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时代向中国理论界提出的重要任务。

        由张宇所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出版）一书，是作者承担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的课题形成的成果。2016年12月6日，基金会邀请有关院所专家[1]，召开了对此书的评审研讨会，到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对构建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理论研究脉络和论述特点

　　这本著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做了总结，对其研究对象作了规定和理论体系的归纳。

　　作者梳理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学等学说，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开拓、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地位为分析起点，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集中指出了在学科框架下需要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

　　全书理论框架体系完整、逻辑一贯，论证严谨。它不是政治经济学已有观点的简单重复，而是系统叙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历程，也把有关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随着实践的发展形成的新理念，都容纳到教材中（如五大发展理念）。

    在分析中，坚持了尊重客观实践的科学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对一系列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具有理论高度的回答。全书包含了很多理论创新点，一些新的阐述令人耳目一新。

直面当代重大理论问题

作者对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系列迫切、敏感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正面进行分析，亮明观点，没有采取回避态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中有不少理论创新点，起到了“引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起到的作用。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成熟定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模式，还只是概念？它是已经有扎实的内容或已经接近定型，还是在成长中？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少人倾向于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成熟，如果是这种认识，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又何来自信？作者明确提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已基本定型，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关于公有制

　　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本书认为，公有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有四个方面：社会调节、经济民主、按劳分配和剩余共享。

　　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此一般的解释，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本书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从当代经济全球化这个特征来解释。同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澄清对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若干片面性的认识，列举了“国企腐败论、低效率论、不兼容论、垄断论、挤压论、退出论、丧失论”等错误论点，进行了逐一批判。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界多专注于说明二者的“兼容性”，但没有看到二者的对立性一面。书中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以人民为中心，但市场经济则强调利润最大化，两者必然存在对立和矛盾。公有制条件下需要等价交换、市场调节，这是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公有制要求有计划发展、共同富裕、共商共建共享等，与市场经济的“自发竞争”存在矛盾。所以，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调控市场经济，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关于“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的并存与竞争及发展趋势，本书认为：发展私营经济是必要的，但不能“无底线”发展私营经济，这肯定会导致资本主义；发展非公经济的底线是不能颠覆公有制经济。从现实的挑战看，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明显分化，贫富差距扩大，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私有制经济存在矛盾的实际情况。我们不但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还必须“把资本关进笼子”。资本的本性是增值，必然和社会主义相悖，所以对资本要有所节制。我们利用市场经济，但一定要有批判性的认识，把矛盾说清楚，不能回避。

    分配制度和贫富分化

　　中国的贫富分化有目共睹，这也是世界性问题。以往谈分配问题，往往滑到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比如库兹涅茨曲线，假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就可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而西方社会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理论不成立，他们也提不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国内不少学者主张“要用市场机制调节分配不平等问题”，事实上依靠市场只能让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作者对这个敏感问题不回避、不辩护，明确说明自己的认识，包括解决的途径和目标。理论如果没有针对性、脱离现实，就是自说自话。如果书里讲的多数问题都是读者关心的，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有价值。

　　“按要素贡献分配”和“要素价格论”的关系

　　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这两个概念往往被人混淆，甚至有人把要素价格论作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依据，造成极大混乱。很多经济学教科书都回避这个问题。“按要素贡献分配”概念写进了党的文件，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去解读和分析。如果滑到“要素价格论”，就等于在基本分配制度上出现了颠覆。本书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正面说明，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有人强调，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关系到如何认识“中等收入陷阱”和“怎么跨过陷阱”问题。一些人对此的答案，就是必须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就跨不过去。作者明确指出：走西方道路只能让你掉进陷阱，而不是跨过去；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跨过去。

　　国家调控和政府职责

　　西方经济学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不涉及国家性质，而且把政府和市场看作是对立的两极，政府的职能归结为“守夜人”，只管秩序和安全等公共职能，而经济全由市场承担。这样，公有制和国有经济都无法纳入这一分析框架。

　　这本书突破了“政府和市场对立”的观点，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出发探讨经济的调控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作为政权组织处理社会各阶层关系，维护基本制度和社会秩序。同时它又是经济基础的核心，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内部，行使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

　　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以国家的名义，代表社会行使管理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包括了经济管理职能，而非简单“弥补市场失灵”；引入市场机制也不等于把什么都交给市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至于国家经济管理的方式和程度是另外一个问题。应该从这样的高度看待我们的国家的性质和它的职能，而不能够局限于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书中认为，国家的经济职能除宏观调控外，还应包括结构调整、改善民生、主持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等内容。

    要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出发，重新审视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要把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调控体系，看作是以党的领为核心、政府的作用为依托、包括了法治体系和社会组织等在内的有机体系。

　　关于对外开放和全球化

　　这涉及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书中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的创见。要弄清楚对外开放的本质内涵。我们的开放，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下的开放，引进外资就是引进国外资本，而资本的本性就是增值，它会拼命跟你竞争。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引入国内，不能只看到正向效果。产业政策的问题导向，也要和开放与全球经济格局问题联系起来。

　　概念体系和话语权

　　比如“政府干预”这是西方的说法：因为市场失灵，所以要干预，而前提是政府和市场的对立。这就是一个概念运用的问题。用“国家调控”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过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比如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存在不少概念模糊之处。一旦理论体系缺少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只是借用西方经济学概念，就将失去话语权，被边缘化。作者非常注重厘清基本概念，这是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很好的起步。

学科的发展刚刚起步

　　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是有深厚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的。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处于深刻的危机中，反体制、反精英、反资本形成社会潮流。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问题也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当前迫切需要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出现。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领域，西方经济学盛行，在研究和教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现象严重，这一局面目前仍还没有大的改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经济学理论和教育环境。社会主义不是自发的事业，它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有自觉的实践，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广大的学生、知识分子、党政干部急需正确的、贴近实际的理论工具。这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真正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要澄清种种混乱的思想，批驳新自由主义的惟西方、惟市场、亲资本，反社会主义思想，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占据主流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坚持贯彻运用马克思理论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如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要系统梳理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要认真加以整理分析，不能停留在原则上。

　　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中，国际上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今天的问题不是中国向世界开放，而是世界怎么适应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改变现有格局，不能陷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　　

　　要进一步打破西方经济理论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判断和定位。我国的成功实践说明，市场和政府应该是有机结合，应坚持两点论、辩证法，而非西方惯用的“大市场小政府”定位。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滞后于实践发展的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理论家要结合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体察社会经济脉搏，努力从中总结提炼问题，坚持进行理论创新。

（编辑  碣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和明确的实践要求，“社会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词。改革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调节作用，也要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其内在深刻矛盾，导致劳资对立、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危机、发展的盲目性、经济虚拟化、生态危机、世界经济扭曲等弊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能得到发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和新优势。

——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绝不仅是为解决“市场失灵”而存在，正确认识国有经济作用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计划性对于社会主义决非可有可无，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突出优势，社会主义以计划性为导向的国家调控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有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它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的本质是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比以往一切社会要大得多、深刻得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蓬勃向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应当与时俱进，在理论上取得新认识、新发展。

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

市场经济有没有社会属性？对此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没有社会属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姓“社”与姓“资”之分；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而市场经济意味着高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还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一般性没有特殊性，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全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看齐。上述认识的错误，在于否认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果真没有社会属性吗？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它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对于这一点，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有过明确的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2]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3]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做了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有着深刻的制度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因而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词，绝不可去掉，否则就必然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一种工具，因此，只有一般性没有特殊性。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必须把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一方面，市场机制是一个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的共有的经济现象，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和属性，从这一点来看，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又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而总是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机制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市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是很不相同的。从这一点来看，市场机制又不完全是中性的，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属性，市场经济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共性的角度看，它是中性的；从个性的角度看，它是非中性的。现实的市场经济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我们既不能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否定市场经济的共性；也不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割裂开来，否定市场经济的个性。

能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等同于市场化改革方向呢?严格地讲，不能这样简单等同。这是因为，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调节作用，二是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要求建立自主经营的企业制度、市场调节的价格机制、健全的市场体系、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些方面的改革可以简称为市场化改革。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这些方面的改革显然不能用市场化改革加以概括，而是对市场经济的局限和弊端的纠正、调节和超越，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要求。

二、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市场经济是有缺陷或弊端的，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事实。但是，由于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弊端的认识，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即只是从微观的市场失灵的角度包括垄断、外部性、公用品和信息不对称等来考察问题，而看不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事实上，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从总体看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只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出发，才能科学把握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商品经济的产生有了几千的历史，但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规模范围都比较小，属于小商品生产或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赋予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和创造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深刻弊病和破坏力，正如马克思形容的“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4]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和破坏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劳动和资本对立。资本主义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造成了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2、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相对在减少，劳动者相对资本的地位不断恶化，失业问题不断加剧。

3、贫富两极分化。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大的垄断资本的手中，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

4、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

5、发展的盲目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总体上是无计划无组织的，社会生产和需要的平衡只能通过经济的不断波动、甚至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自发地和强制地加以实现。

6、经济的虚拟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金融资本相对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获得统治地位，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急剧膨胀，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金融投机严重泛滥。

7、生态危机突出。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的冲动和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必然引发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难题，日益威胁着环境和生态的平衡，破坏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

8、世界经济扭曲。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天生缺陷，如：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对全球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全球性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国际剥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出面对经济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干预，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维护资本的整体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缓和了资本主义主市场经济的矛盾，创造了五六十年代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病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不断加剧，日益暴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日趋严重，贫富分化加剧，霸权主义和军事干涉盛行，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掠夺性日益加深，金融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且危害严重，环境和生态危机不断恶化，财政赤字无节制膨胀，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和社会舆论的操控加强。这些深刻的弊端的相互交织和集中爆发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重病在身、危机四伏，而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解决危机的种种手段，只能使这些危机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的面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都得到了更好发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和新优势。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又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壮大，既促进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又保障劳动者比较充分的就业和劳动关系的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在政府职能的改革上，既强调为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又强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又强调统筹兼顾、协调配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等等。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

三、如何认识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有经济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对于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有经济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存在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的就是要使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专门从事非竞争性的公共品的生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主要是一个微观概念，指的是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信息失灵等情况下市场调节出现的局部性功能障碍。这种意义的市场失灵需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管制来解决，与所有制并无直接关系，因此，用市场失灵来说明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是不恰当的。而且，从市场失灵出发认识问题，只能把国有经济的功能归结为拾遗补缺，而不可能赋于其主导作用。

社会经济运动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性的统一。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作用，也需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从生产关系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的支配地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都是多元化的混合形态，既有私有制也有国有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单一的所有制形态，区别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多种所有制中处于主体地位。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如资本积累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贫富两极分化规律等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与此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建立在国有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或规律如有计划发展、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等，是支配我国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力量。因此，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无法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转变成为资本主义。

从生产力看，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具体来说：

1、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对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存在巨大需求，但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规模巨大且周期较长，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或无力投资，需要国家从长远和全局利益出发加以建设，以保障社会再生产的条件。

2、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国家有计划地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速度、结构和重大比例关系，但国家的计划调控依靠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私有企业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以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为依托才可能得以实现。

3、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这些需要中的许多部分如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公用事业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等方面的需要，都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必须由国有经济提供保障。

4、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加速国内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加强对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将加快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5、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而这一点离开了国有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的，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持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依据的。因此，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不同，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不局限于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以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

四、如何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性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强调“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

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理解为是自发性对自觉性、市场对计划的胜利呢？回答是否定的。应当看到，计划与市场虽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但也不是与社会制度完全无关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计划性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本质属性和突出优势，计划性这一重要范畴不应当淡出，而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一席之地。

或许有人会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家干预，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经济计划，可见，计划性与社会制度无关，是一个中性概念。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如果国家干预程度过轻，则难以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失业、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如果国家干预程度过重，则会损害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损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交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事实证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实行真正有效的计划调节，诚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调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

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他们的集体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控制”。[5] 这种对社会生产共同的控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以这种计划性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调控，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主要依据不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而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只要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需要并且能够在社会的范围内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合理地配置社会的资源。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主要目标不是保持总供求的短期均衡，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再生产创造宏观条件，而是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比例关系，引导国民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手段不局限于间接的需求管理，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许多由国家直接掌握和实施的调节手段，如，制订发展计划、调协区域关系、创建战略性产业、监管国有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推动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等。

总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是有计划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志，形成科学的有效的计划调节，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以及阶级对立、贫富分化等深刻弊端，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

五、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本质

党在十八大以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全面展开。国企改革事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事关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搞好。而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的本质，乃是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明确这一根本性质，才能明白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而绝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才能准确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不犯颠覆性错误。从根本上说，深化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形成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充分体现国企根本属性和内在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更好地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增福祉。

作为企业，国企也具有其它类型企业的一般属性，如产权独立、自主经营、保值增值等。因此，必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经过30多年改革，国企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活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效益明显提高。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经营决策、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国有企业来说，仅仅体现企业的一般属性和市场化的一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国企只满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顾社会的利益，甚至出现了违法乱纪、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劳资对立、破坏环境等严重的弊病，那么，改革就背离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宗旨，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意义。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只能是：既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制度优势。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实现政企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那么，今后的改革则要在坚持市场化方向的同时，把充分体现国企的根本属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力争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体现全民所有、为民服务的性质和要求呢？

第一，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第二，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总体要求，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第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第四，大力推进厂务公开，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企业职工民主监督。第四，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第五，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权，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第六，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总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

六、如何认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与政治是两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领域，经济运动具有自身的规律，不应当受政治因素的干预，否则，就会违犯经济规律，阻碍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随着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成为经济生活的普遍支配性的原则，个人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应地，在经济学中出现了“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和“去国家化”的倾向，自由主义理论成了西方主流理论。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一方面，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体现的是私有制和市场发展的政治要求。从本质上看，资产阶级民主是金钱民主、富人的民主，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包括财政税收、货币政策、收入调节、社会保障、市场管制、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教育卫生，乃至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和建立国有企业等。国家的这些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行为规则或制度，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经济性的。国家这部分职能越多，经济和政治重合的部分越多。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发现，在这里，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具有了特殊的内含和更加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与以往一切社会中的情况不同，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革命是如此，建设是如此，改革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就比以往一切社会要大的多、深刻的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优势。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因此，国家不仅作为上层建筑来从外部对经济生活产生间接影响，而且要作为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从内部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具有了水乳交融般的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6]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个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7]

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高度统一，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会因为发展市场经济而有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只是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理论，深刻把握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实现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把握好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政治优势，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党对经济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

其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四，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面对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考验，我们既要有冒险的勇气、闯关的劲头，更要有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所谓战略定力，就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能有丝毫动摇；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图谋。

第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措施，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等，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步骤和具体行动，都是在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迈进。

第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只有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指导经济发展实践。

（编辑  苏歌）

附：

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努力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简介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掀起新的热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作出的努力、进行的探索。

一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把握它的实质和内涵呢？概括本书的相关论述，可以给出如下的回答：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而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贯通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学的支撑。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它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国情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它吸收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同时又根据时代和国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改造；它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调控、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

毫无疑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向前，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于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的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

二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在经济学领域，这一点必然会表现的更加突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具原创性、时代性的理论成果，对于这些理论成果在学术上进行系统的科学的阐释，是本书的努力方向，下述几个方面，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包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生产关系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结构中的支配地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从生产力看，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建立在以私有制、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弊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

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市场化的方式和方法，而在于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创新，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推倒重来。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崭新的事业，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种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劳动者之间，另一种收入差距发生在劳动与资本之间或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之间，这两种收入差距的产生的性质、原因和后果是不同的。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求逐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要求缩小居民的财产差距，二者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调控的依据不是所谓的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总代表所承担的广泛职能；领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法治体系、国有企业、社会组织等；国家调控的模式在于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公平的发展。

在全球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落后国家如果仅仅依赖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分工，将长期处在依附性发展的困局之中，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此，必须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独立自主相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框，为丰富发展了人类经济思想的宝库贡献了中国的智慧。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和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着不少的矛盾和难题，在本书中都有所涉及。

比如，坚持社会主义要求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共同富裕、互助合作、共享共建；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所有制多元化，按生产要素分配，扩大自发性的作用，个人利益至上，鼓励优胜劣汰。因此，如果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公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如果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如何解开这个悖论呢？

又如，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接受的是市场机制的调节，特别是私有制企业中，通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的对立。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如何能统一起来呢？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据是什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自主性发展？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前景如何？等等。“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难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要承认，在应对和解决经济中的矛盾和难题方面，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不少人满足于重复人们熟知的原则、命题、口号，缺乏问题意识，理论研究缺乏深度，对策性研究也不够及时有效，存在不少模糊甚至混乱的看法，这种状况无疑会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而不能从原则、定义、规律出发。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理论和实践面临的矛盾，并能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回答，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2013年开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并引起热烈讨论。互联网金融不仅具有货币和信用的本质, 还具有基于互联网信息处理能力的二次脱媒和数据监测的本质。互联网金融的根本功能是促进资金的融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资本流通时间，加快了资本流通速度；同时也有助于刺激消费，扩大需求。作为新的金融业务，它的发展对政府货币供给的控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等方面带来了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政治经济学  二次脱媒  数据控制

互联网金融的影响

2013年开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呈“井喷”式发展，在投资、融资、支付等领域深刻地影响了金融机构、企业和大众。根据《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报告，以2014年1月为基期，将当时的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设定为100，则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到2015年9月份已经达到386，这充分证明了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趋势[①]。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目前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互联网金融的内涵。谢平首先提出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并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将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可能出现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吴晓求将之称为第三金融业态。戴险峰则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只是传统金融在监管之外的一种生存形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金融的本质没有变，也没有产生可以叫做“互联网金融”的新金融。“目前我国网商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基本还局限于金融体系中的一些辅助性金融业务，如支付清算、小额信贷和协助基金证券销售等，对金融的实质性业务（各种金融产品的开发和交易）和主体性业务（如存贷款、证券交易等还介入不多。因此，它能否实质性地进入金融体系还取决于其进一步的发展走向。”

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影响。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对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带来最直接的冲击，很多学者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作用机理以及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袁博等认为，互联网金融将促使传统银行“去中介化”、“泛金融化”、“全智能化”及重塑“互补共赢”的竞争格局[i]。四川省银监局课题组从存款、中间业务、贷款和现有银行业市场结构四个方面，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宫晓琳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对传统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略、客户渠道、融资、定价以及金融脱媒等方面。

三是互联网金融的安全与监管。互联网金融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各种问题，如P2P平台跑路现象层出不穷。如何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加强监管成为学者讨论的内容之一。谢平认为，互联网金融同样存在金融风险和外部性、金融消费者权益遭受侵犯等问题，审慎监管、行为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主要监管方式同样适用。李有星等提出，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应确定监管主体地方化的方向，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构建以会员邀请、资金第三方托管、简易信息披露及信息安全保护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刘志阳等则根据梯若尔金融规制理论，提出了适度监管、分类监管、依法监管和负面清单管理等基本准则，主张从完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逐步推行微观审慎监管和加强互联网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三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此外，还有针对P2P、第三方支付、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具体业务运行机制、存在风险和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的探讨。

针对层出不穷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创新，我国学者总结了互联网金融的特征和影响，并对政府监管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但目前的研究仍然只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从事物的现象出发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对现象作出科学解释，也即“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方法。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互联网金融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把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促进其良性发展。同时，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模式，尽管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冲击最为直观，但其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的功能意味着，它的发展必将影响整个经济体系及其中的各经济主体。目前学界关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颠覆”或“补充”的争论，依然局限于金融业内部的变化，有必要将互联网金融影响的分析扩大到不同经济主体。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是金融，它“是传统金融通过互联网技术在理念、思维、流程及业务等方面的延伸、升级与创新。……是依靠互联网技术来完善金融服务及其渠道,是金融服务供给的多元化”。[②] 互联网金融仍具有金融的货币本质和信用本质。另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互联网金融还具有两个特殊本质，一是相对于传统金融而言的二次脱媒本质，二是相对于金融借贷双方而言的数据控制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货币本质

金融是伴随着货币形式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在金属货币体系下，银行体系由最初的贮藏、保管金属货币逐步发展到发放贷款、发行铸币及银行券等多种职能。随着信用货币体系的发展，负责发行法定货币并保管银行储备的中央银行诞生，它是国家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银行体系作为货币的中枢机构进行支付与结算。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具有货币本质。

首先，互联网强大的数字计算能力正创造出新的货币形式——数字货币，并试图摆脱中央银行，呈现出“去中心化”发展态势。与此同时，随着未来技术的发展，法定货币也可能具有数字形式。英国央行正在研究，“考虑作为一家央行，我们是否应当发行数字货币……，可否使用数字货币，给人们同样的安全和保障。”

其次，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方支付正执行传统银行的货币支付结算职能。在我国，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体系发展迅速，支付方式也从传统的互联网线上交易扩展到微信支付、扫描二维码移动支付，支付领域也从最初的网购扩展到日常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支付体系的电子化大大减少了经济体系对现金的需求，这影响了货币流通数量和速度，对货币体系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简而言之，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对货币本身、货币支付体系以及整个货币体系都带来重要影响，它和传统金融一样具有货币本质。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本质

金融的另一个重要本质是创造信用，互联网金融亦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创造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如P2P、众筹等纯平台式，这类机构并不提供自有资金，而只是作为信息中介帮助借贷双方完成交易，同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另一种是提供资金式，如蚂蚁小贷、京东贷等，电商企业通过自有资金或融资的形式为电商产业链中的供应商提供贷款，“在此过程中，供应商提高了资金周转率，电商企业获得了销售额，担保公司获得了担保费用，而金融机构获得了贷款利息②，实现了一个共赢的生态圈。”

无论是纯平台式还是提供资金式，互联网金融都在传统信用体系之外创造了新的信用。当然，目前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创造规模和程度仍然有限，主要基于小额信贷，其与传统金融之间的联系也不尽相同。

有些互联网金融是纯粹平台式，如世界首家P2P公司——英国Zopa公司，完全由平台来计算确定投资者的回报率与借款者的借款利率，双方同意后形成借贷交易。而有些互联网金融则是“平台+银行”的模式，即互联网金融公司与传统银行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如美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信贷平台Prosper和Lending Club，“放款人只购买与选定的借款人贷款相对应的收益权凭据(payment—dependent notes)，负责审核和拨付贷款的WebBank（在犹他州登记、由FDIC承保）则将贷款卖给对应的P2P平台,以换取该平台出售收益权凭据所获得的本金。”

在我国，随着金融互联网化的增强以及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加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机构的联系正愈加紧密，它们与传统金融一起形成多层次的信用体系。

互联网金融的二次脱媒本质

金融脱媒是指资金的供求双方绕开金融中介直接完成交易。在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相对于银行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是第一次金融脱媒。主流经济学认为，金融脱媒“推动了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促进了金融体系风险定价机制的形成,完成了信息从点对点到点对多、多对多的转变,完成了从信息封闭到信息公开的转型,实现了资金所有者由储蓄者到投资者的转换,进而建立了财富增长的市场机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金融脱媒的实质，是资本努力摆脱各种束缚，实现价值增殖的过程。在间接融资中,资本以银行为中介流入实体经济，通过生产过程创造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并以利息的形式让渡给资本所有者。而在直接融资中，资本脱离金融中介直接进入实体经济，或者通过各种证券化的方式脱离实体经济。

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大大降低了金融成本,扩大了金融对象、提高了金融效率，推动了金融“二次脱媒”。互联网金融二次脱媒是指相对于直接融资第一次脱媒而言，资本进一步摆脱了束缚。首先，互联网技术使资本的流通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可以随时随地完成资本交易。其次，互联网金融扩大了资本供给和需求范围，使一部分社会闲散资金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转移到互联网平台,同时流向传统金融机构由于成本和利润等因素无法提供融资的资本需求方。再次，互联网金融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进行信息的分析判断，促进了资本交易的灵活性和快捷性。

总之，资本可以更容易地绕过金融中介实现资本流通，也可以不审核资本的流向实现价值增殖，充分表现出二次脱媒的本质。当然，二次脱媒并没有解决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相反，由于资本更容易脱离实体经济以及市场监督，因此金融风险实际上被放大了。

互联网金融的数据监测本质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利用互联网采集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等平台留下的信息足迹，特别是资金需求方的信用能力、财务能力等影响资金供给方决策的关键信息，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对资金的供需双方形成一定的分析判断。互联网金融还可以利用个人和机构未披露的私人信息来进行分析决策，例如将社交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数字化。“社交网络的信息揭示作用可以表现为:个人和机构在社会中有大量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都掌握部分信息，比如财产状况、经营情况、消费习惯、信誉行为等，单个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可能有限，但如果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各自掌握的信息，汇在一起就能得到信用资质和盈利前景方面的完整信息。”例如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不仅可以在公共机构或合作的金融机构那里获取身份特质、信用历史和履约能力等信息，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特有的人脉关系和行为偏好等信息对个人信用作出评价，这些都是相关机构在提供个人金融服务时必需的参考依据。

充分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数据分析可以为个体提供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对个体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导致个体特别是资本需求方的数据被深度监测。事实上，每一个经济个体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都已成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数据检测对象。 “一些云计算公司基本业务计划的重要要素就是无情地侵犯隐私和深化监测，它的利润来源就是充分利用用户存储在其服务器上的数据打包并把有价值的信息出售给付费的顾客。”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数据监测的网络中，个体不仅仅是在有资金需求时主动选择金融服务，同时也在互联网金融的推广中接受其服务。

互联网金融对经济体系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表明，互联网金融具有传统金融的货币和信用本质，同时又具有传统金融不具备的二次脱媒和数据监测本质。这些性质决定了互联网金融的业务模式及其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巨大冲击。但作为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的根本功能依旧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就此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会对实体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最直接的冲击。

第一，互联网金融给银行业务带来了挑战。首先，互联网金融利用碎片化资金管理和时间管理吸收了大量的小额存款，导致银行存款吸收能力下降，而互联网金融的资金最终流向仍是金融体系，这导致银行贷款成本上升和利润的下降。其次，互联网金融可以基于客户的行为偏好等信息，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打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这对传统银行的服务模式和经营模式提出挑战。再次，随着第三方支付体系的不断扩张，未来与银行支付体系的关系会从依附转向竞争。

第二，互联网金融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响呈现多元化趋势。对证券行业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多为补充性。例如，小企业或者个人的单个项目可以通过众筹融资的方式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这种方式在美国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众筹融资将成为企业融资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目前只集中在小企业，所以仅仅是传统证券业务的补充。对保险业而言，互联网金融具有较强的冲击性，越来越多的客户倾向于在互联网购买保险产品和理财产品。目前有些保险产品仍然依托于互联网企业的其他经营业务，但互联网金融可以利用强大的数据搜集和分析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的保险产品，这在未来将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据 Cyber Dialogue 一项调查表明，目前美国在互联网上购买的保险中，仅有 20%发生在保险公司的专属网站，80%的交易发生在非保险公司网站。

对资本的影响

金融业务的根本功能是资金融通，互联网金融对资本最主要的影响，是降低了资本流通时间，加快了资本流通速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指出，资本的循环过程要经过购买、生产和售卖三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个阶段为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第三个阶段为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其中，售卖阶段“是资本形态变化上最困难的部分，因此，在通常的情形下，也占有流通时间较大的部分。”售卖阶段包含了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它对于资本家来讲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资本家想尽各种办法促进商品的销售，以便在既定的时间内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降低流通成本。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售卖过程，电子商务使商品的销售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第三方支付则保证了这一过程。“这一模式克服了线上交易中钱货时空分离的限制，满足了线上交易各方的需要，有力推进了网上交易规模的快速发展。”而诸如阿里花呗、京东白条等各种形式的消费信贷，则通过信用形式使商品销售突破了货币限制，进一步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加快商品流通速度。

对消费者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端是促进商品流通或资本流通，另一端则是促进消费者购买商品、刺激消费。

互联网金融基于数据分析可以挖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并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方案，让消费者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进行消费，这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在互联网的数据监测之下，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或融资需求都受到了互联网信息推送的影响，是互联网资本针对消费者精准投放需求信息后的有限选择结果。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推动消费者便捷消费的同时，也使得消费者被互联网信息所异化。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消费需求也并不总是反映整个社会的真实需求。

对政府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带来新的金融模式,也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一定的挑战。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减少了经济体系对现金的需求，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货币的供给，并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这对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量增加了难度。互联网金融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未纳入到中央银行正规数据采集的范围，中央银行的信贷数量受其影响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真实水平，这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我国大部分互联网金融业务正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未纳入到中央银行的监管之下，各种信用风险层出不穷，如大量P2P平台跑路、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非法集资等现象。

强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将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数据统计体系，是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具有金融的货币和信用本质；而互联网的信息处理技术又使其具有二次脱媒和数据监测本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并未成为特殊现象。因为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比较充分，金融的第一次脱媒比较彻底，成熟的互联网技术使传统金融机构同样具有数据监测的本质，所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并未成为颠覆传统金融体系的特殊业务模式。

虽然我国互联网金融最直接冲击的是传统金融业务，但其根本功能仍是资金的融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使资本流通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障碍，甚至以信用的形式突破货币的障碍，降低资本流通时间、加快资本流通速度。而与促进资本流通相对应的另一端，是通过互联网金融业务刺激起来的消费需求。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它对政府货币供给的控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等形成了挑战。因此，应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深刻认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与影响，把握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规律与方向，让互联网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而不是成为挤压产业利润的工具。

（编辑  王生升）

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本文对《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6年）》进行了评估，强调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和结果平等（the equality of outcomes）都将影响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恢复，美国的政策取向应将重心置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2015年，美国经济进入了复苏期的第七个年头。现在，美国失业率已回落到最高峰2010年的一半，名义工资正在以金融危机之后最快的速度高速增长。密切关注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来自美国之外的风险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不应就此忽视已经影响美国经济几十年的长期经济挑战，尤其是中产阶级收入的不充分增长。

2015年，我分析了影响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大要素，即生产率水平、不平等程度和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今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6年）》（由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起草）考察了相应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旨在提升生产率水平，解决不平等问题，促进强健的包容性增长，从而使广大美国百姓受益。

一般而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之间总要做出取舍，即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并不能同时兼顾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但是最近的研究和政策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要比以上的传统说法表现得更加复杂。我们将依据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以及不同根源（如竞争性市场和经济租金）来对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进行分析，揭开这些现象背后的面纱。降低机会不平等和减弱经济租金影响的针对性政策，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生产率水平，其它的政策也可以有效减低不平等程度、增加收入。这些政策构成了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统议程（the President’s agenda）的主体和基础。

不平等的表现形式：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

不平等结果（unequal outcomes）会激励个体做出努力，以此在经济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丰厚的回报将激励创新者、企业家和工人，以此作为对个人冒险的补偿。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冒险的抉择可能会使更多的百姓从中受益。努力工作加上私人资本，共同研发出了第一代个人电脑。电脑发明人获得了巨额回报，社会的整体生产力也有了巨大提升。不平等也可以影响两个其他方面相同的个体做出抉择，比如如何平衡工作和闲暇、如何在无聊的高薪工作和有趣的低薪工作间做出取舍。

过度的不平等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些自食其果的报应将在从机会到经济租金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虽然适度的不平等可以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却不是必需的，相反将会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当不平等源自于对竞争市场的妨碍（interfering）、对资本或劳动通过设置壁垒（自然的壁垒或其它的壁垒）取得高额回报的保护时，过度的不平等就更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为了理解如何推动共享的经济增长，我们有必要区分经济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以此来理解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和相关政策措施。

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从不平等的程度和近年来的变化趋势来看，收入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尤为重要。发达国家中收入最高的群体占有总体收入的大部分，这使得发达经济体面临长达数十载的不平等加剧状况，而且此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截止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历同其他国家颇为相似。如图1所示，在美国同其他G7国家中，最上层1%的人群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是相似的。但是，从可获得的数据看，从1987年开始，美国前1%人群所占的收入比例已经超过其他G7国家。不仅如此，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在与其他国家拉开距离。从1990年到2010年，美国前1%人群的收入比例以每年0.2%的平均速度上升，这远高于英国0.1%的平均上升速度。2010年之后，虽然可供比较的国际数据比较稀缺，但是美国前1%的人群的收入还在增加。在2014年，前1%的人群已经拥有18%的国家总收入；而在1975年，这个数字只有8%。

注：所有国家的数据（去除资本所得之后）

来源：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Alvaredo et al. 2015）

图1：前1%的人群收入所占的比例（1975-2014年）

财富不平等

当不平等分配的收入被储蓄起来以后，就将导致财富上的不平等分配。美国不断加剧的财富不平等，与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一样，而且会导致许多相同的趋势。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尤其难以精确衡量，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像追踪收入一样去追踪财富的流向，而财富不平等集中在一小部分家庭中。

财富不平等的一个视角，源自于美联储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Federal Reserve’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见图2。调查显示，自2007年以来，前3%的家庭拥有财富的数量超过全部财富的50%。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就呈现持续不断的上升趋势。接下来的7%的家庭在财富分配中，大约拥有全部财富的25%。这一比例在此期间内一直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最底层的90%的家庭，在2013年只拥有全部财富的25%，他们损失的财富份额源自于前3%的家庭增加的财富份额。这并不是财富分配的均匀展开，而是财富向社会最顶层的不断积聚。基于资本收入税收的估算数据提供了另一个关于财富不平等的视角，数据显示了收入最顶层人群聚集的财富数量要更加巨大。

来源：联邦储备委员会，消费者理财调查

图2: 家庭财富所占的总财富份额（1989-2013年，）

机会不平等

传统的说法认为，不平等是源自于经济竞争，即奖励不平均分配会激励人们提高生产率。但是，当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每一代人都继承了这种不平等，由此限制了发展机会时，这种不平等将减少可供互相竞争的人力资本的源头。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它会造成潜在的创新者和工人无法全部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如果既得利益群体能限制未来的竞争，无论是通过影响政策制定过程还是滥用市场力量，劳动力市场和企业进入的流动性都会被减弱。机会不平等的潜在影响要比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简单得多，即机会不平等是在用错误的方式去获得平等和效率。

理解机会不平等的展现方式，以及探索维持这种模式的制度结构都是十分重要的。最近，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一系列报告中发现了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三种特别的基于不平等的例子，它们包括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刑事司法体系的不平等、妇女在美国经济中所面临的挑战。在上述的每一个案例中，与很多其他领域里机会不平等会限制经济活动的参与一样，关于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取舍（trade-off）关系是更加微弱的。给定其他条件一样，这种不平等的机会，毫无疑问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害的。

不平等表现形式的相互作用

上述三种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之间密切地相互影响。财富不平等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因为将不平等的收入储蓄起来会产生不平等分配的财富。但是机会不平等在许多方面来讲，既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也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结果。因此，不平等分配的机会将固化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导致低收入家庭、低财富家庭的孩子面临许多其它的不平等。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由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Alan Krueger首次提出，阐述的是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在美国收入不平等更严重的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缺乏更多的流动性。相似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之间依然成立。“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显示不平等和社会的低流动性是相关联的，而一个重要的传播机制就是机会的不平等。当教育、培训、社会关系和刑事司法体系，与总财富一样不平等分配时，贫穷的家庭在这样一个经济体里取得成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注：美国通勤区（commuting zone）被按照基尼系数排序，然后分成20个相同大小的区间。每一个蓝色的点代表一个单独的区间。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是由如下方式决定的：在每一个区间中，找出父母在1996年和2000年之间处于全国收入分配第25个百分位的位置的人，取这部分人群在2011－2012年处于全国收入分配里的位置的平均百分位，这个平均百分位就代表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

来源: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根据Chetty (2014)计算.

图3: 美国“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不平等的根源：竞争性市场和经济租金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竞争性市场演变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诸如科技变革和全球化等力量，会带来生产率提高的正面经济进步。技术提高了技能的回报率，但是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并没有跟上来，这导致技术含量高的工人们会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工人间生产率差异的扩大。但是，只有当竞争是面向最广大的潜在劳动力市场和可投资资本（investable capital）时，竞争才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因此，公共政策在通过扩大机会公平以确保竞争渠道有效运作方面，显得至关重要。这些公共政策不仅包括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资、低收入家庭孩子的福利保障、改革刑事司法体系，还包括建构一张安全网，以保护那些在日趋竞争化的市场上面临成功阻碍的人们，譬如可以提供再就业培训、失业保险、稳固的社会保障、获得医保以及其他总统所倡导的政策。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许多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其实源于市场的无法竞争。当垄断、某种偏好的政府管制变成竞争的阻碍，阻止其他人进入市场时，市场的既存者们就会搜刮超过他们生产率水平的收入，即经济租金。证据显示，经济租金的产生、经济租金日趋加剧的不平等分配，恶化了最近的不平等问题。由于更多的经济租金被少数投资者和高收入群体攫取，不平等加剧而生产率却没有提高，这与包容性增长背道而驰。

租金的分配

每当一家企业雇佣一个工人时，企业愿意支付的最高工资和工人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即由工作匹配创造的剩余，就会变成经济租金。经济租金在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取决于他们的相对谈判能力。当市场变得日益集中，同时一些种类的劳动力日趋商品化，那么谈判的天平就会向企业倾斜。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结合一些如最低工资的政策，将有助于平衡不公平竞争，迫使企业将一些经济租金拿出来与劳动者分享。传统上来讲，这些处理方式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从而降低不平等。

但是如图4所示，美国工会会员人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不断地逐年下降。在1955年，大约全美国1/4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到2014年，工会人数下降到全体就业者的不到10%，这大致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似。在一些州，只有3%的工人参加工会。Western 和 Rosenfeld 2011年的研究显示，日渐衰微的工会组织造成了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平等增加了1/5到1/3不等。工会可以增加工人们获益和在安全环境下工作的可能性。

注：美国工会成员人数比（union membership）是由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的。从1901年到1947年的总体就业人数是由在weir(1992)中估算的数衍生获得的。从1948年到2014年的就业数据是从每月当前人口调查中取年平均值得到的。

来源：Troy and Sheflin(1985)；劳工统计局；当期人口调查；Weir(1992)；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图4:美国工会成员人数比和最高10%的收入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1917-2015年）

经济租金增长的证据

挑战不仅仅是来自租金分配依据相对的谈判能力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看起来正在产生更多的经济租金，而且使这些租金有利于利润和盈利公司的一方。支持经济租金正在上升的一份重要证据是企业利润正在上升、而实际利率正在下降的分化趋势（divergence）。当没有经济租金时，企业利润应该跟随利率的脚步，从而反映出在经济体中资本的普遍回报率。但是如图5所示，在过去30年中，公司利润已经上升，但是实际利率却已经下降。这显示出来，一些企业利润可能反映出由企业收取的经济租金的上涨，而不是纯粹的资本回报。当然，这种分化趋势可能由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信贷危机，但是这些因素不太可能去解释公司利润和实际利率之间的全部差额。

注：2015年的公司利润是这一年前三个季度利润的平均值。美国实际国债利率（The real U.S. Treasury rate）定义为：美联储估算的nominal constant-maturity rate减去由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定义的实现的通货膨胀率。

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美联储。

图5: 公司利润和实际利率（1985-2015年）

另一项支持经济租金愈发重要的的证据是在众多产业中的日益加剧的市场集中（increased market concentration）。在1997年到2007年之间，最大企业的收入所得份额在大多数行业中都已增加。之前的一系列研究显示了在航空运输、电信产业、银行业、食品加工业和经济中的其他产业的市场集中。而这一观察补充了既有的研究。

主要大公司的投资回报有着巨大的并显著增加的差异，而不断增强的市场集中度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作用（Furman & Orszag，2015）。如图6所示，排名前10%的公司的回报率要比中等规模公司的回报率高出6倍，而1990年只高了不到3倍。

注：投入资本回报率（the 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的定义是根据Koller et al(2015)得到的，这里呈现的数据是那一卷第6章里数据的更新和增加版本。考虑到金融企业在计算投入资本回报率时的实际复杂性，麦肯锡数据包括了麦肯锡关于标普指数的分析，但是从分析中剔除了这类金融企业。

来源：Koller et al (2015);麦肯锡公司；Furman and Orszag (2015)

图6:不计商誉的投入资本回报率，美国公开交易的非金融企业（1965-2014年）

同时，证据也表明，在执业许可方面的寻租行为正在增加。执业许可是政府对某些职业雇佣的许可。通过各州对美国劳动力许可的法律，在20世纪后半段增长了5倍。这一比例从1950年代早期的5%增长到2008年的25%。从事持有执照的职业的劳动力比例上升至了29%。虽然发放许可证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有证据显示，一些许可证的要求会为持有许可证的从业人员创造经济租金，而这是以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为代价的，这会增加低效率和潜在的不平等。

土地用途的管制也在经济租金加剧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房地产业的管制可以完成一些合理的、提高福利的目标和意图，比如禁止在居民区或靠近居民区的地方进行工业产业活动的管制，或者是因为当地供水条件脆弱限制居住规模等。但是，当过度的管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土地拥有者的利益，包括他们的房产价值时，土地用途管制就会降低房屋供应量并且降低全国范围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此外，在房地产市场中经济租金的出现，可能还会限制劳动力流动并且加剧不平等。

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政策

根据目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选择即能以一种包容性方式促进增长同时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减弱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学家关于美国不平等的多样表现形式和根源的分析，有助于阐明一些通过竞争渠道或租金渠道来降低不平等的促增长政策的运作机制。

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可以被分为四类：一般将通过增加总需求、促进机会平等来使竞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降低低效率的经济租金和减少寻租行为来降低不平等程度，保护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并提供向上流动性的跳板。而美国总统的工作议程包含一系列覆盖以上领域的政策。

增强总需求

当一个经济体没有释放其全部的经济潜能时，增长导向的经济政策能帮助其缩小产出缺口，并自动削减不平等。失业或者次优的就业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会导致一部分工人没有收入或者没有充足的收入。那些被采用的旨在刺激增长并且促进全部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减少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循环方式。美国现在所采用的激进的需求管理策略，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分配政策。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一方面通过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里的财政扩张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同时在其他项目中提供失业保险金。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在促进总产出和总收入方面发挥了作用，使得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的人们再次获得收入。

促进机会平等

当竞争是面向最广大的潜在劳动力和可投资资本时，竞争市场才会发挥最好的作用，而这取决于机会平等，一种可以让美国人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释放最大潜力的平等。教育和培训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投资的同时增加贫民窟中机会的政策也同等重要。美国总统已经增加对劳动力家庭的儿童照顾工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提高早教质量和学龄前儿童教育的项目，用以帮助最年轻的学习者们取得成功，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总统还提议，社区大学要对学生全部免费，同时提升在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成人教育项目上的商业参与、问责、路径和密切合作程度。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提高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好好利用源自技能的回报，同时也增加对不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而提升他们的工资，同时减少收入水平的差距。

减少市场势力的集中和寻租行为

某种程度上，不断增加的总体租金源自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这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那么改变这种势力或者培育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就可以提高效率、削减不平等。譬如，提高最低工资和支持集体谈判的政策，可以帮助那些与雇主协商的工人们获得更为平等的环境。因为这些政策改变了租金的分配，这些政策可以在不降低总体效率的情况下、减少不平等的程度。事实上，只要政策制定得当，这些政策可以创造出之前讨论过的经济增长收益；这些经济增长源自于收入更高的劳动力，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好的教育，并拥有更强的企业家精神。

对市场势力的适当平衡、就业执照要求的合理化、减少园区和土地使用的限制、知识产权制度的适当平衡，都有助于降低过高的经济租金。那些拥有过度的市场势力的公司，能采取许多反竞争的行动（anti-competitive actions）来确保获得无效率的租金。通常，这会存在一些法规来阻止此类行为。因此，严格执行这些反寻租行为的法规，有助于提高效率并削减不平等。

此外，金融行业的增长显示，在无效率租金加剧方面，金融部门扮演着极为突出的角色。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华尔街改革（The Dodd-Frank Act’s Wall Street Reforms）已经在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和加强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总统现在正在提议更进一步改革，比如建议收取新的税费、以阻止最大的金融机构的规模和风险过于庞大，并逐渐堵上金融系统在税收方面的漏洞，比如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可以被当成普通收入而避税。

最后，正如寻租行为会扭曲管制，人们或企业可以通过政治改革和其他减弱监管游说影响力的行动来获得经济租金，而政策制定者要减弱他们的这种成功获得租金的能力。正如前两种渠道，减弱经济租金的政策也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去降低不平等的程度。

促进流动性，同时帮助家庭避免不平等带来的负面结果

无论在给定的一年中是否会面临经济衰退或者长期面临不利境地，累进税制结合现今存在的重要社保措施，比如失业保险金、平价医疗法案以及总统已经提出的新的议案（比如工资保险等），都有助于降低不平等并保护那些在市场中面临挑战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政策不仅会影响税后收入，随着时间流逝，还会帮助增加税前收入。比如，劳动所得收入抵免可以增加单亲母亲的劳动参与程度，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税后收入。此外，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已经证实了如下事实：资助低收入家庭的项目，包括医疗补助计划、住房券和补充营养救助项目，不仅可以提高这些家庭自身的地位，也对长期生产率的提高有益处。在收入分配的低端，经济增长与平等的联系更加明显，对于收入底层的人而言，机会不平等分配是最重要的问题。

小结

中产阶级收入是由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水平和结果平等程度来决定的。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恢复，美国的政策取向应将重心置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阐述达成这个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今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区分了不平等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根源。通过促进机会平等、强调经济租金的影响，同时坚持提升总需求的承诺并保护有工作的家庭，可以确保长期增长是稳健、可持续和共享的。

近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举办“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主题，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进行深入研讨。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赵可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国防大学原政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建设中，围绕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进行多次讲话，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根本立场，也是谋划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导向；二是深刻认识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思想。这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是立足于最新的基本国情，确立谋划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据；三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的思想；四是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优势合力互补的思想；五是确立“五大发展理念”（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思想；六是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想；七是重视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思想；八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想。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全党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于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避免改革发展犯颠覆性错误，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今天，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必须学习好、领会好、掌握好、运用好习近平讲话精神，组织好重大研究课题。

习近平讲话精神蕴涵的八项原则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讲话和著述蕴涵着以下八项原则：一是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的良性化，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的“三型社会”，高水平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二是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认真领会、坚决落实总书记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思想和方针，重点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大力发展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提升公有经济的活力、竞争力、控制力和抗风险力；四是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贫富悬殊不是社会主义，要遵照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五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要贯彻总书记关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的战略思想，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六是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要加快推动我国经济从速度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应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七是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要贯彻党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加快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矛盾；八是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双向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习总书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思想文化矛盾决定的。面对中国发展的诸多难题，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一种是回归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事实早已证明，这三种主张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我国许多高校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等问题。具体到学科建设上，应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规律的高度出发，说深说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是必须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切实从理论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三是在坚持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伪科学本质的同时，合理地借鉴和吸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科学成份的东西；四是建立起系统化的规范学科体系；五是必须坚持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与党中央文件辩证统一的原则。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既要充分尊重和吸收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和理念，但是又不能止于中央文件，而是要给予理论上、学术上的说明和引申，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视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搞好国有企业是创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

赵可铭将军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国企改革是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这些年来，总有一些人企图影响干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怀好意地把国有企业说成“党国大公司”，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恣意进行妖魔化渲染，急欲连根拔掉而后快。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坚实经济基础。动摇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也就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那就必将是万劫不复的颠覆性错误。

宋方敏（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总参谋部某部原政委）：国有经济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习总书记从国民经济发展、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统一的高度，全面准确地定位中国国企的支柱作用，这根本不同于一些人竭力鼓吹的西方国企的“辅助性原则”。国企改革中的一个普遍教训，就是照搬西方公司制度，不讲中国特色，不讲社会主义原则。习总书记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这就是说，“制度自信”要落实到企业制度这个微观基础上，走切合中国实际的路子，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区别，决不能把适应需求的供给结构调整演绎成私有化的体制改革，犯下动摇制度根基的“颠覆性错误”。习总书记说：“国有企业要激发内生动力”，政府也要“更多体现在支持、扶持、杠杆作用”，这与“甩包袱”似的“清僵尸”，显然是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思路。

“旧事”镜鉴

有林（《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1986年，也就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的时候，我与法国宇航局局长、总统密特朗的弟弟小密特朗交谈，当我问到当时英、美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时候，他说：彻底私有化不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三个原因：第一，原材料、能源这些东西如果国有，就是由纳税人出钱，如果私有化了，资本家就得自己掏腰包，那样他就不合算了。出台这种损伤他利益的政策，他就不会再投你的选票；第二，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私有化了，如果国家不补钱，那价格就会一路走高，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样也会失去大量选票；第三，供给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使用的高科技机构原来是由国家资助，如果私有化了，就得由资本家来养，而资本家肯定反对，因为他绝不愿意干资本吃亏的事情。到一定程度，英、美私有化就会适可而止。果不其然，到现在为止，实行彻底私有化、国家毫不干预经济只当守夜人的国家还没有。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搞彻底私有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搞好国有企业，更没有道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冲击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习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是有很强针对性的。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学说泛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有的人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张把新自由主义搬过来作为指导思想，甚至说“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公开叫嚷“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吹嘘他“三招两式”就能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打得“片甲不留”，他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打上个钉子”，让马克思“永世不得翻身”。可怕的是，这样一个反马克思主义、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却被我国一些单位、部门和高校请去发表演讲。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加上教育主管部门提出要“采用原原本本的西方教材”，“用英语讲课”，要大量引进西方培养的人才等等行政规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高校经济学课堂上的影响不断加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教材则日渐凋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高校教学中的不断渗透，影响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又进入了各个部门，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这就使得我们的经济改革越来越缺少方向正确、方法对头的得力干部可用。党中央关于经济问题的重要决策，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高校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掘墓人。面对这样的局面，更显示出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决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编辑  王生升）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舆论界出现的频率较高，人们发现它常被当作政治手段，用以抹黑或丑化某种政治形态，由此引起了大家的警惕。然而，仅仅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有意识的进攻性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是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指导下成为必然的结果，随时随地都会不断滋生。如果把“历史虚无主义”看作蚊蝇，那么，如果不解决蚊蝇滋生的环境问题，再怎么拍打仍将不胜其扰。“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琳琅满目的果实，而不断滋养它的理论土壤叫做“历史进步论”。

“历史进步论”与“今不如昔论”的鲜明对比

“历史进步论”是近代西方产生的一种强大的理论思潮，它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即，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上升趋势，越远越旧的就越差，越近越新的就越好；现在比过去好，未来也比现在好。虽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线性上升的，但螺旋性上升也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总之，在时间轴上，“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智慧”、“黑暗与光明”、“专制与民主”、“禁锢与自由”等等一切现象和范畴，都可以按时间的远近自动归类。

在现当代面前，过去和历史永远处于价值较低的地位，永远在今天的面前抬不起头；现代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嘲讽毫无反抗能力的过去，后现代也必然优于现代，“历史虚无”成为一种真理性的必然。这种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因此大批量地产生，无比快捷方便。对于教师、学者、媒体工作者如此；对于普通人，只要受过点现代教育，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快餐店是一种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那么，在“历史进步论”的指导下，批量化的价值判断规模更大，标准化的思想模具更统一。因为快餐店至少还需要在街头人流较多的地方有个门脸房，而“历史进步论”则通过教育、媒体植入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台每时每刻生产“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

在今天，“历史进步论”具有独步天下的威严，它使很多人忽视或遗忘了另一种曾经强大的历史评价方式。如果我们走入中国历史的深处，很容易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叫做“今不如昔”。在“今不如昔论”的旗帜下可以看到众多簇拥在一起的“抱团者”，例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末法时代”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恰好与“历史进步论”完全相反——不是以今天否定过去，而是以过去否定现在。在“今不如昔论”者看来，历史永远在倒退，社会永远在变得越来越坏。因此，在“今不如昔论”的氛围中不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只能产生“现实虚无主义”。中国历史中对三皇五帝的推崇、对尧舜禅让的歌颂、对孔子崇周的记载以及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理想等等都是“今不如昔论”的典型。

必须指出的是，“今不如昔论”并非中国历史所独有。在西方远古历史描述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由远而近，同样是“今不如昔论”的表现。更加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上帝造出世界和人类始祖后，亚当和夏娃最初生活在无比幸福的伊甸园，后来他们堕落了，开始受苦。这是全世界最典型、最极端、最广为人知的“今不如昔论”。

我们看到，古代的“今不如昔”和现代的“历史进步”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

强大的技术力量改造价值观

今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手机轻松地拍一张照片。仅仅在十多年前，除了昂贵的“拍立得”，当你有一台照相机，精心地拍下一张照片，还要送到洗印店，一般都要几天后才能拿到照片。而现在，不需要胶卷和相纸，数码成像技术可以立竿见影，并且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让照片立即传到遥远的地方。在这一套新技术手段中，除非你特地设定，否则，你拍摄的照片一定是彩色。而且，在所有现代摄影氛围中，黑白摄影几乎都被称为“怀旧”，而人们不会认为将黑白照片称为怀旧有什么不妥。一百多年前拍摄的照片的确都是黑白的。据说在人类接受的所有信息中，视觉信息占到70%，是我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那么，今天的彩色照片与过去的黑白照片给我们的思维留下了什么影响呢？视觉很直接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色彩斑斓的，百年前的世界是黑白单调的。但是，只要我们闭上眼睛，离开视觉，稍微想一想，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百年前的天难道不是蓝的？百年前的山难道不是绿的？事实上，百年前的天可能比现在更蓝，百年前的山可能比现在更绿。然而，摄影技术通过视觉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恰恰相反。

这就是历史进步论在近代日益强大、无可阻挡的原因：它借助技术的力量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技术是可以线性积累的，技术是可以直线式发展上升的，的确可以不断进步。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技术进步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在我的少年时代，电灯、电话还是人类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标志，今天，廉价的跨洋电话，随心所欲的移动电话使我们生活质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不容置疑地就是来自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是谎言。在斩钉截铁的技术进步事实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没有市场。从铁路、轮船、飞机到航天、通讯、核武器，从农业、生育、医疗到闲暇、娱乐、饮食……，技术进步无处不在。技术进步事无巨细、毫无遗漏地占领了社会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科技进步于是等同于历史进步。它是现代化中最强大的改造力量，它除了改造自然，同样改造了我们的头脑。在科技进步面前，一切陈旧的历史都如同黑白照片、甚至没有照片的时代那样，都是落后，都是可以被虚无的。“历史虚无主义”从科技进步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当社会、人文、艺术、政治等一切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都不得不戴上“科学”的帽子、以显示高贵血统和天生正确的时候，“历史虚无主义”不大行其道反而不正常了。源于科技进步的“历史进步论”统治和震慑了所有思想观念，“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只是“历史进步论”的衍生物、副产品。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中的争论

然而，在“今不如昔论”的多种表述中，有一些东西似乎与技术无关。例如，“世风日下”中的“风”，“人心不古”中的“心”，“礼崩乐坏”中的“礼、乐”。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两者说的不是一回事。或者说，面对人类社会的变迁，两者的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历史进步”的标准是物质的，“今不如昔”的标准是道德的，但它们却长期共生相伴。物质上的技术进步往往都是满足更多、更新的欲望，因而总是要求打破旧的道德束缚。于是，从道德角度观察，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欲望似乎使人类更为堕落。每一次技术进步所带来物质享受的扩展，都伴随着一大波“今不如昔”的道德感伤。这种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短短几十年间，面对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的技术更新，全世界都飘荡着面对世风日下的无奈。怀旧成为流行，不仅仅是因为黑白无声的形式，更是对形式背后那些即将消失的精神理念的哀歌。

技术积累容易引发量变到质变的冲击。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相对比较缓慢，但这种质变还是会发生。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冶金术从青铜到铸铁的技术提升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技术进步导致的“历史进步论”与面对欲望释放而产生的道德焦虑，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表现为“法先王”和“法后王”的思想争论，即效法古代贤王还是尊崇现实君王？儒家主张“法先王”就是“今不如昔”，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历史进步”。两者的争论成为蔓延整个中国历史的儒法之争。两千多年中，这一争论的答案基本是清晰的，儒与法谁都没有单独获胜，荀子成为这一争论的总结性人物，社会形成“儒表法里”的稳定结构。此后，“借古讽今”、“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等原则在古今之间起到调和的作用，平衡了历史进步或历史退步的单维度价值判断。偏向于“今不如昔”的祖先崇拜在现实中表现为“尊老”。而每一个被尊崇的老人，曾经都是包含“历史进步”价值的年轻人；每一个冲动着要打破已有规则的年轻人，毫无例外地都会在某个群体中成为被尊崇的老人。过去与未来不断交替，进步与退步不断转化，在世代相传的生生不息之间被融为一体。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历史虚无”与“现实虚无”都存在，恰如历史伟大与现实伟大都存在一样。例如，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后世对他们的描述中，时常能看到虚无与伟大的流转。其实，历朝历代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康熙伟大，那么光绪是否想或者能否做到比康熙更伟大？这个问题也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家庭：面对祖先的牌位，后代能否比祖先更出色？“九斤老太”与光宗耀祖的故事同时存在。换一个角度看，“为尊者讳”何尝不是另一种历史虚无？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只不过由于农业社会技术积累缓慢，激进与保守的冲突不会每时每刻都表现得那么激烈。在相当长的中国历史中，儒表法里的原则足够应对“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之间的较量。然而，进入19世纪，当西方以武力方式涌入中国，这个争论再次成为焦点核心。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基本上可以看作延续或重提两千多年来“法先王”、“法后王”的思想争论。然而，洋务运动所面对的技术进步的猛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中国历史，所以李鸿章才会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进步”与“历史退步”之间早已形成的“中庸”，面对工业化的惊涛骇浪，似乎难以坚持，必须做出取舍：“中学为体”就是“法先王”的“今不如昔”，“西学为体”就是“法后王”的“历史进步”，到底选哪个？

历史进步论彻底粉碎“今不如昔”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一段看起来全是左右互搏的话实际上正是工业革命时代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与史无前例的道德沦丧所形成的对比。狄更斯同时在说两件事，作为文学家，可以理解，虽然读者可能不理解。我们不能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狄更斯，毕竟，他要把很多精力用来分辨伦敦雾霾中那些模模糊糊的人群。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同样长期存在西方历史中。如果说伊甸园是“今不如昔”的起点标杆，那么，天堂便是“历史进步”的美好终点。而在宗教之外的世俗社会，文艺复兴是最神奇的节点。一方面，文艺复兴要抛弃旧的中世纪，在新的人文精神中将中世纪的神权虚无化；另一方面，支撑文艺复兴的精神是比中世纪更久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种“历史进步”，那么，它的理由就是“今不如昔”！然而，当文艺复兴几百年后，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铁锤粉碎了一切“今不如昔”的喃喃之语，文艺复兴便只剩下了历史进步的豪迈，用进步的面具遮住了彩色的脸，成为日后各种不容置疑的“历史进步论”的出发点。

达尔文甚至不用依靠技术进步，只依靠对以往事物的系统解释，便将“今不如昔论”打得丢盔卸甲、落花流水。教会怒不可遏，因为达尔文的研究结论预示着上帝对世界的失控。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化身为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各自都意气用事地谴责对方。即便牛顿成为各双方争夺拉拢的对象，但在摧枯拉朽的技术进步面前，一切对过去的赞美基本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严复将这一气吞万物的结论简化成“优胜劣汰”，在甲午战争后传遍中国。而其中的优劣，再也没有道德因素，只有技术。进化论完全正确吗？几乎没有人质疑，教会的质疑之声也是那么细弱，于是，教会以及其他“今不如昔”的支持者，将技术进步放大到极限，一幅世界末日的恐怖画面若隐若现。于是，拯救人类的天堂再次成为宗教的旗帜。为了反对技术进步，宗教以末日审判、进入天堂的方式，肯定了技术进步的必然，恰如当初文艺复兴以“今不如昔”为武器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进步。

最为关键的是，达尔文主义、技术进步、商业繁荣、世界末日、天堂幻想等等组合成了世俗主义最强大的“历史阶段论”，人类历史按照时间顺序被安放在依次升高的台阶上，今天在最高处，所有过去一目了然。对于过去即使有再大的分歧，都不影响它们对于未来美好的一致肯定。科技进步太强大，足以打败一切反对者，它甚至宣称能将道德和情感全部物化为电子流和分子式，通过头脑和神经的物理改变，彻底掌控人类的思维与情感。于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有了“历史进步论”的强大保护，得以自由出入所有国家、所有领域。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对决

当初西方强势崛起的时候，为了自我赞美和肯定，历史进步是西方中心论大合唱中最高亢的主旋律。在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陪衬下，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新文明，怎么可能接受“今不如昔”的结论？ “今不如昔”必须抛弃，“历史进步”必须树立，这是政治正确的需要。“历史进步”甚至成为情感的选择，而非理性的判断。如今，伴随西方的衰落，眼看一个非西方文明标准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今不如昔论”似乎又开始有了市场，其潜台词是：新崛起的国家，不如我啊！于是，我们听到了“历史终结论”，它无非是说：历史进步到我为止！没人可以超过我！然而，历史终结论毕竟撑不起台面，不管是政治衰败还是国家能力的理论补丁，摇摆在进步与退步之间，只能是“历史进步”向“今不如昔”过渡的中间临时状态，而不可能成为“新常态”。

“历史进步论”在西方文明的系统内部开始遭遇阻碍，环境生态是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当人们歌颂、赞美各种科技进步，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时，人们不禁要问：污染是谁造成的？当今世界污染无处不在，从河流到海洋，从地下水到土壤，从空气到太空，现代科技在200多年里制造的污染超过了人类在此前2万年制造的污染。西方即便通过强大的舆论把污染统统推到中国这个非西方的后起国家头上，也不能掩盖或否认：西方引以为傲的科技是绝大多数污染的源头。当我们需要健康、安全、可持续的环境，当环境生态成为人类生存的评价标准之一，我们今天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科技发展决定了历史进步，环境恶化却表明了“今不如昔”。仅从环境生态这一项，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大肆张扬“历史虚无主义”？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争论甚至呈现出极端化、绝对化的倾向，决斗似乎即将开始。移民外太空计划可以看成是科技进步的绝对化，它意味着人类可以抛弃被彻底糟蹋的地球，在太空中寻找新的星球定居。环境恐怖主义是“今不如昔”的绝对化，他们反对一切工业污染，甚至反对一切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干扰，要求实现一个“没有人的自然环境”。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质问题：如果生态环境与人无关，人类为何还要保护它？在进步与退步各自极端化的声音中，科技进步依然在发展，但是，环境生态的负效应使得科技进步的冲击力打了折扣。对于科技进步的单纯讴歌少了，质疑多了。虽然人们说，未来的科技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总显得缺乏底气。科技进步以往产生的遗留危害还没有解决，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产生新的危害？科技进步的前景虽依然美好，但利弊互现，折射到观念领域，历史进步论的调门也开始降低，“今不如昔”以怀旧的面目出现，充满了温情的回忆。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做出的评价。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技术进步几乎变成唯一的标准。而进步一旦极端化、绝对化，反弹就一定会出现。除了以环境生态名义的反弹外，道德领域的反弹同样强大。西方社会内部对于道德堕落的谴责之声没有停止过，但还没有发展成“今不如昔”的强大思潮。西方学者面对各种道德堕落现象，努力寻找与时俱进的解决方式，例如在现代化标准下，改变道德原则本身，使得过去的堕落行为在今天变得平常。

然而，在西方文化外部，有一种更强烈的“今不如昔”的反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用西方技术进步的手段，反对西方的道德堕落，他们是极端化的“今不如昔论”者。这种极端化不区分技术手段，只区分道德原则。他们在宗教原教旨中找到所有的道德原则，以暴力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严格奉行。

由此，在“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的问题上，我们再次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原则——中庸。我们还能回到那个状态吗？实际上这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的思维。

（编辑  迟晨光）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在国内打击腐败，国际战略拓展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取得了很大成绩。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了不少，但缺少一个总纲，或者说，改革缺少一个目标明确，言简意赅的“大旗”，以调动和凝聚经济社会资源。要提出新的愿景、总纲，首先要对过去36年的改革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应该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认识。

过去36年的改革，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从两个共识谈起

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最好起点就是从社会共识开始，那些所有人都认同的“病情”是进行判断、追根溯源和找出解决办法的基础。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存在争论，但在一点上存在共识，那就是无论左中右，上中下，都认为我们可持续发展模式需要探讨。

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们得到的并不是理想的社会发展，这主要包括：社会贪污腐败广泛而且巨大，贫富差距巨大，资源环境破坏巨大，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差距巨大，道德沦丧巨大，发展的“红利”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攫取。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将其统称为“巨大的社会成本”。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有过一个大体上的共识，那就是，我们都羡慕20世纪末欧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富足。尽管对欧美的政治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经济社会结构，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普通群众，在我们的内心是赞许的，改革开放也曾将此为模板，大量的干部去考察，大量的留学生去学习，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并没有取到发展的真经。

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对此，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争论。

民主宪政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思维特性就是，把任何经济社会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问题，并且不进行任何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仅凭一些简单的教条就轻易下结论。

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毛泽东自力更生的路线。这种观点不需要驳斥。坚持过去的路线，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巨大的发展，我们就还停留在一穷二白甚至更糟的境地。

一些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欧美式民主和宪政体制。这种观点同样荒谬并需要驳斥，因为它完全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发展。

欧美式民主宪政体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欧美国家，也无法逃过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成本比我们高得多。在当时的欧美，这些巨大的社会成本带来了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动荡，带来的是欧洲从拿破仑战争直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150年的战争与革命，以及美国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萧条、动荡和战争。

另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例子就是印度，它早就建立了民主和宪政，但印度不但发展程度远低于中国，而且社会成本远高于中国，看看它的种性制度、土匪问题、农民起义、贫民窟、妇女问题，以及爬满人的火车，破败不堪的城市和街道。印度两面是海，风多雨多，气候条件远好于中国，但根据国际组织的数据，印度的污染程度却高于中国。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欧美式民主宪政不是对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必要条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独立后一直是威权政体，但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和让大多数人滿意的良序社会。在新加坡，我们曾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他的故事。他的收入属于最低层之一，但他养活了4个孩子，两个老人以及他和他老婆共8口人，并供4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认为，关键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和低息贷款的“组屋”，使他一家虽然拥挤但可以安居，并腾出钱来提供虽然紧张但可以应付的开支，因此，他这样的新加坡人都是政府的拥护者，在每次选举中，他们都投执政党的票。

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生长

在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痛苦之后，欧美国家开始努力构建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以逐步降低社会成本。它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对资本进行适度的严格监管，同时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制度性倾斜和救助。这种结构或制度，在经济学上称为混合经济，在政治学上称为福利社会，但事实上它们都指向了一个被刻意回避的敏感词：社会主义。

有一个经济学家我们不得不提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其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将以下的经济政策都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医疗保障、职工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弱势群体的补贴制度、小企业扶助制度、教育补贴、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产业监管，为保障上述政策而实施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稅、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工会集体谈判权等，以及重要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国有化等等。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八大方面。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这正是自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以来历代社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政策诉求，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主要政策诉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之后也转向了这种政策。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欧美国家在二战后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这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偏离。在他看来，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

我们将弗里德曼所反对的二战后的欧美，称为“新欧美”，而将弗里德曼比较赞赏的19世纪末的欧美称为“旧欧美”。显然，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由经济”，是企图改变“新欧美”的发展方向，将其拉回到“旧欧美”，他的所谓“自由”是强盗的自由，他的所谓“自由经济”就是“强盗资本主义”。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一些学者被严重误导了，我们被告知，“新欧美”和“旧欧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涵盖了弗里德曼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认同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监管政策和国有企业做了一些改革，税率降了一些，让我们误以为从“新欧美”回归到了“旧欧美”，但实际上，变化只在局部，而且程度微小，而总的格局并没有变。弗里德曼回顾这段历程时悲哀地说，今天的世界离社会主义更近了。

今天欧美的左右派，它们的区别仅在于程度上，而不在本质上。在西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政治派别能够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完全排除在自己的政策主张之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已成为所有现代经济的基本制度，对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起到了基本保障作用。

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剧烈动荡，重要原因在于罗斯福新政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被倾覆。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逐步认识到弗里德曼主义的错误，正在建立新的监管，例如新的巴塞尔协议等等。

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的两个主要政策，就是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和气候变化协议，这是美国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两个主要差距。民主党一直主张补足这些差距，以使美国赶上欧洲的社会政策。被弗里德曼称为社会主义举措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一整套新政及其后续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两次救了美国的命。更准确地说，它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举措，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命。

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正像马克思曾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长进”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长进”了资本主义，虽然这个“长进”并非是和平的。

“新欧美”的这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我们将其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它不同于强盗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个组合中，资本主义因素承担发展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因素则承担发展的公平问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公平。“新欧美”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和公平相对比较平衡的“新”社会。社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创造稳定的良序社会，并创造条件使社会在稳定良序的状况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流毒

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破坏社会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但它向资本主义偏转的这一点，就足以给欧美带来重大危机。在经济上，它使欧美重新步入两极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两极分化的后果，就是经济危机不断。20世纪从80年代开始，欧美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但经过垃圾债券泡沫、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后，终于引发了重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恢复。

弗里德曼主义不但引发了危机，而且误导延误了危机治理。

弗里德曼主义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的政策主张，这种主张的货币流向，是把货币政策超发的货币通过政府工程发到失业人员手中，再通过乘数效应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它的本质是通过降低贫富差距创造有效需求，作用于实体经济。

在弗里德曼主义影响下，本次危机之后，美联储的三轮量化宽松的3万亿美元，绝大部分已流入企业手中。由于失业和恐慌，中下层人民缩减了消费，降低了有效需求，致使企业虽有钱却不能投入生产性投资。于是量化宽松转化为流动性过剩，不断推高本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从而继续影响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则使虚拟经济始终处于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之下，一旦退出量化宽松，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财富将再次毁灭，经济危机将再度降临。

2008年暴发的经济危机，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界都没有预见到，而且危机暴发至今阴影尚未退去。欧美知识界正在反思，有两本著作代表了这个反思的初步成果，一本是福山的《秩序与衰落》，一本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前者部分放弃了普世价值说，后者用数据推翻基本的经济学教条。两者虽然无法动摇几百年形成的教条大厦，但他们受到西方知识界的热捧，说明怀疑的力量正在生成。怀疑的产生是因为过去的思想解释不了今天的现实，也无法指出未来的道路。这些怀疑虽然还只是一些分散的点，但它必将浸漫开来。这些怀疑再次证明：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冲破。世界没有永恒真理，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欧美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之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发生偏离。中国则是在转型过程中，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关注全世界都在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显然，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理论界和大众传媒领域，新自由主义流毒在中国的危害甚至要大于欧美，一些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信徒甚至能说出连弗里德曼都汗颜的结论。例如：“富人养活了穷人”，“原罪不应被追究”，“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改革损失最大的是公务员”，“房地产商就是为富人盖房子的”，“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够”等等。一方面他们混淆假市场和真市场的界限，例如认为国有铁路定价和与权力密切勾结，基本上是腐败产物的房地产定价都是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则赤裸裸地站在权贵一边，使用“精英阶层”、“上流社会”赞美新兴的资本家阶层，这种公开明确地蔑视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下层社会的言论，虽然在“旧欧美”很流行，但在“新欧美”早已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已经被社会广泛谴责而大大收敛了。

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植根于深厚的理论背景中，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错在哪里

历史证明，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社会成本问题上，在道德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假设，例如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等问题上都存在部分错误甚至基本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这些大部分都来源于经济学的第一假设。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看不见的手”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私心出发，将会产生竞争，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摆平各方利益，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

这个理论至少存在5个严重不足：

首先，有许多先天或后天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人，例如残疾人、老年人、单亲家庭等，以及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如不具备资本能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边远地区的人等，竞争使他们的境况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变得更糟。对他们来说，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兽道”而不是“人道”。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张“优胜劣汰”，其本质是一种“优势经济”，价格自由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无论这种优势来源于经济的自然过程还是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会迅速扩大优势，在一代人之内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现实。

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不平与不满，必然带来社会剧烈的动荡，甚至革命和战争。所以，自由竞争必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

其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励大量不法行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有些破坏，例如伪劣产品，个人的辩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健康和生命。经济学诡辩说，长期看，市场能够识别，但是正像凱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有些破坏，例如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以及对安全的忽视等，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治理难度很大，时间很长，成本很高。还有些破坏，例如矿产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样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三，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产生大量所谓“道德陷阱”，这些“道德陷阱”在规模化、系统化、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金融危机的源头是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在网络泡沫上栽了跟头，然后涌入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在这种形势下，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犯了两个关键性“道德”错误，从而触发危机。

首先，贷款机构放弃了对还款能力的审查并实施零首付政策，放贷无条件。其次，投资银行对这些债务进行证券化处理，通过分割、打包再转卖或持有。这种分割、打包的实质是多次抵押，这在实体经济中是违法的，但在虚拟经济中却成了“创新”。

金融机构的这两个错误建立在一个低能的常识性错误之上，这就是房价会长涨不衰。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聪明的一批“精英”，他们的收入几倍几十倍于他们的工业同行。

为什么顶尖精英会犯低能错误？一个解释来源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也是“动物”，他们的“动物精神”使他们轻易跟从潮流。另一个解释来源于心理学：因为他们自认为足够聪明，可以在最后一刻将危机转嫁出去。第三个解释是制度性的：企业的激励制度只在乎短期个人收益。不管何种解释，都证明自利竞争与公众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扭带，反而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有的人认为生命最可贵，所以面对侵略应不抵抗，当亡国奴比死了强，国家不应为军队花钱征税，也应该放弃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和小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由价更高，宁死不当亡国奴，因此需征税养兵。这样的竞争不可能达到平衡，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只能通过多数决策机制，满足多数利益，损害少数利益。

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满足多数，并根据对多数利益的损害情况，分别采取倾听、压制或剥夺少数的政策。社会资本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政策，就是公然的对少数的剥夺，虽然受到富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永久的剥夺”。

第五，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不一定涵盖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基础研究等均为长期投入，并不一定获益于当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获益。当下多数人可能并不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支出，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能够认识其价值，但竞争甚至多数决策都不愿支持这类价值。还有一些利益，例如货币发行，通过竞争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个威权机构，或由个别人做出决策。这一点，连弗里德曼都承认，并驳斥了哈耶克货币自由的观点。因此，政府不但要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并善于聚集睿智精英来处理这些关系。

以上5个方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必需由政府通过税收筹集资源，然后建立专职机构进行保障、补贴、监管，并做出决策。这5个方面构成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性成本。然而，传统经济学并不讲社会成本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了这个概念，用它涵盖传统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一直到“公共产品”这些领域。但是，经济学始终没有将上述5个方面纳入社会成本范畴，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科斯分析了“外部性”中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成本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行政限制解决其中的利益得失。然而，科斯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清有些“外部性”属“经济”的领域，可以界定成本—价格，通过交易或法律辅助的交易解决，例如“牛进花园”；而更多的“外部性”不属于或不全属于“经济”领域，不能界定成本—价格，不能用市场交易解决，特别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和环保问题，例如毒气、毒水、毒食品、紧急救治、救灾等等，以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他对“社会成本”的扭曲，与他在30年代就提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交易成本”相悖。例如烟囱排烟，并不仅仅是不舒服和补偿，很可能潜藏下危害生命的因素，而双方对此根本不知情，这里存在寻价缺失，也就是交易成本，因而达成交易的补偿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从斯密至今，经济学最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它部分推翻了经济学的根基——“看不见的手”，或称为“市场有效”理论。其实斯密自己一手“缔造”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内在矛盾。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了经济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分工组织带来的高效率，一个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高效率。对这两个部分，斯密都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尤其是没有勾勒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部分，存在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竞争能带来效率与公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有领导的，按计划生产的分工组织？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这种有效性（假设它真的有效），一直建立在官僚的，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的企业组织之上？或者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话说，为什么市场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在市场的无效性基础之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之上？

科斯认为，寻价和讨价还价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当这个成本超过了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物，以有效节约这些成本。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替代物，何以成为这一替代物，因为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寻价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在科斯看来，这就是企业的本质。显然，科斯架起了斯密论述的两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间的桥梁，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是有效的，肯定了有领导有计划，分工合作的制度架构的效率性。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成本就会内化为一个等级机构，若这个机构可能是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一级政府呢？

有些交易成本是通过市场寻价可以解决的；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业家的寻价能力解决，就形成了企业；但一定有些交易成本是市场和企业都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一样，也必定有其合理边界。政府的合理边界在于而且仅在于，它的职责是消除那些无法定价的社会成本，提供公平良序环境，其中包括安全、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在正常情况下，它不应扩大合理边界，干预它不应干预的事物。

显然，科斯的“社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深刻的内在矛盾，他没能解决这个矛盾。科斯主张的交易方式，除了“碳交易”这个非市场的政府间交易外，世界各国政府都敬而远之，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研究出能被接受的操作方法，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太高，难于操作。如果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悖论为经济学奠定的哲学基础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为经济学奠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可靠的。

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为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但是，马歇尔已经注意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因为19世纪末，最早的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我们被告知的经济学，并不是它创立时的样子。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通过分工合作，计划生产的企业所具有的高效率，在“看不见的手”规则下运行的市场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所具有的职责。完整地看，斯密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这就是企业、市场、政府和道德。实际上斯密为市场规定了“边界”，市场只是构成“经济”的部分之一。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相互交叉融合而成为“经济”，显然，这才是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抛弃了3条“腿”，成了独腿怪兽。市场无边化取代了“经济”。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本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学回到斯密，但是却被经济学利益集团扭曲了，阉割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仍然是200年前的陈糠烂芝麻。

此外，经济学框架主要反映和总结的是农业和小企业占主导地位时期的经济，20世纪的大企业，其命令性、计划性、合作性、福利性，以及其股权的社会化，与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面对大企业已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经济学理应与时俱进。但是，很可惜，经济学的发展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门宗教，它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就剩一句话甚至两个字。这种简化就是为了易于宣讲及煽动起无知的膜拜，并使“教士”们获得权威地位，就像基督教曾经的发展那样。你能想象物理学的所有发展都为了证明牛顿的一句话吗？你能想象物理学家凭一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吗？而这正是经济学和某些经济学家的现实。

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意义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有的偏执中，有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误导性和危害性。我们被告知，效率第一，经济快速增长了，公平问题自然解决了。这个误导被一旦被普遍认可采纳，将酿成中国改革发展错误方向。

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而是成为骄奢淫逸并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蟊贼；在矿产私有化后，矿难频发，死人无数，不得不将其国有化。这个过程，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历过；而房地产，早已成了新资本家聚集的产业，它所引发的巨大不公平成了政府的噩梦，并将撕裂社会。

为什么效率不能自动转化或提升公平呢？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回报率都远高于劳动回报。投资家巴菲特用亲身经历证明，资本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这一优势的不断叠加并非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即效率促进公平；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后果不仅是不公平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毁灭，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穷人的钱太少，不能产生持续增长的有效需求，经济不得不靠出口、基础建设和政府开支来支撑。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钱太多，这些钱的大部分会转为过剩的“流动性”投入虚拟经济。

财富的分配对于财富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就像财富的生产对于财富的分配具有决定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决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绘的，是一个单向过程。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不可偏废，过分强调效率不但会损害公平，而且会损害效率本身。经济学用简单的一组数字表达经济增长，叫GDP。中国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贫富差距转化为凡勃伦笔下的“闲钱”而成为过剩流动性，这些过剩流动性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从大蒜到房产到股票等各种物资和资产的“虚拟价格”上游荡。这些“有闲”资产对经济并没有实际意义。

GDP只有正没有负，巨大的贫富差距被“平均”，所有的污染破坏，所有的社会成本都被看成是正发展。更荒谬的是，把纠正巨大社会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为正项计入。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损耗，没有折旧，相反，损耗和折旧被再次计入利润。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企业中就是造假，发生在国家称为繁荣。如果把巨大的社会成本计算进去，如果把流动性中的零作用和负作用计算进去，那么假如贫富差距能够降低，中国经济很可能用6%的增长率就能达到10%增长率的效果，那种GDP要达到8%以上才能保证就业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经济的效率性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大大改善。这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意义。GDP崇拜是所有经济学流派的共同特点，它的荒谬从来没有被纠正。也就是说，我们10%的增长率，如果计入社会成本，大约只有5%到6%，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发展质量计入，慢一点但好一点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6月15日发布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已将贫富差距称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

发展与公平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者说是良序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两翼或两个驱动“轮子”，任何偏废都可能发生坍塌而落入陷阱。

邓小平对发展与公平的表述是一个发展性的思维，一开始他说“发展是硬道理”，没有提公平。后来他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为开始实施公平目标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就是20世纪末。在他看来，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没有实现公平，改革就失败了。后一个表述把发展与公平作为先后实施的步骤，并把在富裕基础上的公平确立为最终目标。

先发展后公平，靠市场力量通过发展“自然”达到公平。然而，这个路径不靠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被忽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建立良序社会。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这个转型本质上是需要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改革要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通过消除巨大的社会成本来获得发展动力和红利，反腐败就是这个转型、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步，这也正是反腐败具有巨大价值的真正意义所在。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还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也需要政治的，社会的和价值观的重塑。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改革。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