标准制定，培育壮大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更好利用全球先进资源要素。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加速重构，201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先后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超大自贸协定签署。这些协定关注的重点已从传统的关税、配额、海关监管、非关税削减等“边境措施”，转向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知识产权、竞争法规、国有企业、监管框架等“边境内措施”。由此，制度型开放是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进行紧密衔接。近年来，我国正积极主动对标先进经贸规则，提升与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相容性，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培育和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中国高水平开放纵深推进的三个基点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为主轴统领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几乎同步，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经历了一条从“政策型开放→商品及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开放发展路径。制度型开放是商品和要素开放的升级阶段，其本质是“境内开放”，它不同于以往的降低或减轻贸易壁垒等“边境开放”。自2013年开启上海自贸区建设试点以来，我国逐渐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转向引领国际经贸规则，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转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开放的系统性和制度性正在逐步显现。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知识产权、竞争性政策、线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提升数字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加透明度，进一步深化改革，着力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二是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吸引和稳固外商投资。2023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涉及公平竞争、税收优惠、数据跨境传输、研发支持等领域和议题，需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陆续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经过了7次缩减，为建设开放、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2013年至今，我国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条目已由最初的190项缩减到现在的27项，缩减幅度高达86%。全国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由2018年的48条减至31条，缩减幅度达35%，对外开放的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特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中国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至此，我国制造业条目限制已经全部归零。

三是以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为契机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具备条件的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数字贸易、营商环境、风险防控等6个方面。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力度不断加大。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积极对标DEPA、CPTPP、RCEP等高标准贸易规则，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的先行先试工作。

目前，我国已先后设立28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3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12个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搭建宽领域、多层次的创新平台。其中，28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深入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和开放路径，形成一系列创新经验和实践案例，有效引领带动全国数字贸易创新发展。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和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试点，设立区域性国际业务出入口局，在重点园区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积极探索建设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新机制。

未来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与路径

从中国实行高水平开放未来的发展方向看，要迈向新高度就必须实现新突破。目前，我国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还有较大差距，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还任重道远。为此，要坚持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相结合的思路，实施更具系统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改革开放举措，全面扩大我国在全球多边规则框架中的影响力与主导权。

对内，以加快营商环境改革升级，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应对近年来改革探索形成的成熟做法加以提炼和系统集成，使我国制度型开放体系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积极推动“边境后开放”改革举措加快落地。目前，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纷纷将数字营商环境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数字营商环境也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参考指标。为此，应当对标世界银行新的宜商评价指标体系（B-Ready）加快数字营商环境改革，推动评价体系中高标准经贸议题规则落地，不断补齐营商环境国际化的短板弱项，推进各领域营商环境指标，力争进入国际化先进行列。

对外，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谈判，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第一，继续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加快推动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行。加快推进电子商务、渔业补贴、投资便利化、贸易与环境等议题谈判。第二，加快升级现有FTA。积极推动RCEP各参与方尽快将服务贸易规则中的正面清单模式转为负面清单模式，有效减少边境壁垒。第三，深入参与数字贸易、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重点以CPTPP谈判作为制度型开放契机，在知识产权保护、补贴政策、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边境后”领域，加快形成高水平的新型规则体系。

（编辑 季节）

中央多次强调，在新发展格局中，要以改革开放作为内生动力。今年讲开放有很重要的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化进程在萎缩、在后退。我们外部面对着一个不断收缩的空间，努力起来会事倍功半。

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最近中央多次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更专门强调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2020年3月，中央提出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非常强调我国扩大对外开放。2023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专门强调了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在当时的场景下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全球化的新动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疫后时期，全球贸易增长是快于全球GDP的增长的。

                 图1 疫后时期全球贸易增长速度示意图

图1蓝色的线条是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增长，黄色的是GDP的增长。全球合作成了全球增长一个掣肘的因素。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全球GDP的增长速度，国内国外都是这样，所以全球化已成为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力源。

202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到了过去24年的一个最低点，已经降到52%左右，但是恢复非常迅速。2022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比重到了60.74%，达到历史最高点。2009年，全球贸易曾经达到全球GDP的60.38%。全球贸易占全球GDP比重到达历史高点，这是全球经济复苏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因素。2023年这个数字还要略高一点，我们一定要看到全球化仍在发展这个基本的判断。

在投资方面，从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数据分析，跨国公司是在本土更重要，还是海外市场更重要？分析这个问题有三个指标可以参考，一个是海外资产的比例，一个是海外销售的比例，一个是海外雇员的比例。我们的团队每年都在计算这些数字（见表1），三个加起来就是它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到，2020年这个指数已经跌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60%。在疫后这几年，跨国公司全球化的指数在继续提升，2023年有一个比较高的提升，达到62.4%。

疫情之后，我们已经不能再以停滞或者后退来看待外部环境。疫后全球化的进程再次加速，无论是贸易还是产业合作，都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格局。但是我们企业的合作中有很多全球地缘格局问题对我们的打压，它的基本经济层面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我们和国际上的跨国公司是一个垂直分工，他们做的产业和我们做的产业在产业链上处于不同节点，我们各自做各自有优势的产业，在相互交易中，我们是一个竞合关系。

2016年之后这种情况产生了快速变化，很多产业和跨国公司是水平竞争，我们和跨国公司处在同一个层面。市场一定的时候是一个水平竞争的格局，这个时候跨国公司既看到我们国内很好的产业链竞争力的优势，又非常担忧我们在本土、在它们的市场、在第三方市场上和它们展开竞争。这个时候那种合作的舒适区移出之后，相互的关系就变为两面。

在竞争中间求合作的新格局

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看到我们投资环境和投资意愿都很好，但又有点儿希望限制中国企业发展的言行。这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状况，成长快的经济体在这个阶段都碰到过这种变化。

与30年前相比，我们和跨国公司水平竞争产业的比重在快速上升，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期待一些关系好转之后，我们和跨国公司、外资又会回到以前那种相互加持非常友好合作的局面，一定要看到新的变化。我们越来越多的是竞争的对手，在竞争中间求合作也是一个新的格局，我们与很多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要开始在竞争中合作。

在发展阶段，我们基本产业面有一些重要的变化。

现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有相关营商环境方面的问题，改善的余地较大，但是也要看到，很多跨国公司就是竞争不过我们国内的头部企业。我们技术发展这么快，和我们头部企业竞争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跨国公司剥离在中国的投资，包括我们的家用电器、通信设备、工程机械、LED面板，到后来的电子商务。很多公司原本准备在企业进行本土化的经营，后来就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还是要看到，这些企业离开有很多因素，我们比较容易检讨自己，它们撤走了就说我们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产业发展的多面来看。

另外，国内企业现在如果真的自己做得好，跨国公司带不来非常好的技术或者国外市场，也不见得要对外资给予无条件的欢迎和接受，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对跨国公司研究30多年了，大体上能判断出来企业怎样进行国际竞争，怎么进行地缘总体全球布局的考虑，还是要区分开不同的变化。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也要对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做客观的评价。

现在我们进行全球科技合作，对这个问题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以前老说我们吸引外资，与全球科技合作，就是用市场换技术。但是中国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用市场换技术，我这里列出几个数字，3%、17%、41%和100%，是1997年、2001年、2004年和现在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带来的最先进技术的比重，这四个比例都是我们对较大规模的500强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得出来的。现在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如果不拿全球最好的技术，在中国的市场上是根本无法竞争的，市场换技术的空间仍然很大。

现在我们用技术换市场正在快速发展。很多企业出去是拿技术入股到海外，去拿它们的市场份额，拿它们的资金。比如，比亚迪进军欧洲，很多电池企业到美国开拓市场。最后都是靠自己的技术，到国外去争市场。

现在当所谓几大件出口受到阻碍的时候，到海外去投资本质都是以技术换市场。另外，我们现在技术换技术的筹码也日益增多，正在进入全球分工链中，我们企业的技术不一定是最尖端的技术，但它们一定是最前沿产业全链条中间的一段。我们以自己的技术来换取和其他国家的产业匹配，在一个最高端的产业链上做全球分工。

现在我们一讲科技合作、科技发展，总是觉得好像别人到我们市场上拿他的技术来换，这个局面也正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我们已经连续4年实现吸引外资和到海外投资数量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的投资能力，无论技术、市场如何匹配，都在形成多元化的匹配能力。另外，现在仍然还是传统的开放的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对我们来讲依然很重要。

我们现在的GDP占全球17%左右，和总量相比，我们的资源、水、土地、油气比重都是比较低的。从改革开放开始，就说我们人均资源和人口相比并不丰富，但是那个时候和经济总量比，其实资源并不短缺。

1990年，我们人口占全球大概22%左右，GDP只占全球的2%左右。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资源的约束比以前更重了。将来经济总量还要扩大，但是老天给定的资源禀赋依然是稀缺的，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能源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都存在制约。在我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源结构调整的同时，可能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外部资源环境，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石油进口的比重正在持续上升，虽然也做过努力希望降下来，但是经济有其自身规律，什么样的资源好使，如何匹配能带来竞争力，是有内在规律的。有一些新兴产业，无论是电池也罢，光伏组件也罢，新能源汽车也罢，凡是在国内能够有显著带动作用的，仅靠国内市场需求肯定不够。所以要加强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当我们有技术可以去获得市场的时候，对海外市场的需求是非常自然的。

扩大开放获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我们依然要加强发展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虽然我们现在壮大了，国内产业链也齐全了，但是下一步发展仍然要重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仍然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来尽可能的获取。

在疫情中全球化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就是数字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疫情中数字化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程度比此前更快，我们通过100家数字化大跨国公司在疫情中间的表现，可以看出它增长的线条更陡。这三年中，传统产业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增长是一条平线，但是数字化跨国公司增长得非常快。国内的数字化企业、大的平台企业，全球化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海外天广地阔，这是我们未来增长非常重要的新空间。

国际环境不稳定的因素增多，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环境。全球经济再平衡尚需时日，全球经济总的来讲增长还有波折。很多国家也是在蓬勃发展，困难谁都有，挑战都存在。整体上我们的发展环境，除了水平分工、大国博弈，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大环境的不利是一个非常实的约束，营商环境和法治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底变了什么？我们觉得，变了的就是中国的崛起。现在全球化中最大的变量应该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调整适应中各种力量的博弈很难避免。地位下降受到挑战的一方，这种不适感也是非常真切的。

所以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个复杂的局面，既不要过于天真，觉得会很快好转；也不要过于悲观，认为所有的问题是不可调整、不可妥协的状况。

全球化是一个特别的格局，虽然说有很多限制因素，最后还是以国际竞争力为根本。当前中美贸易面临很多困难，但是依然有很多美国商品进口到中国。虽然中国的对美贸易在下降，但中国和墨西哥的出口贸易在过去两年增长得非常快。美国和墨西哥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这两年也增长很快。我们不买美国的大豆，但是可以买墨西哥从美国进口的大豆。类似这样的循环在全球贸易中是非常复杂的格局，最后将取决于我们在产业链上的竞争力，以及我们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我们要有一定的耐心、一定的理性、恰当的定位和理解。全球化和自立自强，也要相互加持。

以开放赋能发展和促进改革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选择，以前没有条件选择，不可能在国内自己做。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除了少数特别核心的之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它们挪到国外，但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方向吗？是不是要把全球技术产业分工改为我们技术的进口替代？在当今科技全球化、产业全球化加速的格局下，可以做的全部自己做，肯定不是最优的选项。这种方式得不到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技术快速迭代，得不到利用全球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的很多利益。但现在的格局下，我们在平衡中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和保持经济的安全稳定性方面，肯定要向安全稳定方面迈出一大步。

我们现在要关注三大领域：“卡脖子”的领域、关键技术领域、前瞻必争领域，这是我们自立自强要做的地方，也是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的。但是，两面性和平衡点永远都存在，更多地利用外国技术，就能够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推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另外，我们的自主创新水平越高，才能够实现以技术换技术，才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在复杂环境下，最关键的是要有平衡这种关系的理念和能力。

一方面高举全球科技合作的大旗，这是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也有利于实现全球合作共赢的重要理念。当然自己该做好的事情一点都不能放松。

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需要政策支撑，更需要在改革开放中获取新动能。全球化再次加速，外部环境提供多种机遇，面对那些企图把中国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挑战，以此把我们推下车，我们绝不能自己“跳车”。一定要多措并举，克服障碍，抓住新机遇，努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并不断提升自身水平，继续以开放赋能发展和促进改革。

（编辑　季节）

区域一体化、分工差异化、交易数字化、产业低碳化、伙伴关系政治化以及机制武器化，构成了当今国际经贸格局的基本特征。在国际竞合博弈中，主要经济体不断以泛化国家安全之名采取所谓“去风险”措施，加速调整产业政策和供应链体系，并基于价值理念构筑伙伴阵营，以期在国际分工中争取新的竞争优势。

通过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加入双多边经济一体化协定，特别是主动发起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与合作体系，并以最佳实践和建设性方案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于我国在双循环背景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深入分析典型经济体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制度规划、政策设计、历程及驱动因素，对于我国构建制度型开放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开放的相关理论及阶段性演进

制度型开放是一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为之确立制度化保证体系，以避免剧烈的政策摇摆，从而为各类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建立透明而稳定的预期，共同构建多方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围绕市场开放，有关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绝对与比较优势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累积因果理论、增长极和增长阶段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国家优势理论等一系列主流理论发挥了作用，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的演进，分别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关系发挥了指导作用。这些理论尽管侧重点各异，但均以产权保护和主体平等为常设前提，体现出一条因果相循的正向逻辑主线，即“市场开放→专业分工→跨境交换→国际竞争→效率提升→经济社会繁荣”。

第一阶段，“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是伴随欧洲工业革命相继产生的早期经济开放思想，二者均认识到通过国际贸易增进国民财富积累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国家应采取产业补贴、关税壁垒、贸易配额等积极的干预政策。然而不断壮大的本国产业需要更加开阔的市场空间，面对来自贸易伙伴的保护性反制措施，以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将开放理论向前演进。

第二阶段，指导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政策从保护主义转向了自由化。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采取了自由经济与贸易政策，废除了《谷物法》和《关税法》等诸多市场限制，促使经济获得强劲增长，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扩张，其他国家也逐渐效仿这种开放的贸易政策。20世纪初，赫克舍尔-俄林模型为基于比较优势学说的国际贸易理论进一步提供了量化的论证。古典经济学理论阐明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互利性，强调自由市场机制与国际贸易的协调作用，旨在指导政策制定者依靠国际分工推进专业化，从而提升资源配置和交换效率。

二战之后，随着制造技术的飞跃与跨国公司的成长，一系列跨国投资理论突破了基于禀赋优势的跨境交换，处于不同发展梯级、禀赋结构各异的经济体彼此竞合，推动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营决策同步演进，标志着开放理论进入新阶段。

第三阶段，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技术和生产在成本追逐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瀑布式扩散，最终造成贸易和收入结构的逆转；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倡导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内部化优势进行有机调和；资源禀赋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突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钻石模型理论则专注于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集群和企业战略四个方面打造体系化的国家竞争优势，并指出机会和政府在这四大要素之外发挥作用的两大变数。 

第四阶段，冷战结束后，多边经贸规则体系得以在全球推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供应链理论将开放理论推向新阶段。开放理论论证了全球范围内专业分工和协同生产的重要性，主张将市场机制放诸全球进行要素配置，与洞开国门的新兴市场形成有效对接；政府通过经贸协定为企业保驾护航，助其布局全球化的供应链网络，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一体化整合，并对市场机遇和风险形成快速反应机制。

第五阶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创新理论突出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它一方面强调企业家担当创新主体的角色，另一方面要求创新成果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结晶为经济价值。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国家竞争力模型和指标体系指出，跨过中等收入门槛的国家应从资源和效率驱动转向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通过提高商业成熟度和创新能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来增强国际竞争力。

面对商业活动导致的环境恶化、财富分化以及全球愈演愈烈的发展失衡，当今日炽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向经济学中指出的负外部性及其产生的条件发起挑战，并将之延展到国际经贸合作的范畴。

第六阶段，开放理论步入以公共道德人取代了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倡导将多元包容和代际公平等价值理念注入经济政策和经营决策当中，从而为以邻为壑的市场保护主义和巧取豪夺的自由国际主义两个极端设置了道德边界，要求建立自由、开放、透明、稳定和负责任的制度框架，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该理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在奠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为国家经济善治以及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世贸组织改革确立了价值引领、规则驱动的发展方向。

典型的经济开放模式

根据自主性、开放度和开放节奏，国家的开放模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首先，开放政策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前者是基于自身需求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做出的自主决策，通过开拓市场空间谋求经济发展；后者则是因为丧失主权而被迫接受外部势力强加的条件，往往沦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其次，开放模式分为粗放型和融合型，前者是在维护封闭经济的基础上有限度地介入国际交换，注重以调剂余缺的方式获取外汇、技术和设备等短期目标；后者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旨在通过促进全要素跨国流动追求经济效率和提升国民生活品质。再次，开放节奏分为激进型和渐进型，以及稳步型和间歇型。开放模式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国家面对市场开放的战略视野，进而决定了其经济政策的开放成效。表1总结了两种开放模式的显著特征。

表1  两种开放模式及特征

殖民时代一系列国家的开放充斥着弱肉强食的血腥，西方列强在海外扩张中打开了这些国家的大门，使之成为殖民掠夺的对象。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通过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和基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外开放，激发出史无前例的市场活力，实现了经济腾飞，大幅增强了国家综合实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在短短30年里，中国便由世界经济的第十二位跃升至第二位。21世纪以来，尽管各国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融合型开放模式已成为全球价值链范式下的大势所趋。

典型国家的开放经验

美国的市场开放经验

美国作为一个全球移民集聚地，其基因中承载着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和自由开放的价值观。首先，美国依靠宪法赋权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并努力做到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管齐下，共同从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契约的角度打击市场垄断，拆除各州间的贸易壁垒。19世纪中期，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便致力于推动交通和贸易一体化，从制定一系列立法引导各州按统一标准兴建基础设施入手[1]，国会颁布了商业法案和多部反托拉斯法^[2]。为确保实施，国会通过立法创设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专事保护消费权益和消除商业垄断，并由联邦法院体系给予司法支持，以促进国内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由此释放出巨大的创新和商业潜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其次，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始终受到多种利益集团的左右，在对外开放与市场保护之间摇摆不定。为充盈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自1789年之后相继出台多部关税法案开始^[3]，20世纪初通过《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1909年）等法案^[4]，进一步加剧了保护主义。直至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实施，美国才在痛定思痛中真正走向自由贸易之路。

二战之后，凭借其新兴霸主地位，美国主导了国际经济体系及规则的建构。1973年，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将主要经济体推入高速通胀的轨道。1994年和1995年相继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但近十年来，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占据上风，为双多边合作增添了高度不确定性。

美国健全的市场法治为私营企业成长和科技创新提供了沃土，并对全球经济要素发挥着虹吸效应。在全球化高潮期，美国企业大举推行全球采购和委托加工策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又逐渐转向通过回岸生产和近岸外包来降低运营成本和政治风险。为持续壮大其科技领先优势和国际竞争力，2020年起，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法案^[5]，旨在全面布局新兴科技发展，升级创新规则和标准。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通过军事、政治、法律和外交等手段，为其遍布全球的产业链和海外利益构建起完整的保护体系，以期获得在对外开放中的最大利益和主导权。

美国对内坚持依法治理国内统一市场，以切实的私权保护和稳定的法律规则鼓励创新创业，对外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灵活的政策措施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权，通过结盟与分化的手段巩固其全球霸权。

英国经济开放的经验

欧洲工商业的勃兴驱动了殖民时代的全球化，英国首当其冲，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国家的大门，造就了世界市场的雏形。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等企业，在海外殖民和贸易中积累财富，并通过市场化的法律改革促进私营企业发展^[6]。19世纪中叶，《航海法案》和《谷物法》（1815年）等用于保护国内产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开始让位于自由放任主义^[7]。以旨在降低关税的《英法条约》（1860年）为标志，英国与欧洲各国纷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为其海外扩张赢得了基于规则的确定性。

20世纪，英国产业结构和治理体系趋于僵化，许多产业因普遍受制于同业和工会的共谋协议而迟滞不前，进而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棉花、纺织、钢铁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而工会反对重组和技术更新，导致低效产业难以退出，新兴产业难以崛起。为抵抗外国竞争和美国的贸易保护，英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如大幅增加进口关税^[8]，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冲突，桎梏了英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主义的自由化改革，以铁腕手段限制工会权利，推行国企私有化，实施大幅减税，剪除政府官僚主义。此外，英国一直参与欧洲一体化过程，但最终选择了脱欧。不过，脱欧后的英国继续寻求扩大国际经贸合作网络^[9]。包括从殖民扩张到自由贸易的转变，以及面对国内外挑战的政策调整，英国的开放经验展现了其适应全球化的韧性。

日本经济开放的经验

日本的开放经验始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黑船”来袭，两国签订《日美和亲条约》^[10]，从此结束了长期的锁国政策。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富国强兵和脱亚入欧为目标，推行了一系列包括教育普及、市场统一、交通建设、产业发展和技术引进在内的改革，促使国家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到20世纪初，日本通过战争和谈判获得关税自主权。^[11]其差别关税政策旨在降低原材料和设备的关税，同时提高成品的关税，促进了本国工业化进程。这种保护主义政策与当时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采用了计划型开放模式，根据产业成熟度分阶段提升自由化程度，有效保护了国内的幼稚产业。

然而，这种保护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相媾和，也促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二战后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国，但其韬光养晦，快速恢复了工业和贸易。60至80年代，日本通过实施贸易自由化^[12]、放宽外国投资政策^[13]、推广技术革新等措施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80年代中期，日本经历了经济的快速扩张，成为全球第一大债权国， 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导致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进入21世纪，日本继续扩大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影响力，通过签订多边贸易协定和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如CPTPP、与欧盟和英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积极参与RCEP和IPEF等，努力从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主导者，展现其贸易和投资立国的全新形象。

韩国经济开放的经验

自20世纪中叶，韩国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实现了迅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初期，韩国采取进口替代策略以保护国内产业，20世纪60年代转向出口导向型策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的减弱，韩国开始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产业，通过法律和政策改革^[14]，鼓励外资引进和产业升级，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从贫穷农业社会转入工业化强国的“汉江奇迹”，其出口导向型的开放战略也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紧缩财政、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透明度、取消利率和汇率控制、推动企业重组和财阀改革、削弱行业垄断以及活跃劳动市场。韩国以《外商投资促进法》对外资进行全面开放，并与美国、欧盟、中国等多个头部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以降低关税和简化程序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这些措施不仅帮助韩国快速恢复元气，还促使其经济模式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向市场驱动的转变。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韩国政府将IMF苛刻的救助条件转化为改革的契机和动力，建立了开放的金融和贸易体制，使韩国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21世纪初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韩国的开放经验展示了其在经济策略上的灵活调整能力，以及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改革和创新精神。

新加坡经济开放的经验

新加坡的开放经验无疑是深度参与全球市场和有效利用区位优势的典范。面对自然条件的限制，新加坡以高度开放的策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迈进。依托周密规划和全球视野，新加坡始终坚持引进外资、优化投资教育，完善法治建设。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产业，从高端服务业到知识经济，新加坡在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端化中稳步实现了产业升级，成为电子产品出口大国，世界石油炼化和交易中心之一，以及半导体制造基地。新加坡政府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开拓发展空间，坚信“全世界是这个城市国家的发展腹地”。其零关税政策和全面开放的外资政策^[15]，严格的产权保护和高效的政府服务，祥和的社会氛围和严谨的专业素养，以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向全球投资者展现出持续的魅力。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通过政联企业和工业园区模式，以市场化手段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外资兼容并蓄，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在国际发展空间拓展方面，新加坡作为东盟内的低姿态领导者和大国间的平衡者，通过推动多边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积极参与RCEP、CPTPP、IPEF等多边经贸框架，展示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和影响力。

新兴经济体的迷失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呈现出多样性，特别是拉美国家、菲律宾和墨西哥的经验，展现了开放与依附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拉美国家由于历史遗留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政治不稳定、政策摇摆、官僚腐败、产权保护不足、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因素，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源诅咒”现象导致这些国家未能有效利用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屡屡错过关键的经济转型时机。

菲律宾和墨西哥作为美国两个典型的发展中合作伙伴，展示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依赖关系的不同模式和利弊。

菲律宾模式注重争取发展援助和军事合作，作为受援国因为不满足特定条件而面临援助中断的风险^[16]，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形成对美国的依附。墨西哥模式则侧重于经贸合作，虽然通过《美加墨协定》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获益显著，但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和投资也带来了技术鸿沟、市场风险集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外交政策制约等问题。墨西哥近年来试图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利用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机会，推动产业和市场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成效不彰。

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单一经济结构和过度依赖某些国家或资源出口，必然导致发展失衡。

制度型开放国际经验总结

暂时的保护应服务于永久的开放

多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开放经济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非仅仅追求短期利益。对幼稚产业的政策保护是有益的，但过度保护则会抑制其进取精神，从而丢失在国际竞争中的成长机遇，并招致国际报复。产业的开放应根据其成熟度适时调整保护措施，唯有竞争才能引入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机制。成功的经济开放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和战略定力。新加坡的长期繁荣体现了其全球发展视野的成功实践。

对外开放需要内外兼修

开放经济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市场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需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步协调，以促进各类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组合。美国的开放策略体现了由内而外的自然演进，通过产权保护、消除内部壁垒、反垄断政策和法治化环境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美国还利用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人才，以及通过强势外交和军事手段支持企业国际化。然而，近年来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和出口限制显示出保护主义的趋势。

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鲜能成就竞争优势，而人口素质、基础设施、制度规则和政商关系是决定其开放能否成功的四大关键。仅通过降低关税的边境开放措施无法充分发挥开放的潜力，重点在于克服包括行政低效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内的隐形障碍。

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与印度的GDP处于同一起跑线（1373亿美元、1495亿美元），而到1995年印度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其GDP已落后中国一倍（3603亿美元、7345亿美元）。尽管印度早于中国6年加入世贸组织，但到2022年，其经济总量已显著落后于中国（3.39万亿美元、18.1万亿美元）。

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相结合

市场自由和政府调节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但需要正确把握二者之间的边界。自由市场鼓励竞争和创新，但需要政府的调节来防范垄断和确保公平竞争，保障经济体才能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取得平衡。二战之后，德国运用凯恩斯主义原理将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需求，重建基础设施和现代工业；将自由市场机制与社会福利政策相结合，以科学规划促进产业均衡发展与社会稳定；以开放的姿态推进欧洲一体化，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由此迎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开放推进产业升级

无论资源如何丰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依靠封闭的内循环而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凭借初级产品出口而走向强盛，即使像石油输出国那样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高收入。相反，那些资源贫瘠的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均通过自身建设和对外开放而稳步推进产业升级，快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结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自主选择了渐进式、融合型的改革开放道路，采取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步并行的发展战略。尤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照通行的国际规则，通过对法规政策进行深入细致的废改立，我国全面融入了全球多边经贸体系。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我国已具备了制度型开放的必要条件。制度型开放的本质在于依照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的原则，通过建立健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体系，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双循环良性互动的新发展格局，对内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对外通过遵守、倡导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方向演进，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奋力迈进。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竞争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新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不断以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引领产业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的知识应用和生产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高级形态。科学技术以一般知识形态存在、尚未并入生产过程时，是间接的潜在生产力；当科技进入生产过程、转化为劳动技能、物化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时，就成为直接的现实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催生的新技术与高素质劳动者、新生产工具、现代金融等紧密结合，将形成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既是改造自然和社会能力的显著进步，也是生产力质的提升。

“新质”既指高质量的知识生产，即驱动引领发展的科技创新策源力；也包括高质量的知识应用，即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是高质量、高效能和高价值的产业。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的新驱动力，即新领域新赛道，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以及生命健康、深空深海等前沿领域重大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二是科技创新催生的新产业，即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对接，提升传统产业、主导和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三是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即立足科技和产业基础，通过“四链融合”“数实融合”，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将科技创新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代际”飞跃特征的新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需要系统推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系统推进。首先，要有原始创新、源头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作为底层支撑引领。其次，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夯实产业基础。第三，突出创新人才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劳动者因素，进而形成基于人才的创新。第四，建设高标准统一市场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和政策保障。第五，激活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潜能，推动“数实融合”，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生产力构成要素来看，新质生产力包括三方面要素。一是新劳动者。2021年，我国14亿人口中有18.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除去60周岁以上和18周岁以下人口，这一比例更高。R＆D人员数为858万，已经从传统的人口优势向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人才优势转变。二是新劳动资料。包括高端智能设备等劳动工具，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自动化制造设备等，以及5G基站、云服务网、算力网、数据中心网、智能网等数据基础设施以及智慧城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数实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三是新劳动对象。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主导方向。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占GDP的比重达到41.5%，稳居世界第二。移动互联网、量子信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正深刻影响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资源配置，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变革。

新质生产力要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制度创新落实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源头在科技创新，落脚点在产业创新，关键因素在创新人才，过程保障在制度创新。

第一，整合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加强源头的科技供给。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以重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和颠覆性、关键性核心技术，重塑安全可控、富有韧劲的产业链和高质量、高水平的产业体系，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和竞争力。(1)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集成电路、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体系化优势，开展导向性基础研究，产出重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2)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围绕当前发展的燃眉之急和长远发展的心腹之患，聚焦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和基础材料、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组织优势资源力量，发挥集智攻关优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3)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科技领军型企业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卡点瓶颈上的战略攻关和引领支撑作用，牵头整合资源要素，打造新型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推动融合集聚发展，解决跨行业跨领域关键共性技术问题，补齐短板、锻造长板，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和转型升级。(4)系统部署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一体化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加快构建“四链”融合的创新生态。

第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筑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动创新资源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加快打通产业链发展上的薄弱环节和卡点上的路径依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新的产业生态和商业模式。(1)围绕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具有影响力辐射力的产业集群，努力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的目标。(2)前瞻布局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空天海洋、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建设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点和新质生产力竞争新优势。(3)发挥科技创新的新动能优势，推动产业体系化转型升级，加快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增强产业链、产业集群的质量效率和外部竞争力，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4)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集群、产业集群。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全球五大科技集群中，中国占据了三席。在百强科技集群中，中国以24个集群位列全球第一。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达45家，2022年集群产值超20万亿元。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达66家。各地也高度重视产业集群建设。

第三，发挥战略科技人才关键作用，形成创新人才红利。无论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关键在人才。推动“四链”深度融合，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结构。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队伍。(1)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大力培养创新性强的青年科技人才，鼓励跨学科、跨领域交叉合作，培养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2)依托实施高层次人才计划、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平台、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培养战略科技人才、关键技术人才、产业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让人才在科技攻关实践中成长成才。(3)建设一批前沿基础研究中心和学科交叉平台，实施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一批创新思维强、敢创无人区的创新人才。(4)优化战略人才队伍结构，打造体系化、多层次人才成长平台，推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5)推出一批人才在国际机构任职，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合作，提高人才国际化水平。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汇聚全球一流人才。(6)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完善试错容错纠错机制，营造创新友好社会氛围，推动高水平、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第四，建立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动力和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制度创新，在理念认识，在制度环境，本质在产业生态。深入推进“四链”融合，要发挥好政策引导和杠杆作用，资金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环境。要打破阻碍创新的规则流程和观念思维的束缚，进一步解放新质生产力，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制度，形成组合政策的“化学效应”。(1)培养敢于引领式研究、勇于突破式创新的思维和能力，营造保障人才潜心致研的科研环境，提供人才敢闯敢干的平台和机会。(2)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发挥好科技评估指挥棒作用，围绕真科学问题、关键技术问题和产业共性技术问题，真正解决问题。(3)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现代高端制造业协同互动、融合贯通、配套支持的产业生态。发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优势，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示范区和新引擎。发挥各类重大科技攻关平台的作用，推动科技攻关成果有效应用于经济活动中，提高发展新动能。(5)发挥资本市场的助推作用，促进创新资源要素流动、共享和优化配置，为激活新质生产力优势发挥助推器作用。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高质量的现实生产力、先进生产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体系战略性重塑、系统性升级、整体性跃迁，打通从教育强、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高质量发展通道。

（编辑  季节）

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已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目前的基层治理进程仍处于从“管理型和权力型”政府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过渡的阶段。虽然国家一直通过各种改革、治理方式创新、治理理念更新等工作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形式主义、运动式治理等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一些痼疾仍未有效去除。进入改革深水区阶段，进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优化将必然触及治理事务的各项本质内容。本课题组综合对基层治理多年的调研与观察，总结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十大突出问题。

基层党建形强实弱、存在工作误区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但目前的党建工作存在的思想和认识存在三个重大误区。

一是将党建工作等同于党务工作。作为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不少基层党组织往往在日常工作中陷入了将党建工作等同于党务工作的误区，影响了基层党建工作实效。党建工作与党务工作的内涵外延不同。党建工作的内容相对丰富，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党务工作的内容则相对具体，是围绕着党的建设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的管理活动，诸如发展党员、收缴党费、“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工作。将党建工作等同于党务工作，容易导致党建工作的部门化，甚至将党建工作完全异化为党务工作者的工作。

二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意识并非让“一把手”成为“一霸手”。党的领导和核心意识的加强是构建一个让人民满意的“集体领导”制度，与“一把手”的集权是背道而驰的两种性质的事，一定要警惕近年来基层社会中各单位“一把手”越来越集权甚至滥权的情况。“一把手”是党政领导班子的“班长”，在地方、单位和部门发展中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可少数地方“一把手”乱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霸道行权、违规用权、任性滥权，甚至以权谋私、大搞利益输送，对所在地方、单位的政治生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恶劣影响。中纪委国家监委曾称此现象为：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项目“一手抓”、出事“一锅端”。

政府治理存在惯性、社会治理协同性不足

社会治理是在新的社会时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况下，在政府治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更为有效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不少基层干部对经济事务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的认识有了提高，但对社会事务要按照社会规律办的认识还没有形成。在许多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中，名为治理创新，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走的依然是行政管理的道路。

在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法方面仍存在较大行政管理惯性。思维惯性主要体现在：看到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新生事物，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把它们纳入计划，全面管控起来；什么都管，事事插手，管得越全面越细越好；发生的事情不在计划之中、控制之内，就不放心、不安心、很担心。方法惯性主要表现为：对治理中的各种事务，都是政府亲力亲为，惯用的就是行政管理手段；包打天下观念，全面计划管理的思维，用命令处理事务的方式，说明了某些基层干部对行政管理路径的深度依赖。打破惯性思维，真正理解顶层设计多元治理的观念，才能够真正做出基层社会治理的好文章。当前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三者关系中，政府行政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其余两股力量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总体上存在社会组织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在社会治理中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也无能力承接政府重大的服务项目。

基层减负与工作增效需同步进行

一是基层减负势在必行，但各地减负工作成效不一且负担仍是高位运行。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加码考核、填表留痕是基层的四大顽疾，束缚基层干部干事的手脚。但有些单位习惯在执行制度上钻漏洞、搞变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破窗效应”。比如，中央要求层层大幅精简文件和会议，可有的领导干部仍抱着“不开会就是不重视、不发文就是不作为”的陈腐观念，继续大搞“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那一套，“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更是如影随形，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有的单位变着花样搞多头检查，甚至存在“工作刚安排就督查检查、刚部署就考核”的急功近利现象，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

二是基层政府工作事务杂、体量大，忙闲不均、人员闲置的现象依然存在。少数干部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了基层闲人，目标不清，对考核任务漠不关心，卸掉拼劲的同时也放下了责任，这给基层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基层闲人主要有如下表现：上推下卸的“二传手”，升迁无望的“老前辈”，得过且过的“隐形人”，有苦难言的“背锅侠”，徒劳无功的“大头兵”，这五种基层闲人画像可谓入木三分。凡此种种，不仅影响基层治理的效率，更成为作风建设的“中梗阻”，干扰基层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凡此种种现象，原因多种多样。主观来看，一些干部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面对工作推三阻四，面对任务能躲就躲，面对难题避之不及，根源在基层干部的理想信念已然动摇。客观来看，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存在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分配工作不均衡等情况，导致了一些基层干部“被动”成为闲人。破除基层闲人现象，既是作风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事项。

基层社会治理逐渐落入高成本治理陷阱

一是已然落入“花钱办事”的治理陷阱，也就是“没钱就不能做事”。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似乎没钱就不能做事。乃至于，很多过去习惯于不用花钱的事，也成了必须花钱才能办。基层治理“花钱办事”不仅是对“回应型政府”建设的背离，而且养成了“等靠要”的工作作风，而本质是基层权力的失控。随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服务下沉，基层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并且还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种情形带来几个附带问题，比如：（1）消解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性，不少基层政府成了“二传手”。其主要工作从过去的统筹资源，通过群众工作开展基层治理，变为向上申请项目资金，单向度地服务群众；（2）养成了基层对上不对下的工作作风。基层治理的动力机制主要源自上级的正向和负向激励，基层治理慢慢悬浮于基层社会，也无法及时回应群众需求；（3）成了基层“等靠要”的治理逻辑，弱化了基层治理能力。这些年来，不少基层政府、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群众，都在无形中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基层治理在“等靠要”的循环中弱化了治理能力。

二是基层治理成本提高的同时，并未带来治理效能的同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后，越来越多国家资源下乡，由国家来为村庄建设公共品，必然要按规范的要求和公开的程序，因此，项目招标、监理、审计都必不可少。在村庄公共品需求十分复杂且细碎的情况下，正规程序往往不仅意味着公共品供给的偏差比较大，而且意味着供给效率比较低。换句话说，由国家直接为村庄供给公共品，制度成本非常高。比如，修一条同样质量的公路，农户自己修，一公里只要 30 万元，由企业修需要 40万元，由政府修则要 50万元。可以说，当前基层治理中“一分精力做事，九分精力合规与法”，也许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不过整体来说也是较为客观。目前这种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造成基层治理成本越来越高、供给与需求的错配越来越明显，且基层要适应这种项目治理方式来跟进合规事宜，又造成了一定的效率流失。

破解人才难题是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

农村基层政权人才匮乏情况突出，队伍建设断档断代形势严峻，与基层治理的需要存在很大差距。

一是基层人才培养与储备面临三大困境。第一方面表现为专业干部青黄不接，尤其是乡村振兴发展中所需要的农技、畜牧、林业等专业干部严重不足；同时，基层专业干部又面临老龄化现象严重、年龄结构失衡问题，新招聘的人才缺乏专业知识和农村工作经验；第二方面是年轻干部“难招且难留”，由于基层工作、生活环境相对艰苦，经济待遇保障不足，流动渠道相对较窄，导致基层招录优秀人员难度较大，时常出现报考者多、应试者少现象。同时，招录的年轻同志一旦培养成熟，往往千方百计采用考试、调动、上派等渠道脱离基层，导致基层年轻干部“失血”严重。目前农村的干部也多为“不在村干部”，很多人是在乡镇工作，但家安在城里，对农村工作的理解不到位；第三方面是村居干部储备不足，现有的村居干部知识文化素养不高，难以适应现代治理水平要求，新培养村居干部中往往存在有意愿加入村居干部队伍却能力不足，而有能力的人才又不愿意留在农村发展的情况。人才断层的处境也为基层治理带来挑战，农村各行各业人才的缺少成为基层治理中的一个紧迫问题。

二是县域政治生态圈中“裙带关系”明显，有较强的社会排斥性，不利于无“关系”和背景的青年群体。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首提“政治生态”，自此，“政治生态”开始走向明面。在中央的指导下，地方重拳出击整治县域内政治生态。经过10年的治理，县域政治生态恶化的趋势得以遏制。但是，县域政治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目前来说，县域政治生态仍然存在许多痼疾。县域社会及其治理具有双重性，县域社会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同在，乡土性和现代性交织。如基层的官场中“裙带关系”仍然发挥较强作用，“裙带关系”阻碍了没有“关系”和背景的人进入“体制”或者进入“升迁”的池子。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排斥，当代青年群体对此种现象深有体悟，要么看不到发展的希望、后悔回到基层，要么一开始就选择留在大城市、不敢回到家乡或者进入陌生的基层社会。这种情况和认识的形成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阻碍着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若是这种“裙带关系”得不到有效根除，必将不利于形成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更不利于地方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基层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破解人才选用与制度支持的大问题。

基层乐于建“盆景项目”，资源浪费严重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不能搞盆景。不能有的地方锦上添花，有的地方还是一贫如洗，依然如故，形成反差。不可复制、不可推广是不行的。这反而有副作用。”，总书记对于“盆景问题”的分析寓意深远，盆景不能代全景、不能代实景、也不能代前景。各项工作需要有亮点、试点，需要出经验，并以点带面指导工作，这是工作的需要，但是，造出来的“盆景”绝不是全部工作浓缩后的缩影。基层对于打造试点、示范区的激励性较强，领导来了都要看试点、工作成绩好坏也自然在试点中体现，一方面是与政绩相关，另一方面是门面。但这种工作方法的副作用却非常明显，试点的打造往往意味着对横向资金的整合，会带来资源的集中与浪费，对于非试点地区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发展机制，资源和政策相对集中会挤占非试点区域的发展资源。

目前，“盆景”已然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政府各条块、乡镇、社区与村，都在绞尽脑汁做试点创新、提供工作亮点与经验。主政的领导都不惜重金打造试点，但试点的运营又差强人意。从基层实践来看，大多的试点都是政府主动为之，只是充充门面、装点脸面而已，既不能体现群众智慧，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城市社区的治理试点、美丽乡村试点、现代农业企业经营试点等，很多试点形成了与政府的捆绑关系，其主要作用是为了展示与参观，而不是为了经营。比如现在好多企业，为了方便领导参观，都在车间内修建参观通道，而为了不影响美观，从后门进行货物运输，这些行为都极不便利生产且提高生产成本。在基层实践中，如何真抓实干，少搞试点、少打造亮点，少造“盆景”出假经验糊弄上级以便皆大欢喜是个大问题。在考核过程中，一定要明确“盆景”仅是局部，绝不是全部工作浓缩后的缩影。

农村基层社会涣散、社会风气有待提升

一是基层社会涣散亟需集体性重建。受市场经济冲击、基层组织功能弱化、乡村社会的整合功能变弱，有些地方的村庄缺乏凝聚力向心力，村级组织的领导力、引领力、号召力不足，陷入“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的尴尬处境。以上因素叠加农村“空心化”和薄弱的村集体经济，使得部分村庄呈现出“思想散、资源散、资金散”的特征，单个农户家庭没有能力也没有热情应对村庄内部庞大、无序的资源，“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望往往对应“好山好水好凄凉”的残酷现实。

二是乡村振兴的软件基础薄弱，乡村社会存在不良的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人的精神状态有着巨大的影响，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不良的观念与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腐蚀社会的健康机体。在当今的农村，一些不良习俗严重污染了农村社会风气。比如，随着大学生群体就业难，读书无用论再度沉渣泛起；打工文化已然流行，农村青年男女早婚早育现象明显，有些根本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便进入婚姻，像偏远一些的农村甚至出现23岁若还没有结婚则可能做光棍的危险；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移风易俗推进了很久，客观说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还有诸如封建迷信仍旧存活、农村孝善文化动摇、公共意识淡薄、公共事务参与不足等等问题。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软件基础，这个基础目前非常软弱，扭转农村社会风气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层数字化转型“赋能”与“负能”同时存在

当前，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工具已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场域并发挥显著成效。但部分基层数字治理的案例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总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潜藏着数字“赋能”滑向数字“负能”的风险。这种技术应用与基层治理错位的现象被称为“数字悬浮”，这已成为基层治理的一种异化现象，是数字治理形式脱离治理本质、治理手段脱离治理实践、治理行动未对接现实问题的困境。具体表现为数字治理的形式主义、数字工具的泛滥化、数据要素的闲置、数字平台的空转，以及数字技术的使用失灵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既有正向的治理成果产出，又有负向的治理“异化”流露与治理风险预示。因此，提升数字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要与治理目标结合，治理手段与治理实践结合，控制风险、遏制异化、发挥技术治理优势。

治理“负能”将产生如下表现情况：（1）不顾客观实际盲目上马数字项目。在技术的应用方面，一部分地方单位数字化的基础条件不足，但在政治“锦标赛”的驱动下，往往迫切希望做出工作亮点以彰显政绩、获取上级注意力。为了追赶热点，部分地方政府（部门）会用“数字化建设”来吸引上级领导注意力，以赢得“锦标赛”。（2）快餐式的数字化建设极易陷入“伪数字化陷阱”。随着数字经济的提出，各地建了无数的数字经济试点，数字交通、数字教育、数字健康、数字水利、数字乡村、数字农业等如雨后春笋。寻求亮点、创新固然没错，但是快餐式的数字化建设极易陷入“伪数字化陷阱”，运动式治理同样会隐藏以“虚假数字”，这些数字化建设脱离了具体的产业和行业应用场景，并不能发挥实质性效用。（3）数字治理悬浮于群众，出现数字异化现象。诉求数字建设应当深入基层治理情境中，探寻符合地方发展实际的数字建设模式，弥合治理主体与群众需求之间的嫌隙。现有的数字基层治理实践中尚存有“僵尸”官网、留言不回应、信息不更新、回应难解惑的现象，也有因为部分政务App不好用、体验差而弃之不用的情况。很多试点的数字治理项目，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使用性不高，用户体验性不佳，又成了劳民伤财的“盆景”项目。

基层利益共同体影响基层政策实践且监管缺位

基层社会是个熟人社区，长期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人情关系与圈子文化，虽然在规模上还不能称之为利益集团，但具体的一些实践关系上，其更像是基层社会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的达成，会使原来不合法利益的攫取向合法利益获得进行转变。

比如，在网上热议和发酵的某省乡村振兴局公开招标防止返贫监测信息项目，很多人质疑监测系统的合格性、价格定位，亦有人指出，“这些钱发给贫困户不好吗？”工作人员回应，该项目经过立项论证，“所有的程序都走了，都是合法合规的。”从合法合规的角度来审议，该项目应该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项目、哪些公司参与了竞标，中标的三家公司是何种关系？这三家公司与当地的领导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目前这种形式上合规合法的项目比比皆是，有的区县在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和项目出台前，“政策文件每句话都对应着一笔钱、而后面又对应着相关的企业”。这种长期的关系与默契已然达成，基层利益共同体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较为普遍，双方的关系是长期形成的。

但这种现象的形成既有基层社会关系长期稳定的特点，也存在群众与制度监督不到位的原因。比如，乡村治理结构从“两委制”（村党支部书记与村主任）改为“一肩挑”，本意是想解决两委矛盾、增加党的领导能力，但实行“一肩挑”后，从班子内部监督来看，实行书记、主任互相监督、互相制衡机制消失，村班子其他成员存在“怕穿小鞋”心理，工作中不敢不愿真监督。从村监委监督来看，“一肩挑”后，领导监督者与监督对象一致，村党组织书记/主任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致使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缺乏有效制约。湖北省荆州市纪委上半年共查处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 88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86 人。“一肩挑”村社治理结构改变后，看似是解决两委矛盾，实则是增加了腐败和集权的可能性。随着经济下行、国家对乡村振兴投入的增加，乡村振兴项目成为“唐僧肉”，一方面是基层利益共同体的达成；另一方面是权力监督的缺位。目前，新型腐败高发，但一切操作又貌似合法合规，群众看在眼里、但也无可奈何。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能力停滞、出现“内卷化”

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做出的“适应性重构”，以塑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机制。在将社会治理有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创新一直是综合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再次升华。

   回顾社会治理从无到有、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历程，可以充分看到创新的重要性。但也应客观看到，社会治理创新存在两个路径依赖问题。一是在当下的创新主要理念与方式方法层面，具体工作的创新能力有限，实践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诉求与要求；二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能力不足，存在创新“内卷化”的问题。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以及每年的基层治理案例来看，有一半的基层治理创新是围绕着党建工作开展，主要是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基层治理全过程；越做越小、越做越细，有些地方甚至存在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基层治理创新的关键要解决实际问题，基层治理的主责是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治理效能，创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各地的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建设马上就成了全覆盖，市有市级平台、区县有区县平台，一些乡镇也搞起了指挥平台。社会治理与网格化管理结合后，又滋生了重金打造平台，形式主义、留痕主义卷土重来。创新不仅没有为基层治理赋能，相反成了基层治理的累赘，这种创新“内卷化”与形式化的情况特别值得重视。

（编辑  季节）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能源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促进其他要素发展和优化组合的物质基础。从历史上看，能源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当今世界，随着能源和数字化转型步伐的加快，使新能源和数字化技术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体现出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显著区别。特别是新能源，既作为生产资料又作为劳动对象参与到生产全过程，极大地丰富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类型，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铸造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低碳底色。

能源革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驱动力量

分析生产力的进步，主要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生产力中的地位、作用及发挥作用的方式。其中，能量和动力要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原始的生产力主要靠劳动者自身的体力，借助简单的劳动工具，开展低层级的劳作和生产。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随着畜力、风力、水力、火力等自然动力进入生产领域，劳动者开始借助体力之外的能量、使用较高级的劳动工具，作为人力的补充和延伸，开展较复杂和繁重的劳作和生产。可以说，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之前，体力劳动一直是劳动者的重要属性。

十八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人类第一次把燃料实质性转化为动力，蒸汽机逐步取代人力、畜力等成为生产过程的主要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相应发生革命性变化，脑力劳动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不断提升。随着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成为主体能源，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得以广泛使用，能源和动力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基于此的现代化机器设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特别是当代智能化装备和仪器的出现，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成为现代生产力的主要形式。今天，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必将使绿色低碳成为现代生产力的支撑。

在能源开发利用的进程中，人类对能源的认识和态度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原始的薪柴时代，由于大自然可以长出新的林木替代砍伐之木，所谓风帆不愁无风、流水永远推动水车；至于牲畜更是可以代代生息、以新替老，为人类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而进入煤炭、石油时代之后，由于化石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面临区域分布不均、资源枯竭等挑战，从而引起人类对能源安全供应的担忧，并导致全球化的竞争和博弈。可以说，当今世界的能源战争、资源争夺以及能源转型发展，实质上就是国家生产力的较量和比拼。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

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依赖能源，人均能源消耗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未能实现能源安全供应，部分国家和地区仍存在着“能源贫困”现象。据资料反映，全球约有10亿人口没有用上电。在当前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减碳去碳”不是要“减能源、去能源”，相反需要优先发展能源，重点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与绿色低碳之间的协同一致。

生产力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带来了能源结构的自发性转型。这种转型过程持续时间较长，新能源替代旧能源成为新的主体能源，往往需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实现。世界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推动能源转型的主导方向就是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主要基于人类对能源和环境制约下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能源消耗、安全及其环境和气候外部性，将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本轮能源转型并不仅仅是生产力进步之下的自发更迭，也是人类顺应外部发展环境的自主选择。以绿色低碳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不再简单地局限于征服自然力、改造物质世界，而是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升的可持续生产力。

新一轮能源转型涉及能源形态、能源技术、能源结构、能源管理等能源体系主体要素的根本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新能源开发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还是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等业务，都离不开科技创新，能源及其相关业务正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同时，新能源产业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之一，需要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打造引领未来发展的新引擎。2023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3.92万亿元，增长2.9%，占出口总值的58.6%，提升1.3个百分点。其中，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增长29.9%，成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将持续成为新质生产力成长的骨干力量。

先立后破、以立为先，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能源是支撑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00-2022年，全球GDP增长了约85%，人口增长约30%，同期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54%，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约20%，单位GDP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约16%，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64，基本反映了能源消费强度总体下降的趋势。

其中，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幅度更大。以美国为例，2012-2022年，GDP增长超过50%，一次能源消费量仅增长了6.0%，年均增长0.6%。同期，欧盟国家GDP增长约10%，一次能源消费减少了8%以上，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等，GDP增长超过30%，一次能源消费减少了10%以上。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2012-2022年期间，总体上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2%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值为0.54，比上个10年同比下降37%。2023年，我国GDP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但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比上年增长了5.7%，特别是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了6.7%，能耗水平出现了波动性回摆，反映了在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期，能源消费增速往往先于和快于经济增长的特征，类似于汽车换挡提速、爬坡过坎时，需要先踩油门加油。

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能源消费需求增加较快的现象，需要通过大力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打造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低碳底色。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事业发展十分迅猛，2023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已达到17.5%，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超过总装机的一半，历史性地超过了火电，对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的贡献率超过50%。

尽管如此，2023年国内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2.9%、2.0%、5.8%，火电占发电总量的比重仍达70%。特别是煤炭、原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也大幅增长，增幅分别为61.8%、11.0%和9.9%，相应的对外依存度又有所上升。因此，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先立后破、以立为先。一方面，传统化石能源存量一定要稳住，重点是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增储上产，为新能源的发展和逐步替代争取时间；另一方面，新能源发展既要有速度和规模，更要有质量和效率，使更多的新能源可以有效转化为大规模替代能源，努力实现向绿色低碳目标的平稳过渡。

能源转型不是一种能源对另一种能源品种的简单替代，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离不开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深度融合、多能互补及协同发展，有序推进能源结构优化，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以新的能源结构、新的系统形态、新的产业体系、新的治理体系等，加快形成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并为其它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提供用能支撑和保障。

顺应能源转型大趋势，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布局都是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的变化而调整的。这既有自然、资源、环境等因素，也有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技术等因素。从历史上看，资源、河流、能源、交通等要素的变化对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影响较大。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手工业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柴草，主要动力是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这些动力受自然条件限制，只适合农村和小城镇分散使用。直到蒸汽机与煤炭相结合，才使分散型的农村手工业向集中型的城市大工业转移，实现了生产力空间布局的重大调整。但是，由于利用皮革、绳索等机械传动装置和管道等热能传动系统只能将能量输送到非常有限的距离，加之蒸汽机要消耗大量的煤和水，因此大部分生产力都布局在离煤矿和水源比较近的地方。在电气时代，由于电能可以集中生产、分散使用，特别是便于远距离配送、易于控制和管理，生产力布局可以远离能源资源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理条件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使生产力布局更加合理和均衡。

生产力布局既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及其组合的结果，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将生产力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生产体系的成龙配套及生产力的整体跃升。目前，我国仍然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能源转型也带来了调整生产力布局的新机遇，有必要推进对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统筹优化和重塑，使重大生产力布局与区域新型能源发展体系、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等相互协同。顺应各地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强区域协调、产业协同、创新协作，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分布优化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要避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型发展老路，东部发达地区也不应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落后的、高污染生产能力。可以考虑结合中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配套发展有利于就地消纳新能源的先进产能，直接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国家把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作为新能源发展的重中之重，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装机容量和发电能力，虽然这种绿色电力可以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到东中部地区，但它们更适合就地就近消纳。比如，可以借助“东数西算”，加强数据中心电力网一体化建设，形成数据能源集群再生的产业生态。

长期以来，国内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用电企业地域不对称，存在西部地区风光电力内用外送受限与中东部电力能源短缺之间的较大矛盾。可以通过吸引新能源上下游制造业企业赴中西部地区投资，推进中东部能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促进全国范围清洁能源领域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我国政府已明确提出，要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并出台了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核电等）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的政策，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扎实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突出扩大新能源消费、促进绿色转型，这为顺应能源转型大势，调整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打造新质生产力的绿色低碳新引擎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创新，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在能源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样需要摆脱传统增长路径和体制机制约束，按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改革创新中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我国现有的能源管理体系与国内资源禀赋、国际竞争格局、生产力水平、所处发展阶段等密切相关，主要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形成的，从生产供应和消费体系，到管理体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政策法规，再到市场机制、标准计量等，都体现着以煤炭为主、油气并举，突出安全保障，以及规模化、集中化生产供应的特性，各类能源行业自成体系、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市场进入壁垒和行业垄断，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高效配置，更不利于新能源发展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要以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目标，以建立全国统一能源大市场为抓手，加快推进能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壁垒，切实加强和完善能源监管，积极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特别是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形成适应高比例消纳可再生能源的新体制，包括理顺电价形成机制、完善电力市场功能、健全分布式能源交易机制，允许和支持园区增量配电网、局域电网、微电网等以独立市场主体形态发展。推动绿色电力交易，并促进与碳交易市场相衔接等。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推进能源科技革命，加强能源技术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科技攻关，加快研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转化、储运、利用等技术；强化节能降耗技术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节能减排中的运用；更加重视资源循环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创造现代能源消费新模式，并以此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能源技术装备自主化进程，力争在大规模储能、智能电网、先进核电、氢能和燃料电池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抢占能源转型变革先机，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强新能源开发和新能源技术研究的国际合作，不断汲取在节能减排、废物处理、清洁生产、绿色环保等方面的国际先进经验，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深度参与全球新能源、绿色低碳产业分工和合作，全方位打造有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编辑  季节）

这几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科技产业化研究中心借助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应用技术，在推动国家形成第二增长曲线，探索打造国民经济新的增长极方面做了一些组织和推动工作。

利用广域RDMA的关键技术与产品，在推动构建国家统一高速算力网上发挥作用

这是应用于高速连接通信网络的核心技术，以这个关键技术为核心，技术上推动国家建立统一高速算力网是现实可行的选择。中国的总算力水平不低，仅次于美国，但囿于体制原因，我们的算力能力处于分治与分散的状态，集中度不高，这与美国的算力集中在头部企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此如何统筹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的资源，如何推动将通信运营商打造成连接超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计算中心的国家算力骨干网，将成为今后运营商承担的重大使命与战略任务。

中信网络集团和三大运营商之一的中国移动，都在开展平行的工作。我们希望把国家的算力骨干网建立起来，利用广域RDMA技术能够成为国家大科学工程基础设施的技术底座。

    美国正在与我们脱钩，不会再向我们提供计算芯片产品和网络服务器技术。如果在技术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就难以从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并对此形成强大的支撑，迟滞甚至止步于这个领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信基金会主导，2023年在深圳召开了“安全可信数字治理机制”的课题研讨会，专家一致认为，要瞄准我国能够建立起一个高速算力网，并将从这个技术切口进入，开展工作，提出“以网强算，算网融合”的解决方案。目前各项推动工作正在路上。

    要建立国家算力网存在一定制约因素，一是面对芯片和服务器的技术封锁，短期内拿钱也买不到；二是国内分治的计算资源如果不能够整合起来，变成一个算力可以分配、调度、调用的算力网，就无法解决人工智能大模型对算力的需求、数字化转型对算力的需求，迟滞这个领域的发展。解决之道就是“以网强算”和“算网融合”。

    我们国家有14个超算中心，如果利用广域RDMA技术率先将14个超算中心能够连接起来做一个骨干的算力网，就有条件再降维至智算中心和计算中心，成为统一算力网。这项工作已经在与相关部门和运营商共同推进。

    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在于推动国家建立统一高速算力网的功能建设上，将三大功能集于一网。第一个要满足长距离、大通量、高速传输、低时延算力网技术要求。广域RDMA技术，经验证性实验技术上满足参数要求；第二个算力网要具有生产运营能力，“通过网络连接多源异构、海量泛在算力，实现资源高效调度，保证灵活的供给，服务智能随需”。能够连接算力的提供方，也连接算力的使用方，在两端可以实现可分配、可调度、可动用算力的生产运营网络；第三个无论是数据还是算力，都是数字资产和算力资产，都是生产要素和生产力的一部分。就需要为数字资产和算力资产实现其价值提供一个可交易的平台，包括建立资产确权、评估，调度、交易、结算等业务，建立完善的交易制度、规范的交易体系、科学的交易流程、安全的结算机制等功能性工具化的服务体系。

用于生物保护与治理技术的生物质新型材料

格义（安徽）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海平，是国家在循环经济领域可以把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材料的三种组分大规模分质提取，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发明人，他成功主持并带领研究团队进行“微碳”原创性的生物基“微碳”新型材料的研发，可以结合生物技术应用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支持环境可持续发展，规模化验证性实验结果喜人，极具战略意义。

    当前我们存在严重的粮食安全和环境安全问题。一是受制于土地资源禀赋的制约，18亿亩基本农田要养活14亿人口非常困难。再加上一些粮食品种的调剂，一进一出加大了土地缺口，因此我们对土地利用的强度非常大。今天的土壤已处在累了、病了和中毒的状态之下，土壤当中的微生物生态环境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污染问题、板结、退化、酸化、盐碱化问题无不与之有关。具有很强相似性和相关性的水体污染问题也是如此，黑臭水体和蓝藻污染严重，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大气、水体和土壤已经形成了一种恶化环境下的循环。

    环境问题源于我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污染物排放增多。再则人类外力活动增大了对环境的影响，导致生物多样性、微生物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微生物自平衡机制和它自己的自净功能的破坏，以致“碳循环”和“氮循环”无法正常进行，阻断或干扰了自然界演进中自平衡机制和自净功能的正常作用发挥。

推动生物基新型材料+生物技术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和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自然恢复与人工治理思路的重要实践。在2023年对几个领域进行了规模化验证性实验，结果非常喜人。

    例如，我们与黑龙江农垦等单位合作，在100万亩大田上种植大豆、玉米、水稻验证性的实验，在化学肥料减用15%，并不增加用肥成本，也没另选品种的情况下，不同作物平均增产20%左右。

    我们在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开展重度盐碱地（PH值10.2，盐度6‰）种植水稻的实验，在没有特别选用抗盐、抗碱的品种，而是按照水稻的常规种植方式，同时在我们化学肥料减量30%和15%的梯度验证情况下，理论产量亩产1200斤，最高达到了1396斤。大型机械收割的实际入仓产量，也达到了亩产850斤，稻米的出米率达到70%。当年就取得了非常满意的产量，这在农业领域都是非常肯定的结果。

    东北的盐碱地的情况跟新疆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农学院进行了盐碱地种植棉花的实验，棉花出苗率已经达到了80%，高出正常棉田70%的水平。棉花的实验从这个阶段看非常好。

    宁波大榭岛是中国石油炼化工业基地，我们在中信环境工业废水处理厂的实验结果出来了，同时在安徽省合肥市雨花塘水体治理的实验也出来了。

    另外选择了两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型畜牧养殖业企业在做无抗养殖验证性实验。断掉抗生素的使用，用我们的材料和生物技术调整禽畜内在的肠道菌群平衡，提升它的抵抗能力。没有抗生素的残留就不会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来保证食品安全。

验证性实验结果表明，只有颠覆性的新材料出现，才会引发颠覆性的产业技术革命。

我们产品在整个制备过程中完全没有化石能源的介入，表明我们在循环经济领域，解决“碳达峰”和“碳中和”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国家每年在农林废弃物上可利用的资源量是巨大的，据统计在9亿吨左右，如果分布式布局生物质炼制企业，将可以再生的农林废弃物高质化利用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就相当于新建几个大庆油田。   

国产BIM软件系统推动搭建建筑行业数字化平台

    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的建筑信息系统替代进口软件的项目，也是基础性功能性支撑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项目。现在中国建筑行业含基础设施领域每年的产值或者工程量都是几十万亿的级别。但是，我们使用的BIM核心软件系统都是国外的，依赖程度达90%以上。俄乌冲突一开始，俄罗斯就遭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于软件的禁用。这启示我们，我们使用美西方的软件，由此所有的设施对他们都是开放的，将来都是隐患。国家提出，我们一定要自主研发自主可控的BIM软件系统。这个国家重大专项软件开发的项目由中信工程公司中标，成立了中信数智公司进行了70多套各种不同软件的开发，做成集合体，成功实现验收，将软件换中国芯。以这套软件为核心，搭建建筑行业里的数字化平台，智能建造上中国云。2023年中信工程公司又中标了第二个重要的国家重点工程接续项目，开启了中国建筑产业领域重大变革。 

运用民用通信卫星追踪技术，打造平战结合的数字化海洋平台

海上不是一块平地，能够通过通信卫星追踪技术，对36000公里以外的同步通信卫星进行追踪，就有可能建立起海洋数字化平台。我们一直关注一家拥有海上卫星通信增值服务牌照的公司。它自主研发的卫星追踪天线技术和产品，领先程度平行于美国、韩国不同技术开发路线的产品。这个公司能够做到跟踪卫星不掉线，不会摆到其他卫星上，保障了非常好的连通性，实现互联网语音通信、视频和数据的双向传输。目前这家公司通过移动船舶进行海上组网，已经装了2000多条船，后台可以看到每一条船只包括方位、航向、航速等作业运行情况。现在已经具备的基本功能，可以呼叫任何一条船只，即可调度开放它的观测系统和特定感知设备，实现对空、天、陆、海、潜的实时观测情况的即时双向传输。构建万里海疆国家海洋互联网数字平台，可以有效整合海洋管理资源，实现海洋管理局、海警、海关、海事、渔政、气象等政府行政综合执法管理，支持渔民海上作业、海上物流的物联网等。战时，海上的每一只船就是一个感知海洋变化的观通站，相互连接在一起筑成海上万里长城，一艘海上船只就是万里长城上的一个烽火台，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保卫海疆主权的安全。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科技发展和应用来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海洋平台。

应用数字身份认证技术，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向更高的阶段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发展到今天，国家治理能力遇到的问题是现在物理环境下的手段解决不了的。怎么能够实现网络空间的主权、主权确立的可实现性，主权确立的可自主性和网络空间治权的可实现性，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要解决的现实紧迫问题。

    目前我们参与了国家可信数字身份认证需要的核心技术研发，与国家事权机构公安部合作。有以下重要应用领域：

    一是建立新型的公民社会信用体系。将赋予每一个公民在身份证之外对应的唯一的数字身份标识。在整个的社会经济活动当中，需要对公民进行身份认证，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可以即时把个人行为数据归集到公民个人身上。这样能够建立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全程记录、实时归集、综合信用评价的新型公民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社会有序、公民有信的信用社会。

    二是应用在人口与户籍管理上，把户籍管理从以户为单位变为以人为单位立户，使社会劳动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实现自由的流动。

    三是有了数字身份认证技术，国家对于公民的健康数字化档案的管理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进行基础病的早期筛查，早期干预，提升医疗医药医保资源的使用效率。

    四是建立灵活就业的覆盖全社会的劳动保障体系。公民不再需要一个挂靠单位，以人立户，户随人走，只要经身份认证就确立劳资之间的劳动用工关系，那他的工资或者报酬的一部分，按照将来的立法就让它分别进入他个人的账户和社会保障账户。这样在二三十年以后，就不会形成一个非常难办的巨大的社会问题。

    五是从技术上解决线上舆论引导与管理。真实身份上网，真实身份发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实名发声责任自负，使之成为宪法赋予公民权利下更自由的空间。

    六是助力反恐，遏制网络犯罪。切断恐怖主义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通道，精准打击恐怖主义，打击金融领域犯罪、打造安全的便民数字金融生态以确保国家级的社会金融活动安全。

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在科学技术上发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就需要在科学技术上下功夫和寻求突破，才有可能带动现代化产业的兴起，提升资源投入产出效率。

要高度重视社会资本中民营资本在科学技术研发与投入阶段的首创精神，保护企业家的科学冒险精神，发挥企业家创新突破上的主力军作用。

要加快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创造一切条件营造创新环境需要的政策氛围、社会氛围、引导耐心资本进入创新领域，特别是要保护企业家群体。

    科研成果必须与应用技术结合，完成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需要产业资本的接力介入和金融资本的扶持。

    （编辑 季节）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就是硬道理，并极大深化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相对于高速度的数量型增长，高质量增长道路面临挑战和遇到困难会更大，既有观念认识和工作习惯的调整，又有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转变，还有在干中学中不断内生成长成熟的过程。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打赢的仗。

我国高质量发展进步显著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从主要依靠投入实现增长，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实现增长。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发布的全球年度创新指数对观察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国在全国132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创新指数的排名中，自2013年以来提高了23位，稳定地排在世界第十二位，位列中高收入国家第一。2013-2016年，我国从35名上升到25名，2019年上升为14名，而后再进步两名，稳定在12名。在WIPO公布的全球创新中心城市集群中，2023年，我国第一次有24个城市集群进入全球前一百名，超过了美国的21 座城市。

WIPO创新指数涵盖科学与技术进步、新技术运用及创新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具体说，一是科学与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其中包括了科学论文发表、研发投资规模与占比、风险投资及国际专利申请。2022年全球科学论文发表约200万篇，风险投资交易量增长了近17.6%，创纪录水平的国际专利申请约为28万件；二是国家计算能力，超级计算机速度与性能大幅度增长，基因组测序成本以远超过摩尔定律的速度下降，包括可再生能源成本、电池价格不断下降，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取代传统化石能源正在快速推进；三是应用与采用新技术的水平提升，包括食品卫生安全、互联互通、机器人、电动汽车、癌症放射治疗等；四是创新的社会经济影响加大，包括劳动生产率、预期寿命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公司和高校院所持有的活跃专利量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表现。表1是全球持续活跃专利前250家机构和企业的汇总。2021-2022年，我国企业和机构持有的活跃专利是美国近两倍，仅北京持有的专利已经与美国在250家机构和企业中的份额相当（不包括中国科学院、央企及清华大学等部属高校的份额），北京市企业持有的活跃专利数量超过了德国、韩国。细分类信息中，在全球最大250家机构和企业中，美国持有的专利高度集中于半导体、生命科学/医药和AI等少数前沿科学技术领域。我国持有专利与日本比较相似，消费品特别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耐用消费品的专利所占比重较高。此外，工程类专利持有量也远高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显示出我们工业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大规模生产领域和工程领域具有世界领先的地位，反映出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在前沿技术累积方面需要有更快的追赶。

表1 2021-2022 全球最大的250家专利持有机构和企业(IFIClaims)

我国省市间发展的质量在这个统计中表现了很突出的差异性。排名在占全球前250家机构/企业所持专利总数2%以上的省市，有北京、广东和浙江。广东与浙江的企业和机构所持有专利的技术含量显著低于北京。而广东省的城市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别，既有前沿创新的国际争先者，也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国际巨头。例如，深圳的科技创新主要集中于5G通信与ICT技术应用等高研发密度的前沿领域，所持有专利占全球250家机构和企业的4.37%。佛山、东莞、惠州和珠海四城市拥有4家世界级的家电企业：美的、步步高、TCL和格力，几十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一产品走向多产品线并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依靠创新不断提升高性价比优势，建立全产业链优势，成为世界级的大规模生产领域领军企业。

过去十年，我国正在摆脱单纯数量型增长的约束，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已取得显著成绩，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应当看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多样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条件，孕育着不同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每个城市与地区都在努力探索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京沪深穗渝的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贡献有明显差异

每个城市与地区都在努力探索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对比北京、深港穗和上海-苏州三个城市集群，三者在全球前一百名科技型城市集群中分别排名为第四、第二和第五。作为单一城市，北京科学论文发表总量在世界城市中遥遥领先，达到了30万篇的量级，人均科学论文发表量仅低于波士顿-剑桥城市集群。相比之下，北京人均PCT专利申请量所代表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则弱于城市科学创新能力，北京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典型的科学创新引领型特征。深港穗集群体现了另一个特点，在报告期的三年中，人均科学论文量上升得非常快，其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科学论文发表量快速增长，说明广东科学创新能力在进一步提升；深港穗专利申请总量居世界城市群的前列，显示了强大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形成产业技术创新引领型的世界级优势。在高质量发展中，深港穗与北京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是高度集中于数字经济赛道。相对于北京和深港穗，上海-苏州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更明显的科学与产业创新均衡对称的特点。三个城市（或城市集群）在创新中所表现的不同特征，主要是受自身发展条件、功能分工关系的影响，各具特色，难分高下。

在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观察广州、深圳、重庆经济增长的相互追赶过程，可以进一步认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条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方式的影响。图3显示，进入21世纪初期的十年，广州曾经拉大了对深圳和重庆两市的经济差距，而后差距开始缩小，到2016年，深圳开始超过广州，三年后，重庆基本追平了广州。三市经济增长的变化从表2中可以看到。由于深圳的研发投入持续高于广州，[1] 创新的作用不断放大逐渐拉开了深圳与广州的差距。

重庆升为直辖市后，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条件，认为要更快地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必须从原来的大农村与库区为一体的发展模式，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21世纪初，广州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大升级，汽车、石化与钢铁等重化产业的崛起，改变了广州过去以中低端轻纺产业为主体的历史，传统的产业结构状态，也是广州当年拉大与深圳和重庆的差距的原因。目前广州正在开始新一轮的结构转型，它在向高质量发展中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特点。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城市之间发展条件的差异，高质量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深圳不能简单地模仿北京以科学创新为引领，北京也不能简单模仿深圳以产业技术创新为引领。重庆与广州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对重庆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高质量发展不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而是“大路朝天”、发挥各自的优势。

从数量型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发达城市和落后城市都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不同条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都要探索符合自身条件和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以京沪深穗渝的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指导其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很可能是不得要领；但城市之间的高质量发展成果，又需要可以进行客观比较的原则和指标。在实践中，不滥用稀缺的土地资源，减少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发展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这些都使得城市之间的高质量发展可以进行比较。与传统的工业文明高度依赖物质资源不同，数字时代最重要的资产，是知识与技能水平不断提升的劳动力，是洞悉未来和引领潮流的高创意人才、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企业家。教育与科学的发展，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涓滴效应推动着高质量发展。这都是客观的纵向和横向可比的高质量发展指标。

广东城市各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在调研中，我们经过初步梳理，认为广东有五种并行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1.深圳与东莞模式。主要特点是，高度开放、依靠低成本优势挤入全球分工体系，从产业底端快速向上“爬梯子”、攀上产业高端；产业聚集度高，形成了以优秀的企业（华为、比亚迪、腾讯、中兴、TCL、OPPO等）为龙头的世界级的细分产业链，造就了世界性的成本优势与科技创新优势，在信息技术领域实现了高端创新和精密制造相融合的深度工业化过程。深圳与东莞转向高质量发展极具爆发性，无产业、无技术、无人才的“三无”型高增长曾经被广为诟病。进入新世纪，深圳从“三来一补”走向模仿创新，2010年后专利技术增长迅速，走向了创新驱动。东莞相随而行。2022年，北京人均发明专利是深圳的1.6倍，上海的2.7倍、广州的3.5倍。从创新专利看，2010年北京是上海的1.4倍，深圳的2.8倍。到2020年，北京分别是上海的1.9倍，深圳的2倍。深圳与东莞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幅增长还表现为，在国际市场专利申请量在国内城市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表3列举了排名前十一位的城市，深圳与东莞相加占比高于46%。

OPPO公司是深莞两市产业技术创新从底端向上攀登,从草根走向世界的经典案例。OPPO成立于2004年，做过豆浆机等小家电，也是蓝光DVD和MP3时代的佼佼者，之后看到了智能手机发展的巨大空间及庞大的移动互联网业务，转向做智能手机。2010年，OPPO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从一二十人的小研发团队，成长为如今1.5万人的世界级研究机构。OPPO在全球有九大智能制造中心，六大研究所和四大研发中心。2020年上半年，OPPO紧随华为之后排名中国大陆发明专利授权量第二，正在快速转型成为集5G、AI、云、边缘计算于一体的万物互联的移动通信企业。

2．广州与惠州模式。这两个城市经历了成功的重化工业转型，然后开始捕捉数字经济爆发增长的创新机遇。2000年，广州转向汽车产业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中，广州孵化了广汽Aion和小鹏两家著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广州粤芯半导体建成了目前广东唯一进入量产的12英寸芯片生产线，在智能传感器、射频滤波器、光控芯片、车规级芯片，以及第三代半导体和关键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等领域有了较大突破。配合大湾区发展规划，广州成立了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湾区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大湾区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广州第三代半导体创新中心等机构，基本形成以黄埔为核心，南沙、增城为两极的“一核两极多点”的半导体产业布局。目前，美国五款最发达的电商APP中，4个来自中国（其中2个来自广州番禺）。爆炸性增长显示出广州在ICT技术应用领域有了长足进步。

惠州是石化乙烯基地，现成为中国最大的石化产业集群，形成了“从一滴油到一匹布”的石化产业链。惠州毗邻深圳和东莞，在石化产业链之外，通过分工协同，快速在十年中构建起新的5000亿电子制造产业集群，形成了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新产业领域。

 3．佛山模式。佛山是传统产业聚集的工业城市，四十年来，佛山在传统产业领域不断地裂变出新的企业、新的细分行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当年的“顺德一把扇（电风扇）”成长为强大的数字化制造业集群，美的从一棵小草长成了参天大树。全球专利250强中，2021年美的排名第三，累积活跃发明专利为58495件；2022年，美的累积活跃发明专利64895件，是当之无愧的家电产业世界第一。^[2] 美的脱胎于塑胶瓶盖的生产组。1980年的一张代工电风扇的订单，开启了世界家电巨头之路。后来美的生产空调，它的压缩机生产量是全球最大的，电机产量是亚洲最大的，形成了贯穿纵向产业链的生产体系，掌握着产业链上游的变频压缩机、直流无刷电机、芯片模组等核心部件，确立了变频空调市场的国际领先地位，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链。“数字美的”涵盖从研发、生产、配送管理的全过程。美的北滘基地完成了机器人产业集群从0到1的突破。

1993年，从事羽绒服生产的格兰仕转向微波炉业务，短短数年就称霸国内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微波炉属于高档电器，售价高过3000元。经过格兰仕每年一次的降价洗礼，最终跌至最低300元一台，降幅高达九成。格兰仕在十多年前就自主研发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在高度细分化的产业体系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突破产业的瓶颈短板，具备了白色家电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和完备的生产体系。

4．肇庆产业链招商模式。肇庆交通便利，产业用地多、价格低。2016年，肇庆市获悉小鹏新能源汽车项目，与小鹏汽车签约、落户肇庆，十五个月后就顺利实现试投产，160天后实现万辆小鹏P7下线，创下单车型最快万辆下线纪录。2021年3月，宁德时代开工建设，10个月首批电池PACK样品下线，14个月实现投产。而后，肇庆新能源汽车产业向细分行业蔓延。在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上，电驱电控、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产业逐步聚集成集，不断细化为各类电机壳、各类铝合金精密压铸件，车灯，座椅、电池、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等关键零部件的产业生态。从上下游供应链看，产业集群内形成多轮的集聚，从无到有，六年建成一个超千亿的新能源汽车基地。

5．阳江模式。阳江经济比较落后，过去靠“一把剪子”走向世界，现在从刀剪产业走向合金材料产业。阳江制造刀剪的历史有1400多年，现在已享誉全球。全市有五金刀剪企业1500多家，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日用五金刀剪产量占全国的60%，出口占全国的80%。阳江合金材料实验室瞄准合金材料和五金刀剪，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运用新材料、新工艺生产各类刀剪制品；合金材料产业从不锈钢冶炼向热轧、冷轧、精加工等产业链下游以及铝合金、球墨铸铁等多门类发展，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产业链完整度，都有了质的飞跃。千亿级合金材料产业集群实现了串珠成链。

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多样化的高质量发展机制（二级标题）

第一，高质量发展是使知识创造与扩散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一项创新活动能够迅速在产业内和产业之间扩散，在城市之间推广，推动高质量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从京沪深等城市的经验看，科学发现和专利发明两个维度的创新，确实高度依赖城市之间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合作程度越深，创新成果会越突出；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

第二，比较低成本并不能够带来高质量发展，推动更高能量的优势企业的聚集，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产业从低向高聚集，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需要打破创新孤岛效应；只有众人拾柴火焰高，产业集群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产业集群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分工合作，其本质是提供免费的创新午餐。中小企业的共同参与企业间分工协作，构成了多层的创新节点，形成创新的前沿面，形成对产品应用扎下根的分工网络。集群内企业都会因为知识快速扩散而获益，而“创新免费午餐效应”可以很好地解释城市之间创新差距往往会加速扩大的原因。

第三，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新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良好的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创新，也奖励企业创新。创新型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会成为学习的榜样。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成功的创新愈多，创新风气就愈强。市场机制不仅创造了竞争，也创造了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要求企业在分工中做自己最好的专业化产品，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企业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产业链上的“链主”企业离开了配套企业，将一事无成。广东城市高质量发展模式各具特色，但追求发展壮大的产业链却是异曲同工。细密的产业链创造出强大的整体优势，离不开新企业加入分工过程，因而产业链不断延长，产业集群而不断扩张。

产业从低端走向高端，如深圳从“三无”城市走向创新发展型城市，其根本动因是企业要向技术前沿迈进，要不断提高前沿创新的能力，越过因成本上升使企业失去竞争力的低水平陷阱。而当企业的还不能对创新形成良好的财务支持时，持续的亏损创新就不可持续。“步步高爬梯子，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就是可行的创新策略。“短平快”可能是市场短视，但“短平快”的平方、平方的平方，就可以构成从量变到质变的创新。这种创新会得到市场的奖励，引起创业投资的关注。深圳大型企业数量不多，但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城市前三，上市公司市值仅次于北京，这就是“市场化、短平快、爬梯子”的结果。中国手机整机厂半数之上集中于珠三角，分工协作的供应商成千上万家，遍布于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专业镇街，在市场分散化和分工专业协同过程中，市场机制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生产体系。

第四，高质量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整体看，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具有多样性，不同发展条件可以形成不同的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市场机制在不同的模式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这些都决定着，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也会存在多种不同形式。从实践出发，深入探索适合的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对加快高质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性地说，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政府主导型或是使命创新型。这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命型创新的特点是创新领域存在着巨大正外部性，社会整体利益极大，但是具体企业的创新收益不高，因不能在市场上获得奖励，企业难以开展此类创新活动。例如关键芯片、核心软件等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此类创新需要解决源头科学问题、技术路线选择、产业技术可行性、产品定型及协作生产等一系列环节。值得重视的是，政府是全过程主导，还是部分主导？政府的主导方式是直接的行政组织，还是行政协调？而行政协调则意味着，新型举国体制在项目的具体实施时，需要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融的衔接方式。

从广东经验看，近年来广东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系统建立半导体制造，破解核心芯片卡脖子断供问题。在建的四条12英寸晶圆生产线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的使命型创新的特点，但从半导体产业技术体系复杂，产业链超长的实际出发，将更多地借助市场化方式，支持龙头链主企业向上向下延伸产业链。

第二种类型是政府引导型。其适用范围是企业具有可行的创新收益，企业间有意愿共同探索合作，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但存在较高的系统性创新风险。从广东经验看，成功的政府引导型创新的案例是深圳、广州及肇庆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中采取的政策。2022年，广东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已占全国近半壁江山。

从整体看，广东政府引导新能源汽车发展可以归纳为“破、立、扶、建、需”五个字。“破”是打破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的社会性创新恐惧，其中既有传统燃油车企对挑战者的恐惧，也有消费者对所谓新能源车安全和电池辐射的恐惧；“立”是建立新能源汽车技术及充电桩技术的标准；“扶”是资助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进行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开发；“建”是以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开发为基础，建立产业链体系；“需”是加大力度鼓励公交、出租车及私家车实现新能源车对传统燃油车替代，以新能源车的高市场渗透率带动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

政府引导型政策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地降低了创新企业可能面对的系统性创新风险，鼓励不同技术路径的探索，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

第三种类型是政府与社会分享型。政府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竞争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公平竞争环境中，企业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学习对象，创新能够获得超额的市场激励。在走向前沿创新的过程中，与跟随式创新不同在于：创新路上没有可寻的前人足迹，科学的复杂性和技术不确定大大提高，创新突破历史必然性和创新成功的机会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最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强化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全社会的科学与技术素养，加大公共研发的支持与服务水平，提高科研资助广泛性，可能会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政府工作重点是培养法治化、国际化、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化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广东深圳及省内多城市的成功，就有了值得深入总结的规律性，把握和明确地界定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更好的组织模式。

（编辑  季节）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24年1月20日举办“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研讨会，多位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和工作实践，探讨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和举措，一致认为牢牢抓住科技创新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牛鼻子”，从实际出发，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以创新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路径，更是构建以创新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稳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保障。专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涵，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是一种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跃迁新形态；是以新技术、新工具和新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是数字时代更具有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组合；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中央提出将科技创新作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住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参会专家分析了全球科技竞争的最新态势，认为全球科技创新已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不断有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涌现、成熟、应用和扩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顺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点燃科技创新的火种，烧旺产业转型升级的篝火，着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要以科技创新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其升级步伐，尽快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梯次化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我国原有工业体系从用能方式、生产工艺到运行控制的颠覆性的变革，尽快打造绿色转型的能源底座，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强基转型；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创新驱动之本，激发经营主体之力，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要坚定不移深化经济体制等相关领域改革，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向顺畅流动；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源。

发达国家的科技基础能力

我列举四个国家的案例。

美国的科技基础能力

美国的科技力量确实很强大，它的科技基础能力既体现在硬件上，也体现在制度（软件）上，确实有一个完整的配套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一，高度重视科技移民。德国、苏联、印度等国家很多优秀科技人员都汇集到美国，某种程度上，美国今天的科技成就就是重视科技移民的结果，是一代代新移民所带来的辉煌。二战后美国制定了“回形针”计划，针对欧洲特别是德、法等国顶级科学家，设法把他们引进到美国。那时在世界科技最高点的一些著名科学家，比如冯·卡门、布劳恩、爱因斯坦、费米、希拉德、拉斯曼、哈恩……都从欧洲去了美国，把美国的科学技术一举带到了世界的最高点，而且他们是真的不拘一格。

2021年全球10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中，7个是美国人获得的，这7位当中有6位是移民，而且其中还有5位是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目前的高端科学家当中，第一代移民高达一半以上，三代以上绝大部分都是国外移民。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美国的科技成就是科技移民的结果。

第二，重视基础研究。前两年国内理论界热议，二战后美国一个叫范内瓦·布什的科学家，给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其作用是促成了美国国会和政府对基础科学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美国基础研究的完整建构，与这个报告是有密切关系的，有人说，范内瓦·布什是在美国科学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科学的发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科学新发现和应用之间的断层其实是很大的。很多国家如果没有能力就罢了，有能力的国家往往也对此有轻视的倾向。但是一旦形成了某一方面的科学突破，它对技术的发展、对产业的发展和更新所带来的影响就不可限量。一个国家需要在科学的前沿进行更多的布局，有更多的耐心，我认为美国在这个方面现在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

第三，重视科技金融。在科学向技术，尤其是从技术向产品和产业转化的过程当中，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完善，而是众多要素的一种组合，尤其是通过金融支持，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闭环。在这个问题上，硅谷风险投资的成功，就是通过这种科技金融，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全程赋能，风险共担。我国的量子科学家——中国科技大学的潘建伟曾经在一个报告中说，1999年，他在美国研究量子科学的时候，亚马逊就来找他，愿意投资让他做这个量子科学的项目。在那个时候，可以说离量子科学的应用还八竿子打不着，亚马逊这样一个企业就愿意来投资做量子科学。而潘建伟回国已经多年，在这期间中国几乎找不到一个为量子科学进行投资的企业，直到近几年才有投资机构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要求5年内要有回报。这种要求，对量子科学这样一个前沿技术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特别要强调，虽然我们国家现在也有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但是它们的定位、功能跟美国现在的科技金融是不一样的。

第四，重视研用的结合。有很多的研发成果，应用场景在哪里？能不能跟应用结合起来？最后能不能实现价值闭环？这里看美国的案例。一个例子是马斯克的SpaceX，就是做载人火箭、星链计划、回收式火箭那个板块。我们都认为马斯克现在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能力，包括可回收的火箭、星链，还没有哪个国家能跟他的企业相匹敌。实际上，马斯克做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从马斯克与美国长期形成的国家的科技基础、科技能力的融合程度来看，似乎又不奇怪。

这里特别举出马斯克的一种新型隔热材料，可以看出NASA对马斯克的支持到了什么程度。新型隔热材料是在NASA的艾姆斯研究中心完成的，空气动力学的测试方法是在NASA的兰利研究中心完成的，控制系统是在汉斯维尔航天中心完成的，梅林发动机是FASTRAC研制的，激光雷达是在NASA的JPL喷气实验室完成的，这项研发项目的很多关键部件、关键系统，实际上都是在NASA的实验室、NASA的科技基础设施上完成的，NASA才是关键技术的提供者。这种研发能力是马斯克的，还是NASA或整个国家的？它是一个系统。

除了提供关键技术以外，NASA还用竞争性的招标取代传统的指令性的科技计划。NASA提供技术支持，还成为该项技术的第一个最大买主，其第一笔订单提供给马斯克26亿美元，是NASA历史上单笔最大的一个采购额。背景了解清楚以后，SpaceX到底是什么机构就会有新的判断。对NASA来说，它在研究上确实已经走到了一个高点，但是在应用上希望有更多的新的机制、新的逻辑，能够使得美国的航天发射、美国的航天科技，在经济性和可靠性上，走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传统的NASA的体制下，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它需要与市场结合，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重视平台建设。这也是美国科技基础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美国有世界著名的大学，在全球排前10位大学中，美国就有7所。100个诺贝尔奖美国占了70%。这样一个基础构成了美国整体的科技实力。即便如此，他们在大学和企业之外，还有100多个国家实验室，这些国家实验室充分体现了大科学范式，即“大目标、大平台、大工具、大融合，大协作”，大科学范式体现了学科间的充分交叉渗透，体现了目标导向，体现了当代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大平台、大工具、大数据的基础之上这样一个特点。美国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和我们现在普遍的PI制，即学科课题制是有很大区别的。

日本的科技基础能力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它和中国在技术、产业、教育等方面都有可比性，所以我们研究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的时候，日本始终是一个关注的重点。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有28个诺贝尔奖，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屠呦呦获奖。28:1这种差别是怎么形成的？日本在二战前的科学基础不很强，相比较欧美它是一个后发国家。它是怎么实现后来居上的？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

2000年，日本提出要在未来30年出30个诺贝尔奖，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但我们看到这个目标正在变成现实。近些年日本几乎每年一个诺贝尔奖。不仅在诺贝尔奖项科学领域，日本在很多技术领域都有丰厚的基础和积淀。日本是全球十大核心技术领域主导的国家。我们现在存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像半导体、新材料、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这些领域日本几乎都是全球第一或第二。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日本是名副其实走在世界的前列。

为什么在GDP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下，日本的科学和技术反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样的进步和发展对日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日本战后的国家战略经历了数次转型，从最初的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今天的创新立国，按照这个轨迹走到今天，这是将近80年一步一步、日积月累形成的结果。

日本的科研基础能力，特别是软实力方面，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和政策体现了整体性。政府机构和企业的创新研究，教育、科研系统和产业结构，能够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网络。协作是日本创新体系最大的特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创新不是个人的单打独斗，它越来越体现在协作性、社会性、组织性上。日本在团队作战、聚集社会资源协同作战方面，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列。

二是日本的举国体制。我们通常讲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有举国体制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还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在我看来，日本许多关键领域的突破都是基于它的举国体制。这里举日本半导体的例子。日本为了发展半导体产业，实现技术的超越领先，是由政府出面进行组织，由若干大企业作为科研本位，实行多元的主体参与。政府机构成立一个研究所，由国立研究机构派出所长，然后众多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一起参与进来。我们国内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一般很难协作，但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可以把许多相互竞争的企业聚拢到一起，平均每家企业派20名顶级科研人员参与到这个研究项目中，一做就是4年。这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举国体制。所以科研举国体制，是很多处于科学技术前列的国家共同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德国的科技基础能力

这里特别介绍德国企业的主体和创新生态，围绕企业构建创新生态，这是德国的一个特点。德国有超过99%的公司属于中小型企业，其中65%参与研发活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40%的中小企业有专门的研发机构。德国企业将销售额的11.9%投入研发，这和中国目前的中小企业甚至所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情况形成天壤之别。可以想见，德国企业对技术的重视达到了怎样的一种高度。

管理大师赫尔曼·西蒙说过，全世界约3000家隐形冠军公司当中，德国占了一半，隐形冠军不一定是很大的公司，但是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它就是全球第一或第二，能够以一个关键技术影响整个产业链，这样的企业就是隐形冠军。而德国一国就占了全球3000家隐形冠军公司的一半。它的庞大的企业群体中有大量的隐形冠军公司，形成德国特有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环境。大家都有技术研发的意识和自觉性，都有投入技术研发的意愿，这是我们了解德国的创新系统或者科技基础能力时，一个非常突出的感觉。

欧洲专利局做了一个统计，德国人均专利的申请数量是法国的2倍、英国的5倍、西班牙的18倍，这很能反映出德国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和研发能力。

德国的科技能力不仅体现在企业方面，大学、公益性科研组织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很多亮点。比如它的四大公益科学组织，马普学会就是以基础研究为主；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大科学项目多半是在这个研究中心实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是以应用研究为主，共有76个研究所，多达3万人做应用研究；莱布尼茨科学研究会是一个公益性科学组织，它提供公共科研设施，促进科研合作，它本身做一些研究，但更多的功能是给其他的科学机构提供公共科研服务、提供科学实验设备的支撑，促进科研的合作。就是这四大公益性科学组织，构成了整个德国的国家科技能力的重要基础。

以色列的科技基础能力

以色列是一个800万人口的小国，但在创新、创业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它的科学家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是全球第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4%，也是全球第一。每百万人中全职研究人员达到8200人，也是全球第一。以色列人均创业的密集度为全球第一，有7000多家科技型公司，仅次于硅谷，人均创业投资是美国的2.5倍，是欧洲的30倍，是中国的80倍，是印度的350倍。所以有人把以色列称为“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的科技基础能力有以下特点：

第一，犹太移民是全球第一，如果要比较科技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我相信它一定远超美国。

第二，重视教育，这样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有9所大学，其中6所进入全球排名榜前100位之内。800万人口有这些高质量的大学，对这个小国意味着什么？

第三，鼓励创业，能高度地宽容失败。一些小分队式的创业者围绕一个大家认同的目标组合起来，去完成一个创业过程。政府有支持创业的优惠政策，40%以上的创业投资的初始资金是由政府提供的，失败了还可以重来。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创业是他们毕生追求的一个基本的路径，几乎每个人都有创业的冲动，当他们有了好的设想时就投身创业，这似乎成了天命。

创新创业需要风险投资。如果按照风险投资的密度，它也一定是全球第一，世界上很多大的投资基金在以色列都有布局，每天都去找一些新的创新团队，对他们进行支持、孵化，或者是并购。

强化我国科技基础能力的建议

前面谈到的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创新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中国也有自己的创新体系，20多年前我们就提出中国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创新体系，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很多短板，有很多脱节之处。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亮点，但是还没有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相互间关联性不够，或存在脱节。比如科技和经济的脱节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在此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国家创新体系需要系统化发展。

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系统化和协同，而不是某个单元的强化。这就好比木桶效应，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桶里最高的板子的高度，而取决于最低那块板子的高度。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首先应该高度关注和重视那些短板并尽快弥补。比如产学研脱节问题，症结是我们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缺位，需要尽快弥补。政府层面对创新体系应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顶层设计、在制度和政策的保障、在重大的攻关组织、在公共平台和服务的提供方面，还存在很多的缺失。

其次是明确研发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定位。我国有很多研发机构，有很多大学，有企业的研发单元，还有国家重点实验室。但是这个体系中的研发机构似乎都是全能化、个体化，一个机构涉及多个领域，从最前端到应用端似乎什么都可以做，缺乏有效的定位和分工。在一个大的机构中，每一项研究实际上都存在个体化的模式、个体户式的研究范式。这里不是说研发机构、研发投入不够，而是说我们的研发体系还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再次是创业投资。这也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中很大的短板。我们这么庞大的资本，能不能更多地投向科技创新领域，能不能跟我们的创业、创新团队形成互动，给我们的创业赋能、成为命运共同体？这方面我们还在起步阶段。希望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科技创新木桶补短板上，把体系完整构建起来。

第二，加紧国家实验室的再组织。

我们在原有的结构和功能下去推进新的改革，需要构建新的组织形态，使得在最需要集中力量完成一些国家战略目标的方面，能够在新的组织形态下去完成。目前国家已经进行了布局。结合前面提到的美、日、德等国经验，建议加紧国家实验室的再组织。这种实验室不是再增加多少研发机构、增加多少研发投入、吸引多少研究人才，而是一种体制机制的创新，是一种新的组织形态。

这种新组织形态应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1）目标导向。大目标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已有学术基础上，充分体现国家目标，体现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

（2）大科学范式。PI制很难体现大科学特质，希望在国家实验室中，更多地体现技术科学主导，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相互融合，就是大科学范式。

（3）大开放。国家实验室不是一个小分队，而是向社会是开放的。中国跟国际也是开放的。实验室独立建制，可以委托大学、科研院所或委托企业运行，甚至可以由民营企业负责运营，但它的范式应当是开放的，能够充分博采众长，能够把全球最好的科技资源为我所用。

（4）大平台。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们的创新文化、数据、工具、对自然现象或事物的认知，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平台对于科学长远的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每一个国家实验室都应该是一个大平台，让后来者能够站在前人已经开展的研究、已经形成积累的基础上，走到新的高度。要打破传统课题组负责人制，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

（5）大循环。要鼓励产业界参与。科研不应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我国产业界现在不仅有资金能力，还有市场导向的能力、研发的能力。甚至于在很多前沿领域，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走到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头了，所以有条件充分鼓励产业界的参与，这样能够把研究和应用场景有机衔接起来。这对于科学发展，对于我们国家实验室的发展应当是大有好处的。

第三，强主体，企业应当扮演主角。

在整个创新体系当中，企业应当扮演主角，目前显然不够。20年前在企业改革中，就一再强调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目前除了研发投入以外，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地让中国企业成为众多领域创新的主体。现在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0%，占到多数了，但是人才在哪里？我们现在有80%的博士是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美国则相反，他们80%的博士在企业里。经过多年培养形成一批高端人才，但他们纷纷回归教育和科研机构，而企业为了获得高端人才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样一种高端创新要素的配置，显然跟我们原定目标相悖。

从产出也可以看到，大学申请的专利数比例超过60%，这在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反映出我们的企业离创新主体还很远。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需要回答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创新发展到底是科研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提出这个问题是要强调，市场拉动对于技术发展、对于科学进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另外，我们到底是强调技术转化还是体系再造？如果我们把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理解为一个线性过程，那就是技术转化的过程。但不能只是做一个段落，完成一个研究课题。如果把大的系统拆分，它是体现在段落上，但是这个段落不应该是我们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它应当是基于整体大的目标、大的价值闭环中一个环节的结果。技术的进步已经不再遵循那种线性的过程。由市场导向而产生的科研成果，它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甚至是颠覆性的进步）已经越来越普遍，甚至变得寻常了。科学研究应当强调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是科学的目标，还是经济的目标，还是社会进步的目标？总之要形成一个目标。未来在国际竞争中，谁站在国际竞争的前沿，是大学还是科研机构？我相信，最终站在国际竞争前沿的一定是企业。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中，企业应当成为主角，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制度也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设计和推进。

第四，呼唤科学精神。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基础，是建立在我们对自然、对社会、对经济、对规律认知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有基本的科学伦理，有基本的科学精神。

谈到科学精神，我特别提到两个人的话。

一是200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说了一段话，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他说：“党和国家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独特的创新东西，一直是这个样子。”这个话我们今天听起来依然是如雷贯耳，触动灵魂。

中科院三亚深海所的所长丁抗2009年说：在今天中国的科技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立即抑制学术造假、腐败，维护学术诚信更为重要的了。它对科学机体的侵蚀性、破坏性都不可估量。

两段话实际上都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而科研，是为名利而科研，还是为学术而科研，还是为创造价值而科研？没有扎实向上的科学精神，难以缔造出一个创新之国， 在这样一个科学基础问题上，我们对科学的态度，我们对科学的推崇和认同，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基础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