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胸怀天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格局提出了我们未来的发展路径。

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结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贸易，建设以数字中国为引领的强国战略。

世界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无论是西方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为主体的哲学思维还是东方解决人和人之间关系为主流的思维，现在都共同面临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三大洪流。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世界技术革命的新突破，这就是数字文明的较量。

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同以往完全不同，最大的市场是技术集群、技术服务的突破。在这个突破中，国家、区域包括世界各地“湾区”之间的竞争，重点越来越集中到新技术突破的速度以及产业化的竞争。技术突破的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的发展也给我们提出新的要求。业内专家认为，这一轮疫情让数字经济提前了30年，乌克兰危机又让数字经济超前50年。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渐变过程已变成了突变过程。我们对这一事态的发展，以及它对未来历史走向的重大意义，要给以充分的估计。

数字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经济社会运行逻辑的基础。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生活不断追求的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高满意度，将会被共生、共享、共用并相互赋能的新型运作模式、运行规则所取代，并在形成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服务增值和智能主导的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数据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重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而推进主导技术的变化、关键生产要素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乃至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一定都是线性推动的。种种迹象表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世界数字科技生态，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类脑特征；诸多数字技术的出现，都与互联网大脑的各种神经系统的发育相关，未来的世界将成为产业大脑、智力大脑和城市大脑的竞争。

产业大脑促进产业链长、头部企业，平台的头部企业成长和竞争，而不是一般的头部企业的竞争。城市大脑实际是政府大脑。智力大脑是社会大脑。

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

未来中国的发展，存在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城市化红利走到尽头，需要换赛道。城市化能解决人均GDP约2万美元的发展空间。现在我国人均GDP约12000美元，美国是69000美元。它是怎么达到这个程度的？主要是数据价值化，将每个人的数据进行市场价值开发，又能解决2万美元的增长空间。我近期去调研了几个地方，特别是三一重工的数字化给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个人一年的产值是1000多万元，这是财富井喷。

第二，拓宽创新空间。深圳市的创新发展包含很多空间概念，城市创新空间能解决人均收入5万-8万元。以城市化、房地产需求带动的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空间，但我们要思考如何换道。因为财富的空间承载需要更换赛道。

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翻过三大障碍：

第一个是“卡脖子”问题，即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

第二是“卡脑子”问题，主要是思想、科学。像Google Scholar中的百科全书（电子版）的形式，放在Google Scholar里，但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封锁，导致我们在知识信息检索方面遇到很大的障碍。

第三是“卡嗓子”，我们要提升国际话语权。现在我们很多人很关注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但“卡脑子”、“卡嗓子”问题也同样不可轻视。

对于中国的发展和雄心勃勃的远景目标，美国有很强的危机感。本世纪初，美国还是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最大的商品供给国，但是到2019年，美国商品供给就缩到北美，在欧洲就是零星的地区，像英国、法国这些国家。

在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对手，以及我们的任务和使命。美国把中国定义为第一竞争对手，这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但客观上我们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是长期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项，就是要把数字中国的建设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任务，而且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文明时代。

从中美贸易冲突到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的需要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重要推手。将来我们要成为科技大国，但现在西方的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还是他们战略思维的主流。2022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在公开演讲时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自由但安全的贸易，将经济问题与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考虑分开，将越来越困难”。美国正在进行从“离岸外包”到“友岸外包”的战略转移。

同月，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说，乌克兰危机可能证明，它对欧洲和其他地区也是一个转折点。“它使得供应商国家所属的联盟变得更加重要。跨国公司仍将面临着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组织生产的强烈动机，但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限制他们这样做的范围”。她说，经济效率将不再是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唯一驱动力。

当前全球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全球化正遭遇逆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认真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正在衰落，但是它的衰落是不是必然意味着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开始？这里非常重要的是，要让“中国+”成为外资和大多数跨国公司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第二，美国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方式不一样。美国出手往往是以军事和安全事务主导，中国是以经贸事务主导。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是长期的。2016年，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60%，而美国在历史上对所有GDP达到其60%的国家都进行了打压，它先后打压了联邦德国、苏联和日本。1975年苏联的GDP达到美国的71.2%，1995年日本GDP达到美国的71.3%。2021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77.1%。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是必然的。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还面临一些重要的考验。第一，中国人均收入接近2万美元了，我们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从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看，到了人均3万美元时期，大概率会发生社会重大变革。在现代化进程中，要维护国家的社会稳定，这是一个大问题。在具备这个条件之后，低于3万美元进行社会重大改革的，只有塞拉利昂没有乱，塞拉利昂当时人均收入几千美元。当中国的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130%-140%时，美国才有可能心平气和，进入战略伴生时期。现在我们还处于战略相持时期。

新一轮全球化，呼唤世界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数字经济条件下，除了传统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之外，还要铺就技术性社会基础设施，比如IPV6、5G、6G，等等；同时还要铺就制度性社会基础设施，比如标准的商务服务、法务服务、政务服务；还有安全性基础设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作为大国，要提供一些关键性的世界性公共产品，这既是担当也是必需。

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将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近期美国马斯克搞的星链计划，将在外层空间部署42000颗人造卫星，现在计划每天搞64颗；所发射的卫星可以回收，火箭可以重复使用。目前美国在天上已经有4000多颗卫星了。所以数字经济让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国家、地区新的角力点。要把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形成促进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生态环境。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国际国内的挑战。

第三，创造人类文明的新时代。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新观念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他说，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世间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和变化中。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过程中，中国要为数字时代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我们近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创新，比如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的空间，也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的思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推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拥护。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作为对外开放实践的重要平台。

中国的两大优势

引领新时代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高水平的开放。真正的高水平的开放，在制度设计方面，全球价值链时代的理想世界是“三零”，就是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我们参加的RCEP就是如此，进而推动倒逼我们的改革与发展。我们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供应链，现在我们要在这个供应链基础上增加供应链的价值，形成供应链价值增值中心。

当然中国有两个非常强大的优势。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中国有14亿人。根据梅特卡夫定律和达维多定律，在数字社会里面，一个区域的经济价值或产品的价值，与和它关联的移动末端的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中国的移动末端将近12亿。美国总人口还不到4亿。同样一个产品，一个服务，中国的附加值是12的平方144，而美国仅是16。

虽然我们国家平台经济的国际化率很低，但我们培养的腾讯和阿里巴巴两个平台进入了世界前10强。这两个企业最大的国际化率不到8%，而亚马逊是28%（或43%），Facebook是56%以上。我们这个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太强了。

第二个优势是全球制造中心。我们在向供应链、产业链的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中心配套和集群，特别是融合式集群的优势会一直保持下去。这跟我们国家的梯度发展是非常紧密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制度型开放下，才能够抵御“灰犀牛”“黑天鹅”等事件产生的重大冲击。越开放的地方，实际上它越稳定，封闭就将自我出局。

构建域外治理体系，将成为数字时代的内在制度要求。近期我们在做税收金税工程，因为数字技术是全球普及的，这样我们能增加税收上万亿。税权是构建域外治理的调度阀，但首先要建立在产权、知识产权、股权这些方面。

二十大全面推动制度型开放进入了新的时代，制度开放主要是要通过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引领创建新型的全球发展环境。

二十大提出，我们要引育全球现代化产业体系。引育就是不仅要引领，还要培育，主要是让中国成为领导产业的策源地。要解决重大产业需求、重大技术突破；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双循环发展，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打造世界级战略高技术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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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是我们党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进一步加快对外文化交流和我国国际传播力作出的战略部署。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并贯彻落实。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第一，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当前国际舆论场上的博弈交锋，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话语之争、叙事之争。善意往往被恶意所遮蔽，正面直接被抹黑为负面。中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必须着力打造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形象。在目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我们必须加紧设计，提高话语及叙事的能力及水平，以扭转当前在很多方面处于事倍功半的被动局面。

第二，加紧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观整合为一体，以更充分地展现中国当代经济社会生活背后的哲学力量、精神源泉，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接受中国、放心中国，愿同中国加大合作。

第三，加紧构筑文化生产大国和文化输出大国的新格局。我们讲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国与国要相互尊重，反对以强凌弱，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作用。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文化生产大国的先天优势所在，要有组织有部署地挖掘、集中和加以提高，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在网络信息传播时代，文化输出变得比以往更加便利和快捷，我们对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形式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让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四，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不断延伸、加固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心灵和情感的桥梁，将国与国加深理解、信任和友谊的纽带系得更加扎实，维护并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向前发展。

第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坚持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抓。要努力掌握并学会运用国际传播的规律，对世界范围不同国家、各类受众群体进行全球化表达、区域性表达和分众式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设计与协调

一是加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总体设计与统筹协调。对外文化交流、人文交流、国际传播等等，涉及范围、领域众多，每一个部类中又有多个小类。每一类的着眼点、发力点和要达到的效果也都有所不同。必须加强顶层的总体设计和统筹，加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管理，加强部类指向的运作指导，加强培训、监督与落实，加强总结经验教训。中央可以设立专门领导机构，根据二十大的精神和要求，分别作出近期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出不同类别、不同领域分阶段推进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二是对内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大和政协、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大专院校、主流媒体、大中企业、各类智库等等，都要围绕党在新时代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力的任务，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以对党和国家、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将内容与形式、活动与目标、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最大限度地统一协调，扎实推进，一步一个脚印，久久为功。

三是坚持不懈“请进来，走出去”。交流是平等、相互、不额外附加条件的。交流不是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事情，而是双方或者多方共同相向而行的事。国与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相互间的交流，往往需要对等或大体对等来进行。比如，不可能只让人家接待你的演出团体，而你根本不接待对方的团体；你想让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在某国落地，对方往往也会向你提出同样的要求；你要在某国开设文化中心，对方同样会要求在你的领土上也开设文化中心。对外推进我国电视频道落地和开设文化中心，曾是我们一直奋力推进的重大项目，可惜因为不能允许对方按对等原则办理，虽然我们投入巨大精力和财力，最终成功的没有几家。这些教训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当然，如何防范和抵御外来文化的各种糟粕，特别是浸透着美西方价值观的文化载体，我们同样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需要国家推动专门的研究，并有一套完整有序的办法加以对待。

四是发挥全民的力量。每一位中国公民，不管以什么身份、什么形式到国外学习工作、出差交流、参与“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建设等等，身份上都有中国的标签，客观上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形象，对世界各地每一位同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产生不同的印象，并影响到他周围许多人。要对国人进行教育，中国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中国高校的事情，而且也包括所有中国人在内。要让全体人民都认识到，我们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时，在合作建设经济技术项目时，在开展各种形式的友好往来时，都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能够反映出中华民族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以诚相待的优良品德，有形无形地展现中国改革开放、锐意进取、虚心好学的正面形象，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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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举办“加强对外话语体系与能力建设”专题研讨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十几位资深学者与会发言，深入讨论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对外话语体系内涵需要建立新认知

  从多元维度认识对外话语体系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认为，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可细分为定义权、解释权、动员权三个层面。建议进一步凝聚对国际传播工作的战略共识，对我国话语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共识，从观念和机制两方面入手，有效构建中国国际传播战略体系；优化实施策略，从“做机构”到“做平台”，打造中国国际传播平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核心理念作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及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及重要支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好匹配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构建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效果评价体系。

  对外话语体系要适应全球体系的迭代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资深研究员王湘穗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形成冲击。建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要着眼于全球体系变化的基本趋势，跟上和适应全球体系的变化，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庸俗化、形式化，片面关注各类国际传播量化指标。建议构建话语体系要有一种千年时间尺度的全局观和涵盖全球的整体观；要讲唯物论辩证法、适应复杂性，新全球化体系的迭代是多样性的统一，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多中心的并行体系；要不断增强竞争力，顺势而为，积极参与全球话语体系的构建，为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

  从舆论战的高度审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若麟认为，西方正在有意识地对我国发动全面的舆论战，战略目标非常清楚。这场舆论战没有妥协的可能性，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做好准备，避免仓促应战。我们要进一步培养和打造一支能够在思想领域、舆论战中起到启蒙作用的队伍，把这些力量有效组织起来，给予他们充分的空间，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智慧来打赢这场舆论战。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执行主任王晓泉认为，中国式崛起必然颠覆美国的霸权秩序，必然遭到殊死抵抗。其主要形式就是混合战争，而舆论战是关键性战场。他建议，一是挖掘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内容优势，充分发挥系统性优势、实践性优势、先进性优势；二是挖掘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制度优势，使制度更好地适应实际需求，以实际效果检验外宣工作；三是挖掘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和方法，充分挖掘智库的潜力，用新的思路构建国际话语体系。

国际传播视域下对新闻属性应有新认识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认为，在新的国际冲突背景下，新闻人才教育应当重新思考新闻属性等理论问题，从根源上解决思想障碍。长期以来，新闻教育中对新闻的概念界定往往局限在文本层面，即新闻是关于最新事实发展的报道。但实际上新闻的层面很多，新闻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传统新闻教育中所强调的那样对等且紧密。在美西方对我国发动整体上的认知战、舆论战和谣言战背景下，新闻教育需要引导学生认识新闻的本质，真正理解冲突中的新闻，而不是禁锢在欧美新闻专业主义框架下，无法得出真实的结论。在全新的国际传播视域下，新闻教育需要重新审视漫长历史阶段中全面、立体、丰富的新闻内涵，构建更加强大的理论武器，继而在国际传播实践过程中做出更大贡献。

对外话语能力建设需要探索新思路

  对外话语建设应关照区域国别传播与精准传播

新华社研究院外联室主任刘华认为，在区域国别宏观方向上的建设与整个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战略和战役、战术之间的匹配关系。讲好自己故事的同时，也一定要用中国视角讲好世界的故事和当地区域国别的故事，这是塑造对方认知和理念的关键点。当前我们在区域国别话语体系的建设能力尚不能匹配需要，包括队伍规模不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落后、舆论手段和实体手段未协同等。建议在决策层和研究层推动形成两方面新共识，一是话语体系建设目标背后应该有思想理念的深度支撑，从思想理念到传播产品的全链条应该是贯通的；二是更大的目标应该是和更多的资源相匹配，应当将新的资源投入到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作方法中。针对重点国家区域国别的精准传播，要确定重点方向，加强监督和引导，避免浪费，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给予新闻单位、媒体机构等对外传播工作更高的定位，明确更大的任务和更高的目标；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智库学者、留学生群体等，给予他们更大的空间，在海外发声方面建立评估、激励等机制；还应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中的更多领域如电影、电视、游戏等纳入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构建职能中。

  对外传播工作应当注重道义、道理及礼节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成认为，对外传播不能只讲中国的故事，要用诚实信用的态度、公开透明的方式去增强我们的对外传播力。建议在对外传播建设中，传播主体要加强信誉建设，提高海外受众的信任程度，避免过多的宏大叙事和观点多于事实等问题。对外传播建设要有综合性的部署，真正从受众角度出发建立共情，熟练地运用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和传播渠道，将中国特色转化成对方可以理解的优势内容，做好传播内容输出的持续性，争取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信任、尊重和积极响应。

从文明交流互鉴的维度推动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认为，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具有历史积淀，符合时代需要，可与世界对话。人文精神中重要的内涵是人本精神与民本精神，建议深入挖掘中华人文精神，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视角审视国际传播工作。要在国际传播中树立人类意识，既要传播中国，也要传播世界，加强对贫穷、气候、教育等全球性挑战问题的国际传播；在各类国际事件中，都要有中国报道者的现场声音。要在国际传播中树立人民意识，以国内民众为传播主体，以国外民众为传播对象，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重点是大学、企业、青年群体等。重点探索对大学参与国际传播的政策调整、对企业参与国际传播的引导，对青年参与国际传播的舞台搭建。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全面交往，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崭新的观念，需要全面的人文交流，应当在国际传播中树立扎实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对外舆论斗争要增强话语表达的有效性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资环学院副院长彭年认为，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有序性和有效性需要做到：一是埋头基础工作，准确、清晰地掌握当前舆论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二是提升系统思维，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网格化建设，提高精准传播的水平，对区域国别网格里每一区域、每一领域、每一行业的话语实践与话语表达方式都应精准掌握；三是做好桌面下的文章，针对美西方等对我国的抹黑应当予以有效反击。

对外话语体系实践需要拓展新路径

  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做好理论宣传

《求是》杂志外文版编辑部主任、求是网董事长于波认为，对外理论宣传要注重专业的、权威的语言翻译和把关。在对外传播实践中，要有清晰的受众目标，如《求是》的特定目标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要发挥党中央机关刊物的特色和优势。在当前新的国际形势与国际环境下，要充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形成一个大的外宣队伍。各新闻媒体机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整合各方优质资源，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共同做好对外话语传播，努力展现对外工作的新气象、新作为。

  媒体和智库应当形成合力进行话语体系创新

《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主任宋平认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国的发声，而媒体和智库要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对内能够稳定舆论场，对外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近年来，美西方一直采用双标不断地抹黑中国，其背后都与海外智库的言论和报告息息相关，西方媒体继而推波助澜。美西方媒体会持续设置很多的中国话语陷阱，我们急需打造中国自己的原创思想体系，用符合我们立场、世界能听懂的话语去解读、去传播中国主张，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应对。中国智库在国际舆论场发声要先解决看得见、被看懂的问题。媒体和智库的融合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全球舆论宣传的一个趋势，媒体可以根据智库研究的议题来进行深度挖掘，找好细分的切口，智库亦可以通过媒体来引领新议题，放大成果的影响力。

发挥香港独特角色与功能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陈少波认为，香港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有汇聚西方主流媒体、通讯社，与西方传播语言、风格、价值观相通，高度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等优势，也存在缺少主动建构中国话语的意识与机制、爱国意识形态人才不足等短板。建议构筑覆盖多种语言、多个领域的国际网络意见领袖团队，进行分众传播，增强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探索尝试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提出中国学派论述，借助香港了解西方、与西方网络互通的背景去拆解西方中心主义，着手建立机构、智库、媒体等高效协同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

  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呈现新变化需要新路径

中信基金会研究员、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吐尔孙·艾拜认为，当前的新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一场舆论战。海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性，报道议题具有集中和阶段性特性，西方政要、研究机构和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重要引用信源和制造涉疆舆情的幕后推手，虚假负面信息的多渠道传播和反复引用较为突出。建议加强网络尤其是国际移动终端宣传；强化涉疆基础性理论研究，提升议程设置能力，推进学术话语转为媒体话语；鼓励国内外民间力量参与对外传播等。

（编辑  杨林）

进入2023年，美国对华科技战愈演愈烈。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技术脱钩，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去中国化”，中国要发挥在全球第一需求市场的优势，予以反击，在斗争中求合作；与此同时，要尽快集中资源促进集成电路本土产业链的形成；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打造自主制造基地，改变科技龙头企业屡遭封锁的被动局面。

全球第一芯片市场的优势

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和科技战。拜登上台后，美国遏制中国的势头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变本加厉。美国已将36个中国芯片制造商列入禁令名单，并鼓动台积电迁美。美国的禁令，毫无疑问将对中国的技术和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半导体技术起源于美国，美国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从全球市场供给来看，美国半导体公司占据了整个半导体市场份额的46.3%（2021全球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数据）。从需求方面看，据SIA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555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为1925亿美元，占比34.6%，同比增长27.1%，仍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这也是中国一个巨大的优势。

管理学常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理论模型，分析企业内外部五种决定性因素。其中的“一力”是购买者的力量，也就是说市场需求方的议价能力可以影响企业的盈利。就半导体产业来说，美国主导上游（供应）、中国主导下游（需求）的产业格局，体现了中美工业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国很多下游工业开始衰落，甚至包括半导体的制造，而中国的下游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上游产业仍是短板。这就形成了半导体产业特有的“核恐怖”平衡状态，中美各自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假如中国完全不进口美国的芯片，美国半导体工业也会遭到重创。5年来，美国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一直都是投鼠忌器，他们知道一旦彻底把中国卡死，同时也会把自己的企业卡死。比如美国的高通、英伟达等公司70%以上的营业收入依靠中国市场。失去中国市场，这些企业就会减少投资、裁员、股价大跌，进而导致华尔街恐慌等连锁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继续卡中国脖子，对中国对美国技术霸权构成挑战的企业进行重点打击（比如华为）；另一方面继续在中国市场上拓展其产品销售。与此同时，美国把台积电工厂拉拢过去，一是想重振美国的集成电路制造业，二是美国战略界人士担心中国收复台湾之后，美国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就会断掉。因此，这是美国以再工业化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举动。

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集成电路的本土产业链

虽然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面临短板，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有的领域还很强，比如芯片设计领域。被美国“卡脖子”的关键原因，在于国内还没有形成产业链的国内供需循环。

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并不是我们没有去做，而是数次半途而废，缺乏坚持到底的韧性。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集成电路工业还处于落后位置，但它具有一个全球罕见的特点，就是在半导体产业链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存在。不过迄今为止，在半导体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比较强的供需关系，而是各自分别与国外企业形成供需关系，这就造成了我国集成电路工业的根本性问题。例如，10年前，中芯国际接的订单大部分都来自海外（现在已有所改善），因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认为它不够先进。海思设计的芯片是在台积电下订单，直到不久前，它的设备还全部进口，不用国产设备。上海中微半导体设备生产出中国第一批芯片刻蚀机，但大陆企业不买，卖给台湾企业后才实现产业化。直到中国芯片制造企业遭到美国制裁封锁，才开始在国内下单，采购国产设备、材料。目前国产设备、材料的质量性能还不够先进，处于边际性替代的状态。还有一方面原因，如中芯国际不敢接华为、海思的订单，就是怕受到美国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的制裁。

中国半导体工业为什么没有形成本土的产业链？其根源在于我们的跟随模式。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开始发展半导体工业，60年代做出了集成电路，在技术上一直坚持自主研发，产品和技术不断更新。在当时计划体制下，我国半导体工业的产品主要用于军工和科研，没有与商业化应用结合，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20世纪80年代初，在开放浪潮中，国内集成电路产业被进口品冲垮。主要为军工配套的半导体企业不能适应大众市场，被动依赖引进设备和技术。国内几乎放弃了对集成电路技术的研发。

当时，中央并非没有意识到发展集成电路的重要性，也曾组织力量，以合资方式引进了数条较先进的生产线，如908、909工程和首钢的半导体项目。但是，仅靠引进生产线，不能使中国企业发展出自己的能力，也跟不上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接受了经验教训后，909工程转向自主开发，演变成为今天的华虹。

2000年前后，以中芯国际在上海成立为标志，中国进入发展半导体工业的第三个阶段。这一轮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我国企业采用国际化的发展方式，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循环。此时恰逢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增长阶段，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投资能力，使半导体工业获得很大的发展。

由于中国发展半导体工业的历史很长，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几乎都有中国企业。但是，国际化发展方式没有使这些分布在上游、下游和中游的中国企业之间形成比较强的供给和需求联系，造成了中国龙头芯片企业能够轻易被美国扼制的局面。

形成产业基础是首要目标和任务

应对美国技术封锁的关键，是要形成能够国内自我循环的产业链。

在美国的打压下，我国每一个集成电路企业的技术进步，都必须依托于国内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如果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不能形成较强的供应和需求联系，那么每个企业的技术进步都会受制于美国的压制。因此，打通本国集成电路的产业链，就等同于建立起这个工业的产业基础。一旦形成本土的产业链，我们就不怕美国的技术封锁，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加快形成产业基础，应该成为中国发展集成电路工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2000年，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国务院18号文件发布以来，每隔几年，国务院就会发布一个支持集成电路发展的文件，但其内容未有发展自主产业基础的目标和内容。重大专项由国家支持、资助，以技术指标作为项目立项的标准，而这个技术指标是以国际上已有的先进技术为参照系的。“跟随体制”下的项目是支持单项技术，并以国外已有的技术为跟随目标，仅仅是跟随国际技术进步的前沿，而且大多由大学或研究机构承担。

我国重大专项实施了三个五年规划，我们看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的成就，它源于20多年前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运动，从而使国家计划有了依托。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形成了利用新能源技术推动实施“弯道超车”的构想，而只有自主开发产品的企业才会尝试新技术，才会进行“弯道超车”，才会引发更多的企业进入新的产业链。众多的自主开发企业形成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或基础，造就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产销量第一的成就。反观集成电路工业，得到的国家支持绝不亚于新能源汽车行业，但至今仍是一盘散沙，其中的教训是需要总结的。

全自主制造的可行性

应对美国的技术制裁，中国要建起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需要政策层面支持。中国的政策重点要集中资源促进中国本土产业链的形成，改变企业各自为政，分散地追求单个项目或单项技术指标的现状。政府要下狠心去发展促进产业链形成的关键环节。目前看，关键环节包括底层技术的自主研发，特别是抓全自主制造，以其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

如何实现全自主制造？可以分两步：

第一步是实现生产线的非美国化，即在生产线上使用国产和日本、韩国、欧洲等非美国的设备及材料。目前中国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已经在努力。第二步是以国产设备、材料全部替代国外设备、材料。发展全自主制造可以向产业链上游拉动国产设备和材料，向下游强化制造与设计企业之间的互动，原则是不能出现任何被“卡脖子”的风险。而是不是百分之百国产化，要看具体情况。发展全自主制造需要依靠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的合作，每个环节的技术都是与其他环节互动的。只要抓住制造环节，就抓住了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牛鼻子。

目前发展全自主制造，还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从28纳米的全自主制造开始，这是可以实现的。有人问，华为的芯片用的是7纳米的，做28纳米的全自主制造不是落后了吗？这涉及看待技术进步的根本性立场，它涉及两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

第一，对于创新来说，技术能力基础比当下的技术水平更重要，有能力才能把握技术进步，才能创新。目前中国集成电路行业没有形成自主的产业基础，即能力基础，这也是大部分单个企业都不做深层技术研发的真实原因。但是，依靠国外技术是构不成能力基础的，因此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取决于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即产业基础的进步。缺乏基础是我们在中美技术战中最大的短板，我们要把短板的部分补齐。

根据目前的产业状况，我们可以建起28纳米全自主的生产线，以此打通产业链，形成国家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由此，我们就有能力建14纳米的全自主生产线，以此类推。技术的进步是逐级迭代的，能力是通过产品平台而累积性发展的。

第二，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的需求量和使用量最大的是成熟制程的芯片。先进制程的芯片只占据了很低的市场份额：直至2021年，10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在全球集成电路产能的占比只有2%，而28-180纳米及以上制程的芯片则占据了近61%的全球产能。[1] 2021年台积电还大幅扩产28纳米成熟制程的芯片以应对市场产品的紧缺，当年先进制程芯片在台积电全年营收中的占比只有50%，而支撑台积电产能利用率的关键产品仍然是10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2] 目前，车用芯片基本上是28纳米、45纳米以及65纳米成熟制程的天下，只有自动驾驶芯片等少数汽车芯片才需要用到先进制程。航天等工程领域的芯片甚至还在使用微米级别的，虽然使用量有限。如果中国能够在28-60纳米技术级别真正形成不受外部力量干预的产业链，就有了技术不断进步的产业基础，同时形成另一种竞争优势。中国工业有一项世界上最强的能力：只要学会做某种产品，就可以把这种产品的成本迅速做到世界最低，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如果中国在成熟制程芯片的世界市场上占据主要份额，就会获得“讨价还价”的地位：如果美国封锁20%的先进制程产品，我们就对等封锁80%的成熟制程产品，从成本的角度看，美国的汽车厂不会去用先进制程的芯片。此外，由于所有垄断了先进制程产品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都严重地依赖成熟制程产品来保持赢利，所以失去这个市场会严重动摇它们封锁中国的自信心。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应对芯片封锁

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在自主创新上发挥有效作用？发展全自主制造要求全部采用国产设备和国产材料，这需要一个过程，不会一夜之间达成。但是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建立起我们的集成电路产业基础。一旦形成这个基础，中国上游的设备企业和材料企业就可以加入技术进步的链条，下游的芯片设计发展就不会受美国的限制。抓住这个关键点就可以把整个产业链打通。

当年“两弹一艇”（原子弹、导弹、核潜艇）的成功，“中央专委”这个特殊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讨论新型举国体制时，我们的研究发现，历史上的举国体制的根本特点，是必须成立一个直接对最高领导层负责的特殊决策和执行机构，去执行和完成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否则很难动员举国的力量。对于今天的中国工业体系来说，在我们自己的大飞机项目做成之后，要集中面对集成电路这个工业级的短板，这是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重大任务。“两弹一艇”项目为今天集成电路产业基础的建设，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党中央可以成立一个类似于中央专委的机构，向上对党中央直接负责，向下直接抓这个项目，因为任何一个部门都难以应对这个重大任务。重大任务一定要以培育各个环节之间形成需求和供应关系的产业链及其自主循环的能力为总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既要依靠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换句话说，由于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通过市场竞争成长的企业，所以发展这个工业既要依托市场机制，又要对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各种力量进行统一协调，否则难以突破。因此，发展集成电路工业就需要新时代的“中央专委”来直接领导集成电路的重大任务。

发展自主的制造能力是打通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项目的成败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坚持市场化原则有两个含义：第一，项目完全依托企业去做，无论是现有企业还是新建企业，企业的数量也可以不止一个。项目成功的最终保证是企业的能力成长。第二，项目成败的标准是能不能生产出在价格和性能上符合市场需要、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对设备和材料企业来说，就是生产线能不能用，而且所有的产品产出必须是可以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必须是有工业规模的。实施全自主制造项目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之外的协调。自主制造项目的目标包括以生产线来拉动设备和材料的自主开发，并为自主设计的芯片提供制造服务，所以项目的实施必须伴随产业链上众多企业的合作。在现有的结构条件下，是无法迅速形成这种合作的（至少会出现超过企业承受能力的财务风险），必须由执行重大任务的国家机构来直接协调。这种协调的根本原则就是，生产线必须使用国产设备和材料，设备和材料企业的产品必须符合生产线的要求，芯片设计企业必须支持生产线的制造和试验，并以此作为资助企业的唯一理由。当然，某些协调工作可以部分地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但实现全自主制造是这个重大任务的根本性质。

抓住全自主制造，国家就抓住了扭转市场结构的杠杆。国家从政策上支持全自主制造的芯片销售，就为设备和材料企业提供了销路和技术进步的机会。当产业链上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能够形成彼此之间的供应和需求联系，当所有的国产技术都能够得到应用的机会，中国集成电路的产业基础就形成了，就有条件主要依靠市场竞争的力量来推动产业的发展。

卡住需求，给中国本土芯片企业发展机会

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是管制半导体的供应，那么中国就应该而且可以管制半导体的需求。几年来，美国既想卡住中国的脖子，又想在中国市场上赚钱；那么中国的应对之道就是既然你想卡我，我就不让你赚钱。美国的“核武器”是技术，中国的“核武器”是市场。有市场、没技术，可以发展技术；有技术、没市场，最后技术也是死路一条。总之，中国绝不能让美国鱼和熊掌兼得。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的营收主要是成熟制程的DUV光刻机，而不是最先进的。现在美国要求本国的企业停止对中国提供高端芯片制造设备，要求其同盟国参与对中国工业的围堵。如果美国和其他美国同盟国的企业这么做，相当于卡住了中国芯片产业链企业的供给，我们可以要求任何一个执行美国对华制裁令的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时，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查。这些企业就需要掂量，是对方先动手制裁中国，而不是中国在违反什么自由贸易的规则。

如果阿斯麦要追随美国的政策停止对华出口最先进的光刻机，我们执行对等的制裁之后，可以在市场上封杀它的普通光刻机的销售（其实普通光刻机的销售数量和金额更大）。这样做，可以使中国企业的光刻机更容易打开国内市场。同理，中国中低端芯片领域的企业可能就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谁也阻挡不了能做低端产品的企业继续向高端挺进。

总之，我国有必要做出抉择，针对美国政府以通盘策略从各个层面对中国展开技术封锁，我们应该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进行管制，比如凡是在技术领域制裁中国的外国企业，对其订单实施管制。

同时，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发展中国集成电路的本土产业链，特别是把芯片制造设备和芯片材料领域等短板发展起来。通过国家层面的权威机构，集中协调，把发展集成电路工业定义为重大任务。这个任务比“两弹一艇一星”更复杂，因为它涉及更多的企业成长、市场竞争和间接政策协调的内容。这种复杂性对完成重大任务的特殊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技术封锁，要在斗争中求合作

有一些人担心，如果中国搞全自主制造，中国和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僵，甚至短期内美西方会加快与中国的脱钩。

事实上，脱钩对谁都不好，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如果对方强行跟我们脱钩，我们必须还手。当美国及其企业正在执行对华技术禁令的同时，不能让美国企业再赚中国的钱。美国有美国的优势，但是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要看到，非常齐全的工业体系是中国的战略资产，是中国力量的源泉，是中国的优势。这个工业体系包括低端，也包括高端，无论技术研发服务还是劳动密集型都很重要，不分高下，不能相互替代。

前几年中国在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大量低端产能被迫关停并转，这对中国工业体系造成很大冲击。因为传统工业是高技术工业最大的客户，大规模压缩传统工业，高技术工业也会受到影响。就集成电路行业来说，华为等企业的高端技术被卡脖子引起全民讨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高端技术背后有大量的低端企业为基础，为这个行业的技术突破提供了基础条件。中国之所以对集成电路有这么大的需求量，就是因为中国的下游工业发展得好，反倒把上游的短板凸显出来，这就更加紧迫地要求中国工业在上游突破。如果有人认为应该以消灭下游产业为代价来发展上游产业，那是“缘木求鱼”的做法。试想2020年中国工业转产口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口罩很快成为全球公共品，为全球抗疫做出重要贡献。口罩除了熔喷布等材料是高技术，生产环节都是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但是它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工业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前提下进行重点突破。

中国如何做到既不脱钩，又能在集成电路领域建立我们的自主制造？自主创新并不是关起门来搞技术，而是坚持自己做技术，但也要向别人学习。那么，怎么去实现既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同盟国平等合作，又可以实现自主创新？我们的战略应该是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开放的条件下坚持自主做技术、做产业。如果我们放弃斗争，就会被美国单方面“卡脖子”。

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们并不指望在半导体工业的所有领域都只有中国企业最强。我们希望与世界共存，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彼此都有各自的优势，但我们不接受像美国那样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别人卡死的不平等关系。中国越退让，招致的打击就会越多。因此，这时候中国的拳头要硬，要有可以扼住对方“咽喉”的功力。

（编辑  季节）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两步走”发展目标，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在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这显然是中央最高决策层在问题导向之下的一个重要的指导精神。

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我们的企业显然需要进一步提振信心、改善预期。现在我们面临的三重压力中，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预期转弱，必须努力转强。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信心和预期方面的问题更明显。

强调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

    毋庸讳言，近年来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不少困难。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022年1-11月，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但是民间投资仅仅增长了1.1%。11月份，大中小型企业制造业的PMI分别是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了1、0.8和2.6个百分点，小企业的降幅更大。而小企业绝大多数就是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力。从全局看，民营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不止“五六七八九”的基础性作用了。中国的市场主体有1.6亿以上，其中民营经济占了绝大多数。从企业从业人员来看，估计应该是几亿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小微企业，但每个小微企业平均下来总有几个从业人员。从一亿多翻几倍以后，就是一个4亿到5亿的人员规模。如果再把他们的家庭成员放到一个社会成员大板块中，那么这个规模就更可观了。

    民营企业怎么样提振信心，怎么样振作起来，显然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就业稳定、创新发展，实现市场活力和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民营经济发展低迷的多重因素

    简要分析民营经济发展比较低迷的多重因素，从外部看，这些年中美关系交恶之后，美国努力调动其盟友的力量，以贸易摩擦切入，对中国经济实施全方位、持续的打压。我国高科技的旗舰企业很多是千辛万苦，通过烧钱的瓶颈期才脱颖而出的头部企业，负面影响对这些企业来说不可忽视。

    更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在环境方面受到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从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感受环境的不良性，还有各种其他主客观因素综合迭加形成的预期转弱的外部因素，又叠加了内部因素这样一种态势，例如“一刀切”、层层加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极端的情况等等。必须指出，一些政策存在着合成谬误、分解谬误这样的不良效应。

    一些网上、社会舆论场上的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不当言论，造成舆论上的一些实际压力，给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带来了不少的思想压力，甚至可以说使民营企业产生迷茫和恐慌心态。

    当下，中国经济抓住防疫政策优化调整的契机，扛过国内各个地区先后出现的疫情压力高峰期之后，2023年初始，要打开新的局面。应该更好地领会、理解二十大精神和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导方针，努力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使民企、国企共同提振信心，更好地形成推进中国升级发展的合力。

    第一，在中国的社会氛围里，需要进一步为民营经济正名。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在拉动就业、促进创新、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舆论宣传要按照中央的指导，坚决和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做斗争。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明确说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同时批驳了“离场论”、新的“公私合营论”、“直接控制论”等等，非常有针对性地批驳了错误的观点。如果让一些错误的言论破坏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根基，将很难使党的政策在广大的民营企业中形成比较高的公信力，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二，要贯彻中央这几年已经反复强调的弘扬企业家精神这个方针。市场经济一个相关的基本常识就是高风险往往对应的是高收益，特别是创业创新活动，特别需要敢于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去试错、去创新。

    人们通常看到的是少数成功企业家的辉煌，没有看到大多数的失败者。现代经济特别是数字经济，创业创新称得上是九败一胜，甚至只有百分之几的成功率。这些屡败屡战的创业者，他们的坎坷和艰辛，应该让社会得到更好的认知，同时也要给企业家精神正名。

    企业家精神绝对不限于几个成功人的风光无限，应该属于整个创业创新群体，他们的艰苦奋斗，他们敢于冒险，承担巨大压力，去争取一个成功率并不高的结果。一旦有百分之几的成功，带来的可能是整个局面的焕然一新。

    第三，坚决贯彻中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方针，进一步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明确地赋予企业平等市场地位。在出台融资、审批、营商环境相关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时，应该按照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引导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和所有的企业一起发展壮大。

    中央的精神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积极推动平台经济完成整改，鼓励他们振作起来，进一步推进创新。在优化常态化的监管水平下，要抓紧推出一批绿灯项目。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监管要更多地体现促进平台经济在创新中实现健康和繁荣发展。必须意识到，中国这些已经冲在前沿、为数不多但已经有国际影响的数字平台、头部企业，他们在引领发展和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是有潜力继续大显身手的，要支持他们，纠正偏差以后，真正振作起来去更好地在创新的轨道上升级发展。

体现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

   要特别强调实体经济的发力，把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脊梁进行升级、转型和民营企业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中更好发挥作用结合在一起。大量的民营企业是有这方面的敏感性的，很多专精特新企业出自民营企业。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以后会更多地定向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起来，而民营企业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现在中央特别重视的房地产业，要打通稳楼市的“最后一米”。中央强调，要化解优质头部房企的风险，就是要推动一些带头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得到改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回归常态，并且要对接配套改革，打造实现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新发展模式。

    要因城施策，优化调整原来有关房地产领域里的各项政策。在总体取向上，中央已经是暖风频吹，要进一步落实好在投融资方面给予支持的16条，因城施策地给予更好的投融资支持，扭转已经形成的冰火两重天格局，使各个地方出台更合理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使房地产业界更好地发挥支柱作用。

    总结我们过去已有的一些经验，要更好地推进法治化建设。在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方面，要体现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中央特别强调要保护产权，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在民营企业有一些商务纠纷、经济诉讼案例的时候，应更合理地掌握一些要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这些做得更好。

    在各个地方扛过疫情高峰期的基础之上，我们已经有更充分的把握，把2023年度引导性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为6%左右，恢复到经济的潜在增长力水平。这应该成为一个契机，我们要把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各项措施形成一套组合拳，引导广大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好地领会中央的精神，在提振信心时，形成长期的行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升级发展的进程。

    在有效投资和调动消费潜力等方面还有很多可用的空间，也有很多的政策工具，要更好地优化使用，使民营企业看到从制度层面到政策层面，都有利于改变预期转弱的积极因素，让民营企业感受到政策的阳光普照，这有利于提振整个民营经济的预期和信心。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当下有非常好的针对性，而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指导。要共同努力，把整个市场、企业、信心提升起来，以更好的预期来支持我们升级发展的新局面。

（编辑  季节）

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发展的探索已经数年，有成绩、有进步、有经验，当然也有遗憾、有教训。现在做些回顾思考，很有必要。

构建开源开放的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体系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追求。“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就是一个产业创新的新型组织体系。要实现创建产业创新的新型组织体系这个目标，就一定要遵循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才能少走弯路、事半功倍。

产业创新的新型组织体系建设要遵循其商业逻辑与实践逻辑

产业创新的新型组织体系的建设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下进行的。这个“客观环境”就是市场经济。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组成创新的新型组织群体，亦可以说是为了降低创新成本、提高系统创新效率、共享创新利益而组建的。

在产学研用金等诸多参与产业创新的主体中，根据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合作中可获得的利益的多少与时间长短，可以分成高强度利益关系的客户主体、较强利益关系的客户主体、弱利益关系的客户主体等，形成像在特战队中可以生死相依、永久合作的战友关系，可以放心依靠的长期合作的盟友关系，可以争取发展成有条件合作的朋友关系等不同层级的合作创新伙伴关系。其中，与工业云平台服务商之间存在高强度利益关系的客户、可形成战友型的合作创新伙伴的是工业中小企业的数智工厂（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工厂的简称）；有较强利益关系的客户、可形成长期合作创新盟友的是工业企业设备供应商、数智工程承包商及产品经销商；有弱利益关系的客户、可形成有条件合作创新朋友的是社会自由职业类的工业应用软件开发者。由于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利益关系不同及合作时间的长短不同，决定了上述战友类的合作创新伙伴、盟友类的合作创新伙伴、朋友类的合作创新伙伴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参与产业创新生态的动力亦是有所不同的。

研究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建设中蕴涵的商业逻辑，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所要注意的是，关于工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的发展能够结合经济合理性、与市场经济内在动力相结合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这是以后应该加强的。

因此，在产业创新生态的组织建设中必须清晰了解不同参与者的诉求差别及蕴含其中的商业逻辑。比如工业中小企业的数智工厂，他们与工业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捆绑式的，具有可长期合作、荣辱与共之“战友”的特点，是忠诚度特高的合作创新伙伴。他们必定会鼓励本企业内的有关人员积极参与工厂低代码应用软件、工业数据集（工业APP）的二次开发、迭代开发，甚至参与制造产线（单元、设备）的工控系统软件开发，成为产业创新生态的建设者、应用者与贡献者。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与高强度利益关系客户及较强利益关系客户建设“联合创新军团”，一起“共建产业创新生态”。

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在产业创新生态发展中应依次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帮助中小企业工厂数智化转型、以建设强利益捆绑关系作为基础。这是工业互联网“姓工”的内在要求，亦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更是发展产业创新生态、培育创新骨干团队的要求。二是围绕数智工厂创建“小快轻准”产品（工业数据集）系统服务新模式，在平台企业、工业数字工程企业、数智工厂等企业中组建联合创新、合作创新的长期合作团队。三是以与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利益关系和商业逻辑为依据，创建“凭创新贡献分享利益”的激励机制。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共建新型联合创新军团的计划，不断做大做强产业创新生态组织体系。

另外，在注重产业创新生态新型组织建设商业逻辑的同时，还要注重其发展的实践逻辑。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发展与强大，是参与者为了共同的理想与利益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在长期战争实战中锻炼出来的。有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组织，必须经过市场竞争的锤炼、生与死的考验，大浪淘沙、不断优化才能形成。为一时之利相聚、为一时之利就散伙的投机性的合作创新伙伴，不可能依赖他们去发展产业创新生态体系。这就是建设高质量的产业生态组织的实践逻辑。

产业生态组织的成长要遵循“在服务中发展、在竞争中壮大”的内在逻辑

一个人的成长要遵循幼年、少年、青少年、成年的逐年龄段成长规律，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的成长亦是同样的，要遵循其成长的内在逻辑，不切实际、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事干不得。

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组织体系的发展，还要确立“在服务中构成合作、在合作创新中成长、在竞争中壮大”的思路。实施这个思路的举措是：

一是要走数字技术与行业制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管理经验及知识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深度融合，就不是浅度的、更不是碎片化的融合，而是要求穿透性高、粘合性强的融合，全面性与系统性的融合。从本质上说，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数智工厂提供的服务是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工厂生产与销售知识、经营与管理知识等相融合的技术服务与知识服务。体系庞大、门类众多的制造业，各个细分工业行业的技术与知识服务都是有差别的，不可能被一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一锅煮”式地融合在一起。

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要从行业云平台做起，从一个个细分工业行业的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数字技术与工厂运营管理知识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从工厂生产到运营的业务逻辑相融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去做，切忌一开始就好高骛远，企图一步登天地去做跨行业、全融合的平台业务，一下子就建成庞大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

二是工业互联网平台要走“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好、人好我特”优势竞争的发展之路。现在，工厂设备互联、数据互通的工程分包商多、要价高、创利少，平台服务商“碎片化”服务多、解决问题少、服务效益不理想，很难适应工业企业的需求。因此，谁能提供“工厂设备互联、数据互通的工程牵头总包模式”，谁能提供“行业云平台+‘小快轻准产品’系统服务的新模式”，谁能提供“（工程或服务的）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的新权益保障模式，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谁才有可能“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服务中组成产业创新生态组织”。

三是行业云服务平台要在做大客户群体规模基础上，走好做大做强产业创新生态组织之路。因此，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向数智工厂转型，积极做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客户规模，继而做大做优产业创新生态的新型组织，这是工业行业互联网平台在构建创新生态体系中应该遵循的内在逻辑，也是做强做大行业云平台的努力方向。在站稳脚跟、打响行业云平台品牌之后，凭着已形成的组织实力、经济实力、市场口碑、实践经验，才能再向相关相邻的工业行业推进，稳步打造跨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跨工业行业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因此，坚持从分行业做起、从培植具有自己特色与竞争优势的服务做起、从“共建细分行业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做起，这才是符合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由弱到强、逐步成长、积累性成长的成长逻辑。

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的建设与运作要遵循统一技术标准与统一治理的内在逻辑

1.要在统一技术标准的基础上构建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缺乏统一技术标准与统一技术治理体系与体制，就不能构建开源开放的工业互联网共同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这已是被无数实践所证明的。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实现设备互联、数据互通、数据共享的基础，亦是实现统一数据采集、清洗、归类、智能存储、便利调用等数据治理的内在要求，是建设适用性强、持续服务水平高的数据中台或数据底座的前提条件，是通过“数据主题联接”生成“小快轻准”工业应用数据集的前提条件，也是建成工业云平台驱动工厂生产经营数据体系并实现全面协同运营的保证，更是构建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的基础。我们要充分认识蕴含在其中的这个内在逻辑，在统一技术标准的基础上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工作。

2.产业创新生态组织建设要以健康可靠运营的数智工厂为基础。健康可靠运营的数智工厂要以管理体制创新为保障。无论是从一线员工、班组、车间到工厂管理层的垂直纵向跨层级的、扁平化运作的“掌上办”与“掌上管”，还是从产品零件制造线、配件制造线、部件组装线、产品组装线等承担不同任务的制造车间之间，为实现产品齐套协同生产进行的“在线办”与“在线管”，以及针对工厂“人财物、产供销、进销存、水电气”跨各个管理科室为横向协同服务目的进行的“在线办”与“在线管”，如果缺乏管理制度创新为前提的工厂治理体系与体制的保障，数智工厂组织就可能随时会散架、会垮塌，进而影响到产业创新生态的组织建设。

3.产业创新生态组织运作的内在动力来自于激励与约束体制及治理体制的创新。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生态是由产学研用金等多主体构成的产业创新生态型组织。在这样结构复杂、利益诉求各异、运营逻辑不一的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主体构成的创新型生态组织中，如果没有统一的治理体系与体制，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一个统一运作的产业创新生态组织的有机的整体。如果没有统一的治理体系与体制，就不能构建凭贡献分享利益、依据规定处罚违规行为的激励体制与约束机制，产业创新生态体系的组织运作就会缺乏内在的动力，就不可能进行健康、正常的运作。

（编辑  季节）

    “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各要素都能较充分地发挥作用，亦有较好的结构状态时所应体现出的经济增速。或者可以更直白地说，一个经济体在既无明显通胀、又无明显通缩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就可认为大体上接近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了。

经济三重压力带来的需求、供给和预期变化

中央在2021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遇到了相互交织的三重压力，表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面对三重压力对应性的指导方针，就是要坚定不移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要经过努力，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护在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概念与上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概念放在一起认识，我认为，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5.5%左右引导性的增长目标，量值上正是对应性的，是具有在认识上的一个基本考量而形成的实际要量化的基准判断。不过今年却碰到了新的困难，两会以后有了“超预期”的问题。从1-9月份的实际运行来看，经济增速只达到了3%，四季度如果再好一些，这个5.5%左右的年度引导性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十四五”开局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重心

    把我们的战略部署与今年和明后年，以及整个2035远景目标规划期对接起来进行考虑，也就是如何测算合理区间。虽然中央有关会议、有关文件没有直接表达具体的量值区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目前信息对应确立的“两步走”的第一步，即2020-2035年间我国预期要达到的基本运行结果，来做出比较准确的测算。

在中央提出“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的建议之上，形成了规划纲要。在此期间，习总书记对于中央的建议进行了说明，其中提到，在建议起草过程中，写作组经过认真的研究测算，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主要经济指标的量值，认为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水平；有希望在2035年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

根据这样一个权威性信息所勾画的前景框架，学者们可以作出推测——据预测，我国人口在最近两年将可能达到最高值；在这一条件下，2020-2035年这15中我国GDP年度平均增速如能保证达到4.9%或接近5%，2035年就可以实现人均经济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这可以作为今后15年间保障速度或合理增长区间之底线的基准考虑。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基数抬高的过程中，其增长速度的重心会往下落。所以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十四五”的经济增速重心将可能比“十五五”“十六五”要高一些。“十四五”期间，我们应该追求5.5%-6%区间的速度重心，“十五五”期间，这个经济增速重心将可能落到5.5%以下，但最好不要击穿5%；“十六五”的速度重心希望能在4.5%以上，但很可能落到5%以下。总的考虑，争取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或者在5%左右。

笔者初步预测，要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际要对应的目标量值：“十四五”开局后，2020、2021两年的GDP复合增长率，比2019年增长了5.2%；2022年的增速如果为3.3%，我们应积极考虑2023年力争使经济增速的引导性目标重新提升到5.5%左右（或者大致处于5%以上），而且在2024-2025年保障复工复产基本落实，在提高质量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争取增速达到新高，当然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预判。

在重大宏观调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我们正面对着经济下行压力没有完全解除的不利局面。我国经济下行的因素，从外部冲击看比较好认识，包括国际局势的变化，大宗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等价格上涨造成的供给冲击等等。我们的主观认识方面也存在些问题，例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公布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同志的一个讲话中对于“双重谬误”进行了批评，这是主观方面我们出现的偏差。“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这两个概念，我认为非常值得重视。从“合成谬误”方面看，2021年（特别是下半年）一些管理部门、各个公共权力的环节，在重大宏观调控问题上都是有所作为的，但都是在各自方向发挥作用，尽管从各部门的职能取向来看是正确，但实际效果却形成了宏观上的负效应，例如将力量全都叠加到从严从紧防范风险方面。最典型的是房地产领域，这个“灰犀牛”不是从房地产过高泡沫化冲过来的，而是从房地产业出现了意料不到的迅速低迷的危机局面冲过来了。当然，经过努力，恒大事件带来的局部风险没有演变成人们最担心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风险正进入收敛的过程中间，但是宏观调控方面的偏差必须纠正。

对“分解谬误”也还要继续总结经验教训，防范它再次出现。比如我国设定了很好的“双碳”目标，但是这个将要坚持40年的持久战，却在很多场合成了突击战式的“碳冲锋”，最典型的是丧失政策理性的办法，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绿色低碳指标好看，竟然直接上阵拉闸限电，丧失了政策理性。从主观方面在经济运行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我们要正视和总结的经验教训，并将防范以后继续产生不良效应。

如果说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和纠偏，那么客观的支撑因素，我觉得仍然要肯定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我国工业化进入了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展开它的潜力释放过程。我们的制造业规模已是全球第一，但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大而不强”状态，还将在升级发展中，进一步补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把潜力空间释放出来，完成工业化，支撑现代化。而发展转型同时伴随着城镇化，要继续走完它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是不掺水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目前6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还存在严重掺水的程度，已经进城的三亿多农村人的绝大多数还没有取得户籍，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还远远没有落实。因而不能把真实城镇化水平估计过高。发展空间在何处？工业化、城镇化的相伴而行，这中间存在巨大的潜力空间，正是中国的韧性和回旋余地，也就是我们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趋势并没有改变的客观依据。当然，这是客观的支撑因素，还要跟主观上我们避免出现失误结合在一起，我们仍然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用好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如何持久地推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想强调三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修复市场信心，改善企业界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有向好的信心和预期才能带出好的结果。

第二，基于我们将近三年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应该进一步积极总结经验教训，优化抗疫技术路线。我们无法抄别的经济体的作业，但要重视精准的基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精准就是要讲科学，科学已经表明奥密克戎这个发展阶段上病毒传染性虽然明显提高，但是杀伤力已明显下降，在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的权衡点上，一定要做在精准判断基础上向适当宽松方面的调整。国家卫健委指导文本的调整方向很明显，就是应该承认适当的宽松，不能再像前面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政府一味地讲严防死守，再产生多少次生灾害似乎也无所谓，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应该思考和研究怎么样更好的来动态优化我们防疫抗疫的技术路线之中的要领。

第三，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这两大政策在经济增长中仍然有它们的作用空间，仍然有政策工具箱里可用的工具。当然，怎么把它用好，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学习二十大的报告，结合深圳的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和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创新引领，就不会有高质量，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

创新是我国高质量增长的本质特征

2010年以来，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陡然上升，增长追平并超过了经济增长率，成为中国经济从传统的数量型增长走向高质量创新增长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中国发明专利的科学论文引用量也开始快速增长，创新与科学发现间关系日见紧密，科学发现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大大提高。中国发明专利快速增长向科技前沿靠近，提高了知识创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动了中国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的产业发展从一个极低的水平起步，通过广泛吸引投资实现高技术产业的起步，很快实现突破，越过了模仿-创新阶段，高技术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并开始走向原创性阶段。深圳这样的跨越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在此我们重点讨论：深圳的创新生态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深圳走出了和别人不同的路？

深圳作为具有高度外向特点的经济特区，具有充沛的经济活力与进取精神，对青年人和专业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大量的学生、农村子弟、生产线上的女工，在深圳通过自身的奋斗，既创造了财富，也实现了自身的理想。在形成强大的创新效应同时，也塑造了社会的创新生态。这是深圳所拥有的最基本条件与特征。

深圳是一座特别能创新的城市，在我国创新发展中具有引领示范性。我们与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合作研究中发现，深圳人均GDP从1978年不足200美元，到2019年接近25000美元[1]，增长超过了一百多倍。深圳发明专利高增长起点，比全国平均水平明显早4-5年。

深圳经济增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开放初期，依靠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融入国际分工，实现经济起飞；第二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深圳开始进入跟随模仿创新阶段；第三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后，深圳比较早地转向了质量型创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深圳在WIPO的PCT专利申请量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但申请量增长速度已经平稳。深圳发明专利增长更多体现在全球五大专利局（中美欧日韩）公开授权的专利增长。这与联合国设立知识产权组织初衷有关，WIPO倡导有益于向发展中国家知识溢出的专利体系，有比较明显的扶植性、支持性和保护性。深圳走向创新高端，在全球市场竞争，更需要五大专利局公开保护的发明专利。2020年，全国14座城市在美欧日三大专利局有公开受保护专利（扣除中国和韩国国家专利局），其中深圳占比超过了44%，约为北京的1.7倍、上海的4倍。而在十多年前，深圳还被习惯地称为“山寨城市”（copy dog）。深圳走向全球创新中心步伐实在太快，时间实在太短。由此，引发了一个值得探索的题目，深圳为什么特别能创新？深圳的创新生态是什么样的？深圳从零起步转向高端创新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深圳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创新发展路径是怎么走的？为什么深圳走出了与别的地区不同的道路？

深圳从模仿者成长为创新者的微观生态

深圳的创新生态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深圳企业创新十分善于爬梯子，不怕水平低，能从低水平快速攀登到高处。深圳的工业化是从“三来一补”入手，当年被称作“血汗工厂”，但加工装配生产对培育深圳基础工业能力有重要意义。对比上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化阶段，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生产车间与本世纪初深圳富士康公司的生产线，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两者间相似度很高。其实这是深圳快速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工业基础，从起步发展工业化开始，在简单产品制造上获得知识，逐渐走向生产复杂产品。很多企业家，创业是从“包工头”开始，一步一步达到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平。深圳创新就是这样从最基础的工业生产开始，从简单走向复杂。当年“三来一补”将精准和精益型工业生产发展到极致，加工装配培育出的技术能力对深圳有重要意义。以5G领域发明专利为例，目前，华为公司与中兴公司在该领域专利合计约为全球的四分之一。华为公司崛起于“草根”创业，从加工贸易走向工业化生产，进入新世纪开始逐渐发展为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的企业，依靠大规模持续的创新支出，积累了移动通讯领域前沿复杂技术，推动深圳成为全球5G技术最集中、5G装备生产能力最强的城市。

第二，深圳是企业创新的海洋，是企业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创造性破坏的试验场。深圳的市场是高度开放的，企业无论大小，面对全球竞争，坐享其成的惰性低，参与竞争的创新激励性强，加快了企业创新迭代速度。企业创新密度与企业规模成反比。中小企业创新密度高、大企业的创新规模较大的特征明显。大企业拥有规模化和多元化的技术整合能力，合理的企业规模结构更加有利于形成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雁阵格局。

第三，深圳并不是盲目追求从0到1。深圳在发展中重视利用成熟技术进行新产品和新模式的创新，加快了创新发展速度，成为深圳新的发展模式。进入新世纪，传统的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模式被创新速度替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我国各省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差距也因此而拉大。深圳企业采用成熟技术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创新产品的优势在于，抓住创新速度，领先一步获取创新收益，每次的收益可能不太高，但只要能够不断地领先创新，就可以从低向高不断地爬梯子。虽然短平快模式看起来肤浅，但短平快的平方就不再肤浅。深圳企业的创新模式就是如此，善于利用成熟技术，带动高效创新。事实上，乔布斯与苹果公司的很多创新，也往往是基于成熟技术集合而成。

第四，创新是社会性的知识创造过程，企业创新越多，社会知识积累越多，企业创新能力也就越强。深圳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技术知识创造者和更广泛国际知识创造的合作者。从图3可以看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创新主要依赖于外部知识输入。2000-2010年，自主知识占的比重超过了10%。2010年以来，深圳创新中自主知识已经超过了20%，加上与北京合作，来自国内自主知识达到了四分之一。从国际方面来看，自主知识积累也提高了深圳的开放合作水平，与首尔、东京、加州和纽约、波士顿的合作占深圳知识来源另外四分之一。创新知识积累推动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带来了更多的创新。

第五，多样化的专业化创新汇聚成产业空间高效集聚和多样化产业链。深圳在创新企业集聚空间内，体现了“临近、共享、匹配、学习”的效应特征。企业创新密度与单位产出密度极高，深圳高新区是产业空间高效集聚区。高新区的企业多为专业化创新型企业，每个企业集中于自身的创新优势，效率会很高。成千上万家专业企业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密集强大的信息产业创新集群。信息数字革命将信息产业分为制造业、软件业和数据传输分析业，任何硬件产品离开软件都不具备处理信息的功能，信息制造产品的价值是由高效信息处理能力来衡量的。深圳高新区内制造业、软件和信息传输分析以及各种中介服务业呈现高度融合的趋势。细分的专业化制造与细分的专业编程推动信息产业高效率发展。专业化技术公司的发展，依赖于VC/PE融资，依赖于技术估值与定价，高新区的高度融合趋势催生了服务业和制造业、高新信息产业聚集与相互支持、滚雪球放大的模式。

第六，企业分工创新演化为发达的区域创新网络。供应链的尽头是创新，创新网络是供应链延伸。任何一家企业要成为上层企业的供应商，都要满足统一技术标准。分工产业链演化为发达的创新网络。产业链上下游联动，100个企业创新会带动另外100个企业创新，更多的创新带动更大的创新，形成创新带动创新、发明带动发明、创业带动创业的创新生态。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间的合作密度越高的地方，创新网络就越强大。在深圳企业之间、大学之间、大学与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形成独有知识产权转化为资本、知识转换为产业的创新平台。其中表现突出的有深圳几所大学及哈工大、清华、北大等著名院校，以及大学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著名的企业如中广核等等，他们之间的合作研发产生了大量的专利技术。

第七，“短平快”与“爬梯子”之间的平衡艺术。科学史上有名的阿玛拉定律提出，人们总是高估一项科技发明带来的短期效益，又总是低估它的长期收益。科技创新短期收益是风口价值，长期收益才会产生创新价值。在新的科技革命时代，没有短期追踪风口意识，企业会错失发现新领域和新赛道的机遇。但如果只有追风口的短期行为，就不可能真正塑造出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深圳企业有很多追风口的案例，当众多追风者退出后，在泡沫破灭后的滩涂上坚守，在创新的赛道上经历挫折，坚持深耕，最终成为真正的创新者。深圳众多专精特新企业，大多是在选定的赛道上经历了十年以上的坚守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此外，我们研究产业创新发展时，通常将其分为技术导向型，或科学导向型两类。上海的创新科学关联比深圳高一些，北京又比上海高一些。与国外比较，美国与北欧的创新带有高科技含量特征。中国的创新特征是技术导向与科学产业导向；日韩呈现典型的技术导向，但美日韩欧的共同特征是短周期。因而，无论是科学导向还是产业技术导向，短周期是目前科技创新趋势。深圳创新的特征是科学含量仍不足，但它以短周期、快迭代的方式带动了产业创新。

第八，深圳形成丰富多元的企业创新俱乐部效应。斯托帕尔详细地对比了旧金山崛起与洛杉矶相对衰落，原因之一是洛杉矶的企业没有俱乐部的传统，企业之间竞争多交流少。旧金山湾区最大特点是企业之间竞争多，合作交流更多，互任董事、交叉持股的现象很普遍。[2] 深圳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但不排除分工合作。深圳有着极其发达的行业协会网络，有多元化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网络。深圳为数众多的园区本质上是在打造为创新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俱乐部，一个企业参加几个行业协会，一个企业因VC/PE投资而成为被投企业中的一员，都是进入了不同的创新俱乐部。俱乐部对所有会员企业平等开放、共享信息、挑选合作伙伴。俱乐部中不仅有合作者，也有竞争者，信息共享可以将激烈竞争转换为合作，抱团取暖。这是深圳最独特的地方。

第九，创新既要自下而上，也要从上而下。对既往20年我国发明专利数据的分析表明，发明创新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类，一是来源于相关知识，二是来源于不相关知识，三是来源于中间状态，即半相关知识。这个表达似乎很抽象，具体说则是，生产中所涉及的大量技术知识是相关的，因为相关可以产生递进性质的创新。比如，服装缝纫技术相关的不同品类的技术难度不同。深圳服装业先是沿着工装、童装、男装，最后是女装的路径升级。而后开始发展服装设计和经营服装品牌的知识。今天的深圳已经从最初的服装缝纫中退出，转为集设计、交易、高档面料经营及电商于一体的时装之都。深圳企业驾轻就熟地利用相关知识创新,从简单走向复杂、走向多元化，人才集聚慢慢地就会走向不相关的技术创新。在传统工业领域，钢铁、汽车与电力传输依赖于多产业技术的合成，构成重大产业项目。航天则是不相关基础研究科学突破形成新的科学领域。在深圳，不相关科学研究产生的重大科学工程项目还不多。但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创新则日渐突出。最典型的是生物技术和IT之间融合。当生物技术还主要是化学过程的时代，深圳因为缺乏生化学科和产业的基础，起步虽早，但步履蹒跚。随着基因组学和AI解构蛋白质的突破，从生物技术到生命科学逐渐成为IT技术成为有相关性的技术。尽管是分属不同的科学领域，但底层算法相通。由此深圳进入高水平的不相关知识的科学创新过程。相对于从工业技术底层一步一步沿着相关知识链创新，从科学走向产业化过程，突破性和成长性会更强。

政府在构建创新生态中的关键作用（二级标题）

深圳正在从短周期、快迭代的风口进行创新，走向科学引领的前沿高端创新。从京沪深三市创新性发明专利的变化可以看出，北京科学技术含量高的创新性发明专利量，远高于上海和深圳。这是与北京最重要科学中心地位相称的创新表现。深圳与上海在这一领域的差距则经历了先扩大而后快速缩小的赶超过程，也显示了深圳正在走向科学引领的过程。

这种重大转变与政府行为的关系是，政府放大了创新发展的“免费的午餐”。创新是知识的产出，既包括了由知识产权固定的企业专有知识，也包括了企业分工合作而产生的知识外溢和大学、公共研发机构创造的知识，这些都是社会知识。一个城市的创新活动越活跃，新增的知识就越多，社会共享的知识也越多，这是创新发展的免费午餐，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知识积累效应。“免费的午餐”与深圳无与伦比的精细化分工有着密切关系，若想创业，市场上会有人教你怎么创业；若想创新产品，市场上有人可以给你提供技术；若想为创新融资，市场上有人可以帮你解决融资“最后一米”的障碍。

2022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正爆发的一年。比亚迪实现了自身的产销量及技术创新的历史性突破，也带动了产业链上分工协作企业集群的大发展。回望十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引导性和创新技术支持的作用。为实现深圳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新突破，需要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也就是二十大报告所提到的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基础设施前瞻规划等。政府面对着多维的环境，包括技术识别、鼓励企业在竞争中创新、以产业园区方式实现创新企业聚集并构成知识溢出型产业链。其中高水平大学与合理的大学体系是重大的创新变量，是提升创新科学含量走向源头创新的基础。最后是一座城市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确定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也决定了城市的创新高度。

（责任编辑  苏歌）

水泥是中国建材集团在基础建材领域的重要业务板块，其拥有约全国四分之一的水泥产能。作为中国建材集团的成员单位，中建材信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云智联）以“智能+”赋能企业智慧化转型，立足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企业管理三大领域，着力打造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已在水泥、电力、煤炭、新能源等诸多行业建立了标杆案例。

水泥行业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水泥行业和多数工业行业一样，未来发展离不开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根据智能制造相关国家标准和《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智能制造的成熟度分为五个等级：规划级、规范级、集成级、优化级，引领级。

规划级是最初级，尚无任何线上系统；线下有一定的管理流程，对实施智能制造的基础和条件进行规划，可对核心业务作流程化管理。

规范级建立起部分基于单点业务域的线上系统，从自动化系统、管理信息化系统到生产信息化系统。这也就是人们熟悉的信息化阶段，此阶段实现了单一业务的数据共享。

第三阶段是网络化集成。上一阶段已经使用了数据，但数据的产生和使用还是在单一的业务域内闭环，无法实现跨业务域共享，网络化集成则要求数据做此共享，这个阶段可称为数字化或数字工厂。

第四阶段是智能化阶段，即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形成知识模型，实现对核心业务精准预测及优化，就是以数据为核心，以数据驱动业务优化、智能决策。到这一阶段，才真正能称之为智能工厂。

第五阶段是高级化阶段，是基于模型持续驱动业务优化和创新，实现产业链协同并衍生新的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在这个阶段，数据不再限于一个工厂内的跨业务共享，而是向外延伸到行业，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和企业进行共享和流动，并可产生新的模式。

目前中国建材行业的水泥厂，大部分处于第二阶段，并存在第三阶段数据共享和跨业务系统共享的需求。

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我们希望水泥工厂能够从第二级达到第三级，变成数字工厂，并且开始解锁第四级的智能化场景。  

毫无疑问，数据是未来智能工厂的核心指标，同时，成熟度高的工厂还一定具备系统化特征，并且全局优化而非单点优化。智能工厂不是单纯追求先进设备，更重要的是建立通过先进设备来达到智能工厂成熟度标准的完整路径。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建设的思路，主要包括两种方案：传统ISA-95架构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   

ISA-95架构的解决方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哪个系统需要数据，数据使用系统和产生系统进行点对点集成即可。这种传统数据集成方式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状架构，导致跨业务共享困难，其中任何一个系统或者系统中的数据发生迭代，都会沿着这个复杂网络进行传导，进而引发其它系统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后期升级迭代和维护的工作量及难度都非常大。

相比之下，使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实现智能化目标，进行业务协同、数据融合、数据驱动就显得更加合适。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精髓是“解耦”，即通过平台化设计，对数据的产生系统和使用系统进行解耦，统筹用户、报表、流程等基础能力，避免重复“造轮子”的问题，大家互相不再发生关系而是与平台发生关系，从而有利于业务的协同优化。

以中国建材集团水泥板块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架构图为例，最底层是感知层，包括我们现有的信息化系统，其中有很多结构化的数据，以及大量传感器和测量设备；感知层之上是网络层和云，是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层；云平台之上，是我们目前聚焦发力的一个层级——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层。平台PaaS层又细分了两层，一层是通用PaaS，一层是建材行业的PaaS：前者是技术平台，后者目前分为五个模块：CPS平台、业务平台、集成链接平台、数据平台和智能平台。

平台层向上支撑着不同的业务域，我们按照研发、生产、经营管理、用户服务和产业协同定义五大域，分别是研发设计数字化、生产运营数字化、经营管理数字化、用户服务和产业协同。

最上面一层是生态服务层，即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的功能。从业务架构来看，我们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云边协同的架构，这种架构的搭建主要来源于业务，以业务和问题为导向。

第一块是SaaS的部署，一些工厂级的、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信息化系统或者管理信息化系统以前都是单独部署在工厂，未来在业务实现标准化的前提下，完全可以SaaS化。

第二块是提供数据的汇聚。在工厂侧，汇聚大量的OT（操作技术）数据，当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全量汇聚到区域或者中心云，而是根据算法的训练、对标分析等需求进行汇聚。

第三块是提供算力，为未来的智能化建设服务。我们把最大的算力放在中心云平台，边缘侧平台是集成链接平台，轻量化部署，资源需求低，主要完成OT数据的建模、采集以及存储。

水泥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降低了水泥集团整体的数字化投入。原来这些投资都分散在单厂，产生了很多冗余，而云边架构能够降低整体的投资成本和运维成本。

第二，实现了业务的协同。区域平台通过建立统一数据接入标准、数据模型标准以及数据治理、分析、开发和服务标准，为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支撑。

第三，提升了管理水平。区域平台的统一建设及业务应用的集中部署，有利于拉齐所有区域公司、工厂的管理水平，沉淀最佳实践并快速复制。

第四，驱动业务应用创新。集成链接平台支持公有云、混合云、私有云环境下的第三方平台或系统的链接与集成。

福建三明南方水泥工业互联网创新案例

对中国建材集团的水泥板块进行梳理后，信云智联在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南方）进行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实验。在本届大会（2022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智能化工厂项目入选了“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应用典型案例”，该项目以信云智联工业互联网平台“云-边-端”设计为基础，用工厂建模、工业数据采集、三维数字化工厂等技术实现了工厂的数字孪生，全面打通水泥企业在生产和运营方面的全业务链和多维数据，使得水泥集团、区域、工厂“三位一体”智能化协同运作，显著提升了水泥厂的生产和管理效率。

在项目实施之前，三明南方已经建立了大量的生产管理应用系统，但是系统之间未打通，形成了一些数据孤岛，同时也出现了对数据融合、业务协同的需求。

实现三大功能

在三明南方，我们用工业互联网架构进行相关改造，希望达到数据融合、数据驱动和业务协同三个目标。通过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业务协同，即从业务交叉到集中处理的转变。

第一，数据融合。

工业互联网，要生成大量OT和IT数据，而两者的融合是工业互联网建设的一个难点，所以首先要实现OT和IT数据的融合。

目前很多水泥厂从产线到工序没有明确定义，设备编码规则不一致，不同设计院测点编码也不一样。通过工厂建模，不仅可以把工厂、产线、车间、工段、工序、设备、测点建立标准的结构化数据和统一分发，而且能够将之前分散的数据进行结构化、可视化，提高工厂运维能力。

通过数据治理实现数据资产化。我们通过数据主题的方式，把大量的数据通过数据治理汇聚成不同的数据主题，进而形成水泥行业的数据资产，为企业运营管理和经营决策发挥价值。对象主题主要解决数据映射关系，比如设备编码的统一。业务主题将各业务系统数据融合，形成新的业务场景数据主题，比如物流场景。指标主题按照不同维度统一指标口径规则，比如水泥产量。物联和模型主题通过IT和OT数据融合，建立算法模型。  

第二，数据驱动，也就是数据服务。

在既有数据的基础上实现一些数据服务（数据驱动）。数据驱动首先要实现数据可视，这意味着能够实现远程控制或者真实感知到实体工厂实时发生的事情。不同角色会看到不同的数据主题。   

数据驱动的另一个目标是数据分析，即通过业务数字化、标准化，实现辅助决策。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数据基础和标准的指标库，可以按照主题域对数据进行梳理。通过指标库，把各系统分散的数据融合起来，在一个视图上进行安全、生产、质量等多业务域的对标。同时，应对不同管理角色，展示指标的不同维度和粒度：比如生产指标，总经理查看计划与实绩达成率，比较同比和环比；生产部门主管了解各班组评比情况，分析、推广好的工作方法，规避错误；班组长查看自身近期学习曲线，总结成效及需要改进之处。

之前，在水泥生产计划、调度环节，要根据供需平衡、库存平衡来具体调度两个水泥磨的作业时间和产品换产，做到满足市场和成本最优的平衡，尽量使用谷电、避免峰电。但是各角色决策所需数据来源比较分散，表格、早会、查看各业务系统等形式不一，且不及时，以致生产调度所得到的数据可能延迟甚至残缺。现在，各管理角色可一屏感知所有相关数据，解决了原来数据分散、沟通费时的问题，并通过充分的数据分析进行决策。未来，还可在算法准确性验证达标后，实现销量最优、成本最优、库存平衡等智能建议。   

第三，业务协同。

现在高层级的管理人员将会面对不同的业务系统。原来的工作模式是一种“人找事”的方式，人要进到不同系统里完成不同的工作，最后呈现一个统一结果；现在通过业务平台的搭建，实现了从“人找事”变成“事找人”，人员每天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呈现在统一的页面上，不用在系统间多次转换。

为智能工厂转型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三明南方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际效果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实现了全业务的数字化覆盖。即对生产、质量、设备、能源、物流、安全、环保等业务域全场景数字化覆盖。

第二，实现了统一数字化建模。通过制造数据的实时采集、优化分析和远程监控，形成数字化工厂建模。

第三，实现跨业务间的数据共享。通过系统集成和数据融合治理，实现了跨设备、系统的网络化集成和跨业务间数据共享，达到了智能工厂成熟度的第三级，即数字化工厂。

第四，实现了数据的可视及分析。通过三维模型进行数据可视、分析和远程管控，实现部分数字孪生；对生产调度、质量调度、对标等核心业务进行综合性数据分析并反哺、指导业务运行。

第五，为未来的智能工厂奠定了基础。通过数据挖掘对生产调度、质量调度等部分核心业务精准预测和优化，实现了部分业务的数据驱动，为全业务场景的智能化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水泥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实践过程中，建立工作机制以持续获取具备唯一性、可信度和准确度的关键数据源，并进一步形成完备的数据治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此才能保证数字工厂的不断迭代和发展。

（编辑  宋斌斌）

近期，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产业研究所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组成的课题组开展深入研究。目前，课题组关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背景意义、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下一步的工作考虑。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背景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年底举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其中特别强调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重点篇章对产业做了部署，并把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专题总结，其中重点提到，要“深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体现了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视。

    近年来，我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呈现加快发展的整体态势。首先，转型的基础不断被夯实，我国现在正在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的创意发展工程，尤其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目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超过了150家，平台服务的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其次，转型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制造业加速融合渗透，特别是钢铁、汽车、装备、电子、石化等工业行业领域，融合创新、交叉创新不断深化。“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全国已经超过2000多个。第三，转型的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5.7%，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普及率达到了77.1%。数字化新模式新业态也不断发展创新。

    但是我们发现，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究竟转到了什么程度，达到了什么水平？这些问题很难做出科学评价。课题组为此开展了深度的研究，希望能对企业、平台服务商、政府提供辅助和支撑。

    在企业方面，很多制造企业自身不知道怎样转型，进而导致了它们产生“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倾向。通过开展评价诊断服务，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企业摸清数字化发展的现有水平，发现企业在转型中的短板，为企业下一步的转型指明方向。

    对于解决方案服务商来说，依托海量的评价诊断数据，可以帮助它们看到各个行业和企业整体的数字化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以及目标市场数字化转型的短板，进一步帮助平台服务商明确市场定位和场景定位，找准应用市场。

    第三是可以助力地方政府精准施策。不少地方政府对当地行业的整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希望通过构建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进一步帮助地方政府明确各个行业以及区域内的发展路径，助力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转”：第一个是转技术，第二个是转业务，第三个是转管理。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转”，可以构建一个设备互联、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安全保障的新型生产服务体系，从而探索新的模式。比如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模式创新。实际上，“三个转”的过程也对整个新型生产服务体系和模式创新进行了概括。

在“转技术”方面，实际上就是构建技术支撑体系，包括设备互联、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和安全保障。“转业务”对应新的模式，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延伸。“转管理”就是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包括战略、组织、人才、流程和文化。

我们构建了一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的参考架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是以技术为基础、业务为核心、管理为保障进行的一场颠覆性变革。因此，我们在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诊断，是按照技术、业务、管理三大维度展开的。

首先，技术是基础。在整个评价体系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引导制造企业打造“一硬一软一数据一平台一安全”的体系，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其次，业务是核心。引导企业抓住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这样一些业务转型的“牛鼻子”，打造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第三，管理是保障。要引导企业加快在战略、组织、流程、人才、文化等方面的数字化和转型，推动组织模式变革和管理思维创新。

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按照技术、业务、管理三大维度展开，制定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5项二级指标、33项三级指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为科学衡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供理论工具。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评价方法

    为了提升指数的普适性，充分展示不同领域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综合水平和优势短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综合指数按照“点—线—面”的路径，围绕企业、行业、地区三大维度形成了分类指数。

    首先，我们建立了从点到线到面的整体综合指数体系。在点上主要体现企业层面，在线上体现行业层面，在面上体现区域层面。

    在点上主要体现两类典型企业，一类是龙头企业，我们希望帮助它们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我们需要明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些痛点问题。在企业评价的基础上，形成行业的指数。

目前，我们围绕工经联关注的十大重点行业，进行行业指数评选，并进一步提炼区域指数。从不同的指数类型来看，我们构建了十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特色指数的指数体系，主要包括从硬件设备数字化水平，软件集成业务水平一直到数字化管理水平的体系。

整体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就绪度指数，一个是成熟度指数。就绪度指数对应的是技术层面的评价，成熟度指数主要是业务和管理层面的评价。在技术层面，我们主要构建了设备智能水平指数、软件应用水平指数、数据治理水平指数和平台赋能水平指数。在成熟度方面，主要体现企业业务和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用平台化设计普及率、智能化制造普及率、网络化协同普及率、个性化定制普及率、服务化延伸普及率、数字化管理普及率等来体现。

    为此，我们搭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上提供企业情报的问卷，企业通过填报问卷可以反映企业基本的情况。在填报完成以后，企业还可以获取一个评估报告，可以帮助企业围绕数字化转型领域摸清自身家底，找到发展差距，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另外，面向平台的管理者，包括政府以及行业协会，我们的公共服务平台还有一个管理版，可以按照行业、区域和企业等不同分类，对行业、区域、企业的不同层面进行画像的描绘，为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定制发展策略提供数据支撑。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下一步工作考虑

    评价体系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按照“四个一”来持续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估和指数的编制，包括“一个特色的指数体系、一个解决方案资源池、一个产业大脑、一系列供需对接活动”。

    “一个特色的指数体系”就是目前正在联合工经联开展的企业调查问卷的填报。面向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等需求，不断丰富指数内涵，发布特色指数体系，满足不同主体对指数的需求。在问卷填报以后，基于我们的评价方法会形成企业行业和区域层面具体的指数池。

第二个就是我们根据行业的发展需求，引进和培育一批面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服务商，在平台之上构建面向不同行业和企业需求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资源池。

第三个是建设一个产业大脑。面向地方政府和行业的管理部门，构建全产业链产业大脑，动态展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支撑管理决策，实现“产业监测一张图、企业服务一池汇、辅助决策一盘棋”。

另外，围绕指数的评估和推广工作，我们依托自身和工经联现有的一些资源，通过召开现场会、深入行等活动，持续加强评估指标体系和平台的宣贯和推广，面向块状经济、特定行业开展优质解决方案的精准对接。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要提炼一个最浓缩的主题，应该就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下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依报告中所指出新的“两步走”的时间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二十大报告清晰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就是反映共同价值的共性,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个性。报告清晰地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第一是人口规模巨大、任务艰巨而复杂；第二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第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厚植物质基础的同时发展先进文化，在传承文明中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第五是和平发展，要在合作共赢取向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崛起。

我认为,可以列出八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就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高质量”“人民民主”“精神丰富”“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本质的要求，是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坚持的五大原则也很好地勾画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还有“发扬斗争精神”这样非常清晰的要领。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实质相关的系统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我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还需要在社会层面注意避免片面化和落入误区。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它以全面解读二十大报告为大标题，随后一言以蔽之的结论作为小标题，把中国式现代化简单概括为“不是资本推动下的现代化”。文章的核心内容完全否定资本推动发展的正面作用，但是全文没有一个字来回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该以什么来推动的问题。文章把资本推动这一概念与资本主导、资本为中心和西方的现代化划等号，从而彻底加以排斥。

作为研究者，我认为这是一种存在明显错误的认识误区，并且违背了中央的精神。这样的认识很有可能在中国舆论场上产生误导，引出不良效应。我还见到另外若干类似的言论，包括有一定身份的学者，在权威媒体上的一些类似说法。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来探讨、分析和澄清这些观念。

以科学理性看待资本

我们应当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看待有关资本的问题。

首先，要针对现实生活中对资本概念的不当的贬义化、妖魔化，加以澄清。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供给侧要素中的一种。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它们必然要发挥要素供给的动力功能、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这方面也在与时俱进，进一步从基础理论层面研讨这种动力机制。那么这些资本要素也必然要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其实早已经为资本正名。上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就改称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中有什么呢？直观地看当然是国有资产，就是钱和物。那么运用这些资产，理所当然是要做好、做大、做强企业。而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到国企改革主线上，“管资产”的表述已经改为“管资本”。既然这是国有资本运营，当然要发挥资本的推动作用，否则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再有，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体系的改革中，对相应的预算管理形式，一开始就称之为要有“国有资本预算”。如今，怎么能把“资本”这个概念归之于贬义词，并对其推动作用一概加以排斥和否定呢？

的确，在国有资本之外，还有民间资本、国外资本，但在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当中，这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它们应当基于资本中性逻辑来看待，才能够对接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竞争中性概念。也就是说，需要承认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具有推动发展的作用和参与分配的必然性。

对于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科技含量等等概念的区别化的分析考察，它们的内涵和逻辑则是很清晰的。但这些是技术性的概念，完全不宜去贴主义的标签。显然我们不能说，凡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而劳动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我认为实质性的要点在于，以资本的本性而言，不论是国资、民资、外资，它都要参与发展，都必然要以保值增值取向的扩张参与和推动经济生活。

如何对待资本功能作用的两重性

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关键是如何处理它的功能作用的两重可能性。在经济运行中，既可能无序扩张和发展，也可能有序扩张和发展。同时，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需要得到基于合理政策和合理制度安排的引导和调整。中央已经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在扩张发展方面，要设置红绿灯，分配方面要优化一、二、三次分配形成的分配体系。

所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绝不是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而是要全面依法治国，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者开绿灯的合理调控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扩张发展中得到发挥。

总之，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作为其内涵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都客观要求以多种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来支持，都不可能对其排斥否定，而是应该充分注重使资本要素在包容式发展中实现它的健康推动作用。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有非常明显的意义，认清这一点，不论对于当下刻不容缓地稳住国民经济大盘、改善市场预期、争取经济运行恢复进入合理区间，还是对于长远的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它的现实意义都是极为明显的。

    （编辑  季节）

绿色智能制造是应对种种不确定性、保持工业企业韧性的关键要素，可以让企业具备柔性生产的能力，面对各种上下游的不确定性因素时，依然能够保证生产的韧性，实现敏捷的响应和高效的运营。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推进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并举，更需要持续创新与健康生态圈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必选题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进动力。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落地，以及人口变化和劳动力世代变迁的大趋势，依然是制造业头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工业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是空前的。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人们的差旅和互访受到很大限制，这意味着实地监控进程的能力受到限制，必须考虑将运维操作尽量远程化。智能制造是我们将要迎来的下一代自动化趋势。

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94%的世界前1000强企业受到了供应链的挑战和冲击，加之近来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工业企业必须变得更高效和更有韧性，实现业务敏捷性，分布式运营，优化供应链，确保信息安全，注重质量提升。

由于32%的碳排放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工业企业，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工业企业的必选题。为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大量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八大控排行业将面临减碳压力。另据国家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技能型人才缺口的增加，决定企业必须要用技术赋能员工、赋能管理、赋能决策。

过去，我们判断一个工业企业成功与否，通常会看它的财务数据，如营收、利润、投资回报率等指标。现在，我们评价一个企业是不是优秀肯定要把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纳入考虑范畴。如何在“人、利润、地球”这三重底线中做到平衡是一项挑战，也是我们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一步。

如今，数字技术可以支撑企业推进可持续发展工作，数字化的赋能手段保证了与碳排放相关的实时数据的传输和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企业的情况，还可以追踪产业链上下游的情况。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一个企业能够通过可持续发展彰显社会责任，那将带来业务的增长，吸引新的人才和投资。随着碳交易机制的不断成熟和数字化监测手段的日趋完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业务机会和经济效益将会进一步显现。

数字化赋能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两项企业长期战略。数字化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可持续发展为数字化提供了新的舞台和发展动力。以施耐德电气集团（以下简称施耐德电气）为例，2021年施耐德电气的全球收入达到290亿欧元，其中50％以上的营业收入来自数字化业务，包括互联互通的产品、边缘控制、分析、软件、服务等。同时，公司的可持续影响力收入占比已经达到70%（可持续影响力收入是指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收入），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80%。

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需要从如下三个层面逐步推进:

一是高效生产。生产是工业企业的核心，通过全厂统一的管控平台和智能监测系统，可以把可持续发展的KPI融合到日常运营管理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KPI不仅包括碳排放和环境监测数据，也包括生产节拍、生产能效、产能利用效率、质量合格等相关要素。通过生产最优化，保证企业的长期卓越表现。

二是绿色的产品。一方面通过循环利用，消除浪费，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产品碳足迹，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

三是社会承诺。企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碳中和，也要通过数字生态圈赋能客户和供应商实现全价值链的碳中和。

通过上述三个层面自内而外地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够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生产力，增加安全性和长期发展韧性。

数字化赋能是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市场调研显示，依托工业物联网的闭环能源管理技术，可以带来大约23%的能耗降低；通过专家远程监控和运维优化，可实现最高43%的能耗降低。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工业，我们必须通过数字化手段增强企业的信息感知能力，充分挖掘和利用数据的价值，实现多层级、多功能的融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提升效率，实现高效生产；才能够减少碳足迹，打造绿色产品；才能够赋能价值链，兑现社会承诺。

全面减碳的关键，在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要有覆盖从设计、实施到交付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绿色能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咨询、流程和工厂自动化、工厂和企业能效管理、绿色智能制造和精益咨询、工艺仿真优化、数字化交付、供应链控制塔等方案。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马拉松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不设终点的马拉松，工业企业必须制定长期战略，不断改善策略与方法。施耐德电气就是通过持续创新，实现了在中国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施耐德电气进入中国市场已有35年。截至目前，施耐德电气已在华拥有22家工厂，其中15家工厂获评“绿色工厂”，14家达到了内部认证的零碳排放标准；成立了四大研发中心，建立了开放式并面向所有用户的施耐德电气研修院及客户关爱中心。

中国已成为施耐德电气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对研发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是施耐德电气在中国市场取得长足发展的动力之一，公司的创新模式正从一家企业的单点突破转变为生态系统的融合发展。

“多中心”模式是施耐德电气在全球的重要战略布局。中国是施耐德电气全球四大研发基地之一，包括4个研发中心与近2000名研发人员，成立了全球能效管理和工业自动化业务的中国中心，负责相关产品的战略制定、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从而将中国智慧源源不断输向世界。施耐德电气工业自动化中国研发中心遵循“本地研发、中国首发”的发展愿景，融合国际品质与本土创新，以中国速度强化弹性供应链，实现了工业自动化业务的本土化。

施耐德电气坚持开放创新，携手生态圈伙伴为客户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通过创赢计划等方式，与绿色智能制造和绿色能源管理领域的合作伙伴开展了广泛的联合创新，促使应用成果不断落地。公司在各地设立赋能中心，助力当地企业利用领先技术，加快研发创新，包括重庆万州赋能中心、绿色智能制造无锡创新示范园、北京亦庄的数字产业示范园等等。

此外，施耐德积极与中国高校开展深入的科研合作，迄今已经与30多所重点大学达成合作，每年有近12000名师生在施耐德电气联合实验室学习、从事科研活动，推进更深入、广泛的技术创新。公司还不断加强与客户的联合创新，与宁德时代联合推出创新储能解决方案，与明阳集团合作为海上风电定制专业化产品等。

由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与施耐德电气主办、中科创达、亚马逊云科技、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等共同支持的“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季。该计划旨在通过联合生态圈伙伴，融合创新技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一系列可落地、可复用的联合创新解决方案，同时孵化出一批中小企业生态伙伴，让创新技术激发出工业场景生产力与效率的巨大潜力。自2020年以来，“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已为20余家初创型企业提供技术和资源，涌现出大量创新的工业技术和应用场景。

展望未来，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面向未来，工业企业唯有秉承绿色智能制造理念，通过战略性提速、场景化创新、绿色可持续、供应链协同，构建智能制造发展新生态，进而迈向数据驱动、开放、高效、可持续的未来工业。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数智工厂建设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当前数字化工厂建设进入了第二阶段。故此，需要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对新阶段数字化转型的方法和路径作进一步探索。企业要完成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必须完成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线上线下结合的运营方式创新、工厂内部数字化治理体系创新、“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与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数字化技能培训等六大任务。基于此分别提出了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及实施的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工业中小企业；数智工厂；数据生态；数字化治理

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也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以数字化智能化工厂（以下简称“数智工厂”）转型为重点的第二轮发展时期。第一轮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模式是云平台+互联网+消费与服务/智能手机，第二轮转型的基本模式是云平台+互联网+制造与服务/数智工厂。扩大“数智工厂”的规模，是我国第二轮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与战略举措，也是当下数字工厂和未来“产业大脑”建设的重要中间环节。其中，工业中小企业的数智工厂建设，面临错综复杂的数字化改造环境和艰难的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难题。“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复杂、再艰难的任务，只要找准了方法和路径，都可迎刃而解。

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必须完成的六个方面任务

目前，数字工厂与智能工厂已经到了融合发展阶段，有计算必有智能算法创新。在数智工厂建设中，已开始运用设备端计算、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端的边缘计算、云计算；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亦在推进中，有大数据必用人工智能。数智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模式，既要从可实现的条件出发，又要加强数字化供应商与工业企业双方主体合作，全面理解、正确处理好老企业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改革之间关系，为基层实践提供实际操作型的指导服务。供需双方既要履行各自责任，又要相互配合推进，明确以下六个方面的任务。这六个方面任务，是实现企业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建设由行业云主导运营，数据底座与工厂一线相融通的数据生态体系

工厂数据生态体系是数智工厂建设的前提条件，为能够打通数据、用好数据，需要将生产领域、运营领域、管理领域、治理领域、销售领域等数据生态系统中的数据与行业云平台的数据底座融通，贯通其中的技术标准、业务知识、行为规则，建设一体化的数据生态体系。

以织造数字工厂行业云计算平台为例，分析离散型工厂生产场景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基本标配是“两类单元（单机制造单元、多机制造单元）、两种产线（制造产线、物流产线）”的物联与员工的互联（即 HCPS），并有从物料到半成品再到成品生产的扫码数采系统，简称为“两类数智化制造单元、两种数智化制造产线+数采系统”。

其中，员工（H）使用“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侧边缘计算（智能网关或服务器）上行到云平台的数据是“制造单元或制造产线的工况数据、碳（能）耗数据”，云平台下行到智能网关或服务器的数据是智能监测数据集与优化碳耗数据集，为智能预警、智能运维、智能碳耗管理奠定了基础。数字化管理与治理数据系统的标配架构是“云+管理人员的工位机”，管理人员使用“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指令执行结果报告数据集”。

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方式创新

工厂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方式的创新是数智工厂改革的依据与主线，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数字化生产需要改变员工岗级、班组级、车间级、生产科与销售科的人员逐级请示汇报的运作方式，建立垂直“五跨”的运营（作）方式。（2）构建跨单元、跨产线、跨车间的横向协同生产的运营方式。（3）创建织品生产与经营业务一体化的、横向跨多个管理科室（或部门）的协同服务掌上办的运营方式，逐步推进工厂管理的扁平化。（4）构建类似于军队“战场情报实时采集、战术信息实时交互、多军种协同作战”实时一体化协同的企业运营方式。

完成工厂的数字化管理体制变革

深化数字化管理体制改革是数智工厂建设的动力，需要改革传统企业管理体制，推进采购、资产管理、仓储、生产管理、人事与工资、财务管理、销售与客户的数字化、无纸化、可视化，并创建与其相配套的管理制度。

创建工厂内部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与体制

创建数字化治理体系与数字化管理体制，是数智工厂有序运营的必然要求和制度保障，需要处理好管理体制改革、数据治理体系、数字化治理体制三者关系。其中，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有规（法）可依问题；数字化治理体系创新要解决严密严谨（执法必严）、查证有功或违规行为的数字化证据链问题。

举例来说，要让数字化管理制度“长牙齿”，保证人人能遵守制度、事事能讲规矩，就必须建立健全跟踪员工生产经营行为的大数据监管体系与体制，实行“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有功必赏、违规必处”，才能保障数字化管理制度创新成果落地见效。

开发全厂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与人工智能的应用

首先，要开发好全厂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这是实现云平台动态地实时调度指挥全体员工，让员工去调控数字化的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由管理部门员工提供协同的服务保障的必备条件，这是构建面向客户的一体化协同生产与协同服务的数智工厂运营方式的必然要求。要开发好这个数据集，将以“N+X”的数据集形式来体现。其中“N”项的岗位核心指令数据与操作行为规范等数据是固定的，“X”项的“任务的指令数据”是因不同时间、不同任务而产生变化的。同时，将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进行汇总统计，可自动生成各类可视化的数据报表，可以为各岗位人员提供越来越人性化、便利化、可视化的服务，以此为依托可以构建成“以员工为主体的、类似于由云平台统一实时动态调度指挥的多兵种一体化协同作战”的运营方式。

其次，开发四大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根据生产、业务、管理、治理等四大场景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进展与业务数据运营的内在逻辑关系，开发各种人工智能算法与应用，并渐次推进。比如通过生产场景数据开发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提高智能制造、智能运维、智能质检、智能包装等智能生产与智能运维水平；通过持续推进“订单进度跟踪、合同履约提醒、节能减碳减排合规审查、安全生产跟踪预警、流动资金周转调控”等生产与经营一体化场景的数据并开发新算法，创新智能生产与经营的方式；通过开发“插单智能排产、动态调度管理、产供销智能协同”等管理场景数据的算法，可以创新智能管理；再通过治理场景数据的算法，渐次有序地开发智能监管、智能评价、智能治理体系，实现工厂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与体制的创新。

只要针对生产、经营、管理、治理等场景数据，洞察其业务数据运作的内在逻辑，就能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创新，使智能生产、智能运营、智能管理、智能治理年年有进步。

抓好数字化技能培训与先进文化建设

加强员工数字化技能培训是数智工厂发挥作用的关键，否则就会出现类似老年人买了智能手机却用不了、用不好的情况。要广泛动员企业员工，积极开展适岗技能培训，养成遵守数字化技能操作规范、数字化管理制度的习惯。企业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数字化技能、带头遵守数字化管理制度，以身作则地带领员工加强企业的数智文化、数智文明建设，这也是数智工厂建设最为关键的环节。

向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的方法与路径

完成上述六项任务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将“长规划”与“短安排”相统筹，步步为营，扎实推进。

六项任务推进的内在逻辑

实践证明，六项任务的实施是根据以下内在逻辑推进的。工厂的数据生态体系建设是根据工厂的产品制造、销售、创造利润的工厂职能要求推进的；数智工厂的运营方式创新是跟随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的进程推进的；工厂的数字化管理体制改革是跟随运营方式创新的进程推进的；工厂的治理体系创新是跟随数字化管理体制创新的进程推进的。同时，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的开发应用是随同数据生态体系建设进程推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是随着场景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进程推进的。总而言之，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的进程是决定其他五项任务进展的根本前提与依据。

数智工厂建设进程可分成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根据上述六项任务的推进逻辑，可以编制“工业中小企业数智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的计划推进图”。其中，初级数智工厂要完成大部分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完成守住行业环保红线、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共性难题的全部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将要完成部分管理（即生产与销售管理）数据系统建设任务，还要完成部分管理与治理数据系统的建设任务。不同行业要守住的环保法定红线、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的共性难题有所不同，导致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亦有所区别，如表1所示。

表 1  行业共性难题和解决方案示例

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

上述六项任务是分阶段渐次推进的，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沿着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逐阶升级。

1.初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初级数智工厂是基本完成生产领域数字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实现生产数据、减排数据、销售数据、解决行业急需解决共性问题数据等一体化运营的智能工厂，这是“入门级的数智工厂”。初级数智工厂约可采集50%左右的数据，可开发30%左右的数据价值。

2.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中级数智工厂是在生产领域全面完成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基本完成管理领域与治理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基本实现生产数据与管理数据一体化运营、数字化治理的智能工厂。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是在初级数智工厂建设与运营基础上、根据数智工厂生产与经营模式升级内在逻辑推进，也是初级数智工厂的升级版。

中级数智工厂需推进行业数据底座与云平台的建设，完成数智工厂生产与管理系统的80%以上数据接入，建成工厂操作系统，并完成企业近80%左右员工的云平台接入服务，70%以上的数据价值得到开发与体现。

3.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高级数智工厂是指全面完成产品设计（有这类需求的企业）、生产、管理、治理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即全面完成企业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的工厂，是全面实现产品设计（有这类任务的企业）、生产、管理、治理数据的一体化运营、全员协同生产与协同服务的智能工厂。

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是在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基础上，根据现代工厂的建设与运营要求进行升级的。高级数智工厂要求100%完成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完成100%员工的云平台接入服务，90%以上的数据价值被开发，并在提质降本增效上体现出企业效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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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的县域块状经济特色鲜明，产业集群发展较好，工业中小企业众多、面广量大。因此，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智专委”）从2017年起，将探索加快县域工业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智能制造的路径与方法作为主要任务。从2019年开始，浙智专委明确提出了抓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开展“学样仿样推广法”试验。经过多个县（市、区）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学样仿样推广法”。

“学样仿样推广法”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所谓“学样仿样推广法”，是指在工业细分行业中，发现并总结企业认可的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之后，工业中小企业自愿开展仿照样本企业进行决策并由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仿照样本企业签订标准合同、仿照标准合同进行工程监管与验收结算的推广方法。

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或数字化转型已经历过三种推广模式：一是一个企业一次推广一个软件项目的信息化“蚕食式”推广法；二是由著名大公司分包+自己系统集成的供需两方IT团队合作式的推广法；三是一次试点示范只能完成一个试点企业的单个式的推广法。

经过实践发现，上述三种推广模式都不适合细分行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实行找准公约数、试成一批样本、带动一片企业的学样仿样推广方法，受到众多中小企业的欢迎，并经受住了实践检验，赢得了一些县（市）区域工业的中小企业认可，同时也受到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与服务商的欢迎。这种推广法也获得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经信等部门的肯定与推广。

赢得了一些县（市）等区域工业中小企业的认可

“学样仿样推广法”简洁明了、便利可信。它把眼花缭乱的概念变换为数字化工厂的组件，把难以清晰表达的任务转换成中小企业能理解的合同“标的”，把数字工厂建设与运营的复杂神秘表述转换为便于实施的操作方法，为中小企业学习和推行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一系列的便利。便利了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只找一家牵头总包商就能解决问题；便利签订合同；便利预测投入产出；便利进行监理验收结算，保障工程质量，发挥工程效能，保证工程寿命。

在试点探索中，“学样仿样推广法”赢得了各县（市）等区域的工业中小企业认可。

在浙江东、西、南、北、中部各个区域中的一些县域开展做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试点，这些试点都赢得了试点区域细分行业中小企业的认可，因为赢得工业企业的认可才是第一位重要的。

仅三年左右的试点，通过“学样仿样”，已将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推广到数十家企业，在各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初期，这个推广速度与绩效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过去的企业信息化推广模式，都是以一个企业一个软件项目分次进行，而一个排产软件与生产管理软件的引入，一般都要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反复学习训练，企业才能完成理解消化并投入使用；一个ERP软件的引入，工业企业的员工一般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学习、培训与实训，才能顺利使用，能掌握并用好60%左右ERP软件的功能就不错了。

与过去的各种推广模式相比，工业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虽然在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与示范要有一年，但它是将五、六个相关联的、具有细分行业业务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改造的公约数的项目一起捆绑实施的，并且通过“学样仿样推广法”，一次可以推广到数家乃至十家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其推广效率与绩效是过去的推广模式所难以相比的。

为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与服务商创造机会

“学样仿样推广法”为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承包商与服务商获得了“接单”与活下去的机会，并且为他们今后的成长与做强做大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已形成两类截然不同的工业数字化工程与服务市场：

第一类是制造业大公司、大集团企业的市场。这类市场的特点是“三有”：一是大型企业有钱投资，每家企业的每次数字化改造可承受几千万咨询分包服务，以及上亿或几个亿的数字工程分包投资；二是大企业拥有信息技术集成能力和技术团队，不必担心数字工程分包会产生数据孤岛；三是大型工业企业对数字信息供应商有特定的要求，他们一般找国内外著名咨询服务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等）与数字工程大企业（如西门子、SAP、达索等）为他们做分包与服务。

第二类是工业中小微企业的市场。这类市场的特点：一是每家企业每次购买咨询服务只能支付几千或万余元；二是每次数字化工程改造只能支付几十万最多几百万元；三是要求由数字工程总包商牵头总包。他们自己没有信息技术团队，无法承受因多次分包带来的数据孤岛与推倒重来、再度集成改造的投资风险。能够承接他们业务的，只有国内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公司、中小型的数字化工程牵头总包公司与细分行业云平台服务公司。这些承接任务的设计咨询类公司一旦失去客户的信任，就会陷入没有业务可接的状况，甚至失去今后成长的机会。

预计今后10-15年，在我国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这两类不同的市场都会继续延续“大对大、小对小”的供需匹配模式；中小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工程与服务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延续这种供需关系不确定的状态。

调研中发现，在做好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加快推广“学样仿样推广法”过程中，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承包企业、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企业以及细分行业的云平台服务企业，已经开始找到市场供需对接的途径以及让自身生产发展的出路。例如南京金鹊公司从事木工企业自动化及数字化改造已有20多年，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目前公司调整发展路径，向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转型。它创造了“（由金鹊公司）一家牵头总包、各家参与联合分包”的模式，主动联合跃通、舒平、豪德等木工数控设备制造厂商，联合集鱼科技、自胜软件等工业软件分包商，还有新易咨询服务商、智程公司等数字化岗位技能培训与实训服务商，解决了这些数字咨询服务商因各自给客户做分包项目、造成数据孤岛的风险，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只找金鹊一家牵头总包商打交道”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了“总包商+分包商联合接单”模式，实现了可持续的订单共享、可持续的共同成长。

金鹊公司在衢州江山市成立了分公司，2021年至2022年8月，连续承接了江山木门企业26个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承包单，总金额达1512万元（不包含联合分包商的合同金额），每人年均接单50万元左右，高于2021年全国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4.6万元/人）。同时，外地企业也慕名而来邀请金鹊公司牵头总包他们的工程，打开了市场渠道。另外，由于在同行业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金鹊公司木门行业软件的复制成本大幅度下降，工程实施人员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中高端人才团队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在金鹊等公司的带动下，浙江的一批企业纷纷牵头总包做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通过“学样仿样推广法”扩展接单规模，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绩效。

获得各级党委政府及经信等部门的肯定与推广

浙江省在区域工业各细分行业的中小企业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首先得到了江山、兰溪、长兴、北仑、永康、新昌等县（市、区）党委政府及经信等部门的肯定支持与推广。继木门行业之后，江山市已经向化工、塑胶行业推广，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2020年，宁波市政府在北仑区召开现场会，推广北仑区与创元信息公司联合创造的做好样本、学样仿样推广的经验。

去年，浙智专委总结提炼浙江省工业细分行业中小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之后，省委领导对推广这一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现在，浙江省各地都在积极认真地贯彻落实。

从浙江的初步实践经验看，“学样仿样推广法”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它肯定不会止步于本省部分地区，也不会停留在当前的水平。只要坚持推广、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有可能摸索出一条适应广大中小微工业企业、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

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要发挥以下优势：

一、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对“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共识，可以发挥“思路决定出路”的优势。

二、通过更广泛地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将能发挥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工程与服务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目前中小型工业企业占我国企业的90%以上。

三、充分发挥“学样仿样推广法”优势，将可以大批培育并促进工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细分行业云服务牵头集成商、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商的高水平发展，并形成工业数字工程产业供给生态体系的新优势。

四、充分发挥“学样仿样推广法”的优势，就能够抢占工业数字工程科技与工业人工智能应用创新的制高点，并实现应用模式、组织管理模式、新型商业模式、新型治理模式等一系列的创新，引领数字化制造产业链、数字化制造供应链及数字化制造服务链的全面创新。

中国传统优势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将会获得更多经验和成果，将会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做好初级数字工厂样本是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前提

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要有让工业中小企业自觉自愿学习的“样本”。因此要把做好样本摆在首要的位置。

一是要明确目标要求。做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要以工业中小企业自觉自愿学习为原则，让典型样本企业做到可学样、可模仿、可推广，试成一批、带动一片。

二是要让不同产值规模的企业都有可学的样本。江山木门行业在样本试点示范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年产值2000万元的纳成家居、年产值5000万元的亿美达门业、年产值1亿元以上齐嘉公司作为样本，为不同产值规模的企业都提供了可以学、能仿照的样本。

三是要让刚起步的企业有可供学习仿照的样本。这个样本就是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

四是要有运营稳定安全、可放心的样本。这个样本不仅是实现数字化建设（含改造）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而且是能经受稳定、安全运营检验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是有标准的

经过近三年的实践探索，我们体会到，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可看作“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的公约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投得起。工业中小企业要把数字化改造放在优先的地位，像青岛红领服饰工厂那样可以先数字化后自动化。一般一个初级数字工厂的数字化改造投资（不包括装备投资）大约在几十万元，最多只有一两百万元。

2、起步好。初级数字工厂样本改造的起步要好，要能打通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字化、完成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的建设，并能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减排减碳、促进行业利润增长等业务的一体化协同运营。其中，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字化是细分行业业务与技术需求类的公约数。

3、回报高。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后，要有较明显的利润增长；数字化改造投资的性价比高，一般在一年内可收回投资。

4、工期短。能兼顾工业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与企业数字化改造，要求数字化改造工期较少影响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在实践中，数字化改造工程的工期一般控制在三个月左右。

5、用得好。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后，要避免那种“老年人用不好智能手机”的状况发生。要强化员工的数字化适岗操作技能的培训与实训，让已改造的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即初级数字工厂，发挥出正常运营的效能。

6、有保障。“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即初级数字工厂能够稳定、安全、可靠地运营，不发生或极少发生停机、停线、停运维修的情况。对策是建立工业数字工程总包商至少一年的免费维保制度。

满足“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公约数+细分行业业务技术类需求公约数”，是体现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标准的必然要求。为此创建了“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把反映上述两类需求公约数的标准纳入N个“标的清单项”与标准合同“要约承诺保障规定项”，通过合同法来加以保障。

好样本的标准是能够实施、可实现、可让企业放心。标准的实施分强制性、指导性、引领性等类型。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的标准，是既包括强制性又包括指导性的标准。

另外，对打通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与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据，并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减碳减排、促进行业利润明显增长等业务的一体化运营作三点补充说明。

（1）关于构建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

如上图，构建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一般是指建设两个数字化制造单元（单机、多机制造单元）、两种类型数字化产线（制造产线与生产物流线）和一个从物料→半成品→成品的扫码数采系统。

（2）关于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

这里的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是指必须要在细分行业中，完成破解影响企业生存与制约利润增长等共性难题的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因不同行业的共性难题不同，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任务有所不同。如下表：

（3）关于创建数据驱动的生产、销售、减排减碳、破除制约行业利润增长与环保等业务的一体化运营方式。

能否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环保、促进行业利润增长等业务一体化运营，是对初级数字工厂建设水平、建设质量的全面检验，亦是能否实现数字化转型提质、降本、增效的考验。只有经过数据驱动生产与经营等业务一体化运营考验的初级数字工厂，才是“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好样本。

“学样仿样推广法”只适用于工业细分行业中的中小企业。这是因为，在同一个工业细分行业，数字工厂内含的工艺生产技术、设备运维与操作规程、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工厂业务数据运作机理是有共性的，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员工的“作业指导+指令”数据集、“外观质量检测+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等工业APP，才会具有共同的适用性，才会有相同的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的公约数与细分行业业务与技术类的公约数。

做好样本要用好一套市场化改革的举措

方法对头，事半功倍。做好样本也要讲方法、讲技巧。这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法与技巧，要推行市场化的招投标制、牵头总承包商公选制、“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工程监理制、工程验收制。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方案要实行公开招标，牵头总包商要进行公选

长期以来，数字工厂建设涉及工业自动化工程公司、工业软件公司、企业管理软件公司、工业装备安装工程公司以及工业云平台服务公司等供应商，它们各自分包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工厂建设中的一部分工程业务，导致了“九龙治水”格局，使缺乏技术集成能力的工业中小企业内部数据孤岛丛生、数据体系分割，数据只能局部运行，企业苦不堪言。

因此，江山市在木门工业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的建设中，一是进行了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方案的公开招标；二是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牵头总包商进行了公选。这两项举措，是保证样本建设能消灭数据孤岛的重要举措。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要推广“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

我们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过去相当数量的数字工厂建设工程的承包合同存在着如下瑕疵：一是合同标的表述含混。对显性(硬件)工程、尤其是隐性(软件)工程及技术难度大的复杂工程描述不明确、界限不明晰。二是工程造价预算编制依据不足、不透明，存在乱报滥报价款、合同标的与工程实际标的不相对应的情况。三是对企业内部数据体系建设与工程质量要求表述不清。大多数合同回避消除数据孤岛、打通数据体系、满足用好数据要求等问题，对“软件”类等隐性工程，缺乏质量达标与稳定、安全、适用等规范。四是缺乏对员工应知应会能操作的技术培训与实训等相应内容。五是缺乏对数字工厂建设工程免费维保期的承诺。

为了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工厂建设普遍存在的任务标的不清晰、造价不透明、工期较随意、培训与实训不落实、免费维保没承诺等合同不规范问题，我们一是编制了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工程项目、工期及工程款价格的“6+X”清单，作为标准合同的附件。二是编制了江山木门工业中小企业初级数字工厂建设标准合同(亦称样本合同)。实践证明，“N+X”清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公开公平透明交易“点菜式”服务的便利，规范的标准合同与附件则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可放心的法律保障。“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成为标的清晰、造价透明、工期明确、保障运营充分、免费维保落实、工程质量放心的“标配”，受到了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供需双方的欢迎。

推行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能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有效杜绝数字工厂建设的模糊合同、杜绝数据孤岛的“半拉子”工程，以及在隐性工程中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实现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达标，从法治的角度为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保驾护航。这一举措降低了市场风险，降低了供需双方在工程承包协商谈判、合同履行监督中所耗精力，极大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调动了供需双方的积极性，较好地保障了工业中小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的推行。

在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中要推行监理制

1、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实行监理制是确保样本质量的必要措施。保证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达标，必须实行建设过程的监理制。监理任务可委托第三方监理公司进行，亦可委托具有监理能力并能履责的第三方组织机构进行。

2、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与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中的监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鉴于目前工业数字工程监理公司十分稀缺的实际情况，监理工作既要坚持为业主把关，又要从实际出发。一是把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监理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二是在实施“学样仿样推广法”中，对企业规模小、数字工厂建设等相对简单的工程项目，可以在工程验收中兼顾监理工作。

对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示范，必须把好验收关

1、坚持验收制是确保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合格的前提。政府及工信部门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一定要秉持为同行业面广量大的工业中小企业认真负好责、把好关的精神，切实为广大企业做好“学样仿样推广法”的示范样本，否则负面作用很大。示范样本做不好的危害，其一是无意中推广了含有虚假绩效的样本，造成对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误导，损害企业的利益；其二是政府为低水平的数字工厂建设的工程总包公司做“背书”，造成政府“不公不廉”的负面影响，损伤政府的公信力；其三是败坏了“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名声。着力推广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验收制，这是政府负责任的体现。

2、在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示范验收中要坚持以下三条。首先，必须贯彻先验收、再择优确定示范样本的原则，不可把试点企业统统树为示范样本。其次，要在科学评价验收上下功夫，确保实现好样本的标准。第三，要把住验收的时间节点，克服急于求成的想法。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投入运营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数据运行体系与应用软件及工厂硬件系统能否安全可靠运转、适用、好用？全体员工是否已具备熟练使用本岗位的适用软件、数字化指令及其操作规范等素养？都需要经受试运行的实际检验。因此，验收期最好在初级数字工厂投入运营的一年以上，不能少于半年，必须接受数字工程建设前后业绩对比，初级数字工厂的软硬件工程必须接受系统性、适用性、稳定性、安全性等实际运行的考验，示范样本的推广工作必须用客观翔实的数据、良好的绩效、安全可信赖的数智化系统来证明。

对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验收与推广，要用绩效数据说话

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数据运营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要接受一定时间的实践检验。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要在获得一年（至少半年）对比数据之后，才能用绩效数据说话。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要坚持以理服人、以绩效数据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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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稳经济、稳增长刻不容缓，而持续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推进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

工业互联网的显著特征

工业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也是造就数字工业的基础工具，是继消费互联网后覆盖更广、渗透更深、成效更大、前景更好的创新体系，被业内称为“互联网的下半场”。

工业互联网具有一系列显著特征：

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综合集成，并与工业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衍生出一系列实用技术，如CAD、CAE、MES、ERP等。

第二，制造并应用了各类电信产品，构筑了服务于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新基建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工业互联网支撑的数字工业与数字经济同族，内核相容，基因相同。对数字经济要点的理解同样适用于数字工业：一是数据本身必须经过开发利用才能成为资源，二是电信产业为数字工业提供了工具和保障，三是两类技术的融合形成了发展的动力，四是数字化提升了生产力，同时变革了生产关系。

数字工业也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数字产业化”是把通信技术（CT）、信息技术（IT）、数字技术（DT）产业化，是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核心先导产业；“产业数字化”——工业各垂直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提升效率，进而提高产业附加值。

目前，一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初步实施了数字化转型，具有七种形态：

一是数字化研发设计。最典型的数据指标就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设计数字化工具的使用率目前已经达到55.7%，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是大数据市场细分。用市场化的观念，对所属行业和具体的用户以及产品的质量、品牌和市场占有率等等，通过大数据进行市场细分。

三是个性化规模定制，目前正在示范推广。

四是智能化的精准制造。《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这是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前我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率已达75.1%。

五是网络化的协同运作，这是我们发展共享经济、完善产业链的具体途径，目前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为39.2%。

六是信息化运营管理，也称数字化管理。目前这一形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所占比例为68.1%。

七是制造业服务化延伸。目前这种形态已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9.9%。

聚焦痛点难点加快数字化转型

目前，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只有补齐短板才能加速成长。工业数字化要从解决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出发，重视行业属性和技术融合，聚焦每个环节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第一，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但总量还不够大，处于成长期。

从2017年到2020年，无论是产业的经济总量增加值，还是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2020年工业核心产业增加值6520亿元，只占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8.3%；当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增加值3.14万亿元，只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0%，2021年提升到4万亿元，占比达11%。说明我们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虽然进入了快车道，但是还处于成长初期，潜力仍然很大。

第二，当前发展数字工业还存在一些问题，要引起重视。

在核心产业的建设方面，工业互联网还没有形成全国的构架。碎片化发展，工业互联网有行业的、有地区的、有企业的，还没有真正联接起来。企业、行业和区域还没有完全互联互通，一些标准和规范缺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自给率只有10%，90%还需要进口；95%的高端芯片需要依赖进口。集成电路的制造仍然薄弱，多数依赖代加工，我们已经拥有了12吋硅晶圆片的生产线，但该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

在工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工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尚缺乏跨界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应用场景不够多。一些大中型骨干工业企业有自己的内网、外网，但是应用水平仍需提高。目前很多工业企业对信息安全和“机器换人”存在忧虑，影响了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

第三，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是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也是数字化转型的主体。所谓赋能，是指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深度融合，合作双方的跨界融合，从而释放出新的动能。赋能不存在“赋方”和“被赋方”的主宾关系，也不存在居高临下的赋予，而是企业的自我变革。互联网企业和工业企业发展的基点是跨界融合、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不是零和博弈，不是“你衰我兴”。信息技术不能代替工业技术，但对行业先进技术可以起到助力和引导的作用。两种技术都在创新、前进，同时融合聚变，进而迸发出新的能量。

第四，目前数字经济的统计监测尚处于发展阶段。数字产业化的增加值可以精准计量，但产业数字化的评价监测统计模型和公式还不成熟，同时要防止避免估值过高而产生盲目性。“十四五”规划提出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同时提出要“健全数字经济统计监测”。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提供了数字经济的分类、统计标准、口径和范围，相关研究机构中据此研究改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定量测算。

大变局下数字化转型的新任务

近三年来，国家和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一系列指导文件。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的大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重要措施之一。

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要抓好三件事

1.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加快网络、标识解析、平台、安全的技术与产品研发，推动新技术在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

2.提升半导体设备、材料和芯片的制造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集成电路制造”（IDM）。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结构不尽合理，上游设计水平不低，下游封装测试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中间的制造能力比较薄弱，要按照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的完整产业链进行调整。

3.积极有序、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除网络基站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项目外，还要格外重视“网络体系强基”和“标识解析体系增强”行动项目，促进各层次工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延伸到行业和企业，企业没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内外网，数字化转型就是一句空话。

工业数字化要走深向实

其一，工业数字化要分地区分行业从企业抓起，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相互学习而不互相攀比；离散式、流程式制造要因业施策；不同企业因企而异，分层次分阶段开展。注重夯实基础能力再造。

其二，要抓住智能制造这个主攻方向。5G的突出优势与智能制造的要求相契合，物理单元应联尽联、无限泛在数据图像应采尽采、畅通传输。企业提升内网、外网水平，打造5G连接工厂。提升算法算力，逐级提升数据应用功能。工业知识、技术软件化，开发应用工业APP，要做到软硬兼施。

其三，数字化转型要由企业拓展到产业链。充分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作为链主的领军和生态整合作用，结合自身的数字化经验，为产业链服务，推动同行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带动专精特新企业及中小微企业融入产业链。助推服务商与企业合作，创新优质应用场景，加快示范推广。培育一批数字化示范园区，带动区域经济和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

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数字化助推经济复苏

健康码、行程卡、“数字哨兵”保证员工健康出勤；了解市场信息，获取订单，签订合同，往来资金；电子商务、智慧物流，优选运输方式，畅通购销；柔性生产方案，内网下达，外网协同，自动控制、无人操作；倒逼数字化应用，巩固成果。

助力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做到“五通”。“规则通”是指信息联通，及时了解各地各行业市场规则、财税政策，消除隔阂。“信息通”是指通过公网、专网及时掌握供求、价格、质量、数量等市场要素。“物流通”是指优化原料和产品库存及流向，合理选择运输路线，降低物流成本。“商务通”旨在通过数字化提高商务效率，简化出入省和进出口通关手续，提高物流、资金流转效率。“监管通”要反不正当竞争，建立信用档案，信用信息互通，及时发现惩戒违法违规行为。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