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凌晨，环球时报/环球网刊发报道《中国游客遭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一家三口被扔坟场，外交部严正交涉！》，以9月14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的提醒为由头，报道了发生于9月2日的“中国游客遭到瑞方公务人员粗暴对待”事件。这篇报道迅速在舆论场掀起波澜。随后多家中国媒体多次联系瑞典警方及涉事酒店，但并未及时得到任何有效信息。

一天之内舆情经历多次反转

瑞典知名互联网新闻资讯网站《晚报》(Aftonbladet )于当地时间15日刊发报道，援引涉事旅店负责人的话，并采访了当时出警的Norrmalms警局负责人，详细回顾了事件经过。报道中还插入了一段据说是由路人拍摄的视频及当事人母亲哭喊的截图，并附加评论说，“中国游客指责瑞典警方的暴行，但据视频拍摄者指出，警察的方式一点儿也不差，他们正在试图平息局势，但游客在尖叫”。

9月16日，这段由Aftonbladet曝光的视频传回国内，当日上午，凤凰网以《瑞典现场视频：中国大妈坐地哭喊 男子被抬走》为题转发，并迅速在各大视频网站传播。由于曝光的这段视频经过剪辑，突出了“中国大妈坐地哭喊”“涉事男子在警察靠近时突然倒地，疑似碰瓷”，迅速引发网络舆论反转，网民开始指责当事人曾某一家是“巨婴”，“丢国人的脸”。

随后，有人晒出当事人在遭到警察粗暴对待后，第二天居然和没事人一样带着父母从瑞典去阿姆斯特丹游览的照片，并很快被众多微博“意见领袖”转发。很快有人辟谣，称微博里贴出的两张照片，其实是当事人一家在案发10多天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游玩的照片。

仅仅一天时间，事件的舆情就经历了多次反转。起初，瑞典政府对中方前期的交涉置之不理——中国主流媒体公布了这一事件，对涉事酒店、瑞典警方及瑞典政府构成舆论压力。在瑞典政府继续回避这一事件的同时，瑞典媒体介入报道，并以经过剪辑的视频证明“警察的方式一点儿也不差”，影射中国政府和舆论是反应过激，将同样一段视频流回国内，加上一些含糊其辞、相互矛盾的说法，舆论重心由此从瑞典警察不顾人权、粗暴对待中国游客转移到对中国游客海外旅游是否文明，以及对当事人道德问题的讨论上，由此消解了中方指控的合法性。

事实渐次澄清，瑞典政府含糊回应

由于中国媒体的介入和中国舆论的热议，9月16日之后，始终拒绝与中国驻瑞典使馆沟通的瑞典主流媒体纷纷主动要求采访中国驻瑞典大使。9月16日，桂从友大使就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在使馆接受瑞典《晚报》记者米奇奇专访，17日大使就同一话题又接受瑞典《快报》记者拉尔松专访。

与此同时，9月17日，环球网刊发该网记者对当事人的采访，当事人回述了事件全过程和此前未被报道的细节，对网络舆论和瑞典媒体提出的质疑做出回应。报道补充了视频之外的细节，同时，针对视频显示的当事人的假摔和哭喊，当事人在承认视频属实的同时，对其行为进行解释：“我当时没有办法思考这种方式是否妥当，我只是想控诉警察的作为，并向路人求助。”

这一报道事实上承认了当事人行为确有不妥之处，其中披露的细节也为之后还原整个事实提供了材料。在这一基础上，9月17日当天，由中国留学会创建的公众号Buzzword刊发长文，对这一事件做出全面分析，将之分为“入住、休息、初步冲突、警方介入、抛弃”五个阶段，客观分析了”当事人一家”、“酒店方面”、“瑞典警方”各自在事件中的责任，并得出瑞典警察“应该向当事人一家，为自己合法却不合理，违背警察保护人民的誓言的深夜抛弃行为道歉”；同时，当事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幼稚行为，向自己的父母，以及事件中的各方，向所有关心此事的中国人做出诚挚的道歉”这一相对中立和客观的结论。以环球网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的报道，及时回应公众舆论和社交媒体的质疑，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这一事件的全貌，起到了很强的纠偏作用。

事件发生到这个阶段，应该说已经可以解决，但由于瑞典官方态度的含混模糊，这一纠纷再次引起关注。直到9月16日，瑞典驻华大使馆才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表示：“每当收到针对瑞典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有违法嫌疑的投诉后，瑞典方面都会指派专门的检察官对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以确定警方是否有失职或违法行为。对于这几位中国公民声称遭到警方暴力对待的情况，瑞典方面同样已采取上述措施。”这一声明只是简单陈述瑞典方面收到投诉的例行做法，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

9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尚未收到瑞方关于此事的调查进展情况，瑞典警方仍未回应中国使馆有关见面沟通情况的要求，这不符合外交惯例和国际通行做法。我们再次敦促瑞方重视中方关切，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中国游客的安全与合法权益。”这一表态的核心关切是针对瑞方对中国使馆和外交部多次交涉置之不理的态度。

9月18日，瑞典检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把桂从友大使针对中国游客所受遭遇的投诉视为上诉，检方将把案件提交给更高级别的检察官来做独立评估。而迟至9月22日，在舆论压力下，涉事酒店才表示：“对当事人一家在瑞典的遭遇表示难过，希望同各方一道还原当晚事件全貌。”而此时，距事件发生已经过去20天。

新闻自由成为傲慢与偏见的挡箭牌

9月21日，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突然播出一段辱华视频，把这次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的事件以另一种方式推上前台。这段视频打着“给中国游客提示”的旗号，以充满低级趣味的噱头，粗俗不堪的语言，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而且节目使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省和西藏部分地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挑衅。很快，翻译后的视频版本被上传至中国视频平台。

辱华视频理所当然地引发国内公众舆论和主流媒体的强烈愤慨。9月23日晚，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人民微评：辱华者须付出代价”，指出，“把肉麻当有趣，把辱华轻描淡写化，这不是幽默，而是狡辩。傲慢不逊，蹬鼻子上脸，只有挑衅哪有善意？……一家炮制辱华节目的电视台，不仅失去了基本品格，也失去应有的公信。” 同日，新华社播发“新华国际时评”，评论说，“从该节目戴着偏见的眼镜、编造子虚乌有的材料、放肆侮辱中国人等一系列荒腔走板的言行看，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和策划制作人完全丧失了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这次瑞典电视台置客观公正于不顾，极尽诽谤侮辱，公然拼凑出一个往中国人身上泼脏水的节目，再次暴露了他们假人权卫士的面目。”

9月24日，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发文称，“该节目以中国游客遭瑞典警察粗暴对待的事件为调侃对象……其戏谑的语气、肆无忌惮的画外笑声，所体现的毫不掩饰的恶毒与侮辱，令人震惊。作为公共电视台，发表针对当事人乃至所属国的侮辱言论，既违背了媒体的公正原则，更逾越了道德的底线。”

同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瑞典电视台播出辱华节目事答记者问，表示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播出辱华节目，“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对中国和其他族裔的歧视、偏见和挑衅，完全背离了媒体职业道德。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从一个较纯粹的舆情事件，演变成为中瑞主流媒体之间的对抗。

事实上，瑞典媒体的“转向”早有端倪。稍微留意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网站会发现，在9月16日、17日，桂从友大使就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先后接受瑞典《晚报》、《快报》记者专访之后，9月19日，大使又接受了瑞典《记者报》记者专访，不过此次专访的主题已经从具体的事件本身转换成为“媒体交流和中瑞关系”。根据使馆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专访全文，大使接受采访伊始就指出“瑞典一些媒体对中国批评、指责、谩骂，甚至恶意攻击、抹黑”，一些人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负面言论，而“这些言论与现实中的中国完全对不上号” 。

实际上，从今年7月2日到9月13日不足3个月时间，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连续在其网站推出6篇有关瑞典媒体涉华文章的谈话，再加上7篇同样涉及瑞典媒体的其他谈话和专访，使馆与驻在国媒体如此频密的隔空喊话与交流并不常见。使馆发言人在就瑞典通讯社有关报道谈话中曾经诚恳地提出期待：“我们衷心希望瑞典通讯社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今日中国，而不是听信反华分子的谎言，戴着有色眼镜一味抹黑中国。”在9月19日接受瑞典《记者报》专访时，桂从友大使也强调：“希望一些瑞典朋友能够摒弃意识形态偏见、过时的冷战思维、幼稚的傲慢和早已过时的‘教师爷’作风，承认不同，尊重不同，相互包容，互学互鉴，同世界一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地时间9月25日晚8点，瑞典外交部联络处干事艾米特斯洛夫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交部的谴责和抗议已经清晰无误地传达给了瑞典外交部门，但 “这是瑞典的言论自由”。可见，所谓“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过是傲慢偏见的“挡箭牌”。

随着我国公民出国旅游总量庞大且逐年增长，少数人行为的不文明令当地人侧目，的确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早在2006年10月1日，中央文明办联同国家旅游局就公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指南》第一条就是“注重礼仪、保持尊严”。由此当事人的所作所为也是我国的宣传和旅游主管部门所着重提醒和明确反对的。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形形象与影响，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与义务。

但是，此次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的演变发展，着实给中国社会和中国媒体人上了一课。在国内媒体和网络舆论不断搜寻求证事实真相，冷静反思国人自身行为不当之时，瑞典媒体的“框架”式报道、海外反华势力的介入操纵、“恰到好处”曝出的种种谣言，以及由瑞典电视台辱华节目所揭开的瑞典某些媒体的狭隘、独断，舆论场中的偏见、傲慢，都在短时间内集中呈现出来，给西方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增添了鲜活的注脚。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塑造形象，如何在西方舆论场上站稳脚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辑  杨利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24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中提到了中国赴美留学的情况，“在教育方面，美国是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地，2017年中国在美留学生约42万人，为美国贡献约180亿美元收入”[1]。而按照中国教育部官网数据，2017年中国赴海外留学人数就超过60万人，并且还处在每年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

中国投资移民是资本外流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是美国EB-5签证的最大来源国，大约占1万个家庭名额的90%。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人数也不在少数。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7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显示：46.5%受访的中国高净值人群都在考虑移民，9%的受访者已移民或在申请中。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公布的《2016年全美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简称ACS）报告》显示， 2010年至2016年共有55万华人移民到美国（其中中国大陆的移民增长率最高），年增长率为25%。

近年来，中国投资移民的门槛水涨船高，目前对移民地区投资底限约为100万美元。再加上移民后的买房安家和财富转移，平均每户移民家庭支出应数倍于此。按照户均300万美元估算，若每年投资移民10万个家庭，意味着移民财富外流将达3000亿美元/年。以前移民带来侨汇，而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2018世界移民报告》中数据显示，汇入中国的侨汇只有610亿美元，财富净外流的缺口越来越大。

特朗普说中国留学生是“间谍”、“偷美国技术”等。实际上，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某些高科技领域的学科已遭到美国政府的限制，近来越来越多选择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遭拒签，2018年常青藤的理工男被拒签达70%。中国留学生到西方名校学习高科技的人数有2000人的规模，这些学生是是来自中国的顶尖人才，然而最终结果不是被埋没就是流失海外。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大量的海外移民和留学，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面临的陷阱。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也是该国高收入群体达到财富门槛、海外移民倾向高涨，大量去发达国家留学的危险期。怎样保持高收入群体对本国的向心力，成为关键所在。在成功跨过中等收入的日韩等国，一直都是本国一流大学优先和财富人群心系本国，没有如此的移民潮和留学潮。而拉美等国则大量留学移民，财富外流、留学生被西方洗脑、主流意识形态被控制等，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留学潮和移民潮，背后蕴含着某些政策的失误。一些政策出于局部绩效的考虑，或者被某种市场和地方利益所诱导，导致全局被动。主要问题有：

一、放任留学移民中介把持舆论。留学移民的中介服务是一个大生意。留学中介费约10万元人民币，投资移民中介费约100万元人民币，每年60万人留学、10万户移民，就是一个1600亿的大市场！而留学移民中介为了拉客户、宣传业务，大多发布贬低中国、美化西方的广告软文，这已成为大量负面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地方利益排挤外来人口的后果。比如，目前北京上海的落户条件已经高于西方国家的移民门槛了，这带来严重问题。一些外地人员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买了房子还完房贷，却依然没有落户希望，受到户籍诸多限制。但如果把住房一卖就足够投资移民西方，怎能不心向往之？全国各地想去一线大城市的高净值人群，相比去京沪等大城市落户，移民成为更加合算的选项。国外结婚可以定居，京沪结婚要45岁才能落户，引得很多女性外嫁移民，带走财富。现在全球都在争抢高端移民，为何中国不拿出最好的资源和适宜的政策，吸引人才和财富留在本国一线城市？

三、英才教育体系薄弱。中国的普及教育做得很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英才教育薄弱。美国有多层次的英才教育体系。西方著名中学全球招生，中国的中小学资源一般情况下只面向本地生源，这使得广大青少年的创造性不易得到充分发挥。目前中国出国留学出现低龄化的趋势，值得反思。另外，我国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同时，出现了素质教育和高考脱节现象，像南京、苏州这样的文化名城，居然连高考“裸分”第一名都有可能上不了清华、北大。这也导致出现高中学生宁愿留学而不参加高考的现象。

四、流动人口教育升学没有出路。每年北京有十几万非京籍、上海有十几万非沪籍的考生，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异地高考，但留学的门却是敞开的。他们的父母“北漂、沪漂”多年，回原籍高考已经不现实。如果父母在北京上海买了房子，半套房子就可供两个孩子留学（或者父母卖掉老家房子也够用）。这些考学难问题逼着他们走留学路。

五、优质教育资源招生不与国际接轨。中国招揽的留学生大量由国家补贴，这实际上是国民歧视。应当让那些在高考时无奈走留学路的考生，都可与外国申请留学一样申请中国著名大学和中学，对他们可以高收费，按照西方学费的高标准收取学费即可，在政策上设计不同标准，让他们留在国内读书，同时给国内创造效益。

解决留学移民带来的财富外流问题，关键是要在教育、户籍等政策方面树立全局观，破除地方保护。建议：

一、开放北京上海等地户籍政策，与西方国家争夺人才。现在不少二线城市在搞“抢人大战”，但目前最直接的是与西方“抢”人，把人才和财富留在国内。特别是对净资产多于100万美元的家庭，对高技能、高纳税人员，以及在一线城市有固定居所或已结婚多年生子的家庭，应放开城市户籍限制。

二、建设中国的英才教育体系，留住民族天才。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以前韩国也实行教育平准制，后建立了英才教育体制，尤其是科学高中和科学英才高中，使得韩国学生在国际学科竞赛中崛起。伴随韩国三星等科技型企业的大发展，更突显人才是竞争力的根本因素。这些英才学校在全国招考，其条件优于留学，成为孩子们的首选。英才教育体系还可以向在科技、财经、社会、纳税等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员的子弟给予政策保障，以打消他们的移民意愿。

三、改革流动人口高考制度，增加高考区分度。要让非京籍、非沪籍以及父母工作迁移但子女受到迁入地高考限制的孩子能够参加当地高考，不以出国留学为必须。如果地方有困难，可以设立不限户籍面向流动人口和英才体系的特别高考，单独给录取名额。

四、优质教育资源与国际接轨，高校宽进严出、提高教学水平。建议“一本”以上的学校可以扩招25%，按照国际留学的方式申请，按照西方名校的学费收费，留住走“留学路”的生源和资金。恢复以前的自费生，但总毕业证不增加，也就是采用淘汰制，20%的人不能毕业，这也能够改变大学里不好好学习的风气。

五、严控中介，打击负面舆论。对留学移民的广告内容应予以限制，对留学移民中介的资质严格审查，对虚假内容严肃查处。严查偷税，严查与地下外汇钱庄的联系，严打留学移民欺诈。

（编辑  杨利红）

2018年的夏天，一部国产电影引发了舆论场有关药品监管的全民大讨论。《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自今年7月5日公映之后，以其现实主义的题材和精良的创作水准获得了30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8600万，关于药品研发和价格的话题讨论占据了各大舆论场的主阵地。然而这部电影引发的舆论还未平息，一起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疫苗的事件再一次戳中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痛点，7月1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和持续的关注。

两起事件均涉及到“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部门，也均涉及到最大的民生问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不敢用国产药等全民都在关注的大事。通过两个事件舆情对比走势图（图1）可以发现，《药神》事件相对于疫苗事件可以看作一个舆情酝酿期，疫苗事件在这场关系国计民生的舆论场探讨中才迎来真正的高潮。

图1 《药神》事件和疫苗事件舆情对比走势图

这两起重大舆情事件引起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高度重视，相继做了四次批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苗事件做出重要指示，他强调，确保药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之责，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药神》爆款电影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相关措施，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同时就疫苗事件在7月22日和7月30日分别做出两批示，强调要从健全疫苗管理机制入手，确保群众用药安全。

《药神》：“资本”无法控制

《药神》改编自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代购抗癌药的真实事迹，电影讲述了一位药店店主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因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请求其从印度代购价钱便宜且治疗效果与原研药相近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使得主人公程勇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收获巨额利润的他，生活剧烈变化，被病患们冠以“药神”的称号。

而现实问题是此种代购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和药品监管下实则为“走私”，在情理法的权衡中，程勇最终被判了刑。公众对影片现实问题进行热议，根据舆情监测数据，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让更多患者享受抗癌药品科研创新红利、如何让印度仿制抗癌药在国内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空间、在抗癌药零关税下如何切实惠及终端用户群体、在民生诉求与药企利益之间，政府如何体现监管责任以及反思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等成为舆论场的主要议题。此次事件的舆论场主阵地在微信自媒体平台（图2），辅之以微博，主流媒体报道量相对来说较为平稳。

图2 《我不是药神》事件舆情走势图

对《药神》涉及的药品管理政策问题，主流观点有：第一，认为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或将倒逼原研药降价。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关于药品保护，要做好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国家正在考虑完善药品专利相关制度，让老百姓用得起好药。第二，认为应推进国家层面的药价谈判和抗癌药降税等措施，推进药品进口管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医改专家李玲在接受广东卫生在线专访时谈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还是要深化改革，改变目前医院的逐利机制，建立一套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机制”，同时认为抗癌药进医保只能在短期内解决部分问题，并非长久之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江宇认为，《药神》事件可以让大家重新反思“资本”的作用。《药神》这部电影把“药价贵”的原因归结为垄断药企定价，并且通过故事情节渲染了资本的冷血无情，这一点成为初期一些舆论的主旋律。之后，很快便出现了为资本辩解的声音，认为资本逐利是本性，是无法控制的，而且如果没有垄断药企，患者连吃高价药的机会都没有，将其存在合法化。这种声音一度成为舆情的主流，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不少人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对市场违法违规现象则多处于无奈状态，监管缺失、市场无序，难以进行治理。而且媒体声音不一致，社会监督的功能难以发挥。舆情进一步发酵之后，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指出：事实是格列卫（电影中药品格列宁的原型）的研发并不是垄断药企的功劳，主要是美国政府出资的NIH等公共部门基础研究的贡献，药企只是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研究的红利。而且，在早已实现了盈利之后，药品仍然利用专利维持高价，获得数十倍于成本的垄断利润。同时有评论援引古巴的例子和美国对比，认为古巴的药品研发从患者的实际需要出发，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研发成本低，药价低廉。

“在《药神》中，刻画了政府两个方面的角色。”江宇说，一方面是以警察的角色出现，却为垄断药企“站台”，这一角色受到公众的指责；侧面体现的是一些政府部门不能约束资本，政府的监管责任缺失，不能有效保护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将格列卫纳入医保的角色，这看上去是给了观众一个正面的交代，但仅仅是一笔带过，公众并没有很深的印象。这反映了在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政府的信用透支，公众对政府也不够信任。

“疫苗事件”：政府监管仍是痛点

从舆情监测的分析结果来看，疫苗事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酝酿期、高潮期和回落期（图3）。7月15日-7月21日为酝酿期，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因涉及疫苗话题较为敏感，网民情绪多为愤怒、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评论将“数据记录造假”等同于“产品造假”。7月21日-26日为高潮期。微信公众号@兽楼处《疫苗之王》文章引爆舆情，随后各主流媒体开始深挖疫苗事件，舆情热度迅速高涨。22日晚，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苗事件作出指示，要求一查到底，严肃问责。疫苗事件立即成为微博热搜榜头条，达140万转发量。25日，世卫组织就疫苗事件发布媒体声明，国务院调查组开始赴吉林调查疫苗案件，使得舆情各主流媒体纷纷转载报道，又带来新一轮舆论热议。25日晚，国家药监局主动发声，发布了《国家药监局：疫苗监管问答》，详细披露了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舆论场进入理性评估阶段，反思疫苗事件和建言献策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图3 疫苗事件舆情走势图

经过对疫苗事件舆论场分析得知，疫苗事件引起的讨论非常热烈。 2010年山西疫苗案以及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依旧让公众记忆犹新，此次疫苗再出事端，使得“疫苗之殇、唱衰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舆论焦点放在政府监管。目前，舆论场认为疫苗事件产生的原因大致为以下几点：我国疫苗监管体系存在严重问题、违法成本过低、疫苗产业私有化、系统内腐败，以及我国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足。也有观点认为，疫苗事件的本质是整体社会道德底线缺失。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苏婧认为，疫苗事件暴露了疫苗生产、流通的诸多漏洞及薄弱环节，也对现有疫苗生产、流通、接种管理体制造成冲击。这一问题持续发酵对我国免疫规划事业造成重创，影响了公众对预防接种和疫苗安全的信任；造成国产疫苗质量不被信任的后果，可能导致公众无法通过预防接种形成免疫屏障，疫情一旦局部爆发甚至全面爆发，社会将付出沉重代价。

政府监管与资本的逐利本质

《药神》谈论的是百姓吃不起药源于“国家过度监管”，不让印度生产的与原研药疗效一致的仿制药进入国内市场所致；疫苗事件谈论的是百姓用过期疫苗和问题疫苗源于国家缺乏监管，放任私人资本垄断国内疫苗市场，危机广大群众健康乃至生命。在疫苗事件中，二级疫苗市场的私人企业，凭借其控制的巨额资本，足够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控制药品生产或流通，违反工艺规程、控制价格，以获取高额利润，贿赂官员逃避监管。更有评论文章追溯了长生生物的发家史，认为医药行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在关系到百姓健康和生命利益的医药领域，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为什么国内很多初创或中小型研发型的生物技术公司中，80%以上去建厂从事生物药生产，而绝大多数没有完备的生物药质量管理及CMC团队，却仍然能够从事生产，甚至在拿不到生产批件和药品生产证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将产品投放市场。政府不立规矩，在这些“大事”上怎么能真正体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对资本的调控作用。

学者于中宁认为，医药从政策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可以称为是信用药，是指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强制推行的药品，疫苗就属于这一类药。第二类药称为市场药，是由医生开方，医院采购，市场化生产的药。第三类是引进药，第四类是创新药。医药改革的头号问题就是信用药，因为它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是强制推行的，利润是强制收取的。这类药出了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会辐射到所有药业。信用药的生产只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企，一种是国家特许，药监系统必须有驻厂特派员，监督整个生产流程和检验，务必做到万无一失。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创新药。创新和巨额资本投入是紧密联系的。中国药企无序竞争使得利润滑落到边际成本，根本不可能搞创新。中国医药产业必须在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引导下，进行大规模的整合。信用政策和产业政策，这才是监管部门的战略任务。扩大来说，中国所有重要的产业，都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战略。希望医药系统的改革能够成为一个中国经济管理的典型，逐步将中国经济管理现代化甚至智能化。

（编辑  杨利红）

     近来，国际局势的变化深刻改变国内外的舆论环境，今年3月以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从特朗普政府加征钢铝关税起，在双方的谈判中，美国政府政策转向，总统特朗普不断主动挑起和推动贸易摩擦升级。国内外媒体跟进报道，我国国内舆情也随之波动，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舆情热点事件。

中美两国舆论引导的不同特征

    舆论作用的场域

（1）报道来源。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反复波动、不断出现焦点新闻的长期性事件，两国新闻媒体都对事件进程保持关注。以报纸、电视为依托并辅以网络化传播手段的主流媒体机构，和以大数据、移动客户端、社交网络为依托的社会化媒体是最重要的两股力量。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属于政府间事务，主流媒体机构具有政治资源优势，在一手新闻报道的生产上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获得了更多的舆论引导机会。中美两国关于事件最新动向的新闻，均是由第一时间获取政府资讯的主流媒体发布。社会化媒体在该事件的舆论生产中则更多起到了解释、重构甚至干扰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特例，如特朗普通过个人推特公布白宫的最新意向，但由于这类信息数量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此事件中主流媒体机构主导的传播格局。美国方面，主流媒体机构代表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克斯新闻网等都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长期跟踪报道，社会化媒体如雅虎新闻、赫芬顿邮报、推特、脸书等拓展了新闻信息传播的渠道。这些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事件信息和观点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舆论和我国国内舆论起到了引导或干扰的作用。

中国方面，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及其旗下的社交网络账号、客户端，成为最重要的信息发布平台。事件后续跟踪报道的积极参与者包括财新传媒、第一财经等财经类媒体，也包括凤凰网、网易、新浪等门户类网站。除此之外，《环球时报》等央媒的社论引起国内外较多关注，主要的外宣媒体《中国日报》、CGTN等也通过刊发外文报道强调中国立场。

（2）群体差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这类国际争端容易受到大众关注，但不同群体的解读方式和理解能力显然存在区别。以中国为例，当贸易摩擦事件以集中态势爆发、相关报道以“中美贸易战”等标题或以鼓动情绪的方式进入舆论场时，往往能激发大众的强烈反响。但当涉及到具体的贸易政策和税费调整时，事件在大众中的影响力明显下滑，关注的群体相对局限于某些特定的行业，舆情呈现冷却态势。由于不同媒体受众群体的区别，这一现象可以在进行相关报道的媒体的性质上得到集中反映，如5月20日的舆情热点“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中，中央媒体的参与度高达72.4%（图1），而4月19日的舆情热点“中国商务部审查高通和恩智浦并购案”中，中央媒体的参与度仅为13.8%（图2），远低于财经类媒体的26%。

图1“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媒体参与情况示意图（来源：知微事见）

图2“中国商务部审查高通和恩智浦并购案”媒体参与情况示意图（来源：知微事见）

因此，在对这样一个既有长期发展脉络，又有点状爆发可能的事件进行舆论分析时，就必须关注这种分众化的趋势，不仅要关注普通大众的情绪表达，也要关注互联网、商贸、科技、金融等特定行业的反应和态度。

    中美两国媒体的代表性观点和特征对比

（1）重要的时间节点。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闻报道或评论则要以具体的事件为根据。若要对舆论引导的方法和效果进行研判，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在这一过程中围绕事件为节点，对该事件进行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状况进行分析。根据“知微事见”数据平台的公开资料，今年3月9日，特朗普公布232措施（即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之后，在我国国内互联网舆论场中，中美贸易的相关舆情形成了约50次关注热点，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中美贸易国内互联网相关舆情的关注热点

（来源：知微事见）

截至6月20日，“知微事见”平台的“全平台事件影响力指数均值”为61.8，当影响力指数高于65时，该事件在互联网的影响力应超过其他舆情事件，受到公众特别的关注。

根据表1数据，舆情热点在两起新闻事件发生之后最为集中，一个是4月2日的“财政部发布通告：对美国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表现为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相互出击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舆情热度延续至4月7日；另一个是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零件7年”，引发的舆情集中震荡一直持续到4月22日才告一段落。可以基本判断，有关这两起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在整个中美贸易摩擦的“事件链”中起到重要的舆情导引作用。

（2）中美两国媒体报道的内容对比。针对“关税纷争”和“中兴事件”，本文选择了8-10篇来自不同性质的中美两国主要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并对其关注点、内容和观点进行了分析，见表2-表5。

表2 美国媒体对“关税纷争”的报道或评论

（来源：雅虎新闻）

表3 美国媒体对“中兴事件”的报道或评论

（来源：雅虎新闻）

针对“关税纷争”事件，大部分美国媒体报道的切入点是从中国公布回应措施出发，多个报道中提到中国的回应措施可能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造成不利影响。从观点来看，大部分美国媒体并没有批评中国的关税政策，但都把中国加征关税的行为视作对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与自由贸易准则无关（这些美国媒体依然不认可中国是“世界自由贸易维护者”这一观点，相反，他们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公平竞争恰恰是造成当前局面的根本原因）。正如CNN的报道，大部分美国媒体都在为特朗普追究“中国在贸易中占美国的便宜”这件事“点赞”，但认为其采取的方法不当，一味抬高关税使得美国脱离盟友的支持和国际规则的框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些报道均对中国回应态度的强硬和出现全球贸易战的潜在风险表达了担忧。

针对“中兴事件”，美国媒体的关注点多在制裁措施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影响和中国的激烈回应之上。这些媒体基本都援引美国政府的提法，认为中兴公司未遵守相关法规，在去年遭遇巨额罚款之后仍不对经营管理作出改进。大部分报道均指出，中兴公司的业务将受到较大冲击，甚至由于中兴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2025）。而在解读中国回应时，美国媒体屡次将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回应描述为“爱国情绪”，尤其在引用中国相关人士对事件的评论时，极少出现对事件本身的理性分析。

表4 中国媒体对“关税纷争”的报道或评论

（来源：人民网）

 表5 中国媒体对“中兴事件”的报道或评论

（来源：人民网）

针对“关税纷争”，中国媒体报道的观点和角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出台关税措施是霸权主义的体现，如果发生贸易战，美国要负主要责任；第二，美国的做法违反WTO原则，美国对我方的指控缺乏依据；第三，美国的做法“于己不利、于我无伤、于世界有害”；第四，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敢于捍卫尊严，敢于主动出击，敢于抵抗到底；第五，中美贸易争端是“危”也是“机”，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内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改革。

针对“中兴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禁令出于霸权考虑，是有意要限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因此必须坚持斗争、捍卫中国企业的利益；另一种是认为此次“中兴事件”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层面的缺失，应当以此为教训加快自主创新。

（3）中美两国媒体报道特征对比。从上述报道内容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媒体存在显著区别。总的来看，其差异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媒体对“中国提高关税”的报道力度明显高于“特朗普提高对中国关税”，而中国媒体对二者的报道力度都相对较高；第二，美国媒体讨论更多为具体事件本身，而中国媒体较多对事件进行延伸，尤其是将话题引向“霸权主义”；第三，美国媒体无论在阐述中国还是美国出台贸易政策时，都较少从世界自由贸易秩序的角度讨论，也较少提及中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第四，美国媒体更多以“特朗普政府政策”陈述事件，对国内话题的关注程度高于国际层面，而中国媒体则大多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问题；第五，从整体情绪上看，美国媒体显得较为负面和忧虑，中国媒体则显得较为激昂和强硬。

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不少国内媒体在报道国外舆论反应时，都更多展示它们对特朗普政策不满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报道固有的结构性因素对国际舆论的引导作用，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美国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官方宣传刻板枯燥的评论和偏见，如《华盛顿邮报》使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戏谑语句评论中国官方僵化呆板；彭博社、Zerohedge等媒体在报道中，将美国商务部对华为违规的指控和殷一民“我们有强大的祖国”的宣言放在一起，暗指中国政府参与操控不公平竞争，批评中国企业家的“国家主义”倾向；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国政府部门的说法，称“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建立在阻碍外国企业公平竞争和剽窃他国技术的基础之上。这些报道体现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一贯以来的特征，对我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有不利影响。另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都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事件的受害者，而中国媒体的强硬态度往往被美国媒体用来指责为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佐证了它们的观点。多个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有引述中国“中央媒体”的报道，通过截取某些情绪化的语句，达到扭曲事实、丑化中国合理利益诉求的传播效果，对国际舆论环境和中国国内舆论环境造成一定冲击。

国内社交媒体负面衍生舆情分析

我国国内社交媒体的舆情反馈，是在国内外媒体报道的双重作用下进行的，考察这一部分的舆论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国内外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的范围和效果。

从“中美关税争端”和“中兴在美禁售令”两起事件出发，梳理中国社交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和文章，通过分析这些文章的观点和立场，可以大致勾勒相关事件的国内互联网舆论生态。表6案例是综合考虑发布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接近）、影响力（阅读量应在10万人以上）、代表性（有一定数目的支持群体）、争议性（与官方口径不一致、引起广泛讨论）等因素。

表6 相关事件国内社交媒体上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和文章

受到爱国情绪的感召，我国的社交媒体舆情基本与主流媒体引导的方向一致。但是，在由主流媒体设置的议题之外，也有部分衍生舆情通过社交媒体，在一些特定的群体广泛传播，其中的一些信息造成了恐慌、愤怒等负面社会情绪。尤其在大中城市科技公司、互联网、金融、教育等行业，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这些负面信息的传播较为迅速。从推文的内容来看，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文章过分夸大事态严重程度，引发公众恐慌情绪，给市场带来不良反应。第二，部分文章罔顾事实、借题发挥，批判中国的国民素质与国民性，贬损民族尊严。第三，部分文章渲染房价、产业结构等中国经济固有问题，激化社会矛盾。第四，联想“投票门”舆情可被视为“中兴事件”和中美贸易战的一个衍生事件。在该事件中，自媒体表现较为活跃，对于联想公司“叛变投敌”的批判随处可见，但一些批评不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客观地分析问题的前因后果，反而因此损害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

通过对国内衍生舆情的分析，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内宣和外宣的一体两面性。国内社交媒体上的公众意见，既能体现中国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对我国部分群体、尤其是与国外交流较频繁的人群的观点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国内外舆论产生的背景与机制

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舆论是由一系列影响力不同、波及范围不同的舆情事件组合而成的，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相关的事件形成了一个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当中的引导力量，既包括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也包括两国的社会化媒体，还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类媒体。因此，对我国国内互联网舆情产生机制的分析必须包括国际形势和国内舆论环境。

    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1）世界整体形势。中美两国此次在贸易摩擦中的舆论表现，首先反映出近年来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实力的增强让美国媒体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对中国强硬态度的担忧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是其中流露出的主要情绪，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贸易战”而非单方面的“制裁”成为最主要的关注点。这些特征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愈演愈烈。

近年来，西方世界内部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流失、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赤字严重等问题，促成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的崛起，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以更加现实的视角看待问题，着力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并淡化意识形态论辩，正越发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因而，美国媒体倾向于忽略特朗普设置关税壁垒对自由贸易的侵犯，愈发肯定特朗普解决社会问题的诚意，而将对特朗普政策批评的重心放到了他过于激进的策略“使美国失去盟友支持和世贸法规庇护”之上。此外，中美两国经贸问题对世界局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方面，同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关系牵动了许多国家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协调合作对于加强全球治理意义非凡，维护世界政治秩序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中美两国合作完成。这样的局面，促使更多国家媒体和公众加入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关注和报道中来，使整个国际舆论场更加复杂多变。

（2）中美关系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两国外交战略的变化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框架下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不断拓展。而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示过去试图塑造并吸纳竞争对手的尝试已经失败，美国在未来同中国的竞争可能更多出现在展示实力的场合。其次，中美两国竞争的场合和深度正在快速拓展：新技术的发展、新产业的出现正在刷新双方经济科技领域竞争的定义；在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等涉及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构建的问题上，双方也会出现更多的争执和冲突。

    国内舆论环境的特点

（1）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较强。虽然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事件中出现了一些与主流媒体意见相左的其他舆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主流媒体在国内舆论引导上作用显著，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舆情信息，其议题、观点、立场和情绪大部分同主流媒体一致。

（2）网民的爱国情绪高涨。此次事件中大部分网络舆情都体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色彩，包括自主创新、经济结构改革等议题，也基本离不开爱国主义的主题，完全不认同国家、民族立场的舆论信息十分少见。

（3）大部分网民对具体信息缺乏辨识力。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金融、互联网、科技、能源等领域和行业的专业知识，非相关专业背景的大部分网民实际上对事件信息的来龙去脉缺乏必要的辨识力，容易被主流媒体和专业人士引导。

（4）固有的负面社会情绪仍然存在。在社交媒体上积累的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经过某种方式的鼓动，能够以各种潜在的相关热点舆情为引子集中爆发出来，成为具有较强破坏力的负面衍生舆情。

（5）社交媒体舆情易受外国媒体信息引导。社交媒体一方面具有全球意义上的互联互通性，各种新闻信息的传递不受限制，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传入。另一方面，最易接触到外国媒体信息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专业人士，这部分人群在社交媒体当中通常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的意见也更容易对大众的态度构成影响。

（编辑  杨利红）

食品药品安全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重要民生问题，也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2017 年末舆论哗然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以及2018 年初遭到舆论围猎的“鸿茅药酒事件”是近期食药领域发生的较为典型的舆情事件。

食药领域的主要矛盾

2013年到2017年间，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热点事件一直占据舆论场的风口浪尖，频频引发舆论爆点，蝴蝶效应显著。如2016年3月爆出的“山东非法疫苗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的“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即运输销往24个省市；2014年7月发生的“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上海电视台爆出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洋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使用大量过期变质肉类原料行为；以及2016年年初，引起社会恐慌的“媒体报道僵尸肉事件”。起因是某主流媒体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的文章，指出一些走私冻肉“肉龄”长达三四十年，这个舆情随后演变为真假新闻信源之辩。

这里要提及2017年末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方舟子在《科学世界》杂志2017年第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持续两个月之久的舆论口水战。再比如，近期引起舆论场哗然的“鸿茅药酒事件”，广州医生谭秦东因在网上发布题为《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被跨省抓捕，舆情持续发酵成为对“鸿茅药酒”的网络声讨。在食品药品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与食品药品的安全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通过食药舆情得以外化。

食药舆情的传播规律

食品药品话题在近五年内，整体舆情热度持续高位水平，部分食品药品话题成为了舆论场的高风险议题，并且间歇性地引发舆论爆点。表现在：

第一、部分话题成为“顽疾”，尤其是涉及婴幼儿这个最为敏感的群体、面向更广泛大众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以及疑难杂症的相关话题。例如，“山东毒疫苗案”引发的对疫苗问题的关切、“史上最严”奶粉新政引发对婴幼儿奶粉的关注、方舟子“普洱茶致癌论”引发对防癌致癌问题的大范围讨论。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关联政治生态。

第二、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事件不断、话题多焦点，议题复杂纷乱。表现在一个事件带出一个话题，再产生各式各样的议题；事件本身复杂，既穿插了违法案件，也涉及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甚至关系到行业利益和企业利益。例如，2017年9月曝出的天津独流镇调料造假事件，其焦点除了造假商品本身，还有多年来独流镇形成规模化链条式的造假行为。这种造假行为涉及到行业内的恶性竞争、资本利益的裹挟等复杂因素，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产品安全的范围。

第三、舆论场乱象丛生。舆论商战、有偿新闻等现象时有发生，为博取眼球，不负责任的“标题党”报道甚嚣尘上，常常在文章中出现“毒奶粉”“毒疫苗”“僵尸肉”等主观定性的标题描述，而报道内容却往往缺乏基本的科学逻辑，夸大问题的严重性，给民众带来心理恐慌，导致“疫苗”“奶粉”“肉类”等相关话题长期陷入被“污名化”的境地，难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第四、关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舆论场一直未形成坚定而一致的主流声音，各方利益博弈有加剧趋势。在食药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需要主流媒体传播和解读，但这些专业性的政策解读并没有实现有效的传播效应，公众对相关的政策、监管方的操作并不知情。现在无论哪种形式的食药问题一出现，即使是企业及个人出现的问题，最终舆论都将归咎于政府部门，从而引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不理解。

一些企业、媒体乃至别有用心的网络大V等，利用广大消费者脆弱的信心，在一些相对专业的问题上刻意做文章。这些打着“揭露真相”旗号的文章不但不利于解决食品行业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反而无限制地增加民众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夸张想象空间”。这些舆论口水战混淆视听，加剧社会恐慌情绪，一些问题被无限放大，对整个食品药品行业的发展乃至我国食品药品出口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社交媒体为主要发酵地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社交平台成为网民们发声的主阵地，微博、微信、贴吧等一系列社交、服务类客户端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新媒体平台的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多阵营格局慢慢形成并趋渐成熟。

社交媒体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匿名化的社交媒体发布的匿名信息难以分辨曝光人背后的意图，增加舆情的不可控性和风险性。第二，社交媒体重塑权威性。在传统媒体时代，是传统媒体赋予信息源的权威性；而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权威性来源于“粉丝经济”的赋权，搏眼球、比颜值、比出位等手段成为“权威”产出的主要逻辑。因而，食品药品领域的话语权未必能够掌握在那些真正的专业领域权威人士手中。

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一系列食品药品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代表行业、企业利益的自媒体开始发声，声音日趋多元化，而某些大V和意见领袖在集结一定体量的粉丝群体之后，便在舆论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典型如方舟子在微博平台上集结起660多万的粉丝量，在普洱茶致癌事件中，微博成为其发声的主要舆论阵地，辅之以微信公众号“方舟子”很快主导了这个话题的舆论场，主流声音似乎就只能去推翻和验证方舟子的观点，而不能有力地主导舆论的发展走向。

风险不确定性强，蝴蝶效应显著

第一，从行业上来看，食品药品的个案问题容易引发全行业的风险。分析过往食药舆情事件不难看出，此类舆情往往从一个企业的个案扩大到全行业的普遍危机。例如 “鸿茅药酒”事件中，媒体和民众从对事件本身的追踪很快扩展到对“药酒”的疗效及安全、“非处方药的进驻标准”等行业话题的讨论。再比如2016年 “上海假冒雅培婴幼儿奶粉事件”中，从刚开始对犯罪分子的谴责推升至对奶粉市场的讨论。

第二，从地域上来看，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很容易从某地扩展到全国，甚至从国外扩散到国内。典型如 2017年8月“海底捞后厨现老鼠”事件，事件爆发于北京，随后经由互联网的传播，很快成为全国各地的关注焦点。“麦当劳冰激凌机发霉”等事件，则是从美国扩散到国内的典型舆情事件。

泛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

近几年对民生问题的炒作，使食品药品成为舆情的头号热点，并且多次上升到体制机制问题，社会信任危机加剧。对此类舆情的炒作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治化倾向明显，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不切合实际的利益诉求，进而将个案归结为“体制问题”；第二，抓住政府治理的薄弱环节反复炒作，食品药品安全与人们的生存需求密切关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发社会不安情绪。例如，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中，有媒体以“这是在杀人”的标题迅速引爆舆论场，地方政府部门仓促回应中的不当措辞，经媒体断章取义报道后引发民众强烈的抵触情绪。对于民众来讲，最关注的莫过于疫苗的流向，是否涉及到自身的安全。而当得知，非法经营的疫苗主要流入农村地区，无形中又牵引出城乡食品药品的安全治理和水平差异问题，引发阶层固化的讨论。这种议题设置的不断转换，形成了舆情信息叠加、持续发酵的效应。

食药舆情的话语逻辑

食药舆情在传播上形成了一套语法逻辑和话语修辞，表现在话语范式化和由此带来的对社会阶层以及意识形态的隐性投射。在2017年7月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以及2018年初的“鸿茅药酒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叙事范式化

“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的舆情走势呈现出波浪式特征，舆情发展过程大抵分为以下几个发展期：

（1）酝酿期：9月1日-9月5日，舆情处于酝酿期，“普洱茶致癌”的议题再度引发舆论热议。沉寂近两个月的《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成为茶业界微信公众号热议的对象，“普洱茶是否致癌”又一次成为舆论场关注的焦点。5日，方舟子在其新浪微博上转发此文，舆情正式开始发酵。

（2）爆发期：9月6日-8日，新闻媒体开始介入“普洱茶是否致癌”的话题讨论，媒体的关注度推高舆情走势。

（3）高潮期：9月9日-22日，连续出现4次舆情波峰，舆情在此时间段到达高潮。期间，云南普洱茶界的专家，陈君石和陈宗懋两位院士，云南省卫计委、昆明市食药监局等相关部门，以及云南农大等学术机构，与方舟子掀起“此起彼伏”的舆论战，推动舆情不断发展。

（4）回落期：9月23日-10月13日，方舟子发表《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列出一系列“证据”逐个反击专家的观点。10月13日，昆明市食药监局部门和云南农大先后再次公布“未检出黄曲霉毒素”的实验结果，方舟子依然在微博遥相回应，但舆情热度逐渐下降，争论渐渐平息。

根据对方舟子“普洱茶是否致癌”这一舆情的整体监测，其中有两次“10万+”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一次是8月1日，方舟子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阅读量达到10万+；另一次是9月26日，方舟子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一文，阅读量达到10万+。从舆情监测的数据看，舆论场的主阵地在微博上，微信平台这两个10万+的文章不仅带来了阅读量，更带来了传播力和民间舆论场的蓬勃之势。

    舆论围猎化叙事增强

“鸿茅药酒事件”舆情走势呈现出“L”型，舆情爆发期，媒体和网络关注度极高，波峰过后，整体舆情较为平缓，舆情回落期偶尔有小波峰出现（见图2）。

图2  “鸿茅药酒事件”舆情走势图

“鸿茅药酒事件”有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值得关注。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17年12月19日，广州医务人员谭某在网上发了《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目标直指“鸿茅药酒”，将其定性为“毒药”。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18年1月25日，内蒙古凉城警方对谭某实施跨省逮捕，罪名是“损害商品信誉罪”，此时距谭某发文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18年4月13日，成都传媒集团所属微信公众号“红星新闻”发布了《广州医生发帖称“鸿茅药酒是毒药”涉嫌损害商品信誉被警方跨省抓捕》一文。此文一出，澎湃新闻、《新京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几乎全员跟进，在社交媒体引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声浪。

在此事件中，得到舆论“围猎”的关键点大致有以下五个，第一是“谭某是商人还是医生”；第二是“警察跨省抓人”；第三是“民事纠纷刑事化”；第四是被舆论声讨的“鲍洪升的经销体系”；第五是“对媒体广告投放的质疑”。对这些关键点的关注似乎比对“鸿茅药酒”本身要更多，舆论似乎已经默认“鸿茅药酒就是毒药”，并没有围绕其进行充分的实证验证和相应的报告，反而去追踪和围猎被制造出来的外围舆论热点。质疑警察跨省抓人的法理性，质疑民事纠纷刑事化，质疑国家食药监非处方药的认证标准，质疑鸿茅药酒广告投放监管部门的失责等等，而这些似乎与核心议题相去甚远。这种舆论多焦点化、声东击西的新形式值得关注，围猎化的方式最终目的是引起全民关注中医药相关话题，放大舆情事件的相关焦点，质疑公权力，最终引发公众对公权力的集体怀疑。

食药舆情的舆论引导启示

从目前食药舆情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其主要特征是信息源的多元化、信息生产平台的公共性以及民意的非典型性，需要较长时间的制度建设才能改善食药舆情的现状，我们建议：

第一，建立公正公开的信息共享平台，主管部门主动设置议题。建立专业、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掌握设置议题的主动权，重塑政府部门和国家主流媒体在议题中的权威角色非常重要。信息共享平台要与新媒体社交平台形成一种信息供给结构的多样化平衡性，尽量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形成社会主流的一致声音。改变他人设置议题、议程，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跟在后面不停澄清的被动局面。

第二，提升突发食药舆情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由于食药舆情的涉及面广，爆破性威力非比寻常，甚至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舆论引导方面相关部门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实时舆情监测，并且及时对热点事件给予回应；另一方面，在突发舆情时要早介入，对问题不回避不敷衍，积极对问题予以正面回应，准确发声，第一时间消除民众的疑虑和恐慌。同时，建立问题反馈机制，真正从基层获取社情民意。

第三，建立起健康、安全的信息环境。分析诸多舆情事件，发现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团体，即“水军”，他们以在网络上发布谣言作为赚钱的途径。这些不真实的信息、谣言，影响了民众的认知，一些准确的权威信息被湮没、消解，破坏了互联网的共享公开性。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谣言制造者和违规传播者的惩处力度，防止某些力量和境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操纵，保证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准确性。

第四，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共建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情环境。首先，要从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做起，减少食药舆情中谣言传播的“土壤”。其次，企业作为食品药品生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有必要公开食品药品生产的过程和加工工艺，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根源上避免谣言的产生。同时，媒体应加强自身的建设，既要勇敢发声，又要防止被不实舆论带偏方向，增强识别能力，避免出现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交相呼应而产生的舆论极化现象。

                                          （编辑  杨利红）

自2017年以来，先后有人身着二战日军军服，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上海四行仓库、南京紫金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重要的抗日战争纪念地留影、录制视频寻衅滋事，被网友举报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斥之为民族的“败类”，有政协委员亦联名提案将此类行为入刑。

“精日”这种互联网文化“暗流”的思想是出于何种思维，以及这种思维由“暗”转“明”、化为公开行动的多层次原因是什么，舆情事件背后的成因值得分析和关注。

“精日”来自哪里

上述这些公开行动的人被通俗地称为“精日”，即“精神日本人”，原本是互联网语境中爱好日本亚文化的小圈子使用的一个讽刺用语。其涵义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人将消费日本产品和爱好日本文化作为一种单纯的生活休闲，与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原则并无直接联系；但有一部分人却将对消费的产地偏好与民族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建立“产品优劣=民族性优劣”的等式，把单纯的消费行为转化为对中国人身份的排斥和对民族的仇视；将其行动进一步升级，就是赞美军国主义，接纳日本右翼史观。

2015年前后，崇尚军国主义的“精日”开始走出互联网，他们挑衅性地身着日本二战军服出现在国内亚文化爱好者的公共场合，后被在场的其他参与群众举报。2017年，“精日（寇）”曾在某人群聚集的高铁站公然招摇，引发群众激愤，对现实社会秩序和群众人身安全造成了不良影响。

由于亚文化圈子较为小众，这些行为的影响在当时并未被扩大。直到这次公然在抗日战争纪念地的寻衅行为发生，才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精日（寇）”的公开行为反映出，一些原本潜伏在互联网文化缝隙中的碎片化的暗流，已经采取公开行动，直接对公共舆论和社会道德进行扰乱。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指出，应该将此类人群更精确地称为“精日寇”，以便与普通的日本文化产品消费者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发现“精日（寇）”的行为并自觉举报和抵制的，正是一般的日本文化爱好者。

“精日（寇）”的思维构成

“精日（寇）”的思维一方面与个体性格的偏执、反社会、缺乏底线意识紧密相关，同时也明显受到言论空间中长期发酵的一些负面思想暗流的影响。“精日（寇）”思维行成的来源，首先是在面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以及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时，因为认识失当而产生的“逆向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其次是在互联网空间与日本“网络右翼”的接触有关；还受到日本官方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逆向民族主义”的传播

“逆向民族主义”是舆论空间中一种通俗称谓，不是学术定义，一般泛指某民族成员精神上自我认同为另一民族成员，并在此基础上以极端方式对本民族进行整体和根本上的否定。这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发展程度差异的情况下在一部分人群中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

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沉睡的中国遭受到强烈的“日本冲击”，除了激发出抗击侵略者的民族意识外，“以日为师”也成为近代中国图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思潮。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先于中国，向日本学习的情绪整体是积极的，但同时也在局部产生畏日和自卑情绪。这种情绪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不论在精英还是底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一些原本才华横溢、受人尊重的精英知识分子沦为汉奸。而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由于地理上接近、历史上纠葛，再加上被国际上视为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中日的现代化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一起比较，“日本”也就成为中国认识自我发展状况的一种参照物。

客观上说，战后日本的发展和治理经验确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国人就事论事，对照自身不足并努力补齐，可以成为推动个人和国家发展的心理动力。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将中日间的差距“极端化”，陷入了“逆向民族主义”，对中日发展程度和专长领域上的差异加以夸大甚至捏造，最终落脚到根本否定中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正当性乃至“民族性”上。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蕴含有“逆向民族主义”倾向的信息就通过纸质出版物传播，这类思想大多利用当时普通民众信息获取渠道不丰富的空子，夸大甚至编造统计数据、研究成果、个人经历等，而这些信息往往表现为难以理性辨别真假、极易煽动感性情绪的“小故事”，借以强调中日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除非改变“民族性”，改变发展道路才可能弥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小故事”又改头换面进一步传播，但由于较之以往，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已大为畅通和多元化，这些以特殊性代替一般性的狭隘信息常常受到理性质疑，已不可能形成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受众规模庞大，加上一些“意见领袖”也主动传播，这类信息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在涉及到侵略战争的问题上，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日本建设东北”、“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军队主要不是由日本人构成” 之类信息垃圾不时冒头，这些言论或者断章取义、歪曲理解，或者移花接木甚至纯属捏造，但国内舆论界却任其自由传播，缺乏有力的反击和控制传播。

和日本“网络右翼”思维的联动

日本互联网上“网络右翼”言论的传播，将部分受“逆向民族主义”思维影响的人引向赞扬“军国主义”的方向，催生了“精日（寇）”。日本“网络右翼”传播内容主要表现为将军国主义时期的制度、状况和人物浪漫化，同时将日本的“战败”和当前政治社会中的问题都归结到“外国人”身上，由此展开极端排外的言论传播和公开行动。①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苏的危险——尤其是在政治上层改造不彻底的情况下，日本在战后对于教育、大众传媒和严肃出版物的内容审查和自我审查较为严格，但对于边缘的亚文化产品，尤其是对传播广泛但审查较难操作的日式动画和漫画的监管效能相对较低。正因为漫画和动画（特别是在非黄金时段播放，或者只以录像带和DVD形式出售的动画）创作是一个在大众眼中可以相对随意、充分“虚构”的空间，这就使得一些有意想要表达右翼的社会禁忌性内容，或者单纯只是想要反主流、“特立独行”的作者利用漫画和动画为工具，在作品中隐蔽地植入浪漫化军国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内容，使得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日本的右翼言论借着新的文化形态得以传播。

随着日本政坛保守主义倾向的发展，以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政治家开始注意到并有意识地利用亚文化中的这股负面暗流，一些作者的创作也从隐蔽植入升级到公开美化、宣扬的程度。这些作品内容和主旨多落脚于宣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或强调战争是出于被世界秩序压迫的“无奈”，或宣扬旧时代的“文明”，或对中韩等受害国进行或明或暗的丑化和抨击，来掩饰侵略者的罪恶和行为。当中有一些作品在创作技法上具有一定的水平，易于通过互联网向亚洲其它地区传播。就我国大陆而言，尽管多数人都能自觉地区分和抵制漫画和动画中的军国主义内容，但仍有极小部分人接受了右翼的“说教”，将这些内容与“逆向民族主义”思维结合起来，堕入了“精神日寇”的身份错乱中。日本时有一些右翼分子身着二战军服在靖国神社等敏感地带进行角色扮演，而国内“精日”行为即是对此进行仿效。

日本有意识的对外宣传的影响

“精日（寇）”思想的底色还与日本政府近年来日益升级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对外“价值观”宣传有关系，在这种有意识的宣传下，“精日（寇）”会与日本保守派的政策观点保持一致，例如对二战战争责任的否定，以及对钓鱼岛等中国领土（海）的要求等。

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的相对停滞，这种“通俗易懂”的简单化构图就受到强烈挑战：如果中国发展程度超过日本（至少经济总量早已超越），那是否意味着日本的“民族性”同样陨落？于是，为了维持这种“日本优越感”，衍生出越来越多的“价值”表达：在高层政治层面，实权政治家毫不避讳地宣扬价值观外交、公开宣称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对中国形成“包围网”；在大众传媒层面，“伪劣产品”和“暴发户”成为中国报道中最常见的刻板形象，着力塑造一个整体道德价值上怪异的、落后的他者；在草根层面，排外的“网络右翼”与越来越右倾保守化的政治遥相呼应。与这种国内政治形势相呼应，受经费支持的日本官方和准官方开设的中文网站、中文社交媒体账号等也在进行着相应的宣传。此类宣传的影响范围通常不广，但为部分“逆向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辩论资源，“坚定”了他们的倾向。

“精日（寇）”行动升级的原因

在互联网文化的边缘黑暗地带孵化出的“精日（寇）”的思维，之所以从一种“偏执”的个体思维转变成公开挑衅的小型集体行动，与一些因素有关，分别是：全球性的“后真相（post-truth）时代”传媒危机；互联网的集聚和放大效应；现有的法律和社会治理对过于超脱常识的行为缺乏应对机制。

首先，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以社交媒体盛行为特征的Web2.0时代，每个单独的个体都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这有利于促进信息的多元化和个人的主体性；但它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就是可能会使偏执的情绪取代公共性和客观事实。2016年，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大事件给发达国家的传媒范式带来普遍性的危机，这种危机被称为“后真相”，是指“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在西方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受众很难以个人能力辨别各种观点的真假，反而比较容易接受社交媒体圈子中散播的情绪和偏见，从而作出与事实差距较大的主观判断。”①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国情有异，不能将“后真相时代”简单套用在中国的舆论环境中。但是，“后真相时代”带来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紊乱，使得极端思想拥有了很大的空间和市场，这些思想通过互联网传播，就会导致一些对社会认知不成熟、信息获取较为片面的网民将这些极端思想作为“发达国家文明”来接受，并以此否定中国社会的基本原则。

其次，互联网产品的一些技术层面的设置，客观上具有集聚和放大负面信息的效应。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歪曲的、极端化的信息在社会文化空间一直存在，但这些信息基本是作为个人隐秘的、非公开的趣味而存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愿意公开交流的对象，阅读者也不会积极将这些极端信息带入到公共的讨论中。然而，互联网使得最私密、最反常识、最边缘化和挑战底线的知识也能够简单地找到交流的对象，并形成一个自我封闭和自我生产的小圈子，进而将个人化的情绪虚构成一个集体的“道理”。例如网络社区“百度贴吧”的“日本之家”吧就是一个较为知名的“精日（寇）”聚集地。由于百度贴吧具有用户规模大、来源多样、分布广泛等特征，个体性的“精日（寇）”寻求到有共同情绪的对象并不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百度贴吧的技术属性中强调“吧主”（子社区的管理员）对该子社区的支配和主导权，因此，只需一个“精日（寇）”吧主就可以简单地创造一个仅供“精日（寇）”共享的排他性的空间，并逐渐清除掉“正常”的文化爱好者。于是，在这个封闭空间内，同质性的美化军国主义、宣扬软色情、攻击社会的言论循环流通，并不断地被进一步“发展”和“生产”，从而将偏执情绪塑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共识”性假象，这是他们走出网络在现实中寻衅滋事的关键心理动力。2017年和2018年几次挑衅活动中的“精日”组织成员都来自不同地域，就是借助了互联网的集聚效应。

第三，一般性的法律和社会治理机制对这种行为缺乏有效的应对和遏制措施，从而导致“精日（寇）”挑衅社会的成本极低，客观助长其行动不断升级。早在数年前，就有“精日（寇）”身着二战日军军服在国内动漫展上出没，并作出一些挑衅动作。当时即有参加活动的群众对其拍照并向主办方举报。但当时主办方作为小型商业机构，顾虑事情闹大对活动本身造成影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2017年“精日（寇）”在上海四行仓库穿日本军装拍照，政府和群众尽管愤怒，管理部门却只对其中几名成员进行数日的行政拘留，并以训导教育为主。2018年在南京紫金山活动的“精日（寇）”来自同样一个小圈子。从2017年上海的深夜简单拍摄到2018年南京的白天拍摄大量照片，“精日（寇）”的行动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行政拘留和教育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成为了他们在封闭的小群体内“炫耀”的资本。

当今年两会的政协委员提出将“精日（寇）”入刑的提案时，在公共舆论中间激起了相当正面的反响。一小撮“精日（寇）”分子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受到广泛的谴责和唾弃，而肃清“逆向民族主义”阴影，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编辑  迟晨光）

2017年岁末，发生在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受到普遍关注，甚至在一些报告中被列为“一号舆情”。[1]

2017年11月22日晚，北京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十余名幼儿家长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怀疑其子女在幼儿园受到侵害。当晚，有家长在社交媒体曝光此事，称其子女在幼儿园遭到扎针、喂药片、猥亵等，当即引发舆论热议。比同年11月8日发生在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更加复杂，由此而起的谣言一度将矛头指向军方，并与后续的北京腾退违章建筑等事件形成“信息叠加”，风波持续日久。在军方发声辟谣，警方一再公布案情、厘清真相并行政拘留造谣者的情况下，本已渐趋下降的舆情反而呈现出新高，网上一片质疑之声。虽然事态在几天之后渐趋平静，但已严重冲击了十九大之后一片向好的社会氛围。

事件的舆情发展阶段

此次事件的舆情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事件爆出，“虐童”刺激公众神经

11月22日晚，“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在社交媒体爆出，一些自称孩子家长的微博当即引起关注，被广泛转发。23日上午，新京报于11时发表《朝阳一红黄蓝幼儿园多名幼儿身上现针眼 警方介入调查》的报道，首次正式披露此事；随后，一些社会媒体和主流媒体随即发表报道和评论，媒体与社会公众的关注度迅速同步提高，扎针、喂药片、猥亵等虐童字眼刺激公众神经，相关与不相关的各类媒体紧跟“蹭热点”，将事件的外延扩大后滥发文章，迅速地造成舆情蔓延。

据统计，23日相关微信公众号文章超过500篇，总阅读数超过749万；24日，微信文章达到3000多篇，总阅读数超过1600万。“KidRun孩子快跑”“父母在线”“爸妈内参”等亲子教育类公众号，“摇滚客”“扒情局”等专业性微信公众号也纷纷发表评论，“金融街侦探”“凤凰财经”等金融类公众号更是迅速发表多篇深度文章，呼吁加强幼童教育监管、控诉红黄蓝虐童事件多次发生，“救救孩子”“起底红黄蓝”瞬间成为舆论热词。23日下午，“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发表《虐童事件再现，“幼有所育”的底线不容击穿》（《人民日报》24日刊登）的评论，称“孩子们的身心伤害、事件引发的负面舆情，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几率，都不仅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更应该在源头上予以整改”，“十九大报告明确宣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但是孩子们不能等’……”，该文被各大网络媒体迅速转载。

23日下午，微博上出现某些相关内容的网贴被删除的情况，网民的激动情绪被进一步点燃，微信公众号“大李吃西瓜”发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发生虐童事件，谁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一文称：“今天下午微博有阵子在删除内容，信息传播很模糊，有谣言非常不堪入目，一些疑似家长群的截图到处发。越是删，其实越是怀疑，堵着大家接收信息的渠道，那只会把大家往小道消息上推”，“很多事情都是无声无息就结束的，我已经习惯了。但我这次真的想知道，‘爷爷叔叔医生’，你们是谁？”删贴成为此事件舆情走向的一个转折点。当晚18时，演员章子怡发表微博称“听说有三种颜色上不了热搜”，暗指“红黄蓝事件”。此条微博获得139万转发，27万评论，220万点赞，反响远超章子怡官微。网络帖子被删的现象使得此事件舆情进一步发酵，引发网民对红黄蓝“背后势力”的猜测，大量谣言和阴谋论观点由此而起。

第二阶段：谣言四起，“老虎团”成为舆论焦点

涉事的红黄蓝幼儿园系民办幼儿园，其母公司红黄蓝教育机构（RYB Education）于2017年9月27日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中国首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2016年11月，《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独家起底“红黄蓝”：加盟制背后的圈钱圈人真相》一文，[2] 谈及红黄蓝教育机构作为民办幼儿园，以品牌加盟的模式急速扩张，向家长收取与其教学质量不相符的高价入托费，存在与计生系统和妇幼医院合作获取新生儿家长信息等不法行为。但媒体的批评和社会舆论并未影响到该机构在境外上市。此次虐童事件发生前后，大量起底红黄蓝幼儿园存在虐童事件的文章已经屡见不鲜，爆出其多有前科。有媒体称，“尽管红黄蓝是首家登陆纽交所的学前教育企业，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师资水平普遍偏低、教师流动性较大，服务质量容易出现事故。”就这样一家教育机构屡遭媒体批评却能在海外顺利上市，此时又发生微博删帖现象，由此引发了网民对红黄蓝背景的想象。在这种心理背景下，“红黄蓝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驻京部队老虎团军官猥亵幼儿”等谣言四处流传，逐渐成为舆情新的关注点。

23日早9时51分，一个半年以上不曾发文，注册地为“海外美国”的新浪微博用户@Reginababy_lsy在其发表的图片帖文中称，“园长和她老公勾结部队群体猥亵……”内容不堪入目。在此后的两天此帖被大量转发。11月24日早8时，微博用户@郭竞雄_mc1发表漫画影射军人猥亵幼童，央视主持人王某某与网球运动员李某于当日转发该漫画，推波助澜。同日，当地驻军“老虎团”政委冯俊峰接受记者采访，公开说明真相。25日，北京警方公布红黄蓝幼儿园调查结果，称已刑事拘留涉事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并称“‘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系虚假信息，使用@Reginababy_lsy网名的造谣者刘某已被警方抓获，警方同时称“红黄蓝第一大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被证实纯属谣言，两名造谣者已被依法惩处。刘某也在26日凌晨2：00左右发出了道歉声明。但从那两天的舆情反应来看，网民对警方通报并不买账。当时，警方的调查结果通报主要针对谣言，没有正面回应虐童案的调查结果，也没有针对大家最关心的“猥亵”行为的真相做出正面回应，反而被网民认为是在回避，“虐童的抓了一个，造谣的抓了三个，欲盖弥彰”。

此次谣诼盛行的因素之一在于，“猥亵幼儿”等谣言有家长与孩子问答的视频打着“实锤”、“眼见为实”等口号在优酷等视频网站上屡屡传播。本来是很荒诞无稽的谣言，许多网民却相信家长与自己孩子谈“被猥亵”的对话视频不会有假，应了那句“有图有真相”的广告语，许多人选择相信这些视频，或者是半信半疑。因此尽管警方及时辟谣，说这些是无稽之谈，一些网民的质疑却越发坚决，舆情从对民办幼儿园的声讨转向对政府的不满和对“官商勾结”的猜测。

同时，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文章不断地在微博、微信中抛出，还有人将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腾退违章建筑与此事相连，以《“底层”和“中产”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题，讲“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竭尽挑唆之能事。

几重的“信息叠加”造成网络舆情热度再度回升，在事发一周后出现了二次炒热的态势。

第三阶段：调查结果公布，政府部门公信力经受考验

11月28日，朝阳区警方公布事件调查结果，称“教师刘某某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采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教’”，网传“群体猥亵幼童”、“喂食药片”、“‘爷爷医生、叔叔医生’……”系编造，而涉事班级监控的电脑硬盘因多次强制断电已经损坏。

主流媒体对调查结果进行了集中报道，报道量出现新高，网络舆情随即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网民相信警方通报，将舆论矛头转向造谣者与网络舆情的不理性；另一部分舆论则质疑警方通报过于荒诞，理由是“多次强制断电”并不会导致硬盘损坏，父母编造孩子被猥亵的谣言太不可思议。

在此阶段，“塔西佗陷阱”成为舆论热词。北京警方公布了红黄蓝事件的调查结果，但并未公布监控视频等有强说服力的证据，许多人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下选择了质疑，而且越发不相信警方的说明。一些评论文章认为，这是政府部门公信力危机的体现，这与以往遇到大型的社会性舆情事件往往被动应付，主动权假手他人无力解脱或自证清白，只能等待事件的自然冷却，久而久之失信于民的后遗症不无关系。

第四阶段：幼儿园办学资质收紧，红黄蓝竟成最大赢家？

吊诡的是：虐童事件发生后，在海外上市的红黄蓝教育机构的股价经历了短暂的腰斩又大幅上涨，资本继续获利。11月28日一篇微博在社交媒体中疯转：“红黄蓝股票，今天盘前大涨15%，我一点也不意外。……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没有拿掉红黄蓝的办学资质，就如红黄蓝CFO说的，作为一个孤立个别事件，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是发生了这种事之后，政府会收紧新的办学资质……这样幼儿园资质反而变得值钱，而红黄蓝手里有几百个资质，从商业上来说，这件事发生之后他们更值钱了。”

随后，网文《因为三原色，我的孩子没有学上了》等在网络流传，作者称其孩子所在幼儿园被勒令关门，“因为恶人作恶连好人也没有了饭碗”。有网民评论“完美诠释‘不许百姓点灯’”“很多事的结局都很意外”。至此，这个舆情事件在10天后逐步冷却，而网络舆论的矛头则完全地指向了政府部门。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7年11月22日至12月3日，关于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媒体报道共计5367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3858212条（不包含评论）。

                          舆情反思

同为虐童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关注热度和持续时间远远高于11月上旬发生在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持续时间也超出一般舆情事件的发生规律，这不仅仅是由于红黄蓝事件中存在“性侵”“喂药”这样更为敏感的关键词，而且与首都北京政治中心的敏感度相关。由于北京的“中心”地位，红黄蓝事件的事态被迅速放大，相关的谣言和炒作在一日内就甚嚣尘上，而且持久不散。

对造谣者的执法力度应当到位

11月30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已基本尘埃落定，一篇题为《这是一位参与红黄蓝事件调查民警发出的心声》的网文开始在微信号中流传，随后又被几个网站转载。他写道：“第一个，那位赵女士……这个事情要不是你那张嘴，局面何以发展到如此地步？”“第二个，那位被围着采访的男士……你回答得那么肯定，我就想让你再出来向媒体说明一下，你是怎么知道的？”“第三个，另一位采访时哭得稀里哗啦的女士，说老师有个长长的望远镜什么的，我就想问你一句，红黄蓝与你有几毛钱关系啊，你孩子是哪儿的啊，你在红黄蓝这事里瞎参(掺)合什么啊，唯恐世界不乱啊？”这篇网文也是“有图有真相”，“秒拍”中的人像清晰可见，只是加了马赛克而已。这些人在现场中的表现已经不是“打酱油的”和“吃瓜的群众”，再经线上传播，他们已经成为一些谣言的源头。

从不应讳言的劣根性讲，后两人如同鲁迅先生笔下阿Q被押送刑场时瞧热闹还要“叫好”的看客一样，反映出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小市民心态。但从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结果来看，难道他们就不该承担相应的行政与刑事责任吗？如果一次次地在事后处理从宽、淡化或不追究个人责任，那么就无法回避在以后遇到越来越严重的谣言攻势时，人们对不负责任地造谣生事已没有了道德束缚和法律敬畏之心而越加肆无忌惮。微博、微信、小视频等自媒体的普及，将那些以讹传讹的谣言不断地放大，蝴蝶效应、三人成虎将会成为常态，那样的舆情环境将是可怕的，需要从技术、法律、教育等多方面综合治理，特别是执法力度到位。

新闻媒体应当认真核查信息源

上述篇文章还写道：“个别媒体，作为新闻工作者，你们的话都是金枝玉叶，分量有多重你们比谁都清楚，所以你们做出来的片子是不是应该把整个素材来源的前因后果都弄明白了再做啊？如果您在编辑的时候掐了某些内容，那原始的东西可就变了味道了，咱编片子的时候可不能带着个人色彩吧？否则这误导舆论的后果谁来承担？”从这个事件出现的两次高潮来看，不缺位的主动报道、评论、参与是主流媒体的职责所在，无可厚非，但对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准确性、真假参半的信息源，首要的任务是澄清真相，是落实“五个W”的新闻基本要素，而不应该是义愤填膺的高调表态。

客观地讲，“扎针”“喂药”是否真实一时难以辨别，而“爷爷医生、叔叔医生……”等性侵信息出现的时候，稍微冷静思考和从常理出发，难道就不值得怀疑，不知道应该慎重处置吗？学者方刚说：“转天上午，我接了六个采访邀请，均果断拒绝。”这是一次“愚众制造了‘幼儿园集体性侵’的荒诞剧”。那些“愚众”是否也包含一些新闻工作者在内呢？虽然始作俑者另有其人，而遗憾的是一些主流媒体客观上也在推波助澜。当自媒体在微博、微信中当道，信息源多样的“后真相”时代，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没有变，应该是追求真相的担当者，而不能陷入只有情绪没有真相的怪圈，被自媒体的信息牵着鼻子走。

社会类舆情的处理方式值得反思

社会类舆情多与民生问题有关，与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紧密相连。此次事件，以及后续的腾退违章建筑、天际线、河北供暖等哪一件不是社会类舆情呢？关系百姓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的一些不寻常事件最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关切，引发舆论的个体事件也比较繁琐，查明事件真相需耗时耗力，事态发展极易被谣言和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和控制。而此类社会舆情长期积累，也会对政府部门的社会公信力造成损害，败坏社会的公序良俗。社会类舆情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的舆情类型。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网络民生舆情的持续爆发凸显了信息供给的失衡。非主流渠道的解读，商业力量的介入构成了民生信息供给的主要特征。而媒体-大众的话语分裂、阶层立场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舆情的分裂。本文认为，权利诉求、阶层冲突、情感挫折和政治认同，是网络民生舆情中典型的叙事特征。针对网络舆情暴露的社会情绪和治理问题。要从信源的多样性、平台的公共性和民意的代表性三个方面开展应对和治理。

关键词：话语分裂  阶层冲突 社会挫败感民意渠道

民生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内容，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2016年以来，民生领域持续出现网络阅读量上千万的舆论爆点，引发了网民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经济政策、城市治理规划、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等各项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对提高群众获得感至关重要。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收入分配引发全面性的、跨阶层的社会焦虑呈现上升趋势，并直接通过民生舆情得到外化体现。 

四类常见的民生舆情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民意调查，2017年受访者最关切的民生领域是：医疗(59.3%)、环保(55.8%)、教育(52.8%)，此外是养老(49.8%)、住房(45.1%)、就业(42%)、食品安全(43.7%)、消费(25.1%)、网络信息安全(22.4%)、扶贫(20.9%)和旅游(15.4%)等[1]。从议题的关注点和涉及主体来看，2017年以来的热点民生舆情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国家经济民生政策。全球经济的普遍低迷加剧了民众对利益分配的社会焦虑；而我国现存的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民众高度关注国家经济政策对自身的影响，迫切期待国家在再分配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以弥合收入鸿沟。正因如此，2017年“两会”以来，楼市调控、个税改革、教育公平、精准扶贫、医疗卫生改革、环境治理、网络提速降费和打击通信诈骗、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整顿旅游市场等经济民生政策，都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大量讨论；而设立雄安新区也因其政策的重大性在4月份引发舆论高潮。

二是城市居民生活议题。这类议题往往由个体的负面经历引发，并转向对城市治理、社会保障的争论。这类舆情中，既有关系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用的议题，如北京整治"拆墙打洞"、女孩怒斥北京医院票贩子、北京文科状元感叹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上好大学、海底捞火锅爆出食品卫生问题、北京雾霾与“某某蓝”等；也有呈现城市化“乡愁”、城市内部发展失衡问题的舆论，《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知乎专栏《分裂的北京城》、《<人民的名义>暗藏房地产内幕》等网络热文均是这类议题的体现。

三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对三类人群的关注构成了这类民生舆情：首先是城市打工群体的经历与感受。其中描述城市保姆生活的网文《我是范雨素》在学术群体、工薪阶层、打工人群中广泛传播，阅读量超过1000万次，并被英国媒体BBC译成英文播报。其次是对农村社会现状的关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和《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网络热议等成为涉农舆情的悲情写照。后者作为阶层优越和农村想象的典型文本，将中国农村称为“一个光鲜时代的暗面”，在几小时内阅读量突破10万，并引发了大量争论。再次是高校贫困生群体。从2016年以来，电信诈骗引发贫困生徐玉玉死亡、高校贫困生是否应该穿耐克鞋、校园裸照借贷、高校农村招生比例等议题引发了网络舆论大量关注，这其中的高校资助体系、贫困生的人文关怀问题凸显了高校扶贫工作的重要性。

四是与新兴经济发展相关的民生议题。这类舆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与互联网新兴经济现象有关的民生议题，如网约车治理、网络订餐送餐员的个人权利、网络借贷、网络传销等问题。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形式带动了大量就业，也滋生了大量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这类负面舆情的爆发凸显了新兴经济治理的困境。网络借贷、网络传销等通常容易吸引无固定就业的低收入群体（如待业群体、高校学生等）等上当受骗，扰乱经济秩序并破坏社会伦理道德，因而成为网民愤怒的对象。另一类则是与旅游、境外安全等相关的舆情。云南游客被打、中国游客境外旅游等舆情随居民出行旅游的增加而出现，也暴露出旅游业管理混乱和滞后的现状。 

民生舆情的传播特征和叙事特征

民生议题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相关舆论的极化趋势更为突出，而新闻信息源的选择也体现出网民对不同媒体的使用和信任偏好。

民生舆情的传播特征

总体来看，网络民生舆情的传播过程和传播主体体现出非主流、区隔化、对立性和复杂性的四重特征：

1.非主流渠道解读国家经济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民众了解国家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通过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的解读和网络转发，而非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这在新闻第一落点的传播中尤为明显。仅2017年8月，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近1.7万篇房价政策解读文章，阅读量近5500万次，其中阅读量10万次以上的文章不乏“房价还要涨，能买赶紧买”的言论。传统主流媒体政策解读作用的弱化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密切相关。“社交化”趋势使传统新闻机构失去了直接面向市场分销产品的独占权力，因而不得不在渠道和新闻形态上让位于社交媒体。不仅如此，传统主流媒体的编辑难以在碎片化传播中构筑一套意义系统和公共议程，因而在议程主导权争夺中也陷入被动。[2] 这种被动不只中国媒体如此。根据Sharon Mreza对一年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超过4万条报道以及推特平台超过140万条推特的研究，大多数推特网民对两家主流媒体的关注十分有限，而推特上的讨论内容却对两家报纸的议程产生了深刻影响。[3] 大众讨论什么已经由社交媒体所决定，这使得“主流”一词的界定遭遇现实挑战，“官方政策-主流媒体-大众”的传播链条产生了断裂。而网络上良莠不齐的解读水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解读风格，则可能直接影响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准确判断和信心。

2.媒体-大众的话语分裂和沟通区隔

尽管民生舆情能够在短时间内跨阶层大量传播，但这不意味着精英群体和大众在经济民生领域能够分享共识。现实中，双方有明显的话语分歧和沟通鸿沟。根据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新京报》《羊城晚报》《21世纪经济报道》《安徽日报》等省委机关报、城市报等在内的122家报纸的分析，2013年5月19日至2017年9月9日，这122家报纸共刊发了66005条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报道。报道的内容以政策倡导和扶贫成果为主，其中报道“大数据”精准扶贫的有4967条，“金融扶贫”的有15391条，报道新闻媒体扶贫采访活动的有200条，而关于扶贫作假、贫困认定标准一刀切、精准扶贫演变为“精准填表”等基层群众感同身受的执行问题，相关报道仅不到100条。[4] 在互联网平台上，“精准扶贫”的传播内容则几乎全部由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贡献，普通网民在相关议题中转发、讨论的数量十分有限，使这一议题在媒体平台上成为“自说自话”。而不论在何种平台，由于缺乏传播资源，农民这一精准扶贫主体对象的参与感十分微弱。因此，主流媒体的政策叙事、网民的话语体系与扶贫对象的生活体验之间形成了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是，大众媒体的讨论无法反映基层群众对政策的现实期待，而普通民众改善自身处境的期待也难以进入到国家政策制定和治理的议程中。

3.传播立场差异与民生舆情“剪刀差”

民生舆情的传播中，不同传播主体的心态高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期待在初次分配中成为既得利益者，而低收入群体则希望社会再分配更多彰显公平。中等收入群体占有大量的主流媒体资源并善于调用社交媒体进行议程设置，他们试图通过舆论调度和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现有利益。因此，在高考招生名额、毒跑道问题、PX项目等城市规划问题上，他们通过鲜明、激进的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舆论调度中有着明确的利益导向，各方对事件处置的诉求往往不能兼顾其他阶层的利益。而低收入群体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地位最低、获得红利最少、话语权最小，他们希望能够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更加民主和普惠的社会变革，这与部分精英阶层希望保持现有利益格局的愿望形成了对立。而这种基于利己主义的“话语站位”容易形成舆论对立，并给政府部门带来巨大的应对压力。政府在重大舆情事件面前常常陷于危机公关和调停角色中，以致削弱了自身政策制定的审慎性、决断性和有效性。此外，在互联网民生舆论中，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主导力量，而农民或城市打工人群的舆论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一失衡造成了实际民生需要和网络民生舆情之间的“剪刀差”现象。在《我是范雨素》一文的传播中，传播量最大的区域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关注十分有限。

4.商业力量改变信息供应结构

经济民生领域有着强大的眼球吸引力，容易产生传播效应，因而成为商业营销团队炒作的主要对象。国家经济政策出台之后，大量公众号、微博账号，通过耸人听闻的解读赚取眼球，以便实现自身的商业目的。设立雄安新区不到一周的时间，网络上就出现了房主跳楼、购车摇号、央企迁址名单、拆迁安排等大量谣言，试图借政策热点提高自身的关注度。其次，社会服务的替代性趋势不断加剧。大型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公共服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供给角色，医疗、家政、消费、社团等各项活动都能够通过超级APP实现。信息供应结构的替代性转变强化了平台在民生议题中的话语权，增加了信息垄断的风险。百度魏则西事件引发的医疗广告竞价排名争议，小猿搜题与百度作业帮两大青少年教育平台争端暴露出的教育信息问题，网络电商平台的假冒伪劣问题等，均引发了网民对网络平台恶性竞争和信息垄断的质疑。

民生舆情的叙事特征

权利诉求、阶层冲突、情感挫折和政治认同，是民生舆情中典型的叙事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民生舆情既能够实现跨阶层的舆论调度，又能够激发不同社会群体内部的情感共鸣。

1.城市生活的权利诉求和阶层冲突

权利诉求往往基于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进行话语建构，要求公共服务部门提高城市关怀、社会服务，改进城市规划。在《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一文中，交通拥堵、雾霾、高房价成为北京的关键标签，在互联网平台上被大量转发。尽管高房价、教育、环保、食品安全、市政建设等问题在全球治理中有其普遍性，但是与“首都”这一关键词眼的结合，使这类议题与复杂的政治指向实现了勾连。第二种诉求是利益诉求，这种诉求集中体现在城乡、城市居民内部，以及民众与城市治理规划之间的矛盾，在具体舆情中以平等主义的面貌呈现。在近期北京整治“拆墙打洞”的行动中，高档、中档等不同小区业主的冲突不断升级；杭州保姆纵火案的网络舆论更是分裂为“挺保姆”“挺业主”两派言论；知乎专栏《分裂的北京城》通过分析北京不同区县、城区与郊区之间在基础设施、生活环境上的差异，建构了一个秩序分明、等级严格的金字塔城市形象。网络舆情诉诸平等主义，集中凸显了城市发展中严峻的城乡差距和阶层分化。

2.社会挫折感的集体带入

普遍的社会挫折感是引发民生舆情的重要原因。首先，低收入群体是社会挫折感最深的群体。改革开放释放了普遍的发展红利，居民的收入水平总体上得到提升。但资源、机会和收入分配的相对不平等、对“效率优先”的长期强调、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国家政策在基层落实的不足，使低收入群众在社会分配中难以得到较好的安置。因此，低收入群体对描述悲惨城市生活的内容容易产生共鸣，传播意愿强烈。与碎片化的传播形成反差的是，2017年以来描述悲情城市生活的万字长文多次引爆网络。其次，社会精英阶层也分享着社会挫折感。阶层内部的差异、民主参与的渴望、城市服务的不满也给他们带来相对剥夺感。他们在经济上优于低收入群体，但在情感上分享低收入群体的挫败感，因而同样热衷传播描述社会上升空间窄化、农村图景悲惨、社会鸿沟扩大的内容。再次，这种挫败感也体现在高校大学生身上，这些“准中产阶级”对就业压力的焦虑，上升渠道的封闭和“险恶”的职场等，加剧了这种悲情心态。

3.强化基于社群的认同政治

这种认同政治一方面深受20世纪60到7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影响，即强化基于性别、族群、宗教等的冲突。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以及产妇跳楼事件中，对事件的后续讨论很大程度上落脚在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角色；而对“泛清真”等民生话题的讨论则最终落脚于对穆斯林群体的争论甚至攻击。另一方面，这种认同政治体现在低收入群体的负面认同。城市打工群体和农村群众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在利益再分配中，他们感到被边缘化、被政策忽视，因而对政府、专家、媒体的正面政策解读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容易引发基层群众对国家政策的误解和排斥，甚至导致国家经济政策在基层的实施困难，而舆论对社会鸿沟和社会挫败的渲染可能会加剧这种负面认同。此外，对低收入群体的悲情渲染和细节描述，也加深了舆论对农村和城市打工群体的固化印象。一面是国家层面的精准扶贫，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另一面则是动辄百万阅读量的悲惨生活网文，这种政策现实和情感体验的差距也会强化现有的社会认同困境。

民生舆情及民生问题的治理启示

网络舆论的构成本身包含诸多复杂性，但是其快速爆发背后也隐藏着社会情绪和社会治理问题。从目前民生舆情的整体态势来看，这些问题主要指向信源的多样性、平台的公共性和民意的代表性。针对此，可以从以下角度改善民生舆情及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专业、权威的官方信息渠道，增加信息供给的多样性和平衡性。要重塑国家主流媒体在相关议题中的权威发布角色，使网民愿意从国家主流媒体及其网络平台寻求信息。政府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要增加预见性，围绕大政方针可能出现的传播误区进行系统设计，掌握政策的诠释权；主流媒体要积极扭转对国家经济的恶意悲观论调，通过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开展舆论引导。各主要网站、网络媒体从业者、社交媒体要严把内容关，防止与国家政策相背的恶意言论，积极疏导民意，及时排查网络谣言。

二是发挥网络平台的公共协商作用。网络营销、水军等现象加深了舆论被操纵的风险，破坏了网络平台讨论的公共性。要重新发挥互联网的公共协商作用，需要提高互联网平台的公共性。要继续完善政府网上信息发布和舆情反馈机制，增强信息供给，最大限度满足普通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防止商业力量的蓄意操纵，杜绝煽动诱导和网络谣言；及时关注主要网络平台，掌握民生舆情动态，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妥善回应，与民众形成良性对话机制。

三是完善立足基层的民意报送机制，及时发现并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将网络舆情与传统民意调查相结合。网络舆情并非民意的全部。经过议程设置和编码解码之后的网络舆论，弱化了低收入群体的话语主体性，强化了中等收入群体和商业营销力量的议程导向。网络舆情的偏差需要通过传统的民意调查来弥补，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调查报告反映基层群众的现实需要。人大代表应该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利用网络广泛收集民意并形成相关提案，使群众的政策诉求能够纳入到政策议程当中。要完善社会再分配机制，改进基层工作。释放社会再分配红利，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改善城市生活服务，有利于提高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同时，要防范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传销等违法活动，，加大技术检测和基层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并纳入治理工作。

四是善于发挥经济类国际舆论的“二次传播”效应。境外媒体热衷于关注中国的经济动态和民生议题。十八大以来，BBC、CNN、今日俄罗斯等境外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经济潜力、互联网金融、股市风险可控、节能减排承诺等进行了正面报道，并大量引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进行佐证。因此，可以在对外传播中因势利导，提高对国际经济舆论的议题设置和引导能力。外宣媒体要转变思路，变被动为主动，借助社交媒体和多样化的传播形式，灵活呈现中国的发展成果和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密切防范境外煽动性言论和唱衰中国的悲观论调在境内民生舆情中扮演推波助澜的作用。

                                     （编辑 王蕴）

内容提要：面对西方国家经营了几百年的文化和话语霸权，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孔子学院创办十三年以来，经过不懈努力，凭借良好口碑在国际舆论场上树立了一定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遭遇不同程度的负面舆论，特别是中方的主要外宣话语被西方媒体曲解利用，导致在舆论争夺战中缺乏力度，因而，我国对外传播要对话语体系进行系统性设计，规避西方话语陷阱，全面提升对外传播精细化水平。

关键词：孔子学院   文化“走出去”战略  国际舆论斗争  符号聚合理论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世界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优秀文化产品和文化机构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经常遭到西方媒体的质疑、抵制甚至攻击，对国家文化“走出去”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少数孔子学院在西方媒体的舆论打压下被迫停办。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触发了西方世界敏感反弹。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既要讲好自己的文化故事、塑造客观正面的文化形象，也要看清国际舆论本质、规避话语风险，尤其当中国文化事业在海外遭遇负面打击时，要具备有效的反驳策略。

研究发现，经过13年的努力，孔子学院凭借良好口碑在国际舆论场上树立了一定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遭遇不同程度的负面舆论攻击，特别是中方在孔子学院对外传播方面缺乏系统性的话语设计，外宣的主要话语常被西方媒体曲解利用。这反映出，我们对负面舆论的深层意义脉络缺乏全面的认识，在舆论争夺战中反驳乏力。 

孔子学院海外舆情研究综述

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球共有14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遍布亚、非、欧、美、大洋五大洲，孔子学院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成功典范。中国学界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办学经验有大量研究，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刘程和安然（2014）的研究发现，英国主流媒体对孔子学院有“选择性误读”，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威胁论”和“汉语取代英语”这两种“夸大”的误读。[1] 李开盛和戴长江（2011）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舆论环境进行了评估，发现促成正面态度的几个因素是：更多的商业机会、增进理解、交流与合作、时尚与流行；而负面态度的关键因素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2]我们认为，舆情，特别是主流媒体上的“舆论”，是一个被媒体制造和生产出来的“符号现实”，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解构和反制的。因此，在面对大量西方负面舆情的时候，传播学者要考虑的，首先不是孔子学院应该如何改进，而是如何解构这样的不利舆情，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建构孔子学院这张“中国名片”，把孔子学院这个大故事讲好，讲生动，讲得深入人心。

 正负面分析法

中国舆情分析方法中最主流的是基于新闻客观性理论的“正负面分析法”。新闻客观性理论的基本内涵是，新闻报道需要真实、客观、全面反映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平衡处理各方观点，媒体自身不应有主观立场和倾向。“正负面分析法”评估的实际上是新闻报道的专业化水准，这在分析微观的单篇新闻报道时简单易行，但无法回答舆论形势、话语体系、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宏观和深层次问题，因此对舆论引导和舆论反驳等系统性问题难以提出有效和实操方案。

符号主题分析法

“符号主题分析法”起源于美苏冷战研究的符号聚合理论，是主题分析法的理论基础。该理论由美国传播学家欧内斯特·鲍曼（Ernest Borman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将抽象的思维意识与互动交往具体化为客观的“符号”，认为人类所有思维与交流活动都是“符号活动”。在大众传播领域，媒体是“共识制造机器”，媒体报道所呈现的是传播者通过新闻专业主义手法建构宏观“符号现实”，意图并不是“客观反映社会现实”，而是运用新闻专业主义手法“建构和印证主观符号现实”。

 研究的基本问题

本文通过Factiva新闻数据库收集了200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菲律宾、卡塔尔等13个国家主流媒体有关孔子学院的254篇英文新闻报道作为分析样本和对比，选取了同一时段内中国中央外宣媒体（新华社、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有关孔子学院42篇中英文文章。研究下述问题：

1、海外媒体围绕孔子学院和中国建构了怎样的符号图景？

2、孔子学院的符号图景包含哪些视野、类型和主题？

3、中国外宣媒体展现了哪些反驳西方的符号主题？

孔子学院的符号视野、符号类型与符号主题

境外媒体对中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孔子学院的定性。研究发现，外媒围绕中国形象和孔子学院建构了三大符号视野：“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威胁世界”和“共产主义独裁”。每种视野针对中国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包含了不同的符号类型、符号主题和价值类型。

 符号视野1：“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是境外媒体建构中国与孔子学院形象的第一大符号视野，这个视野积极正面，描绘了一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美好世界图景。在这个视野中，中国被建构为“全球经济的新兴领导力量”，是“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正引领全球形成“汉语热潮”，标志着“新汉学时代到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符号大视野下，境外媒体围绕孔子学院建构了丰富的幻想类型与主题，并且在“复诵”中形成了两套正面立体的符号体系。如下表所示。

“实用型”符号类型“创造美好未来的契机”。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该体系回避了孔子学院背后的官方色彩，而将其建构为“非盈利的语言文化教育机构”，并且是“西方大学的最佳合作伙伴”，不仅将为公司企业“带来经贸机会”，也为外国学生个人发展提供“未来竞争优势”，因而，孔子学院是“创造美好未来的契机”。

“社会型”符号类型“架起中外友谊之桥”。“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视野中，围绕孔子学院还有一套基于社会关系的符号体系。该体系将孔子学院建构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一系列符号主题描绘出一个通过“消除相互理解鸿沟”、“中西文化交流共享”、“增强中外外交关系”实现“架起中外友谊之桥”的美好符号图景。如表1 所示。

表1  “中国和平崛起”的符号类型与主题

符号视野2：“中国威胁世界”

“中国威胁世界”是西方媒体上一个流行的负面符号视野，营造的是一个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传统大国争霸图景。在这个视野中，中国被建构为类似于前苏联的“新型超级大国”形象，不断“复诵”的符号情节有：“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不断扩张海外势力”、“组建新型国家联盟”、“谋求地区霸权”、“让邻国感到害怕”等。在这样的大视野下，境外媒体围绕孔子学院建构了一套地缘政治博弈与霸权主义意图的符号体系。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威胁世界”的符号类型与主题

“实用型”符号类型“中国国家机器”。基于地缘利益博弈的思维模式，孔子学院在“中国威胁世界”的符号视野中已完全脱离了汉语文化教育机构的基本属性，被建构为“中国国家机器”，并衍生出政治背景：中国运用“文化软实力”对他国发出“攻势”，以“改善负面国家形象”，“推广中国政治理念”，最终目的是为了“配合海外扩张战略”。这种类型迎合了“中国威胁论”的符号大视野。

符号视野3：“共产主义独裁”

“共产主义独裁”是源于“冷战”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符号视野，是西方阵营利用“民主-独裁”二元对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抗的核心符号视野。该负面视野扎根西方舆论场已近百年，影响力衍伸至今，是西方反华、恐华、辱华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基因”。在这个视野中，中国执政党被抹黑为“一党专政”的“独裁者”，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死敌”。孔子学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舆论阻碍，就是基于这种视野的符号围攻，其呈现出来的符号类型与主题充满敌意。如表3所示。

表3  “共产主义独裁”的符号类型与主题

“正义型”符号类型“中共外宣喉舌”。这种类型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孔子学院的政治符号攻击，给孔子学院戴上“喉舌”的帽子，用各类故事情节建构“干涉学术自由”和“输出共产主义”的负面主题，将孔子学院描述为“政治宣传机器”。尤其是“干涉学术自由”这个主题，是西方媒体筛选事实、拼凑材料、有意识“夸大”、“误读”孔子学院的核心话语，对孔子学院的形象和教学与管理活动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正义型”符号类型“中国特色的‘特洛伊木马’”。同样基于西方意识形态，这个符号类型诉诸更深层次的西方文化符号，对孔子学院的负面造型更加巧妙和险恶。它借用了古希腊传说中希腊联军在战利品“木马”中藏匿伏兵欺骗敌军，最终里应外合拿下特洛伊城的典故，形容孔子学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洛伊木马’”，是“害人的礼物”，表面上无风险，实际“暗藏杀机”。西方媒体借用这个历史符号，进行“中国化”改造，制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特洛伊木马’”的嫁接符号。这个类型中，最常见的主题是“意识形态渗透”，称中国共产党向校园伸出“无形的手”；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和中国共产党做交易”，指责“大学为了钱出卖学术自由”，用“特洛伊木马”这个超级文化符号包装后的舆论冲击，其辨识性与影响力不可小觑。

中方建构的反驳西方的符号主题

针对西方媒体的攻击指责，中国外宣媒体及大多数非西方媒体都积极展开舆论反击。对反驳西方负面舆情的文本进行分析，其中有两大类型反驳主题。

 基于西方话语体系与承认对方指责的反驳

大多数反驳西方负面舆论的观点，要么是基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辩白，就是在承认西方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孔子学院不断地进行自我澄清；或是在承认对方指责的同时，以“大家都这么做”的借口来辩解。还有就是强调中止合作的负面后果，以“损害双边关系”、“伤害两国人民友谊”来批驳。这几种辩驳均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没有反击到核心要害。如表4所示。

表4  基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符号主题

跳出西方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反驳

反驳西方谬论的主题当中，出现了一些跳出西方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的“独立”的符号主题。这些主题具备了一定的反驳力度，但话语设计仍不成熟，价值观的根基仍不扎实，尤其是没有融入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仍有改进提升的空间。如表5所示。

表5  跳出西方话语体系的符号主题

结论

综合以上符号主题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孔子学院赢得了口碑，但仍缺乏核心价值观支持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全球大趋势下，经过13年的努力，孔子学院在国际舆论场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境外媒体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肯定：一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孔子学院作为“非盈利教育机构”，可以给个人、企业和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可以“创造美好未来”；二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肯定孔子学院展示了“中华文化魅力”，在促进相互理解、文化交流、双边关系方面的意义，“架起友谊之桥”。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舆论尚未有对孔子学院建构起积极正面的正义型符号主题，也就是说，孔子学院的国际品牌形象仍然缺乏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一旦没有了经济利益的“好处”和维系良好关系的“需要”，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或将面临舆论危机。在品牌建构中，特别是像孔子学院这样“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世纪工程，品牌必须要具有撼动人心的价值观、道德观的精神感召力。实用型和社会型的语义符号，其感染力逊于诉诸正义感、道德观或宗教精神的语义符号，不太容易激发受众内心深处的情感要素并引起持续的联想与共鸣。因此，可考虑将孔子学院的定位与品牌设计纳入到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顶层设计之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之中，挖掘孔子学院“中国智慧”、“以人为本”、“为万世开太平”等人文使命感和核心价值观，建构正义型符号视野，使其从“利益相关”、“关系紧密”的层次逐步走上“道义高地”。

“中国威胁论”依然严重，避免落入西方符号陷阱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始终抱有敌意，其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威胁论”是常态。作为这种大视野的衍生，孔子学院在海外被部分西方媒体建构成“国家战略机器”，描绘了一幅“改善国家形象”、“输出文化软实力”、“推广政治道路”、“配合海外扩张”的符号图景。

这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外宣话语“文化软实力”和“魅力攻势”被某些西方媒体利用，借中方的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断章取义，渲染孔子学院是“文化软实力输出”，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发起“魅力攻势”，根本目的是“谋求地区霸权”。这就对中国的外宣水平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如何能够科学性地设计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话语权的反击，但又不落入对方的符号陷阱。

极端反共符号用心险恶，坚决与之展开舆论斗争

研究发现，“冷战”时期的反共思维在国际舆论界中依然有市场，在“冷战”结束快30年的今天，依旧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大舆论障碍。在所谓“共产主义独裁”视野下，孔子学院被曲解成“中国外宣的喉舌”、“中国特色的‘特洛伊木马’”，孔子学院“干涉学术自由”，搞“共产主义输出”、“意识形态渗透”、“文化间谍活动”，将孔子学院置于“全面绞杀的敌对面”。面对“冷战”思维，必须要坚决的反击，揭露其谬误，反驳其言论，澄清客观事实，维护国家利益。

精心设计外宣符号和话语体系，全面提升外宣精细化水平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国际舆论的支持，而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形成，不仅需要实实在在的成绩去赢得尊重、争取口碑，更需要争夺话语权，占领道德高地。孔子学院13年来在国际舆论场的遭遇充分说明，实际工作成绩可以赢得口碑，但要想取得国际舆论场的正面影响力，必须要学会如何在舆论争夺中赢得主动权。中方的外宣反驳往往缺乏整体设计，纠缠于细节的辩白，而落入对方设定好的价值观与话语体系，陷入被动局面。

因而，面对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中国的对外传播应该要有一个系统工程式的、精细的顶层设计，对重大文化“走出去”工程要实施品牌建设和相应的舆情监测。要用科学的方法精心进行符号设计，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努力营造正面的海外舆情。在孔子学院的海外传播中，一方面要强化既有舆论成果，将辛勤耕耘换来的实用型和社会型符号主题与类型传播好、发展好、完善好；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话语符号，建构能够占领道义制高点的话语体系。

（编辑  季节）

吴京执导的国产动作军事电影《战狼2》成为2017年暑期档的现象级影片，上映仅4小时票房破亿，76小时破10亿，最终票房超过56亿，观影人次超过1.5亿，刷新了华语影史上多项票房纪录，同时创造了全球影史单一市场观影人次的新纪录。在全球影史上，《战狼2》票房超越《星球大战3》、《变形金刚2》等好莱坞大片位列57位，进入2017年全球电影票房前三，仅落后于《神偷奶爸3》和《银河护卫队2》。

《战狼2》以撤侨行动为主题，讲述了前解放军特种兵冷锋（吴京饰）被卷入了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该国屠杀中国公民之前，中国军队无法在非洲实行武装行动撤离华侨，本来可以安全撤离的冷锋回到了沦陷区，带领身陷屠杀中的同胞和非洲人民，与反政府武装和欧洲雇佣兵展开生死搏斗。影片中冷锋代表中国救出许多同胞和非洲人，向世界表明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也传递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战狼2》的主旋律题材、好莱坞式的呈现方式及其在票房上的空前成功，使其成为整个暑期档舆论热议的焦点。电影引起了众多网民朴素爱国主义情感的共鸣，少数公知以所谓“国际主义”为名对广大群众爱国情感冷嘲挖苦，形成了一轮不对称的舆论争锋。

网络关注度与票房走势同步

清华大学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7年7月27日影片上映至9月2日，共有关于《战狼2》的媒体报道11489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6416348条（不包含评论）。舆情走势如图1所示。

图1 《战狼2》舆情走势图

《战狼2》上映次日，网络关注度陡升，网络口碑带来票房飙升。上映的第一个周日，《战狼2》就以3.57亿元票房刷新了《西游伏妖篇》在春节档以及《美人鱼》在国庆档创造的单日票房纪录。随着影片口碑的持续发酵，《战狼2》的网络关注度与票房相互作用，形成网络热议，推高了票房，而高票房高口碑又带来舆论热度的良性循环，网络关注度与票房走势同步趋升（见图2）。

图2 《战狼2》网络关注度与票房走势基本同步

媒体报道量的走势则滞后于网络关注度及票房，在《战狼2》的票房迅速飙升、4天内连破多项纪录后，媒体报道量才出现激增，围绕主创采访、拍摄花絮、影片评论的报道才大规模出现。从媒体反应来看，《战狼2》的爆红远在主流媒体的意料之外。

舆论主流：国产主旋律电影的空前成功

《战狼2》制作精良、三观正、票房高，在各大网络社区和媒体平台获得了几乎一边倒的赞誉，被认为是国产主旋律电影的空前成功。这一成功包含了多层意义，一是主旋律电影宣扬的爱国主义主题不再被视作政治任务和价值植入，不仅被观众广泛接受，还成为吸引观众的票房保证；二是国产电影也出现了比肩好莱坞的大场面、大制作动作片，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大里程碑；三是国产大片开始塑造“中国英雄”，传达中国价值，这既是中国电影市场强大的标志，也是中国国力强大、人民自信的标志。

《人民日报》8月1日发表评论文章《<战狼2>为啥火得“不像话”》,称《战狼2》、《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等主旋律影片“频频实现口碑与市场双丰收”，其原因在于“凿穿了主旋律电影和观众之间的那堵‘墙’，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观众内心的‘燃点’”，文章称，“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或许正是文艺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所在，也是文艺作品和时代、和社会、和人心互动的关键所在”。

8月6日，腾讯新闻发表《<战狼2>：没有超级英雄的超级英雄片》，文章称，“《战狼2》是超级英雄片，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塑造超级英雄个人。纵使冷锋能够力抗坦克集群，但是没有强大军队火力支持，他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甚至几次已经濒临绝境，都是靠国家作后盾，才得以解脱。战狼秀出的不是个人的腹肌，而是国家的腹肌。电影表现的也不是具体的硬汉，而是国家意志的强硬。《战狼2》的主题非常鲜明，一以贯之，那就是吴京在每一个《战狼2》影迷见面会上都会喊出的，‘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8月10日，《经济日报》发表《佘颖：强大中国撑起“战狼”奇迹》，称“《战狼2》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是一部良心制作战胜了‘IP流量’，更代表着中国精气神在大银幕上闪亮登场，威震四方”，“《战狼2》的主角表面上是‘冷锋’，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主角——那就是强大自信、开放包容的中国。影片上映后，中国近年来在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尼泊尔大地震撤侨中的图片再度流传，那句‘现在中国护照还不能带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当战争和灾难来临时，它能从任何一个地方接你回家’开始刷屏。《战狼2》不仅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还有亿万中国人对当今盛世中国的欣慰自豪”。

知乎网友@痕量Brant 评价《战狼2》说，“《战狼2》一个很大的闪光点在于，它展示了中国的大国自豪感”，“其实很多美国大片，灌输的都是美国版的主旋律，中国没理由不可以”，“《战狼2》像是一个听诊器，把心中有力搏动的民族自豪感，放大给你”。豆瓣网友@东东 说，“如好莱坞军事大片经常输出美帝价值观让人热泪盈眶，该影片前所未有地表达出了中国的价值观，如海外撤侨，导弹对敌，国旗开路，不是生硬地表达，而是鲜活、真实，让人动容，之前影片如《冲出亚马逊》也表达了中国军人的精神，但都是在受委屈情况下努力证明自己，多少还是弱势，而该影片却是以一种自信的姿态呈现中国军人以及背后整个国家的实力和精神”。微博网友@蓝爵Yoyo 说，“中国终于有了如此硬气的个人英雄主义系列，你鲜少能在现在的国产片里看到这样自信的中国”。

异议：“小粉红”与“国际主义者”的交锋

赞誉声中也有不少异论，有人将《战狼2》称作吴京这个“小粉红”的英雄梦，将《战狼2》的超高票房归因于小粉红的狂热，进而提出警惕“民族主义”的口号。

8月13日，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聂圣哲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票房最终超过100亿的<战狼2>说明了什么？》称：“《战狼2》告诉我们，民族主义也是可以被消费的。一个消费民族主义的商业项目，只要策划得好（不引起社会骚乱），让每一个有民族主义情节的人自觉自愿的完成一次心理上的自慰，而且同时还交钱给你……《战狼2》算是开了先河。”“还有爱国小红粉，未必都去看过、也未必能搞懂《战狼2》的真实目的。但这些小红粉们把《战狼2》和他们的爱国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要么去看，要么助威。可以这么讲，中国有电影以来，没有一部电影像《战狼2》这样对小红粉们的胃口，既不像完全主旋律影片那样让他们不知道怎么跟着起哄，而且，官媒早就把话说绝，留给小红粉们的说话空间实在太少；也不像‘伤痕’电影那样让小红粉们反感；更不像娱乐片那样让小红粉们觉得无聊，没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战狼2》让小红粉们花钱买到了满足。”

聂圣哲对《战狼2》的评论有相当的代表性。近年来，爱国主义往往被曲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朴素的爱国网民被称作“狂热的小粉红”。《战狼2》这样的主旋律影片被指责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和人性关怀，正是爱国主义被一些人视作政治不正确、与“国际主义”和人性关怀对立的现实写照。

英国BBC发表文章《<战狼2>：民族主义动作片席卷中国》，暗指《战狼2》只是一部充斥着民族主义的动作电影。文章称，“这个中国的票房宠儿，有相当分量的爆棚男性荷尔蒙（想想：燃烧的枪支、爆炸物和坦克），和捶胸的中国爱国主义”。

微博签约自媒体@李幺傻说：“爱国大片《战狼2》香港遇冷，首日票房仅24万港币。大陆和香港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不一样。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香港从小接受的是法制观念教育。”

《检察日报·绿海副刊》8月27日发表对北京电影学院助理研究员程麒台的专访《学者解读<战狼2>不足：高票房不等于高质量》，文章称：“虽然影片在电影工业、节奏、视听品质等方面拉近了与好莱坞电影的水平，但并不代表影片本身就是具有超高艺术价值的精品。一些业内人士已经指出了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如‘过度’强调国家意识和潜在的种族观念、不够克制的视生命如草芥的表现方式，以及过于密不透风的暴力动作等，甚至还有人认为它是‘手撕鬼子’的变种。”

8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的评论《<战狼2>启示录》,文章称，“《战狼2》满足的既是当下时世中许多观众的英雄梦想，也是大国崛起的集体认同”，但同时也称，“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战狼2》虽然在制作水平上接近甚至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是在文化价值观上仍然缺乏国际传播的共同性、共享性。如果影片能够注入更多对生命、对个体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就会更丰满，影片的情感力量也会更强烈。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电影才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这些批评既有所谓“国际主义者”的恶意攻击，也有貌似“公允”的求全责备。这类言论在网上遭到了大量网民的反驳，虎扑网友@隔壁小高 说，“挺有意思的一点事，批评《战狼2》的，几乎都是从意识形态入手，明明《战狼2》从影片角度来讲有很多不足，有很多可以批驳。毕竟逆向民族主义和河殇流鼓吹了这么多年，现在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网友@河南工业大学社团主习 说，“批评《战狼》的，翻来覆去能炒的唯一一个菜就是，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难听了就说是小红粉，小粉红。我个人倒是感觉，都是来蹭热度的”。网友@乌鸦的情书 说，“不知道从何时起，爱国成了贬义词。有人以爱国为耻。看看别人爱国还嘲笑别人”。

从污名化到盲目热捧

8月12日，有媒体报道冯小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理解不了《战狼2》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票房，我是越来越看不懂大陆的电影市场了”。此言论遭到网民广泛抨击，随后冯小刚辟谣称从未发表过此言论。

8月13日，中戏教师尹珊珊发表视频批评《战狼2》“无逻辑无价值观一文不值，作者心理变态”。她还称吴京没有考虑小朋友的感受，该片过多血腥暴力，且剧情没有逻辑性。尹珊珊的影评遭到网民怒怼，被认为过于情绪化、缺乏专业性，有明显的蹭热点嫌疑。

这两桩热点事件之后，批评《战狼2》的舆论开始转向，从批评其民族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血腥暴力转向批评其“被神化”、“不可批评”、“不容置疑”。豆瓣网友@执麦者 关于《战狼2》的评论——《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电影经不起一点批评？》在社交网络广泛流传，该文称，“而一旦把不喜欢，或者剖析一部电影的缺憾，上升到不爱国的层面，你和这种言论的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思想和道德层面。如果以这样的角度结合时代的本质来审视一部电影，你会发现，电视剧里所厌恶的‘手撕鬼子’，只是另一种的变种的不可战胜”，“电影工业娴熟的好莱坞，美国队长和漫威电影体系之所以被追捧，是因为他架空历史的“凭空捏造”，既隐藏了美国梦，又巧妙的把美国人渴望的面对战争和军人的精神，流畅的表达”，“一部电影，因为刻意标榜爱国，而多出来的分数，恰恰是这部电影，现在需要减去的分数”，“而独立思考，永远是一个人，面对生活和文艺作品最需要的品质”。公知聂圣哲发表评论说，“今后一段时间的电影舆论的基调必定是：犯我《战狼2》者，虽远必诛！”

从污名化《战狼2》，到营造一种盲目狂热不容置疑的“战狼热”假象，“战狼黑”们实际上都在竭力否认《战狼2》的艺术价值及其高票房的合理性，这种恶意中伤背后存在某些公知群体对主旋律爱国影片崛起的恐惧情绪。

舆情研判

《战狼2》高票房背后是爱国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

近两年网民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从fb帝吧出征到南海事件、赵薇事件，再到近期《战狼2》的惊人票房，都集中表达了爱国主义情绪。

《战狼2》的观影人次超过1.5亿，称得上是“全民电影”。从观影人群结构来看，女性占到52%，远超同题材的其他军事电影或动作片。据各影院负责人表示，《战狼2》还吸引了很多平时不看电影的人群。

《战狼2》上映时间正值建军90周年，朱日和阅兵以及中印边境冲突，一系列事件充分调动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从影评的热词来看（图3），主旋律、国产、爱国、英雄主义等词屡被提及，充分说明了高票房背后的爱国主义情怀。

图3 《战狼2》影评热词词云

群众对高质量文艺作品的渴求

2017年暑期档，除了《战狼2》，票房表现抢眼的电影还包括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侠盗联盟》等拥有流量明星、热门IP的影片悉数“扑街”。2017年，没有高片酬演员的良心作品《战狼2》、《二十二》、《人民的名义》大热，标志着受众审美情趣的变化。明星经济不再大行其道，群众对高质量文艺作品的渴求愈加强烈，而《战狼2》、《人民的名义》这样优秀作品的出现大大提振了群众对国产作品的信心。

观察者网发表影评《梁鹏飞：<战狼2>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高票房》认为，“《战狼2》将开启国产电影新局面”，文章称，“小鲜肉”主演的（粗制滥造的）国产片大行其道，导致好莱坞烂片也能在国内市场收获高票房，其中不乏观众对（此类）国产片的报复心理。而《战狼2》的出现恰逢其时，将改变观众这两年对国产片的刻板印象，文章预计，“随着《战狼2》的票房成功，未来会有更多电影人去拍摄更多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更多的爱国主义题材影片，更接地气的影片”。

近年来，美剧、英剧、好莱坞大片等国外影视作品大规模侵占国内市场，对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形成威胁。《战狼2》等优秀国产作品的出现有望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主旋律商业化能否表达中国价值

《战狼2》是典型的商业类型片，从表现手法上可以看作对好莱坞大片的复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战狼2>或许透露了主旋律商业片成功秘诀》，文章认为，“《战狼2》在主旋律层面，是‘扬国威、扬军威’的一类；而在商业片层面，则是上世纪好莱坞风行一时的‘孤胆英雄’类电影，这种‘打不死的好汉’、‘一人军队’的套路，是当时西方世界主导全球的‘自信爆棚’催生而来，而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退潮而渐显‘落伍’”，而“吴京是以一种刻意挑战的姿态，就是要让中国人去担当曾经为西方人专属的、充满自信自豪的‘打不死的孤胆英雄’”。

《战狼2》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这种好莱坞孤胆英雄式的类型片是否适用于中国价值的塑造与传达呢？郭松民就在文章《<战狼2>：中国，拔剑四顾心茫然？》中发问：“靠把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内在化来成为英雄，真的能够使我们获得文化自信吗？”

中国价值、中国道路从根本上区别于美国价值，因此中国英雄的塑造也将根本区别于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物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也将区别于美国的“统治者”“霸权”形象。在《战狼2》中，吴京塑造了孤胆英雄的同时，也时刻强调强大的祖国对其的支持，揉杂了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拯救中国同胞的同时，也拯救了并肩作战的非洲人民，揉杂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怀。但这种揉杂在影片中显得颇为生硬，甚至造成了一些逻辑漏洞。由此可见，要塑造中国英雄，传达中国价值，在学习好莱坞精良制作的基础上，也需要变革好莱坞大片的故事结构和价值内核。

郭松民在影评中说，“在现有的国际国内政治话语的框架里，资本主义全球化，只给各个国家或民族留下两种选择：或者做压迫者，或者被压迫。可是，如果我们既不愿意压迫别人，又不愿意被别人压迫呢?也许，到了用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秩序来取代当下的国际、国内秩序的时候了”。在影视表达中，“既不是受压迫者，也不是压迫者”的中国形象需要寻找一种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新的范式。

（编辑  杨利红）

  2017年2月18日中午，在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面馆，四川男子胡某因口角纠纷，持菜刀将面馆业主姚某头颅砍下。事件发生后，微博、微信各平台营销号迅速反应，血腥暴力的现场图片、视频迅速在微博、微信平台流传，一些煽动不安情绪的微信文章也广泛传播。

2016年8月底以来，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数个论坛发表演讲，炮轰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发文反驳，两人围绕产业政策的存废展开的论战持续多个回合，引发学界、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在媒体的构设及炒作下，争论演变成“批产业政策”一边倒的舆论态势。但普通网民中却反映出，多数反对张维迎代表的全面市场化、私有化倾向。这个被媒体放大的争论，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意味，反映出新自由主义思潮仍波涛暗涌，其“学术批评”所指，其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和中国道路。

学术界多回合论战

　　隔空论战

　　2016年8月25日，张维迎在2016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夏季高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政府不要给任何行业、企业特殊政策，随后他又在多个论坛上发表类似观点。张维迎在演讲中表示，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新技术创新和新产业的产生无法预测，勉强上马的产业政策注定走向失败。他表示，不能依靠官员来制定产业政策，当产业政策出现失败后，为了掩盖政策的失败，政府更像是一场豪赌，将给项目更多的投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无知”走向“无耻”，投入更大的资源掩盖前一政策的错误。张维迎的结论是，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自由公平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支持。随后张维迎在多个论坛发表类似的观点，称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9月13日，林毅夫发表文章《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反驳张维迎的观点，林毅夫的文章观点鲜明，针锋相对。他指出，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林毅夫认为，不能因为部分产业政策失败就反对一切产业政策，要研究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机理，提高成功的几率；他认为，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家解决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问题；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有必要集中部分资源，优先支持对经济持续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林毅夫强调，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二者并不矛盾。

争论进入第二个回合，两人进一步就产业政策的作用分别发出四点批评与回应。

　　9月17日，张维迎很快进行反击，发表文章《林毅夫的四点错误》，直陈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上的错误认识： 1.中国经济长时间快速增长应归因于市场化改革，而不是产业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发展不好是因为缺少自由；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市场才是发挥比较优势的最有效制度；3.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精神，这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4.计划经济导致的赶超战略，必然会打压企业家精神和个人权利。

　　针对张维迎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林毅夫又发表《对张维迎有关评论的回应》一文，逐一反驳张维迎所指的四个错误：1.“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这个解释没有抓到中国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包括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2. 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将会面临很多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及其诸多变化，不是单独企业所能应付的，必须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政府的作用很关键；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不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主要在产品层面，或者技术运用方面，这些创新是建立在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这大多是依赖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即使美国今天也是这样，政府要有对哪些产业支持，哪些不支持的战略性选择，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我们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4.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吗？在结构变迁时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

9月22日，张维迎再次发文《人类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扭曲无人能解决》，提出阻碍创新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是政策监管；第二是反垄断法；第三是产业政策。他说，既得利益者通常保护利益的办法就是呼吁政府监管，政府名义上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持市场秩序，本质是保护既得利益，大量监管措施都是在扼杀阻碍创新，产业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政府不要实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套利地创新更有利可图，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产业政策特别容易误导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他

称 “自由、私有产权和法治”才是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制度条件。

10月17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他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成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他认为，在深化改革中，中国不断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关系。他指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适用性，实践证明，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指导转型和发展的国家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将其搬到发展中国家，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他说，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必须和产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风险相适应，才有可能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他说：“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0月31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和林毅夫在微信群辩论了四小时，讨论的重点从产业政策深入至什么是政府作用的定位，火药味儿十足，田国强大批林毅夫走极端，批评林毅夫主张的“有为政府”。记者问田国强，他们所争论的核心是什么？田国强明确表示，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与上述问题息息相关，其背后也正是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的关键性问题，他说，这就是我们争论的核心问题。

11月2日，田国强就此争论发文《有限政府，有为政府？——与林毅夫、王勇商榷》，主张“一个有效的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

“有为政府”是林毅夫教授所创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因素，林毅夫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对此概念进行了大量陈述。田国强在与他们的商榷中认为“有为政府”定义不清，将会产生误导。他认为，在中国，政府的作用目标定义为“有限政府”更准确。他说，“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甚至是本质差别。

11月6日，林毅夫发表回应文章《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答田国强教授》，文章对“有为政府”进行了解释，并对田国强提出的“有限政府”进行了批驳，强调政府在调节市场失灵和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这场争论的内容已经从要不要产业政策深入到要不要限制政府的作用。

现场交锋

10月初，在历经数月隔空喊话后，一些媒体开始进行精心策划，并且放出风声，11月9日，张维迎和林毅夫要在北京大学进行公开辩论，数家媒体将进行直播，并将此场辩论称之为“世纪辩论”。

11月9日，林毅夫、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展开了3个小时的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引起学界、产业界、政府等广泛关注，双方在激辩中争论的内容包括产业政策的废存及更广泛的有关中国改革发展路径问题，而在产业政策争议的背后，涉及更深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现场直接交锋的“火药味”弥漫于辩论现场。

林毅夫重申了产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追赶发达国家必须要有产业政策的现实意义。张维迎在与林毅夫辩论中表明他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他在演讲中说，林毅夫把他归类于新自由主义，他自己并不否认，他称自己信奉的是哈耶克范式。

会后张维迎发文《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 11月12日，林毅夫也发表《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张维迎做出进一步回应。

辩论双方主要论点及分析：

一、林毅夫的中心论题始终围绕产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1）近代经济史说明，后来者追赶先进工业国时“都使用了产业政策”例如19世纪美德法、20世纪日韩；在“研究这些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看到没有用产业政策来支持他们新产业发展的”。

　　（2）二战以来成功发展的少数经济体，其共同特点都包括“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当代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必须在现有的产业上面技术不断创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继续领先，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研发（资金），影响他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3）“不能说因为产业政策有很多失败，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只是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

　　林毅夫并不是否定市场，而是主张发挥政策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实现产业升级。他上述关于产业政策的意见，是基于自身多年任职世界银行的经历，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实际，在研究和比较国际上多个学派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无疑是很值得重视的意见。　

二，张维迎的论述特点：

　　（1）避开林毅夫的经济史论据，强调双方争论的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讨论限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米塞斯关于“市场失灵”概念的差异，称“所谓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

　　（2）重申技术创新的来源是企业家，而“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误导企业家”，他引瓦特、本茨、莱特兄弟、爱迪生等例为据；

　　（3）引用西方某学派“日本产业政策总体失败”之论，否定林毅夫建立在多个案例研究基础上的判断；并称改革以来将产业政策代替了计划指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他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但他对中外各种科技和产业政策的成功案例则未提及。

（4））直接提出废除产业政策。他称，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择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他说，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产业政策。

（5）批驳林毅夫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总结。他说，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认为这是经济自由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企业家的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的发展战略无关。因而，他主张“无为的政府，自由的市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张维迎以上观点，无法驳倒林毅夫以大量国际经验为依据的论点，因为面对复杂的经济现实，结论越极端就越难成立，其举例失之片面，多不恰当。　

其实，一些“挺张”言论的字里行间，对张彻底“否认市场失灵、否定政府作用”的偏执观点是有所保留的。但一些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受新自由主义观念及流行思维的影响，使张维迎的极端和武断，能够博得一些媒体的追捧。

论战中的学者阵营

经济学界的诸多学者先后加入了这场关于产业政策的论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支持林毅夫：产业政策不容否定，要提高调控水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曹和平教授在《经济导刊》2016年第11期刊文《林毅夫与张维迎:政策见解差异背后的认识论思考》，指出林张争论不是政策效益的高低的争论，而是要不要政策工具的争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分歧，实质上是“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站在更为接近真理的一边”，张维迎及其支持者的观点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好邻居”。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侯若石教授9月21日提出，张维迎说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难道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张维迎的眼中突然变成了计划经济吗？人家的经济制度没有变，是张维迎搞错了，制定产业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恰恰是市场经济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通行做法。从计算机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哪个技术的发展能够离开政府的支持？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采取了应对办法，美国实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提出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他说，企业家不是财富创造的唯一主体，政府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产业政策的作用也不容否定。

　　全国政协委员贾康教授认为，张维迎完全不考虑产业政策的作用，这个认识框架显然是不对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框架上更合理。中国基于“赶超战略”的前提，是“需要有必要的国家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

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产业政策对克服“市场失灵”、帮助化解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能发挥积极作用。

2014年12月14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教授发表系列文章进行评述，他认为经济学界争论的本质是围绕坚持还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他说，现代经济学主流更加关注政府失灵而非市场失灵，从而严格限制政府行为，这集中体现于此次论战中。但是我们对传统的市场失灵关注的是效率方面，而市场失灵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社会价值的忽视和丧失。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内含的堕落和负面效应，包括以效率失去公平，乃至发展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的极端主张。对公共目标的关注是应有的政府职能，不能把政府作用本身的机制改进问题与应有的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互补性很多，它们的分工一个是生产公共产品，一个是生产竞争型产品，最优配合要通过改革来达到，改革目标不是谁消灭谁。他表示，矫正市场失灵途径都是来自公共产品，因而林毅夫观点更客观。

支持张维迎：政府干预必然扭曲市场机制

林毅夫发文支持产业政策后，邓新华、陈兴杰、江濡山、张曙光、韦森、盛洪、许小年、冯兴元、刘胜军、毛寿龙等学者在各财经媒体发表文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政府的政策干预一定会扭曲市场机制；中国产业政策失大于得，是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障碍。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和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的本分，不应算作产业政策。

舆情分析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8月25日至2016年11月30日，共有涉及林张之争事件的媒体报道1473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61556条（不包含评论）、论坛主帖8538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舆情走势如图1）

图1  林张产业政策之争舆情走势

媒体“挺张抑林”的鲜明倾向

　　从舆情走势图来看，此事件的舆情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林毅夫发文反驳

张维迎在2016年8月底至9月初多次呼吁 “应该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但未引发学术界及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批驳。9月13日，林毅夫发文驳斥张维迎之后，相关媒体报道大量出现，带动网络舆情升高。

　　第二阶段：多位学者加入辩论，林毅夫陷于孤立

9月13日，林毅夫发文支持产业政策后，多家财经类媒体纷纷报道，张维迎迅速回应，提出林毅夫四点错误，林毅夫对张维迎的质疑逐一进行了反驳。两轮隔空对战中，双方表达了基本观点，两人的论战引发大量媒体和学者关注。一批经济学界“意见领袖”陆续加入论战，撰文或发表演讲，多数支持张维迎的意见。凤凰、搜狐、新浪等各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以及财经、和讯等财经类媒体对此事件长期保持关注，纷纷加入论战，或刊载各路自由派学者的评论文章，同时断章取义地对林毅夫的观点进行片面报道，媒体舆论几乎一边倒。与此同时，张维迎在炮轰产业政策后，又发表演讲，称“计划经济的幽灵不时披着产业政策的外衣，在一些经济学家的拥戴下粉墨登场”，而一些媒体在此呼吁下，纷纷给林毅夫贴上“政府御用经济学家”标签，林毅夫在这场号称是“学术之争”的论战中几乎是孤军作战。

　　第三阶段：媒体炒作和直播辩论，网络舆情激增、态度大相径庭

　　10月18日起，包括新浪财经、网易财经、腾讯财经、金融界、凤凰网、财新网、未来网、和讯网、新京报等在内的各大媒体，广泛宣传11月9日将举行的林毅夫与张维迎的公开辩论。在此之前，“林张之争”还局限在学术界和财经媒体，11月9日的公开辩论则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网络舆情也出现激增。

辩论会引发了400多篇媒体报道，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网易的财经频道以及财新网、和讯网、第一财经、澎湃新闻、界面新闻均对林张之争进行实时播报，报道力度空前，而传统主流媒体集体失语。然而，该争论引发的网络舆情方面，网民与上述财经和商业媒体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财经类媒体热炒“林张之争”

　　各大财经类媒体始终保持对此事件的热切关注，在林张公开辩论一个月前，就提前炒作该活动。

　　9月14日，凤凰卫视记者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向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追问，要求其对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的意见进行评论，赵辰昕表态称“世界各国都在运用产业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又说:“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我们要通过相关调整来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随后，凤凰网、界面新闻、大公网等以“发改委谈产业政策之争：确实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以及“产业政策是变相计划经济?发改委:现行产业政策需调整”为标题进行了扭曲报道。此后凤凰财经又陆续发表《历史早已宣判林毅夫错了！日本通产省神话终结的警示》、陈立杰《林毅夫与张维迎争论背后的迷惑》、《林毅夫的观点不是务实是迷失》等评论文章，多次攻击林毅夫，力挺张维迎。搜狐财经和新浪财经也密集刊载“经济学家痛批林毅夫”的有关评论文章，批判林毅夫的观点计划经济色彩严重，力挺张维迎的“有限政府”才是“九阳真经。”

　　11月9日，林张辩论会后，各大财经媒体迅速跟进评论，第一财经发表《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上的内在悖论》，搜狐财经发表浙江工商大学朱海就文章《产业政策大辩论，林毅夫已经败了》，称林毅夫不理解市场的含义：“政府与市场不是并列关系或对应关系，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部门。”

    媒体报道对林毅夫极不公平

　　8月底以来，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论战基本是你来我往，发表文章或公开表态次数相当，但到11月底，对张维迎观点的报道数量远超林毅夫观点的报道。在两人公开辩论的11月9日，以张维迎为主要信源的媒体报道达108篇，以林毅夫为主要信源的报道仅64篇。

媒体报道的偏向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的不平等上，而且对有关报道的处理明显地预设立场，即“扬张抑林”、“挺张批林”。

　　一是断章取义，对林毅夫的观点选择性的模糊化。

媒体对林毅夫的报道多使用“林毅夫承认政府有失灵”、“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失败，就不要它”、“其实我是既要有市场又要有政府”等观点模糊或有意歪曲的标题，抹去林毅夫的鲜明观点，制造出林毅夫观点暧昧不清的假象。而对张维迎的报道则使用“张维迎批林毅夫: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 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 张维迎调侃林毅夫一次买4台电扇:当年想不到能用上空调”、“张维迎：林毅夫理论中政府官员无所不能、毫不利己”、“张维迎：产业政策失败第一因人无知、第二因人无耻”等犀利言辞为标题，营造出二人形象的对比，甚至使用“一语道破张维迎：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等带有鲜明立场的标题。

　　二是片面刊载或摘录有关挺张的学者观点。

此事件的报道以学者评论文章或学者观点摘录为主，各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刊载的评论文章多以批林挺张为主，在摘录各方观点的综合报道中，也偏重自由派学者的信源。

　　三是将学术争论转向对“官厅经济学家”的道德批判。

　　9月19日，新京报发表邓新华文《林毅夫会“赢”得产业政策的争论》，称“假如从学理上判断……假如从现实影响力来说，那么，林毅夫正在赢，未来还会继续赢”，并评论“林毅夫的‘赢’有很多深刻背景。无论是产业规划部门，还是那些享受扶持的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么巨大的利益……为产业政策规划提供论证，是一项名利双收的学术生意”。

　　新浪财经9月21日发表江濡山《林毅夫张维迎争的是里子还是面子？》一文，文中说：“林毅夫教授是戴着一顶红帽子的官厅经济学家，其名利收获依赖于权力，是政府利益的代表。”“要为政府站好台，唱好调，又要……东拼西凑地寻找‘科学’的理论根据，不至于太离谱，让学界太瞧不起”；张维迎“则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他的名利主要来源于民间的认可和企业家群体的推崇，必然会顺应历史规律和市场化逻辑思考问题。张维迎是企业家及民众的利益代表，政府显然不喜欢他这类从不会看官员脸色行事的顽固不化的自由化分子”。这两篇评论文章脱离了观点之争，不仅进行人身攻击，并且具有明显的煽动性。将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将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

　　学界自由派和媒体对林毅夫的联手打压

　　张维迎、林毅夫的论战形式上是公平辩论，在媒体报道和舆论传播效果上却很不平等。在整个过程中，媒体与自由派学者保持着高度默契。从争论一开始，媒体就大量刊发转载自由派学者的评论文章，组织专题采访，并冠以鲜明夸张的标题。众多财经媒体为林张11月9日辩论造势并跟踪报道，多数报道刻意扬张抑林，营造张维迎占优的表象。在林张公开辩论的网络直播中，邀请自由派学者评论，辩论结束后迅速发表“挺张批林”的评论文章。

林张辩论后，挺张学者组织相关活动，造成批林报道的二次传播。11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以“实体与金融：谁为谁打工？——从金岩石要把林毅夫钉在耻辱柱上辩起”的论坛，声称要把林毅夫钉在耻辱柱上的金岩石在政法大学组织专场辩论会，与政法大学教授当场辩论。金岩石在现场声称，林毅夫最大的问题是让政府凌驾于企业之上，并使用很多人身攻击之词。这哪里是他们声称的“学术之争”！

事后多家媒体对此论坛进行了报道，片面摘登金岩石的观点“政府可以引导，但当市场选择了，政府必须服从，这才是我们要面对产业的态度，而不存在政府决定着产业政策、由市场和企业来执行”。

这显然超出了对学术辩论的一般报道形式，其中的策划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整个过程不仅包括媒体宣传的议题策划，也包括新自由派学者群的不谋而和，也不排除“有约而同”。

　　多数媒体在报道中预设立场，联手造势，着力营造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把张维迎塑造为“敢言直言激进自由学者”，“民营企业家代言人”，把林毅夫塑造为“依附政府”学者。他们在自由派多年营造的“市场化＝政治正确，政府干预＝政治不正确”、“凡政府行为皆错”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氛围下，有意把“发展战略”话题引向关于市场化的“概念”之争；把秉持严肃治学精神，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学者，引入满脑子意识形态偏见的自由派学者们的“口水阵”的围攻之中，甚至推上道德的“被告席”。在这场舆论造势中，一些媒体成为挑拨政府和学术对立、政府和社会对立的平台。这是一场新自由主义思潮集体造势、集中发泄的事件。

    主流媒体声音缺失

　　从舆情走势看，网络关注度变化基本跟随媒体报道量变化，微博、微信、论坛上的讨论热点也基本与媒体报道一致。可以说，此事件是近年来少见的媒体成功设置网络舆论议程的事件。

　　这一方面和此事件的专业性较高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此事件中各媒体报道的步调基本一致。持续关注此事件的媒体包括搜狐、新浪、网易、腾讯、凤凰等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财新网、和讯网、第一财经等财经类媒体，以及观察者网等少量民间媒体。新华网、人民网等传统主流媒体对此事件几乎没有发声。商业媒体占据报道主流，本应代表政府立场的主流媒体却大都缺位，这也是此事件媒体报道出现一边倒的一大原因。

多数网民赞同林毅夫

尽管财经媒体设置了关注议程，公开发表意见的学者支持张维迎的居多，媒体报道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在强大的倾向性造势中，网民观点却未迎合。在社交平台的讨论中，超过六成的网民支持林毅夫，支持张维迎的网民不足两成。

图2林毅夫张维迎之争舆论倾向分布

　　多数网民对“取消政府干预”以及“全面市场化”等观点并不买账，两者立场的对立，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新自由主义并不认可。网友@music-dog 说：“张维迎提倡取消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取消一切政府干预，完全市场化。在我们这个大国可能吗？完全市场化，老百姓连药都吃不起，谁还愿意生产几分钱或几毛钱利润的廉价药？”网友@凌风听雨g 说：“张维迎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在经济领域的翻版。在当今资本财团欲垄断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大背景下，其主张无疑是要把人类社会交给国际资本财团来主宰。”

　　各大社交媒体的网民评论关注的焦点，在是否同意“全面自由化、市场化”的问题上。微博网友@minepower 说：“不管怎么样演变，要以中国国情背景原则为基础，民生经济必须由国家政府主导，而非所谓西方倡导的自由化经济！这才符合国人的基本利益！”网友@懒虫---橙二妹 说：“中国实现完全自由化，目前行不通，将来也不一定能行。我的观点是，有为的政府掌握部分重要产业，其他产业在有为政府的调控下相对市场自由。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网友@文军书屋 评论说：“引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更与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发生了严重的背离。”

　　广大网民更认可社会主义制度能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微博网友@may_-2012- 说：“如果解决不了基本社会福利的经济发展，设想应该已经失去了争论的意义。”网友@法家唧唧歪歪的导演说“所谓经济学家能认清经济本质吗?……以大众为根本制定经济以及企业政策才会有正确方向。”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经济改革不仅事关经济增长，也关系到家国命运。其关键之处在于，国民经济的主导权应当始终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政府手中，任何改革都应当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可见，网民认为，林毅夫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愿。

对论战的短评

　　（1）“市场vs政府干预”之争起源于19世纪的“自由贸易vs市场保护”之争，这是追赶型国家运用政策力量扶持本国幼稚工业，向先进工业国博弈的理论表现，这一国家间的博弈延续至今。当代世界科技进步和产业更新加快，其中包含着发达国家间争夺科技-产业制高点的竞争，以及后发国家追赶先进的竞争。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各国都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采用不同政策手段，促进关键领域的科技-产业进步，这和发挥企业家作用并无矛盾。大量事实说明，当代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早已超出“宏观调控，市场秩序”的范围。理论必须服务现实的需要。

　　（2）一些自由派学者坚持主张西方市场化理论，而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则语焉不详。张维迎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因为政府管的越来越少……目前的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批评“中国目前弥漫着过度自信的气氛，反对普世价值”。彻底否定建国初30年成就，是自由派的共同预设前提；彻底抹黑和否定政府作用，则是他们和众多媒体联手声讨产业政策的本意。

　　（3）一些学者的讨论缺乏林毅夫等学者的国际视野和历史观，片面纠结于国内改革、聚集于“市场化、反垄断”，看不到现实的国际竞争态势和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以及现实对改革政策的需求。由于缺乏对技术-产业的系统知识，他们也就无法对“是否需要、如何实施”产业政策问题作出深刻的判断，只是局限于“市场、产权”范围的争论。而研究产业结构的学者多置身争论之外。　　

（4）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辩证的经济观。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国企改革作重要指示，如2016年7月，习近平同志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耐人寻味的是，在习近平主席讲话一个月后，“废除产业政策”的声音就冒了出来。这次争论由众多媒体和自由派学者联手炒作、借题发挥，力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态势。“学术之争”看不到理性，而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集中发泄。争论的中心再次转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争，这也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之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争。

（编辑  苏歌  季节）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今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活动中，涌现了多种形式的新媒体作品，反映了广大网民、尤其是90后青年群体自发的纪念热情。然而，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前后，也有少数负面的杂音。

舆情走势及议题分布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共有关于“长征”的媒体报道17628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189500条（不包含评论），舆情走势如图1所示。

图1  2016年5月-11月长征舆情走势

图2  10月15日-11月5日长征舆情走势

从走势图2看出，媒体报道量随着10月22日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出现激增，10月15日-11月5日期间的媒体报道量占到半年来媒体相关报道总量的一半。而微博、微信、知乎、论坛等网络社区对长征的关注则始终保持较高热度，在10月22日前后并未明显形成舆情高峰，衬托出社会舆论对长征话题的自发热情。

源清智库对10月15日-11月5日媒体对长征的报道进行了议题分析，如图3所示：绝大多数是对10月22日前后各种长征纪念活动的报道，而讲解长征史实、宣传长征精神的报道量较少；相较而言，网络舆论则更多元化一些。

图3  10月15日-11月5日媒体长征报道议题分布

重点宣传活动分析

（一）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

10月21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长征精神和长征的现实意义做了深刻阐述：“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各大媒体均对此大会进行了报道，10月21日至11月5日期间共出现关于此大会的媒体报道1360篇，相关微博2180条，舆情走势图如图4所示。

图4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舆情走势

媒体报道集中在10月21日和22日两天，报道内容较为同质化，深度解读和评论较少。

（二）长征纪录片

10月份开始，一系列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纪录片陆续出现。10月13日起，央视一套播出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摄制的8集文献纪录片《长征》；10月17日起，央视七套、湖南卫视、湖北卫视、北京纪实卫视、金鹰纪实卫视播出由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10月22日起，央视一套播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前锋视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历史纪录片《永远的长征》。

在爱奇艺、腾讯、优酷、AcFun、bilibili等各视频网站上，纪录片《长征》的总播放量为23.9万次，《永远的长征》播放量为4.9万次，《震撼世界的长征》播放量达到91.2万次。值得注意的是，长征纪录片被网友自发地发布到AcFun、bilibili等弹幕视频网站上，弹幕舆论基本以正面为主。

（三）长征相关新媒体作品

除了官方纪录片，网络社区涌现出大量长征相关的视频、游戏、漫画甚至表情包等作品。

青微工作室出品的文字冒险类游戏《重走长征路》在朋友圈被“刷屏”，该游戏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背景，玩家扮演普通的小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面临艰难险阻时作出选择，每一次选择将带来不同的人物命运走向，艰苦的环境和残酷的斗争让小红军时刻命悬一线，充分向玩家展现了长征路途的艰苦与长征精神的可贵。该游戏上线10天，点击量即破百万，引发微博讨论14600条。

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组织国内资深军史专家徐焰、徐占权、罗援、陈力解说长征的由来、长征中的重要会议和经典战例、红军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等，并推出移动互联视频《正说长征》，分享资深军史专家们多年累积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展示什么是长征精神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正说长征》在视频网站播放量达222.5万次。

10月15日，“指尖上的中国”工作室出品的微信、微博表情包《长征路上小红军》上线，该表情包以小红军作为形象，融合了“送干粮”“吃皮带”等长征故事元素，上线4天内下载量突破，发送量突破20万。

（四）白灵事件

某频道拍摄并播放的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出现了好莱坞华裔演员白灵的镜头。白灵曾拍摄过反华电影《红色角落》，并且一向以“搏出位”的艳星形象示人。今年年初，美国华裔电视媒体ICN电视联播网启动“体验长征——中国母亲路之旅”跨国全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白灵作为志愿者参加，并且与中美多家电视台、视频网站合作《白灵秀－时尚长征路》节目，在节目中白灵衣着暴露，表情很不严肃。《震撼世界的长征》纪录片在第六集《挑战极限》中使用了白灵“重走长征路”的镜头。

区别于其他长征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尝试以国际化视角解读“长征”，片中采访美、英、法、俄等十多个国家与长征有关的人物，这也是该片使用美国华裔演员白灵的动因。

该集视频播出后，引发部分网民反感和愤怒，迅速形成批评声浪。微博网友@古都南京我的家评论说：“《震撼世界的长征》竟然请来了白灵这种德艺双缺、心貌皆丑的败类，这不是宣传长征，这是羞辱长征”。

白灵事件舆情爆发正值10月份媒体长征纪念活动开始，网络负面舆情对纪念长征的正面舆论造成了冲击。

舆情特点分析

（一）民间媒体较为活跃

从长征纪念相关的舆论表现来看，传统媒体大多针对各长征纪念活动开展中规中矩的报道，创意和创新似有不足。相较而言，一些新兴民间媒体更为活跃。观察者网、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的青微工作室、观海网、“指尖上的中国”工作室、“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制作了大量长征视频、游戏、表情包等新媒体产品，传播效果较传统媒体更好。

（二）90后纪念长征热情较高，形式多样

游戏、漫画、表情包、视频等大量纪念长征的新媒体作品都是出自90后之手。表情包《长征路上的小红军》由“指尖上的中国”工作室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部的制作团队共同完成，该团队全部由90后组成，团队主创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游戏《重走长征路》由共青团中央与观海网共同策划，制作团队的10名成员中，有7名是90后。

除了大量参与长征纪念作品的生产，90后还是这些视频、游戏的目标受众。今年的长征纪念活动不再以媒体宣传、各地方纪念活动、纪录片播放为主，而是以年轻网民的自发参与、讨论与创作为主。实际上，长征表情包、游戏等新媒体作品都以小红军为主要形象进行创造，拉近了与年轻人的距离，在激发年轻人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引发了年轻人关于人生价值和理想信念的探讨。

（三）党的宗旨与理想信念不够突出

纪念长征胜利的宣传作品形式多样，贴近青年群体，但同时也出现了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同时，大多数媒体宣传侧重讲述红军长征的艰苦，而对长征的历史背景和转折意义、长征途中的军民关系、长征精神的内涵解读不够。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长征的胜利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胜利，而在大多数媒体宣传和新媒体作品中，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被弱化了。

习近平在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有些宣传作品侧重强调长征艰苦程度，而忽视了长征精神背后的共产主义内涵，没有与纪念长征的现实意义进行结合。

（四）正面宣传舆论受到负面舆情冲击

从舆情量来看，10月下旬纪念长征的正面舆情声势低于由白灵事件引发的批评性声音。这些意见的出发点大体可以肯定，但对长征正面宣传氛围的形成造成了一定冲击。白灵在该片中的画面一共只有15秒，并非该集的主要人物；负面舆情更像是借机造势。片方没有及时回应和更正，而白灵10月25日发表公开信“给央视的朋友们道歉”，并强调其爱国立场，反又引发了舆论反弹。

在今年的长征胜利纪念活动中，广大网民主动参与，自发形成了正面舆情为主、讨论热度较高的舆论氛围，和主流媒体形成相互呼应的局面。

总结与建议

（一）积极预防和应对负面舆情

在纪念长征胜利等正面宣传事件中，负面舆情的出现会迅速抵消正面宣传的效果。一方面要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炒作恶性事件，破坏正面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在出现负面舆情后要积极应对，引导舆论走向，避免过度发酵。

（二）自媒体和主流媒体可以取长补短

在纪念长征胜利的宣传中，主流媒体大多还是采用新闻通稿式的写法，对长征胜利的各种纪念活动进行消息类报道，传播效果不如视频创作、游戏、表情包、漫画图解等新媒体形式，实际上宣传和引导舆论的主动权部分转到了自媒体和一些民间网站媒体。自媒体和民间网站媒体表现的正能量，客观上形成对主流媒体的促动，这是值得关注的新现象。主流媒体相较民间媒体有更好的报道渠道、采访资源和资金保障，但在策划重大议题的主动性，报道形式的多样化和传播手法上，有很多地方可以从自媒体和民间网站那里获得启发。

（三）合理引导网民的爱国热情，重提意识形态教育

近年来，网民的爱国热情高涨，但往往自发产生，缺乏引导，容易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很难说是真正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在纪念长征胜利的舆情中，网民歌颂红军战士、怀念先烈，同时抒发民族自豪感，是很值得肯定的。但对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在革命理想的激励下红军指战员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广大党员身先士卒的模范带头作用、军民鱼水关系等等的介绍，似还缺乏足够的力度和深度。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十几万红军前后历经两年多、纵横十几省，其足迹所到之处，就是对沿途向广大人民最直接、最生动的革命宣传和身体力行的讲堂，很多情况下，这些历史足迹已经定格为地方的红色文化遗产。同样，在80年后的今天，纪念长征胜利的宣传活动，也是回顾与弘扬中国革命传统，激励广大群众，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大课堂。网民自发参与、自发创作的纪念活动虽然传达出爱国热情，但需要主流媒体的合理引导，将网民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对中国道路和理论制度的认同上来。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