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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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日凌晨,环球时报/环球网刊发报道《中国游客遭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一家三口被扔坟场,外交部严正交涉!》,以914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的提醒为由头,报道了发生于92日的中国游客遭到瑞方公务人员粗暴对待事件。这篇报道迅速在舆论场掀起波澜。随后多家中国媒体多次联系瑞典警方及涉事酒店,但并未及时得到任何有效信息。

 

一天之内舆情经历多次反转

瑞典知名互联网新闻资讯网站《晚报》(Aftonbladet )于当地时间15日刊发报道,援引涉事旅店负责人的话,并采访了当时出警的Norrmalms警局负责人,详细回顾了事件经过。报道中还插入了一段据说是由路人拍摄的视频及当事人母亲哭喊的截图,并附加评论说,“中国游客指责瑞典警方的暴行,但据视频拍摄者指出,警察的方式一点儿也不差,他们正在试图平息局势,但游客在尖叫”。

916日,这段由Aftonbladet曝光的视频传回国内,当日上午,凤凰网以《瑞典现场视频:中国大妈坐地哭喊 男子被抬走》为题转发,并迅速在各大视频网站传播。由于曝光的这段视频经过剪辑,突出了“中国大妈坐地哭喊”“涉事男子在警察靠近时突然倒地,疑似碰瓷”,迅速引发网络舆论反转,网民开始指责当事人曾某一家是巨婴丢国人的脸

随后,有人晒出当事人在遭到警察粗暴对待后,第二天居然和没事人一样带着父母从瑞典去阿姆斯特丹游览的照片,并很快被众多微博“意见领袖”转发。很快有人辟谣,称微博里贴出的两张照片,其实是当事人一家在案发10多天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游玩的照片

仅仅一天时间,事件的舆情就经历了多次反转。起初,瑞典政府对中方前期的交涉置之不理——中国主流媒体公布了这一事件,对涉事酒店、瑞典警方及瑞典政府构成舆论压力。在瑞典政府继续回避这一事件的同时,瑞典媒体介入报道,并以经过剪辑的视频证明“警察的方式一点儿也不差”,影射中国政府和舆论是反应过激,将同样一段视频流回国内,加上一些含糊其辞、相互矛盾的说法,舆论重心由此从瑞典警察不顾人权、粗暴对待中国游客转移到对中国游客海外旅游是否文明,以及对当事人道德问题的讨论上,由此消解了中方指控的合法性。

 

事实渐次澄清,瑞典政府含糊回应

由于中国媒体的介入和中国舆论的热议,916日之后,始终拒绝与中国驻瑞典使馆沟通的瑞典主流媒体纷纷主动要求采访中国驻瑞典大使。916日,桂从友大使就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在使馆接受瑞典《晚报》记者米奇奇专访,17日大使就同一话题又接受瑞典《快报》记者拉尔松专访。

与此同时,917日,环球网刊发该网记者对当事人的采访,当事人回述了事件全过程和此前未被报道的细节,对网络舆论和瑞典媒体提出的质疑做出回应。报道补充了视频之外的细节,同时,针对视频显示的当事人的假摔和哭喊,当事人在承认视频属实的同时,对其行为进行解释:我当时没有办法思考这种方式是否妥当,我只是想控诉警察的作为,并向路人求助。

这一报道事实上承认了当事人行为确有不妥之处,其中披露的细节也为之后还原整个事实提供了材料。在这一基础上,917日当天,由中国留学会创建的公众号Buzzword刊发长文,对这一事件做出全面分析,将之分为“入住、休息、初步冲突、警方介入、抛弃”五个阶段,客观分析了”当事人一家”、“酒店方面”、“瑞典警方”各自在事件中的责任,并得出瑞典警察“应该向当事人一家,为自己合法却不合理,违背警察保护人民的誓言的深夜抛弃行为道歉”;同时,当事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幼稚行为,向自己的父母,以及事件中的各方,向所有关心此事的中国人做出诚挚的道歉”这一相对中立和客观的结论。以环球网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的报道,及时回应公众舆论和社交媒体的质疑,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这一事件的全貌,起到了很强的纠偏作用。

事件发生到这个阶段,应该说已经可以解决,但由于瑞典官方态度的含混模糊,这一纠纷再次引起关注。直到916日,瑞典驻华大使馆才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表示:每当收到针对瑞典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有违法嫌疑的投诉后,瑞典方面都会指派专门的检察官对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以确定警方是否有失职或违法行为。对于这几位中国公民声称遭到警方暴力对待的情况,瑞典方面同样已采取上述措施。这一声明只是简单陈述瑞典方面收到投诉的例行做法,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

917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尚未收到瑞方关于此事的调查进展情况,瑞典警方仍未回应中国使馆有关见面沟通情况的要求,这不符合外交惯例和国际通行做法。我们再次敦促瑞方重视中方关切,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中国游客的安全与合法权益。”这一表态的核心关切是针对瑞方对中国使馆和外交部多次交涉置之不理的态度。

918日,瑞典检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把桂从友大使针对中国游客所受遭遇的投诉视为上诉,检方将把案件提交给更高级别的检察官来做独立评估。而迟至922日,在舆论压力下,涉事酒店才表示:“对当事人一家在瑞典的遭遇表示难过,希望同各方一道还原当晚事件全貌。”而此时,距事件发生已经过去20天。

 

新闻自由成为傲慢与偏见的挡箭牌

921日,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突然播出一段辱华视频,把这次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的事件以另一种方式推上前台。这段视频打着“给中国游客提示”的旗号,以充满低级趣味的噱头,粗俗不堪的语言,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而且节目使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省和西藏部分地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挑衅。很快,翻译后的视频版本被上传至中国视频平台。

辱华视频理所当然地引发国内公众舆论和主流媒体的强烈愤慨。923日晚,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人民微评:辱华者须付出代价”,指出,“把肉麻当有趣,把辱华轻描淡写化,这不是幽默,而是狡辩。傲慢不逊,蹬鼻子上脸,只有挑衅哪有善意?……一家炮制辱华节目的电视台,不仅失去了基本品格,也失去应有的公信。” 同日,新华社播发“新华国际时评”,评论说,“从该节目戴着偏见的眼镜、编造子虚乌有的材料、放肆侮辱中国人等一系列荒腔走板的言行看,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和策划制作人完全丧失了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这次瑞典电视台置客观公正于不顾,极尽诽谤侮辱,公然拼凑出一个往中国人身上泼脏水的节目,再次暴露了他们假人权卫士的面目。”

924日,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发文称,“该节目以中国游客遭瑞典警察粗暴对待的事件为调侃对象……其戏谑的语气、肆无忌惮的画外笑声,所体现的毫不掩饰的恶毒与侮辱,令人震惊。作为公共电视台,发表针对当事人乃至所属国的侮辱言论,既违背了媒体的公正原则,更逾越了道德的底线。”

同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瑞典电视台播出辱华节目事答记者问,表示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播出辱华节目,“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对中国和其他族裔的歧视、偏见和挑衅,完全背离了媒体职业道德。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从一个较纯粹的舆情事件,演变成为中瑞主流媒体之间的对抗。

事实上,瑞典媒体的“转向”早有端倪。稍微留意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网站会发现,在916日、17日,桂从友大使就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先后接受瑞典《晚报》、《快报》记者专访之后,919日,大使又接受了瑞典《记者报》记者专访,不过此次专访的主题已经从具体的事件本身转换成为“媒体交流和中瑞关系”。根据使馆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专访全文,大使接受采访伊始就指出“瑞典一些媒体对中国批评、指责、谩骂,甚至恶意攻击、抹黑”,一些人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论,而“这些言论与现实中的中国完全对不上号” 。

实际上,从今年72日到913日不足3个月时间,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连续在其网站推出6篇有关瑞典媒体涉华文章的谈话,再加上7篇同样涉及瑞典媒体的其他谈话和专访,使馆与驻在国媒体如此频密的隔空喊话与交流并不常见。使馆发言人在就瑞典通讯社有关报道谈话中曾经诚恳地提出期待:“我们衷心希望瑞典通讯社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今日中国,而不是听信反华分子的谎言,戴着有色眼镜一味抹黑中国。”在919日接受瑞典《记者报》专访时,桂从友大使也强调:“希望一些瑞典朋友能够摒弃意识形态偏见、过时的冷战思维、幼稚的傲慢和早已过时的‘教师爷’作风,承认不同,尊重不同,相互包容,互学互鉴,同世界一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地时间925日晚8点,瑞典外交部联络处干事艾米特斯洛夫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交部的谴责和抗议已经清晰无误地传达给了瑞典外交部门,但这是瑞典的言论自由。可见,所谓“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过是傲慢偏见的“挡箭牌”。

随着我国公民出国旅游总量庞大且逐年增长,少数人行为的不文明令当地人侧目,的确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早在2006101日,中央文明办联同国家旅游局就公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指南》第一条就是“注重礼仪、保持尊严”。由此当事人的所作所为也是我国的宣传和旅游主管部门所着重提醒和明确反对的。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形形象与影响,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

但是,此次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的演变发展,着实给中国社会和中国媒体人上了一课。在国内媒体和网络舆论不断搜寻求证事实真相,冷静反思国人自身行为不当之时,瑞典媒体的“框架”式报道、海外反华势力的介入操纵、“恰到好处”曝出的种种谣言,以及由瑞典电视台辱华节目所揭开的瑞典某些媒体的狭隘、独断,舆论场中的偏见、傲慢,都在短时间内集中呈现出来,给西方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增添了鲜活的注脚。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塑造形象,如何在西方舆论场上站稳脚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辑  杨利红)

 



* 张垒,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24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中提到了中国赴美留学的情况,“在教育方面,美国是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地,2017年中国在美留学生约42万人,为美国贡献约180亿美元收入”[1]。而按照中国教育部官网数据,2017年中国赴海外留学人数就超过60万人,并且还处在每年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

中国投资移民是资本外流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是美国EB-5签证的最大来源国,大约占1万个家庭名额的90%。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人数也不在少数。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7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显示:46.5%受访的中国高净值人群都在考虑移民,9%的受访者已移民或在申请中。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公布的《2016年全美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简称ACS)报告》显示, 2010年至2016年共有55万华人移民到美国(其中中国大陆的移民增长率最高),年增长率为25%

近年来,中国投资移民的门槛水涨船高,目前对移民地区投资底限约为100万美元。再加上移民后的买房安家和财富转移,平均每户移民家庭支出应数倍于此。按照户均300万美元估算,若每年投资移民10万个家庭,意味着移民财富外流将达3000亿美元/年。以前移民带来侨汇,而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2018世界移民报告》中数据显示,汇入中国的侨汇只有610亿美元,财富净外流的缺口越来越大。

特朗普说中国留学生是“间谍”、“偷美国技术”等。实际上,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某些高科技领域的学科已遭到美国政府的限制,近来越来越多选择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遭拒签,2018年常青藤的理工男被拒签达70%。中国留学生到西方名校学习高科技的人数有2000人的规模,这些学生是是来自中国的顶尖人才,然而最终结果不是被埋没就是流失海外。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大量的海外移民和留学,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面临的陷阱。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也是该国高收入群体达到财富门槛、海外移民倾向高涨,大量去发达国家留学的危险期。怎样保持高收入群体对本国的向心力,成为关键所在。在成功跨过中等收入的日韩等国,一直都是本国一流大学优先和财富人群心系本国,没有如此的移民潮和留学潮。而拉美等国则大量留学移民,财富外流、留学生被西方洗脑、主流意识形态被控制等,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留学潮和移民潮,背后蕴含着某些政策的失误。一些政策出于局部绩效的考虑,或者被某种市场和地方利益所诱导,导致全局被动。主要问题有:

一、放任留学移民中介把持舆论。留学移民的中介服务是一个大生意。留学中介费约10万元人民币,投资移民中介费约100万元人民币,每年60万人留学、10万户移民,就是一个1600亿的大市场!而留学移民中介为了拉客户、宣传业务,大多发布贬低中国、美化西方的广告软文,这已成为大量负面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地方利益排挤外来人口的后果。比如,目前北京上海的落户条件已经高于西方国家的移民门槛了,这带来严重问题。一些外地人员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买了房子还完房贷,却依然没有落户希望,受到户籍诸多限制。但如果把住房一卖就足够投资移民西方,怎能不心向往之?全国各地想去一线大城市的高净值人群,相比去京沪等大城市落户,移民成为更加合算的选项。国外结婚可以定居,京沪结婚要45岁才能落户,引得很多女性外嫁移民,带走财富。现在全球都在争抢高端移民,为何中国不拿出最好的资源和适宜的政策,吸引人才和财富留在本国一线城市?

三、英才教育体系薄弱。中国的普及教育做得很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英才教育薄弱。美国有多层次的英才教育体系。西方著名中学全球招生,中国的中小学资源一般情况下只面向本地生源,这使得广大青少年的创造性不易得到充分发挥。目前中国出国留学出现低龄化的趋势,值得反思。另外,我国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同时,出现了素质教育和高考脱节现象,像南京、苏州这样的文化名城,居然连高考“裸分”第一名都有可能上不了清华、北大。这也导致出现高中学生宁愿留学而不参加高考的现象。

四、流动人口教育升学没有出路。每年北京有十几万非京籍、上海有十几万非沪籍的考生,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异地高考,但留学的门却是敞开的。他们的父母“北漂、沪漂”多年,回原籍高考已经不现实。如果父母在北京上海买了房子,半套房子就可供两个孩子留学(或者父母卖掉老家房子也够用)。这些考学难问题逼着他们走留学路。

五、优质教育资源招生不与国际接轨。中国招揽的留学生大量由国家补贴,这实际上是国民歧视。应当让那些在高考时无奈走留学路的考生,都可与外国申请留学一样申请中国著名大学和中学,对他们可以高收费,按照西方学费的高标准收取学费即可,在政策上设计不同标准,让他们留在国内读书,同时给国内创造效益。

解决留学移民带来的财富外流问题,关键是要在教育、户籍等政策方面树立全局观,破除地方保护。建议:

一、开放北京上海等地户籍政策,与西方国家争夺人才。现在不少二线城市在搞“抢人大战”,但目前最直接的是与西方“抢”人,把人才和财富留在国内。特别是对净资产多于100万美元的家庭,对高技能、高纳税人员,以及在一线城市有固定居所或已结婚多年生子的家庭,应放开城市户籍限制。

二、建设中国的英才教育体系,留住民族天才。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以前韩国也实行教育平准制,后建立了英才教育体制,尤其是科学高中和科学英才高中,使得韩国学生在国际学科竞赛中崛起。伴随韩国三星等科技型企业的大发展,更突显人才是竞争力的根本因素。这些英才学校在全国招考,其条件优于留学,成为孩子们的首选。英才教育体系还可以向在科技、财经、社会、纳税等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员的子弟给予政策保障,以打消他们的移民意愿。

三、改革流动人口高考制度,增加高考区分度。要让非京籍、非沪籍以及父母工作迁移但子女受到迁入地高考限制的孩子能够参加当地高考,不以出国留学为必须。如果地方有困难,可以设立不限户籍面向流动人口和英才体系的特别高考,单独给录取名额。

四、优质教育资源与国际接轨,高校宽进严出、提高教学水平。建议“一本”以上的学校可以扩招25%,按照国际留学的方式申请,按照西方名校的学费收费,留住走“留学路”的生源和资金。恢复以前的自费生,但总毕业证不增加,也就是采用淘汰制,20%的人不能毕业,这也能够改变大学里不好好学习的风气。

五、严控中介,打击负面舆论。对留学移民的广告内容应予以限制,对留学移民中介的资质严格审查,对虚假内容严肃查处。严查偷税,严查与地下外汇钱庄的联系,严打留学移民欺诈。

(编辑  杨利红)



* 张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www.scio.gov.cn2018-09-24,来源:国新网。

 

 

2018年的夏天,一部国产电影引发了舆论场有关药品监管的全民大讨论。《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自今年75日公映之后,以其现实主义的题材和精良的创作水准获得了30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8600万,关于药品研发和价格的话题讨论占据了各大舆论场的主阵地。然而这部电影引发的舆论还未平息,一起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疫苗的事件再一次戳中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痛点,71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和持续的关注。

两起事件均涉及到“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部门,也均涉及到最大的民生问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不敢用国产药等全民都在关注的大事。通过两个事件舆情对比走势图(图1)可以发现,《药神》事件相对于疫苗事件可以看作一个舆情酝酿期,疫苗事件在这场关系国计民生的舆论场探讨中才迎来真正的高潮。

1 《药神》事件和疫苗事件舆情对比走势图

 

这两起重大舆情事件引起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高度重视,相继做了四次批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苗事件做出重要指示,他强调,确保药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之责,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药神》爆款电影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相关措施,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同时就疫苗事件在722日和730日分别做出两批示,强调要从健全疫苗管理机制入手,确保群众用药安全。

 

《药神》:“资本”无法控制

《药神》改编自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代购抗癌药的真实事迹,电影讲述了一位药店店主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因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请求其从印度代购价钱便宜且治疗效果与原研药相近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使得主人公程勇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收获巨额利润的他,生活剧烈变化,被病患们冠以药神的称号。

而现实问题是此种代购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和药品监管下实则为“走私”,在情理法的权衡中,程勇最终被判了刑。公众对影片现实问题进行热议,根据舆情监测数据,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让更多患者享受抗癌药品科研创新红利、如何让印度仿制抗癌药在国内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空间、在抗癌药零关税下如何切实惠及终端用户群体、在民生诉求与药企利益之间,政府如何体现监管责任以及反思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等成为舆论场的主要议题。此次事件的舆论场主阵地在微信自媒体平台(图2),辅之以微博,主流媒体报道量相对来说较为平稳。

2 《我不是药神》事件舆情走势图

 

对《药神》涉及的药品管理政策问题,主流观点有:第一,认为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或将倒逼原研药降价。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关于药品保护,要做好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国家正在考虑完善药品专利相关制度,让老百姓用得起好药。第二,认为应推进国家层面的药价谈判和抗癌药降税等措施,推进药品进口管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医改专家李玲在接受广东卫生在线专访时谈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还是要深化改革,改变目前医院的逐利机制,建立一套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机制,同时认为抗癌药进医保只能在短期内解决部分问题,并非长久之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认为,《药神》事件可以让大家重新反思“资本”的作用。《药神》这部电影把“药价贵”的原因归结为垄断药企定价,并且通过故事情节渲染了资本的冷血无情,这一点成为初期一些舆论的主旋律。之后,很快便出现了为资本辩解的声音,认为资本逐利是本性,是无法控制的,而且如果没有垄断药企,患者连吃高价药的机会都没有,将其存在合法化。这种声音一度成为舆情的主流,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不少人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对市场违法违规现象则多处于无奈状态,监管缺失、市场无序,难以进行治理。而且媒体声音不一致,社会监督的功能难以发挥。舆情进一步发酵之后,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指出:事实是格列卫(电影中药品格列宁的原型)的研发并不是垄断药企的功劳,主要是美国政府出资的NIH等公共部门基础研究的贡献,药企只是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研究的红利。而且,在早已实现了盈利之后,药品仍然利用专利维持高价,获得数十倍于成本的垄断利润。同时有评论援引古巴的例子和美国对比,认为古巴的药品研发从患者的实际需要出发,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研发成本低,药价低廉。

“在《药神》中,刻画了政府两个方面的角色。”江宇说,一方面是以警察的角色出现,却为垄断药企站台,这一角色受到公众的指责;侧面体现的是一些政府部门不能约束资本,政府的监管责任缺失,不能有效保护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将格列卫纳入医保的角色,这看上去是给了观众一个正面的交代,但仅仅是一笔带过,公众并没有很深的印象。这反映了在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政府的信用透支,公众对政府也不够信任。

 

“疫苗事件”:政府监管仍是痛点

从舆情监测的分析结果来看,疫苗事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酝酿期、高潮期和回落期(图3)。715-721日为酝酿期,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因涉及疫苗话题较为敏感,网民情绪多为愤怒、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评论将数据记录造假等同于产品造假721-26日为高潮期。微信公众号@兽楼处《疫苗之王》文章引爆舆情,随后各主流媒体开始深挖疫苗事件,舆情热度迅速高涨。22日晚,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苗事件作出指示,要求一查到底,严肃问责。疫苗事件立即成为微博热搜榜头条,达140万转发量。25日,世卫组织就疫苗事件发布媒体声明,国务院调查组开始赴吉林调查疫苗案件,使得舆情各主流媒体纷纷转载报道,又来新一轮舆论热议。25日晚,国家药监局主动发声,发布了《国家药监局:疫苗监管问答》,详细披露了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舆论场进入理性评估阶段,反思疫苗事件和建言献策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3 疫苗事件舆情走势图

 

经过对疫苗事件舆论场分析得知,疫苗事件引起的讨论非常热烈。 2010年山西疫苗案以及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依旧让公众记忆犹新,此次疫苗再出事端,使得“疫苗之殇、唱衰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舆论焦点放在政府监管。目前,舆论场认为疫苗事件产生的原因大致为以下几点:我国疫苗监管体系存在严重问题、违法成本过低、疫苗产业私有化、系统内腐败,以及我国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也有观点认为,疫苗事件的本质是整体社会道德底线缺失。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苏婧认为,疫苗事件暴露了疫苗生产、流通的诸多漏洞及薄弱环节,也对现有疫苗生产、流通、接种管理体制造成冲击。这一问题持续发酵对我国免疫规划事业造成重创,影响了公众对预防接种和疫苗安全的信任;造成国产疫苗质量不被信任的后果,可能导致公众无法通过预防接种形成免疫屏障,疫情一旦局部爆发甚至全面爆发,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

 

政府监管与资本的逐利本质

《药神》谈论的是百姓吃不起药源于“国家过度监管”,不让印度生产的与原研药疗效一致的仿制药进入国内市场所致;疫苗事件谈论的是百姓用过期疫苗和问题疫苗源于国家缺乏监管,放任私人资本垄断国内疫苗市场,危机广大群众健康乃至生命。在疫苗事件中,二级疫苗市场的私人企业,凭借其控制的巨额资本,足够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控制药品生产或流通,违反工艺规程、控制价格,以获取高额利润,贿赂官员逃避监管。更有评论文章追溯了长生生物的发家史,认为医药行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在关系到百姓健康和生命利益的医药领域,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为什么国内很多初创或中小型研发型的生物技术公司中,80%以上去建厂从事生物药生产,而绝大多数没有完备的生物药质量管理及CMC团队,却仍然能够从事生产,甚至在拿不到生产批件和药品生产证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将产品投放市场。政府不立规矩,在这些“大事”上怎么能真正体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对资本的调控作用。

学者于中宁认为,医药从政策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可以称为是信用药,是指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强制推行的药品,疫苗就属于这一类药。第二类药称为市场药,是由医生开方,医院采购,市场化生产的药。第三类是引进药,第四类是创新药。医药改革的头号问题就是信用药,因为它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是强制推行的,利润是强制收取的。这类药出了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会辐射到所有药业。信用药的生产只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企,一种是国家特许,药监系统必须有驻厂特派员,监督整个生产流程和检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创新药。创新和巨额资本投入是紧密联系的。中国药企无序竞争使得利润滑落到边际成本,根本不可能搞创新。中国医药产业必须在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引导下,进行大规模的整合。信用政策和产业政策,这才是监管部门的战略任务。扩大来说,中国所有重要的产业,都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战略。希望医药系统的改革能够成为一个中国经济管理的典型,逐步将中国经济管理现代化甚至智能化。

(编辑  杨利红)

 

     近来,国际局势的变化深刻改变国内外的舆论环境,今年3月以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从特朗普政府加征钢铝关税起,在双方的谈判中,美国政府政策转向,总统特朗普不断主动挑起和推动贸易摩擦升级。国内外媒体跟进报道,我国国内舆情也随之波动,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舆情热点事件。

 

中美两国舆论引导的不同特征

    舆论作用的场域

1)报道来源。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反复波动、不断出现焦点新闻的长期性事件,两国新闻媒体都对事件进程保持关注。以报纸、电视为依托并辅以网络化传播手段的主流媒体机构,和以大数据、移动客户端、社交网络为依托的社会化媒体是最重要的两股力量。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属于政府间事务,主流媒体机构具有政治资源优势,在一手新闻报道的生产上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获得了更多的舆论引导机会。中美两国关于事件最新动向的新闻,均是由第一时间获取政府资讯的主流媒体发布。社会化媒体在该事件的舆论生产中则更多起到了解释、重构甚至干扰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特例,如特朗普通过个人推特公布白宫的最新意向,但由于这类信息数量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此事件中主流媒体机构主导的传播格局。美国方面,主流媒体机构代表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克斯新闻网等都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长期跟踪报道,社会化媒体如雅虎新闻、赫芬顿邮报、推特、脸书等拓展了新闻信息传播的渠道。这些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事件信息和观点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舆论和我国国内舆论起到了引导或干扰的作用。

中国方面,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及其旗下的社交网络账号、客户端,成为最重要的信息发布平台。事件后续跟踪报道的积极参与者包括财新传媒、第一财经等财经类媒体,也包括凤凰网、网易、新浪等门户类网站。除此之外,《环球时报》等央媒的社论引起国内外较多关注,主要的外宣媒体《中国日报》、CGTN等也通过刊发外文报道强调中国立场。

2)群体差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这类国际争端容易受到大众关注,但不同群体的解读方式和理解能力显然存在区别。以中国为例,当贸易摩擦事件以集中态势爆发、相关报道以中美贸易战等标题或以鼓动情绪的方式进入舆论场时,往往能激发大众的强烈反响。但当涉及到具体的贸易政策和税费调整时,事件在大众中的影响力明显下滑,关注的群体相对局限于某些特定的行业,舆情呈现冷却态势。由于不同媒体受众群体的区别,这一现象可以在进行相关报道的媒体的性质上得到集中反映,如520日的舆情热点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中,中央媒体的参与度高达72.4%(图1),而419日的舆情热点中国商务部审查高通和恩智浦并购案中,中央媒体的参与度仅为13.8%(图2),远低于财经类媒体的26%

1“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媒体参与情况示意图(来源:知微事见)

2“中国商务部审查高通和恩智浦并购案媒体参与情况示意图(来源:知微事见)

 

因此,在对这样一个既有长期发展脉络,又有点状爆发可能的事件进行舆论分析时,就必须关注这种分众化的趋势,不仅要关注普通大众的情绪表达,也要关注互联网、商贸、科技、金融等特定行业的反应和态度。

    中美两国媒体的代表性观点和特征对比

1)重要的时间节点。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闻报道或评论则要以具体的事件为根据。若要对舆论引导的方法和效果进行研判,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这一过程中围绕事件为节点,对该事件进行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状况进行分析。根据知微事见数据平台的公开资料,今年39日,特朗普公布232措施(即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10%的关税)之后,在我国国内互联网舆论场中,中美贸易的相关舆情形成了约50次关注热点,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1 中美贸易国内互联网相关舆情的关注热点

时间

事件

影响力指数

39

特朗普正式签署钢铝关税公告

62.1

322

美国宣布对价值约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65.4

323

中国拟对美葡萄酒加征15%关税

49.2

326

商务部:对欧盟及美韩日泰进口苯酚进行反倾销调查

59.9

329

商务部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中美贸易战

41.1

42

财政部发布通告:对美国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66.4

43

美国发布拟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

71.7

45

商务部:调整美国等地进口乙二醇和二甘醇的单丁醚反倾销税

49.6

45

中国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106项商品加征关税

70.3

47

特朗普:或再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67.7

415

华尔街日报:美司法部正调查华为是否违反向伊朗禁运有关制裁

63.2

416

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零件7

71.4

417

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实施反倾销措施

64.7

418

多家基金下调中兴通讯估值

61.5

418

美国对中国产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双反调查

55.8

418

中兴创始人侯为贵出山救火

53.8

419

商务部回应中兴被封杀: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

72

419

商务部称对进口卤化丁基橡胶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55.0

419

中国商务部审查高通和恩智浦并购案

55.7

420

中兴通讯:美国封杀令已激活

55.0

420

中兴回应美方禁令: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62.2

420

中兴通讯就出口禁令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

60.7

421

美司法部要求四大运营商配合反垄断调查

45.6

422

网传华为将撤出美国市场

50.0

428

商务部就美发布《特别301报告》做出回应

58.5

53

美财长将率团访华与中方就中美经贸问题交换意见

58.7

54

美国防部禁止军事基地销售华为中兴手机

45.8

55

中美经贸磋商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

62.3

55

中兴通讯:已提交暂停执行美国拒绝令申请

55.0

58

海关总署:加强对进口美国苹果、原木查验

50.4

59

商务部:中方已同意赴美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

61.6

59

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目前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55.7

513

特朗普称将恢复中兴业务

66.7

516

美国众议院驳回特朗普对中兴通讯辩护

46.1

517

商务部新闻发布会回应中美贸易摩擦问题

59.6

518

商务部发布终止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反补贴的公告

55.0

520

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

70.1

522

中兴危机迎重大转折,美国商务部有望取消禁售令

59.1

522

汽车关税下调

72.5

524

美国商务部启动了对汽车进口的232调查

61.8

525

中国反垄断机构约谈全球第三大存储厂商

43.6

529

白宫称将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征收关税,商务部迅速回应

60.9

530

7月起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59.0

531

加拿大宣布对美征收报复性关税

57.0

531

美国宣布对加墨征收钢铝关税

69.2

62

美光等芯片企业遭中国反垄断机构调查

58.9

67

欧盟批准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

57.5

68

中兴与美商务部达成和解协议

60.2

613

中兴复牌,将解聘和替换所有高级副总裁及以上领导

62.5

615

中美再次互加关税

69.4

(来源:知微事见)

截至620日,知微事见平台的全平台事件影响力指数均值61.8,当影响力指数高于65时,该事件在互联网的影响力应超过其他舆情事件,受到公众特别的关注。

根据表1数据,舆情热点在两起新闻事件发生之后最为集中,一个是42日的财政部发布通告:对美国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表现为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相互出击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舆情热度延续至47日;另一个是416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零件7,引发的舆情集中震荡一直持续到422日才告一段落。可以基本判断,有关这两起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在整个中美贸易摩擦的事件链中起到重要的舆情导引作用。

2)中美两国媒体报道的内容对比。针对“关税纷争”和“中兴事件”,本文选择了8-10篇来自不同性质的中美两国主要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并对其关注点、内容和观点进行了分析,见表2-5

 

2 美国媒体对关税纷争的报道或评论

媒体名称

时间

报道/评论的题目或主要内容

CNBC

4.4

崔天凯表示中国将以同等力度回击301清单

华盛顿邮报

4.4

中国戏谑回应特朗普关税政策:来而不往非礼也

福克斯新闻网

4.4

华盛顿州农民家庭对中美关税战发表看法

CBS

4.4

中国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税

CNN

4.5

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对特朗普中期选举不利

福克斯新闻网

4.5

特朗普力挺对华加税:我们必须做别人不会做的事

华盛顿邮报

4.6

中国回击特朗普贸易政策,是时候忧虑了吗?

华盛顿邮报

4.6

中美能否避免贸易互损?

(来源:雅虎新闻)

 

3 美国媒体对中兴事件的报道或评论

媒体名称

时间

报道/评论的题目或主要内容

华盛顿邮报

4.16

美国企业被禁止向中国的中兴公司出售电子零部件

彭博社

4.17

中兴的愚蠢行径将破坏中国的芯片计划

彭博社

4.17

中兴事件反映美国发动大规模技术战的意图

财富

4.17

美国禁止中国电子公司中兴在七年内购买美国技术

Zerohedge

4.19

中国以高涨的反美情绪回应中兴制裁案

Newsmax

4.19

美国对中兴禁令激发中国爱国主义情绪

CNN

4.20

中兴公司回应美国禁令:完全无法接受

美联社

4.22

中兴公司称其正思考应对美国禁售令

(来源:雅虎新闻)

 

针对关税纷争事件,大部分美国媒体报道的切入点是从中国公布回应措施出发,多个报道中提到中国的回应措施可能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造成不利影响。从观点来看,大部分美国媒体并没有批评中国的关税政策,但都把中国加征关税的行为视作对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与自由贸易准则无关(这些美国媒体依然不认可中国是世界自由贸易维护者这一观点,相反,他们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公平竞争恰恰是造成当前局面的根本原因)。正如CNN的报道,大部分美国媒体都在为特朗普追究中国在贸易中占美国的便宜这件事点赞,但认为其采取的方法不当,一味抬高关税使得美国脱离盟友的支持和国际规则的框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些报道均对中国回应态度的强硬和出现全球贸易战的潜在风险表达了担忧。

针对中兴事件,美国媒体的关注点多在制裁措施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影响和中国的激烈回应之上。这些媒体基本都援引美国政府的提法,认为中兴公司未遵守相关法规,在去年遭遇巨额罚款之后仍不对经营管理作出改进。大部分报道均指出,中兴公司的业务将受到较大冲击,甚至由于中兴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2025)。而在解读中国回应时,美国媒体屡次将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回应描述为爱国情绪,尤其在引用中国相关人士对事件的评论时,极少出现对事件本身的理性分析。

 

4 中国媒体对关税纷争的报道或评论

媒体名称

时间

报道/评论的题目或主要内容

人民日报(海外版)

4.3

中国亮剑,坚决打赢

新华社

4.3

中国对美商品加征关税,若美一意孤行中方将再还击

央视财经

4.4

美国农民喊话特朗普:我担心我们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人民日报

4.4

美国对我市场准入方面的指责不符合实际

经济日报

4.4

美国挑起贸易战,全球产业链受伤

人民网

4.5

勇于亮剑,敢于反制,善于打七寸

新华视点

4.6

中美贸易争端背后,是制造业的博弈!

环球时报

4.6

即使中美贸易归零,中国也不会后退

人民日报(海外版)

4.7

美国豆农担心成为中美贸易摩擦受害者

(来源:人民网)

 

 5 中国媒体对中兴事件的报道或评论

媒体名称

时间

报道/评论的题目或主要内容

环球网

4.17

中兴通讯遭美国禁购7年,小题大做目的何在?

中国经济网

4.18

美下重手只会倒逼中国企业加快创新

新华社

4.18

美国封杀中兴背后,华盛顿凭什么乱挥大棒

财新网

4.18

中兴事件宣示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人民日报

4.19

强起来离不开自主创

人民日报(海外版)

4.19

我们占据了管道,人家掌握着开关

人民日报(海外版)

4.20

遏制我发展,与你斗到底

光明日报

4.20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隐患

CGTN

4.20

中兴公司反对美国贸易禁令(英文)

中国日报

4.21

特朗普的高科技竞赛会伤及美国自身(英文)

(来源:人民网)

 

针对关税纷争,中国媒体报道的观点和角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出台关税措施是霸权主义的体现,如果发生贸易战,美国要负主要责任;第二,美国的做法违反WTO原则,美国对我方的指控缺乏依据;第三,美国的做法于己不利、于我无伤、于世界有害;第四,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敢于捍卫尊严,敢于主动出击,敢于抵抗到底;第五,中美贸易争端是也是,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内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改革。

针对中兴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禁令出于霸权考虑,是有意要限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因此必须坚持斗争、捍卫中国企业的利益;另一种是认为此次中兴事件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层面的缺失,应当以此为教训加快自主创新。

3)中美两国媒体报道特征对比。从上述报道内容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媒体存在显著区别。总的来看,其差异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媒体对中国提高关税的报道力度明显高于特朗普提高对中国关税,而中国媒体对二者的报道力度都相对较高;第二,美国媒体讨论更多为具体事件本身,而中国媒体较多对事件进行延伸,尤其是将话题引向霸权主义;第三,美国媒体无论在阐述中国还是美国出台贸易政策时,都较少从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的角度讨论,也较少提及中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第四,美国媒体更多以特朗普政府政策陈述事件,对国内话题的关注程度高于国际层面,而中国媒体则大多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问题;第五,从整体情绪上看,美国媒体显得较为负面和忧虑,中国媒体则显得较为激昂和强硬。

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不少国内媒体在报道国外舆论反应时,都更多展示它们对特朗普政策不满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报道固有的结构性因素对国际舆论的引导作用,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美国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官方宣传刻板枯燥的评论和偏见,如《华盛顿邮报》使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戏谑语句评论中国官方僵化呆板;彭博社、Zerohedge等媒体在报道中,将美国商务部对华为违规的指控和殷一民我们有强大的祖国的宣言放在一起,暗指中国政府参与操控不公平竞争,批评中国企业家的国家主义倾向;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国政府部门的说法,称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建立在阻碍外国企业公平竞争和剽窃他国技术的基础之上。这些报道体现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一贯以来的特征,对我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有不利影响。另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都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事件的受害者,而中国媒体的强硬态度往往被美国媒体用来指责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佐证了它们的观点。多个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有引述中国中央媒体的报道,通过截取某些情绪化的语句,达到扭曲事实、丑化中国合理利益诉求的传播效果,对国际舆论环境和中国国内舆论环境造成一定冲击。

 

国内社交媒体负面衍生舆情分析

我国国内社交媒体的舆情反馈,是在国内外媒体报道的双重作用下进行的,考察这一部分的舆论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国内外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的范围和效果。

中美关税争端中兴在美禁售令两起事件出发,梳理中国社交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和文章,通过分析这些文章的观点和立场,可以大致勾勒相关事件的国内互联网舆论生态。表6案例是综合考虑发布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接近)、影响力(阅读量应在10万人以上)、代表性(有一定数目的支持群体)、争议性(与官方口径不一致、引起广泛讨论)等因素。

 

6 相关事件国内社交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和文章

时间

内容/标题

4.4

没有美国产品,中国2020年会不会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4.17

中兴被禁,华为、海康告急!中美舆论战直刺中国缺芯软肋

4.18

中兴通讯被罚:人比猪蠢

4.19

东京博士:中兴被灭事件之我见

4.21

中兴损失5000亿,中国消费者将苹果归零

5.9

我抓到了谋杀中兴和华为的凶手

5.11

中国刚输了芯片一战,结果在通讯领域又被联想出卖了

5.15

中兴惊天逆转,中国付出重大代价,你不知道的真相!

5.15

2018中国房价暴涨与中美贸易战深层关系

5.18

联想真的冤吗?

5.21

联想和华为的1994

 

受到爱国情绪的感召,我国的社交媒体舆情基本与主流媒体引导的方向一致。但是,在由主流媒体设置的议题之外,也有部分衍生舆情通过社交媒体,在一些特定的群体广泛传播,其中的一些信息造成了恐慌、愤怒等负面社会情绪。尤其在大中城市科技公司、互联网、金融、教育等行业,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这些负面信息的传播较为迅速。从推文的内容来看,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文章过分夸大事态严重程度,引发公众恐慌情绪,给市场带来不良反应。第二,部分文章罔顾事实、借题发挥,批判中国的国民素质与国民性,贬损民族尊严。第三,部分文章渲染房价、产业结构等中国经济固有问题,激化社会矛盾。第四,联想投票门舆情可被视为中兴事件和中美贸易战的一个衍生事件。在该事件中,自媒体表现较为活跃,对于联想公司叛变投敌的批判随处可见,但一些批评不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客观地分析问题的前因后果,反而因此损害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

通过对国内衍生舆情的分析,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内宣和外宣的一体两面性。国内社交媒体上的公众意见,既能体现中国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对我国部分群体、尤其是与国外交流较频繁的人群的观点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国内外舆论产生的背景与机制

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舆论是由一系列影响力不同、波及范围不同的舆情事件组合而成的,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相关的事件形成了一个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当中的引导力量,既包括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也包括两国的社会化媒体,还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类媒体。因此,对我国国内互联网舆情产生机制的分析必须包括国际形势和国内舆论环境。

    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1)世界整体形势。中美两国此次在贸易摩擦中的舆论表现,首先反映出近年来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实力的增强让美国媒体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对中国强硬态度的担忧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是其中流露出的主要情绪,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贸易战而非单方面的制裁成为最主要的关注点。这些特征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愈演愈烈。

近年来,西方世界内部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流失、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赤字严重等问题,促成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的崛起,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以更加现实的视角看待问题,着力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并淡化意识形态论辩,正越发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因而,美国媒体倾向于忽略特朗普设置关税壁垒对自由贸易的侵犯,愈发肯定特朗普解决社会问题的诚意,而将对特朗普政策批评的重心放到了他过于激进的策略使美国失去盟友支持和世贸法规庇护之上。此外,中美两国经贸问题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方面,同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关系牵动了许多国家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协调合作对于加强全球治理意义非凡,维护世界政治秩序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中美两国合作完成。这样的局面,促使更多国家媒体和公众加入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关注和报道中来,使整个国际舆论场更加复杂多变。

2)中美关系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两国外交战略的变化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框架下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不断拓展。而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示过去试图塑造并吸纳竞争对手的尝试已经失败,美国在未来同中国的竞争可能更多出现在展示实力的场合。其次,中美两国竞争的场合和深度正在快速拓展:新技术的发展、新产业的出现正在刷新双方经济科技领域竞争的定义;在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等涉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构建的问题上,双方也会出现更多的争执和冲突。

    国内舆论环境的特点

1)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较强。虽然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事件中出现了一些与主流媒体意见相左的其他舆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主流媒体在国内舆论引导上作用显著,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舆情信息,其议题、观点、立场和情绪大部分同主流媒体一致。

2)网民的爱国情绪高涨。此次事件中大部分网络舆情都体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色彩,包括自主创新、经济结构改革等议题,也基本离不开爱国主义的主题,完全不认同国家、民族立场的舆论信息十分少见。

3)大部分网民对具体信息缺乏辨识力。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金融、互联网、科技、能源等领域和行业的专业知识,非相关专业背景的大部分网民实际上对事件信息的来龙去脉缺乏必要的辨识力,容易被主流媒体和专业人士引导。

4)固有的负面社会情绪仍然存在。在社交媒体上积累的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经过某种方式的鼓动,能够以各种潜在的相关热点舆情为引子集中爆发出来,成为具有较强破坏力的负面衍生舆情。

5)社交媒体舆情易受外国媒体信息引导。社交媒体一方面具有全球意义上的互联互通性,各种新闻信息的传递不受限制,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传入。另一方面,最易接触到外国媒体信息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专业人士,这部分人群在社交媒体当中通常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的意见也更容易对大众的态度构成影响。

(编辑  杨利红)



* 丁远哲,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食品药品安全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重要民生问题,也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2017 年末舆论哗然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以及2018 年初遭到舆论围猎的鸿茅药酒事件是近期食药领域发生的较为典型的舆情事件。

 

食药领域的主要矛盾

2013年到2017年间,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热点事件一直占据舆论场的风口浪尖,频频引发舆论爆点,蝴蝶效应显著。如20163月爆出的“山东非法疫苗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的“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即运输销往24个省市;20147月发生的“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上海电视台爆出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洋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使用大量过期变质肉类原料行为;以及2016年年初,引起社会恐慌的“媒体报道僵尸肉事件”。起因是某主流媒体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的文章,指出一些走私冻肉“肉龄”长达三四十年,这个舆情随后演变为真假新闻信源之辩。

这里要提及2017年末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方舟子在《科学世界》杂志2017年第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持续两个月之久的舆论口水战。再比如,近期引起舆论场哗然的“鸿茅药酒事件”,广州医生谭秦东因在网上发布题为《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被跨省抓捕,舆情持续发酵成为对“鸿茅药酒”的网络声讨。在食品药品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与食品药品的安全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通过食药舆情得以外化。

 

食药舆情的传播规律

食品药品话题在近五年内,整体舆情热度持续高位水平,部分食品药品话题成为了舆论场的高风险议题,并且间歇性地引发舆论爆点。表现在:

第一、部分话题成为“顽疾”,尤其是涉及婴幼儿这个最为敏感的群体、面向更广泛大众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以及疑难杂症的相关话题。例如,“山东毒疫苗案”引发的对疫苗问题的关切、“史上最严”奶粉新政引发对婴幼儿奶粉的关注、方舟子“普洱茶致癌论”引发对防癌致癌问题的大范围讨论。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关联政治生态。

第二、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事件不断、话题多焦点,议题复杂纷乱。表现在一个事件带出一个话题,再产生各式各样的议题;事件本身复杂,既穿插了违法案件,也涉及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甚至关系到行业利益和企业利益。例如,20179月曝出的天津独流镇调料造假事件,其焦点除了造假商品本身,还有多年来独流镇形成规模化链条式的造假行为。这种造假行为涉及到行业内的恶性竞争、资本利益的裹挟等复杂因素,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产品安全的范围。

第三、舆论场乱象丛生。舆论商战、有偿新闻等现象时有发生,为博取眼球,不负责任的“标题党”报道甚嚣尘上,常常在文章中出现“毒奶粉”“毒疫苗”“僵尸肉”等主观定性的标题描述,而报道内容却往往缺乏基本的科学逻辑,夸大问题的严重性,给民众带来心理恐慌,导致“疫苗”“奶粉”“肉类”等相关话题长期陷入被“污名化”的境地,难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第四、关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舆论场一直未形成坚定而一致的主流声音,各方利益博弈有加剧趋势。在食药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需要主流媒体传播和解读,但这些专业性的政策解读并没有实现有效的传播效应,公众对相关的政策、监管方的操作并不知情。现在无论哪种形式的食药问题一出现,即使是企业及个人出现的问题,最终舆论都将归咎于政府部门,从而引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不理解。

一些企业、媒体乃至别有用心的网络大V等,利用广大消费者脆弱的信心,在一些相对专业的问题上刻意做文章。这些打着“揭露真相”旗号的文章不但不利于解决食品行业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反而无限制地增加民众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夸张想象空间”。这些舆论口水战混淆视听,加剧社会恐慌情绪,一些问题被无限放大,对整个食品药品行业的发展乃至我国食品药品出口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社交媒体为主要发酵地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社交平台成为网民们发声的主阵地,微博、微信、贴吧等一系列社交、服务类客户端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新媒体平台的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多阵营格局慢慢形成并趋渐成熟。

社交媒体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匿名化的社交媒体发布的匿名信息难以分辨曝光人背后的意图,增加舆情的不可控性和风险性。第二,社交媒体重塑权威性。在传统媒体时代,是传统媒体赋予信息源的权威性;而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权威性来源于“粉丝经济”的赋权,搏眼球、比颜值、比出位等手段成为“权威”产出的主要逻辑。因而,食品药品领域的话语权未必能够掌握在那些真正的专业领域权威人士手中。

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一系列食品药品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代表行业、企业利益的自媒体开始发声,声音日趋多元化,而某些大V和意见领袖在集结一定体量的粉丝群体之后,便在舆论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典型如方舟子在微博平台上集结起660多万的粉丝量,在普洱茶致癌事件中,微博成为其发声的主要舆论阵地,辅之以微信公众号“方舟子”很快主导了这个话题的舆论场,主流声音似乎就只能去推翻和验证方舟子的观点,而不能有力地主导舆论的发展走向。

风险不确定性强,蝴蝶效应显著

第一,从行业上来看,食品药品的个案问题容易引发全行业的风险。分析过往食药舆情事件不难看出,此类舆情往往从一个企业的个案扩大到全行业的普遍危机。例如 “鸿茅药酒”事件中,媒体和民众从对事件本身的追踪很快扩展到对“药酒”的疗效及安全、“非处方药的进驻标准”等行业话题的讨论。再比如2016年 “上海假冒雅培婴幼儿奶粉事件”中,从刚开始对犯罪分子的谴责推升至对奶粉市场的讨论。

第二,从地域上来看,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很容易从某地扩展到全国,甚至从国外扩散到国内。典型如 20178月“海底捞后厨现老鼠”事件,事件爆发于北京,随后经由互联网的传播,很快成为全国各地的关注焦点。“麦当劳冰激凌机发霉”等事件,则是从美国扩散到国内的典型舆情事件。

泛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

近几年对民生问题的炒作,使食品药品成为舆情的头号热点,并且多次上升到体制机制问题,社会信任危机加剧。对此类舆情的炒作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治化倾向明显,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不切合实际的利益诉求,进而将个案归结为“体制问题”;第二,抓住政府治理的薄弱环节反复炒作,食品药品安全与人们的生存需求密切关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发社会不安情绪。例如,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中,有媒体以“这是在杀人”的标题迅速引爆舆论场,地方政府部门仓促回应中的不当措辞,经媒体断章取义报道后引发民众强烈的抵触情绪。对于民众来讲,最关注的莫过于疫苗的流向,是否涉及到自身的安全。而当得知,非法经营的疫苗主要流入农村地区,无形中又牵引出城乡食品药品的安全治理和水平差异问题,引发阶层固化的讨论。这种议题设置的不断转换,形成了舆情信息叠加、持续发酵的效应。

 

食药舆情的话语逻辑

食药舆情在传播上形成了一套语法逻辑和话语修辞,表现在话语范式化和由此带来的对社会阶层以及意识形态的隐性投射。在20177月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以及2018年初的“鸿茅药酒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叙事范式化

“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的舆情走势呈现出波浪式特征,舆情发展过程大抵分为以下几个发展期:

1)酝酿期:91-95日,舆情处于酝酿期,“普洱茶致癌”的议题再度引发舆论热议。沉寂近两个月的《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成为茶业界微信公众号热议的对象,“普洱茶是否致癌”又一次成为舆论场关注的焦点。5日,方舟子在其新浪微博上转发此文,舆情正式开始发酵。

2)爆发期:96-8日,新闻媒体开始介入“普洱茶是否致癌”的话题讨论,媒体的关注度推高舆情走势。

3)高潮期:99-22日,连续出现4次舆情波峰,舆情在此时间段到达高潮。期间,云南普洱茶界的专家,陈君石和陈宗懋两位院士,云南省卫计委、昆明市食药监局等相关部门,以及云南农大等学术机构,与方舟子掀起“此起彼伏”的舆论战,推动舆情不断发展。

4)回落期:923-1013日,方舟子发表《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列出一系列“证据”逐个反击专家的观点。1013日,昆明市食药监局部门和云南农大先后再次公布“未检出黄曲霉毒素”的实验结果,方舟子依然在微博遥相回应,但舆情热度逐渐下降,争论渐渐平息。

根据对方舟子“普洱茶是否致癌”这一舆情的整体监测,其中有两次“10+”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一次是81日,方舟子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阅读量达到10+;另一次是926日,方舟子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一文,阅读量达到10+。从舆情监测的数据看,舆论场的主阵地在微博上,微信平台这两个10+的文章不仅带来了阅读量,更带来了传播力和民间舆论场的蓬勃之势。

    舆论围猎化叙事增强

“鸿茅药酒事件”舆情走势呈现出“L”型,舆情爆发期,媒体和网络关注度极高,波峰过后,整体舆情较为平缓,舆情回落期偶尔有小波峰出现(见图2)。

 

2  “鸿茅药酒事件”舆情走势图

 

“鸿茅药酒事件”有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值得关注。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171219日,广州医务人员谭某在网上发了《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目标直指“鸿茅药酒”,将其定性为“毒药”。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18125日,内蒙古凉城警方对谭某实施跨省逮捕,罪名是“损害商品信誉罪”,此时距谭某发文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18413日,成都传媒集团所属微信公众号“红星新闻”发布了《广州医生发帖称“鸿茅药酒是毒药”涉嫌损害商品信誉被警方跨省抓捕》一文。此文一出,澎湃新闻、《新京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几乎全员跟进,在社交媒体引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声浪。

在此事件中,得到舆论“围猎”的关键点大致有以下五个,第一是“谭某是商人还是医生”;第二是“警察跨省抓人”;第三是“民事纠纷刑事化”;第四是被舆论声讨的“鲍洪升的经销体系”;第五是“对媒体广告投放的质疑”。对这些关键点的关注似乎比对“鸿茅药酒”本身要更多,舆论似乎已经默认“鸿茅药酒就是毒药”,并没有围绕其进行充分的实证验证和相应的报告,反而去追踪和围猎被制造出来的外围舆论热点。质疑警察跨省抓人的法理性,质疑民事纠纷刑事化,质疑国家食药监非处方药的认证标准,质疑鸿茅药酒广告投放监管部门的失责等等,而这些似乎与核心议题相去甚远。这种舆论多焦点化、声东击西的新形式值得关注,围猎化的方式最终目的是引起全民关注中医药相关话题,放大舆情事件的相关焦点,质疑公权力,最终引发公众对公权力的集体怀疑。

 

食药舆情的舆论引导启示

从目前食药舆情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其主要特征是信息源的多元化、信息生产平台的公共性以及民意的非典型性,需要较长时间的制度建设才能改善食药舆情的现状,我们建议:

第一,建立公正公开的信息共享平台,主管部门主动设置议题。建立专业、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掌握设置议题的主动权,重塑政府部门和国家主流媒体在议题中的权威角色非常重要。信息共享平台要与新媒体社交平台形成一种信息供给结构的多样化平衡性,尽量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形成社会主流的一致声音。改变他人设置议题、议程,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跟在后面不停澄清的被动局面。

第二,提升突发食药舆情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由于食药舆情的涉及面广,爆破性威力非比寻常,甚至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舆论引导方面相关部门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实时舆情监测,并且及时对热点事件给予回应;另一方面,在突发舆情时要早介入,对问题不回避不敷衍,积极对问题予以正面回应,准确发声,第一时间消除民众的疑虑和恐慌。同时,建立问题反馈机制,真正从基层获取社情民意。

第三,建立起健康、安全的信息环境。分析诸多舆情事件,发现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团体,即“水军”,他们以在网络上发布谣言作为赚钱的途径。这些不真实的信息、谣言,影响了民众的认知,一些准确的权威信息被湮没、消解,破坏了互联网的共享公开性。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谣言制造者和违规传播者的惩处力度,防止某些力量和境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操纵,保证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准确性。

第四,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共建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情环境。首先,要从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做起,减少食药舆情中谣言传播的“土壤”。其次,企业作为食品药品生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有必要公开食品药品生产的过程和加工工艺,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根源上避免谣言的产生。同时,媒体应加强自身的建设,既要勇敢发声,又要防止被不实舆论带偏方向,增强识别能力,避免出现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交相呼应而产生的舆论极化现象。

                                          (编辑  杨利红)

 

 

2017年以来,先后有人身着二战日军军服,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上海四行仓库、南京紫金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重要的抗日战争纪念地留影、录制视频寻衅滋事,被网友举报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斥之为民族的“败类”,有政协委员亦联名提案将此类行为入刑。

“精日”这种互联网文化“暗流”的思想是出于何种思维,以及这种思维由“暗”转“明”、化为公开行动的多层次原因是什么,舆情事件背后的成因值得分析和关注。

 

“精日”来自哪里

上述这些公开行动的人被通俗地称为“精日”,即“精神日本人”,原本是互联网语境中爱好日本亚文化的小圈子使用的一个讽刺用语。其涵义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人将消费日本产品和爱好日本文化作为一种单纯的生活休闲,与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原则并无直接联系;但有一部分人却将对消费的产地偏好与民族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建立“产品优劣=民族性优劣”的等式,把单纯的消费行为转化为对中国人身份的排斥和对民族的仇视;将其行动进一步升级,就是赞美军国主义,接纳日本右翼史观。

2015年前后,崇尚军国主义的“精日”开始走出互联网,他们挑衅性地身着日本二战军服出现在国内亚文化爱好者的公共场合,后被在场的其他参与群众举报。2017年,“精日(寇)”曾在某人群聚集的高铁站公然招摇,引发群众激愤,对现实社会秩序和群众人身安全造成了不良影响。

由于亚文化圈子较为小众,这些行为的影响在当时并未被扩大。直到这次公然在抗日战争纪念地的寻衅行为发生,才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精日(寇)”的公开行为反映出,一些原本潜伏在互联网文化缝隙中的碎片化的暗流,已经采取公开行动,直接对公共舆论和社会道德进行扰乱。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指出,应该将此类人群更精确地称为“精日寇”,以便与普通的日本文化产品消费者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发现“精日(寇)”的行为并自觉举报和抵制的,正是一般的日本文化爱好者。

 

“精日(寇)”的思维构成

“精日(寇)”的思维一方面与个体性格的偏执、反社会、缺乏底线意识紧密相关,同时也明显受到言论空间中长期发酵的一些负面思想暗流的影响。“精日(寇)”思维行成的来源,首先是在面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以及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时,因为认识失当而产生的“逆向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其次是在互联网空间与日本“网络右翼”的接触有关;还受到日本官方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逆向民族主义”的传播

“逆向民族主义”是舆论空间中一种通俗称谓,不是学术定义,一般泛指某民族成员精神上自我认同为另一民族成员,并在此基础上以极端方式对本民族进行整体和根本上的否定。这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发展程度差异的情况下在一部分人群中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

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沉睡的中国遭受到强烈的“日本冲击”,除了激发出抗击侵略者的民族意识外,“以日为师”也成为近代中国图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思潮。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先于中国,向日本学习的情绪整体是积极的,但同时也在局部产生畏日和自卑情绪。这种情绪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不论在精英还是底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一些原本才华横溢、受人尊重的精英知识分子沦为汉奸。而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由于地理上接近、历史上纠葛,再加上被国际上视为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中日的现代化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一起比较,“日本”也就成为中国认识自我发展状况的一种参照物。

客观上说,战后日本的发展和治理经验确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国人就事论事,对照自身不足并努力补齐,可以成为推动个人和国家发展的心理动力。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将中日间的差距“极端化”,陷入了“逆向民族主义”,对中日发展程度和专长领域上的差异加以夸大甚至捏造,最终落脚到根本否定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正当性乃至“民族性”上。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蕴含有“逆向民族主义”倾向的信息就通过纸质出版物传播,这类思想大多利用当时普通民众信息获取渠道不丰富的空子,夸大甚至编造统计数据、研究成果、个人经历等,而这些信息往往表现为难以理性辨别真假、极易煽动感性情绪的“小故事”,借以强调中日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除非改变“民族性”,改变发展道路才可能弥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小故事”又改头换面进一步传播,但由于较之以往,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已大为畅通和多元化,这些以特殊性代替一般性的狭隘信息常常受到理性质疑,已不可能形成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受众规模庞大,加上一些“意见领袖”也主动传播,这类信息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在涉及到侵略战争的问题上,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日本建设东北”、“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军队主要不是由日本人构成” 之类信息垃圾不时冒头,这些言论或者断章取义、歪曲理解,或者移花接木甚至纯属捏造,但国内舆论界却任其自由传播,缺乏有力的反击和控制传播。

和日本“网络右翼”思维的联动

日本互联网上“网络右翼”言论的传播,将部分受“逆向民族主义”思维影响的人引向赞扬“军国主义”的方向,催生了“精日(寇)”。日本“网络右翼”传播内容主要表现为将军国主义时期的制度、状况和人物浪漫化,同时将日本的“战败”和当前政治社会中的问题都归结到“外国人”身上,由此展开极端排外的言论传播和公开行动。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苏的危险——尤其是在政治上层改造不彻底的情况下,日本在战后对于教育、大众传媒和严肃出版物的内容审查和自我审查较为严格,但对于边缘的亚文化产品,尤其是对传播广泛但审查较难操作的日式动画和漫画的监管效能相对较低。正因为漫画和动画(特别是在非黄金时段播放,或者只以录像带和DVD形式出售的动画)创作是一个在大众眼中可以相对随意、充分“虚构”的空间,这就使得一些有意想要表达右翼的社会禁忌性内容,或者单纯只是想要反主流、“特立独行”的作者利用漫画和动画为工具,在作品中隐蔽地植入浪漫化军国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内容,使得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日本的右翼言论借着新的文化形态得以传播。

随着日本政坛保守主义倾向的发展,以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政治家开始注意到并有意识地利用亚文化中的这股负面暗流,一些作者的创作也从隐蔽植入升级到公开美化、宣扬的程度。这些作品内容和主旨多落脚于宣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或强调战争是出于被世界秩序压迫的“无奈”,或宣扬旧时代的“文明”,或对中韩等受害国进行或明或暗的丑化和抨击,来掩饰侵略者的罪恶和行为。当中有一些作品在创作技法上具有一定的水平,易于通过互联网向亚洲其它地区传播。就我国大陆而言,尽管多数人都能自觉地区分和抵制漫画和动画中的军国主义内容,但仍有极小部分人接受了右翼的“说教”,将这些内容与“逆向民族主义”思维结合起来,堕入了“精神日寇”的身份错乱中。日本时有一些右翼分子身着二战军服在靖国神社等敏感地带进行角色扮演,而国内“精日”行为即是对此进行仿效。

日本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精日(寇)”思想的底色还与日本政府近年来日益升级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对外“价值观”宣传有关系,在这种有意识的宣传下,“精日(寇)”会与日本保守派的政策观点保持一致,例如对二战战争责任的否定,以及对钓鱼岛等中国领土(海)的要求等。

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的相对停滞,这种“通俗易懂”的简单化构图就受到强烈挑战:如果中国发展程度超过日本(至少经济总量早已超越),那是否意味着日本的“民族性”同样陨落?于是,为了维持这种“日本优越感”,衍生出越来越多的“价值”表达:在高层政治层面,实权政治家毫不避讳地宣扬价值观外交、公开宣称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对中国形成“包围网”;在大众传媒层面,“伪劣产品”和“暴发户”成为中国报道中最常见的刻板形象,着力塑造一个整体道德价值上怪异的、落后的他者;在草根层面,排外的“网络右翼”与越来越右倾保守化的政治遥相呼应。与这种国内政治形势相呼应,受经费支持的日本官方和准官方开设的中文网站、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等也在进行着相应的宣传。此类宣传的影响范围通常不广,但为部分“逆向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辩论资源,“坚定”了他们的倾向。

 

 

“精日(寇)”行动升级的原因

在互联网文化的边缘黑暗地带孵化出的“精日(寇)”的思维,之所以从一种“偏执”的个体思维转变成公开挑衅的小型集体行动,与一些因素有关,分别是:全球性的“后真相(post-truth)时代”传媒危机;互联网的集聚和放大效应;现有的法律和社会治理对过于超脱常识的行为缺乏应对机制。

首先,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以社交媒体盛行为特征的Web2.0时代,每个单独的个体都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这有利于促进信息的多元化和个人的主体性;但它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就是可能会使偏执的情绪取代公共性和客观事实。2016年,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大事件给发达国家的传媒范式带来普遍性的危机,这种危机被称为“后真相”,是指“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在西方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受众很难以个人能力辨别各种观点的真假,反而比较容易接受社交媒体圈子中散播的情绪和偏见,从而作出与事实差距较大的主观判断。”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国情有异,不能将“后真相时代”简单套用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中。但是,“后真相时代”带来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紊乱,使得极端思想拥有了很大的空间和市场,这些思想通过互联网传播,就会导致一些对社会认知不成熟、信息获取较为片面的网民将这些极端思想作为“发达国家文明”来接受,并以此否定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则。

其次,互联网产品的一些技术层面的设置,客观上具有集聚和放大负面信息的效应。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歪曲的、极端化的信息在社会文化空间一直存在,但这些信息基本是作为个人隐秘的、非公开的趣味而存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愿意公开交流的对象,阅读者也不会积极将这些极端信息带入到公共的讨论中。然而,互联网使得最私密、最反常识、最边缘化和挑战底线的知识也能够简单地找到交流的对象,并形成一个自我封闭和自我生产的小圈子,进而将个人化的情绪虚构成一个集体的“道理”。例如网络社区“百度贴吧”的“日本之家”吧就是一个较为知名的“精日(寇)”聚集地。由于百度贴吧具有用户规模大、来源多样、分布广泛等特征,个体性的“精日(寇)”寻求到有共同情绪的对象并不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百度贴吧的技术属性中强调“吧主”(子社区的管理员)对该子社区的支配和主导权,因此,只需一个“精日(寇)”吧主就可以简单地创造一个仅供“精日(寇)”共享的排他性的空间,并逐渐清除掉“正常”的文化爱好者。于是,在这个封闭空间内,同质性的美化军国主义、宣扬软色情、攻击社会的言论循环流通,并不断地被进一步“发展”和“生产”,从而将偏执情绪塑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共识”性假象,这是他们走出网络在现实中寻衅滋事的关键心理动力。2017年和2018年几次挑衅活动中的“精日”组织成员都来自不同地域,就是借助了互联网的集聚效应。

第三,一般性的法律和社会治理机制对这种行为缺乏有效的应对和遏制措施,从而导致“精日(寇)”挑衅社会的成本极低,客观助长其行动不断升级。早在数年前,就有“精日(寇)”身着二战日军军服在国内动漫展上出没,并作出一些挑衅动作。当时即有参加活动的群众对其拍照并向主办方举报。但当时主办方作为小型商业机构,顾虑事情闹大对活动本身造成影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2017年“精日(寇)”在上海四行仓库穿日本军装拍照,政府和群众尽管愤怒,管理部门却只对其中几名成员进行数日的行政拘留,并以训导教育为主。2018年在南京紫金山活动的“精日(寇)”来自同样一个小圈子。从2017年上海的深夜简单拍摄到2018年南京的白天拍摄大量照片,“精日(寇)”的行动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行政拘留和教育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成为了他们在封闭的小群体内“炫耀”的资本。

当今年两会的政协委员提出将“精日(寇)”入刑的提案时,在公共舆论中间激起了相当正面的反响。一小撮“精日(寇)”分子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受到广泛的谴责和唾弃,而肃清“逆向民族主义”阴影,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编辑  迟晨光)



* 潘妮妮,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研究员。

   对于“网络右翼”产生的原因和政治内涵,《试析日本的“网络右翼”》(《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6期)中有粗浅分析,可供参考。

史安斌:《“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人民日报》,2017113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1103/c1003-29624157.html

 

2017年岁末,发生在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受到普遍关注,甚至在一些报告中被列为“一号舆情”。[1]

20171122日晚,北京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十余名幼儿家长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怀疑其子女在幼儿园受到侵害。当晚,有家长在社交媒体曝光此事,称其子女在幼儿园遭到扎针、喂药片、猥亵等,当即引发舆论热议。比同年118日发生在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更加复杂,由此而起的谣言一度将矛头指向军方,并与后续的北京腾退违章建筑等事件形成“信息叠加”,风波持续日久。在军方发声辟谣,警方一再公布案情、厘清真相并行政拘留造谣者的情况下,本已渐趋下降的舆情反而呈现出新高,网上一片质疑之声。虽然事态在几天之后渐趋平静,但已严重冲击了十九大之后一片向好的社会氛围。

 

事件的舆情发展阶段

此次事件的舆情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事件爆出,“虐童”刺激公众神经

1122日晚,“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在社交媒体爆出,一些自称孩子家长的微博当即引起关注,被广泛转发。23日上午,新京报于11时发表《朝阳一红黄蓝幼儿园多名幼儿身上现针眼 警方介入调查》的报道,首次正式披露此事;随后,一些社会媒体和主流媒体随即发表报道和评论,媒体与社会公众的关注度迅速同步提高,扎针、喂药片、猥亵等虐童字眼刺激公众神经,相关与不相关的各类媒体紧跟“蹭热点”,将事件的外延扩大后滥发文章,迅速地造成舆情蔓延。

据统计,23日相关微信公众号文章超过500篇,总阅读数超过749万;24微信文章达到3000多篇,总阅读数超过1600万。“KidRun孩子快跑”“父母在线”“爸妈内参”等亲子教育类公众号,“摇滚客”“扒情局”等专业性微信公众号也纷纷发表评论,“金融街侦探”“凤凰财经”等金融类公众号更是迅速发表多篇深度文章,呼吁加强幼童教育监管、控诉红黄蓝虐童事件多次发生,“救救孩子”“起底红黄蓝”瞬间成为舆论热词。23日下午,“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发表《虐童事件再现,“幼有所育”的底线不容击穿》(《人民日报》24日刊登)的评论,称“孩子们的身心伤害、事件引发的负面舆情,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几率,都不仅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更应该在源头上予以整改”,“十九大报告明确宣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但是孩子们不能等’……”,该文被各大网络媒体迅速转载。

23日下午,微博上出现某些相关内容的网贴被删除的情况,网民的激动情绪被进一步点燃,微信公众号“大李吃西瓜”发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发生虐童事件,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一文称:“今天下午微博有阵子在删除内容,信息传播很模糊,有谣言非常不堪入目,一些疑似家长群的截图到处发。越是删,其实越是怀疑,堵着大家接收信息的渠道,那只会把大家往小道消息上推”,“很多事情都是无声无息就结束的,我已经习惯了。但我这次真的想知道,‘爷爷叔叔医生’,你们是谁?”删贴成为此事件舆情走向的一个转折点。当晚18时,演员章子怡发表微博称“听说有三种颜色上不了热搜”,暗指“红黄蓝事件”。此条微博获得139万转发,27万评论,220万点赞,反响远超章子怡官微。网络帖子被删的现象使得此事件舆情进一步发酵,引发网民对红黄蓝“背后势力”的猜测,大量谣言和阴谋论观点由此而起。

第二阶段:谣言四起,“老虎团”成为舆论焦点

涉事的红黄蓝幼儿园系民办幼儿园,其母公司红黄蓝教育机构(RYB Education)于2017927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中国首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201611月,《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独家起底“红黄蓝”:加盟制背后的圈钱圈人真相》一文,[2] 谈及红黄蓝教育机构作为民办幼儿园,以品牌加盟的模式急速扩张,向家长收取与其教学质量不相符的高价入托费,存在与计生系统和妇幼医院合作获取新生儿家长信息等不法行为。但媒体的批评和社会舆论并未影响到该机构在境外上市。此次虐童事件发生前后,大量起底红黄蓝幼儿园存在虐童事件的文章已经屡见不鲜,爆出其多有前科。有媒体称,“尽管红黄蓝是首家登陆纽交所的学前教育企业,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师资水平普遍偏低、教师流动性较大,服务质量容易出现事故。”就这样一家教育机构屡遭媒体批评却能在海外顺利上市,此时又发生微博删帖现象,由此引发了网民对红黄蓝背景的想象。在这种心理背景下,“红黄蓝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驻京部队老虎团军官猥亵幼儿”等谣言四处流传,逐渐成为舆情新的关注点。

23日早951分,一个半年以上不曾发文,注册地为“海外美国”的新浪微博用户@Reginababy_lsy在其发表的图片帖文中称,“园长和她老公勾结部队群体猥亵……”内容不堪入目。在此后的两天此帖被大量转发。1124日早8时,微博用户@郭竞雄_mc1发表漫画影射军人猥亵幼童,央视主持人王某某与网球运动员李某于当日转发该漫画,推波助澜。同日,当地驻军“老虎团”政委冯俊峰接受记者采访,公开说明真相。25日,北京警方公布红黄蓝幼儿园调查结果,称已刑事拘留涉事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并称“‘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系虚假信息,使用@Reginababy_lsy网名的造谣者刘某已被警方抓获,警方同时称“红黄蓝第一大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被证实纯属谣言,两名造谣者已被依法惩处。刘某也在26日凌晨200左右发出了道歉声明。但从那两天的舆情反应来看,网民对警方通报并不买账。当时,警方的调查结果通报主要针对谣言,没有正面回应虐童案的调查结果,也没有针对大家最关心的“猥亵”行为的真相做出正面回应,反而被网民认为是在回避,“虐童的抓了一个,造谣的抓了三个,欲盖弥彰”。

此次谣诼盛行的因素之一在于,“猥亵幼儿”等谣言有家长与孩子问答的视频打着“实锤”、“眼见为实”等口号在优酷等视频网站上屡屡传播。本来是很荒诞无稽的谣言,许多网民却相信家长与自己孩子谈“被猥亵”的对话视频不会有假,应了那句“有图有真相”的广告语,许多人选择相信这些视频,或者是半信半疑。因此尽管警方及时辟谣,说这些是无稽之谈,一些网民的质疑却越发坚决,舆情从对民办幼儿园的声讨转向对政府的不满和对“官商勾结”的猜测。

同时,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文章不断地在微博、微信中抛出,还有人将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腾退违章建筑与此事相连,以《“底层”和“中产”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题,讲“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竭尽挑唆之能事。

几重的“信息叠加”造成网络舆情热度再度回升,在事发一周后出现了二次炒热的态势。

第三阶段:调查结果公布,政府部门公信力经受考验

1128日,朝阳区警方公布事件调查结果,称“教师刘某某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采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教’”,网传“群体猥亵幼童”、“喂食药片”、“‘爷爷医生、叔叔医生’……”系编造,而涉事班级监控的电脑硬盘因多次强制断电已经损坏。

主流媒体对调查结果进行了集中报道,报道量出现新高,网络舆情随即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网民相信警方通报,将舆论矛头转向造谣者与网络舆情的不理性;另一部分舆论则质疑警方通报过于荒诞,理由是“多次强制断电”并不会导致硬盘损坏,父母编造孩子被猥亵的谣言太不可思议。

在此阶,“塔西佗陷阱”成为舆论热词。北京警方公布了红黄蓝事件的调查结果,但并未公布监控视频等有强说服力的证据,许多人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下选择了质疑,而且越发不相信警方的说明。一些评论文章认为,这是政府部门公信力危机的体现,这与以往遇到大型的社会性舆情事件往往被动应付,主动权假手他人无力解脱或自证清白,只能等待事件的自然冷却,久而久之失信于民的后遗症不无关系。

第四阶段:幼儿园办学资质收紧,红黄蓝竟成最大赢家?

吊诡的是:虐童事件发生后,在海外上市的红黄蓝教育机构的股价经历了短暂的腰斩又大幅上涨,资本继续获利。1128日一篇微博在社交媒体中疯转:“红黄蓝股票,今天盘前大涨15%,我一点也不意外。……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没有拿掉红黄蓝的办学资质,就如红黄蓝CFO说的,作为一个孤立个别事件,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是发生了这种事之后,政府会收紧新的办学资质……这样幼儿园资质反而变得值钱,而红黄蓝手里有几百个资质,从商业上来说,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们更值钱了。”

随后,网文《因为三原色,我的孩子没有学上了》等在网络流传,作者称其孩子所在幼儿园被勒令关门,“因为恶人作恶连好人也没有了饭碗”。有网民评论“完美诠释‘不许百姓点灯’”“很多事的结局都很意外”。至此,这个舆情事件在10天后逐步冷却,而网络舆论的矛头则完全地指向了政府部门。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71122日至123日,关于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媒体报道共计5367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3858212条(不包含评论)。

 

                          舆情反思

同为虐童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关注热度和持续时间远远高于11月上旬发生在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持续时间也超出一般舆情事件的发生规律,这不仅仅是由于红黄蓝事件中存在“性侵”“喂药”这样更为敏感的关键词,而且与首都北京政治中心的敏感度相关。由于北京的“中心”地位,红黄蓝事件的事态被迅速放大,相关的谣言和炒作在一日内就甚嚣尘上,而且持久不散。

对造谣者的执法力度应当到位

1130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已基本尘埃落定,一篇题为《这是一位参与红黄蓝事件调查民警发出的心声》的网文开始在微信号中流传,随后又被几个网站转载。他写道:“第一个,那位赵女士……这个事情要不是你那张嘴,局面何以发展到如此地步?”“第二个,那位被围着采访的男士……你回答得那么肯定,我就想让你再出来向媒体说明一下,你是怎么知道的?”“第三个,另一位采访时哭得稀里哗啦的女士,说老师有个长长的望远镜什么的,我就想问你一句,红黄蓝与你有几毛钱关系啊,你孩子是哪儿的啊,你在红黄蓝这事里瞎参()合什么啊,唯恐世界不乱啊?这篇网文也是“有图有真相”,“秒拍”中的人像清晰可见,只是加了马赛克而已。这些人在现场中的表现已经不是“打酱油的”和“吃瓜的群众”,再经线上传播,他们已经成为一些谣言的源头。

从不应讳言的劣根性讲,后两人如同鲁迅先生笔下阿Q被押送刑场时瞧热闹还要“叫好”的看客一样,反映出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小市民心态。但从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结果来看,难道他们就不该承担相应的行政与刑事责任吗?如果一次次地在事后处理从宽、淡化或不追究个人责任,那么就无法回避在以后遇到越来越严重的谣言攻势时,人们对不负责任地造谣生事已没有了道德束缚和法律敬畏之心而越加肆无忌惮。微博、微信、小视频等自媒体的普及,将那些以讹传讹的谣言不断地放大,蝴蝶效应、三人成虎将会成为常态,那样的舆情环境将是可怕的,需要从技术、法律、教育等多方面综合治理,特别是执法力度到位。

新闻媒体应当认真核查信息源

上述篇文章还写道:“个别媒体,作为新闻工作者,你们的话都是金枝玉叶,分量有多重你们比谁都清楚,所以你们做出来的片子是不是应该把整个素材来源的前因后果都弄明白了再做啊?如果您在编辑的时候掐了某些内容,那原始的东西可就变了味道了,咱编片子的时候可不能带着个人色彩吧?否则这误导舆论的后果谁来承担?”从这个事件出现的两次高潮来看,不缺位的主动报道、评论、参与是主流媒体的职责所在,无可厚非,但对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准确性、真假参半的信息源,首要的任务是澄清真相,是落实“五个W”的新闻基本要素,而不应该是义愤填膺的高调表态。

客观地讲,“扎针”“喂药”是否真实一时难以辨别,而“爷爷医生、叔叔医生……”等性侵信息出现的时候,稍微冷静思考和从常理出发,难道就不值得怀疑,不知道应该慎重处置吗?学者方刚说:“转天上午,我接了六个采访邀请,均果断拒绝。”这是一次“愚众制造了‘幼儿园集体性侵’的荒诞剧”。那些“愚众”是否也包含一些新闻工作者在内呢?虽然始作俑者另有其人,而遗憾的是一些主流媒体客观上也在推波助澜。当自媒体在微博、微信中当道,信息源多样的“后真相”时代,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没有变,应该是追求真相的担当者,而不能陷入只有情绪没有真相的怪圈,被自媒体的信息牵着鼻子走。

社会类舆情的处理方式值得反思

社会类舆情多与民生问题有关,与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紧密相连。此次事件,以及后续的腾退违章建筑、天际线、河北供暖等哪一件不是社会类舆情呢?关系百姓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的一些不寻常事件最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关切,引发舆论的个体事件也比较繁琐,查明事件真相需耗时耗力,事态发展极易被谣言和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和控制。而此类社会舆情长期积累,也会对政府部门的社会公信力造成损害,败坏社会的公序良俗。社会类舆情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的舆情类型。

                                     (编辑  杨利红)



[1] 2017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研究报告》,201814日,中国网,作者章嘎。

[2] 201711月事件发生后,《瞭望东方周刊》微信重发此文。


 

内容提要:网络民生舆情的持续爆发凸显了信息供给的失衡。非主流渠道的解读,商业力量的介入构成了民生信息供给的主要特征。而媒体-大众的话语分裂、阶层立场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舆情的分裂。本文认为,权利诉求、阶层冲突、情感挫折和政治认同,是网络民生舆情中典型的叙事特征。针对网络舆情暴露的社会情绪和治理问题。要从信源的多样性、平台的公共性和民意的代表性三个方面开展应对和治理。

关键词:话语分裂  阶层冲突 社会挫败感民意渠道

 

民生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内容,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2016年以来,民生领域持续出现网络阅读量上千万的舆论爆点,引发了网民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经济政策、城市治理规划、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等各项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对提高群众获得感至关重要。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收入分配引发全面性的、跨阶层的社会焦虑呈现上升趋势,并直接通过民生舆情得到外化体现。 


四类常见的民生舆情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民意调查,2017年受访者最关切的民生领域是:医疗(59.3%)、环保(55.8%)、教育(52.8%),此外是养老(49.8%)、住房(45.1%)、就业(42%)、食品安全(43.7%)、消费(25.1%)、网络信息安全(22.4%)、扶贫(20.9%)和旅游(15.4%)[1]。从议题的关注点和涉及主体来看,2017年以来的热点民生舆情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国家经济民生政策。全球经济的普遍低迷加剧了民众对利益分配的社会焦虑;而我国现存的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民众高度关注国家经济政策对自身的影响,迫切期待国家在再分配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以弥合收入鸿沟。正因如此,2017两会以来,楼市调控、个税改革、教育公平、精准扶贫、医疗卫生改革、环境治理、网络提速降费和打击通信诈骗、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整顿旅游市场等经济民生政策,都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大量讨论;而设立雄安新区也因其政策的重大性在4月份引发舆论高潮。

二是城市居民生活议题。这类议题往往由个体的负面经历引发,并转向对城市治理、社会保障的争论。这类舆情中,既有关系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用的议题,如北京整治"拆墙打洞"、女孩怒斥北京医院票贩子、北京文科状元感叹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上好大学、海底捞火锅爆出食品卫生问题、北京雾霾与某某蓝等;也有呈现城市化乡愁、城市内部发展失衡问题的舆论,《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知乎专栏《分裂的北京城》、《<人民的名义>暗藏房地产内幕》等网络热文均是这类议题的体现。

三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对三类人群的关注构成了这类民生舆情:首先是城市打工群体的经历与感受。其中描述城市保姆生活的网文《我是范雨素》在学术群体、工薪阶层、打工人群中广泛传播,阅读量超过1000万次,并被英国媒体BBC译成英文播报。其次是对农村社会现状的关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和《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网络热议等成为涉农舆情的悲情写照。后者作为阶层优越和农村想象的典型文本,将中国农村称为一个光鲜时代的暗面,在几小时内阅读量突破10万,并引发了大量争论。再次是高校贫困生群体。从2016年以来,电信诈骗引发贫困生徐玉玉死亡、高校贫困生是否应该穿耐克鞋、校园裸照借贷、高校农村招生比例等议题引发了网络舆论大量关注,这其中的高校资助体系、贫困生的人文关怀问题凸显了高校扶贫工作的重要性。

四是与新兴经济发展相关的民生议题。这类舆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与互联网新兴经济现象有关的民生议题,如网约车治理、网络订餐送餐员的个人权利、网络借贷、网络传销等问题。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形式带动了大量就业,也滋生了大量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这类负面舆情的爆发凸显了新兴经济治理的困境。网络借贷、网络传销等通常容易吸引无固定就业的低收入群体(如待业群体、高校学生等)等上当受骗,扰乱经济秩序并破坏社会伦理道德,因而成为网民愤怒的对象。另一类则是与旅游、境外安全等相关的舆情。云南游客被打、中国游客境外旅游等舆情随居民出行旅游的增加而出现,也暴露出旅游业管理混乱和滞后的现状。 


民生舆情的传播特征和叙事特征

民生议题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相关舆论的极化趋势更为突出,而新闻信息源的选择也体现出网民对不同媒体的使用和信任偏好。

民生舆情的传播特征

总体来看,网络民生舆情的传播过程和传播主体体现出非主流、区隔化、对立性和复杂性的四重特征:

1.非主流渠道解读国家经济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民众了解国家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通过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的解读和网络转发,而非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这在新闻第一落点的传播中尤为明显。仅20178月,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近1.7万篇房价政策解读文章,阅读量近5500万次,其中阅读量10万次以上的文章不乏房价还要涨,能买赶紧买的言论。传统主流媒体政策解读作用的弱化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密切相关。社交化趋势使传统新闻机构失去了直接面向市场分销产品的独占权力,因而不得不在渠道和新闻形态上让位于社交媒体。不仅如此,传统主流媒体的编辑难以在碎片化传播中构筑一套意义系统和公共议程,因而在议程主导权争夺中也陷入被动。[2] 这种被动不只中国媒体如此。根据Sharon Mreza对一年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超过4万条报道以及推特平台超过140万条推特的研究,大多数推特网民对两家主流媒体的关注十分有限,而推特上的讨论内容却对两家报纸的议程产生了深刻影响。[3] 大众讨论什么已经由社交媒体所决定,这使得“主流一词的界定遭遇现实挑战,“官方政策-主流媒体-大众”的传播链条产生了断裂。而网络上良莠不齐的解读水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解读风格,则可能直接影响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准确判断和信心。

2.媒体-大众的话语分裂和沟通区隔

尽管民生舆情能够在短时间内跨阶层大量传播,但这不意味着精英群体和大众在经济民生领域能够分享共识。现实中,双方有明显的话语分歧和沟通鸿沟。根据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新京报》《羊城晚报》《21世纪经济报道》《安徽日报》等省委机关报、城市报等在内的122家报纸的分析,2013519日至201799日,这122家报纸共刊发了66005条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报道。报道的内容以政策倡导和扶贫成果为主,其中报道大数据精准扶贫的有4967条,金融扶贫的有15391条,报道新闻媒体扶贫采访活动的有200条,而关于扶贫作假、贫困认定标准一刀切、精准扶贫演变为精准填表等基层群众感同身受的执行问题,相关报道仅不到100条。[4] 在互联网平台上,精准扶贫的传播内容则几乎全部由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贡献,普通网民在相关议题中转发、讨论的数量十分有限,使这一议题在媒体平台上成为“自说自话”。而不论在何种平台,由于缺乏传播资源,农民这一精准扶贫主体对象的参与感十分微弱。因此,主流媒体的政策叙事、网民的话语体系与扶贫对象的生活体验之间形成了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是,大众媒体的讨论无法反映基层群众对政策的现实期待,而普通民众改善自身处境的期待也难以进入到国家政策制定和治理的议程中。

3.传播立场差异与民生舆情剪刀差

民生舆情的传播中,不同传播主体的心态高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期待在初次分配中成为既得利益者,而低收入群体则希望社会再分配更多彰显公平。中等收入群体占有大量的主流媒体资源并善于调用社交媒体进行议程设置,他们试图通过舆论调度和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现有利益。因此,在高考招生名额、毒跑道问题、PX项目等城市规划问题上,他们通过鲜明、激进的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舆论调度中有着明确的利益导向,各方对事件处置的诉求往往不能兼顾其他阶层的利益。而低收入群体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地位最低、获得红利最少、话语权最小,他们希望能够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更加民主和普惠的社会变革,这与部分精英阶层希望保持现有利益格局的愿望形成了对立。而这种基于利己主义的话语站位容易形成舆论对立,并给政府部门带来巨大的应对压力。政府在重大舆情事件面前常常陷于危机公关和调停角色中,以致削弱了自身政策制定的审慎性、决断性和有效性。此外,在互联网民生舆论中,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主导力量,而农民或城市打工人群的舆论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一失衡造成了实际民生需要和网络民生舆情之间的剪刀差现象。在《我是范雨素》一文的传播中,传播量最大的区域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关注十分有限。

4.力量改变信息供应结构

经济民生领域有着强大的眼球吸引力,容易产生传播效应,因而成为商业营销团队炒作的主要对象。国家经济政策出台之后,大量公众号、微博账号,通过耸人听闻的解读赚取眼球,以便实现自身的商业目的。设立雄安新区不到一周的时间,网络上就出现了房主跳楼、购车摇号、央企迁址名单、拆迁安排等大量谣言,试图借政策热点提高自身的关注度。其次,社会服务的替代性趋势不断加剧。大型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公共服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供给角色,医疗、家政、消费、社团等各项活动都能够通过超级APP实现。信息供应结构的替代性转变强化了平台在民生议题中的话语权,增加了信息垄断的风险。百度魏则西事件引发的医疗广告竞价排名争议,小猿搜题与百度作业帮两大青少年教育平台争端暴露出的教育信息问题,网络电商平台的假冒伪劣问题等,均引发了网民对网络平台恶性竞争和信息垄断的质疑。

民生舆情的叙事特征

权利诉求、阶层冲突、情感挫折和政治认同,是民生舆情中典型的叙事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民生舆情既能够实现跨阶层的舆论调度,又能够激发不同社会群体内部的情感共鸣。

1.城市生活的权利诉求和阶层冲突

权利诉求往往基于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进行话语建构,要求公共服务部门提高城市关怀、社会服务,改进城市规划。在《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一文中,交通拥堵、雾霾、高房价成为北京的关键标签,在互联网平台上被大量转发。尽管高房价、教育、环保、食品安全、市政建设等问题在全球治理中有其普遍性,但是与首都这一关键词眼的结合,使这类议题与复杂的政治指向实现了勾连。第二种诉求是利益诉求,这种诉求集中体现在城乡、城市居民内部,以及民众与城市治理规划之间的矛盾,在具体舆情中以平等主义的面貌呈现。在近期北京整治拆墙打洞的行动中,高档、中档等不同小区业主的冲突不断升级;杭州保姆纵火案的网络舆论更是分裂为挺保姆”“挺业主两派言论;知乎专栏《分裂的北京城》通过分析北京不同区县、城区与郊区之间在基础设施、生活环境上的差异,建构了一个秩序分明、等级严格的金字塔城市形象。网络舆情诉诸平等主义,集中凸显了城市发展中严峻的城乡差距和阶层分化。

2.社会挫折感的集体带入

普遍的社会挫折感是引发民生舆情的重要原因。首先,低收入群体是社会挫折感最深的群体。改革开放释放了普遍的发展红利,居民的收入水平总体上得到提升。但资源、机会和收入分配的相对不平等、对效率优先的长期强调、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国家政策在基层落实的不足,使低收入群众在社会分配中难以得到较好的安置。因此,低收入群体对描述悲惨城市生活的内容容易产生共鸣,传播意愿强烈。与碎片化的传播形成反差的是,2017年以来描述悲情城市生活的万字长文多次引爆网络。其次,社会精英阶层也分享着社会挫折感。阶层内部的差异、民主参与的渴望、城市服务的不满也给他们带来相对剥夺感。他们在经济上优于低收入群体,但在情感上分享低收入群体的挫败感,因而同样热衷传播描述社会上升空间窄化、农村图景悲惨、社会鸿沟扩大的内容。再次,这种挫败感也体现在高校大学生身上,这些准中产阶级对就业压力的焦虑,上升渠道的封闭和“险恶”的职场等,加剧了这种悲情心态。

3.强化基于社群的认同政治

这种认同政治一方面深受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影响,即强化基于性别、族群、宗教等的冲突。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以及产妇跳楼事件中,对事件的后续讨论很大程度上落脚在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角色;而对泛清真等民生话题的讨论则最终落脚于对穆斯林群体的争论甚至攻击。另一方面,这种认同政治体现在低收入群体的负面认同。城市打工群体和农村群众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在利益再分配中,他们感到被边缘化、被政策忽视,因而对政府、专家、媒体的正面政策解读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容易引发基层群众对国家政策的误解和排斥,甚至导致国家经济政策在基层的实施困难,而舆论对社会鸿沟和社会挫败的渲染可能会加剧这种负面认同。此外,对低收入群体的悲情渲染和细节描述,也加深了舆论对农村和城市打工群体的固化印象。一面是国家层面的精准扶贫,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另一面则是动辄百万阅读量的悲惨生活网文,这种政策现实和情感体验的差距也会强化现有的社会认同困境。

 

民生舆情及民生问题的治理启示

网络舆论的构成本身包含诸多复杂性,但是其快速爆发背后也隐藏着社会情绪和社会治理问题。从目前民生舆情的整体态势来看,这些问题主要指向信源的多样性、平台的公共性和民意的代表性。针对此,可以从以下角度改善民生舆情及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专业、权威的官方信息渠道,增加信息供给的多样性和平衡性。要重塑国家主流媒体在相关议题中的权威发布角色,使网民愿意从国家主流媒体及其网络平台寻求信息。政府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要增加预见性,围绕大政方针可能出现的传播误区进行系统设计,掌握政策的诠释权;主流媒体要积极扭转对国家经济的恶意悲观论调,通过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开展舆论引导。各主要网站、网络媒体从业者、社交媒体要严把内容关,防止与国家政策相背的恶意言论,积极疏导民意,及时排查网络谣言。

二是发挥网络平台的公共协商作用。网络营销、水军等现象加深了舆论被操纵的风险,破坏了网络平台讨论的公共性。要重新发挥互联网的公共协商作用,需要提高互联网平台的公共性。要继续完善政府网上信息发布和舆情反馈机制,增强信息供给,最大限度满足普通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防止商业力量的蓄意操纵,杜绝煽动诱导和网络谣言;及时关注主要网络平台,掌握民生舆情动态,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妥善回应,与民众形成良性对话机制。

三是完善立足基层的民意报送机制,及时发现并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将网络舆情与传统民意调查相结合。网络舆情并非民意的全部。经过议程设置和编码解码之后的网络舆论,弱化了低收入群体的话语主体性,强化了中等收入群体和商业营销力量的议程导向。网络舆情的偏差需要通过传统的民意调查来弥补,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调查报告反映基层群众的现实需要。人大代表应该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利用网络广泛收集民意并形成相关提案,使群众的政策诉求能够纳入到政策议程当中。要完善社会再分配机制,改进基层工作。释放社会再分配红利,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改善城市生活服务,有利于提高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同时,要防范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传销等违法活动,,加大技术检测和基层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并纳入治理工作。

四是善于发挥经济类国际舆论的二次传播效应。境外媒体热衷于关注中国的经济动态和民生议题。十八大以来,BBCCNN、今日俄罗斯等境外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经济潜力、互联网金融、股市风险可控、节能减排承诺等进行了正面报道,并大量引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进行佐证。因此,可以在对外传播中因势利导,提高对国际经济舆论的议题设置和引导能力。外宣媒体要转变思路,变被动为主动,借助社交媒体和多样化的传播形式,灵活呈现中国的发展成果和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密切防范境外煽动性言论和唱衰中国的悲观论调在境内民生舆情中扮演推波助澜的作用。

                                     (编辑 王蕴)



* 翟秀凤,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1] 韩雪莹 杜园春:民调显示:医疗环保教育是受访者今年最关切的民生领域,2017221日,网络地址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2/21/content_15627860.htm2017910日。 

[2] 王维佳:专业主义的挽歌: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新闻记者,2016年第10期,P35

[3] Sharon Mreza. (2015), an Expanded perspective on NAS betweentraditional media and twitter political discussion groups in everyday politicaltalk, Guo, L., & McCombs, M. E. (Eds.).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networks:New directions for agenda setting (Vol. 8). Routledge.

[4]数据来自方正中华数字书苑数字报纸数据库,统计截止日期201799


 

内容提要:面对西方国家经营了几百年的文化和话语霸权,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孔子学院创办十三年以来,经过不懈努力,凭借良好口碑在国际舆论场上树立了一定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遭遇不同程度的负面舆论,特别是中方的主要外宣话语被西方媒体曲解利用,导致在舆论争夺战中缺乏力度,因而,我国对外传播要对话语体系进行系统性设计,规避西方话语陷阱,全面提升对外传播精细化水平。

关键词:孔子学院   文化“走出去”战略  国际舆论斗争  符号聚合理论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世界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优秀文化产品和文化机构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经常遭到西方媒体的质疑、抵制甚至攻击,对国家文化“走出去”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少数孔子学院在西方媒体的舆论打压下被迫停办。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触发了西方世界敏感反弹。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既要讲好自己的文化故事、塑造客观正面的文化形象,也要看清国际舆论本质、规避话语风险,尤其当中国文化事业在海外遭遇负面打击时,要具备有效的反驳策略。

研究发现,经过13年的努力,孔子学院凭借良好口碑在国际舆论场上树立了一定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遭遇不同程度的负面舆论攻击,特别是中方在孔子学院对外传播方面缺乏系统性的话语设计,外宣的主要话语常被西方媒体曲解利用。这反映出,我们对负面舆论的深层意义脉络缺乏全面的认识,在舆论争夺战中反驳乏力。 

孔子学院海外舆情研究综述

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截至20161231日,全球共有14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遍布亚、非、欧、美、大洋五大洲,孔子学院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成功典范。中国学界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办学经验有大量研究,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刘程和安然(2014)的研究发现,英国主流媒体对孔子学院有选择性误读,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威胁论汉语取代英语这两种“夸大”的误读。[1] 李开盛和戴长江(2011)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舆论环境进行了评估,发现促成正面态度的几个因素是:更多的商业机会、增进理解、交流与合作、时尚与流行;而负面态度的关键因素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2]我们认为,舆情,特别是主流媒体上的“舆论”,是一个被媒体制造和生产出来的“符号现实”,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解构和反制的。因此,在面对大量西方负面舆情的时候,传播学者要考虑的,首先不是孔子学院应该如何改进,而是如何解构这样的不利舆情,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建构孔子学院这张“中国名片”,把孔子学院这个大故事讲好,讲生动,讲得深入人心。

 正负面分析法

中国舆情分析方法中最主流的是基于新闻客观性理论的“正负面分析法”。新闻客观性理论的基本内涵是,新闻报道需要真实、客观、全面反映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平衡处理各方观点,媒体自身不应有主观立场和倾向。“正负面分析法”评估的实际上是新闻报道的专业化水准,这在分析微观的单篇新闻报道时简单易行,但无法回答舆论形势、话语体系、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宏观和深层次问题,因此对舆论引导和舆论反驳等系统性问题难以提出有效和实操方案。

符号主题分析法

“符号主题分析法”起源于美苏冷战研究的符号聚合理论,是主题分析法的理论基础。该理论由美国传播学家欧内斯特·鲍曼(Ernest Borman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将抽象的思维意识与互动交往具体化为客观的“符号”,认为人类所有思维与交流活动都是“符号活动”。在大众传播领域,媒体是“共识制造机器”,媒体报道所呈现的是传播者通过新闻专业主义手法建构宏观“符号现实”,意图并不是“客观反映社会现实”,而是运用新闻专业主义手法“建构和印证主观符号现实”。

 研究的基本问题

本文通过Factiva新闻数据库收集了200411日至20161231日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菲律宾、卡塔尔等13个国家主流媒体有关孔子学院的254篇英文新闻报道作为分析样本和对比,选取了同一时段内中国中央外宣媒体(新华社、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有关孔子学院42篇中英文文章。研究下述问题:

1、海外媒体围绕孔子学院和中国建构了怎样的符号图景?

2、孔子学院的符号图景包含哪些视野、类型和主题?

3、中国外宣媒体展现了哪些反驳西方的符号主题?

 

孔子学院的符号视野、符号类型与符号主题

境外媒体对中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孔子学院的定性。研究发现,外媒围绕中国形象和孔子学院建构了三大符号视野:“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威胁世界”和“共产主义独裁”。每种视野针对中国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包含了不同的符号类型、符号主题和价值类型。

 符号视野1:“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是境外媒体建构中国与孔子学院形象的第一大符号视野,这个视野积极正面,描绘了一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美好世界图景。在这个视野中,中国被建构为“全球经济的新兴领导力量”,是“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正引领全球形成“汉语热潮”,标志着“新汉学时代到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符号大视野下,境外媒体围绕孔子学院建构了丰富的幻想类型与主题,并且在“复诵”中形成了两套正面立体的符号体系。如下表所示。

“实用型”符号类型“创造美好未来的契机”。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该体系回避了孔子学院背后的官方色彩,而将其建构为“非盈利的语言文化教育机构”,并且是“西方大学的最佳合作伙伴”,不仅将为公司企业“带来经贸机会”,也为外国学生个人发展提供“未来竞争优势”,因而,孔子学院是“创造美好未来的契机”。

“社会型”符号类型“架起中外友谊之桥”。“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视野中,围绕孔子学院还有一套基于社会关系的符号体系。该体系将孔子学院建构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一系列符号主题描绘出一个通过“消除相互理解鸿沟”、“中西文化交流共享”、“增强中外外交关系”实现“架起中外友谊之桥”的美好符号图景。如表1 所示。

“中国和平崛起”的符号类型与主题

性质

符号类型

符号主题

核心故事情节

实用型

非盈利的语言文化教育机构

“非盈利、非政府组织”、“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为目的的文化教育机构”、“类似于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的文化委员会”、“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提供机会”

西方大学的最佳合作伙伴

“为资金短缺的西方大学所准备”、“上帝安排的最佳合作伙伴”、“北京不仅提供培训好的教师和书籍,而且给老师提供薪水,为学生提供资助”、“增强大学现有的汉语课程”

创造美好未来的契机

带来经贸机会

“帮助公司开展对华贸易,维护好中国客户关系”、“可与新兴经济力量在贸易中获益”、“为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贸易机会”、“深受商务人士欢迎”

未来竞争优势

“将为学生提供未来登上世界舞台的竞争优势”、“给孩子们提供未来需要的生存技能和发展全球事业的能力”

社会型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

“中国用文化赢得世界的思想和心灵”、“推广中国现代文化观念”、“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提高中国文化吸引力”

架起中外友谊之桥

消除相互理解鸿沟

“消除双方误解”、“弥合理解鸿沟”、“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积极互利态度认识中国”、“加强民间交流理解”

 

中西文化交流共享

“中西文化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共同的价值”、“充分了解中国文化文明史”、“促进中西语言文化交流共享”

增强中外外交关系

“有助于增强两国外交关系”、“增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架起双边友谊之桥”、“国际关系的文化桥梁”

 

符号视野2:“中国威胁世界”

“中国威胁世界”是西方媒体上一个流行的负面符号视野,营造的是一个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传统大国争霸图景。在这个视野中,中国被建构为类似于前苏联的“新型超级大国”形象,不断“复诵”的符号情节有:“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不断扩张海外势力”、“组建新型国家联盟”、“谋求地区霸权”、“让邻国感到害怕”等。在这样的大视野下,境外媒体围绕孔子学院建构了一套地缘政治博弈与霸权主义意图的符号体系。如表2所示。

“中国威胁世界”的符号类型与主题

性质

符号类型

符号主题

核心故事情节

实用型

中国国家机器

 

文化软实力“魅力攻势”

“中国最好的驻外大使馆”、“输出文化观念”、“扩张文化软实力”、“用魅力攻势影响西方民众”、“不使用武力或强制而影响他国的能力”、“推动民间外交”

改善负面国家形象

“缓解外界对新超级大国的担忧”、“消除对中国的恐惧”,“消除中国威胁论”、“改善负面形象”、“塑造良好政治形象”

推广中国政治理念

“推广西方之外的政治理念”、“推销儒家的善政与和谐”、“在他国试验中国政治道路”、“非西方话语”、“非西方资助”

配合海外扩张战略

“与中国海外扩张的战略相一致”、“支持中国海外战略利益的文化工具”、“追求全球超级大国地位”

“实用型”符号类型“中国国家机器”。基于地缘利益博弈的思维模式,孔子学院在“中国威胁世界”的符号视野中已完全脱离了汉语文化教育机构的基本属性,被建构为“中国国家机器”,并衍生出政治背景:中国运用“文化软实力”对他国发出“攻势”,以“改善负面国家形象”,“推广中国政治理念”,最终目的是为了“配合海外扩张战略”。这种类型迎合了“中国威胁论”的符号大视野。

符号视野3:“共产主义独裁”

“共产主义独裁”是源于“冷战”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符号视野,是西方阵营利用“民主-独裁”二元对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抗的核心符号视野。该负面视野扎根西方舆论场已近百年,影响力衍伸至今,是西方反华、恐华、辱华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基因”。在这个视野中,中国执政党被抹黑为“一党专政”的“独裁者”,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死敌”。孔子学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舆论阻碍,就是基于这种视野的符号围攻,其呈现出来的符号类型与主题充满敌意。如表3所示。

“共产主义独裁”的符号类型与主题

性质

符号类型

符号主题

核心故事情节

正义型

中共外宣喉舌

干涉学术自由

“控制课程设置和课堂讨论的议题”、“回避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敏感议题”、“施行自我政治审查”、“共产党背后操纵”、“葡萄牙会议审查台湾材料”、“限制教职员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

输出共产主义

“输出共产主义价值观”、“宣传不民主的独裁政治观点”、“洗白恶劣的人权记录”、“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洗脑”

中国特色的

“特洛伊木马”

意识形态渗透

“中共文化武器”、“打着孔子旗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来自中国的无形的手”、“在大学校园渗透政治势力”

文化间谍组织

“文化间谍组织”、“监控中国留学生”、“招募中国间谍”、“威胁国家利益和安全”、“访问学者有间谍行为嫌疑”

和中国政府做交易

“为了中国的钱出卖学术自由”、“迟早要为中国的投资付出代价”、“批评中国政府就不能拿钱”、“向共产党叩头”

“正义型”符号类型“中共外宣喉舌”。这种类型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孔子学院的政治符号攻击,给孔子学院戴上“喉舌”的帽子,用各类故事情节建构“干涉学术自由”和“输出共产主义”的负面主题,将孔子学院描述为“政治宣传机器”。尤其是“干涉学术自由”这个主题,是西方媒体筛选事实、拼凑材料、有意识“夸大”、“误读”孔子学院的核心话语,对孔子学院的形象和教学与管理活动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正义型”符号类型“中国特色的‘特洛伊木马’”。同样基于西方意识形态,这个符号类型诉诸更深层次的西方文化符号,对孔子学院的负面造型更加巧妙和险恶。它借用了古希腊传说中希腊联军在战利品“木马”中藏匿伏兵欺骗敌军,最终里应外合拿下特洛伊城的典故,形容孔子学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洛伊木马’”,是“害人的礼物”,表面上无风险,实际“暗藏杀机”。西方媒体借用这个历史符号,进行“中国化”改造,制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特洛伊木马’”的嫁接符号。这个类型中,最常见的主题是“意识形态渗透”,称中国共产党向校园伸出“无形的手”;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和中国共产党做交易”,指责“大学为了钱出卖学术自由”,用“特洛伊木马”这个超级文化符号包装后的舆论冲击,其辨识性与影响力不可小觑。

 

中方建构的反驳西方的符号主题

针对西方媒体的攻击指责,中国外宣媒体及大多数非西方媒体都积极展开舆论反击。对反驳西方负面舆情的文本进行分析,其中有两大类型反驳主题。

 基于西方话语体系与承认对方指责的反驳

大多数反驳西方负面舆论的观点,要么是基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辩白,就是在承认西方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孔子学院不断地进行自我澄清;或是在承认对方指责的同时,以“大家都这么做”的借口来辩解。还有就是强调中止合作的负面后果,以“损害双边关系”、“伤害两国人民友谊”来批驳。这几种辩驳均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没有反击到核心要害。如表4所示。

基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符号主题

性质

符号主题

核心故事情节

承认对方价值观的反驳

没有干涉学术自由

“中国政府的资助没有任何政治条件”、“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关”、“中国政府没有干涉正常教学”、“所有课程都是公开透明”、“仅仅是语言和文化课程”、“孔子学院能自主决定课程”、“拥有学术自由”

承认对方观点的反驳

基于各国的自愿申请

“基于美国的申请开设,并提供教材、老师和其他支持”、“从不强迫任何机构”

每个国家都这样做

“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都有政治色彩”、“都在输出价值观”、“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都在做”、“其他国家人权状况更差、更过分”

强调负面后果的反驳

损害双边关系

“孔子学院合同终止损害两国关系发展成果”、“伤害中国人民情感”、“损害两国人民友谊”

 

跳出西方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反驳

反驳西方谬论的主题当中,出现了一些跳出西方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的“独立”的符号主题。这些主题具备了一定的反驳力度,但话语设计仍不成熟,价值观的根基仍不扎实,尤其是没有融入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仍有改进提升的空间。如表5所示。

跳出西方话语体系的符号主题

性质

符号主题

核心故事情节

独立的反驳

西方需要开放包容的思想

“西方国家要向前看”,“中国有值得尊重敬仰的地方”,“无法想象看到中国国旗却对中国一无所知”,“一味指责他国很容易,但更需要开放包容的思想去接触和学习”

遵守中国法律

“孔子学院要遵守本国的法律”、“孔子学院老师首先是中国公民,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遵守合约规定

“双方签署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值得尊重执行”

 

结论

综合以上符号主题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孔子学院赢得了口碑,但仍缺乏核心价值观支持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全球大趋势下,经过13年的努力,孔子学院在国际舆论场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境外媒体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肯定:一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孔子学院作为“非盈利教育机构”,可以给个人、企业和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可以“创造美好未来”;二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肯定孔子学院展示了“中华文化魅力”,在促进相互理解、文化交流、双边关系方面的意义,“架起友谊之桥”。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舆论尚未有对孔子学院建构起积极正面的正义型符号主题,也就是说,孔子学院的国际品牌形象仍然缺乏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一旦没有了经济利益的“好处”和维系良好关系的“需要”,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或将面临舆论危机。在品牌建构中,特别是像孔子学院这样“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世纪工程,品牌必须要具有撼动人心的价值观、道德观的精神感召力。实用型和社会型的语义符号,其感染力逊于诉诸正义感、道德观或宗教精神的语义符号,不太容易激发受众内心深处的情感要素并引起持续的联想与共鸣。因此,可考虑将孔子学院的定位与品牌设计纳入到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顶层设计之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之中,挖掘孔子学院“中国智慧”、“以人为本”、“为万世开太平”等人文使命感和核心价值观,建构正义型符号视野,使其从“利益相关”、“关系紧密”的层次逐步走上“道义高地”。

“中国威胁论”依然严重,避免落入西方符号陷阱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始终抱有敌意,其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威胁论”是常态。作为这种大视野的衍生,孔子学院在海外被部分西方媒体建构成“国家战略机器”,描绘了一幅“改善国家形象”、“输出文化软实力”、“推广政治道路”、“配合海外扩张”的符号图景。

这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外宣话语“文化软实力”和“魅力攻势”被某些西方媒体利用,借中方的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断章取义,渲染孔子学院是“文化软实力输出”,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发起“魅力攻势”,根本目的是“谋求地区霸权”。这就对中国的外宣水平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如何能够科学性地设计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话语权的反击,但又不落入对方的符号陷阱。

极端反共符号用心险恶,坚决与之展开舆论斗争

研究发现,“冷战”时期的反共思维在国际舆论界中依然有市场,在“冷战”结束快30年的今天,依旧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大舆论障碍。在所谓“共产主义独裁”视野下,孔子学院被曲解成“中国外宣的喉舌”、“中国特色的‘特洛伊木马’”,孔子学院“干涉学术自由”,搞“共产主义输出”、“意识形态渗透”、“文化间谍活动”,将孔子学院置于“全面绞杀的敌对面”。面对“冷战”思维,必须要坚决的反击,揭露其谬误,反驳其言论,澄清客观事实,维护国家利益。

精心设计外宣符号和话语体系,全面提升外宣精细化水平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国际舆论的支持,而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形成,不仅需要实实在在的成绩去赢得尊重、争取口碑,更需要争夺话语权,占领道德高地。孔子学院13年来在国际舆论场的遭遇充分说明,实际工作成绩可以赢得口碑,但要想取得国际舆论场的正面影响力,必须要学会如何在舆论争夺中赢得主动权。中方的外宣反驳往往缺乏整体设计,纠缠于细节的辩白,而落入对方设定好的价值观与话语体系,陷入被动局面。

因而,面对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中国的对外传播应该要有一个系统工程式的、精细的顶层设计,对重大文化“走出去”工程要实施品牌建设和相应的舆情监测。要用科学的方法精心进行符号设计,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努力营造正面的海外舆情。在孔子学院的海外传播中,一方面要强化既有舆论成果,将辛勤耕耘换来的实用型和社会型符号主题与类型传播好、发展好、完善好;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话语符号,建构能够占领道义制高点的话语体系。

(编辑  季节)



* 吴玫,澳门大学传播学系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朱文博,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A056 

[1] 刘程、安然《意识形态下的新闻图式:英国主流媒体对孔子学院的“选择性误读”》,《新闻与传播》2014年第6期。

[2] 李开盛、戴长江《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舆论环境评估》,《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

 

 

吴京执导的国产动作军事电影《战狼2》成为2017年暑期档的现象级影片,上映仅4小时票房破亿,76小时破10亿,最终票房超过56亿,观影人次超过1.5亿,刷新了华语影史上多项票房纪录,同时创造了全球影史单一市场观影人次的新纪录。在全球影史上,《战狼2》票房超越《星球大战3》、《变形金刚2》等好莱坞大片位列57位,进入2017年全球电影票房前三,仅落后于《神偷奶爸3》和《银河护卫队2》。

《战狼2》以撤侨行动为主题,讲述了前解放军特种兵冷锋(吴京饰)被卷入了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该国屠杀中国公民之前,中国军队无法在非洲实行武装行动撤离华侨,本来可以安全撤离的冷锋回到了沦陷区,带领身陷屠杀中的同胞和非洲人民,与反政府武装和欧洲雇佣兵展开生死搏斗。影片中冷锋代表中国救出许多同胞和非洲人,向世界表明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也传递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战狼2》的主旋律题材、好莱坞式的呈现方式及其在票房上的空前成功,使其成为整个暑期档舆论热议的焦点。电影引起了众多网民朴素爱国主义情感的共鸣,少数公知以所谓“国际主义”为名对广大群众爱国情感冷嘲挖苦,形成了一轮不对称的舆论争锋。

 

网络关注度与票房走势同步

清华大学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7727日影片上映至92日,共有关于《战狼2》的媒体报道11489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6416348条(不包含评论)。舆情走势如图1所示。

 

 

1 《战狼2》舆情走势图

 

《战狼2》上映次日,网络关注度陡升,网络口碑带来票房飙升。上映的第一个周日,《战狼2》就以3.57亿元票房刷新了《西游伏妖篇》在春节档以及《美人鱼》在国庆档创造的单日票房纪录。随着影片口碑的持续发酵,《战狼2》的网络关注度与票房相互作用,形成网络热议,推高了票房,而高票房高口碑又带来舆论热度的良性循环,网络关注度与票房走势同步趋升(见图2)。

 

 

2 《战狼2》网络关注度与票房走势基本同步

 

媒体报道量的走势则滞后于网络关注度及票房,在《战狼2》的票房迅速飙升、4天内连破多项纪录后,媒体报道量才出现激增,围绕主创采访、拍摄花絮、影片评论的报道才大规模出现。从媒体反应来看,《战狼2》的爆红远在主流媒体的意料之外。

 

舆论主流:国产主旋律电影的空前成功

《战狼2》制作精良、三观正、票房高,在各大网络社区和媒体平台获得了几乎一边倒的赞誉,被认为是国产主旋律电影的空前成功。这一成功包含了多层意义,一是主旋律电影宣扬的爱国主义主题不再被视作政治任务和价值植入,不仅被观众广泛接受,还成为吸引观众的票房保证;二是国产电影也出现了比肩好莱坞的大场面、大制作动作片,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大里程碑;三是国产大片开始塑造中国英雄,传达中国价值,这既是中国电影市场强大的标志,也是中国国力强大、人民自信的标志。

《人民日报》81日发表评论文章《<战狼2>为啥火得“不像话”》,称《战狼2》、《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等主旋律影片频频实现口碑与市场双丰收,其原因在于凿穿了主旋律电影和观众之间的那堵‘墙’,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观众内心的‘燃点’,文章称,“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或许正是文艺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所在,也是文艺作品和时代、和社会、和人心互动的关键所在

86日,腾讯新闻发表《<战狼2>:没有超级英雄的超级英雄片》,文章称,《战狼2》是超级英雄片,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塑造超级英雄个人。纵使冷锋能够力抗坦克集群,但是没有强大军队火力支持,他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甚至几次已经濒临绝境,都是靠国家作后盾,才得以解脱。战狼秀出的不是个人的腹肌,而是国家的腹肌。电影表现的也不是具体的硬汉,而是国家意志的强硬。《战狼2》的主题非常鲜明,一以贯之,那就是吴京在每一个《战狼2》影迷见面会上都会喊出的,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810日,《经济日报》发表《佘颖:强大中国撑起“战狼”奇迹》,称《战狼2》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是一部良心制作战胜了‘IP流量,更代表着中国精气神在大银幕上闪亮登场,威震四方,“《战狼2》的主角表面上是‘冷锋’,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主角——那就是强大自信、开放包容的中国。影片上映后,中国近年来在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尼泊尔大地震撤侨中的图片再度流传,那句‘现在中国护照还不能带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当战争和灾难来临时,它能从任何一个地方接你回家’开始刷屏。《战狼2》不仅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还有亿万中国人对当今盛世中国的欣慰自豪

知乎网友@痕量Brant 评价《战狼2》说,《战狼2》一个很大的闪光点在于,它展示了中国的大国自豪感其实很多美国大片,灌输的都是美国版的主旋律,中国没理由不可以《战狼2》像是一个听诊器,把心中有力搏动的民族自豪感,放大给你。豆瓣网友@东东 说,如好莱坞军事大片经常输出美帝价值观让人热泪盈眶,该影片前所未有地表达出了中国的价值观,如海外撤侨,导弹对敌,国旗开路,不是生硬地表达,而是鲜活、真实,让人动容,之前影片如《冲出亚马逊》也表达了中国军人的精神,但都是在受委屈情况下努力证明自己,多少还是弱势,而该影片却是以一种自信的姿态呈现中国军人以及背后整个国家的实力和精神。微博网友@蓝爵Yoyo 说,中国终于有了如此硬气的个人英雄主义系列,你鲜少能在现在的国产片里看到这样自信的中国

异议:小粉红国际主义者的交锋

赞誉声中也有不少异论,有人将《战狼2》称作吴京这个小粉红的英雄梦,将《战狼2》的超高票房归因于小粉红的狂热,进而提出警惕民族主义的口号。

813日,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聂圣哲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票房最终超过100亿的<战狼2>说明了什么?》称:《战狼2》告诉我们,民族主义也是可以被消费的。一个消费民族主义的商业项目,只要策划得好(不引起社会骚乱),让每一个有民族主义情节的人自觉自愿的完成一次心理上的自慰,而且同时还交钱给你……《战狼2》算是开了先河。”“还有爱国小红粉,未必都去看过、也未必能搞懂《战狼2》的真实目的。但这些小红粉们把《战狼2》和他们的爱国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要么去看,要么助威。可以这么讲,中国有电影以来,没有一部电影像《战狼2》这样对小红粉们的胃口,既不像完全主旋律影片那样让他们不知道怎么跟着起哄,而且,官媒早就把话说绝,留给小红粉们的说话空间实在太少;也不像‘伤痕’电影那样让小红粉们反感;更不像娱乐片那样让小红粉们觉得无聊,没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战狼2》让小红粉们花钱买到了满足。

聂圣哲对《战狼2》的评论有相当的代表性。近年来,爱国主义往往被曲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朴素的爱国网民被称作“狂热的小粉红”。《战狼2》这样的主旋律影片被指责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和人性关怀,正是爱国主义被一些人视作政治不正确、与国际主义和人性关怀对立的现实写照。

英国BBC发表文章《<战狼2>:民族主义动作片席卷中国》,暗指《战狼2》只是一部充斥着民族主义的动作电影。文章称,“这个中国的票房宠儿,有相当分量的爆棚男性荷尔蒙(想想:燃烧的枪支、爆炸物和坦克),和捶胸的中国爱国主义”。

微博签约自媒体@李幺傻说:爱国大片《战狼2》香港遇冷,首日票房仅24万港币。大陆和香港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不一样。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香港从小接受的是法制观念教育。

《检察日报·绿海副刊》827日发表对北京电影学院助理研究员程麒台的专访《学者解读<战狼2>不足:高票房不等于高质量》,文章称:“虽然影片在电影工业、节奏、视听品质等方面拉近了与好莱坞电影的水平,但并不代表影片本身就是具有超高艺术价值的精品。一些业内人士已经指出了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如‘过度’强调国家意识和潜在的种族观念、不够克制的视生命如草芥的表现方式,以及过于密不透风的暴力动作等,甚至还有人认为它是‘手撕鬼子’的变种。”

817日,《人民日报》发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的评论《<战狼2>启示录》,文章称,《战狼2》满足的既是当下时世中许多观众的英雄梦想,也是大国崛起的集体认同,但同时也称,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战狼2》虽然在制作水平上接近甚至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是在文化价值观上仍然缺乏国际传播的共同性、共享性。如果影片能够注入更多对生命、对个体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就会更丰满,影片的情感力量也会更强烈。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电影才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这些批评既有所谓“国际主义者”的恶意攻击,也有貌似“公允”的求全责备。这类言论在网上遭到了大量网民的反驳,虎扑网友@隔壁小高 说,挺有意思的一点事,批评《战狼2》的,几乎都是从意识形态入手,明明《战狼2》从影片角度来讲有很多不足,有很多可以批驳。毕竟逆向民族主义和河殇流鼓吹了这么多年,现在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网友@河南工业大学社团主习 说,批评《战狼》的,翻来覆去能炒的唯一一个菜就是,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难听了就说是小红粉,小粉红。我个人倒是感觉,都是来蹭热度的。网友@乌鸦的情书 说,不知道从何时起,爱国成了贬义词。有人以爱国为耻。看看别人爱国还嘲笑别人

从污名化到盲目热捧

812日,有媒体报道冯小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理解不了《战狼2》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票房,我是越来越看不懂大陆的电影市场了。此言论遭到网民广泛抨击,随后冯小刚辟谣称从未发表过此言论。

813日,中戏教师尹珊珊发表视频批评《战狼2无逻辑无价值观一文不值,作者心理变态。她还称吴京没有考虑小朋友的感受,该片过多血腥暴力,且剧情没有逻辑性。尹珊珊的影评遭到网民怒怼,被认为过于情绪化、缺乏专业性,有明显的蹭热点嫌疑。

这两桩热点事件之后,批评《战狼2》的舆论开始转向,从批评其民族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血腥暴力转向批评其被神化不可批评不容置疑。豆瓣网友@执麦者 关于《战狼2》的评论——《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电影经不起一点批评?》在社交网络广泛流传,该文称,而一旦把不喜欢,或者剖析一部电影的缺憾,上升到不爱国的层面,你和这种言论的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思想和道德层面。如果以这样的角度结合时代的本质来审视一部电影,你会发现,电视剧里所厌恶的‘手撕鬼子’,只是另一种的变种的不可战胜,“电影工业娴熟的好莱坞,美国队长和漫威电影体系之所以被追捧,是因为他架空历史的“凭空捏造”,既隐藏了美国梦,又巧妙的把美国人渴望的面对战争和军人的精神,流畅的表达”,一部电影,因为刻意标榜爱国,而多出来的分数,恰恰是这部电影,现在需要减去的分数,“而独立思考,永远是一个人,面对生活和文艺作品最需要的品质。公知聂圣哲发表评论说,今后一段时间的电影舆论的基调必定是:犯我《战狼2》者,虽远必诛!

从污名化《战狼2》,到营造一种盲目狂热不容置疑的战狼热假象,“战狼黑”们实际上都在竭力否认《战狼2》的艺术价值及其高票房的合理性,这种恶意中伤背后存在某些公知群体对主旋律爱国影片崛起的恐惧情绪。

 

舆情研判

《战狼2》高票房背后是爱国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

近两年网民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从fb帝吧出征到南海事件、赵薇事件,再到近期《战狼2》的惊人票房,都集中表达了爱国主义情绪。

《战狼2》的观影人次超过1.5亿,称得上是“全民电影”。从观影人群结构来看,女性占到52%,远超同题材的其他军事电影或动作片。据各影院负责人表示,《战狼2》还吸引了很多平时不看电影的人群。

《战狼2》上映时间正值建军90周年,朱日和阅兵以及中印边境冲突,一系列事件充分调动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从影评的热词来看(图3),主旋律、国产、爱国、英雄主义等词屡被提及,充分说明了高票房背后的爱国主义情怀。

3 《战狼2》影评热词词云

 

群众对高质量文艺作品的渴求

2017年暑期档,除了《战狼2》,票房表现抢眼的电影还包括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侠盗联盟》等拥有流量明星、热门IP的影片悉数“扑街”。2017年,没有高片酬演员的良心作品《战狼2》、《二十二》、《人民的名义》大热,标志着受众审美情趣的变化。明星经济不再大行其道,群众对高质量文艺作品的渴求愈加强烈,而《战狼2》、《人民的名义》这样优秀作品的出现大大提振了群众对国产作品的信心。

观察者网发表影评《梁鹏飞:<战狼2>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高票房》认为,《战狼2》将开启国产电影新局面,文章称,“小鲜肉”主演的(粗制滥造的)国产片大行其道,导致好莱坞烂片也能在国内市场收获高票房,其中不乏观众对(此类)国产片的报复心理。而《战狼2》的出现恰逢其时,将改变观众这两年对国产片的刻板印象,文章预计,“随着《战狼2》的票房成功,未来会有更多电影人去拍摄更多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更多的爱国主义题材影片,更接地气的影片”。

近年来,美剧、英剧、好莱坞大片等国外影视作品大规模侵占国内市场,对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形成威胁。《战狼2》等优秀国产作品的出现有望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主旋律商业化能否表达中国价值

《战狼2》是典型的商业类型片,从表现手法上可以看作对好莱坞大片的复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战狼2>或许透露了主旋律商业片成功秘诀》,文章认为,《战狼2》在主旋律层面,是‘扬国威、扬军威’的一类;而在商业片层面,则是上世纪好莱坞风行一时的‘孤胆英雄’类电影,这种‘打不死的好汉’、‘一人军队’的套路,是当时西方世界主导全球的‘自信爆棚’催生而来,而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退潮而渐显‘落伍’”,而吴京是以一种刻意挑战的姿态,就是要让中国人去担当曾经为西方人专属的、充满自信自豪的‘打不死的孤胆英雄’

《战狼2》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这种好莱坞孤胆英雄式的类型片是否适用于中国价值的塑造与传达呢?郭松民就在文章《<战狼2>:中国,拔剑四顾心茫然?》中发问:靠把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内在化来成为英雄,真的能够使我们获得文化自信吗?

中国价值、中国道路从根本上区别于美国价值,因此中国英雄的塑造也将根本区别于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物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也将区别于美国的统治者”“霸权形象。在《战狼2》中,吴京塑造了孤胆英雄的同时,也时刻强调强大的祖国对其的支持,揉杂了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拯救中国同胞的同时,也拯救了并肩作战的非洲人民,揉杂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怀。但这种揉杂在影片中显得颇为生硬,甚至造成了一些逻辑漏洞。由此可见,要塑造中国英雄,传达中国价值,在学习好莱坞精良制作的基础上,也需要变革好莱坞大片的故事结构和价值内核。

郭松民在影评中说,在现有的国际国内政治话语的框架里,资本主义全球化,只给各个国家或民族留下两种选择:或者做压迫者,或者被压迫。可是,如果我们既不愿意压迫别人,又不愿意被别人压迫呢?也许,到了用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秩序来取代当下的国际、国内秩序的时候了。在影视表达中,既不是受压迫者,也不是压迫者的中国形象需要寻找一种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新的范式。

(编辑  杨利红)

  2017218日中午,在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面馆,四川男子胡某因口角纠纷,持菜刀将面馆业主姚某头颅砍下。事件发生后,微博、微信各平台营销号迅速反应,血腥暴力的现场图片、视频迅速在微博、微信平台流传,一些煽动不安情绪的微信文章也广泛传播。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中,各路自媒体借热点事件营销已成常态,在近期的国内民众抵制乐天及萨德等政治类事件中,各路营销文章同样大行其道,对社会舆论造成误导。

  

热点事件中的借势营销

自媒体引导舆论的作用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武昌火车站事件共引发360篇新闻报道,36891条微博讨论(不含评论)。从舆情走势图可以看出,媒体报道滞后于网络舆情。事件发生之初,网民的信源以自媒体为主,而在220日媒体大规模介入报道之后,网络舆情不升反降。在此事件中,自媒体文章引导舆论的作用超过了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其中不乏罔顾事实、借势营销之作。

1武昌火车站砍人事件舆情走势图

自媒体在此事件中的借势营销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事件曝光,传播血腥图片、视频吸引关注。218日中午1225分事发后,微信平台近30篇文章被热传,多个微信公众号迅速发布含有现场血腥图片、视频的文章,并使用“被人当街割头,扔进垃圾桶”、“胆小勿入”、“太血腥了”、“一碗面引发的惨案”等耸人听闻的标题以吸引眼球。

微信公众号“老家啊”发布了原创文章《武昌火车站砍头事件真相还原:50几人报警,没能阻止暴徒挥舞14刀砍下受害者头颅》,该文章被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其中公众号“麻城举水社区”转载的效果引人注目。“麻城举水社区”是一个社区生活类公众号,平日活跃粉丝数约为1万。但这篇武昌火车站事件的文章阅读量达到9万+。一些关注度低的微信公众号有效地“消费”了事件中凶手残忍的作案手段。

评论类文章遭热传,矛头指向底层社会的戾气219日,爆款文章从报道事件转向了发表观点,这些文章多把事件归因为社会普遍的戾气,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恐慌,从而达到广泛传播的目的。

微信公众号“雷斯林”发表原创文章《武昌火车站杀人砍头:法律对不怕死的人无解,所以待人和气一点其实对自己也有好处》,文中称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有悖于常理的犯罪,“他人就是地狱”,呼吁读者保护自己。该文章得到了10万+的阅读量、6756个点赞、286人的打赏,并且先后被40多个微信公众号所转载,总阅读量达67万+。

另一篇爆款文章《武昌火车站事件:一切道理都失效的全民受害事件》表达了相似观点,文中称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是在和这不公平的世界说告别,认为此类事件作为事件本身的偶然性,它该发生还是会发生

嫌犯为精神病人,司法类、家庭教育类、心理健康类公众号发文蹭热点。219日傍晚,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 @红星新闻,发表报道《红星独家 砍头疑犯胡某原来是精神二级残疾》,将舆论关注点引到 “精神病犯罪”的话题上。多个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从司法案件的角度分析对精神病人的定罪量刑,得到了大量阅读量。同时,多个家庭教育类公众号借势发表文章,探讨家庭教育,推广家庭教育类课程。如北京优联环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家长家”发表的文章《武昌火车站杀人砍头:必须反思家庭教育缺失!》得到了9万+的阅读量,文末为该公司提供的家长家庭教育类课程打了广告。同样借势推广自身产品的还有心理健康类的公众号,如微信公众号“洛阳阳光心理”发表文章“武汉面馆老板因1元被砍头 都是暴力沟通惹的祸”,在文末推销了《非暴力沟通》读书会。

事件后期成为营销噱头,自媒体进行热词营销。武昌火车站砍人事件被报道后,“面馆”、“火车站”、“武昌”等成为舆论热词。多个微信公众号抓取了这些“热词”,以这些“热词”为噱头,增加文章点击量,从而增加广告价值。

武昌火车站砍人事件发生后,“火车站”也成为舆论热议的关键词。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涉及在火车站经历的多篇文章,得到了很高的阅读量。

金正男遇刺事件

213日,金正恩兄长金正男于马来西亚遇刺身亡,未得到确切消息,但各自媒体迅速反应,微博微信相关文章热传,迅速引爆舆论场。215日,涉及此事件的微博达96465条(不包含评论),到达舆论高峰。此事件中的营销类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

小说体文章遭热转。金正男事件刚被曝光后,案件尚存在谜团,对事件的各种猜测甚嚣尘上,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小说体”文章迅速走红。一篇小说体裁的文章《李忠哲:我杀死了金正男,朝鲜我是回不去了!》(来源:郭麦子的博客)在微博、微信上得到热转。该文章在微信上被近126个微信公众号所转载,总阅读量达176万+。

关注女嫌犯,炒作“女性特工”话题。关注点移至事件中的女嫌犯后,在微博、微信上出现了将此严肃的政治事件娱乐化的现象。

韩国最大的华人门户网站奋韩网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奋斗在韩国”发表文章《涉嫌刺杀金正恩哥哥的女特务竟然是越南女网红?!还是个大照骗...》,关注女嫌犯化妆、修图前后的差异,阅读量10万+。微信公众号“锵锵西游”发表文章《金正男死后,朝鲜美女特工大曝光,看到第一张就喷鼻血》,得到了10万+的阅读量,总阅读量达126万+。

 

乐天支持萨德事件

228日,韩国乐天集团与韩军就部署“萨德”签署易地协议。事件引爆国内舆论,国内民众自发抵制乐天产品,该事件连续多日登上微博热搜,不少营销号也借此热点进行营销。

恶意夸大、妖魔化民众抵制乐天行为,煽动民众情绪。国内各地掀起了抵制乐天的行动后,一些民众抵制乐天的极端或虚假案例在微博、微信流传。多个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一女子去乐天玛特买东西被打惨了(视频)》,共得到了近6万的阅读量。文章的封面图片是受伤的女子,但实际并无其事,文中所贴视频内容是影视剧片段。此外《男子受萨德影响病发 持刀要去韩国杀人(图)事发宿州》等文章也被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

此类文章大多妖魔化民众抵制乐天的行为,炒作国内打砸韩车等个案或虚假事件,以达到猎奇的效果。

以道德名义敦促受众阅读转发。这类文章通常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摘要为形式,以爱国的名义要求受众必须阅读文章、转发及点赞,由此提高阅读量与转发量。如以杭州榴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微信公众号“老斯基财经”的文章《坚决抵制乐天,不转不是中国人……》,在乐天支持萨德事件等特殊时期,这类以爱国的名义向受众施压的行为更能起到作用。该文得到10万+的阅读量。

各类品牌、大V借势发声,自我炒作。在全民抵制萨德、抵制乐天的舆论声浪下,不少企业、明星借势发声,表明立场。例如@卫龙食品 宣布其产品从乐天玛特撤架,引发网民叫好。以韩式烤肉为主的餐饮企业汉拿山在微信公众号“汉拿山烤肉”上发表文章《汉拿山对于乐天事件的立场》,主动表明立场,得到了10万+的阅读量与9993个点赞。在各品牌、明显争相“反萨德”的潮流中,也存在一些恶意的自我炒作的行为,对爱国主义造成抹黑。

313日,拥有450万粉丝的“网红”穆雅斓在微博上发布喊麦视频,呼吁抵制乐天,表演夸张搞怪,言语低俗,并用韩国歌曲作为背景音乐,遭网民痛骂蹭热点”“借爱国洗白自己。更有女主播进入乐天玛特超市直播毁坏商品,捏碎方便面,偷吃零食、偷喝饮料,以表达其所谓的爱国情绪

借抵制韩货风潮推销自身产品。不少国产商品在民众抵制韩货的舆论浪潮中发现了商机,借用民众对韩货的负面情绪推销自身产品。

微信公众号“杜康秘藏”发布文章《乐天事件|边赚钱边苟且?支持国货,支持本土企业,支持杜康秘藏!》,将“支持本土企业”的概念换成了“支持杜康秘藏”。微信公众号“我是零食女王”发布文章《那些秒杀韩国乐天的国产零食》,借抵制乐天的零食,图文并茂地为多个“国产零食”做了广告。

朴槿惠下台事件

310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总统弹劾案,朴槿惠被罢免。在金正男事件、萨德事件的风口,朴槿惠下台事件迅速引发舆论热议,营销文章也广泛流传。

将政治事件戏剧化、简单化。朴槿惠下台事件发生后,微博、微信上的多篇文章将朴被罢免称作“韩剧”的“大结局”。微信上多篇文章以“韩剧”的手法回溯朴槿惠至今的人生,将韩国的政治事件娱乐化,以“韩剧”富戏剧性、简单化的手法叙述朴槿惠下台事件。

如微信公众号“有马体育”发表的文章《朴槿惠的故事,集齐了韩剧所有狗血元素》一文,得到近3万的阅读量。微信公众号“我实在是太CJ”发表文章《仿佛被下了诅咒,历任韩国总统每个都没有好下场》,用戏剧性的手法总结了朴槿惠的政治生涯,并回溯了韩国历任总统的结局,得到10万+的阅读量、1248个点赞。

心理健康类的公众号借势炒作。朴槿惠下台后,微信、微博上多篇文章分析朴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类公众号“京城催眠师”发布了原创文章《朴槿惠有没有可能会自杀?》,得到2万阅读量、209个点赞。又如微信公众号“小崔不抑郁”的文章《徐凯文: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会自杀吗?》,被多个心理健康类公众号转载,总阅读量近3万。

借朴槿惠下台事件为噱头,强行蹭热点。不少不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使用朴槿惠等热词作为标题和噱头,强行蹭热点。微信公众号“盐城新东仁医院”发布了原创文章《同样是女人,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利用朴槿惠作为噱头,毫无意义地对比了朴槿惠与在该医院的一个与朴同岁的女病人,旨在借助新闻热点推广该医院。类似文章还包括命理类公众号“滴天居士”的《从朴槿惠面相看事业型女人如何避免失败?》,电影推荐类公众号“电影打分小组”的《朴槿惠下台,其实这部电影10年就预言了一切》、资讯类公众号“有点意思”的《原来古人早知朴槿惠的下场》、国学文化类公众号“神算金口诀”的《【神算微课堂13】:韩国法院通过“朴槿惠弹劾案”,2016年就预测到了,验证无误!》等。

 

借势营销的手段与规律

营销动机:流量变现与品牌推广

自媒体营销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商业企业、公众人物和自媒体专业运营者。

商业企业往往希望通过营销推广品牌和产品,借用热点事件打造软广,吸引受众眼球;公众人物往往借用热点事件炒作自己,提高自身曝光率,达到“吸粉”的目的;而专业的自媒体运营者,需要通过文章的阅读量、公众号的关注量来换取经济收益。前两者往往以热点事件作为噱头和引子,行炒作营销之实,后者则最有动力打造爆款文章,往往通过对热点事件进行差异化的报道、评论和解读,以吸引读者。

与传统媒体从业者不同,自媒体从业者的收入直接与粉丝数、阅读量挂钩,微信公众号的广告收入根据粉丝数明码标价,因此,在自媒体平台,借势营销、恶意炒作现象最为普遍。

营销时机:事件发生后的黄金一小时

在信息冗杂的自媒体平台,公众号往往追求快速制胜,有自媒体人分析过,事件发生后一小时内是传播的黄金期,而过了黄金期,只能靠内容创意出奇制胜。

没有主流媒体的权威报道作为信源,自媒体一味求快、不辨真伪的报道方式,往往导致不实信息甚至谣言迅速传播。在武昌火车站事件中,自媒体早期多使用一碗面引发的惨案等未经证实的消息炒作,挑动民众的不安情绪。

营销内容:多种手法打造“爆款文章”

将偶然事件归结为社会普遍问题,触及读者同理心。营销号往往将一些极端的偶然性悲剧事件归结为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暗示该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扩大公众对该事件的恐惧情绪。

“杨改兰事件”中刷屏的《盛世中的蝼蚁》一文便是其中典型,该文章将杨改兰杀子后自杀的悲剧归结为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认为社会有罪。武昌火车站事件中的爆款文章《武昌火车站杀人事件:如果你不想杀人或被杀》、《武昌火车站砍人事件:一切道理都失效的全民受害事件》等也如出一辙,将极其偶然的精神病人杀人事件归因为社会的戾气,暗示每个人均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引发读者对切身安全的恐慌。

标题党,迎合受众猎奇心理。营销文往往抓住受众的窥探、猎奇等心理,打造标签化、冲突性强甚至涉黄涉暴的标题,这些标题往往夸大或扭曲事实,煽动性强,诱导读者阅读。如抵制乐天事件中的文章《男子受萨德影响病发 持刀要去韩国杀人(图)事发宿州》,使用“美女”、“精神病”杀人等词汇诱导阅读,将严肃的政治事件娱乐化、荒诞化。

夸大、编造事实,追求耸动效果。营销文往往为了点击量夸大甚至编造事实,形成谣言的源头。抵制乐天事件中,就有自媒体传播所谓南通有人砸韩系汽车事件,这一不实信息广泛传播,造成对爱国主义的抹黑。在多次国内民众的自发爱国事件中,这一夸大或捏造民众极端行为的不实信息屡见不鲜。

炒作方式:多账号、各平台互推,形成刷屏

营销号往往在微博、微信、知乎、今日头条等多个自媒体平台同步运营账号,实现平台间的相互导流。同时,一个营销团队往往拥有多个营销号,营销大号之间也往往互推以扩大影响。一篇“爆款文章”往往得到多个自媒体大号的转发,形成刷屏效果,并同时扩散到各个自媒体平台,引发全网关注。如《盛世中的蝼蚁》一文就是首发于格隆的多个自媒体号格隆汇”“股市那些事儿”“格隆理财,随后被多个金融圈营销号迅速转发,形成舆论热点。

 

借势营销之恶

造谣传谣,损害媒体公信力

出于追求时效、追求耸动效应的目的,营销号往往发布未经证实甚至是恶意编造的信息,以博得短时间内的阅读量激增。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实信息甚至是谣言的广泛流传,误导公众。

而在主流媒体报道之后,舆情往往出现反转,这在近年来的热点事件中已经屡见不鲜。舆情的反复反转,只会导致公众对整个媒介环境的不信任,从而损害媒体整体的公信力。

夸大事实,搅动社会不安

自媒体出于营销目的恶意夸大事实,或将个案上升为社会普遍现象,将偶然事件归因于社会体制、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这些营销手段将挑动整个社会的不安情绪,加剧民众的不安全感。

2016年的和颐酒店事件、杨改兰事件、雷洋事件,近期的武昌火车站事件等都存在此类营销文章,这类文章利用公众的同理心广泛传播,蚕食网民的安全感,往往导致网民对政府的对立情绪。

劣币驱除良币,导致优质内容缺失

营销号、营销文章的泛滥对严肃内容、深刻观点造成巨大的冲击。营销号通过各种标准化套路生产出来的信息,充分迎合了受众心理,相比于严肃、深刻的内容和观点,营销类文章耗费的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更低,更容易获得高阅读量,从而被更多的自媒体从业者选择。

在需求方面,大量的营销文章占据了网民大量的阅读时间,网民从冗杂的信息中鉴别和寻找优质信息的难度不断增大,严肃信息、优质内容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借政治议题营销,触及意识形态底线

随着热点政治事件的频发,营销号也开始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屡屡妄言,触及意识形态的底线。

在微博时代,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推手就开始炒作雷锋生活奢侈”“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子虚乌有的事件,攻击公众人物,煽动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同时污蔑历史人物,否定共产党历史。更有某些营销大号以编造政治谣言作为营销手段,一度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

近年来,网民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一些微信营销号、微博网红又蹭起了爱国热,在南海问题、萨德反导系统、抵制乐天等事件中打着爱国旗号频频炒作。将严肃的政治话题娱乐化、低俗化。另一部分别有用心的营销号刻意夸大爱国网民抵制乐天的行为,甚至生造出群众打砸抢韩货的不理性爱国行为,污名化爱国网民,借此再度高调攻击所谓爱国 民粹

涉及大是大非的政治议题上,恶意营销的危害更甚。营销号将炒作社会事件的套路照搬到政治事件中,或将政治事件娱乐化、荒诞化,或编造政治谣言蛊惑群众,或恶意煽动民众情绪,严重搅乱了社会思潮。这种商业营销“泛政治化”的倾向,使得媒体本身的逐利行为危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是对公序良俗的破坏。

 

(编辑  苏歌)

在媒体的构设及炒作下,争论演变成“批产业政策”一边倒的舆论态势。但普通网民中却反映出,多数反对张维迎代表的全面市场化 ...

20168月底以来,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数个论坛发表演讲,炮轰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发文反驳,两人围绕产业政策的存废展开的论战持续多个回合,引发学界、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在媒体的构设及炒作下,争论演变成“批产业政策”一边倒的舆论态势。但普通网民中却反映出,多数反对张维迎代表的全面市场化、私有化倾向。这个被媒体放大的争论,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意味,反映出新自由主义思潮仍波涛暗涌,其“学术批评”所指,其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和中国道路。

学术界多回合论战

  隔空论战

  2016825日,张维迎在2016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夏季高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政府不要给任何行业、企业特殊政策,随后他又在多个论坛上发表类似观点。张维迎在演讲中表示,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新技术创新和新产业的产生无法预测,勉强上马的产业政策注定走向失败。他表示,不能依靠官员来制定产业政策,当产业政策出现失败后,为了掩盖政策的失败,政府更像是一场豪赌,将给项目更多的投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无知”走向“无耻”,投入更大的资源掩盖前一政策的错误。张维迎的结论是,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自由公平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支持。随后张维迎在多个论坛发表类似的观点,称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913日,林毅夫发表文章《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反驳张维迎的观点,林毅夫的文章观点鲜明,针锋相对。他指出,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林毅夫认为,不能因为部分产业政策失败就反对一切产业政策,要研究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机理,提高成功的几率;他认为,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家解决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问题;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有必要集中部分资源,优先支持对经济持续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林毅夫强调,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二者并不矛盾。

争论进入第二个回合,两人进一步就产业政策的作用分别发出四点批评与回应。

  917日,张维迎很快进行反击,发表文章《林毅夫的四点错误》,直陈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上的错误认识: 1.中国经济长时间快速增长应归因于市场化改革,而不是产业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发展不好是因为缺少自由;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市场才是发挥比较优势的最有效制度;3.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精神,这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4.计划经济导致的赶超战略,必然会打压企业家精神和个人权利。

  针对张维迎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林毅夫又发表《对张维迎有关评论的回应》一文逐一反驳张维迎所指的四个错误:1.“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这个解释没有抓到中国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包括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2. 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将会面临很多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及其诸多变化,不是单独企业所能应付的,必须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政府的作用很关键;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不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主要在产品层面,或者技术运用方面,这些创新是建立在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这大多是依赖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即使美国今天也是这样,政府要有对哪些产业支持,哪些不支持的战略性选择,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我们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4.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吗?在结构变迁时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

922日,张维迎再次发文《人类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扭曲无人能解决》,提出阻碍创新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是政策监管;第二是反垄断法;第三是产业政策。他说,既得利益者通常保护利益的办法就是呼吁政府监管,政府名义上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持市场秩序,本质是保护既得利益,大量监管措施都是在扼杀阻碍创新,产业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政府不要实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套利地创新更有利可图,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产业政策特别容易误导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他

“自由、私有产权和法治”才是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制度条件。

1017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他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成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他认为,在深化改革中,中国不断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关系。他指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适用性,实践证明,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指导转型和发展的国家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将其搬到发展中国家,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他说,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必须和产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风险相适应,才有可能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他说:“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031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和林毅夫在微信群辩论了四小时,讨论的重点从产业政策深入至什么是政府作用的定位,火药味儿十足,田国强大批林毅夫走极端,批评林毅夫主张的“有为政府”。记者问田国强,他们所争论的核心是什么?田国强明确表示,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与上述问题息息相关,其背后也正是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的关键性问题,他说,这就是我们争论的核心问题。

112日,田国强就此争论发文《有限政府,有为政府?——与林毅夫、王勇商榷》,主张“一个有效的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

“有为政府”是林毅夫教授所创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因素,林毅夫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对此概念进行了大量陈述。田国强在与他们的商榷中认为“有为政府”定义不清,将会产生误导。他认为,在中国,政府的作用目标定义为“有限政府”更准确。他说,“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甚至是本质差别。

116日,林毅夫发表回应文章《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答田国强教授》,文章对“有为政府”进行了解释,并对田国强提出的有限政府进行了批驳,强调政府在调节市场失灵和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这场争论的内容已经从要不要产业政策深入到要不要限制政府的作用。

现场交锋

10月初,在历经数月隔空喊话后,一些媒体开始进行精心策划,并且放出风声,119日,张维迎和林毅夫要在北京大学进行公开辩论,数家媒体将进行直播,并将此场辩论称之为“世纪辩论”。

119日,林毅夫、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展开了3个小时的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引起学界、产业界、政府等广泛关注,双方在激辩中争论的内容包括产业政策的废存及更广泛的有关中国改革发展路径问题,而在产业政策争议的背后,涉及更深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现场直接交锋的“火药味”弥漫于辩论现场。

林毅夫重申了产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追赶发达国家必须要有产业政策的现实意义。张维迎在与林毅夫辩论中表明他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他在演讲中说,林毅夫把他归类于新自由主义,他自己并不否认,他称自己信奉的是哈耶克范式。

会后张维迎发文《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 1112日,林毅夫也发表《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张维迎做出进一步回应。

辩论双方主要论点及分析:

一、林毅夫的中心论题始终围绕产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1)近代经济史说明,后来者追赶先进工业国时“都使用了产业政策”例如19世纪美德法、20世纪日韩;在“研究这些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看到没有用产业政策来支持他们新产业发展的”。

  (2)二战以来成功发展的少数经济体,其共同特点都包括“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当代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必须在现有的产业上面技术不断创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继续领先,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研发(资金),影响他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3)“不能说因为产业政策有很多失败,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只是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

  林毅夫并不是否定市场,而是主张发挥政策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实现产业升级。他上述关于产业政策的意见,是基于自身多年任职世界银行的经历,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实际,在研究和比较国际上多个学派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无疑是很值得重视的意见。 

二,张维迎的论述特点:

  (1)避开林毅夫的经济史论据,强调双方争论的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讨论限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米塞斯关于“市场失灵”概念的差异,称“所谓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

  (2)重申技术创新的来源是企业家,而“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误导企业家”,他引瓦特、本茨、莱特兄弟、爱迪生等例为据;

  (3)引用西方某学派“日本产业政策总体失败”之论,否定林毅夫建立在多个案例研究基础上的判断;并称改革以来将产业政策代替了计划指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他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但他对中外各种科技和产业政策的成功案例则未提及。

4))直接提出废除产业政策。他称,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择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他说,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产业政策。

5)批驳林毅夫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总结。他说,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认为这是经济自由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企业家的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的发展战略无关。因而,他主张“无为的政府,自由的市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张维迎以上观点,无法驳倒林毅夫以大量国际经验为依据的论点,因为面对复杂的经济现实,结论越极端就越难成立,其举例失之片面,多不恰当。 

其实,一些“挺张”言论的字里行间,对张彻底“否认市场失灵、否定政府作用”的偏执观点是有所保留的。但一些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受新自由主义观念及流行思维的影响,使张维迎的极端和武断,能够博得一些媒体的追捧。

论战中的学者阵营

经济学界的诸多学者先后加入了这场关于产业政策的论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支持林毅夫:产业政策不容否定,要提高调控水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曹和平教授在《经济导刊》2016年第11期刊文《林毅夫与张维迎:政策见解差异背后的认识论思考》,指出林张争论不是政策效益的高低的争论,而是要不要政策工具的争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分歧,实质上是“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站在更为接近真理的一边”,张维迎及其支持者的观点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好邻居”。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侯若石教授921日提出,张维迎说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难道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张维迎的眼中突然变成了计划经济吗?人家的经济制度没有变,是张维迎搞错了,制定产业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恰恰是市场经济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通行做法。从计算机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哪个技术的发展能够离开政府的支持?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应对办法,美国实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他说,企业家不是财富创造的唯一主体,政府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产业政策的作用也不容否定。

  全国政协委员贾康教授认为,张维迎完全不考虑产业政策的作用,这个认识框架显然是不对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框架上更合理。中国基于“赶超战略”的前提,是“需要有必要的国家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

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产业政策对克服“市场失灵”、帮助化解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能发挥积极作用。

20141214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教授发表系列文章进行评述,他认为经济学界争论的本质是围绕坚持还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他说,现代经济学主流更加关注政府失灵而非市场失灵,从而严格限制政府行为,这集中体现于此次论战中。但是我们对传统的市场失灵关注的是效率方面,而市场失灵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社会价值的忽视和丧失。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内含的堕落和负面效应,包括以效率失去公平,乃至发展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的极端主张。对公共目标的关注是应有的政府职能,不能把政府作用本身的机制改进问题与应有的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互补性很多,它们的分工一个是生产公共产品,一个是生产竞争型产品,最优配合要通过改革来达到,改革目标不是谁消灭谁。他表示,矫正市场失灵途径都是来自公共产品,因而林毅夫观点更客观。

支持张维迎:政府干预必然扭曲市场机制

林毅夫发文支持产业政策后,邓新华、陈兴杰、江濡山、张曙光、韦森、盛洪、许小年、冯兴元、刘胜军、毛寿龙等学者在各财经媒体发表文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政府的政策干预一定会扭曲市场机制;中国产业政策失大于得,是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障碍。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和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的本分,不应算作产业政策。

舆情分析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825日至20161130日,共有涉及林张之争事件的媒体报道1473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61556条(不包含评论)、论坛主帖8538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舆情走势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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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张产业政策之争舆情走势

 

媒体“挺张抑林的鲜明倾向

  从舆情走势图来看,此事件的舆情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林毅夫发文反驳

张维迎在20168月底至9月初多次呼吁 “应该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但未引发学术界及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批驳。913日,林毅夫发文驳斥张维迎之后,相关媒体报道大量出现,带动网络舆情升高。

  第二阶段:多位学者加入辩论,林毅夫陷于孤立

913日,林毅夫发文支持产业政策后,多家财经类媒体纷纷报道,张维迎迅速回应,提出林毅夫四点错误,林毅夫对张维迎的质疑逐一进行了反驳。两轮隔空对战中,双方表达了基本观点,两人的论战引发大量媒体和学者关注。一批经济学界“意见领袖”陆续加入论战,撰文或发表演讲,多数支持张维迎的意见。凤凰、搜狐、新浪等各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以及财经、和讯等财经类媒体对此事件长期保持关注,纷纷加入论战,或刊载各路自由派学者的评论文章,同时断章取义地对林毅夫的观点进行片面报道,媒体舆论几乎一边倒。与此同时,张维迎在炮轰产业政策后,又发表演讲,称计划经济的幽灵不时披着产业政策的外衣,在一些经济学家的拥戴下粉墨登场,而一些媒体在此呼吁下,纷纷给林毅夫贴上“政府御用经济学家”标签,林毅夫在这场号称是“学术之争”的论战中几乎是孤军作战。

  第三阶段:媒体炒作和直播辩论,网络舆情激增、态度大相径庭

  1018日起,包括新浪财经、网易财经、腾讯财经、金融界、凤凰网、财新网、未来网、和讯网、新京报等在内的各大媒体,广泛宣传119日将举行的林毅夫与张维迎的公开辩论。在此之前,“林张之争”还局限在学术界和财经媒体,119日的公开辩论则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网络舆情也出现激增。

辩论会引发了400多篇媒体报道,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网易的财经频道以及财新网、和讯网、第一财经、澎湃新闻、界面新闻均对林张之争进行实时播报,报道力度空前,而传统主流媒体集体失语。然而,该争论引发的网络舆情方面,网民与上述财经和商业媒体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财经类媒体热炒“林张之争”

  各大财经类媒体始终保持对此事件的热切关注,在林张公开辩论一个月前,就提前炒作该活动。

  914日,凤凰卫视记者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向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追问,要求其对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的意见进行评论,赵辰昕表态称“世界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又说:“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我们要通过相关调整来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随后,凤凰网、界面新闻、大公网等以“发改委谈产业政策之争:确实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以及“产业政策是变相计划经济?发改委:现行产业政策需调整”为标题进行了扭曲报道。此后凤凰财经又陆续发表《历史早已宣判林毅夫错了!日本通产省神话终结的警示》、陈立杰《林毅夫与张维迎争论背后的迷惑》、《林毅夫的观点不是务实是迷失》等评论文章,多次攻击林毅夫,力挺张维迎。搜狐财经和新浪财经也密集刊载“经济学家痛批林毅夫”的有关评论文章,批判林毅夫的观点计划经济色彩严重,力挺张维迎的有限政府才是“九阳真经。”

  119日,林张辩论会后,各大财经媒体迅速跟进评论,第一财经发表《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上的内在悖论》,搜狐财经发表浙江工商大学朱海就文章《产业政策大辩论,林毅夫已经败了》,称林毅夫不理解市场的含义:“政府与市场不是并列关系或对应关系,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部门。”

    媒体报道对林毅夫极不公平

  8月底以来,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论战基本是你来我往,发表文章或公开表态次数相当,但到11月底,对张维迎观点的报道数量远超林毅夫观点的报道。在两人公开辩论的119日,以张维迎为主要信源的媒体报道达108篇,以林毅夫为主要信源的报道仅64篇。

媒体报道的偏向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的不平等上,而且对有关报道的处理明显地预设立场,即“扬张抑林”、“挺张批林”。

  一是断章取义,对林毅夫的观点选择性的模糊化。

媒体对林毅夫的报道多使用“林毅夫承认政府有失灵”、“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失败,就不要它”、“其实我是既要有市场又要有政府”等观点模糊或有意歪曲的标题,抹去林毅夫的鲜明观点,制造出林毅夫观点暧昧不清的假象。而对张维迎的报道则使用“张维迎批林毅夫: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 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 张维迎调侃林毅夫一次买4台电扇:当年想不到能用上空调”、“张维迎:林毅夫理论中政府官员无所不能、毫不利己”、“张维迎:产业政策失败第一因人无知、第二因人无耻”等犀利言辞为标题,营造出二人形象的对比,甚至使用“一语道破张维迎: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等带有鲜明立场的标题。

  二是片面刊载或摘录有关挺张的学者观点。

此事件的报道以学者评论文章或学者观点摘录为主,各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刊载的评论文章多以批林挺张为主,在摘录各方观点的综合报道中,也偏重自由派学者的信源。

  三是将学术争论转向对“官厅经济学家”的道德批判。

  919日,新京报发表邓新华文《林毅夫会“赢”得产业政策的争论》,称“假如从学理上判断……假如从现实影响力来说,那么,林毅夫正在赢,未来还会继续赢”,并评论“林毅夫的‘赢’有很多深刻背景。无论是产业规划部门,还是那些享受扶持的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么巨大的利益……为产业政策规划提供论证,是一项名利双收的学术生意”。

  新浪财经921日发表江濡山《林毅夫张维迎争的是里子还是面子?》一文,文中说:“林毅夫教授是戴着一顶红帽子的官厅经济学家,其名利收获依赖于权力,是政府利益的代表。”“要为政府站好台,唱好调,又要……东拼西凑地寻找‘科学’的理论根据,不至于太离谱,让学界太瞧不起”;张维迎“则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他的名利主要来源于民间的认可和企业家群体的推崇,必然会顺应历史规律和市场化逻辑思考问题。张维迎是企业家及民众的利益代表,政府显然不喜欢他这类从不会看官员脸色行事的顽固不化的自由化分子”。这两篇评论文章脱离了观点之争,不仅进行人身攻击,并且具有明显的煽动性。将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将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

  学界自由派和媒体对林毅夫的联手打压

  张维迎、林毅夫的论战形式上是公平辩论,在媒体报道和舆论传播效果上却很不平等。在整个过程中,媒体与自由派学者保持着高度默契。从争论一开始,媒体就大量刊发转载自由派学者的评论文章,组织专题采访,并冠以鲜明夸张的标题。众多财经媒体为林张119日辩论造势并跟踪报道,多数报道刻意扬张抑林,营造张维迎占优的表象。在林张公开辩论的网络直播中,邀请自由派学者评论,辩论结束后迅速发表“挺张批林”的评论文章。

林张辩论后,挺张学者组织相关活动,造成批林报道的二次传播。1116日,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以“实体与金融:谁为谁打工?——从金岩石要把林毅夫钉在耻辱柱上辩起”的论坛,声称要把林毅夫钉在耻辱柱上的金岩石在政法大学组织专场辩论会,与政法大学教授当场辩论。金岩石在现场声称,林毅夫最大的问题是让政府凌驾于企业之上,并使用很多人身攻击之词。这哪里是他们声称的“学术之争”!

事后多家媒体对此论坛进行了报道,片面摘登金岩石的观点“政府可以引导,但当市场选择了,政府必须服从,这才是我们要面对产业的态度,而不存在政府决定着产业政策、由市场和企业来执行”。

这显然超出了对学术辩论的一般报道形式,其中的策划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整个过程不仅包括媒体宣传的议题策划,也包括新自由派学者群的不谋而和,也不排除“有约而同”。

  多数媒体在报道中预设立场,联手造势,着力营造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把张维迎塑造为“敢言直言激进自由学者”,“民营企业家代言人”,把林毅夫塑造为“依附政府”学者。他们在自由派多年营造的“市场化=政治正确,政府干预=政治不正确”、“凡政府行为皆错”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氛围下,有意把“发展战略”话题引向关于市场化的“概念”之争;把秉持严肃治学精神,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学者,引入满脑子意识形态偏见的自由派学者们的“口水阵”的围攻之中,甚至推上道德的“被告席”。在这场舆论造势中,一些媒体成为挑拨政府和学术对立、政府和社会对立的平台。这是一场新自由主义思潮集体造势、集中发泄的事件。

    主流媒体声音缺失

  从舆情走势看,网络关注度变化基本跟随媒体报道量变化,微博、微信、论坛上的讨论热点也基本与媒体报道一致。可以说,此事件是近年来少见的媒体成功设置网络舆论议程的事件。

  这一方面和此事件的专业性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此事件中各媒体报道的步调基本一致。持续关注此事件的媒体包括搜狐、新浪、网易、腾讯、凤凰等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财新网、和讯网、第一财经等财经类媒体,以及观察者网等少量民间媒体。新华网、人民网等传统主流媒体对此事件几乎没有发声。商业媒体占据报道主流,本应代表政府立场的主流媒体却大都缺位,这也是此事件媒体报道出现一边倒的一大原因。

多数网民赞同林毅夫

尽管财经媒体设置了关注议程,公开发表意见的学者支持张维迎的居多,媒体报道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在强大的倾向性造势中,网民观点却未迎合。在社交平台的讨论中,超过六成的网民支持林毅夫,支持张维迎的网民不足两成。

2林毅夫张维迎之争舆论倾向分布

 

  多数网民对“取消政府干预”以及“全面市场化”等观点并不买账,两者立场的对立,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新自由主义并不认可。网友@music-dog 说:“张维迎提倡取消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取消一切政府干预,完全市场化。在我们这个大国可能吗?完全市场化,老百姓连药都吃不起,谁还愿意生产几分钱或几毛钱利润的廉价药?”网友@凌风听雨g 说:“张维迎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在经济领域的翻版。在当今资本财团欲垄断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下,其主张无疑是要把人类社会交给国际资本财团来主宰。”

  各大社交媒体的网民评论关注的焦点,在是否同意“全面自由化、市场化”的问题上。微博网友@minepower 说:“不管怎么样演变,要以中国国情背景原则为基础,民生经济必须由国家政府主导,而非所谓西方倡导的自由化经济!这才符合国人的基本利益!”网友@懒虫---橙二妹 说:“中国实现完全自由化,目前行不通,将来也不一定能行。我的观点是,有为的政府掌握部分重要产业,其他产业在有为政府的调控下相对市场自由。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网友@文军书屋 评论说:“引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更与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发生了严重的背离。”

  广大网民更认可社会主义制度能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微博网友@may_-2012- 说:“如果解决不了基本社会福利的经济发展,设想应该已经失去了争论的意义。”网友@法家唧唧歪歪的导演说“所谓经济学家能认清经济本质吗?……以大众为根本制定经济以及企业政策才会有正确方向。”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经济改革不仅事关经济增长,也关系到家国命运。其关键之处在于,国民经济的主导权应当始终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政府手中,任何改革都应当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可见,网民认为,林毅夫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愿。

对论战的短评

  (1)“市场vs政府干预”之争起源于19世纪的“自由贸易vs市场保护”之争,这是追赶型国家运用政策力量扶持本国幼稚工业,向先进工业国博弈的理论表现,这一国家间的博弈延续至今。当代世界科技进步和产业更新加快,其中包含着发达国家间争夺科技-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以及后发国家追赶先进的竞争。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各国都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采用不同政策手段,促进关键领域的科技-产业进步,这和发挥企业家作用并无矛盾。大量事实说明,当代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早已超出“宏观调控,市场秩序”的范围。理论必须服务现实的需要。

  (2)一些自由派学者坚持主张西方市场化理论,而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则语焉不详。张维迎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因为政府管的越来越少……目前的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批评“中国目前弥漫着过度自信的气氛,反对普世价值”。彻底否定建国初30年成就,是自由派的共同预设前提;彻底抹黑和否定政府作用,则是他们和众多媒体联手声讨产业政策的本意。

  (3)一些学者的讨论缺乏林毅夫等学者的国际视野和历史观,片面纠结于国内改革、聚集于“市场化、反垄断”,看不到现实的国际竞争态势和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以及现实对改革政策的需求。由于缺乏对技术-产业的系统知识,他们也就无法对“是否需要、如何实施”产业政策问题作出深刻的判断,只是局限于“市场、产权”范围的争论。而研究产业结构的学者多置身争论之外。  

4)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辩证的经济观。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国企改革作重要指示,如20167月,习近平同志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耐人寻味的是,在习近平主席讲话一个月后,“废除产业政策”的声音就冒了出来。这次争论由众多媒体和自由派学者联手炒作、借题发挥,力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态势。“学术之争”看不到理性,而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集中发泄。争论的中心再次转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争,这也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之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争。

  

(编辑  苏歌  季节)

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活动中,涌现了多种形式的新媒体作品,反映了广大网民、尤其是90后青年群体自发的纪念热情。然而,红军...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活动中,涌现了多种形式的新媒体作品,反映了广大网民、尤其是90后青年群体自发的纪念热情。然而,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前后,也有少数负面的杂音。

舆情走势及议题分布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共有关于“长征”的媒体报道17628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189500条(不包含评论),舆情走势如图1所示。

图1  2016年5月-11月长征舆情走势

图2  10月15日-11月5日长征舆情走势

从走势图2看出,媒体报道量随着10月22日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出现激增,10月15日-11月5日期间的媒体报道量占到半年来媒体相关报道总量的一半。而微博、微信、知乎、论坛等网络社区对长征的关注则始终保持较高热度,在10月22日前后并未明显形成舆情高峰,衬托出社会舆论对长征话题的自发热情。

源清智库对10月15日-11月5日媒体对长征的报道进行了议题分析,如图3所示绝大多数是对10月22日前后各种长征纪念活动的报道,而讲解长征史实、宣传长征精神的报道量较少;相较而言,网络舆论则更多元化一些。

图3  10月15日-11月5日媒体长征报道议题分布

重点宣传活动分析

(一)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

10月21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长征精神和长征的现实意义做了深刻阐述:“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各大媒体均对此大会进行了报道,10月21日至11月5日期间共出现关于此大会的媒体报道1360篇,相关微博2180条,舆情走势图如图4所示。

图4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舆情走势

媒体报道集中在10月21日和22日两天,报道内容较为同质化,深度解读和评论较少。

(二)长征纪录片

10月份开始,一系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纪录片陆续出现。10月13日起,央视一套播出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摄制的8集文献纪录片《长征》;10月17日起,央视七套、湖南卫视、湖北卫视、北京纪实卫视、金鹰纪实卫视播出由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10月22日起,央视一套播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前锋视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历史纪录片《永远的长征》。

在爱奇艺、腾讯、优酷、AcFun、bilibili等各视频网站上,纪录片《长征》的总播放量为23.9万次,《永远的长征》播放量为4.9万次,《震撼世界的长征》播放量达到91.2万次。值得注意的是,长征纪录片被网友自发地发布到AcFun、bilibili等弹幕视频网站上,弹幕舆论基本以正面为主。

(三)长征相关新媒体作品

除了官方纪录片,网络社区涌现出大量长征相关的视频、游戏、漫画甚至表情包等作品。

青微工作室出品的文字冒险类游戏《重走长征路》在朋友圈被“刷屏”,该游戏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背景,玩家扮演普通的小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面临艰难险阻时作出选择,每一次选择将带来不同的人物命运走向,艰苦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让小红军时刻命悬一线,充分向玩家展现了长征路途的艰苦与长征精神的可贵。该游戏上线10天,点击量即破百万,引发微博讨论14600条。

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组织国内资深军史专家徐焰、徐占权、罗援、陈力解说长征的由来、长征中的重要会议和经典战例、红军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等,并推出移动互联视频《正说长征》,分享资深军史专家们多年累积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展示什么是长征精神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正说长征》在视频网站播放量达222.5万次。

10月15日,“指尖上的中国”工作室出品的微信、微博表情包《长征路上小红军》上线,该表情包以小红军作为形象,融合了“送干粮”“吃皮带”等长征故事元素,上线4天内下载量突破,发送量突破20万。

(四)白灵事件

某频道拍摄并播放的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出现了好莱坞华裔演员白灵的镜头。白灵曾拍摄过反华电影《红色角落》,并且一向以“搏出位”的艳星形象示人。今年年初,美国华裔电视媒体ICN电视联播网启动“体验长征——中国母亲路之旅”跨国全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白灵作为志愿者参加,并且与中美多家电视台、视频网站合作《白灵秀-时尚长征路》节目,在节目中白灵衣着暴露,表情很不严肃。《震撼世界的长征》纪录片在第六集《挑战极限》中使用了白灵“重走长征路”的镜头。

区别于其他长征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尝试以国际化视角解读“长征”,片中采访美、英、法、俄等十多个国家与长征有关的人物,这也是该片使用美国华裔演员白灵的动因。

该集视频播出后,引发部分网民反感和愤怒,迅速形成批评声浪。微博网友@古都南京我的家评论说:“《震撼世界的长征》竟然请来了白灵这种德艺双缺、心貌皆丑的败类,这不是宣传长征,这是羞辱长征”。

白灵事件舆情爆发正值10月份媒体长征纪念活动开始,网络负面舆情对纪念长征的正面舆论造成了冲击。

 

舆情特点分析

(一)民间媒体较为活跃

从长征纪念相关的舆论表现来看,传统媒体大多针对各长征纪念活动开展中规中矩的报道,创意和创新似有不足。相较而言,一些新兴民间媒体更为活跃。观察者网、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的青微工作室、观海网、“指尖上的中国”工作室、“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制作了大量长征视频、游戏、表情包等新媒体产品,传播效果较传统媒体更好。

(二)90后纪念长征热情较高,形式多样

游戏、漫画、表情包、视频等大量纪念长征的新媒体作品都是出自90后之手。表情包《长征路上的小红军》由“指尖上的中国”工作室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部的制作团队共同完成,该团队全部由90后组成,团队主创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游戏《重走长征路》由共青团中央与观海网共同策划,制作团队的10名成员中,有7名是90后。

除了大量参与长征纪念作品的生产,90后还是这些视频、游戏的目标受众。今年的长征纪念活动不再以媒体宣传、各地方纪念活动、纪录片播放为主,而是以年轻网民的自发参与、讨论与创作为主。实际上,长征表情包、游戏等新媒体作品都以小红军为主要形象进行创造,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在激发年轻人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引发了年轻人关于人生价值和理想信念的探讨。

(三)党的宗旨与理想信念不够突出

纪念长征胜利的宣传作品形式多样,贴近青年群体,但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同时,大多数媒体宣传侧重讲述红军长征的艰苦,而对长征的历史背景和转折意义、长征途中的军民关系、长征精神的内涵解读不够。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长征的胜利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胜利,而在大多数媒体宣传和新媒体作品中,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被弱化了。

习近平在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有些宣传作品侧重强调长征艰苦程度,而忽视了长征精神背后的共产主义内涵,没有与纪念长征的现实意义进行结合。

(四)正面宣传舆论受到负面舆情冲击

从舆情量来看,10月下旬纪念长征的正面舆情声势低于由白灵事件引发的批评性声音。这些意见的出发点大体可以肯定,但对长征正面宣传氛围的形成造成了一定冲击。白灵在该片中的画面一共只有15秒,并非该集的主要人物;负面舆情更像是借机造势。片方没有及时回应和更正,而白灵10月25日发表公开信“给央视的朋友们道歉”,并强调其爱国立场,反又引发了舆论反弹。

在今年的长征胜利纪念活动中,广大网民主动参与,自发形成了正面舆情为主、讨论热度较高的舆论氛围,和主流媒体形成相互呼应的局面。

总结与建议

(一)积极预防和应对负面舆情

在纪念长征胜利等正面宣传事件中,负面舆情的出现会迅速抵消正面宣传的效果。一方面要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炒作恶性事件,破坏正面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在出现负面舆情后要积极应对,引导舆论走向,避免过度发酵。

(二)自媒体和主流媒体可以取长补短

在纪念长征胜利的宣传中,主流媒体大多还是采用新闻通稿式的写法,对长征胜利的各种纪念活动进行消息类报道,传播效果不如视频创作、游戏、表情包、漫画图解等新媒体形式,实际上宣传和引导舆论的主动权部分转到了自媒体和一些民间网站媒体。自媒体和民间网站媒体表现的正能量,客观上形成对主流媒体的促动,这是值得关注的新现象。主流媒体相较民间媒体有更好的报道渠道、采访资源和资金保障,但在策划重大议题的主动性,报道形式的多样化和传播手法上,有很多地方可以从自媒体和民间网站那里获得启发。

(三)合理引导网民的爱国热情,重提意识形态教育

近年来,网民的爱国热情高涨,但往往自发产生,缺乏引导,容易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很难说是真正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在纪念长征胜利的舆情中,网民歌颂红军战士、怀念先烈,同时抒发民族自豪感,是很值得肯定的。但对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在革命理想的激励下红军指战员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广大党员身先士卒的模范带头作用、军民鱼水关系等等的介绍,似还缺乏足够的力度和深度。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十几万红军前后历经两年多、纵横十几省,其足迹所到之处,就是对沿途向广大人民最直接、最生动的革命宣传和身体力行的讲堂,很多情况下,这些历史足迹已经定格为地方的红色文化遗产。同样,在80年后的今天,纪念长征胜利的宣传活动,也是回顾与弘扬中国革命传统,激励广大群众,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大课堂。网民自发参与、自发创作的纪念活动虽然传达出爱国热情,但需要主流媒体的合理引导,将网民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对中国道路和理论制度的认同上来。

 

(编辑  苏歌)

2014年6月,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女教师刘伶利被查出癌症,2015年1月博文学院拒绝为刘伶利继续购买医保,并以“旷工”为由将其开除。2015年3月,刘伶利向法院提出上诉,榆中县人民法院判决博文学院开除决定无效,双方恢复劳动关系,但直至刘伶利去世,博文学院始终未履行判决。

2016年8月14日,刘伶利因癌症并发心脏病去世,8月18日,中青在线发布此事件报道《大学癌症女教师被开除事件调查:学校冷漠对待》,引发舆论关注。

舆情走势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8月18日至2016年9月5日,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3555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14838条(不包含评论)、论坛主帖1355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舆情走势如图1)

图1“患癌教师被开除事件”舆情走势图

从舆情走势图可以看出,媒体报道与网络关注之间存在错峰。8月18日中青在线曝光事件后,网络关注度较高,但媒体报道寥寥,到8月22日兰州交大博文学院校方做出舆情应对后,媒体报道量才逐渐走高。

舆情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事件曝光引发网民热议,主流媒体关注度不高。

8月15日,微信公众号“斗瘤”发表文章《在兰州一所大学教英语的她,在患癌后就被开除了》,讲述了刘伶利患癌后被学校开除的遭遇,在微信朋友圈平台小范围流传。

8月18日,中青在线发表调查性报道《大学癌症女教师被开除事件调查:学校冷漠对待》,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同日登上微博热搜。随后腾讯网、新浪网、凤凰网、中国青年网等门户网站以《大学女教师患癌被开除学校领导:别给我哭,见多了》为题对此报道进行转发,但媒体报道总量较少。

8月20日,微信腾讯新闻头条推送《32岁大学女教师患癌后遭校方开除 现已离世》。同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对该事件的记者调查,博文学院接受采访时称患癌教师当时的请假证明上写着盆腔炎,并表示校方曾想补偿,但这被教师家属否认。博文学院随后发表声明称,兰州交通大学已派工作组调查。

第二阶段:媒体跟进报道校方善后举措。

8月22日,博文学院表示补偿刘伶利72000元的工资及丧葬抚恤费,同时恢复与刘伶利的劳动关系,对人事处长江雪芸做出停职检查处理。此举引发网络舆论反弹,网民纷纷质疑博文学院赔偿过少,“缺乏诚意”。刘伶利家属则要求博文学院院长陈玲公开道歉。

8月22日晚11点,博文学院在官网发布公开道歉信。8月23日,院方领导到刘伶利家中向其父母道歉,承诺赔偿50万元,双方达成和解。包括人民网、新华网以及各大门户网站在内的大量媒体对事件的后续发展进行了报道,但社交媒体网民反响不大。

第三阶段:博文学院遭起底,引发民办教育大讨论。

8月23日,澎湃新闻调查发现,“患病后被博文学院开除的教职工并非只有刘伶利一人。2015年1月,博文学院身患肝血管瘤的女教师许诺(化名)也被校方开除,理由是‘考核不合格’”。

8月19日,光明网时评《开除患癌教师的大学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和青年力网报道《开除患癌女教师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董事长陈玲是何方神圣?》对博文学院和陈玲进行了起底。

8月24日,澎湃发表《起底兰州交大博文学院院长陈玲》,称陈玲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研究员、访问学者”身份均为造假,其荣誉称号存在大量水分,并且拥有学院院长和房地产商的双重身份。8月25日,陈玲带着30多名下属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否认其学位及荣誉称号造假,称媒体曝光前自己并不知道刘伶利患癌,再次引发网友对其“撇清责任”的抨击。9月1日,甘肃省教育厅发布消息,要求民办院校董事长和院长必须分设,学校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9月2日,该网再次发表调查文章《陈玲再调查|博文学院首任院长郝天魁:校名是陈玲算命算来的》,援引博文学院首任院长郝天魁的话称“陈玲文化水平不高”,“创办博文学院只是为了赚钱”。

进入9月后,陈玲涉嫌“学位造假”以及博文学院的民办性质成为舆论焦点。一时间,民办教育、独立学院的沉疴痼疾引发大量讨论。

舆情议题分析

此事件曝光之初,网络舆情以谴责博文学院没有“师德人性”、同情刘伶利老师为主,随着博文学院和院长的背景曝光,教育市场化、民办高校、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成为讨论的聚焦点。

批判高校缺乏人文精神

此事件曝光之初,指责高校冷漠、缺乏人文精神的声音占据舆论主流。《新京报》8月20日发表评论《高校岂能对患癌教师“落井下石”》,指责“被视作人文精神高地的高校”作恶,并将此事件与深圳港中大向未录取同学发出“未录取通知书”的做法相对比,称两高校境界判若天壤。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发表评论《开除患癌女教师的大学已被钉在耻辱柱上》,指责博文学院“成为了这个社会的道德洼地,成为违法缺德的示范”,“让无数师生蒙羞,让中国教育蒙羞”。网友@jamescao2017说:“一个缺少人文关怀的土壤,一个唯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学校,……一万个刘伶利也不算稀奇!其实你我何尝不是下一个刘伶利?”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舆情不仅是从道德上批判事件的主角博文学院,也将其等同于中国教育的典型,从而上升到对中国高校教育的质疑。然而,随着博文学院的独立学院办学背景被挖出,舆论议题迅速转移。

教育市场化问题

8月19日,光明网发表时评《开除患癌教师的大学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指出刘伶利所在的兰州交大博文学院系独立学院,其院长陈玲为房地产商,办学遵循的是“企业思维”而非教育规律,进而指出以“房地产大学”为代表的民办教育的公益性缺失问题。青年力网发表《开除患癌女教师的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董事长陈玲是何方神圣?》,提出质疑,“如果陈玲、王吉祥2000年办房地产,2002年就办学校,如此迅速的转型是如何达成的?还是说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办学校来的,是谁在提供方便?”此后,网民和媒体开始注意到博文学院特殊的“民办教育”性质,讨论焦点开始从道德谴责转化为讨论教育市场化问题。

关于教育市场化问题的讨论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质疑独立学院的公私合作模式,主张民办高校须规范化。二是认为教育私有化是问题的根源,反对私有资本进入教育事业。察网发表评论《患癌女教师被开除或是私立教育体系中的应有之义》,认为“从资本逐利的角度来看,将教育变成第二个房地产产业,制造教育泡沫,推高教育成本,掠夺全民储蓄,才符合资本的利益”,“这从长远的教育事业角度来看非常不利”。人民网甘肃频道发表评论《刘伶利与魏则西,两起悲剧说明了什么?——兼论中国不能走私有化邪路》,指出“刘伶利与魏则西的悲剧是教育、医疗产业化、私有化的恶果”,认为“教育和医疗事业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不能完全市场化,更不能私有化,应该带有和保持一定的公益性”。

大多数网民对教育私有化、市场化持否定态度。微博网友@朱格物说:“现在知道老百姓为什么要共产了吗,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就是这么血淋淋没人情的,共产是为了互助,为了抱团取暖,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走西方道路就是两极分化,一边朱门酒肉臭,一边路有冻死骨。”知乎网友@haodelik 评论:“天天有人鼓吹教育私有化,医疗私有化,国企私有化等。私有化就是这种下场了。还是社会主义好啊。”@joe 评论:“这就是赤裸裸的冷血的私有制的本来面目。会有几个善心的资本家,但是大部分的资本家都是利润第一。”

劳动者权益保障

高校教师刘伶利患癌后被解雇曝光后,引发舆论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

《新民周刊》发表评论《劳动者的尊严还要不要有》,称“刘伶利因‘大学教师’这个身份得到广泛关注,折射的却是工人或者企业员工今天的待遇。有些人办教育不过是办企业而已,叫学校、学院,都是私有企业,老板至高无上,高于情、理、法。”

律师@吴法天认为,“刘伶利事件凸显了我国劳动法在实践中的尴尬。事业单位或者企业肆意开除员工,现行法律对于劳动者本就微薄的保护也得不到落实。而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如果遭遇不公正的审判,可能连救济的渠道都没有”。@吴显庆教授 说,“患癌女教师刘伶利被开除,也说明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党委、工会完全没有起到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的作用”。

呼吁建立大病社会保障机制

尽管在开除刘伶利事件中,博文学院的做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但也有意见认为用人单位不应为患重病的员工“兜底”。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女教师患癌遭开除:情理须有安身处》认为,“捍卫一位劳动者的尊严,一方面要用足法律手段,同时也不能忽视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患病“丢饭碗”咋维权 员工生病企业“养”一辈子?》提出,“医保应该有所改进,遇到一些特殊的疾病,除了医药费用可以报销之外,是不是可以考虑报销误工费呢?”大河网发表《我们和刘伶利之间只隔了一场疾病》评论,“从法律和市场逻辑来讲,企业确实没有长期包养身患重疾,同时又不能给自己创造价值的员工这一义务”,进而提出对于体制外的员工,公共政策是否能为其提供保障。

舆情研判

媒体选择性关注,花边新闻战胜重要议题

此事件的媒体关注度与同期的奥运会和某些热点事件相比,差距悬殊。8月6日-8月22日奥运会期间,共有奥运相关报道221000篇,微博930000条(不包含评论),论坛主帖13227条(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而同期某明星的花边新闻到9月5日共有相关媒体报道284000篇,微博751000条(不包含评论),论坛主帖13227条(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远高于患癌女教师事件,比肩奥运会热度。

图2奥运会、某明星离婚事件与患癌教师被开除事件舆情热度对比

 

相比之下,某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对“高校教师患癌被开除”这一与群众利益更密切相关的新闻显得过于冷淡和滞后。在事件曝光之初,没有及时跟进报道,而是在博文学院作出调查、道歉、赔偿等舆情应对后才大范围介入报道。第二,绝大多数媒体仅停留在陈述事件的层面上,未进一步深挖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教育体制问题,也未体现出明确的立场。

警惕教育产业过度市场化的苗头

刘伶利老师所在的兰州交大博文学院是兰州交大下属的“独立学院”,其运作模式为挂靠在公立高校,打着公立高校的名头招生,“属于公益性事业”,但实际上往往由投资方独立运营。独立学院的投资方与名校合作办学,可以低价征得大量教学用地,获得优惠政策,但其教学管理实际上是以利润为目的。据博文学院第一任院长披露,博文学院的名字是董事长陈玲“算命”得来的,博文学院门前还曾有一块写着“平安富贵、财源广进”的石头,这也反映出博文学院所奉行的理念。教书育人的公益性,在投资逐利目标面前,究竟还有多少位置?。

刘伶利老师的悲剧是一个个案,但它预演了教育产业过度市场化的严重后果。它导致教育机构蜕变为私人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手段。在博文学院企业家主持人的眼中,学院的学生是顾客,教师是服务顾客的雇工。从私人资本盈利的视角看待博文学院开除刘伶利老师事件,那么一切就都“合情合理”了。

用资本增殖的逻辑来改造教育行业,其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教育被公认为准公共物品,直接关系一国的潜在经济发展能力。教育还是促使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缓和贫富分化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行业的市场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约束,政府支出和补贴,以及各类公益性资金支持成为保证教育行业公益性的重要支撑。教育产业的过度市场化,让私人资本以“利润至上”原则改造教育活动,其结果必然是基础性教育产品的供给不足和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不利于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且可能加剧社会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改善

刘伶利老师的悲剧由于其特殊的高校教师身份才得到关注,实际上,在私有制企业中,开除患重病员工是十分常见的。大量网友在评论刘伶利事件时认为,如果刘伶利任职于公立高校,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这一认知的反面恰恰是一个更广泛且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践社会主义原则,以保障企业中的普通劳动者的权益。

部分媒体评论认为,“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有财力对所有病患完全兜底,保障企业合法的用人自主权,才能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人才市场”,这些观点认为,为员工病患兜底的不应是企业,而应是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财政应是社保体系的重要支柱。

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还没有能力支撑“完全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患病员工的不幸遭遇很容易引发全社会对安全感的担忧。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他们与刘伶利和魏延政的距离只有一场大病,并且生存压力的增大和工作的紧张使得大病年轻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微博网友@宝贝凤故事 的评论反映了网民的心声:“太寒心了。这就是现实,哪来的组织的温暖?哪来的人间温暖?这样的社会正常吗?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人们哪来的安全感、幸福感?”

我们该怎么办?在一些人看来,办法只能是更快地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得更大,以此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能力。这种意见暗含着所谓的经济学“涓滴效应”,即“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会由富人惠及穷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工薪阶层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假设。但现实状况恰恰相反。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至今无法实现全民健保,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背后的利益分配机制。能否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够改革和完善我们的利益分配机制。

刘伶利和魏延政事件敲响的是劳动者社保权益的警钟,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配机制的警钟。市场经济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它无法自动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我们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提高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收入的份额,扩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者的社保权益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病有所医,真正体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编辑 王生升)

围绕魏则西事件的质疑,一则对准百度,自血友病贴吧事件之后百度的口碑江河日下;二则对准医改,如莆田系、医院科室外包等都成为...

魏则西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因身患滑膜肉瘤四处求医,辗转多家医院求治均不见好转,后来通过百度搜索看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能够通过一种“DC-CIK生物免疫疗法治愈他所患的疾病,魏则西一家信以为真,便在此医院进行诊治,最终于412日不幸离世。

2016年“五一”期间,“魏则西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舆论多批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以及百度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莆田系也再次被诟病。此事件首先在知乎平台上引发热烈讨论,后又转移到微信和微博平台发酵,随即各大媒体的报道将此事件推向舆论的高潮。59日晚,国家网络信息管理办公室、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成立的调查组最终公布调查结果,对百度提出三大类、多项整改要求;百度CEO李彦宏也发了内部信,提醒百度人“勿忘初心,不负梦想”。这一结果被舆论场认为是高举轻打从轻发落

舆情走势

魏则西事件舆情爆发于魏则西离世的半个月之后,舆情的潜伏期较长。5月初报道最多,多集中关注百度方面的回应,5月中下旬,随着雷洋事件的发酵,舆情快速回落。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51日至2016531日,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41198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95335条、论坛主帖991725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共有1099篇。

1魏则西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情发展

226日,魏则西本人在知乎上发表了他的求医经历,其中对于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的陈述,成为舆情最初发酵引用的高频话语。

412日,他的父亲在知乎上以他的账号登陆,向网友告知魏则西离世的消息。

“五一”假期期间,朋友圈一个名为“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推送信息被疯狂转发,把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和百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428日,百度通过官方认证微博账号@百度推广发声明称——“网友魏则西同学与滑膜肉瘤持续抗争两年后不幸离世,引发很多朋友的关注和哀悼。得知此事后,我们立即与则西爸爸取得联系,致以慰问和哀悼,愿则西安息!对于则西生前通过电视媒体报道和百度搜索选择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搜索结果审查,该医院是一家公立三甲医院,资质齐全。网络信息健康有效,是每个互联网参与者的责任。我们愿继续努力,接受监督,不给虚假信息和违法行为留下任何可趁之机!

51日,各大报道爆出魏则西爸爸否认百度与其联系的事实,并表示不想卷入商战中,不想针对任何人。

52日,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

53日,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对武警二院进行调查。

59日,两个调查组分别公布了对百度公司和武警二院的调查结果。调查组指出,武警二院存在科室违规合作、发布虚假信息和医疗广告误导患者和公众、聘用的李志亮等人行为恶劣等问题,责成武警二院进行整改。并指出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从客观上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百度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容易误导网民,必须立即整改。

510日,百度CEO李彦宏发布内部邮件,称内部不同部门为KPI(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分配而争吵不休,他提醒百度人,“勿忘初心,不负梦想”,以凝聚人心。

舆论议题分析

事件发展过程

1事实报道

此类舆论议题大多为事实性报道,如澎湃新闻的《百度回应“魏则西事件”:正递交审查申请函》,报道了百度对此事件的回应;腾讯网《三部门对“魏则西事件”相关医院开展调查》称百度公司一夜之间损失了56亿的市值;华裔网-华商报在《百度否认副总裁被开除与魏则西事件相关》中,陈述了事件发展的原委;新华网-法制日报在《聚焦魏则西事件:志愿者曾递申请 盼终止网络假广告》中,描绘了魏则西事件发展的过程,并报道了志愿者希望终止网络虚假广告的志愿行动。

2事件追踪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追问:魏则西事件后百度的整改落实了吗?》,跟进了百度网页整改情况,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医疗信息有所好转,商业推广仍待改进;搜索引擎责任缺失,普通群众难辨真伪;“九龙治水”责任不明,法律滞后监管乏力。

思考互联网生态环境

四川在线《魏则西之死,别让骂声盖过反思的声音》称,魏则西最后写的文章让百度再度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中,这折射出互联网生态存在问题,人们对于百度公司的过度信任,自然就造成了一种病态的商业模式。单靠呼唤企业良心,而不是整顿过度市场竞争,难以让病态商业推广模式销声匿迹。

新浪科技《“魏则西事件”将如何影响中国互联网公司估值?》称,百度深陷“魏则西事件”对正雄心勃勃深入各个互联网+细分领域的主要公司而言,敲响了值得广泛重视的警钟。随着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进入性质完全不同的细分行业,目前不再仅仅是一个信息中介,而是在交易流程的中后端都在发挥重要影响,由此它们所承担的风险也可能大幅提升,因为它们的责任可能不再局限于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有效性,而是要对整个交易的最终结果承担责任。

反思医疗管理制度

一些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等纷纷发文探讨医疗管理制度的相关问题。如湖南日报《谁酿成了“魏则西悲剧”》被凤凰网等多家媒体转载,文章指出,越是强大的推广平台,越是能给客户带来丰厚的利益,越不能放纵自己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的底线审查与过滤责任。针对存在的问题拿出切实的整改行动,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度上演。牛华网《从“魏则西事件”看我国医疗管理漏洞》认为网络媒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是用户获取信息的来源,承载着用户极大的信任。尽管因为自身属性及专业能力的限制,网络媒介不能对所有传播内容都进行控制,仍然应该从广大网民的实际利益出发,提升管控能力,增加舆论监督机制,多一些社会责任,少一些商业利益。大公网在《“魏则西事件”发酵  官方调查组进驻百度彻查》中指出,人们希望这次的事情能唤醒那些麻木和缺位的监管。通过法律手段提高民资医疗的准入门槛,加强监管力度,彻底肃清混乱的游医产业链。

微信公众号方面,@南风窗的记者张墨宁在《“魏则西事件”能否警醒百度?》中称 “魏则西事件”所揭开的真相更为复杂:互联网商业伦理匮失、医者的职业操守败坏,以及一项在临床上并未证实有效的技术的滥用,还有民营资本与公立医院失之监管的无序“合作”,这关涉更普遍的公共利益。魏则西的逝去或许能促使百度和互联网公司真正反思它们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应该背负的责任。公众号@医学小分队的《我就是帮魏则西申请靶向药物的骨肿瘤科医生》一文获得10+的浏览量和4000多个点赞,该文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医疗网站,指出中国没有一个有效的,官方认可的渠道可以获得医疗信息,这是中美的差距。

追究问责

针对“魏则西事件”,不少媒体发文追究问责,如新京报《“魏则西事件”,多少法律责任待澄清》希望有关部门能从法律角度明确百度是否应负法律责任。华夏经纬网在《大学生魏则西之死谁之责?》中指出了事件中的责任人:北京武警二院及背后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是直接责任人,医疗监管体制必须被重点问责,百度、央视以及各种报纸、网站等宣传虚假药效的广告平台负第三方责任。搜狐新闻《魏则西之死谁之过?医疗卫生监管部门难辞其咎》进行民意调查,调查显示网友认为医疗监管部门难辞其咎。在搜狐新媒体“弧度”的调查采访中,还指出“由于缺乏事实论证和客观公正的归责指向,民众还沉醉在对百度和莆田系的谩骂和主观表达。现在,我们还缺乏充满力量的调查报道,缺乏涉事医院的公开表达,缺乏监管部门的有力回应。”

猫扑53日的网帖《青年人魏则西之死  做人不能靠无底线赚钱》得到了22万的点击量,文中称魏则西不是孤例。这么多年,在他前面已经有多少栽坑里的患者,他们的家属不去投诉举报么?怎么没人管?

对网络进行治理

央广网《评论:给网络戴上法制的“紧箍咒” 避免“魏则西事件”再发生》公布了国家网信办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的调查结果: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客观上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百度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容易误导网民,必须立即整改。认为国家要依法治理,网络更需要法制的约束,给网络戴上法制的紧箍咒,才能避免魏则西事件再次发生。

对医疗服务体系定位

荔枝网在《荔枝时评|魏则西事件评三:魏则西们该怎样寻医问药?》中,指出了搜索引擎存在的漏洞,即使没有竞价排名,涉事医院的信息也可能会被搜索到。莆田系医院之所以能够把势力坐大,和他们对患者病急乱投医心理的准确把握关系密切。所以,要避免“魏则西事件”再次发生,除了百度、莆田系医院该整治的整治,相关监管部门该追责的追责,更须填平患者和疾病研诊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鸿沟。建议政府在国家层面上主导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医疗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最前沿的学界研究、最齐全的案例收集和最客观的诊疗建议。

中青网《“魏则西事件”焦点不在百度,而是医疗市场本身》指出,民营医疗机构在中国医疗的市场化环境中不断滋生壮大;中国的医疗服务首先应定位为面向大多数人的准公共服务,而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中国政府应该将医疗服务分为两个大的领域:一是以政府控制的公立医院为主的基本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及相应的基本医药制度。二是适度市场化的高端医疗服务体系。强调准公共服务并非排斥市场力量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之外的中高端医疗服务,则可以按市场化定价的方式来提供差别化的医疗服务。

公众号@清博在《“魏则西”事件余波?网信办开展导航网站专项治理》一文中,梳理了魏则西事件暴露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一、“病从口入”,不给任何非法网站提供导航,网址导航网站要规范导航页面推荐网站入口,改变推荐网站“唯竞价排名”“唯点击量排名”的顽疾,确保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得到有效传播,发挥正面声音的引领作用,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二、八大导航网站自律倡议: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网址导航网站是网民上网的重要入口,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只有牢固树立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意识,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守住“七条底线”,才能促进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三、网站理应做好网络时代的把关人,搜索引擎也理所应当地承担起那份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地唯利是图。

泡泡网等转载腾讯文章《魏则西之死昭示百度竞价排名之恶》,称互联网化的线下诊所、独立执业的自由医生、多种多样的智能医疗(健康)硬件与医疗保险,这些新的改变或许会给魏则西这样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

 

讽刺、批评类

批评百度

一些新闻网站纷纷发文批评百度公司,如虎嗅网《魏则西的死,百度的恶,以及监管的失》,以及乌海新闻在《魏则西的死,“百度”经年累月的恶》中,摘录网友的评论来表达大家对百度的不满或愤怒,指出监管部门的失责。大苏网《“魏则西事件”背后的莆田系南京多家知名医院上榜》揭露百度的回应称已经和则西爸爸联系过的说辞是假的,并列出了部分莆田系医院的名单。和讯网的《组图:国内媒体聚焦魏则西事件》以图片的形式展现多家媒体对魏则西事件的报道,有一位来自温州的网友评论道,魏则西用生命揭露了医疗雾霾,到底有多少披着公立医院外壳的生意人,老百姓的信任被狠狠践踏。希望国家好好整顿一下“公”字单位,把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寄生虫清除干净。微信公众号中,@观察者网在《又是活久见……百度悄然整改:全是正宗医院》中讽刺各大搜索页面一夜之间正本清源,搜索结果显示排名前列的也都是正宗官网。但是提出了对是否能持续整改的担心,并建议百度解决信任危机。

思考医疗市场改革

一些传统媒体发表长文特稿,就魏则西事件产生的医疗市场改革问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广州日报》在《魏则西事件之后的几点思考》写道:“思考一,作为提供搜索服务的商业网站,商业推广收费是其经营模式之一,网站经营方式有问题,外部规范管理哪去了?如果制度缺位,理当及时补上短板。思考二,诱导魏则西上当的‘DC-CIK细胞免疫疗法’ ……一位留学生帮他查明,这是一种因效率太低而被国外淘汰的疗法。思考三,令人震惊的内幕还在于,靠电线杆贴小广告起家的莆田系居然堂而皇之进入公立医院,承包相关科室,利用公立医院品牌、资源大发其财。思考四,近年来,一系列的负面新闻几乎让‘莆田系’成为一个贬义词,其唯利是图、忽略道德的经营理念与手法,与医院的公益性相背悖,难以让人认同。”《金融界》发文《魏则西之死揭秘医疗灰域玩家:莆田系公关礼金笼络院方》称创收冲动激励下,部分医疗机构滥用不成熟的免疫疗法,监管疏漏催生公立医院与民资违规合作,“莆田系”资本趁虚而入,野蛮生长、迅猛扩张,终成医疗灰域炼金样本。

微博中,大V@北京厨子连发了十几条微博,痛骂百度:百度员工领的每一分钱,里面有一半都是受害者的医疗费。

微信公众号中,@ 世界华人周刊在《深度|从魏则西到陈仲伟,看医改的刮骨疗毒之殇》中反思了医疗中的种种乱像,对医疗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痛批有些企业家无良,对于这些资本的原罪,很多企业家心安理得甚至昭然于众自己的创业史,并无半点悔意。这些资本的原罪已经给社会造成满目疮痍的伤害,而伤害到一定程度,矛盾必然像火山一样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每日经济网的文章《叶檀:魏则西事件能否带来信用体系颠覆性变革》被搜狐、泡泡网等转载,该文较为理智地呼吁:“我们不能一棍子打倒搜索引擎,更不能一棍子打倒民营医院与医疗改革。但根本的一点,是要依靠制度来惩恶扬善,同时守住信用底线”。

针对部队医院

53日,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对武警北京二院进行调查。而武警部队也通过中国军网发声称全力配合调查 绝不姑息迁就”。但该消息反而使部队医院成为网民们的关注焦点之一。

 

对魏则西家人的报道

在魏则西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也将视线投向了魏则西的家人,如新浪新闻《对话魏则西母亲:他把这当了唯一的救命稻草》放出魏则西的qq动态,报道则西母亲对于求医难的哭诉和魏则西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医院的事实。有26055人参与了评论讨论,网友@tigerlion2013说,医院你治不好你就明说,我们不会有责难。最可恨盯着你那点可怜的血汗钱,明知治不好还要过度治疗,可怜的患者只能花钱买罪受。评论多痛批该医院和中国医疗体系。但是也有网友@hly樱花泪表示,对于则西事件首先作为同龄人我深表痛心,在花一样的年龄离世对于谁来说都接受不了,其次作为广大人民中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事件,因为滑膜肉瘤癌症罕见。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的《魏则西父亲:在知乎曾被骗万元 后百度选择武警二院》一文道出魏则西治病的经历,“魏则西的父亲回忆起这两年为儿子求医的过程,除了疲倦还有愤怒。为了治病,魏海全去了北京、苏州、无锡、广州,天津等地大医院,不过,来回奔波换来不只是绝望还有欺骗。”则西爸爸还曾被知乎网友骗走一万多块钱。财经网《魏则西父母发声明:我们不想被卷入商业纠葛中》一文报道了魏则西父母授权的声明,表示他们不想针对任何人,也没有得到百度的联系。

 

总结与分析

关于知乎:非传统舆论阵地异军突起

此次魏则西舆情事件始于知乎。知乎是一个用户发表问题并征集评论的平台,在最开始积攒人气的时候,其树立的品牌形象是高知人群的聚集地,因此用户多为互联网IT人群、高校大学生等,其中不乏意见领袖;鉴于这一用户属性,知乎一直以来问答的话题,以教育类、科技类居多。去年年底,知乎创始人周源确认完成5500万美元C轮融资,腾讯领投,创新工场等跟投。

今年以来,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以知乎为代表的非传统舆论阵地异军突起。一场“帝吧出征Facebook”的网络狂欢,使90后网络社群生态(贴吧、QQ群)及其组织动员方式获得关注;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中,果壳等科普类账号格外活跃,且网民对之的信任度远远高于政府乃至传统意义上的第三方(如世界卫生组织);在“魏则西事件”和“雷洋案”中,知乎更是接连扮演危机始发源头的角色。这些一般认为游离在舆论主要阵地的外围或边缘、品牌定位似乎与时政风马牛不相及的互联网平台,却正在愈发显著地介入主流舆论场,并以自己的方式设置公众议程、掌握话语权、影响舆论流向。这是新时期互联网舆论治理必须关注的新趋势。互联网+逻辑下,其实并没有什么会与政治彻底绝缘。

事实上,以知乎为例,恰恰是其建立之初对时政话题的“冷漠”,为知乎积攒了口碑和权威,被网民认为是专业的、理性的。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网民对其散布的言论更加信任。2014年的用户调查数据显示,知乎社区内本科及以上学历占87%,职业人群占75%以上,聚集了大量高学历和拥有各种专业背景的人,相较“三低为主的网民主体,知乎被认为是精英的、高旨趣的,这一定位在其品牌策略中也不断被强化。

更重要的是,当一起舆情事件从最初曝光,引向更深层次的讨论,就不可避免需要专业的知识、有见地的分析,这时知乎上的专业回答和对细节的剖析远比传统媒体不痛不痒的进展报道、时评写手千篇一律的评论更容易引发网民的关注,也因此发挥了更为关键的议程设置作用,引导着网民关注什么、忽视什么、如何理解事态、如何挖掘背景。可以想见,未来如知乎、果壳等打着专业旗号的高知分子云集地,将成为舆论生产与利益博弈中不能忽视的一支力量。

关于医改和百度: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围绕魏则西事件的质疑,一则对准百度,自血友病贴吧事件之后百度的口碑江河日下;二则对准医改,如莆田系、医院科室外包等都成为众矢之的。诚然,此事件深刻地反映出互联网治理的盲区和医疗市场化的弊端,但在舆论场中,另一种声音,似乎更值得反思和警醒。

首先,所谓百度的恶、谷歌的善。年初以来,360搜索的广告和软文倒是一辨就知,但在舆论场中,更多时候看到的是,对于谷歌如何如何好的钦慕和与百度如何如何坏的对比,如谷歌搜索结果和商业结果的分离,和其“不用作恶也能赚钱”的宣誓。于是,关于设墙、关于垄断,也成为魏则西事件舆情发酵中,围绕百度乃至围绕我国互联网治理政策的最主要矛头。

第二,关于医改,舆论场愈发怨气丛生。医改推进到今日,尤其是今年以来的魏则西事件和相继发生的砍医伤医案犹如两把烈火,点燃了所有围绕医改的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情绪。一方面,广大网民是不满的,担心自己有一天如魏则西一般,被宣判“死刑”后还要被宰一刀。另一方面,医务工作者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被砍数刀的医生陈仲伟下葬当日,医务工作者的微信头像齐刷刷地换成黑丝带,彰显出一股难以名状的集体悲愤。公立医院也是不满的,凭什么私立医院赚的盆满钵满,结果恶名还要所有医院来担;民营医院更是不满的,莆田系不代表所有民营医院的良心,医疗市场化的政策又不是我们定的……如是这般,整个围绕医改的舆论场,对立、不满和失望几乎成为主旋律。最终的结果,则是对中国医改的失望和转向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值得关注的细节是,魏则西的“遗言”中说,“联系了很多美国医院,才把问题弄明白”,于是在舆情风波中,诸如《中国人最后的希望:去美国看病》被疯狂转发,去美国看病,成为了有光有亮的救命稻草。

魏则西事件所涉及到的中国医改和互联网管控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有关人心的争夺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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