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内容提要:工业互联网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手段,通过内控外联实现更多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使创新能力呈指数增长,从而实现企业降本增效的目标。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已从概念普及阶段进入落地生根阶段,总体上形成了战略牵引、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和多行业全面推广的良好局面,但仍面临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司众多,但平台与工业场景联系不紧密,效益低下;二是片面追求技术先进,不注重技术在工程化过程中的稳定性可靠性,离真正实现工业控制还相差很远;三是在对产品、生产、服务全流程的有效控制体系设计上,众多企业仍未能掌握信息物理系统(CPS)的精髓。因此,工业互联网建设必须以工业场景为前提,引入适应具体场景特点的互联网思维与方法,再通过系统集成,实现IT(信息技术)和OT(运营技术)的集成应用。

关键词:工业互联网  信息物理系统(CPS) 数字化转型  工业智能

 

工业互联网提出的背景与作用

近年来,全球工业动能消失,增长乏力,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各国亟需寻找产业转型突破口,寻求新的发展动能。而以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技术为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全球工业转型的破局关键。这场技术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它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丰富物质供给的同时,也会重塑人力与机器力结合的劳动形式和要求,在教育及产业政策方面增添新内容和新方法。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工业为寻求发展突破,和互联网结合是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我国提出智能制造战略。工业互联网跨越了物理空间,解耦与重构了旧有运营体系,为发展赋予了多元化的新动能,可加速提高工业在产品研发、质量以及生产率方面的国际竞争力,重塑人力资源结构,形成中国工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新历史格局下中国工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工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40年来,我国以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蓬勃发展,但是工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偏高、制造业大而不强、工业要素齐全而体系能力不足等核心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由大国向强国转型的进程。实现“制造强国”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而中国工业是中国力量的重要实力展现载体之一。中国工业如何重构重组完整的内需体系,如何快速适应新的内需体系,如何改变传统制造模式,向以知识驱动智造的体系转变,工业数字化转型是破局的关键。

而在全球化、智能化快速发展浪潮下,工业企业面临着来自市场、效益、政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对我国有着现实和紧迫的意义。我国工业在发展初期,通过直接或间接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技术提升,同时利用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物美价廉,形成了“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大影响力。这种成功来源于中国工业较强的学习模仿能力。以盾构机为例,我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完甚至赶超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历程,取得国产盾构机稳定占据国内市场90%和国际市场2/3以上份额的成就。我国盾构机研制企业走的是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但目前仍有许多关键配套设备还需要进口,尤其是涉及盾构机使用寿命与性能的关键核心零部件。

由此可见,我国工业已遇到发展瓶颈,主要表现在:

一是我国工业的体系能力不足。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实际发展中很多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大而不强的局面,需要以智能制造带动体系效能的提升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双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

二是技术引进吸收中模仿的模式已不能带来发展动能。我国擅长引进学习,但科技再创新的能力整体不强。在工业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我国工业市场已逐渐饱和,当前消费模式的转变亦将主要市场投放于高端装备,因此中国工业迫切需要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

三是我国工业产品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目前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大量的代工品中国造,整体产品附加值低,生产原材料与人员劳动支出占比大,利润率低,依靠低价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逐渐减小。

四是我国工业产品原始创新少,核心技术被卡在国外企业手中。在产品生产与经营过程中,工业企业需大量支付技术专利费用,致使工业品利润进一步摊薄。

五是不同规模企业均面临资源整合问题,其中:大型工业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迫切需要通过产业链资源协同实现破局;中小型企业受限于生产规模限制及技术水平,面临扩大生产规模压力;小型企业在市场末端寻求生存,迫切需要资源与抓手提升公司整体实力。

六是美国和西方的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推广。随着中美脱钩、疫情带来的全世界“去中国化”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严苛的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推广,影响跨国跨领域经营。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与意义

纵观历史发展,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各国的竞争地位就会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崛起并成为某些领域甚至世界经济的主导者。为应对新科技产业革命,争夺国际产业竞争话语权,各国纷纷启动重振制造业计划,着力兴建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希望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推动国家经济再次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在全球同时起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赛道上,中国如何实现弯道超车,挺进世界工业强国队列,当下是重要的历史机遇期。

与工业基础实力雄厚的德国及信息技术发展世界领先的美国相比,中国工业仍处于工业2.0与工业3.0并行发展阶段。在工业努力赶超美、德的同时,中国还要解决当前工业发展中的产品质量提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制造业升级转型等基本问题,属于“边跑动边调整”模式。因此中国工业提出先进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同步发展、深度融合的发展战略,即两化融合。一方面开展产业集成,通过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对工业设计、制造、物流、环境、人的活动等产业链要素进行控制,实现互动与决策;一方面开展企业内部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生产全生命周期精准控制、有序流动,最大化放大单体能力,形成体系效能。因此,工业数字化转型并非某个单一产品、软件、系统的升级,而是影响到全工业体系中的角色、流程、产品、服务、组织、商业模式的一次深层次、大规模重构,需要信息主导,以体系建设为核心,保持整体工业全球竞争性优势,同时通过搭建工业集成平台解决工业领域转型发展的基础问题,并在集成平台上开展面向工业领域核心问题的核心应用与算法研制,以推动数字化转型实践落地。而在其中,工业互联网是破局的关键。

工业互联网赋能工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世界工业变革的持续发展,我国工业结构呈现出三种显著变化:

一是企业组织结构和生产模式的变化。传统企业组织结构多为线型结构,具有明显的单线条、分工简单、迭代缓慢的特点。但随着企业运营所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企业组织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每一个工作节点需多部门协同完成,具有明显的交互协同多、迭代迅速的特点。该项转变意味着企业运营管理复杂程度在大幅度增强。

二是企业生产目标及效益产生来源的变化。传统工业企业仅单纯从事生产产品与销售工作。随着客户对产品需求标准的日益增加,及市场产品供大于求的红海局面日益加剧,产品+服务的模式应运而生,以服务带动产品推动,以服务增加客户粘性,以服务创造新业务增值点成为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三是行业生态环境变化。万物互联程度加深,行业内以及行业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日益增强的数据流动性打破,形成互利互惠的行业生态体系和跨组织联盟,跨学科发展成为影响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行业都在构建行业生态体系以及跨组织联盟,以求通过资源整合形成优势。

在此变化上,工业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工业生态与应用模式,将成为传统工业产业进行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的重要破局关键。工业互联网由工业与互联网两方面组成,其中:工业提供应用场景及必备的工业行业Know-How(认知系统)知识,互联网可以帮助解决工业的聚集性和规模性问题,使工业有更大的空间,有利于创新和创制。工业互联网以体系建设为核心,以体系效能提升为目标,以发掘影响体系效能的隐秩序和隐关联为手段,将开展对于原有工业生态或流程的解耦与重构,通过内控外联构建全新工业智能体系(含商业模式、管理模式)。

商业模式方面,工业互联网将改变旧有价值模式,未来客户将通过设备数字孪生体的应用获得数字化的精益改善价值,经销商会获得产业共生价值,厂商获得数据服务价值,实现价值最大化。

业务运营方面。现在需求是单向传递,单点客户响应,业务独立运作。未来则是需求网络协同,全方位客户服务,数据驱动业务运营。

管理模式方面,现在工业企业管理模式主要依靠信息系统,通过流程驱动,实现烟囱式组织管理。未来工业互联网将管理聚焦到数字化业务能力,将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数据驱动实现端到端一体化,形成客户、伙伴生态的共赢。

销售模式方面,现在是销售后失联,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实现产品价值,未来将以客户为核心,通过工业互联重塑客户亲密度,提升用户体验价值、满足客户个性化定制需求。

工业互联网目标

工业互联网的根本目标,就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手段,通过内控(以供应链优化为牵引的企业内部管控能力提升)、外联(以生态链服务为牵引的企业创值能力的提升),实现工业降本增效这一基本目标。具体途径包括:

一是通过生产要素供应链的优化,实现产业优化,通过生产过程优化,实现产品更安全、经济、环保、高效。

二是通过内外部协同速度的提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通过投入产出最优模式,提升创值能力,实现体系效能的提高及放大效应。

三是以体系工程思想为指导,实现工业生态的重组和优化。

四是通过面向安全、经济、高效等点上的核心算法功能的实现,提高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能力的实践落地。

五是通过产业互联网集成平台,解决工业领域发展的基础问题,整合资源,提高综合效能,解决制约发展的基础问题。

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工业互联网已越过概念宣传阶段,转入概念实践阶段,发展速度可谓迅速。但在一片大好局势之外,我们仍应发现我国当前工业互联网发展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企业过于重视平台的建设,而忽视了平台与工业的融合。短短几年时间,我国已经在各行各业建设了几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其中很多平台只是简单地把消费互联网平台的概念复制到工业领域,无法与工业场景形成紧密联系,致使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表现出百花齐放但却收效甚微的局面。工业互联网不同于消费互联网,在组成要素、应用场景、具体特征等本质问题上存在明显区别。具体区别如表1所示:

1: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的本质比较

 

工业互联网

消费互联网

组成要素

角色、装备、流程、产品

信息、人、社区、城市

应用场景

控制、运行、维护、管理等

市政、金融、医疗、出行等

具体特征

控制精准、流程有序、紧耦合

关联推荐、无序网络、松耦合

 

事实上,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在行业知识、行业资源、技术水平、运营能力等方面均具有门槛,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做平台,亦不是所有企业都必须做平台。

二是企业对核心算法与核心技术过于乐观。单点上的新技术应用在体系效能的提升上往往发挥的作用有限,很难解决体系性复杂问题。而工业作为复杂问题的集合,所需要的体系效能提升及工程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一定要追求最先进的技术,而是需要尽可能的简单、稳定、可靠。

三是体系设计的问题。简单的模仿抄袭之路在工业互联网发展模式中行不通。工业互联网的本质是要解决工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无论当今工业发展处于何种水平,降本增效问题永远是企业追寻的永恒目标。而各行业的特质亦决定了不能用同一种方法解决所有工业行业问题,必须以具体行业特质为核心,引入互联网思维与方法,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CPS与工业互联网

CPS的本质

CPSCyber Physical Systems,信息物理系统)是实现工业互联网的重要基础。工业最突出的特点是:有明确的目标、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流程、精准的控制,而CPS人机料法环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特定的生产目标。由于互联网泛在连接所带来的人、物、环境之间相互协作、交互、影响的体系越来越复杂,传统手段应对复杂体系的涌向问题和不确定决策问题愈见乏力,因此CPS技术应运而生。

CPS的本质是通信、计算、控制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其中通信是基础、计算是关键、控制是核心。计算包括分析、建模、评估、推演、认知、决策等要素,控制包括自动控制、自主控制、协同控制等类型。

CPS与工业互联网的关系

工业转型升级需要依靠体系的设计,带动生态自重构、以平台为核心实现集成控制,需要通过多样化的应用激发产业活力。因此,CPS是工业互联网的重要实现形式。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数字化到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迭代发展。2018年,中国工程院组织多位专家进行研究,提出了工业互联网和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基本组成(系统集成)架构——一网+一云+三大主体”。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一个大系统,主要由智能产品、智能生产及智能服务三大功能系统,以及智能制造云和工业智联网两大支撑系统集合而成。其中,智能制造云和工业智联网是支撑智能制造的基础,智能产品是主体,智能生产是主线,而以智能服务为中心的产业模式变革则是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题。在这个架构之下,以总装型大型工业消费品(如船舶、飞机、汽车等)带动工业生产型产品(如机床)发展是实现智能制造及产业生态牵引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来看,总装企业具有成为工业互联网体系构建龙头的潜力。如离散制造领域的船舶行业和飞机行业,连续制造领域的汽车行业,这类行业企业的组织和流程在工业领域具有代表性、样本性以及复制性,可在全工业领域进行复制推广。

CPS如何助力工业互联网

如何构建CPS体系,认知形成是关键。该体系以优化协同为目标,体系建设为保障,通过CPS的体系应用,发挥重要核心作用。CPS技术不能只应用在个别装备和个别系统的升级改造中,更需要在全产业链的广泛应用,是技术体系创新和应用体系创新的协同发展过程。在构建体系中,如何把握技术总体,突破顶层的体系设计和底层的用户体验,充实中间的集成技术和核心技术是关键。最终,CPS将推动形成一个包含智能装备、智能系统、智能社区的巨大生态系统,带动产业链的整体效能增值。

CPS技术最早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20165月发布。按照其论述,《信息物理系统框架》共计包含三个典型层次,分别是:人机协同下的设备级、系统级、系统之系统(system of systemsSOS)级,如图1所示。该体系的构成,和我国工程院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

1  信息物理系统的三个典型层次

 

其中,企业的设备级对应智能装备,系统级对应智能工厂(解决企业内部管理问题),体系级对应产业生态。只有在设备级、系统级及体系级全面打通后,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互联网。

由此可见,工业互联网是一个体系工程,它以CPS为重要载体,将工业装备升级为智能装备,如智能汽车、智能飞机、智能船舶等,从而提高装备效率和企业效率。再开展体系设计,体系设计既可以从下而上,也可以从上而下,也可以从中间开始,但它的目标一定要清晰。工程院提出的“一网+一云+三大主体架构为工业互联网建设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以大型工业消费品和工业装备的智能化带动前后服务体系的优化整合,推动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体系效能的增加,从而实现产业创值的目标。

海军与船舶发展对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借鉴意义

军事工业的特点

军事工业体系具有典型的工业互联网典型特征:

一为全体系性。覆盖兵种、装备、指挥、作战等各个领域,组成“SOS”级网状结构特征;二为体系内完成设计、生产、调度、作战等各个环节,形成产业链闭环;三为以“作战”为核心,目标任务清晰。军事工业各单位各环节可形成完全独立作战单元,亦可通过平台作战构建第三方杀伤链。举例来看,第一级杀伤链是完全独立单元,如独立作战单元舰艇或飞行器,包括完成一项任务所要求的全部要素。SoS的概念形成了第三方杀伤链,在第三方杀伤链中共享信息以实现准确的交战。随着军事作战复杂程度的日益加剧,单体杀伤力已不足以成为胜利的决定性利剑,平台作战成为组建杀伤链的关键。

海军与工业互联网

海军是强国的重要标志。海军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意义和作战使命的难度,还包括它的装备所凝结的综合技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因此必须坚持信息主导、体系建设,以对作战体系的贡献率为标准推进各项建设。其中信息化为主导的体系作战,要求构建要素基于网络互联、信息基于网络共享、功能基于网络融合的信息体系,将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乃至武器平台联通起来,实现对作战地域的全覆盖;而体系建设则以“质量效能”为目标,要求立足安全形势新变化、战略全局新要求和信息装备新发展,着眼全域立体作战任务要求,以体系化思维构建适应信息化联合作战的力量体系。通过体系建设,提高海军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独立作战能力。

美苏海军发展的鲜明对比,呈现出单体作战和网络中心战的明显区别。前苏联强调单兵作战能力,基辅号航母是集重武装和舰载机作战于一身的航空母舰,运用大量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极其强大,既能进行空战又可担负反潜、电子战、侦察等多种任务,集航空母舰、巡洋舰于一身,其威胁力相当于一支特混舰队。但XX艇等针对航母的杀伤性武器,对基辅级航母威胁巨大,一旦突破防御线,必造成毁灭性打击,是孤立的作战平台。而美国海军发展思路则更重视体系能力的作用,提出网络中心战的概念。它把作战目标分解到体系的各部分,设立了美国航母编队。航母编队主要由航母、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舰载机、弹道导弹核潜艇等组成。执行任务时,可编成统一作战队形,也可以独立航空母舰群行动,各护航舰艇根据各自专长和作战能力,分别担当不同角色。航母编队通过构建体系,发挥各类型装备特长实现协同作战,实现了海上体系化作战能力,体系效果实现“1+1>2”

船舶发展与工业互联网

网络中心战转到工业,就是工业互联网。尽管目标不同,但设计原则和技术基础是相似的。船舶工业素有“现代工业桂冠”的称号,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关联面高达84%,海运支撑了全球85%以上的国际贸易,所以将船舶工业作为构建工业互联网的切入点,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对全工业领域的辐射效应。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是有能力对整个行业生态进行控制,而船舶和航运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自主控制完整生态的工业行业。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造船国,也是世界第一大航运国,船舶装备数字化体系的发展,具有在众多工业领域延展应用的普适性。一旦实现船舶装备智能化,船舶行业自身所延展的前服务和后服务市场将实现船舶工业全产业链的突破,构建起船舶工业互联网新生态,同时能够向非船领域复制拓展,对其他行业起到引领作用。

我们的思路与实践

震兑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震兑公司”)是中船集团及中信集团两大央企携手打造的科技产业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拥有两大央企红色基因,是新模式下央企头部在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领域的试点示范。震兑公司具有船舶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丰厚积淀,以成为“跨行业平台型工业互联网领军企业”为目标,立足船舶、面向工业领域进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提供安全、经济、高效的工业数字化产品、服务及整体解决方案,为行业客户工业智能转型赋能。

智能装备案例:复杂工业装备智能化——世界首艘智能船“大智号”

我国民用船舶智能化发展处于世界发展前列,其中世界第一艘智能船舶“大智号”由中船集团设计建造,智能船舶的核心智慧大脑——智能船舶运行与维护系统,由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和震兑公司联合研制,是世界首个功能最多、认证符号最全的船舶智能系统(经CCSLR两大船级社认证)。加装该系统能为船舶重点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1)以设备的健康管理为核心,解决安全性问题;

(2)通过燃油能效管控解决船舶运营经济性问题;

(3)岸海一体通信及管控一体化问题,实现船舶更安全、经济、高效的运行。

目前该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多型数十艘远洋船舶,经实船验证,每航段综合燃油节约率达3%-6%,每年为船东用户节省数百万元的经营成本,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鉴于震兑公司在智能领域的优秀经验,于2019年再次获得英国劳氏船级社颁发的全球第二张数字孪生认证证书,标志着震兑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船舶智能化系以装备的智能化为基础,向前服务(生产)市场和后服务(服务)市场两端延伸,通过两端的降本和增效,推动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

离散制造思路

离散制造是生产过程由不同零部件加工子过程或并联或串连组成的复杂制造过程。具有生产品种和系列多样、物料工序多样、各类加工要素的配置合理性决定产能的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抓两端、促中间”,即通过供应链管理(内控)+服务管理(外联)实现产业突破。以智慧煤矿为例,应主抓安全条件下的高效管控关键问题,促进设备、环境、人员、作业安全下的高效管控和高效生产。

连续制造思路

连续制造是批量物质或材料的生产,例如化学品或金属卷材。具有硬件(设备产能)决定产线产能,需要保障高品质生产的稳定性的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如通过产业生态的优化,实现订单、资源、生产、管理、质量的精确掌握及通过系统与体系的构建,实现管理流程的知识化,解决单体短板成为组织短板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产线优化与管理+流程知识化关键问题,实现生产线无忧高速工作与知识标准化,提高效率与质量。

流程制造思路

流程制造指被加工对象不间断地通过生产设备,通过一系列的加工装置使原材料进行化学或物理变化,最终得到产品,如化工、钢铁。具有物料的变动性强、工艺流程的制约变量多的特点,强调对工艺流程的基于预测的精确控制。数字化转型的突破点在于精细化控制,这就要求持续开展标准化管理与生产工艺过程优化。标准化管理主要包括生产管理业务分析、生产过程控制系统(含排产、订单等)、生产指挥协调等,生产工艺过程优化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人为因素干扰等。

产融结合领域思路:船舶租后资产管理系统

产融结合是指产业与金融业在经济运行中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通过参股、持股、控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而进行的内在结合或融合。目前产融领域企业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金融租赁(即贷款),二为经营性租赁(即制定租金)。市场中,民航公司主要开展金融租赁,而海运公司主要开展经营性租赁,整体分析比较其经济性,通常后者的获利性好于前者。

产融领域的数字化发展主要是要结合金融与产业各自的特点,建立端到端的业务与金融整合的运营体系——即实现对于装备、生产的有效把控及使装备金融化、货币化。其突破的关键在于资产精准掌控+外部系统深度外联+金融级财务管理+闭环的风控体系,以此来实现对船舶航行、运行以及维护情况的透明化管理,提升了租赁用户对租后资产的管控效率。

总结上述实践案例,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需要有三种属性能力的融合:

(1)对工业行业的认知能力,即自顶到底、端到端的行业属性。工业有多个行业和专业,和IT相互沟通存在壁垒,但隔阂不是不可逾越。行业间的很多差异其实可以归结为Know-How(认知系统)问题。解决了Know-How问题,就能实现工业和IT的跨界和融合。目前总是在强调数字和数据,是因为有机器的帮助,就可将数字和数据转化为虚拟实体场景,一个人就不再需要用二三十年去了解Know-How,通过CPS可以把各个场景逐渐地适应起来。

 (2)集成能力,即掌握从感知到控制的体系性工业智能技术。其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是IT(信息技术)和OT(运营技术)的集成能力。多数信息企业只会做IT,制造的机器人大多数只是控制自动化,而智能化是依据特定行业的Know-How,解决认知条件下的自我预测和决策问题。

(3)CPS平台一定是基于场景的知识利用(从虚拟架构到物理实现的IT应用),是从过去数据的自动流动,变成知识的自动流动。

所以,数字化的具体方案要针对特定场景,而不是包治百病。不同的行业,不一定把上述三部分全都用起来,而是针对具体问题做解决方案。

正确认识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

第一,工业互联网是两化融合最主要的结果,是OTIT深度融合后的新产业,也是中国的一次全新探索。IT行业应对工业有充分的敬畏心态,要尊重工业。工业也应对变革有充分的开放心态。工业互联网当前是一片蓝海,但政府要冷静一些,院校和IT部门要保守一些,工业人员要开放一些,投资要有耐心一些,这个行业就是有发展前途的。

第二,工业互联网作为改变现代工业体系的重大变革,不可能引进一个概念就立刻见效。这是一个长期迭代发展的过程,需要多年脚踏实地的研究和积累。决策者、投资者和实践者应该有足够的韧性与耐心。

第三,工业的特点决定了工业互联网不会出现一统天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与野心相比,工业互联网发展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四,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化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充分发挥大、中、小型企业头部各自的带头作用。即大型企业头部建设完善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相关标准的制定、协同全行业组织业态,中型企业头部负责实施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重点工业企业,小型企业头部应积极加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家族、突破关键价值点等。

(编辑  高梁)



* 邱伯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震兑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研究员,哈尔滨工程大学兼职教授。

 

20207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总结了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和精神特质,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对我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从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角度对企业家提出了殷切希望,鼓励企业家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习总书记的讲话,体现出对当前形势的深刻认识,饱含对企业家的信任与鼓励,也充满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进一步阐明了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特质,既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也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

 

从“五点希望”中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新内涵

 

深厚的爱国情怀

“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企业的商业活动早已冲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但企业家的成长,离不开生他养他的祖国和民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优秀企业家必须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实现自身价值、企业发展壮大与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的爱国情怀表现为:

一是鲜明的爱国主义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大批有胆识、勇于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企业家队伍,更谈不上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因此,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必须坚持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具有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不断增强国家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二是积极办好一流企业。习总书记指出:“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企业家的主责主业是办好企业,只有办出一流企业,才能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更多就业,上缴更多利税,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做出贡献。

三是敢于为国为民牺牲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企业家的爱国精神与情怀自古有之,春秋时期弦高劳军,就是牺牲自己的牛来换得郑国的安全,这种以国事为己任、不惜私人财产的义举就是企业家爱国精神的充分彰显。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家需要正确理解国际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的本质,优秀企业家要始终以“家国天下”的整体利益超越局部个体利益。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战场上常讲出奇制胜,所谓“奇”就是创新。商场如战场,靠简单复制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很难获得企业的持续进步和经济的长足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企业,航空航天、高铁、特高压输变电、北斗导航等产业,都是在创新引领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功。

创新来自求新求变的探索。乔布斯曾经说过:“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始终保持一颗求新求变的心,才能不断适应世界的发展、引领世界的发展。曾几何时,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几乎瓜分了世界中高端手机市场,然而由于没有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在随后汹涌而来的智能手机浪潮冲击下,灰飞烟灭。曾经不可一世的短信业务,虽然占据先发优势,但十几年没有创新改进,很快就被求新求变的微信淘汰出局。

创新来自敢于冒险的勇气。优秀的企业家也是有胆识的冒险家,他们不甘循规蹈矩的平庸,崇尚探索未知和发现未来,勇于承担风险。小米创始人雷军说“没有任何成功是不冒风险的”。由于商业受市场规模、资源禀赋等条件的制约,某种商业模式确立后,其边际效益会递减。为寻求更丰厚的利润回报,优秀的企业家敢于打破常规束缚,甘冒风险开发新产品,探索新模式、开拓新市场,从而不断带动企业向前发展。

创新来自追求成功的激情。创新来源于对成功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执着追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则激情不竭。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惶恐才能生存,偏执才能成功。”这里的“偏执”可以理解为激情与坚守。当企业家将自己的激情倾注于企业发展时,会穷尽一切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会不断尝试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方法途径,从而走上创新之路。可以说,有激情不一定能创新,但是没有激情一定无法创新。

诚信守法的操守

诚信属于道德范畴,是社会行为准则中的较高标准,同时也是商业活动的底线。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信用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基石。贸易、信贷、股权等等业务活动,无不体现了信用,可谓没有信用就没有现代商业。守法属于法律范畴,是社会行为准则中的基本标准,同时也是商业活动的红线。企业再成功、商业再发达,如果企业和企业家不遵纪守法,带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只能是伤害与灾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是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应有之意。企业家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富的积累与获得,都要在道德约束和法律框架内运行,走歪门邪道获取不义之财,必将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走不高也走不远。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成本趋同的情况下,其本质是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竞争,其背后则是对道德和法治底线的坚守。企业家只有诚信守法,才会有良好的信誉,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赖,进而获得长远利益,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著名学者卡罗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组织在经济上、法律上、伦理上和自行裁量的期望。”当今国内普遍认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是:除了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外,企业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脱离了社会,企业和企业家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人要懂得知恩图报,企业和企业家更要饮水思源。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回馈社会的企业家,才能赢得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才能展现才华和实现理想抱负,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的企业家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反哺社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和参与生态环境改造;开展产业扶贫,积极投入扶贫攻坚;积极参加抗击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兴办学校,支持教育兴国;主动承担经济下行压力,为稳就业做贡献,以彰显优秀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

不断拓展的国际视野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及香港公司有124家上榜,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成为上榜公司最多的国家,在前5名中中国就占了3席。上榜的企业都是不同程度地参与国际化经营的公司。取得如此成绩,说明我国的企业家在国际市场上锻炼成长,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国际视野不断拓展。我们身处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多元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难得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并存。企业家是否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能否紧跟国际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化解风险,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与未来发展。

国际视野要求优秀的企业家思考问题、做决策要胸怀世界、放眼国际,不仅要了解国际市场态势,致力于做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更要了解把握国际贸易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要求优秀的企业家拓宽眼界,不单要了解本行业、本领域的前沿信息,更要对产业链、供应链及其他相关产业,甚至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知与把握。

 

大力弘扬和培育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

 

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不断壮大优秀企业家队伍,引领企业战胜当前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弘扬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这就要求在准确理解把握企业家精神内涵基础上,着力处理好以下关系:

正确处理政商关系,营造优良营商环境

政商关系关涉营商环境,也反映社会风气。如何处理好政府工作人员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要亲商、安商、富商,但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国家大财团和政界之间的那种关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要处理好政商关系,就需要把握好分寸,积极构建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正确履行政府职责。

一是全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一种难得的公共品,政府需要不断提升市场建设、监管、服务水平,为企业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既防止权力阻碍、政策障碍,又消除“特殊服务”、帮企业“吹大气球”的非市场行为,坚持公平竞争、一视同仁,消除多头监管、随机监管、重复监管的现象。

二是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建立企业家和政府的“直通车”制度,在重大经济决策的方案形成、政策制定中建立咨询企业家的机制,鼓励企业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建言献策。搭建平台,让企业家敢于在高端场合发声、在国际场合发声。在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听取企业的反映和诉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三是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鼓励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坦荡真诚地同企业家交往,将支持和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解忧纾困、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考察范围。

四是完善企业家参与机制。建立企业家参与制定和实施重大经济决策、公共政策机制,将征求企业家意见纳入制定涉企政策法规的程序。

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引导”与“尊重和保障企业家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关系

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以及党建融入生产经营中心的具体举措上,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属性、特点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笼统照搬。对于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必须一以贯之;落实党建进章程要求,党委(党组)必须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对于民营企业,要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家拥护党的领导,支持企业党建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充分发挥作用,在职工群众中宣讲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教育引导职工群众发扬爱国爱企精神和职业精神,鼓励职工群众立足岗位做贡献、创业绩、促发展,但不能干涉企业家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人事安排等。同时,有关部门应牵头组织梳理做深做实做细民企党建工作的路径和举措,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好方法。

政府权力和市场竞争的协调是世界性难题。必须处理好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引导与保障企业家自主经营权的关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安全、质量、环保标准等对企业生产经营和产业发展提出要求,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但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干涉属于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动,要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制标准的前提下,交由市场决定企业生产经营方向,由企业家自主做出决策。

正确处理反腐败斗争与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关系

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为了惩治党内腐败分子,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坚决反对和纠正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等违纪违法行为,这对于营造亲清政商关系、良好营商环境等都具有极大的帮助。这种情况下,既需要处理好依法反腐和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关系,查清问题,也要保障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

一是坚持全面依法治理。按照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要求,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环境。对一些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的“擦边球”行为,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确实没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依法从轻从无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专心办好企业。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格违法犯罪构成要件,防止随意化、扩大化。

二是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制度基础。各级政府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家合法权益受损的补偿救济机制;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

三是保护知识产权。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家知识产权保护和价值转化体系,修订有关知识产权申请授权、管理和侵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保护企业家创新创业热情。

 

提高站位,争做新时代优秀国有企业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弘扬践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理所应当发挥“第一方阵”的表率作用,坚持把“五点希望”与“20字”标准联系起来理解,与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把握,与做强做优做大、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生动实践结合起来落实,切实交出应变破局、开创新篇的合格答卷。

一是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国企领导人员任何时候都要自觉把个人奋斗、企业发展放到“国之大者”中去思考和推动。认真领会习总书记关于当前形势、时代大势的重要论述,坚持树立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发展国有经济战略意义的重要论述,以“两个毫不动摇”的高度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勇担肩上重任;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新阶段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论述,坚定地把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作为奋斗方向;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着力推动以更加优化的产业布局、空间布局,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大局;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突出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带头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落地一批重大前沿成果;认真领会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转危为机的主动战。

二是坚定扛起政治使命。在国企领导人员所有使命中,政治使命是摆在第一位的,必须始终致力于成为“管企业的政治家”和“讲政治的企业家”。在疫情叠加变局的关键时刻,统筹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检验国企领导人员政治担当、政治能力的试金石,切实当好“六稳”、“六保”主力军、排头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节点,进一步担起攻坚之责,在巩固好已有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实现帮扶地区全部摘帽,确保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崭新阶段,高质量启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深入对接国家战略规划中把稳前进方向;深度融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雄安新区、海南自贸港等国家重要战略区域,厚植发展后劲,拓宽全新空间;充分发挥主业优势,稳健推进一批党和国家高度关注、事关人民利益福祉的战略项目和战略工程,以实际行动擦亮“两个基础”、“六个力量”的担当本色。

三是全力推动改革发展。对于国企领导人员来说,办好一流企业,就是要早日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把优势资源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特别要把握好“后疫情时代”传统产业数字转型、高端转型新趋势,围绕智慧基建、康养医疗、数字服务等一批新兴战略领域提前谋划、抢占先机,牢牢抓住发展主动权,实现做强做优与做大并步同行。

要把改革作为动力源泉。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大方向,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引领,切实担起深化改革“第一责任人”职责,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力争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等方面落地更多实质性成果。

要把创新作为关键引领。在中美经贸摩擦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事关企业可持续发展,事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事关国家战略安全和发展大局。必须主动增强被人“卡住脖子”的危机感,立足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各类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稳步打造一批独领风骚、独步全球的龙头企业。

要把海外作为突破方向。立足“一带一路”沿线,针对疫情全球蔓延、地缘政治多变、合规挑战加剧等新情况新问题,做好预判,细化方案,赢得主动,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打牢“稳”的基础;要重点围绕项目推进、市场维护、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持续攻坚、持续贡献,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保住“进”的态势;要力所能及为驻在国政府和居民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造好“融”的氛围。要把安全作为工作底线,深入排查企业重大投资、管理运营、安全环保等各方面安全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为新时代企业家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空前难得的机遇和无限可能的未来。只要我们大力弘扬和践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就一定能够持续书写出无愧于总书记期许、党和国家期待、世界人民期盼的一流篇章。

(编辑  季节)



* 杨永胜,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内循环提出的背景,它的学理逻辑和它与外循环的关系。

内循环提出的背景

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它提出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勾划。

一是从2010年之前的几十年,我国实现了平均年增长9.8%的增长速度,成功抵御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寻求软着陆以后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以后又明确表述为向“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一阶段转换。这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和其他类似经济体在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型发展特征大同小异的阶段转换。往后的发展速度有所降低是必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要完成一个“L”形转换,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较长的中高速发展阶段。2010-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8%以下,3年后回落到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12个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里波动。

二是2018年一季度开始,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战。现在美国国内已经朝野空前一致,要全面遏制中国;贸易战已扩展到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对人文交流设限等方面的对立甚至对抗局面。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使原来6.7%的底线再次被击穿,2019年全年的增长速度只有6.1%

三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的经济增速在一季度陡然下降到-6.8%,这是几十年也没有出现的情况。不过二季度已回调,1-6月增速是-1.6%。估计三、四季度能够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不过,经过三重因素的叠加,经济增速回落带来的市场预期并不好,现实生活中诸多矛盾进一步凸显。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前所未有。贸易战必然是一个打打停停的中长期过程。我们需要在处理一系列挑战性问题中,力争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力争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尽管我们取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但前景还不很确定,由于目前全球疫情态势,我们的防疫抗疫工作要常态化,经济生活要与防疫工作同时进行,对疫情进行有效控制、收敛和最终将它消灭。

中央指出,现在一些主要问题都有中长期特征。我们可能要经过5-10年的努力,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以可能还要比6%稍低的增长速度完成L形的转换,以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我们的战略性目标。

尽管在中长期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中央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从客观条件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当然中国目前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中国最后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既说明我们的差距,也意味着我们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较高速地推进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当然我们需要动态地优化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组合。

利用中国自己的成长性,把握好我们的韧性与回旋余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带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出我们的发展潜力。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把握住的、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确定性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解放生产力;同时继续参与全球化,化解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对内循环的学理逻辑的理解

第一,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扩大内需,是从我们已经形成的巨大市场规模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经济低迷时期,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调动和扩大国内需求,拉动有效的供给加以回应这样一种循环。“内循环”这一表述,强调了扩大内需首先形成的是基于本土市场潜力的有效供给的回应;而内需得到的有效供给的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的回应。内循环为主,意味着工业化城镇化一轮一轮地扩大、接纳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人力资本的培育,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不断地释放巨量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的有效供给回应,支撑经济循环。

第二,内循环为主,将更为倚重本土雄厚的市场潜力的释放。

我们现在有必要更多地依靠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合乎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动力体系升级的顺序。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那时我国的基本情况是国内市场还处于初级发育阶段,内循环可以调动的潜力比较有限。通过沿海开放,两头在外、“三来一补”,不仅扩大了出口型工业,也带来了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意识,加快了本土的资金积累。而今天,我们的市场机制有了很大发展,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但毕竟有了一个可依靠的、支持内循环的本土市场基本盘。当然,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合乎逻辑的情况是,国际大循环的分量要调节,内循环的分量要提升。

第三,内循环为主体现了防风险、稳增长、把握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考量“做好自己事情”的主动权如何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要有能力对自己内部的因素进行调控,利用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运行,加上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这是一个更明确表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发展格局。

综合上述背景和学理逻辑,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框架。讲内循环不要忘了外循环。而“内循环为主”有非常明确的对经济结构特征的把握。而且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应该放在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之内理解。

第一,注重内循环为主,绝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且是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更有风险耐受力的行稳致远。

第二,注重内循环为主,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的升级。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的开放来催化和促进改革。目前改革到了深水区,我们需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开放在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就是要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建立带有示范效应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海南打造全球性自由贸易港等战略举措,都体现了这个战略意图。

第三,注重内循环为主,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的升级和发展。当然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外相互的造就。我们不否认大国之间有竞争,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我们还要坚持和平发展。

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有益于全球,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中国只有加入国际竞争,才可能完成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的攀登,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我们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现在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是方向并没有变。中国应该在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上述这些认识,可以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编辑  高梁)



*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政协参政议政专家库成员,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原所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时说,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同时还提到,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过去我们强调国际大循环,现在要把国内循环上升到一个重要位置实现“双循环”,这是需要认真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扩大内需和国内循环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扩大内需,国内经济未必能循环起来。

    在我国的经济成长历程中,从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从过去供小于求的短缺经济,走向了产品供大于求或基本平衡的状态。此后,我们遇到了几次大的危机。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次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时的问题都是外需减少,所以我们要扩大内需。1997年后,扩大内需主要是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更侧重货币政策,国家4万亿元投资加上大量银行贷款,主要也是扩大投资规模。我们在通过扩大投资、促进内需这方面办法很多。

    当然,1997年以前我们也有过几次投资热,主要是用压缩投资的办法克服经济过热问题。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洋跃进”,经过几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次大的调整。1988年“价格闯关”之后又经过一次治理整顿,这两次都是靠压缩投资的办法。总之,我们用调整投资的办法调节社会需求是轻车熟路。调节投资可以扩大需求,也可以减少需求。

    仅靠投资不一定能形成循环

    投资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扩大对当期产品的需求,拉动当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它形成了未来的生产能力。形成新的产能后如果增加的产品卖不出去,就形不成经济循环。比如我们2008年后进行大规模投资,几年后又要去产能、压库存,就是因为不少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了。

    2008年之前,我们已经在考虑控制钢铁出口,因为这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还要大量进口铁矿石。但2008年后又有大量钢铁企业上马,后来也不再说控制钢铁出口了,结果大量钢铁出口引发很多贸易纠纷。所以说,投资本身可以扩大内需,但不一定能形成大循环;要形成循环,最终环节是消费。

    马克思清楚地论证了再生产理论,指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要平衡。我们的当期投资可以拉动需求、促进当期生产,但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必须能够被未来形成的消费市场所消化。否则,国内经济就循环不起来,部分产品只能靠出口消化。

    真正要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就要认识到,关键在扩大国内的消费,其中主要是居民的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我们的居民消费增长很快,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是居民消费的增长没有赶上GDP的增长,更没有赶上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如,2019GDP总量90万亿,其中投资是60多万亿,占到GDP70%以上。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是48.8%2018年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是39%,比1978年降了10个百分点。40年来,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在下降,更不用说应该更高地起到拉动作用。

    过去,国家计委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积累率不能超过30%。当然积累率和投资率不完全一致,但投资率不断上升。这成为我们经济中的一大问题,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如何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

如何提高居民消费,我们曾经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工业品下乡、新能源汽车补贴。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也就是提高劳动者工资。否则,鼓励扩大消费是没有基础的。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王建最近提出,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这样会带来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怎么让农民进城?为什么农民进不了城,因为收入太低。比如说,很多东部地区在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是来自西部贫困地区,那里还有大量的留守儿童等等。但是因为企业工人的工资太低,要想让农民进城,就必须提高工资,他才能够支持家人进城后的基本生活,包括住房、医疗、儿童教育和保险等等。否则他的家属只好留在西部农村。所以说,提高劳动者收入,对扩大内需支持国内外“双循环”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过去我们强调国际大循环,倾向于维持低劳动成本,正是低工资成本,使得我们的出口产品有价格竞争力,从而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所谓“人口红利”是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但我们忘了,低劳动成本不利于国内需求的扩大,阻碍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稳定发展。

    有人说,我们现在经济很困难,增加工资有可能吗?这就是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不同。企业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但是从宏观视角看,广大职工工资那么低,谁来消费?所以,我们要让国内经济循环顺畅,关键在于弄清楚哪个环节没有做到位。

    对比中国和国外的情况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各国口径有所不同,但多数情况下,国外劳动者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70%。我们这方面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怎样提高劳动者收入

这里既有市场行为,也有政府行为。国有企业应该可以有政府行为,其他企业应该是市场行为。现在中国正在经历劳动力从供大于求到基本平衡、再到逐步短缺这样的拐点。随着劳动力供需状态的改变,市场力量就会推动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在市场没有发挥这些作用之前,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扩大劳动者的收入,或者强制性规定最低工资水平。转移支付的方式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等。

    当然,我们不是只讲国内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应该是互相促进的。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内需有助于增加进口,同时减少无效企业的出口,促进外贸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国际大循环更好地发展。

所以,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对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双循环”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编辑  高梁)



* 苏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银联原董事长。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决定性成果,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促进经济工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危中寻机和化危为机的理念,我国积极开展经济发展“内循环”工作。各地应系统性地投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重点完善针对自驾游、乡村旅游的配套设施,把中高收入人群出国旅游的需求转化为国内旅游需求,撬动规模可达万亿元人民币的内需增量。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兼顾多方面经济社会目标,除了拉动内需、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还可以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振兴乡村和提振就业,稳定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顺差。

 

把出国旅游需求转化为国内旅游消费

 

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需求的恢复落后于生产的恢复,进一步提振内需是迫切的需求。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6%,其中二季度增长3.2%,实现了强反弹,然而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4%,二季度仍然下降3.9%

在国际防疫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国内疫情控制相对稳定,旅游业获得了特殊的发展机遇,如果能把出境游需求转化为国内旅游需求,可以拉动万亿级别的内需。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数据,属于服务业的旅游业贸易逆差(中国人境外旅游花费—外国人在中国旅游花费)高达2188亿美元,约1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中国GDP1.5%

在疫情影响下,今年居民出入境旅游基本清零,由于多国疫情仍然处于失控状态、且疫苗的研制和普遍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出境游在2021年也难有恢复。对于中国的国内旅游业,这是一个危中之机,文化和旅游部等部委以及各地政府应当大力采取措施,努力把过往出境游的消费,转化为境内的旅游消费支出。如果能把一半的出境游逆差转化为国内消费,规模将达7500亿之多,相当于2019GDP0.75%,如果措施得当,亦有可能实现万亿级的消费增量。要撬动这万亿级别的旅游消费,需要通过有效的投资来完善地方的旅游业基础设施。

 

有效增强新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

 

中国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具有吸引出国旅游人群增加境内旅游消费的潜力。要释放这一潜力,需要有针对性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过去一段时间,各地纷纷斥资规划和兴建、扩建大型景区,通过提供景区内的交通、游览、餐饮、娱乐和住宿等“一条龙服务”来收回投资。这种谁投资、谁受益的“圈地收费”模式,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居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景区为核心的旅游模式的吸引力逐步下降。偏好出国的旅游者更加重视全方位的旅游体验,包括核心景点、美食体验、文化浸入、自驾自助等多样化模式。游览的景点可以是免费的特色地点,美食可能是网红的深巷小吃,文化体验来自于和本地人的自主交流,自驾则提供了多样体验的可能。这些类型的需求都难以被精确规划到封闭的景区中去,许多国内大型景区建设了民俗体验、购物休闲、餐饮服务、精品住宿等功能,但却往往事倍功半,原因是游客体验的“套路感”太强、特色不足,导致游客停留时间不长,游览的“粘度”不高。为了使游客深度体验国内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需要把投资用到真正产生新效益的地方。

相比起“高大上”的封闭景区建设,我们需要进行新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应注重提升旅游目的地城乡开放空间中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促进游客的渗透式体验。

针对自助式、强调体验的新一代游客,应做好以下方面的设施建设:第一,系统地建设省级线上和线下旅游信息引导系统,线上系统方便游客在出行前进行路线规划,下沉到市县乡级的线下旅游信息服务点为游客出行提供面对面的、个性化的指引;第二,依托现有加油站、旅游服务中心等设施,改造国道沿线的停车、加油、充电、卫生和便利购物设施,提高自助游的体验;第三,疫情后,游客进一步偏好自然体验,露营或者使用宿营车的受欢迎程度上升,相关部门应制定露营设施、宿营车停泊地的建设标准,培养这类新兴的细分旅游市场;最后,很多旅游设施的建设,并不能通过收费直接实现收入,而是通过改善整体旅游环境来取得区域性的经济效益。因此,此类投资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这意味着改善个别县区的旅游环境对自助游的体验帮助不大,而对相关旅游线路上的多个县区进行整体协同改造则有望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相关的投资需要在更高层面进行统筹建设,如在省市一级进行规划和实施。

更重要的是,文旅部和地方相关部门需要深入调研游客的需求。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经营境外游的旅行社以及互联网平台,对典型的出境游游客进行深度调查,了解其在出境游和境内旅游体验方面存在的核心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此外,政府部门也应调研旅游业经营者的专业意见,解决旅游企业在转型时遇到的困难,帮助企业推出出境游的替代产品。

 

在扶贫、就业、振兴乡村中发挥长期作用

 

除了拉动内需、做大国内经济循环之外,旅游业对于巩固精准扶贫成果、稳定就业和振兴乡村都可以发挥长期作用。首先,根据央视2020727日援引文化和旅游部的统计数据,乡村旅游总人次占全国旅游总人次的一半,乡村旅游年总收入1.8万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3。全国乡村旅游扶贫监测点检测显示,通过乡村旅游实现脱贫的人数达到总脱贫人数的33.3%,监测点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的就业贡献度达30.6%

其次,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仅服务于旅游业,更是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品质,普遍增加了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感。

 

减小服务业贸易的逆差

 

改善国内旅游设施条件、丰富文化内涵,可以扭转我国的服务业贸易长期存在逆差的不利局面,稳定中国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在2019年,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是141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是425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是2611亿美元(包括旅游业的逆差2188亿美元);资本项目的顺差是567亿美元。从表面上看,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双顺差”的良好局面,合计1981亿美元。然而根据国际收支恒等式,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余额之和应该为0,出现“双顺差”意味着我国的国际收支的净误差和遗漏项下有高达1981亿美元的流出。虽然这一金额不一定全是资本外逃,但我国仍然要对国际收支中的风险保持警惕。通过发展国内旅游业来减小服务业贸易逆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

                         (编辑  季节)



* 唐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分析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趋势和路径,有助于中央企业准确把握全球技术创新与发展大势,充分发挥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的同时,带领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为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趋势分析


技术创新由数量向质量转变


当前,跨国公司和国际领先研发机构越来越注重研发的质量,致力于追求技术创新的产业化与市场化效率,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采用专利总量、专利授权成功率、影响力以及全球性四项指标来跟踪各机构的创新活动,于2020219日发布了《德温特2020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该报告指出,百强机构呈现出对高质量发明日益关注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创新成果商业化过程中,更加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这些百强创新机构拥有大量的包含多个授权专利的“专利家族”,且这些专利后续获得了其他发明的高频引用,拥有更广阔的潜在市场和促进未来发展的潜力。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18年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报告指出,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有90%对投资回报感到满意,而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中仅有24%对投资回报感到满意。创新企业和机构技术创新战略的重大调整,既是提升创新价值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的内在需求。


研发投入与经营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


全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跨国公司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尖水平,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抢占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和优势。普华永道201811月发布的《全球创新1000强》报告表明,2018财年[1]全球创新1000强的研发支出总额同比增长了11.4%,达到7820亿美元。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1000家上市公司,其研发支出总额占到全球研发总支出的40%,其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创历史新高,达到4.5%。科睿唯安在《德温特2020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中指出,32家连续9次入围全球创新百强的机构,每年可以创造高达2.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它们在各个行业中均保持着领先地位。这32家机构平均已经存活了一个多世纪,它们正是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实现了企业全面创新发展,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下屹立不倒。由此观之,研发投入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且持续的研发投入有利于企业长期保持良好的业绩。


1  2018财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2]


排名

公司名称

总部

所在地

研发费用(亿美元)

所属行业

1

亚马逊(Amazon

美国

226

软件、计算机服务

2

谷歌(Alphabet

美国

162

软件、计算机服务

3

大众(Volkswagen

德国

158

汽车及零部件

4

三星(Samsung

韩国

153

电子、电气设备

5

英特尔(Intel

美国

131

科技:硬件和设备

6

微软(Microsoft

美国

123

软件、计算机服务

7

苹果(Apple

美国

116

科技:硬件和设备

8

罗氏(Roche

瑞士

108

制药和生物技术

9

强生(Johnson&Johnson

美国

106

制药和生物技术

10

默沙东(Merck Us

美国

102

制药和生物技术

11

丰田(Toyota

日本

100

汽车及零部件

12

诺华(Novartis

瑞士

85

制药和生物技术

13

福特(Ford

美国

80

汽车及零部件

14

脸书(Facebook

美国

78

软件、计算机服务

15

辉瑞(Pfizer

美国

77

制药和生物技术

16

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美国

73

汽车及零部件

17

戴姆勒(Daimler

德国

71

汽车及零部件

18

本田(Honda

日本

71

汽车及零部件

19

赛诺菲(Sanofi

法国

66

制药和生物技术

20

西门子(Siemens

德国

61

电子、电气设备


 


新数字化时代开启企业变革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旺盛,新一轮技术浪潮汹涌而至,企业已跨入“新数字化时代”。埃森哲《技术展望2019》报告指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深入地发展,新一轮变革的转折点近在眼前,数字化成为企业构建业务体系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成为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突围的破局点。埃森哲调研了包括411位中国企业领袖在内的全球6600多名业务和信息技术高层管理者,近五分之四(7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企业已经不再孤立地应用数字技术(特别是社交、移动、数据分析和云技术),而是将数字技术视作企业核心技术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数字化时代,领先企业已随时准备为个体消费者量身定制产品、服务乃至生活场景,满足其从生活到工作的各方面需求。例如,国泰航空旗下奖励计划“亚洲万里通”应用区块链技术,确保交易记录安全透明。中国平安陆金所推出了采用AI算法模型的智能化理财产品,基于用户的真实投资与决策行为,了解用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与偏好态度,为其推荐个性化的理财方案。这意味着,新数字化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企业创新将着眼于发展数字技术,实时满足客户需求,并在恰当的时机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


 


全球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路径分析


技术获取型并购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


全球化背景下,科技产业、技术资源的并购整合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一些跨国公司为巩固自身市场地位,利用强大的资金优势,直接并购技术创新企业,快速进入新兴产业并抢占市场份额。普华永道20198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并购活动交易金额为2644亿美元,较2018年下半年下降18%,创过去十年来最大半年度降幅,但高科技行业并购交易量仍处于领先地位。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17年并购报告:科技并购的复兴》认为,通过科技并购,公司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急需的科学技术,实现多赢的局面。该报告分析2012年至2017年的并购交易数据后指出,每5起交易中就有一起与技术有直接的联系,这些交易的价值在整个市场交易价值中所占比例更大。自2012年以来,技术并购交易在每个产业领域所占份额都有明显提升。可以说,技术获取型的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乃至全球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


多元化创新成为拓展优势经营领域的主要路径


随着全球技术创新和互联网快速发展,全球企业的创新领域呈多元化趋势,不再局限于自身的核心业务领域,很多跨国公司沿着多线条多渠道展开创新活动。科睿唯安的数据表明,全球百强创新机构研发投入和技术专利申请十分多样化,其主要创新集中在半导体与电池技术、信息传导技术(无线电、电视和远程通信)、数据处理技术(包括云计算和电子商务)以及医疗设备和制剂等领域。同时,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都在不断探索新兴领域,并形成多领域创新体系。2019年,麻省理工学院评选出的“最聪明的50家公司”中,超过一半的公司都拥有多项技术,形成多样化技术创新发展战略。多元化创新的形成和发展,既有企业寻求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有在物联网、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背景下,一些传统产品功能已经无法满足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消费需要的因素,从而迫使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创新拓宽经营优势领域、不断培育企业新动能(详见表2)。


 


2 部分创新企业多元化创新发展情况


公司

行业

创新领域

腾讯

社交

智慧交通

大疆创新

无人机

云台相机领域

百度

搜索引擎

Apollo无人驾驶汽车

旷视

人脸识别

智能物AloT领域

特斯拉

电动车

Autopilot自动驾驶技术

Nvidia

半导体

无人驾驶、虚拟现实

Oxford Nanopore

基因测序

个性化医疗、食品安全、农业科学及国家安全和国防

微软

软件

HoloLens现实增强技术、集成至Skype和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实时翻译功能


 


“全球化布局+技术创新联盟”成为主流合作模式


创新资源加速在全球布局,世界开始进入以创新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与之相伴的是,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和各类创新要素争夺日趋激烈。特别是许多跨国企业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进行科技协同创新,实现自主创新与技术外包的高效结合。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中心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


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在分析了几十年来近千万份专利和科学出版记录后得出结论,近年来创新活动合作日趋紧密,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该报告指出,面对共同的全球挑战,越来越复杂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与更多更专业的研究机构合作,而这有赖于国际合作。以5G产业为例,2019年中国联通宣布其与西班牙电信集团等8家国际运营商共同成立5G国际合作联盟,旨在与联盟各伙伴共同开发5G技术,推进5G发展速度,助力中国自主品牌5G终端走向全球。可见,各国领先企业在全球布局科技创新中心的同时,也着重打造“强强联合”的技术创新联盟,以国际化合作和创新合作为支点,迅速抢占技术制高点,提升企业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股权激励是推进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随着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对科技创新人才的需求持续加大,对技术人员的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并辅以相应的监督及评估体系,激发员工的创造才能,为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从连续9次入围全球创新百强的32家机构来看,均采取了多种有效的薪酬激励组合计划来吸引、激励和留住员工,通过管理发展和薪酬委员会设立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单元计划、业绩股票单元计划、长期业绩奖励计划、递延薪酬计划等多种激励计划,实现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的高度一致,有效激励和推动了企业的科技创新。


“容错机制+科技创新保险”是科技创新的主要保障


科技创新是高风险活动,创新成功将极大地提高企业竞争力,一旦失败将面临较大损失。2016年,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古维尔在论文中提出,新产品的创新失败率高达47%。《哈佛商业评论》201510月援引的数据表明,企业95%的创新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为此,全球百强创新企业从内外两个层面建立容错机制,保障科技创新。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创造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如英特尔、通用、3M等;另一方面,采取引入外部机制分散风险的做法,如针对信息技术公司、医药生物公司及研发机构可能遭遇的创新失败风险,购买科技创新保险,寻求风险规避与损失兜底服务,让科技创新能够“一帆风顺”[3]


 


3  部分全球百强创新企业容错环境建设情况


公司

具体做法

英特尔

勇担风险是英特尔六大价值观之一,对于风险较大的创新工作,鼓励员工大胆尝试,并且敢于为员工创新失败而承担损失。英特尔借鉴了互联网企业的三个Fail”(即早期失败”Fail early经常失败”Fail often较轻犯错成本”Fail cheap)的理念,不只奖励成绩,还会奖励的错误,激励大家创新。

通用

一项2000万美元的投资计划因为不可预测的市场因素导致失败,但推动该计划的经理仍然得到了提升,参与计划的70位职员,每人也都得到了公司的奖励。

3M

3M公司有超过一半的新产品科研计划以失败收场,但是,3M公司把失败和走进死胡同作为创新工作的一部分,3M鼓励员工用15%的时间去尝试与当前工作无关的事情,失败与否并不重要;3M46个核心技术平台,这些平台每两天就会产出3种新产品,不同平台间的交流往往能带来新的创意,进而让失败的创新物尽其用。

谷歌

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鼓励员工的创新。谷歌曾经的20%制度早已为人所知,即要求技术人员花80%的时间在核心的搜索和广告业务上,其余20%则用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技术项目上,这要求员工必须腾出时间搞创新。善于利用失败和混乱,谷歌快速地推出大量创新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并不完美,但谷歌会让市场来选择,这样创新的失败成本也是最低的。


 


中央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几点思考


逆全球化浪潮抬头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国家对我国调整进出口政策、我国境外合作项目开展和人员设备物资的通关入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海外市场和国际合作对接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条件变化的新形势下,增强国际竞争力,根本要靠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中央企业作为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应当肩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国家实施科技创新重大战略打好主动仗。


立足国家创新战略,加大创新资源优化整合力度


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与国际创新机构和企业在创新能力上存在的差距,在自主创新方针指导下,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要,集中攻克“卡脖子”技术瓶颈;广泛汇聚国内外创新资源,从过去的“各自为战”向“集团军作战”转变。一方面,要加快提高中央企业之间创新资源的整理力度,形成各类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势配置,实现“专业技术”+“跨界融合”=颠覆性创新,提升中央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围绕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明确中央企业在创新型国家体系中的角色与定位,明确中央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体规划和发展路径,将中央企业优势科技资源集中到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技术创新上来,充分发挥“国家队”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努力实现重要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围绕产业链、创新链、需求链,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和价值


此次疫情暴露出许多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短板,一旦供应链运转陷入困境,企业便难以开展正常生产经营。中央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新时代产业革命的大趋势,充分发挥规模优势与技术优势,继续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联动,有效融合产业链、创新链、需求链,集中突破一批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有效带动各关键技术的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形成梯次联动的创新格局,构建全产业链乃至跨行业的创新优势,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无可替代的重要参与者。


注重创新协同发展,开拓科技创新发展新路径


中央企业要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及路径,通过“多元化创新”“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集成创新”“技术联盟”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并调动创新资源。一是加大在全球布局研发中心的投入力度,有效集聚并利用全球领先的创新理念、技术和知识,逐步培育自身创新优势;二是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以及跨行业的协同创新,形成优势互补、分工明确、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开放式合作机制;三是加强各类“技术创新联盟”运营模式和机制研究,特别是以中央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联盟,要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大产业技术攻关及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的主体、主力、主导地位和作用,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展。


 


把握新数字化时代的机遇,探索全新的数字化发展方式


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出,数字化能力高的企业受冲击小、动员能力强、恢复速度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云办公”“线上经营”“互联网+”“智能化生产”,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正快速发展。中央企业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要立足创新进一步加快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国产化替代步伐,有力助推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降本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管理,让供应链形成一张各节点近乎实时互相感知的神经网络,以有效应对国际分工调整和全球产业链日益复杂的态势。与此同时,“数字化竞争”已变成商业竞争的基础逻辑,中央企业要尽快优化自身的数字技术,转变管理及生产方式,提升管理决策和业务运作效率,在商业模式和运营效率上收获更多增长空间,推动数字业务化。


充分发挥员工创新能动性,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中央企业要借鉴国外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等成功经验,建立和完善企业科技人才中长期激励机制,使企业员工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利益主体、风险主体、研发主体甚至决策主体,充分激发企业内部创新活力,为企业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之源。同时,通过内外结合,选拔和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和科技人才队伍,推动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建议持续跟踪分析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新趋势、新模式和新路径,让企业家们及时掌握全球企业技术创新的新动向,以更加开拓的国际视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更快更好发展。


探索建立中央企业“创新保险”,完善创新内外环境


当前,全球性科技企业建立了内外双重容错机制,内部的容错环境使得创新主体不会因面对潜在的超额损失而畏手畏脚,外部的科技保险及兜底机制又将创新失败的风险进行了转移。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中央企业在创新容错机制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步伐。一是在内部环境上,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制定量化创新容错指标体系,限定容错项目个数、项目金额等,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允许中央企业和科技人员大胆试错,营造出包容失败的内部容错环境;二是加强科技创新金融平台建设,逐步构建多层级创新发展基金体系,支持中央企业创新发展和培育新兴产业,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发展;三是研究探索建立“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保险公司”,以市场化机制为中央企业提供创新失败的风险规避途径,有效分散和化解科技创新风险,最大限度发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能动性;四是研究探索建立“中央企业技术创新集团公司”,整合全国优势创新资源,在战略前沿技术、重大基础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等领域进行重大突破,支持并参与中央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研发,努力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


(编辑  宋斌斌)




* 黄吉海,中央企业智库联盟副秘书长。

[1] 2018财年指的是201771日至2018630日。

[2] 根据普华永道201811月发布的《全球创新1000强》报告整理。

[3] 全球最大的财产险公司——美国安达保险就专门为创新型公司提供科技保险产品。


 

把握我国能源转型的大背景要看电力能源结构,主要从能源转型低碳化和数字化趋势这两个方面来思考当前电力能源结构的特点与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电力结构的未来。

 

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主要特点

 

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特点可以主要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一是电力在一个国家能源服务中的地位,二是发电结构的低碳化,三是电网结构,四是用户侧电力结构。

 

电力在能源服务中的地位

是一种优质能源,借助不断延伸的电网给大量工商企业和居民提供服务。然而,从终端能源消费看,电力始终只是提供能源服务的一种能量来源。如表12018年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世界平均水平达到19.2%,排第二位。占比排名最高的是石油(41%),第三位是热力(14.3%),最后是煤炭(10.4%)。北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电力占比基本上达到21%左右,亚洲国家电能占比普遍较高,日本、韩国和中国分别为28.9%25.1%23.9%。根据国网能源院最乐观估计,到2050年,中国电能占终端部门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50%,但仍有一半是非电能源。

 

1 2018年世界及主要国家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按品种)

 

 

我国发电结构显现低碳化趋势

我国发电结构目前火电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开始从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从两位数增长转为个位数增长。无论是发电装机容量还是发电量,都呈现出可再生能源占比扩大的趋势。2019年,发电装机容量59.2%,非化石能源装机(含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1])占40.8%。图1显示了我国1990年以来发电装机总量和结构变化趋势。

1  我国发电装机结构变化

2显示了我国1990年以来发电量结构的份额变化。可以看出,火电在发电量中的份额从2011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发电量占比稳步上升。2019年,我国发电量中,火电占68.9%,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31.1%

2  我国发电量结构变化

 

 

我国电力投资的主要结构

我国电力投资以电网投资为主,电源投资以非化石能源装机为主。

2013年开始,我国电力投资中,电源投资为主的势头被扭转,电网投资持续超过电源投资(如图3)。

3 2010-2018年中国电力建设项目的全部投资

2019年,全国电力投资7995亿元,同比减少2%。其中电网投资4856亿元,同比减少9.6%,占电力总投资的61%,电源投资3139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火电投资仅占20%,其余均为风电、水电、核电和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电源投资。非化石能源电源投资已全面超过火电投资。

4  2019年我国电力投资构成情况

 

 

火电发电装机规模趋向大型化,光伏发电趋向分布式

第一,从火电装机看,其装机规模日趋扩大。出于减少污染物排放和降低单位发电煤耗的目的,200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新建燃煤电站的技术标准,要求新建火电单机容量原则上应为60万千瓦及以上,发电煤耗要控制在286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2019年,在役火电机组容量的44.7%60万千瓦及以上。

二是在可再生能源中,早期建设的光伏发电绝大部分是规模化集中式电站,主要建在西北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2016年,集中式光伏电站份额依然占据光伏发电站的86.7%。到2019年前9月,这一份额已经下降为69.1%,而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份额上升到30.9%。新增光伏电站也逐渐从西向东发展。2019年前三季度,华北、华中地区新增光伏电站占当年的52.6%,西北新增装机仅占26.9%

 

我国处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看,我国还处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有专家提到,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是世界能源转型的引领者。以2017年数据为例,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约6.5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的29.8%;其中水电装机(含抽水蓄能) 3.41亿千瓦,占全球水电装机的29.6%;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3.34亿千瓦,相当于欧盟28国装机总和(3.2亿千瓦),是美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1.61亿千瓦)的2倍。[2] 2017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完成1.63万亿千瓦时,占当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26.2%。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是美国的2.3倍、德国的7.5倍、日本的9.2倍、英国的16.4倍。[3]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确为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2017年,因可再生能源发展而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494百万吨,占当年总排放量的16.4%[4]

然而,即便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领先地位决定了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先行者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在能源转型方面也处于同样的位置。能源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能源替代问题。因此,可再生能源的相对量,即在能源系统中的比重,更能反映能源转型的阶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中份额提升到不同水平,其发展特征和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

国际上通行用非水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来衡量能源转型的进展,因为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既是未来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点电主力军,同时也是对旧有电力系统冲击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如图5,中国、美国、印度、加拿大、日本等国,其总发电量中风光电份额还不到10%,都属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5 全球十大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2018

 

 

从能源转型趋势看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问题

 

认识电源结构存在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潜在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用什么标准去评价某一个特点到底是优点还是问题。必须从能源转型的趋势和逻辑角度去思考电力能源结构,甚至当前电力系统的全部问题。

 

能源转型对电力行业的影响

本次能源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所推动的,最终目的是大幅减少人类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抑制全球变暖趋势。能源转型是影响包括电力行业在内的所有能源行业未来50年最基本和持久的因素,对电力行业发展方向、商业模式和电力体制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能源转型的趋势。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逐渐建立一个基于零碳能源的能源系统。转型的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

能源转型的两个支柱。从各国实践看,低碳到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是依靠大力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而转型的关键是能源系统的转型,其中电力系统转型是关键之关键。

对电力行业的影响。能源转型的要求具体到电力行业,其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发电、电网和用电环节的低碳化;二是整个电力系统的数字化,用数字技术来适应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挑战,更好地适应用户的需求变化。

 

当前电力结构存在的问题

从低碳角度谈电力结构的问题,自然会提到火电比重太高等问题。但笔者认为,这只是我国电力行业的阶段性特征,因为火电比重近年来的确在持续下降,非化石能源装机和发电量稳步上升。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快速跨越到以低碳电力为主。

首先,我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差是根本问题,远不能满足现阶段能源转型的要求。

随着带有波动性特点的风光电比重的上升,必然要求电力系统以更高的灵活性来应对这种波动性。根据欧洲的经验,提升现有电力系统波动性的常见方法有如下五种:

一是提高除风电和光伏之外其他发电厂的灵活度。包括对燃煤发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降低最小电厂功率,提高最大负荷梯度增加,缩短开机时间等;热电联产发电厂可以将热能导入储能系统或集中供热网络,可以扩大其出力的调节范围。

二是加强区域电网的互联互通,发挥相邻电网的“间接储能系统”作用,优化资源利用,减少系统总体成本。

三是提高电力需求侧的灵活性,主要是综合运用储能、热泵、电动汽车、智能电表等技术手段,提高负荷的可调节性。

四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供热、增加储热装置,增加电厂灵活度。与储电相比,储热在技术上更加易于实现,成本也相对要低廉得多。

五是在生产侧、电网侧和用户侧采用储能技术,提高这些环节灵活性。

目前,除了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电化学储能成本高之外,其余四种途径在我国都因为存在各种障碍,要么没动作,要么效果非常有限,导致目前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还是很差。当然,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电源开发与电网规划不匹配,因而才出现了处于能源转型初级阶段、风光电无法上网的比重高企的局面。

其次,火电机组的大型化与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内在矛盾。

目前,很多电力政策思路基本上不考虑能源转型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中一直推崇、并被推广到其他行业的“上大压小”政策。此后,关停小火电机组的标准不断提高。目前,已经要求20万及其以下千瓦火电机组必须关闭,并鼓励上大机组。据统计,60万千瓦及其以上火电机组占全部机组的比重已经占到44%以上。

然而,不断提高火电机组规模,本质上不利于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因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比例的进一步提高,火电机组未来将从基荷电源转变为备用电源。也就是说,在风光电发电高峰,大量的火电机组就要停下来或者低负荷运转让风光电机组优先发电;当风光电出力掉下来时,火电机组要马上顶上去。这就要求火电机组有足够的灵活性。显然,机组规模越大,灵活性越差。而且,60万千瓦的超临界机组如果低负荷运行,煤耗和排放都要大幅度增加,节能减排的目的也无法完全实现。

第三,输网强、配网弱的电网结构无法适应用户侧变革的需要。

能源转型对电力系统来说,至少会产生两个重大的方向性变化:一是随着大量分布式光伏、小型生物质电站、多能互补的微电网等在用户侧出现,电力系统电能将从生产端向消费端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用户端也生产电能——即产消者,prosumer);二是电网从纵向一体化的集中式电网向分布式扁平电网转变。

这两个转变,都需要一个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高和本地平衡能力强的本地配电网。无论是出于大量小型的分布式电站“集成”的需要,还是大量储能设备、电动企业等分布式接入对配电网优化运行和控制的需要,加快实现配电网转型都迫在眉睫。

我国的输电网的技术水平被业内认为是世界领先的,但长期以来,我国投资都是“重输轻配”,导致电网结构薄弱,自动化水平低;基础数据分割严重无法共享,信息化水平低,远不能应对电力系统转型的过程所带来的挑战,也不能适应未来智慧城市和低碳发展的要求。

 

电力结构未来的趋势

 

电力结构未来发展趋势从两个角度阐述,一个是按照能源转型的要求,对未来电力结构的一个“情景分析”,二是能源转型从结构方面导致电力系统的变化,即电力系统转型。

 

未来电力结构

未来电力结构(供给或消费结构)低碳达到何种程度,各家机构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总体上看,可再生能源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倾向乐观预测,而化石能源集团发布的各种报告基本上是保守估计。无论乐观还是保守,其实它们仅仅是反映了既定条件下的“情景分析”而已。重要的是如何能达到实现这个情景的条件。

这里引用中国电力规划院对我国2035年电力结构的一个情景分析。分析分为基准情景(NPS)和可持续发展情景(SDS)。

从图6可以看到,与基准情景相比,可持续发展情景的装机结构中,光伏发电比重增加8%,风电增加4%,核电增加1%,而燃气发电和燃煤发电分别减少1%12%。发电结构方面,可持续发展情景中,光伏发电量增加了8%,风电增加了6%,水电增加了4%,核电增加了4%,燃气发电不变,而燃煤发电则大幅减少24%

6 中国 2035 年发电装机结构,NPS 情景以及 SDS 情景

注:SDS 情景与 NPS 情景相比,引入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以及更少的化石能源发电技术。

 

对情景分析的过度关注,容易导致一种倾向:把电力转型简单理解为不断增加发电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而会倾向于采取传统的“大干快上”(比如我国建风电三峡)的方式,短期内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可再生能源比重比较小的时候,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矛盾不大,但随着可再生能源比重的进一步提高,两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必然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种种障碍。正如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电网先假定自己不需要做大的变革,并把出现冲突的原因归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方。

 

电力系统转型的方向

电力系统转型,关键在电网转型。无论是上游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还是下游因可再生分布式能源和微电网等电力系统新生力量的进入,以及能源转型所推动的电力行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都主要发生在用户侧。因此,一个与未来分布式扁平化发展趋势方向完全不同的传统电网,必须要尽快转型来实现这一变革趋势。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变革和投资方向的调整来实现转型,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电力体制改革,真正实现一个能够“管住”的“中间”,使“中间”真正成为一个单纯的输送通道,而不是上下游的“关键”。否则,“中间”管不住的结果,就是“两边”被“中间”管住了。

                                (编辑 杨利红)



* 朱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

[1] 生物质发电占比太小,忽略不计。

[2] REN21的数据。

[3]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18数据计算。

[4] 数据来自IRENA的计算,数据是2016年的数据。

 

我国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将“厂网合一”的体制改为“厂网分开”,可以说基本完成了发电体制的改革。2015年的九号文件开启了本轮的电改。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中关于“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思路,明确将电网体制改革纳入到本轮电改之中,确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原则。

中央提出的电力改革既包括了体制改革,也包括了机制改革。然而4年来,电改的重点基本都放在了电力市场相关机制的建立上,比如输配电价改革、组建电力交易中心、售电侧改革、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电力现货交易等,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机制的建立需要体制的支撑,如果两者的改革不同步,那么机制的改革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轮电改是在能源转型成为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有别于上一轮电改和其他国家已进行的电改)。这一背景特点赋予了本轮电改新的时代使命:必须要将有利于促进能源转型作为改革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新的能源结构需要新体制与此适应。因此,电网体制的改革显得尤其重要。

 

能源转型要求重塑电网

 

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都需要调整能源结构,从传统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具有更多样和分散、低密度的特点。可再生能源绝大部分需要转换成电热能后才能利用,因此能源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实现传统电网的变革,重塑一个与低惯量、小型化、分散化可再生能源相适应的新型电网,进而组成直接面向用户的综合能源系统。

20188月,在美国波特兰市召开了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电力与能源学会年会(IEEE PES),将“重新构想电网(Re-imaging the Electric Grid)”列为大会主题,约340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力与能源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参加了这次会议,说明传统电网的变革或重塑已成为各国能源工作者的共识和世界潮流。

变革或重塑电网,国内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改良的路线,即保持电网的“立体、塔型”结构不变,坚持按照传统电网不断提升电压等级的发展思路,继续增加“塔”的高度,进一步提高电网的集中度和垂直度。与此同时,进行电网的智能化改造和建设,为电网穿上一件时髦的智能化外衣,称之为“坚强智能电网”。另一种是革新的路线,即改变传统电网的发展模式,通过在配电网内建设以智能电网(smart grid)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实现配电网的有源化、局域化、协同化,使配电网由被动的无源网变为主动的有源网,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局域电网。同时广泛采用包括柔性直流在内的电力电子、储能等新技术,共同推动电网向分布式、扁平化方向发展,最终形成多分区输电网(枢纽电网)加有源配电网(局域电网)的网络形态(模式)。

前一种路线提出建设“坚强智能电网”。但电网的脆弱性是与生俱来的,电网的智能化无法改变电网的电气特性,也不能规避电网的电气稳定性遭受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的风险。交流特高压电网因具有难以克服的寄生性,不仅没有降低电网的脆弱性,反而增大了安全风险。如果再片面依靠“电从远方来”的方针指导,沿用传统化石能源的发展模式来发展风、光电力,将造成长期大量弃风弃光,增加了能源转型成本,延缓了能源转型的进程。

后一种路线所建设的分布式、扁平化电网,是根据可再生能源的自然禀赋,遵循电网分区就近平衡规律,对传统电网进行具有颠覆性的变革。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极大降低电网的脆弱性,避免大面积停电的风险,还鼓励和支持电力消费者同时成为电力生产者,进行能源转型的“人民战争”,结果将大大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电网的重塑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一个是建立新的电网技术模式,另一个是建立与这个模式相适应的电网体制,两者相辅相成。而后者正是本轮电改需要完成的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启示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无疑是本轮电改的一个亮点。但试点项目自启动以来,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推进缓慢。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在改革关键问题、关键环节上认识不到位,配售电业务向社会放开的要求未得到有效落实:二是一些试点项目在供电区域划分、接入系统等方面迟迟难以落地;三是一些地方的电网企业利用主业资源开展售电业务,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尽管国家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推进这方面工作,但试点工作的进展仍不理想。

其实,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遇到上述问题在所难免,因为这项试点是在基本保持电网原有管理体制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通过试点的实践,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1、必须在体制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上下功夫。好的体制加上好的机制,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各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电网体制不变,那么电网公司本质上仍旧是一个配售电领域的竞争者。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全心全意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是一种不合情理和不切实际的想法。

2、让参与改革的各方都真正知晓改革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目标。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看不清该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不仅是一些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包括所有投资人也都存在这个问题。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应到何时为止,试点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现在到了明确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从电力体制改革全局看,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应该是电网输配分开的一个序幕。如果这项改革试点最终没能导致输配分开,那它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试想,如果改革试点最终的结局是这样:存量配电网及其售电业务都由电网企业掌控,增量配电网及其售电业务都由社会资本掌控。这样的结局似乎很理想,但它只有在增量配电网都是孤立的局域电网条件下,才是一种合理可行的模式。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增量配电网都要依靠电网企业掌控的输电网供电,存量配电网与增量配电网之间的“比较性竞争”,是在条件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无法保证公平公正。更大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增量配电网实际上是存量的延伸,其建设和运营对存量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可以肯定的是,试点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很小一部分增量配电网由社会资本参股或控股。显然,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需要统筹谋划,明确远期目标。孤立单纯的改革试点没有太大价值,也很难取得成功。

 

适合我国国情的电网体制模式

 

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要求“继续深化对区域电网建设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输配体制研究”,指的正是电网体制改革的问题。“深化研究”应当理解为:电网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应结合改革的实践,在本轮电改中适时提出并实施。

事实上,以4年来改革暴露的问题为导向,经过反复研究探索,电网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输配分开+区域(输)电网”模式。具体地说,就是纵向实行“输配分开”(真正放开电网的另一头);横向成立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区域输电网公司,省级输电网的实体地位不变。国家电网公司在改变功能的前提下可继续保留,主要职责为建设运营区域电网间输电联络线路、从技术上协调各区域电网的电力平衡、参与国外电网建设等。存量配电网,可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经过招投标等必要程序,按适当比例划分给中央和地方的发电集团、相关能源公司,以及独立的配售电公司;同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大规模引入社会资本。

       这并非标新立异的构想,基本是上一轮电改准备实施而未实施的方案,只不过在今天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得更深刻。

 

电网企业不能一家独大

国有企业应该做大做强,但做大绝不是一家独大,而应当是一个群体的壮大。电网具有自然垄断特性,但不等于说电网企业可以一家独大,这既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也不符合电网技术规律。电网可以扩大联网规模,但并不意味着电网企业的规模也要随之扩大。

竞争是促进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最有效手段。电网不能在同一区域内进行“对抗性竞争”,但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比较性竞争”,即通过科学设计,将全国电网适当分为几个规模大体相当的区域电网,形成一种“比较竞争”的态势,这样有利于在政府的监管下,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公有制条件下,“比较竞争”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市场竞争方式)。

 

输配分开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

电力体制改革需要依据国情: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人情味浓,民众的法治观念还相对薄弱;二是在国家大电网之外,存在着数量十分可观的用户自建配电网;三是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

首先,电网体制改革方案的优劣不能凭主观判断,必须靠实践检验。在要求电网企业重新定位,改变营运模式,只收取经政府核定的过网费的同时,又允许电网企业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售电公司经营售电。尽管要求输配业务与售电业务分开,但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这种“藕断丝连”的“体制模式”,在实践中基本不可能为建立公平公正的电力市场贡献正能量。

其次,据调查推测,网外配电资产的总量比大电网现有资产的总规模还要大得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四个问题:一是国家大电网内输电网和配电网的投资比例严重失衡,配电网的建设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二是配电网由于数量很大,资金的需求也十分巨大,现行电网的投融资机制,无法满足配电网建设的需要,社会资本早就以非市场化的方式,大规模且被动地进入了配电领域;三是大电网的现行管理体制,大大拉开了电网与地方经济的距离,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不得不自建配电网并无偿移交给电网企业;四是说明被动的“输配分开”其实早已存在,由于是被动的,配电网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如利用率低、能损大、服务质量差、电价高等问题。这四个问题都表明,现行电网体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改革最好的选择就是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建立输配分开体制。可以预期,输配分开后配电网将更加贴近各企业用户,社会的营商环境会因此得到大的改善。那种由企业被动自建配电网,然后无偿移交给电网企业的严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第三,输配分开后形成“中央政府管输电,地方政府管配电”的格局,实质上是在电力行业进行的最大、最有效的放权,结果必然为配电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开广阔前景,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配电网建设。配电网是能源互联网建设的主战场,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必将掀起一个能源互联网建设的高潮,从而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为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输配分开是能源转型的客观要求

能源转型的成功依赖于电网的重塑,而电网重塑的重点在配电网。电网向着扁平化、分布式方向发展的过程,是配电网不断由被动变为主动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配电网内分布式能源比例将不断增长,多数配电网可超过自身用电负荷的20%,相当一部分可以超过50%,有的还可以超过100%。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能源互联网建设,将使配电网进一步局域化、市场化,在能源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能源转型导致的配电网变革是输配分开的深层次原因,因为能源转型以及相应的电网技术模式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而电网体制则代表生产关系。电网体制的变革,正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

 

关于我国的电力市场体系

 

与“输配分开+区域(输)电网”的电网体制对应,我国将形成四个层级的电力市场:即垮区域电力交易市场、区域电力交易市场、省级电力交易市场和配网电力交易市场(微平衡电力交易市场),共同组成我国完整的电力市场体系。它们分别依托跨区输电线路、区域输电网、省输电网和配电网。各级市场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完成服务用户的目标。

四个电力市场中,有源配电网的微平衡交易市场情况最为特殊。在这个市场里有两种运营模式:一是一体化模式,即配电网公司拥有该配电网全部资产,并负责整个配电网的发、配、售业务以及保底任务。在这种模式下,该配电网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个放大的微电网,内部可按照微电网的做法进行直接协商交易,对外可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各级市场交易。二是多元协同模式,即配电网内存在其它售电公司和(或)分布式电源、微电网等公司。第一种模式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形成一种垄断,但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每个配电网范围又相对有限,比较性竞争激烈,加上政府监督,其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在新的电网体制下,电力调度交易体制改革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调度和交易联系密切,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自围绕电网的运行方式提出约束条件,经协调修正,最后求得同一个解,所以理想的体制是两者合二为一。在此基础上也有两种模式:一是相对独立运行,二是仍归属输电网,在输配分开的条件下,第二种模式也是合理和可行的。

对照中央提出的改革要求,可以看出,本轮电力改革主要聚焦在电力市场相关机制的建立上,有意无意忽视或回避了电网体制的改革,这是极不明智的。事实上,电网体制改革正是深化改革、确保建立公平公正电力市场的关键一招,也是促进电网重塑和加快能源转型的实招、硬招。改革就是创新,体制改革就是体制的创新,只要政府主管部门不忘初衷,敢于担当,在创新的时代带头创新,完成电网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不难的。

实践证明,“输配合一、一家独大”的电网体制已经过时。在新的时代,无论是从市场建设、企业定位、能源转型、国情特点、电网技术规律等任意角度看,电网的输配都有必要分开。输电网和配电网各有各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前者要建设的是一个枢纽型、平台型、共享型的现代化电网(企业),后者要建设的则是以分布式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互联网(企业);一个具有高度垄断性和统一性,一个具有相对竞争性和分散性。两者分开治理有利于集中精力,以更精湛的专业技术,高水平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从而为加快我国的能源转型做出更大贡献。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原发表于《电力法律观察》。经作者同意本刊摘要发表。

* 吴安平,西南电力设计院原副总工程师。

 

 

2020年是制定“十四五”能源规划的关键一年,研究能源电力转型的大趋势,对于制定规划有重要意义。把握能源电力转型的趋势,一是要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二是要把握能源电力转型的基本推动力;三是要把握中国能源与电力的关系;四是要把握电力工业性质的变化;五是要把握能源电力中关键领域的发展规律;六是要把握能源电力技术发展趋势。而作好“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不仅要考虑到规划的内容,而且要充分考虑到规划编制方法的改革。

中国能源电力转型趋势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能源和电力工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电力工业的规模由小到大再到强,电力供应能力由严重短缺、不足到平衡和略有富余,技术水平由落后到先进和部分领先。现在,中国电力工业已发展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水平先进、供应能力充足的现代电力系统。

十九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及中国经济、资源、能源转型的基本要求,即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百年目标”是能源电力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源泉。同时,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的资源利用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要把握能源电力发展的大趋势,必须坚持正确的能源价值观和方法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我认为能源价值观由能源安全、绿色、经济三个要素构成。其中,能源安全是核心,绿色(包括清洁、低碳、生态良好)和经济性是两个重要约束。同时,不论从各国的能源战略看,还是从能源发展历史看,能源转型核心都是以保障能源安全为最重要目的。但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能源安全如果没有绿色和经济性约束是没有意义的。我国能源发展的方法论就是“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即通过生产革命实现能源供给侧的绿色、经济和多元化,通过消费革命实现能源节约,而生产革命和消费革命的主要支撑是科技革命、体制革命与国际合作。

当前,世界范围兴起的能源电力转型的基本推动力有三个方面:一是人类总是不断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当前,以新能源发电技术不断进步为基础,以互联网、移动通信、智能化发展和应用不断深化为依托,已经具备了大规模能源电力转型的技术基础。二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共同追求。受百年以来化石能源大量使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变暖持续严重,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影响,迫切需要减排温室气体成为全人类共同推动能源电力转型的强大动力。三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价值规律支配。如果能源电力转型所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太大,不仅难以推动而且难以持续,正是由于科技进步,使能源大规模转型有了可预见的经济性和可行性。以上三个推动力决定了当前能源转型的特点是以可再生能源转化为电力和终端能源应用的电力化为核心内容,因此称为能源电力转型。

 

能源电力转型的十大趋势

 

判断1在能源供给侧,非水新能源快速发展,条件较好的项目与传统化石能源发电相比,经过5-10年发展具有经济上和应用上的竞争力。如果将碳价考虑在内,竞争能力则进一步增强。我国能源转型将会改变以油气替代煤炭的传统替代阶段,加速进入非化石能源替代煤炭、石油阶段。预计在2035年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约占全电量的50%

判断2电力工业的功能性质已经由传统的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对电力供应提出的量、质要求(公用性、基础性),拓展为促进能源系统绿色化,进一步成为能源工业的主体和循环经济的核心。电力工业的性质转变(图1),如果从电能生产领域、电能使用领域以及交叉领域所承担的新功能来看,电力工业的主要任务并不只是提出电能,而是要考虑全社会资源及能源的高质量利用。

 

1  电力工业性质转变图[1]

 

判断3在能源侧及电力需求侧,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到2035年,该比重将接近40%2050年超过50%,成为能源消费的绝对主体。

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基本持平,且我国还略高于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一些专家由此认为,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比重不会再提高。笔者认为,发达国家天然气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大约为25%左右,而我国仅在7%左右,我国计划在2020年力争达到10%2030年达到15%左右。制约天然气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源、价格以及低碳(相对于可再生能源)特性。要提高我国终端能源消费的清洁化,需要同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及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图22005-2015年电力转化能源及电能消费占比,可以看出,这两个曲线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未来会进一步加快提升。

2  2005-2015年电力转化能源及电能消费占比

判断4随着新电气化时代的到来,电能需求还有较大空间。我们既要解决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面临的电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又要满足完成工业化对电力的需要,还要满足未来能源消费以电力为主体的需要,因此电力在较长时期内还要实现较快速发展。

3显示了1978年到2017年我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全社会用电量增速/GDP增速)的变化情况。由图中可以看出,1个年度的年际平均弹性系数值在0~2之间,且年际间波动较大,没有体现出电力消费是经济增长“晴雨表”的稳定关系;但10年滑动平均弹性系数曲线在0.8~1.2之间,且呈现出较规律性的波动,既反映出了“晴雨表”特性,也反映出弹性系数的周期性变化。虽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弹性系数将稍小于1,但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第二产业用电量比重虽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会持续下降,但在中长期应当维持在约50%左右。同时考虑到未来能源使用的电能化以及智能设备大发展和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电能应用将有较大空间。2013年,我曾写文章预测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7.5万亿千瓦,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高得离谱的预测,但现在看来可能最接近实际。经过分析,我仍然维持2013年我对全社会用电量的预测,即2030年为11万亿千瓦时,204014万亿千瓦时。当时我预测,2050年将达到16万亿千瓦时,现在看来很难预测这个数值,主要原因是彼时电的用途与统计口径与现在有很大不同,基于能源电力安全和用户的特别需要,相当一部分电量会用于生产氢能或合成能源,电向能源的反向转换将成为常态,且由电能生产的电能源规模会扩大。

3  1978-2017年中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变化情况

判断5:电力发展约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火电(煤电)机组的技术水平已是世界先进、甚至领先,污染控制技术也是世界先进技术,常规污染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个传统的制约电力发展的最大因素已经发生转变。同时,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减少水资源等消耗的空间也大大减少,电力行业将逐步过渡到碳约束和以碳减排为统领的节能减排新阶段。

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常规污染物排放和有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重金属排放以及其他环境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进一步解决污染问题的思路是考虑投入与产出是否合算(这个“合算”包括了环境效益)。总体来看还是要科学合理地以环境质量要求为依据,以技术经济条件为约束,科学制定排放标准,科学开展环境治理。过度的治理和不顾条件的扩大某种技术的应用范围,对企业施加不合理的压力,对环境造成的副作用会加大,甚至得不偿失。

有人认为,单位GDP能耗指标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在能源电力生产领域、钢铁、有色、建材等领域,为缩小这种差距而采取强度节能已经几无空间,降低这个复合性指标要在“分母”上下工夫,即在经济结构上下工夫,而不是持续加大投入实施节能改造。

判断6:电力生产和输送布局由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如西电东送),逐步过渡到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与分布式、就地平衡并举,再发展到以就地平衡为主,但大范围优化配置清洁低碳电力,仍然是中国能源战略安全和资源综合优化利用的重要选择。

第二产业发展仍然是我国未来最大的用电领域,而第二产业布局不仅受能源需求的制约,也受其他资源和地域的制约。同时,由于中国清洁能源分布的特点,以及未来电能与其他能源(如氢)之间互相转换和与其他资源的优化匹配,也需要有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电力的能力。

判断7:电力系统运行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能源电力转型持续推进,能源侧、电力生产和供应侧、电力需求侧这三方面的融合度不断加大,形成的新能源发电、分布式电力系统、储能储电、综合能源服务的部分不断扩大。电力需求侧管理(DSM)将逐步过渡到需求响应(DR)阶段,再过渡到供需耦合的阶段。此阶段,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成为电力、电量的主体,且与核电、大型水电、气电、煤电、分布式电源、储电等共同构成多元化的新型电力系统。

在传统电力管理模式中,体制背景是计划经济或者以计划管理为主,电价由政府完全控制到重点控制,技术背景逐步发展到自动化、信息化阶段。在供需耦合阶段,体制背景将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除极少部分电价由政府控制外,基本上以市场确定,而技术背景进入到云大物移智阶段。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需求响应与电力供需耦合的发展发生变化(图4)。能源电力转型使得能源侧、电力供给侧、电力需求侧之间逐步加大了融合,形成了新的业态和不同的商业模式,传统的较为清晰的行业界线变得模糊了,必须有新的制度加以规范,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发展的要求。

4 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需求响应与电力供需耦合发展变化

判断8:储能储电决定能源及电力系统转型的进程和形态。储能将快速、大规模地在电网侧、发电侧、用户侧全面发展,对于保障电力系统稳定,促进能源低碳转型,促进全社会低碳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储能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及消纳问题,而且对于提高核电、煤电机组的可靠、经济运行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减少煤电装机容量,或者促进加快淘汰高碳排放的火电机组。多种储能的快速发展,由于具有替代性,需要政府部门和企业对火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进行理性考虑,防止大范围的“一刀切”,从而降低机组的高效性能。

动力电池储电的快速发展,由于其快速放电特性,将大为改善电网的调节速度的电能质量。当有较大规模的动力电池储电用于电网调节时,对于推进电网系统和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模式具有本质性影响。图5为电网、电源与用户的关系及储能主要应用图,电网侧、电源侧、用户侧都可以储能(电),但功能不同。与此同时,储能空间是一定的,尽管储能发展可以扩大用户的范围,但储能之间具有互相替代性,因此应当统筹考虑储能发展问题。

5  电网、电源与用户的关系及储能主要应用图

判断9:电动汽车将持续快速发展,与电力系形成深度互动,尤其是智能电动汽车与新型电池、充电设施的互动性推进,将促进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也将进一步促进电力系统加快向供需耦合的方向“进化”。

判断10:电力系统将不断演变,2025年左右我国电力将是以智能电网为基础的电力系统;2035年左右将是以智能电网为核心、能源互联网为基础的能源系统;2050年左右,将是与其他能量、物质、交通、信息高度融合的综合性系统。新电气化时代将成为新时代的主要标志。

以上十个判断,粗略预计了能源电力转型的近、中期特点,以及转型高级阶段初期电力系统的形态。能源电力转型是一个既快速而又漫长的过程,对此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快速,是指多项技术发展之间相互促进而产生的巨大复合效应和物理形态往往远超人们的预期。泛在互联网、5G通讯、新能源发电与智能电网、电—能双向储转、智能电动汽车、智能制造等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大规模应用在技术上有望很快实现。漫长,是指巨大能源系统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且这个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不仅会受到技术瓶颈的制约,更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导向所构成的生产关系制约,还有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形势的影响。十大趋势是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角度所做出的思考。历史将再次证明,能源电力转型将改变世界!

 

对“十四五”能源规划编制的建议

 

首先,对过去尤其是“十三五”能源类规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促进对“十四五”能源规划编制本身进行改革。要敢于破除传统的、不适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规划框架,如进一步减少规划层次、优化规划内容。

其次,更加重视能源各个方面的协调性。把重点放到能源综合规划上,尽量采用自上而下形成综合能源规划统领下的多种能源子规划相互衔接的整体规划方法,力求避免采用自下而上使能源综合规划成为其他专项能源规划的简单叠加的方法。

第三,加强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能源指标体系研究,使能源规划由品种、数量的平衡型规划转向能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提高型规划。因此,规划应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即以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和“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为主要载体。

第四,在“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坚持目标的统筹协调,而不是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割裂开来。同时,考虑到经济社会能源转型的大背景、大潮流,“十四五”规划中应当补上以减“碳”而不是减“炭”为核心的“低碳”发展“短板”。如在确定指标体系及具体目标时,应当压实碳指标。

第五,淡化规划中能源数量平衡内容。当前全球一体化和中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以及“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各方面变化迅猛,规划实施中能源总量或者不同能源品种结构的变化与实际不符,这恰恰反映了它的正常性。因此,过多拘泥数量平衡是没有意义的。

第六,强化政策的引导作用。在能源安全底线思维下,淡化了数量平衡后,要有调整能源数量的政策工具,注重通过市场机制发挥政策调控的作用。要说新规划与传统规划的最大区别,应当是政策的作用更加直接和重要。过去主要是通过计划手段实现规划目标,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多数情况下这种手段难以发挥作用,规划目标的实现主要靠政策导向。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中的“十大趋势”内容在201913日首次发表在《中国能源报》。

* 王志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

[1] 此图由王志轩2009年提出。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潜在危机

  改革开放起步时,家庭联产承包制释放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生产力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当前农业面临新的潜在危机正在逐渐显现,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中,农业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领域。。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三点:

  1.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退租或“跑路”现象较多,分散种植农户弃耕撂荒屡见不鲜。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下滑,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目前农民家庭经济中,粮食种植的比例逐渐下降,演变为家庭副业。据有关调查,粮食生产收入仅占农民家庭收入的10%-20%,种粮成为支撑家庭温饱的“最低生活保障”。单纯依靠有限的承包土地产出,已无法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另一方面,土地流转租金在规模种植成本中占比过高,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相对稳定,导致种植大户退租或“跑路”、土地撂荒现象逐渐增多。

  种植业收入受限,土地流转租金成为农业生产的沉重负担,必然阻碍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进程,并导致分散小农户的生产效率逐年降低。如不解决,我国农业将陷入困境。

  2.农产品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对外依存度达到25%左右。

  当前我国因人口增加、城镇化、膳食结构升级等因素推动,对农产品需求呈持续刚性增长。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提高到0.45吨,但还不到美国人均粮食占有量(1.1吨)的一半。同时,由于城镇化导致耕地不断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等因素,农业产能潜力提升有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产品供需缺口不断扩大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近年来,我国每年粮食(含大豆)进口量都在1亿吨以上,约占国内粮食产量的近20%;加上其他农副产品进口,共换算为6-7亿亩耕地当量;按照国内18亿亩耕地产出估算,我国农业生产对外依存度已达25%以上。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成为我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掣肘。

  3.返乡农民工数量增加,土地承载压力增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出口订单减少,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从此,农民工由单向流动转为双向流动,201520172018年,全国返乡农民工分别为242万、740万、780万人。农民工返乡,农村土地的人口承载量增加;由于土地生产效率增长低于返乡农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土地的净收入将大幅降低。农民总收入的减少和农业生产净收入的降低,将是我国农业面临的重大风险。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广大农村已经实现从人力、畜力的小农耕作到机械化、科技化的本质性转变,农业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但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基本上仍停滞在40年前以“一家一户”耕作方式为主的状态。目前我国共有2.3亿土地承包户,户均7.5亩,包括少量流转土地在内、经营30亩土地以下的承包户仍占96%。这种小规模、分散化的家庭耕作模式,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结论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农业生产力与落后的农业生产关系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发展规模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理论。生产关系滞后会制约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超前,同样会制约甚至破坏生产力。

 

农业合作社更适应当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催生了生产关系的演变。据调查统计,截至2015年底,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超过250万户,其中农民合作社达153万家,流转耕地8838万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8%;家庭农场(种植大户)87.7万个,经营耕地1.76亿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15万个。

  实践证明,分散农户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种植大户)规模大、产量高。我国农业已经进入“小而粗、大而精”的规模化发展阶段,机械化、科学化的耕作模式,在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规模化经营主体中,可以发挥出更大的潜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相比,前者的平均规模比后者大5倍,亩产高20%左右。可见,两种规模化生产组织中,合作社更适应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

  2019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全国24个典型合作社中,出现了跨行政区划的大型合作社,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金沙河合作社就是华北地区的一个实例。该合作社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加入该合作社的不但包括南和县几个乡的农户,也包括相邻的沙河市的几千农户。最近安徽省涡阳县也有上千亩耕地加入该合作社。  实践证明,这种一二三产融合的合作社,而不是只有种植业的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或合作社,突破了小农经济的束缚,使我国农业生产力在当今技术条件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我国农业规模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国农业发展应发展新型规模化

  世界农业史证明,规模化是农业发达国家的成功之路,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众多、而人均土地面积较少的国家,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时期,要确定以何种程度、何种方式实现规模化,其判断标准是看在这个水平上,是否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最佳配置,是否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是否使各经营主体获得合理的分配份额。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家庭承包制以后的“第二次飞跃”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家庭联产承包的能量已经充分释放的情况下,在农业生产力已经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我国农业发展应该再度踏上新型的规模化之路。

新型规模化的原则与方向(三级标题)

  1.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制不变。发展新型规模化,是要改变承包制下的小农生产方式,而不是恢复平均主义主导的人民公社制度。当前土地承包权是国家赋予农民的基本保障性福利制度。加快农民社保制度的建设,是加快土地所有权进入市场的必要条件。

  2.坚持市场化方向,尊重农民意愿,破除行政区划界限。新型规模化要尊重各方经营主体意愿,破除现有行政区划对于种植经营组织方式和经营规模的限制,不设置规模上下限,赋予经营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严禁设行政命令定指标、强迫农民流转土地。

  3.坚持市场机制与农民利益保护机制并重的底线思维。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确保农民承包土地“不贬值、不流失、不亏损”,而且能够及时足额获取权益,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原则。中央要求“探索实行农民负盈不负亏的分配机制”,对土地经营权入股实行“保底收益+二次分红”,就是要建立农民利益保护屏障,要探索创新农户参与的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防止在规模化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4.防止在规模化过程中非农化、非粮化。我国土地资源稀缺,但40年来土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严重。不少地方在土地大规模流转过程中,借“土地流转”之名行“工业化、商业化”之实,严重违背土地规模化流转的初衷,破坏土地用于粮食生产的基本功能。应强化土地流转用途的约束刚性,确保我国农业规模化的正确方向。

  5.工商资本下乡。在更大范围实现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首要条件是解决融资需求。没有资金支撑,其他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无法整合,就不可能实现生产力的提高。新型规模化,融资需求巨大,包含种养殖业和经济作物在内,所需资金以数万亿计。而农业规模化生产可以创造的财富,将远远高于资金投入的成本,这已经被许多实例所证明。

  6.科技创新驱动。新型规模化向广度和深度进展,将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未来农业发展将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发展的轨道上来,也将对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各种要素提出更高要求,并由此催生出巨大的高端农用物资内生需求动力。

  7.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调查显示,许多地方的老一代农民已经无力耕作,绝大多数新一代农民不愿意从事传统农业。当前我国农业最为缺乏的是新型职业农民,是使用各项先进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如果一位职业农民平均种植管理500亩土地,全国约需要400万职业农民来承担18亿亩土地的耕作,那将是我国农业提升到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8. 三大产业融合发展。新型规模化不是种植业自身的扩张蜕变,而是要实现农产品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解决小农户长期游离于农产品生产流通体系之外的难题。我国农业的新型规模化发展,要紧密依托第二、三产业的渠道、市场、资金、管理等多方优势,通过上下游之间的信息传导和反馈机制,使得农业能够及时根据市场波动,调整种植结构,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

以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为基础,构建农业安全生产全程可追溯体系,实现农业生产源头管控,将有效解决规模化农业的市场销售问题,有效防范终端市场风险波动。

 

农业新型规模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使现有土地生产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农产品。新型规模化之路,蕴藏着巨大的产能和利润的提升空间,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显著提高产出效率。根据调研,金沙河合作社粮食亩产比普通农户增加100-200斤,增产10%左右。散户养殖奶牛每头日产奶量仅有15公斤,大型养殖场奶牛每头日产量达30公斤。可以预期,我国实现农业规模化,总体上可增加10%的产出,相当于增加2亿亩耕地。

  2.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如果我们将规模化提升到一定水平,至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左右的进口,农产品自给率的提升不但增加了国民收入,也能够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实力。

  3.有利于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根据金沙河合作社的数据,单位土地净收入的分配,提供土地的农户获得70%,职业农民获得20%,提供资金和管理的企业获得10%。但提供土地的农户每户只有几亩地,70%相当于每户收入6000元左右;职业农民种植经营几百亩,每年收入可达20-30万元。

  4.对农业生产力各要素的有效需求大大增加。农业规模化不但可以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也将提高,从而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对高档农机等需求将成倍增长,也将刺激国内制造业科技创新。由于这类需求的前提是农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因此是对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

  5.为我国过剩资金提供市场空间。我国货币超发,资金过剩,法定准备金率处于世界高位。可以预期,农业新型规模化之路可以吸收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资金下乡,并可以提供不低于工商业的回报,这将为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6.必然推动农村的变革。农村的生活方式必然发生根本性变革,由分散化居住转化为集中居住。一方面会释放出大量土地供给,农民宅基地总规模会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这一变革将产生巨大的就业需求,同时为返乡的农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总之,农业新型规模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必由之路的组成部分,形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发展新战略。作为“一二三产融合跨行政区划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南和县金沙河合作社是一个有意义的范例。

(编辑  宋斌斌)



 

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的判断

    我们党的历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曾经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做过四次重大的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不断深化,开放不断扩大,新业态、新机制不断涌现。新时代的三农工作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取得了具有历史性、开创性、全局性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创立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通过推进扶贫攻坚奔小康,培育和造就了亿万农民改革创新,奋力拼搏的伟大精神。三是建立健全了乡村振兴的制度性框架。四是制订创设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体系。五是农业为国民经济积累奠定了实现全面小康和持续发展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十八大以来,三农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是带有基础性的。

    当前,我们处在三农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农业农村进入了一个大改革、大发展、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已经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挥了基础性、保障性的作用。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我们从烟台看,基层党支部的建设明显加强。通过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通过反腐倡廉,通过打黑除恶等等措施,基层党的组织建设明显加强,而且基层党的组织在乡村振兴、两个现代化、扶贫攻坚奔小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我国农业已连续16年丰收,连续6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较高的、比较稳定的、阶段性的水平。

    三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显加强。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高,达到56%。而且农业信息化建设成为突出的亮点。

    四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明显增加。到农村调研的所见所闻,这一趋势十分明显。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经营方式、经营机制,正在转换成新动能。

    五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正在从根本上进行对城乡二元体制的突破。

    六是农村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力度明显加大。现在各地在大力开展农村乡村治理综合整治,包括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治理,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的绿色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七是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20年年末,这两个攻坚战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八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力度明显加强。在各地农村基层进行的扫黑除恶这一项大的斗争非常重要,使平安乡村、和谐乡村、幸福乡村的建设落到实处。

    这八个“明显”,体现了我们三农工作新阶段的特色。

 

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

    我们既要看到成绩,看到我们处的历史方位,也要看到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新的问题。

    一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要进一步跟上新的科技革命给农村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创新机制,深化农村改革,探索新的办法。现在农村生产力发展很快,生产关系要深化改革才能适应。我们要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而且“统分结合”中,统在分之前。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分”得比较彻底,但“统”得不够。当然,所说的“ 统”不是归大堆、不是回到人民公社以前的“统”,而是新的机制下的“统”。我们提倡农业种植“六统一”,[1] 比如实行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管理,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等。这些措施还还没有跟上农业发展的要求,需要通过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如发展集体经济)来逐步地加以完善。

    二是当前农民的就业和增收,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压力。现在城市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在降低、就业领域在收窄,外出就业的增速在减缓,农民收入的增幅也在放缓。搞家庭经营的农户,他们的收入的渠道和增长率,也受到了种种制约。

    三是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现在我们的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家庭,与其成员的很大一部分处在长期分离状态。好多集体经济的组织成员在城里打工,还有一些党员也在城里打工,留在乡村的家庭成员多半是老人和儿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亟待建立健全新的领导方式、新的活动方式和新的管理方式。

    四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我国农村已转移出2.88亿劳动力,多半是青壮年。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而在农村地区是深度老龄化。我国社会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和压力在向农村转移,因为农村离开的青壮年很多人不愿意回到农村去。所以,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村的性别比失调也比城市明显,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五是农村的人才制约日益显现。我们搞城乡现代化,乡村人才在哪里?未来谁来种地、谁来振兴乡村的问题摆在面前,是迫于眉睫的问题。

    六是多数地方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然处在原料生产阶段。多年来,我们强调农村要搞产业化、搞产业集群,但现在实际上还是有产品没有产业,有产业没有产业化,有产业化没有产业集群。这样,农业的比较效益、农业的产业兴旺就受到制约。

    最后,以美国霸凌、破规、退群为特征的恶性贸易摩擦,给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也在加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我相信,中央会有一些新的政策措施来推进三农工作的发展。

 

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政策体系,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来稳农业、促振兴。未来在三农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政策的取向,我认为主要是调控“四个拉大”。

    1)调控农产品、工业品价格差拉大。现在很多地方农村土地撂荒或退租,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低,和工业产品价格差在拉大。种粮收益低,农民没有积极性。有的地方农民说“三斤稻谷买不了一条中华烟,一斤玉米买不了一瓶矿泉水”。要用政策来调动地方政府抓粮、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要解决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的问题,要理顺农产品的价格机制,这是一个问题。要看到,中国的农业始终是弱质产业,农业成本高、效率低,这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粮食的增产路线和美国粮食增产路线截然不同,美国粮食增产只需扩大播种面积,我国增产粮食要靠大量投入,靠投入现代农业技术要素来提高单产。这样我国粮食的成本和价格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自然就降低。

    2)调控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差距拉大。为什么农民都去打工?他在城里打工两个月的工资,抵上在农村干一年。现在我们的一些粮食主产区包括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人口负增长,需要通过政策来调控。

    3)调控基本农田、承包田和农村建设用地之间、农用和非农用地之间收益的差距。一块地种粮,一亩玉米年收入不过几百元,远低于工业用地的租金收入。这个差距就造成了农村耕地和基本农田流失的一个动因。

    4)调控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拉大。这些年城市经济发展很快,公共服务的便利性随着信息化的进展不断提高,市民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在农村,特别是很多贫困地区、山区和边远地区,公共服务还没跟上。现在农村里包括县城的人都往外走,县城的科局长都到地级市住,地级市的领导都到省会城市住,农民工都往大中城市走。现在在特大城市郊区的居民中,农民工占60%;在长三角发达地区,没有户籍的人是有户籍的人的3倍;在中等地区,没有户籍的人是有户籍的人的2倍。我们从人口结构和流向就看出,收入的差距和服务的差距,是造成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所以我们要围绕这个差距的扩大,制订政策,进行调控,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建议:深入推进城乡融合,从根本上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体制,建立健全新型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当务之急是要推进五个方面融合:一是促进新型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融合。以往的新型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两张皮,各搞各的规划、各搞各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几个规划统筹合一,在资源配置上融合优化,在工作上有机地安排部署、把两方面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提高效率,节约资源,提高质量,加快步伐。二是促进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特别是要把大中城市和小城市的资源要素要向农村辐射,进入一二三产业。三是促进产业城镇和乡村的融合。四是促进城乡市场和国内外市场的融合。五是促进城乡居民权益的融合,我们正在逐步放开户籍制度,但城乡居民在就业、医保、教育、养老方面的待遇的差别、二元结构留下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 

    第三个建议:大力推进农村系统化、集成化的改革。我们农村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深化改革会议、包括最近召开的深改会上强调,改革要提速、要扩面、要集成。

    我的理解,过去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改革初期,农村改革极大地推进了城市的改革。但是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改革往往是行业性的、单向性的改革。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我们现在农村的改革一定要系统化、集成化。

    1)农村各项改革内部的纵向集成。比如坚持基本经营制度,农地的三权分置、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产品流动体系改革等,过去各搞各的,虽然这些改革都有成效,但是往往改革的效益被互相抵消。现在要把它系统起来,统筹起来,集成起来。

    2)农村改革外部的横向集成改革。推进农村改革效益外部改革的配合,主要包括农村户籍制度、基本养老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制度、农村金融保险制度、财政支农制度、税收制度等等,要和农村的各项改革相融合、相配套。这样才能够起到农村改革的乘数效应和叠加效应。

    第四个建议: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的发展质量,推进转型升级。

    1)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总体处于下降通道,其中九个省份已大幅下滑,这一趋势将严重削弱我国粮食区域供需平衡的能力,加重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我曾经讲到,优化农业结构上,要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化粮食功能区,要防止粮食功能区弱化,防止粮食大省滑向粮食小省,防止粮食调出省滑向粮食调入省,防止粮食少量调入省滑向粮食大量调入省,防止粮食平衡省滑向粮食主销省。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的功能不减弱,基础不动摇,才能够实现习主席所要求的,把饭碗牢牢地端到自己的手里。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2)优化畜牧业结构,特别是要加大对动物防疫的控制。非洲猪瘟带来的影响使猪肉供给短缺(当然还有其它的因素),警示我们要加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力度,优化畜牧业的结构。

    3)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各地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优势发展主导产业。像烟台的主导产业是苹果,栖霞苹果是当年农业部推动的海峡两岸农业试验区的一个成果。在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新型产业,比如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态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加工产业、休闲产业、体验产业,一定要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产业发展起来了,产业的附加值和综合效益才能提高,集体经济才能增加收入。

    河北有一个黄杏之乡,黄杏成熟后产量很高,而且质量非常好,又大又黄又甜。但是,黄杏成熟后挂在树上只有一周的时间,如果来不及摘,就会落地腐烂,还会影响环境、传播病虫害。这个乡就利用每年春天杏花盛开的两周时间搞了一个“杏花游”,前来的游客很多,这一项旅游收入比卖黄杏的收入还要高。

    还有像盘锦水稻产区,水稻田一片绿色也很漂亮。但他们选出一片地种五彩稻,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斑斓,稻田里呈现各种图案,变成了花园。果园变成了公园。到了国庆、中秋黄金周,前来参观的游客,所带来的旅游收入,都提高了农业的效益。所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还有很大的空间。

    4)优化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优化农村的人才结构,大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同时也要支持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提高工商企业、民营经济企业在新型经营主体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5)最后,村落结构也要随着农业区域布局的调整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五个建议: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扩大、培育、创新农村的消费需求。现在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需求。其中,农村的消费需求是大体量的需求,是一个宝贵的经济资源。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资源的需求在加大,消费需求在增长。而且我们的农村的消费需求是一种重要的、独有的,别国不可比拟的经济资源,也是一种优势和竞争力。这个巨大的消费需求是任何贸易战都无法抵消和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创新农村的消费需求,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一个是现代农业技术和智能装备发展的新需求;二是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新需求;三是现代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需求;四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新需求;五是农村生态环境整治的新需求;六是农业农村产业发展的新需求;七是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新需求;八是农村居民生活设施改造及建设的新需求;九是农村山水田林湖草综合治理的新需求;十是农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新需求。

这些新需求既有传统需求的提升,又有一些新型的消费需求。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农村的消费需求,基础坚实、领域广泛、种类繁多、规模庞大、势头强劲,我们把它挖掘出来、开发出来,就会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

(编辑  碣石)



* 尹成杰,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等四单位联合举办的“乡村振兴与发展农民合作社”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1] “六统一”:统一农资供应、统一种养标准、统一机械操作、统一服务管理、统一产品收购、统一产品品牌。(或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播种、管理、收割、销售、结算)。其出发点是把农业种植的分散经营转为集中管理,以降低作业成本,提高标准化水平,提高种植户抵御灾害的能力,普及应用农业新技术新措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发展农民合作社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鉴于农民合作社涉及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等敏感问题,全党应当解放思想,形成共识。  

  我认为,发展农民合作社,尤其是发展社区型农民股份合作社,在农村实行以农民股份合作社为主体、双层经营体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和有效载体。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应当在生产力发展标准上形成共识。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第一次飞跃”,让农民直接与生产资料相联系,成为土地经营的主体。但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一户只有一至几亩地的小农耕作方式,所带来的个体生产与机械化操作、产业化发展、技术性提质相矛盾,导致生产边际效益递减,抗风险能力弱,农民收入低;同时,由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导致信息不对称,农民之间同质竞争,中间商在农户和市场两头赚差价,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弱,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这两种情况同时产生作用,导致农民纷纷“弃农打工”,“空巢村”“留守村”和农村“撂荒”现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影响农业生产方式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新品种不断推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和产业链延伸;信息化的发展带来了农产品销售方式的变革,农产品电商在农民和消费者之间架起了“天桥”;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城市人生活方式的转变,促生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农业的产业化既有“接二连三”,也有三产融合。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影响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农业实行品牌化产品、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标准化加工、网络化销售、冷链式配送、体验式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发展农民合作社,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推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二次革命”或“第二次飞跃”,就成为一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相比较,农民合作社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聚集、整合和流动,做到优势互补,提高种植效率,降低种植成本和风险,减少个体农户收益的不确定性;提升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新型种植技术的推广应用;在小农户与现代化、专业化生产之间,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实现有效衔接,这也正是农民合作社的优势和生命力所在。

农民合作社是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客观要求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农村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应当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共识。

  土地集体所有,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40年前,当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之后,虽然这个“魂”还在,但却是“魂”与体的分离,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无法体现出来,广大农村绝大多数变成一家一户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换句话说,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并没有产生集体所有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利润,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受到很大削弱,农民家庭因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以及其他外在因素影响而自然产生两极分化,农村已缺少或没有调节两极分化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由于缺少集体经济的调节和引导,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对农民的指导力度有限、约束欠缺,农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基本上由农民根据上一年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自行决定。虽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但却难免市场自发调节的风险,且在事实上导致政府对农业调节和服务的不到位。当农村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的组织缺失,市场流转的结果主要是向经营大户集中。 

  虽然农业经营大户也是市场经济主体之一,是农业政策鼓励的对象,但是,如果经营大户成为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它所带来的两个可能的后果则是无法预料的:第一,鉴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限长、农户抵御风险能力弱,土地向大户集中的结果可能会加剧农村的两极分化,导致新一轮的“地主—雇农”现象;第二,当经营大户成为农业经营和市场的主导力量时,中国人的饭碗虽然还端在自己手上,但却只能由少数大户来决定,倘若这些人中再有一部分受境外势力的影响,那么,中国人的饭碗就端不牢,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缺少保障。

  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兴建休闲农庄,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或者打造一些娱乐设施,虽然对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与老百姓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村民很难与之融合。虽然能带来一定的资金需求,但是,在城市调控房地产的情况下,要警惕地产商到农村搞新一轮变相“圈地运动”。

  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全面启动,农村土地确权登机发证工作正在进行,村一级集体经济联社清产核资有条不紊,有的县还成立了集体资产管理中心,这就为发展农民合作社提供了契机和前提,为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二次飞跃”创造了条件;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专业化社会化,农产品销售的物流化和电商化,农村环境生态化和农产品体验式服务所带来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提升和融合,为发展农民合作社和“二次飞跃”创造了基础“硬核”;广大农民对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和自身利益的渴求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期盼,为发展农民合作社和走集体化、集约化,提供了动力支撑,这就在发展的大趋势上使“二次飞跃”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要求。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社这一集体所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经营主体,在发挥市场调节决定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和宏观调节作用,这样才能让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端在自己手里。

农民合作社能够推动农民职业化落地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鼓励和引导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参与主体、振兴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客观要求,应当在激活生产力要素和振兴主体回归上形成共识。

  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帮扶力度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固然重要,但农村的主体是农民,没有一代新型职业化的农民队伍,就不可能有乡村的持久振兴。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与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在一定时期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农村发展缺少产业支撑,农民“身份化”而非职业化和货币化,农民的利益低端化。在城乡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推拉效应”作用下,农民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的“空巢化”和“留守化”成为普遍现象。虽然“农民工现象”促生了“打工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还有不少人通过打工融入了城市甚至还成为企业家和管理者。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大城市城市功能疏解,熟练工人供过于求,很多人将很难找到稳定满意的工作岗位,除少数技能人才之外,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还是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产业链向二三产业延伸以及休闲和康养农业的兴起,从而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产业支撑和就业岗位支撑;发展农民合作社,让农民股东化和职业化,可以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利益支撑;通过农民合作社组织新型农民的培训、认证、使用和待遇一体化,使农民的职业化真正落地,由此可以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自身发展的动力支撑;各级政府的创业新政和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制度保证与农民天然的故乡情结相联系,可以为农民工的新一轮回流提供价值支撑。这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一定会导致乡村对劳动力的“推拉效应”首次发生历史性转变:由“溢出”效应,转变为“磁铁”效应,使游走在城乡边缘的农民工群体真正实现“进得了城,回得了乡”,推动社会和谐有序和长治久安,又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赢得主体力量的回归,同时,还可以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进行有益的探索。

由此可见,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吸引乡村振兴主体回归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是生产关系调整对生产力要素反作用的重要体现。

农民合作社能够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发展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推动党的领导、村民自治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相结合,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应当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结合上形成共识。

  发展农民合作社,走集体化、集约化之路,要以土地的“三权分置”为前提;以“三资”转变为渠道——集体经济中的资源、资产、资金分别转变为资本、股本和股金;以农民自愿为原则,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基础——入股之后,农民既可以分红,又可以做其他工作获得另外一份收入;以社区型股份合作社为主要组织形式——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农民合作社党组织书记,既能促进农业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缩短农业政策对基层的引导周期与推广周期,又能及时反映农民的意见要求,推动党的主张与农民意愿的统一,还能协调农村社区与农民合作社的关系,推动农业与农村的联动发展;以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为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贯彻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治原则;以利益共享为核心——使集体经济成为农民致富的主渠道、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通过农民合作社这样一个以利益共同体为主要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广大农民结成命运共同体,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相连,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构建食品安全的“溯源体系”

  发展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构建食品安全的“溯源体系”,推动食品安全的社会化,应当在“进口”的国计民生问题上形成共识。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也是战略问题。但食品安全必须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以发展农民合作社为抓手。过去之所以食品安全问题较多而监管往往失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在农业生产、流通、消费三大环节中,生产者都是小农,消费者都是个体,双方都过于分散且信息不对称,在无法对接和决定价格的情况下,双方都做出了理性但却错误的选择:生产者用一切降低成本和快速产出的方式生产,产品自然不安全;消费者在无法确定绿色、生态、无公害的前提下,只能选择价格更低的产品;而质检机构面对众多分散的个体和不规范的销售,又往往力不从心。

  发展农民合作社可以建立健全村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以检测检验的权威性、检测指标的标准化、检测结果的公开性,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推进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把每一个产品检测标准、检测结果与该产品的生产者信息在所销售的产品上一同公示(这里有四大关键要素:资质认证、检测标准、品牌市场、实名销售,缺一不可),以最严格的的“溯源体系”,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而这些专业化的检测、程序化的环节,面对小农生产时是很难做到的。

农业合作社有利于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发展农民合作社有利于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城乡的均等化服务与农业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化以及社会化同步推进,从而实现农村、农业、新型城镇化建设一体化推动,应当在城乡融合发展和解决主要社会矛盾问题上形成共识。

  过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虽不乏成功的经验,但却有两个共性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农业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发展脱节,农村城镇化缺少产业支撑,有镇无业,既不能就地吸纳农民工就业,又不能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二是城镇化建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脱节,农村城镇化缺少聚集效应和城市引力,有城镇无服务,既不能推动生活的社会化,又无力推动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两个脱节”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城镇发展滞后,城镇化功能缺失,难以吸纳一亿人就地就近转移到城镇。

  发展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社区型农民合作社,既可以为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提供专业化生产、专业化销售、社会化服务等产业支撑,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创造条件,又可以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还可以通过社区发展推动就地转移农民生活和服务的社会化,为老龄化“银色浪潮”的来袭未雨绸缪,使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成为康养休闲和度假的首选地。这方面农垦系统大多数农场的发展经验都足以示范。

  当然,发展农民合作社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生产关系“大跃进”不同:发展农民合作社是以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转变为基础,以农民拥有对土地的长期承包权为前提,以农民自愿协商和利益共享为纽带,以村民自治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为原则,以共同富裕为目的,以土地承包入股为主要形式,循序渐进,因地制宜,而不搞生产关系“一大二公”式的一刀切,也不搞“一窝蜂”“一阵轰”式的运动模式。

  发展农民合作社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长期稳定并不矛盾: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不变,并不代表农业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方式长期不变,否则,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此外,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主要目的是保护农民利益,但农民的利益能否真正实现,则取决于种什么和怎样种。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通过承包权入股、发展股份制农民合作社,恰恰可以通过规模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既能帮助农民解决农田撂荒问题,又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边际效益和抗风险能力,从而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发展农民合作社,应根据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和农民利益实现的需要依法推进。政府应按照修订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改进登记与注销制度,促使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一些“空壳社”和“冒牌社”退出。同时,防止个别地方搞脱离实际的数量指标;要把发展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社区型股份合作社与过去业已存在的“空壳社”和“冒牌社”区分开来,净化新时代发展农民合作社的环境。

  发展农民合作社,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理,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同时,整合农业、人社和教育部有关资源,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人员培训基地,强化对职业农民的培训教育,像重视新兴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一样,重视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通过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战略建立新型主体力量。以此来解决“钱从哪里来”和“人(合作社主体)从哪里来”的问题。

  总之,发展农民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必然选择,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螺旋式上升”和“第二次飞跃”。对此,应当广泛凝聚共识,切实加以推动,尽快出台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错失机遇,我们又将要付出几十年一轮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契机!

(编辑  杨利红)

  



* 盛明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总工会农林公会原主席。


 

    产学研合作的提出,是基于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需要。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发挥各自优势,按照风险共担、利益互补的原则,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其创新路线是沿着产业链的正向线性扩展,在推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牵线搭桥作用。科研成果最终要为生产所用,这就演进形成了“政产学研用”的合作模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在各行业发展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技术联盟。其主要表现为以企业为主导,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实现价值链的双向互动式扩展。

    目前,国内高校科研经费中约有30%来自企业,各类科研机构来自企业的经费比例超过了70%。中央企业牵头或参加的国家及地方技术创新联盟有600个左右,年度经费支出约10亿元;参与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多达1.5万个,累计支出经费近200亿元。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的实践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普遍重视产学研结合,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清除合作障碍,促进各方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创新生态。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州立高校就提出,要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通过培养人才和输送知识,发挥高校促进本州经济发展的作用。随后的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创立了多种合作模式,并陆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如美国1980年的《斯蒂文斯—韦德勒技术创新法案》和《贝赫—多尔法案》要求加强和扩大产学研三方的技术转让和人员交流,推动联邦政府支持的技术成果推广转化。1992年《中小企业创新法》提出支持中小企业与高校及研究机构间的合作。1993年美国政府设立了国家科委和科技政策办公室,统筹协调各部门与科技、产业界的科技政策与合作,其陆续发布的一系列科技战略规划,均对产学研合作进行相应的政策支持。

    1986年,英国成立了工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旨在促进工业企业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加大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同时制定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学研合作。《英国的国家创新系统》报告鼓励企业向技术投资,提出加强中小企业与高校合作,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2004年《英国10年(2004-2014)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2011年《促进增长的创新与研究战略》等文件,均提出鼓励官产学研合作,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培育发展机会。

    日本政府1956年发布的《关于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6年《研究交流促进法》、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都把增强产学研合作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协调发展作为重点。1996年,日本启动5年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7年的《教育改革计划》明确推动和支持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支持高校成立科技中介机构。1999年发布的《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规定,民间企业赞助的在国立高校或政府实验室进行的委托研究,如果获得知识产权,可全部无偿归赞助企业所有。2002年发布的《产学官合作促进税制》还为产学官合作项目提供税收优惠。

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始终将推动产学研合作放在核心地位。如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都重申了这个提法。

 

    新时代“科技举国”和计划经济时代“举国体制”的区别

    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由国家层面动员社会资源,集中于重点建设领域,取得突破,带动全局。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五”工业化建设,以及“两弹一星“、大庆石油会战,都是坚持了自立更生的方针,运用举国体制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要看到,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市场化和充分开放环境下进行的,情况比较复杂,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况又很大区别。

   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的条件要素包括以下几点:(1)管理体制无差异。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都是国有(公有)制,在上级号令下,大家能够目标一致去工作;(2)社会成分无差异,参加重大项目的成员基本要求是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3)目标和价值取向一致,大家为一个共同目标集中精力去奋斗;(4)以行政方式组织调度;(5)资金集中管理;(6)人员集中管理;(7)成果集中管理,共同使用。

    目前进行举国体制的条件,和过去有很大不同:(1)体制多元化。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所属单位不同,体制内外的差异很大;(2)参与重大项目的社会成分差异较大;(3)社会多元化导致各人目标价值取向不一致,参与者各有所需;(4)项目管理和组织调度方式多元化,包括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方式;(5)资金管理较分散;(6)人员管理分散;(7)成果的归属和管理分散。   

   在市场化环境下实行商业化原则,由于存在多重利益诉求,以及太多的限制约束,导致精力严重分散。现实中经常有反映:现在的科研人员同时还是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开题论证和应对检查、财务报销、课题研究时间各占三分之一,科研人员很难集中时间和精力做科研。另外还有大量行政性的事务的干扰。

 

目前制约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因素

    长期以来,隶属于不同系统的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由于客观上受制于体制藩篱,往往只能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合作,强调“企业出钱、学校和科研院所出力”。大部分采取“点对点”的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和联合开发,多以“短平快”的合作项目为主,以局部的、阶段性的合作方式为主,以解决一般性、临时性的技术问题为主,基本上是“一锤子买卖”。各方合作人员、机构、项目、经费等都不稳定,难以实现对某些重点技术领域开展持续、稳定的联合研究,无法有效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和重大技术难题。在知识积累方面、人才培养方面也都缺乏好的体制支持。

当前产学研合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产学研合作模式存在不利于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障碍。

    尽管目前全国科研投入的重点主要放在企业(政府研发投入仅占30%),但在政府牵头的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中,企业虽有主体地位(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但仍然缺乏主导作用和足够的话语权。一些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主要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牵头,只是要求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配套。

    另一方面,企业对借助产学研合作获得技术突破的信心不足。实践中,企业往往做两手准备,一手搞产学研合作,一手不断进口国外技术,实际是对产学研合作自主研发不抱希望。所以我国的产业发展被外国企业卡脖子,往往是“一卡一个准”。现实中那些被全面封锁的国防科技领域,没有了引进希望,大家集中精力自主研发,最终搞出成绩。例如我们在航天方面能够实现飞船绕月,却造不好自己的汽车发动机,其原因也在于此。

    据浙江省调查,近年来产学研合作项目占企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比例超过50%的企业仅有10%左右。只有不到40%的企业认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对企业帮助较大或有所帮助。

    第二,很多产学研合作项目集中在创新链的后端,存在竞争性冲突。

    在竞争性领域的产学研技术合作,由于高校、院所和企业各方对知识和技术掌握的程度不同,互相又缺乏信任,各方往往不愿意将新知识新成果与对方分享;在选择创新项目时,往往选择接近最终成果和商业化的技术研发链后端环节。在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产学研的合作很少,导致成果的创新性不足。同时,各合作方也容易产生冲突:企业想尽快进入市场,学校和科研院所想把成果直接转化,双方在收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上容易产生冲突与矛盾,也会影响到双方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合作各方的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存在着制度协同的障碍。

    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在人事管理、人才评价、考核分配、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管理模式和制度差异很大;考核目标也不相同,学校考核论文、科研院所考核专利、企业考核效益。由于高校对课题评价、成果转化,以及教学人员的考核评价标准,常常采用“一刀切”的模式,在职称、成果奖励上,产学研成果的份量较轻,导致高校人员普遍对合作项目的研发积极性不高。

产学研合作中,一旦涉及到跨行业、跨系统的人才流动,还要解决调动者的户口、房子、待遇、社保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难以顺畅地办理调动手续。特别是从学校向企业的流动,还会造成科研人才的福利损失。长此已往,形成产学研各方人员只能在内部自我循环,各方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改进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几点建议

    首先,把新型举国体制与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结合起来。

    目前我们比较强调制度建设、法制建设,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看,它们的创新体系建设已进入创新生态建设。制度建设的特点是刚性的、从上到下的;而新型创新生态除了院校、科研单位和大型企业外,还包含了各类创新组织(技术园区、小企业、风投资金、联盟团体、孵化器、中介机构……),明确各类主体角色定位,强调共生栖息关系,开放、包容,协同、协商,互相支持,有序发展,营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氛围。硅谷就是一个良好的范例。 

    其次,落实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

    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作为科研项目“出题人”的同时,企业也应该在合作项目中把握研究方向、组织开展科研活动。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要提升企业的话语权,选题过程应强调自下而上、上下互动,应当多向企业征集具有科研意义且能满足公共利益需求的课题。

    作为知识创造的主体,大学和科研院所要成为创新生态系统中涌现优质人才、知识、技术的源泉。在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大学和科研院所过分强调成果产业化和创造效益,就容易因定位不明确、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角色错位。

    第三,加强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产学研合作。

    目前我国应用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因为要考虑回报,企业的科研课题一般集中在竞争性(创新链后端)领域;而院校的科研优势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方面,搞那些能够直接转为生产力的技术研发比较困难。作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之间的中间环节的应用基础研究,应该作为产学研合作的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往往设施不足,建议鼓励行业骨干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共同建立产业联盟和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合作开展竞争前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建议在国家科技规划中设立“应用基础研究产学研合作规划”,对产业重点共性技术问题,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由财政或其它基金资助,这样可以持续稳定地支持产学研合作。

    第四,完善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措施。

    应当出台更为积极的科技政策和法律制度,以推动产学研合作,如政府补贴、成本分摊;高校和科研院所打破“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建立健全鼓励产学研合作的考核、评价、激励体系。

同时,还应当鼓励建立“旋转门”机制,推动企业、院校和科研单位之间人才的有序流动。比如,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引进高校及院所人员在企业做兼职服务;高校、科研院所为来自企业的科技人员设立兼职研究员等岗位,可以不受编制指标和工资总额等限制。

(编辑  杨利红)

   



* 吕建中,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电力工业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工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点和先行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力行业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快行业转型升级,在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迈入电力大国到电力强国的发展阶段。

——数量上,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20.1亿千瓦,全社会用电量7.23万亿千瓦时,电网规模稳步增长,跨省区输电能力大幅提升,结束了电力短缺的历史,保障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满足了城乡生产生活需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提高,发电、电网规模均居世界第一位。

——结构上,产业持续升级优化。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和发电量持续增长,电网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水火互济、风光核气生并举的电源格局和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的电网格局。截至2019年年底,水电装机规模3.6亿千瓦、并网风电2.1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2.0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居世界第一位。

——水平上,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坚持自主创新,充分发挥国家示范工程、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推动了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超超临界发电、大型循环流化床、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大型水电开发、第三代核电、光伏、风电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的研发与应用。能源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装备国产化水平显著提升,多项自主关键技术已跃居国际领先水平。

——质量上,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为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持续致力于发输电技术以及污染物控制技术的创新发展,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有条件的燃煤电厂均实现超低排放。目前,煤电机组发电效率、资源利用水平、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水平等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体制上,改革持续深入推进。按照市场化改革方向,电力行业相继实现了政企分开、厂网分开和主辅分离。2015年以来,在电价改革、增量配电、售电放开、交易机构设置、电力市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中长期交易和跨省区交易电量逐年上升,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试点工作初见成效。2019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已达到2.3亿千瓦时。

——国际上,竞争实力明显增强。主动参与“一带一路”能源转型和电力发展,电力企业的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趋增强。2019年,主要电力企业实际完成对外投资193亿美元,新增电力对外投资项目26项;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488亿美元,出口设备和技术合计超过52亿美元,涵盖火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输配电等工程领域。

电力发展中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驱动了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也带来了一系列资源、环境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尤其是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随着能源转型意识的普遍提高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正进入一个从“高碳”向“低碳”、从“黑色”向“绿色”过渡的能源大转型时代。

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突破100亿吨,接近美欧日的总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承诺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但从近两年统计数据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在上升。因此,面对世界性能源转型的大趋势,电力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我国能源依然是“以煤为主”的高碳结构。2018年,我国煤炭消费占全球50.5%,煤电装机占全球48.5%(美国占12.9%、印度占10.9%、欧盟占7.7%)。就2019年我国电源结构而言,煤电装机已超过10亿千瓦,占比为52%,发电量占比为62%,明显高于38%的世界平均水平。为落实《巴黎协定》中的节能减排目标,欧洲各国已相继公布了淘汰煤电的时间表。

2010年美国煤电装机比重为45%2018年降至25%BP在《能源展望》(2019)中预计,2040年全球煤电将显著降低,可再生能源将超越煤炭,成为最主要的发电来源。虽然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力度在不断加大,清洁高效利用水平逐年提高,但煤炭消费包括煤电比重依然很高,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已成为我国能源转型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

无疑,电煤(即煤炭主要用于发电)占煤炭消费的比重是衡量煤炭利用的先进指标。目前我国电煤消费比重仅为51%,而美国为93%,欧盟为82%,俄罗斯为64%,世界平均水平为78%。但从能源转型的趋势上看,煤炭用于发电比例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加大煤电的投资比重。

其次,高比例发展清洁能源任重道远。能源转型的核心是低碳转型,本质上就是由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我国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为5.4亿千瓦,但经济可开发量约为4.1亿千瓦,且开发难度依次加大,成本越来越高。目前,我国核电装机仅为4874万千瓦,天然气发电9022万千瓦,发电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短期内都不可能成为主力电源。因此,电力转型的重点只能寄希望于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新能源(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4.1亿千瓦,其中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风电装机1.27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1.03亿千瓦。近年来,通过综合施策,弃风、弃光率虽有明显下降,但若继续高比例集中开发西部丰富的风能、太阳能,仍将面临市场消纳、输电通道、储能设施、灵活性电源等一系列问题。分布式发电具有能源利用率高、污染排放低等优点,近年来在中东部采取多种形式取得较快发展,但在电网连接、供电质量、储能设施、燃料供应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通过试点,以分布式能源为基础的综合能源模式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地质勘查、电网、燃气、热力等基础设施规划,迫切需要与城市规划同步推进,城镇范围内的电力、燃气、供热、热水的特许经营,以及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充电设施发展,都强烈要求打破各自为战、独家垄断的商业模式。

三,燃气发电已成为电力转型的短板与煤电相比,燃气发电的调节性能好、效率高、二氧化碳排放少,基本不排放烟尘及SO2、放射物、重金属及大量固体废物;既可以提高大电网的调节能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可通过分布式能源系统,实现电热冷气水的多能供给和能源的梯级利用;结合风电、光伏、储能等技术,形成微电网群或能源互联网,建立起低碳高效的综合智慧能源体系;同时还能为天然气消费起到很好的削峰填谷作用。但是,我国燃气发电占比一直很低,尽管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仍不足4.5%,远低于世界23%的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一是燃气成本高,且没有辅助服务市场价格;二是不掌握核心技术,燃气机组长期依赖进口,工程造价和运维成本居高不下,缺少经济性的燃气发电,只能寄希望于地方财政补贴。实际上,液化天然气(LNG)进口资源充足、价格比较稳定且有下降趋势,但因为我们市场机制不健全,存在一些体制和机制性障碍,目前还难以推动燃气发电的快速发展,补足电力供给侧改革的这一短板。

其四,电力体制改革亟需在关键环节取得重点突破。20世纪80年代,电力行业实行“集资办电”政策,基本解决了电力短缺问题;2002年,通过“厂网分开”,在发电环节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发展和技术进步;新一轮电力改革,力求通过“三放开、一独立、三加强”[1],建立有效的电力市场运行机制。从中央到地方,5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改革配套文件,组织了大量的相关改革试点,在电价改革、增量配电、售电放开、市场建设、交易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诸多成效,但依然步履艰难,问题很多,在关键环节尚没有重点突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市场结构、独立的市场交易平台、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完备的市场监管体制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新的改革文件虽然支持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电源发展,但在跨省区电力交易、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开放电网公平接入、建立分布式电源发展新机制等方面,仍有许多体制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电力技术特性定位电网企业功能,改变电网企业集电力输送、电力统购统销、调度交易为一体的状况。”目前,我们距离这一改革目标相差甚远。

推动电力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纵观世界能源转型,总体上已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一是清洁电气化。包括推动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强调加快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生产生活中的电气化水平;二是加速脱碳化。降低煤炭比重,推动石油消费达峰,提高天然气、生物质能、氢能利用水平,研发推广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三是能源高效化。全面提高各个领域的能源利用效率,依托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云大物移智”等),推动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的融合发展,形成分布式与集中式相容的新型电力和能源供应消费体系。其中,清洁电力是转型中的关键,随着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成本的不断下降,将进一步加快能源和电力转型的历史进程。

“十四五”正值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起步的战略节点期,也是全球谋划在2050年前实现碳减排、碳中和、净零排放进而推动能源转型的加速期。因此对如何做好电力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把握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充分认识能源和电力低碳转型的紧迫性与重要性。2019年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全球能源转型路线图2050》报告指出,按照《巴黎气候协定》实现平均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给总量中的占比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的占比要从现在的20%增长至50%满足全球86%的电力需求,需新增风能、太阳能发电装机约140亿千瓦。可以预见,全球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可再生能源技术一定会主导电力的新增装机。因此,制定能源“十四五”规划和中长期能源规划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煤电退出,高比例发展新能源,柔性输电,新能源在建筑、交通、工业领域应用、能源互联网等方面做好战略性筹划和技术性安排。

第二,总结国内外能源转型的成功经验,提出能源和电力转型的中国方案。纵观世界性的能源转型,全球有164个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约145个国家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如德国能源转型要逐步消除核电和煤电,实现减碳和零碳目标,利用智能电网、能源存储设施等灵活调节风光发电的波动问题。在新能源替代煤炭的过渡时期,重视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并通过制氢和生物质燃气,实现气体能源的绿色发展。国情有别,各有侧重,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和先进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近年来,我国能源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新能源开发、多能互补、智慧能源、分布式能源、综合能源服务、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低碳城市、零碳园区、氢能利用、储能技术、生物质能源、垃圾发电、污水处理、微电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各个方面也有大量的创新实践,涌现出许多成功案例,迫切需要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高质量地提出能源转型和电力转型的中国方案。

第三,瞄准能源和电力发展的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占领制高点,开拓新方向。创新是能源转型的第一动力,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能源和电力领域的科技创新步伐,吸收借鉴基础学科与前沿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推动能源领域学科交叉与融合创新。依托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协同创新,围绕高效太阳能、海上风电、高效储能、燃料电池、氢能技术、燃气轮机、高温材料等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抢占战略制高点,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加强与优势国家和地区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高效储能、先进能源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国外先进能源技术和装备的引进、消化、吸收。聚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与电力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相互融合,提高电网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构筑更高效、更清洁、更低碳、更经济、更安全的现代电力运行体系。

第四,深化改革不动摇,建立公平开放的电力市场体系和协同高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按照中央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要求,继续深化对区域电网建设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输配体制研究,结合国资、国企改革,提出输电、配电、调度(交易)机构改革意见,尤其是要创新配(售)电体制,支持分布式能源、综合能源和能源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深化公共基础设施领域改革,推动电力、燃气、供热、供气、制冷、地热、信息通讯等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统筹规划与综合监管。加快制定和修改能源、电力、监管及市场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为推进改革和市场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编辑  杨利红)

 



* 作者单位:中国投资协会能源专业委员会。

[1] “三放开”是指在进一步完善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开的基础上,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有序放开公益性和调节性以外的发用电计划。“一独立”是指推进交易机构相对独立,规范运行。“三强化”,即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进一步强化电力统筹规划,进一步强化电力安全高效运行和可靠供应。



 

   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关于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国际新动向,促使我们思考,我国应以什么立场和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如何在中美竞争和博弈中赢得主动?北京大学路风教授新近出版的《新火》一书对于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带来深刻启示。

《新火》与路风教授的另外两部代表作《走向自主创新》和《光变》在主题和文体上一脉相承,都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讲述具体行业的案例和企业故事,探索中国为什么、以及如何走自主创新道路。《新火》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破解中国高铁、核电、液晶面板、数控机床的发展之谜,追寻中国技术进步之源,揭示产业发展的逻辑,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国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路风教授在《新火》的序言中写道:我国战胜技术封锁、“脱钩威胁”并保持国际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自主创新。作者认为,自主创新更体现为一种能力,即一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并立于不败之地的技术能力或国家能力。自主创新的概念和战略,本身就是在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概念和战略凸显了国家主体性和能动性,它的主体是中国工业和中国企业,它的能力最终汇聚并体现为国家能力。

国内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只要给出足够的优惠政策以满足其逐利需求,资本就会用脚投票,超越其母国的利益而选择他国。虽然资本无国界,但资本的所有者和实际控制者是有国界的,他们受其母国法律、政策、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资本家与其祖国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博弈。比如:在2019年美国制裁和打压华为公司的系列行动中,在华美资企业必须按照美国政府指令对华为“断供”,既便这么做会损害其商业利益。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虽然美国大量相关企业提出异议,但最终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决定。美国甚至动用其长臂管辖权,限制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向华为供应芯片。

国家之间是有清晰的主权和利益边界的,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世界的现实。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美国优先”战略做了典型的示范。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是以国家名义发动的。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爆发,组织抗疫的主体是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欧盟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欧盟各国不仅自顾不暇,各扫门前雪,甚至发生成员国之间互相截获防护物资的极端现象。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打破了新自由主义教条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神话。经济全球化不是只有互利共赢、平等合作。美国要的全球化,是维护其霸权地位、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其依附的全球化。一旦中国的崛起动摇其霸权地位的可能性,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即使面临新冠肺炎在美大爆发并需要中国支持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升级对华为的封锁,并在国际舆论上造势,企图把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中国。

这些严酷的现实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其警醒我们认清,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甚至斗争。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依旧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在此形势下,任何以全球化的名义淡化国家意识和国家能力的说辞,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来说,如果自由贸易和投资不利于其国家利益,它们会弃之如敝履,果断实施国家保护主义。在历史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都是通过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来促进科技创新、扶持民族工业 ,进而实现国家崛起的。

比较优势论主张发展中国家以资源优势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贸易。路风教授深刻剖析了“比较优势论”的实质,指出其是一种静态的、不思进取的发展观。而自主创新战略着眼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一种力图改变在技术上落后地位的动态的发展观,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意志。

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可以遵循比较优势,以获得急需的国际市场、资本和技术。但如路风教授所讲,技术能力是内生于特定组织或国家的,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因此,从中长期来说,我们不能只算眼前经济账,要算提高国家能力的大账,要紧绷自主创新这根弦,占领技术制高点。面对美国在科技上的咄咄逼人和无理打压,面对国际斗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我们必须坚定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提高国家技术能力,唯此我国才不会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上被卡脖子,才有应对极端情形和最坏情况的底气,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获得持久的动力,我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才会获得终极保障。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即使勒紧裤腰带,也要搞“两弹一星”、搞国防尖端工业、搞工业化的原因所在。

在参与全球化中增强我国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有人以为,自主创新就是“关起门来自己搞”,并把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对立起来,由此批评自主创新是“闭关自守”、否定开放创新。路风教授结合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从技术能力的角度对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自主开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做了透彻论述。作者认为,自主创新并不排斥技术引进以及国际合作,中国当然可以从技术引进中受益,更可以从国际合作中受益;但技术引进和国际合作的效果取决于工业组织的“吸收能力” 即既有的技术能力基础;而要提高吸收能力就必须坚持技术学习和自主开发,把引进当作辅助手段。《新火》中涉及的四个工业部门都从引进或国际合作中受益,但受益的原因恰恰是它们不仅具有自主开发经验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以及引进消化能力,而且在引进合作之后又果断地走上更高层次的自主开发的道路。

作者说,“中国核电和高铁的发展都是从全盘引进开始,京东方是通过收购韩国企业的液晶业务进入半导体显示工业的,而沈阳机床集团也是从国际合作开始研发数控系统的。但是,它们后来获得成就的原因都是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核电发展中保留下来的自主开发路线,最后翻盘压倒引进路线;高铁则是国家战略的变化使自主开发路线代替了引进路线;京东方把收购的技术资源用于自主建设生产线;沈机的数控系统研发团队则是放弃国际合作的幻想,走上完全依靠自主开发的道路。”

作者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提出吸收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概念;二是国际合作要以我为主,力避陷于技术依赖。二者一体两面、互为因果。中国企业和工业引进技术或进行国际合作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而只有坚持技术学习和自主研发才能真正提高技术能力。自身的技术能力越强大,国际合作的效果才越好,才越有信心和底气开展力度更大的国际合作。即使面对美国举国之力的打压,任正非依旧表示,华为“要拥抱世界,依靠全球创新为什么华为敢于高举开放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大旗?其背后是华为通过自主创新建立起来的雄厚技术能力基础。路风教授的技术能力观给我们以哲学方法论的启示。我们可以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思考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对外开放。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国家能力包含组织动员能力、国防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经济自主发展能力等,其中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又包含粮食生产能力、工业生产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战略物资保障能力、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自主发行货币的能力等。

习近平总书记讲:“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1]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核心目标是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即增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增进人民福祉,唯有如此我们才有能力去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能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抗疫总体战中,我国展现了强大的组织能员能力、工业生产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正是由于我们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我国才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新冠疫情,并在其后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医疗和物资援助。

《新火》的启示是:在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扩大金融开放的进程中维护我国经济主权,增强我国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力避在技术、市场、资本上受制于人,应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产品、技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只是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理想状态。每个主权国家都会对产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对外和对内投资有规制。我国是超大型国家,发展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国外的技术、市场、产品、资本只能起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作用。

我国有战略核武器,美国不敢轻易对我国动武。但我国在经济上有受制于美国的一面。一是在技术层面,我国在部分高科技产品和关键核心部件上还依赖从美国大量进口,比如中高端芯片、软件、高端科研仪器、电子元器件等;二是在市场层面,就单个国家来讲,美国市场依旧是中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即便2019年受贸易战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仍达2.89万亿元。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源,在于我国以低附加值经济活动参与全球分工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内需不足。从中长期来讲,我国要在中美博弈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增强国家能力,尤其是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增强我国的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应主要在技术和市场两个方面发力。在技术层面,实现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必须是“基础广泛”的升级,既包括发展高新技术工业,也包括现有工业向更高技术水平、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活动转移。

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不能自发带来中国企业和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中国企业和工业还要在技术创新上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并敢于在自主创新上大胆投资,才有能力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提高创新能力。各级政府也要增强促进经济自主发展的意志和能力,在关税保护、政府采购、产业补贴等产业政策上创造有助于自主创新的宏观环境,支持、鼓励、鞭策中国本土企业的能力成长。中国本土企业和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带动配套企业和相关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并带来大量高质量就业,从而提高国民整体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有效需求。这样一来就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进口高科技产品和元器件逐步实现国产替代以及国内市场容纳能力逐步提高后,我国便可以更加自信、从容地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也就不惧美国再搞什么贸易战和“脱钩”威胁。

在现有的经济全球化秩序下,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内部问题相互作用、高度互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以低劳动力成本和低端产品以及大力引进外资的方式参与全球分工,与美国制造业的外迁和美元的全球扩张是相互关联的。在这种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中,美国受益最大的是资本家和企业主,美国的大量传统工人则因失业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中国方面受益最大的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和地区,当然它们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最大。美国普通民众对华负面情绪的上升,与此不无关系。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国际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我国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直接相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最后以《新火》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中国今天能够走多远,是因为昨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中国明天能够走多远,也取决于今天付出多少努力。”

(编辑  季节)



* 王海龙,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1] 参见20161119日习近平在秘鲁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的《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