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它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软实力,也是助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这为“走出去”中国企业的业务发展带来新机遇。

首先,企业要有家国情怀,把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与企业的使命和责任结合起来,为企业自身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其次,要应对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挑战,通过海外项目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的增长,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即“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实现与东道国的共同发展,促进所在国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在业务发展战略中融入社会责任战略,既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国家整体形象和软实力的有力支撑。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之一,中信集团30多年来秉承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的企业文化,在诸多行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2016年位居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第156位。下面将以中信集团为例,探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践行海内外社会责任提升企业自身价值和母国的软实力。

践行社会责任的“六项实践”

中信集团作为“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先行者,在海内外结合主营业务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起到了示范作用,也极大地提升了中信集团的良好品牌形象和软实力。

专项基金 撬动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为支持国家战略实施积极挖掘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中信集团建立了创新有效的投融资模式,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到一带一路产业发展中。中信集团多家金融和实业子公司共同投融资7000多亿元,并在业内首创了一带一路基金,积极布局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和文化教育等重点领域。截至2016年底,中信一带一路基金创设规模突破1000亿元,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多个项目落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金融助推作用和示范效应。

出国金融 助力民间互通

要出国,找中信。自1998年以来,中信银行不断创新出国金融产品和提升服务能力,助力每一个客户出国梦想,让中国人的出国旅程更便捷、更精彩。作为国内唯一被美国使馆授权办理赴美代传递签证业务、率先获得美国国土安全部授权使用EVUS商标、业内首推“全球签”业务的商业银行,中信银行为中国居民赴全球70余个国家提供了一站式、专业化、全方位出国金融服务,给出国人群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016年,中信银行首创了国内留学中介第三方评价体系,发布《出国留学蓝皮书》,填补留学中介机构评价空白,对准备留学的家庭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金融创新 引领绿色发展

中信集团各金融子公司充分发挥集团综合优势,携手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丰富绿色信贷产品种类、创新绿色信贷工具、扩大绿色信贷服务范围,支持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的发展,同时积极探索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理财、碳金融、环境影响力债券等新兴产品,积极参与绿色发展基金、低碳产业基金及PPP项目,形成中信集团多元化、综合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和带动“一带一路”周边地区和全球的绿色产业发展。中信银行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购买其全资持有的Altyn银行60%的股权,在海外收购金融机构的创新尝试,极大地拓展了双方新的合作领域,比如带动中信现代农业的哈萨克斯坦元首苹果园项目等。

产业创新 激发智能制造

中信集团各实业子公司以创新为驱动,积极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推动《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中信戴卡作为全球最大的铝合金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制造商,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能的纪录刷新。如今铝车轮年产能近5000万件,配套1000多万辆整车,其他铝铸件年产7万吨,全球有汽车的地方就有中信戴卡的足迹。中信环境围绕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节能减排、资源回收利用、流域及湖泊治理和生态修复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尝试,为推动节能环保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作出贡献,其膜法水处理技术已成为“21世纪最佳实用技术之一,其中膜生物反应器(MBR)技术是世界最领先的水处理技术之一。中信重工创新研发的高智能化装备将替代人工、并大幅降低操作人员受伤率,而大型激光3D打印机等高技术成果在高尖端领域为国家带来巨大贡献。

家国情怀,以信取信,传播价值

中信集团从创立初就把“开拓创新、信交天下,走出国门、回报祖国”作为企业的使命基调,把国家的利益与企业的使命结合起来,为国家分忧,为人民谋利,为社会造福。中信集团每年在国内投入近亿元支持援助西藏、精准扶贫、绿色发展等社会公益事业,积极传播企业的正面价值。从 2002 年开始对口援助西藏那曲地区申扎县,采取多种方式支援申扎县经济社会建设。十几年来,先后派出多名援藏干部,累积投入资金超过 3 亿元,在申扎县开展了安居房维修改造、乡村灾害综合治理、道路建设维护等 80 多项工程,为促进申扎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信集团的扶贫侧重在当地发展教育,先后在云、贵、川、藏等地区建设多所希望小学。捐赠1600余万元开展“自强班”项目,帮助来自12个民族、21个县的500名贫困高中生完成高中学业。

中信集团践行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先后建设了昌平绿化基地、黄羊滩万亩治沙绿化基地、APEC 碳中和林基地等一系列绿色工程,造林面积超过 15 万亩。

利交四海,谊接五洲,行稳致远

中信集团各子公司深入执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坚持先义后利、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帮助项目所在国发展经济,成为中国与海外国家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加深了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也帮助中信集团在海外拓展更多的合作领域。

中信集团在伦敦签约的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不单为英国经济发展带来上万就业机会和数以亿计的投资机会,并借助其品牌和质量信誉,牵头其他中资企业组建中信联合舰队,为中国企业拓展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市场创造机会。中信建设为伊朗首都建造的地铁圆了德黑兰人民20年的梦想,被他们誉为“现代文明的宝藏”;建造了非洲的明珠工程”---安哥拉凯兰巴·凯亚西社会住房项目,成为非洲国家兴建社会住房的样板工程;中信建设-中国铁建联合承建的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为阿尔及利亚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中信海直积极参与了各类海上搜救、抢险救灾,以及南、北极科学考察及印度洋海啸灾区救援等。2015年缅甸洪灾,中信海直派遣的直升机是第一架在缅甸执行水灾救援任务的外国直升机,也是中国首次派直升机搭载任务员在海外执行救灾任务。中信矿业在澳大利亚的采矿区积极参与治理豆科灌木侵袭工作,改善矿区自然环境。中信资源在印尼斯兰岛生产基地开设全天候诊所,为当地民众提供可靠的医疗诊治与服务。

中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时代价值

通过中信集团的诸多实践案例,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企业如果根据国家顶层设计和全球发展趋势,借用“取势、明道、优术”的方法履行社会责任,更有助于企业开创新境界、新格局,行稳致远。

取势:把握国家战略,放眼全球视野

“一带一路”倡议已带动30多个国家签署协议,落地了一批标志性的项目。中国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全球发展趋势,主动承担经济、社会、环境三重责任,顺势而为。面对国家新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中国企业应肩负使命,勇于创新和实践,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享中国智慧,助力全球治理,共享机遇,共赢挑战。

明道:明晰战略定位,强化价值导向

企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只有企业的发展战略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企业才能可持续性发展。企业应在主营业务上进行战略布局,在与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关注点上寻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正相关的领域,利用各自优势在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界面创造共同认可的价值,用创新思维和实践带动产业链的绿色发展和生态发展。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牢记履行社会责任的出发点,以诚信为首,通过自身行为进行正面的价值传播。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对母国和海外国家的社会贡献要并行。

优术:深挖创新协同,延展联动效应

中国企业应通过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融入到主营业务的产品创新和运营管理中,通过创新管理来深挖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产融协同、政企联动和境内外联动等各种内外部合作,携手承担社会责任,使各方的社会价值产生最大效应,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更好地实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搭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合作平台

中信集团可依托三个平台、两个联合体和一个联合舰队的搭建来实施企业的社会责任,一方面推动企业本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使可持续发展具有可操作性。

产融协同共担社会责任

互联网+平台。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互联网技术助力产业发展,提升信息的准确公开透明、以及数据整合的效率,充分发挥互联网+为中信集团带来的增值效应。一方面便于利益相关方对集团的了解与监督,另一方面构建了集团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通道,促成金融与实业、国内与国外、线下与线上互补共赢的产业生态圈,降低创新运营成本,推动产业互联网新领域的发展。

资源共享平台。金融与实业子公司,通过客户、政府、人才、海外机构等资源共享,兼顾各方利益需求和资源优势,在社会界面挖掘双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关注点,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带动双方和利益相关方在母国和海外的共赢。金融子公司可为实业子公司、“走出去”中国企业以及境外机构提供投资咨询与金融顾问服务,降低国内外企业的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

资金融通平台。可借助产融协同、融融协同,在基础设施、资源能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进行总体投融资,实现“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资金融通。通过集团内部金融子公司、以及外部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之间的协同进行资金的跨界融通,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创新跨境投融资业务,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合作,创新资金运用模式;与外资金融机构包括外资银行,海外央行,海外投融资平台等合作,深挖开发性金融,加强风险管理,发挥金融对沿线地区和国家的贡献。

政企联合体共创社会价值

    银政企联合体。充分利用银政企三方的共同关注点和各自的资源优势组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信集团金融子公司牵手实业子公司、中央和地方政府、战略客户形成“银政企联合体”合纵连横,在国内依托PPP模式,建立PPP基金,在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在海外依托所在国的发展战略(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与所在国政府、集团的国内外战略客户深入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

产业链联合体。中信集团各子公司可与上下游产业链、利益相关方在业务合作过程中组成“产业链联合体”,结合产业链对社会的价值和影响,创新探索,深化互利合作,共同实现对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三者的最大化平衡。

跨境联动共享持续发展

跨境联合舰队。“独行快,众行远”,中信集团可依托在海内外的品牌和信誉优势,整合国内外最优资源,组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中信跨境联合舰队”,与同业、上下游企业、利益相关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带动中国产品、技术和标准“走出去”,共同谋求中国企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希望更多“走出去”中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积极加入履行海内外社会责任的行列,共同为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及推动全球的可持续性发展迈出坚定地步伐。

 

(编辑  宋斌斌)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对商业银行发展带来战略国际化、产业协同化、项目复杂化、需求多元化等诸多挑战...

 

 

资金融通是保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核心要素,“一带一路”战略涵盖近60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跨境贸易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各国经济将迸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商业银行带来广阔的业务发展机遇。一是将为商业银行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电网、旅游文化等重点领域带来更多的投融资合作机会;二是加大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为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领域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推动商业银行从传统的融资融智融资相结合转变,带动商业银行提高产品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对商业银行发展带来战略国际化、产业协同化、项目复杂化、需求多元化等诸多挑战。首先,“一带一路”战略寻求的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是国内国际战略的统筹发展,要求金融机构具备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金融资本及产业资本的紧密协同,要求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具备发挥资本中介作用、协调产业资本的能力;第三,“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地域广泛,涉及行业众多,商业银行将面临行业、汇率、国别等风险,要求金融机构具备较强风险控制和投资管理能力;最后,“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是横跨境内外、多层次、多维度的,无法通过简单的产品组合满足,而需要金融机构具备提供一揽子、全流程、定制化金融服务方案的能力。

国内商业银行面临“资产荒”

中国过去是以制造业、加工工业、中低端的产业发展,带动了中国金融的积累、资本的积累。今后,让中国的资金和资本走出去的桥梁之一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往我们主要是引进外资,包括银行业更多的业务是跟国外借钱,以往我们是缺存款、缺资金,而现在我们感受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银行业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缺资产。

“资产荒”是2015年银行业共同面临的经营难题。“资产荒”的问题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外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减速,出口增长减慢,以及产业结构处在调整的状态,导致中国银行出现惜贷现象。同时中国银行业资金目前的存贷比正在放松,央行取消了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的一个紧箍咒——存贷比的限制,允许商业银行以资产负债的比例来决定资产的配置和贷款的配置,但这也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一个难题,银行资产在国内配置在什么行业、什么产业,同时如何支持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在重点的发达地区以及发展地区,商业银行能够使用国内的资金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融资需要。因而,资金的出口和资本的出口,要跟制造业的出口相匹配。

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同时也是第一大进出口国。2014年商业银行从事贸易清算的业务,中信银行在股份制银行中做到了第一位。2014年实现业务额4500亿美元,而10年前中信银行一年国际业务的结算量仅200亿美元左右。结算量背后代表着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水平,也代表着相应的企业进口能力。

这三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非常需要汇率的避险,以及资金的稳定。“一带一路”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要的风险之一就是汇率的不稳定,还有就是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现在全世界对哈萨克斯坦的外资投资中,中国排在第一位,包括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要的基础行业,可以说中国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到哈萨克斯坦去开展业务。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几乎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对中国都是全开放的,但是我们商业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开展业务也面临很多困惑,比如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油田——卡巴赞巴斯油田的开发中占了40%的股份,中信集团也占了20%的股份,现在油已经打出来了,但是我们碰到了汇率不稳定的大问题,汇率的波动非常剧烈。哈萨克斯坦的通货膨胀率目前在40%左右,由此带来货币的不稳定。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就是怎么样把石油从当地打出来,然后再卖出去,同时又获得美元的收入,这是中国企业最终的追求,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落袋为安,把钱装在自己口袋里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感受到了当地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对人民币国际化所产生的非常大的压力。如果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业能跟进,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有20%左右的比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那么我们很多中国企业就可以用本币“走出去”。

建立跨国金融服务体系

 “一带一路”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新的业务需求。跨国的金融服务需要匹配相应的服务体系、服务平台、服务系统,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专业的人员。跨国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去”,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设立分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的银行都在大量设立分行。以往中国的银行没有底气,不敢到外面去设分行。过去只有中国银行在海外设立了以服务华侨为主、零售业为主的中国银行服务体系,大家都根本没想过要服务于对公客户、机构客户。但是这几年“工农中建”都已经走出去了,做得最好的是建行和工行,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分行。对于中信银行这种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来说,我们也在海外设置了很多的分支机构,比如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新加坡、悉尼、伦敦、纽约、洛杉矶等等这些地区和城市都设立了分行。我们即将在哈萨克斯坦收购一家当地的银行,否则很难用中信自身的资源去服务于当地的油田业务。如果通过哈萨克斯坦当地的银行去进行交易和做生意,难度非常大,因为它本身不适应西方的经济体系,它是以东欧或者说以前独联体的整个经营体系作为基本结构。我们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的人民银行,目前急需国内的俄语人才,而现在国内懂俄语、懂国际金融、懂经济的人才凤毛麟角。国内的银行业要大力培养国际金融人才。

中信银行的实践经验与优势

中信银行是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作为中信集团的最大核心子公司,目前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净利润在400亿元以上,境内外网点突破1200家,在世界1000家银行中一级资本排名第33位。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随便拿出去一个都可以跻身于世界前一百家大银行之列。中信银行这样的规模在国内算中等银行,但都可以在全世界排名在33位,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实力与能力,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商业银行每年都是爆炸式的发展,我们都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最后都体现在银行业资金的存款和资金、资产的配置方面。

中信银行对“一带一路”重点考虑的是“一带一路”整个资金的融通,它需要资本的投入,还需要股权的投入,不是传统信贷业务能解决的。2015624日,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建设、中信重工、中信国安、中信资源、中信工程、中信环境等多家中信集团下属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宣布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为200亿元,投资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城市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城市综合开发、并购重组、产业投资及走出去项目。首期注资200个亿,目前已经在天津滨海新区注册成功。目前融资主要考虑债权加股权的形式,债权主要是银团的贷款、联合贷款以及其他一些融资手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用基金股权的方式在当地设立相应的融资平台,吸引中国国内的机构投资者。优质的金融投资基金需要有出口,能够走出去并带来相应的投融资机会。目前我们基金已经有200个项目,已经开展了的项目有27个,融资总额已经达到了900多亿。从中可以看出来,业务需求或市场要求都是非常迫切的,企业特别希望中国的银行业能提供多元化的融资,而不仅仅是以前的双边贷款——我给你放一笔贷款,你给我担保就行了。实际上“走出去”本身就需要股权和债权的结合,这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以及中国企业进一步的“走出去”都带来很好的机会。

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当地化、本地化,本地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融资的本地化,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在当地有资信的评值,也就是所谓的“有品牌”,其他的中国企业在当地都是没办法融资的。

我们应该借鉴日本当年的发展经验,企业走到哪儿,银行就跟到哪儿。银行开到哪儿很难做到,跟到哪儿是能做到的。比如中信重工到澳大利亚开展业务,中信银行的分行就要跟上,不仅要提供对公的服务,还要开展对私的服务。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员工,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高等的技工,有时候一个项目就要几千人,银行连代发工资这种最简单的事情都要帮着做。中国人一般出去要在当地办信用卡都非常困难,中国的农民工“走出去”更加艰难,中国的银行要提供代发工资、个人金融服务等,帮助他们把挣到的钱汇出来。这就需要中国的企业树立服务的意识,能够为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和人员带来相应的便利,让他们像在国内一样能够享受融资便利和金融服务的便利。

 

(编辑  杨利红)



* 张强,中信银行副行长。本文根据张强在“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之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金融安排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们应讨论关注“一带一路”有什么样的金融特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安排&...

“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特点

“一带一路”区域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特征:首先,它是出口导向型的地区,对外贸易的需求非常之强烈;第二,这个地区是重要的外资流入地区,对外资的依赖度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这个地区还有其特殊的问题,在金融安排上存在“金融的原罪”,具体表现为三个错配:

第一,货币错配。这个地区对外资和出口的依赖度是很高的,但是每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都需要采用第三国货币结算,如果所需要的货币出了问题,这个地区65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没法进行了。其实,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货币错配,那次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元出了问题,所以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货币错配就是其中很大的问题之一。

第二,期限错配。“一带一路”区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需要资本,特别是长期资本的支持。但是,目前流入“一带一路”地区的资本基本上都是短期资本,短期资本时进时出,很不稳定,导致资本不能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如何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的快进快出也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试图解决这个地区长期资本的错配问题。这个区域的项目基本需要更长的建设周期,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更需要长期的资本来支持,相应地就需要特殊的资本安排。而这种资本安排的需求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所能提供的模式。这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产生的背景之一。

第三,结构错配。这个地区缺乏金融基础设施。即缺乏有深度的市场。“一带一路”地区的储蓄率是很高的,但是当地的储蓄基本被海外所控制,这些储蓄流到海外再反过来投到这个地区,形成本地储蓄不能被本地使用,反而被海外吸走再反投到这个区域来,这就形成了结构错配。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由中国推动的,而是国际上的需求,是由“错配”所造成的需求。中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核心意义就是纠正货币的错配。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发展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实现货币自由化,必须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由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提速,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都快得多。

国际国币有三个主要功能:第一是贸易结算、计价;第二是投融资;第三是储备货币。从贸易结算来看,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20%是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现在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在投融资方面,特别是对华投资,2014年有78%是用人民币安排的。第三作为储备货币,现在很多国家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从200972日实行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这几年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当时参与者、设计者的想象。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只是走过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把“双边”使用进行到了一定规模。201512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于201610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各国银行都要被动配置人民币做储备。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人民币,但是大部分还是周边化阶段。比如,中国人现在跟泰国做生意是用人民币结算,什么时候泰国人跟韩国做生意也用人民币,这才叫做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要实现多边安排,目前这一步还没有完全实现。

在人民币国际业务的推广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第一,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要对世界发展承担一定的义务。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其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举例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就要担负国际性中央银行的责任,换言之,它不仅要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负起责任,还要对全球的宏观经济负责。届时人民币一定会面临跟美元一样的困境。目前美元是国际货币,美联储就要承担起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责,但是与此同时,美联储还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然而国内宏观政策往往与国际宏观政策有矛盾的地方。未来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就会面临同样的境地,也就是承担国际义务的问题。货币国际化就是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人民币国际化本身是公共产品,所以承担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

第二,“一带一路”的倡议体现了治理观念上的变化。目前全球经济秩序都是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还在沿用“基本发达”与“不发达”的分类格局。而如果单纯从GDP的含义上来看,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此分类格局上所建立的所有治理体系都失灵了,那么就需要在国家治理上产生新的理念。而“一带一路”就可以被视为新的治理理念,它跟西方的治理理念不一致。虽然经常有人把“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做一个类比,其实“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通过给对方提供资金、提供流动性,从而提供支付。马歇尔计划最后是形成一个“欧洲美元”。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原则是利益共同体,是“和为贵”。为什么“一带一路”在海外做这么多事情人家都可以接受呢?正是因为“丝路”,也就是通商、友好,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谈,形成共赢的利益格局。它反映了市场经济更深层次的一个真理,这跟中国农村的农贸市场是一样的,农民家里养了几只鸡,这个鸡屁股就是他的银行,可以拿两个鸡蛋去换针头线脑。“一带一路”的生意怎么做呢?有钱固然就好,没钱咱们就借贷,现在没钱将来再还,这是促进交易,市场经济所有的原则不就是“交易为上”吗?

第三,“一带一路”对于金融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说高铁项目。泰国的高铁项目,假如说金融机构给泰国政府提供贷款,最后泰国政府的还款是实物大米,银行必须把大米卖掉才是还款来源,这就是“金融创新”,这跟过去我们用钱来做是不一样的。将来“一带一路”上很可能是钱换物资,金融机构能不能消化这些物资就是新问题。比如泰国的高铁换大米,卖大米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大米能不能卖掉?这就跟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牵扯到很多政策利益的协调方式,需要进行一些新的思考。这是真正的金融创新,这也需要有多渠道、多元化、混合型的融资安排。这种融资安排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多币种的问题,还将涉及到多种物资的安排问题,真正把“一带一路”推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对金融是很大的挑战,就要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

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发展面临三个非常明显的挑战:

第一,人民币可不可以实现可兑换。因为可兑换货币尽管不一定是国际货币,但作为国际货币一定是可兑换的,否则无法通用。

第二,人民币的利差问题,也就是中国逆差稳定的形成机制。如果人民币没有国际收益,其他国家就没法使用人民币。

第三,中国发达的金融市场。这是人民币稳定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未来即便中国人民银行愿意承担起国际责任,也要有赖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否则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就没有办法执行下去。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执行就要依赖美国的国债市场,各国都在购买美国国债。美联储的政策会影响美国国债市场,也就相应地影响了全球市场,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推向全世界。而目前中国的市场非常之小,固定收益非常薄,如果央行想推进自己的货币政策去影响国际市场,并没有适当的工具可以用。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安排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本币化竞争。而在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合作空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采取本币化的策略。如果以各种货币对比来看,人民币相对比较稳定、比较强劲,于是人民币成为本币化的首选,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用的地区就是“一带一路”地区。在这个地区的贸易项目上,人民币国际化在纠正货币错配问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纠正货币错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一带一路”实质上是投资活动,它也需要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那么就需要跨国的金融合作,而且是本币国际化的跨境金融合作,这就给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比如,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出现的互联互通的大项目,在关键节点上的大项目,都需要有特殊融资机制进行长期的资金安排,这是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新挑战之一。

随着未来的经济发展,结构错配可以得到调整,也就是未来本地区储蓄能够为本地区所用,不断扩大投资,要求本币要有金融中心。其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就与此高度相关——如果本地区的自有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就成为人民币的本币中心,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民币业务就是从事国际金融业务。这是中国金融今后的一个发展机会。所以治理结构中包括金融制度上的重新安排,这个安排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新框架。

在“一带一路”的愿景中,以下几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要关注东盟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私募基金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双边的金融安排。过去在东盟与中国的“10+1”合作机制中所制定的“清迈机制”要重新进行讨论和安排。我们建议把清迈机制扩大化、合理化,在上合组织之间建立央行协调机制,特别是在流动性方面做出更多考虑,比如用本币来控制,从而防范更大的金融风险。

第二,如果是中国的金融机构来支持“一带一路”、特别在投融资方面提供支持,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落实长期资本的投融资金融机构。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发行的债券时间可以跨越二、三十年,而其他银行的资金来源都是短期资金,因此支持长期项目非常困难。那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国要发展深度资本市场,只有出现长期债务,特别是债权的出现才能获得长期资本支持,短期资本顶多能开展一些信贷或者流动资金的安排,提供长期支持是有困难的。

在“十三五”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比如在上海市场、境外市场鼓励各国发行“熊猫债”、发行人民币债权,并把人民币债权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之中。金融机构可以由此获得长期资金来支持各类建设的长期项目。金融市场深度化过程中,或者说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成为支持“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安排。由此可见,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是相辅相向而行的,金融的改革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

金融的改革开放其实无外乎三件事:利率市场化;由于利率实现市场化,基于货币与利率的平价关系,货币应该自由化;而当如果货币真正自由化以后,人民币资本项目应该就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上海自贸区就是连接境外和境内金融市场的一种安排。201510月,《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简称上海“金改40条”)正式出台。上海自贸区是在建设一座桥梁,而国内的金融市场建设就是在支持“一带一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尤其关注人民币市场在境外,也就是离岸市场和境内的开放之间的关系。我预计,中国大概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在人民币资本项上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国内企业在投融资安排上,不能仅考虑一个负债问题,要全方位考虑筹措资本,不只是占用资本,还有股本资本;不仅要学会如何利用中国的货币,还要学习利用多国的货币;不仅要利用中国的资金,还要利用海外的资金。也就是说,在多边合作、双边合作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所谓“银行联合”的重要性。在企业的融资活动中,一定要考虑银团的安排,也就是国际银团的组织,而不是单靠一国或者某一家银行来解决全部问题,一定要考虑具有全球性业务布局的银团。

在“一带一路”国家从事金融活动,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很多都是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原则跟一般国家的银行原则是有区别的,业内称之为“伊斯兰国家银行原则”。比如伊斯兰国家的银行是不能收利息的,它的理念是大家一起投资、合伙做生意,但是还没赚到钱就要收利息,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定要融入当地,一定要做到心心相通,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这样企业的融资活动才能做得更好,才能在“一带一路”上走得更远。

(编辑杨利红)



* 本文是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论坛上的发言摘编。

2015年11月6~7日,由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丝路论坛:一带一...

基础设施联通重塑亚洲新气象

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亚洲各国人民堪称互联互通的拓荒者。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只有疏通经络、畅通血脉,“一带一路”才能活起来、动起来。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符合沿线各国发展的需求和合作大势,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各异,并且互补性很强,是世界最长、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但基础设施却是他们共同的薄弱环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常来讲,基础设施联通主要涵盖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源电力的互联互通,以及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人常讲:路通了、信息通了,然后就可以盖房子,发展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就可以推动民心相通。

交通联通只是第一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铁路等交通设施更是优先建设的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推进速度和成效。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首先要有路,这样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但修路只是一个开始,交通基础设施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等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否则难以成为真正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非洲援建的著名的坦赞铁路项目为例,这条铁路在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它贯通东非和中南非,是东非交通动脉,在该铁路建成后,该铁路建成后交由坦赞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其后,为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专家参与管理。

与坦赞铁路类似,香港地铁的成功建设和运营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这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又一个成功案例。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表示,香港地铁项目给我们三大启示:

第一,香港地铁是一个财务上特别成功的项目。无论是建造、运营还是管理地铁,不但没有让政府支出一分钱,而且还给政府上缴两千亿。它是世界上少有的不成为财政包袱且盈利条件良好的地铁项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香港地铁能够保证75%的港岛老百姓的乘坐,地铁站离家不超过500米。

第二,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法定机构来运行。香港地铁的运营有立法,有执法,有专业人员操盘,有社会监督,每年向政府述职,并向全社会公告。当法定机构依法完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后,它就从公共事业变成纯商业机构,这种模式非常成功。

第三,要保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满足较高的国际劳工标准、生态环境标准以及社会责任标准。香港地铁项目没有对生态产生损害,没有对沿线老百姓产生损害,也没有损害劳工关系,它有客观、专业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和审计,同时发布第三方报告。

这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修建铁路或者地铁只是一个开始,项目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更加关键,否则它很难称作是一次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中国也将优先部署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

 

打造能源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孕育着巨大的能源需求增长潜力。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未来能源和电力增长将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和高效率利用,为“一带一路”共同体发展提供“营养”。可以说,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平台。

能源企业是推动能源基础设施联通的主体。目前,我国能源企业已建成境外各类电站累计总装机容量近2亿千瓦,运营10余条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输电线路,打通中俄、中亚、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在未来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能源企业将成为重要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参与者。中国华能、中国石油等“国家队”成员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在积极酝酿自己的能源丝绸之路。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孙智勇指出,作为最早一批走出国门的能源企业,随着国际产能与装备合作的全面推进,华能集团将在沿线各国“一揽子”电力项目解决方案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集团战略规划,华能主要选择“一带一路”周边近30个国家,在主要考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展海外电力项目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石油海外拓展油气业务也将面临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一带一路”是我国陆海能源战略通道,我国原油进口的80%、天然气进口的86%,都要途经沿线国家运输回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功训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市场、通道和资源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为中石油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打造油气合作升级版提供了难得契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

一方面,我国是全球油气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极,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是中石油对外油气合作的“战略核心区”,中石油四大油气通道主要部署在沿线国家。另一方面,中石油作为我国对外油气合作的先行者,与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已达20多年,在19个沿线国家运营着49个项目,权益产量近5000万吨,占中石油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工程技术等合同额超过100亿元,并且拥有一支优秀的本土化员工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项目运作经验。

按照规划,中国石油将以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对外合作先行优势、技术资金优势、能源市场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综合一体化优势,推进以油气合作为核心的能源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

 

构建信息化“高铁”

通讯设施的联通也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将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

通讯行业作为一个国家的敏感神经系统,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相应地陆地光缆只能连接,而维护和服务水平很难保证,并且价格水平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主要依靠自身发展和网络延伸拓展国际业务,速度相对较慢,因此电信海外运营非常少。如何与周边国家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电信通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电信海外运营,对于今天中国三大运营商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机遇,中国电信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小锋表示,公司将在新的起点上扬帆海外,充分利用中国资本、中国概念,辐射中国的电信网络,构建通往全球的信息化“高铁”。按照集团战略,中国电信将以网络为纽带、以运营为载体、共建智慧丝路,把中国电信行业在网络建设、运营、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传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地跨越数字鸿沟,造福当地人民。

为此,中国电信提出了新欧亚战略、新非洲战略等一系列行动计划,拟帮助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打造一些次区域的流量中心,进而在全球形成五大流量交换中心,大幅改善这些国家对于互联网的带宽需求。中国电信不仅要联通基础网络,连接某个国家,还要在相应区域内形成一定的环路,在推动当地经济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促使中国电信形成全球战略布局,输出中国经验,辐射中国影响,打造国际市场信息行业新格局。

 

形成亚洲新气象

“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应关注亚洲国家互联互通,努力扩大亚洲国家共同利益。然而,亚洲互联互通建设既面临机遇,也存在困难,尤其是各国制度和法律差异较大,资金问题突出等等。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是做不到的,只有心往一起想,劲朝一处使,才能不断取得积极成效。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变成沿线各国人民心中“我们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业,这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共同事业,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中国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不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的三位一体联通,它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的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仅仅是第一步。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还要做到以此为圆心、推动三小时经济圈,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互联互通。唯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才能实现最大化。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创造需求和就业,形成一个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亚洲新气象。

 

共商互联互通大计

关于如何促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业界专家和企业家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局限于路、电、信息的相通,更重要的是将通向中国的法制、中国的现代、中国的规范有序和透明的制度。”。

资金不足是“一带一路”部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问题。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宗祥表示,解决资金问题,不仅要靠公共资本的先导作用,还要充分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通过金融创新带动社会资本。此外,资金成本也非常关键,中国能够在印尼高铁项目中最终胜出,资金成本功不可没。邓小锋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广邀合作伙伴,创新合作模式,充分利用中国资本包括丝路基金、其他国家基金以及海内外私人基金,在全球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进行投资、并购。

谈及能源企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吕功训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指引,从国家层面加强“一带一路”油气合作战略的研究,强化政府指导协调机制,避免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无序竞争;完善“走出去”支持政策,加快沿线国家人民币结算平台建设,推动国内银行为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保险服务,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充分发挥智力支持作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更好的指导政府决策和企业实践等。

孙智勇建议,要加强规划引导和对接,明确能源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的“一带一路”能源发展路线图,充分发挥沿线各国积极性,以及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公众的投资热情。同时,建立“一带一路”能源企业联盟,加强全方位沟通合作,遵循互信、友谊、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促进世界电力能源企业合作,开辟世界电力能源合作的新篇章。

 

“国家队”“走出去”率先垂范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海外投资新机遇,国内企业依托自身专业优势,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过组建联合舰队、创新商业模式、践行社会责任。一大批率先“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在海外经营中赢得了口碑,获得了尊重,实现了共赢。

 

战略选择:组联合舰队 抱团出海

独行快、众行远。纵观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具体实践,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已成为一条屡试不爽的取胜方式。

近年来,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海外业务比重达到公司整体业务的95%,公司明确制定了差异化经营战略,即以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以投资融资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谈及公司如何在发展中国家组织上万人的大型土木建设,。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表示,中信建设采用的商业战略或者组织战略,是联合舰队战略。

中信建设一个典型性案例,是2006年联合中国铁建在阿尔巴尼亚中标欧洲标准的高速公路项目,当时项目总标的达到62.5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积极探索成功的一种海外联合模式。此后,依托联合舰队的优势,中信建设持续征战海外市场,带动了中国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大规模 “走出去”。

与中信建设的联合舰队战略类似,中国五矿集团在“走出去”时也采用了抱团“出海”的战略。五矿集团董事会秘书周巍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抱团、真正的抱团,这种协作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尽量落到实处。五矿集团在这方面实践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秘鲁是五矿最大的海外市场,五矿在那里与很多中国央企“抱团”合作,并从“前辈”那里获得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这种“抱团”不一定要有资金、项目上的合作,而是一种协作。抱团还能够真正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走出去”。

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轨道装备制造业通过持续创新,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举世无双的运营经验,无可挑剔的服务精神和不可比拟的综合性价比优势。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1.7万公里,占全球的60%以上;目前正以每天8.2公里的速度向前延伸。

 “从轨道交通领域来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形成像中国这样完善且强大的产业体系。同为中国企业,我们的装备制造、通信信号、基本建设、运营管理以及金融企业,更容易组建‘联合舰队’,形成共同体,实现抱团‘出海’。”徐宗祥表示,中国企业有条件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在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规划建设中起到主导作用。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俞章法表示,大型企业应该主动引领国内企业抱团合作,要争取以技术和标准为手段带动更多企业参与相关投资;要与金融相结合,采取基金合作、买方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互相配合“走出去”。2015731日,中信重工宣布与国内外高端客户签订6大合作项目,与15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方就携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共同致力于国内先进技术装备“走出去”达成共识。中信重工将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源,为合作者的海外投资、项目建设、长期运行提供项目信息、政策咨询、人文咨询、法律咨询、当地情况调查、投融资建议等各种信息服务;依托大客户服务、用户服务和备件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及互联网思维,为客户提供包括安装、调试、运行、备件、改造升级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一体化技术服务。

 

风险防范:互利共赢 践行正确义利观

通常来讲,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三大挑战。

以中信建设为例,近十年来的海外业务全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政治更迭不断,公司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从未间断。为了应对这种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尝试了多种风险规避方式,如中[1]政治保险、合同谈判、交朋友、与政府联络感情等。除此以外,中信建设还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国际化来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不断提高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另外,从项目选择源头入手也是有效规避政治风险的一条有益经验。洪波说,“中信建设在国别和项目选择上是非常有讲究的,主要选择关系国计民生、百姓拥护的建设项目,如基础设施、社会住房、农业、矿业、制造业等,以此尽可能规避政权更迭带来的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正在实施和已经完成了16.5万套社会住房建设项目,在委内瑞拉、安哥拉建立了一个20万人居住的城市。只要做了得道多助的事,对当地国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就会得民心,从而有效避免政治风险。

社会风险也是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这些年,由于“走出去”的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企业唯利是图、不规范经营,做了很多有损中国企业形象的事情,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环境并不好。中信建设的经验表明,改变这种现状的法宝,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即“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必要时舍利取义”。这也是中信集团一直积极倡导的原则。中国企业每到一个国家,要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践行义利观。洪波说,中信建设在阿尔及利亚投标项目的时候,标书中明确,如果中标,公司将拿出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为沿途农业发展引进技术,开展培训等等。

经济风险主要包括资金风险、项目组织风险和商务风险。为降低这类风险,中信建设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包括对冲基金、产业投资回报等等;并且一直在探索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社会各界资源的整合,创新发展企业的海外投资事业。“阿尔及利亚项目主要包括3个标段,分别由3个主体承担,但现在结算下来,只有中信建设挣钱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整个顶层设计开始,公司就本着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我配套的原则,力争造福社会,回报社会。” 洪波说。

 

战术选择:属地化  主动落地扎根

实践证明,避免中国企业“走出去”水土不服的关键,是“走进去”,即实现属地化。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项目不是短期行为,要带着善意和平等的心态,热爱、欣赏进入的国家,充分尊重所在国文化和习俗,不能抱着“赚钱就走”的心态,而要树立主人翁的意识,学习融入,真正把东道国当成自己的“第二个祖国”。

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民心和心意的相通是中国企业在当地能够落得下、落得好的一条重要原则。周巍说,五矿集团在秘鲁的搬迁项目只涉及四百多户人家,但考虑到当地有3种宗教信仰,五矿集团在新社区共建设了3座教堂。实践表明,只有尊重当地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中国企业才能够在当地落地扎根。

企业的包容性同样不可缺少。要怀着包容心融入当地,利用国际化的专业团队。五矿集团在秘鲁铜矿建设中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项目前期由于不稳定因素造成工期拖延7~10天,五矿集团一些人认为,7~10天的延误对于总投资105亿美元的建设周期来说微不足道,但是项目前方管理团队却对此高度重视,并且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艰苦努力,由于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工期影响最终降低到1天。

中国企业要真正实现属地化,互利共赢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唯有互利共赢、协同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赵晋华表示,要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兼顾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处理好与国内外政府、合作伙伴、金融机构的关系,务实高效地共同推进重大项目。

俞章法也认为,国际化战略导向决定了企业“走出去”不是赚一笔钱就走,而要遵循国际规则,遵守国内外法律,增加与东道国的利益交汇点,帮助当地承接技术转移,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让合作项目惠及当地民生,真正实现中外双方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商业模式:因地制宜  大胆创新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建设的商业模式,现在比较通行的办法是由政府贷款、企业进行EPC[2]承包。但这种模式实际运行起来存在诸多矛盾,包括地方政府会有各种想法,最终将形成地方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负债。因此,必须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造,找到其他一些有效的替代模式。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孟庆禹说,公司正在尝试经营财团的多元化,这种模式不需要政府出钱,而是聚焦金融和资源领域做大文章。还有一种模式也需要引起企业的重视。比如阿尔及利亚想要建设港口,如果中国企业单纯做工程,那么当地政府可能不欢迎;但如果中国金融企业和建设单位联合起来,其效果将大不一样。无独有偶,中信建设也将逐渐改变过去主要以融资带动工程承包、单纯从事出口服务的固有商业模式,抢抓“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机遇,主要通过投资带动“走出去”。

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资源优势,中信重工“走出去”采用了核心制造+成套服务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包括国内买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信托等多种融资服务,为中国装备“走出去”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战略布局:延伸产业链  制定中国标准

没有“标准话语权”是制约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一大瓶颈。作为矿山重型装备的龙头企业,中信重工持续高投入搭建平台、健全机制,全面贯彻国际化标准。目前中信重工共有11种主导产品取得了国际标准,拥有36项高端矿山重型装备的核心技术和11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产品。

俞章法说,进入海外市场,装备不仅要在质量、技术、价格等方面谋取竞争优势,还要符合当地生产运营的一系列标准,与上下游环节相衔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规定本国工业标准的能力和条件,它们往往采用西方的工业标准。在中国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行欧标认证,贯彻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而且要高度重视标准的制定,让中国标准国际化,进而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服务、装备和技术全方位“走出去”。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以自主创新、快速超越的技术实力为支撑,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不仅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赵晋华认为,发挥专业优势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从较高的基础水平起步,面向更高标准做好设计和施工。中国企业应该结合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在勘察、设计、规划、施工、投融资、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利用长期积累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和优质产品。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高层建筑占有量达到世界高层建筑总量的32%,在建量是世界的64%;中国建筑一家公司的高层建筑量占到全世界的50%。依托自身在高层建筑领域的专业优势,中国建筑计划在“一带一路”建设前期以基建为主,房建为辅,等将来时机成熟再回到以房建为主的模式。

在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拓展产业价值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按照战略部署,中国建筑将从提升核心竞争力出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总包集成能力,最终变成产融紧密结合的新型建筑承包商,努力向前端的规划设计和后端的运营维护方向发展,提升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竞争能力。

 

建言献策:企业为主体  加强国家统筹

企业是海外运营的主体,但要实现更加高效地“走出去”,国家的作用不可或缺。参会的多位企业负责人建议,国家政策应该更加具体化、法制化和重实效,让企业更放心。

周巍建议,除了发挥好企业的主体作用以外,国家政府的统筹作用特别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特别良好的协同配合,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真正在当地落地生根将面临不小的难度。最近五矿的秘鲁铜矿项目接近完工时发生了一些社区事件,它的最终解决还要依托本国政府和当地政府的统筹协调。

“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企业力有不及,需要政府在统筹协调国与国间、区域组织间、企业和社会团体间发挥核心作用,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机制,搭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公共合作平台,以提供重要的机制支撑。”徐宗祥坦言。

站在企业的角度,俞章法也对政府作用的发挥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深化“走出去”管理体制改革,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为投资主体提供有效支持。

二是在“走出去”面临难得机遇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的服务职能,整合资源,建立以国家有关部委和驻外使领馆为平台、联动地方的国家级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一条龙信息服务;加强海外投资指导和风险警示,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竞争优势和市场需求做好海外投资。

三是通过立法进一步规范竞争秩序,加大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企业合作“走出去”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四是加强对标准“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力度,可通过对外援助项目、贷款附加条件、对外承包工程等方式把中国技术标准带出去;对成功采用中国标准“走出去”、获取海外项目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

五是成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拉动国产装备出口的境外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编辑 宋斌斌)

 



[1] 中国信保:sinosure)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之缩写。

[2]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是指公司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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