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其政策逻辑延续并深化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3年）提出的“2522”框架，即夯实两大基础、推进五大任务、强化两大能力、优化两大环境。

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背景

1.当前，数字中国建设已形成坚实基础。截至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基站数量占全球60%以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设备超8000万台（套），培育出15家“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覆盖45个国民经济大类；数据总量达8.1ZB，占全球数据总量的18%，算力总规模达197EFLOPS，位居全球第二。

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24年6月，全国已设立24个数据交易所，累计交易额突破1200亿元；《数据要素×典型案例汇编》（2024年）收录了40个行业的数据创新应用案例，涵盖金融、医疗、交通等领域。但数据孤岛、标准不统一、安全风险等问题仍制约着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亟须通过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破题。

2.全球数字竞争格局与数据主权博弈。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占比已突破45%，数据要素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欧美国家通过《数据法案》《联邦数据战略》等政策加速全球数据规则重构，我国需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打破数据壁垒，应对全球产业链数字化竞争。工业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其产业规模已达1.3万亿元，但数据流通率不足30%，亟须通过制度创新激活数据价值。

3.产业升级。《“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传统产业面临效率瓶颈，需通过数字化转型突破增长天花板。《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23年工作计划》等政策为数据流通、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仅为14.7%，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仍需深化 。通过数据市场化配置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86.8%，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新型服务消费加快培育壮大。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能够显著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核心内容解读

《“十五五”规划建议》关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把整个中国社会从“动力时代”全面升级到“算力时代”。紧扣数字化的“计算”本质，让数据、算力和人工智能像水和电一样，成为驱动所有行业发展的新基础，并与物质、能量要素融合，形成社会发展的“信息、物质、能量”三类基础动力要素的均衡融合发展。

（一）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把“数据”变成新的“石油”，其目标是要让数据成为可以交易和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数据市场建设强调“开放共享安全”，是在保障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前提下的有序流通与开发利用。其前提是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包括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

一是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完善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制度框架。完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界定不同参与方在数据流通过程中的权利和责任，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的参与活力。二是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规范数据流通交易行为，降低流通交易成本，提高流通交易效率。探索建立数据市场治理体系，构建涵盖数据供给、产权登记、评估定价、流通交易、合规治理等环节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形成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收益的分配机制。三是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围绕重点领域，建设一批国家级的基础数据库和主题数据库，为科学研究、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加强公共数据资源的汇聚和治理，深入推进“数据要素×”行动，推动建立企业行业数据共享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流通。

建立健全数字治理法律制度，探索数据资产化、数字信用等制度创新。深化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促进数字领域标准统一，完善基础通用标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标准、数据开放利用标准、数字化融合应用标准等标准体系。

根据OECD测算，数据自由流动可使全球GDP增长1.1%—1.5%，我国若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预计可带动GDP增长2.4个百分点，年新增经济价值2.5万亿元。

目前，各地的政务数据、企业的经营数据就像一个个孤立的“油井”，无法连通。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就好比建设一个“国家数据交易所”。比如，从组织上成立国家数据局，实体上成立上海数据交易所，企业可以在这里像买卖商品一样，在保障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合法地购买“脱敏后”的交通数据来分析物流路线，或购买消费数据来洞察市场趋势。这能把沉睡的数据激活，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二）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防止“脱实向虚”，其目标是让数字技术（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和AI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结合。工业互联网是产业生态级的创新发展工程，应逐步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

一是深入实施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重点产业链“链式”转型，推动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协同改造。培育推广规模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新模式，加快推进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和提质增效。二是培育国际一流数字产业集群。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国际一流数字标杆企业，促进相关企业“串珠成链”，形成全方位协同的利益共同体，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集群品牌。推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建设数字技术产业创新平台，构建高效链接、多方协同、竞合共生的产业生态。三是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扩大工业感知网络覆盖，打造海量物联接入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与5G—A、确定性网络、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加快实现工业数据的汇聚、分析和应用。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建设和标准规范制定，加快对典型应用场景的推广，提升工业互联网的行业赋能能力。四是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平台业务的融合，促进商业模式、服务形态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创新发展。支持平台企业依托市场、数据优势，赋能生产制造环节，加强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方式，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监管，营造鼓励创新、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海尔集团的“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了大量工厂，可以获取生产数据。当一个工厂的某台设备出现故障征兆时，平台能提前预警，并远程调度工程师维修，避免了停产损失。这就像是给整个制造业装上了“预警系统和神经中枢”。

让AI渗透到每个角落，实现AI+产业、AI+民生、AI+治理。宁德时代的电池工厂利用AI视觉检测系统，替代人眼在微秒级别内检测电池产品的极微小缺陷，质量和效率远超人工。北京许多医院开始引入AI辅助诊断系统，通过分析CT影像，可以快速、精准地帮助医生发现早期肺癌的迹象。杭州的城市大脑通过AI实时分析全城交通流量，自动调整红绿灯时长，有效缓解了高峰期交通拥堵。

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必须确保数字技术安全、可信、向善。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如隐私泄露、算法歧视（如大数据杀熟）、虚假信息（AI换脸）等风险。必须同步完善监管，强化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治理，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三）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强化算力算法数据供给

一是构建系统完备的数智技术创新体系；二是突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三是强化人工智能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抢占大模型产业应用制高点，针对不同行业的特定需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围绕重点行业，分批构建高质量训练数据集，提升数据质量。

（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一是强化示范引领，支持人工智能落地；二是推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三是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联动，加快农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化水平，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发展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运用人工智能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加快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智能普惠。

（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构筑数字中国建设安全屏障

一是提升安全防护能力。二是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三是加强安全技术供给。培育壮大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鼓励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产品和服务。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相关思考

（一）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框架，整合行业、区域、企业数据资源，形成“基础数据+行业数据+区域数据”三级市场体系，实现“数据要素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流动”。破解“数据孤岛”（我国企业数据共享率不足20%），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效率。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框架，整合行业、区域、企业数据资源，形成“基础数据+行业数据+区域数据”三级市场体系，实现“数据要素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流动”。

空间一体：建立“国家－区域－城市”三级数据中心体系；

行业一体：打通制造业、金融业、医疗业数据壁垒；

规则一体：统一数据交易标准（如数据质量评估指标、交易合同范本），实现“一次认证、全国通用”。

这种一体化要求对数据平台要求极高，一是要具备国家级算力底座；二是要具有包含重点行业工业数据在内的国家级数据平台；三是跨行业整合的中立性定位。

（二）强化工业对象数字定义数据源头的建设

从数据要素生命周期和管理角度看，包含了数据产生、收集、存储、交易、分析加工、应用等环节，工业互联网在数据收集、交易、应用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在数据产生环节，主要的路径包括工业机器设备数据（IoT物联网）、用户行为数据、基于工业软件与工业APP的工业对象定义数据。当前的状况是在数据产生与获取环节中，设备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的产生与获取相对容易，数据量也大。但是在基于工业软件与工业APP的工业对象定义数据方面的产生与获取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而工业对象定义数据通常是高质量机器设备数据的基础。目前这类数据通常离散在不同行业、不同组织、不同数据系统、不同工具中，打通难度大，一体化整合和获取困难。这就要求构建一种跨行业组织、跨工具、异构形态、能够根据不同权限和权属特性、贯通生命周期的工业对象定义数字底座。

（三）设计并优化与特定领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效路径

工业领域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在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早期，必须选择合适的领域，同时针对特定领域设计并优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与模式。一是在融合领域对象选择上，由浅入深，首先从相对容易的典型垂直行业和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入手，与行业头部企业合作开展纵向“链式”应用，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横向“面”应用；二是在路径与模式设计上，必须充分考虑参与各方的获利路径、短期价值或变现能力，获利周期与频率，以及持续获利模式。针对不同参与方设计不同的收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有形和无形的收益），用“真实收益驱动”代替“钱景驱动”。三是强化“多维体系性应用”，不管何种路径和模式，都必须进行多维体系性设计与应用。一方面要确保工业软件（含工业APP和领域知识）、硬件、存储、算力成体系；另一方面，确保工业软件应用（含工业APP）的成体系完整性，用户在工业设计、生产、维修保障等过程中需要用到或者可以用到的工业软件（含工业APP）能够一键式获取与应用；第三，确保价值链的完整闭环，围绕工业领域的数据产生（含设备、用户行为、对象定义三类数据）、交易（数据买入卖出）、数据加工服务，以及应用等全周期衍生应用的闭环应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国”。2025年1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向第七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强调要“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为世界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更多稳定性”。能源作为现代社会的“工业血液”，不仅维系着经济运转，更与全球安全、政治、外交、军事等息息相关，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发挥着核心纽带和关键变量作用。“十五五”及未来一个更长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将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需要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通过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加快推进能源强国建设。

一、能源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核心枢纽和关键变量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对全球性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而能源治理因其覆盖领域的广泛性、影响范围的全局性，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枢神经”。

从理论层面看，能源治理遵循“公共产品理论”，其稳定供应（即资源可获取性）、价格调控（即价格可承受性）、低碳转型（即环境可持续性）等议题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需要各国超越单边主义实现协同共治。从实践维度看，能源治理的影响力早已突破能源领域本身，深度渗透到安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环境等核心领域，使各领域的治理体系相互交织、盘根错节。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能源治理陆续形成了以传统产销方协调机制和多边专业机构为主的治理网络。

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OPEC）。据2024年的数据，OPEC有13个成员国，其石油剩余储量、年产量、出口量分别占到全球的约70%、33%、50%，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19年，我国开始建立与OPEC的定期双边对话机制，旨在深化能源政策协调与市场稳定合作。截至2024年，共举办了七届对话会，主要聚焦全球石油市场动态、OPEC机制运行、能源安全保障、消除“亚洲溢价”以及油气产业转型等核心议题。双方在数据共享、技术交流、原油贸易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并探讨能源转型挑战应对方案。

1974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辅助机构，拥有31个成员国，覆盖了全球75%的能源需求，主要任务是协调成员国能源政策、降低石油进口依赖度、实施紧急石油分享机制、推动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对话合作及能源技术发展，成员国需履行保持不低于90天石油进口量的战略储备义务等，已成为世界消费国阵营的核心协调机构。根据2015年11月的部长级会议决定，中国正式与IEA建立了‌联盟关系‌（Alliance Relationship），以加强双方在能源安全、能源数据统计、能源政策分析等领域的合作，主要采取定期举行双边高级别会议、中方派专家参与IEA工作、开展联合研究和成果发布等方式。

再者是2009年成立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简称IRENA）。属于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现有约170个成员国及欧盟。主要是支持各国推进能源转型，提供涵盖技术、创新、政策、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尖端数据与分析，并推动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广泛采用与可持续利用，通过发布《全球地图集》《可再生能源容量统计》等报告，提供技术支撑平台、项目导航仪、可再生能源就业年度审查及成本研究等工具，支持成员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2013年1月，中国宣布加入IRENA。2023年4月，成立中国—IRENA合作办公室并建立“1+1+N”合作框架。2025年10月，双方签署《中国国家能源局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关于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次月在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上与宁德时代联合发布首份储能领域专项研究报告《光伏与储能助力能源转型》。

另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国际能源组织，比如，世界能源理事会（WEC）、世界石油理事会（WPC）、世界煤炭协会（WCA）、国际燃气联盟（IGU）等。特别是国际能源论坛（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简称IEF），作为政府间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为促进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对话，提升油气市场透明度，维护能源市场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IEF拥有70个成员国，覆盖全球90%的石油和天然气供需，其中既有IEA成员国，又有OPEC成员国，还有阿根廷、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

除此之外，一些新兴多边平台也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是由中国发起成立的非政府、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于2016年3月2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宗旨是“推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即构建清洁主导、电为中心、互联互通、智慧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促进能源生产清洁化、消费电气化、配置广域化和业态数智化，为实现能源与气候、环境协同治理提供方案。GEIDCO拥有会员1346家，覆盖142个国家，涵盖能源、电力、交通、信息、金融、科技、气象、环保等多个领域。“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也已扩展至 34 个国家，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载体。上海合作组织（SCO）在中亚推动油气管道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强化区域能源互联互通。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平台正式成立。

透过现有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分析，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携手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近年来，俄乌冲突、中东乱局等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地区性、阶段性能源供应中断风险陡增，能源安全依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因此，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始终是大国博弈的“筹码”和多边外交的重要纽带。可以说，全球能源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连锁反应。谁能主导能源治理规则的制定，谁就能在全球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

我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具有的“三重身份”（最大生产国、最大消费国、最大进口国），决定了必须从“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2024年数据显示，当年我国进口原油5.5亿吨、天然气1.3亿吨，煤炭进口量达5.4亿吨，分别占到全球原油、天然气、煤炭贸易量的约25%、15%和33%，庞大的能源贸易规模使我国对全球能源市场波动高度敏感，同时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二、建设能源强国需要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实践证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能源安全保障。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成为能源孤岛，建设能源强国离不开全球能源治理的支持和保障。对我国来说，建设能源强国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坚力量，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关于能源强国的理解和认识

能源强国是指在能源供应保障、能源技术创新、能源产业竞争力、能源治理能力、能源绿色转型等核心维度均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能够通过能源领域的优势支撑本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其核心定义可以拆解为以下几个关键特征：

1.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拥有多元化、韧性强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既能保障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又能有效应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冲击。

2.领先的能源技术创新与装备制造能力。在能源勘探开发、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发电、储能、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领域掌握核心知识产权，具备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转化能力。

3. 高水平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效。率先实现能源结构的清洁化、低碳化升级，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和发电装机比重持续提升，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合理控制并逐步下降，碳排放强度和总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能源生产、消费、运输全链条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与“双碳”目标相适配的能源发展模式。

4. 强大的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能源产品、技术、服务能够深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在国际能源贸易、能源技术合作、能源标准制定等方面拥有重要话语权。可以通过能源投资、技术输出等方式影响全球能源发展方向，同时具备参与和引领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

5. 完善的能源治理与安全保障体系。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能源治理机制，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市场监管体系成熟完善，能源安全预警与应急响应能力突出。能够统筹传统能源安全与新能源发展安全，兼顾能源供应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安全。

（二）建设能源强国是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核心前提

能源强国不仅是“能源大国”，更要实现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质量优势、治理优势的跨越，既是本国发展的“能源压舱石”，也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

建设能源强国，首先要具备雄厚的能源产业硬实力，要在能源的生产、消费、技术、装备、储运等全产业链环节具备领先优势。其次要拥有稳定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能够实现自身能源供应的多元化、韧性化，既能保障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也能在全球能源供需波动时发挥“稳定器”作用。

最后，具备践行绿色低碳转型的示范引领力。在“双碳”目标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上走在前列，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模式。比如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储能技术应用、氢能产业发展、碳市场建设等领域积累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这种示范效应能提升在全球能源转型治理中的影响力。

（三）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是建设能源强国的必然要求

1. 争取更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规则话语权。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仍存在规则失衡、话语权分配不均等问题。作为中坚力量参与治理，能够推动构建多元共治、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治理新秩序。比如，在能源贸易定价机制、碳边境调节机制、可再生能源补贴规则等方面，发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声音，避免被既有规则“卡脖子”，为我国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2. 拓展能源技术与产业的国际合作空间。全球能源转型是共同目标，技术创新和产业协作是核心路径。发挥中坚作用，可牵头或参与国际能源技术研发合作（如新能源并网、先进核电、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共建跨境能源基础设施（如跨国输电通道、油气管道）、推动能源装备与服务的出口，带动国内能源产业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

3. 塑造能源强国的国际形象与软实力。以中坚力量身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通过落实能源援助、分享减贫与能源普及经验、推动南南合作等举措，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能源领域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这种软实力也是能源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正视全球化退潮下的能源治理困境与风险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全球能源治理也遭遇到“去全球化、阵营化、政治化、工具化”的多重冲击，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风险不断加剧，导致相互交织的复杂治理困境。特别是，部分国家出现能源气候政策“回摆”，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使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受阻。

   第一，能源地缘政治深度渗透。俄乌冲突引发能源供应链重构，欧盟对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依赖度从 2022 年的 45% 降至 2024 年的 19%，转而加大与美国的能源贸易。能源基础设施成为地缘博弈焦点。能源出口国分化加剧，中东国家在维持石油收入的同时，加速布局氢能等新兴领域；俄罗斯则通过 “向东转” 战略深化与中国、印度的能源合作。

   第二，能源“政治化”趋势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能源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能源输出国和消费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逆全球化的出现和大国竞争的加剧，使国际能源的“政治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乌克兰危机后，随着美欧对俄能源制裁的升级，近半个世纪的能源自由贸易面临“终结”，全球石油市场和国际能源秩序日趋割裂。

   第三，能源“工具化、武器化”现象频发。一些国家将能源作为施压手段，动辄实施能源禁运、技术封锁，导致能源安全从“市场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美国在亚太地区通过渲染“能源安全威胁”重塑区域能源合作格局，严重阻碍了全球协同治理的推进。同时，全球气候治理还面临“公共产品赤字”和“融资赤字”，各国对绿色能源的投入意愿下降，进一步延缓了转型进程。

   第四，能源“阵营化”格局凸显。“阵营化”撕裂了多边治理框架，个别国家试图构建“小圈子”式的能源联盟，将能源合作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破坏了全球能源治理的包容性，导致全球能源治理出现一定程度倒退，传统治理机构的协调效能被削弱。

   第五，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带来新的冲击。2025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呈现出向本土及西半球收缩、侧重能源主导与资源控制等特征，其能源相关的战略导向将从市场、规则、技术等多维度冲击全球能源治理。一是强调美国能源主导，此前美国能源部已调整架构重点扶持石油等传统能源，还计划扩大联邦煤炭开采用地、削减油气开采特许权使用费。二是清洁能源市场将出现分化。美国政府大幅削减对太阳能、风能等领域的支持，撤销清洁能源示范办公室等，会导致美国4500个清洁能源项目停滞。三是能源治理规则将进一步呈现阵营化。美国试图构建“价值观导向”的能源治理体系，将能源贸易与相关议题绑定。四是单边规则冲击国际共识。美国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由放松油气监管，还通过次级制裁等手段，迫使企业在市场准入和特定商业利益之间抉择。五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严重受阻。美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战略转向对全球减排影响重大。

   四、统筹推动能源强国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建设

   （一）筑牢国内能源安全保障根基

   1. 强化国内能源生产供应能力，夯实自给基础。要稳定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持续推动油气增储上产。进一步壮大非化石能源的规模实力，有序推进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加快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2. 完善能源储运和互联互通网络，提升调配韧性。要建设多元化、智能化的能源储运设施，增强能源的调峰、应急和缓冲能力。推进全国能源管网互联互通，打破区域壁垒，提升能源在不同区域、不同季节的灵活调配能力。

   3. 推动能源技术创新，突破关键核心瓶颈。要攻关能源勘探开发技术，提高资源开发效率和利用率。突破能源转化与储能技术，解决新能源消纳和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技术难题。发展智慧能源技术，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协调运行，提升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4. 深化能源国际合作，拓展多元供应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海外能源供应体系，拓展油气进口来源地，避免对单一地区的过度依赖，同时推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备的国际合作。建设安全畅通的能源运输通道，保障能源进口通道的安全稳定。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积极推动能源贸易、技术、标准等领域的国际协作，参与国际能源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

   5. 健全能源安全保障机制，强化政策制度支撑。完善能源安全预警与应急体系，建立能源供应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地缘冲突等突发事件的能力。健全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职能。完善能源生产、储运、消费等环节的法律法规，健全能源安全保障的制度保障。

   （二）以能源治理为突破口，提升全球安全与发展影响力

   为保障全球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战略对话与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去政治化”，反对能源“武器化”，深化全球能源治理改革。针对现有治理机构的不足，应采取“深耕多边机制+拓展新兴平台”的双线策略，共同促进能源全球化，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首先，在传统能源领域，发挥最大进口国的规模优势，构建多元化供应体系和价格话语权。加强与OPEC+核心成员国的战略沟通，通过与主要能源出口国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优化进口结构；依托上海原油期货市场，提升人民币在能源定价中的影响力。在新能源领域，放大出口国的产业优势，推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优质产能出海。同时，借助与IEA、IRENA的技术合作，提升在国际能源标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其次，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坚守负责任大国定位，在落实“双碳”目标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特别是帮助OPEC成员国等传统产油国实现能源转型，扩大治理共识，彰显引领力。依托我国在光伏、电动汽车等领域的产业优势，填补美国清洁能源退潮留下的缺口，同时指导企业多元拓展国际市场，规避单一市场风险。推动多边合作与规则共建，依托《巴黎协定》框架，联合欧盟、东盟等推进气候治理效能提升。

   再者，在传统机构层面，深化与IEA的务实合作，推动其规则制定更多兼顾新兴市场需求；与OPEC及OPEC+保持常态化沟通，建立“产消对话”机制，将我国进口需求预测、储备调整等信息及时共享，参与产量协调的前期磋商，避免单边政策冲击市场。在新兴平台层面，完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推动金砖国家能源合作机制升级，依托上海合作组织设立能源转型工作组，形成传统机构与新兴平台相互补充的治理格局。

   （三）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从 “西方主导” 向 “多元共治” 转型

   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扮演着多元角色，既是新兴市场的引领者，也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和国际规则的重塑者。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我们需要努力成为技术标准与产业输出的主导者、国际合作网络的构建者、国内转型与全球责任的平衡者、地缘博弈与供应链安全的应对者、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为此，我国需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出更多 “中国方案”，比如推动建立全球碳市场互认机制。在氢能、储能、碳捕集等领域的技术标准争夺中，我们需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突破 “卡脖子” 技术（如高端储氢材料），并通过国际合作避免技术孤岛。

   发展中国家是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天然的合作伙伴。要深化与中亚、非洲等地区的能源合作，通过 “南南合作 + 商业投资” 模式，建立南南能源合作基金、开展技术培训，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可及性与低碳转型的双重目标，形成推动全球能源治理变革的合力。

   中美欧在能源领域既有竞争更有共同利益，特别是气候变化议题仍是合作的重要抓手，而IEA正是这一合作的关键平台。我们应坚持“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原则，以IEA的能源技术合作计划为切入点，在碳减排技术研发、新能源标准对接等领域深化合作。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壁垒，既要通过双边谈判积极沟通，也要加快国内碳市场建设和产业绿色转型，提升应对能力。同时，利用中欧绿色合作平台，推动将我国新能源技术标准与IEA的技术指南对接，参与制定公平合理的碳核算规则，避免形成“阵营化”的治理格局。对美国，可在页岩油技术减排、储能技术研发等领域寻找合作点，推动治理规则更具包容性。

   （四）推进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能源治理人才队伍

   推进制度型开放将为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核心是要进一步深化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要推动电网、油气管网设施向各类主体公平开放，通过推进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监管、健全完善监管制度等措施，优化能源领域管理体制，提升治理效能，为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健全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完善生产要素获取机制、规范能源市场秩序，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能源市场公平竞争。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实现电力资源全国优化配置。加强与国际规则对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比如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绿电绿证体系，推动绿证国际互认，参与国际电力标准制定等，更好地融入全球能源市场，实现能源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

   人才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面对全球能源格局经历的深刻变革，以及围绕规则制定、技术标准、气候治理等问题的激烈竞争，强化国际治理人才培养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需要加快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人才支撑体系。要在高等教育中深化跨学科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要完善选拔机制，主动发现并推荐具有潜力的优秀人才到国际治理机构实习任职，积累实战经验；要完善派驻保障、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建立智库网络、提供智力支持；鼓励能源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参与国际谈判和规则制定，并将我国在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成功实践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最终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完善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十五五”时期核心任务。“十五五”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亦是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战略窗口期。当前，人工智能已从技术热点上升为重塑国际格局的战略性力量，竞争维度正由单点技术能力比拼转向体系化、生态化竞争。在此趋势下，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结构完备、可持续演进的基础软件体系，已成为维护国家科技主权、保障数字经济安全的战略必然。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焦点正从算力转向数据与基础软件

算法、算力、数据构成AI时代的三大支柱。当前，中美算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算法路线趋于收敛，真正决定智能能力上限的，正从算力规模转向数据和基础软件体系这一AI价值链的“底座能力”。

随着《“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落地，我国“举国数据”战略加速推进，形成全球独有的全产业链场景数据资源，为大模型训练和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数据要素价值能否充分释放，取决于是否具备强大的数据承载、治理、流通与安全能力，尤其是以数据库系统为代表的基础软件体系。麦肯锡2025年报告指出：88%的企业已部署AI，但能真正实现价值提升的仅占6%。问题根源不在模型本身，而在于数据底座薄弱、系统能力不足，导致数据无法形成可用、可控、可持续的技术供给体系。如果说大模型是国家智能化发展的“发动机”，数据库等基础软件则是托举AI的“地基”与“命脉”，没有安全、自主、先进的基础软件体系，将对我国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形成长期性限制。

二、我国基础软件短板突出，亟须通过“十五五”战略工程实现跨越式突破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软件产业总体规模偏小、企业竞争力不足，与微软、甲骨文等国际巨头在体量上存在数量级差距，根本原因在于底层核心技术掌握不足、自主内核缺失、原创能力薄弱。尤其在数据库系统领域，基于国外开源套壳的“国产替代”缺乏核心突破，难以实现金融级场景的1:1平替，更无法支撑AI时代数据规模、智能推理与多模态场景的高并发、低延迟、高可靠需求。也应看到，少数真正坚持自主研发的系统已展现能力，例如深圳计算科学研究院的崖山数据库系统，已在金融核心业务场景实现对 Oracle 的 1:1 平替，但在推广落地过程中，仍受到市场结构和机制性因素制约。若不能从基础软件层面实现从“跟跑模仿”向“自主原生”转型，我国在未来智能时代的竞争中将继续受到基础设施能力的掣肘。

因此，“十五五”时期，必须依托国家战略资源与超大规模应用场景优势，推动基础软件体系实现原生创新、结构性突破、系统化升级与生态级跃迁。

三、全面推进基础软件创新的六大关键实施路径

（一）坚持原创驱动，构建自主可控的核心内核体系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拿来主义”和“开源套壳式创新”，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原生基础软件体系。以数据库系统为例，“十五五”期间应重点推动：

• 攻坚自主的数据处理架构与核心机制，突破数据库关键内核技术，形成能够支撑智能时代的新型底层架构；

• 组建国产数据库关键技术攻关联合体，建立贯通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与行业应用的“国家队+生态链”联合创新模式；

• 构建以性能、安全、可验证性为核心指标的评测体系，推动原创新技术在关键行业率先验证与规模化部署。

  自主原创能力将在未来智能基础设施体系中决定我国技术主动性的高度，并深刻影响我国在标准体系、生态构建和产业链安全方面的战略地位。

  （二）抢占前沿赛道，推动基础软件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国际科技巨头正加速构建面向AI的下一代基础软件体系。例如，Oracle全速推进DB4AI（数据库为AI服务）与AI4DB（AI优化数据库）的双循环架构，通过数据库内核与智能算法的深度融合，重塑大模型训练、推理与数据管理的底层范式。面对这一全球性技术跃迁，中国必须抢抓战略窗口期，率先布局面向AI的自主基础软件体系。建议启动国家级“DB4AI重大专项”，聚焦突破制约我国AI和数据库产业长期发展的关键瓶颈，锚定未来10年的技术主航道，重点在以下方面形成突破：

• 面向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数据库内核适配技术，解决参数规模爆炸下的数据存取与一致性瓶颈；

• 面向多模态数据的统一管理与查询引擎，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一体化治理；

• 具备自优化、自诊断、可解释能力的新一代智能数据库系统，构建与模型协同演化的“智能基础设施”；

• 行业模型数据基础平台建设，推动数据库能力与行业知识、行业模型深度融合，为金融、制造、能源、医疗等领域提供安全、可控、可扩展的数据底座。

  通过上述布局，实现从“补短板”向“建优势”、从“点突破”向“体系引领”的战略跃迁。

（三）打破“重硬轻软”结构性壁垒，以关键场景推动基础软件成熟

脱离真实场景验证的软件永远走不出实验室。建议在“十五五”时期，以国家重大行业为牵引，推动基础软件在以下领域率先验证：

• 金融核心交易系统；

• 能源与工业互联网；

• 医疗健康与民生服务；

• 智慧城市与政务数据融合共享。

  通过场景反哺技术，推动国产基础软件从“能用”迈向“好用”与“强用”。

  （四）优化金融支持体系，构建支撑基础软件发展的长期保障体系

  基础软件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但国家战略价值突出的特性，要推动原创基础软件形成持续竞争力，“十五五”时期需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协同机制，为其工程化与产业化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撑：

• 完善国家层面的长期投入机制，保障关键研发持续推进。将基础软件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目录，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资金支持；

• 强化科技金融协同，引导长期性资本参与基础软件创新。通过政策性资金、产业基金和长期资本的共同参与，支持基础软件的中试验证、生态构建和规模化部署，缓解“好技术难落地”的普遍瓶颈；

• 健全验证与首用机制，加速原创软件的工程化应用。在金融、电信、能源等关键行业建立权威的测试验证和首版次应用机制，降低早期采用风险。

  引导资本精准赋能基础软件赛道，将为国产基础软件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五）夯实数据底座，打通AI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真正制约AI产业化的瓶颈不是“缺乏模型”，而是“数据无法用、场景难落地”，亟需面向国家重点行业构建AI就绪的数据底座。建议重点推进：

• 建立统一的数据治理标准体系，规范数据全流程管理；

• 构建多模融合数据管理技术体系，实现不同形态数据的统一查询，打破数据融合壁垒，为大模型迭代与AI深度应用提供坚实支撑；

• 构建多模态数据安全防护架构，深化隐私计算与数据加密等技术研发与应用，护航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

  只有当数据可管理、可共享、可安全流通，AI才可能规模化落地并创造价值。

  （六）加强底层理论攻关，构筑未来十年战略科技储备

  基础软件与AI深度融合最终要回到底层基础原理创新。目前我国存在“重应用、轻理论”的结构性短板，“十五五”时期应前瞻布局面向未来的基础理论研究，形成支撑国家中长期竞争力的战略科技储备。建议重点加强以下方向的系统性探索：

• AI计算与数据库系统内核融合理论体系；

• 大模型语义与数据一致性理论体系；

• 智能计算体系结构与范式演进；

• 复杂智能软件系统的可靠性与可验证性理论。

  这些研究虽难以快速转化为产业效益，却将决定10—20年后我国在全球智能基础软件领域的“底层话语权”，实现从“体系追赶”向“范式引领”的跨越。

四、结语：以“十五五”为战略窗口期，推动国产基础软件体系化跃迁

“十五五”是我国AI产业跨越式发展与基础软件突围的关键五年。唯有锚定自主创新核心路线，聚焦前沿赛道突破，夯实数据与软件协同底座，构建长效稳定的资本支持与科研攻关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从“补短板”到“建优势”、从“点突破”到“体系领先”的战略跃迁。

基础软件绝非产业链上的普通环节，而是支撑大模型时代国家竞争力的“数字底座”“技术命脉”与“国家安全屏障”。抓住“十五五”战略窗口期，中国完全有机会在全球AI竞争格局中实现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我们要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人工智能：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建议》中被多次提及，成为“十五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支撑。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于人工智能的讲话精神以及《建议》内容，我国人工智能呈现出更加清晰的战略布局和发展路径。要筑牢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基础，全力布局抢占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以“人工智能+”行动深入推进数智化、智能化，推进科技创新范式变革、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构筑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新质生产力。

每一次生产力变革的背后都是科技革命。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显著提升，全球科技创新指标排名从第35位跃升至第10位，展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蓝”“AlphaGO”，到ChatGPT、Deepseek的现象级突破背后，都有超级算力能力创新跃升的基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超级计算创新发展，先后多次视察和批示银河天河团队，2013年视察时提出“要坚持以我为主，勇于自主创新”，2019年视察现场时把研制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的任务交给了天河团队。2021年“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研制成功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批示指出，“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正是总书记的关心和指导，中国超算从千万亿次迈向亿亿次、十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不断挑战世界速度的极限，连续12次登顶国际Graph500大数据图计算能效榜单。同时正在通过算力赋能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撑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创新。

人工智能正成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我们要深刻领会和清醒认识：“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应用，更是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生成式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等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智能化真正开启。我们刚经历互联网阶段，代表信息化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的关键阶段，互联网的突破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鸿沟，迎来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而AI智能化开启的则弥合了专业知识与能力的鸿沟，使专业岗位的能力转移到智能工具上，也就是学习记忆知识、加工处理知识、反馈运用知识的这种人类才具有的知行能力，正在变成智力能力的生产工具，一种机器智能的全新生产力正在形成。

数智化：构筑新质生产力的三层面驱动

数智化的核心在于构筑新质生产力三个层面驱动。一是对存量产业的千行百业赋能，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金融、医疗、文化、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引领科研范式变革，以语义大模型、智能计算等重构科技与工程研发新范式，由此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场景与数智化产业链；三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医疗健康、教育就业、城市全域管理等场景中提升公共服务精准性与效能。

具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将体现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在制造业中，智能化的生产线将实现更高效的生产流程，减少人力成本和生产时间，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在服务业中，智能客服、智能推荐等应用将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存量产业的全面重塑则意味着传统产业将借助AI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焕发新的生机。例如，医疗行业可以通过AI辅助诊断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效率，教育行业可以利用智能教学系统实现个性化教学，金融行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和AI技术进行风险评估和投资决策。同时，AI智能化还将广泛性引育新兴产业，如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智能家居等，这些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构建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为应对机器智能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以及大国博弈中的科技竞争，我们要主动作为，构建自主技术体系，强化算力、算法、数据协同，提升技术链自主可控能力。

作为科技工作者，肩负着党和国家赋予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历史使命，更需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党中央关于中美战略博弈、人工智能科技革命、人口结构变化等国内外形势判断，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同时，也要积极在五个方面谋篇布局：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克AI领域芯片、算法、多模态大模型、具身智能等关键技术，支持研制新一代世界领先的超算智算融合计算机；二是营造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大力支持AI领域通过开源开放构建协同生态，未来基础大模型有望成为类似操作系统级的核心平台和关键交互入口，必须将自主可控作为其发展的核心要义；三是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算力－数据－算法－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场景的产业链；四是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相比AI领域的快速迭代，AI应用与“行业+AI”的发展还刚刚起步；五是推进AI领域科教人一体化发展，加强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培养和安全伦理教育。

国家超算践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始终坚持创新驱动，以国家级创新平台、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团队为支撑，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超“千亿亿级”超算智算数据能力，突破工业软件、生成式智能、生物医药与新材料等重大领域关键技术。通过“创新+创业”双轮驱动，加速算力、数据、智能等创新成果转化，“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与顽强意志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算力主权、数据主权、模型主权。

一是，争取国家新一代超算智算融合计算系统研制任务，开展世界领先超智融合计算芯片设计研发及支撑生态建设，保持中国算力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联合布局天地协同太空算力设施，形成全球算力投送能力，构筑算力数据主权国地位。

三是，持续开展量超融合的关键技术探索与工程化实践，加快量超融合布局，研发量子和超算资源“智能调度台”系统，推动量子计算应用“落地见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超算领域以“自主可控”为根、以“融合创新”为翼、以“安全治理”为盾，构建“算力—数据—智能”网状协同生态，构筑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编辑 杨利红）

在讨论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创新能力时，人们往往聚焦于制度设计、资本规模或技术水平，却很少正面讨论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市场是否具备足够的空间结构，使原创能够在时间中存活并演化。

主流经济模型通常默认市场是同质的，增长与衰退同步发生，创新必须在有限窗口内完成验证。但这一假设，只适用于少数高度成熟、空间被压缩的经济体，并不能解释那些真正完成工业跃升与技术积累的社会。

市场梯度的本质

所谓市场梯度，并不是简单的发展不平衡，而是指在统一政治、货币与制度框架下，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层级长期并存，并且这些层级之间能够通过人口流动、产业迁移与基础设施网络形成接力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不同的市场梯度承担不同的功能。高复杂度的市场承担了验证功能，中复杂度市场承担了放大功能，低复杂度市场承担了普及与长期运行功能。市场梯度的本质是，在一定时间段内为增长提供可腾挪空间。增长不再被迫在同一时间尺度内完成，风险也不再集中于单一节点爆发。

这一结构对原创动力的影响，远比通常讨论的“研发投入”或“人才数量”更为根本。围绕“原创不足”的一些争论，往往混淆了两个不同层级的问题：一个是原创的第一性问题，即谁第一个发明或发现；原创的第二性问题是，谁能让此类发明或发现在现实场景中长期存活。前者决定知识史的起源，后者决定文明史的归属。

在同质化、成熟且高度金融化的市场中，原创往往被迫承担“一次性证明价值”的压力。新思想、新技术要在最严苛的环境中迅速成功，否则就会被资本、组织与制度同时放弃。但这种结构并不会最大化原创产出，反而会系统性压缩技术周期，使创新活动向少数高风险性的前沿集中冲刺，而大量需要时间沉淀的原创则可能在尚未成熟之前便被淘汰。所谓“原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能力问题，而是生存条件问题。

市场梯度改变的正是原创的生存逻辑。它并不要求原创一开始就达到“终极形态”，而是允许原创在不同的复杂度层级中逐步演化。比如在高梯度区域承受应力测试，在中梯度区域完成工程成熟，在更广阔的基础市场中获得长期运行与真实价值反馈。因此原创不再是一场单点豪赌，而是成为一条可以被修正、被延续的时间曲线。梯度市场解决的不是“有没有原创”，而是“原创能不能落地生存”的问题。

从历史经验看，这一机制并非抽象推演。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具备类似的内部梯度结构：东北部率先完成工业化与金融化，中西部承接制造扩散，西部作为人口吸纳与基础设施扩展的增量空间。正是这种结构，使技术能够在美国国内完成从概念到工程、再到普及的完整路径，从而使美国在1895年前后超越了英国。然而，当美国将制造体系外移、区域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主导一切之后，这种梯度结构迅速坍缩，美国市场重新变得高度同质，原创也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高风险、短周期的前沿领域。

日本的经验则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战后至泡沫破裂前，日本通过高度集中的产业政策与企业体系，在有限国土内强行压缩时间，完成工业升级。日本并不缺乏技术能力，缺乏的是一个能让原创在不成熟状态下继续生存的合理空间。由于缺乏足够的内部梯度来承接产业与需求的再配置，一旦资产泡沫破裂，经济只能进入长期停滞。

而欧洲无论是在单一国家还是整体层面，其市场要么规模有限、要么制度碎片化，即便在统一框架下，也难以形成真正连续承接的产业梯度。由此，高端原创难以放大，原创更多停留在概念与实验阶段，而非长期在工程实践中实现运行，产业升级高度依赖外部市场。

这些对照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市场梯度并不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就能简单复制的制度工具，而是一种由人口规模、空间纵深、产业完整度与制度统一性长期叠加形成的综合效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梯度要么无法形成，要么只能停留在割裂状态。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真正的梯度市场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足够大的人口规模，使需求自然分层；足够广阔的国土纵深，使产业与城市能够在空间上迁移与接续；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使技术不依赖外部即可完成从研发到放大的闭环体系。以及高度统一的制度、货币与基础设施网络，使这些差异被整合进同一个可调度系统。正是这些条件的叠加，使时间可以被“存入空间”，原创得以在社会实践中长期存在。

原创动力呈现出的新形态

在这样的结构中，原创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形态。它不一定以“世界第一”的标签出现，却通过长期运行和随机调整不断累积优势；它不追求一次性颠覆，而更擅长通过连续演化完成系统替代。这并不是对原创性的削弱，而是一种更接近真实世界的原创观。在这里，原创不属于瞬间的灵感，而是能够为不成熟思想提供时间与空间的社会结构。

资本市场之所以频繁误判这种经济体，并非因为其分析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它的估值语言天然偏好单峰、同步与快速兑现的增长路径。梯度市场呈现出的却是多段接力、节奏错位与风险分散。这些特征在短期报表中显得“不够纯粹”，但在长期竞争与外部冲击中却展现出了罕见的韧性。原创的第二性价值，往往无法被即时定价，却决定最终胜负。

从一般意义上看，市场梯度并不是效率的对立面，而是复杂社会避免走向“高风险创新+高泡沫依赖”的关键空间机制。它决定了一个经济体能否在不持续透支未来的情况下，完成技术升级、产业迁移与原创积累。缺乏梯度的社会，只能依赖少数窗口期完成跃升；而拥有梯度的社会，则能够把创新转化为一场被拉长的演进过程。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经济的真正独特性，并不体现在某个行业、某项技术或某次突破上，而体现在一种当代世界极为罕见的结构条件之中：一个仍然允许原创在时间中慢慢生长、不必一次性证明自己的市场体系。这不是短期优势，而是一种深层、长期且难以复制的文明现象。

（编辑  季节）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天津峰会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传递出全球治理新思维与新理念。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全球治理，四大倡议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导航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是扭转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文明赤字和治理赤字的“规则学”，凸显了大国情怀和国家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从整个世界的利益出发提出问题、办事情，坚持正义，秉持公道，先义后理，提高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形成了多要素驱动与加速度向公正化、公平化、平衡化发展的局面。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指出：“在当今这个‘零国集团’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准备和能够制定全球规则”，“但中国是唯一拥有足够规模和政治凝聚力，能够在美国变得不可靠的情况下为对冲战略提供支撑的行为体”。

日本按下军国主义复辟“快捷键”

2025年恰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以及联合国成立80周年。80年前，二战凯歌高奏，国际秩序定鼎，中苏美英四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文件，塑造了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等国际文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联合国宪章》是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总章程或者全球治理的总规矩。它对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国际政治待遇、军力的性质规模、占领地归属赔款等强制性立规矩做安排，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规定得明明白白。因此，战后的国际秩序成为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对日本军国主义构成了严格的约束，守护了80年的总体和平。

然而，80年后或更早，日本再次出现类似二战前夜军部势力跋扈，把国家推向军国主义深渊的局面。日本自毁和平主义国家品格，战后恪守的“专守防卫”的日本不复存在，“穷兵黩武”的日本蠢蠢欲动。

日本曾在1967年和2022年分别为吉田茂和安倍晋三这两位前首相举行了国葬。两场国葬折射出战后日本的两条发展路线之变线或转轨。吉田茂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以对美结盟的外交依附策略以及轻武装、小军备的军事策略的路线。“吉田茂路线”引领日本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2012年12月至2020年，安倍二次执政期间，安倍政权在安全、外交、防卫、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全面突破战后的体制束缚，构建起作为政治大国标配的“四梁八柱”，推动日本国家航向全面右转。2025年10月21日，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政治媾和，联合执政，更是按下了军国主义复辟的“快进键”。如果将这五届政权的强军黩武路线放在始于2012年的日本国家航向“右满舵”背景下作定性分析看：安倍政权起了突破宪法束缚、另起炉灶的“踹门”作用；菅义伟、岸田、石破茂这三届政府是以安倍路线为圭臬，对深化强军黩武路线起了“夯实”的作用；高市政权全面加快复活军国主义，起到了“冲刺”作用。自民党已经计划从2027年1月起，要新增设“防卫特别所得税”，将现有的所得税上调1%，可见日本扩军步伐之大。

10年前的2015年9月，我曾经针对安倍政权强行出笼《新安保法案》发文评论，“‘永不再战’的日本或不复存在”。从这十年五届日本政府强军黩武的步伐看，应该说“永不再战”的日本不是“或”不存在，而是“已”不存在；军国主义复活不是“会”而是“必”；长着政府动物和军事怪物的双头“灰犀牛”正朝中国快速奔来。在日本政界，由于公民党对于决策的“温和制衡”机制不再存在，自民党和维新会联盟得以“大干快上”。

回头看1990年，日本以海湾战争爆发为契机，实现了把军旗打向海外的目标。初尝甜头的自卫队为了拓展海外行动空间而不断地生事、肇事、搞事、挑事，所谓的周边有事、半岛有事、海湾有事、台湾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等不一而足。正所谓愈加之“事”何患无辞。俄乌军事冲突更是被日本视之为找事、搞事的良机，拼命鼓吹“今日之乌克兰或是明天之东亚”，日本应视之为“自己的事”。不得不说，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自民党政权，生乱“生事”或者“搞事”的诡计层出不穷。此类言行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包藏祸心；插手南海，搅局东海，祸乱台海，兴风黄海，四海联动，困龙浅滩的遏华战略可窥一斑。右翼和鹰派“生事”“挑事”之目的就是要借高市还军国主义之魂。

为了配合“搞事”，日本对《联合国宪章》为防止法西斯势力复辟而创设的“集体自卫权”概念断章取义，为己所用。对《联合国宪章》为德意日轴心国量身打造的“敌国条款”（其中任何一国，若有发动侵略者的任何步骤，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可无需安理会授权，直接对其采取军事行动）装聋装哑、置若罔闻，从而致使这条特殊的法律机制成为无牙老虎。更有甚者，日本还以“戴罪”之身竞选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从安倍二次执政至今，日本更是破坏军火禁销的规矩，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针，允许向他国出口及美国授权在日生产的导弹等军火。由此可见，日本从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日本也从未认认真真地洗心革面。

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

战败国日本之所以能在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漂白包装、蒙混过关，其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导致全球治理赤字累累。其原因在以下几点：一是联合国权威被强权政治架空，联合国创立的初心使命屡屡遭到蔑视以及践踏。二是国际规则基石被一块块抽走，破窗效应明显，有些制度规则形同虚设，牛栏关猫。三是美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大搞零和游戏、阵营划分，包揽国际事务，搞例外主义，退群成瘾，毁约多发，行“双标”“耍流氓”“带节奏”，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的正当权益，甚至不惜以邻为壑，祸水东引，放虎归山。四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持俯视、藐视及斜视立场；将家规帮规强加于他国；推行贸易高关税、技术高围墙、防务高投资及美债高持有。

究其根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地履行”，“《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场对日外交斗争启示我们，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这场外交斗争即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实战检验，现在对“集体自卫权”正本清源、对“敌国条款”走深走实恰逢其时。

（编辑 杨利红）

2025年12月4日，美国白宫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NSS），全面阐述了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框架。

这是美国的一个全球战略调整。我认为，美国这一战略报告表现了美国战略态势改变的一个基本走向，就是美国的力量在下降，它的全球攻势在削弱。

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变

首先，我将此报告比作1946年国共内战的走向，类似当时国民党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全面防守再到重点防守这样的过程。蒋介石几乎一年就要换一个目标，美国大概5年换一个目标。现在它正在重点进攻，下一步是否要转入全面防守。这个态势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表现出来，以前都没有这样明显。

    第二，美国霸权和实力下降的趋势和原因。这个报告表明它的霸权地位正逐步下降。首先是财力不足，高额的联邦债务不能长期支撑霸权侵犯，甚至连联邦政府运转都不能支撑，要扩大军费更是困难，由此它在全球战略中就很难全面遏制对手，“美国第一”的目标也更感力不从心。战略退缩，以退为进成为它的主要战略选择，这是报告最关键一点。

    第三就是它在和中国以及它的伙伴国家讨价还价。美国《外交事务》的文章说，美国进入了讨价还价的阶段。

    首先，这个报告是一个长期的报告还是一个短期的报告？特朗普在位的时间并不能保证这个报告一直得到执行，美国国内有很多因素影响特朗普的长期执政。所以，美国战略态势的改变是长期性的，但这个报告的执行有它的短期性。

    其次，这个报告表面上好像要对中国做一些退让，“战略竞争对手”这个词不用了，但是实质上要与中国继续进行战略竞争。

    第三，这个报告的一致性和两面性。一致性就是要把美国的力量和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而两面性，就是有很多重要内容在报告里没有写，还有一个更完整的内部版，明显表露出对中国更加强硬，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实际上，美国国内因素并不能让报告得到顺利执行。MAGA和白左之间严重不和，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可能重新拿到国会（众议院）多数，还有财政金融危机将更加限制美国的能力。这些因素都明显存在，所以，这个报告准确地说，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的战略试探。

    这个报告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可以归纳为五个特点：

    （1）全球域前沿部署的重心向西半球转移。印太战略重心从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转移，军事力量配置从海外向国内和边境转移，反毒品、反移民、压制州权。美军从来都是以海外任务为主，而现在要到国内部署军力了。以前以欧洲和中东为主，近年来以印太战略为主，现在要重点放到西半球去了。这一套整体调整就是美国全部前沿部署的明显变化。

    （2）经济竞争成为安全战略中心。军事力量一直是安全战略的中心，现在把经济力量的竞争变成安全战略的中心。而且是以中国为主要对手，虽然表面上不再提中国是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经济战略竞争却始终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其中最主要的是巩固其科技创新优势，并补齐供应链短板、产业链短板和战略矿藏短板，这些短板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充分暴露，也是贸易战打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以经济竞争为中心，补齐短板为主要任务，这将是美国与我国激烈对抗的领域。

    （3）调整盟国体系，降低欧洲盟友。报告充满了对欧洲的贬低甚至歧视，在价值观上站在对立面。将减少美国对北约承担的义务，提升同俄罗斯的战略磋商，这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中已有明显表现；美国在乌克兰战场背离原来的目标，与欧盟、北约志不同道不合。这个变化是二战结束以来、北约和欧盟建立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变化能有多久、多长、多大，有待继续观察。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急剧上升，特朗普公开支持欧洲民粹派。如果德国和法国的民粹派执政，欧盟政策和北约结构将大幅改变。

    （4）对华的对抗基调降低，但是有两个方面要强化。对台湾控制的两个部分，一是控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二是遏制中国统一的进程。不能太快，不能用武，这是两个基本点。把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第一冲锋队，也是美国确定无疑的战略安排。2025年年初，美国国防部长在硫磺岛的演说，就说硫磺岛的美日两军是共同作战的英勇军队，完全颠倒了历史是非。不能因为报告中对中国的对抗基调降低，就认为中美没有战略对抗了。

    （5）另立全球治理体系。对G7已不当回事，另立C5，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组成核心国家，然后从C5里头又拉出G2，就是中美合治，这是美国全球治理的方向，但它未必能做到，关键是欧盟的态度。特朗普认为G7甚至整个欧洲都不值得一提。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经济走出去，而且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对“一带一路”要进行对冲，要控制全球南方的战略资源，非洲、拉丁美洲、中东，都是中国战略资源的主要来源。

对策与建议

    （1）要充分使用我们的传统战略策略，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调整你的，我调整我的。包括游击战的四句话“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正在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相持，为今后的战略反攻做准备。

    （2）中美博弈的主战场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我国在“十五五”规划和“十六五”规划中将同美国在主战场展开博弈，要在大范围内突破，力争2035年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取得主导权。

    （3）塑造以西太平洋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后撤就是我们的机会，你退我进。印度洋是我们的缺口，印度洋的能源和贸易航线和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安全力量配置完全不相称。如果美国在印度洋切断我们的通道，我们将陷入被动。

    （4）美国要在西半球建立其完全控制的美洲堡垒，我们要在西半球确立战略支点。全面提升拉美和中国的贸易水平。2018年，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双边贸易是1000亿美元，到2024年已经是5000亿美元，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30年上万亿美元都是可能的。东盟现在是1万亿美元，欧盟是8000亿美元，美国是7000亿美元。中拉贸易额达到1万亿元，美国就不可能完全控制西半球。

    （5）欧洲和美国的裂痕加深，北约、欧盟内部出现裂痕，我们要把中欧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现在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已经到了极限，我们要给欧洲网开一面，让欧洲感觉到中国市场对它有利。同时，中俄战略协同要继续加强。

    （6）为统一做准备。渐进的和平统一美国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和平统一说法已经出现，只是没有正式的官方文字。我们要做全面准备，既要做武统准备，也要做和统准备。

    （7）我们来不及准备或者准备不足的，就是金融摊牌。现在美国没有使用。如果美元体系失灵，或者SWIFT崩溃，美国就要跟我们摊牌。人民币升值过快，造成美国在全球价值系统里的位次变化，人民币如果升值10%，我们的GDP就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了。这个金融摊牌不是一些小的惩罚，需要把金融领域和安全领域绑在一起，做一个金融战略摊牌的预案。

   （编辑  季节）

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近年来，习近平主席连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倡议”，这是面对世界上最重要又都还没解决好的四大领域，提出的中国主张。

四大倡议的价值

“四大倡议”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呼吁，而且有理念、有目标、有路径，还有中国正在与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进行的实践作为支撑。此前，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很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响应和参与都是自愿的、积极的。“四大倡议”是在更宏观、更全局、更长远的意义上提出来的，既面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四个主要领域，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都绕不开的四大难题。通过共同努力，使这个世界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既包括发展方向、国际关系、世界秩序，还包括在实践中，通过艰苦努力，最终走出西方统治规则下实质通行的强者为王、弱肉强食的陷阱和死局。

    在国际关系领域，过去似乎有个公认的“事实”，那就是：国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奉行丛林法则、零和游戏、赢者通吃，弱国“别无选择”。近代欧洲历经几百年互相残杀，才成立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维也纳体系。但西方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遵守这些规则， 到了20世纪更是自相残杀，甚至导致两场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国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形成了联合国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准则的联合国秩序，所以说联合国秩序是打出来的，是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才形成的。

即使有了联合国及相应的规则体系，但很多时候大国、强国、霸权国家，尤其是美国，能无视就无视，能不遵守就不遵守，特别是当《联合国宪章》和相关规则不符合他们自身狭隘利益的时候。当中美关系以正常交流为主时，美国有些人就说过：美国在国际关系、国际事务中，常常是能用单边就不走多边，能用军事（或者强力）手段就不依靠外交途径。

与之相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首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当时很多与会亚非国家对新中国不理解甚至抱敌视态度；而在万隆会议上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时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远非今天可比。但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大会上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国际纠纷的基本准则，得到了与会各国的一致同意，并将此写进了《万隆会议宣言》。经过70年的建设，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在全球提出了这四大倡议，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今天的世界再也不能按照西方那一套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丛林法则去处理国际关系；全球的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再也不能由少数霸权国家随意操弄。

中国人民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待遇。今天我们已经站起来、富起来。我们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歪路，不但我们自己不能走，而且在国际上要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安全、文明的理念，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治理秩序。这应是今天和今后全球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四大倡议的践行

四大倡议从提出到践行，直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按照倡议的目标、方向、路径去实践，在践行中当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充满斗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联合国的体系和秩序，本质上不是谈出来的，而是经过斗争得到的。我们是为了世界的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是为了世界和平。但在践行中一定会充满曲折、矛盾和斗争；风高浪急在所难免，惊涛骇浪也要有所准备。毛泽东主席在其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中就深刻阐述过其中的道理。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不是纸面上写了人家就会自动遵守的。尤其是西方大国、强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奉行多年、过去通行且至今仍以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丛林法则。今天的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妥善处理好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的。世界的确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提出这四大倡议，以有效回应全球层面的几大“赤字”。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之所以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因为多边主义的背后不仅有单边主义，还有一种假多边、单多边。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也自认为它是一超独霸，所以搞单边主义，以为历史已“终结”，世界成为美国的单极世界。单边、多边或双边，类似的还有单极、多极或两极；文化上还有一元或多元。这些带些学究气的概念，其实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区别。

就拿“多元”来说。特朗普现在极力反对被西方“白左”搞得无比荒唐的“多元主义”，这种所谓“多元主义”可能导致价值无支撑、精神无依托的局面。而在文明互鉴这个理念之下，中国几千年治国理政的一个基础性的支撑，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这一文化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到新的参考与理解，更可以在全球善治与文明互鉴中，在为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重构和国际规则重写中，提供一个中国的文明和思想层面的贡献和方案。

    再看单边和多边。以前很多人认为，美国是搞单边、单极、独霸，而欧洲“天然”是多边、多极或多元。“冷战”结束以后，欧洲特别是欧盟在跟我国交往、对话中提出过多边外交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更重视中英、中德、中法等双边关系，而他们欧盟才是搞多边。这恰恰反映出他们所说的“多边”是只能与一个机构（欧盟）交往才是“多边”，其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单边。

为什么我国强调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的多边并不是多国代表从形式上坐在一起开个会就是多边。如果大家一起来开会，而会议的程序、议题、规则却只是由大国或霸权国家或者极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那仍然不是真正的多边。我们现在强调真正的多边就是针对这样一种事实上的“伪多边”“假多边”。在实践中，多边不等于每一次会议全体都到。比如我们跟欧洲合作中，有一个次区域的合作，叫作“中国—中东欧合作”（又称“16+1合作”）。欧洲当然不止16国，有些欧洲国家就对“16+1”提出质疑。其实我们跟西欧、北欧、南欧合作一直都不少，反而与中东欧，也就是我们以前称的“东欧”，合作少，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但他们除了政治上站队之外，在经济方面仍有与中国合作的需求，比如在经贸、基础设施以及由此带动的人文交流等方面，这些国家与中国在经贸方面有很多的合作空间。如果中国不是真正实行多边主义，那就只能与欧盟（自称是代表了“多边”的这个“单边”）去合作了。    

多边主义的两个重要理念

多边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理念支撑。

第一是平等原则。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中国挣脱百年屈辱站起来之后一直坚持的。当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真正的平等，在国际关系中是很难做到的。其实国际规则绝大多数是打出来的，而打出来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包括联合国秩序，既有霸权国家经常不遵守或者绕开，但它也有一个走向更加公正合理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真正的平等”有难度就放弃对它的追求。世界走到今天的确面对新的十字路口，是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还是蜕化到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秩序，选择就在各国人民。实现平等必然要经过长期的斗争，一点一点去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争取来的。我们在四大倡议中提出，要提高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既是主张或倡议，也是实际争取国家之间实现真正平等的斗争步骤、斗争过程。

第二是互利原则。有些欧洲国家尽管加入了欧盟或北约，但是如果他们坐在会场上，却不能参与政治决策、参与设置议程、参与制定规则，那就不是真正的多边。互利是通过多边的合作，大家都能获益、获利，各自的诉求和关切都能得到不同程度地实现，或起码得到尊重与考虑，最终实现我们讲的共商共建共享。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讲话中说，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怎么办，一个地区的事情地区内的各国商量着办，而世界上的事就要由世界各国来商量着办。

第一是共商。首先是这件事要不要做、怎么做；其次是怎么做、如何做，即议题、议程的设置、规则的制定要大家共同商量；最后是结果，怎样做到互利互惠，而不是原来那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方式和零和游戏结果。

第二是共建。共商后相关方一起去做，是参与式、合作式。现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与所在国和地区共同建设，而不是像有些人刻意攻击我们的那样，将我们在非洲的实践说成是新殖民主义。我们在当地是建学校还是建医院，是建桥梁还是建公路，是农业发展还是卫生事业，都是共商共建的。西方那种援助方式虽然雇了当地的人，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当地就业，但是从议题设置到程序，从规则到话语，当地人都不能参与，背后还是摆脱不了旧式的殖民主义方式。

第三是共享。我们一直讲在经贸活动中要互利共赢，过去在对美经贸关系中，我们把饮料市场开放给可口可乐、胶卷市场开放给柯达、运动鞋让耐克进来等等，都经过仔细地研究、调查、统计，还要对普通消费者访谈，看看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如果是有利的，我们就开放相关的行业与市场。今天我们强大多了、自信多了，开放的自主性也强多了，同时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已开放、合作。我们在开放合作中的成果，建设的成果，共商共建的成果，都要互利共赢，成果共享。这个共享不可能每次都一定是半斤八两，对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我们还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如果算上服务和技术类，我们并没有占大头，更没有走他们那种掠夺发展的殖民道路。所以，在共享过程中，也有一个在实践中如何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不断完善新的国际秩序

    回顾历史，我们在建国初期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国际交往的大门，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中国一贯坚持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四大倡议就更加明确，尽管我们在践行中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并不是平坦大道。

多边主义，共商共建共享，这背后有一整套新的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理念和体现这些理念的做法。而有些国家对此不理会、不相信，不讲平等和互利，更做不到真正的多边，他们还是信奉丛林规则那一套。“特朗普2.0”似乎更多看重的是经济上直接能够用钱去衡量的利益，尤其是2025年12月4日，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突出强调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但它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美国不能输，利益不能少，美国要优先。在这种战略思路下，我们现在去向他们讲共商共建共享，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实践路径方面，仍然应该重点和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包括周边和其他地区的中等发达经济体加强合作，先做起来，一起努力走出丛林法则与零和游戏。我们强调联合国秩序是最重要的世界秩序框架，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对战后秩序的维护和完善，另一方面，经过80年的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在新形势下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完善，使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也更加民主化，并且，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其他一切愿意和平和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起，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和真正的多边主义。

（编辑  季节）

“人工智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快速向重点行业全面铺开。2024年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在技术、产业、民生、治理等领域作出整体部署，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制造、医疗、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示范性场景。

“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算力和数据资源分布不均、产业智能化改造成本高、标准和治理体系滞后等结构性短板。相关研究指出，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在获取高性能算力与专业人才方面仍面临较大障碍，产业智能化改造普遍存在设备改造成本高、数据孤岛和标准不完善等问题，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和伦理监管仍处在框架搭建阶段。

综合研判，“人工智能＋”将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体系重构、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形成持续放大效应，同时也在安全等方面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我国需要围绕底层能力、行业场景和治理体系三个层面系统发力，推动“人工智能＋”从分散试点走向深度嵌入和安全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与应用格局

“人工智能＋”已从政策倡议演进为覆盖技术、产业、民生和治理的国家行动体系。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部分明确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标志“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提出“塑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的总体目标，明确通过“人工智能＋”涌现“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一揽子目标任务。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在基础共性、技术产品、行业应用和治理规范等方面构建了标准蓝图，“人工智能＋”的政策框架和标准框架正在逐步成形。

“人工智能＋”行动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和普及率实现双重跃升。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工信部指导编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4年7月，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并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超过190个，同年6月相关产品用户规模已达2.3亿人，占全国人口约16.4％，其普及率显著提升。国际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项覆盖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的全球调查显示，83％的中国受访企业决策者已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4％。

“人工智能＋”在制造、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正由试点示范迈向体系化应用阶段。在工业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2025年版）》，围绕工厂建设、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协同等8个环节凝练出40个典型场景，提出通过部署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行业垂直大模型等手段，推动工厂实现数字孪生建模、生产过程智能优化和供应链全链路协同，“人工智能＋”制造正在从局部工艺优化走向系统解决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后在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揭榜挂帅任务中，将“人工智能＋制造”和智能装备列为重点方向，要求遴选一批“技术创新强、应用落地快”的关键技术产品，加快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

在医疗领域，多份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疗研究报告表明，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逐步融入临床诊断、医院管理和医保控费环节，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识别、病理分析和智能随访逐步普及，互联网医院和远程诊疗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诊疗效率和患者体验明显改善。

在教育领域，教育部提出要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智能版，引入智能交互、知识图谱和多模态数据分析，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治理和科学研究四个方面，在线教育平台逐步叠加智能推荐、学习分析和自适应测评等功能，“人工智能＋”教育从资源汇聚走向智能供给。

地方层面围绕“人工智能＋”加快布局特色产业集群和应用示范高地。多地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纷纷规划产业集聚区和应用标杆场景。例如，辽宁提出到2027年培育300家以上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5家以上行业龙头企业和8个人工智能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打造1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标杆应用场景、并发布200个以上融合示范案例，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天津提出到2027年将形成3至4个特色产业聚集区，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安徽则规划“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区域应用集群，推动合肥都市圈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高地。多地路线图将与国家层面“人工智能＋”意见形成呼应，产业布局、场景建设和制度创新将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推进格局。

“人工智能＋”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演进趋势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明显，但算力、数据和人才等要素供给仍存在结构性失衡。据信通院数据，截至2025年9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已达5300余家，覆盖从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到应用层的较完整体系，技术和产业基础较为坚实。但在要素供给层面，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行业数据和复合型人才仍呈明显的集中分布，新一代智算中心和数据中心更多聚集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在获取高性能算力和优质数据资源方面仍面临成本高、门槛高的问题，因此建议在“追求算力效率、模型效率的极致优化”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大幅降低智能技术应用成本，实现更高性价比的普惠供给，避免“人工智能＋”放大地区和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

产业智能化改造在成本、数据和标准方面的瓶颈对“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构成掣肘。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改造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集中在设备改造成本高、专业人才短缺、数据孤岛突出，以及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等方面，大量企业虽然认识到智能化改造的重要性，但在“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评估收益”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不确定性。从数据要素看，行业数据长期分散在企业内部业务系统中，跨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标注数据和专业行业知识库供给不足，制约了行业大模型和垂直算法的训练效果。标准方面，尽管国家层面已发布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但在行业应用层面，围绕数据格式、接口协议、模型评测、安全治理等细分标准仍处于加快完善阶段，企业在系统集成、跨系统互联互通时仍面临较高的协调成本。

“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深度不足与中小企业应用能力偏弱相互叠加成现实短板。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显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办公协同、内容生成、客服问答等通用场景中应用较快，在复杂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协同决策和高风险行业专业决策等“深水区”场景中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融合总体呈现“广覆盖、浅嵌入”的特征。调研显示，大型企业往往通过自建平台和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将人工智能嵌入核心业务流程，而中小企业更依赖外部标准化工具，倾向于选用轻量化第三方人工智能产品以降低成本与试错风险，在场景选择和系统改造深度方面相对保守。一方面，“人工智能＋”在头部企业内部的效果较为显著，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群体仍以局部工具性应用为主，尚未形成对行业整体效率的规模化重塑，“人工智能＋”在“长尾企业”和“长尾场景”的渗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在安全、伦理和治理方面的制度供给仍需前瞻布局和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在加速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同时，也在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虚假内容泛滥、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求是》网刊文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构建更加安全、公平、可持续的智能社会治理格局。

信通院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报告，在总结国内外实践基础上提出“系统治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治理框架，强调需要打通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形成全链条、穿透式风险管理能力。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提及人工智能作为重大风险因素的公司比例已从2022年的9％上升至2024年的56％，反映出算法的可靠性、数据的合规性、监管不确定性和成本失控等问题正在成为全球企业管理的重要议题。在我国“人工智能＋”快速推进背景下，若风险治理、监管机制和司法保障体系配套不到位，可能出现应用扩张过快与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影响社会信任和长期的发展空间。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健全“人工智能＋”统筹推进机制，强化顶层设计与任务落地闭环衔接。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围绕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尽快细化跨部门协同工作方案，将“人工智能＋”与数字中国建设、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统筹谋划，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库和“重大场景清单”，通过揭榜挂帅、以赛代评等机制按年度滚动更新，推动政策资源、财政资金和金融工具向标志性项目和具备可复制推广价值的场景集中；三是建议依托现有部际协调机制，建立“人工智能＋”重大事项评估与动态调整制度，对政策实施成效、区域推进差异和潜在风险进行跟踪评估，形成“规划—实施—评估—修正”的闭环管理。

聚焦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实施“人工智能＋”攻坚，提升应用深度和普惠性。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地方政府，在制造、医疗、教育和交通物流等关键行业设立“人工智能＋”工程包，在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智慧医院、智慧课堂和供应链智能调度等环节组织一批跨地区、跨企业的联合攻关项目，推动从示范工厂、示范医院向行业整体升级延伸；二是建议围绕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推动开源大模型、行业算法组件和场景化解决方案打包下沉，通过“模型即服务”和“即插即用”的工业软件形态显著降低应用门槛和综合成本；三是建议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设若干“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数据空间，为企业提供算力租赁、模型托管、数据治理和安全评测等综合服务，把地方“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场景与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慧教育平台、智慧医疗平台紧密衔接，形成分层递进、上下联动的应用体系。

同步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和保障体系，夯实安全、标准与人才基础。一是建议在现有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基础上，加快制定面向重点行业的细化标准，重点围绕数据采集与脱敏、模型安全评测、行业知识图谱构建和人机协同流程等方面，形成一批可执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推动在揭榜挂帅项目和政府采购中优先采用；二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牵头在金融、医疗、政务等高敏感领域布局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试点，运用“沙箱监管”“算法备案、评估与审计”等工具，探索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评估和处置机制，同时加强与司法、监管机关协同，完善证据规则和责任认定；三是建议系统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发力，布局“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教育”等特色专业方向，并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和联合实验室，为“人工智能＋”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编辑  季节）

中国出口的超预期韧性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的多重压力下，中国出口同比依然维持较高增长，展现出超市场预期的强大韧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额达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为近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同比增速的拉动达1.5个百分点，创近十年同期次高，仅次于疫情恢复后的2021年。

中国出口增速虽低于越南，但显著高于韩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出口型经济体。2025年前三季度，韩国和日本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和2.5%，明显低于中国；越南虽以16%的高增速领先，但由于出口基数较小，对全球贸易总量影响有限。综合来看，预计202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将继续提升，继续巩固其在全球出口竞争格局中的相对优势。

针对中国出口超预期的表现，此前有观点将其归因于上半年的“抢出口”“抢转口”效应，即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政策而提前发货，造成阶段性出口冲高，但这种解释缺乏充分支撑。一方面，若出口高增长主要由“抢出口”驱动，增长应集中在上半年，但4月以来美国进口同比增速明显回落，6月更是由正转负，而中国出口在三季度仍维持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出口高增长的动能并非来自美国市场，也并未主要集中在以东盟为代表的转口贸易中枢，而是体现在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等多个市场的同步扩张。由此可见，中国出口的韧性不应被视为阶段性波动现象，而是由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重塑所驱动的。

中国出口韧性的来源：市场多元化发展与商品结构升级

（一）从出口市场看：非美市场出口高增，对冲对美出口下滑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持续下滑，对总体出口形成一定拖累，但对多数非美市场的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从而对整体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场中，中国仅对美国、俄罗斯、韩国的出口同比录得负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受贸易摩擦冲击，同比下降16.9%，拖累整体出口2.4个百分点；对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国内经济疲软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对韩出口同比下降0.3%，与韩国自身经济动力不足有关。与此同时，对非洲、东盟、印度、英国、欧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场出口同比均实现显著增长，增速分别为28.3%、14.7%、12.9%、8.7%、8.2%、6.9%和5.1%，合计拉动总体出口增长约6.3个百分点。

欧洲需求复苏与新兴市场加速推进工业化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进口需求随之回升。2025年1—8月，欧盟进口（以欧元计价）累计同比增长4%，扭转了过去两年的负增长态势；其中，欧盟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9.4%。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相关设备与零部件的进口需求。截至2025年9月，新兴市场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7个主要成员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和车辆等运输设备同比分别增长28.3%和42.7%，成为支撑对东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动力；2025年1—8月，中国对非洲出口的船舶、车辆设备、机械器具同比分别增长80.1%、55.4%和32.1%，均高于对其整体出口增速。

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主要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显著上升。对于欧盟等发达市场，2025年1—8月，欧盟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升至21.9%，较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对于新兴市场，2025年1—8月，印度、巴西、马来西亚和南非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4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对美依赖度持续下降，这使得对美出口下滑对整体出口的拖累效应明显减弱。美国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但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已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显著下降。2018—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9.2%降至14.7%，2025年前三季度进一步降至11.4%。随着中国出口重心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加速转移，对美出口下滑对中国整体出口的拖累程度较上一轮贸易摩擦时期明显减弱。

（二）从商品看：消费品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支撑整体出口

分析出口结构变化时，通常依据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用途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环节位置，将出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大类。中间品是生产其他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体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配套与供给能力；资本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设备、机械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消费品则是面向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更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结构中，中间品和资本品比重上升、消费品比重下降，被普遍视为“结构升级”的体现，这反映出口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附加值、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环节转移。

由于部分跨境电商的包裹在混装或简化申报时使用未分类商品编码出口，且这些包裹主要是服装、家居、小家电及电子配件等终端消费品，因此将此类未分类商品（主要来自跨境电商包裹）归入消费品类别。

出口的商品结构显著升级。2017—2024年，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41.7%升至45.4%，提高3.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占比从21.2%降至20%，回落1.2个百分点；消费品出口占比从37.2%降至34.6%，回落2.6个百分点。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7.4%，消费品占比降至32.5%。

中间品和资本品已成为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品出口承压。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0.2%，显著高于2024年全年的5.1%，拉动整体出口4.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同比增长6.9%，虽低于上年的11.1%，仍拉动整体出口1.4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消费品出口同比仅增长0.2%，拉动整体出口约0.1个百分点，主要受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高增支撑，剔除跨境电商商品后，消费品出口同比下降2.4%，拖累整体出口0.8个百分点。

消费品出口承压，主要源于低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以及持续的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抬升出口成本，消费品由于可替代性强、需求弹性高，受冲击较大。2025年前三季度，家具、玩具、鞋靴出口同比分别下降4.8%、8.3%和9.0%。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中国在部分低端消费品领域的产能与市场份额被取代。消费电子产业链尤为典型，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手机出口同比下降9.8%。2025年1—7月，美国自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占自全球进口比重降至41.1%，较上年同期下降34个百分点；印度则首次成为美国最大手机进口来源国，占比升至45.4%。尽管面临上述压力，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同比增长4.9%，中国消费品出口仍凭借成本和品质优势保持相当韧性。

“出海”企业依赖从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原材料，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部分中低端产业因成本上升及贸易摩擦等因素向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转移。同时，为开拓海外市场，中国企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然而，由于中国在关键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原材料领域具备技术与规模优势，即使低端环节转移，海外企业仍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上游，从而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2017—2024年，中国对东盟和拉美出口中间品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1.6%和11.8%，占对其出口的比重分别提升至54.6%和45.9%。东盟凭借与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互补，成为制造环节外溢的主要承接地。2024年，中国对东盟中间品出口占全球比重接近20%，居全球首位。

与此同时，国内产业链加快向中高端升级。2017—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12.7%升至16.3%。2025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汽车、船舶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8%、21.4%和23.3%，高附加值资本品和中间品成为出口主力，显著增强了外贸稳定性与竞争力。

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重塑

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对处于高端环节的美欧发达经济体，中国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正对其传统优势产业形成冲击。

对处于中端环节的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强化了区域分工合作，但随着这些经济体本地制造能力提升以及地缘政治摩擦加剧，它们将寻求从承接加工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期在区域供应链中扮演更主动角色。

对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向其输出的中低端装备与基础工业产能有效契合当地的工业化需求。

（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

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正由过去的互补为主，逐步转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新格局，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对双边贸易形成持续压力。在中国出口以中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的阶段，中国商品与欧美消费市场形成高度互补关系，美国和欧盟长期稳居中国出口前两大市场，对两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一度达到40%。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高技术领域竞争力提升，美欧为保护本地产业利益，对华采取产业保护措施，出现政策性贸易摩擦。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降至29.1%。

尽管美欧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干预正常贸易活动，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全球分工的大势。2017—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的中间品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6和5.4个百分点，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相对回落。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和占比，难以回到过去的高位水平，但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一方面，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高附加值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有望逆势增长，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关键零部件在发达经济体供应链中的渗透率；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因可替代性强、价格敏感，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更易受到外部冲击。若美国强行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中国对美出口可能继续承压。

（二）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

对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与本地消费能力的增强，自华进口快速增长，东盟已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国对东盟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6%升至2.5%。从商品结构看，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占中国同类商品全球出口的比重均显著提高，分别上升4.1、3.7和3.4个百分点。

随着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能力提升和本地产业链逐步完善，其生产的部分消费品正逐步替代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中国针织服装出口占全球针织服装出口的比重从2013年峰值的42.0%下降11.2个百分点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份额分别上升6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然而，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相关产业链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UIBE GVC）数据，中国是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中最大的国外增加值（FVA）来源国，2015—2021年，中国在越南纺织服装业FVA中的占比从22.0%快速提升至42.8%；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总额中，约有25%的增加值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国。

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正寻求由加工组装环节向更高端制造领域延伸，未来对中国高附加值商品和关键中间品的进口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支撑中国对其出口的持续增长。一方面，美国推行“转运税”政策，将削弱东盟、墨西哥作为传统转口贸易枢纽的避税功能。由于“转运行为”的界定较为模糊，即使仅在东盟、墨西哥进行简单组装或贴牌加工的商品，也可能被视为转运贸易而被征税。这一政策将迫使企业在“撤离”或“加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或推动部分企业加快在东盟、墨西哥布局中上游产业链。另一方面，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出于产业升级与制造业本地化的考量，出台税收优惠和产业激励政策，吸引高附加值制造业投资，推动本国制造业由简单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整机制造等更高层次延伸。

（三）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延伸的新支点

以非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增长市场，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正在由以消费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过去中国对非洲出口以纺织、家电、日用品等消费品为主，当前则以挖掘机、油船、运输船、货车、牵引挂车等工业机械设备出口为主，主要得益于中国早期在非洲的投资布局。通过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共建及基建项目援助，中国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并在制造业初期阶段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2017—2024年，非洲整体进口占全球比重基本维持在3%左右，但其自中国进口的比重却显著提升，占非洲总进口的比重上升6个百分点至21.6%。

从全球对比看，非洲正处于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初步成型为特征的“进口建设期”。一般而言，产业链建设遵循“直接投资建厂—带动资本品进口—形成中间品稳定流动”的路径。东盟和拉美的资本品进口高峰期出现在2010年前后，近年来，随着本地产业配套能力提升，资本品进口增速持续放缓，反映其已逐步进入“本地化生产阶段”，对外部装备依赖度下降。相比之下，非洲资本品进口需求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21—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资本品的年均增速达18.4%。

展望未来，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潜力有望持续释放。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快，当地产业将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产业体系初步完善阶段，对机械设备、电力装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品的需求仍将持续扩张，对零部件、电子元件、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等中间品的进口需求也将随之上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当地人民的消费能力将不断增强，家电、手机、日用品等消费品需求也将快速增长。

展望与建议

（一）展望未来，中国出口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的稳健增长阶段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通过对欧盟等发达市场的深耕，以及产业链适度转移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扩张，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和韧性将不断增强。因此，若仅以中美贸易关系来判断中国出口前景，可能产生误判：片面聚焦短期波动会高估风险，中国忽视了由结构优化、新兴市场崛起和企业出海所构筑的长期韧性。

历史经验表明，德国和日本也曾经历相似的出口增长阶段转换：在20世纪70—80年代，两国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随后，因面临贸易摩擦加剧、低成本优势减弱与部分低端产业外迁等挑战，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面对压力，两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革新，逐步将出口驱动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后，两国出口增速中枢逐步趋稳，维持在3%—4%区间。对于中国，得益于制造业体系更为完整、升级潜力更大，且高附加值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叠加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基本盘稳固、新兴经济体快速扩张”的韧性格局，预计中国未来出口增速中枢将略高于德国和日本，维持在4%—5%左右。

但中国出口的风险亦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链转移深入，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将逐步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对中国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可能出现边际回落，从而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力。然而，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快速的“去中国化”进程并不现实。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以及高效协同的配套产业链集聚效应，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枢纽。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加快向中高端升级，与发达经济体在机械装备、造船、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产业重叠度上升，将形成一定竞争压力，或加剧贸易摩擦风险。

（二）政策建议

1.加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形成中国产业链向上向新升级的良好态势，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充分发挥新型举国攻关体制，在政府统筹引导下，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激发民企的创新活力。二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认为是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能放任将传统产业过快迁出。通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适用范围与规模，对工业企业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税收减免，并降低税收优惠政策的申领门槛，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评定，实现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其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必须将稳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同时通过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劳动力适应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岗位的能力，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2.通过系列改革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外需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强大的内循环和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人均消费支出金额和消费率均远低于美国，全方位扩大内需尤其是补齐消费短板显得更加紧迫。一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真正破题，主要通过国企上缴财政并转移支付给居民、鼓励企业提高工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方式实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尽快加大国资上缴财政比例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继续提高育儿补贴发放标准，将免费学前教育从学前一年逐步拓展到三年。四是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将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五是继续推进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在放宽准入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服务。六是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增长创造时间条件。

3.推动企业稳步、有序、有条件出海。产业布局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应理性看待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转移现象，对关键核心技术等相关产业，明确划定留在国内的范围清单，维护经济安全和就业相对稳定。对具备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企业，应支持其通过投资建厂、并购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则应引导其通过海外仓、跨境电商和本地服务网络拓展市场，而非简单产能外迁。通过建立完善的出海风险评估与政策协调机制，防止过快的产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链空心化或出口波动，确保“走出去”与“稳出口”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4.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通过强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方式，为中国出口企业和“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驾护航。创新海外投资金融支持模式，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渠道；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开辟员工护照办理便捷通道；及时跟踪海外国家的相关市场准入、环境保护、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编发国别贸易指南；加强外交保护和领事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

5.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及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在扩大合作中减少摩擦、在共同发展中化解分歧。中国在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应兼顾合作伙伴的产业承受能力，避免因产业竞争或市场冲击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应积极参与新兴市场的发展进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合作和本地化生产，开发契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促进其工业化与消费升级，实现中国产业“走出去”与当地经济发展繁荣的良性互动。

（编辑  尚鸣）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续）

我国水运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保持世界第一，2024年底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09万个，万吨及以上泊位2659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超1.6万公里。由此，我国已经形成沿海运输通道、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淮河等水运主要通道。我国是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已与100多个国家的主要地区和港口建立了海运航线联系，已成为世界班轮指数最大的国家。2020年，全球前十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港口为上海港、新加坡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广州港、釜山港、天津港、杰贝阿里港、巴生港，中国有6个。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运输强国。

我国输油（气）管道里程从2012年的9.85万公里提高至2024年16.00万公里，天然气生产量从2012年的1106亿立方米提高到2464亿立方米。

我国成功构建了世界级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交通强国。我国旨在加快发展世界最大的绿色低碳交通体系，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各类要素的流动，极大地推动和有力支撑了中国式交通现代化的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坚持交通先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综合交通网突破600万公里。我们坚持创新引领，高铁、大飞机等装备制造实现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超大型交通工程建成投运。”习近平指出，“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大发展，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加速了国内经济与市场一体化，与此同时，也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中国货柜码头吞吐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18.2%上升至2022年的32.0%，相当于世界第二位美国占世界比重（7.4%）的4.3倍，已接近OECD国家总和占世界比重的32.5%，这就大大加速中国与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创造了世界最大现代化综合性交通运输体系。

建成世界最大的现代化电力公司——国家电网。2005年我国有了第一条75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40年。2010年以来，国家电网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到目前国家电网已经建设了29项特高压工程，包括15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和14个特高压直流工程，总线路长度已达了4.6万公里，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大一统”超大规模电网。2024年，国家电网经营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9.85万亿千瓦时、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33.5亿千瓦，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越火电，达到14.5亿千瓦。截至2024年底，国家电网经营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131万公里；在运行及在建31项特高压输电工程线路长度达到4.1万公里，截至2023年底特高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3万亿千瓦时，均居世界首位；清洁能源发电量1.8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1.2%；已建成10条联通俄罗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的跨国输电线路，累计实现电量交易超过310亿千瓦时。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能源研究所（Energy Institute ）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4》（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提供信息，中国发电量于2007年超过了欧盟，2011年又超过了美国，2021年，占世界比重从2012年的21.9%上升至2023年31.6%，相当于美国发电量占世界比重（15.0%）的2.1倍； 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4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31倍。 这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以及在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定量评价了2000—2024年中国科技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从科技追赶型行列进入科技创新型行列，从世界科技第二方阵进入第一方阵，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全面领导政治优势、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科技创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在中国最大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实践就是：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已经成为第一动力，人才已经成为第一资源。

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研发投资国。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支出）总量和增速以及其占GDP的比重是反映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0.88%提高至2024年的2.68%（其中北京市连续6年在6.0%以上），已高于OECD国家排在第12位冰岛的2.60%（2020年数据），但仍低于美国的3.59%；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从2000年的896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名义年均增速为16.7%，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3.2%，是世界研发经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对GDP增长弹性系数高达1.630。《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实际上中国研发投入从2020年的24426亿元增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年均增速为10.3%，与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的7.0%的增长弹性系数为1.471。预计到2030年，我国研发强度将从2024年的2.68%提高至3.0%左右；到2035年力争达到3.3%以上。

从研发投入的构成看，2023年，企业等市场主体研发资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78.3%，政府资金投入占比仅为 17.1%。技术市场成交额从2020年的28252亿元上升至2024年61476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9.6%。这充分体现出技术创新市场驱动型特征，即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研发成果（发明专利）通过市场交易向实际应用转化的良性循环。

我国政府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特别是企业投资基础研究。预计基础研究投资占研发总经费比重将从2024年的6.91%提高至2030年达到10%左右。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库的统计，从2012年至2020年，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一直居世界第二位。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比重达26.9%，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13.7%）的1.96倍，相当于OECD总数占世界比重（48.2%）的55.9%。 2013—2023年，我国各学科被引国际论文数据量达5.8万篇，占世界份额的30.8%，仅次于美国的7.7万篇，居世界第2位。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4年9月20日发布）显示，中国热点论文数量达2071篇，占全球总量48.4%，连续保持世界首位；国际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首次超越世界平均水平；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等7个学科领域论文被引次数排名世界第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并建成若干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3年第35位上升至2024年第11位，已经进入世界前列。2023年我国创新投入居世界第25位，创新产出居世界第8位，2023年，我国在全球前5强科技集群中占据3个席位，百强集群数量达24个，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这标志着中国科技创新指数已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指38个OECD国家）的前列。中国创新产出位次明显高于创新投入，显示了在中国任何一项创新，如公共科技知识、科技专利等都会产生巨国（高于OECD国家总人口）规模效益，并形成了由北方（OECD）国家、中国、南方国家（除中国之外）所构成的“世界三元科技创新格局”。这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要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创新在我国全局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创新体系更加完备，长期稳定支持并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这有助于我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创新中心和研发基地。我国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如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科技前沿领域攻关项目为7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项。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科技团队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在重大基础研究和重点领域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建立了6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聚集了60%以上的全国高层次人才，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共同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特别是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我国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全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了409.5万人，仅2020—2024年累计毕业生达到373.4万人，均居世界首位。充分发挥研究型、应用型等各类高校所长，加强培养规模宏大、创新力与竞争力强的研究型（学术型）、应用型（专业学位）高层次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为此我国将适时制定到2035年第二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26—2035年），为建成世界人才强国提供战略目标及路线图。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我们要在主要战略新兴科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攻克制约国防科技的主要瓶颈问题；在重大领域实施强国战略，将我国建成世界航天强国、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知识产权强国等。

建成世界最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我国商标注册量、专利拥有量、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提高到25%左右。其中，专利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之一。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从2020年12.13万亿元上升至2023年的16.8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1.97%提高至13.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3%；预计到2035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5%以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衡量专利水平已开始采用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此指标拥有量从2020年的6.3件上升到2024年的14件，提前达到2025年12件的预期目标，高价值专利总数从2020年的88.9万件上升至2024年的197.8万件，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全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突破400万件。我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大国，2024年，中国PCT申请量为70160件，占世界总数（27.39万件）比重的25.6%，相当于美国（54087件）的1.30倍、相当于日本（48397件）的1.45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4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提供的信息，202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47.2%，商标申请量占世界的47.2%，工业设计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54.2%。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不断提供原创性的中国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也成为推动世界科技进步最重要的贡献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量质齐升，高速传输网络加速构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4G、5G网络，5G网络建设和应用正加速推进。截至2024年底，我国5G基站数达425.1万个，占移动电话基站数比重达33.6%，5G移动电话用户数达10.14亿户，达到全球平均水平2.3倍。2024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7288万公里；宽带用户普及率明显提高，千兆用户占比已超三成。移动物联网终端应用快速增长。截至2024年底，我国移动物联网（蜂窝）终端用户数达26.56亿户，同比增长13.9%，本年净增3.24亿户；占移动终端连接数比重达到59.7%。5G应用已融入80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案例累计达13.8万个，千兆光网应用案例近4万个。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重点行业加快融合步伐，“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7万个。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我国数字经济正在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上升至2023年的9.9%，已经成为我国重要支柱产业和基础性产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45%；全国网上零售额从2020年的11.76万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15.52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6.7%，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重从2020年的30.1%上升至2024年的32.1%，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2020年的37.21万亿元上升到2024年的46.41万亿元，年均增速达5.5%。

  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2035年，数字经济将迈向繁荣成熟期，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以数字经济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将推动我国数字企业、数字社会、数字学校、数字政府、数字家庭、数字消费者获得长足健康发展，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之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技术市场交易额迅速增长是我国成为创新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2020—2024年，我国技术市场交易额从2.82万亿元增长至3.68万亿元，增长30.5%，年均增速为13.2%，高于同期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2%）；技术市场交易额相当于GDP比重由2.8%提高至5.1%，后者已高于2024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68%），由于技术市场产出增速超过了研发投入增速，我国形成了研发投入与技术市场产出增长的良性互动，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研发产业体系和技术市场体系。根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到2035年的目标是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技术市场。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目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经济增长模式将逐步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

科技创新将对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发挥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的支撑作用。为此需要：一是重提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目标，以其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之一，以建成世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科技现代化对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支撑作用，以科技现代化引领经济现代化。二是明确提出10年（2026—2035年）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到2030年基本实现科技现代化，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三是着手制定第二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到2030年和2035年总体目标、具体指标和总体部署、重大创新工程和重点项目，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成为发展第一动力、科技成为国家第一实力，推动中国实现从世界科技大国向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转变，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一方阵。

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城市

  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城镇总人口从2012年的7.22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9.43亿人，增加了2.21亿人，相当于同期世界城镇人口增加总数8.54亿人的25.9%，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最大发动机。我国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提高至2024年的67.0%，高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58%）9个百分点，提前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2025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5%以上的预期目标。我国加快推进“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0.65%，承载了约三分之二的总人口，产出了90%以上的GDP总量和国内外贸易总量，并通过现代化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全面辐射，带动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随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能力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逐渐增强，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到2024年底，我国城镇住房总套数约为3.9亿套，按全国城镇9.44亿人口计算，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4.3平方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6400万套。截至2022年末，全国建成建制镇、乡、村庄供水普及率分别为90.8%、84.7%、86.0%。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超过99%，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5.5%。力争在“十五五”期间上述服务设施均达到全覆盖，这标志着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正在开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超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0—2024年期间，全国城镇总人口增加了413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提前进入中等发达水平行列。

加快建设世界贸易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我国正在全面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大规模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大幅度增强对外贸易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使自身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实施全面开放进口促进战略，加快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变为进口导向增长，尽早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也是世界贸易强国的重大标志，与此同时积极提升国内居民消费福利和市场主体生产福利。我国能够为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巨大的“中国市场”，实现货物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进出口差额与GDP之比小于1.0%），有助于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2024年高达3.2万亿美元）机会成本，大幅度增加进口总额，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大幅度提高对外服务出口能力，实现服务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大幅度增强对外投资实力和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中国投资”，实现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基本平衡；加快贸易投资服务自由化进程，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有效减少美元外汇储备；大力支持南方国家整体崛起，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截至2022年，我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达1300亿美元，建设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中欧班列成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7个城市，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保障；我国联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建设开放型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构建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共同体；继续加强与国际机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有效地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充分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宏观经济稳定器以及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国作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面对“十五五”这一承前启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研究者，我试图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视角，学习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建议，聚焦“供需良性互动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结合”两大关键方向，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实践路径进行学习领会与解读。

新需求引领与新供给创造形成良性循环，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

全会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从中国学者在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创新成果来看，可以明确：“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表述，是对经济循环规律的高度凝练，精准把握了供需双方的动态互动关系。需求是人类社会经济循环的“原生动力”，需求侧的持续升级会不断衍生新的诉求，而这些诉求需要得到供给侧，即生产经营主体的有效响应。有人类存在，就有其需求，由个体需求汇合为社会需求：从生存到温饱、小康、富裕，从发展、享受到“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都是不同层次的需求，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必将促使供给侧给出其响应。

供给的核心功能是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只有形成“有效供给”，才能真正匹配需求、激活循环、促成繁荣。应当强调，实际生活中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的关键，始终在供给侧。市场经济中，生产经营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开展的对需求的响应，将形成有效供给的创新活动，成为推动生产力跃迁的内生的核心力量。这种跃迁是区分人类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并成为新质生产力在每一轮“上台阶”式的跃迁中得到培育和发展的典型表征。

以历史维度为鉴，约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让人类脱离了漫长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第一次有效供给的“上台阶”；约300年前的工业革命，相较于农业时代生产力，形成新质生产力，再度推动社会出现新一轮跨越式“上台阶”的跃迁；当下的信息革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再上一个大台阶，其中可以细分：比如，互联网时代从有线互联发展升级为无线互联、移动互联，同样是新质生产力跃迁式发展的具体体现。

供给侧得到需求引领而反过来又以有效供给创造需求，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乔布斯主导的苹果智能手机创新。这种产品绝非需求侧任何主体所预先设想的，而是由供给侧的天才创新形成有效供给，激发和创造了全球不断涌现的海量需求，甚至重塑经济社会生活模式，完美诠释了“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由此可知，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更高水平地把握这种供需互动规律，促成更为生机勃勃的良性循环。

党中央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推进现代化的主线，当下在“十五五”即将开局时，要求“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就是要从制度供给入手，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牵引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让供需互动形成长期的正向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注入加速度和充沛的能量。

有效市场破除卡点需统一制度规则，有为政府要防“内卷”、优化机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列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原则，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

从制度创新角度领会中央的指导精神，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六十条”重要文件中所表述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系统集成思维框架，我们要深刻领会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核心要义，打通市场运行中的“卡点堵点”，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正确结合，使生产要素充分流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其关键重在“统一制度和规则”，而并非“统一微观行动齐步走”。

在实际运行中，有不少人误认为统一大市场是“齐步走”或“集中发号施令”，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表现。202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基础设施、政府行为、监管执法、要素资源市场五个方面的统一要求。统一大市场的真谛，是在制度创新和优化的牵引下，形成规则一体化的统一，是要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层面形成“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的统一，让生产要素可以最大限度顺畅流动，以此使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这涉及的正是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基础设施和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监管调控的统一尺度。

当然，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还需要有多方面其他维度的统一，但无论是度量衡统一，还是技术标准统一等直观技术性统一，并非称得上是现代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要求。中国历史上早在秦始皇时便有“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技术性统一，工业革命以来更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而当下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最关键的创新之处，是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所有市场主体在公平的制度规则下展开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推动生产力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依据这样的认识框架，统一大市场建设，应重点破除不正当的地方保护、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化解要素流动中的堵点卡点和种种不合理的阻碍因素，优化资源配置。

比如我国“东数西算”工程，正是利用西南西北电力成本、运维成本较低等优势，引导数据中心在贵州、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布局；原则是承认区域差异、引导和推动要素合理流动，以最终实现统一大市场内综合绩效升级为标准。又如，要破除局部利益壁垒，各地区可以从外部引入优质市场主体来引领本地产业结构优化，以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良性互动，提升统一大市场的综合绩效。

招商引资应聚焦引入优质主体，带动本地形成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通过兼并重组和供应链优化，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促进中小微企业与优质主体共荣共赢。对于“内卷式”竞争，需通过破除软预算约束、不正当保护等，加以理性引导、综合治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与平衡，涉及“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避免“市场紊乱”与“政府乱作为”，正确推进机制创新。这方面的改革颇具挑战性。比如，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人们曾强调“政府与市场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这是认知的进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创新机制的出现，两者关系正在从“划清边界”的认知升级为“法治化契约下的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企业+专业机构”的优势互补，可实现“1+1+1>3”的绩效提升，打开新局面。2014年后，在中央层面指导之下，我国把PPP作为一大创新重点的开拓探索。十年之后，亟应积极总结经验，优化其由新一轮文件指导定义的“新机制”，开创其生机勃勃的新发展阶段。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方面的关系在结合与平衡中的处理，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好操作方案，并没有千篇一律的答案，需根据不同领域、不同案例做定制化分析和设计，将改革要领与政策优化落到实处，使市场发展既有效又有序，政府监管既有为又不乱为，既防范‘内卷’又激发活力，才能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

有为政府面对的试错与权衡：政策如何支持创新、稳定与数字化前沿突破

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正处于政策密集赋能、技术快速突破、产业加速转型三重叠加阶段。面对“十五五”，如何尽力避免供给侧创新的行为陷入“错配需求”？经验表明，“试错是必然路径”。

科技成果需经历“基础理论—科技过渡—应用技术—产业开发”的全链条试错，仅应用技术成果的中试环节，就可能成功或失败。即便进入市场，仍需继续接受商业化后市场评价的考验。

有些技术看似先进，却无法与应用的场景衔接，长期下来只能放弃；还有些技术成果虽通过中试，到市场上却因缺乏可持续盈利模式难以为继。与国际上多个经济体总结的经验类似，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领域不同阶段的试错与失败均不可避免。而在选择性赛道上，适应性的政府政策与合理的资金支持，都是使创业创新衔接商业化可持续走向成功的重大关键要素。

不同市场主体的试错逻辑也各有侧重。小微企业是试错的重要载体：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9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中又有90%以上是小微企业，这些企业平均寿命仅3—5年，虽不断有新生伴随淘汰，但在动态中支撑着就业基本面与社会稳定，从中发展出一部分引领创新的中、大型市场主体。在信息革命时代，数字化前沿创新中，做好、做大的少数“修成正果”的数字化平台头部企业，则是凭借赛道上可能获得的特定资金实力，冲过痛苦的“烧钱”阶段，让技术成果商业化过程得以展开和具有可持续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工作的两大重点，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必然要求我们守正创新、守正出奇——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出“政府作用论”之奇。因此，政府政策支持的“有为”，亟须在企业信心与居民预期修复仍需发力的当下，处理好“短期稳定”与“长期后劲”的关系，特别是在微观主体“试错”过程中，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资金，应该在支持基础研究与引导市场转化之间，在关注全局与突出重点之间，在维系当下和衔接长远之间，把握好权衡关系以形成正向良性循环。

以宏观政策而言，需在现阶段“更加积极”扩大内需的总量扩张，在注重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资金的使用中，从“数量主导”转向“绩效主导”，核心要领是让资金投向既解当下之急，又为未来蓄力，以高度的政策理性作出合理统筹兼顾、区别对待。

具体而言，对一些关系国家全局的基础研究和与其对接的战略项目，如当年的“两弹一星”、前些年世界屋脊高寒区域的青藏铁路等，在直接效益角度难以量化衡量和无法清楚地期待以企业为主导的商业化运作和回报，应纳入财政资金和政策性金融资金的新型举国体制框架给予支持。

对于常被诟病“撒胡椒面”的政府支持政策，其中也包含某种“必然选择”。面对市场，政府难以准确预判哪些企业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乃至成长壮大为“小巨人”和“头部”，只能适当地通过普惠性政策支持覆盖更多主体，以求实现以公共资源维护基本盘和撬动市场活力的正向循环。如疫情发生后，在特别国债资金中，2000亿元直达基层以财政贴息方式支持众多小微企业的纾困、生存与发展。

至于成功率甚低（即失败率和风险度甚高）的数字化前沿创新项目，政府虽可积极探索以“孵化器”和产业引导资金予以扶助和加力，但关键性的资金支持力量，仍将主要来自非政府主体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最为前沿的是“敢赌服输”的“天使投资”。

政府在期待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脱颖而出方面的“有为”，主要不是直接上阵方式，而是打造高水平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吸引国际国内直接融资主体来“有效”地承担风险、开拓进取而获取成功。

（编辑  季节）

建成强大的国内需求市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这对于有效发挥中国特有的大国规模效应，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在迈向高收入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历史进程中，国内超大消费规模及消费结构升级驱动经济增长将是该阶段发展的显著特征，并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拥有14.1亿消费者、近5亿家庭户， 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优势。为此，我国要始终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基本国策，增强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上升是一个基本趋势，该比重从2020年的55.4%上升至2024年的56.6%，2030年将达到58.0%（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将达41%），2035年进一步上升至58.8%，其中，2035年政府消费占比和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将分别达到17.9%和40.9%。

打造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国内消费市场，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占世界的比重为14.1%，仅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19.4%）的72.7%，且明显低于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比重（17.7%），即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水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9.7%。这表明，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到2035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将至少比2024年增长53%，占世界比重至少达到20%以上。

因此，实施扩大国内需求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14亿多消费者潜在的巨大且多样化的个性化需求。为此，全面促进居民、家庭、社会以及政府消费，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作用，加快构建世界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消费群体。扩大国内需求核心目标是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预计到2030年，全国家庭总户数达到6.5亿户以上，中国仍具有巨大的人口与家庭总数规模优势，人均消费将持续增长，略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同时全面开放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提高货物与服务进口能力，为世界创造最大货物和服务进口市场优势，在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政策推动下，预计到2030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从2024年53.86万亿元上升至73万亿元左右，相当于从2024年的14.72万亿国际元（按2021年价格计算）上升至2030年的18.09万亿国际元；到2035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将提高至45%，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上升至77.6万亿元以上，相当于22.2万亿国际元以上。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国家之一。按现价美元计算，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4年为3.141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二，年均增速达9.9%，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速（3.3%）。同期，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世界总数比重2024年为17.7%，但仍低于美国占世界比重20.9%。 按购买力平价（2021年国际元）计算，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4年为6.59万亿国际元。到2030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将提高至17.8%，到2035年将提高至20%以上。作为最大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中国政府将直接为14亿多人提供更可及、更公平、更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支持并带动加大非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一般公共预算是国内服务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与居民私人消费形成了互补、互动关系，从而形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之一。

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市场。这是我国扩大内需最重要的长期优势。我国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达到42%，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26%），更高于OECD的23%和美国的22%。我国也是世界上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2024年达到40.6%，比世界平均比重（2023年为27%）高出12.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进一步下降至39.2%。我国还是世界上资本形成总额最大的国家。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资本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能力投资于生产性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以及城市和乡村设施，成为我国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资本资源基础，这是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有助于我国加速城乡建设及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资本积累，更好构建世界上最先进的覆盖全国的互联互通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塑中国经济地理，进而构建世界最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市场。

建成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形成结构优化、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我国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升级、不断优化。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通过吸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移劳动力等，成为最大的产业和就业主渠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会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将从2024年56.7%提高至2030年的58.5%，相当于2023年韩国比重（58.4%），到2035年进一步提高至60%左右，相当于2023年爱尔兰比重（60.9%）。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对14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农业现代化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之基础，同时又是我国现代化最大的短板。我国人口多、耕地少、水资源更少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从发展趋势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年均增速在4.0%左右，基本满足14亿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与此同时，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持续渐进式下降，从2024年的6.8%到2035年下降至5%以下。到2035年，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仍将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至关重要作用：一是确保粮食安全，粮食总产量保持在7亿吨左右（2024年为7.07亿吨，人均粮食产量为504公斤），同时为14亿多消费者提供品类丰富、高质量的农副产品。二是农业劳动力总数持续下降，预计从2024年1.6亿人到2035年农业就业人数将降至1亿人左右，其占总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从2024年的22.2%到2035年将下降至15%左右；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年均增速可达到4.5%左右，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四是我国农业增加值居世界第一的地位更加巩固，占世界比重保持在3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人均农产品消费支出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五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将从2020年的60%提高至2025年的64%，力争到2035年将达到70%左右。六是农业机械化取得更大进展。按照《“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到2035年，主要农作物生产将实现全过程机械化，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全覆盖，机械化全程全面和高质量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格局基本形成。未来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将达到更高水平，即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凸显，从而确保高质量满足供养14亿多消费者的高品质、高质量、多样化农产品需求。

基本实现服务业现代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预计将大幅提升，2024年达到56.7%，2035年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吸收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2024年达到35866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为48.8%，但是仍低于世界平均比重（2020年为50%），也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比重（2020年为72.6%），预计到2035年，中国这一比重将超过55%。该产业不仅吸收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主要是研究生、普通职业本专科、中等职业毕业生，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超过15年），还能够吸纳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2024年全国服务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全国劳动生产率的116%，服务业平均劳动报酬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未来时期，我国服务业将更加凸显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数字密集等重要特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领域。

中国已进入“服务业主导时代”。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这不意味着要“去工业化”“去制造业化”。为此，一方面需要稳住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同时完成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并联式工业化革命”。预计到2035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程度将更高，体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互延伸，特别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发展直接为二、三产业融合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将更广泛、更深入、更专业化。其中，第二产业为第一产业的发展提供高水平装备，而第三产业将对第一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服务支撑、市场服务支撑和生产服务支撑，助力第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建成世界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按现价美元计算，202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6.84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26.6%。我国工业占GDP比重从2006年高峰的41.4%降至2024年30.1%，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比重的26.0%，更高于OECD国家平均比重的21.2%。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工业占GDP比重将持续缓慢下降，预计2030年降至1/4强，2035年将降至1/5左右。中国将加强对外工业投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逐渐在海外形成若干“中国制造”基地。

基本建成世界制造业强国。未来10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大幅提升。目前，我国已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发展了一批制造业集群，创造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公认品牌。到2035年，我国将实现从制造业最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这也是我国建成世界经济强国最重要的产业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将加速“走出去”，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沿线国家合作，并带动当地工业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或区域布局，海外制造，海外销售，海外出口，将“中国品牌”转变为“世界品牌”。

未来时期，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将进一步深度融合，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将大幅提升。此外，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正在成为未来时期我国重要经济支柱之一，“三新”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竞争格局，提升了国内产业生态的总体质量。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创新实践，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的三新经济核算体系核算结果表明：三新经济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16.7%，提高至2023年17.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三新”经济比重的3.9%、第二产业占41.8%、第三产业占54.3%。预计到2035年“三新”经济比重将达到20%以上。

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我们应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2024年的67.0%上升至2035年的78%～80%，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3年为82%），这也标志着我国将基本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到2035年4/5的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OECD国家水平，不足1/5的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能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底线水平。超大规模的城镇化正在加速重塑我国经济地理，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大格局，城市品质将明显提升，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新水平，公共服务范围将基本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公共安全将覆盖包括国内外游客在内的实际人口。我国海岸线总长度超过3.26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2024年海洋经济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5438亿元，占GDP比重为7.8%。到2035年，我国的沿海、沿江港口体系将更加完备、更加现代化，与其他交通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更高，海陆统筹水平更高，海洋经济规模及其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我国将基本实现海洋强国目标。

构建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包括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我国市场主体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9万户，增加到2024年底1.89亿户，我国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性的充分发挥也为我国经济的微观活力注入动能。此外，数量巨大的市场主体也必然催生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企业。为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明确提出，中央企业要以世界一流企业为标准，不断自我提升。该标准包括：成为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成为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成为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效率领先、效益领先、品质领先；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典范、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的典范。我国一批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进入全球品牌价值500强的中央企业打造了高铁、核电、特高压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名片，培育了一批具有行业话语权和美誉度的企业品牌。预计到2035年，中国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企业数量会继续增加。历史和现实已证明，未来将继续证明：企业兴，国家兴；企业强，国家强。

到2035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等将更加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为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标志。目前，我国基础设施现代化总体水平已达到OECD国家水平，许多主要指标总规模超过OECD国家总和，成为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点领域与“先行官”。

建成全球先进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规模最大的国家。到2024年，我国移动电话总数已达到17.9亿户，我国互联网网民规模2024年达到11.08亿户，互联网普及率从2012年的41.5%提升到2024年的78.7%。我国宽带互联网普及率于2008年超过世界普及率（6.1%），2021年超过美国普及率（37.0%），2023年普及率达到44.7%，中国宽带用户数占世界总比重从2012年的27.0%上升至2023年的42.5%；2024年底，我国固定宽带5.73亿户，家庭宽带普及率已达到115.9部/百户。其中，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提前超过了《中国制造2025》原定的2025年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82%的预期目标。我国正从世界网络大国向世界网络强国阔步迈进，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行政村、脱贫村通宽带率达到100%，IPv6（第6版互联网协议）规模部署成效显著，拥有地址数量居世界第二。固定网络逐步实现从十兆到百兆再到千兆的跃升，移动网络实现从“3G突破”到“4G同步”再到“5G世界引领”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移动5G宽带网络，2024年底全国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0.14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比重的56.7%。

我国电商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一。202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5.5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3万亿元）的32.1%。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41.14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1.8%，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12.76万亿元，占GDP比重的9.9%。这标志着中国在当代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快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实现由世界交通大国向世界交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从2012年的9.76万公里增加至2024年的16.21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从2012年的9356公里增加至 2024年的4.8万公里，铁路覆盖了全国81%的县，高铁通达93%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

全国公路里程从2012年的424万公里提高至2024年54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营业里程从2012年的9.62万公里提高至19.07万公里，相当于美国2025年10.6万公里的1.8倍，连接了全国95%的人口，覆盖了约99%的城镇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其中，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64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84.5%，实现了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汽车王国。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从2012年的1.09亿辆上升至2024年的3.53亿辆，年均增速高达10.3%，无论是总规模还是年均增速均创下世界纪录，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2024年达3.10亿辆，已超过美国2024年的2.9亿辆；2024年乘用车的家用普及率达51.2%，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为57.3%，农村居民家庭为41.7%。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王国，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140万辆，占汽车总量的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