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稳定币的出现和加快发展

  （1）最早发行的稳定币是Tether 于2015年发行的USDT。现正在加快发展，市值已超过1600亿美元。

   美元稳定币的出现，是为适应比特币等加密资产（不是货币）的发展需要。因为加密资产是线上全球化7×24交易和清算，而各国法定货币兑换业务交易时间和交易速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于是加密资产线上交易发展成为撇开银行和SWIFT的全新支付清算体系。

   2009年1月，比特币正式推出。当时还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知。2013年推出以太坊，把比特币的区块链做了改进（把全节点参与的工作量证明法，变为少数节点参与的全域证明法，提高效率），推出智能合约。在此基础上，推出ERC20的通用发币协议标准（谁下载此协议后就可领到一个币）。但如果发币直接募集法定货币涉及非法集资，它就发“新币”募集比特币和以太币（ICO）。 在比特币、以太币等纯区块链链生资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很多衍生的加密货币，给区块链、ICO带来了应用场景。此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推动比特币价格从最初的200$+/枚，涨到1200$+/枚。互联网支持的区块链和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颠覆了传统主权货币。

2015年，USDT正式投入运营。USDT与美元这个全球中心货币挂钩，率先推出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它也称为去中心、去监管的加密货币。Tether 的注册地说法很多（主要经营地点是中国香港，注册地有马鞍岛、维京群岛等说法）。

2014年，中国央行也起步抓紧研究数字人民币CBDC技术，并于2020年开始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地区进行试点。可以说数字人民币是紧跟USDT起步的。

   2017年后，中国政府主管机构叫停持牌金融机构参与加密资产的交易。

   往后加密资产交易在全球愈益频繁。它们具有数字化、去中心化、无国界的特点，其交易可以在线上全球7×24不间断交易。与之相比，中国的线下交易（股票、债券、大宗商品）一天为4小时，其余大量时间做线下的交易处理。国外很多交易所尽管都在延长交易时间，也需要留出几小时做线下清算工作。而USDT抓住了这个机会，以自己快捷低收费的优势，服务于加密资产交易。稳定币和加密资产的交易互相促进，此后稳定币的应用场景（NFT、RWA、跨境汇款等）不断拓展。大家发现：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很难成为真正的货币，因为其价值剧烈波动，不符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币值须稳定的要求。比特币总量只有2100万枚，每10分钟一个broke，第一个4年50个币，之后每4年砍一半，现在还剩12.75个币，到2140年将结束，只有0.9999%。其总量和阶段性新增量由系统锁定、无法人为调控，同时无法随全球可交易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这样，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就不可避免。例如，2010年5月12日，有人拿1万比特币买了价值25美元的两张披萨饼（一个比特币值0.0025美元），这是比特币第一次跟法定货币兑换。2013年初，比特币突破了200美元。比特币是加密资产，而非加密货币（今天“币”字已经用滥）。

   现在比特币区块链是完全封闭的，解决不了现实世界的任何问题，人们一直在探讨打开比特币，比如NFT（非同质化通证，或非同质化代币）的问题。真实世界资产的通证化（也译作币），就是数字化、证券化、可交易化，可在线上交易。

   因为USDT是去中心、去监管的，一度在交易中随比特币的价格而剧烈波动（尽管名义上它与美元比价是1:1），从而引起了社会震动。所以，2018年出现了一个号称公开、透明、接受监管的稳定币，就是USDC（Circle和Combat两家合作、在美国注册）。期间又催生出其他种类和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现通称为法币稳定币。此外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稳定币。比如，以比特币或以太坊等加密资产作为抵押物来稳定币值的，或用算法来稳定币值的，或者用黄金做抵押品稳定币值的。但这些方法从法理上、从理论上都无法稳定。

   今天的稳定币，占交易量95%以上的是美元稳定币；而法币稳定币里边99%也是美元稳定币，这是其发展的过程。

   （2）2020年疫情以来，各国加大了货币投放。社会上产生了法定货币可能贬值的预期，很多人希望把法定货币的资产变成加密资产（包括稳定币资产），所以稳定币一度发展较快。但2022、2023年加密资产价格大跌，FTH的一个交易所和他们发的稳定币（包括USDT）都出了问题，2023年之后基本停滞了。

   （3）2024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表示，支持加密资产的发展。特朗普在美国第一次任期时对加密资产并不友好，但特朗普在竞选中得到了币圈的大力支持。特朗普上台后，加密资产和美元稳定币加快了发展，2023年稳定币值为1700亿美元，今年6月份突破了2600亿美元。与此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带来很大的挑战。

         法币稳定币纳入监管后的新变化

   法币稳定币纳入监管后，可能发生质的变化。

   5月19日，美国参议院一审通过《稳定币创新法案》（《天才法案》），6月17日参议院终审通过，交众议院再审。特朗普又催促众议院通过，在中国香港《稳定币条例》8月1日正式生效前，美国的法案能够生效。

   5月21日，香港立法会三审通过了《稳定币条例》并发布公告，8月1日正式生效。

   由此，稳定币和加密资产的监管立法成为全球趋势。新加坡6月30日发布公告：所有非持牌的数字资产服务商一律清场，此前他们并没有严格监管。

   目前美国与中国香港等地的监管规定大同小异。相同之处是：

  1.法币稳定币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要求。

   其他种类稳定币未纳入监管，是因为它们不跟法定货币兑换，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可以忽略，但稳定币如跟法定货币可兑换，将把虚拟（加密）世界和现实世界打通，如果交易规模快速增长而不加监管，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监管要求包括：对KFIC的要求；对客户认知的要求；IMF反洗钱要求；CTF反恐怖融资的要求；消费者保护的要求等等。美国法案规定：列入黑名单的发币机构及参与其运营的机构，须按政府要求冻结有关账户，并帮助追溯资产。

   这样，USDT 标注的“去中心”属性将被架空。接受当局监管就会强化其中心化属性，如拒绝监管就会被禁止与其他持牌机构交易，影响力就会大减。

  2.严格限制稳定币超发，不得替代美联储和银行体系自造货币。

   法案要求：法币稳定币储备率不得低于100%，储备物须由第三方托管、须接受独立的审计机构定期审计、至少每月审计和披露结果；发行人不得给持币人支付利息或相关的好处。

   按此要求可知：稳定币的发行不会造成货币的超发，它其实是挂钩货币的代币。

   有人说，特朗普支持稳定币是要搞一个他能控制的货币替代美联储，这是不可能的，稳定币是挂钩货币的代理（通证），如果作为发行根据的货币没有了，它同样不能存在。今天它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与之挂钩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上。跟其他货币挂钩的稳定币，目前很难与美元稳定币竞争。

   该法案强化了法币稳定币的代币属性和支付功能，所以被称为支付稳定币，它不再具备投资和收益的功能。原来很多人买USDT不仅用于支付，而且炒它的价值；但如果监管到位，买稳定币将没有升值空间，跟美元1:1比值偏离的概率将大大缩小。

   3.稳定币的监管将带动相关方面的配套监管和全球协调。

   第一，对加密资产的监管一定会加强。欧洲已经出台了一个加密资产分类监管的条例，相信很多国家将会在这方面加强监管。

   第二，对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的监管也将会跟上，主要针对交易平台和法定货币兑换的环节，以防法币－加密资产的兑换阻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措施的执行。目前，美国在这方面不予监管是不规范的，本来20国集团关于反洗钱已有若干协议，但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若不配合其他国家对美元进出的合法性进行足够的审查监管，国际监管就会落空。

   第三，除美元之外，现在其他一些国家都要推出本币的稳定币，这样就会出现不同国家法定币-稳定币的竞争，将带来全球如何协调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银行和SWIFT的清算体系。而通过公共区块链和互联网，只要大家在一个平台上注册，就可以实现点对点支付，省去很多中间环节，几秒钟就可到账，清算成本大大降低。但如果兑换环节的监管增强后，可能比没有监管时结算成本大大提高，并使整个加密资产领域的规范性大大提高。

  4.美国声明大力推动加密资产和稳定币发展，可能有重要的战略考量。

   第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区块链加密技术带来的数字世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非凭空捏造的东西；通过数字世界可分得现实世界的资产。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对物质的追求越来越弱，但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越来越多。美国如果率先占领加密世界的制高点，对其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美国国债已超过37万亿美元且继续增长，“大而美”法案还要增加开支，大家对此很担心。

   第二，美国频繁使用美元清算体系作为武器，打压制裁使用这一体系的国家和个人，导致美元国际影响力减弱。如果抓住加密（虚拟）资产发展的机会，可带动美元的广泛应用，甚至带动美债需求的增加，这对它非常重要。

   第三，如果美国政府对加密资产不加以监管，即使美元稳定币也无法控制；如纳入监管，一方面可继续鼓励技术创新，同时实现可控。所以稳定币纳入监管，不是货币（金融）去中心化的胜利，而是国家主权的宣示，是对去中心化模式的“招安”。这也不是加密资产的胜利，而是新的支付工具（体系、模式）的成功，是效率提升、成本降低、风险被监控的体现。

法定稳定币发展带来的一些思考

   法定稳定币的出现，对货币理论、货币的管理，带来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1）法币稳定币与其挂钩货币的关系。如前所述，纳入监管后的法币稳定币，实质上就是挂钩货币的代币，不可能替代所挂钩的法币。

   一些大机构预测，“2028年稳定币突破2万亿美元、2030年达3.7万亿美元”。随着监管的加强，稳定币发展的空间不会如这些机构想象得那么好。USDT号称仅150人、年利润140亿-150亿美元，一些人（机构）也动心要去挖币。我认为，纳入监管后和纳入监管前不一样，原来就USDT 一家占领加密领域空间，未来会产生更多空间；如果你没有一个大的应用场景，你的引流成本降不下来，你的技术和运行效率不能与前面的稳定币相比，几乎就没有生存空间。

   （2）我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跟美国USDT几乎同步起步，为什么CBDC 至今没有成功进入实际应用，其影响力和USDT 拉开如此大差距？

   我认为，美国USDT的目标很清晰，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加密资产交易、满足线上7×24全球交易的需求。它根据这一目标改进技术，把加密资产的一些技术照搬过来，很快就能起步。再加上它是去中心化且私有化的，利益驱动强烈，所以很快就起来了。但在我们央行，怎么把中心化的央行数字货币跟区块链、加密技术结合起来，情况比较复杂。其次，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应对加密资产、打压加密资产的交易，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准备不足。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的数字化，数字人民币定为M0以替代现金（零售型），这个定义明晰吗？现在一些基本问题还没弄清楚。所以需要借鉴美元稳定币的做法，看看我们的数字人民币有没有改造的余地。

   （3）越来越多国家的法币稳定币，甚至功能赶超稳定币的数字法定货币出现，相互竞争必然加强，也会给监管带来很大压力。这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协作，推动相关监管制度的国际标准建设与执行，值得关注。

   （4）对货币的本质和运行方式应有重新的认知。现在很多研究还停留在金属本位制纸币阶段。今天货币已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基本要求是货币总量和可交易财富的价值总额要对应、随交易财富价值总额的变化而变化，这才有可能起到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可流通的价值通证的作用。

   货币发展史从自然实物货币到金属铸币、金属本位制纸币，到不与实物挂钩的纯信用货币，这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突破原有货币供应不足带来的困境。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把国际货币制度拉回到金本位，注定要崩盘，这跟特里芬难题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纯信用货币可能出现另一方面问题，即货币超发。

   货币发展的方向，将是无形化、数字化、智能化，最终表现为一串字符代表的智能账户或钱包。

   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最大量的是以信贷方式投给商业银行，打到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账户上，银行将资金贷出，打到借款人的存款账户里。人类使用过的贝壳币、铸币、纸币都是货币的载体。今天货币大量的表现形态是存款，货币运行的主要方式是存款的转账支付、记账清算，而非现金支付。现金早晚也会像铸币一样退出货币舞台，变成以字符表现的智能账户或钱包，它在本质上都是存款。

   今天的纸币上有很多加密的东西，未来就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对账户及转账支付的全流程进行加密。这样它才可以用公共的通信基础设施实现广泛的互联，或者跨境支付。现在银行间往来都是走专线，要用局域网，因为安全性要求非常高。这也是运营成本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认知问题就是管理问题。一些人把很多金融问题归结为信用货币不好，要为信用货币寻锚，要回归金本位制等等；甚至主张比照SDR跟多种货币结构性挂钩、打造新的货币，包括所谓“一带一路”货币、金砖国家货币等等。我认为，信用货币跟黄金挂钩是倒退、不可能成功，跟多种货币结构性挂钩也不可能落实。

建议切实加快数字人民币的进程

   我国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起步，到现在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传统银行不断改进运行方式，还有第三方支付机构（移动支付）、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以及数字人民币mBridge（跨境桥）等。

   （1）我们现在面临美元稳定币带来的效率成本优势的挑战。如果人民币在支付效率、清算成本等方面不能跟上美元稳定币，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将面临很大束缚。稳定币与加密资产领域已成大国必争之地。

（2）稳定币从起步到现在，最重要的应用场合是支持加密资产交易，正在寻找新的应用领域。我国要发展数字人民币稳定币，必须解决加密资产的问题，否则稳定币就难有生存空间。

建议国家调整对加密资产和稳定币的有关政策，至少应面向境外推动人民币稳定币的发展，加快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应鼓励我们的大电商平台、科技公司参与这方面的交易活动。其中很重要的，是通过香港先行先试，参与海外加密资产交易。

   （3）人民币稳定币可以先行先试。中国的重点应是加快数字人民币，特别是其海外版的改造与推出，抢占国际数字法币的先机。数字人民币在技术方面已经是国际领先了。不能因发展数字人民币稳定币，就把前者停下来。

  （4）将数字货币与数字身份相结合，形成新的国际优势。这方面我国已经起步。今年5月底，公安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服务平台发布公告，我国的数字身份通过网号和网证双机制，马上要推出。如果把数字人民币和数字身份相结合，可使其在效率和成本等方面，尽快实现对美元稳定币的赶超、在境内外的广泛使用，这样就可形成领先的国际优势。

最近特朗普公开表态，不允许美联储推出数字美元，用美元稳定币就可以了。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监管方式会面临一个挑战：不同的机构发行的美元稳定币，而不是统一的稳定币。有人提出，港币不就是一种美元稳定币吗？但港币三家发钞行的背后有金管局统一监管、财政司兜底。如果美国做不到这个程度，就是不同的稳定币，根本监管不过来。

（编辑  季节）

我将从一张图片开启有关民主的话题。这张图片是2025年5月《民主学刊》的封面，标题为“民主不运作了”。《民主学刊》创办于1990年，长期以来是美国政府兜售民主的伪学术平台。如今，它也不得不承认西式民主已深陷危机。

西式民主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回答这一问题，说难也难，毕竟民主话题宽泛；说简单也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只需了解两个方面：其一，民主的来龙去脉，包括其兴起与衰落；其二，当下所说的西式民主究竟是什么性质？推动者是谁？体系如何构建？又有哪些内在弊端致使如今陷入严重危机？

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西方民主制的来龙去脉，第二部分剖析其固有弊端，第三部分探讨它的危机；而且并非一次危机。实际上，自西式民主形成之初，危机便如影随形，并非今日才出现，当下的危机已是第三次。是否会有第四次，难以预知，若有，于西方而言是幸运；若无，那便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也。

民主的来龙去脉

西方政治传统的流变

先勾勒一下民主来龙去脉的大致路径。从公元前5世纪至19世纪末，近2400年中，民主在西方一直被视作“坏东西”，这与许多人所听闻的西方有民主传统的说法大相径庭。

在20世纪的前90年（即1990年以前），西方人在思索民主到底为何物，试图对这个“坏东西”进行改造，如同做一场“变性手术”。对民主进行改造、阉割，最后衍生出“自由民主”。

1990年至2010年前后，自由民主摇身一变，成为“好东西”。很多人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即便年龄稍长，也基本是在民主被视为“好东西”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因此普遍认为民主是“好东西”。十多年前，中国学者俞可平著有《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然而，民主被视为“好东西”的历史实则短暂，需梳理方能知晓。

由此，什么是民主？为证明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有必要追溯文献。

最早使用“民主”一词的是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前425年），他著有《历史》一书；第二位使用“民主”一词的人，真名不详，通常被称为伪色诺芬（约公元前5世纪中至5世纪末），也有人称其为“老寡头”，因其对民主制度进行激烈批判。

“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在西文中由“demos”（人民）和“cracy”（权力）两部分组成。“demos”意味着人民自己当家作主，“cracy”意指“权力”或“统治”，即人民自我统治，无需他人代劳（精英统治），这是民主原本的含义。

民主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当时，民主的实现方式是抽选，即在符合资格的人群中通过抽签选出担任公职的人员。有人称2000多年前雅典就有公平自由的选举，实则不然，选举在雅典民主中作用极小。

古希腊有众多城邦，大的如雅典，总人口约15万 - 25万，相当于如今的一个镇；小的城邦仅有几百人或几千人，如同一个村庄。如今常有人将雅典与中国相提并论，实难具有可比性。

在民主城邦中，官员大多通过抽签产生。雅典的立法机构为公民大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与义务出席。例如，雅典民主重要机构之一的500人议事会，主要职责是处理与公民大会的相关事宜，其成员由抽签选出；议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样通过抽签产生；每日会议的主题也是抽签决定。此外，雅典的“法庭”每年有6000位候选审判员（并非陪审员），由抽选产生，公职人员大约350～700人，绝大部分也由抽签产生。  

可见，民主最初与抽签紧密相连，与选举并无关联。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几乎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选举则是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在《政治学》中明确指出：“用抽签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视为是民主，用选举方式产生官员则被视为寡头政治”。选举并非近代产物，只是当时人们认为选举是不公平的体制，与民主无关。

这种民主与抽签的紧密联系，不仅在古希腊妇孺皆知，而是从公元前500年往后，人们谈及民主时，依旧将其与抽签相联系。例如，1680年法国第一本法文辞典对民主的定义为：大众政府、大众国家——一种由抽签分配职务的政府形式。直至18世纪中后期，抽签依然广泛被人视为民主政体的精神。孟德斯鸠（1689—1755年）和卢梭（1712—1778年）谈及民主时，仍强调民主的特点是抽签。

在这2000多年间，抽签这一方式被当时的思想家普遍视为是个“坏东西”。古代史学家琼斯（1904～1970）在《雅典民主》中提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鲜明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并热情支持，而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寡头制，反对抽选，即反对民主。

不仅在古希腊，从公元前2500年到19世纪末，民主一直被看作是坏东西。众多权威人物都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1871-1929）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民主心怀恐惧，他们用“群众”“群氓”“乌合之众”“畜生”“怪异的野兽”等负面词汇来形容普通老百姓，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暴政”。如弥尔顿用“暴裂”来形容民主。

从谷歌工具展示的过去四五百年里的3500万种出版物的数据来看，1900年以前，“民主”一词出现的频率与描述人民的负面词汇出现的频率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当时对民主的恐惧高涨，热情低落。20世纪初的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法国学者法盖表示，在19世纪，难以找到支持民主的人；法国思想家勒庞称，从柏拉图到20世纪初，从未有伟大思想家为大众民主辩护。 

好东西？坏东西？西方民主的转变

当代研究民主的重要学者、丹麦人汉森形象地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如同沉睡了2000年（实际应是2400年）的睡美人，当她苏醒时，却遭众人厌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认为其不可行。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直至大约一个世纪后，民主才在经过“变性手术”后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民主”如何从坏东西变为坏东西？这一转变分三步完成：破、替、立。

破，即对民主原本含义进行污名化，与此同时，与民主紧密相连2400年的抽签在19世纪神秘消失。例如，美国的汉密尔顿、潘恩，英国的老穆勒、边沁等，在著作中将人民直接当家作主或使用抽签的民主称为“古代民主”“纯粹民主”等，给民主加上负面形容词，引导人们认为原本的民主不可取。

替，是将原本与民主无关的概念与民主捆绑在一起。例如，原本与民主无关的选举取代抽签，成为实现民主的工具。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人民主权”“代议”“宪政”“自由”等概念与民主挂钩。人民主权虽听起来美好，但实际上只强调人民拥有主权，却将治权交给精英。此时，民主被重新定义为“代议民主”“间接民主”等，选举替代了抽签，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遗忘了抽签在民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韦伯、帕累托等人的著作都推动了民主的转型。

立，是用精英统治理论对民主进行“五马分尸”后的“民主”理论。20世纪，西方先后出现了“代议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和“自由民主论”。代议民主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为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它告诉人们只能通过代议实现民主；多元民主论出现在20世纪中叶投票权基本普及之后，旨在让人们接受被统治的现实，只保留在不同统治集团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自由民主论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兴起之时，包含了代议民主论和多元民主论。

经过破、替、立三部曲，民主成功“变性”，从被视为“坏东西”变成“好东西”。

民主的固有弊端

经过改造的西式民主存在诸多固有弊端。研究古典民主学的权威学者汉森认为，现代自由代议制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而是多种政治制度的混合，其中只有部分具有民主成分，更多的是贵族制或君主制，甚至可被描述为暴政、寡头政治或暴民统治的混合体。另一位学者著名古典学者保罗·卡特里奇也指出，现代民主对于古典民主主义者而言，可算作寡头政治，选举系统性地偏袒少数富有公民，现代民主已失去反映和实现民意的作用。

西式民主名为民主，实为“选主”，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存在名不副实、以偏概全的问题。西方教科书将民主定义为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代议政治、多元民主、自由民主，这本身就存在矛盾。而且，现在西方实行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的最低限度民主，但兜售给老百姓时却宣称是真正的民主。

西式民主通过授权论和问责论来论证其体制的合理性。授权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认为老百姓可通过选举授权给符合自己心意的政党或政客；问责论强调选举的惩罚功能，认为政客若不为民就会下台。这两论暗含选举是实现民主的最佳方式。

然而，这一套理论若要成立，需满足11个假设，其中授权论需满足4个假设，问责论需满足3个假设，选举需满足4个假设。

授权论的4个假设均不成立。

第一个假设：选项充分。但实际上，选民的选择极为有限。以美国为例，选举选项往往如同“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故事，实质并无改变。即便马斯克成立美国党，虽有大量人表示支持，但由于美国选举制度不允许第三党崛起，选民依然缺乏选择。

第二个假设：授权充分。但在任何一个选区，至少有20%的人因年龄、移民身份等原因不具备选举资格；有选举资格但不参加选举的人数也在增加，美国和欧洲的选举投票率大幅下降，总统选举投票率约60%，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在40% - 50%之间，州议员选举投票率约30% - 40%，地方选举投票率仅20% - 30%。而且，即使当选者获得的选票超过50%，也意味着至少有49%的人未授权给他，此外还有尚未出生的人以及选区外的人也未授权。因此，当选者认为自己获得选区所有人授权的想法是虚妄的。

第三个假设：选民理性。但美国大量研究表明，选民并不理性。例如，很多选民对美国政府结构、民选官员身份以及外交政策基本事实了解甚少，甚至连伊拉克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指错，却认为总统有权力轰炸伊拉克。

第四个假设：政客实诚。但在美国，竞选承诺往往如同氢气球，又大、又好看，但选举结束后便弃之不用。以特朗普为例，他曾承诺开放爱泼斯坦档案，如今却认为开不开放无所谓。对奥巴马、拜登和特朗普恪守承诺情况的打分显示，他们的得分都不理想。

再来看看问责论的三个假设。问责论指的是，当民众对政客或政党不满意时，可通过选举将其替换。这一理论基于以下三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确责易行。即当察觉到某个政党表现不佳时，能够轻易判定这究竟是该政党自身的责任，还是其他方面因素所致。也就是说，能够轻松确定责任主体。

第二个假设：追责严厉。问责论中所提及的最严厉惩罚，就是相关政党或政客在选举中失去当选机会。然而，这样的选举方式往往是追责严厉，却名不副实的惩罚。

第三个假设：替补更好。但实际上，这三个假设都难以成立。

确责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在现代社会，确责真的不容易。政客最大的本事就是卸责，出了问题就互相推诿，“这不是我的责任，是国会的责任”，国会又讲是另外一个党的责任，然后推给州政府，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而且，民众确实也没有办法知道谁应该负责任。罗斯·佩罗，也是马斯克之前要组一个第三党参与竞选的人，既是企业家，也在华盛顿工作过，还竞选过总统，所以他深知其中的门道。他说在企业里边，人们会对责任进行问责，但在华盛顿却没有人真正负责任。例如，追责严厉，即做得不好就会被选下去，好像选下去是一个严重的惩罚。但选下去的惩罚到底有多严重呢？

先看国会议员。美国的国会议员被选下去以后，找工作的最大出路是当说客，将近50%。也就是说，离开了国会，他们就去找以前来游说自己选举的公司，自身也变成这些公司的游说人员。国会议员的收入与游说公司付给他们的钱相比，简直是毛毛雨。到游说公司赚的钱竟然是当国会议员时的好几倍，这能算惩罚吗？

再看总统。以奥巴马为例，2009 - 2017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上任时净资产有人估计约500万美元，在美国称得上富豪。卸任后，他的净资产达到了7000万美元。赚的钱越来越多，这样的“惩罚”，大家愿意接受吗？美国卸任的政客没有一个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所谓的问责又从何谈起呢？

问责论的第三个假设是替补更好，这也是换汤不换药的无奈。即问了一个人的责，企求新上来一个会比他更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两张漫画形象地展示了这种情况，要么选豺狼，要么选虎豹，哪一个更好呢？还有一幅漫画说，一个民主党人，一个共和党人，进入政治体系后就像进入了屠宰场，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把一个人问了责，选上来的人几乎一样，问责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于问责论、授权论的基本使用机制是选举，很多人认为，选举是公平、透明、公正、公开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要赢得选举，往往要使用见不得人的阴招。有人专门写书介绍如何赢得选举，里面全是阴招。最近还有人把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西塞罗弟弟写的《怎么赢得选举》翻译成英文出版，由此可看出，2000多年前罗马共和国的选举和今天并无太大变化，所谓的公开不过是公开地搞鬼。

选举操作是不可能透明的。恰恰相反，它是迷雾重重。大量研究表明选举操作并不透明。

选举更不公平，很容易被操纵。归纳起来，操纵手段为各种方式就是买票、抢票、骗票、诱票。

·买票：贿选从古罗马到现在一直存在。

·抢票：从古罗马到现在都有抢票现象。2020年，美国仍存在与政治相关的暴力抢票事件，这一类信息一般人往往不会在主流媒体上看到。

·骗票：美国人在这方面玩得炉火纯青。1812年，美国麻省州长为了赢得选举，他重新划分了选区，确保自己能够当选。如今美国两党仍在玩这种选区划分的游戏，尽管弊端明显，却无法立法禁止，因为这是两党生存的关键。现在，美国绝大多数选区要么共和党躺赢，要么民主党躺赢，毫无竞争性可言。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没有开打，81%的席位现在就已确定了赢家。

·诱票：实际上也是一种买票。通过花大价钱找公关公司宣传，影响民众认知，引导其投票，导致选举变成天价选举，花费巨大。 

如果关于西式民主的11个假设都不成立，那么它到底能不能为民做主？到底代表什么人呢？

有一项研究对1981 - 2002年不同群体对1779个问题的立场，以及这些立场是否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反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一般老百姓只有5%的诉求得到满足，一般的利益集团有24%，而代表收入最顶尖10%的顶级富豪利益集团，其诉求有78%得到满足。可见，选出来的人并不代表一般老百姓。

民主的危机

西式民主名不副实，存在严重的固有弊端，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改造，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概念已被彻底转化，所谓“民主”变为“代议民主”“多元民主”，实际上就是“选主”，民主变为争取选举权、民权运动，人民的作用是隔几年选出一批政客。20世纪代议民主论、多元民主论、自由民主论三种民主理论，在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代议民主的困境（20世纪初）

代议民主出现在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初年，声称是人民选出代表来代表自己。但在当时，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普及投票权，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真正普及。代议民主一方面声称代表民众，另一方面大量民众却没有选举权利，这必然导致危机。

当时出现了很多批判代议民主的书籍。1912年美国学者威尔确斯写的《全民政治论》，批判当时的代议民主，主张用新的方式实现民主。这本书经孙中山推荐，最终由廖仲恺翻译完成。一战前后，欧洲也出现了一批关于民主危机的书，其中拉斯基的书对中国有间接影响，中国早期一批政治家是他的学生。

1908年，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提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认为在中国实行代议制，由于人口众多，选出的议员很可能是有钱有势的土豪劣绅，选举法实施后会导致“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梁”，国会势必沦为奸府。1917 - 1924年，中国报刊发表抨击代议民主的文章。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批评代议制“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控”。可见，代议制的危机不仅在欧美，也波及了中国。

第二次危机：多元民主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

多元民主出现在二十世纪二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从熊彼特四十年代开始到五六十年代，一些人开始宣扬民主，但大家觉得效果不佳。多元民主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麻烦。

外部方面，当时美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民主世界，而把自己叫作自由世界。1947年，杜鲁门提出“自由世界”概念，同年苏联共产党代表日丹诺夫提出两个阵营理论，社会主义阵营高举民主大旗，西方在民主话题上处于守势，于是推出多元民主的说辞为自己辩护。1990年以前，美西方对民主的研究很少，也不敢大张旗鼓对外推广。

内部方面，多元民主受到很多批评。罗伯特·达尔的《谁统治》认为，美国实行的是多元政治，不同利益集团都有影响。但很快有人出版《谁统治美国》，指出是一小撮精英统治。六七十年代，批评多元主义的书籍明显增多，越战与民权运动激起美国内部抗议运动，戳穿了多元民主的面纱。

此外，福利国家的危机也加剧了多元民主的困境。二战后，欧洲国家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逐步出台福利政策，成为福利国家。但福利国家成本高昂，民众既想要福利又不想多交税，导致财政危机。1973年《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指出了这一问题，哈贝马斯也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造成了正当性危机。1975年亨廷顿的《民主的危机》指出，政治参与的民主扩张给政府造成严重负担，加剧通货膨胀趋势。亨廷顿提出两条出路：一是把很多事情划到民主决策以外；二是让老百姓尽量不参与政治。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时采取了这些策略，引发了新自由主义风暴。  

第三次危机：自由民主的衰落（2010年以后）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新自由主义扩张，自由民主出现。1990年以后，美国开始在全球推广民主，出现了“民主化”等关键词，当时西方有不少人极为自信，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定制。但好景不长，2013年以后，关于民主的研究急剧下降。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很多问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体制是为顶尖1%的人设计的，随后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人们对美国体制的认识逐渐深入，开始用寡头政治、富豪统治等词形容西式民主。现在出版了很多关于民主危机的书籍，认为自由民主陷入危机的根源是名不副实，它声称民主，实际却并非如此。

（编辑  季节）

中国式现代化及主要特征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战略设想和基本路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

2015年《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建设世界制造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力争用10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制造国。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到2024年增长了1052倍，年均增速高达10.8%，创下200多年来世界工业化历史纪录。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强大的工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约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004年的8.6%上升至2024年的27.7%，2010年超过美国制造业增加值，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1.60倍；2023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3.6%，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7%，两者合计比重为49.3%。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1991年的2.1%上升至2024年的23.6%，202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相当于欧洲联盟的1.59倍。根据联合国《国际工业统计年鉴》，全球22个制造业门类中，中国有16种门类产业份额占世界第一位，在纺织品、服装和皮革行业，中国占世界份额比重超过50%，在电气设备、基本金属和计算机等行业所占世界比重超过40%。而美国仅有6种制造业门类产业份额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开拓了新型工业化道路。习近平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还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社会，世界移动电话、固定/移动宽带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占世界比重2024年达19.9%，相当于世界第2位的印度和世界第3位的美国之和的1.18倍，中国固定/移动宽带互联网用户占世界比重2023年达42.2%。

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数字经济之国，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41.1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1.8%。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国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国家“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加速发展数字经济的目标，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40.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40%以上，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21%。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9.9%，成为我国进入数字经济社会的重大标志。

我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以及智能化的“五化”并联式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六）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实现城镇化和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

首先，加速城镇化。我国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至2024年的67.0%。中国城镇人口占世界城镇总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10.6%上升至2024年的19.7%，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社会。

其次，大力促进中国式“三农”现代化。中国农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居世界首位，到2024年上升至28.4%，中国人均农业增加值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61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世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从1991年的65.9%，到2023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92%，但是明显低于OECD国家，仅相当于其的40.1%，只高于OECD国家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提供的信息，2020—2022年中国主要农业生产指数和食品消费指数均与世界人均水平增长同步。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0亿吨，到2024年首次突破7亿吨，年均增速为1.8%，高于同期总人口年均增速0.8%。2024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503公斤，明显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单产大幅提升，2023年全国粮食单产389.7公斤/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在耕地面积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主要是持续提高了谷物单产，从1995年4659公斤/公顷提高至2023年6419公斤/公顷，年均增速为1.15%，有效实现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反映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三大指数大幅度提高，从作物生产指数、食品生产指数，到畜牧业生产指数都已达到世界前列；水产品总产量从1978年的465.4万吨上升至2024年的7366.5万吨，年均增速达到6.2%；全国农机总动力从1978年1.16亿千瓦提高至2024年的11.60亿千瓦，年均增速高达5.1%；2021年，我国主粮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根据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0年的52%上升至2024年的63.2%，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方阵。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是该产业具有较大的关联产业，即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销以及与农业有关的信贷、保险等经济活动的产业，约占GDP比重的8.6%。乡村旅游已纳入“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总体布局之中，2024年，农村居民出游人次和农村居民出游总花费分别为12.45亿人次、8250.4亿元。

再次，加快农村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实现现代要素的农村人口家庭全覆盖，全面实现通公路、电气化、信息化、宽带化。

最后，通过加速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从城乡“二八开”（1980年）到“二比一”（2024年）人口格局，城镇化率达到67%，中国城镇总人口占世界比重从1980年的10.9%上升至2023年的19.8%，基本实现中国式城镇化，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共同走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具有特殊的自然国情，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2024年，我国水资源总量31123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全国用水总量占水资源总量比重的19.0%；中国石油储量、天然气储量、煤炭储量明显低于其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16.6%、9.4%、53.8%）。铁、铜等大宗矿产人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外依存度高；我国森林面积居世界第五位，占世界比重为5.5%，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十分突出，并长期伴随着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自然国情条件的硬约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渐变、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要坚持持久战，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创新绿色现代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独辟蹊径，从黑色发展到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而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选之路。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设定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经过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分别增加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万元GDP用水量下降、空气质量（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劣V类水体比例）、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森林覆盖率，进而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到2020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目标超额完成，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八）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世界大国和平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确立了促进世界和平的方略，中国没有主动发起过一场战争或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从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到大力倡导“一带一路”，中国为世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带头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到履行“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的“中国承诺”；充分体现了中国依靠和平发展富民强国，显示出“中国越强大，世界越受益”。诚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九）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人类共发展、共命运的现代化

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是一以贯之的，即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预言：“再过45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习近平一直倡导中国的世界责任和世界定位：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主动向世界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2020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1493亿美元，2023年达到1633亿美元，连续三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2023年达到1479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已与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到10.4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300亿美元。促进相关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对外援助国家。从2013年至2018年，我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机构，正式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开展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国际合作、互利共赢。

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六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方位的现代化，是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五个全面”的国内外战略布局，进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布局”，“五个全面”战略布局服务于“六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社会现代化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绿色现代化是中国国情的基本要求，政治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文化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安全保障。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发展阶段重大转变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发展阶段和中心任务作出新的重大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我国已经基本改变了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实现了向更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重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可以定义为“一个中心、五大维度”的生产力体系：以全体人民为中心是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出发点、立脚点和核心点；生产力的“五大维度”分别是经济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五大生产力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同向发展、同行发展、共赢发展，统一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新的国情做出重大判断：“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向世界宣布：“我国经过持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达70多年的时间，必然向更高发展阶段逐步过渡。一是按人均收入水平看，从极低收入到低收入、到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再到高收入，这反映了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看，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较高级阶段，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质变的规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然要经历长期的初级阶段，将不断创新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化模式，以渐进主义的方式过渡到新的彼岸，向社会主义中等发达新阶段稳步过渡。

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已根本改变了科技教育文化落后的状况，成为真正意义上世界科技大国、教育大国、文化大国、体育大国，正在向世界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迈进。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信息，2024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到3613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68%；2023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68713万亿元，占GDP比重的13.0%；全国教育总经费达到61329亿元，相当于GDP比重的4.71%；2023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5.9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6%，若加上旅游及相关产业占GDP比重为4.2%，体育产业占GDP比重为1.2%，文化旅游及体育产业占GDP比重合计高达10.0%，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6.8%）。

我国已消除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绝对贫困人口。按照国际贫困线三种标准，中国已经消除深度、中度、低度贫困线人口，并平稳过渡到城乡居民低保线人口标准，由各地区政府根据本地实际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制定相关标准。

我国人均GDP跃居世界人均水平之上。我国已从低收入水平（1978-2000年）到中低收入水平（2000-2010年）、再到中高收入水平（2010-2020年）。按美元现价计算，1978年，我国人均总国民收入在世界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5位，排在最后7%的位置上；2023年，在世界199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在第75位，跃居世界前38%的位置上。按购买力平价2021年国际元计算，我国2021年人均GDP从2000年3989国际元上升至2024年23846国际元，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1268国际元），也高于OECD国家倒数第二位墨西哥（22033国际元），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指OECD国家）发展水平阶段。

我国迅速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按购买力平价2021年国际元计算，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1990年的27.0倍缩小至2024年的3.1倍，平均每年趋同率达到6.2%。今后中国还会继续缩小这一相对差距。

我国进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展新阶段。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已从以农村人口为主（2010年之前）进入以城镇人口为主（2011年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7.0%，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城市社会。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人上升至2024年的94350万人，年均增速高达3.8%，占世界比重从1990年的13.2%上升至2023年的20.2%，显示了超大规模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超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同时也要看到，城乡发展不平衡依然长期存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仍是长期过程。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中等发达阶段

预期到2035年，中国将迈入更高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即中等发达阶段。

首先，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的世界地位做出新的重大判断：“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这是确定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战略目标的基本依据。为此，我们从经济实力、农业生产实力、工业制造实力、科技实力、基础设施现代化、人力资源、贸易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等做了定量计算、国际比较、评估。基本研究结论是：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由世界银行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的中国GDP，于2000年超过了日本，于2016年超过了美国，2017年超过了欧盟，这是1890年美国GDP（1990国际元）超过中国126年之后。2024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31倍，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综合国力强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了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一基本判断。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不全面的突出矛盾，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所谓“发展不平衡”具体反映在：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仍然很大，这将是持续长期共生的客观规律；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地区发展分化趋势明显，经济增速表现为明显的“南快北慢”，板块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三是产业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农业与非农业发展不平衡。2001-2024年期间，第一产业年均增速为4.0%，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年均增速分别为8.3%和8.8%，各产业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四是社会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我国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全国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1.21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3.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从9.6%上升至26.7%，一方面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与动力，另一方面在城市与乡村、不同地区之间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形成较大差距；五是经济地理不平衡将长期存在。东南方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西北方57%的国土以草原、戈壁沙漠、绿洲和雪域高原为主，生态环境脆弱，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乡地区不平衡性。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就是不断解决这五大不平衡矛盾的过程。

第二，所谓“发展不充分”反映在如下方面：一是西部发展相对滞后于东部，北方发展相对南方不充分；二是社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不充分；三是生态环境保护在总体发展中相对不足，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最大短板；四是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大；五是国防实力与我国世界大国地位相对不足。2023年军费支出（按现价美元计算）占世界军费支出的比重为12.4%，低于中国GDP（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16.8%），仅相当于美国的1/3，面临美国长期军事威胁和严峻安全挑战，需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大对国防建设的长期投资。六是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指OECD国家）水平的底线发展阶段，按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2024年OECD国家人均GDP在18504—128184国际元之间，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2.38万国际元，仅相当于OECD国家组倒数第四位的智利（3.02万国际元）79.0%，发展仍不充分，按2024年OECD国家人均GDP（为5.3373万国际元）比较，仍有巨大的追赶空间和长期后发优势，也仍有高于OECD人均GDP增速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在当前中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房地产问题。

中美两国打的是明牌。美国对我国的制裁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打的都是明牌，我们也是打明牌。4月2日，特朗普对全球70多国加征对等关税，中国是唯一对等反制的。5月12日和6月9日，中美之间进行了谈判。最近可能还要谈。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可以说是有斗争有谈判，有对抗有合作。我们对美国有限度地出口稀土，美国则部分取消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禁止项目。在中美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我们国家做得非常好，是有战略定力的。

但是从长期看，我们要在中美大国竞争中能够真正站得稳，并最后取胜，关键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有竞争基础，靠实力说话。我们当前和今后必须注重解决几方面突出的问题，包括尚未进入议事日程一些问题。

关注企业所得税问题

拜登担任美国总统的4年中，美联储实行了高利率政策，升息达到5.25%～5.5%，由此在中美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利息差，在全球范围造成美元回流趋势。特朗普将带来一个新的威胁，中美贸易谈判结束后，美国政府将出台财政“大而美法案”，从而在中美之间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税差。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1%，现在从21%降到15%。这意味着美国在大的经济体中，企业所得税是最低的。再加上美国的高关税政策给进口造成障碍，鼓励制造业企业在美国投资设厂。

拜登时期的《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已经吸引了大量欧洲企业到美国投资，包括中国台湾省的台积电。过去很多人认为，美国制造业回流基本不可能成功，因为那里缺乏合格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太高；虽然它的能源成本和管理成本较低，税率低，但是产业配套能力差。但现在如果美国的低税率、低电价加上AI技术的普遍应用，吸引我国的头部企业（特别是具有优势产能的企业）去美国投资，就会带走产业链上下游不少企业。这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带来全部产业，是一样的道理。

鼓励企业出海、在全球布局，以我国头部企业为核心在当地形成新的产业链，体现了更高水平的开放。但凡事都要两方面看，我国还有庞大的待就业人口，企业和过多资本外流就会影响我们的制造业大国地位。

目前国内企业出海已经形成潮流。2024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032亿美元，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1300多亿美元，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对外投资大于外商在华投资，差额约300亿美元。2017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是456亿美元（美国荣鼎集团数据），第二年美国发动贸易战限制对美投资，中国对美投资降到200亿美元，第三年降到48亿美元，第四年降到10亿美元以下。而在当前美国高关税和低所得税政策下，可能加快我国制造业外流。

再看印度。我们在印度投资增强了印度的工业制造能力，印度加快了迈向制造业大国的步伐。印度原来没有手机生产能力，现在它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手机出口国。小米、VIVO、OPPO原来在印度市场占80%份额，现在降到60%，苹果在中国的几条生产线都被转到印度。一条生产线全部转移平均需要10年，从2017年就开始转移，现在已经是第8年，苹果表示，已有6条生产线基本完成了转移。目前苹果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又要从印度向美国转移回流。

中国企业正在全球投资布局，东南亚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目的地，然后是非洲、北美、南美。如果美国要求中国制造业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市场向中国企业开放，估计中国一些企业会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税制改革问题。当前美国实行轻税薄赋，让利放权政策，如果我们现代营商环境的构建和降低企业税负的步伐过慢，那么在大国博弈和竞争中，市场主体会受到很大影响，并影响到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美元结算、美元体系的问题

可以说，现在到了美元霸权3.0时代。美国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值达6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倍；有380万亿的市值面向全球的资本市场，包括与实体经济相关的100万亿资产。美国是把数字货币作为战略性资产。现在全球数字货币的99%是美元，稳定币95%是美元；美国数字货币中比特币19.8万亿，以太坊5.9万亿，稳定币1.21亿。总之美国把数字货币（以太坊、比特币等等）作为战略性资产，又把稳定币更加美元化。美元通过区块链将不是去中心，而是强中心。

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塑造一种新型的美元霸权，其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型货币形态。这对我们未来的影响也可能是非常大的。

    世界已经进入了“无锚社会”。美元作为锚不可靠，但如果不用美元作为锚，又不可能在全球实现大型的流通，包括大宗商品、石油、粮食等等的贸易。美元美债的这种大循环，美元—黄金的循环，美元—大宗商品的循环，如果加上数字化的货币，以及区块链的结算形式，再加上它的稳定币作为资金储备池，对我们的威胁是很大的。去年到现在，全球稳定币的交易累计已有27万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有效应对美国对我国的科技封锁

科技霸权叠加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对我们的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胁。2024年12月，美国商务部出台“决战10年”文件，声称美国下一步经济社会的安排要建立“5大支柱”，在这个文件中，他们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敌对国家。这个“决胜10年的5大支柱”，每个支柱的部署都是针对中国的。我们应当进行有针对性地研究部署。

我们也要相对应地找到美国的短板，包括在资源矿产例如稀土方面有条件地进行交易，迫使美国在高科技的关键零部件上要对我们“开口子”。

美国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的芯片技术停留在2023年，美国如果现在对中国卡死，中国的芯片研发能力就会立即停滞，今后将阻止向中国转让。最近我到广东东莞调研，看了VIVO、OPPO这两个企业。华为经过多年努力，做到7纳米芯片堆叠，达到相当于5纳米的效果，而这两个企业的手机已经用到高通的3纳米芯片（美国对VIVO、OPPO、小米不封锁）。美国对中国不同企业采取不同的措施是基于什么考虑？因为高通也要卖东西，它有60%的市场在中国，离不开中国市场。但是美国政府对谁购买高通产品是要追溯的，不能转给第三方。

真正落实解决地方债问题

据最新数据，截至5月份，全国地方债累计已达51.2万亿元，上升很快。经调查，隐性债务已从5年前的17.6万亿减少到现在的11万亿。5年才置换出4万亿，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能不能用一揽子政策解决地方债问题，让经济能活起来，让地方政府欠企业的钱能更快还给企业。我认为，可以把地方债中属于合理的五笔债务剥离出来：

（1）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公路）。

（2）属于国家重大项目的投资，如安徽（ITER）大项目，中央出资1/3，地方拿2/3。现在这个大装置已经建成，其中可控核聚变、超导等技术都属于国家，可由国家承担部分投资，将其债务进行剥离。

（3）三年疫情的很多费用，包括核酸、疫苗、治疗等费用都由地方承担，是否应该适当勾销。

（4）重大民生工程，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5）地方政府欠企业的债务。

这五笔账应该剥离出来，成立坏账处理公司或专门机构进行评估分类尽快解决，就像过去处理金融机构坏账一样，这样地方政府就活起来了，不再欠公务员工资，地方政府在企业中的威信也将恢复。

前两年地方政府缺钱憋得没办法，出现跨境抓人、远洋捕捞、异地办案等问题，中央进行及时纠正。为稳住民营企业的信心，对地方政府违规抓人的，是不是要处理几个，不仅行政上处分，非法远洋捕捞拿的钱能不能退回去。这样形成示范效应，企业家的信心、社会的期望就会恢复。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一揽子政策，既要有经济政策，也要有政治上的考量。

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指出，2029年要达到的目标，目前多数还停留在文件上。比如说地方财源问题现在还没解决，地方政府原来51%的财政收入靠房地产和相关收入，中央说以后将印花税转地方，到现在还没有落实，而且印花税占税收总额的2%多点，难以解决地方的税源问题。空窗期这么长，政策效应难以得到保障。

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改革的整体设计，抓紧解决我们内部的问题，才能使我们能够在中美博弈中走出来、走上去，取得最终的胜利。

（编辑  尚鸣）

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但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才是最好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因素包括人口、劳动力、资本、教育、技术、科学、信息、数字、智能、文化、能源、资源、环境、生态、国防等十几种，这些因素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发生并完成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因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形成历史发展的合力，共同促进本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及主要特征

在世界性现代化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道路选择不同，实现结果不同，进入现代化的时间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现代化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表现为：

第一，人均收入持续高增长。按不变价格计算，2024年中国人均GDP比1952年实际增长了93.5倍，年均增速为6.5%， 先后经历了极低收入水平（1949-1990年）、低收入水平（1990-2000年）、中低收入水平（2000-2010年）、中高收入水平（2010-2020年）， 2021年之后开始进入中等发达水平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用了几十年走完了其他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历程，为典型的后发跨越式现代化道路。

第二，工业化持续加速进程。按不变价格计算，202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比1952年实际增长了1267倍，年均增速为10.4%。 新中国经历了初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及国民经济体系阶段（1953-197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52年17.6%上升至1978年的44.1%；2014年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入“新四化”同步发展阶段，到202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0.1%； 信息化加速阶段（2000-至今），数字中国建设阶段（2015-至今）， 人工智能建设进入起步阶段，“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由此形成了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四化”同步发展，超大规模发展新态势。

第三，持续的城镇化加速进程。经历从低度城镇化（1949-1980年）到城镇化加速阶段（1980-2024年），再到超大规模城镇化，城镇总人口从2000年的4.6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9.4亿人。

第四，持续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5岁，到1974年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63岁），到2024年达到79岁。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50年的1年，到2023年的11.5年。

中国式现代化可概括为五大因素：一是不断增加的现代化因素，如一国发电总量和人均发电量； 二是不断增加的社会主义因素，如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 三是不断增加的中国文化因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四是不断增加的绿色生态因素。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五是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因素。坚持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核心因素，极大地促进五大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本文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为了获得发动和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力和机会，中国共产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28年的时间，据中国民政和组织部门统计，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就有370多万人。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论，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结论。

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从传统农业国家到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至少三个发展阶段：1949-1978年时期为准备成长期。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式工业化开始起步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动国家工业化，自力更生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建立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化三改”，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改”）， 1956年就提前完成了“三改”，宣布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八大”）通过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 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即发动和推进“四个现代化”。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其核心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5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泽东，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总任务以及“两步走”战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1980年以前，“四个现代化”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1979年9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说，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1952-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1.2%。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巨大成就。 特别是集中全国力量办全体人民的大事，如农村实行合作医疗。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可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经济起飞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首次将其更加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 邓小平以更加开放、更加务实的态度，将中国基本国情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内涵，并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务实主义目标。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前列，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报告特别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87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从1981年开始到20世纪末，花20年时间（指到2000年）分两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到1000美元；到21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达到4000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 实际上，按美元现价计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60美元，2010年达到4551美元。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设想：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一九八零年翻两番的要求。 此时，国际秩序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东欧剧变，均转向资本主义；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顶住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1990-2000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10.4%，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2.8%），居世界前列。到2000年，中国如期实现了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战略目标，GDP年均增速10.4%；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从1990年的3.1%提高至2000年的6.4%，翻了一番；中国已经先后超过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我国GDP是1990年的6.55倍，年均增速高达9.3%，在世界的排位从第171位上升至第140位。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宣布：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6位， 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报告指出，我们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我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改革目标要求，在奋斗目标上完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建党100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从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对此，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系统评估和总结，主要是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4个量化指标。评估的基本结论是：在21世纪头20年，中国抓住了极其宝贵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快速发展、全面崛起，实现了历史性、全局性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进步，使中国快速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向、同行、同步。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率先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按每人每日2.15国际元最低贫困线，中国从1999年46.1%降至2016年的0.1%； 按每人每日3.65国际元贫困线，中国从1999年35%降至2019年的0%。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中国将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即进入世界强国发展时期。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擘画中国未来发展蓝图。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一共出现了“11+1”个“强国”：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贸易强国、海洋强国11个强国，最终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上述目标，提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等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海洋强国、世界一流军队；首次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由此形成“1+15”目标体系，成为今后十几年间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大战略。它们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由之路上的两大路标，必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国情和条件

中国具有极其特殊的基本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启动工业化、现代化时间晚，发展起点极低。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4.7%、西欧人均GDP的9.8%，是世界上相当落后、贫穷的传统农业国家。当时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

党的八大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还特别提到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后来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战略目标，并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此时，中国国情基本特征可概括为：

一是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人口。1978年为9.56亿人（年中人口），占世界总人口（42.81亿人）的比重为22.3%，一旦中国实现现代化，就相当于世界约有1/5人口进入现代化行列，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

二是中国人均主要资源明显低于OECD国家。人均农业用地不足，仅为OECD国家的43.3%， 人均淡水资源仅为OECD国家的26.9%， 中国在人均资源低得多的条件下，必须走创新型绿色现代化道路。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起点低。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上有数据统计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75位，但是我国具有后发优势，属于典型的追赶型现代化模式，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能够创造更大的经济财富、社会财富、生态财富以及文化财富。

202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上有数据统计的199个国家和地区中上升至第75位。 按购买力平价（PPP）2021年国际元计算， 中国人均GDP从1990年的1677国际元上升到2024年的23846国际元， 年均增速居世界前列，1990-2023年间高达8.1%；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达到2024年的7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90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52.5%提高至2023年的97.5%，人类发展指数（HDI）相对美国水平从1990年的57.7%提高至2024年的79.7%；率先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追赶，特别是健康与教育发展指标的迅速追赶。中国式现代化突出反映了对全体人民全生命周期的长期教育投资，从世界最大的人口之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本之国、人力资源之国。

（三）中国式现代化基本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三大目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获得全党全军全国的高度政治共识，正式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 笔者将这三条判断标准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标准”。

从国家性质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要做真正独立自主的世界社会主义大国；从国家治理体系看，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总统制、议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从国家治国理念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而不是以极少数垄断资本集团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国家发展任务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国家发展目标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不是社会严重分化、各方矛盾对立、政党政治冲突的现代化；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看，中国是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大国中率先开启共赢主义时代。 中国正在全面加速赶超西方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开拓新的道路。

（四）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国家制度创新的设想，创新性建立了“一体多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不仅能够成为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且能够建立超大规模的多样化与网络化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现代中国的“大一统”，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规模优越性的“乘法效应”。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历程大致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 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为改革开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国家制度基础、人力资本基础以及工业化基础。1953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公布，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是要“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共同富裕”。

第二个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1978年，邓小平提出“先富论”，即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是解决广大农民温饱，再是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集中全国各方面力量，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039万人消减至2012年的9899万人，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的72%下降至2012年的8.3%。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一九八零年翻两番的要求。” 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4万国际元，超过日本GDP4.95万国际元，占世界GDP比重为6.4%，首次跃居世界第2位。  我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12亿多人民的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总目标。

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按现价美元计算）从世界第6位跃升到第2位，社会生产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第三个是从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国人均GDP从2000年的3989国际元达到2020年的18834国际元，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的1.9%； 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我国构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惠及全体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26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202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4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8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3.04亿人。 2020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2021年如期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迈上更大的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实行共同富裕方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党中央做出长期战略安排，分步骤采取有效措施，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文_杨国梁 赵腾宇^*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中国、欧盟、越南等与之贸易逆差较大的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该政策的税率计算过程如同儿戏，名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实乃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逻辑的延续，试图通过关税杠杆，迫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

这一政策引发全球市场剧烈震荡，全球主要股指显著下挫，国际油价跌至低位，半导体、汽车等行业遭受冲击。欧盟、中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迅速回应，将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东南亚部分国家因产业链转移成为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的“重灾区”。全球贸易体系面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三重必然逻辑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不可持续。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幌子，实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试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达成三重目标：转移国内矛盾，争取“铁锈地带”选民支持；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维护技术霸权；特朗普在“美国最优”战略中，重构全球产业链，迫使美国海外投资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环节回归美国。然而，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无论是历史案例，还是相关研究机构的定量估算结果，都显示关税壁垒不仅无法解决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而且将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中国产业链韧性已显著提升。特朗普政府妄图通过提高贸易壁垒、限制技术流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但中国不断锻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韧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突围路径。一方面，中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强力引擎”。例如，在半导体领域，寒武纪自主研发的AI芯片性能出色，广泛应用于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领域。在新能源领域，宁德时代自主研发的各类电池技术成果斐然，有力推动了新能源技术在多行业落地应用，带动电池材料研发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充足的“源头活水”，推动中国持续取得基础研究新突破。例如，在量子计算领域，“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上线运行，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和首个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在脑机接口领域，完成全球首例介入式脑机接口传感器血管内取出试验，为未来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三是中国已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近年来，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新格局。首先，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牵引。目前全国已形成22个自贸试验区“雁阵”，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例如，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北京、海南等四地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对外开放试点等，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提供宝贵经验。其次，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国以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契机，推动多领域规则相通相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实施三年，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强劲动力。最后，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不断提升。法治化建设成效显著，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限制措施减至29条，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持续破除准入壁垒。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把握好三对关系

一是把握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改革越深入，对开放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要以改革保障制度型开放。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制约深化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监管体系，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要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继续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度。

二是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对外开放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要坚守安全底线。一方面，要提升监管能力。转变监管理念和管理方式，强化对金融、数据等敏感领域的动态监测和预警能力，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合规等制度，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另一方面，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以高水平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技术标准的制定。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独特优势，先行开展压力测试，为全国其他地区积累经验。

三是把握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在国内，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内需潜力，打造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要进一步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在国际上，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加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以“硬联通”夯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心联通”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共建国家人民的获得感。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过去一段时间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的缩影。其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关税壁垒阻挡开放潮流的举动终将失败。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应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战略定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编辑  宋斌斌）

文/李霄松  刘宝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目前我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人道关怀为先导、基础设施为核心、优惠贷款为主要工具，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强化发展合作的综合体系。近年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ESG标准的引入及多边融资机制的完善，标志着我国更加注重提升受援方的经济韧性和治理能力。然而，在跨文化沟通、跨部门协调以及透明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仍然是我国当前亟待应对的挑战。

我国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不仅反映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角色的调整，也为我国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创新引领全球治理拓宽了战略务实的主渠道。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演变

二战之后，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随着冷战时代的落幕，其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来。与南南合作框架的演变密切契合，我国外援政策总体上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见表1），在理念、目标、政策和方法上与全球北方经济的传统捐助模式形成了鲜明反差。

表1 中国对外援助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77年）

初期阶段。我国对外援助围绕三个核心战略目标展开：（1）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开展互助合作并提供支持；（3）秉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援助亚非国家。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始向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邻国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帮助其实现政治与经济独立。从1956年起，我国将经济技术支持延展至其他亚非国家。1964年制定“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在发展中国家深入人心。1950至1978年，中国尽管自身经济实力有限且在发展中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一直通过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先后向66个国家提供相应援助，其中非洲国家占45个；1971至1975年，我国援外总额达450亿元人民币，占年均财政支出的5.88%，1973年更高达6.9%（图1）。这一巨大投入在新中国成功恢复联合国席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毛主席高度评价说，中国是由“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凸显援外在外交工作中的战略意义。

图1 中国对外援助支出（1950-2021年）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50-2010）》（张郁慧，2012年），附录（第219-220页）；2000-2021年数据源自财政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进入20世纪70年代，我国在国际援助领域逐步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更多强调经济合作，改革开放后开始接受来自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技术援助。

在此阶段，中国对外援助以双边为主，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步涉足多边合作。1973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并开始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及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等多边机构提供援助，首次捐赠包括40万美元和380万元人民币，其中UNDP获资最多（见图2）。中国向联合国发展机构的多边援助逐年增加，截至1993年，累计捐赠达4809.5万美元和3041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扶持贫穷国家的生产生活。至今，联合国系统仍是中国进行多边援助的重要平台，标志着中国援外机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图2  1973-1993年中国对联合国发展机构的多边援助（美元/万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1995年，第816-817页

  第二阶段（1978–1994年）

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促使国家援外方针从政治和安全议题转向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突出和平发展的主旋律。1983年，国务院提出对非洲经济合作“四项原则”——平等互利、注重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明确了援助应服务于中外双方的经济效益。在这一阶段，尽管受援国数量增加，中国援助总额和财政占比却显著下降（1980–1981年占财政支出仅0.6%），无偿援助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成套设备、开发项目和进口信贷等更具经济回报的新的援外形式。

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广泛接纳多边援助。1979年，UNDP成为首个为中国提供多边援助的国际机构，初始援助金额为1500万美元，支持了27个项目，并在后十年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多边捐助方（见表2）。在此之后，中国接受世界银行（198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1年）和亚洲开发银行（1986年）等机构的援助与贷款，支持教育、技改和民生项目。直至2011年，中国仍是官方发展援助的净接受国。相应地，我国开始以多边协作为平台拓展自身对外援助的方式和资源。例如，1986年，由中方提供部分资金、物资与技术支持，与联合国机构合作，在37个国家实施111个技术援助项目。此阶段体现出中国对外援助正在向制度化、多元化与经济合作优先的方向发展，援助实践日益强调互利共赢、效率导向和信守国际规范。

表2 1979-1993年联合国机构对华技术援助（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1995年，第814页

  第三阶段（1995–2017年）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与国家全球化战略的深度融合，主要体现于1995年提出的“大经贸战略”和2000年确立的“走出去”战略，旨在通过将对外援助与扩大贸易和对外投资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对外援助政策在此阶段呈现制度化与经济导向并重的特点，通过官方发展援助与南南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互利共赢。虽然援助总额持续增长，但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却在逐步下降，从1980年前的平均3%降至1995年前的0.5%，再至2010年的不到0.2%，反映出中国GDP增长带动财政支出扩大及援助政策的结构性转型。

在非洲，中国重点投资能源与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及市场拓展，推动商业和工业标准的制定。中国对援助方式的调整也回应了非洲国家1993年在东京举办的非洲发展会议上提出的贸易和投资诉求，进一步深化了双边政府合作与经济伙伴关系。

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

2018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合署”）成立，我国援外体系从商务部主导转向由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协调，外交部在其中发挥更大主导作用。国合署的设立，旨在整合各部委、地方机构和驻外使馆资源，以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依据中央相关决定，对外援助被赋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落实全球发展战略的重要角色，实现从“经济外交”向“援助外交”的全面转型。这一阶段援外的目标不仅限于促进发展合作，更在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全球影响力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援助成为推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2019年以来，我国对外援助呈快速增长，年均规模达2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多边援助年均披露额为50亿元。主要因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资本缴纳达118亿元人民币。截至2020年，我国公共预算对多边援助支出达390亿元，涵盖捐赠与实缴资本。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平台。美国援助数据库AidData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的援助总额远超其他国家，显示出其作为发展资金通道的集中效应。自2020年起，我国开始调整对外援助与贷款策略，深入推进项目的透明化与问责机制，更加注重贷款偿还能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这一阶段出现诸多创新机制，包括社会责任联盟、非政府组织推动的企业责任倡议及援助评估体系建设，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关于债务陷阱、环境破坏及透明度不足的质疑。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第二阶段，其内涵逐渐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运营、管理和影响评估。据AidData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有57%已纳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管理机制，表明合规性和责任性有所增强。

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与特点

“外交战略、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构成我国对外援助的三大目标。我国援外政策的重心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显著转变，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运营方式。该转变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包括国家外交战略、商业利益诉求以及不断演化的国内发展需求与地缘政治优先议题。

南南合作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

与西方发展援助模式不同，中国将其对外援助明确定义为“南南合作”，强调发展中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与共同发展。南南合作涵盖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等领域，其传统核心在于发展经济援助与技术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主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经验和人道主义目标，尽管其政治取向和商业利益存在差异。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国家主权高度敏感，中国除要求受援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外，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契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然而，中国对外援助体系一直由政府间主导，受援国公众及私营部门参与有限；由于透明度和监督机制不足，受援方滥用援助资金和违约事件时有发生。

传统捐助国强调受援国的治理改革、人权保障和公民社会建设，而中国援外实践突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互利并重视比较优势，以及促进贸易投资。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南南合作的转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外援助从政治导向逐渐转向发展导向，目标兼顾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人道主义关怀。在人权政策上，中国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优先性，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

凭借政策性银行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项目中竞争优势明显，广泛涉足道路、电力、住宅等大型项目。该援助模式借鉴日本将援助、投资与贸易相结合的经验，同时，在东道国政府担保和贷款安排上展现更高的灵活性。

作为全球最大制造国和出口国，中国需确保原材料稳定供应，以维持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使得自然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和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援助的重点对象。近年来，流向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援助出现下降，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冲击与中国援助重点正在从大型基建项目转向更具可持续性的合作模式。

新时代的对外援助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与经济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凸显了互利共赢与互联互通的目标。在数字与实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承诺提供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设立的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以及丝路基金新增拨款800亿元人民币。新的合作重心包括推动电子商务、数字平台接入、贸易便利化与治理能力建设，强调“软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能力提升。

我国正将可持续发展、创新、反腐败和多边协作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新阶段，以及援助项目的评估标准。具体举措包括贸易流程的便利化与标准化、外国官员培训、人员交流和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意在构建更具韧性、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全球南方发展伙伴关系。

对外援助融资方式的变化

截至2018年，累计援外金额达人民币6158.3亿元，主要采取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及优惠贷款三种类型（见表3）。1978年以前，中国援助聚焦地缘政治盟友，提供军事援助、成套项目、现金及物资支持等，以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为主。1978年后，凭借在基础建设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方面的经验，我国开始通过大量的优惠贷款，在全球南方国家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与生产设施（见表4）。这一模式不仅服务于中国产能出口与资源进口，也促进了受援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现了从“受援国受益”向“互利共赢”的战略转型。

表3 中国双边对外援助的融资方式

资料来源：国新办，《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对外援助各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1992年）》；《对外援助管理办法（2021年）》

表4 截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明细（单位：十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年）》和《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和2014年）》

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商业贷款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的优惠贷款。后者实行“双优惠贷款机制”：（1）包含赠款性质的援助资金；（2）为中国企业提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信贷。2000至2017年，我国用于发展目标的优惠进口信贷累计达1880.8亿美元。尽管交通类项目在对非援助中一度占据主导，但随着对其财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此类融资近年来有所减少。2010至2012年间，进出口银行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支持占其贷款总额的44.8%，社会基础设施占27.6%。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1%。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激增，并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为主要目标。

2013至2018年，优惠贷款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48.52%，成为主要融资工具。尽管外界对优惠贷款的“发展诚意”及债务可持续性存在争议，但根据已有研究，中国优惠贷款一般条款包括2%–3%利率、5年宽限期、15–20年偿还期（含5–7年经谈判延期）及赠款成分不低于25%。相较于世界银行对最贫困国家提供的1.54%利率、10年宽限期和40年期限的援助贷款，中国的融资条件仍属温和，并兼顾发展目标与商业利益。

自1995年起，我国推行债务减免和“债转援”政策，主要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无息或不良贷款。2013至2018年期间，我国共豁免了98笔到期无息贷款，金额达41.84亿元人民币。然而，因优惠贷款融合了发展与商业目的，中国与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在援助定义与衡量标准上存在分歧。中国将商业外溢效应嵌入其援助战略中，为维护贷款回报率，其参与DAC主导的多边债务减免机制的动机较弱，而倾向于以个案谈判方式处理债务问题。

与传统捐助方不同，中国援助多以项目为核心，由大型国有企业执行，社会与私营部门作用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治理结构单一、透明度不足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如欧盟）倾向于将援助与私营部门能力相结合，并积极吸纳公民社会与地方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加强透明度与问责制，辅以基于绩效的管理机制、持续监测与独立评估。

基础设施项目新举措

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援助一直是我国对外援助的核心。2013至2018年，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423个成套项目，涵盖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传统BOT和EPC+F模式在项目设计、运营与可持续性方面的不足，自2015年起，我国推广“投资、建设和运营一体化模式”（IICO），更加强调企业由承包商转变为责任投资者，推动技术转移与本地化能力建设。该模式通过企业自有资本进行股权投资，减少对贷款的依赖，缓解东道国债务压力，并强化与当地政府及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以内罗毕高速公路为例，IICO不仅改善了ESG风险管理，还促进了项目本地化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化解“债务陷阱”和“白象工程”等问题。

重视能力建设

截至2018年，我国已通过对外援助建设3028个成套项目，涵盖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其中，2009年2025个，2010–2012年580个，2013–2018年423个。自1982年起，因援建项目采用中国标准与设备，运营维护要求高，我国开始加强对受援国的技术支持与管理合作，以应对地方政府能力不足、项目移交后难以持续的问题。中国派遣专家团队现场协助管理，强化本地能力建设。坦赞铁路、卢旺达水泥厂、多哥糖厂与瓜达尔港等案例表明，双边技术合作对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能力建设的另一核心是人力资源开发，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邀请朝鲜、越南、古巴等国人员来华接受农业、水电等领域培训。1981年后，中方与UNDP合作，扩展多边技术培训。1998年前，培训侧重技术技能，之后则拓展至治理、管理及高等教育领域，包括为发展中国家官员提供管理培训和全额奖学金留学机会。截至2018年，累计培训发展中国家学员约50万人（2009年12万，2010–2012年约4.9万，2013–2018年超过20万）。尽管数量庞大，由于缺乏系统评估机制和长期跟踪，部分短期项目沦为形式主义，管理培训流于参观性质，学位项目奖学金优厚而学术标准宽松，培训成效亟待优化。

可持续性意识不断增强

近年来，为规范对外援助项目质量，相关监管机构及行业协会正加快建立援助评估体系，强化项目治理与能力建设。国合署于2022年发布《对外援助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手册与指南》，构建三级标准框架，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可交付成果、本地化程度和长期效应进行系统评估，反映出中国对外援助监督机制从强调规模向制度化治理的演进。

同时，联合国驻华发展机构与行业协会日益关注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积极推动负责任商业实践。越来越多中国跨国公司响应号召，主动披露可持续发展与人权政策。例如，天齐锂业与隆基绿能作为关键矿产与清洁能源领域的代表性企业，近期分别更新并发布相关政策。这些举措尽管尚处起步阶段，却在中国企业长期忽视的领域中迈出了制度化的关键一步，标志着中国企业海外治理行为的重要转变。

从双边到多边

21世纪以来，我国显著加强了对国际发展合作多边机制的参与，包括积极参与多边对话与合作，开展包括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及粮农组织（FAO）在内的三方合作项目。然而，中国在与西方传统捐助方（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合作时保持审慎态度，现有合作主要限于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试点项目。尽管与西方双边机构或企业的合作有所增加，但由于技术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合作仍处于低位。目前，中国正尝试推动其工业与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但多方协调的复杂性导致进程缓慢。

我国在多边融资方面的实践也取得显著进展。在与多边机构的合作并积累经验的基础上，2015年，我国主导设立了三大多边融资平台：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亚投行通过规范治理结构推动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截至2024年初，已吸纳109个成员国，批准254个项目，累计提供融资达507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截至2022年底批准了96个项目，总融资额达328亿美元，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与抗疫援助。南南合作基金则更多用于支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中国援外项目。

相比之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在治理与透明度方面优于其他政策性银行，这令全球发展领域寄望于其成功经验能推动中国援助体系的持续改革。

治理机制挑战

自2018年国合署成立以来，被寄予整合中国对外援助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与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合规的厚望。然而，其运作模式仍面临诸多挑战。机构能力不足成为主要瓶颈，表现在跨部门协作缺失、信息不畅、预算执行效率低下、中央与地方项目协调存在困难，以及缺乏系统性的对外援助立法。此外，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目标分歧严重：决策层强调战略外交，金融机构关注贷款偿还率，承包企业追求利润获取，缺乏协同机制，严重制约了援助效率与效果。

结论

我国对外援助具有高度动态性，其目标、规划与治理模式始终随着国内发展战略、国际格局变化以及受援国需求不断演进。从初期以政治团结和国际承认为主，到改革开放后强调经济互利，再到当前强调软实力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我国逐步构建起以“南南合作”为基础、融合双边与多边机制、兼顾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援助体系。这一体系体现了制度适应性和政策灵活性，既服务于国家战略转型，也回应全球发展议程，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能力建设、环境治理与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的新趋势。国合署的设立、ESG风险管理机制的引入、多边金融平台的拓展，标志着我国对外援助正由项目模式转向“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长期伙伴关系。

未来，我国对外援助应推动制度化改革，通过加强立法基础、拓展社会参与、提高透明度、健全问责机制来提升治理质量。

（编辑 季节）

文/张燕生^*

美国为什么要实施对等关税？对等关税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对此谈点个人意见。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陷入困境

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一波三折，陷入困境，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实际上还是老问题，即特里芬困境。美国发表了“米兰报告”、“美国优先的贸易新政”、“对等贸易和关税”等文件。

1944年二战即将胜利之际，在美国召开了一个会议，后来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国际社会如何经营和平，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何经营好发展，真正帮助摆脱旧殖民体系的新兴国家获得经济发展；如何经营好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全球治理架构。

当时，国际社会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换来和平发展，使世界各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未来全球治理，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共识。当时在这次会议上有两套方案，一个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英国方案，还有一个是美国财政部怀特提出的美国方案。这两套方案都设计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他们的分歧是，美国方案的宗旨是维护美国的货币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因此设计了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汇兑货币体系。这个方案的缺陷是无法回避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两难选择，即特里芬困境。英国推出了凯恩斯方案，他的方案不是从维护英国霸权角度出发的，但因为当时英国霸权已经被打垮了，所以凯恩斯方案需要得到国际社会认同，必须从国际共同利益角度出发设计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有可能被接受。国际社会最终选择了美国方案。

现在，特朗普要颠覆1945年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1945年美国之所以能有大包大揽全球治理的国际责任的底气，是美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高达56%。今天特朗普之所以要卸包袱，是因为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仅为1945年的一半，它不再能够继续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治理责任。从这个角度分析，特朗普的关税战很大程度上是将1945年承担的部分国际责任，如安全、货币、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的国际责任推卸掉。

特朗普想要使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如何才能再次伟大？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较量。在20世纪初期，威尔逊任总统，为了制衡当时的英国和法国霸权，他倡导成立了国际联盟。然而，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议案被国会所否决。此后的三任美国总统都是奉行孤立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宗旨，美国能避过两次世界大战，除地理位置等原因外，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特朗普想把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完全推卸，让美国综合国力养精蓄锐，再次伟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全球经济政治失衡越来越严重，而美国这个老大不愿负责任，世界又没有全球政府主导，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将失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何种战略将直接关系到中华复兴。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能否建立一个不是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美国的新冷战思维使其逐步退出多边合作机制，它也极力推卸责任，留下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口对主权国家来说是一个陷阱，谁接手，谁就会陷进去。它既能拖垮美国，也能拖垮任何一个国家。管理80亿人口，今后是100亿。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反思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为什么现在要谈论凯恩斯方案？凯恩斯方案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即国际货币不能是主权货币，管理国际货币的机构不能是主权货币当局。如果是主权货币，那么你是为了本国利益管理货币还是为了世界利益管理货币就会成为矛盾。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仅仅考虑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作为主权货币，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因此，未来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管理一定是超主权的。现在，没有世界组织去承担公共产品供给的治理，美国又推卸责任，要避免无序和无规则发展，就要重构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就要思考推进构建没有美国的非霸权的多边合作体系和机制，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影响

贸易战是工具，其目的是以美国为主导，重塑世界秩序。如欧洲、日本和韩国都要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还必须付费。如果贸易伙伴国想要得到贸易投资机会，就要扩大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减少对美贸易逆差。过去美元汇率由金融和资本项目决定，推动美元升值，将制造业转移出去，使其制造业空心化，受益的是华尔街和大科技公司，受损的是美国人民。特朗普主张要回到基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经常账户决定机制，让美元贬值以提升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认为，美元贬值了，世界各国都需要承担各自责任。美国拥有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你们为何搭便车不付钱？开放的逻辑、市场的逻辑、金融的逻辑要让位于美国再次伟大的逻辑。

全球化悖论。逆全球化是2008年以来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所共同推动的。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有能力逆全球化的往往曾是全球化的旗手。1870年至1913年，从推动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的是英国。原因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时期，发生了当时的后发国家美国和德国的崛起，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的衰落。1820年，美国经济规模有多大？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数据，182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8，比1853年黑船事件前的日本还要小。日本在1820年占世界的比重为2.99%。当时英国之所以要逆全球化，是因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和技术竞争中，英国已无法与美国和德国竞争。

美国此时推动逆全球化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吃亏、中国等贸易伙伴搭便车占便宜。如1990年至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上升了71%，日本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31%，德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11%。为什么美国从1990年推动了IT革命和超级全球化，最后全球化红利却被中国人拿走了？美国认为一定是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所致。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方有报告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发展失衡，而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主要责任。从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增加，同时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也持续上升，谁应当承担全球失衡的主要责任？事实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源于IT泡沫和金融楼市泡沫，以此带动全球非理性繁荣。

全球国际贸易体系存在三个重要缺陷：一是缺少全球贸易失衡和再平衡调节机制；二是缺少全球贸易损益补偿机制；三是缺少贸易失衡引发大国冲突的协调机制。作为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对等关税实质是美国试图放弃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来回应上述三个问题。事实上，美国并不在乎贸易逆差，在乎的是美国经济和产业的空心化。

从2008年开始，奥巴马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拜登接手继续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现在特朗普以对等关税为工具，试图迫使主要贸易伙伴扩大对美商品和服务进口，扩大对美投资，扩大美资回流美国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和产业空心化问题。特朗普崇拜的前任之一是里根，而里根使美国再次伟大所用政策是减税。因此，特朗普要用加征关税所获收入来补贴国内减税。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美国就有可能实现再工业化战略。有人说，在小国建厂没地，在美国建厂没工，在中国建厂不合规，怎么办？美国劳动力成本是我们的8倍，他们要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来解决普通劳工短缺问题，这可能做到吗？

特朗普的政策导致了世界贸易秩序的混乱和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混乱。从民主党人提出新华盛顿共识，清算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到共和党人提出米兰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清算1990年以来的超级全球化，其核心是刀刃向内，试图用这些方式解决美国国内矛盾和问题。从2010年以来，全球新产业政策大幅上升，保护主义措施大幅上升，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举措大幅上升。人们不禁要问，未来国际环境是否会出现比1914年至1945年和1973年至1991年更坏的场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中国能够做什么？那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做好自己的事情。

“天塌不下来”。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教授近来评估对等关税影响时提出了这个重要判断。他认为，中国采取了有效的对冲刺激政策，对等关税的不利影响是可以控制的。我认为，对等关税对全球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外贸大国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全面深入的。不仅仅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上，而且体现在技术和产业脱钩上。中国面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同样要刀刃向内，借外部冲击助推我国经济贸易转型升级，这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最优策略。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十五年历程中，讨论最多的是开放对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的利弊影响。中国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通过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开放条件下提升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怎么办

首先，中国如何赢得在与美国技术能力中的竞争，这将是考验中国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的最重要的竞技场。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等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但在应用研究、产业化、工程化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非常强。我们应扬长避短，我们不是先去与美国比他最强的方面，而是和美国比中国最强的方面，逐步缩小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领域的差距，加快推动创新制度、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改革，逐步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全方位国际合作并举，中国就有信心和能力赢得这场技术能力竞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科技发展把握住几次重大机遇。第一个机遇，把握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机会，在1894年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强国；第二个机遇，把握1894年到1945年世界百年变局，赢得了全球霸权地位；第三次机遇，冷战时期赢得了美苏技术能力竞争。今天面对中美技术能力竞争，美国智库建议成立若干国家工业研发机构，国家工业开发银行将研发税收抵免提高三倍，为新机械资本设备制定为期7年、25%投资税收抵免等。他们建议学习中国台湾工研院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经验。由此可见，中美技术能力竞争将是一场全新的马拉松比赛，不仅比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智慧，而且比的是超长技术周期的耐力和韧性。

其次，扩大内需战略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战略。这不仅是宏观经济学所讲的总量供求平衡概念，更是涉及战略全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大战略，即把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格局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坚实基础上。值得汲取的是日本在1985年至整个90年代扩大内需战略的经验教训。1987年发表的日本前川报告，建议其经济增长率确定为4%，内需增长率为4.5%，出口增长率为负值，但日本从外循环主导转向内循环主导的转型失败了。

再次，要把中国式现代化这篇大文章做好。一是全球视野，人口、经济和开放规模巨大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涉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作为大国应该从全球视野，而不仅仅是自身发展角度考虑如何应对对等关税的策略选择；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然涉及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同富裕的公平与效率兼容的制度改革设计；三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就必然涉及中国下一步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方向和重点；四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这就必然涉及新形势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中美竞争条件下，坚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更大的战略定力。有外国学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条理念都是好的，但是他们更关心如何落地。因此，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第四，要高度关注贸易战对就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冲击和损害。国际贸易不仅扩大市场机制在全球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并取得显著的贸易利益，还会帮助中低收入人群获得参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的机会，带来增收和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综合利益。2008年以来，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在下降。2008年之前的20年，全球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2倍，2008年以来已下降为1倍左右。贸易战将可能进一步逆转这个趋势。未来10年预计这个倍数会继续下降。美国发起对等关税的一个显著影响是进一步破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全球贸易的联系和供应链网络，最直接冲击的是数千万与国际贸易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就业和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应对策略是加快从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逐步增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时减少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另一个应对策略是推动中国经济和周边经济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还有一个应对策略是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松绑、放开、搞活，践行就业优先战略，改善各类所有制经济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

美国对等关税是否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这里有关税，也有非关税壁垒，还包括其他价格手段、数量限制手段、港口费和合规成本等政策工具。如果中国输美商品受阻，这些商品就可能会转向欧洲、日韩、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市场，由此可能产生关税壁垒从美国转移到其他市场的连带负面影响。这意味着，上述市场若不像美国那样对中国商品竖起高关税壁垒，就需要我国外交、商务、贸促会等部门尽快与它们沟通做工作，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即我不对你倾销，你不对我实施保护性措施的协议。另外，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治理国内竞争性内卷；另一方面，国内要构建对外投资贸易和生产的协调机制，推动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

此外，如果输美产品出口受阻，最终将转向内销。有效的方法是将高品质输美产品进入中国下沉市场，让中低收入人群可以消费这些高品质产品，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升级，而不要冲击国内现有供应链。这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总而言之，应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冲击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将坏事变成好事，将冲击和挑战转为倒逼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中国在面对外部冲击和挑战面前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50%，如果中美脱钩或落入对抗陷阱，世界是不可能太平的。为了世界的未来，中美要管控分歧和对抗，最终走向合作。为了世界的未来，我们要寻求建立没有霸权的多边合作体系。

（编辑  尚鸣）

文/赵刚^*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具有关键节点的，现在看来关税战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特朗普正在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金融秩序、贸易秩序，全世界正陷入多领域失序的不确定风险中。对于中国来讲，这正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要重视美国制造业回归趋势

美国最近抓住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它要求制造业回归，并非回归传统的制造业模式及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上，跟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有根本的不同。尽管现在国际上有各种舆论认为由于美国的劳动力问题，很难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这是传统理念。现在智能化自动化工厂正在全世界各地兴起，美国依靠它的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制造这样的优势，很有可能快速建立起现代的制造业和未来的高端制造业，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和关注，围绕着制造业开展的各类制造服务业也会在根本上进行颠覆。

人工智能作为美国现在最关注最重要的命题，同时作为对中国打压最强烈的一个领域，很可能在这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当中，美国希望再次占据领先地位，我们应真正知己知彼，全面深入判断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单纯地认为制造业发展是劳动力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可能会贻误发展时机，犯下重大的战略错误。

贸易战背后是科技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贸体系、世界秩序的大变革已经来临了，我们和美国的博弈，贸易战也好，关税战也好，实际上背后都是科技战。而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国对我国一直进行出口管制。美国一直不允许对我们放开中高端的、我们需要的技术和高端设备出口。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确实还需要人家的高科技，需要人家的高端产品。我们减少一些低端的商品进口之后，他反而放开贸易平衡了。在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是美国的强项，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处于巨大的顺差，其中知识产权比例更大，我们现在每年知识产权的逆差350多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1/3数额。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4次重大机遇把中美科技差距缩小。第一次是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里根政府时期也进行大规模的开放，可以说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对中国的科技开放。当然，我们在那个阶段引进了美国的一些军工技术和民用的技术，我们也抓紧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技管理体系。第二次是苏联解体，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大量引进了前苏联、中亚一些国家的技术，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第三次就是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之后，同美国克林顿政府进行较广泛合作，被人们誉为黄金10年。这时我国通过改革开放也建立良好的基础，我们抓住融入全球化的机遇，全方位地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第四次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抓住了这次机遇，加快在全球深化投资贸易格局的步伐，我们的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并“引进来”。

在抓住重大的机遇中，我们实现了科技的飞跃。现在我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具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两点不足。在美国发起的关税战中，我们将通过努力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加强系统集成的能力

第一，我们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相对薄弱。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大模型也好，都是别的国家先搞出来了，我们才一拥而上。这表明我们把握方向的能力，或者说系统集成的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已经具备各类技术，有了多层次的科技人才，怎么把这些人才、这些技术融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第二，底层技术、基座技术、根基技术、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性的技术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弱项。美国企图以关税战限制我们发展，反而让我们更加坚定，集中精力搞科研创新，科研企业和部门需要踏踏实实地搞技术，不要再陷入低价竞争、不要再搞偷工减料倾销产品、打价格战那一套低质量发展模式。只要产品好价格就会高。价格高才能有资金投入进行研发，国内也可以提高消费水平。因此，我们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提高产品的质量，就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踏踏实实搞科研技术，就像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那时候为什么能搞好？钱学森领导的我国科研机构天天加班加点，自己琢磨试错，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一万次；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研究出来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逼迫我们能沉下心来钻研技术，加强底层的基础研究能力，这反而对我们是一个机遇。

加大四个方面工作

第一，要加大对外开放引进人才力度。我们要为特别海外人才开通绿色通道，利用现在美国削减科研经费的契机，我们要快速引进国外的科技人才。现在我们的规定比较死板、人才绿卡发放太少。按照我们现有的规定，比如60岁以上、70岁以上就不给发了，而这个年纪的人才中有大量专家学者都是水平很高的，吸引他们可以立即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我们需按实际情况放宽尺度，可以大幅度地开放人才绿卡、开放居住权。

第二，我们要开放市场和应用场景。我们现在的市场和应用场景大部分没有吸纳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应被平等对待。例如投标，建楼修路，民企也可以做到效率高、投入低。除了向民企开放之外，我们还要向外企开放。外企在中国注册，在法律上就应把它视作中国的企业；外国人只要在中国工作生活，就应把他作为中国人看待，鼓励他们雇中国人、买中国货。

第三，广泛开展科技外交。我们要同“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以及欧洲各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和这些国家共同成立国际组织、建立国际论坛、制定国际规则。

第四，要大力投资于人才培养。我们要重视和构建各级各类人才培养机制。首先，要推动各类人才的就业，政府和市场要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解决。最近几年，我们也在利用全球创新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把世界500强公司亚太区的首席科学家和一些技术人员引到中国来，在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政府尽快投入风险投资。我们应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功能，大力推动高校扩招，增加教职岗位、学生数量，着力培养更多人才。其次，发挥政府和企业的优势，大力扩大科研院所研发岗位数量，企业大力建设研发中心。我们从中能够大量地吸纳科技人才，增加我们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

（编辑  季节）

文/迟福林^*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颁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近期印发《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南自贸港建设已经进入全面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5月5日，海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加紧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有关工作。适应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充分利用海南地缘优势，以更高水平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是中央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是海南的历史责任。

核心政策：以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为战略目标

实现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这一战略目标，核心政策是什么？

第一，从打造“重要开放门户”的战略高度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核心政策。“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的核心。要在“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基础上，实现资金、人员、货物、信息的自由流通。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先行区，担负着先行先试的重大任务。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为全国高水平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例如《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提出“以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重点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而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具有独特作用，其核心政策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
    第二，从“零关税”到建立“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是指其货物进出的监管、关税及其他税费的征免，均按当地政府颁布的海关法规执行。境外货物进入这些地区，通常不视为进口，无需缴纳进口关税和其他进口环节税费，只有当货物从这些地区进入关内时，才按照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并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探索来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10月，中央十几个部委领导会集海口，研究在海南建省试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提出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在海南岛的周围设关，把海南从全国统一的关税区体制中划出来，建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第二关税区。
    第二阶段，1988年8月底，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提出，海南特区更“特”的标志是实现人员、资金、物资进出的“三个自由”，实现这“三个自由”的根本出路在于设立第二关税区。
    第三阶段，从1989年底到1991年底，海南提出了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三种方案。第三种方案即建立特别关税区。
    第四阶段，从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至1993年初，海南从上至下形成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研究和讨论热潮。1993年8月8日，海南省委、省政府再次向中央呈送《关于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请示》（琼发〔1992〕21号）。
    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定位为“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建立海南“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将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的决心和改革的勇气，既能保证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又能提高针对性，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海南将拥有经济事项的自主权，提高效率，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可以大大增强国内外投资者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预期。
    建立“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的行动建议如下：一是建议将海南单独关税区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二是分步推进：第一步，实施高水平的“零关税”政策，使“零关税”商品覆盖范围达到99%以上，实现除限制与禁止目录外的商品进出自由便利；第二步，明确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与我国相对独立的关税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等；第三步，明确海南单独关税区地位，明确海南拥有经贸方面的自主权。三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之路。　

重大任务：如何成为单边开放的新前沿

海南作为国家重要开放门户，如何成为单边开放的新前沿？以自主开放、单边开放的务实举措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对贸易战的“关键一招”，既有重大的战略性，也有相当大的迫切性。作为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努力成为我国单边开放的新前沿。
    第一，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成为我国单边开放的新前沿。以货物领域的单边开放打造东盟商品进入中国大市场的“大通道”。在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基础上，支持国内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及东盟相关地区建立采购中心、加工中心、保税仓储中心等。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RCEP原产地完全累积规则。适时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免税的比例由30%下调至20%，由此增强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节点作用。
    以投资领域的单边开放打造内地企业投资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大平台”。建议改变对外直接投资由相关部门联合审批的做法，实行备案制。创新实施EF账户，放宽EF账户准入门槛，进一步提升企业对外投资资金进出便利度。
    以服务贸易领域的单边开放拓展区域自由贸易空间。率先取消对日韩、东盟等服务业投资限制，率先全面实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为重点深化研发和技术交流合作等。
    第二，尽快宣布实施一批单边开放措施。扩大实施免签政策范围。在59个国家入境免签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免签范围。同时，建议将免签入境最长停留时间由30天延长至90天以上。加快教育领域的单边开放。进一步扩大教育市场开放，形成境外高校独立办学的配套体系，并赋予其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支持和允许境外高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自主选择办校地址。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制定实施技术移民政策。
    在洋浦设立“扩大进口中转仓储中心”，并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例如，对以人民币结算的货物，给予关税减免或通关便利化优惠。
    第三，以蓝色经济的单边开放推动实现“合作引领治理”新格局。建设以油气资源储藏、加工、交易为主题的洋浦自由工业港区。打造面向东盟的海产品进口、中转基地。全面放开面向东盟的海洋旅游。

特殊角色：海南自由贸易港反制美国单边霸凌的作用

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我国反制单边霸凌中的作用何在？作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要成为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要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联结点，要成为我国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封关运作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在我国反制美国霸凌行为、坚定推进在高水平开放中扮演特殊角色。
    第一，打造“两个总部基地”。一个“总部基地”是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东盟为主）投资合作的“总部基地”。另一个“总部基地”是境外企业（以东盟为主）面向中国大市场的“总部基地”。
    海南有条件成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一是逐步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新平台。2024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直接投资额全国排名第七；2023年，8.5%的内地企业对东盟的投资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二是“总部基地”建设需要加大力度。2023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各类总部企业100家左右，与上海的1000家、香港的1500家、新加坡的4200家相比，有较大差距。
    支持企业建设“总部基地”的相关政策。一是实行企业对外投资备案制，取消相关部门的某些审批。二是适应对外投资主要涉及批发零售、信息传输、中间品制造等领域，取消对外投资所得免征所得税政策仅限于“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前置条件。三是赋予在海南自贸港注册为总部的企业，自动具有EF账户，便利企业资金进出与贸易投资结算，监管机构重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四是适应企业降低成本、规避风险需求，建立面向中东等地区的离岸仓等。
    第二，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开放进程。

一是服务贸易已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市场的重点、焦点。服务型消费市场的联结点。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服务于扩大内需的战略需求，在医疗健康、免税购物、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服务型消费市场的内外联结中发挥重要作用。特色产业的联结点。重点围绕热带农业、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等产业发展，打造以东盟为重点的产业联结点。人员往来联结点。放开国际合作交流的相关限制，打造国内与国际人文交流特区。
    二是“三大消费回流”是重大任务。做大“留学海南”市场。截至2024年末，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师生规模5000余人，不到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的1%。到2030年，若有10%的海外求学在海南实现、人均花费为20万元，则将带来160亿元左右的消费规模。建设全球最大免税消费市场。2024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渗透率为17.3%，低于韩国济州岛2019年水平（47%）。初步估算，若到2030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渗透率达到40%、人均离岛免税购物达到1万元，免税店销售额将达到2400亿元人民币，有望成为世界上规模第一的免税市场。做大中高端医疗市场。2022年，我国海外就医规模约为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5%。若按此增速测算，2030年我国海外就医规模将突破250万人次。若到2030年，有50%的海外就医在海南实现（约120万人次）、人均医疗花费30万元，则将带来3600亿元左右的消费规模。
    三是推动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制定实施10项左右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争取到2030年，将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缩减至10项左右，将基本达到CPTPP中服务贸易最高开放水平（新西兰、澳大利亚）。扩大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在现有“深海、航天、种业、旅游、免税商品零售”五大行业基础上，尽快向服务业全行业拓展。探索适应服务贸易发展的金融政策创新。
    第三，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的新高地。
    一是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的行动目标。按照2030年全面对标的目标要求形成时间表与路线图，增强内外企业预期。对标香港、新加坡形成高度开放的市场准入规则体系，逐步实现负面清单外市场准入“无审批”。
    二是实现制度型开放的创新突破。允许外资企业在商事领域自主选择法律适用。在劳工等敏感领域开展实质性探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截至2023年底，各国签订的357份区域性自贸协定中，有关劳工条款的自贸协定占31.7%，其中，南南国家之间签订此类协定的比例已达到1/4左右。
    三是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制度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以行政体制改革打造专业高效的政务环境。以监管体制改革为重点打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以立法与司法体制改革形成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的法治环境。

（编辑 季节）

文/赵忠秀^*

当前，基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的实施，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愈演愈烈，关税战和贸易战不断升级，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对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了严重扰动，导致国际经贸秩序碎片化加剧。

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增长动能明显不足，贸易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经济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包括贸易流动扭曲、供应链梗阻、全球产业链碎片化等重大挑战。加征关税将加剧贸易紧张局势，同时，关税冲击压缩了贸易额，严重削弱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推高了市场波动率，对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造成不利影响。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关税冲击的经验和能力，可以有效将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肩负着维护全球贸易稳定以及承担起稳定全球经济的重大责任，完全能够以更加主动的战略姿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分裂与贸易体系受损的风险。

关税博弈冲击：扰乱全球经贸格局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关税为主要手段，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削弱了全球及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更对多边经贸秩序造成冲击。

第一，关税战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扰乱了全球商品流动，加剧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扭曲，严重损害了要素配置效率。高额关税和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原有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重构风险，跨国企业纷纷重新评估供应链布点，或将生产线“友岸外包”或“近岸外包”，使全球价值链呈现短链化和区域化倾向，关键零部件及原料供应可能出现延迟或短缺，导致全球价值链整合出现倒退。未来，如果中美贸易脱钩进一步加深，同时伴随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提升，在新关税结构下，全球贸易流动和供应链将重新调整，中国相关企业产业重心将转向其他市场与合作伙伴。贸易摩擦令部分制造业企业不得不调整海外投资和工厂选址，促使企业调整供应链管理策略，加速向多元化方向迁移。贸易与关税壁垒从根本上削弱了全球经济的高效配置和分工优势，推高了国际贸易成本，降低了跨国投资的积极性，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均受到压制。

第二，关税战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冲击，破坏金融稳定，削弱经济增长动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明确指出，全球关税战导致贸易活动萎缩，全球GDP增速预期被大幅下调，关税对峙让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显著承压。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关税壁垒频繁升高，各国进口成本增加，最终转嫁至消费者和生产企业，加剧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制约实体经济扩张。此外，频繁变化的经贸政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削弱了企业投资者信心。这些扰动共同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和金融市场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今年第二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主要经济体应加强参与国际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推动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第三，关税战和单边主义倾向正在破坏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二战后运行近80年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也正在遭遇严重破坏，全球化进程倒退。多边贸易体制的受损直接反映在全球化一体化水平的回落上，全球产业合作与技术交流出现倒退风险，成员间的互信与约束机制被削弱，世界贸易正从“基于规则”的秩序转向更为随意的、以政治考量为主导的“谈判与交易”模式。美国此类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强迫贸易伙伴在关税谈判中“脱钩断链”、试图打破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格局的行为，无疑为其比较优势产业陡增成本，终将反噬自己。

扎根国内工作：系统应对经济扰动

在当前外部冲击加剧、国际经贸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应对贸易战和关税博弈冲击，要多策并举扎实做好经济工作。稳定国内经济基本盘，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内生增长动力，夯实产业链韧性，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深化内需战略基点，筑牢经济韧性屏障。面对外需动荡，中国必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稳定经济的长期战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过去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超过80%，经济呈现向好态势，社会信心持续提振，显示出中国经济较强的韧性和扩大内需战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中国将继续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发挥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的作用，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清除消费领域的限制措施，推出专项贷款支持服务消费与养老消费，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通过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扩大消费和稳定外贸，为全球贸易需求提供重要支撑，帮助其他国家在外需放缓时找到新的出口市场与投资合作空间。

第二，深化高水平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坚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回应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进一步完善外贸外资政策，稳定外贸基本盘，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和自由贸易伙伴网络。未来，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外资开放的力度，促进新能源、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外资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向高质量方向联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三，强化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尽管中国正面临短期挑战，但中国采取的战略将加速其向创新驱动、区域整合和市场多元化转型，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要持续用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实施“人工智能+”行动。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提高产业链的自主性和韧性，大力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创新势能转化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关税压力转化为科技自强和产业重构能力，推进中国从贸易依存转向自主创新驱动的长期结构性变革进程，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对产业发展的冲击。

第四，多措并举帮扶企业，进一步稳固国际市场。对于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企业，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能降低企业及经营成本，并能有效增强企业经营信心和预期，提升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通过切实政策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加快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帮助企业更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　

践行多边主义：全球协作稳定经济

关税战和贸易战不仅冲击了全球贸易稳定性，也威胁着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积极维护和捍卫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经贸体制，团结各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

第一，坚定维护全球贸易规则，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凌行径。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原则，反对以牺牲任一方利益为代价的“选边站”交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各国着眼于共同利益，用合作扩大共同市场。各国应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以打破关税壁垒、打击贸易保护主义，切实维护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

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通过宏观政策“组合拳”来共同应对风险，确保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在宏观政策上保持灵活性，采取实质行动推动国际合作。例如，发达经济体宜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保护全球流动性充足；新兴经济体应对冲外部冲击、稳定汇率及资本流动，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完善和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第三，大力推动多边合作，抵制贸易摩擦带来的分裂效应。中国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全球商品、技术、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与区域伙伴关系建设，与各方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自贸区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深化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能力建设，以化解发展中国家在关税战贸易战中的债务和流动性困境。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加强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合作，为沿线国家带来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项目，夯实跨境供应链和贸易网络的韧性，稳定国际经济秩序。

第四，在货币金融领域将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提高抵御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中国持续推动人民币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结算。稳步推进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与多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渠道支持，重塑全球货币体系格局。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维护多边清算与融资渠道稳定，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和投资风险，为全球经济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货币基础。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不确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挑战。稳定全球经济、推动增长的关键在于坚持开放包容和多边合作。中国仍将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继续扮演稳定器和贡献者的角色，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与动力，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繁荣的良性互动。各国应共同维护全球贸易规则，推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切实推动多边合作抵御冲击。随着各方共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全球经济能够克服贸易摩擦的冲击，保持稳定增长，并继续朝着高质量开放和融合的方向前行。 

（编辑 季节）

场景驱动的创新与高科技发展方向

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关于创新的驱动力，是商业利润；即在追求商业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家将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全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原料渠道、开辟新市场或革新组织管理模式。还有“科学牵引型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被科学的发展来牵引的。代表者瓦尼克·布什。在他所撰写的《科学：无穷的前沿》报告中认为，是基础研究的进展，带动了技术创新。但哈佛大学教授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等，在《技术科学革命的起源：反思研究的本质和培育》一书中指出，布什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事实上，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互为动力，在发明与发现的循环中相互推进。

最新的关于创新驱动力的理论，是一种关于“场景驱动的创新”(Context-Driven Innovation)理论。即以场景为载体，以使命或战略为引领，驱动技术、市场等创新要素有机协同整合与多元化的应用。这种理论本质是需求牵引型创新理论，但将需求牵引又往前溯源了一步：即需求的来源是场景。也就是说，先有应用的场景，然后由场景推导出需求。以满足需求生成愿景即使命或战略，然后由愿景来驱动创新，形成新技术，推动新市场。

场景驱动型创新理论主要有三点：

一是基础研究的地位。基础研究是源头创新成果，非常重要。但在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看来，基础研究亦是基于对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需求提出的科学问题所驱动的。基础研究是一种“奢侈品”，世界上只有少数已经在高科技领域步入无人区的发达国家才有真正的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因为必须靠着基础研究指导才能在无人区探路。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因未真正进入科技发展最前沿而无法提出真正的原始创新需求，而且既没有基础研究的迫切性，也没有丰富资源支撑。因此，首先应该把资源集中于应用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是真正的需求驱动，而应用基础研究是场景的驱动。

历史的规律也往往是，后发国家在起点较低、资源有限条件下，一开始只能专注于应用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国在实现了现代化后，有条件在从事应用研究的同时关注应用基础研究及部分基础研究。只有欧美等发达国家才在重点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即我们常说的“巴斯德象限”）的同时，在基础研究方面一度引领全世界。但目前，由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产生瓶颈，加之为赢得与中国的竞争，欧美等国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

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在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发展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积累了较雄厚的基础。如果说此前我们主要是以直接需求驱动创新，集中于应用研究以解决国计民生中急需的科技问题，那么，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中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们必须把重心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由场景来驱动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已进入世界前沿，步入“无人区”即真正有了原始创新的迫切需求，因此必须注意基础研究。当下，我们应该平衡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把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放在中心位置，逐渐加大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资源投入比重。

二是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的创新路径。过去的创新路径，是沿着“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线性方式组织的，基础研究的成果走到最终应用需要有很多环节，特别是成果转化，一直是从研究到应用路径中的难题，被称为“死亡峡谷”。但在场景驱动型创新中，从基础研究开始，就直接是瞄准产业问题开展的，源头创新的成果形式已经不是知识形态，而是产品形态，是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品研究一整套创新链直接压缩在一个组织里，把产学研浓缩在一个产品形态上开展协同。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特别显著。统计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学术界在开发最先进的AI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2014年到2022年，32个重要的机器学习模型都诞生在产业界，学术界仅有3个，2023年的数据比例相似，就是这一原因的产物。

近年来，美国科技“七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谷歌、Meta、特斯拉）的成长及其所带动的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这一创新路径。先进算法、先进芯片以及各种硬件终端及操作系统，都不是高校、实验室或国家研究机构单独研发出来的，而是直接围绕企业最终产品进行协同创新的产物，其中，应用场景是最重要驱动因素。中国华为公司的成功也是因此，即一切围绕形成自主产业体系，缺什么补什么。但相较而言，目前中国高科技领域创新链各环节比较分散以至于成果转化少转化慢现象大量存在。

三是路径依赖。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驱动在于场景，什么样的场景以及场景的丰富与多样性，最终影响到高科技发展与应用。

尽管美国源头创新非常活跃，但其制造业比例较低，金融等虚拟经济及服务型经济产业比重大。相应地，美国AI主要应用于虚拟经济和IT基础工具，AI技术也是“脱实向虚”，2007年以来硅谷不断炒作虚拟现实（VR）、元宇宙、区块链等，是这个趋势的反映。而中国尽管原始创新相对较薄弱，但因中国实体经济比重高，应用场景远较美国丰富且多样化。所以中国利用AI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前景非常广阔，并有条件形成进一步推动AI算法与物理机理融合的巨大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前沿重要方向之一，为具身智能，即有身体并支持与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智能体，如机器人、无人车等。这也是场景驱动创新最具象最易出成果的领域。中国是世界机器人生产与应用大国，亦是无人车与无人机生产与应用大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连续两年超过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人形机器人产值近200亿。得益于中国应用场景的丰富性完全碾压美国，这将为我国具身智能以及AI后续发展提供最为强大的动力。而相比较之下，迄今为止，除英伟达之外，美国高科技企业AI投资大规模亏损，通用大模型应用范围十分有限，波士顿动力被迫出售，都是与应用场景有限相关。

创新生态理论与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最初单个企业创新，发展到后来的对作为总体的企业及企业家创新的关注，至多关注了市场类型，是“要素创新”理论。尼尔森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了体系创新，尤其是创新链路的畅通以及创新政策；OECD关于创新测试的报告首次提出，创新是一系列互补性资产共同组成的结果，这些资产不仅包括研发，也包括软件、人力资本和新的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这一理论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组织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围绕着核心企业或平台构建，由各类创新主体(包括创新组织、创新物种)与外部环境通过知识、技术、文化等构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实现价值创造和共享。这一理论还指出，创新往往在“良好的生态系统”中最为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投?组合与优秀的??资源。而这二者又需要与正确的激励措施相结合。

创新生态理论给发展高科技的启示主要有三条：

第一，创新已不仅仅是依赖于单主体创新，也不仅仅依赖于一个国家政策制度，而是依赖于创新主体所处的环境。这一环境构成了创新主体生长与活动的外在约束，如同树木生长的生态。决定了创新主体创新的活跃程度、资源获得的便利性，特别是创意与创新可获得实现与回报的程度，由此决定了创新绩效。正如《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所揭示的那样，创新生态远比创新本身重要。“只有在良好的创新生态圈中，才能产生多样性、信任、规则、驱动力这样导向成功的雨林法则，才能催生利他、开放、资源快速流动，政府、私营部门与研究机构（高校）才能进行良性分工，不同背景的创业者、科学家、投资家也才能建立有效连接，并快速建立信任和产生交易。”因此，创建“热带雨林”意味着尽可能提高创新的可能性。

第二，创新生态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两个：一是投资。高科技领域投资风险程度很高，所以风险投资在创新生态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两个环节对风险投资的依赖最为迫切。首先是初创公司的成长，依赖于风险投资；再次是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需要风险投资来铺设道路。而风险投资除了私人资本之外，国家作为高科技的风险承担者，以一定的政府基金为引导，引导社会投资流向高科技初创公司，为支撑高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进行背书，都是至关重要的。二是人力资源。高科技领域，有新创意与新创造的杰出人才非常重要。一个优秀人才可以带动一个团队，可以引领一个方向，可以开辟一个全新领域。所以，我们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此话不虚。

目前，在人才方面，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美国保尔森基金会2003年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拥有全球60%的顶级AI研究机构，是全球最精英(前2%)AI人才的首选就业目的地，57%的最精英的AI人才首选在美国就业。数据还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顶级AI人才输出国，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的顶级（前20%）AI人才占全球47%，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77%选择了留在美国工作。表明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高于中国。但中美两国人才差距有可能缩小。根据报告，2022年中国培养的全球顶级AI研究人员比例升至47%，较2019年的29%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最精英的（前2%）AI人才现在有26%出自中国，美国是28%，两者非常接近。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限制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留学生，加之美国出台针对科技界的“中国法案”，2022年有28%的顶级AI人才选择愿意在中国工作，而2019年仅有11%。

在投资方面，2023年，亚马逊、Meta、谷歌、微软在资本支出和研发费用上的总投入分别达到了1357亿美元和1967亿美元，同比增长47%和14%，而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的资本支出和研发投入总和为929亿元人民币和1450亿元人民币，同比变化为-17%和3%。从科技公司市值看，截至2025年4月，美国“七巨头”总市值达1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占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1/3。中国“七姐妹”（腾讯、阿里、小米、中芯国际、比亚迪、京东、美团）总市值约1.45万亿美元，仅为美国七巨头的1/11量级‌。对于以估值为基础的各类风险投资来说，中国科技公司市值近年来的萎缩，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但2025年年初，随着杭州“六小龙（深度求索、游戏科学、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的强力崛起，中国高科技公司估值正快速上升；相反，美国高科技公司估值从最高处跌落。显示此前美国高科技领域泡沫化明显，而中国高科技公司前景正走向乐观。

第三，正确的激励政策是根本。正确的投资组合与优秀的人才，都需要有正确的激励政策。最重要的是激励相容政策，即让所有的付出能够匹配相应的回报；这样才能够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到高科技领域，能够激励人才全身心投入创新创造活动中。硅谷之所以能够吸引全世界高达30%的风险投资和高达60%的最优秀AI领域人才，产生一大批诸如马斯克、黄仁勋、苏姿丰等移民创新领袖，就是依赖于这里每一笔风险投资及每一个创新创业活动，都能产生即时或长远的效果，让投资者与人才产生价值感与归宿感。

中国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高地与科创中心，资金密度和精英科技人才密度的发挥程度是关键。而要长期吸引资本，激发人才，生态至关重要。生态好，资本和人才就会汇聚过来，创新就会自发涌现并长盛不衰。

创新经济学新发展及中美比较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几点启示

以创新经济学新发展为框架进行比较，中美在高科技竞争中目前拥有各自的优势。

就美国而言：拥有先发优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搞“有组织科研”具有经验；在源头创新上领先；在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暂时领先；在创新生态营造上领先于中国。

就中国而言：拥有赶超经验；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上正积极探索；应用场景丰富而在应用创新与产业化上有可能领先于美国；在传统基建上已大幅领先于美国。

当然，中美目前最大的差距仍可能在创新生态上。中国必须更加注重创新生态构建，以吸引足够的人才与资本投入。

创新经济学的发展，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自己的强大竞争力。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我的极限竞争，是挑战也是机遇,倒逼中国更坚定走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之路。二是中国必须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在推动军民一体化科技协同发展、在汇集资源避免“内卷式”竞争、在推动建立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在构建和投资于统一的强大高科技基础设施以及维护高科技领域安全与风险防范等方面，发挥好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双重积极性。三是坚持场景驱动的创新不动摇。我国的优势在实体经济，制造业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特点是场景多、数据量大；要坚持创新链与产业链相结合融合，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创新链强固产业链。四是坚持营造有利于投资者与创新人才汇聚的良好创新生态。要特别注重维护有利于耐心资本投资及成长的大环境，注重发挥好政府基金引导作用；形成在以信任为前提下激发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活力的机制，最大限度保障科研人员自主权，最大限度保证科研人员不被非科研活动所干扰，健全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科研领域治理价值导向。

结语

2024年2月6日的《纽约时报》曾发表美国著名保守主义作家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的一篇题为《只有美国才能拯救未来》的文章。预言两代人之后的世界，美国仍是真正的创新活力源泉，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将兴起“新浮士德文明”“一个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狭窄地带的城市蔓延开来的新美国”。这实际上是说美国借助其人工智能领域先发优势，在“人工智能造神”的优势下，自身将被打造为“人造上帝”，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技术上进而在精神上全方位臣服于美国，而美国也借此继续塑造和定义世界的未来。

但不到一年，DeepSeek的横空问世，让美国人震惊不已。在高科技博弈这个“上甘岭”，中国有“谜一样的东方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信邪，不怕鬼，不畏强敌，向死而生；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完全有信心，中国一定能够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技强国！

（编辑 尚鸣）

近期，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引发全球资产价格剧震，4月7日，A股亦出现明显调整。随后，中央汇金公司果断入市托底，大举增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央行宣布必要时提供再贷款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调保险机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上限，社保基金主动增持国内股票，央企和民企积极增持回购，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有力地推动了A股止跌企稳。在稳市救市的过程中，中央汇金公司发挥了“类平准基金”职能。“平准基金”的概念再度被市场关注。

然而，中央汇金作为“类平准基金”，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在职能上有较大区别。股市平准基金的唯一职能就是托底救市，而中央汇金还有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等其他职能；股市平准基金往往有一套成机制的制度安排，如明确的资金来源、透明的退出机制等，而中央汇金灵活性更高；且股市平准基金往往规模更大。因此我国需要研究设立真正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这对于及时矫治市场失灵，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波及实体经济，很有必要。在此，我们分析了境外平准基金的方式经验，分析了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主要制度构想。

平准基金的概念界定和境外实践

平准基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平准基金既包括“救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也包括“救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平准”一词源于《史记·平準书》，是中国古代政府调节市场物价的政策措施，通过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物资的方式实现，与当今的“逆周期调节”的内涵一致。境外语境下，平准基金即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范畴，既包括救助金融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如美国财政部设立的有序清算基金（Orderly Liquidation Fund，简称OLF），主要目的是确保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破产清算的有效执行；也涵盖干预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外汇平准基金。市场热议的平准基金是狭义的股市平准基金，即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方式建立的救市基金，主要通过在股市暴跌时买进，托底止跌，恢复市场信心，以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

从理论和国际运行经验出发，金融市场在出现系统性风险时都有必要进行干预，且制度规则越清晰、越完善，越能避免寻租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事实上，股市平准基金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突发性市场危机。例如2003年韩国遭遇“信用卡危机”波及股市，韩国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进行救市。随后韩国股市企稳，并开启长达4年的牛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3年4月的500点左右上涨至2007年高点2085.45点。

总之，股市平准基金作为一种逆周期调节手段，应被合理看待，关键在于吸取境外经验，做好制度设计。

平准基金的境外实践

美国：平准基金发源地，倾向通过注资银行，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美国在1930年大萧条时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分别成立了外汇平准基金和救市基金。

1934年成立外汇平准基金。1933年4月19日，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1盎司黄金的价格从金本位时期的20.67美元升至1934年1月的35美元，意味美元贬值了40.94%。为了维护汇率稳定，1934年，美国政府依据《黄金储备法》设立外汇平准基金，财政部划转20亿美元作为账户资本，随后美元汇率快速企稳。20世纪70年代，各国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平准基金的职能也从稳定汇率逐步转为国际贷款及特殊时期经济救助。2020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外汇平准基金向运输业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460亿美元，向美联储提供资金4540亿美元用于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成立救市基金。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期间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一度超过500点，全球市场剧烈波动。为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美联储动用其在1929年之后获得的特别授权，提供850亿美元贷款来支持AIG免于倒闭。之后，美联储联合十大银行成立700亿美元救市基金，为存在破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保障。2008年10月，美国财政部实施2500亿美元资产购买计划，用于购买银行优先股。

日本：平准基金多次救市，并逐步演变为央行直接购买股票

日本股市平准基金最早可追溯至二战期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期间多次入市托底。发展至今，日本股市平准基金已逐渐演变成一种常态化调控手段，且采取央行直接下场购买股票的方式。

1.二战及战后经济恢复期（1941-1951年）。为了防止战争对股市造成重大冲击，日本政府于1941年设立“日本协同证券公司”来维持股价稳定；二战结束后，1950年，日本政府促使银行及寿险公司适度购入股票，以避免股市剧烈波动对经济恢复产生不良影响，并于1951年成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进行平准操作 。

2.证券基金倒闭引发的股灾期（1964-1965年）。1963年7月，受到美国境内筹资加税政策冲击，叠加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等因素，日本大量投资信托基金解约，大和、野村等证券公司出现倒闭危机。受此影响，日经指数重挫，从年内高点1600点上方跌至1200点附近，跌幅约26%。日本政府于1964年1月成立“日本共同证券基金”，由14家银行与4家证券公司出资约1900亿日元救市。1965年，日本证券行业自发成立“证券保有组合基金”，追加约3200亿日元进行救市。

3.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期（1995-2005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股市持续下跌，1995年又逢阪神大地震，经济“雪上加霜”，日经225指数半年内跌去30%。同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以阻止股市进一步下挫。

4.国际金融危机及新冠疫情冲击期（2010年至今）。2010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开始直接下场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进行救市。新冠疫情期间，央行ETF购买量增长至历史高位，2020年年度购买量近7万亿日元。

韩国：交易所等监管机构主导并出资设立，历次危机均有平准基金入场

韩国历史上多次设立平准基金救市，主要分为四个时期。

1.韩国股市泡沫破裂期（1989-1990年）。韩国综合指数从1989年4月3日的1015.75点高位，跌至1990年4月30日的688.66点，跌幅32.2%。为稳定国内市场，韩国政府于1990年5月成立股市稳定基金，由金融机构出资4万亿韩元托市，同年9月又成立“保证股价基金”，再度投入约2.6万亿韩元。

2.韩国信用卡危机期（2002-2004年）。此期间在韩国金融史上被称为“信用卡大乱期”。由于前期信用卡滥发，以及监管、征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2002年下半年开始，信用卡积累的风险开始爆发，韩国居民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金融公司坏账快速增加。至2003年底，韩国信用不良者数量超过30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信用卡危机不仅重挫韩国经济，也波及股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2年4月接近940的高点下跌45%至2003年4月的500点附近。在此背景下，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以稳定股市。

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综合指数跌幅近50%，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于2008年10月重新筹资设立了总值5150亿元的股市稳定基金，在2008年11月-2009年3月期间按月入市，注入流动性。

中国香港：1998年阻击境外空头、维护汇市股市，成为平准基金运用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1997年8月，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资本大举做空港股、港币。其手法是事先沽空恒指期货，然后在外汇远期沽空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币远期汇率下跌将引起利率抬升，导致股指下挫，从而使沽空恒指的国际炒家获利。恒指从1997年10月的15000高点，暴跌至1998年8月13日的6660.41点，创5年新低 。1998年8月14日，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金融管理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入市，通过获多利、和升、中银等经纪大举买入汇丰控股、香港电讯、长江实业等大盘蓝筹股以推高恒指，当日恒指涨8%。此后半个月，国际炒家和港府反复拉锯，在最关键的期货结算日8月28日，港府顶住抛压，将恒指稳定在7800点水平，致使国际炒家平仓离场，打赢了金融保卫战。

从境外经验看平准基金制度设计要点

平准基金能否顺利推出、产生效果，需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平准基金应该交给谁管理？由谁出钱？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以及如何最大程度防止可能产生的寻租问题及市场扭曲问题？

组织体系：谁来管理

一，平准基金由政府主导，其管理主体（主管机构）为政府部门。平准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理应由政府管理。例如，美国此类基金由财政部主管，2010年后日本平准基金由央行主导，我国台湾地区“安定基金”由“行政院”主管、我国香港地区的平准基金则由金融管理局主管。

二，为确保平准基金操作的时效性、科学性，其运行主体需要具有专业化、市场化特质，往往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来负责。其人员构成除了政府官员外，还需要有资深的经济与金融专家等，为平准基金的日常运行和操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确保平准基金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具备丰富证券投资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日常资金管理以及按照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指令进行具体的股票买卖，确保平准基金入市操作的专业性 。

资金规模和资金来源：谁出钱

1.平准基金需具有合适的规模，国外一般约为总市值的2%～6%。平准基金规模过小，无法起到提振信心、托底止跌的效果；规模过大，则会加大资金运行成本及退出难度。

日本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入市时股市总市值的1%～6%，简单算术平均值为3.0%。例如，1964年成立的“日本共同证券基金”，规模1900亿日元，约占当时日本股市市值的2.6%；1995年成立的“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市值规模0.6%。2010年后，日本央行下场购买ETF，最初计划购买金额较小，保有余额上限为4500亿日元。2013年日本央行取消保有余额上限，改为设置新增额上限，并不断提高。到2020年，每年买入上限已提高至12万亿日元。2024年9月末，日本央行持有ETF规模37.2万亿元，日股市值950.2万亿日元，占比3.9%（最高时占比达5.7%）。韩国方面，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市值的0.1%～5%，简单算术平均值2.1%。例如，1990年5月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市值规模5.0%。1998年，中国香港共投入1181亿港元，购买33只恒生指数股，约占当时总市值的6.2% 。

2.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统筹安排，或由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出资，或由政府直接出资。

一是源自金融机构。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其平准基金的出资机构或是银行、券商等大型金融机构，或是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例如，1990年的股市平准基金由627家机构出资成立，其中证券公司出资2万亿韩元，银行出资0.5万亿韩元，保险出资0.5万亿韩元。再如，2003年、2008年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都是由韩交所、韩国证券业协会、韩国证券保管中心出资的，其中韩交所出资50%。

二是源自央行或财政部。例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共同出资超4000亿美元入市。再如，疫情期间日本央行“大手笔”买入ETF。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定基金”比较特别，基金规模上限为5000亿新台币，其中2000亿由当局以所持有的官股向金融机构融资获得，3000亿来源于当局的劳工保险基金、劳工退休基金等（可供证券投资而尚未投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之所以选择利用公共基金而放弃财政拨款的形式，主要是为了绕开相对繁杂的预算程序，给予“安定基金”资金筹措上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介入时点：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

对于平准基金的介入时点，一般只有定性的规定，没有量化的标准。平准基金入场干预的时点至关重要，入场过早，会阻碍市场自我调节机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且可能出现较大亏损；入场过晚，可能会错过救市黄金窗口，危害已然发生并扩大。

既然介入时点如此重要，那要不要设立一套明确的量化标准规定平准基金的入场条件？例如，半年内跌幅超过50%，或者连续两周跌幅超20%等。事实上，从境外实践看，各主要经济体普遍还是以定性标准为主，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规定因海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移动，显著影响民众信心，导致资本市场有失序风险时，平准基金可以进行托底救市。一方面，设置量化标准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投资者明确预期到市场只要达到一定跌幅，政府必然出来“买单”，因此会进行更加激进的投机行为，拉高市场风险偏好导致风险积压。另一方面，量化标准很难适应时刻变化的经济环境，若标准过于宽松，则入场过早，若标准过于严苛，则入场过晚。

买入标的和操作：如何防止寻租和利益输送

平准基金的买入标的主要是权重股或跟踪指数的ETF。一方面，购买非指数成分股，容易引起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地区2008年救市时，“安定基金”购入兆赫、友讯、东联等非指数成分股，购入金额亦与市值不成比例，引发市场质疑。另一方面，权重股拉抬股指的效果更好，更容易扭转悲观预期，起到托底止跌的作用。2010年以来，日本央行长期干预，大举购买跟踪东证指数和日经225指数的ETF，叠加安倍政府较有力的经济举措，日本股市从2013年起开启十年长牛行情，日经指数从不足10000点水平涨至2024年初40000点以上，累计涨幅超300%。

平准基金的操作应做到事前保密，事后公开。从境外案例看，平准基金操作过程中，往往仅在事前公布基金规模，起到引导预期的作用，而具体标的和进场日期都是保密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执行秘书与工作人员、接受委托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对操作计划应保密。若违反该规定，将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000万新台币罚金。而在操作完成后，为保证透明度，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要求，“安定基金”应于完成任务后三个月内将运用资金额度以及相关评估报告送“立法院”。

退出机制：如何防止市场扭曲

除了日本，大部分经济体平准基金都会安排退出机制，在市场企稳上涨时缓慢退出，以减少市场扭曲。平准基金长期、大规模连续性干预市场，会削弱市场价格发现功能，造成市场扭曲，因此退出机制至关重要。

一是退出时点一般选在市场企稳或上涨时，以求尽量回收救市期间的投入资金。

二是退出方式主要是直接减持或发行指数基金。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就是在股市上行期逐步售出股票。我国香港地区则采取发行指数基金的方式退出，1999年11月，香港成立盈富基金，接受投资者现金认购，然后再从外汇基金中买回一篮子股票，从而将官股平稳转交回投资者手中。2022年，该基金完成最后一批待沽基金单位认购，历时4年，回报率超83%。

三是退出节奏较慢，时间较长，一般在5年以上。美国方面，救市基金存续期约4年。2008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联合救市，2012年3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已完成出售其所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日本方面，早期设立的共同证券基金存续期约7年（时间跨度1964-1971年），证券保有组合基金存续期约4年（时间跨度1965-1969年）。韩国方面，1990年金融机构筹集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至1996年解散，历时6年；2003年韩交所等成立的投资基金，在2006到2007年间卖出，历时约4年。

实施效果：短期有效，长期仍取决于基本面

短期来看，平准基金通过恰当的入场时机和足够的买入力度，能有效地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恢复投资者信心，从而促使股市企稳回升。例如，1995年日本股灾时期，日本股市安定基金入市后，市场很快得到企稳。

长期来看，上市公司股价由盈利能力决定，最终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成色。平准基金更多用于应对非经济冲击引发的市场下跌，当市场因经济疲软而震荡时，平准基金往往只能短期抬升股指，无法扭转下跌趋势。这时更需要的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助力实体经济企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方能实现长牛慢牛。以韩国为例，1990年5月设立股市稳定基金后，股市短暂反弹，但6-8月继续下跌24%。主要原因是当时韩国处在滞胀期，央行为控制通胀不断加息，制约了救市效果。2003年再度推出平准基金时，其效果明显好于1990年。主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在设立股市稳定基金的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扩张性政策，包括扩大财政支出和降息等，促使经济增速筑底回升，助力了股市的逆转向上。

关于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制度改革深水区，注册制走深走实的过程可能仍有“荆棘”，客观规律决定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投资者结构转变、市场生态重构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市场波动在所难免。而股市平准基金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可以和金融保障稳定基金形成共振，共同护航金融体系，为改革腾挪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市场交投较活跃的情况下，更应提前筹谋。为此，我们根据境外平准基金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先解决立法层面问题，赋予平准基金干预市场的法定权力

《金融稳定法》为股市平准基金出台打开了“口子”，或可进一步设立专门条款对平准基金进行原则性规定。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金融稳定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其中，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保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基本功能和服务的连续性……”。股市非理性暴跌属于市场风险范畴，这为利用平准基金干预市场提供了法律正当性依据。

授权国务院单独出台条例，明确制度细则，需处理好股市平准基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其他上位法的协调关系。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其中包括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根据这一规定，平准基金入场救市客观上可能有操纵市场的嫌疑。反观境外，美国《1934年证券法》第三十六条（a）规定了一般豁免权，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行为可以不被认定为操纵市场。因此平准基金要顺利推出，需要对《证券法》中操纵市场行为作出一定的例外规定。

明确投资决策体系、资金规模等，减少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

第一，组织体系方面，可由证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运营，人员组成须包括证监会、财政部和央行任命的专员，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委派的专家，特聘的资深经济学家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人员。

第二，资金规模方面，我国A股合计市值81.7万亿元（截至2025年4月9日收盘），根据境外经验，平准基金市值规模约在2%～6%，则适合我国的资金规模在1.6万亿元至5万亿元之间。

第三，资金来源方面，一是向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交易所等运行金融基础设施的机构借贷筹集，央行在此过程中提供再贷款等流动性支持；二是发行特别国债；三是其他财政资金，如计提一定比例证券交易印花税，或计提一定比例国有股转让过程中的溢价，这需要做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各税收法律法规的协调。

至于能否以财政资金作为平准基金的来源，一方面是可能存在财政资金使用不公平的问题，即股市参与者只是部分群体而财政资金源自社会，另一方面可能存在资金亏损的问题。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有主有次，而政策要服务于主要矛盾，要采取一系列制度设计尽可能规避和减少可能的副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的冲击，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不振，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有必要提振资本市场价格、稳定房地产价格，修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而提振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同时，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能够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稳定也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乎2.2亿股民、7亿基民的财富，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平准基金在当下具有一定“公共服务”的属性，救市能够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财政资金也是一个可选的资金来源项，但以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为首选，以更大力度凝聚共识，减少阻力和程序。

第四，投资标的方面，应以沪深300等主要宽基指数以及相关ETF为主。

第五，操作披露方面，一是平准基金入场操作前对外公布明确规模，以起到稳定信心的作用，但对买入标的、具体进场时间严格保密。二是完成任务后（如操作后三个月），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

第六，退出及考核方面，一是设立明确的退出机制。二是允许平准基金救市期间出现亏损。一方面，平准基金不同于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其入市目的不在于保值增值，而是出于稳定市场的考虑，是以公共效益为先。提高对“亏损”的容忍度，可以减轻平准基金救市期间的“顾虑”，使得出手更果断，效果更明显。另一方面，平准基金一般在股市企稳上涨时期退出，境外经验显示，即使平准基金救市期间有“浮亏”，退出时基本能收回成本，并取得不错的收益。

（编辑 尚鸣）

中信集团积极探索助力“全球南方”发展

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境外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电讯、农业等多个领域，在助力“全球南方”发展上开展了诸多探索与实践。

金融服务方面，发挥金融全牌照优势，在进出口贸易、国际结算、外汇交易和跨境投融资等领域构筑了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以资金融通助力中资企业在“全球南方”市场快速发展。中信银行是我国最早一批开展跨境金融业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形成外汇业务全账户、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图谱及跨境金融一站式服务平台；旗下阿尔金银行是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收购的首家银行，已成为在哈中资企业代发工资首选合作行。中信证券在“一带一路”区域是拥有最多当地分支机构的中资投资银行。

产业合作方面，依托从资源开发、贸易、航运到金属冶炼、装备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以及在农业育种、海外工程建设等领域的领先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中信金属在巴西、秘鲁、刚果（金）等地投资了多个全球规模领先的矿业项目，为国内长期供应铌、铜、锌等金属原材料；其中收购秘鲁邦巴斯铜矿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境外矿业收购项目。中信重工、中信戴卡以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助力非洲、南美、东南亚多个国家产业升级；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是非洲首座“灯塔工厂”，填补了当地工业发展史的多项空白。中信农业在南美、东南亚建立了育种基地和业务网络，玉米种子销售遍布巴西主要玉米种植区，杂交水稻种子在巴基斯坦、菲律宾市场占有率第一。中信建设、中信环境在“一带一路”区域成功实施百余个项目，打造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社会住房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

中信集团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几点经验

在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中信集团积累了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三点经验体会：

一是坚持“互利共赢”，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中信集团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单纯追求单方利益，而是基于目的地国家自身产业需求，在优势互补基础上照顾彼此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这是项目能够顺利推进的主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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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球南方”发展为中资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全球南方”发展大势，为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注入重要信心和动力。伴随着“一带一路”迈入第二个蓬勃十年，中国支持“全球南方”发展进一步升级，为中资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地落地扎根、深耕细作带来了广阔机遇。

一是进一步把握区域合作发展机遇。“全球南方”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在综合金融、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有着广阔合作空间。中信集团把国际化发展定为发展战略，依托在中亚、中东、北非等区域的深厚业务基础，进一步明确了立足港澳、深耕“一带一路”、聚焦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布局规划，同时统筹内外部优质资源，打造了助力客户全球展业的“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综合服务品牌。中信集团愿携手各方伙伴，在共赢发展中为“全球南方”繁荣振兴贡献力量。

二是进一步增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步伐加快，全球经济主体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融资的内生需求不断增强，“南方国家”探索本币结算的趋势日益明显。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和深耕香港多年优势，紧跟中资企业国际业务投融资、交易结算等需求，升级跨境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积极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金融工具，助力国际贸易便利化；加快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增强“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业务竞争优势，挖掘东南亚、中东等区域市场客户需求，以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全球南方”高质量发展。

三是进一步打造互利共赢新增长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深刻重塑着全球产业格局和经济版图。中信集团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在传统领域合作基础上，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等领域，深化创新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韧性发展，持续拓宽“全球南方”互利共赢空间。

四是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软实力”。发挥中信出版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与新华社一起用世界人民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全球南方”故事，以文化相知拉紧民心相亲的纽带。

“融金聚智，点亮南方”不仅是一个美好的主题，更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中信集团愿为促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贡献力量，携手绘就“全球南方”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画卷。

（编辑  杨林）

创新经济学创始人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破坏式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波波创新浪潮，是经济发展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发表的《国家创新体系：一个比较研究》等著作为标志，创新经济学由熊彼特的企业创新研究转向以国家为主体的研究；1996年，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商业新世纪》论文，被认为是《哈佛商业评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代表了信息时代创新经济学的先声。2000年，以威廉·米勒（William F.Miller）等发表《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倡导创新生态概念；2018年，迈克尔·G·雅各比德斯（Michael G.Jacobides）等合作发表《走向生态系统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创新经济学中的创新生态研究；同年，索菲亚·卢纳·罗德里格斯（Sofía Alejandra Luna Rodríguez）等人发表《生态系统思维的洞察力生成：以人为本设计过程中的场景驱动创新》，在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提出“场景驱动的创新”概念，再次推动创新研究范式的变革。本文试图以创新经济学上述理论成果为框架，分析中美在高科技竞争，尤其是智能与量子领域竞争态势，未来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