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不同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它源自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国情,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完善,并为新中国以来的伟大成功所充分证明。 

孙中山对近代革命的反思

 

     近代以来,许多怀抱“振兴中华”理想的仁人志士,都在不断学习、借鉴本质上来自于欧美的西方政治文明。但到了孙中山先生那里,出现了重大转折。

   首先,中国革命为什么屡屡难以成功?经过反思,中山先生认为原因不在于敌人的武力强大,不在于官僚的阴谋,也不在于中国的旧思想,而在于“欧美的新思想”。

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大多启蒙于欧美的自由、平等思想。一些仁人志士为传播这一思想而结党、而革命。然而,要使革命成功,争取自由与平等首先应该是团体的、国家的,而不是个人的。但实际上,人们更热衷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于是,为革命而组结的党,常常是多则一两年,短则几个月,就在谋求各自的自由平等中消失于无形。所以,要求得中国革命成功,必须弃欧美而学习俄国的“革命圣人”列宁,只有“结成一个大团体,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才能达到目的”。中山先生的这种反思,是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推动国共合作政策的重要原因。

其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孙中山先生强调,革命的目的在于“造成一个好政府”。以往西方出现种种敌视政府的学说,根本的原因在于旧政府太专制,为万恶之源,人民痛苦难堪。革命就是要通过推翻“坏政府”,“造成一个好政府”,让公共权力能够“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种“好政府”的思想,也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那种把政府当作必不可少的“恶”的政治传统。因此,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逻辑,就不能成立。政府与社会之间,也不应是博弈的关系。于是,中国的政治逻辑也因此获得了不同于西方的新向度和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和实践

 

中山先生的这两点思考,中国共产党人都认真地继承,并加以改造和创新。

第一,革命必须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但不能没有个人自由与平等。孙中山先生完全否定个人自由、平等,有导向专制主义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不能走这条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主要体现在:发扬党内民主、军队民主、经济民主,倡行群众路线等;探索使民主与集中能够有机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协商、决策机制;倡行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机制,甚至在历来被专业精英所垄断的技术革新领域,也力倡多元参与、多方协同,结束精英垄断甚至技术专制主义。虽然不能说所有这些创新性内容都在实践中解决得很完美,但它是朝着“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政治局面而努力的。其有效性,也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而得到证明。

第二,努力把“好政府”变成可能。主要的创新是:(1)建立一个永远与人民在一起,永远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并坚持这个党的领导权,以遏制各种反人民的政治集团对于公共权力的染指,也努力防止这个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出现意志消退,甚至蜕化变质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危险。所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掌握领导权,另一方面坚持以立党为公,以没有任何自己私利的要求来塑造自身。努力确保公共权力不被变为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得而私的东西。(2)“好政府”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它使千百年来备受压迫的妇女这个占人口一半的群体得到极大的解放。新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的的土地制度改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亿万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它努力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推动全民识字运动,领导全国性的移风易俗。更为根本的是,它带领全国人民,顶住国内外各种压力,艰苦奋斗,打造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国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坚实基础。新中国七十年的辉煌历史,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道,创造出无愧于人民的“好政府”。(3)“好政府”必须是民主的,但民主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分,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避免资本主义民主导致“金权政治”,即“金权结盟”的政治的祸害,否则必定无法避免公共权力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结局。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也不应该被理解为人民在少数人管理下,去享受各种福利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义是人民应该参与上层建筑部门、经济过程,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管理。这是从毛泽东开创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反复重申,并用力至大至深的伟大政治实践。虽然,这种实践还在不断展开、丰富和完善,但它真实无疑地开启了一条既不同于“个人专权”,也不同于“代议政权”的“现实的第三条出路”的政治过程。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概念表达的准确性问题。新的政治文明,要求合体贴身的概念表达。

 

新的政治文明要求概念表达准确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流行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它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狭隘地理解为是以夺取政权为最终目的,同时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简单地理解为“革除旧制”。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最直接的目标是结束中国在世界上任人宰割,人民备受压迫的悲惨历史,夺取政权只不过是这场革命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它不仅要以新的政权去取代旧的政权,更要以这一新政权去领导人民创造新的制度,并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等建设。因此,这种革命不仅仅有“革制”的功能,更有繁重而伟大的“革新”的使命。

对于“执政”的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但严格说来,它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执政党”。因为新中国开启的政治,严格说来不是竞争式“政党政治”,而是“人民政治”,执政不是也不应该是政党之间的事情,更不是任何“一党之私”的事务。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革命党”使命而成为“执政党”的说法,存在着双重的不准确性。习近平明确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如何准确标定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以来的政治文明,有过很认真的探讨。毛泽东对于把中国共产党标定为“执政党”的说法向来谨慎。他本人几乎没有用过“执政党”的概念去标定中国共产党。1955322日,毛泽东在审阅此前一天邓小平所做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时,有一处值得关注的修改。原报告稿有一个提法:“我们的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把它修改为“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显然,这个修改不能简单地从修辞方面去理解,要从政治思维方面,把它看作毛泽东对于以“执政党”去标定中国共产党的谨慎态度。

“执政党”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政治谱系。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它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化为依据,并以“在野党”的存在和政党轮替为预设前提,而且“执政”主要指执持公共权力。依据这种政治思维,实际上“执政党”无权领导社会团体,更不能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显然,这是反映西方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政党政治”的概念,难以被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体系所借用。或者说,“执政党”这一概念,并非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政治”的贴身合体的概念。我认为,这正是毛泽东谨慎于“执政党”这一概念的深层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如何概括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呢?毛泽东曾经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提法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等等。

19568月,毛泽东在修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增加和改写了一段文字:“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起来。……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1] 显然,这里贯穿其中的政治逻辑,不是“执政党”的逻辑,而是“领导党”的逻辑。遵循这一逻辑,周恩来在1962418日对全国政协委员做报告时,就直接提出了“领导党”这一概念。他说,“大家都承认共产党是领导党,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的领导”。“领导党”既是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党,也是领导人民进行执政的党。这一提法,鲜明地揭示了一条与西方多党政治不同的“人民政治”的新路。在这里,党是领导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是“领导党”,但不是垄断政治权力的“执政党”。执政新中国,是中国人民所共有的事务。这个“领导党”既是领导人民执政的党,也是保证人民执政得以实现的党。因此,对于这种政治体,唯有“人民政府”才是对它最准确的标定。“人民”既是这个政治体合法性的最大依据,也是校准这个政治体的最高价值标准,更是参与这个政治体和监督这个政治体的最主要主体力量。“人民主体”也因此而成为党在实现领导权的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原因所在。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国社会而言,“领导党”的标定,比“执政党”的概念更贴身合体。

                               (编辑  季节)



* 徐俊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 参见毛泽东年谱2-608-609页。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似乎进入了一个空前焦虑的时代。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国家之间、族群之间、底层大众和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

今天,自由主义倡导下的国际秩序似已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1]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在2019年正走向崩溃。”[2] 那么,国际秩序是否要退回到冷战时充满对抗的单边主义状态?特朗普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特征的政治家,但是他实施的国际战略的困境,恰恰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处理21世纪的复杂性时所遭遇的困境。

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在中国这里寻求关于新世界秩序的答案。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范式——共同体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的前提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特别是大国)在国际舞台对于权力的追逐。然而,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理念、规则体系、多边国际机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和升级,而不是弃之如敝履。如同自由主义理论范式所强调的,全球化已经带来了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国家之间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任何意义的完全“脱钩”都是难以想象的,任何单方的遏制行为,都会遭遇相应的反向作用力。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无法有效地回应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两大现实。第一,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出现的不平衡性、不均衡性、不平等性。第二,全球公共场域的持续扩大。这使得现实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日益落后于时代的需求,也使得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国际秩序呈现出不稳定性与脆弱。

共同体主义的主要特征

共同体主义不但回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挑战,同时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比较,共同体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共同体主义超越了均势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主张普遍安全观。

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以及自由主义的集体安全观,都无力解决各国共同的安全问题,战略均势同样解决不了国家权力竞争、军备竞争、不同联盟之间的对立。在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集体安全维护机制,经常成为霸权国家制裁对手的工具,“合则用、不合则弃”,在维护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敌人。

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倡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3]普遍安全观是兼顾各方关切的共同安全观。在一个相互依赖、多元一体的现代世界,不可能存在绝对安全;安全本应是共同的、相互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安全事务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伊朗核问题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霸权国家追求单边绝对安全,执意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造成的。

普遍安全观是统筹各种机制的合作安全观。一方面坚定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安全机制的权威。同时,要反对动辄采取武力恫吓、单边制裁等手段,因为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创造新问题。要通过合作求安全,通过协商对话促进共同安全。例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通过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协调并进的方式,照顾各方关切,实现各方协调合作,才有可能迎来光明的前景。

普遍安全观是综合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安全观。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在持续发展中遇到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加以应对,而不能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从一国私利出发,对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置之不理。没有发展的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总体和平的,但同时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并没有变小,而是更严峻、更复杂了。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为人类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了新路径。

二、共同体主义发展观超越了零和发展观与自由发展观。

对于现实主义而言,发展就是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控制权的零和博弈。共同发展观认为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赢发展,发展本质不是争夺“蛋糕”,而是共同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只需维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竞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是自由主义发展观同样不能破解世界发展不平等、不平衡、不均衡的困境。

共同发展观认为,不能走西方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垄断其市场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帮助所在国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要帮助它们弥补投资缺口,这是雪中送炭,而不是什么“债务陷阱”。例如,2017年通车的肯尼亚蒙内铁路,不但帮助肯尼亚人民实现了铁路大通道的梦想,推动铁路联结东非各国的交流与发展,而且通过技术转移、培训等方式初步实现了属地化管理,通过进出口银行低息贷款,弥补了肯尼亚关键的投资缺口,同时由于铁路的修建,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提高了土地等资产的价值,提升了肯尼亚政府的偿还贷款的能力。[4]

共同发展需要各国更紧密的协作,需要不同国家之间通过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项目对接,通过协调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实现不同国家的联动发展。

共同发展需要提供全球发展的公共物品,“一带一路”就是全球发展最大的公共物品。例如,不同国家的设施实现联通,就可以大大降低物流成本,原先成本高昂的国际贸易线路变得有利可图。

三、共同体主义主张文明交融,超越了“文明冲突论”。

当前,一些美国政客又在重新鼓吹文明冲突论,例如,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主任斯金纳把中美竞争视作美国首次面对非西方世界对手的文明冲突。[5]

文明交融观认为不同的文明是平等的,并无高下之分、中心边缘之别,谁也不该取代谁。文明的多样性不但应该避免冲突或人为地去强化不同群体界限,而是可以通过文明对话,互相学习和借鉴,寻找文明交融共通之处。今年5月,在中国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一个既尊重文明多样性又寻找文明共通交融的文明盛会。文明交融观不鼓吹普世价值,而是倡导共通价值,不输出发展模式,而是贡献各国的方案与智慧。

四、共同体主义超越了地缘政治学,主张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理论包括海权、陆权、世界岛等理论。“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主义)在地缘上的伟大实践,无论何种地缘政治理论都难以解释中国提出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它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对关键地域的控制,以实现本国或某一国家集团的安全利益最大化。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地缘发展的政治经济平台,目的在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通过塑造点、线、面来形成发展政治经济大势的平台。“点上集聚”指通过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港口建设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线上畅通”,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的互联互通,缩短不同发展节点的经济距离。“面上联通”指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降低跨国经济活动的成本,促进货物流、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跨境流动。“型上成势”指将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形成共同发展的厚势,横跨欧亚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构成“一带一路”的主骨架。[6]

五、共同体主义的国家关系是伙伴关系,超越了结盟关系与不结盟关系。

结盟关系是一种古老的国家行为。在冷战时期,结盟行为达到了高峰,不同国家被划分为东西两个集团。然而,在一个利益高度交融的世界,结盟战略在赢得盟友的同时,也逐渐树敌,在不同结盟集团之间造成对立。始于上世纪的不结盟运动,主张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本身就是对于冷战时期不同国家集团对抗的不认同。上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并明确提出了“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7]当然,不结盟运动还只是一种消极的国家关系处理原则,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推进了国与国之间更为积极的伙伴关系的构建。

共同体主义强调结伴而不结盟,不断做大朋友圈,但是不搞排他的小圈子。在双边关系要建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一种自愿平等的协作关系,中国已经与七十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协作关系(见表1),而且随着友好程度的加深,不断提升协作水平。例如最近中俄关系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1 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和国家集团

伙伴关系

国家/(国家集团)

数量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

1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巴基斯坦

1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塞拉利昂、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埃及、阿根廷

11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土耳其、阿富汗

4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德国

1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英国、法国、巴西、丹麦、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南非、希腊、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秘鲁、委内瑞拉、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新西兰、蒙古国、埃及、(欧盟)

2221+1

战略伙伴关系

阿联酋、安哥拉、乌兹别克斯坦、波兰、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尼日利亚、加拿大、塞尔维亚、智利、乌克兰、卡塔尔、吉尔吉斯斯坦、(东盟)、(非盟)

1513+2

互惠战略伙伴关系

爱尔兰

1

战略合作关系

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菲律宾、文莱、(阿盟)

54+1

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比利时、新加坡

2

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尔代夫

3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刚果共和国、克罗地亚、尼泊尔、坦桑尼亚、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荷兰、东帝汶、(拉共体)

98+1

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匈牙利

1

重要合作伙伴关系

斐济

1

友好伙伴关系

牙买加

1

合计

 

7772+5

资料来源: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2):65-95-157-158.作者做了修改。

 

在多边关系中,结伴战略是一种自愿加入的“朋友圈”。 “一带一路”是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的多边伙伴关系平台,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关系越来越密切,合作越来越深入,以高峰论坛、对话平台、合作联盟等多种形式构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正在逐步成型。

共同体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升级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是“以邦窥天下”,以小窥大,难免井底之蛙、一叶障目;共同体主义是“以天下观天下”,以大观大,方能举措得宜。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高度尊重成员独立性与平等性的真实共同体,这使得它有别于那种要求让渡主权、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虚假共同体。同时,共同体成员又通过平等、自由的联合,借助联合形成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力量,使得共同体的成员更好地成为自己。

 

2 国际关系的三种范式比较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共同体主义

基本前提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权力竞争

个体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的联系,全球化的相互依赖性

全球化的相互依赖性,全球化的不平衡性,全球公共场域的扩大

代表性理论

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制度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安全观

均势安全

集体安全

普遍安全

发展观

零和博弈

自由发展

共同发展

文明观

文明冲突

文化多元主义

文明交融

国家关系

结盟或敌对

 

伙伴关系

地缘关系

地缘政治学

经济地理

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

 

共同体主义是针对21世纪全球发展趋势、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的一种国际关系的新范式,它吸纳整合了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先进成果,并超越了国际关系的两大主导范式——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表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秩序的升级,推动其向更公正、更包容、更健全的方向发展。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共同体主义代表着21世纪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试看今日之世界,自由主义秩序急剧衰弱,而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给人类前景蒙上巨大阴影,可能将人类拖入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之中;[9]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的希望,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新引擎,将引领人类第一次世界发展大协作。

                                      (编辑  杨利红)



*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1]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3409?dailypop&archive

[2] https://www.mitpressjournals.org/doi/full/10.1162/isec_a_00342

[3]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521日,上海)

[4] 参见赵忆宁:《21世纪的中国与非洲》,中信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285-386页。

[5] https://www.newsweek.com/china-threat-state-department-race-caucasian-1413202

[6] 详细论述参见鄢一龙:“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扩张,《前线》,2019年第2期。

[7]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9] 参见法国阿尔斯通前高管富朗德里克·皮耶鲁齐接受郑若麟采访时的分析,《法国版孟晚舟事件亲历者为你解读美国陷阱》,https://mp.weixin.qq.com/s/QrWZQoagIYAyjBJk8PjP0A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在不断加剧的经济全球化、生产碎片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包含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的一体化国际贸易统计测度框架,用于分析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并讨论了5种无形资产贸易模式。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即使不考虑美国企业在外包活动中得到的无形资产收益,美国2016年的贸易逆差也应从7500亿美元减少到约3960亿美元左右。本文认为,讨论当代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时,必须把21世纪所有不同类别的贸易活动包括在内,这对于解决无形资产贸易的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其它群体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重要的措施。此外,国际社会应合作遏制无形资产贸易收益的跨国避税。

    关键词:   无形资产贸易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  贸易失衡

 

重新构架真实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

 

贸易失衡现在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反国际化思潮的主要论点。中国对美贸易巨大顺差(美方数据2017年已达3750亿美元)成为美国20183月向中国发起多产品、高关税为主的贸易战的主要论点。[1]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位置需要放到多边贸易而不是双边贸易的框架下来讨论顺差或者逆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下全球生产持续的细分和碎片化,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知识与服务贸易不断深化,使得无形资产贸易的形式和渠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一系列的知识产权,如专利、专有知识、商标、产权、品牌和商业秘密等等,和由此产生的跨境价值流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构架国际贸易统计分析框架,更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当前国与国之间复杂的国际贸易关系。

目前国际贸易统计框架严重滞后于现在的贸易现状,无法反映现在真实的完整国际贸易图景。这一方面是由于数据收集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缺少一个完整的包含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的国际贸易框架。据本文作者所知,Reindorf and Slaughter (2009) 是唯一的一项关于无形资产贸易的前沿研究,囊括了一系列有深度的前沿研究,包括Carol Robbins的测度知识产权供给和应用的收益,Francisco Moris 的研发的进出口新数据和方法论问题。研究发现,在供应链贸易中,研发服务和FDI流动有互补关系。一个间接相关的研究是Gusvenen(2018)关于美国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文章,他们发现,考虑了利润转移后,美国企业研发密集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特别大。这一现象极有可能是由于无形资产的利润转移。然而,无形资产贸易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贸易测算得到完整而系统讨论。

虽然全球价值链的文献把无形资产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这些文献基本都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而无形资产则是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权利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全球价值链的治理通常被认为是由知识交换与贸易端,而非制造端的企业主导,且其类型多种多样(包括等级制,如大多数FDI,以及外包和正常交易)(Gereffi et al. 2005Mudambi 2008)。

本文旨在综合技术、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和全球价值链文献,并且提出一种适应于全球产品和不断增长的无形资产贸易背景的涵盖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全球贸易框架,提出一个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统计框架。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包括知识创造、资源获取、零部件生产、组装整合、品牌经营、营销和售后服务。无形资产也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虽然不是自然禀赋,但是是被创造的禀赋。无形资产不仅仅通过制造品进入国际贸易,还通过各种专门的渠道进行交易。所以,真实的国际贸易图景应当用一个综合的包括产品、服务与无形资产在内的分析框架来描绘。

 

国际贸易理论不支撑对无形资产贸易的考量

 

经典的贸易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他的《国富论》(Smith, 1776) 提出了“剩余出路”论,认为贸易是为国内过剩产值提供出路,同时让生产可能性边界回到原来的满负荷状态。之后,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Ricardo, 1817),国家在某些产品生产上存在比较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家参与贸易时能够从资源优化配置和福利效应中获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价格理论”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通过贸易各方的要素禀赋来预测产品贸易的模式和规律。这个模型认为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利用国内过剩或者廉价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同时进口需要利用国内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Leamer, 1995)

弗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Vernon, 1966)。这一理论认为先创新的国家更有可能拥有科技上的比较优势。在产品生命周期早期,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自于发明产品的地区。然而,当技术不断成熟和渗透,它会成为一种标准并扩散到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的进出口是基于生产的整体比较成本。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晚期,其生产会逐渐离开发明地,甚至成为发明地的进口产品。

1970年代以来,以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为标志,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细分和专业化。生产网络/价值链从本地/国家分布变为全球分布。这就形成了产业内贸易。由此,新贸易理论 (Krugman, 1979; 1981; 1991;Lancaster, 1980; Balassa, 1986; Melitz, 2003) 出现,用规模经济、垄断竞争和网络效应来解释产业内贸易。

进入新世纪后,技术进步和电子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创新导致外包和工序贸易变成了一种新的趋势。这种变化甚至被看成一种新的工业革命(Blinder, 2006)。工序贸易的研究探讨了离岸经济和外包的动机和收益,以及产业组织的演变(Grossman & Rossi-Hansberg, 2008 and 2012; Rodriguez-Clare,2010; Baldwin and Venables, 2013; Baldwin and Robert-Nicoud, 2014)。这些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存在创造了总部服务贸易。而这些服务往往是无形资产,如研发、技术、设计和营销服务。通过FDI或者外包实现的离岸经济也是重要的“出口”无形资产的模式,不过仅仅是多种模式中的一部分(Markusena, and Venables, (2000)

以上各种贸易理论的发展揭示了贸易模式的演变和国际贸易的动机和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基本都是产品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假设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生产要素并且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都在同一个国家进行。现实中,国家应该国际化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新国际贸易理论考虑了国际化生产的碎片化,但它仍然主要考虑产品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与产品生产相关的工序和零部件贸易。而无形资产仍然没有被当作重要的因素纳入考量。无形资产贸易的渠道和模式仍然没有被完整和系统的讨论。

 

全球价值链与微笑曲线

 

全球价值链构建了一个跨国或者跨地区不同公司实现不同的工序和商业功能的生产架构(GrossmanRossi-Hansberg2012)。这个架构是“生产性的(价值增长的)通向并且支持最终使用的顺序” (Sturgeon 2001)。微笑曲线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构国际贸易的方法。有些国家专业化生产 “知识与研发”,而另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业或者品牌营销”。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整条价值链上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一杯羹。在为最终产品贡献价值的生产工序的链条上(即产品的价值链),一般的工序链条开始于基础和应用研究与设计。这些研究与设计活动往往会带来新的想法、技术、新产品设计和新的生产工艺。这个工序链条下一环节是商业化这些研究成果,如专利和知识产权(想法、论文、知识等);再下一环节是资源的获取和材料的生产(包括农业产品),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的组装,以及最后环节的营销、广告、品牌管理、物流、商业服务和售后服务。另外,价值链在文献中的定义是超出中间品贸易的,它强调在不同环节上领先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权力架构 (Milberg2004)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使国际生产变得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是负责某一个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更趋向国际分工和国际供应链。从不断增长的中间品国际贸易可以看出,一个产品的生产与价值创造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这种全球化生产被称为全球价值链。

在全球价值链里,某个国家往往专业化于产品或者服务价值创造的一个细分环节。有些国家专注于通过R&D生产“想法”和新的技术。而另一些国家主要负责资源开采和初级产品生产。还有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中间品或者组装。也有一些国家专攻营销、品牌、售后服务和商业服务。一个国家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上聚集于一个或者多个工序专业化生产,特别是那些从事R&D的国家也有可能同时从事同一产品的营销和品牌,例如苹果手机。在全球价值链支配下,国际贸易从(经典的)产品贸易扩展成为一系列产品、服务与知识的贸易。如果出口产品的创造与生产是在同一个国家完成,并且使用的中间品和服务也是这个国家生产的,那么这个简单的一国版价值链的情况就是传统的国际贸易分工。

根据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的研究,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创意设计、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了更多的增加值。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两端的每单位劳动力增加值比中间环节更高(如图1)。在全球价值链中,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的平均值)提高获取价值的能力,取决于价值链治理(Gereffi et al.2005; Mudambi 2008;Kaplinsky, 2000)。

需要注意的是,增加值总量的微笑曲线会比单位劳动力增加值的曲线更加平缓。小众市场中的定制产品,微笑曲线会更陡峭;而大众市场产品的增加值总量的微笑曲线则更平缓,而单位劳动力的增加值会依旧陡峭。

1  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 资料来源:Shih1992

 

无形资产贸易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整体框架

 

许多国家专业化从事价值链中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并不是完全属于一个国家,而是分布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不同国家。在单一国家价值链的情况下,整个产品除了出口目的地国家的销售利润外的所有增加值都由一个国家获得。根据Constantinescu et al.(2018) 和世界银行et al. (2017),在2014年,约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在到达最终消费国之前涉及到超过两次的跨境生产。

由于全球研发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工业化国家,这些工业化国家在有商业价值的新知识创造方面仍占据优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截至2017年,世界排名前25位的创新国家除中国外全部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在2017年第一次进入这个排行榜。与此同时,有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际化的商业服务产业,比如英国;还有一些国家则发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声誉的品牌,如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基于上述优势,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出口知识(创意、技术、商业模式、营销、品牌管理、商业服务和一些售后服务)和知识密集零部件,同时进口制造品。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出口制造品,而进口知识密集产品、服务,或者通过各种知识贸易获得知识本身。在增加值的分配方面,大部分产品的增加值分布符合微笑曲线,特别是单位劳动力增加值微笑曲线。然而,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价值占比更加高于实物资产,并且逐年递增。2014年无形资产的收入占全球所有制造业产品的32%,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

Corradoet al.2012))关于发达国家无形资产和增长的文章中使用了一个两部门模型:一个上游知识生产部门和一个下游知识应用部门。上游部门利用免费的基础知识(概念和想法)生产“完成的”创意和商业知识,下游部门将上游部门创造的知识实现为产品或服务。换言之,一个部门从事“创新”,另一个从事“创新产品”。Corrado et al. 2012)认为,常规的GDP及其增长的统计是不包含针对创新的投入的,只有这种创新进行投资并资本化之后,GDP才会同时反映两个部门的生产。创新投入资本化形成了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代表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资源和价值创造驱动因素。

基于Corrado et al. 2012) 和Haskel Westlake2017)揭示的无形资产(知识以及其他形式的无形资产)的重要作用认知方式,本文提出一个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模型,即同时包含产品和知识(包括技术、管理、营销知识)的国际贸易。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家两部门模型开始。国家A出口知识、进口制造品,国家B出口制造品、进口知识;国际贸易是价值链上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结合,而贸易平衡是包括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在内的平衡。

无形资产贸易会以复杂的方式出现。一般来说,无形资产(知识与品牌)的贸易有5种形式:授权、直接投资、外包、合作/联盟和提供咨询服务。这些方式在价值链上正以不同方式获取增加值(总结如表1)。

 

1:知识贸易的不同形式和收益获取方式

知识贸易形式

描述

收益获取方式

授权

(专利技术、商业模式、技术诀窍或者品牌)

授权使用专利的产权并传授相关知识

授权费,可以是一个特定费率或者固定的一次性费用。

直接投资

投资并持股(知识产权也是投资或者控制权的一部分)

股权收益,通过转移支付获取的隐形利润。

外包

外包合同

最终产品利润减去外包所需成本。获取品牌、营销渠道、想法/概念或者关键部件的价值。控制者。

合作/联盟

不同机构之间订立联盟(无形资产作为部分或者全部贡献)

分享最终产品增加值,根据协议获得无形资产的增加值分成。

咨询服务

(包括培训和咨询)

为个人与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为培训、咨询或者其他服务支付的费用,如安装、保养和维修等售后服务。

 

授权是一种常见的无形资产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适用于多种无形资产,包括技术专利、商业模式、无专利的技术窍门和品牌等。在获得授权费后,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向其他单位授予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如专利、商标、工业流程和设计等机密和特许经销权),也可以通过许可协议授权其使用原版(如书籍文章、计算机软件、影像作品和音像作品的版权)以及相关权利(如现场表演、视频、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除了直接授权外,有时也会出现公司间交叉授权,允许彼此使用对方的特定专利技术。这种交叉授权多用于电子产业,因为生产电子最终产品需要的众多专利往往属于不同的公司或组织。2016年,全球专利支出达到22385亿美元。当年中国支付了130.4亿美元用于购买外国的专利授权,收入了10.8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相比之下,同年美国支付了443.9亿美元的外国专利费用 ,同时收入了1244.2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如图3)。

2 知识产权的收入和支出

资料来源:IMF,收支平衡表年鉴,2017.

 

 

3 中国、美国和英国知识产权费收支

资料来源:WTO

 

外商直接投资。在许多情况下,尤其一个公司拥有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公司可能会利用知识产权结合物质资本(包括金融资本、机器设备和营销知识)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外国成立公司或者制造/服务单位。这种外商直接投资既可以是全资子公司的形式,也可以是与当地合作伙伴成立合资机构。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商业/金融能力越强,则越有可能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而不是专利授权的方式获取知识产权的价值。一般来说,知识产权所有者中,若其是商业机构,将比学术研究机构更有可能采取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常见的案例包括西门子、大众、梅赛德斯奔驰、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立的合资或独资子公司。

知识产权所有者通过几种方式从合资企业中获得知识产权投资的回报,例如分红,企业增长带来的资产增值,以及利用转移支付在别处获得的利润。在2016年,美国最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中,亚马逊从网络服务中获得了122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运营获得了440亿美元,eBay从国际市场运营中获得了51亿美元,谷歌获得了474亿美元。[2] 2016年同年,美国电子信息类企业的英国分支机构的利润为:微软12亿美元,英特尔55.4亿美元,Cisco 117.8亿美元。[3]

Guvenen等(2018)定义离岸利润转移是“跨国公司把本该归为美国母公司的利润归集到其他国家分公司名下的行为。而这些利润转移被记录在初次收入账户下,列为不影响GDP的美国海外资产收益”。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考虑利润转移的增加值测算方法,并且发现“考虑利润转移的影响后,总生产率增长率1994--2004年每年提高了0.09%2004--2008年每年提高了0.24%2008年后降低了0.09%”。利润转移带来的影响在研发密集产业尤为突出,表明极有可能是研发带来的无形资产帮助了利润转移。在2000年代,考虑利润转移后的研发密集产业的增加值增加了8%之多。

 

    4 美国跨国企业直接投资收入:股息和提款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4是美国跨国企业2008年到2016年间的股息和提款。股息和提款及其再投资收益是两种主要的资产投资收入。股息和提款是分配给企业所有者所投入的资产的收入。美国股东或者所有者获得的股息和提款值从2008年的172亿美元减少到2016年的120亿美元。这部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收入相比美国的OFDI总量来说非常小,相比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服务收入也非常小。美国OFDI令人意外的低收益的原因可能就是美国跨国公司出于再投资或者避税等缘故,并未全部转回美国本土。

在投资所在国,如中国2015年,除港澳台的外商投资企业利润达到9957亿元人民币,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5948亿元人民币。表2列出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8年到2015年的利润。近半数的外资企业在年报中称它们经营亏损。根据中国国家税务局的报告,三分之一的外资企业亏损是经营问题,而其他则是由于非正常原因,如转移支付。

2.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亿元)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30562

34542

53050

61396

61910

68379

68155

66187

国有企业

2532

1973

3303

3567

3882

2944

2708

 

集体所有制企业

617

638

806

864

895

580

541

509

股份制企业

3306

4033

6203

7648

7650

8043

7413

6448

港澳台企业

2976

3448

5113

5521

4947

5456

5930

5948

外资企业

5266

6659

9906

9973

9019

10347

10647

9957

数据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注:1.港澳台企业指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规模以上企业为年收入2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外包。近年,外包日益成为广泛应用的国际生产方式。有些技术和设计所有者选择向一个或者多个供应商外包产品制造环节。同时,这些所有者通过投资运营研发设计活动来控制价值链。比如,苹果公司拥有专利和设计等知识产权,并控制品牌和营销渠道。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称,苹果手机价值链中,苹果公司获得了苹果手机售价中42%的收入,其余22%为材料费用,15%为配送零售费用,5%为知识产权授权费,5%为其他;而只有1%是中国劳动力支出。类似的,华为和三星分别获得了各自手机42%34%的价值链增加值。

外包不仅仅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电子产业,也出现在其他产业。比如,在咖啡价值链上,知识产权包括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商标、技术窍门、加工与交易中的贸易机密,以及烘焙调味中的工业设计和窍门。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中,品牌被越来越多地当成差异化工具。 

外包在服务产业中也非常普遍,特别是那些专业或商业服务可以拆分、并且远程服务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变得切实可行的产业。比如,在商业服务产业,跨国公司拥有品牌和流程设计知识产权,同时将会计部门业务外包给印度和东南亚的承包商。

在这个模型里,知识产权的价值是最终产品价值去除总成本和外包成本后的净利润。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不通过直接投资就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获得专利、设计、品牌、贸易机密和技术窍门的价值。这些所有者可以是价值链的控制者(如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或者参与者(包括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企业)。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外包获得的知识产权的价值不仅仅发生于发包与承接业务国家。因为最终产品是全球销售的,而知识产权的价值被包含于最终产品之中,无论是否通过承接国家,这些产品既出口到外包承接国家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如果最终产品是通过全球子公司销售的话,出售国家的收入表现为返还到母公司/总部的分红。比如,苹果公司美国部分无形资产产出价值的收入既包括苹果手机产品中包含的知识产权出口到中国的,也包括出口到世界各地的。所以,这部分收入应当从世界各地以分红的形式转移回美国总部。然而,这部分是母国监管难度非常大的。跨国公司有充分理由不转移这部分利润回母国。

合作。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可以与其他公司和机构形成合作或者联盟。相应的,价值获取的方式为根据无形资产在联盟总资产中的占比获得最终产品增加值的一定分成。这种方式不同于外商直接投资且不需要股权投资。这种贸易方式有几种不同形式。比如,供应方可以授权专利、但并不把它转变为股权或者授权费,相反,知识产权所有者获得事先约定好比例的产品销售收入的分成。另一种常见模式是所有参与方建立一个平台,共同进行研发活动,如果研发成功,这个平台会继续进行生产和商业化。这种方式可能需要双方或者多方合作。一个例子是Sematech,它是一个美国半导体技术平台,包括美国的公司,后来还包括一些其他国家公司(Walsh et al., 2016)。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3G开放平台,它包括了大唐、华为、中兴、西门子和一些小型美国公司(MuLee, 2005)。

咨询服务是一种通过培训、咨询、售后服务、安装和运行维护等活动向个人和组织知识转移的方式。知识产权由所有的接收者分享(尽管所有者仍然持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价值是通过咨询费用或其它服务收费实现。

IMF定义服务收益为无形资产产品可同时生产、转移和消费的经济产出。2016年,服务的国际支出已经达到37770亿美元之多。中国支付了4526亿美元用于进口服务,同时收入了2084亿美元出口服务费。相比之下,美国支付了5047亿美元的服务进口费,同时收入了7524亿美元出口服务费。图5是中美商业服务进出口。图6是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商业服务贸易净收支。对比中美两国的保险、金融服务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也呈现类似的关系。相比于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价值获得方式,咨询服务获取的价值比较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种形式的知识产权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更差。

 

5  中美商业服务进出口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一体化贸易解决方案(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识的公共品属性,无形资产的贸易也会在全球价值链上,在行业、集群和地区产生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一般来说,这种溢出和外部性对当地经济是正向的,但是测量起来很困难。

 

6: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商业服务贸易

数据来源:WTO

 

一体化的测量统计框架

 

如果我们同时考虑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并且假设无形资产贸易在本文提到的所有方式中都会发生,国家贸易关系不再是线性的2×2模型,而是“蜘蛛”或者“蛇形”等网络模型。我们必须用更复杂的网络模型来考察贸易,这使得追踪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的贸易流都颇具挑战,因为这些贸易流交织成了一个多环节、多边贸易网络(如图7所示)。

7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网络模型

 

无论网络模型如何复杂,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出口应当包括:

1) 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2)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

3)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

4) 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

5)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

相应的,国家A从国家B的进口应当包括1)产品进口,2)知识产权支出,3)无形资产密集的服务支出,以及4)跨国企业子公司对母公司的资金转移(详见表3)。

 

3. 包括无形资产贸易的贸易价值流动

贸易收入

贸易支出

产品出口

产品进口

知识产权收益

知识产权支出

商业服务收入

商业服务支出

跨国企业子公司分红,按无形资产占比(平衡表中资本项目)

跨国企业分红支出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外包与合作/联盟创造的增加值中属于无形资产产出的部分(包括技术、管理资本、贸易机密和品牌)

 

 

跟踪记录表3中第四、五项贸易收入是最具挑战的。基于避税等各种考虑,跨国公司有可能会转移价值到低税率的国家。基于战略的考虑,跨国公司有可能会把收入直接投资到第三国家。因此,跨国公司母国很难跟踪监管这些经济活动。第五项贸易收入从理论上是可以观察到的,而实际上却很难,监管成本很高。这需要我们跟踪全球价值链的每一种货物,基于每一步生产所需的复杂的投入品计算增加值。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势的知识产权所有者会根据知识产权、产业、市场、合作伙伴和目标市场的特点,利用各种方法来获得知识产权的收益。这就使得跟踪和记录知识产权收益更加困难。即便如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基础上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从宏观上有助于理解更完整的21世纪的国际贸易图景。产品贸易的平衡不再是一个好的测量贸易关系的指标,甚至包括服务贸易在内也远远不够。无形资产贸易的多样化应当也被考虑进来。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数字技术(如物联网和大数据)和全球价值链上公司的可靠的自陈系统来构建新的测量框架。而这个新框架和数据收集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是通过国际合作达成一个统一标准和可行的实施方案。

以美国总体贸易收支为例,表4列出了详细的产品和无形资产贸易项目。知识产权净收支的数据来自于IMF。商业服务数据来自于世界一体化贸易解决方案。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由于交通运输服务可能包含较少的无形资产贸易,最终无形资产贸易中只计算了保险与金融服务和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贸易。由于FDI中包含的无形资产净收益并没有统计数据测度,我使用几种不同的测度来近似代表它。其中,我假设美国无形资产平均净收益为对外投资总额的2%或者3%。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中也包含了美国的无形资产进口。由于美国在许多行业无形资产都处于领先地位,为了剔除与无形资产贸易无关的FDI,我仅仅计算美国无形资产密集产业的FDI,即:(1)制造业,(2)信息产业,(3)专业、科技服务业;然后以这些产业FDI总额的2%或者3% 来近似估计其他国家对美国FDI的无形资产平均净收益。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比例,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发现的,不同产业这一比例差异非常大。另一种对无形资产通过FDI进行贸易的净收益的估计,是美国OFDIFDI未经成本现价调整的收入(见表4)。最后,无形资产贸易收入中的外包收入,由于难以追踪且没有比较完整的数据,我仅收录了一家跨国公司(苹果公司)的公开年报数据和在WIPO 2017)发表的严谨的研究数据为例。

根据表4,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收入后,2016年美国的贸易净收支(包括产品、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以2%收益率计算的OFDI存量净收益和以2%收益率计算的无形资产密集行业FDI存量净收益,以及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收入)为3963.8亿美元逆差,比 7499.3亿美元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并未考虑除了苹果公司外的通过外包活动产生的无形资产贸易。并且,以上计算假设OFDIFDI包含的知识产权收益为存量总额的2%。如果知识产权收益率上升到OFDIFDI存量总额的3%,美国贸易逆差2016年会减少到3622.1亿美元,2015年减少到3635.4亿美元。

 

 

国际贸易不平衡和新的政策工具

 

本文整合了技术、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文献,并基于当下全球化、生产活动碎片化和无形资产贸易增长的新的发展,设计出一套整合了产品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同时,把这个框架应用于美国贸易收支计算,在考虑无形资产贸易要素后, 2016年美国逆差为3963.8亿美元,比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7499.3亿美元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如果我们进一步加入除苹果公司外的包含在外包中的无形资产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应当更小。

因而,国际贸易不平衡与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当基于完整的包括21世纪以来多种贸易活动在内的统计框架来讨论。

本文的贸易统计框架提供了一种帮助我们理解适应新变化的更广的贸易图景的方法。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整合数字技术和可靠的公司自申报系统。比如,我们可以用物联网技术链接各种投入和产出,然后用大数据技术对比不同来源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及填补中间的数据空白。而国际合作是建立标准和执行对于新框架的使用和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一,可以更好地测度全球化。全球化不应当仅仅根据产品、投资和服务的互动和一体化来测度,还应该包含追踪和测度更加复杂的无形资产的流动。

第二,针对构建更包容的全球化政策做出贡献。近年,全球化被认为是导致发达国家不平等问题的罪魁祸首。在一些主流的工业化国家出现反全球化浪潮,产品的国际贸易成为攻击对象,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在不断抬头。本文的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像商品贸易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实际上,工业化国家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顺差。但问题是,无形资产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集中在少数的所有者和一小部分创造这些无形资产的研究技术人员手里。所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从无形资产贸易获得巨大利益的少部分人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再分配,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措施,例如应当禁止跨境避税行为。

最后,本研究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贸易不平衡问题。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思考国际贸易的问题。解决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工具,应当是基于真实的完整的贸易活动。根据本文的分析,中美真实的贸易逆差比大众认知的3570亿美元低很多。因此,减少逆差的谈判基础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同时,无形资产出口应当被当作一种政策工具纳入两国政府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网络的贸易模型,建立必要的数据收集系统、标准和国际数据库,客观全面分析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如何影响他们获取和分享增加值的能力,分享此次工业革命如何快速的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形态和国家所处的位置,在这次工业革命如何影响国家间的价值分配、收入分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升级,哪些政策制度对于无形资产和产品整体贸易框架的健康运行是必要的。最后还要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的角色和确保可靠的、有益的数据产生和分享所需的监管。

                                           (编辑  迟晨光)



* 傅晓岚,牛津大学国际发展学院技术管理发展研究中心。

[1] 这次贸易战开始的官方标志是美国白宫官方网站发布的 “有关美国301条款调查行动的总统备忘录”。

[2]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网年报。

[3] 数据来源:FAME数据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这一论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取得的历史性变革成就,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运动的当代表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新时代”的具体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指示。因此,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研究尤其是特征问题研究,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其关键命题,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观

 

从理论属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作出了两方面的重大贡献:一是研究并揭示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二是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即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和本质属性。就理论本质而言,“为什么人”是所有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质。

就继承性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的继承;就发展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2]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更直接地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上。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此,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人民在满足了物质文化的基本需要之后,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是作为主体的人民对社会生活领域提出的主观诉求;二是社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摆脱落后状态之后,更加强调兼顾发展的公平性、均衡性和充分性,这是作为客体的社会生产发展对当前人民需要的客观反映。无论是主观诉求还是客观反映,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都更加有力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观内嵌于具有国家主体性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发展理念、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结构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可以从两条线索切入研究:一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该命题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理论上;二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则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上。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直接反映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基于此,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成为首要需要回答的具体特征问题。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4]

 

第一,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行公有制。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为了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其次,西方国家尊崇私有产权强调私有化,是一种“商人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物,[5] 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来看,必须克服私有制导致的劳动与资本的异化。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我们既有建国初期搞“一大二公三纯”的历史教训,也有基于苏联模式的公有制实践的前车之鉴。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所有制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利益的激励机制”。[6] 现实中的公有制并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基础上的所有制实践必须通过兼容非公有制经济的方式最大限度激活社会生产率。

第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针对我国所有制结构问题,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取向涵盖了诸多现实命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新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完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强化国有经济的引领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观

 

收入分配关系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我国的分配制度,即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摸索逐渐成型的分配制度,涉及到“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等重要命题,其核心命题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当前,在“强起来”的“新时代”背景下讨论分配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必须意识到,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往往被作为敏感问题而加以回避。理论上出现偏差,实际的收入分配问题也令人堪忧: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层明显,行业间和区域间的分配不平衡也十分突出。因此,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观,必须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为什么存在居民生活持续改善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者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另一部分人却并没有富起来?究其原因,随着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的下降,多种分配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强化投入-产出激励机制的同时,造成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尤其在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基于效率原则的资本运动非但无助于改善贫富差距,甚至会造成结构性系统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面临这一困境。如何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观的核心命题。收入分配涉及到上层建筑,也涉及到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观的价值指向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在“富起来”时代“做大蛋糕”之后,“强起来”时代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分好蛋糕”的关键一步。针对上述的现实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根本上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解决财产分布不均且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问题。[8]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强起来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公平正义,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观

 

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关于发展的内涵、本质和目标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我们称之为“发展观”,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经济体制改革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问题。

总体来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并回答了发展动力(创新)、发展方式(协调和开放)、发展性质(绿色)和发展价值(共享)问题,其问题导向就是我国当前发展的结构和质量问题。新发展理念从理论上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观,树立新发展理念,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由谁享有这个根本问题。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把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有效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真正以人民为中心

具体来看,新发展理念谋求创新型、平衡型、可持续、包容性、共享型的“新时代”。创新发展,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包含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推动生产技术、组织方式、产业结构、产品服务以及用户体验等全方位变革;协调发展,则更加注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东中西地域性均衡发展,兼顾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和均衡性,通过结构型改革创新增长方式;绿色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开放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化,通过开放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跨文化合作交流,以开放型经济解决全球性难题;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路径选择上,新发展理念力求突破既有的范式和框架,以生产力为着力点,但不局限于自我中心式的粗放型发展,以经济发展为主导逻辑但兼顾均衡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新发展理念是一条创新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市场观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在此基础上,解读中国奇迹、认识中国发展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方面,在传统西方理论中,政府与市场之间是零和博弈如果按照萨伊定律的话,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市场自动调节生产,那么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爆发的危机尤其是生产过剩危机无疑将这一观点“证伪”;如果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即基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强调政府干预,那么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构成的“滞涨危机”宣布了凯恩斯主义“失灵”。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必然导致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对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基于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建构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轴线: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从十五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九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嬗变。从规律性层面来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

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从系统的角度考虑“市场观”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重构和调整,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球观

 

改革开放具有两个面向:一是对内改革,即从以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到“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对外开放,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范围和水平,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获得发展利益。后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球观。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一幅美好的世界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愿景及其背后的新型全球化主张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担当。

首先,新型全球化超越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很久以来它一直展开着。然而,长期以来,全球化叙事存在一个“欧洲中心论”的理论预设,即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唯一创造者,从而假设欧洲及其分支(如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必然且持久的。从本质来看,欧洲中心论是“一个神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理论或者一种主导叙事”。[10]

 

唯物史观和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西方的兴起只是自1770年以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全球化则是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新型全球化首先要破除这一逻辑陷阱。

其次,新型全球化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注重文明多样性,避免了国强必霸的西方全球化的历史逻辑。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的依附状态为特征的,这种依附特征既表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经济上,然而,二战过去后的70多年里,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富国更富、穷国更穷,除了极少数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陷入更深层次的贫困和落后状态。究其原因,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至关重要,而不应照搬西方模式、一味接受西方方案。鉴于此,新型全球化要突破“中心—外围”依附理论,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尊重各国国情。

再者,新型全球化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当前,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新型全球化应重塑全球生产价值链,超越工具导向回归价值属性,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旗帜鲜明地反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和持续性,着力解决贫困、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实现世界各国发展繁荣。

                                           (编辑  迟晨光)



* 周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72日。

[3] 洪银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6日。

[4]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

[5]杨春学:《私有财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一种思想史式的注解和批判》,《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4期。

[6]杨春学:《论公有制理论的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0期。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8]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

[9] 洪银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6日。

[10]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第三版),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页。

 

 

内容提要:所有制合理性的宏观层面是生产力标准,中观层面是社会公平标准,微观层面是人的发展标准,归根到底是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不同程度上对单位、权力、关系存在一定依赖,或者对增长、消费、科技、资本存在一定依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既坚持和发展了传统公有制,又最大限度使更多的个体成为自己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的主人,是一种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所有制形式。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  制度合理性  所有制变迁

 

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个老话题,也是个新话题。早在1920年,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了“混合经济”概念。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将混合所有制经济视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学者认为,“这个论断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①]

 

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8.9%,省级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47%[②]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点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可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所有制变迁与人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平衡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③]

 

长期以来,在考察所有制改革成效过程中,人们一直围绕“公有制比例大一些,还是非公有制比例大一些”展开讨论。事实上,包括作为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在内的任何所有制结构,归根到底都只是我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恩格斯在《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中进一步解释,“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④]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共产党人的一切所作所为,归根结底都应当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我们考察包括所有制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加以研析、判断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

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主义,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人的依赖,那么相较封建主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物的依赖,那么相较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此,所有制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改进,是个动态的问题,与当时状态下人的全面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马克思曾经提出人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⑤]

 

对于中国而言,逐步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事情。但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受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人们不同程度上对单位、权力、关系存在一定依赖,或者对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的依赖存在一定依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公私合营

1954年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把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界定为“由国家或者公私合营企业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实行合营的工业企业”,要求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中居领导地位,当时的公私合营企业,是通过国营经济向私营工商业注入资金,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成混合经济(那时把公私合营企业定性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纳入国家需要的轨道,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经营,同时改变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最后用定息的形式赎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使之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项工作开创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新形式。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国营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是可以成为引导资本主义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三大改造”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所有制经济需要共同发展,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的事情。但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把它运用到新的条件下来。

 

传统公有制下对单位、权力、关系的依赖

1956-1978 年,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我国全面实行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体制有利于实现较高程度的公平,但逐渐产生效率低下、刻板的官僚主义和革新能力低下等问题,同时也限制了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具体表现在对单位、对权力、对关系的依赖上:

一是对单位的依赖。“一大二公”所有制下,单位在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中常常有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单位就像一个大家长,它既提供一切,又控制一切。尽管在资源短缺的时代条件下,人们能够从单位获得诸如工作岗位、工资福利收入,以及个人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制度性保障,但这种保障是以个人依赖和服从于单位为基础的。

二是对权力的依赖。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历来较为深厚, “一大二公”所有制下,因物质匮乏,几十年里,日用必需品几乎都需要凭票购买或者凭证限额供应,在工业生产中,重要生产资料几乎都实行计划指标。限额配给制是由政治权力执行的一种资源分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价值一度超越了科学、知识、能力的价值。

 

市场转型条件下对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的依赖

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所有制形式也由传统公有制逐渐多元。一方面,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不断探索转轨、改革,力求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逐渐地,人们开始对经济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等因素产生了依赖。与单位、权力、关系等因素相比,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等因素有助于培育独立人格、自主能力,进而提高人格个性自由水平;但后者又使人受制于“经济必然性”,人格并没有获得真正完全的独立,容易陷入“对物的依赖”的巢臼。

一是对增长的依赖。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对生产力的快速提高有着迫切的追求,甚至认为只要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由落后而生发出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而对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偏向,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早有警言,“不应当只从增加国民经济产品数量的观点上来评价经济建设的成就以及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潜力的利用程度”。[⑥]

 

另一方面, 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对人的发展的忽视,因为人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发展属于综合范畴,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体现为人的素质的提升和人的发展。

二是对消费的依赖。改革开放后,人们之间政治和人情关系的纽带逐渐减少,但突然的转换容易给人们带来失落感和孤独感。此时消费成了“新的权威”,填补了这种心理上的空白。“人们在……自己的汽车、高度保真的音响设备、错层式的住宅和厨房设备中发现了自己的灵魂。”[⑦]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广告的冲击,很多人把消费当作体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甚至把消费更多的物质资料和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看作人生成功的标签和幸福的符号。我们既反对禁欲主义, 也反对享乐主义, 应当把消费同社会生产、 同人的需要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起来。一方面要提高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这应当是促进人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应当反对脱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和水平来空谈消费, 而始终以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为价值尺度,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合理的、健康的、文明的消费观念, 以指导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是对科技的依赖。马克思曾深刻地描绘过科学技术的异化现象。他说:“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⑧]

 

的确,随着智能化、现代化设备走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双手得到了解放,效率得到了提高,同时由于过分依赖科技,人们也不同程度地会出现本领缺失、本领恐慌,如离开了电脑就不会写字,习惯了以车代步。本来是人们在使用技术,却变为了技术对人的占据与控制,人们的自主性和能力在逐步丧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逐渐加剧。当然,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⑨]

 

四是对资本的依赖。凡勃伦曾说过“有财就有势,财富是权力的依据”[⑩]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社会对市场经济认识是片面的,不少人对市场经济理论仍是一知半解,把市场经济庸俗为赚钱经济和金钱拜物教。如近年来与互联网有关的很多创业行为,对资本的依赖已经异化为“烧钱”模式。如近年“滴滴”与“优步”的网约车大战、“摩拜”与“OFO”的共享单车大战、“支付宝”与“微信”的移动支付大战、“苏宁”与“京东”的电商大战等,其本质都是资本的大战。不仅造成人人谈钱、人人想钱、人人谋钱, 也不只是为了钱而伪劣假冒、坑蒙拐骗、铤而走险,真正可怕的还在于资本已经异化为衡量人价值的重要尺度。[11]

 

媒体中常见的娱乐明星与科学家的价值错位,就是以资本为尺度的表现。

所有制的合理性判断

公有制究竟是“通往至善之道”,还是“通往奴役之路”?私有制究竟是“万恶之源”,还是“天赋人权的乐园”?它们实质如何,存在的合理性又何在?这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论更是针锋相对。

 

所有制合理性的基本标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提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

多年来, 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问题众说纷纭。事实上,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要使每一个人都拥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起来,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实现这种理想境界的基本方式。这体现着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内在统一:科学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意味着创造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价值标准就是能够逐步减少甚至消除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们认为,价值标准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公正公平标准(是否有利于社会公正和公平)和人的发展标准(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是否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公正公平标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相对性的标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这里讲的公正、公平是以现代社会文明为参照,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尺度,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依据。人的发展标准,主要就是指所有制的有关安排应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有利于人的自觉自由发展。因而,凡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所有制就是有价值的,凡是否定人的基本权利,压抑人的发展的所有制就不是有价值的。一种所有制社会价值的高低也就是依其对人的发展的有利程度而定。

综上,所有制合理性的宏观层面上是生产力标准,中观层面是社会公平标准,微观层面是人的发展标准。但生产力和社会公平的根本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有关所有制理论的重新考察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应该被消灭,根本上在于它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既是造成资本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根源,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根源。因此,1875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将原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提法改为了“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13]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既吸取了原始公有制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私有”方面的积极因素,还扬弃了前两种所有制的弊端,又形成一种既坚持公有又充分肯定个人权利的公有制。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只记住了片面坚持公有制,却忘记了公有制应该实现的真正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谓“片面坚持公有制”就是,名义上每一个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实际上所有者对财产支配、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大部分个体都未真正感受到,只是被动地接受劳动安排和收益分配。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目标,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作为劳动力是自由的,但人作为人却是不自由的。在混合所有制下,既坚持和发展了传统公有制,又最大限度使更多的个体成为自己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的主人。

 

混合所有制的价值尺度

在此,我们从所有制与社会价值结合的角度,对混合所有制的应有的价值尺度做出一些初步探讨。

一是充分实现每个劳动者的财产权利。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实质就是要克服和消除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资料和财富占有极度不平等的状况。“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就是使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对自己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占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每个人对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公正、合理占有的形式。混合所有制既不是搞“国退民进”,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也不是为了公有而公有。混合所有制把实现每个人的财产权利作为根本目标,坚持公有制,可以消除私有制条件下的剥削基础;而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克服少数人借“公有”之名垄断社会财富使用权的现象。这种公有制的有效运作,也必将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是真正保障每个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同其终极所有者(全民)距离过远,容易造成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降低,以及少数决策者因缺乏约束而决策随意化、甚至产生腐败行为的现象。在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的基础可以保障人们不会因生产资料的限制而失去自由,每一个劳动者又可以有效地行使对产权的自主权,并有条件利用对产权的自主权促进自己的发展。

三是切实促进每个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如前所述,在传统公有制中,单位中的个人不能自主地去选择工作,在市场转型后,人又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消费主义消磨人的进取精神。混合所有制有利于确立知识本位、能力本位,有利于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利于实现科学分配,有利于推动劳资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此问题在下一部分会有详述。

综上,坚持公有制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科学标准与价值标准有效结合的现代所有制,必将在宏观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观上推动社会的进步、微观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有助于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又有助于摆脱对人的依赖;既有助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又有助于摆脱对物的依赖,最终极大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有利于确立知识本位、能力本位

无论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都是人不健全、不完整的发展,最大的消极作用在于抑制了人的创造能力和个性的充分发挥。现代工厂流水线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掌握的技能日趋片面化。

而混合所有制可以促进相同所有制内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融合,彼此扬长避短,其本质是一种知识本位、能力本位的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为人们提供了未确定的机会、主体选择与平等竞争的舞台,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压力和动力。人们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每个人一生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潜力和努力程度。混合所有制不是要牺牲某种所有制的利益,而是要鞭策不努力者,牺牲那些不提高能力的企业和人的利益。这看似对一些人无情,但有利于整个社会来说的进步。

 

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对普遍矛盾, 也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对突出矛盾。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公平程度很高,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易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问题相对缓解,然而公平问题表现突出, 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

从起点公平看,一些地方和行业由于单位、人情、权力等资源进入市场, 导致机会不均,破坏了竞争公平、发展公平,导致物质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配置的非能力因素影响加大,不利于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和实际能力, 不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的发展的不同需要。

从结果公平来看,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都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现象,腐败现象影响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还比较突出。混合所有制的出现,有利于适时地调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和重点,拨正人的全面发展的坐标和航向。混合所有制在市场竞争与政府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品等活动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财政税收和预算支出等手段,有倾斜地像某些团体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15]

 

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实现科学分配

西方经济学者在强调人的发展之时,往往重视按资本要素分配价值。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既坚持丰富了劳动价值论,也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分配模式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复杂劳动等占据主要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份制和证券化基础上,允许民间资本、社会资金、职工个人以资本获取收益,可以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重在建立内部制衡机制,民主和科学的决策必须建立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民资、外资等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约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事实上,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将由传统的资本方掌握剩余索取权的雇佣关系向劳动者也拥有利润收益权的合作关系转变,进而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这类型的案例不仅在中国,在国外早已不鲜见,如美国的员工持股计划、德国的劳资共决机制、日本的终身雇佣机制等。

                                    (编辑  迟晨光)



* 李曦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雷聪,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洪银兴. 十八大以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38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情况发布会[OL]http://www.scio.gov.cn2017928

[]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恩格斯. 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页。

[] 马克思. 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04页。

[] 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40

[]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272

[]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页。

[] 爱因斯坦.科学与战争的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页。

[]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6427页。

[11] 赵修渝,刘淳. 论“金钱万能论”的本质[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63页。

[12] 中央编译局.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74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26

[1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5]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萨缪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0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其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技术不断升级,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有效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克服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以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缺陷。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市场的有效以政府的有为作为前提,政府的有为以市场的有效作为依归”。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传统主流国际发展理论的弊端在于,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将政策的着力点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如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先进产业)和“什么做得不好”(如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体制、民主体制等),而忽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范本,推行脱离本国实际的政策改革。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在于,它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有什么”(即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即比较优势)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府在甄别各自增长动力和集中有限资源,消除瓶颈制约因素等方面的重要性。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创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协同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应该聚焦于发展根据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取得低要素成本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推动企业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其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瓶颈,以降低交易费用,迅速成为竞争优势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工具,甄别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诊断出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制约因素,这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制约性因素,并对政府如何因势利导以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经济发展中的借鉴与运用

2016 16 日,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代表新一届政府推出被称为“莫氏计划”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自那以后,波兰媒体多次以“莫拉维茨基和林毅夫”为标题发表长篇评论文章。

“莫氏计划”是波兰法律与正义党在2015 10 月成为波兰转型后首次单一政党执政后,为波兰追赶西欧国家而制定的未来波兰经济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总体方案,反映了新一届政府积极有为地推动经济发展,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升波兰产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哲学”。

新结构经济学对波兰政府的重要影响

2015 12 月,在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共和国》报上,克拉科夫经济大学教授Andrzej Wojtyna(他曾任波兰经济协会会长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发表评论文章,文中向莫拉维茨基副总理提问,“如果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之间进行取舍的话,你会站在哪一边?”莫拉维茨基在随后接受《波兰时代》采访时明确表示,我支持林教授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将成为波兰财政部和发展部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2016 17 日,在以“林毅夫的提示”为标题的文章中,波兰记者报道了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中提到他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同。同时,这篇文章还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及相应的“六步法”进行了详细介绍。2016 12 日,波兰媒体刊发另一篇题目为“波兰是否会追随中国模式: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参照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的文章。

2017 29-31 日,林毅夫教授应波兰政府邀请访问华沙,与波兰总统府和总统经济委员会成员举行座谈,并出席了由波兰政府组织的国际经济论坛。期间,林毅夫发表了题为“中国是否仍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主旨演讲,与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进行了双人公开对话。30 日,林教授到华沙大学做“新结构经济学与追赶经济体的产业政策”讲座,200 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31 日上午,林毅夫教授再次与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单独见面交流,就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波兰经济发展中的运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7 日,《共和国报》刊登了题为“林毅夫称波兰政府必须积极有为”的专访,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以及波兰如何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进一步提升波兰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详细介绍。

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的实践

波兰政府实施的“莫氏计划”,在宏观层面上强调“有为政府”的主动性和选择性,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进一步放松政府扶持领域的准入条件,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创新。波兰发展计划强调,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应首先关注要素禀赋结构与本国相似,且人均GDP 比本国高出一倍的其他快速发展经济体,甄别出其在过去20 年间生产的各种贸易商业产品和服务。在此基础上,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分析有哪些因素阻碍了从事上述产业的国内企业难以提升产品质量,又有哪些障碍导致其他企业难以进入上述产业。鉴于波兰与“技术先进国家”之间巨大的差距,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时,应该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入手,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扩大开来。

莫拉维茨基制定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体现了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精髓,同时还运用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甄别了波兰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诊断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制约性因素,并对政府如何因势利导以促进产业升级与转型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

波兰是前苏联集团中经济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新结构经济在波兰获得肯定,扩大了中国改革在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

新结构经济学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除了波兰之外,新结构经济学也在非洲产生了影响和成果。2011 年,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接受了林毅夫的建议,借鉴中国的以工业园“筑巢引凤”招商引资的经验,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原则,选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加工出口产业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国内的制鞋和成衣等加工出口产业就得到了迅速发展,埃塞俄比亚从非洲最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一跃成为非洲最具活力的轻加工业出口基地。2014 11 22 日,埃塞俄比亚的《记者报》刊发了标题为“在第三个奇迹的边沿上”的报道,以专访的形式对此进行了长篇报道。

埃塞俄比亚的成功使新结构经济学得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卢旺达、坦桑尼亚、吉布提、乌干达、塞内加尔、加纳、科特迪瓦、贝宁、尼日利亚、南非等非洲国家和伊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南亚和中亚国家的政府,纷纷请林毅夫教授前去访问和讲学、提供咨询。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发展协会等多边机构也邀请林毅夫教授担任顾问。

新结构经济学在致力于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以进行自主理论体系创新的同时,倡导“唯成乃真知”的“知成一体”的学风,在波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得到重视和实践,是我国软实力不断提升的充分体现。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A...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时代向中国理论界提出的重要任务。

        由张宇所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出版)一书,是作者承担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的课题形成的成果。2016126日,基金会邀请有关院所专家[1],召开了对此书的评审研讨会,到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对构建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理论研究脉络和论述特点

  这本著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做了总结,对其研究对象作了规定和理论体系的归纳。

  作者梳理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学等学说,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开拓、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地位为分析起点,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集中指出了在学科框架下需要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

  全书理论框架体系完整、逻辑一贯,论证严谨。它不是政治经济学已有观点的简单重复,而是系统叙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历程,也把有关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随着实践的发展形成的新理念,都容纳到教材中(如五大发展理念)。

    在分析中,坚持了尊重客观实践的科学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对一系列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具有理论高度的回答。全书包含了很多理论创新点,一些新的阐述令人耳目一新。

直面当代重大理论问题

作者对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系列迫切、敏感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正面进行分析,亮明观点,没有采取回避态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中有不少理论创新点,起到了“引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起到的作用。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成熟定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模式,还只是概念?它是已经有扎实的内容或已经接近定型,还是在成长中?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少人倾向于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成熟,如果是这种认识,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又何来自信?作者明确提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已基本定型,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关于公有制

  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本书认为,公有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有四个方面:社会调节、经济民主、按劳分配和剩余共享。

  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此一般的解释,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本书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从当代经济全球化这个特征来解释。同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澄清对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若干片面性的认识,列举了“国企腐败论、低效率论、不兼容论、垄断论、挤压论、退出论、丧失论”等错误论点,进行了逐一批判。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界多专注于说明二者的“兼容性”,但没有看到二者的对立性一面。书中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以人民为中心,但市场经济则强调利润最大化,两者必然存在对立和矛盾。公有制条件下需要等价交换、市场调节,这是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公有制要求有计划发展、共同富裕、共商共建共享等,与市场经济的“自发竞争”存在矛盾。所以,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调控市场经济,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关于“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的并存与竞争及发展趋势,本书认为:发展私营经济是必要的,但不能“无底线”发展私营经济,这肯定会导致资本主义;发展非公经济的底线是不能颠覆公有制经济。从现实的挑战看,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明显分化,贫富差距扩大,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私有制经济存在矛盾的实际情况。我们不但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还必须“把资本关进笼子”。资本的本性是增值,必然和社会主义相悖,所以对资本要有所节制。我们利用市场经济,但一定要有批判性的认识,把矛盾说清楚,不能回避。

    分配制度和贫富分化

  中国的贫富分化有目共睹,这也是世界性问题。以往谈分配问题,往往滑到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比如库兹涅茨曲线,假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就可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而西方社会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理论不成立,他们也提不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国内不少学者主张“要用市场机制调节分配不平等问题”,事实上依靠市场只能让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作者对这个敏感问题不回避、不辩护,明确说明自己的认识,包括解决的途径和目标。理论如果没有针对性、脱离现实,就是自说自话。如果书里讲的多数问题都是读者关心的,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有价值。

  “按要素贡献分配”和“要素价格论”的关系

  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这两个概念往往被人混淆,甚至有人把要素价格论作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依据,造成极大混乱。很多经济学教科书都回避这个问题。“按要素贡献分配”概念写进了党的文件,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去解读和分析。如果滑到“要素价格论”,就等于在基本分配制度上出现了颠覆。本书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正面说明,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有人强调,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关系到如何认识“中等收入陷阱”和“怎么跨过陷阱”问题。一些人对此的答案,就是必须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就跨不过去。作者明确指出:走西方道路只能让你掉进陷阱,而不是跨过去;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跨过去。

  国家调控和政府职责

  西方经济学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不涉及国家性质,而且把政府和市场看作是对立的两极,政府的职能归结为“守夜人”,只管秩序和安全等公共职能,而经济全由市场承担。这样,公有制和国有经济都无法纳入这一分析框架。

  这本书突破了“政府和市场对立”的观点,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出发探讨经济的调控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作为政权组织处理社会各阶层关系,维护基本制度和社会秩序。同时它又是经济基础的核心,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内部,行使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

  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以国家的名义,代表社会行使管理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包括了经济管理职能,而非简单“弥补市场失灵”;引入市场机制也不等于把什么都交给市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至于国家经济管理的方式和程度是另外一个问题。应该从这样的高度看待我们的国家的性质和它的职能,而不能够局限于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书中认为,国家的经济职能除宏观调控外,还应包括结构调整、改善民生、主持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等内容。

    要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出发,重新审视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要把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调控体系,看作是以党的领为核心、政府的作用为依托、包括了法治体系和社会组织等在内的有机体系。

  关于对外开放和全球化

  这涉及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书中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的创见。要弄清楚对外开放的本质内涵。我们的开放,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下的开放,引进外资就是引进国外资本,而资本的本性就是增值,它会拼命跟你竞争。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引入国内,不能只看到正向效果。产业政策的问题导向,也要和开放与全球经济格局问题联系起来。

  概念体系和话语权

  比如“政府干预”这是西方的说法:因为市场失灵,所以要干预,而前提是政府和市场的对立。这就是一个概念运用的问题。用“国家调控”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过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比如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存在不少概念模糊之处。一旦理论体系缺少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只是借用西方经济学概念,就将失去话语权,被边缘化。作者非常注重厘清基本概念,这是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很好的起步。

学科的发展刚刚起步

  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是有深厚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的。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处于深刻的危机中,反体制、反精英、反资本形成社会潮流。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问题也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当前迫切需要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出现。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领域,西方经济学盛行,在研究和教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现象严重,这一局面目前仍还没有大的改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经济学理论和教育环境。社会主义不是自发的事业,它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有自觉的实践,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广大的学生、知识分子、党政干部急需正确的、贴近实际的理论工具。这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真正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要澄清种种混乱的思想,批驳新自由主义的惟西方、惟市场、亲资本,反社会主义思想,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占据主流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坚持贯彻运用马克思理论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如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要系统梳理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要认真加以整理分析,不能停留在原则上。

  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中,国际上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今天的问题不是中国向世界开放,而是世界怎么适应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改变现有格局,不能陷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  

  要进一步打破西方经济理论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判断和定位。我国的成功实践说明,市场和政府应该是有机结合,应坚持两点论、辩证法,而非西方惯用的“大市场小政府”定位。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滞后于实践发展的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理论家要结合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体察社会经济脉搏,努力从中总结提炼问题,坚持进行理论创新。

 

(编辑  碣石)

 



[1]到会专家有:何自力(南开大学)、刘凤义(南开大学)、薛宇峰(云南财经大学)、胡家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齐昊(中国人民大学)、周文(复旦大学)、朱安东(清华大学)、王生升(清华大学)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和明确的实践要求,“社会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词。改革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调节作用,也要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其内在深刻矛盾,导致劳资对立、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危机、发展的盲目性、经济虚拟化、生态危机、世界经济扭曲等弊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能得到发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和新优势。

——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绝不仅是为解决“市场失灵”而存在,正确认识国有经济作用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计划性对于社会主义决非可有可无,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突出优势,社会主义以计划性为导向的国家调控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有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它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的本质是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比以往一切社会要大得多、深刻得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蓬勃向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应当与时俱进,在理论上取得新认识、新发展。

 

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

市场经济有没有社会属性?对此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没有社会属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姓“社”与姓“资”之分;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而市场经济意味着高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还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一般性没有特殊性,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全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看齐。上述认识的错误,在于否认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果真没有社会属性吗?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它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对于这一点,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有过明确的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2]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3]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做了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有着深刻的制度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因而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词,绝不可去掉,否则就必然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一种工具,因此,只有一般性没有特殊性。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必须把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一方面,市场机制是一个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的共有的经济现象,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和属性,从这一点来看,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而总是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机制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市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是很不相同的。从这一点来看,市场机制又不完全是中性的,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属性,市场经济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共性的角度看,它是中性的;从个性的角度看,它是非中性的。现实的市场经济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我们既不能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否定市场经济的共性;也不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割裂开来,否定市场经济的个性。

能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等同于市场化改革方向呢?严格地讲,不能这样简单等同。这是因为,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调节作用,二是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要求建立自主经营的企业制度、市场调节的价格机制、健全的市场体系、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些方面的改革可以简称为市场化改革。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些方面的改革显然不能用市场化改革加以概括,而是对市场经济的局限和弊端的纠正、调节和超越,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要求。

二、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市场经济是有缺陷或弊端的,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事实。但是,由于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弊端的认识,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即只是从微观的市场失灵的角度包括垄断、外部性、公用品和信息不对称等来考察问题,而看不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事实上,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从总体看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只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出发,才能科学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商品经济的产生有了几千的历史,但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规模范围都比较小,属于小商品生产或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赋予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和创造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深刻弊病和破坏力,正如马克思形容的“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4]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和破坏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劳动和资本对立。资本主义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造成了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2、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相对在减少,劳动者相对资本的地位不断恶化,失业问题不断加剧

3、贫富两极分化。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大的垄断资本的手中,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

4、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

5、发展的盲目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无计划无组织的,社会生产和需要的平衡只能通过经济的不断波动、甚至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自发地和强制地加以实现。

6、经济的虚拟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获得统治地位,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急剧膨胀,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金融投机严重泛滥。

7、生态危机突出。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的冲动和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必然引发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难题,日益威胁着环境和生态的平衡,破坏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

8、世界经济扭曲。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天生缺陷,如: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对全球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全球性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国际剥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出面对经济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干预,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维护资本的整体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缓和了资本主义主市场经济的矛盾,创造了五六十年代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病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不断加剧,日益暴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加剧,霸权主义和军事干涉盛行,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掠夺性日益加深,金融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且危害严重,环境和生态危机不断恶化,财政赤字无节制膨胀,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和社会舆论的操控加强。这些深刻的弊的相互交织和集中爆发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病在身、危机四伏,而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决危机的种种手段,只能使这些危机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得到了更好发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和新优势。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等等。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

三、如何认识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有经济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对于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有经济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存在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专门从事非竞争性的公共品的生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主要是一个微观概念,指的是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信息失灵等情况下市场调节出现的局部性功能障碍。这种意义的市场失灵需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管制来解决,与所有制并无直接关系,因此,用市场失灵来说明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是不恰当的。而且,从市场失灵出发认识问题,只能把国有经济的功能归结为拾遗补缺,而不可能赋于其主导作用。

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性的统一。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作用,也需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从生产关系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的支配地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都是多元化的混合形态,既有私有制也有国有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单一的所有制形态,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多种所有制中处于主体地位。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如资本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贫富两极分化规律等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与此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建立在国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或规律如有计划发展、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等,是支配我国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力量。因此,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无法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转变成为资本主义。

从生产力看,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具体来说:

1、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对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存在巨大需求,但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规模巨大且周期较长,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或无力投资,需要国家从长远和全局利益出发加以建设,以保障社会再生产的条件。

2、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国家有计划地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速度、结构和重大比例关系,但国家的计划调控依靠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企业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以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为依托才可能得以实现。

3、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这些需要中的许多部分如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公用事业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等方面的需要,都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必须由国有经济提供保障。

4、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加速国内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加强对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将加快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5、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这一点离开了国有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的,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持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依据的。因此,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不同,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不局限于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以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

四、如何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性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强调“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

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理解为是自发性对自觉性、市场对计划的胜利呢?回答是否定的。应当看到,计划与市场虽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但也不是与社会制度完全无关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计划性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本质属性和突出优势,计划性这一重要范畴不应当淡出,而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一席之地。

或许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家干预,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经济计划,可见,计划性与社会制度无关,是一个中性概念。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如果国家干预程度过轻,则难以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如果国家干预程度过重,则会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交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事实证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实行真正有效的计划调节,诚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调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

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他们的集体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控制”。[5] 这种对社会生产共同的控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以这种计划性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调控,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主要依据不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只要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需要并且能够在社会的范围内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合理地配置社会的资源。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主要目标不是保持总供求的短期均衡,
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创造宏观条件,而是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比例关系,引导国民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手段不局限于间接的需求管理,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许多由国家直接掌握和实施的调节手段,如,制订发展计划、调协区域关系、创建战略性产业、监管国有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推动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等。

总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有计划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志,形成科学的有效的计划调节,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以及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等深刻弊端,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

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

党在十八大以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全面展开。国企改革事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事关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搞好。而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的本质,乃是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明确这一根本性质,才能明白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而绝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才能准确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不犯颠覆性错误。从根本上说,深化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形成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充分体现国企根本属性和内在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更好地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增福祉。

作为企业,国企也具有其它类型企业的一般属性,如产权独立、自主经营、保值增值等。因此,必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经过30多年改革,国企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活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效益明显提高。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经营决策、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国有企业来说,仅仅体现企业的一般属性和市场化的一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国企只满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顾社会的利益,甚至出现了违法乱纪、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劳资对立、破坏环境等严重的弊病,那么,改革就背离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宗旨,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意义。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只能是:既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制度优势。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实现政企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那么,今后的改革则要在坚持市场化方向的同时,把充分体现国企的根本属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力争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体现全民所有、为民服务的性质和要求呢?

第一,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第二,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总体要求,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第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第四,大力推进厂务公开,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企业职工民主监督。第四,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第五,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权,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第六,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总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

六、如何认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与政治是两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领域,经济运动具有自身的规律,不应当受政治因素的干预,否则,就会违犯经济规律,阻碍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随着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成为经济生活的普遍支配性的原则,个人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应地,在经济学中出现了“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和“去国家化”的倾向,自由主义理论成了西方主流理论。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一方面,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体现的是私有制和市场发展的政治要求。从本质上看,资产阶级民主是金钱民主、富人的民主,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包括财政税收、货币政策、收入调节、社会保障、市场管制、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教育卫生,乃至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和建立国有企业等。国家的这些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行为规则或制度,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国家这部分职能越多,经济和政治重合的部分越多。

事实上,经济和政治是紧密联系的,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不会有离开政治的经济。经济和政治的一般关系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精辟地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发现,在这里,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具有了特殊的内含和更加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与以往一切社会中的情况不同,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革命是如此,建设是如此,改革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就比以往一切社会要大的多、深刻的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优势。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因此,国家不仅作为上层建筑来从外部对经济生活产生间接影响,而且要作为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从内部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具有了水乳交融般的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6]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个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7]

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高度统一,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会因为发展市场经济而有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只是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理论,深刻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实现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把握好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政治优势,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党对经济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

其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四,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面对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考验,我们既要有冒险的勇气、闯关的劲头,更要有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所谓战略定力,就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能有丝毫动摇;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

第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措施,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等,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步骤和具体行动,都是在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迈进。

第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只有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指导经济发展实践。

 

(编辑  苏歌)

 

附:

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努力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介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掀起新的热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作出的努力、进行的探索。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把握它的实质和内涵呢?概括本书的相关论述,可以给出如下的回答: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不是什么别的经济学。那些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成果,如果是合理有用的,当然应当吸收借鉴,但从总体上看并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而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贯通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学的支撑。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它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国情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它吸收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国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改造;它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调控、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

毫无疑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向前,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于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的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在经济学领域,这一点必然会表现的更加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具原创性、时代性的理论成果,对于这些理论成果在学术上进行系统的科学的阐释,是本书的努力方向,下述几个方面,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包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生产关系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的支配地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从生产力看,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建立在以私有制、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

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市场化的方式和方法,而在于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创新,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推倒重来。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种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劳动者之间,另一种收入差距发生在劳动与资本之间或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之间,这两种收入差距的产生的性质、原因和后果是不同的。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求逐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要求缩小居民的财产差距,二者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调控的依据不是所谓的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总代表所承担的广泛职能;领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法治体系、国有企业、社会组织等;国家调控的模式在于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公平的发展。

在全球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落后国家如果仅仅依赖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分工,将长期处在依附性发展的困局之中,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此,必须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相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框,为丰富发展了人类经济思想的宝库贡献了中国的智慧。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和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着不少的矛盾和难题,在本书中都有所涉及。

比如,坚持社会主义要求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共同富裕、互助合作、共享共建;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所有制多元化,按生产要素分配,扩大自发性的作用,个人利益至上,鼓励优胜劣汰。因此,如果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公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如果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如何解开这个悖论呢?

又如,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接受的是市场机制的调节,特别是私有制企业中,通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的对立。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如何能统一起来呢?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据是什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自主性发展?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前景如何?等等。“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难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要承认,在应对和解决经济中的矛盾和难题方面,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不少人满足于重复人们熟知的原则、命题、口号,缺乏问题意识,理论研究缺乏深度,对策性研究也不够及时有效,存在不少模糊甚至混乱的看法,这种状况无疑会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而不能从原则、定义、规律出发。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理论和实践面临的矛盾,并能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回答,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编辑  季节)

 



*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13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同上书,20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6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9日。

内容提要:2013年开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并引起热烈讨论。互联网金融不仅具有货币和信用的本质还具有基于互联网信息处理能力的二次脱媒和数据监测的本质。互联网金融的根本功能是促进资金的融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资本流通时间,加快了资本流通速度;同时也有助于刺激消费,扩大需求。作为新的金融业务,它的发展对政府货币供给的控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方面带来了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政治经济学  二次脱媒  数据控制

 

互联网金融的影响

2013年开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呈“井喷”式发展,在投资、融资、支付等领域深刻地影响了金融机构、企业和大众。根据《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报告,以20141月为基期,将当时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设定为100,则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到20159月份已经达到386,这充分证明了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趋势[①]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目前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金融的内涵。谢平首先提出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并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将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可能出现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吴晓求将之称为第三金融业态。戴险峰则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只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生存形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金融的本质没有变,也没有产生可以叫做“互联网金融”的新金融。“目前我国网商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基本还局限于金融体系中的一些辅助性金融业务,如支付清算、小额信贷和协助基金证券销售等,对金融的实质性业务(各种金融产品的开发和交易)和主体性业务(如存贷款、证券交易等还介入不多。因此,它能否实质性地进入金融体系还取决于其进一步的发展走向。”

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影响。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对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带来最直接的冲击,很多学者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作用机理以及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袁博等认为,互联网金融将促使传统银行“去中介化”、“泛金融化”、“全智能化”及重塑“互补共赢”的竞争格局[i]。四川省银监局课题组从存款、中间业务、贷款和现有银行业市场结构四个方面,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宫晓琳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对传统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略、客户渠道、融资、定价以及金融脱媒等方面。

三是互联网金融的安全与监管。互联网金融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各种问题,如P2P平台跑路现象层出不穷。如何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加强监管成为学者讨论的内容之一。谢平认为,互联网金融同样存在金融风险和外部性、金融消费者权益遭受侵犯等问题,审慎监管、行为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主要监管方式同样适用。李有星等提出,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应确定监管主体地方化的方向,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构建以会员邀请、资金第三方托管、简易信息披露及信息安全保护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刘志阳等则根据梯若尔金融规制理论,提出了适度监管、分类监管、依法监管和负面清单管理等基本准则,主张从完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逐步推行微观审慎监管和加强互联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三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此外,还有针对P2P、第三方支付、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具体业务运行机制、存在风险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的探讨。

针对层出不穷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我国学者总结了互联网金融的特征和影响,并对政府监管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但目前的研究仍然只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从事物的现象出发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对现象作出科学解释,也即“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方法。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互联网金融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把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促进其良性发展。同时,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模式,尽管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冲击最为直观,但其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的功能意味着,它的发展必将影响整个经济体系及其中的各经济主体。目前学界关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颠覆”或“补充”的争论,依然局限于金融业内部的变化,有必要将互联网金融影响的分析扩大到不同经济主体。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是金融,它“是传统金融通过互联网技术在理念、思维、流程及业务等方面的延伸、升级与创新。……是依靠互联网技术来完善金融服务及其渠道,是金融服务供给的多元化”。[②] 互联网金融仍具有金融的货币本质和信用本质。另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互联网金融还具有两个特殊本质,一是相对于传统金融而言的二次脱媒本质,二是相对于金融借贷双方而言的数据控制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货币本质

金融是伴随着货币形式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在金属货币体系下,银行体系由最初的贮藏、保管金属货币逐步发展到发放贷款、发行铸币及银行券等多种职能。随着信用货币体系的发展,负责发行法定货币并保管银行储备的中央银行诞生,它是国家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银行体系作为货币的中枢机构进行支付与结算。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具有货币本质。

首先,互联网强大的数字计算能力正创造出新的货币形式——数字货币,并试图摆脱中央银行,呈现出“去中心化”发展态势。与此同时,随着未来技术的发展,法定货币也可能具有数字形式。英国央行正在研究,考虑作为一家央行,我们是否应当发行数字货币……,可否使用数字货币,给人们同样的安全和保障。

其次,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方支付正执行传统银行的货币支付结算职能。在我国,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体系发展迅速,支付方式也从传统的互联网线上交易扩展到微信支付、扫描二维码移动支付,支付领域也从最初的网购扩展到日常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支付体系的电子化大大减少了经济体系对现金的需求,这影响了货币流通数量和速度,对货币体系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简而言之,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对货币本身、货币支付体系以及整个货币体系都带来重要影响,它和传统金融一样具有货币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本质

金融的另一个重要本质是创造信用,互联网金融亦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创造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如P2P、众筹等纯平台式,这类机构并不提供自有资金,而只是作为信息中介帮助借贷双方完成交易,同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另一种是提供资金式,如蚂蚁小贷、京东贷等,电商企业通过自有资金或融资的形式为电商产业链中的供应商提供贷款,“在此过程中,供应商提高了资金周转率,电商企业获得了销售额,担保公司获得了担保费用,而金融机构获得了贷款利息,实现了一个共赢的生态圈。”

无论是纯平台式还是提供资金式,互联网金融都在传统信用体系之外创造了新的信用。当然,目前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创造规模和程度仍然有限,主要基于小额信贷,其与传统金融之间的联系也不尽相同。

有些互联网金融是纯粹平台式,如世界首家P2P公司——英国Zopa公司,完全由平台来计算确定投资者的回报率与借款者的借款利率,双方同意后形成借贷交易。而有些互联网金融则是“平台+银行的模式,即互联网金融公司与传统银行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如美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信贷平台ProsperLending Club,“放款人只购买与选定的借款人贷款相对应的收益权凭据(paymentdependent notes),负责审核和拨付贷款的WebBank(在犹他州登记、由FDIC承保)则将贷款卖给对应的P2P平台,以换取该平台出售收益权凭据所获得的本金。

在我国,随着金融互联网化的增强以及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加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机构的联系正愈加紧密,它们与传统金融一起形成多层次的信用体系。

互联网金融的二次脱媒本质

金融脱媒是指资金的供求双方绕开金融中介直接完成交易。在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相对于银行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是第一次金融脱媒。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脱媒“推动了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促进了金融体系风险定价机制的形成,完成了信息从点对点到点对多、多对多的转变,完成了从信息封闭到信息公开的转型,实现了资金所有者由储蓄者到投资者的转换,进而建立了财富增长的市场机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金融脱媒的实质,是资本努力摆脱各种束缚,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在间接融资中,资本以银行为中介流入实体经济,通过生产过程创造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并以利息的形式让渡给资本所有者。而在直接融资中,资本脱离金融中介直接进入实体经济,或者通过各种证券化的方式脱离实体经济。

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大降低了金融成本,扩大了金融对象、提高了金融效率,推动了金融“二次脱媒”。互联网金融二次脱媒是指相对于直接融资第一次脱媒而言,资本进一步摆脱了束缚。首先,互联网技术使资本的流通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可以随时随地完成资本交易。其次,互联网金融扩大了资本供给和需求范围,使一部分社会闲散资金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转移到互联网平台,同时流向传统金融机构由于成本和利润等因素无法提供融资的资本需求方。再次,互联网金融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进行信息的分析判断,促进了资本交易的灵活性和快捷性。

总之,资本可以更容易地绕过金融中介实现资本流通,也可以不审核资本的流向实现价值增殖,充分表现出二次脱媒的本质。当然,二次脱媒并没有解决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相反,由于资本更容易脱离实体经济以及市场监督,因此金融风险实际上被放大了。

互联网金融的数据监测本质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利用互联网采集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等平台留下的信息足迹,特别是资金需求方的信用能力、财务能力等影响资金供给方决策的关键信息,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对资金的供需双方形成一定的分析判断。互联网金融还可以利用个人和机构未披露的私人信息来进行分析决策,例如将社交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数字化。“社交网络的信息揭示作用可以表现为:个人和机构在社会中有大量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都掌握部分信息,比如财产状况、经营情况、消费习惯、信誉行为等,单个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可能有限,但如果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各自掌握的信息,汇在一起就能得到信用资质和盈利前景方面的完整信息。”例如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不仅可以在公共机构或合作的金融机构那里获取身份特质、信用历史和履约能力等信息,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特有的人脉关系和行为偏好等信息对个人信用作出评价,这些都是相关机构在提供个人金融服务时必需的参考依据。

充分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数据分析可以为个体提供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对个体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导致个体特别是资本需求方的数据被深度监测。事实上,每一个经济个体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都已成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数据检测对象。 一些云计算公司基本业务计划的重要要素就是无情地侵犯隐私和深化监测,它的利润来源就是充分利用用户存储在其服务器上的数据打包并把有价值的信息出售给付费的顾客。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数据监测的网络中,个体不仅仅是在有资金需求时主动选择金融服务,同时也在互联网金融的推广中接受其服务。

互联网金融对经济体系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表明,互联网金融具有传统金融的货币和信用本质,同时又具有传统金融不具备的二次脱媒和数据监测本质。这些性质决定了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模式及其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巨大冲击。但作为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的根本功能依旧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就此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会对实体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最直接的冲击。

第一,互联网金融给银行业务带来了挑战。首先,互联网金融利用碎片化资金管理和时间管理吸收了大量的小额存款,导致银行存款吸收能力下降,而互联网金融的资金最终流向仍是金融体系,这导致银行贷款成本上升和利润的下降。其次,互联网金融可以基于客户的行为偏好等信息,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打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这对传统银行的服务模式和经营模式提出挑战。再次,随着第三方支付体系的不断扩张,未来与银行支付体系的关系会从依附转向竞争。

第二,互联网金融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响呈现多元化趋势。对证券行业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多为补充性。例如,小企业或者个人的单个项目可以通过众筹融资的方式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这种方式在美国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众筹融资将成为企业融资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目前只集中在小企业,所以仅仅是传统证券业务的补充。对保险业而言,互联网金融具有较强的冲击性,越来越多的客户倾向于在互联网购买保险产品和理财产品。目前有些保险产品仍然依托于互联网企业的其他经营业务,但互联网金融可以利用强大的数据搜集和分析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的保险产品,这在未来将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据 Cyber Dialogue 一项调查表明,目前美国在互联网上购买的保险中,仅有 20%发生在保险公司的专属网站,80%的交易发生在非保险公司网站。

对资本的影响

金融业务的根本功能是资金融通,互联网金融对资本最主要的影响,是降低了资本流通时间,加快了资本流通速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指出,资本的循环过程要经过购买、生产和售卖三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个阶段为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第三个阶段为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其中,售卖阶段“是资本形态变化上最困难的部分,因此,在通常的情形下,也占有流通时间较大的部分。”售卖阶段包含了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它对于资本家来讲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资本家想尽各种办法促进商品的销售,以便在既定的时间内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降低流通成本。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售卖过程,电子商务使商品的销售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第三方支付则保证了这一过程。“这一模式克服了线上交易中钱货时空分离的限制,满足了线上交易各方的需要,有力推进了网上交易规模的快速发展。”而诸如阿里花呗、京东白条等各种形式的消费信贷,则通过信用形式使商品销售突破了货币限制,进一步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加快商品流通速度。

对消费者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端是促进商品流通或资本流通,另一端则是促进消费者购买商品、刺激消费。

互联网金融基于数据分析可以挖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并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方案,让消费者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进行消费,这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在互联网的数据监测之下,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或融资需求都受到了互联网信息推送的影响,是互联网资本针对消费者精准投放需求信息后的有限选择结果。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推动消费者便捷消费的同时,也使得消费者被互联网信息所异化。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消费需求也并不总是反映整个社会的真实需求。

对政府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带来新的金融模式,也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一定的挑战。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减少了经济体系对现金的需求,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货币的供给,并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这对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量增加了难度。互联网金融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未纳入到中央银行正规数据采集的范围,中央银行的信贷数量受其影响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真实水平,这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我国大部分互联网金融业务正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未纳入到中央银行的监管之下,各种信用风险层出不穷,如大量P2P平台跑路、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非法集资等现象。

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将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数据统计体系,是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具有金融的货币和信用本质;而互联网的信息处理技术又使其具有二次脱媒和数据监测本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并未成为特殊现象。因为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比较充分,金融的第一次脱媒比较彻底,成熟的互联网技术使传统金融机构同样具有数据监测的本质,所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并未成为颠覆传统金融体系的特殊业务模式。

虽然我国互联网金融最直接冲击的是传统金融业务,但其根本功能仍是资金的融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使资本流通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障碍,甚至以信用的形式突破货币的障碍,降低资本流通时间、加快资本流通速度。而与促进资本流通相对应的另一端,是通过互联网金融业务刺激起来的消费需求。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它对政府货币供给的控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等形成了挑战。因此,应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深刻认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与影响,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规律与方向,让互联网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而不是成为挤压产业利润的工具。

 

(编辑  王生升)



*王娜,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本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4XJO26)及北京市教工委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JGWXJCZX2015012)资助,特此致谢。

[]一般而言,互联网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互联网金融是指非金融机构的互联网企业开展的,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而广义的互联网金融则还将传统金融互联网化纳入进来(金融互联网)。由于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仅仅是通过技术的创新变革带来传统金融业务的方便快捷,对金融的本质并不带来颠覆作用,因此,本文的讨论主要基于狭义互联网金融的定义。该指数也是基于狭义互联网的定义。

[]郑联盛,《中国互联网金融:模式、影响、本质与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5期。

若电商企业以自有自己提供贷款,则电商企业获得利息。

译者按:无论是美国的主流精英还是政府部门,不平等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美国总统重要的经济咨文,今年的《美国总统经...

 

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本文对《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6年)》进行了评估,强调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和结果平等(the equality of outcomes)都将影响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恢复,美国的政策取向应将重心置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2015年,美国经济进入了复苏期的第七个年头。现在,美国失业率已回落到最高峰2010年的一半,名义工资正在以金融危机之后最快的速度高速增长。密切关注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来自美国之外的风险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不应就此忽视已经影响美国经济几十年的长期经济挑战,尤其是中产阶级收入的不充分增长。

2015年,我分析了影响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大要素,即生产率水平、不平等程度和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今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6年)》(由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起草)考察了相应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旨在提升生产率水平,解决不平等问题,促进强健的包容性增长,从而使广大美国百姓受益。

一般而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之间总要做出取舍,即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并不能同时兼顾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但是最近的研究和政策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要比以上的传统说法表现得更加复杂。我们将依据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以及不同根源(如竞争性市场和经济租金)来对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进行分析,揭开这些现象背后的面纱。降低机会不平等和减弱经济租金影响的针对性政策,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生产率水平,其它的政策也可以有效减低不平等程度、增加收入。这些政策构成了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统议程(the President’s agenda)的主体和基础。

不平等的表现形式: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

不平等结果(unequal outcomes)会激励个体做出努力,以此在经济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丰厚的回报将激励创新者、企业家和工人,以此作为对个人冒险的补偿。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冒险的抉择可能会使更多的百姓从中受益。努力工作加上私人资本,共同研发出了第一代个人电脑。电脑发明人获得了巨额回报,社会的整体生产力也有了巨大提升。不平等也可以影响两个其他方面相同的个体做出抉择,比如如何平衡工作和闲暇、如何在无聊的高薪工作和有趣的低薪工作间做出取舍。

过度的不平等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些自食其果的报应将在从机会到经济租金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虽然适度的不平等可以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却不是必需的,相反将会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当不平等源自于对竞争市场的妨碍(interfering)、对资本或劳动通过设置壁垒(自然的壁垒或其它的壁垒)取得高额回报的保护时,过度的不平等就更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为了理解如何推动共享的经济增长,我们有必要区分经济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以此来理解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和相关政策措施。

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从不平等的程度和近年来的变化趋势来看,收入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尤为重要。发达国家中收入最高的群体占有总体收入的大部分,这使得发达经济体面临长达数十载的不平等加剧状况,而且此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截止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历同其他国家颇为相似。如图1所示,在美国同其他G7国家中,最上层1%的人群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是相似的。但是,从可获得的数据看,从1987年开始,美国前1%人群所占的收入比例已经超过其他G7国家。不仅如此,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在与其他国家拉开距离。从1990年到2010年,美国前1%人群的收入比例以每年0.2%的平均速度上升,这远高于英国0.1%的平均上升速度。2010年之后,虽然可供比较的国际数据比较稀缺,但是美国前1%的人群的收入还在增加。在2014年,前1%的人群已经拥有18%的国家总收入;而在1975年,这个数字只有8%

注:所有国家的数据(去除资本所得之后)

来源: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Alvaredo et al. 2015

1:前1%的人群收入所占的比例(1975-2014年)

 

财富不平等

当不平等分配的收入被储蓄起来以后,就将导致财富上的不平等分配。美国不断加剧的财富不平等,与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一样,而且会导致许多相同的趋势。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尤其难以精确衡量,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像追踪收入一样去追踪财富的流向,而财富不平等集中在一小部分家庭中。

财富不平等的一个视角,源自于美联储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Federal Reserve’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见图2。调查显示,自2007年以来,前3%的家庭拥有财富的数量超过全部财富的50%。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就呈现持续不断的上升趋势。接下来的7%的家庭在财富分配中,大约拥有全部财富的25%。这一比例在此期间内一直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最底层的90%的家庭,在2013年只拥有全部财富的25%,他们损失的财富份额源自于前3%的家庭增加的财富份额。这并不是财富分配的均匀展开,而是财富向社会最顶层的不断积聚。基于资本收入税收的估算数据提供了另一个关于财富不平等的视角,数据显示了收入最顶层人群聚集的财富数量要更加巨大。

来源:联邦储备委员会,消费者理财调查

2: 家庭财富所占的总财富份额(1989-2013年,)

 

机会不平等

传统的说法认为,不平等是源自于经济竞争,即奖励不平均分配会激励人们提高生产率。但是,当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每一代人都继承了这种不平等,由此限制了发展机会时,这种不平等将减少可供互相竞争的人力资本的源头。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它会造成潜在的创新者和工人无法全部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如果既得利益群体能限制未来的竞争,无论是通过影响政策制定过程还是滥用市场力量,劳动力市场和企业进入的流动性都会被减弱。机会不平等的潜在影响要比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简单得多,即机会不平等是在用错误的方式去获得平等和效率。

理解机会不平等的展现方式,以及探索维持这种模式的制度结构都是十分重要的。最近,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一系列报告中发现了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三种特别的基于不平等的例子,它们包括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刑事司法体系的不平等、妇女在美国经济中所面临的挑战。在上述的每一个案例中,与很多其他领域里机会不平等会限制经济活动的参与一样,关于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取舍(trade-off关系是更加微弱的。给定其他条件一样,这种不平等的机会,毫无疑问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害的。

不平等表现形式的相互作用

上述三种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之间密切地相互影响。财富不平等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因为将不平等的收入储蓄起来会产生不平等分配的财富。但是机会不平等在许多方面来讲,既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也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结果。因此,不平等分配的机会将固化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导致低收入家庭、低财富家庭的孩子面临许多其它的不平等。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由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Alan Krueger首次提出,阐述的是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在美国收入不平等更严重的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缺乏更多的流动性。相似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之间依然成立。“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显示不平等和社会的低流动性是相关联的,而一个重要的传播机制就是机会的不平等。当教育、培训、社会关系和刑事司法体系,与总财富一样不平等分配时,贫穷的家庭在这样一个经济体里取得成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注:美国通勤区(commuting zone)被按照基尼系数排序,然后分成20个相同大小的区间。每一个蓝色的点代表一个单独的区间。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是由如下方式决定的:在每一个区间中,找出父母在1996年和2000年之间处于全国收入分配第25个百分位的位置的人,取这部分人群在20112012年处于全国收入分配里的位置的平均百分位,这个平均百分位就代表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

来源: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根据Chetty (2014)计算.

3: 美国“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不平等的根源:竞争性市场和经济租金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竞争性市场演变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诸如科技变革和全球化等力量,会带来生产率提高的正面经济进步。技术提高了技能的回报率,但是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并没有跟上来,这导致技术含量高的工人们会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工人间生产率差异的扩大。但是,只有当竞争是面向最广大的潜在劳动力市场和可投资资本(investable capital)时,竞争才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因此,公共政策在通过扩大机会公平以确保竞争渠道有效运作方面,显得至关重要。这些公共政策不仅包括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资、低收入家庭孩子的福利保障、改革刑事司法体系,还包括建构一张安全网,以保护那些在日趋竞争化的市场上面临成功阻碍的人们,譬如可以提供再就业培训、失业保险、稳固的社会保障、获得医保以及其他总统所倡导的政策。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许多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其实源于市场的无法竞争。当垄断、某种偏好的政府管制变成竞争的阻碍,阻止其他人进入市场时,市场的既存者们就会搜刮超过他们生产率水平的收入,即经济租金。证据显示,经济租金的产生、经济租金日趋加剧的不平等分配,恶化了最近的不平等问题。由于更多的经济租金被少数投资者和高收入群体攫取,不平等加剧而生产率却没有提高,这与包容性增长背道而驰。

租金的分配

每当一家企业雇佣一个工人时,企业愿意支付的最高工资和工人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即由工作匹配创造的剩余,就会变成经济租金。经济租金在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取决于他们的相对谈判能力。当市场变得日益集中,同时一些种类的劳动力日趋商品化,那么谈判的天平就会向企业倾斜。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结合一些如最低工资的政策,将有助于平衡不公平竞争,迫使企业将一些经济租金拿出来与劳动者分享。传统上来讲,这些处理方式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从而降低不平等。

但是如图4所示,美国工会会员人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不断地逐年下降。在1955年,大约全美国1/4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到2014年,工会人数下降到全体就业者的不到10%,这大致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似。在一些州,只有3%的工人参加工会。Western Rosenfeld 2011年的研究显示,日渐衰微的工会组织造成了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平等增加了1/51/3不等。工会可以增加工人们获益和在安全环境下工作的可能性。

注:美国工会成员人数比(union membership)是由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的。从1901年到1947年的总体就业人数是由在weir(1992)中估算的数衍生获得的。从1948年到2014年的就业数据是从每月当前人口调查中取年平均值得到的。

来源:Troy and Sheflin(1985);劳工统计局;当期人口调查;Weir(1992);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4:美国工会成员人数比和最高10%的收入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1917-2015

 

经济租金增长的证据

挑战不仅仅是来自租金分配依据相对的谈判能力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看起来正在产生更多的经济租金,而且使这些租金有利于利润和盈利公司的一方。支持经济租金正在上升的一份重要证据是企业利润正在上升、而实际利率正在下降的分化趋势(divergence)。当没有经济租金时,企业利润应该跟随利率的脚步,从而反映出在经济体中资本的普遍回报率。但是如图5所示,在过去30年中,公司利润已经上升,但是实际利率却已经下降。这显示出来,一些企业利润可能反映出由企业收取的经济租金的上涨,而不是纯粹的资本回报。当然,这种分化趋势可能由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信贷危机,但是这些因素不太可能去解释公司利润和实际利率之间的全部差额。

注:2015年的公司利润是这一年前三个季度利润的平均值。美国实际国债利率(The real U.S. Treasury rate)定义为:美联储估算的nominal constant-maturity rate减去由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定义的实现的通货膨胀率。

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美联储。

5: 公司利润和实际利率(1985-2015年)

 

另一项支持经济租金愈发重要的的证据是在众多产业中的日益加剧的市场集中(increased market concentration)。在1997年到2007年之间,最大企业的收入所得份额在大多数行业中都已增加。之前的一系列研究显示了在航空运输、电信产业、银行业、食品加工业和经济中的其他产业的市场集中。而这一观察补充了既有的研究。

主要大公司的投资回报有着巨大的并显著增加的差异,而不断增强的市场集中度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作用(Furman & Orszag2015)。如图6所示,排名前10%的公司的回报率要比中等规模公司的回报率高出6倍,而1990年只高了不到3倍。

注:投入资本回报率(the 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的定义是根据Koller et al(2015)得到的,这里呈现的数据是那一卷第6章里数据的更新和增加版本。考虑到金融企业在计算投入资本回报率时的实际复杂性,麦肯锡数据包括了麦肯锡关于标普指数的分析,但是从分析中剔除了这类金融企业。

来源:Koller et al (2015);麦肯锡公司;Furman and Orszag (2015)

6:不计商誉的投入资本回报率,美国公开交易的非金融企业(1965-2014年)

 

同时,证据也表明,在执业许可方面的寻租行为正在增加。执业许可是政府对某些职业雇佣的许可。通过各州对美国劳动力许可的法律,在20世纪后半段增长了5倍。这一比例从1950年代早期的5%增长到2008年的25%。从事持有执照的职业的劳动力比例上升至了29%。虽然发放许可证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有证据显示,一些许可证的要求会为持有许可证的从业人员创造经济租金,而这是以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为代价的,这会增加低效率和潜在的不平等。

土地用途的管制也在经济租金加剧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房地产业的管制可以完成一些合理的、提高福利的目标和意图,比如禁止在居民区或靠近居民区的地方进行工业产业活动的管制,或者是因为当地供水条件脆弱限制居住规模等。但是,当过度的管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土地拥有者的利益,包括他们的房产价值时,土地用途管制就会降低房屋供应量并且降低全国范围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此外,在房地产市场中经济租金的出现,可能还会限制劳动力流动并且加剧不平等。

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政策

根据目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选择即能以一种包容性方式促进增长同时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减弱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学家关于美国不平等的多样表现形式和根源的分析,有助于阐明一些通过竞争渠道或租金渠道来降低不平等的促增长政策的运作机制。

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可以被分为四类:一般将通过增加总需求、促进机会平等来使竞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降低低效率的经济租金和减少寻租行为来降低不平等程度,保护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并提供向上流动性的跳板。而美国总统的工作议程包含一系列覆盖以上领域的政策。

增强总需求

当一个经济体没有释放其全部的经济潜能时,增长导向的经济政策能帮助其缩小产出缺口,并自动削减不平等。失业或者次优的就业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会导致一部分工人没有收入或者没有充足的收入。那些被采用的旨在刺激增长并且促进全部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减少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循环方式。美国现在所采用的激进的需求管理策略,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分配政策。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一方面通过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里的财政扩张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同时在其他项目中提供失业保险金。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在促进总产出和总收入方面发挥了作用,使得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的人们再次获得收入。

促进机会平等

当竞争是面向最广大的潜在劳动力和可投资资本时,竞争市场才会发挥最好的作用,而这取决于机会平等,一种可以让美国人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释放最大潜力的平等。教育和培训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投资的同时增加贫民窟中机会的政策也同等重要。美国总统已经增加对劳动力家庭的儿童照顾工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提高早教质量和学龄前儿童教育的项目,用以帮助最年轻的学习者们取得成功,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总统还提议,社区大学要对学生全部免费,同时提升在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成人教育项目上的商业参与、问责、路径和密切合作程度。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提高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好好利用源自技能的回报,同时也增加对不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而提升他们的工资,同时减少收入水平的差距。

减少市场势力的集中和寻租行为

某种程度上,不断增加的总体租金源自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这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那么改变这种势力或者培育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就可以提高效率、削减不平等。譬如,提高最低工资和支持集体谈判的政策,可以帮助那些与雇主协商的工人们获得更为平等的环境。因为这些政策改变了租金的分配,这些政策可以在不降低总体效率的情况下、减少不平等的程度。事实上,只要政策制定得当,这些政策可以创造出之前讨论过的经济增长收益;这些经济增长源自于收入更高的劳动力,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好的教育,并拥有更强的企业家精神。

对市场势力的适当平衡、就业执照要求的合理化、减少园区和土地使用的限制、知识产权制度的适当平衡,都有助于降低过高的经济租金。那些拥有过度的市场势力的公司,能采取许多反竞争的行动(anti-competitive actions)来确保获得无效率的租金。通常,这会存在一些法规来阻止此类行为。因此,严格执行这些反寻租行为的法规,有助于提高效率并削减不平等。

此外,金融行业的增长显示,在无效率租金加剧方面,金融部门扮演着极为突出的角色。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华尔街改革(The Dodd-Frank Act’s Wall Street Reforms)已经在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和加强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总统现在正在提议更进一步改革,比如建议收取新的税费、以阻止最大的金融机构的规模和风险过于庞大,并逐渐堵上金融系统在税收方面的漏洞,比如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可以被当成普通收入而避税。

最后,正如寻租行为会扭曲管制,人们或企业可以通过政治改革和其他减弱监管游说影响力的行动来获得经济租金,而政策制定者要减弱他们的这种成功获得租金的能力。正如前两种渠道,减弱经济租金的政策也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去降低不平等的程度。

促进流动性,同时帮助家庭避免不平等带来的负面结果

无论在给定的一年中是否会面临经济衰退或者长期面临不利境地,累进税制结合现今存在的重要社保措施,比如失业保险金、平价医疗法案以及总统已经提出的新的议案(比如工资保险等),都有助于降低不平等并保护那些在市场中面临挑战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政策不仅会影响税后收入,随着时间流逝,还会帮助增加税前收入。比如,劳动所得收入抵免可以增加单亲母亲的劳动参与程度,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税后收入。此外,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已经证实了如下事实:资助低收入家庭的项目,包括医疗补助计划、住房券和补充营养救助项目,不仅可以提高这些家庭自身的地位,也对长期生产率的提高有益处。在收入分配的低端,经济增长与平等的联系更加明显,对于收入底层的人而言,机会不平等分配是最重要的问题。

小结

中产阶级收入是由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水平和结果平等程度来决定的。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恢复,美国的政策取向应将重心置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阐述达成这个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今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区分了不平等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根源。通过促进机会平等、强调经济租金的影响,同时坚持提升总需求的承诺并保护有工作的家庭,可以确保长期增长是稳健、可持续和共享的。



[*] 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张晔: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周建军: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全文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7月,译者感谢福尔曼与VoxEU的授权。

近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举办“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开拓马克思...

 

 

近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举办“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主题,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进行深入研讨。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赵可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国防大学原政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建设中,围绕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进行多次讲话,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根本立场,也是谋划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导向;二是深刻认识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思想。这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是立足于最新的基本国情,确立谋划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据;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的思想;四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优势合力互补的思想;五是确立“五大发展理念”(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思想;六是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想;七是重视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思想;八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想。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全党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于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避免改革发展犯颠覆性错误,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今天,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必须学习好、领会好、掌握好、运用好习近平讲话精神,组织好重大研究课题。

习近平讲话精神蕴涵的八项原则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讲话和著述蕴涵着以下八项原则:一是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的良性化,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的“三型社会”,高水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二是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认真领会、坚决落实总书记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思想和方针,重点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大力发展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提升公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抗风险力;四是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贫富悬殊不是社会主义,要遵照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五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要贯彻总书记关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的战略思想,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六是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要加快推动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应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七是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要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加快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矛盾;八是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双向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习总书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思想文化矛盾决定的。面对中国发展的诸多难题,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一种是回归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事实早已证明,这三种主张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我国许多高校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等问题。具体到学科建设上,应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规律的高度出发,说深说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是必须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切实从理论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三是在坚持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伪科学本质的同时,合理地借鉴和吸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科学成份的东西;四是建立起系统化的规范学科体系;五是必须坚持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与党中央文件辩证统一的原则。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既要充分尊重和吸收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和理念,但是又不能止于中央文件,而是要给予理论上、学术上的说明和引申,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视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搞好国有企业是创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

赵可铭将军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国企改革是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这些年来,总有一些人企图影响干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怀好意地把国有企业说成“党国大公司”,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恣意进行妖魔化渲染,急欲连根拔掉而后快。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实经济基础。动摇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也就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那就必将是万劫不复的颠覆性错误。

宋方敏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总参谋部某部原政委):国有经济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习总书记从国民经济发展、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统一的高度,全面准确地定位中国国企的支柱作用,这根本不同于一些人竭力鼓吹的西方国企的“辅助性原则”。国企改革中的一个普遍教训,就是照搬西方公司制度,不讲中国特色,不讲社会主义原则。习总书记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这就是说,“制度自信”要落实到企业制度这个微观基础上,走切合中国实际的路子,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区别,决不能把适应需求的供给结构调整演绎成私有化的体制改革,犯下动摇制度根基的“颠覆性错误”。习总书记说:“国有企业要激发内生动力”,政府也要“更多体现在支持、扶持、杠杆作用”,这与“甩包袱”似的“清僵尸”,显然是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思路。

“旧事”镜鉴

有林(《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1986年,也就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的时候,我与法国宇航局局长、总统密特朗的弟弟小密特朗交谈,当我问到当时英、美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时候,他说:彻底私有化不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三个原因:第一,原材料、能源这些东西如果国有,就是由纳税人出钱,如果私有化了,资本家就得自己掏腰包,那样他就不合算了。出台这种损伤他利益的政策,他就不会再投你的选票;第二,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私有化了,如果国家不补钱,那价格就会一路走高,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样也会失去大量选票;第三,供给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使用的高科技机构原来是由国家资助,如果私有化了,就得由资本家来养,而资本家肯定反对,因为他绝不愿意干资本吃亏的事情。到一定程度,英、美私有化就会适可而止。果不其然,到现在为止,实行彻底私有化、国家毫不干预经济只当守夜人的国家还没有。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搞彻底私有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搞好国有企业,更没有道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冲击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习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是有很强针对性的。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学说泛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有的人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张把新自由主义搬过来作为指导思想,甚至说“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公开叫嚷“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吹嘘他“三招两式”就能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打得“片甲不留”,他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打上个钉子”,让马克思“永世不得翻身”。可怕的是,这样一个反马克思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却被我国一些单位、部门和高校请去发表演讲。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加上教育主管部门提出要“采用原原本本的西方教材”,“用英语讲课”,要大量引进西方培养的人才等等行政规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高校经济学课堂上的影响不断加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教材则日渐凋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高校教学中的不断渗透,影响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又进入了各个部门,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这就使得我们的经济改革越来越缺少方向正确、方法对头的得力干部可用。党中央关于经济问题的重要决策,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高校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掘墓人。面对这样的局面,更显示出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决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编辑  王生升)



*卫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工作人员。

内容提要:“历史进步论”是滋生“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土壤。“历史进步论”已被西方作为批量化...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舆论界出现的频率较高,人们发现它常被当作政治手段,用以抹黑或丑化某种政治形态,由此引起了大家的警惕。然而,仅仅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有意识的进攻性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是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指导下成为必然的结果,随时随地都会不断滋生。如果把“历史虚无主义”看作蚊蝇,那么,如果不解决蚊蝇滋生的环境问题,再怎么拍打仍将不胜其扰。“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琳琅满目的果实,而不断滋养它的理论土壤叫做“历史进步论”。

“历史进步论”与“今不如昔论”的鲜明对比

“历史进步论”是近代西方产生的一种强大的理论思潮,它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即,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上升趋势,越远越旧的就越差,越近越新的就越好;现在比过去好,未来也比现在好。虽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线性上升的,但螺旋性上升也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总之,在时间轴上,“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智慧”、“黑暗与光明”、“专制与民主”、“禁锢与自由”等等一切现象和范畴,都可以按时间的远近自动归类。

在现当代面前,过去和历史永远处于价值较低的地位,永远在今天的面前抬不起头;现代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嘲讽毫无反抗能力的过去,后现代也必然优于现代,“历史虚无”成为一种真理性的必然。这种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因此大批量地产生,无比快捷方便。对于教师、学者、媒体工作者如此;对于普通人,只要受过点现代教育,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快餐店是一种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那么,在“历史进步论”的指导下,批量化的价值判断规模更大,标准化的思想模具更统一。因为快餐店至少还需要在街头人流较多的地方有个门脸房,而“历史进步论”则通过教育、媒体植入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台每时每刻生产“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

在今天,“历史进步论”具有独步天下的威严,它使很多人忽视或遗忘了另一种曾经强大的历史评价方式。如果我们走入中国历史的深处,很容易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叫做“今不如昔”。在“今不如昔论”的旗帜下可以看到众多簇拥在一起的“抱团者”,例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末法时代”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恰好与“历史进步论”完全相反——不是以今天否定过去,而是以过去否定现在。在“今不如昔论”者看来,历史永远在倒退,社会永远在变得越来越坏。因此,在“今不如昔论”的氛围中不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只能产生“现实虚无主义”。中国历史中对三皇五帝的推崇、对尧舜禅让的歌颂、对孔子崇周的记载以及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理想等等都是“今不如昔论”的典型。

必须指出的是,“今不如昔论”并非中国历史所独有。在西方远古历史描述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由远而近,同样是“今不如昔论”的表现。更加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上帝造出世界和人类始祖后,亚当和夏娃最初生活在无比幸福的伊甸园,后来他们堕落了,开始受苦。这是全世界最典型、最极端、最广为人知的“今不如昔论”。

我们看到,古代的“今不如昔”和现代的“历史进步”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

强大的技术力量改造价值观

今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手机轻松地拍一张照片。仅仅在十多年前,除了昂贵的“拍立得”,当你有一台照相机,精心地拍下一张照片,还要送到洗印店,一般都要几天后才能拿到照片。而现在,不需要胶卷和相纸,数码成像技术可以立竿见影,并且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让照片立即传到遥远的地方。在这一套新技术手段中,除非你特地设定,否则,你拍摄的照片一定是彩色。而且,在所有现代摄影氛围中,黑白摄影几乎都被称为“怀旧”,而人们不会认为将黑白照片称为怀旧有什么不妥。一百多年前拍摄的照片的确都是黑白的。据说在人类接受的所有信息中,视觉信息占到70%,是我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那么,今天的彩色照片与过去的黑白照片给我们的思维留下了什么影响呢?视觉很直接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色彩斑斓的,百年前的世界是黑白单调的。但是,只要我们闭上眼睛,离开视觉,稍微想一想,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百年前的天难道不是蓝的?百年前的山难道不是绿的?事实上,百年前的天可能比现在更蓝,百年前的山可能比现在更绿。然而,摄影技术通过视觉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恰恰相反。

这就是历史进步论在近代日益强大、无可阻挡的原因:它借助技术的力量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技术是可以线性积累的,技术是可以直线式发展上升的,的确可以不断进步。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技术进步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在我的少年时代,电灯、电话还是人类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标志,今天,廉价的跨洋电话,随心所欲的移动电话使我们生活质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不容置疑地就是来自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是谎言。在斩钉截铁的技术进步事实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没有市场。从铁路、轮船、飞机到航天、通讯、核武器,从农业、生育、医疗到闲暇、娱乐、饮食……,技术进步无处不在。技术进步事无巨细、毫无遗漏地占领了社会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科技进步于是等同于历史进步。它是现代化中最强大的改造力量,它除了改造自然,同样改造了我们的头脑。在科技进步面前,一切陈旧的历史都如同黑白照片、甚至没有照片的时代那样,都是落后,都是可以被虚无的。“历史虚无主义”从科技进步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当社会、人文、艺术、政治等一切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都不得不戴上“科学”的帽子、以显示高贵血统和天生正确的时候,“历史虚无主义”不大行其道反而不正常了。源于科技进步的“历史进步论”统治和震慑了所有思想观念,“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只是“历史进步论”的衍生物、副产品。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中的争论

然而,在“今不如昔论”的多种表述中,有一些东西似乎与技术无关。例如,“世风日下”中的“风”,“人心不古”中的“心”,“礼崩乐坏”中的“礼、乐”。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两者说的不是一回事。或者说,面对人类社会的变迁,两者的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历史进步”的标准是物质的,“今不如昔”的标准是道德的,但它们却长期共生相伴。物质上的技术进步往往都是满足更多、更新的欲望,因而总是要求打破旧的道德束缚。于是,从道德角度观察,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欲望似乎使人类更为堕落。每一次技术进步所带来物质享受的扩展,都伴随着一大波“今不如昔”的道德感伤。这种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短短几十年间,面对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的技术更新,全世界都飘荡着面对世风日下的无奈。怀旧成为流行,不仅仅是因为黑白无声的形式,更是对形式背后那些即将消失的精神理念的哀歌。

技术积累容易引发量变到质变的冲击。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相对比较缓慢,但这种质变还是会发生。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冶金术从青铜到铸铁的技术提升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技术进步导致的“历史进步论”与面对欲望释放而产生的道德焦虑,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表现为“法先王”和“法后王”的思想争论,即效法古代贤王还是尊崇现实君王?儒家主张“法先王”就是“今不如昔”,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历史进步”。两者的争论成为蔓延整个中国历史的儒法之争。两千多年中,这一争论的答案基本是清晰的,儒与法谁都没有单独获胜,荀子成为这一争论的总结性人物,社会形成“儒表法里”的稳定结构。此后,“借古讽今”、“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等原则在古今之间起到调和的作用,平衡了历史进步或历史退步的单度价值判断。偏向于“今不如昔”的祖先崇拜在现实中表现为“尊老”。而每一个被尊崇的老人,曾经都是包含“历史进步”价值的年轻人;每一个冲动着要打破已有规则的年轻人,毫无例外地都会在某个群体中成为被尊崇的老人。过去与未来不断交替,进步与退步不断转化,在世代相传的生生不息之间被融为一体。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历史虚无”与“现实虚无”都存在,恰如历史伟大与现实伟大都存在一样。例如,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后世对他们的描述,时常能看到虚无与伟大的流转。其实,历朝历代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康熙伟大,那么光绪是否想或者能否做到比康熙更伟大?这个问题也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家庭:面对祖先的牌位,后代能否比祖先更出色?“九斤老太”与光宗耀祖的故事同时存在。换一个角度看,“为尊者讳”何尝不是另一种历史虚无?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只不过由于农业社会技术积累缓慢,激进与保守的冲突不会每时每刻都表现得那么激烈。在相当长的中国历史中,儒表法里的原则足够应对“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之间的较量。然而,进入19世纪,当西方以武力方式涌入中国,这个争论再次成为焦点核心。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基本上可以看作延续或重提两千多年来“法先王”、“法后王”的思想争论。然而,洋务运动所面对的技术进步的猛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中国历史,所以李鸿章才会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进步”与“历史退步”之间早已形成的“中庸”,面对工业化的惊涛骇浪,似乎难以坚持,必须做出取舍:“中学为体”就是“法先王”的“今不如昔”,“西学为体”就是“法后王”的“历史进步”,到底选哪个?

历史进步论彻底粉碎“今不如昔”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一段看起来全是左右互搏的话实际上正是工业革命时代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与史无前例的道德沦丧所形成的对比。狄更斯同时在说两件事,作为文学家,可以理解,虽然读者可能不理解。我们不能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狄更斯,毕竟,他要把很多精力用来分辨伦敦雾霾中那些模模糊糊的人群。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同样长期存在西方历史中。如果说伊甸园是“今不如昔”的起点标杆,那么,天堂便是“历史进步”的美好终点。而在宗教之外的世俗社会,文艺复兴是最神奇的节点。一方面,文艺复兴要抛弃旧的中世纪,在新的人文精神中将中世纪的神权虚无化;另一方面,支撑文艺复兴的精神是比中世纪更久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种“历史进步”,那么,它的理由就是“今不如昔”!然而,当文艺复兴几百年后,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铁锤粉碎了一切“今不如昔”的喃喃之语,文艺复兴便只剩下了历史进步的豪迈,用进步的面具遮住了彩色的脸,成为日后各种不容置疑的“历史进步论”的出发点。

达尔文甚至不用依靠技术进步,只依靠对以往事物的系统解释,便将“今不如昔论”打得丢盔卸甲、落花流水。教会怒不可遏,因为达尔文的研究结论预示着上帝对世界的失控。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化身为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各自都意气用事地谴责对方。即便牛顿成为各双方争夺拉拢的对象,但在摧枯拉朽的技术进步面前,一切对过去的赞美基本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严复将这一气吞万物的结论简化成“优胜劣汰”,在甲午战争后传遍中国。而其中的优劣,再也没有道德因素,只有技术。进化论完全正确吗?几乎没有人质疑,教会的质疑之声也是那么细弱,于是,教会以及其他“今不如昔”的支持者,将技术进步放大到极限,一幅世界末日的恐怖画面若隐若现。于是,拯救人类的天堂再次成为宗教的旗帜。为了反对技术进步,宗教以末日审判、进入天堂的方式,肯定了技术进步的必然,恰如当初文艺复兴以“今不如昔”为武器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进步。

最为关键的是,达尔文主义、技术进步、商业繁荣、世界末日、天堂幻想等等组合成了世俗主义最强大的“历史阶段论”,人类历史按照时间顺序被安放在依次升高的台阶上,今天在最高处,所有过去一目了然。对于过去即使有再大的分歧,都不影响它们对于未来美好的一致肯定。科技进步太强大,足以打败一切反对者,它甚至宣称能将道德和情感全部物化为电子流和分子式,通过头脑和神经的物理改变,彻底掌控人类的思维与情感。于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有了“历史进步论”的强大保护,得以自由出入所有国家、所有领域。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对决

当初西方强势崛起的时候,为了自我赞美和肯定,历史进步是西方中心论大合唱中最高亢的主旋律。在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陪衬下,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新文明,怎么可能接受“今不如昔”的结论? “今不如昔”必须抛弃,“历史进步”必须树立,这是政治正确的需要。“历史进步”甚至成为情感的选择,而非理性的判断。如今,伴随西方的衰落,眼看一个非西方文明标准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今不如昔论”似乎又开始有了市场,其潜台词是:新崛起的国家,不如我啊!于是,我们听到了“历史终结论”,它无非是说:历史进步到我为止!没人可以超过我!然而,历史终结论毕竟撑不起台面,不管是政治衰败还是国家能力的理论补丁,摇摆在进步与退步之间,只能是“历史进步”向“今不如昔”过渡的中间临时状态,而不可能成为“新常态”。

历史进步论”在西方文明的系统内部开始遭遇阻碍环境生态是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当人们歌颂、赞美各种科技进步,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时,人们不禁要问:污染是谁造成的?当今世界污染无处不在,从河流到海洋,从地下水到土壤,从空气到太空,现代科技在200多年里制造的污染超过了人类在此前2万年制造的污染。西方即便通过强大的舆论把污染统统推到中国这个非西方的后起国家头上,也不能掩盖或否认:西方引以为傲的科技是绝大多数污染的源头。当我们需要健康、安全、可持续的环境,当环境生态成为人类生存的评价标准之一,我们今天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科技发展决定了历史进步,环境恶化却表明了“今不如昔”。仅从环境生态这一项,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大肆张扬“历史虚无主义”?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争论甚至呈现出极端化、绝对化的倾向,决斗似乎即将开始。移民外太空计划可以看成是科技进步的绝对化,它意味着人类可以抛弃被彻底糟蹋的地球,在太空中寻找新的星球定居。环境恐怖主义是“今不如昔”的绝对化,他们反对一切工业污染,甚至反对一切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干扰,要求实现一个“没有人的自然环境”。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质问题:如果生态环境与人无关,人类为何还要保护它?在进步与退步各自极端化的声音中,科技进步依然在发展,但是,环境生态的负效应使得科技进步的冲击力打了折扣。对于科技进步的单纯讴歌少了,质疑多了。虽然人们说,未来的科技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总显得缺乏底气。科技进步以往产生的遗留危害还没有解决,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产生新的危害?科技进步的前景虽依然美好,但利弊互现,折射到观念领域,历史进步论的调门也开始降低,“今不如昔”以怀旧的面目出现,充满了温情的回忆。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做出的评价。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技术进步几乎变成唯一的标准。而进步一旦极端化、绝对化,反弹就一定会出现。除了以环境生态名义的反弹外,道德领域的反弹同样强大。西方社会内部对于道德堕落的谴责之声没有停止过,但还没有发展成“今不如昔”的强大思潮。西方学者面对各种道德堕落现象,努力寻找与时俱进的解决方式,例如在现代化标准下,改变道德原则本身,使得过去的堕落行为在今天变得平常。

然而,在西方文化外部,有一种更强烈的“今不如昔”的反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用西方技术进步的手段,反对西方的道德堕落,他们是极端化的“今不如昔论”者。这种极端化不区分技术手段,只区分道德原则。他们在宗教原教旨中找到所有的道德原则,以暴力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严格奉行。

由此,在“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的问题上,我们再次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原则——中庸。我们还能回到那个状态吗?实际上这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的思维。

(编辑  迟晨光)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在国内打击腐败,国际战略拓展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取得了很大成绩。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了不少ᦁ...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在国内打击腐败,国际战略拓展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取得了很大成绩。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了不少,但缺少一个总纲,或者说,改革缺少一个目标明确,言简意赅的“大旗”,以调动和凝聚经济社会资源。要提出新的愿景、总纲,首先要对过去36年的改革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应该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认识。

过去36年的改革,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从两个共识谈起

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最好起点就是从社会共识开始,那些所有人都认同的“病情”是进行判断、追根溯源和找出解决办法的基础。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存在争论,但在一点上存在共识,那就是无论左中右,上中下,都认为我们可持续发展模式需要探讨。

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们得到的并不是理想的社会发展,这主要包括:社会贪污腐败广泛而且巨大,贫富差距巨大,资源环境破坏巨大,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差距巨大,道德沦丧巨大,发展的“红利”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攫取。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将其统称为“巨大的社会成本”。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有过一个大体上的共识,那就是,我们都羡慕20世纪末欧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富足。尽管对欧美的政治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经济社会结构,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普通群众,在我们的内心是赞许的,改革开放也曾将此为模板,大量的干部去考察,大量的留学生去学习,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并没有取到发展的真经。

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对此,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争论。

民主宪政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思维特性就是,把任何经济社会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问题,并且不进行任何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仅凭一些简单的教条就轻易下结论。

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毛泽东自力更生的路线。这种观点不需要驳斥。坚持过去的路线,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巨大的发展,我们就还停留在一穷二白甚至更糟的境地。

一些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欧美式民主和宪政体制。这种观点同样荒谬并需要驳斥,因为它完全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发展。

欧美式民主宪政体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欧美国家,也无法逃过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成本比我们高得多。在当时的欧美,这些巨大的社会成本带来了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动荡,带来的是欧洲从拿破仑战争直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150年的战争与革命,以及美国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萧条、动荡和战争。

另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例子就是印度,它早就建立了民主和宪政,但印度不但发展程度远低于中国,而且社会成本远高于中国,看看它的种性制度、土匪问题、农民起义、贫民窟、妇女问题,以及爬满人的火车,破败不堪的城市和街道。印度两面是海,风多雨多,气候条件远好于中国,但根据国际组织的数据,印度的污染程度却高于中国。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欧美式民主宪政不是对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必要条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独立后一直是威权政体,但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和让大多数人滿意的良序社会。在新加坡,我们曾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他的故事。他的收入属于最低层之一,但他养活了4个孩子,两个老人以及他和他老婆共8口人,并供4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认为,关键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和低息贷款的“组屋”,使他一家虽然拥挤但可以安居,并腾出钱来提供虽然紧张但可以应付的开支,因此,他这样的新加坡人都是政府的拥护者,在每次选举中,他们都投执政党的票。

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生长

在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痛苦之后,欧美国家开始努力构建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以逐步降低社会成本。它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对资本进行适度的严格监管,同时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制度性倾斜和救助。这种结构或制度,在经济学上称为混合经济,在政治学上称为福利社会,但事实上它们都指向了一个被刻意回避的敏感词:社会主义。

有一个经济学家我们不得不提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其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将以下的经济政策都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医疗保障、职工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弱势群体的补贴制度、小企业扶助制度、教育补贴、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产业监管,为保障上述政策而实施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稅、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工会集体谈判权等,以及重要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国有化等等。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八大方面。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这正是自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以来历代社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政策诉求,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主要政策诉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之后也转向了这种政策。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欧美国家在二战后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这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偏离。在他看来,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

我们将弗里德曼所反对的二战后的欧美,称为“新欧美”,而将弗里德曼比较赞赏的19世纪末的欧美称为“旧欧美”。显然,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由经济”,是企图改变“新欧美”的发展方向,将其拉回到“旧欧美”,他的所谓“自由”是强盗的自由,他的所谓“自由经济”就是“强盗资本主义”。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一些学者被严重误导了,我们被告知,“新欧美”和“旧欧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涵盖了弗里德曼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认同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监管政策和国有企业做了一些改革,税率降了一些,让我们误以为从“新欧美”回归到了“旧欧美”,但实际上,变化只在局部,而且程度微小,而总的格局并没有变。弗里德曼回顾这段历程时悲哀地说,今天的世界离社会主义更近了。

今天欧美的左右派,它们的区别仅在于程度上,而不在本质上。在西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政治派别能够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完全排除在自己的政策主张之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已成为所有现代经济的基本制度,对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起到了基本保障作用。

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剧烈动荡,重要原因在于罗斯福新政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被倾覆。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逐步认识到弗里德曼主义的错误,正在建立新的监管,例如新的巴塞尔协议等等。

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的两个主要政策,就是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和气候变化协议,这是美国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两个主要差距。民主党一直主张补足这些差距,以使美国赶上欧洲的社会政策。被弗里德曼称为社会主义举措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一整套新政及其后续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两次救了美国的命。更准确地说,它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举措,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命。

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正像马克思曾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长进”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长进”了资本主义,虽然这个“长进”并非是和平的。

“新欧美”的这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我们将其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它不同于强盗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个组合中,资本主义因素承担发展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因素则承担发展的公平问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公平。“新欧美”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和公平相对比较平衡的“新”社会。社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创造稳定的良序社会,并创造条件使社会在稳定良序的状况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流毒

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破坏社会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但它向资本主义偏转的这一点,就足以给欧美带来重大危机。在经济上,它使欧美重新步入两极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两极分化的后果,就是经济危机不断。20世纪从80年代开始,欧美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但经过垃圾债券泡沫、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后,终于引发了重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恢复。

弗里德曼主义不但引发了危机,而且误导延误了危机治理。

弗里德曼主义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的政策主张,这种主张的货币流向,是把货币政策超发的货币通过政府工程发到失业人员手中,再通过乘数效应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它的本质是通过降低贫富差距创造有效需求,作用于实体经济。

在弗里德曼主义影响下,本次危机之后,美联储的三轮量化宽松的3万亿美元,绝大部分已流入企业手中。由于失业和恐慌,中下层人民缩减了消费,降低了有效需求,致使企业虽有钱却不能投入生产性投资。于是量化宽松转化为流动性过剩,不断推高本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从而继续影响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则使虚拟经济始终处于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之下,一旦退出量化宽松,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财富将再次毁灭,经济危机将再度降临。

2008年暴发的经济危机,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界都没有预见到,而且危机暴发至今阴影尚未退去。欧美知识界正在反思,有两本著作代表了这个反思的初步成果,一本是福山的《秩序与衰落》,一本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前者部分放弃了普世价值说,后者用数据推翻基本的经济学教条。两者虽然无法动摇几百年形成的教条大厦,但他们受到西方知识界的热捧,说明怀疑的力量正在生成。怀疑的产生是因为过去的思想解释不了今天的现实,也无法指出未来的道路。这些怀疑虽然还只是一些分散的点,但它必将浸漫开来。这些怀疑再次证明: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冲破。世界没有永恒真理,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欧美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之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发生偏离。中国则是在转型过程中,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关注全世界都在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显然,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理论界和大众传媒领域,新自由主义流毒在中国的危害甚至要大于欧美,一些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信徒甚至能说出连弗里德曼都汗颜的结论。例如:“富人养活了穷人”,“原罪不应被追究”,“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改革损失最大的是公务员”,“房地产商就是为富人盖房子的”,“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够”等等。一方面他们混淆假市场和真市场的界限,例如认为国有铁路定价和与权力密切勾结,基本上是腐败产物的房地产定价都是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则赤裸裸地站在权贵一边,使用“精英阶层”、“上流社会”赞美新兴的资本家阶层,这种公开明确地蔑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下层社会的言论,虽然在“旧欧美”很流行,但在“新欧美”早已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已经被社会广泛谴责而大大收敛了。

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植根于深厚的理论背景中,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错在哪里

历史证明,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社会成本问题上,在道德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假设,例如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等问题上都存在部分错误甚至基本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这些大部分都来源于经济学的第一假设。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看不见的手”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私心出发,将会产生竞争,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摆平各方利益,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

这个理论至少存在5个严重不足:

首先,有许多先天或后天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人,例如残疾人、老年人、单亲家庭等,以及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如不具备资本能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边远地区的人等,竞争使他们的境况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变得更糟。对他们来说,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兽道”而不是“人道”。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张“优胜劣汰”,其本质是一种“优势经济”,价格自由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无论这种优势来源于经济的自然过程还是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会迅速扩大优势,在一代人之内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现实。

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不平与不满,必然带来社会剧烈的动荡,甚至革命和战争。所以,自由竞争必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

其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励大量不法行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有些破坏,例如伪劣产品,个人的辩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健康和生命。经济学诡辩说,长期看,市场能够识别,但是正像凱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有些破坏,例如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以及对安全的忽视等,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治理难度很大,时间很长,成本很高。还有些破坏,例如矿产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样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三,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产生大量所谓“道德陷阱”,这些“道德陷阱”在规模化、系统化、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金融危机的源头是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在网络泡沫上栽了跟头,然后涌入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在这种形势下,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犯了两个关键性“道德”错误,从而触发危机。

首先,贷款机构放弃了对还款能力的审查并实施零首付政策,放贷无条件。其次,投资银行对这些债务进行证券化处理,通过分割、打包再转卖或持有。这种分割、打包的实质是多次抵押,这在实体经济中是违法的,但在虚拟经济中却成了“创新”。

金融机构的这两个错误建立在一个低能的常识性错误之上,这就是房价会长涨不衰。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聪明的一批“精英”,他们的收入几倍几十倍于他们的工业同行。

为什么顶尖精英会犯低能错误?一个解释来源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也是“动物”,他们的“动物精神”使他们轻易跟从潮流。另一个解释来源于心理学:因为他们自认为足够聪明,可以在最后一刻将危机转嫁出去。第三个解释是制度性的:企业的激励制度只在乎短期个人收益。不管何种解释,都证明自利竞争与公众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扭带,反而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有的人认为生命最可贵,所以面对侵略应不抵抗,当亡国奴比死了强,国家不应为军队花钱征税,也应该放弃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和小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由价更高,宁死不当亡国奴,因此需征税养兵。这样的竞争不可能达到平衡,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只能通过多数决策机制,满足多数利益,损害少数利益。

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满足多数,并根据对多数利益的损害情况,分别采取倾听、压制或剥夺少数的政策。社会资本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政策,就是公然的对少数的剥夺,虽然受到富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永久的剥夺”。

第五,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不一定涵盖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基础研究等均为长期投入,并不一定获益于当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获益。当下多数人可能并不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支出,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能够认识其价值,但竞争甚至多数决策都不愿支持这类价值。还有一些利益,例如货币发行,通过竞争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个威权机构,或由个别人做出决策。这一点,连弗里德曼都承认,并驳斥了哈耶克货币自由的观点。因此,政府不但要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并善于聚集睿智精英来处理这些关系。

以上5个方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必需由政府通过税收筹集资源,然后建立专职机构进行保障、补贴、监管,并做出决策。这5个方面构成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性成本。然而,传统经济学并不讲社会成本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了这个概念,用它涵盖传统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一直到“公共产品”这些领域。但是,经济学始终没有将上述5个方面纳入社会成本范畴,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科斯分析了“外部性”中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成本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行政限制解决其中的利益得失。然而,科斯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清有些“外部性”属“经济”的领域,可以界定成本—价格,通过交易或法律辅助的交易解决,例如“牛进花园”;而更多的“外部性”不属于或不全属于“经济”领域,不能界定成本—价格,不能用市场交易解决,特别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和环保问题,例如毒气、毒水、毒食品、紧急救治、救灾等等,以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他对“社会成本”的扭曲,与他在30年代就提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交易成本”相悖。例如烟囱排烟,并不仅仅是不舒服和补偿,很可能潜藏下危害生命的因素,而双方对此根本不知情,这里存在寻价缺失,也就是交易成本,因而达成交易的补偿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从斯密至今,经济学最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它部分推翻了经济学的根基——“看不见的手”,或称为“市场有效”理论。其实斯密自己一手“缔造”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内在矛盾。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了经济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分工组织带来的高效率,一个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高效率。对这两个部分,斯密都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尤其是没有勾勒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部分,存在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竞争能带来效率与公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有领导的,按计划生产的分工组织?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这种有效性(假设它真的有效),一直建立在官僚的,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的企业组织之上?或者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话说,为什么市场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在市场的无效性基础之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之上?

科斯认为,寻价和讨价还价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当这个成本超过了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物,以有效节约这些成本。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替代物,何以成为这一替代物,因为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寻价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在科斯看来,这就是企业的本质。显然,科斯架起了斯密论述的两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间的桥梁,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是有效的,肯定了有领导有计划,分工合作的制度架构的效率性。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成本就会内化为一个等级机构,若这个机构可能是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一级政府呢?

有些交易成本是通过市场寻价可以解决的;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业家的寻价能力解决,就形成了企业;但一定有些交易成本是市场和企业都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一样,也必定有其合理边界。政府的合理边界在于而且仅在于,它的职责是消除那些无法定价的社会成本,提供公平良序环境,其中包括安全、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在正常情况下,它不应扩大合理边界,干预它不应干预的事物。

显然,科斯的“社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深刻的内在矛盾,他没能解决这个矛盾。科斯主张的交易方式,除了“碳交易”这个非市场的政府间交易外,世界各国政府都敬而远之,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研究出能被接受的操作方法,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太高,难于操作。如果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悖论为经济学奠定的哲学基础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为经济学奠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可靠的。

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为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但是,马歇尔已经注意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因为19世纪末,最早的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我们被告知的经济学,并不是它创立时的样子。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通过分工合作,计划生产的企业所具有的高效率,在“看不见的手”规则下运行的市场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所具有的职责。完整地看,斯密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这就是企业、市场、政府和道德。实际上斯密为市场规定了“边界”,市场只是构成“经济”的部分之一。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相互交叉融合而成为“经济”,显然,这才是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抛弃了3条“腿”,成了独腿怪兽。市场无边化取代了“经济”。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本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学回到斯密,但是却被经济学利益集团扭曲了,阉割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仍然是200年前的陈糠烂芝麻。

此外,经济学框架主要反映和总结的是农业和小企业占主导地位时期的经济,20世纪的大企业,其命令性、计划性、合作性、福利性,以及其股权的社会化,与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面对大企业已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经济学理应与时俱进。但是,很可惜,经济学的发展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门宗教,它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就剩一句话甚至两个字。这种简化就是为了易于宣讲及煽动起无知的膜拜,并使“教士”们获得权威地位,就像基督教曾经的发展那样。你能想象物理学的所有发展都为了证明牛顿的一句话吗?你能想象物理学家凭一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吗?而这正是经济学和某些经济学家的现实。

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意义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有的偏执中,有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误导性和危害性。我们被告知,效率第一,经济快速增长了,公平问题自然解决了。这个误导被一旦被普遍认可采纳,将酿成中国改革发展错误方向。

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而是成为骄奢淫逸并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蟊贼;在矿产私有化后,矿难频发,死人无数,不得不将其国有化。这个过程,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历过;而房地产,早已成了新资本家聚集的产业,它所引发的巨大不公平成了政府的噩梦,并将撕裂社会。

为什么效率不能自动转化或提升公平呢?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回报率都远高于劳动回报。投资家巴菲特用亲身经历证明,资本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这一优势的不断叠加并非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即效率促进公平;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后果不仅是不公平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毁灭,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穷人的钱太少,不能产生持续增长的有效需求,经济不得不靠出口、基础建设和政府开支来支撑。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钱太多,这些钱的大部分会转为过剩的“流动性”投入虚拟经济。

财富的分配对于财富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就像财富的生产对于财富的分配具有决定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决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绘的,是一个单向过程。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不可偏废,过分强调效率不但会损害公平,而且会损害效率本身。经济学用简单的一组数字表达经济增长,叫GDP。中国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贫富差距转化为凡勃伦笔下的“闲钱”而成为过剩流动性,这些过剩流动性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从大蒜到房产到股票等各种物资和资产的“虚拟价格”上游荡。这些“有闲”资产对经济并没有实际意义。

GDP只有正没有负,巨大的贫富差距被“平均”,所有的污染破坏,所有的社会成本都被看成是正发展。更荒谬的是,把纠正巨大社会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为正项计入。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损耗,没有折旧,相反,损耗和折旧被再次计入利润。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企业中就是造假,发生在国家称为繁荣。如果把巨大的社会成本计算进去,如果把流动性中的零作用和负作用计算进去,那么假如贫富差距能够降低,中国经济很可能用6%的增长率就能达到10%增长率的效果,那种GDP要达到8%以上才能保证就业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经济的效率性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大大改善。这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意义。GDP崇拜是所有经济学流派的共同特点,它的荒谬从来没有被纠正。也就是说,我们10%的增长率,如果计入社会成本,大约只有5%6%,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发展质量计入,慢一点但好一点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615日发布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已将贫富差距称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

发展与公平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者说是良序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两翼或两个驱动“轮子”,任何偏废都可能发生坍塌而落入陷阱。

邓小平对发展与公平的表述是一个发展性的思维,一开始他说“发展是硬道理”,没有提公平。后来他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为开始实施公平目标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就是20世纪末。在他看来,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没有实现公平,改革就失败了。后一个表述把发展与公平作为先后实施的步骤,并把在富裕基础上的公平确立为最终目标。

先发展后公平,靠市场力量通过发展“自然”达到公平。然而,这个路径不靠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被忽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建立良序社会。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这个转型本质上是需要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改革要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通过消除巨大的社会成本来获得发展动力和红利,反腐败就是这个转型、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步,这也正是反腐败具有巨大价值的真正意义所在。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还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也需要政治的,社会的和价值观的重塑。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改革。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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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不全由个人兴趣驱动

我学术生涯中不断变化研究重点和目标,这与香港在过去半个世纪社会与政治的急遽变迁有关。我的学术论文既代表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印记,这反映了我自己的学术历程。

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半年后便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探讨19世纪中国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领导传统中国社会上的关键作用,着重体现政治与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体有关。虽然往后我仍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有浓厚兴趣,但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的转移,并不全由我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在颇大程度上与研究机遇、香港的变迁和九七问题有更大的关系。

我在中学时期,已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经世济民主张的影响,对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着迷。我肯定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承担,并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的襟怀。进入大学后,我放弃了修读中文和中史的初衷,转而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焦点所在。

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我参与了社会学系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旨在探讨内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义。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中国研究较诸香港研究更具实用价值,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比较容易,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关系重大。然而,我最终选取了香港研究作为具体科研项目。这并不是我特别香港,我的国家情怀香港情怀要更浓厚一些。因此,关爱香港并非是驱使我其后几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动力。从功利角度考虑,中国研究应该是首选,但社会学者需要有一个他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地盘对象,才会产生踏实的感觉。毫无疑问,对我来说,香港正是那个地盘对象。当然,有些学者喜欢做抽象和理论的探讨,因此不需要针对某一特定社会进行研究,但我不属于这类学者,我始终希望能够立足或扎根于一个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来探讨理论性课题。

不在象牙塔内做学问

1981年,我从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回港后,适逢香港前途问题出现,中英两国政府及香港各界人士都卷入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之中,我个人也不例外。作为本地培养的首批社会学者之一,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与香港未来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香港日后的政治与政制发展,不但要提出分析,更要拿出应对办法。政治环境的突变,使我不再可以在象牙塔内做学问,而要回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1992年英国派了政治人物彭定康来香港当总督,旋即爆发中英之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对抗,并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作为反制的策略。在香港回归祖国过渡期的最后几年,我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

香港回归后,各种政治、经济与民生的挑战纷至沓来,令各方面疲于应对。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学术研究不可避免要更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20022012年期间,我离开了大学的岗位,进入特区政府出任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在这十年中,研究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扩阔,研究的内容更为复杂,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较诸其学术性更为重要。自从1982年以来,我的学术事业与香港的前途和发展问题夹杂在一起,纯学术研究变得不可能。研究的目标不但要对理论的探讨和建设有意义,还要对发现和解决香港的诸般问题有价值。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题目的选定,取决于香港面对的现实和迫切问题,而非源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定的工作目标,塑造了我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取向。无论从背景、目标、经验或历练而言,在香港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界中我都是颇为与众不同的。

不可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毋庸讳言,很多香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香港问题时,喜欢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并肯定其在香港的应用价值,西方的民主和民主化理论尤其受到重视和认同。其原因有三个。第一,相信甚至迷信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就算不能直接应用于香港,稍作调整便可适用。在这些学者的眼中,香港研究是人类(其实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香港研究的成果既印证普遍理论,又同时丰富普遍理论。第二,他们服膺了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并确信那些价值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第三,如果认同西方理论普遍性研究成果又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理论在香港适用的话,在西方刊物或出版社(大学的出版社尤其重要)更容易发表,而这对学者的个人学术事业至关重要,因为香港的大学倾向以在国际(主要指西方)领域发表著作为评审标准来量度学者的学术成就。这种种原因让众多的香港学者喜欢探讨香港与西方社会的共同点,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较少受到重视。

除了简单套用外,有部分学者喜欢将当前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理论、观点和概念引进香港,并肯定那些东西对香港有参考或应用价值。我认为,运用西方理论分析香港的社会现象,有利于发掘和透视一些因为我们长期在香港生活反而看不到或者遗漏了的东西,对于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角度。在用之以增强我们思考能力的深度与广度的同时,却不能照单全收,更不可以盲目奉之为金科玉律。在参考西方理论和运用西方学术概念之同时,我们必须不时地刻意脱离西方的思考框架,认真细致地去探寻香港的诸般社会现象,总的目标是全面和准确地认识香港,从中建构更好的概念和理论,并将之用于研究香港。

我从一开始便以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研究的理论支点,这在香港学者中是较为罕有的,目标不单要指出西方理论涵盖面之不足,也表明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理论中寻找认知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香港研究必须立足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从客观角度出发,不能混淆现实和理想,也不能把理论当成是现实。香港一些显的现象可能在西方看不到,一些西方学者假若对香港缺乏认识的话,他们的概念和理论总会与香港有格格不入之处,而这正好是香港学者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也是香港研究对所谓普遍理论建设所能做出的贡献

学术研究要接地气

要突出香港的独特性,建构植根于本土的社会学理论,则研究方法便不能不采用历史暨比较角度(historical-comparative approach)。所谓历史角度,是要基于香港过去的历史发展去认识香港的现状和探索香港的未来。香港过去的经历、事故、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着和规限着香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历史角度不单指香港自身的历史,也必须包括更广阔的视野,其中,中国近代和当代史、中西方关系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尤为重要。不了解历史,为香港的改革和发展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容易流于不切实际或难以兑现。每个社会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经验,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每一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历史分析,香港的独特性便跃然纸上,立即成为学者应该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所谓比较角度,是要将香港与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找出其异同之处,从而透视香港独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可能将香港跟所有的人类社会比较,事实上,学者们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也不多,实际上只能通过缜密思考,找寻若干有意义和价值而又可供比较或对比的现象。在我来说,目的不是要通过比较香港与其他社会来建构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于加深对香港的了解,尤其是能够更好地发掘香港社会的核心社会现象,不但有其重要性,更可以使我们借助这些现象更好地了解与之密切关连的其他社会现象。

在过去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与香港社会和政治发展有关的诸般现象,并取得一些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概念代表了我说的核心概念,因为它们承担了研究的钥匙功能,通过它们,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香港的过去和现在,并对未来提供线索和可行之道。诚然,一些批评者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对香港的分析偏颇,建筑在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对香港有害,比如说不利于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等,不一而足。我的看法是,良性的学术争论会越辩越明,我有信心我的学术成果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的。

在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建构了一批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工具研究香港社会的状况和变迁。这些核心概念通通来源于长年累月对香港的实证研究,也来源于认真利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的特点。

在政治斗争越趋激烈的今天,我对香港的未来保持较为乐观的期盼,这样的态度对一些人来说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但基于我过去近四十年香港研究的经验,我对我的论断和预测是有相当把握的。未来的变迁也许可以为我印证。

(编辑  王生升)



*刘兆佳,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社会学讲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

内容提要: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具体经验,我们才能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儒法文明...

 

 

  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两极世界体系的终结,西方观察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充满好奇,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也开始轮番登场。表面上看来,两种论调似乎冰火不容,但实质上,它们却分享着“历史终结论”[]的共同预设——对照世界历史“终结于西方”的假设,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么像苏联那样,因为治理不善和上层精英对国家核心价值的迷惘而走向崩溃;要么因为坚持“市场经济”与“威权政体”合一的模式而崛起,但最终将给世界带来灾难。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与发展道路蕴涵着深重的危机,危机来自于与西欧北美“自由民主”模式的不合;如果中国的发展想获得正当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就必须经历向西式“自由民主”转型的“阵痛”,哪怕因此会导致国家分裂崩溃。

  抛开这些观察家们的严重误解不说,他们中的某些人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抓住了要害,那就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解读不仅需要成为比较政治学国别比较研究的范围,而且应该成为比较文明探讨的重大课题。

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

  现代世界体系是15- 18世纪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延展出来、把生产、交换和积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体系。16世纪开始它又被欧洲多元而分裂的政治结构整合为一个新的生产体系,也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不过,我们应该在现代世界体系上加上“西方”这一限定,虽然这一体系从19世纪到20世纪已经扩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

  回顾历史,西方世界体系的发生,其实是和罗马帝国之后的神学-政治困境密不可分的。基督教虽然通过垄断书写和教化的权力,对后罗马时代的西欧蛮族发挥了绥靖作用,但同时也给欧洲政治整合带来了巨大困难。西部教会和东部教会的最大区别在于:东罗马的东正教能够通过古典时代政教合一的公民宗教传统积极支持帝国建构,西部教会则因处于边缘地位,高度强调教会垄断教牧权,甚至是最高统治权。西欧的教皇党与皇帝党的纷争充斥于每个城邦和君侯国家内部,所以君侯们和教廷建立一统帝国的努力始终没有结果。伏尔泰说,欧洲的 “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欧洲的政治走向直到18世纪才基本明晰,而战争则是形塑西方国家现代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动因。

  首先,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战争频繁发生,霍布斯所谓的战争状态正是西欧的常态。其次,战争要求统治者必须不断提升国家战争机器的配置,从而催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火药、枪炮和战船等高效能武器不能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得,而必须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制造”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资本向工业的集中,而且促进了工业发明及其应用。最后,战争也使统治者努力把国家统治机器延伸到社会的基础结构中,要求国家持久地增强汲取社会财力和人力的能力,并且逐渐向工商业第三等级开放,甚至在形式上向更广阔的社会阶层开放,参与权利的扩大就是所谓的民主进程。

这两百年也是西欧从封建君侯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转向民族国家的时期,是现代政治体系形成的时期。但是从历史进程看,至少在17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前,建立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并未定案。当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扼住了地中海与东方贸易的咽喉时,西欧人只好一路向西寻找生存空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中国和日本的勤劳革命-域内贸易和现代西方的工业资本革命-远程贸易所形成的“东、西方分叉”,逐渐具备了基本完整的历史条件。在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三种动力的相互作用下,作为资本和暴力集装器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诞生了,而从东地中海延伸到大西洋的生产、交换与积累的体系也将西方的多元分割的政治结构联为一体了[]

许多赞赏现代西方发展道路的思想家对现代民族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发展进程的阐述,多着力于勾画其内生逻辑,对战争和殖民等外生条件却少有着墨。在他们看来,古人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太过高蹈,而更加现实的理论则把人性中的激情、欲望从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既发现了更容易实现的人性,也为社会维系提供了一个更“普遍”的基础。现代理论家的意见,可以大体上划分成两类:一类如霍布斯和洛克, 他们认为人性中的激情意气是一种过于狂热的想象力,它应被还原为更加基本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另一类如卢梭和他的信徒,他们认为激情意气高于自我保存的欲望,通过它,自由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可以建立起自己对自己的统治,可以导向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

上述两类思想家的意见流衍为自由和民主两股思潮,阐释如何作一个经济动物和政治动物才能使正当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霍布斯和洛克,特别是洛克强调个体经济权利的优先性,卢梭强调个体政治权利的优先性,所谓的市场秩序和国家就是按照这种自然秩序来建构。

问题是,后来的世界历史真的被这些学说打磨得那么光滑顺畅吗?如果回到历史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个人主义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一旦和地域国家结合起来,就催生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这种竞争的一个总爆发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和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共谋的产物,虽然那些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新工业国暂时被战胜国遏制住了,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并没有被所谓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改变。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不得不深思: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有着同样的内在动力? 现代西方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是不是为这种“现代”人性的扩张提供了同样的政治经济结构?

 

西方冲击与儒法政治文明的危机

 

爱好和平的中国在近代却遭受了列强持续100 多年的侵扰欺凌。在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形式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国家,到军阀豪绅当家的国家,再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国家。然而,要理解这种应对危机的变化,仅仅诉诸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还要回溯中国政治文明悠久的经验与理论传统。和西方相对照,中国文明的传统不是政治与文化的分裂,而是政治与文化的合一。西周的王官学与国家礼法体系是中国政教合一国家文明的源起。秦-汉王朝又开辟了儒法合作的大一统政治文明,即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和官员不仅担负着政治—社会的治理责任,而且担负着表率国民的道德—文化责任。中国政治文明在儒法合作的实践中探索出几条重要的理论原则:第一,天命民本原则;第二,社稷担纲原则;第三,贤能理政原则。这三条原则既包括绩效内容,又包括程序内容,还包含高于这两个标准的实质性道德责任内容。对照这三条原则评论一代国朝得失短长,就要看其是否能让更多的贤能之士团结在最高统治者的周围,由保社稷而保天下,共同履行好治国理政、敬天保民的道德与政治责任。从根本上说,这一文明传统的活力来自于“家天下”的统治责任集中原则与“公天下”的贤能理政原则的混合。这种既有合作又有张力的儒法政治文明之道,具体表现为君主与士大夫合作治天下的制度。

16世纪末的明万历年间,利玛窦这位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耶稣会士来华。他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富庶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柏拉图式最好国家的现实版。相比之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则深受韦伯社会理论的影响,它展示了另外一种看法:国家制度的“理性化”能力不够,没有统一的国家军事财政。然而,认真研究西方历史的人会发现,1587年的欧洲并没有那么“先进”。以英国为例,当时苏格兰和英格兰没有统一,没有统一的国家财政,君主的内府和国库不分,官僚政治(即韦伯所谓的政治的理性化)这个在中国早就解决的问题,英国要200年后才开始上轨道。西欧“领先”中国的方面主要在于海外殖民扩张、用枪炮和白银所支撑的远程贸易,以及建立在前两者基础上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军事工业化。

1923年,梁启超撰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认为中国应对西方的冲击有三个阶段:从船坚炮利,到法政制度,再到思想伦理;只有自觉地全面学习西方,才能赶上“历史进化”的脚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启超“进化论”固然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但这种激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对西方发展道路的盲目信从。与之类似,谈论中国如何落后于西方的很多理论,认为西方的体系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内生秩序,战争、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在理论上并不重要。历史学家彭慕兰(Pomeranz)则认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并非内生,传统中国依靠农业劳动积累,自然剩余投入手工业制造业更接近自然自发秩序,工业资本主义的欧洲体系则是不自然、不可持续的。它之所以扩散,更多地依赖外在原因:战争、远程贸易、煤的发掘,以及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所提供的原料、粮食和劳动力。[]

我们应强调的是一个辨别“中西”的视野,而不能简单地用一些社会理论把中西的发展简单地用一些社会理论转变为一个“古今”对立。和梁启超相比,康有为、张之洞有更为深刻的洞见。1898年康有为办保国会时,明确提出应对西方挑战的战略:“保国、保种、保教”。张之洞的《劝学篇》更深入地讨论了这三者的关系。他认为,首先,保华种的根本是要保华夏之教,捍卫华夏的智慧和文明,不保教无以保种;其次,应对西方挑战必须从保国做起,有国家力量依托,文教才更能在世界上传播,不保国无以保教。从“保种、保教和保国”的完整战略视野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历史。

清朝时,中国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必须一边改变自己的认识,一边改变自己的战略。回顾1904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试题,我们会对这一问题有更生动的认识。首先,以国家兼天下的中国必须认识到,原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遭到欧洲人的挑战。“各国政治、艺学策”试题说,“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这表明清朝的政治家发现,西方人不以攻占领土和建立直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开埠通商等“利益”为诉求以资源掠夺和资本榨取为目的。其次,清朝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重要调整,就是让被儒教教化高度“内向化”了的国家,恢复儒法政治文明的对外战略意识。“史论”试题——“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诲其名论”表明,清朝的政治家意识到,在“以善治善”的儒家心术统摄下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法家治乱之术非常重要。第三,内忧外患之下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中国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的基础。“史论”试题——“周唐外重内轻,魏宋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表明清朝的政治家对当时国家统一面临的危机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传统儒法政治文明框架中应对西方的势头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

在回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国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中国意识的危机也日益深化。清朝学制改革,本意在“师夷技之长以制夷”,但废除科举制却是对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大打击。儒法合作政治文明机制的关键,是如何把“家天下”和“公天下”结合起来,君主是“天下为家”的,是统治责任的集中承担者,这是中国维护大一统的非常重要的制度性要素。但大一统能够建立起来,还要依赖于文教制度,汉朝以后援儒入法的意义就在此。虽然儒法合作的政治文明在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但 “天命民本”、“社稷担纲”、“贤能理政”的政治原则,至少延续了两千年。废除科举制度,使“公天下”和“家天下”相结合的儒法合作的基础结构遭到了破坏,君主和士大夫共享的“修齐治平”的传统也丧失了制度依托。

    从回顾儒法文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应战的关键在于是否抓住要害。民国时期,学习西方代议制度以自强的方式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传统儒法文明的危机不被当作关键问题直接面对。传统科举制度没有了,那么国家用什么机制教育选拔人才?可以建立各种西式大学,可以依靠地方推举议员参政议政,可以按西法选举总统,或由政党出面组织内阁,承担统治责任。但仅仅依靠程序理性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很难具有真正的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无力抵抗金钱和暴力的操纵。

    中国之所以没有像欧洲一样瓦解自己的统一国家、演化成更纯粹的“民族-国家”,有赖于革命政党这一政治机制的出现。革命政党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是对苏俄革命建国经验的模仿,而且是对于儒法文明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孙中山的历次革命失败表明,不能“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没有革命党指挥革命军,革命军就是军阀;仅有程序理性的选举政党无法承担起统一国家、抵御外侮的责任。共产党和国民党意识到同样的问题,共产党最终发挥了国家统治责任担纲者的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不同于欧美传统,中国革命政党法统的生成过程,首先是建党,然后通过政党重新建军和建国。

“儒法文明”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就理论层面而言,儒法文明更倾向于社群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而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当然是社群主义的。儒法文明懂得事关国家存亡绝续的现实底线原则,但这种于乱世中图存的原则与其说重视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效益,不如说更重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甚至伦理效果;在这种底线原则的基础上,儒法文明强调国家的伦理团结高于具体的经济甚至是政治效益,“富国强兵”的据乱政治从根本上服务于“希圣希贤”的升平政治和“天下大同”的太平政治。从现实层面来说,中国的有识之士经过现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曲折洗礼,最终把社会主义视为中国既超越“文蔽而衰”的旧中国又超越“弱肉强食”的旧西方的新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使中国的知识界开始怀疑把“公理”和“强权”简单整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全盘西化论者所尊奉的“文明开化”的西欧典范在中国思想家的心目中日益丧失了道德与理论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和“赶超式工业化”的建国方略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政治家的战略想象力,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学说广泛传播开来,为中国有识之士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最后,既能融通儒家高远的大同理想,又能呼应法家富国强兵的现实诉求的社会主义政治方略,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开始由纯粹的理论学说变成了掌握群众的现实力量。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趋寡头化,人心与时势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年中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当代中国,不仅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巨大版图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而且通过现代革命和建设,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从外部视角来看,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稳定的政治环境,强大的常规与核军事力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身份,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拥有世界大国地位的标志。但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来看,这表明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又逐步回到自主发展的轨道。从1949年到今天,当代中国的发展借鉴了许多现代西方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越来越自觉地把这些经验批判地融汇于中国儒法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

面对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担当精神和反思意识尤其值得关注。1950年代梁漱溟和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争论,他们思考的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批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建国方略,认为这种发展道路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仁政,而是照搬苏联模式,忽视了乡村建设,是城市压榨农村。那么以工业化能力为中心的战略和农村发展应当如何协调?欧洲人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战争掠夺和殖民,而中国就算有苏联的大规模技术援助,资金积累还是要靠自己。在梁漱溟看来,发展乡村经济、靠农业剩余量力而行搞工业,社会发展才比较平衡,高积累模式会拉大城乡差距。梁漱溟与毛主席的分歧,是很典型的“斯密式自然工业化”和“高积累赶超工业化”之争。这不能简单归结为“传统儒家”与“社会主义新法家”之争,因为争论双方有个共同前提,那就是应该施行儒家与社会主义共同赞同的“仁政”。双方争论的关节点在于,从长远看,何种具体的建国方略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仁政?在当代世界,面对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交叠的体系性挑战,哪条道路才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好道路?

梁漱溟本人曾信奉法家学说,后对民国议会道路失望后逐渐转向儒学,政治思想则是倾向社会主义。毛泽东早年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功底,随后为探索救国救民的抱负,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梁漱溟和毛泽东“儒法之争”的起点,不是“要自由、要平等”的权利主体的平庸视角,而是“要担当、要牺牲”的责任主体的高贵视野。他们的争论并非西方现代语境下一个有自由、无担当的知识分子和一个有权力、无自省的政客之争;而是围绕社会主义中国发展道路的,既有担当精神、又有反思能力的英雄豪杰之争,是既有理想情怀、又有现实经世思考的两个“儒法家”之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建成了独立和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塑造了超越民族的“人民”概念,成功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这不仅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和战略安全基础。后30年则在已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通过改革使受到过度束缚的社会经济活力得到释放,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力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在与海外资本和市场建立越来越密切联系的同时,也为中国生产能力的输出开辟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但与此同时,中国在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现代世界体系的固有矛盾也深入中国社会。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位置,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贫富差距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今天中国在发展中遭遇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不仅是中国独有的,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固有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

中国能否在发展中克服这些矛盾,能否主要依靠自身改革和创新转变发展模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内在发展逻辑。中国不仅历史上是, 而且今天仍然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现代中国在精神上延续了中国文明的命脉。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强大动员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儒法文明摆脱资本军国主义外来压迫的渴望。

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积淀,新中国从起步时起就不懈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第二个30年,中国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未来的第三个30年,中国将面临在更加分化的利益格局基础上,如何建构持久的政治和社会团结、如何开辟中国文明未来的巨大挑战。

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首先必须把儒法文明的古老传统和社会主义的新传统贯通起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天命-民本原则。儒法传统认为,人既有庸常的食色天性,又有高贵的仁义天性,文明国家的责任就是要发挥人的自然德性,由人的卓越天性引导庸常天性,建立起“敬天保民”、“隆礼尊贤”的伟大而和谐的秩序社会主义传统认为,超越高度榨取人和自然的资本文明,建构能够解决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体,才能使人类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当代中国的新天命,就是由儒法社会主义精神承诺的建设伟大文明-国家的使命。这一使命不仅要把当代中国的三个30年联系在一起,而且要把中国1840年到1949年、1949204920492149的三个100年联系在一起,要把小康和大同的高贵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

其次,要激活民本和尊贤原则,把人民从单一的经济原则中解放出来,激发他们的创造精神。中国文明在近代遭遇巨大危机,一个把“立功”统摄在“立德”之下的优雅文明,受到一个把“立功”从“立德”中解放出来的更加狂野的社会的挑战。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治与文教战略,以增强自身的应战能力。一方面提高技术科学的能力;另一方面增强中国社会的伦理政治动员能力,使作为内在自然的人性通过修、齐、治、平的实践在现代条件下得以更好地实现。

最后,指引改革的“问题导向”思路要与“顶层设计”思路结合起来,政治家必须在文明-国家、“社稷担当”的高度上肩负起领导责任。改革主要给人们承诺了未来会发生转变的可能性,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不仅是方向和路径之争,也应该放在国家和文明中心主义的完整视野中。只有在反思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深入把握中国文明自身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才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



*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 福山(Francis Fukuyama )的黑格尔式“历史终结论”与其说是要给出世界历史终结的时间表,不如说要预言世界价值终结的类目表。参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25-338页。

[] 蒂利(Charles Tilly)虽然分析了战争与条约平衡体系对欧洲不同地缘人文条件国家的不同影响,但是,站在欧洲之外看,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三种力量在欧洲国家发展道路的形成方面无疑是一种可辨识的动力结构。参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世纪2007,第209-213页。

[] 参见张广生:《文化、文明与现代性: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东南学术》,20064)。

[] 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39-48页。

[] 参见彭慕兰:《大分流》,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