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CBAM）已于2026年1月1日进入正式期，出口至欧盟的产品将按碳排放水平核算并承担相应成本，这将推动绿色低碳规则更深入地嵌入国际经济体系。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CBAM的落地与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窗口高度重叠，其影响不再仅仅局限于贸易环节，而是延伸至产业竞争、国际规则对接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系统性变量。在此背景下，应结合我国对欧出口结构及钢铁、铝等高排放行业特征，分析碳成本在产业链中的传导机制，评估其对我国产业链、价值链的影响，并研判CBAM对“十五五”时期外贸稳增长、产业竞争与碳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约束与机遇。

CBAM机制的逻辑

欧盟推行CBAM机制的深层逻辑，概括起来就是从“碳泄漏治理”到“以碳定价重塑规则”。

政策动因看。欧盟推动CBAM的出发点在于应对“碳泄漏”风险，即在欧盟内部减排约束更加严格的背景下，防止产生高碳生产向外转移并以进口形式回流，从而维护其气候政策与产业竞争力。

制度原理看。CBAM以进口产品的嵌入排放为计价基础，要求进口商在正式期购买并清缴CBAM证书，证书价格与欧盟碳价挂钩，同时允许对原产地已实际支付的显性碳价予以相应扣减。这可以理解为欧盟为争夺国际碳规则制定权的契机，进一步将碳数据能力与低碳供给能力嵌入到贸易规则与市场准入中。

核心内容看。CBAM主要围绕三方面重点内容展开，一是覆盖范围与豁免机制，界定纳入税收的品类、原产地适用范围等情形；二是核算边界与方法学。明确了产品直接排放与部分间接排放的核算口径，强调“可监测、可报告、可核证”的原则，并提出在产品监测数据有限时可以使用欧盟界定的默认值；三是合规程序与执法安排。包括过渡期报告、正式期证书购买与年度清缴、处罚与反规避等操作环节内容。这三方面的主要内容也决定了CBAM表面上是边境调节，实质上是以碳数据为抓手的市场准入约束与成本再分配机制。

CBAM是欧盟在碳市场免费配额逐步退出的背景下，为应对经济方面因自身的高碳价逐步丧失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减排方面空间碳泄漏趋势，进一步扩大这一两难困境叠加的解决方案。通过税收手段，征收欧盟与出口国碳价之间的差额，在欧盟市场之内，强行将非欧盟生产商的碳成本提升至与欧盟生产商相等的水平，通过双边调节拉平进口产品和欧盟产品的碳成本，从而最终解决由欧盟内外碳成本差异造成的碳泄漏和丧失产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对欧盟而言，至少在欧盟市场之内，其与非欧盟生产商之间的碳成本差异几乎不复存在，这令其生产外迁及让出市场份额的动力得到弱化，不仅缓解了因生产外迁导致的空间碳泄漏压力，也令欧盟的产业竞争力削弱风险降低。

CBAM规则的新变化

欧盟在2025年对CBAM政策和规则做了密集更新，总体呈现出“程序简化与约束强化并行”的政策趋向。一方面通过优化程序，确保2026年进入正式期后能够稳定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执法与行业扩围，进一步提升机制的覆盖面和约束力，更好地推动CBAM从基础材料端向制造端延伸。

规则变化要点

一是推动关键规则体系定型完善。欧盟在过渡期数据与运行反馈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小额门槛豁免（50吨）条例，在明显减轻申报工作的同时，又确保进口产品的大部分嵌入排放仍处于监管范围。同时，通过强化对超过门槛主体的申报、留痕与监管的闭环安排，促进报送体系形成责任闭环。

二是以可核查数据夯实核算履约。2025年，欧委会持续发布默认值等配套指引，并就正式期相关的嵌入排放核算、证书义务校准及出口国已缴碳价的抵扣规则征求意见，进一步明确定价与运行规则。此处释放的信号在于，正式期将把可信数据和第三方核查作为合规层面的优先选择，并对出口国产品数据缺失或不可信等情形使用默认值等不利口径，从制度上抬高了出口国报送低质量数据与规避行为的成本。

三是以扩围和强执法强化绿色贸易壁垒属性。一方面，欧盟拟将覆盖范围由基础材料进一步延伸至钢铝密集型下游制成品，使其影响范围从少数原材料行业外溢到更大体量的制造业板块。另一方面，正式期欧盟监管将从“申报管理”转向“全链条合规治理”，通过强化核查审计和提高违规处罚等手段，使合规管理从成本开支上升为市场准入条件，由此推动CBAM从边境收费机制向贸易规制与产业重塑的政策工具逐步演化，使其“绿色贸易壁垒”属性进一步显现。

CBAM 新规则对我国相关产业的新约束

随着CBAM机制的日趋成熟，出口企业面临的已不再是碳排量“报不报得出”的单一合规问题，而是由“数据—成本—合规—供应链”相互联动的系统性压力。对我国企业而言，风险难点更集中体现在由规则与数据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上。

一是碳数据治理能力成为市场准入硬约束。CBAM以嵌入排放为计价基础，进口端需要可核证的数据完成申报与履约。很多企业的问题不是会不会算，而是“算出来能不能用”，即数据是否可核证、可追溯、可复算。如果计量体系不完善、核算边界口径不一致、工序和批次数据衔接不上，就容易出现交不出数据，或可以交但欧盟客户不敢使用的问题。在默认值更严、核查更强的情况下，这种数据不确定会很快转化为成本与订单不确定的问题。

二是影响由材料端延伸至制造端导致行业碳暴露度被低估。CBAM正式将下游制成品纳入征税范围，意味着一些对欧出口占比较高的制造业，可能不再只是被材料端牵连，而是产品本身也将被管起来：对制造企业来说，难点不只在工厂排放高不高，更在于要把产品拆开讲清楚，比如，BOM（Bill of Materials的缩写，物料清单）里各类材料用了多少、原料来自哪里、再生料占比多少，以及不同供应商提供的数据能否对得上等。相关的协同环节一多，合规和沟通成本就会上升，也更容易在多层供应链之间产生摩擦。

三是企业战略与资源配置强度不足以匹配低碳发展刚性要求。企业普遍知道可以通过绿电替代、提升能效、优化工艺、增加再生料使用等方式降碳，但这些措施往往投资大、回收期长，还会带来现金流压力，而减排收益又不一定能稳定转化为降本增效。若缺少稳定的政策预期、战略规划，以及成本可控的绿色金融工具等支持，企业就可能停留在“想转型但不敢重投”的观望状态，一旦碳成本开始实缴，就会陷入被动承压的不利局面。

CBAM实施对我国涉欧出口和产业发展影响

现阶段，CBAM覆盖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氢六大行业，结合我国对欧出口结构，CBAM对我国行业影响主要集中在钢铁和铝行业。随着正式期的启动，不确定性影响将逐步显性化。

对欧贸易格局与碳排放现状

贸易占比。近两年我国对欧钢铝贸易呈现“规模可观、制品占比高、税费冲击尚未兑现”的总体特征。据欧委会数据统计，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总额为5,178亿欧元。其中，欧盟自中国进口“铁钢制品（HS73）”为125亿欧元，占欧盟该类进口37.3%，中国在该品类中居首；自中国进口“铝及其制品（HS76）”约为39亿欧元，占该类进口13.1%；上游材料端方面，2024年欧盟“铁钢（HS72）”进口来源中，中国位列前五，金额约35亿欧元。若将以上三类加总，可推算出我国钢铝对欧出口约占对欧出口总量的3.8%。需要指出的是，CBAM涉税产品仅为上述大类中的部分税号子集，因此可以判断，钢铝涉税产品总占比应低于3.8%。进一步推算，按照UN Comtrade口径分类，2024年，我国出口欧盟的CBAM涉税钢铁制品和铝制品分别约占出口欧盟总额的2.4%和0.7%。综上，在过渡期及未来中短期内，CBAM对我国对欧出口“总盘子”的直接冲击有限。

产品结构。我国对欧钢铝出口中，更多是零部件、构件等下游制品，而不是单一的钢材、铝材等基础材料。制品的共同特点是材料更杂、链条更长，一个产品往往包含多种钢铝材料，来自不同供应商和不同批次，排放数据需要细化到BOM层面的材料含量、来源以及再生料比例等信息，并在上下游之间保持一致。链条越长、环节越多，信息越容易断档或口径不一，合规的不确定性和沟通摩擦也就越大，风险更容易从材料端向制造端扩散。

CBAM成本传导路径与趋势评估

随着CBAM于2026年1月进入“付费+年度申报”阶段，证书价格与欧盟碳市场挂钩，若企业缺乏可核证数据，进口端更可能采用更严的默认值计量，放大成本与合规不确定性。按欧盟碳价70?110欧元/吨二氧化碳的区间测算，在免费配额逐步退出且CBAM缴费比例逐年抬升的机制下，我国对欧钢铝产品在2026年初期总体成本仍相对平和，但会因比例上升而明显放大。CBAM正式实施后，涉税产品占比、税负及借鉴成本趋势预测如下：

一是占比扩容趋势。随着扩围下游制成品的趋势推进，受影响范围在情景估算下可能由当前约3.8%进一步扩展至5%?8%，从而把压力从材料端外溢到更大体量的制造业板块，并使成本影响更广泛地向订单与报价环节传导。

二是钢铝税负预测。在不考虑正式期分阶段缴费比例、免费配额退出节奏以及第三国已缴碳价抵扣等因素的前提下，取保守情景碳价50欧元/吨二氧化碳的静态情景，结合行业常用平均嵌入排放水平进行估算，钢铁单位税负约700?800元/吨，铝约3900?5100元/吨；折算到贸易层面，钢铁碳关税规模约120亿?160亿元人民币，铝约80亿?110亿元人民币，税负占出口价格比重约分别为10%?13%与25%?35%。上述碳关税费用名义上的缴费主体为欧盟进口商，但这笔成本通常会通过价格和合同机制在供应链中分摊与传导，并转嫁到出口企业，随着缴费比例逐年抬升，税负将更明显地影响出口企业定价能力与订单稳定性。

三是间接费用评估。成本结构的变化也将致使出口国承担更多的间接费用。由我国企业承担的CBAM间接成本将从“填报”转为“全链条MRV与核证+供应链协同”，包括产线和产品级核算、第三方核证、数据治理与IT改造、客户审计与合同重谈，以及默认值不利带来的风险溢价。保守估算，正式期进入常态化运行后，企业每年的间接成本预计较实施前增加约1.5?3倍；若叠加首年为落地必须投入的流程梳理、系统改造与数据治理等一次性建设费用，首年间接成本增幅可能扩大至约3?7倍。对应到钢铝行业层面，年度运维支出预计在“数千万欧元”量级，而一次性建设费用通常约为年度常态化费用的1?3倍，折算约3,000万?2.4亿欧元，其中钢铁行业约占80%，铝行业约占20%。

CBAM对“十五五”时期对欧出口的机遇和挑战

《“十五五”规划建议》围绕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提出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并系统部署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五个碳”制度框架，打通从宏观治理到微观产品的碳治理链条，为将外部压力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奠定制度基础。CBAM既是绿色规则约束，也是我国以“五个碳”提升碳治理现代化水平、塑造低碳交付竞争力并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跃升的外部牵引变量。

战略窗口与结构性机遇

一是以外部规则压力推动国家顶层设计加快成型。CBAM等外部规则的刚性约束，将显著提升碳核算一致性与核证可信度要求，推动我国提高对外规则衔接能力与政策确定性，为稳外贸与绿色竞争力夯实制度基础。

二是以市场化牵引培育新质生产力范式。随着低碳合规从边缘要求走向常态化需求，碳数据要素化与相关专业市场将加速扩容，推动技术、数据与管理融合创新，带动低碳技术与专业服务业形成新的增长点与竞争优势。

三是以竞争格局重塑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升级。欧洲市场的规则变化将促使行业竞争从“价格与规模”更多转向“低碳交付能力与供应链透明度”，钢铝等涉税重点行业在绿电、能效、工艺与再生料等方面的减排成果更容易转化为市场认可与订单优势，并推动我国相关产业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跃升。

约束叠加与风险传导

一是外部碳定价约束叠加“双碳”窗口，放大减排与要素保障统筹压力。CBAM把欧盟碳价直接带入贸易体系，相当于给重点行业增加了一个时间表和比较标准。如果国内减排进度与绿电、低碳要素供给难以同步跟上，企业就可能在更短时间内同时承受降碳压力与成本压力，形成“碳强度偏高—边际成本上升—竞争力受挤压”的连锁效应，并放大地区与行业差异，增加协同难度与统筹成本。

二是“绿色贸易壁垒”升级重塑规则，提升对欧贸易合规摩擦与成本不确定性。对欧出口的门槛正在从“关税与产品标准”延伸到“碳强度与可核证数据”。进入付费期后，不确定性将更早嵌入交易决策并沿供应链扩散，推高对欧贸易的合规摩擦与综合成本；若后续扩围覆盖下游制成品，影响面将从材料行业外溢到更广的制造业出口，导致贸易稳定性下降、市场份额重排风险上升。

三是全链条核证与数据穿透要求加固门槛，放大产业链与企业体系短板风险。挑战的重心可能从“会不会减排”转向“能不能把数据说清、经得起查”。当规则要求更强调可审计、可追溯的全链条数据时，任何环节的断档或口径不一致都可能放大核查成本，并引致履约与供应链稳定性风险，尤其对中小供应商更为敏感。叠加绿电采购、技改与数智化投入压力，短期内收益回收不稳将影响产业升级节奏。

“十五五”时期应对CBAM的措施

应对CBAM，不能简单把它当作外贸合规问题或单一碳市场问题，而应上升为我国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主动参与国际绿色规则竞争的系统性工程。要形成一条清晰主线：国家层面通过顶层设计构建规则适配能力与公共基础设施，部委协同形成可执行的闭环机制，让产业链与企业把“碳数据+减排能力”转化为可交付的市场竞争力，并以ESG治理与披露体系强化信任与融资闭环，从根本上减少外部规则约束带来的不确定性。

国家顶层设计：以制度供给塑造绿色竞争优势

建议把CBAM应对纳入稳外贸、强产业与“双碳”工作的协同框架，形成更强的国家统筹与连续的政策供给。在顶层设计层面布局统一口径、可信数据、稳定预期。

一要把“产品碳数据基础设施”作为应对CBAM的战略底座加快补齐。国家层面应推动重点出口行业统一核算口径、数据字段、证据链要求与核证规则，减少企业在方法、边界、口径上的反复对齐与重复投入。对钢铁、铝及其外溢下游制成品，应前置做好“BOM材料含量—原料来源—工序排放—批次交付”等关键链条的数据与方法准备，降低扩围后的合规冲击。

二要把“对外规则变化”转化为企业可用的确定性。应建立常态化监测预警与情景推演机制，围绕扩围范围、默认值口径、执法重点、申报节奏等关键变量形成原则性指引，增强企业政策预期与风险识别能力。

三要打通“投入—减排—收益”的政策闭环，使企业敢投、能投、长期投。建议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同时，统筹能源转型、绿电交易、重大技改与绿色金融工具，形成“投入有抓手、收益有机制、融资有渠道、成本可预期”的组合政策，并将项目碳评价与财政、税收、绿色金融等支持工具更紧密绑定，引导投资优先投向能效提升、工艺优化、绿电替代与再生料利用等可核证减排路径。

部委联动：以统一口径构建全流程可执行闭环

建议建立常态化跨部门机制，形成口径统一、链条贯通、执行可落地的协同体系，以“统一数据口径与证据要求”为主线，把政策、标准、数据、核证、企业服务与金融支持打通，避免企业陷入多头要数、口径不一、核证无从、融资难配的局面。在“五个碳”框架下，协同重点落到五类制度的“同口径、可穿透”：地方碳考核侧重把对外“碳暴露”与数据质量、核证能力纳入评价指标；行业碳管控侧重加快碳足迹与核算方法、证据链清单、核证规则体系建设；企业碳管理侧重强化第三方核证能力与质量监管，形成可复用的数据包模板；项目碳评价侧重把碳强度下降、绿电占比等纳入审批与政策支持的可核证条件；产品碳足迹侧重推动公共数据底座与核证体系对接，减少重复核证与多头审计。

同时，应将扩围、默认值、执法重点等关键变量及时转化为窗口提示与执行要点；加快输出权威可复用的“数据包模板”和“证明件清单”；完善第三方核证能力建设与质量监管；形成统一公共服务入口，推动将碳强度下降、核证通过率、绿电占比等指标与授信定价、增信工具挂钩，形成“能融资、敢投入、可持续投入”的资金环境。

产业链协同：以链主牵引打造全链条交付能力

需要把目标放在整条供应链“能稳定交付”这一核心点。建议由链主企业牵头搭建供应链碳数据协同机制，统一数据采集口径、核证规则与交付节奏，通过订单要求、行业标准与平台协同，把中小供应商纳入同一套可管理、可交付的流程中。同步建立分层分类的供应商碳数据管理清单与能力提升机制，对关键物料与高暴露环节实行“先纳入、先核证、先固化”的优先序，形成可复制的链上标准件。并推动链上形成“数据交付—核证协同—异常纠偏”的联动流程，对数据断档、口径偏差与核证不通过等情形设置预警与纠偏安排，避免问题在交付节点集中暴露。这样既能减少断档与返工风险、提高对欧订单稳定性，也能为行业碳管控与地方碳考核提供可穿透的数据基础。

企业转型：以低碳数据交付塑造国际竞争优势

企业应对CBAM的核心是建立“可交付、可复制”的经营能力。建议按“三步走”推进：第一步把数据做实。建立覆盖产品、工厂到批次的碳数据包和完整证据链，确保数据可复算、可核证、可追溯，并与欧盟客户申报节奏同步；第二步把合规做稳。在合同与框架安排中前置明确数据交付要求、核证配合与风险分担机制，尽量将不确定性锁定在事前规则；第三步把减排做成确定性。将绿电替代、能效提升、工艺优化、再生料利用等措施形成可量化、可核证、可对外沟通的路线图，用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的可验证成果换取长期合作与更好的议价空间。对可能被扩围覆盖的下游制成品企业，应尽早把BOM材料含量与来源追溯纳入日常管理；对外贸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应将CBAM纳入产能与市场布局的中长期评估。

ESG赋能：以治理披露夯实可信合规基础

CBAM要求企业持续提供可信数据、清晰责任链与可验证的减排进展，ESG可提供贯通治理、数据与融资的整体框架。治理层面，应明确管理层责任链，将碳数据质量、核证通过率、默认值使用比例等纳入经营指标，形成跨部门协同与资源配置机制。披露层面，打开盘查、计量、供应链数据与第三方核证，在企业碳数据包与证据链基础上形成标准化披露口径与核证证明材料，同一套数据同时服务内部管理与对外交付；融资层面，可将减排路线图与项目里程碑绑定可持续挂钩贷款、绿色供应链金融等工具，以核证结果与披露表现作为授信定价依据，提升改造投入的可得性与可持续性。

国际规则应对：以沟通互认塑造可预期外部环境

在外部规则加速演进下，要想降低CBAM带来的制度摩擦，核心在于提升对欧沟通与议题设置能力，把“互认与对接”做成可落地的抓手。首先，要推动欧方对我国碳市场运行、行业减排政策与企业减排实践形成更充分、可验证的认知，重点争取在“第三国已缴碳价可扣减”、核算边界、证据链要求等关键问题上给出更清晰、更稳定的口径，减少企业在不同规则之间反复对齐的不确定性。其次，要推动核证机构、核证方法与数据规则的对接合作，尽量减少重复核证与多头审计，降低合规成本中的“交易摩擦”和隐性支出。再者，应在多边框架下加强与相关国家协调，以规则透明、非歧视与比例原则为基础，推动形成更稳定的外部制度环境，减少绿色壁垒对正常贸易的负面影响。

长期看，应把产品碳足迹、数据治理与核证方法等技术性规则作为重要竞争阵地，鼓励行业协会、链主企业与第三方机构参与国际标准讨论，形成可被国际采信的技术方案与表达体系，逐步积累技术性话语权，并以规则衔接与互认为抓手，为“五个碳”制度走向国际可采信奠定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十五五”规划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强调“发展具有强大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的深远意义，要放在文明史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视野下，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文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意味着中国从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到成为文化大国、文明大国的历史性跨越，也就是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一体的文明大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其根本意义是文明复兴，文化强国建设可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核心内涵。

人民是文化创造的主体

文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文化之为文化，关乎着生活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中国人世世代代的美好生活方式，关乎着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关乎着历史、文明以及文明的连续性、大一统国家的连续性。

中国文化始终是与时偕行、守正创新、不断发展的。创新性乃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动力所在，现代中国发展出的新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中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乃是关乎着旧邦新命，关乎着“我们是谁”，关乎着“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的文化。

“十五五”规划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文化关乎着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心世界，社会主义文化根本上是人民的文化，所以社会主义文化更是全民族、全社会、全大众共同参与的文化，要全面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建设文化强国，筑牢国家软实力根基

今天大国博弈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上，也同样体现在制度竞争、文化竞争的软实力竞争上，而制度不能离开文化而自行运作，制度的底层支撑根本上在于文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发展的文化不是什么抽象的文化，而是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着人类正义、进步事业的兴起。

文化在国家、政治层面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力量，根本上在于其深刻揭示了今后人类社会发展之道，其针对过去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社会、自然的破坏，给“全球南方”国家以及西方内部带来巨大贫富差距，社会主义给人类提供了新道路选择，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方向，合乎人心、道义，所以具有思想引领力。有此思想引领力，就能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价值观，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感召力，根本上来自其内在价值的普遍性。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感召力还要由内而外、由近及远，最终成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给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人民带去合乎他们内在需求、凝聚自身的新价值选择，他们像中国一样，同样需要团结奋斗的精神与共同的思想、价值。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根本上在于文化影响力。思想、精神、价值是“道”与“体”，国际传播则是“术”与“用”，而道术一体、体用贯通。

文化强国建设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富而好礼”。文化的根本在于以文化人、化育人心、正人心厚风俗，美丽中国根本上在于人心风俗之美。人民的思想境界就是体现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中传达的人民的思想觉悟、自我觉悟。有此思想自我觉悟，则有中国人的精气神。中华文明传统强调学以成人、学以成圣成贤，思想境界、精神状态的养成非一日之功，是在根本上需要通过文化修养来长久培养的。

文化一方面在国家、政治层面提供了通过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凝心铸魂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在个人、社会层面给每一个个体提供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从而能安身立命。所以，文化就像人每天需要的空气与水一样，身在其中而无意识，而一旦缺失了，才会感到其不可或缺。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人的一生难免遇到各种困难，文化的紧要性就是在遇到难关时有信心、有勇气挺过去。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是充满变化、风险与不确定的社会，尤其需要文化的自我召唤与自我说服力来化解现代性带来的各种精神焦虑。我们要对中华文明传统中“温柔敦厚”之“诗教”温故知新，从而涵养国人的和平之气。

文化强国建设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对需求，一方面要解决精神文化产品高质量供给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更好满足老百姓在文化生产中自己参与、自己创造的内在需求。也就是说，文化最终是“我们”自己的，因此要解决好“送文化”与“种文化”的上下、内外张力关系。

文化强国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发展背后有其底层的历史、文化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传统，经济发展根本上离不开文化力量，人的经济行为受不易觉察的文化的影响，但文化也是动态、发展的。

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企业、百姓将会愈来愈认识到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地方发展所具有的稀缺性。如何深入开掘、充分用好当地稀缺的历史文化资源将成为新问题，文化将更加有力地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跃居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当然是关键，但由工业设计打造的世界品牌也是提升附加值的巨大增量。历史上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欧洲宫廷、贵族输出丝绸、瓷器，由技术、材料叠加设计优势而成为奢侈品；今天中国向全球销售包括工业消费品、数字消费品在内的各种消费品，将发扬光大丝绸之路的真精神，创造历史的新荣光。

文化强国建设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文化支撑

科技自立自强、文化自信自强是今天大国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体两翼”，科技创新需要的创新精神离不开创新的文化。科技创新不只是技术本身的问题，科技的战略与管理至关重要；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中具有牵引性作用，而新型举国体制的底层支撑是中华文明的家国情怀，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工程一以贯之。科技创新要受到人文、伦理的制约，中国科技将具有德性科技的品性。

科技的战略、管理，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的家国情怀，科技人文与科技伦理，这些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到了提出“科技文化”概念的时候了。

文化对于政治、社会、经济、科技产生巨大赋能与根本支撑作用。社会主义文化是德性文化，它在根本上形塑了社会主义德性政治、德性社会、德性经济与德性科技，从而在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全意义上建构了现代中国新德性文明，而这关乎着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可大可久”。   

文化强国建设的体用贯通

文化力量对于政治、社会、经济、科技的全方位影响与支撑作用，这些都是“大文化”的作用、功能，还有更具体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层面的文化的作用、功能。

文化强国建设有“体”有“用”。价值观是“体”，真正在工作中带着问题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是关键，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贯通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及真正抓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价值观的落实，关乎着中华文明的“可大可久”。

文化建设之“用”突出体现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上。文化事业的最终结果要体现在思想学术理论作品与文艺作品的精神品质、文明品质上，检验的最终标准是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下来。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标志就是代表性的文类与作家作品的涌现，像先秦文、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汉代经学、魏晋玄学、禅宗、理学等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建设、乡风文明与城市文明建设、书香社会建设的分层化与精细化都关乎文化底蕴的塑造、巩固。    

中国的深厚文明底蕴与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实践道路正在双重赋能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具有潜移默化塑造、改变认知的强大功能，中国的文化产业开始对美西方形成新兴优势。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技术影响、塑造了生活，生活影响了创作，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都有代表性的创作，数字文明时代正在形成新创作，新大众文艺就是其中的表征。毛泽东引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一谚语来说明“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进而形象地说道：“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新大众文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成千成万的“诸葛亮”的伟大创造。数字技术不能脱离历史、政治、社会，新大众文艺是数字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中国的深厚文明底蕴使得文化和旅游、文化与科技正日益相生相长，文化与国际传播也在日益相互促进。增强国际传播力的底色应该是文化，中华文明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优势，需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最终应该落脚在文化上，文化正在“理势合一”地日益成为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天下文明”正在成为可能。   

（编辑  杨利红）

当今世界，数字技术与智能革命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为民主政治实践开辟了新的空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民主政治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践体系，不仅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历史与逻辑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关联民主的实现形式与深度。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国家民主实践主要依托代议制框架与周期性选举；而在当今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协同演进的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以其泛在连接、实时交互、数据驱动、智能协同的特性，为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理念到实践、从制度到程序的全面落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与实现路径。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化落实有机结合，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更是破解发展难题、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战略支点。

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本文系统论证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如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实注入强大动能；深入剖析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体系和价值所支撑的新质生产关系，如何为实现民主在经济、社会、政治全过程的贯穿提供技术方案；并围绕数字化就业、数字化贸易、数字化分配、数字化消费和全球价值链等五个关键领域，提出推动民主实践深化、提升人民获得感、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

数字文明、生态文明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统一

理解数字经济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动作用，必须首先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哲学高度，把握数字文明、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文明演进视野下的民主形态变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划分人类历史的主线，是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时代的大历史观的重要线索。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受制于自然，因而民主实践局限于狭小的血缘或地域共同体。在极大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工业文明塑造了以资本为核心、强调形式平等与个体权利的代议制民主模式。实际上，这种民主模式往往将复杂的民主过程简化为周期性的投票行为，民主的广度、深度与效率都面临挑战。

进入21世纪，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引领人类迈向数字文明，推动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数字文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实现了信息全球流动，使得大规模、实时化、个性化的社会协同与价值创造成为可能，为民主实践从人文地域时间等局域性较大的参与向“全过程融入”的跃升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数字文明的持续发展，必然导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永续进步。它要求价值追求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生命质量的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所蕴含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思维，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参与实践高度契合。民主不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渗透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创造、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我和谐的根本保障。

因此，数字文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全面展开的技术前提，生态文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目标的最终归宿。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宏大背景与历史机遇。

连接数字时代与人民民主的桥梁的新发展理念

中国共产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科学回应了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实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特别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应用，为民主协商、决策、监督等环节提供了透明、可信、高效的工具，使得民主程序更加科学、民主参与更加便捷、民主反馈更加及时。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缩小“数字鸿沟”，为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平等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奠定物质与社会基础。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本身具有低能耗、低排放的特性，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能够极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生产与消费，这本身就是民主决策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保障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态权益。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的开放性促进了思想、技术、人才的全球流动，为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同时在实践中展示中国式民主的优越性提供了平台。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催生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蕴含着共享发展的基因。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确保数据要素收益由人民共享，使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经济成果分配上的直接体现。

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将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逻辑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逻辑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数字技术进步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五大支柱

数字经济推动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从以下五个相互关联的路径展开：

支柱一是发展数字化就业，重塑劳动与民主的关系，激活人口质量红利。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人民在经济生活中行使民主权利、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引发了“机器替代人”“技术性失业”的顾虑。传统的就业模式面临挑战，迫切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就业生态。数字化就业，正是破解这一难题、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关键。

数字化就业的核心在于，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对劳动者的技能、时间、成果进行数字化、价值化和可计量化封装，形成个人独有的“价值码”。劳动者不再是被雇用者，而是可以主动地、自由地基于自身技能与时间，创设不同类型的“价值码”服务产品，并在可信平台上进行展示、交易与结算。这实现了从“企业雇佣劳动者”到“劳动者自主经营自身价值”的根本性转变，劳动者成为自身劳动力的真正主人，享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与收益权。这是经济民主在最微观层面的深刻体现。

构建“创新数据集”交易系统，护航人的主体性。为防止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价值被边缘化，必须确立并保护人的核心优势：创新能力与专长知识。价值码平台设计个人“创新数据集”的托管、确权与交易系统。每个人独有的思维模式、专业技能、经验知识等，可以形成受加密保护的“创新数据集”。当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进行训练时，必须向数据所有者购买或授权使用这些数据集。这一机制实现了双重民主：一是数据民主，人民拥有自身数据的所有权与收益权，数据产生的价值由人民共享；二是发展民主，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服务于增强人的能力、拓展人的价值，而非取代甚至损害人的利益，使技术进步始终处于人民的掌控之下。

拓展人的价值存在，创造人的社会价值和自然价值。借助数字孪生、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为每个人构建其“价值码VIP智能体”。这个“数字分身”能够形象化、场景化地代表个人进行价值交互，记录、展示、优化个人的价值轨迹，如文字传记、影像资料、成果作品，实现价值的代际传承与情感互动。它不仅是个人价值的“数字博物馆”，更是个人进行持续学习、价值创造、社会交往的智能助手。这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与存在维度，提升了幸福感与获得感，使得民主的价值从物质层面延伸到精神与文化层面，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

通过发展数字化就业，我们能够将中国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每一个劳动者的创造力被激活，自主性被尊重，价值被精准度量与实现，这本身就是最生动、最广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它有效应对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支柱二是发展数字化贸易与易货，穿透资本与货币壁垒，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民主基础。

    贫富分化、内需不足、货币霸权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制约着人民民主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基于价值码的数字化易货体系，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革命性的思路。

价值码数字化易货系统，以“价值码”作为统一的、锚定“单位时间有用信息”的价值计量单位，设计了一个四层交易结构：

商品层：实体商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标识与确权。

劳动层：劳动者以价值码形式提供的数字化劳动与技能。

数据层：个人与企业的创新数据、消费数据等数据资产。

通证层：在特定范围内流通的、基于价值锚定的数字权益凭证。

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穿透”：它允许劳动者的“价值码”（劳动层）直接与企业的库存商品（商品层）或个人所需的数据服务（数据层）进行交换，消除货币与资本的结构性障碍。

价值码数字贸易模式的优越性在于推动经济民主与共同富裕的实践价值。化解产能相对过剩与内卷；直接连接供给与需求，扩大内需；使劳动能够更直接地转化为实际所需，增强了劳动者的购买力与获得感；削弱货币霸权。在跨境贸易中，基于价值锚定的易货可以减少对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依赖，降低汇率风险与交易成本，特别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更加公平普惠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收入公平。精确的价值度量与直接交换，减少了中间环节的盘剥与资本炒作的空间，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发展基于价值码的数字化易货，是在流通与分配领域深化经济民主的重大创新。它让人民在交易活动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使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更加直接、更加公平，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市场经济深水区的重要实施路径。

支柱三是发展数字化消费与全球价值链，实现民生福祉的升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终落脚点，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数字经济在此方面大有可为，并能将中国的民主实践智慧贡献于世界。

构建“个人数智超市”，实现消费民主与效用最大化。针对当前消费市场信息不对称、个性化不足、供需错配等问题，可以基于价值码体系，为每个公民设计专属的“个人数智超市”。这个超市不是简单的商品列表，而是基于对个人消费画像（偏好、需求、健康数据、价值创造能力等）的深度学习和隐私计算，动态匹配、精准推荐最符合其真实效用最大化的商品与服务。

它能够引导高质量消费。从满足基本生存型消费，转向促进身心健康、个人发展、精神愉悦的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聚合的、去标识化的消费大数据，可以实时、精准地反馈给生产端，引导企业进行创新，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个人的消费偏好与技能数据，可以与“价值码”就业推荐系统联动，引导其向更能发挥自身价值、更符合社会需求的领域发展，实现消费与就业的良性循环。

    设计全球价值链与“价值本位制”，贡献中国民主方案。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不应局限于国内。应着眼长远，积极设计和推动全球价值链体系建设。以“价值码”理论为基础，推动建设基于价值码的全球数字易货基础设施与总部基地，促进各国之间劳动、商品、数据、技术的直接、公平交换。

支柱四是企业价值分配关系的“资本中心”范式转变为“人民中心”范式，实现股份制向通证制的转换。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将消费、劳动和创新等数据转化为可分配的“通证”，提升数字文明时代的管理效率，实现了价值分配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分配机制从以资本为主导向更加多元、全民参与的方向转变。它让普通消费者、劳动者和创新者能够凭借自己创造的数据价值，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来，这不仅有助于打破资本垄断，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也为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基础。

支柱五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建设与数字文明相适应的政府监督与经济调控的数字化体系。

在数字文明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化发展，离不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通过将政府监管数字化与人民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治理闭环。一方面，以个人数据货币化为激励，确立公民的数据主体地位，激发全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另一方面，以个人收入、投资与消费数据为基础，构建基于国民经济恒等式的宏观调控大模型，从根本上提升宏观调控的及时性、有效性和科学性，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始终锚定人民福祉，实现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在数字时代的高度统一。

构建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推广以人的价值为核心、强调共享共赢的全球价值链理念，中国可以将自身的发展经验与制度探索，转化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公共产品。这有助于凝聚国际社会关于发展、民主、人权的新共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数字世界与生态家园，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人的价值最大化与自由全面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

在人类文明迈向数字与生态文明交织的新时期，民主制度的演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当前，全球民主实践，尤其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正陷入深刻的困境。金钱政治导致民主异化为“美元投票”的富人游戏，致使民主沦为“看得见的权力，摸不着的实惠”。这种治理失灵与制度缺陷，不仅削弱了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动荡与混乱。在此背景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选择，更是在数字与生态文明时代，基于技术创新与价值重构的必然路径。

作为一种前沿的数字工具，价值码技术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它能够将消费者、劳动者、创新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度量、可追溯、可分配的“价值凭证”。这一技术逻辑的革新，深刻地回应了当前全球民主面临的“资本垄断”与“人民失语”两大核心痛点，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凭借其创造的数据价值，实质性地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治理决策，从而在经济基础层面筑牢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基。

在数字文明时代，民主不再局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箱前，而是延伸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每一个细微环节。价值码技术使得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实现了数字化、实时化与透明化。例如，通过构建基于国民经济恒等式的宏观调控大模型，政府可以利用脱敏后的个人消费、收入与投资数据，进行更加科学、精准的政策制定，确保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始终服务于人民福祉，而非资本增值。同时，区块链等技术保证了权力运行的全程留痕与不可篡改，实现了人民监督的全景化，有效防范了权力寻租与腐败。

这一模式不仅是中国治理的创新，更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重大贡献。它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竞争性选举民主，开创了一种以“人民逻辑”为核心，追求社会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的新型治理形态。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这种民主制度能够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过数据化的价值评估，内化为全民的共同行动准则。

在数字文明与生态文明交叠共生的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技术赋能下的制度可能，更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必然选择。通过降低参与门槛、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数字技术使民主实践实现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运转，确保了人民意志的广泛持续参与。这一制度设计将人民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数据要素的创造者与分配者，打破了资本对生产要素的垄断，推动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编辑  宋斌斌）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收支长期处于盈余状态，2005-2015出现单边升值的态势。2015—2025年人民币汇率呈现波动、总体贬值态势。我国经济发展现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币的市场汇率低于实际购买力较大，未来有升值空间。

2023-2024年，人民币的汇率大体为1元=0.14美元，而购买力平价（PPP）大体为1元=0.28国际元，人民币汇率仅相当于其实际购买力的50%，有较大的升值空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GDP价格指数，1990—2024年，中国价格年均上涨率为4.18%，美国为2.22%，中国几乎为美国的2倍；2010—2024年，中国价格年均上涨率为2.12%，美国为2.42%，中国已经低于美国。这一局面是中国经济总供给能力旺盛、总需求相对疲弱的必然结果，为人民币的未来升值增添了力量。

本研究采用3种预期汇率作为2025—2035年的汇率：

（1）人民币汇率保持2024年的1美元=7.1217元人民币不变；

（2）人民币汇率按对数拟合值，2035年为1美元=6.2447元；

（3）假设人民币汇率与2024年PPP值逐渐接近，2035年实现重合：

预测结果如下：

（1）汇率固定时，203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1967美元，达不到世界银行“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

（2）人民币汇率按对数拟合值缓慢升值，203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5052美元，仍然达不到世界银行“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36049美元，也达不到IMF“初等发达水平”门槛线31858美元；

（3）假设2035年人民币汇率与PPP值重合，203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4305美元，超过世界银行“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和IMF“初等发达水平”门槛线。

汇率与达到发达经济水平的门槛（三级标题）

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13445美元（国家统计局数据），距离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界定的中等发达水平标准还比较远。2035年，在不同汇率假设下，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21967美元、25052美元和44305美元；PPP人均GNI约为49219国际元。

依据前面的分析预测，2035年，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线可能是17902美元，其中“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是36049美元；IMF“初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是31858美元，“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是50305美元；UNDP“中等发达水平”人均收入的门槛线是40497国际元。其中，若要达到世界银行“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人民币需要升值到1美元=4.3397元人民币，这需要在2024年1美元=人民币7.1217元的基础上升值64.1%。2035年1国际元的PPP预测值约为人民币3.1785元，相当于4.3397元的73.2%。

根据我们的经济增长假设，2026年中国可以进入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35年，中国可以较大幅度超越UNDP“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如果2035年汇率能够自然升值到2024年的PPP值，中国可以较大幅度地超越世界银行的“中等发达水平”的门槛线。

然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达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目标，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十五五”“十六五”期间，如果我国在保持经济中速增长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汇率是有可能实现比较理想的升值的，2035年达到更高的发达经济水平人均收入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编辑 宋斌斌）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亟须推进高水平涉外经济研究，应重点关注关键产能、关键资源、关键设施、关键规则、关键主体、关键在人等核心要素，切实增强涉外经济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加精准有效地主动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切实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一、进一步提升我国涉外经济研究的聚光度和整合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局和愈发激烈的大国博弈中掌握历史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当前涉外领域最紧迫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而展开，集中体现为维护我国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格局、政治格局等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全球治理面临全球化进程受挫、大国竞争加剧等巨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蓄意挑动大国利益冲突，大搞所谓“脱钩断链”，执意推动经济领域“战场化”，对全球性的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基础设施和经贸规则等经济运行秩序产生强烈干扰和冲击，不仅加剧全球经济风险，更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如何精准识别、及时预警、有效应对外部经济风险，成为事关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大局的重要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风险的外延较为宽泛，我们必须穿透短期波动，把握经济安全尤其是实体经济安全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要素，形成以关键产能、关键资源、关键设施、关键规则、关键主体、关键在人为焦点的“关键六边形”研究架构，进一步提升我国涉外经济研究的聚光度和整合度。

图1 涉外经济研究的“关键六边形”框架

二、构成经济安全硬基础的三个关键

（一）关键产能：产业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

关键产能包括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两个维度。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围绕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的国际竞争加剧。产能优势是我国的巨大经济优势，事关国家战略主导权。如何维护好这一优势，保护产能体系持续稳定，保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护技术迭代新质高效，保护产能内外供需合理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始终是维护经济安全、做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要以维护关键产能优势为牵引，密切关注信息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新化工、人工智能、工业智造、先进装备、军工制造、海洋船舶、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关键产业及相关关键技术的全球发展态势，持续追踪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关键产业链、技术链及投资链，为我国产业布局和技术规划提供必要参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把相关区域国家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相关法律制度以及代表性企业的经营模式、成败得失、变革趋势等研究明白，摸清其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的优劣长短，研判产业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风险，为我国在国际产业及技术竞争中取得先机提供信息支撑。

近年来我国对外产能转移和技术输出呈现加速势头，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其中的风险不容低估。产能转移和技术输出是一把“双刃剑”，到底转什么、转多少、转哪里、怎么转？要结合国内产业发展、内外经济循环、企业经营布局、不同国家禀赋、区域安全形势等因素通盘思考，开展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

（二）关键资源：从“卡脖子”到“卡命脉”

关键资源主要指关键矿产与关键物资。“矿政治”是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主线之一，随着西方资本垄断全球矿业的格局被逐渐打破，矿业已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突破口。目前的关键矿产之争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本质上关系到新一轮产业及技术竞争。在研究中尤其要关注三个方面：其一，受国际经济“泛安全化”趋势影响，关键矿产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些稀有金属。对于工业部门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各种非金属矿类，以及与之相关的勘探、规划、开采、加工、冶炼、化学制造、资源回收利用等业态，涉外经济研究需要将其纳入研究框架，形成关键矿产分析图谱。其二，不仅要分析西方资本矿业垄断的历史脉络和运作网络，也要分析相关区域国家的关键矿产现状及政策、全球矿产经济业态、大宗矿产交易模式、跨国资本定价机制及资源民族主义趋势，更要分析中国矿产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潜在风险与应变之策。其三，面对全球矿产资源控制权之争，要深入分析当前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的症结与挑战，积极谋划我国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促成公平可持续的治理新格局的现实路径。

除了关键矿产，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关键物资，即粮食、能源、淡水、医疗用品、建筑材料、大宗消耗品等基础性或战略性物资。在全球化的和平年代，这些物资流转供应通畅，但在地缘冲突风险上升、全球避险心理作用之下，这些物资的紧缺状况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如果说关键矿产会“卡脖子”，关键物资则随时可能“卡命脉”。要把这些物资在全球范围内和在相关国家中的生产、交易、流通、储备等机制梳理清楚，分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并为可能发生的资源配置缺口和恶性竞争局面做好策略准备。

（三）关键设施：五种类型及其风险性

近年来，欧洲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俄罗斯被SWIFT系统排除、红海航道危机、北极航道争端、马斯克“星链计划”、巴拿马运河权属之争等等，让全世界都意识到关键基础设施的巨大威力。从广义上看，全球关键基础设施至少有五类：

一是合作基础设施。即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例如区域联盟、战略倡议、经济合作框架等。这是一种制度性或关系性的基础设施。二是交通基础设施。既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通道、海空航线以及海陆走廊，也包括作为关键枢纽的港口、铁路、运河、边境公路、口岸、集散中心等。三是信息基础设施。既包括国际传播体系、媒体平台、网络平台、人工智能大模型等软件，也包括卫星、通信基站、陆海光缆、互联网服务器、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算力设施等硬件。四是金融基础设施。既包括制度性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金融组织、货币储备机制，也包括技术性的国际清算系统、跨境支付系统、金融交易市场、货币互换机制等，还包括新兴货币形态、非正式金融网络等。五是资源基础设施。例如重要的能源管网、发电设施、新能源设施、淡水系统、热力系统等。在五类关键基础设施中，合作基础设施发挥纽带作用，各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协调运行，都建立在共同合作意愿与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

要在比较分析各类合作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探究后四类基础设施在全球及有关国家的建设、运营、布局、重组等情况，分析其背后的地缘政治经济逻辑，揭示潜在的漏点、堵点、风险点，为我国优化经贸运转通道、建设及对接海外基础设施、创造信息交互及金融运行的国际公共产品等提供前瞻性的意见建议。

三、构成经济安全软要素的三个关键

（一）关键规则：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规则标准体系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规则标准制定权是最高层次的国际权力。关键规则，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规则、经贸规则、法律规则以及国际惯例，例如管辖规则、主权豁免规则、跨境投资规则、经济管制规则、仲裁调解规则以及一系列国际性行业性标准等。我们既要梳理这些规则和标准的历史生成逻辑及实践现状，跟踪分析其在国际秩序变动期内的重塑、调整及衍生效应，辩证剖析其利弊得失并提出改进措施或革新方案；更要针对新兴领域、新生问题、新的需求，及时研发创制新规则、新标准、新机制，以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规则不仅局限于一般法律规则或国际法规则。世界经济的运行除了依赖这些正式规则，还依赖大量非正式的、地方性的或不成文的规则，二者分别对应着主流经济体系和非主流经济体系。事实上，世界经济长期存在两种交错运行的体系：一种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被西方主导规则所支配的主流经济体系；另一种是美元霸权之外的，基于非正式、地方性或不成文的规则运行的非主流经济体系。随着美式制裁的升级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避险之道，非主流经济体系的功能将更加突出。更何况，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规则统一、法律完备且严格执行的世界，而是法治水平参差不齐、规则制度千差万别的多元国家。

有鉴于此，涉外经济研究既要重点梳理国际上以及相关国家的正式规则和法律制度，也要关注在国际经济体系和一些国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非正式规则，剖析其存在的背景、原因和作用机制，结合实际给出涉外问题解决方案——一种容纳多种有效规则的综合解决方案。如此才能发展更加自主、有效且不乏包容性的涉外法治体系，并且有利于推动国际规则标准体系的优化创新。

（二）关键主体：从四种行为体到大国全球网络

在世界多极化、区域集团化、大国竞争的趋势下，世界出现了广阔的“新中间地带”。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大国政治，但在国际秩序变化期内，一些中小国家或国际行为主体成为全球局势转换或区域局部秩序重塑的关键参与者，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关键影响。除了大国，涉外经济研究要关注和研究“四类主体、一种网络”：

第一类是战略支点型国家，或者称之为枢纽型国家。主要指一些地区强国或关键小国，有的长期重要，有的随着条件变化而凸显重要性。第二类是重要国际组织。第三类是重要跨国企业。第四类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殊集团，一种是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宗教团体等，另一种是如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对于第一类主体的研究，重在分析其内政体制、经济结构、社会力量构成、历史文化特点及对外政策取向。对于后三类主体的研究，尤其要关注其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分布网络、发展趋势及政治经济影响力。

在研究四类主体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摸清新的网络型主体——主要大国或国际权势集团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力量构成、资源网络及利益要害。把这些情况摸清楚，对于客观评估全球经济风险分布情况、研判相关风险趋势及传导机制、寻找风险的对冲方法和不对称竞争策略、优化对外经济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键在人：人口、人才、人群与人心

经济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这个能动主体上。今日世界之所以发生剧变，也是因为人的能动性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四个关键问题值得长期关注：

一是人口问题。基于全球视野和中国国情开展比较研究，关注相关历史、社会、经济规律，提出应对之策。

二是人才问题。无论是参与全球治理，还是经济走出去、引进来，我国不仅需要新一代兼具中国胸怀、国际视野及区域国别知识储备的全球治理人才、企业家、科研工作者及各类专业人士，还需要一支高素质、梯队化、传帮带的产业专业人员队伍。要研究如何培养好、使用好、保护好这些生力军，从教育培养、选人用人、人才保障、劳动保护等方面思考体制机制创新之道，为中国的全球化新时代做好人才储备。

三是人群问题。过去三十多年，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文明外衣下的全球不平等和族群利益矛盾不断以新的形式爆发。对族群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有国内视角，更要打开国际比较视野，对主要国家的文化脉络和民族特质、西方种族主义与族群政治、全球民族主义运动、国际移民问题、跨境民族问题等开展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虽然与经济问题不直接关联，却对经济安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是人心问题。随着全球进入一个人心涣散、心智迷惘的“精神空窗期”，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之争愈演愈烈，不同话语体系的转换正在进行之中。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围绕定义权、叙事权、解释权的竞争，对人心向背具有重要影响。针对国际上的各种杂音，当代中国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丰富实践，以“天下一家和合共生”为哲学起点，直面不平等的全球等级结构和冲突不断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阔视野下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世界之困提供了体系性的中国之策。在此基础上，涉外经济研究要融通中国观和世界观，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的世界话语，并与国际社会开展建设性对话，为建立中国自主涉外经济知识体系、重塑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与包容共生而贡献力量。

四、“关键六边形”的逻辑关系与系统思维

上述关键问题构成一个“关键六边形”，它始终以问题为导向，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开放的研究框架。

六个关键问题并非相互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整体上构成一个系统性的研究网络。其中，人是研究的基础，既是关键主体的底层能动因素，也是关键规则的核心制动因素，三者共同塑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秩序。而这一体系及秩序不仅体现为人、制度、行为体的相互关系，也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关键资源、关键产能、关键设施决定了关键主体、关键规则、关键在人的能动空间，后三者又通过相互作用不断推动前三者的调整、重塑和巩固。这一切从人的本身出发，最后又回归到人本身，由此形成一个循环。我们有必要灵活运用这一系统框架加强涉外经济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强调要着眼于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所作出的一项战略性、系统性部署，必须坚持全球视野、打造中国特色的国际经贸合作支撑体系，更好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兼具“保安全”“促发展”“塑形象”三重核心价值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标志着我国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已形成顶层设计布局、多方资源协同的系统工程，这既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务实之举，更是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强国、从全球化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型的关键支撑，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一是应对全球变局、维护海外利益的“安全网”。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我国对外投资持续扩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各类投资风险显著上升。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构建系统性的风险预警、安全保障、争端解决与应急协调机制，为海外企业与项目构筑全方位“防波堤”。需要意味着我国对海外利益保护，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作为”的全方位系统性防护，直接服务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需求，构建保障海外资产安全、人员安全与项目稳定推进的“生命线”。

二是用好全球资源、推动产业升级的“推进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是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占位。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旨在通过提供精准的知识产权、数字技术、跨境咨询等专业服务，赋能企业技术创新与品牌塑造；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境外合作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助力企业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中国向全球价值创造中心转型。同时，可以大幅降低企业出海的信息不对称成本与试错风险，形成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外部支撑。

三是塑造大国形象、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平台”。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树立负责任、可合作、讲规则的大国形象至关重要。拥有成熟、开放、专业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本身就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通过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与东道国互利共赢，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合作”的正面叙事；同时，在实践中形成的商事争端解决机制、ESG 标准应用等规则与经验，将转化为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中心必须走出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特色的构建之路

构建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必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商务部等五部门指导意见，借鉴美日德等国成熟经验，围绕“协同、智慧、共赢、专业、安全”五大关键词，统筹整合资源，走出一条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特色的构建之路。

一是构建“政企协同、立体联动”的综合服务生态。核心在于打破“政出多门”的碎片化困境，借鉴日本的“官民一体”模式，建立横向贯通、上下联动、政企协同的有效协同机制。重点打造“国家平台+地方窗口+海外站点”三级服务网络，整合政府部门、商协会与专业服务机构资源，为企业提供从国内筹备到海外运营的全链条、一站式支持；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园等设立实体服务站，破解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注重服务普惠性，向中小企业倾斜资源，避免过度集中于大企业，确保体系覆盖各类出海主体。

二是打造“数字驱动、全域覆盖”的智慧服务平台。关键是推动国家级平台升级为功能集成的综合服务大平台，实现与地方窗口、海外站点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达成政策解读、风险预警、项目对接等服务“一网通办”。借鉴发达国家信息服务经验，依托我国数字技术优势，构建海外服务“数字孪生”系统，基于大数据与国别研究推行“一国一策”精准服务，实现从“远程支持”到“在地融入”的转变，确保服务精准触达、高效赋能企业海外发展。

三是激发“龙头牵引、生态共赢”的持续发展动力。借鉴日本“综合商社”模式，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鼓励华为、宁德时代等实现全球化布局的龙头企业，开放海外物流、合规管理、渠道网络等资源，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形成“以大带小”产业链生态圈。引导国有企业与民营、外资企业协同发力，链接当地企业，推动出海模式从“中国视角”向“全球视角”与“共享价值”转变，通过深化本地融合实现中外互利共赢。

四是强化“专业集群、精准赋能”的现代服务支撑。借鉴发达国家依托市场化专业机构经验，培育中国本土国际化专业服务力量。重点推动法律、金融、咨询、会计等机构提升出海服务能力，创新跨境数据合规、绿色融资、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等针对性产品，针对企业海外经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推动服务从“政策管理” 转向“能力供给”，培育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金融法律服务机构，为企业全球化提供世界级专业支撑。

五是筑牢“合规风控、深度融合”的安全发展基石。借鉴国际相应经验，将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嵌入服务全链条。把合规审查与ESG表现作为企业享受政策性支持的重要参考，构建事前预警、事中指导、事后救援的全流程风控体系。通过属地化招聘、本地化采购和履行社会责任，支持企业从“走出去”向“融进去”转变，在东道国树立负责任形象，确保海外发展安全可持续。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国内与国外等重大关系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实践需求。发达国家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的同时，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汲取。要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四大关系，警惕四大核心风险，构建起高效敏捷、广受认同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一）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避免“政府包揽”。防范两大误区：一是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将海外投资过度政治化，引发东道国反感与抵触，导致“战略透支”；二是防止政府大包大揽，造成服务与企业真实需求脱节，忽视合规、ESG 等“软实力”建设。政府应聚焦规则制定、公共产品供给和底线风险兜底，将法律、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交由市场配置，强化标准认证监管。推动服务本地化适配，引导企业平衡海外布局与本土核心技术研发。

（二）坚持“政府监管”与“企业自律”双向发力，警惕“道德风险”。重点是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因政府监管与企业自律界限不清引发两类问题：一是企业依赖“政策兜底”忽视市场风险，进行非理性投资；二是企业间恶性竞争，损害国家整体利益与行业声誉。核心举措是将合规审查、ESG 评级与政策性金融、保险支持强挂钩，引导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塑造”形象。加强行业自律，建立“黑名单”制度惩戒失序行为，系统化提升企业国际公信力。

（三）坚持“政府信息”与“企业反馈”高效协同，防止“数据孤岛”。当前，政府部门之间数据协同不够，企业海外信息“底数不清、诉求不准”问题突出，要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打破部门与平台间的数据壁垒，构建统一的海外利益大数据平台，整合项目动态、安全风险、信用评价等多维数据，推动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建立常态化企业反馈渠道，形成“政策制定－服务供给－企业反馈－优化完善”的闭环机制，激励企业主动分享信息与诉求，让数据“活起来”赋能智慧决策。

（四）坚持“价值共生”与“主动叙事”统筹推进，超越“单方获利”。避免重蹈日本模式出现“封闭化”与“水土不服”问题，推动出海模式从“单方获利”向“价值共生” 转型。引导企业超越短期商业目标，通过本地化采购、雇佣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主动整合传播资源，系统性讲述中国投资带动当地就业、改善民生的共赢故事，塑造开放、包容、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从源头化解误解偏见，为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运行营造有利舆论生态。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城市化发展成就。2024年，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7%。除了在人口迁移维度上的数量提升之外，城市环境、交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得到显著提升，尤其在人工智能科技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城市、村镇、产业等全面进入数字科技跃升黄金窗口期。

政策支持与市场表现

    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该意见提出：要通过人工智能的深入实施应用，“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意见要求“以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领域为重点，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涌现一批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设立目标如下：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六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到2030年，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

中国在人工智能（AI）的认知、技术、政策和应用已经处于世界顶层水平，实施意见重点在“人工智能+”（缩写“AI+”），体现中国政府在发展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思路，是要求充分发挥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场景功能作用，在场景应用端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进去，为生活、工作、产业、交通等传统功能服务，提升传统功能服务质量，并进而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

人工智能技术一旦与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村镇结合起来，将会发生哪些化学反应？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加持之下，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将会发生哪些深刻的变化？中信发展改革基金会指导下的“2018中国城市运营年度论坛”上，预见性地确立了“AI+城市运营”的年度主题，论坛携手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和华夏城市运营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邀请了市场、政策、投资、研发、运营等跨行业跨主体的专业人士，在“AI+城市”的多个维度进行广泛、深入地研讨，形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

过去三年，中国在人工智能+各相关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令世界瞩目。2022年底以来，Open AI的技术开放发布已经对全球科技生态产生巨大冲击，正在深刻影响和渗透人类生活、工作和情感；2024年，中国DeepSeek再次宣告了中国自研开源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世界的贡献，尤其是低成本的大模型训练优势，加速了人工智能与产业端各垂直领域的融合应用。

“AI+城市运营”催生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城市（“AI+CITY”）

   国务院的《意见》提出，要“探索面向新一代智能终端发展的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提升城市运行智能化水平”。在智慧城市（SMART CITY）全球推动的大背景下，中国能否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城市，成为引领全球智慧城市的发展样板？这是中国新一轮新型城镇化的历史使命。

  “AI+城市运营”是基于AI的超强技术能力，结合数字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运营的创新模式。毫无疑问，“AI+城市运营”必然催生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城市。《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将“人工智能城市”定义为：中国智慧城市的最高层级和形态，即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前提下，以城市科学、人工智能、信息物理系统、系统工程理论为支撑，在城市大脑统一管理下，在人类智慧空间、信息空间、物理空间三大空间支撑下，综合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现代通信、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实时感知、高效传输、自主控制、自主学习、智能决策、自组织协同、自寻优进化、个性化定制八大特征的高度智能化城市。

人工智能城市（AI+CITY）事实上正在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AI的运用和介入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培育产品消费新业态、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等方面已经在悄悄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处方式，以及改变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024年2月，刚刚发布的文生SORA视频震撼了人类社会，AI感知现实物理世界，尤其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化场景的能力是令人震惊的。人工智能时代，城市生活、城市治理、城市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运营方式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

城市运营是一个多环节、多层次、多次重复的长周期综合开发运营过程，不仅需要大量的宏观、微观两方面的经济、土地、人口、交通、财务数据作为基础，也需要相应的符合实际的分析模型进行计算、分析、预测。目前，以Open AI为代表的新一代交互式人工智能及其辅助性技术的引入，将大大降低运营和管理的难度，使得整个过程更加高效，进而使得城市运营理念更加具备操作性。数字城市运营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企业数量、资金规模、交通需求，传统的决策方法、管理模式难以支撑，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以人工智能辅助管理的模式和决策方法则可以解决这种利益平衡、系统优化的难题，为城市复杂系统的动态优化提供了可行之道。

“ AI+城市运营”催生城市大数据

    城市大数据是城市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数字城市运营是培育和治理城市数字经济的重要手段和模式，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城市智能化智慧化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国务院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数据供给创新。以应用为导向，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群建设。”中国在大数据方面的政策出台，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领先的。2024年，国务院就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结合信息惠民工程实施数字城市建设，实现公共服务的多方数据共享、制度对接和协同配合”。

“AI+城市运营”必然催生大数据产业。城市大数据系统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大规模、多源、异构的数据。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反哺城市大数据平台更多的“新鲜”数据，并通过新数据的进一步训练，再次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形成良性循环。随着城市大数据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分析和商业智能工具将逐渐成为大数据的主力军。目前全球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开源大数据商业化进一步深化。闭源软件在数据分析领域应用不断减少，开源软件成为主流，业内企业加大专业服务和系统集成方面的力度，帮助客户向开源的、面向云的分析产品迁移。据统计，全球数据每年的增长速度在40%左右，计算存储和传输数据能力同样指数级增长，海量数据的产生、获取、挖掘及整合，逐渐展现出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随着城市大数据技术在不同场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传统企业带来了升级转型，也重塑了很多行业的商业思维和商业模式。

健康医疗大数据延伸医疗健康产业链。在医疗体系方面，通过区域信息化、在线问诊、远程医疗等技术连接上下级医疗机构，实现医疗资源优化配置、电子病历共享等措施，最终提升医药供给效率和能力。

教育大数据催生教育行业新业态。大数据在教育中的应用主要有两大领域，即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其中教育数据挖掘通过创建包含学生知识、动机、元认知和态度等详细信息的学生模型来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行为。学习分析可以实现个性化学习的目标，对每一个学生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

交通大数据为智慧交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智慧交通能缓解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发挥城市交通效能，建立人、车、路、环境协调运行的新一代综合交通运行协调体系，实现城市交通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提高，在数字城市建设浪潮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智慧通航大数据延伸整个低空产业体系价值链。智慧通航的发展构建起通用航空创新体系与新型形态，颠覆行业现有的发展路径与商业模式，从而有效解决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制约瓶颈与现实桎梏，实现新时代通用航空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AI+城市运营”全面增强城市治理能力

国务院的《意见》提出，“推动构建面向自然人、数字人、智能机器人等多元一体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实现数字城市建设运营中GIS与BIM（即建筑信息模型）融合，BIM用来整合和管理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信息，GIS用来整合和管理建筑外部环境信息。通过信息系统，建立全程带图作业机制，在三维空间引擎下，实现GIS、栅格、倾斜摄影、BIM、文本等多类型数据的统一调用。满足国土空间规划在编制与管理过程中对基础地理、自然资源、规划、审批、监测等各类空间数据叠加、比对、关联、分析、统计等需求。数字城市运营科技极大地提升了城市重大应急防灾能力。通过系统构建数字城市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整合各项资源，避免人工收集和传递数据而产生的错误、延迟等问题，实现城市防火、防洪、防台风、防疫情等突发灾害的提前研判预警和有效防控。

  国务院的《意见》提出，要“强化智能算力统筹。支持人工智能芯片攻坚创新与智能软件生态培育，加快超大规模智算集群技术突破和工程落地”。数字城市强调基建和信息传输效率，但其技术特征变成了万物互联与基于软件定义的城市服务。数字城市在公共安全、城市交通、政务和工业领域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而支撑这些颠覆性变化的，便是新基建设施中的5G和云计算服务。物联网具备全面感知、可靠传递、智能处理三大特征，是传统领域智能化转型、信息消费升级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信息消费在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社会加速融合的浪潮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零售、智能家居、智能穿戴、共享经济等信息消费领域迅速崛起。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在新冠疫情的催生下，迅速壮大，线上线下提货、无接触购物等模式创新成为引领大众消费新趋势并加快普及。这些领域的高速发展需求，将牵引着物联感知终端规模部署，为物联网发展带来更大机遇。

政策建议

  抓住都市圈与城市场景的空间集聚效应，加快推动以AI为核心的算力、算法、芯片、储能等新质生产力要素集聚，在都市圈、城市、小区、城镇等不同维度物理空间，融合产业、资本、人才等要素资源，实现快速的创新融合效应。

加强“AI+城市运营”的立法建设。AI+城市运营是一个城市管理和发展方式逐步过渡，传统治理转向人工智能治理的过程，有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辅助创新治理，要处理好传统的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与人工智能治理之间的关系，需要在法治建设方面加快完善。

  加强数字城市的跨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 数字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建筑、城市规划、地理、交通、产业、计算机、自动化、通信、机械等多个专业，目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与学位培养机制，与数字城市的复合性、系统性、创新性和颠覆性特征是不匹配的，需要在国家层面提供政策和资金，在高校现有教育体系中鼓励设立跨专业的创新工作室或研究中心，面向市场中的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的迫切和庞大人才需求，以快速支撑和推动数字城市探索更为智能的城市发展模式，破解传统城市发展难题。

加快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城市资产的交易平台与市场制度建设。在国家层面加快完善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产权和版权制度，推动社会资本与公共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版权内容依法合规开放的路径和模式，推动数字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各类数字资产的创造、存储、集成和交易，打造与数字人民币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城市资产规模化、制度化全球交易中心。

设立“AI+城市运营”创新产业基地。在数字城市建设运营过程中，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挑选适合的区域城市，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产业基地，尝试“城市空间实验室”创新制度，以城市的开放空间为载体，将大数据、5G等相关技术的基础设施与交通、金融、环保等具体应用领域进行连接，推动各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构建城市级数据中心，对数据的共享融合进行整体的规划、系统地思考与布局，构建统一的数据服务，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开放数据共享和融合。在工业物联网场景中，利用边缘计算提供海量物联数据和时延敏感业务的本地化计算能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物联感知、数据平台、可视化等领域的应用，促进城市运营效率的提升。

“AI+城市运营”的终极目标是为城市居民“打造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通过积极有效的中国人工智能政策支持赋能，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产生一批引领全球的人工智能城市。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高效高质量的城市数字服务，另一方面，实现城市产业更加快速的自我更新和革命，为世界制造提供更加创新的数字产品，在全球的科技、金融和贸易竞争博弈中形成更加独特的领先优势。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明确将创新驱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将创新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

创新驱动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抓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些战略部署，为我国在大国博弈中抢占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全球竞争格局重构倒逼创新转型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度调整，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交织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突破，正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与全球竞争格局。发达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标准主导权和产业话语权，在高端芯片、精密制造、前沿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关键领域构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与产业护城河。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对我国芯片产业实施精准封锁，欧盟强化对前沿技术的出口管控，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形成持续挤压。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核心技术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技术封锁与“脱钩断链”风险。唯有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在日趋激烈的大国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位置，才能为国家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二）国内发展瓶颈凸显，亟需动能转换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依托“追赶型”发展模式，凭借要素密集投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路径，实现了经济总量的跨越式增长，建成了全球工业门类完整的产业体系，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模式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日益突出：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边际效益持续递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生态环保约束不断强化，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型压力巨大；原始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附加值偏低，部分精密仪器仍需依赖进口，高端芯片领域“卡脖子”难题仍未完全破解；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发展的可持续性与质量效益受到严峻挑战。这一粗放式增长模式已无法适配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迫切需要以创新驱动培育新动能、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通过构建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破解土地财政依赖困局，推动地方发展模式转型

我国地方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相关税费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这一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房地产市场调整及资源环境约束，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一方面，人口出生率下降、城镇化增速放缓等因素导致土地需求逐步萎缩，部分三、四线城市出现土地流拍、库存高企现象，地方财政增收承压；另一方面，土地财政驱动的“卖地—建房—招商”模式，引发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问题，部分区域盲目扩张工业园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亟须从“土地依赖”转向“创新驱动”，通过创新激活内生增长动力，构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通过引导地方政府聚焦创新发展，依托本地产业基础，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推动跨区域创新资源整合，通过建设创新园区、引入龙头企业、搭建公共技术平台，形成“创新企业集聚—产业链完善—经济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以产业创新收益替代土地财政依赖，实现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

（四）创新转型成效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发展活力，使我国经济在40年中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形成了一批市场和社会主体，而且培育了一大批从产品设计专家、工程师、工匠到企业家、风险投资家、科学家等各方面人才。他们中很多人进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业，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创新活力不断释放，为推动我国经济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产业领域，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十年位居全球首位，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比亚迪、蔚来等企业凭借核心技术优势跻身全球前列，构建起从上游锂资源开发到下游充电服务的全产业链优势；“京华号”超大直径盾构机集成25项核心技术，成功破解川藏铁路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隧道挖掘难题，打破国外同类设备长期垄断，大幅降低了重大工程建设成本。在民生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截瘫患者实现站立行走与简单动作控制，国产脑起搏器实现规模化商用，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一半，惠及万千家庭。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我国搭建了跨区域创新协同平台，推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的技术、人才、资金资源共享，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创新能力提升，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的生态格局初步形成，为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体系奠定了基础。

以差异化策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体系

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扎实、产业应用高效、生态保障有力”的创新体系，是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

（一）强化基础创新与人才支撑，筑牢创新根基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人才是创新的核心支撑，唯有筑牢这两大基石，才能让创新之树根深叶茂。因此，需要从机制、投入、培育三方面细化对策，破解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人才供给不匹配等问题。

一是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全国重点实验室按生命科学、新材料、量子科技等领域进行重组整合，打破科研院所之间的壁垒，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攻关机制，实行“清单式”攻关管理。针对芯片制造、高端材料、工业软件等“卡脖子”技术项目，由国家统筹布局，给予较长周期的稳定经费支持，避免以短期业绩考核干扰科研人员潜心研究，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二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通过财政专项资金、企业研发补贴、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等多元渠道，确保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稳步提升至15%，其中不少于30%投向自主探索式研究，鼓励科研人员围绕未知领域开展前瞻性研究，培育原始创新增长点。

三是健全人才培育使用机制。实施青年科技人才“托举计划”，对35岁以下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给予3—5年无考核经费支持，助力其快速成长为学术骨干；对重大攻关项目，面向全球招揽顶尖人才牵头组建团队，给予充分的科研自主权与经费保障；完善人才评价细则，将专利转化、技术攻关实效、产业贡献度纳入核心评价指标。为科研人才提供“一对一”服务，妥善解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后顾之忧，让人才能心无旁骛投身科研事业，为创新生态注入核心动力。

（二）聚焦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发展动能

产业是创新成果转化的核心载体，推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围绕产业转型精准施策，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产业实现“老树发新芽、小苗成大树”。

一是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实施“千企智能化改造工程”。针对钢铁、化工、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对采用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技术进行改造的企业，根据改造投入给予技改补贴，推动传统生产线向智能生产线转型；建立传统产业能效标杆体系，发布各行业能效领先指标，对达到标杆水平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优先供地等政策支持，倒逼低能效企业加快转型或退出市场，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二是着力培育新兴产业。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重点投向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领域，通过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社会资本跟进投入，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实行“首台（套）装备保险补偿机制”，由政府牵头联合保险公司为创新装备提供保险保障，降低企业创新产品市场推广风险，助力创新装备快速打开市场。

三是促进成果转化落地。推动每个省级区域建设相应的综合性中试转化平台，配备专业的技术验证设备、工艺优化团队与市场对接人员，为高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成果提供“中试孵化”服务，破解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瓶颈；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考核机制，将成果转化收入、产业贡献度纳入单位绩效考核与科研人员职称评定体系，充分激发科研人员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建立市场监管、公安、司法等跨部门侵权查处联动机制，大幅提高侵权赔偿额度，切实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创新生态环境。

（三）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强化保障效能

良好的创新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沃土”，要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优化创新环境，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一是简化科技企业注册审批流程。企业提交核心材料后即可先行开业运营；建立科技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根据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市场表现等指标划分信用等级，对优质企业实施“绿色通道”管理，简化融资贷款、项目申报、资质认定等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二是完善创新投入机制。设立政府引导型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对投资科技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资机构，按规定给予投资额度税收返还，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创新领域；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推出“科技信用贷”“专利质押贷”“科技保险”等个性化金融产品，建立政府主导的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的科技贷款给予风险补贴，降低企业融资门槛与融资成本，缓解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创新金融支撑体系。

三是扩大开放协同。制定专项优惠政策，支持全球创新网络，吸引跨国企业、顶尖科研院所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其融入国内创新体系；支持国内企业、科研院所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建立跨境创新人才流动便利机制。同时，筑牢安全防线，对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生物医药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行清单式管理，建立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引进项目严格把关审查机制，防范技术泄露与安全风险，构建开放安全的创新生态。

以创新体系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明确了创新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通过打造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构建高效转型路径、凝聚多元发展合力，使创新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筑牢创新支撑。

（一）以人才强基赋能原始创新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需围绕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制定实操对策，打造一支高素质、复合型创新人才队伍：一是实施“全球顶尖人才计划”。面向全球招揽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团队，对引进的顶尖团队给予综合资助，同时配套建设专属科研平台、提供团队组建自主权，推出“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出站后优先推荐到重点企业、科研院所任职，为青年人才搭建成长阶梯。二是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打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培养壁垒，建立高校工科专业引进企业技术骨干，与企业共建一批实训基地、联合实验室，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创新能力，确保毕业生实践能力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育工程”，依托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培养一批兼具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三是建立灵活的薪酬激励机制，对作出重大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并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团队和个人，给予超额利润分成或股权激励，让人才共享创新成果；建立人才动态评估机制，重点考核科研成果、产业贡献等实绩，通过全方位的人才保障，打造“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为原始创新提供不竭动力。

（二）以路径优化推动高质量转型

紧扣从传统要素驱动到新型要素驱动、从技术模仿到原创引领、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发展三大根本性转变，细化转型实操路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一是加快培育新型要素驱动市场。建立数据产权登记、交易流通、安全保障等配套机制，明确数据要素权属与收益分配规则，对数据要素交易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挖掘数据价值、开展数据创新应用；推动科技、人才、数据与产业深度融合，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开展要素融合试点示范，探索要素融合的有效模式与路径，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逐步在全国推广。

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攻关优势。实施“原始创新攻坚计划”，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合成生物、深空探测等前沿领域，遴选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实行“包干制”，给予项目负责人充分的科研自主权、经费支配权，鼓励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建立原始创新成果储备库，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原始创新成果进行跟踪培育，提前布局产业化路径，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抢占产业发展先机。

三是建立科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效益、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等指标权重，对研发投入比重大的科技企业给予用地倾斜、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对低效用地企业进行倒逼整改，推动土地资源向优质创新企业集中，倒逼产业提质增效。同时推动创新资源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梯度转移，建立东部创新高地与中西部地区的结对帮扶机制，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帮扶、项目合作等方式，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实现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构建区域协调、优势互补的创新生态格局。

（三）以协同发力凝聚发展合力

创新驱动转型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主体、多环节的系统性工程，需统筹好政府与市场、创新与产业、国内与国际三重关系，构建全域协同、同向共进、高效联动的创新发展格局。

一是政府与市场协同。建立常态化政企创新对话机制，精准对接企业创新需求，及时调整优化创新政策；政府聚焦战略规划制定、创新生态培育、公共服务提供，不干预企业具体创新活动，将竞争性领域创新交由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托大数据平台自动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实现创新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精准直达企业。

二是创新与产业协同。由政府牵头搭建平台框架、提供资金支持，企业主导技术验证、市场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撑，共建一批行业性中试转化平台，明确各方权责与收益分配比例，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体；建立创新成果供需对接平台，定期举办相应活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与企业的产业需求精准匹配，破解创新与产业“两张皮”问题。

三是国内与国际协同。吸引全球顶尖创新资源，鼓励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开展技术合作、联合研发，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支持国内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人才、技术资源开展针对性研发；积极参与国际创新规则制定，推动我国优势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内外联动、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内生创新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障碍，往往存在于体制机制的束缚之中。当前，我国创新体系仍面临科研资源配置分散、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不畅、创新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等问题，需通过系统性改革打通堵点、破解难点，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一）重构科研资源配置机制

科研资源“碎片化”“重复投入”是制约创新效能的关键痛点，需从攻关模式、资源共享、经费管理三方面重构配置机制，打破部门、区域、学科壁垒，充分释放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全国一盘棋”的资源统筹体系：一是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融合模式，针对芯片制造、工业软件、高端轴承等“卡脖子”技术，由国家层面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遴选攻关团队，同时引入多团队并行研发的“赛马机制”，确保最优技术路线。二是建立科研设施共享平台，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高端仪器设备等资源进行统一登记、分类管理，明确共享收费标准与收益分配规则，以政策促进资源高效利用，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三是优化科研经费管理，推行“包干制+负面清单”模式，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领域，赋予项目负责人经费支配自主权；取消科研经费“包干制”项目的预算编制细化要求，简化经费报销流程，让科研人员从“记账员”回归“科研者”角色，集中精力投身创新研究。

（二）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远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核心症结在于“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不通畅，需构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转化体系。一是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经纪人”制度，培育专业化中介队伍，为高校、科研院所提供技术评估、专利运营、市场对接等全流程服务，经纪人收益与成果转化效益直接挂钩。二是推行“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明确高校、科研院所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可全部或部分赋予科研团队，赋予科研人员成果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科研团队可自主决定成果转化方式，彻底打破“重研发、轻转化”的体制惯性。三是搭建“中试+产业”对接平台，在京津冀、长三角等产业密集区建设国家级中试基地，配备专业工程师团队与产业化顾问，为实验室成果提供工艺优化、小批量试产、市场验证等服务，同时建立中试成果与龙头企业的对接机制，推动成果快速落地。通过完善成果转化机制，打通创新生态的关键环节，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明晰创新主体权责边界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错位，易导致“政府越位、企业缺位、科研机构错位”，需要厘清权责边界，形成协同互补格局。一是界定政府“服务者”定位，政府重点负责制定创新战略、完善基础设施、维护市场秩序，不得轻易干预企业具体创新决策与科研机构自主研究方向；建立创新政策“事前评估+事中跟踪+事后评价”机制，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动态监测，及时清理无效政策、优化低效政策，为创新生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对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5%的科技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推行“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计划”，从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层提供资金扶持、人才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的核心力量。三是明确科研机构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功能，对高校、科研院所实行“分类考核”，基础研究类机构重点考核论文质量、原创成果突破，应用研究类机构重点考核成果转化率、产业贡献度，彻底摒弃“一刀切”的考核标准；允许科研机构自主调整学科设置与人员编制，围绕前沿技术领域灵活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激发科研机构创新活力。

当前我国创新发展已进入“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需持续深化创新领域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不断完善创新生态，强化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协同，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新价值充分释放。

（编辑 宋斌斌）

消费与科技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唇齿相依”的共生体

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时，不少人会下意识站队“科技创新”——毕竟芯片突破、AI迭代、新能源崛起的故事足够振奋，这种思路也潜移默化体现在政策导向上：研发补贴、科创园区、人才计划密集出台，而消费刺激常被视为“短期救急”。

但现实是，消费与科技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唇齿相依”的共生体：没有消费需求的“土壤”，科技创新就是“无的之矢”；脱离民生改善的“目标”，技术突破也难成可持续的增长动能。

多数人推崇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固然有其道理。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4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8%，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专利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这些“硬核实力”确实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但脱离消费需求的科技创新，往往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我国7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而企业的研发能力直接取决于营收状况。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3.5%，居民消费倾向降至62%，为近十年来的低位，直接导致消费导向型企业营收缩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消费类芯片销售额同比下滑16%，家电、纺织等行业开工率普遍不足70%。

收入减少了，研发投入自然“捉襟见肘”：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增速较上年放缓3.1个百分点，某头部家电企业因终端销量下滑，不得不将智能节能新品研发预算砍半，核心技术攻关被迫延期。这正是消费需求的核心价值。企业产品销售不仅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更是科技创新的“资金源头”，没有消费市场的承接，企业就没有持续研发的底气。

更关键的是，科技创新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更好地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需求。脱离消费需求的创新，再先进也没有市场价值。

20世纪90年代，某企业曾研发出一款“多功能智能手表”，具备心率监测、邮件收发等超前功能，但因价格高昂、操作复杂，不符合当时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最终销量惨淡，企业也陷入困境。反观当下，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既源于电池技术的突破，更得益于消费者对绿色出行、智能驾驶的需求升级，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949万辆，同比增长31.8%，源于对续航里程、智能座舱等技术创新与消费需求的精准匹配。

市场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指挥棒”

市场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指挥棒”，只有瞄准消费者的痛点、痒点，技术突破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价值，才能形成“创新－变现－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当前一些政策导向中存在“重科技、轻消费”的倾向，正在加剧这种失衡。近年来，我国针对科创企业的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政策不断加码，仅2024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就为企业减税超3000亿元，而消费刺激多集中在以旧换新、短期补贴等政策措施上。2025年，全国多地推出的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虽覆盖超30个品类、补贴力度空前，却因居民收入预期转弱、储蓄率高达38%，未能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潜力。

这种“单维突进”的政策逻辑，容易导致“有技术无市场”的困境：2024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大量创新成果因缺乏消费市场承接而难以落地。

事实上，消费与科技的关系，从来都是“鸡生蛋”与“蛋生鸡”的共生关系。美国互联网革命的爆发，既离不开硅谷的技术突破，更依托于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市场；德国工业4.0的推进，既是制造业技术的升级，也是对欧洲统一大市场需求的精准响应。

对我国而言，2024年“新三样”出口保持高增长，但如果本土消费市场持续疲软，不仅会导致产能浪费，更会让企业失去抵御外部风险的“缓冲垫”。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对美出口占比超30%的消费类企业已面临订单波动风险，而国内消费市场的支撑不足，也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

破解这一困局，关键是摒弃“谁轻谁重”的二元思维，树立“双向赋能”的理念。政策层面，既要持续支持科技创新，更要着力扩大内需，通过稳就业、提薪资、完善社保，让居民“有钱花、敢花钱”，为技术创新创造广阔市场；企业层面，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避免“闭门造车”，比如针对养老、育幼等民生痛点，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护理设备等产品普及，既激活新消费需求，又为产业升级开辟空间。

科技创新决定经济增长的“高度”，消费需求决定经济增长的“宽度”，没有高度的宽度缺乏后劲，没有宽度的高度难以持久。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既需要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决心，更需要激活消费潜力的智慧。唯有让消费与科技同频共振、共生共荣，才能推动经济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满足需求”的良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编辑 尚鸣）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创新与国际化进程不仅关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更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息息相关，也是未来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筑基自强：医药创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近年来，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我国医药产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历史性跨越，部分领域正展现出“领跑”的潜力，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也日益清晰，“十五五”规划已将创新药与医疗器械列为重点支持产业。这为技术、产品和资本的“出海”奠定了坚实根基。

    （一）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重点突出产业布局纵深

    国家高新区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中形成了明显的梯次分布和战略布局。在178个国家高新区中，以生物医药及其相关产业为主导产业之一的国家高新区有63个，占比超三分之一。其中：上海张江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6700亿元，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1500亿元，成都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1400亿元，构成了生物医药产业千亿级第一梯队，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柱与创新策源地。南京、泰州医药、连云港、济南、昆明等高新区处于500亿至1000亿级的第二梯队，在生物医药产业细分领域或区域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此外，石家庄、长春、南宁、中山、乌鲁木齐等高新区形成生物医药产业百亿级第三梯队，而多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仍在百亿以下，发展潜力有待释放。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长三角为绝对核心，环渤海、珠三角、中西部为重要支撑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数十个百亿级园区广泛分布，共同构建了从研发、中试到规模化生产的完整生物医药产业梯队。

    与此同时，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各个龙头企业类型丰富，体现出不同的资源禀赋与战略选择。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等高新区以跨国企业研发中心和创新型生物科技公司为核心，聚焦原创药与高端医疗器械；泰州医药、连云港、石家庄等高新区则以扬子江药业、恒瑞医药、石药集团等本土大型药企为支柱，强于产业化与规模化生产；昆明、本溪等高新区依托地方生物资源或化工基础，发展特色中药、原料药等细分领域。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布局纵深广阔，重点突出，充分说明了国家高新区不仅是产业规模的主要载体，更是引领中国生物医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力量。

    （二）创新成果跨越式增长，高新技术企业突破引领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政策支持、资本投入和研发积累的多重推动下，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多个前沿领域实现突破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今，我国医药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创新药、在研管线数量和上市新药数量均占全球30%以上，标志着中国正稳步迈向生物技术强国。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高通量抗体筛选，如百英生物的高通量重组抗体表达服务，实现了从基因合成到抗体表达的全流程；连续化生产工艺，如药明生物自主研发的“WuXiUP”，进一步实现中试规模的全自动化原液连续生产；大规模生物反应器，如碧博生物建设了全球首创的单罐3万升不锈钢生物反应器；基因编辑与递送系统，如和元生物拥有大规模、高灵活性的病毒载体生产线等方面积累深厚，具备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水平医药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服务的能力。药明生物、金斯瑞、兆维科技等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构建覆盖欧洲、美洲、亚洲的研发与生产基地，支持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和本地化生产。

    此外，在单抗、双抗、ADC（抗体偶联药物）、细胞与基因治疗（CGT）、核酸药物等前沿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具备较强的研发和产业化能力，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催生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原创成果。例如，位于国家高新区内的恒瑞医药、映恩生物、宜联生物等企业的ADC平台技术获默沙东、拜恩泰科（BioNTech）、罗氏制药（Roche）等国际巨头认可，实现高额海外授权（License-out）。广州高新区内康方生物的依沃西（AK112）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PD-1/VEGF双抗药物，授权Summit公司，交易总额达50亿美元。以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南京高新区内传奇生物的西达基奥仑赛为代表的一批国产创新药，成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国际权威机构的批准上市，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的质量体系、临床数据以及审评逻辑，正日益获得国际主流市场的认可。

    （三）生态体系日趋完善，产学研金在国家高新区深度融合

    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多层次、融合式的医药创新生态，其活跃的要素、密集的网络、具有突破性的成果，正加速向国家高新区核心枢纽汇聚，并向全国辐射。

    首先，体现在“产学研医金”的深度融合上。国家高新区作为“产学研医金”的融合平台，从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到培育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构建了多层次协同创新网络，加速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例如，依托上海张江高新区的创新生态，在高新区全链条服务平台的支持下，君实生物建立了全球一体化的研发体系，其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瑞普利单抗（拓益）是我国首个在美获批上市的自研自产创新生物药，不仅填补了国产抗PD-1单抗的空白，更成为我国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里程碑。‌

    其次，资本市场改革成为关键助推器。国家高新区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高地，是资本市场改革红利的间接承载地，科创板的设立、港交所“18A”上市新规的实施，为区内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开辟了宝贵的融资通道，使高新区成为社会资本投向早期创新的首选池。依托苏州工业园区前瞻布局的资本对接平台与产业服务生态，基石药业在尚未有产品上市、尚未盈利的情况下，依据港交所“18A章”新规，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融资约24亿港元。

    再者，“人才回流”趋势显著。凭借一流的科研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开放的发展机遇，各国家高新区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尖科学家和产业人才归国创新创业，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全球网络，正驱动高新区成为新一轮创新“引爆点”。依托中关村科技园区极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和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生态，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王晓东毅然归国，在此共同创立了百济神州。中关村不仅提供了包容开放的创新土壤，更通过其连接全球的科研网络与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为王晓东院士团队的前沿探索提供了坚实支撑。在他的引领下，百济神州实现了本土原研新药出海“零的突破”，也标志着中关村成功构建了从顶尖人才引聚到全球级创新成果产出的完整体系。

多层次、融合式的医药创新生态在国家高新区的优化与集成，使得高新区正加速成为我国从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向“策源地”演进的核心引擎。

二、扬帆出海：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战略抉择与现实考验

    在全球医药创新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医药创新成果“出海”的步伐明显加快，通过自主研发、授权合作、设立合资公司等多种模式，将创新成果推向世界。这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但其中机遇与挑战交织，需要我们保持战略清醒。

    （一）出海模式日益多样，国际化战略再提速

    中国生物药“出海”已形成多元化路径，一是自主出海，如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通过自主开展国际临床试验、自建海外生产基地与销售团队，在美洲、欧洲等多国上市。二是授权出海（License-out），现在已经逐步成为企业出海的主流模式，其中ADC、双抗等创新资产备受青睐，2025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对外许可总金额突破1200亿美元。三是合资新公司（NewCo）模式，通过“跨境合资+管线授权+资本联动”的架构，以“许可费+股权”方式与海外资本合作，分散风险、锁定长期收益，正在重塑全球医药创新的协作生态，恒瑞医药、康诺亚、嘉和生物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借助此模式走向国际市场。仅2025年第一季度，国内药企已达成13项NewCo合作。四是收并购模式。实现技术整合与全球资源对接，亘喜生物、普方生物、信瑞诺和普米斯生物相继被海外MNC和Biotech收购。2025年7月，港股制药龙头中国生物制药以约5亿美元的净代价，收购了上海的生物科技公司礼新医药，有望进一步强化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研发能力。

    （二）驱动力量日益凸显，构建出海发展新格局

    首先，出海为企业打开了价值实现的“新蓝海”。面对国内医保控费、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欧美等支付能力更强的规范市场，能够为创新药带来更合理的商业回报，从而反哺国内长期、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据火炬统计年报数据，2024年，国家高新区内医药制造业企业向境外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共计387.59亿元，同比增长283.51%；全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向境外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425.03亿元，同比增长319.81%；这表明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技术成果的“含金量”和竞争力大幅提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实现了质的飞跃。

    其次，“出海”是产业升级的“淬炼场”。要参与全球最高水平的竞争，就必须在研发标准、生产工艺、临床研究质量、国际法规遵从等全链条上与国际最高标准看齐，提高了高新技术产品质量，系统性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据统计，2024年，我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共计1839.95亿元，同比增长12.17%；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501.50亿元，同比增长13.97%；技术服务出口为78.90亿元，同比下降17.8%。这说明我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产品的结构正在优化，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但在高端研发服务、国际临床合作等高阶环节仍有提升空间，这正是“淬炼”过程中必须直面和补齐的短板。因此，“出海”不仅是市场的延伸，更是推动产业从“制造输出”向“技术输出+服务输出”升级的关键路径，唯有通过国际竞争来倒逼全链条提升，才能真正实现从“跟随”到“并跑”乃至“引领”的跨越。

    再者，“出海”是资源整合的“活水源”。资本与资源是支撑产业国际化的重要基础，但单纯依赖融资扩张已不足以应对全球市场的复杂挑战。火炬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在境外上市融资股本总计96.91亿元，同比下降33.25%；同年获得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风险投资额为52.41亿元，同比下降27.88%。这充分表明，在全球资本环境波动背景下，企业正从“融资依赖”转向“技术驱动”的资源整合模式。通过技术授权、合作研发等“轻资本”出海方式，企业不仅能有效规避单纯依赖外部融资的不确定性，更能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灵活配置国际研发、临床与注册资源。这种以技术换资源、以合作促升级的路径，推动我国医药产业从“资本输入”走向“能力输出”，逐步增强我国在全球医药治理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跨越。

    （三）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冷静应对方可行稳致远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出海”绝非坦途，面临的风险严峻。一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自身“航海能力”存在短板。全球医药市场巨头林立，对产品的首创性（FIC）、临床优越性（BIC）要求极高，而后来者突围难度巨大。且国内企业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设计、全球知识产权布局、海外商业化拓展及跨文化管理等方面，普遍存在经验与专业人才储备的不足。

    二是地缘政治风险‌。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莫测，各国在药品审评、医保支付、商业流通、数据保护等方面的规则复杂且迥异，合规成本高昂，对企业本地化运营能力是严峻考验，而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导致贸易壁垒和制裁措施的出台，将影响中国生物药企在目标市场的准入和运营。此外，部分地区长久以来存在宗教、政治、民族等矛盾问题，安全形势严峻，可能对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影响。近期，部分国家传出的针对生物医药领域的政策动向，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示我们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三是核心技术空心化风险。生物医药创新高度依赖关键技术与核心原材料，若长期依赖海外研发平台、专利工具或高端设备，可能导致自身技术根基不牢、迭代能力受限。部分关键工艺、核心辅料或专用设备受制于单一海外供应商，一旦供应中断或技术授权变更，企业研发与生产体系将面临停滞风险。近年来，某些国家在高端生物加工设备、特定细胞培养基等领域的技术管控趋势，凸显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紧迫性，国家必须将创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合力护航：构建支持产业健康出海的良性发展生态

    引导生物医药产业行稳致远，支持其创新成果健康、有序、高水平“出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凝聚智慧，同向发力，共同构建一个层次分明、支撑有力的产业生态。

    （一）强化国家层面战略引导与制度供给

    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加强医药创新国际化的系统性规划。一是持续优化鼓励源头创新的政策环境。建议稳定政策预期，鼓励国家高新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结合自身生物医药主导产业和资源禀赋，制定实施一批“接地气、有魄力”的个性化政策，打造各具特色的创新策源地，让企业敢于进行长周期、高风险的投入。

    二是搭建数字化、智能化“出海”国际创新合作平台。鼓励国家高新区在海外积极共同建设火炬创新园，聚焦技术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与出海、合作网络搭建三大核心方向，将深度链接国际创新资源，实现“技术、人才、资本、跨境、政策”全要素精准对接。例如，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指导下建设的中韩火炬创新园，以“Innomatch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为核心，进一步拓展中韩在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领域的合作，以推动更多韩国先进技术在中国实现商业化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最终助力构建协同更高效、联动更紧密的中韩创新共同体。

    三是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制定。鼓励国家新区联合共建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网络，大力支持区域内行业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监管指南的协调与制定，为我国生物医药创新产品融入全球体系创造更为公平有利的制度环境，推动从“与国际接轨”向“为全球贡献”转变。

    四是强化财税支持。国家高新区作为创新驱动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应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建议支持在高新区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带动社会资金加速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建立出海风险补偿池，对因专利诉讼、地缘政治等因素造成的损失提供部分财政兜底；在苏州、上海张江等核心园区推行“白名单制度”，为拥有自主核心专利的企业开通优先审评通道，实现注册检验、通关审批时限压缩。

    （二）完善创新服务体系，赋能产业生态

地方政府应围绕国家战略，结合本地资源，打造特色鲜明、服务精准的产业生态。

一是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生态。充分利用国家高新区集聚的科研优势和产业资源优势，聚焦产业链的特定环节或细分领域（如高端原料药、特定剂型、CXO服务、AI制药等），做深做精，形成错位发展、协同互补的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

二是要着力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特别是在企业“出海”的关键阶段，整合法律、金融、知识产权、注册申报、国际认证等专业服务资源，搭建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帮助企业降低国际化进程中的“摩擦力”。

三是必须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完善“引育留用”机制，不仅吸引顶尖科学家，更要注重培养和引进既懂科学技术、又懂国际规则、兼具产业洞察与商业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四是要坚定不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坚持依法行政，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稳定政策预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家能安心经营、专注创新、大胆开拓。近期，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密集出台的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在跨前服务、审评提速、生态建设等方面推出了许多实招硬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推动企业苦练内功，提升全球竞争力

企业是“出海”的主体，其内在能力将决定企业能走多远。必须坚守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创新根本，这是国际通行的“硬通货”。

一是强化前瞻布局能力，以全球视野锚定创新与保护。必须加强对目标市场的疾病谱、治疗指南、竞争格局与支付体系的深度研究，同时，全球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必须与研发同步，或者先行。例如，百济神州为其泽布替尼建立了完善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2025年10月，其在美国市场被诉专利侵权案中获胜，为泽布替尼的全球扩张奠定了基石。

    二是秉持务实灵活的路径选择，实现从“借船”到“造船”的渐进跨越。出海没有单一模式，关键在于与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相匹配。早期可通过授权出海（License-out） 引入国际合作伙伴，快速验证价值并学习规则，如信达生物将肿瘤药物海外权益授权给礼来。具备一定实力后，可转向合作研发与市场共建，分摊风险，深化影响。最终目标是实现自主海外临床、注册与商业化，如百济神州在美国建立完整的临床开发与商业团队。企业需审慎评估各种出海模式的潜在风险与资源投入需求，积极依托国家高新区搭建的国际化平台，高效利用其提供的法律顾问、合规审查、国际商务对接及政策解读等专业化服务，从而降低试错成本，提升创新成果国际化的成功率。

    三是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体系化能力，推动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 出海的深层次挑战是组织与管理的全球化。企业必须加快构建与国际战略相匹配的组织体系、人才团队和管理能力，推动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能力出海”的跨越。

推动我国生物医药创新技术的健康“出海”，是健康中国、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重要途径。这是一条充满希望也布满挑战的航程，需要远见、定力与合力。作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实践者之一，要营造更具活力、更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支持更多中国医药创新成果惠及全球，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登新高、稳健前行贡献应有的力量。

（编辑 碣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的战略部署。在“十四五”规划建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加了“全面”一词。如何巩固好以往八年多取得的乡村振兴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笔者结合农村调研了解的实际情况，反复研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有以下两点体会。

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思想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在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近一年之际，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指出：“党中央已经明确了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各地要解决好落地问题，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实施方案”。

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仍然凭传统经验抓“三农”工作，凭想当然发号施令，这些领导既没有摆正自己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又暴露其在领悟中央精神方面缺乏真功夫，推动“三农”工作的实际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多年存在的老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如何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乡村振兴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也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和分析“三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要特别突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特征，一些学者有意无意要求中国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所谓的乡村振兴经验，这是极大的认识误区。发达国家固然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他们并不能提供适应中国国情的乡村振兴经验。我国要在“三农”领域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跟着发达国家亦步亦趋，搞鹦鹉学舌那一套。

第二，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的精髓是城乡融合发展。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方针政策，代之以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通过城乡融合发展，让农民在农村从事农业有自豪感，形成农业农村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创新。

第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委、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抓好乡村组织振兴。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省代表团参加讨论，要求做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方面振兴。如何处理五大振兴之间的关系，是摆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面前的重大课题。对于“三农”工作全局而言，产业振兴是根本，确保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粮食（各类农产品），让老百姓吃得饱吃得好，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但产业振兴要靠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各类经营主体来实现。对各级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抓好组织振兴。通过组织振兴，把一盘散沙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省事省钱赚钱，做到党委、政府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跟了就能够得到实际利益。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必须通过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才能得以实现。

总结推广基层创新的典型经验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尊重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创新，勇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内容全面，思想深刻，切合实际。面对农村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基层干部群众一直在积极改革创新，涌现了很多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

比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小田并大田”，改变农户手中几亩承包田被分得七零八落的状态，有利于农业机械化作业，提升生产效率，有百利而无一害。广东省清远市叶屋村（村民组）早在2010年就自发改革，没要国家一分钱，就把900多亩农田改造成了高产稳产农田，三十多户农户都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户主民主讨论，叶屋村恢复收取承包费，既在村民小组层次上实现了集体积累，又为发展现代农业、改善村民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叶屋村的经验在清远全市推广后取得了明确效果，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对确保粮食安全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都有直接推动作用。

像叶屋村这样的典型，全国各地农村都或多或少存在。我们要像当年推广小岗村经验那样，把没有国家特殊扶持、基层干部群众自发改革创新就取得明显发展成果的农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总结推广。在总结推广这类典型经验的过程中，必须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编辑  宋斌斌）

地缘政治格局是由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影响力”范围叠加地形因素后所构成的全球版图，而支撑“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军事实力，支撑军事实力的最重要因素是科技实力。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思在近期演讲中提出，任何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小觑或漠视都是愚蠢的，甚至会付出历史性代价。当前地缘政治格局最大的变化是美国的“门罗主义的特朗普版本”，而其最大的推手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背后是科技力量的崛起。

所以，美国与中国的科技博弈已演变为一场深度交织、覆盖全领域的系统性博弈。这场博弈不仅关乎两国自身的技术主导权与经济增长潜力，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全球的权力结构、联盟体系与发展范式。理解这场科技博弈的底层逻辑、核心态势及其外溢效应，是把握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地缘政治走向的关键。

一、科技体系分化催生地缘政治新的“断层线”

当前中美科技博弈最显著的结果，是全球范围内两种技术生态的加速成型，这为地缘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分裂性元素。

美国的体系：以私营企业主导、闭源模型、追求绝对尖端性能、依赖全球供应链和高成本算力为特征。其优势在于基础研发与前沿突破，如OpenAI、英伟达所代表的路径。然而，其技术壁垒高、商业化成本高昂且存在被“武器化”用于外交胁迫的风险（如《云法案》、出口管制）。    中国的体系：呈现出政府与市场协同、推崇开源共享、注重技术普及与产业应用、依托规模化制造与低成本解决方案等特点。从DeepSeek等开源AI模型，到席卷巴基斯坦的屋顶太阳能革命，再到通过“数字丝绸之路”输出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国正在构建一个 “可用、可负担、可定制”的技术生态。其核心优势在于将技术快速、大规模地转化为实体经济生产力与社会治理能力。    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算力建设层面，中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美国选择 “超级工厂” 模式，2025 年单个数据中心园区投资动辄超过百亿美元，微软威斯康星园区仅电力需求就达0.9GW，部署数十万块英伟达高端芯片，追求极致的规模效应。而中国则通过 “东数西算” 工程构建全国智算网络，八大枢纽集聚60%以上的新增算力，以“多点开花”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智能算力规模已达788 EFLOPS。这种差异背后，是两种体系的逻辑分野：美国以“大模型—大算力—大数据” 聚焦通用人工智能，中国则在“开源—小算力—小数据”场景下推动垂直领域突破。?  在成本控制方面，中国依托本土供应链与规模化应用，形成了低成本技术落地能力，华为昇腾芯片与国产液冷技术的组合，使智算中心建设成本较国际方案降低30%以上；而美国受高端芯片垄断与能源成本影响，单个算力节点造价普遍是中国的2-3倍。开源生态上，中国主导的“木兰开源社区”已聚集全球150万开发者，而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将先进算法纳入“闭源体系”，形成技术传播的天然屏障。应用导向的差异同样明显：中国 AI 在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商业化案例超8000个，美国则更侧重军事与前沿研发，其“梅文”计划已将 AI 自主武器用于实战目标锁定。?

这种体系分化绝非技术层面的偶然差异，其本质是“技术垄断与商业变现”逻辑和“技术共享与融合发展”逻辑的竞争，也是各自政治经济制度与价值观的外化体现，同时还是约瑟夫?奈所言的“数字空间权力竞争”的具象化。两条技术路线的并行，正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上刻下新的“断层线”。?

二、科技规则重构冲击全球治理与多边秩序

中美科技博弈不仅体现在新兴领域，更会落实到科技规则。而科技规则的重构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发起系统性挑战，并推动其朝向更加碎片化、阵营化和多元化的方向演进。

首先是技术标准与规则的分化。中美科技竞争已从产品市场蔓延至规则制定权。在6G通信、人工智能伦理、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中美正在推动两套不同的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美国力图将其价值观和盟友体系内的规则推广为全球标准，更试图将 “民主价值观” 嵌入 AI 治理标准，而中国则通过在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多边平台积极提案，并依托“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推广自身实践，争取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 AI 标准制定中，中国主导的“场景化安全框架”获得62个国家的支持，打破了西方长期垄断。世界可能面临一个“技术巴别塔”时代，不同区域遵循不同的数字规则。

其次是供应链安全逻辑取代经济效率逻辑。全球化鼎盛时期追求的“效率优先、成本最优”的全球供应链布局，正在被“安全优先、韧性至上”的逻辑取代。无论是美国的“在岸回流”和“友岸外包”，还是中国的“自主可控”产业链建设，都预示着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区域化、本土化的方向重组。这虽然可能增强主要大国的经济安全，但也必然推高全球生产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并可能使中小国家沦为大国供应链竞争的夹缝地带。

再次是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传统上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其政策内顾倾向（如“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削弱了对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全球多边机构的支持，削弱了全球技术治理的合作与协调。而中国则积极倡导并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落地，试图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多边框架。未来的全球治理，很可能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而是一个由不同大国主导、围绕特定议题或地域形成的“机制复合体”网络，竞争与合作将在不同层面并行。

总之，中美科技博弈导致的科技规则的重构，既是世界地缘政治变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加速了地缘政治变化。

三、不同国家在科技体系上的“选择困境”与“押注逻辑”正在重构地缘阵营

科技体系的分化及科技规则的重构，正迫使全球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重新定位自身战略坐标，这种“被迫选边站”的过程，正在引发二战后最深刻的地缘阵营重构。?

对南方国家而言，这种选择的本质是发展路径的战略抉择。一边是性能顶尖但可能附带政治条件、成本高昂的“优等生俱乐部”方案；另一边是性能足够、成本可控、强调实用性和自主性的“普惠发展”方案。这种选择，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数字技术标准、数据治理规则乃至数字主权观念的走向。从现实看，在反复权衡中，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深化数字合作，肯尼亚在 5G 建设中曾陷入两难：采用美国方案需支付高额专利费与设备成本，年均投入超GDP的 1.2%；而选择华为设备不仅成本降低40%，还能获得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训支持。最终肯尼亚选择与中国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节点，其数字经济增速从5.3%跃升至8.1%。类似案例在东南亚与拉美地区屡见不鲜：印尼接入中国智算网络后，农业 AI 监测系统使水稻亩产提升 15%；巴西采用中国开源算法后，实现雨林保护与矿业开发的智能平衡。这些实践印证了一个事实：南方国家的选择并非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基于“发展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判断。这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一种发展道路和政治姿态的体现，正在悄然重塑国际力量对比的“中间地带”。

欧洲国家的战略摇摆更具风向标意义。2025年德国大众集团宣布与百度文心一言达成深度合作，放弃与 OpenAI 的独家协议，核心原因在于中国 AI 的场景适配能力——能快速响应欧洲汽车工业的智能化改造需求。法国源讯公司的数据显示，欧洲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技术的比例已从2023年的18%升至2025年的42%，在工业软件领域更是达到57%。这种“押注中国”的倾向，源于欧洲对技术自主性的追求：在美欧“芯片法案”未能达成实质协作的背景下，中国的技术开放度反而形成了比较优势。?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试图通过技术联盟固化阵营边界。其主导的“五眼人工智能法案”将 AI 技术纳入情报共享体系，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更是明确将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列为军事合作核心领域。这种“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策略，试图构建排斥性的技术圈层。但现实是，全球130多个国家参与的“全球发展倡议” 数字合作项目中，78%的国家选择采用兼容中美技术的混合模式，显示出“非阵营化”的普遍诉求。?

四、中美科技竞争力的此消彼长撬动地缘政治新平衡

与体系分化、规则重构相比较，中美科技博弈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则是撬动地缘政治更关键的动因。

地缘技术理论揭示，技术水平已成为国家力量对比的核心变量。审视中美科技竞争，一个清晰的图景是“两强引领”格局的形成。过去，国际科技领域是五强并存：美国、欧盟、俄罗斯、日韩以及中国。地缘政治呈现围绕“科技五强”进行组合的格局。但2018年以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已使欧盟在新兴领域显得无足轻重，日韩只是在极个别领域如半导体供应链上保留了些许发言权，俄罗斯也逐渐被边缘化，唯因中国在对美博弈中愈战愈强，国际地缘科技形成中美两强引领的格局。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的分析显示，两国在12大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呈现交错领先的复杂态势。美国凭借其深厚的私营部门创新生态、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全球人才虹吸效应，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前沿基础领域仍保持着显著优势。而中国则依托其世界第一的制造业规模、高效的国家动员体系以及庞大的应用市场，在5G通信、先进电池、商用无人机等需要大规模工程化、商业化能力的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正因为中国在科技领域愈来愈强大的力量，使全球地缘政治重心进一步朝向中国。

目前，国际科技界权力转移还在加速。中国在 AI 专利数量上的全球占比从2018年的22%升至2025年的47%，5G 基站数量占全球 60%以上，这种技术增量正在转化为地缘影响力。当埃塞俄比亚通过中国技术实现全国电网智能化调度，当阿根廷借助中国算力完成锂矿资源精准勘探，传统地缘政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正在被打破。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研究承认，“技术扩散的方向已从单向输出变为双向互动”，这种变化直接削弱了传统霸权的技术红利。?    

今年12月10日，《自然》杂志公布了最新的《自然指数》，首次聚焦应用科学领域，该指数显示：中国的总贡献分值为22261，占全部应用科学产出的56%，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美国的总贡献分值为4099，占产出的10%。相关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全部来自中国。对此，《自然》杂志评论：这不仅是数量的领先，更折射出东西方迥异的科研战略——一方瞄准产业与工程，一方侧重基础与自由探索。

可以预计，只要中国仍然走在正确的路上，中美科技博弈的终局是有确定性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趋势也是有确定性的。当然，这个重组的过程将呈现多极化、分层化、碎片化等特点，由此可能带来的是动荡与不确定性。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五、结论与展望

中美科技博弈已进入体系竞争与生态竞争的新阶段。其结局很可能不是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而是在全球形成“一个世界，两种体系” 的长期共存与竞争格局。

对中国而言，这场博弈的关键在于：持续巩固“技术—制造—市场—应用”的全链条优势，坚持开源共享的战略以赢得人心，并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必须在两个庞大且迥异的科技生态之间做出权衡，其选择将深刻影响自身的发展路径与战略自主。

这场由科技驱动的深刻变局，正在重新绘制21世纪的地缘政治地图。其最终走向，将取决于技术路线、治理效能与发展理念的全面较量。历史告诉我们，最终胜出的，往往不是技术最尖端的，而是最能将技术转化为普遍生产力与福祉的体系。

（编辑  尚鸣）

居民消费是实现内需循环与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支点。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向扩大内需倾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

美国居民消费长期居于全球需求链顶端，其支出结构对世界经济具有广泛影响。本文从中美居民消费比较出发，在剔除价格因素、区分商品与服务的基础上，深入审视我国消费的真实差距及其结构性特征，并据此探讨在“十五五”时期夯实内需基础的政策路径。

中美居民消费的真实差距

总量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 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总量、人均和占 GDP 比重上均显著低于美国。2024 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为 54万亿元，是美国的 37.2%；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为3.8 万元，是美国的 9.3%；我国居民总体、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分别为 39.9% 、21.5%和 18.4%，较美国分别相差-28.0、+0.1 和-28.1 个百分点。但考虑到这一差距并非全貌。两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价格相差较大，我们将消费支出金额拆分成消费的“量”和消费的“价”进行分析。

商品消费方面。根据 Numbeo 网站信息，汇率调整后的美国商品价格普遍为我国商品价格的 1 ～3 倍，分类别测算后我国平均实物消费总量可能接近美国的 164%，人均实物消费可能接近美国的 41%（以 2024  年数据进行测算，下同）。 2025 年 7 月 18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实际购买力来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超过美国，是美国的 1.6 倍。具体到品类上，我国居民在空调、家用电脑和洗衣机等品类的人均保有量已达到国际最高标准，在热量和蛋白质等营养维度上摄入量达到国际标准，但来源中肉类和奶类等优质蛋白偏低。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商品消费已从普及阶段进入品质提升的阶段，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驱动消费增长的路径边际收窄。因此，未来商品消费增长逻辑将从以量扩张转向以质提价。

服务消费方面。根据 Numbeo 网站信息，汇率调整后的美国服务价格普遍为我国2～6 倍，分类别测算后，我国平均服务消费总量或次数约接近美国 的83%，人均可能接近美国的 21%。而且居民在不同服务类型的平均消费量上的方差很大，例如在娱乐和文化等精神性消费领域，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量仅为美国的10%。我们利用不同领域人均服务次数验证服务消费量的体感差距，例如我国的人均观影次数、旅游次数和住房面积基本处于美国的 40%～60%区间。我国在通信和教育等领域的人均消费量指标与美国相当。相比于商品消费，未来服务消费的提升空间可同时依赖于量的扩张和价的提升。

中美消费结构性差距形成的原因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更侧重实物投资和商品供给。 中美财政支出和债务使用方向不同，中国通过高资本性支出形成更多公共资本积累与资产形成，占比常年维持在 35%～40%；美国福利性支出占比常年在 60% ～70%，通过消费端拉动增长，但形成资产较少。叠加中国消费习惯、信用体系和社保负担等因素，居民在服务消费方面的支付意愿持续偏弱，当前我国尚未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人 口结构尚未进入以高龄化、家庭小型化为主导的服务消费需求扩张阶段，服务类消费的结构性驱动因素仍待进一步积累与释放。

第二，我国服务供给体系不完善，且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显著，制约了居民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例如农村地区在公共服务、物流网络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农村消费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服务消费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支出。同时，居民消费意愿出现“城乡倒挂”，2024 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已升至66.9%，并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的63.8%。在全国消费动力分布格局中，我们认为，农村地区不仅是当前消费短板，更可能是未来消费的潜力和增量。

第三，收入预期走弱与工作时间上升形成对服务消费的核心挤出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形成中国目前突出的“收入预期走弱－消费空间受限－行业内卷”的微观困境。受经济增速放缓及资产价格调整的影响，居民对收入和财富前景的预期显著走弱，导致消费行为趋于保守。我们测算，房价每上涨 1%可拉动消费增长0.09%，股价上涨 1%可带动约0.02%的消费增长。因此，在收入预期下行时，居民倾向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单位收入不足，在时间资源有限时，将对服务消费形成刚性挤出效应，而商品消费则可借助电商等方式缓解时间约束。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以来，我国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长由 45 小时上升至接近 49 小时，已接近按劳动法规定的周工作时长上限。

“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的政策启示

第一，在 “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服务消费，关键在于形成“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只有在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空间同步扩展的情况下，服务消费潜力才能持续释放。

所谓“投资于人”，核心在于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节奏，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提升消费意愿。一方面，应围绕促进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向，夯实居民消费的收入基础和预期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假期制度、合理引导休息休假安排，释放居民在时间维度上的消费空间，使服务消费不再受到工作时间和生活节奏的系统性挤出。

与“投资于人”相对应，“投资于物”更多体现在服务消费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供给体系建设上。服务消费不同于商品消费，其实现将高度依赖公共服务设施、生活性服务设施以及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完善程度。通过加大对文化、旅游、体育、养老、医疗、托育等领域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便利性和质量，有助于将居民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

更为重要的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居民收入和时间条件的改善，会提升对高质量服务供给的需求，反过来提高服务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另一方面，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又会扩大消费场景和消费半径，增强居民消费的获得感和意愿。通过二者的协同推进，有助于在“十五五”时期形成以内需为主导、以服务消费为重要支撑的良性循环。

1. 传统商品消费仍是稳住内需基本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早期依赖普及和数量扩张的商品消费阶段，当前商品消费已逐步进入以更新换代和品质提升为主的阶段，其政策重点也应相应调整。

   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时期“国补”政策的定位不宜仅理解为短期刺激工具，而更应作为连接消费需求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补”安排，在稳住商品消费基本盘的同时，要为引导中长期消费结构优化提供政策空间。

   一方面，对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给予适度补贴，有助于平滑需求波动、稳定消费预期，但随着覆盖范围和渗透率提升，商品消费的边际撬动效应已有所减弱。我们测算，2025年前九个月，补贴品的消费撬动系数约为 1.5，较 2024 年约 2.1 的水平有所回落，反映出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拉动消费的空间正在收敛。值得一提的是，服务消费则具有更加即时性的特征，透支效应不明显，“国补”政策应探索适度向服务消费领域延伸。

   另一方面，适度优化补贴投向，将支持重点更多引向节能、高效、智能等具备产业升级属性、单价较高的产品，有助于在稳需求的同时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相关产业加快技术迭代和产能出清。

   （编辑  季节）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成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的先导力量，同时也在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和数智社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新”，落脚点在“力”。算力是指设备、集群、平台每秒执行数据运算次数的能力，是承载和推动数智技术走向实际应用的重要底座，更是数智时代衡量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指标。当前，算力竞争持续加剧，已成为全球战略竞争和未来发展主导权争夺的新焦点，在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成为数智时代生产关系变革亟需破解的重大问题。

算力革命呼唤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数智时代算力逐渐成为推动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动力。传统生产关系已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需求，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已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迫切需要。

任何生产方式的进步都离不开动力的革新。斯坦福大学教授IanMorris（2013）提出用能耗来测度不同文明的进化过程，近代以来可用全社会算力作为文明的测度。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马力、热力、电力、算力是不同时代衡量生产力量级的标尺。农业时代生产发展主要依赖畜力，它不仅限于马匹力量，还包括水车、风车等自然力驱动下的机械装置。瓦特改良蒸汽机的问世开启了机器大工业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使机器生产摆脱了对人力和自然力的直接依赖。热力成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17世纪到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进入19世纪末，电能逐渐取代蒸汽动力成为新的能量形式，并由此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电力在通信、交通运输、制造业等行业的广泛运用加速了信息传递、物流运输效率，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不过，前三次能源革命主要解决的是物理层面的能量转换问题，算力革命则是关于信息处理能力的突破。当高算力与大数据、强算法融合作用于生产力基本要素，将加速新质生产力涌现。国际数据公司（IDC）与浪潮信息、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测算认为，2024年全球算力总规模约达2.17ZFLOPS，算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和倍增效应。当国家算力指数达到40分，计算力每提升1%对GDP的推动力将提高到40分以下的1.3倍；而当国家算力指数达到60分以上，计算力每提升1%对GDP的推动力将提高到40分以下的3.0倍。OpenAI研究团队提出“规模定律（scalinglaw）”，大模型规模、数据集大小和训练数据量与大模型性能之间存在幂律关系。当大模型规模和训练数据量突破一定阈值，将产生知识“涌现能力”。DeepSeek团队对算力—算法进行协同优化，通过稀疏训练、模型压缩等算法改进，减少对算力的绝对依赖，改变了GPT等大模型以“堆算力换性能”的传统路径，探索了“低成本+开源”的新模式。但DeepSeek带来的算法优化并没有减少算力需求，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需要高算力支持。由于AI普惠导致用户规模激增、垂直领域和应用场景的落地进一步推动算力需求增长，但算力结构会由训练算力转为更加偏向推理算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数智时代AI的竞争不仅仅是技术和模型的竞争，更是生态系统、商业模式和价值观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竞争，更是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较量。

在我国，算力革命引发的生产力跃迁正面临传统生产关系的阻滞。当前算力领域存在的成本扭曲、布局失衡、安全失控、合作失序等问题，本质上是传统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矛盾的集中表现。解决这些突出矛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立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体系内，持续深化算力领域改革，进一步完善算力成本与定价机制、算力调度协调机制、算力安全与监管机制、算力国际合作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逻辑框架

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涵盖算力产权、定价、分配、调节、开放等方面的系统工程，要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算力资源分配、算力安全监管、开放协作模式等在内的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的核心：算力所有权与定价

数智时代算力具有效用性、稀缺性和流转性等民法理论中财产的基本属性。作为数字时代的核心商品，其定价必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准，即生产单位有效算力所需的研发投入、设备成本、人力成本和能耗成本的总和，同时受供需波动、技术进步、地区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算力所有权和定价机制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数字具象。因此需要突破生产资料物质形态论，建立包含算力、数据、算法等在内的数字生产资料体系。借鉴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经验，在公有制框架下探索算力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三权分置的混合所有制算力经济。

罗兰贝格和华为提出以云端算力、边缘算力、终端算力为主要架构测算国家整体算力。以云端算力为例，按照所有制属性可分为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公有云算力作为算力平权和算力资源社会化共享的先进形态，通过虚拟化计算将分散的物理算力整合为弹性调度的算力资源池，采用普惠、多租户模式实现算力资源按需分配和高效利用。由政府和公共机构建设的国家超算中心、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以普惠性方式向社会开放，进行大气海洋预测、生物医疗健康等公益性科学研究，具备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主要考虑成本导向定价。面向市场用户提供的私有云和边缘、端侧算力服务则要探索市场竞争定价。

分配关系：算力布局与调度

算力布局与调度涉及算力资源的分配问题。算力资源的优化布局和协调调度，既是事关发展数智经济“新基建”算力底座和经济发展主导权的大战略，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布局。目前，我国算力存在区域发展失衡和算力资源错配问题^?。一是算力区域供需结构失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算力需求旺盛，占全国算力需求60%以上。但由于电力能源、土地资源限制等问题，算力中心建设成本较高。西部地区能源丰沛、气候适宜，本地算力利用率低。二是算力产业生态区域失衡。东部地区算力供应链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算力中心主要处理高附加值的推理、分析数据以及对延时敏感的实时数据。西部则更多存储计算对延时不敏感的训练数据，算力供应链应用生产不足，更多局限于“东数西存”。三是算力枢纽节点协同不完善。跨区域算力交易平台、数据流通标准、算力调度定价等配套机制不健全。

针对算力区域发展失衡和算力资源错配，算力资源分配要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当前和长远等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解决当前找算力难、调算力难和用算力难等挑战。首先，解决好算力度量这一基础性问题，促进算力分配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其次，解决好一体化算力网络这一关键性问题。需要打破地理空间的物理约束，显著改善算力资源的地理分布与市场需求的空间错配，以算力为纽带推动产业、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区域体系重构和变革，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逐步消解以传统“胡焕庸线”所划分的区域发展梯度差异。最后，解决好调度主体、调度目标、调度手段、调度效能评价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行政指令性调度难以适应算力需求的瞬时波动性，而完全市场化调度又容易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因此要使市场在算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要激发算力市场主体活力，使他们从技术依赖、行业跟随者向自主研发、生态构建者转变；另一方面，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使政府从投资主体向战略规划、规则制定者转变。

 上层建筑：算力安全治理

算力安全治理涉及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要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入手，化解算力安全风险和算力霸权。

一是算力盗用的法律问题。当前，算力盗用现象在国内外都屡见不鲜，非法获取算力现象频频发生。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哈佛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都曾爆出内部人员利用机构、学校算力资源“挖矿”获利。因此要结合算力的特殊性，构建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在内的相应财产权法律制度。

二是算力安全风险传导具有链式反应效应、放大安全威胁。当前算力网络高度互联，单个算力节点的安全漏洞可能通过算力网络从局部扩散至全局，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这种算力风险传导的链式反应效应使算力安全问题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范畴，上升到经济社会层面问题，需要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进行相应变革调整；例如针对新型算力等攻击性手段，需制定相关法律并明确界定惩处标准。

三是及时制定反击美西方国家的算力霸权和长臂管辖等相关法律问题。美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和技术积累，构筑起算力霸权，其算力布局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特征。美西方国家倚仗算力霸权实施长臂管辖，对我国算力企业实施制裁和芯片禁运。美国的CLOUD法案（《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在跨境数据获取方面宽泛权力，作为其所谓“合法”追溯中国算力企业数据传输、存储行为的基础。

四是算力技术标准体系的意识形态内嵌性带来的安全问题。算力技术标准体系在制作过程、内容导向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往往内嵌特定意识形态，本质是面向“谁的标准”“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技术规则中的投射。如算力应用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折射的是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算力跨境流动强调“国家主权至上”还是“全球共享”，折射的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

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算力跨境流动

算力跨境流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在数智时代全球拓展的具体形态，是算力在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要素最优配置中增值自身的产物。它同时也揭示了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扩展。

算力跨境流动深层矛盾源于“中心－外围”的依附体系。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芯片领域的技术垄断地位，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全球算力分工体系。它通过合资建厂、服务外包等方式将发达国家纳入其算力产业链的外围环节。如台积电在全球3纳米芯片市场已形成技术和商业垄断，亚马逊云（AWS）有了控制全球33%的云计算市场，微软公司的Azure拥有21%的云计算市场^?，其算力定价权使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的附加值率被压缩，形成“数据原出口-算力成品进口”的新依附模式。当发展中国家试图自主发展高端算力产业时，便会遭遇技术制裁、市场排挤等压制手段。这种新依附模式下，中心国家通过控制算力核心生产要素，将外围国家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扩张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续，是“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数字殖民和剥削，是剩余价值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的当代体现。必须采取措施突破“中心-外围”依附体系，朝着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方向努力。

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对策建议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体系内，持续深化算力领域改革，进一步完善算力定价机制、算力调度协调机制、算力安全与监管机制、算力国际合作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完善全国算力定价机制

算力定价机制不仅是市场交易的规则设定，更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完善全国算力定价机制可从经营活动的市场定价、算力公益应用的成本定价和算力补贴政策调控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完善经营活动的市场定价机制。要发挥市场在算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全国一体化算力交易市场，探索统一度量、统一计费、统一交易、统一结算的标准体系和算网协同运营机制，使算力价格真实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推动算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算力的同一计算单元在数据训练高峰期与闲置期的价值创造能力存在数量级差异，针对算力市场存在供给弹性低、需求异质性强的特殊性，可探索构建“基准价+浮动价”的复合定价体系，以适应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推动国家枢纽节点开展算力服务模式创新，支持商业用户、产业类用户先免费试用，先服务后付费、分期付费，促进算力服务长租模式向随接随用、按需付费等短租模式转变，提升算力服务普惠易用水平。

其次，发展算力公益应用的成本定价机制。算力公益应用的成本定价应促进算力资源向基础研究、教育医疗等社会效益显著但商业回报低的领域倾斜。这是筑牢新型生产关系的公平基石，也是“共同富裕”原则在数智时代的具体体现，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由政府和公共机构建设的算力基础设施以普惠性方式向社会开放进行大气海洋预测、生物医疗健康等公益性科学研究，具备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应主要考虑成本定价。面向偏远地区的教育算力服务，使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能够以低成本获取发展所需的数字生产力，可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最后，完善算力补贴政策。算力补贴目的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修正市场定价的外部性，补贴机制的设计需要避免扭曲市场定价的基础作用。鼓励面向中小企业发放算力券，补贴降低企业综合算力使用成本。探索建立“靶向补贴+动态退出”机制，补贴对象应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市场失灵环节，补贴标准应与算力应用的社会效益挂钩，补贴期限需随产业成熟度逐步退出，最终由市场定价主导资源配置。

（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

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要持续优化多元异构算力一体化布局，推进跨区域算力一体化协同，强化算力度量、算力调度、算网融合等关键技术攻关。

一是加快多元算力一体化布局。打造“云+边+端”一体化算力网络。云端作为算力中枢承担全局决策与大规模资源调度；边缘节点以低时延特性支持智能化场景本地化快速响应；终端装备通过轻量化算力支持实时感知交互。三者通过动态数据流转机制支撑“全局优化－本地响应－终端执行”的智能场景落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智算算力、超算算力、通用算力一体融合布局，针对不同算力特征优化执行逻辑，在智能计算与通用计算结合的医疗影像诊断、超算算力与智算算力结合的气候预测等复合应用场景中释放乘数效应，解决算力资源供需匹配不足、资源分散建设等问题。

二是加快东中西部跨区域算力一体化协同调度。建立全国算力调度和算力需求对接平台，通过国家协调层的全局调度控制、区域控制器层的区域算力中继站和边缘节点层的分布式计算终端等的跨域协同，构建全国统一算力大市场。加快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东部枢纽承担实时性高、时延敏感的算力需求；西部枢纽依托清洁能源和气候优势，承接如AI训练、存储备份等非实时性任务，成为“绿色算力基地”。鼓励以点对点“结对子”方式推动西部国家枢纽节点与东部、中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城市开展算力协同调度。支持算力枢纽与城市算力中心探索建立跨地区算力调度、网络传输、算电融合、运营服务、交易结算等协同机制。鼓励中西部地区利用绿色清洁能源进行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推进算电协同深度融合。

三是强化算力度量、算力调度、算网融合等关键技术攻关。全面支持通用算力、智算算力、超算算力多种异构算力的统一接入、统一封装、统一调度；根据算效、碳效、时延、安全等策略，灵活实现算力接入更可信、交易更便捷、调度更高效、服务更普惠。积极开展分布式算力并行调度、异构算力调度等关键技术“揭榜挂帅”，发挥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作用，推动算力调度、算力结算等领域标准规范制定及推广，鼓励共建全国、区域弹性算力实验室。

（三）加强算力安全监管法治建设

算力安全监管要完善相关立法，明确算力的新型财产属性和侵权处置措施，明确算力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目标原则、方式手段，反制算力霸权进而化解算力安全风险。

首先，相关法律应明确算力的新型财产属性。算力成为一种商品，算力所有者拥有算力财产权，具体包括对算力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益。针对算力盗用等侵权行为，在民法上构成民事侵权，法律应明确算力侵权的责任形式、算力损失的范围、算力损失的计算评估等问题；在刑法上构成侵犯财产犯罪，主要适用盗窃罪或职务侵占罪，应当调整和完善犯罪数额标准、“多次”“利用职务便利”等具体犯罪认定规则^?。

其次，相关法律应明确对算力安全的监管责任。算力安全风险传导具有链式反应效应放大安全威胁，相关立法要进一步明确算力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目标原则、方式手段。强化国家枢纽节点自主防护能力，并实行统一应急处置、统一安全监测、统一运行监控，推动建设国家算力网基础安全服务保障平台，打造一体化的安全保障服务能力。加强算力服务供应商与用户间的安全协作机制，构建符合当地实际和行业需求的算力安全防护体系。注重对跨境算力服务的风险研判、协同防控和风险化解。

应对美西方国家的算力霸权和长臂管辖等，我国应打出立法、司法和行政组合拳。在立法方面要明确我国民事法、部分社会法的域外适用效力，扩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相关内容，制定《国际私法典》^?。需启动制定针对算力霸权的“阻断法”，建立“追回”制度和拒绝执行外国判决或行政决定制度，明确中国算力企业受到美国单边制裁遭受损失时，有权在我国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并请求相关权益。受理反制美国算力霸权和滥用“长臂管辖权”的案例，通过积极司法保护我国算力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深化算力国际合作机制

在数智时代，算力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领域。算力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更深入地触及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拓展与重构。深化国际算力合作机制，使算力资源成为服务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公共产品。打破美西方国家算力垄断，突破长久以来形成的中心－外围依附体系，本质是对全球数字生产关系的变革与重构。推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算力平权，构建“技术－制度－话语”三位一体的协同合作机制，逐步构建一个包容、公正、合理的全球算力治理体系，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的发展权。

首先，技术层面以开源生态为突破口，依托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形成轻量化、差异化、场景化的开源路径。主动参与主导国际算力标准与规则的制定，在算力调度协议、安全认证体系等领域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术方案，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诉求转化为标准选项，改变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投票、发展中国家围观”的失衡局面。

其次，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算力领域的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建立“数字丝绸之路算力同盟”，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同规划和建设数据中心、5G基站算力配置和工业互联网算力接口等算力基础设施，实现算力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积极主导制定跨境算力结算规则，为算力资源的跨国流动和交易提供清晰、公正的规则指引，为全球算力合作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加强在国际算力教育领域的合作，推动算力教育与人才培养国际化。将“算力发展权”纳入国际发展话语体系。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用“算力垄断是对发展权的剥夺”“数字鸿沟的代际传递”等现实议题，打破美西方所谓“技术中立”的话语迷思，构建以获得包容、公正、合理的算力权为核心的新话语范式。

（编辑  尚鸣）

当今世界正站在技术变革的全新门槛上。人工智能，尤其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AI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企业运营、社会结构与人类认知边界。从自动化到智能化、从工具化到智能体，AI不仅重构了组织的能力体系，更深刻改变了企业战略、协作方式与价值创造逻辑。

在这一轮变革中，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组织是否具备迎接变革的思维范式。正如历史反复验证的那样，每一次技术革新带来的不仅是“升级”，而且是“重构”。因此，如何理解并建立“AI思维”——一种跳出旧范式、适应未来的系统性认知框架，成为每一家希望穿越周期、持续成长的企业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AI时代的显著特征

我们正迎来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AI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演进。从早期仅能理解语言、进行基础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迅速发展为具备复杂问题求解能力的推理器，正加速迈向拥有自主规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体。更前沿的发展趋势还包括AI助推在科学创新与组织任务协调方面的潜力拓展，预示着真正具备群体智能与自主协作能力的AI系统正在形成。无论是早期的ChatGPT横空出世，还是以DeepSeek为代表的推理模型的“破圈”普及，每一次模型能力的提升都开启全新的应用场景。

全新的AI时代具有三大显著的特点：

首先，AI实现了从数据分析到知识归纳的本质飞跃。与互联网时代主要依靠算法分析大数据和流程自动化不同，AI展现出更高层次的智能，能从海量数据中自主提炼知识并进行洞察。这种智能并非人类按规则编写，而是通过算法对亿万用户行为数据的训练而“涌现”出来的，是互联网时代人类集体行为的镜像。AI不仅能高效提炼和沉淀组织内的隐性知识，还能支持复杂环境下的战略判断与实时决策，实现真正的“以数赋智”。

其次，AI应用呈现更少的架构限制和更强的自主智能。随着大模型算法日益复杂，其能力已超出人类用明确逻辑可定义的范围。现代企业需要让AI可以自主处理无数变量、寻找最优路径，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完成任务，打破传统应用的架构限制，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境。这种端到端的自主智能，赋予企业前所未有的敏捷性与创新空间。

第三，AI时代实现了更紧密的人机协作关系，AI智能体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推动更为深层次的人机协作。随着AI智能体的出现与不断成熟，AI不仅能够承担大量标准化和重复性的工作任务，而且能够通过对知识的总结和有效传递，帮助人类高效地释放创造潜能。人机之间的协作将迈入更深层次，极大地拓宽了企业的价值创造空间，形成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力模式。

当下我们为何要讨论“AI思维”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穿越技术变革的周期。以美国道琼斯30家蓝筹股为例，这些企业在各自时代都是技术的弄潮儿，如工业化时代的通用电气（GE）、信息时代的IBM，以及互联网时代的苹果等。然而，从1975年到2025年的50年间，我们发现1975年蓝筹股榜单上的“元老”企业，仅有3家仍位列其中。曾经的明星企业如GE（2018年被剔除）、柯达（因错失数码时代而衰落）等已被淘汰出局，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旧时代的成功企业其实已经预见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但却因为组织的思维惯性，未能充分拥抱变革而落后，甚至被淘汰。雅虎早期便看到了算法和数据驱动的搜索趋势，却坚持人工编辑方式，最终被全力押注PageRank算法的Google超越。同样，尽管诺基亚在2007年已占据全球手机市场近40%的份额，却因过度关注垂直整合和技术指标而未能识别出智能手机时代平台经济与生态系统的战略价值，导致其市场地位崩塌。

相比之下，那些成功穿越周期的企业无一例外地建立了新的思维模式。以微软为例，纳德拉2014年接任微软CEO后，将公司战略从“Windows优先”调整为“云优先、移动优先”，并率先在AI领域布局，与OpenAI合作推出了一系列AI助手工具，实现了公司“第二曲线”的跃升。

同样，贝壳的成功转型也源于其对新商业逻辑的深刻理解，主动对自身原有线下业务链进行变革，通过建立覆盖2.26亿套房源的真房源数据库，利用数字化重构了房产交易的信息关系和协作机制，逐渐从传统地产服务商向数据驱动的科技平台进化。贝壳重构了客户关系、经纪人机制与组织文化，打造出一个更高效率、更强协同的平台型企业。

这些案例表明，技术变革时代的致命风险往往不是来自技术能力短板，而是对新兴商业逻辑的认知障碍和组织惯性。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敢于打破原有“舒适区”和“利益链”，重塑思维模式和组织逻辑，主动适应变革新模式。

在技术变革时代，决定企业能否穿越周期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技术背后“资源配置逻辑”变革的深刻理解。技术不仅改变了产品和服务，更重塑了企业如何组织资源、扩展规模、实现增长的底层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扩张方式从“客户与收入同步增长”变为“先规模化用户，再构建商业变现模型”；在AI时代，颠覆性的变化则体现在——相同的收入增长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这意味着组织结构、人才配置、决策机制等传统运作方式都必须被重新审视。

因此，企业要真正把握新一轮技术变革的红利，关键在于建立一种“AI思维”：这不仅是一种对技术趋势的敏锐认知，更是一种打破路径依赖、重塑组织活力与竞争力的管理新范式。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AI时代完成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跃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

全面重构企业的“AI思维”

AI时代，商业逻辑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从工业时代的“经营资产”，到互联网时代的“经营用户”，再到AI时代的“沉淀智慧”与“创造洞察”。在新时代，利用AI提炼、总结所有显性、“隐性”乃至“反面”的知识，创造独有的洞见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AI时代正在推动前所未有的生产关系转型，未来企业组织将从单一的人力结构，演变为“碳基智慧”与“硅基智能”深度协作的复合型实体。这一根本性变革将催生高度灵活的任务导向型业务流程，使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乃至“原子化”，同时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注重思辨能力、创新思维和引领变革的领导力。

AI思维意味着全新的系统思维范式，不仅包含对AI技术和应用的理解，更需要从战略定位、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到人才结构和企业文化的全面重构。

1.经营逻辑：从资源经营到洞见“创造”

在AI广泛成熟与普及的未来，企业将具备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不仅可以系统性掌握内部知识资产，还能实时提取与融合外部世界的结构化洞察。这意味着，曾被视为“核心竞争力”的经验壁垒与知识积累，将因知识传播的平权化而大幅削弱。尤其对于以知识密集型为优势的企业或者企业中的部分职能而言，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构建不可复制的“新型核心能力”。

在AI时代，企业真正的护城河不再是“掌握知识”，而是持续“生产知识”和“创造洞见”的能力。这里需要特别区分两个关键概念：数据是原材料，知识是提炼后的结构认知，而洞见则是知识背后的深刻规律和本质。唯有在AI协同支持下不断生产新的知识和洞见，企业才能实现知识的价值循环与价值跃迁。

这种底层逻辑的变化，将重构企业的经营思路与规模模型。过去，企业规模往往由资金、人才、渠道等稀缺资源的获取能力和领导层的管理能力所决定，而组织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管理复杂度的非线性上升。但AI的引入，使得企业决策效率得以突破人类认知和管理极限，实现高频决策、高精响应、低成本复制，企业可在更大规模下保持组织高效。

某大型保险公司在银保渠道引入AI销售陪练系统，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针对客户经理培训成本高、实战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该公司通过与企业级AI解决方案提供商RollingAI合作，基于大量顶级销售对话样本，提炼出高效话术逻辑，并开发“智能陪练”系统。通过多轮对话模拟真实投保场景，AI可实时分析客户经理的响应策略、情感表达和专业度，并给出个性化改进建议。系统上线后，不仅显著降低了培训时间，还有效提升了转化率与邀约成功率，实现销售能力的标准化复制。这种从“依赖人力”向“算法驱动”的能力转变，正在重塑组织扩张的边界。通过将隐性销售经验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的AI评价体系，企业能够突破传统培训与管理的人力瓶颈，达成大规模高质量复制的新型增长范式。

企业是否具备AI驱动下的“知识经营和洞见创造能力”，可以通过以下问题来进行判断：

是否基于AI，全面提炼了组织内外部的显性、隐性知识？

上述知识中，除了“正面案例”，是否还包含对培训 AI 更加珍贵的“反面案例”？

是否打通了数据/知识、AI和业务，构建了持续闭环的知识学习与生产机制？

是否已经建立人机（AI）协作，充分结合AI所提炼知识，不断创造洞见并应用到业务中，产生持续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大模型主要是由技术平台企业主导，但真正发挥AI价值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的“数据治理能力”与“知识生产机制”。唯有掌握数据资产、打通组织知识流动路径，构建适用于自身场景的定制化AI模型，并从数据治理进阶到知识治理，企业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AI时代的“智慧型护城河”，确保持续的知识创造力。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能否训练出真正贴合业务需求的小模型，往往取决于“错题集”数据的质量与管理能力。所谓“错题集”，即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出现的种种失败案例，这些数据往往比“正确答案”更能揭示训练模型所需的边界与优化方向。然而在现实中，大量“错题”并未被系统性地保留下来，散落在企业的不同部门的各类手工文件甚至个人记忆中，大大增加了这类数据的整合梳理难度。领先的AI应用企业，尤其是一些走在转型前沿的医药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错题集”数据的战略价值，并尝试通过跨部门错误案例分享、模型反馈闭环流程、错误追踪激励等制度化机制，确保这些关键数据能够转化为组织智能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企业推动AI落地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是否引入了最先进的大模型，而在于是否具备将自有数据通过持续治理转化为知识的能力。换言之，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将体现在谁能够更系统、更体系化地管理“错误”，把错误变成能力，把学习转化为洞察，并构建起AI与组织协同进化的内生能力。

2.协作方式：从AI工具到“硅基员工”

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思维下的协作方式正在从简单的AI工具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硅基员工”。AI智能体正从现阶段针对单个任务的赋能工具，进化为能够负责多个任务流程甚至实现智能体间自主协同的数字化“同事”。这种转变标志着协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从“人指挥AI执行”到“人与AI协同思考”，最终迈向“AI之间的组织协作，人类进行高层次指导”的多层级协作网络。

在这种新型协作体系中，AI智能体已不再是简单的执行工具，而是逐步成为知识伙伴、决策助手与任务协调者。人与AI之间的关系也从单向命令转变为基于知识互补、策略共创的双向协同。人类员工将更专注于设定目标、把控方向与评估结果，而AI则在任务执行、知识整合与数据推演方面不断进化，共同完成任务的“闭环”执行。

为支撑这一转型，企业亟需构建全新的AI智能体“培养”和“管理”机制。未来，业务人员尤其是一线业务专家，将成为AI智能体的“训练师”和“产品经理”。这种机制突破了传统软件开发模型，采用更接近人才培养的方式：由业务专家来“教导”“培养”，而非仅仅向数字化或者IT部门输出需求。业务专家通过示范性工作展示、反馈纠错、情境练习等方式，让AI智能体逐步内化专家的思维模式、判断标准和应对策略。

蒙牛通过数字化团队搭建AI助理开发平台，将AI“工具开发”能力下沉至业务团队。借助“无代码”或“低代码”方式，业务人员可自主构建、迭代、培育、管理专属的AI智能体，实现AI的个性化进化与深度业务融合。这种机制打破了传统“技术－业务”分离的壁垒，使AI智能体从中心化开发转向分布式共创，推动组织构建起以任务为中心的人机混合型运作体系。

在管理层面，企业需要建立AI智能体的“用进废退”机制：通过员工的使用反馈以及效果，定期考核AI智能体能力水平和输出质量；构建智能体版本迭代机制，确保持续优化；设计智能体协作规则和交互协议，保证信息流转顺畅；同时明确人类与AI的职责边界，建立必要的人类监督与干预机制。

这种全新的开发管理范式将推动企业构建“人+AI”混合型组织运作体系，遵循“人”的培养逻辑，创造并训练AI智能体。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将部分体现为其独特的AI智能体网络及其管理能力，实现从“人带团队”到“人带AI团队”的转变，从以岗位为单位的组织设计转向以任务与智能体为单位的动态组织配置。最关键的管理者角色可能转变为“AI团队领导者”——善于调动和整合人类与AI的复合型团队领导者，共同实现业务目标，最终为企业带来敏捷性与生产力提升。

3.组织流程：从标准化托底向潜能释放

企业管理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标准化的流程，让总部“托底”一线的运营。但即使是最底层的流程，尚有大量的隐性规则（或知识）并未被固化。随着AI对这些隐性知识的提炼，可显著激发提升能力，并带来新的流程、组织乃至生产关系的变革。

 随着人类与AI智能体协作方式的变化，我们将看到更为动态、任务导向的流程。未来AI智能体将推动从Task（任务）到Workflow（工作流）再到Process（业务流程）的自下而上的管理变革。由于AI智能体的高度智能化，它们将自主负责多个任务乃至整个工作流程，甚至根据任务需要自主安排流程，从而带来高度动态、以任务为导向的全新流程。

当然，流程变革的节奏与形态，在不同类型的行业和企业中将呈现出显著差异。2C导向的快消等行业，由于其业务链条短、用户触点多、数据反馈快，更容易在营销、客服、内容生产等领域率先实现AI赋能与流程重构。以医药、化工为代表的2B企业，则面临物理流程复杂、协作专业、合规约束强等特点，业务流程重构的幅度和节奏将更为稳健。

随着流程的变革，组织架构将逐步扁平化，甚至“原子化”。许多企业家和管理者已经预见到，在新的协作方式和流程下，传统企业决策的三层结构（高层决策－中层传递－底层执行）将变得更加扁平，中层角色的定义亟待寻求新的价值定位。对于知识密集型的团队和组织，不仅可能产生跨职能、跨部门的整合（例如市场营销和销售组织的有效合并），更可能转变为独特的“原子化”组织，由具备高度专业和项目管理能力的少数精英员工，带领多个AI智能体“员工”开展工作。

更进一步，未来企业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所说的“自组织，小微生态圈”理想将可能成为现实。未来的企业将可能成为知识和投资平台，而员工则成为被投资和知识赋能的个体。相应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将带来新的业绩和激励模式创新，实现企业运营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4.人才能力：从技能培训到思维教育

长期以来，技能知识的学习一直是人才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随着AI具备了基础知识与技能执行的能力，企业中真正具备价值的，将是如何解锁AI的能力，即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基于 AI 输出后进一步创造价值的能力，即人的创造能力。

系统性的批判性思维将成为每一位员工的必备素质。只有具备清晰的逻辑判断能力和反思能力，员工才能有效输入指令、检查、反馈并优化AI提供的建议或成果，与AI同事一起迭代成长。在这种情况下，思维类的培训在企业内将成为学校教育的自然延伸，而企业则转变为员工终身教育的平台。以日本企业为例，丰田等大企业从上至下都形成了对成人教育中思维培训的共识，如将批判性思维融入精益生产理念，并嵌入到每个员工的日常行为中。

同时，“创造能力”在AI时代将日趋重要。创造能力不仅指提出新想法的能力，更包括在复杂情境中重新组合知识、生成新解法、突破性解决问题的综合思维能力。

在此背景下，专业技能的价值正在重新定位。专业领域知识不再是简单的技能积累，而是转向两个关键方向：一方面是如何有效赋能AI，将专业知识转化为AI可理解、可执行的指令和框架，从而最大化解锁AI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培养对AI输出结果的专业判断能力，能够敏锐识别其中的价值、缺陷和改进空间。未来的员工要么需要具备跨学科的通识思维，能够连接不同领域创造新价值，能培育AI形成最有价值的产出；要么需要在特定领域拥有深厚洞察能力，能对AI产出进行高水平研判和指导。

随着AI能力从单纯的工具助手向共创伙伴进化，员工更需要激发非线性、跳跃式的想象力，引导AI突破已有知识边界进行共创。此外，人际沟通、情感共鸣、同理心等软性能力，也将在AI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愈发凸显其不可替代性。这些“软技能”不仅维系组织内部的协作效率，也将在客户关系管理、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人机协作的新时代，思考方式的培养远比特定技能的传授更为关键。

5.理念文化：从业绩导向到愿景驱动

价值观的定义始终是企业基石，而其重要性在AI时代尤为凸显。互联网算法时代，员工价值观对AI执行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滴滴模型算法的转变就是典型案例——其算法从单纯追求效率到效率与安全并重的转变，显著提升了行车安全。这一变革源于企业价值观的重新定位。

随着AI深度融入企业运营，理念文化的价值正被重新定义。当AI承担越来越多的信息筛选、趋势预测与决策建议功能时，最后留给人类员工的，将是那些涉及价值判断与战略选择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当AI过滤掉大量确定性事项后，决策者面对的将是最复杂、最具道德张力的不确定性判断，这正是价值观发挥作用的核心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AI并非完全“中立”“客观”的技术工具，它的行为逻辑和演化方向，深受“人如何训练它”的影响。员工在训练、标注、调校AI系统时所体现的判断、偏好和倾向，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企业未来的“技术性文化”底色。与此同时，管理者的价值观将成为整个组织AI战略导向的决定性力量：AI最终将为谁服务、朝什么方向进化，取决于企业文化所定义的目标与边界。

因此，在AI时代构建领先组织，不能仅靠算法与算力等技术能力，更要依赖于高度清晰且广泛共识的价值观体系。从企业到个人的价值观不再是软性的加分项，而是决定企业能否安全、有序、负责任地使用AI的硬性基石。真正的AI原生企业，必须是理念文化先行的企业。只有那些建立了清晰、统一价值观体系的组织，才能确保AI技术被正确应用，避免技术偏离企业使命。价值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决策和技术应用的指南针，指引企业在AI时代保持人文关怀与技术发展的平衡。

6.领导力：从发号施令到思想领袖

在技术与组织变革周期中，领导力对于企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纵观那些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企业，其领导者往往不仅具备清晰的战略判断和前瞻视野，更能体现出灵活、多元的领导风格，以及驱动变革的强大内在禀赋。

在AI时代，领导风格需要更清晰地被分解与重塑。一方面，企业依然需要具备决断力的领导者，他们能在不确定性中快速做出方向性判断，这类风格更偏“独断型”或“变革型”。另一方面，伴随组织日益知识密集化、员工AI赋能增强，企业更需要“赋能型”“教练型”领导风格，激发员工个体与AI智能体的协同潜力。这要求领导者能够根据环境变化灵活切换风格，以适应多元化的人才管理与决策机制。

AI时代也重新定义了CEO或创始人在组织中的角色。过去发号施令的领导模型逐渐失效——员工借助AI工具掌握大量实时知识，信息和决策权不再被垄断于高层。因此，企业治理结构需要在集中与授权之间寻找新的动态平衡：领导者必须将部分决策权下放至一线，以激活组织活力，同时又必须牢牢把握战略方向、价值观塑造与关键能力建设三个锚点。CEO在AI时代的本质职责，是作为企业的“思想引领者”（Thought Leader），聚焦提出关键战略问题、定义系统框架、培育组织价值与文化，并守护企业发展的根本逻辑。

在AI赋能下，企业不再是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更像一个多节点协同、演化的“聚合体组织”（Clustered Organization）。每个团队、每位员工乃至每个AI智能体都可能是价值创造节点。领导者必须学会在这种系统中引导方向、激发潜能。这种领导力的跃迁，不是“放弃”权力，而是转向更高级别的系统性赋能。

综上所述，“AI思维”并非某一项固化的技术或知识，而是一种全面认知、系统建构的能力体系，它贯穿于企业的战略制定、组织机制、流程设计、人才能力与文化理念之中，并随着AI技术和商业环境的发展不断进化。这一思维将成为企业在AI时代穿越周期、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驱动力。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