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碳中和

引言

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所蕴含的碳汇潜力，是巨大的生态资产。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生态系统年均固碳35亿吨，能够抵消30%的人为碳排放，森林碳贮量达6620亿吨，^[1] 全国2021年林草植被总碳储量为114.43亿吨，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空间生态产品总价值量为28.58万亿元/年。^[2] 此外，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生态资源，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高度依赖当地生态资源以维持生计，通过开发生态碳汇产品，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是融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于一体的重要方式之一。

如何将自然资源，尤其是生态资源碳汇潜力转换成资源资产，是一项有意义的探讨和尝试。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开展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项目。《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要求，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从国家层面为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地方实践做出制度安排，提供战略指导。^[3]

从实践角度，对于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机制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式尚不明确，全面动员广大农村参与其中更是缺少好的思路；亟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以试点形式进行探索，为后续生态碳汇价值开发实践，实现其与乡村生态振兴、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提供思路。

生态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碳汇是指从大气中吸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和机制。碳汇生态产品是依托自然资源，具有功能性、稀缺性和收益性等特征的“气候调节”类生态产品。目前我国生态碳汇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包括全国性、地方性和行业性交易市场。

全国性交易市场

全国范围内的碳汇交易项目，根据交易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国际规则开发的项目，如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下的碳汇项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排放（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REDD＋，其中“＋”代表增加的碳汇）项目、国际核证碳减排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黄金标准（Golden Standard，GS）碳汇项目；另一类是按国内规则提出的全国性交易项目，如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计划（CCER）、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CGCF）开发的绿色碳汇项目等。最典型的是CDM和CCER，两者的运行机制极其类似，其核心要点是：碳汇富余的一方将减排量抵消额转让给需要减排额的一方，对于前者而言，通过生态碳汇价值变现获得资金，及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配套设施和技术支持。然而，作为中国实施范围最广、涉及主体最多的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机制，CDM和CCER当前均陷入停滞状态。

对于CDM而言，由于欧盟碳交易市场（EU-ETS）需求下降，碳排放权（CER）签发供给过剩以及《京都议定书》履约期第一阶段到期等原因，第二阶段欧盟碳交易市场不再接受中国的CER。2013年后中国的CDM发展项目几乎停滞，2017年中国停止CDM项目注册。未来我国继续开发京都规则下的CDM林业碳汇项目潜力不大。对于CCER而言，由于其价格劣势、交易流动性受限等原因，其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交易也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故2017年CCER项目暂停备案。

不过与CDM不同，CCER作为国内的自愿减排碳信用交易市场，更具灵活性和主动性。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和“双碳”目标的深入贯彻，国内重启CCER的需求持续强烈。2022年，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全国CCER的主要交易市场。2023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的函》，项目设计、注册登记、交易结算、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等细则持续出台。2024年1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CCER）再次启动，首日成交量37.5万吨，成交金额2383.5万元，成交均价63.5元/吨。为此，重新审视CDM、CCER项目存在的瓶颈与发展难点，不仅为CCER重启提供改进思路，也为地方性、行业性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地方性/区域性交易市场

地方性生态碳汇交易试点正在陆续展开。2022年，国家林草局公布了18个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和21个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此外，各地创新了一系列交易机制，为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如江西七县率先启动“湿地银行”建设试点、重庆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制度、七个国家级“生态券”交易制度试点地区、福建三明推出全国首张“碳票”、浙江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试点市等。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学者对其生态产品开发路径展开了诸多研究。比较典型的是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中的碳汇产品开发、竹林碳汇、FSC国际森林认证、碳金融服务如“碳汇贷”案例。

表1 “森林生态银行”碳汇价值实现案例

这类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与交易主体的参与度失衡。一方面，目前政府在生态碳汇开发、交易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导致交易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处于被动地位，公众积极性较弱、碳汇交易市场活跃度较低；另一方面，林业碳汇交易因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程序性，林农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十分有限，对于林业碳汇的生产、开发、经营难以采用完全规范的方法学，对林业碳汇进入碳汇交易市场的买卖流程、买卖风险同样知之甚少。

二是交易主体增汇动力不足，林农的参与感较低。为此，除了在林业碳汇项目发展初期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政府部门还应引导更多生产性服务主体进入林业碳汇市场，维持买方市场的活跃度。

三是生态碳汇产品的金融属性有待进一步发挥。运行机制中虽然纳入了生产性主体和经营性主体，但是尚未演化出正式的金融服务主体。碳汇项目难以获得如风险管理、投资咨询等金融服务支持，碳汇项目市场发展的支撑体系有待完善。当前碳汇项目主要以抵押、担保等传统融资工具和保险为主，绿色债券、期货及其他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嵌入缓慢，碳汇项目整体的金融属性薄弱。此外，金融工具的规模性特征也阻碍碳汇项目中金融属性的发挥：一方面，当前中国的碳汇经营主体仍然以小规模林农为主，其在规模和投资额度上通常面临较强的金融信贷约束，难以吸引所需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由于不具备专业的森林经营能力，无法将作为抵押品的森林资源快速有效地变现，由此缺乏为小规模林农提供担保、抵押贷款、保险等金融工具的积极性。

行业性交易试点

当前行业性交易试点相对较少，仍处于初步启动阶段。目前中国天然橡胶协会的探索较为领先。2022年，中国天然橡胶协会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了“第一届橡胶林碳汇价值开发论坛预备会”，探索行业性的交易试点。橡胶林的碳汇功能可以达到9.92吨/公顷年（吴志祥等，2010），[4] 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森林碳汇能力。从行业发展角度看，当前橡胶行业发展相对成熟，形成了以海南、云南和广东三大天然橡胶优势种植区，在海南橡胶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不断提升全产业链发展水平，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考虑到橡胶林碳汇优势、行业凝聚力强、产业链完善等原因，天然橡胶协会尝试从全行业角度探索出一条能反映中国橡胶林特征的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助力橡胶企业及胶农主动参与“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在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同时，使橡胶林碳汇成为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先锋。

开展行业性交易试点，具有多方面优势和较大的开发空间：第一，行业能够有效链接政府和企业，在响应和贯彻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的同时，可以从整体上对行业技术特征进行把控，考虑行业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特点，助推企业发挥生态碳汇价值实现中的主体作用；第二，推动生态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在特定领域的集聚和深入发展，加快探索完整成熟的纵向价值实现路径，与地方性/区域性交易试点相互补充、以线带面、相辅相成；第三，在当前市场建设和交易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行业协会带头的路径实践能够考虑自身原材料特点，形成特定产品类型的碳汇方法学，一方面加强过程中碳汇计量、核算、评估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便于产业链上下游交易平台的构建与审查稽核。

建议

完善体制机制，多方协同实现碳汇生态产品价值

在中央政府层面，从生态碳汇交易项目设计到立项、审批，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协同完成；然而项目的落地实施则由县林草局主导。为了规避林业碳汇项目执行“上强下弱”、相关方缺少参与渠道或沟通成本较高等问题，在地方层面应促进利益相关方协同，合力推进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化。一是基层政府、项目规划方、企业、科研院所、本地居民、社会组织等多方面主体，应通过多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项目设计、实施、经营、监测、管护等。二是进一步挖掘各类微观主体的参与潜力。当前因国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而成为经营主体、与森林经营最为密切的林农在其中的参与度并不高，造成碳汇生态产品实际的经济与环境效益远低于预期。应逐渐增强“林、农、牧、工、商”一体化经营企业、生态旅游企业以及新经营主体如各种专业合作社、联盟组织等各类主体的参与度，引导项目实际实施主体多元化，并就碳汇经营的不同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三是跨部门体现在对生态碳汇涉及农业、林业、湿地、草原等多生态系统的综合考量，涉及多部门协同合作，基层部门间有必要明确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开发中的相关权责并构建与其匹配的管理机制。为此，需要进一步立法明确相关问题，完善配套体制机制。例如，明确生态碳汇的法律地位，处理好生态碳汇的计量与认定、生态碳汇所有权及其与自然资源产权的关系、生态碳汇交易的主体与客体及其关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构建生态碳汇在碳汇交易自愿市场的准入与退出机制等等。

创新碳汇生态产品，健全生态碳汇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应结合行业、区域特征，把握生态碳汇相关细分行业的特点，构建多元的碳汇生态产品体系。例如，联合油茶产业协会、国际竹藤组织或地方竹藤协会、地方烟草协会等组织，构建适应行业特征的碳汇产品开发机制。此类探索能够对行业技术特征、企业生产和经营特点进行整体把控，推动形成特定行业或特定产品的碳汇方法学，探索出一条纵深的产品经营开发路径。再如，联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等组织，构建行业碳交易衍生品的规范性开发路径。当前碳交易主要以碳的现货交易为主，应逐步探索推出碳金融衍生品。除去碳汇保险、碳汇质押贷款、碳汇债券等碳交易衍生品，还可以有选择地学习国外的实践案例，推出配额质押、碳信托以及借碳业务、碳远期产品等金融产品交易，通过多层次碳市场为生态碳汇产品经营开发奠定市场基础。

加强方法学更新，构建科学的碳汇监测评价标准

202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5] 明确重点修订陆地、湖泊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及木质林产品碳汇相关术语、分类、边界、监测、计量等通用标准，各类型生态系统固碳增汇、经营增汇减排评估标准和技术标准，林草资源保护和经营技术标准，以及森林增汇经营标准等内容，为生态碳汇产品的价值评价体系、生态碳汇产品价值核算规范提供了指南。然而，这一指南仍然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考虑到碳汇生态产品多元并且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应警惕各地以“创新”为名，出现碳汇开发与定价不合理、交易不规范、实际经营效益低、交易收益难以覆盖开发成本等问题。在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生态碳汇差异和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特点的基础上，应以《指南》为总纲，不断加强方法学更新和技术开发。生态碳汇项目能够获得充分开发，需要不同项目场景的方法学，引入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支撑，以及大量基础数据的试验支撑，以保障项目不会因方法、模型、场景不符合而阻碍相关生态碳汇项目的开发，也不会因默认参数、方法的陈旧、保守而错估实际碳汇量。此外，开展有必要行业联动，发现、总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合适的时机及时提出方法学更新或新方法学备案申请。

引导农业主体参与，健全生态碳汇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第一，持续探索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关系。林业碳汇已经成功推出“政府+国有林场+林业企业+农户”“ 政府+运营平台＋国有林场+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从事农业、草原、湿地生态经营的小农户参与碳汇市场的现象较为少见，如何使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小农户与碳汇市场建立联系，也需各地区平衡好各主体利益，最大限度聚集各方积极性，形成发展合力。

第二，提升小农户、小微企业碳汇交易参与率。生态碳汇价值实现项目的参与主体多以履约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相关领域的小微企业与其他没有减排任务的企业参与意愿不强，特别是拥有权属的农民，参与意愿不高。应从政策上关注、保障农户在生态碳汇项目中的权益分配，包括生态资源所有权和收益权、项目碳汇收益权，确保参与主体利益不受损。制定合理的碳汇造林、营林等固碳增汇经营的补贴标准，有利于提高农户对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信任度，进而提高其碳汇交易参与率。

第三，做好生态碳汇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培养，不断完善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介入规则。交易频率和小规模林农参与度呈上升趋势，复杂的交易程序、较高的成本和收益风险带来的整体交易成本、交易难度的增加，抑制了碳汇经营主体的交易需求。因此，有必要设计专门针对小规模碳汇项目的金融衍生产品或由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组织整合小规模的潜在碳汇经营主体，创新新型经营主体、企业与小农户的衔接路径，以多种形式降低林农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纠纷处理成本和融资成本，让林农在碳汇项目中受益，充分发挥碳汇生态产品的乡村振兴作用。

秉承科学标准，建立生态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第一，优化CCER签发手续。CCER碳汇造林的方法学和交易门槛要求严格，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参与主体单一或积极性不高，以致国内碳市场林业碳汇交易成功案例甚少，项目开发进展缓慢。为此，在重启CCER市场的契机下，可灵活调整CCER签发门槛，如降低规模门槛（5000亩），引入众筹、众扶等新模式，广泛吸收民间资本，简化签发手续等。在实践尝试中，可根据各省情况逐步增加必要性约束和监管。以此激发各地对生态碳汇开发的热情探索，出现更多更具创新性和可供借鉴的试点案例。

第二，由于全球生态系统碳汇总量有限，应客观看待生态碳汇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地位。生态碳汇是响应“碳中和”目标的一种相对低成本的补偿措施；是推动非工业企业参与、融入碳交易市场，助力广大乡村地区生态振兴的创新路径。因此，有关政府部门应严格限制企业的碳抵消额度，引导企业依靠技术革新或能源结构调整真正实现碳减排。

第三，应鼓励构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机制。考虑到各地生态资源禀赋、碳汇能力和碳排放格局存在差异，对于一些生态资源禀赋占优但工业发展较薄弱的地区，可以向经济发展较为领先、能源结构转型较困难的地区销售生态碳汇产品，既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生态碳汇价值灵活变现提供保障，又能适当缓解工业发达地区短时间内所面临的降碳压力，促进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整体性、协调性推进。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①]首次提出了有效市场的范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良性市场机制。本文通过回顾有效市场的建设历程与成就，分析当前实现市场有效的困境以及实现市场有效的路径，对市场机制中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历史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实现市场有效的困境在于微观上市场主体活力不足，中观上有效市场自身建设不完善和宏观上政府与市场职能界限不清晰的困难，实现市场有效一方面要提高有效市场建设水平，另一方面要弥补市场调节现存的缺陷，从市场自身、市场机制、有为政府和市场主体四条路径出发，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对于资源调节的决定性作用。

有效市场的定义

马克思关于市场的探讨

马克思关于市场的探讨是认识市场的起点。马克思认为，市场是一个历史范畴，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市场的存在。他提出关于市场的定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从分工的角度看，市场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二是从流通的角度看，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三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市场是商品经济运动中的交换行为的总和。[②] 市场承载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资本、商品的经济运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包含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规律及其作用方式。他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首先由价值规律决定，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③] 影响市场价格的另一个因素是供给和需求，供求关系与市场价格相互作用，“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又决定供求”。[④] 此外，竞争也影响着商品的价格，“竞争……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⑤] 马克思认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在于可以根据供求关系、市场价值和竞争等规律的综合作用，对社会总劳动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同时，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受限制的，一旦生产的规模超越了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参考马克思关于市场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有效市场的内涵、预防和规避市场的弊端。

有效市场的含义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动形态。[⑥] 至于有效市场的定义是什么，国内有关文献研究都在结合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说明，如林艳丽认为，“有效市场”，即“强”市场，要求在微观资源配置领域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机制的有效性，真正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⑦] 游昭妮认为，有效市场是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市场规则、价格机制和竞争要求自发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它应当具备“市场功能健全、市场秩序稳定以及市场环境的改善”这三方面的特征。[⑧] 综上，本文认为，所谓“有效市场”，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良性市场机制，包含了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等内容。有效市场作用的发挥，一方面依靠市场机制的运行，另一方面依靠有为政府的调节。

我国有效市场建设的历程和成就

有效市场的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通过对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与竞争机制的发展历程和现阶段状况的考察，可以反映出我国有效市场建设中各机制建设的现状。

价格机制的建设

价格是最灵敏的经济信号，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指导。价格机制以价值规律为基础，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一方面影响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商品生产者的经营与投资行为，包括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等等。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与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但价值规律不是万能的，它在生态保护、社会保障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不能发挥调节作用，容易导致社会资源浪费、收入两极分化、阻碍技术进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政府指令性定价，在固定价格体系下，商品的价格不能反映产品真实成本，又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平衡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干扰。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改革要求价格机制发挥应有的反映供求、引导生产和配置资源的作用。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的改革经历了“以调为主、完善计划价格机制”和“以放为主、实行混合价格机制”的历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化价格改革全面展开，各领域的“双轨制”价格基本实现全面并轨，走向更高水平的市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指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随着一系列价格改革相关文件的出台，实行政府定价的产品范围进一步幅缩减，价格更加灵活反映市场供求，价格机制更好地引领资源配置、指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价格杠杆更好地发挥降成本、调结构的作用，有效市场的作用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充分彰显。

供求机制的建设

供求机制指市场中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市场供求与竞争和价格之间的内在联系。[⑨] 市场运行中，供求机制与价格机制相互作用，对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做出影响和指导，从而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市场经济中供求机制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其积极方面在于通过供给与价格相互作用所提供的价格信号反映市场需求等市场信息，指导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和销售。消极方面在于，市场价格信息对现实供求的显示具有滞后性，并且“供”和“求”力图互相适应却从来不会相互适应，双方的重新脱节最终会转而成为尖锐的对立。完善供求机制的关键，是使供求关系灵活地变动，[⑩] 在供求关系的变动发展中，使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资料充分流动，在供求不平衡的动态中力图使供求在量上与结构上平衡，因此，供求机制的建设既需要“放”，又需要“管”。

我国供求机制的建设体现在供求管理制度的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供求管理制度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作用，依靠计划调节实现供求平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当时的“票证经济”。1955年出台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暂行办法》正式开启了“票证时代”，对于粮食、食用油、布匹等各种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实行依据票证购买的需求管理制度，它保证了向全体人民供应基本的产品需求，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供求管理处于“管”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供求管理进入“放”与“管”相结合的阶段，并且“放”的程度逐渐升高，供求机制指导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综合方式改善供给结构、提高有效供给，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票证经济”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量化的指标性管理到泛化的指导性管理，供给管理制度的转型标志着我们在有效市场建设过程中对于供求机制认识的加深，对于供求机制作用利用能力的提高，供求机制作为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得到彰显。

竞争机制的建设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源于市场主体对于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要求参与竞争的必须是产权明晰、行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市场竞争一方面是有序的，可以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优化企业内部和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又是无序的。其一，市场主体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并且市场竞争的手段多样，形式丰富，难免会出现各种投机欺诈性的竞争行为，影响竞争的公平性。其二，自由竞争必然造成垄断，垄断企业在其垄断地位下控制市场价格，使一些产品价格虚高，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其三，竞争以个体利益为唯一目标，忽视了事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影响收入公平，容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我国竞争机制的建设在于有序竞争机制的培育和对垄断行为的限制。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机制的缺失、竞争机制的引入再到竞争机制配套法律法规完善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排斥竞争，这种竞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十四大报告提出要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在市场中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随着《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的颁布，调整竞争关系、保护公平竞争、限制垄断行为，竞争机制的建设愈发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场配置资源上升到决定性地位，我国在竞争机制的建设上更加注重调节市场竞争与行政性垄断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提出打破行政性垄断，党的二十大提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2022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对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在制度建设上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通过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等缩小了行政性垄断对于竞争机制作用发挥的阻碍，确保了市场竞争真正的优胜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当前实现市场有效面临的问题

建设有效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高效、高质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现代市场体系以市场主体和各类细分市场为微观基础、以市场机制为中观运行机制、以市场监管为宏观制度保障，实现市场有效就是要通过健全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和宏观制度，保障市场运行机制顺利发挥作用。当前我国建设有效市场的困境，一方面在于市场机制建设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来源于微观基础层市场主体活力的不足，宏观层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不清晰，两个方面的问题相互掣肘，影响有效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

微观基础：市场主体活力不足

市场主体是指具有独立的产权资格，依法成立并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组织和经营者。[11] 当前建设有效市场的困难在于市场主体活力不足，这种活力不足来源于产权不明晰的限制和应对经济风险能力的缺乏。第一，国有企业在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过程中面临一些制约，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激发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时，也面临着分类标准和产权归属方面的困境。第二，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虽具有相对自由的主体地位，但多数企业资本规模小、融资难，管理经验不足、人才引进较难、应对风险能力较差，限制其持续健康的发展。第三，在经济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我国很多企业面临着转型困难与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企业家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仍需进一步提升。

中观运行机制：有效市场自身建设不完善

首先，市场机制建设存在一定的障碍。价格机制建设上，某些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仍在政府手中，一些涉及全体人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机制并不完善。在供求机制建设上，仍未形成消费与供给的结构平衡，面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供求机制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全面地发挥指导作用。部分市场竞争秩序混乱，某些企业的垄断性行为造成竞争不足；一些企业的经营行为背后存在着政府的干涉，破坏了竞争的公平，行政性垄断的破除道阻且长。

其次，市场机制的负面影响不能很好地克服。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某些企业的投机逐利性行为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此外一些企业为压低生产成本不惜违规排放，向全社会转嫁环境成本。最后，由于市场机制自身在市场调节过程中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信号真假难辨，对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产生了不利影响，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宏观制度：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不清晰

从宏观来看，建设有效市场的困难在于政府与市场职能界限不清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难题。在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市场地位上升，政府经济职能逐步弱化，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不过四十余年，虽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达到了能够“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但实践中还存在着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的问题，政府经济职能不明确，某些方面管得“过严”，有些方面又管得“过松”，出现了越位、失位等问题，成为制约有效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桎梏。政府“有形的手”作用发挥不当甚至会成为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行的“幕后黑手”。这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还是有效市场建设必须突破的难关。

实现市场有效的路径

提高有效市场建设水平

1、从市场自身出发，完善建设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

价值规律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市场具有三个本底特征:行为自主、产权明晰、竞争公平；有效市场的底层逻辑是“自主+产权+竞争”。[12] 行为自主，即企业能够根据自身经营发展目标、自主决定生产经营行为。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只有行为自主，才能真正作为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的逻辑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还需要明晰的产权，市场经济下，对于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权利的明晰在利益分配时形成明确的标准，一方面维护公平，另一方面是激励机制的基础。此外，竞争公平是有效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公平的竞争，不公平的竞争会挫伤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竞争机制失灵，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市场自身并不会自动地满足有效市场的条件，因此需要有为政府发挥作用，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弥补缺陷。

2、从市场机制出发，改善市场机制运作方式。

针对当前市场机制建设出现的问题，要实现市场有效，就要改善市场机制的运作方式，通过完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建设，使市场机制运行得更加顺畅、更加高效。具体来讲，第一，深化市场化价格改革，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范围。完善生态环保、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价格机制建设的配套法律法规出台或完善。第二，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全面认识与精准把握提高产品质量和供给成效，利用供求机制与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联动作用，淘汰落后产能与“僵尸企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刺激需求与保证供给的动态平衡中促进经济发展。第三，推动竞争机制的转型，推动质量竞争、服务竞争机制的发展，利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保护公平竞争、打击非法竞争和垄断行为。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使各要素能够跨地区充分流动。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设，破除行政性垄断，规范指定政府权力清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弥补市场调节缺陷

1、从有为政府出发，实行科学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

科学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是实现市场有效的宏观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为政府的经济职能除了要完善市场微观基础、保障中观运行机制还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确立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指导经济健康发展，同时还要进行市场监管确保市场机制的运行发挥良性作用，这就要求有为政府一方面要“建设与完善”，另一方面要“调整与弥补”。

针对市场调节存在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有为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过价格监管体系和调整供求关系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进行价格和供给的调节，兜住民生底线。对于层出不穷的产品质量问题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构建完善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监管，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序性。对于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公共产品缺失等问题，要通过行政性手段克服市场失灵，引导经济健康发展。最后，要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相处之道，坚持市场调节的决定性作用，厘清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间的边界，切不可越界逾规。

2、从市场主体出发，弘扬先进企业家精神和道德培育。

2020年7月，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希望企业家们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从五个方面对企业家精神做出了定义。先进的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更在于企业家作为市场主体对于有效市场作用的发挥和落实。企业家精神助力实现市场有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家是市场规则的践行者。有效市场需要企业家发挥诚信守法的精神来践行市场规则，减少市场中诚信缺失、违规违法等破坏市场规则的行为的发生，通过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的企业家精神推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推进有效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机制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市场经济的局限会造成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企业家发挥奉献精神，承担社会责任，通过第三次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两极分化的弊端。

（编辑  碣石 ）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由科技创新突破、生产力要素创新配置、科技革命催生产业革命，实现产业整体升级转型而成。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特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新机制和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特征，为新时代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在新质生产力中，“新”的含义为：以创新、科技创新为先导与主导，以此激发生成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生成于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变革催生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条件下生成；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形成新兴产业，实现生产力的进步或飞跃。从本质上区别于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代表人类生产力的跃迁，表现为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先导和关键作用，通过产业化而生成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力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3] 高质量发展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打破依靠传统物质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高效率、高质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的传统生产力驱动的增长模式，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依靠创新与高科技产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追求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4]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新动能

立足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新动力来推动、新动能来赋能，当前只有新质生产力才能产生出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和激发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生成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协调为内生特点实现的新发展，这首先表现为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高质量发展通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发展路径的转变，即由以前主要依靠要素的投入提高发展速度和量的增长，转向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实现生产要素高效使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质”和“量”的同步增长。高质量发展的另一特征是效益的提高，从之前传统生产力下的低效发展转变为高效率、高效益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在于，通过路径变革、体制机制变革、要素变革、效益变革，最终实现发展的协调和发展质量的提升。新质生产力将是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化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主导和关键，以新产业化为核心内容，只有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化（也包括渗透转化），才能变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同时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以新产业化形成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实现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大幅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实现效率提升、效益提升、质量提升。我们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5]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必然伴随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以整体性力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新质生产力具有整体性。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改变着原有的生产关系，而且也在变革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社会变革呈现整体性和全面性，成为新时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力量。与之相对应，高质量发展同样表现为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变革。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而且以开放为必由之路，国内国外互动，具有整体性、长远性、战略性发展特征，这需要整体性力量来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是一时一事一域的生产力，表现为新时代全时域、全场域、全方面、整体性的生产力，整体性改变人类社会，只有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性生产力才能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新质生产力在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中获得发展新动能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自我发展、交往与休闲娱乐等物质与精神需要层次在不断提高，需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充裕的生活资料和便捷的服务，健康的身体和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新质生产力催生的产品与服务的升级将不断适应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需求。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高效率生产、高效益经济运行来达到，与此对应的是高效率、高效益的生产体系和经济体系，需要建立生产效率高、经济效益好的现代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以科技创新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优做强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成果新产业化，培育新型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创新推动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以大力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创新实现增长与发展方式变革、发展动力变革、发展效益与发展质量变革，由此实现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的新发展。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大力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新产业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追求协调和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表现为自身发展结果，而且需要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通过改革开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与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以绿色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追求实现绿色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6] 高质量发展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追求“天人合一”，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走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高质量发展走共享之路，努力实现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追求走共同富裕之路，共享国家发展成果。高质量发展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做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这将有力地促进人的平等、个性自由和能力体系发展。

以人才和科技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关键、以人才为第一资源。从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来看，需要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既包括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又包括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的、既有创新精神又有实干能力的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我们要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高质量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大学教研工作尚未满足社会各界的期望，尚未达到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清华大学时提出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的目标。究其根源，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无法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关键制度缺位阻碍组织科研有序推进等是重要原因。因此，打造更具效能的大学创新体系，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发展大局，应打通制度堵点卡点，健全和重塑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做好人才评价体系破旧立新和有组织科研有序推进等。

打造健康生态  建设有效治理

现行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着单一、封闭的问题，由此带有显著的内聚性，即山头主义。所谓单一，就是主管部门在引导教研活动、分配教研资源时，过度依赖一些普惠性差、竞争性强、碎片化严重的治理工具（如项目制、评奖评估）。这套治理工具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当它把竞争压力传递到所有大学的基层、末梢，既导致了大学同质化、工具化、功利化的问题，又严重压缩了大学自主办学空间，阻碍了大学整体能力的形成。这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过程中，政府“放不下”、高校“接不住”的根本原因。

    所谓封闭，就是运用上述治理工具的主体和执行人几乎全部来自高教体系内部，缺乏其他政府部门、产业界、社会各界的参与，从而使大学运行日益发展为高教体系“自己出题自己答”的自循环，不接地气、需求缺位，很多工作陷入无谓内卷。教育教学填鸭化（重知识、轻思维、无能力）、教学评奖表演化、学术成果泡沫化、社会服务边缘化、项目/评估/业务要求微操化等等，皆根源于此。

    所谓内聚，就是在封闭的竞争性治理中，竞争胜出者、资源（人财物及期刊）获得者、业务（如有组织科研）推进者和规则（项目/课题/奖项评选）实操者高度趋同，尤以各种“帽子”人才（包括官帽）为众。“上进”的年轻教师积极向前辈“帽子”靠拢，“大花轿、人抬人”，无缘于此的多数人则只能“躺平”。

单一、封闭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导致教师队伍阶层固化，也使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重要理念难以落地，很多政策措施事倍功半。面向社会经济需求的“新学科”在项目化操作中变成增量改革和“撒芝麻盐”，产业界只能自建学校解决人才需求。由于竞争性治理中的封闭运作缺少需求导向与问题导向，不少高校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曲解为“把论文‘发’在祖国大地上”，对新时期教材建设的质量也有影响。

    打造更具效能的大学创新体系

打造更具效能的大学创新体系，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发展大局，应多方着手、打破高校教师队伍阶层固化，以激发更多高校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健全和重塑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第一，激活“躺平”的大多数，遏制学术“山头”负面作用。

以我国的社会经济体量，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不能仅靠少数人的大项目，要以有效的制度创新，激活大学里“躺平”的大多数，引导大多数的科技人才爱党报国，让更多中青年教师不必依靠甚至依附于戴“帽子”和遵从某些“商业模式”，仍然能够专注自身教学科研，在“四个面向”、独创独有上下足功夫，甘于坐冷板凳。

政策选项包括：（1）调整高校教师薪资结构，压缩科研绩效比例，针对教书育人主责主业，提高讲师、副教授等一线教师基本收入，使其不必为了钱牺牲自身教研；（2）调整国家级基金项目的支持策略，大幅提高立项比例，适度降低资助额度，以项目普惠化对冲项目异化，弱化“帽子”对科研资源的控制，为更多中青年人创造机会，促使其以真实的应用基础研究补齐经费缺口。

    第二，为高等教育治理引入多元、专业的利益相关者。

    在高校整体能力不足、第三方评估机构缺位的情况下，有效的高等教育治理仍需沿袭“强国家”模式，而不能在“落实办学自主权”过程中把大学创新体系建设的主导权交给“帽子”。但新时期的“强国家”模式需要让更多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才，参与到高等教育治理中来，以确保大学是国家的大学，而非某些特定部门的大学。

    产业部委、地方政府和产业专家应成为评价大学面向国家/地方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建设特色化示范性学院等工作的主角。人力资源主管部委应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毕业生用人单位评价等环节发挥更积极、专业的作用。由此导致的财权变动有利于大学行为调整和经费投入多元化。总之，在社会评估力量成熟、到位之前，政府应成为高等教育评价、治理导向多元化的主力。

    第三，推动高教主管部门从“管理”向“服务”的角色转变。

“撒芝麻盐”式的项目制和自循环式的评奖评估已无法满足社会各界对大学创新体系的新期望、新要求。建议进一步强化教育主管部门面向所有高校及其教师的普惠性、多样化的政策与资源支撑，进一步释放高校自主办学空间、推动高校学术和治理的民主性。这是大学恢复和建设健康生态的必经之路。这种支撑可以面向全体教师：包括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普惠性的职业生涯发展支撑，使其更好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可以面向全体高校：建立健全高校利益表达渠道和政策优化循环，确保分类发展、分类施策落到实处。也可以面向具体业务：为企业“出题”、院校“答题”的产教融合、研发揭榜、人员交流做好需求甄别、信息汇总和政府背书，要从“项目发包商”向服务平台转型。

创新人才评价体系 保障有组织科研有序推进

近年来，教育部全力推进有组织科研。2023年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更在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表现出强烈愿望。

关键制度缺位是根本原因

作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重要制度保障，人才评价体系建设并不乐观。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评价工作要破旧（“四维”“五唯”）立新（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相关部门也有所动作，但一线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普遍反映“关心和政策利好还停留在纸面”；部分院校还出现了“越相信（破五唯、中文成果、新评价导向）、（职称评聘）越挨整”的反常现象。

    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关键制度缺位，使得破旧立新既非必选动作，也无明确方向。这使一些大学的很多尝试如同“盲人摸象”，无论对错，都没有反馈和奖惩。改革无法形成闭环，“抓落实”成了空话。此时在高校全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不仅会带来新问题，还会激化旧矛盾。具体而言，这些制度缺位及其对有组织科研的影响表现为：

  １.诸多关键制度缺位导致能力评价难以有效开展。其中包括：（1）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长期缺位，导致发表环节投机之风日炽，严重威胁有组织科研的成果评价，但政策对此偏重事后补救，而非主动控制（比如直到水刊大量撤稿才要求高校自查）；（2）对代表作制度语焉不详，导致“大花轿、人抬人”的署名乱象愈演愈烈，“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这将严重破坏有组织科研的群众基础；（3）对于大学如何使用科协推出的中英文高水平期刊目录缺少必要的指导，表面原因是目录中的一些技术瑕疵（如各期刊的具体评级），根源还是对国内外期刊“同等对待”政策导向存疑。这不仅加大了科协持续改进期刊目录的难度，也让有组织科研在“唯英文发表”的导向中继续打转。

    ２.对于新的评价导向和有组织科研，缺少必要阐释与界定，导致乱象丛生。价值和贡献导向的本质是成果导向；倡导有组织科研，是希望高校科研工作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意识，打翻身仗、出真成果。但很多高校既无理解“需求”的机会、条件和觉悟，又得不到权威指引，致使政策落地五花八门，却都对“现实需求”漠不关心。有的高校延续学科评估思路，或是重项目投入、轻成果产出，以“唯纵向”（国家级课题）取代“唯论文”（但纵向课题立项比论文发表更不透明）；或是用“填表”思维推进有组织科研，做拼盘、算分数。有的高校对“五唯”大肆加码，越“破”越“唯”，数论文升级为数顶刊论文。更有一些院校领导以“有组织科研”之名，把一线教师变成了自家“打工仔”。

3、受关键制度缺位和关联制度缺陷的影响，靠“五唯”起家的“帽子”人才成为“破五唯”的主要受益者和有组织科研带头人，但他们能否转变行为方式，扎实研究真问题、形成真成果，仍待观察。“破五唯”加大了论文、项目等传统指标的价值不确定性，但“帽子”依然保值增值：在论文发表、评奖评优、项目申请等关联环节，“帽子”都是关键加分项、甚至是筛选指标。“帽子”因此成为高校人事管理的新目标和高校间人事流动的重要参考，很多“双一流”高校都明确表示“以‘帽’取人”。这就加大了“无帽”人员的流动难度，也就无法通过良性的人才流动倒逼更多高校在破旧立新上动真格。

人才评价破旧立新与有组织科研一体推进

    做好人才评价体系破旧立新、有组织科研有序推进两方面的工作，关键是从上述关键制度缺位和关联制度缺陷入手，着力做好体制机制查漏补缺的工作，以此打通制度堵点卡点，并最终实现二者一体推进。

    1.尽快出台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2018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早已指出，“科技部要建立学术期刊预警机制”。但时至今日，仅中国科学院等个别机构发布了预警期刊名单。建议由科技部指定专业机构牵头，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级预警期刊目录。基于此，对2018年以来有不良发表记录的科研人员给予警戒、停权；对于在人才评价中缺少底线思维的高校给予警告、惩戒。要以此彰显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不让老实人吃亏”的价值观，团结最广大的一线教师。

    2.尽快清晰界定代表作制度。虽然发达国家没有“代表作”一说，但其人才评价的一个经典准则是：一个学者应有若干足以证明其独立研究功底的成果，如独立署名作品。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有效避免“科研孤儿”大量“躺平”，激励更多中青年科研人员快速成长。此外，它还能有效降低学术“近亲繁殖”、山头主义的风险（如技术攻关押错宝）。我国对代表作制度的界定应充分考虑上述经验与我国当前发展需要相结合的可能。

    3.大多数高校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放弃“以刊评文”。政府主管部门应督促各高校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尽快完成与科协期刊目录的对接。可以三年为期，在高教系统与科协系统之间建立“对接-反馈-改进”的工作机制：遴选一批不同层次院校作为试点，依托试点院校、探索建立高校对期刊目录的意见反馈通道，并在逐步改进中扩大科协目录使用范围，以此促进各学科高水平期刊目录更符合我国国情、更真实反映期刊水平。

    4.清晰阐释与界定有组织科研的基本形式与价值导向，遏制那些自封的、延续填表思维却缺少需求意识的有组织科研。要明文告知所有高校：有组织科研必须有真实存在的“甲方”——成果需求方，且成果确能解决“甲方”问题。但不要过于狭隘地定义“甲方”：各级政府、各类企业，都可以成为有组织科研的需求方，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激发所有高校“四个面向”的积极性，让他们都能拆掉“围墙”、走进现实，找到用武之地。

    5.着力优化攻关项目组织、期刊论文评审等关联制度，使其更好地实现和体现创新的价值与贡献。各学科攻关项目（如揭榜挂帅、智库研究）应全面取消对申请人的职级限定，从而让能干事、干成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获得更多机会，做出更好成果。中文期刊要全面强化“价值与贡献”的选稿标准，压缩过量的关系稿和“帽子”稿。这需要跳出基于引用率的期刊评价标准，更多地关注期刊在端正学风、奖掖后学、“四个面向”方面的实绩；让编审人员多接地气；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匿名审稿制。

6.大学二十年来的学科评估已形成惯性。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及早公开新一轮学科评估的存废与导向，接受全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既然学科评估这种行政管理工具能“扬鞭策马”，催生“五唯”学风；同样可以让它服务于新的正确导向，推动新时期人才评价政策落地。因此，可以强化学科评估的监督作用：将关注点从填表、算工分转向纠偏、画红线，吃透院校评聘政策文本，倾听一线教师意见建议，打开探照灯发现各高校“破五唯”和有组织科研的堵点卡点。

（编辑  宋斌斌）

歧视性政策和平台自我优待

莉娜•汗认为，一个涉及多个业务领域的平台，会利用自己作为平台的优势，优先发展自己的业务，使其他公司处于不利地位，这样便产生利益冲突。[[1]] 所谓平台自我优待，就是对待自身或关联公司的商品和服务，提供相比其他经营者更为有利的条件。[[2]]2010年9月，京东开放平台上线，大量第三方商户入驻京东平台。相对于第三方商家，京东自营业务线往往在和第三方商家的竞争中受到优待，从而处于有利地位。

歧视性政策和自我优待是显而易见的，在京东商城的首页搜索一个产品分类，不论是具体的商品还是店铺，置顶的搜索都是京东自营。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京东自营的产品比第三方商家提供的相同产品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而很多消费者会将置顶结果默认为最优搜索结果，这一做法严重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3]]京东自营店铺在采购成本上也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凭其强大的议价能力和远高于其他商家的采购规模，京东和其他商家在同一个零售市场的竞争很难说是公平。京东还会联合品牌方通过自己的数据分析推出迎合市场的产品。京东平台和品牌商家合作推出新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是否构成对其他商家的歧视性政策？值得深思。

这些方面汇聚起来，会强化京东在网络零售市场的优势地位，促进垄断的形成。

平台垄断性结构带来的影响

 规模效应

网络平台的垄断性结构，意味着该网络平台有着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和更大的市场规模，规模带来更高的效率，这是垄断性结构对于平台本身和相关市场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大企业常常比小企业有着更高的效率。[[4]] 反垄断法对企业本身的“大规模”过于关注是有失偏颇的，不能仅仅以垄断可能导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负面效果就忽视大规模带来的好处。规模更大的企业可以对更广大的消费者提供价格更低，范围更全面的产品与服务。市场不同环节的整合也对市场统一标准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网络平台的垄断性结构将市场的生产流通与销售整合在一起，使得商品的流通更加简化，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而政策制定者如果知道某个市场上存在着大规模的网络平台，则该网络平台本身便成为该市场的风向标，决策者通过规模经济能够评价该市场的运行情况，从而制定精准的行业政策，带动行业市场的发展。

数据的安全问题

网络平台的垄断性结构，使得网络平台涉及网络零售市场的多个领域，网络平台在消费者使用过程中收集到的消费者数据是大量且全面的。而数据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得数据具备更强的锁定性。举例来说，如果用户仅仅在网络平台上下单，那他的消费数据还不足以锁定到个人，但如果结合物流、金融等方面的数据，就很容易精确锁定到个人的详细情况，甚至他的家庭、单位、收支情况。这些数据都是很重要且保密性很强的个人隐私资料，网络平台将这些数据全面收集来服务于销售，是否具备正当性？这些收集的数据能否得到妥善的保护和处理，是否有泄漏的危险？这些都非常值得重视。

大量精准数据的泄露，势必导致电信欺诈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和灰色产业的猖獗，这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破坏。同时，卖家的数据也会被网络平台收集，网络平台借助卖家的这些数据，能够轻松分析得出市场潜力大的“爆款产品”的判断，甚至侵犯卖家的商业秘密或者知识产权，再以自营等方式生产类似或者相同的商品来参与竞争，这种“盗用”[[5]]行为具备很强的反竞争性，严重阻碍市场主体进行创新的积极性，也应当被纳入反垄断法的审查范围。

反竞争性的潜在危害

网络平台的垄断性结构，天然的诱使企业走向垄断，而垄断性结构一旦形成，企业会在不同的市场之间形成水床效应，利用互相的竞争优势，导致企业在各个市场的规模都不断扩大，进而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客观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潜在危害。根据2022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0条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没有正当理由，在与该平台内经营者竞争时，对自身给予下列优惠待遇:(一)对自身商品给予优先展示或者排序;(二)利用平台内经营者的非公开数据，开发自身商品或者辅助自身决策。”[[6]]从前面所述京东商城在对京东自营和第三方卖家的区别对待中，不难看出很多网络平台已经开始具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倾向，这些行为阻碍了市场竞争和创新。此外，具备垄断性结构的网络平台在相关市场的竞争优势，也为市场准入设置了新的准入门槛。垄断平台的出现使投资市场出现理论上称为“杀戮区”的现象，对商场上“什么可以投资，什么可以成功”的认知的影响是巨大的，投资者很难对和垄断平台巨头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新兴企业产生信心，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将降低对回报的预期，更会抑制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这种风险的增加甚至会阻止新兴企业进入市场。[[7]] 对于这种把持市场准入，排斥竞争的状况是反垄断法不能容忍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网络平台的垄断性结构不得不予以重视的原因。

现行反垄断体系的应对

现行反垄断法的缺陷

上海交通大学王先林教授指出：在现代化各国反垄断法中、本就不规制垄断状态或垄断结构，而只针对垄断状态的一种滥用。只要是合法获取的垄断状态，本身都不受规制。这正体现出传统的反垄断框架在应对网络平台时捉襟见肘的局限性。就现行的反垄断法基本制度体系而言，其核心支柱仍然是禁止垄断协议制度、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及控制经营者集中制度，还有近几年愈加重视的禁止行政性垄断制度，这一体系充分体现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盛行的行为主义色彩。

然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垄断法盛行的结构主义仍有其可取之处，亦能为当前的反垄断问题提供借鉴，二者只是针对问题的不同方面，侧重有别，各有独到之处。通过对网络平台的垄断性结构实行“拆分”政策，组织平台利用相邻市场力量与平台本身进行直接交易和商业合作，不失为应对网络平台反竞争性利益冲突的可行之策。

当前的网络平台带来的是网络经济发展中引发的一系列新型反竞争问题，往往不是简单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是合谋垄断协议之类的单一反垄断问题，而是其在不同市场领域的合力带来的结构问题，具有更高的复杂性和隐秘性。平台常常用相邻市场的竞争优势来排斥其在主要市场的竞争，同时也利用主要市场的竞争优势排除相邻市场的竞争，其市场力量是相互交错的，用本市场的力量来排除本市场的竞争行为显得太过招摇和简单。这种交错市场引发的反竞争问题，仅通过规制其行为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解决。网络的虚拟性使得大量的反竞争行为难以被察觉，即使发现了也难以规制，而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平台在发展中永远难以满足现状而不断扩张，市场竞争、消费者福利和企业发展三者利益间的平衡往往就很容易被打破。

避免反竞争性影响，发挥规模效益

 垄断带来的潜在反竞争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垄断在提高社会效率方面的积极意义。通常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效率，垄断带来的规模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另一重要方面。实际上，有些引起垄断的过程是有效率的，例如研究与开发可能会产生垄断，因此需要一些规则来区分哪些造成垄断的行为是有益的，哪些造成垄断的行为是有害的。反垄断法的目的从来不是反垄断本身，而是防止排除竞争的行为。[[8]]垄断并不一定会完全排除竞争，如何避免垄断带来的反竞争性影响，发挥大企业的规模优势，永远是反垄断法的应有之义。

面对新兴的平台经济，要认识到平台经济的重点在于数据。数据的泄露和滥用成为垄断平台首当其冲的潜在危害。[[9]]对数据的滥用一方面体现在平台收集用户信息的权限在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平台第三方卖家的数据侵占。消费者在使用平台时，通常是选择平台提供的消费中介服务，而平台却常常要收集用户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通讯地址，甚至要求访问用户设备的通讯录、短信、麦克风等诸多不相干的权限，如果拒绝提供平台收集信息，或者不同意平台的使用条款，就无法使用该平台，这种拒绝交易的行为对消费者而言是不公平的。我们在线下超市购物时，难道进门需要填写一系列个人信息吗？交易本身并不需要如此大量的个人信息。为此需要加强权限规制手段，相关部门应当要求平台公示用户在使用平台时被收集的所有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消费者应当享有个人数据被收集保留的选择权。监管部门应当严加管控平台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存权限对于平台泄露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进行处罚。

对于平台上第三方卖家的权益保护，不能采取通常的规制手段，因为这一领域主要涉及平台通过利用卖家产生的信息数据来排除竞争，而这一优势和平台的结构性优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此可以适当地使用拆分政策。比如禁止网络零售平台所创立的自主品牌同平台商家从事相同品类的零售业务，这样能有效杜绝平台抄袭优质商家的创新成果，防止平台在取得商家订单提成的同时，以巨大的优势同商家竞争引发反竞争性的利益冲突。同时，平台对商家信息的收集也应当予以公开。

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建立规范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是关键。信息公开应当综合考虑平台、商户和消费者三方。消费者一方面应当享有对平台信息收集的知情权和拒绝权，平台应当给消费者披露合理范围的商家经营信息，商家也应当享有平台信息收集的知情权，并且有权拒绝平台不合理的信息征集，同时平台在同商家开展合作经营活动时，也应当采取公开的制度，公开招标进行。对所有收集的信息数据，商家都负有保护义务并对此承担责任，建立监管机构对平台信息保护水平的考核评分机制并将结果予以公示。

正确界定市场

英国学者亚格纽说：“每一个经营者都可以说是垄断者，只要把相关市场界定得足够小。”反过来说，每一个垄断者都能够逃避监管，只要把相关市场界定得足够大，所以对网络平台进行反垄断，首先要正确界定市场。大型网络平台横跨多个市场领域，在认定其相关市场时，必须综合考量，将相邻市场的影响力纳入认定标准中来，既要避免通过单纯界定其主要市场，以及评估其主要市场的市场份额的做法低估平台的市场力量，也要防止将完全不相干的市场力量纳入评价体系中，导致高估平台的市场力量。可结合和参考《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中对守门人的识别方式，[[10]] 将其作为具体评估标准，分析评估市场力量，对主导平台所涉及和支配领域的多方面因素进行整体评估，尤其是基于平台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对主导平台控制市场能力的评估，可将其平台生态系统的组件以及组件的关系考量在内。其中，用户粘性还可以通过分析生态系统多归属用户的数量以及使用时长进行评估。[[11]]

反垄断制度的域外借鉴

网络平台引发的反竞争问题是世界性问题，许多国家结合本国的反垄断法的历史制度和本国国情对网络平台进行反垄断规制。

美国作为反垄断法的起源国家，在其反垄断法完善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公共承运人制度，进入了规制网络平台的视野。其理论基础在于，数字平台符合“公共承运人作为私人经营者，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有关服务活动；为所有人提供无差别服务并合理收费的特殊义务，具备垄断理论视角的正当性基础”。

从公共承运人的理论、与互联网经济运行实践的角度看，数字平台（特别是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是可以依照公共承运人定义进行规制的，平台要为社会公众无歧视地提供服务的基本义务。[[12]]

此外，当前反垄断法较为先进的西方国家构建的守门之制度，对于规范我国网络平台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3]]通过对其规模的市场影响力，商家接触消费者的控制能力和市场地位稳固性和持久性进行评估，综合性认定平台市场的守门人地位，使其承担对应的特殊责任，有效应对我国反垄断法事后规制的不足，补充相关市场界定模糊的部分缺陷。

引导新竞争态势

信息化浪潮席卷一日千里，网络平台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离的重要内容。由于法律本身存在的滞后性，网络平台的迅速发展势必会创造新的反竞争态势，带来一系列新的反垄断问题。通过对京东的分析，本文展示京东了垄断性结构和市场支配力量形成的特殊性，再从个性中寻找网络平台的共性，揭示了大型网络平台逃避传统反垄断法审查范围的问题所在。

面对复杂的新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完善反垄断执法过程，推动形成网络平台自觉守法的良好风气，为网络经济的发展构建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的法律保护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编辑  季节）

加强和完善规范董事会建设，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效能，是中央企业深入推进改革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一项重大任务。立足中央企业董事会建设实践，结合世界一流企业董事会运作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央企业特点、适应治理现代要求的战略型董事会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发挥战略治理功能，持续推动中央企业创新发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实现价值创造。

构建战略型董事会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中央企业持续推动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赋予了新的职责使命，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董事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董事会建设是推进国有企业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央企业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迫切需要提升董事会的战略引领能力，构建战略型董事会。一是战略型董事会有利于发挥企业战略引领作用，塑造核心竞争力。与传统的经营型、监督型董事会相比，战略型董事会更关注企业长期战略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塑造，突出战略核心功能，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强调优化主业、做强做优专业，深化企业内部各业务板块的协同发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质量效益的有效提升。二是战略型董事会有利于发挥企业战略前瞻能力，推动创新发展。战略型董事会能够有效结合企业发展特点和所在行业发展趋势，明确企业关键目标和核心任务，特别是在能源安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持续发挥变革引领作用，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和培育，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三是战略型董事会有利于发挥企业科学决策水平，巩固经营优势，维护安全稳定。战略型董事会在决策机制、组织设置、董事（含外部董事）履职保障、授权监督等方面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在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韧性”，提升国家战略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进一步发挥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功能作用。

构建战略型董事会的基本思路

2022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设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为中央企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发挥公司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随着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全面推进，构建适应治理现代要求的世界一流企业战略型董事会，以战略治理为核心，通过有效的战略组织、战略决策、战略协同、战略管控，持续提升董事会战略前瞻能力、科学决策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创新推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推进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为企业实现创新发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提供治理保障。

强调战略治理，夯实“四条路径”

董事会要发挥战略治理核心功能，将战略引领纳入董事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构建战略统领的董事会整体制度体系。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通过有效的战略管控，推动企业长期发展。一是完善战略组织。通过优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建设专业高效的董事队伍、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作用，构建适应战略治理的董事会组织架构。二是战略决策科学。通过持续完善战略决策流程和决策机制、制定董事会决策重大事项事前沟通报告、董事尽责免责、外部董事沟通会前置与外部董事召集人等制度、搭建董事履职数字化平台，持续提升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三是推进战略协同。在进一步明晰党组织、董事会与经理层权责关系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协作，实现各治理主体协同运行；有序推进董事会工作体系建设，在不同职能部门间建立起畅通的沟通渠道，实现支撑部门协同运转。四是强化战略管控。实行战略监督，确保企业经营活动按照战略目标和规范进行；营造战略文化，尊重不同董事的意见和观点，加强对外部董事履职支撑服务保障；精准合理授权，在保证战略一致性的基础上，对子公司董事会分类、分层进行授权。

聚焦战略引领，提升“五种能力”

战略型董事会要持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推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巩固完善企业核心功能，提高企业战略制定、决策实施和风险控制水平和能力。一是提升战略前瞻能力，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纳入企业发展规划，持续提升董事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要求董事紧密结合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持续推动战略实施。二是提升科学决策能力，依法依规对企业重大经营事项进行决策，督导经理层高效执行。三是提升创新推动能力，抓牢“科技、效率、人才、品牌”四个要素，提高创新意识，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包容性文化，鼓励形成研发创新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四是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有效识别和揭示企业经营中的重大风险隐患，推动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投资决策风险。五是提升绿色治理能力，关注企业绿色转型，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落实环境责任、安全责任、社会责任。

推进价值创造，实现“三大发展”

战略型董事会把价值创造贯穿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经营决策全过程，充分发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推动企业实现从注重数量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益效率的转变，从注重短期绩效向注重长期价值转变，从单一价值视角向整体价值理念转变，从而更好发挥央企科技创新“先锋队”作用，推动企业实现创新发展；更好发挥央企安全支撑“主力军”作用，推动企业实现安全发展；更好发挥央企绿色转型“开拓者”作用，推动企业实现绿色发展。

中央企业加强战略型董事会建设的基本举措

加强和完善规范董事会建设，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效能，是深化国企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基于企业战略管控模式，构建全过程决策管理体系，优化重大事项决策沟通机制，提升决策效能，完善外部董事支持服务体系，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持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中央企业现代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世界一流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

强化董事会政治建设机制，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

一是加强理论武装。在董事会日常工作中有计划、有主题、有交流、有成效地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中央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推动董事会与其他治理主体同频共振，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二是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持续完善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工作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规则相结合的科学决策机制，使党的组织建设成为企业现代化科学发展价值链条上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前置把关、考核评价等方面强化党组织功能定位。三是强化监督职能、确保管理合规。构建联合监督新模式，推动形成纪检、巡视、审计监督三效合一，贯通协调机制，通过优势互补、同向发力，有效推动纪检监察权威性、巡视巡察监督政治性与审计监督专业性的有机融合。持续完善监督机制，健全决策执行情况跟踪反馈和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和完善动态监管体系、完善企业内部权力运行监督等重点工作，做到监督有效、机制健全、管理合规，董事会监督职能持续深化。

深化董事会决策制度机制，提升战略治理水平

一是持续提升决策科学性。持续修订完善党组织、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等决策主体工作规则、议事规则，动态调整完善决策事项权责清单，明确决策事项范围，健全决策执行情况跟踪督办机制，进一步加强重大事项研判与沟通交流。二是持续提升决策规范性。持续健全董事会议案台账，形成从议案征集、议案审核、决议编制、记录整理、材料归档的全闭环管理。三是持续提升决策效率。在会议安排、议案材料准备等方面，保持与外部董事的汇报沟通，通过外部董事沟通会、外部董事调研等方式，帮助外部董事提前了解项目情况。决策后，通过定期听取决议执行情况报告，帮助外部董事了解重大项目进展情况，跟踪督办管控决议及授权决策事项落实情况，形成完整顺畅高效运转的决策链条。

优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运行机制，保障董事会决策科学

一是创新专门委员会组织结构。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治理需求，持续更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如在石油石化、能源电力领域，探索设置安全环保委员会，在航天军工、农业医疗、建筑交通领域，设置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委员会等，进一步增强企业在本行业中的使命感、责任感、影响力。二是强化专门委员会工作支撑。根据专门委员会功能划分，进一步明确支撑保障部门职责分工，为委员提供翔实的项目材料、专业的业务团队、及时的信息服务。三是有效发挥决策前置功能作用。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专项调研并与外部专业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形成研究咨询意见，持续强化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的功能定位。

完善外部董事履职支撑保障机制，推动外部董事科学履职

一是提升董事会数字化水平。结合企业实际，构建推进董事会科学决策、有效保障外部董事履职支撑的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外部董事信息获取途径，畅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通道。二是健全外部董事与经理层联系沟通机制。落实外部董事对企业生产经营相关情况的问询权。经理层要主动加强与外部董事的汇报沟通，积极落实外部董事提出的工作建议。三是拓宽建言献策渠道。建立外部董事高效调研机制，紧盯企业改革发展重大问题，推动外部董事的专业性意见建议真正转化为促进公司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动力。

健全董事会秘书作用发挥机制，服务董事会高效运行

一是明晰岗位职责。围绕推动董事会发挥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功能作用和履行监督职责，切实强化中央企业董事会秘书的责任担当。二是依规合法履职。充分掌握企业财务经营状况，企业内部各层级向董事会报告的重大事件情况及相关问题；及时规范提供董事履职所需材料和信息，加强对所属企业董事会建设工作指导。三是强化考核监督。加强对董事会秘书推动完善董事会制度建设、支撑董事会运行和董事履职、督促董事会议决议执行、加强沟通协调等情况的日常监督，督促董事会秘书规范高效履行职责。

健全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体系，加强企业各部门协同配合

一是构建董事会支撑部门协同机制。加强董事会办公室与企业相关支撑保障部门的横向沟通，在董事会年度计划、会议议案、问询反馈、董事履职保障等方面加强协作。二是整合董事会支撑保障力量。依托企业内外部专业研究力量，围绕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系统研究，进一步强化战略研究提升对董事会战略决策的支撑作用。

构建董事会战略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公司治理效能

一是建立健全以董事会政治建设机制、决策制度机制、专业委员会运行机制、外部董事履职支撑保障机制、董事会秘书作用发挥机制为基础的中央企业董事会治理架构基础，构建起以战略治理、战略组织、战略决策、战略协同、战略管控为核心要素的世界一流企业战略型董事会的治理结构。二是建立战略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战略引领作用，加强前沿趋势跟踪和研判，谋划完善战略举措，完善战略管控体系，打造战略规划制定、组织、实施、监控、考核的全过程闭环管理体系，健全决策执行情况跟踪反馈机制和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加强对战略实施的指导监督，在创新、安全、绿色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央企业公司治理效能。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快促进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构建稳健的数字人民币体系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支付风险防控水平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经济快速蓬勃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近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5年的18.6万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50.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7.5%增长至41.5%。数字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日新月异的基础设施、网络技术应用的高速发展等，其中数字货币特别是移动支付的普及对助力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巨大，成为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利器。

广义数字货币的发展

从广义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任何形式的数字化支付工具都可被称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的发展依赖于支付体系的发展，早期支付体系的指令以纸质凭证的传递来完成，很多工作都是手工操作。随着指令的计算机化，支付效率逐渐提升，从银行卡起步，使用基于磁条卡或者IC卡的方式进行支付；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二维码、NFC等技术的发明，闪付、二维码支付等移动支付成为支付方式的主流。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指出，“支付体系的数字化等同于支付工具转化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无法单独建立和存在，需要依托于支付系统才能运行。”得益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技术的应用发展，中国支付体系快速数字化，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稳步增长。

在国际上，随着比特币问世，加密货币发展迅速，但这些货币本质上是由开发者自我设计和命名，没有稳定的锚来进行定价，也就没有多少交易用它来支付，货币的属性大打折扣。

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

从法定货币角度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发展稳步推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以下简称BIS）2022年的调查报告，全球86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已有约93%开展数字货币研究，正在进行实验或概念验证的国家或地区占比从2019年的42%增加到2022年的超50%。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典、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央行及欧央行近年来以各种形式发布了关于CBDC的考虑及计划，部分已完成了初步测试。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现状与特性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6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从2020年4月开始，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冬奥场景等“4+1”地区进行数字人民币试点。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所长狄刚透露，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扩展至17个省市的26个试点地区，应用场景已从零售消费场景延展到薪资发放、普惠贷款、绿色金融等对公企业服务，以及财政、税收、公用事业、电子政务、助农扶贫等政务服务场景中，为国家战略实施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数字人民币的设计特性包括：兼具账户和价值特征，不计付利息，低成本，支付即结算，可控匿名，安全性和可编程性。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经营模式，由央行负责向指定运营机构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运营机构负责兑换和流通。

数字人民币的对外表现和触达用户的载体是数字钱包，通过对钱包进行分类管理，可赋予钱包不同的权限等级。从持有主体看，数字钱包分为对公钱包和个人钱包；从设备载体看，数字钱包分为软钱包和硬钱包，按照权限归属可分为母钱包和子钱包，按照客户身份识别强度分为一、二、三、四级钱包，其中四级钱包为非实名钱包。

商业银行推动数字人民币面临的挑战

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工作，目前数字人民币的基本推动框架已搭建完成，第二层指定运营机构有10家，分别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以及网商银行（支付宝）、微众银行（微信支付），形成“六大国有行+两家股份行+两家互联网银行”的格局。商业银行应把握好数字人民币发展的机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与效率，为实现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货币基础。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推广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工作包括：技术对接、商户拓展、交易场景搭建、用户注册培训和公众宣传等。就目前17个省级行政区全域或部分城市进行的试点推广看，商业银行在数字人民币推动中也遇到了法律、技术、应用、盈利和反洗钱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法律端，规范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或空白；在技术端，存在“双离线”支付短板和信息安全漏洞；在应用端，消费者未养成消费使用习惯；在收益方面也存在不小的挑战，例如出现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洗钱犯罪的案例。

法律层面的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数字人民币作为一种创新设计出的法定货币，其可追溯、移动支付、匿名可控等特性提高了支付效率，补充了已有法定货币的缺陷，但现存的法律法规并未能有效地跟进调整。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修订于2015年，法规条例中未提及数字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于2018年修订，其中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的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也未提及数字人民币。国家颁布的行政法作为其他法律的前置法尚未在基本概念上进行明晰，必然会导致利用数字人民币的洗钱犯罪在其他法律中的法律界定、定罪量刑和司法认定上产生混乱。

技术层面的困境

“双离线”支付是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币特性区别于其他移动支付的优势特征之一，即能在收付双方均离线状态下实现数字信息的传输，进而脱离网络的限制。该特性是一把“双刃剑”，在便利的同时仍存在支付短板，目前可行的控制手段是将该功能应用在小额支付领域。不排除有不法分子在“双离线”模式下将同一笔数字货币重复使用几次，即行业中所称的“双花问题”（Double Spending）。另外，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大规模应用，系统的技术稳定性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运营机构投入大量的技术资源进行维护。

应用层面的困境

数字人民币的主流支付形式没有新的变化。作为一种新的法定货币，从应用最广的消费层看，仍然是扫一扫、碰一碰支付的表现形式，使用者需要额外下载APP，使用体验上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在硬钱包、母子钱包等方面的应用目前还不理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看（见表1），全国通过银联和网联进行的交易笔数高达2920亿笔，其中银联渠道占比25.31%，网联渠道占比70.87%，可见使用POS和移动支付已非常成熟，运行平稳。

盈利层面的困境

在盈利层面的挑战是商业银行需要面对的现实推广困境，作为业务产品，无法实现多方共赢，将阻碍其快速推广。银联POS、微信支付、支付宝等二维码支付业务中的推广各方，如发卡、收单、渠道服务和结算行等均可实现收益分层，从而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银行卡、微信等消费者端的普及使用，商户已接受了移动支付的收款方式，愿意承担部分的支付成本。数字人民币作为纸质现金的替代，具有不计息的属性，也将挤压商业银行结算存款的部分头寸，相对于传统收单产品，商业银行的推广边际收益较低。

反洗钱层面的困境

虽然数字人民币兼具账户和价值特征，可编程、可追溯，提高了监管部门追溯排查的便利度，但其运营和支付的模式相对于传统支付方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从监管层看，监管义务主体运营机构仍然是银行和持牌机构，监管机构仍是央行，各运营机构仍存在数据孤岛的情况,不法分子可以利用交易信息分散于不同机构的“孤岛”特征，在操纵交易时选择性通过跨行交易切断追踪线索；从账户层面看，数字人民币可控匿名、支付快捷的特点，可能降低不法分子开户持币的难度，从而增加业务洗钱风险。

目前，浙江绍兴、云南昆明均出现了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洗钱犯罪的案例，上海甚至还出现了利用数字人民币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上游犯罪分子拆分转移赃款进行“跑分”的团伙犯罪案件，不法分子利用数字人民币交易的隐蔽性和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知不清晰，不断挑战法律的底线。

商业银行推动数字人民币的路径展望

作为国家层面推出的战略工具，数字人民币体系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商业银行应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数字人民币体系的构建采取相应的举措，解决在技术、法律、利益冲突、反洗钱中的现实问题，配合央行全面推动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设计与落地，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生态构成，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

配合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商业银行作为业务的具体执行层，应协助立法机关和央行制定适用数字人民币管理的法律，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均处于公开征求修改意见阶段，相关机构可根据数字人民币最新的技术发展情况，对数字人民币的明确定义和全周期监管、个人信息的保护、各机构间权利义务界限的划分、反洗钱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

开发特色的技术应用场景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充分竞争，传统移动支付已经十分成熟，在没有强力行政手段推动下，数字人民币在零售端增加交易份额的难度巨大。商业银行应结合数字人民币的特性，在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开发更多有特色的应用场景，形成与传统移动支付不同的体验生态。第一，利用其交易效率、交易安全、低成本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跨境支付、离线支付、消费金融、有条件支付等场景中进行高质量的应用。如目前国家关注外国来华人员的支付体验工作，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字人民币为外国来华人员提供更高效、更方便的金融服务。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还可提高政府部门补贴资金的流向控制，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第二，在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可利用存量的客户资源，加快自身系统的迭代升级，改造基础系统设施，为构建多层次的智能合约平台创造准备。

加强商户侧的营销推动

    商业银行应利用数字人民币无跨行交易手续费的特点，加强商户侧的营销推动，借鉴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运营方式，对使用数字人民币交易结算的企业，在银行金融服务中执行优惠政策，提升商户侧客户粘度，进而提高存款留存获得收益。

开展消费侧的知识普及

从第三方支付的推广历程看，从最初使用U盾的网银支付到线上快捷支付，从扫码支付到碰一碰支付，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使用越来越便捷。可以说，谁主导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谁就能主导交易。商业银行应加强对消费者客户和商户的知识普及，提高消费者对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安全认知，促使其逐步养成使用习惯，同时为公众提供更安全便捷的数字人民币运营系统，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结语

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金融科技创新将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作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数字人民币体系为社会提供了安全、普惠、快捷的支付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虽然商业银行在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中面临法律、技术、应用、盈利和反洗钱等方面的难题，但应看到我国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的重要性，积极提升自身金融服务水平与效率，为实现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货币基础。

（编辑  宋斌斌）

伴随当今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货物与服务贸易中的无形资产价值占比不断增加，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决定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革。以知识产权、技术、人才、数据等为代表的、需要通过一定途径获取的“获得型”要素禀赋，因其呈现出与传统天然要素禀赋完全不同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而成为一国贸易竞争力的新动能与核心驱动力。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发达经济体开始感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底色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如美国通过多轮单方面的技术施压和贸易制裁，企图在战略上钳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今国际贸易竞争的本质已经演变成各国知识产权的竞争，而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国际贸易利得的关键因素，也逐渐发展成各国相互制约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核心筹码。

以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存在现实制约

在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大变局背景下，以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存在如下国内国际的现实制约。从国内现实看，以“平齐型保护”为核心的保护体系设计思路难以为“获得型”贸易竞争力形成提供充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移植借鉴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具有起点高、标准严、与国际接轨早的优势。但是，这一形成过程并未充分考虑到我国技术发展水平的阶段性特征，导致错配性保护的情形时有发生。例如，中国专利法实施三十多年来，超过九成的专利判决采取了法定赔偿方式，平均判赔额仅约为8万元，相较于美国专利诉讼中平均判赔金额500余万美元，差距十分明显。这不仅无法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威慑作用，同时也难以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与创新意愿。

其次，在“司法-行政”双轨制运行的执法保护体系中，行政执法在我国幅员辽阔、知识产权案件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因具有处理及时、解决迅速、自愿执行率高等优势，而成为司法审判的有力辅助，但也因司法行政两者程序混杂、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导致协作保护效率低下和循环诉讼等问题；加之不同地区之间执法水平与保护意识的不均质性，进一步凸显了知识产权保护难以最大化创新激励效应，从而成为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核心痛点。从国际环境看，全球产业链布局思维更迭，加剧我国在高技术领域的“脱钩断链”风险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话语权持续缺失的风险。在经历新冠疫情全球性蔓延的冲击、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之后，供应环节全球性分散抑或集中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潜在风险被充分揭示，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互利共赢”不再是分工重点，地缘政治利益成为强行阻断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转的借口。安全及风险意识成为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重构逻辑的重要考量因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基于自身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先发优势和垄断地位，以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治理问题为借口，频繁采取遏制他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以进口产品是否侵犯知识产权、是否强制技术转让等为由，对我国企业开展“337调查”“301调查”等，旨在实现自身“利益优先”目标，迫使我国与当前全球生产网络脱钩，从而维护其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垄断地位。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治理的话语权存在明显缺失，国内国际制度间的协调能力问题也表现出欠缺，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保障，迫切需要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形成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旨在加快更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设，有效促进形成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

以“异质型保护”为核心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设计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助力形成新型对外贸易竞争力，内在地要求我们立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构建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体而言，可从“技术阶梯”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二重异质性视角，设计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破解传统“平齐型保护”缺乏保护灵活性、创新激励政策低效等问题。

第一，对处于准前沿技术阶梯、且具有高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创造、强保护的“创新型”策略。通过采取较短期的保护长度以及较宽的保护范围与侵权惩罚标准，保证领先企业先进技术的市场收益权，提高侵权成本，以短期高收益激发企业长期创新动力，从而助力我国成为国际前沿技术的“策源地”，打造一批新兴赛道的全球产业链“链主”，同时通过“示范效应”激励其他行业企业向上追赶，最终提升整体技术水平。

第二，对处于准前沿技术阶梯但为低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规制、自保护的“自律型”策略，加快完善此类非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界定，拓展保护类政策覆盖范围或增添知识产权类别，并联合行业协会、行业内龙头企业建立创新成果的行业管理标准，为企业保护创新成果提供规则基础。

第三，对处于远离前沿技术阶梯但为高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溢出、弱保护的“发展型”策略，在深入了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基础上，积极寻求、利用这些法律条款和规则协议的“例外条款”，不断积累自身技术水平。

第四，对处于远离前沿技术阶梯且为低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转化、窄保护的“应用型”策略，通过采取适当的保护长度和宽度，适度缩短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缩窄保护范围，将落脚点放在知识产权创新成果的转化与运用中，扩大行业的市场规模与整体质量。

以“司法-行政双轨保护机制协同”为基础的“三增进”执法保护体系优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之间的联合保护协调机制，不断增进知识产权的“保护效率”“保护威慑”与“保护意识”，从而为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进一步明确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的功能定位，通过建立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衔接渠道，形成公认的执法办案程序规则和证据采集标准。实施差异化的双轨制成本干预，提升司法案源质量，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同时降低行政保护成本，增强公共服务普及性。匹配建立双轨制执法保护演进形态和综合效率变化动态监测体系，做实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协同提升保护规范性与案件处理整体效率。

二是释放司法保护的制度活力与示范效应，提升司法诉讼成本，不断完善和推广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提高赔偿数额、加大赔偿力度，增强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遏制和威慑作用。同时，要更加关注案件办理质效，集中精力精审疑难复杂案件，主动瞄准国际前沿和先进规则，作出更多在国际上具有规则引领性的司法裁判。

三是运用数字技术构建多途径、常态化的国际国内宣传机制，以及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信息共享、预警和应诉机制，不断提升经济个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实现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转变。

以“区域生产网络主导”为抓手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话语权提升。后疫情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从根本上变革了全球产业链的构建理念，由过去追求“交易成本最低”原则转变为追求“社会成本最低”原则，产业链的安全可控性成为生产环节、片段和工序区域配置的重要标准，未来区域生产网络将成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均衡解。

第一，以区域生产网络主导提升知识产权规则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治理水平。基于我国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通过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分工网络，制定并提出相关技术规则，提前布局知识产权国际网络以形成技术壁垒，进而有效提升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同时深度参与RCEP、CPTPP等多边贸易协定，以此为契机宣传知识产权发展的“中国实践”，分享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经验”，提出知识产权规则的“中国方案”。

第二，以区域生产网络为枢纽，对等衔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不断推进区域生产网络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一体化，谋划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联盟和跨地区性国际组织，引导签订体现公平公正的各项知识产权区域协定。以此为基础，合理、对等地对标衔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第三，加快建设知识产权海外服务平台，重点推行知识产权海外风险负面清单制度。探索在重点贸易国家（地区）建设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海外分中心，依托国家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智南针”网，开展重点产业领域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实时监测，定期发布知识产权海外风险负面清单，实现海外知识产权信息的高效流转和共享，为企业提供及时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与纠纷应对指导服务，形成海外纠纷应对服务网络体系。

   （编辑  杨利红）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阔步前行，发展势头强劲。数据显示，我国工业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出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2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 40 万亿元大关，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3.2%。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达 33.5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竞争力持续增强，加快向制造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基本形成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

从现在到2035年，是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也是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要加大利用外资力度、促进重点制造业产品进出口，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创新制度与技术。充分利用科技革命成果，促进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扩大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是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关键棋子。

制造业的制度创新与开放是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

    本轮科技革命意义重大，必将推动全球制度重构。中国的党政管理体系将逐步实现科学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生态化。政府将成为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武装到牙齿”的科学化管理与服务平台和生态系统。要把高水平、高效率的党政体系转化为现代制造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服务系统，成为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

现代化制造业对外开放需要一个内外融合的理论支持，这是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基石。一是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经济理论出现了“世界命运共同体特征”。“通证制”的出现，使得分配制度数字化和公平化，使生产者、消费者与资本持有者共同参与分配。二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用科技革命的数字化、信息化、生态化和智能化技术，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发展，形成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思想，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形成全球统一的、科学的、百花齐放的理论体系。三是创新未来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现阶段，全球经济理论都面临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科学化转型，面向科技革命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中国要加大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力度，把握全球经济理论和思想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对于中国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和建设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为现代制造业提供一流的国际金融服务

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和体系与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不相适应。在货币制度、金融服务、风险管理、数字金融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要着手建立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金融体系，抓紧解决一些短板和瓶颈，研究和建设“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

“制造业金融”是专门为制造业服务的金融体系和生态。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庞大的体系如果没有一个高水平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持，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况且制造业的沉淀成本巨大，研发周期长，供应链复杂多变，价值链脆弱，面临巨大的国际风险，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受控于人的情况下，中国急需研究和建设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和总部基地。

把科技金融战略、数字金融战略、绿色金融战略、供应链金融战略、价值链金融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融为一体。大力发展租赁金融，推动设备租赁证券化，建立全球设备租赁平台与生态，使中国现代制造业在融入全球租赁金融市场的同时，建立全球大市场。应当允许销售额超过3000亿元的现代制造业企业建立租赁证券化公司，开办数字化专利银行。通过市场微观机制，建立供应链联合体和价值链联合体，使现代制造业企业与全球企业联为一体，是防止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造成伤害的“先发优势”。通过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把中国现代制造业企业定位在全球价值链制高点，防范各种货币金融风险。

可以参考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功经验，向国家控股的前十大管理好、风控好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注入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打造全球一流投资银行，在全球布局，全面提升中国现代制造业在全球的并购重组和风险管理能力，为现代制造业企业对外开放提供强大的资金基础。

实施全球供应链战略，建立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联合体和数字系统

美国于2012年实施了全球供应链战略。但美国去全球化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战略使该战略走进了“死胡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供应链规划、战略与信息系统，以企业为主导的供应链平台与数字化生态系统，以科技金融公司和数字金融公司为主导的供应链金融系统。发展供应端的订单与应收购融资模型，生产端的仓单融资与证券化，消费端的消费供应链闭环系统，使企业面向全球客户获得资金来源。研究与设计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全球性供应链与供应链金融联合体，赋能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

实施全球价值链战略，帮助现代制造业企业占领全球价值链制高点，实现以先进技术和人才支持的高质量发展

    价值链一词最早由迈克尔·波特提出，是指企业内外部的价值关系。科技革命使价值链的概念向信息化和数字化方向拓展，使价值链成为价值运动的信息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企业价值，还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人的消费价值。价值的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扩展，价值是一定时间对人有用的信息。这一概念实现了马克思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理论的有机统一。最早提及这个概念的是2020年诺贝尔奖得主保罗·米尔格罗姆，他在拍卖模型中引入了基于纳什均衡的信息价值算法。个人的价值是价值的“原子”，商品价值和企业价值是人的价值的复合函数。

全球价值链的运动是人的价值运动。在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中，构建制造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战略，一是实施数字中国战略，把科技人才与知识产权的价值数据进行数字资产化管理，使工作量证明与个人价值数据建立纳什均衡函数关系，从而求解价值数据（邹平座，2023）。二是通过价值链管理，实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就业与再就业工程，为制造业企业对外开放提供高质量的人才。三是进一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制造业企业的员工价值数据进行托管、确权和私有化，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以科技革命为契机，研究和建立中国式“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现代制造业企业营造安全、赋能、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

中国在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同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和发展以人的价值数据为基础的数字货币。这是货币发展历史的客观需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客观需要。货币发展历史贯穿三个重要的阶段：商品本位制、信用本位制和价值本位制。

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性质强调人民的中心地位，要推动中国优质的大型数字化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和发展以人的价值数据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建立全球价值公链，设计全球价值链度量衡系统，形成以中国为主体的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支持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武器，可以有效规避全球货币风险，并且把握全球货币主导权和话语权，为中国现代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发展创造长期红利。

在中国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基于价值链的数字化易货贸易，防止国际货币的异常冲击，探索建立新的数字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研究和建立“数字专利银行”制度，实现科技、金融、制造业企业联动发展

专利银行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专利银行是从专利权人手中吸纳有价值的专利，在不改变专利所有权的前提下对专利进行统一的托管运营，创造价值后与专利权人分享。在信息化、智能化的背景下，运用价值链模型能够准确求解知识产权的价值，因为知识产权数据本身就是一定时间对人有用的信息，可以通过米尔格罗姆方程式与纳什算法准确求解。这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为数字化专利银行制度奠定了基础。

研究与设计全球性的“数字化专利银行制度”，将推动科技、产业与金融协同发展，推动高新技术研发、基础科学研发与教育、前沿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进而保护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并且形成与把握全球科技数据，为中国现代制造业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动力，从而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先发优势”。

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应当谋定而后动。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创新理论与战略，研究和设计面向未来的对外开放战略与技术。高度重视本轮科技革命的历史作用，做好顶层设计，为中国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营造一个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打造全球最好的价值链系统。

（编辑  宋斌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造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调整与变革。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掀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变革，在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纵深推进、资源禀赋与力量对比深度调整、产业竞合与经济规划深入演进，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全球制造业生态面临重塑，竞争态势发生变化。中国通过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制造业正由“大”向“强”转变，部分区域制造业竞争优势逐步显现。

全球制造业生态面临重塑

科技创新是引发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深刻变革的重要力量，是制造业不断升级的根本动力。21世纪以来，面对能源和资源危机、全球生态和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以及各种新兴技术的广泛交叉应用，一场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并迅速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模式产生巨大影响。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森德勒在其主编的《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将此次新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变革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并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它涉及的技术领域众多，且这些新兴的技术间高度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将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同步性和系统性的影响。同时，这些新兴技术还将全面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并通过跨界应用创造出具有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变革。

从此次新技术革命的进展来看，一系列新兴前沿技术获得突破与应用，大数据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量子技术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能源、新材料在制造业各行业中大规模深度应用，生物技术正由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向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等领域拓展，一批新兴产业迅速形成并崛起，正在不断改变世界制造业的版图、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

尤其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并成为了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引擎。随着这些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特征的新兴技术在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的逐步渗透与融合，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模式、组织形态、商业模式等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当前，智能产品日益多元化，无人飞行器、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纳米机器人、量子计算机等前所未有的产品，正先后走入人们的生活；得益于新兴信息技术的支撑，制造业正在由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向互联网支撑下的智能制造转变，个性化定制、柔性制造、云制造、网络协同制造等制造模式日益兴起，智能工厂成为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平台经济模式发展迅猛，以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为代表的组织新模式，已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价值链重心向研发设计与营销售后两端的转移，服务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愈加凸显，制造业也将从生产型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

新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还引发了产业发展构成要素的变化，将深刻改变全球产业链的要素禀赋格局。随着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大数据将成为制造业新的生产要素，和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并列。与此同时，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绿色化也成为制造业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生产技术的绿色化势必要求能源转型，从而为新能源产业开辟发展空间，改变现有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全球能源格局。发展中国家则受低碳转型的影响，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绿色发展级差将重塑国家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构

在近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全球产业分工呈现出越来越精细、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显著特征。当前全球制造业围绕美国、德国、中国、日本等制造业大国进行分工合作，各国经济、产业之间密切关联、相互依存。但近年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不仅新技术革命的纵深推进对全球化生产分工体系造成了冲击，逆全球化潮流的兴起、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新冠疫情的冲击等诸多因素也在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多重因素交织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本土化、本域化、全链条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

一是逆全球化势头上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化趋势减弱，保护主义抬头，基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体系受到威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保持竞争优势，将其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的矛头指向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逆全球化的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移民政策等，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国。据美国的非营利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估计，美国自奥巴马政府实施制造业回流战略以来，到2021年，制造业回流已经带回了约26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既包括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到美国建设高端的晶圆制造厂，也包含如中国在美国投资的福耀玻璃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欧美等国通过实施提高本国制造的法律规定及税收补贴等政策，在促成产业回流、转移的同时，重构了基于全球分工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使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向本地化、区域化演进。

二是国际经贸规则加快重构。为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培育壮大本国制造业，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相互交织。尤其是美国，屡次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挑起大规模贸易战，推动贸易政策从WTO倡导下的自由贸易导向转到具有保护主义特征的“公平贸易”导向。美国及其盟友力图主导WTO规则体系改革，并相继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等系列区域贸易自贸协定，进一步强化区域内的经贸合作，筑高对区域外投资贸易壁垒，旨在重构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垄断利益的全球经济秩序。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将直接切断产业链联系，进而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改变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巨大。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极大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受疫情影响，部分产业整合趋势加剧，全球供应链趋向更小范围、更加地区化的“重置”，关键生产环节加速向以美国、德国及中国、日本、韩国为中心的北美、欧洲和亚洲主要制造业基地收缩，三大制造业基地内部各自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更加紧密。同时，在疫情刺激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受到重视，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明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着力构建以自身为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各个国家不再追求产业链全球布局的高效率和低成本，转而强调产业的自主性、安全性、可控性，全球化布局的产业链呈现收缩趋势。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普遍受到较大冲击，大多公司目前处于观望态势，投资步伐放缓。短期来看，其全球化供应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将呈现收缩态势；长期来看，基于安全和效率的平衡，跨国公司将主动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趋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全球制造业竞争不断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脱虚向实”的重大战略取向，不仅围绕制造业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纷纷出台了许多产业政策措施，并且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投入，以期在信息、新能源、生物等新兴产业领域占据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从而掀起了一轮制造业竞争热潮。时至今日，世界各国仍在围绕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竞相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随着政策的持续加码与发酵，全球制造业区域竞争态势也在发生变化。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早已由“去工业化”转向 “再工业化”。自奥巴马政府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以来，美国近几届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美国制造”。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曾对欧洲汽车、钢铝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大搞贸易壁垒。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不仅发布了2022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高端制造业发展重点，而且推出了《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对其他国家的竞争性打压导向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大了对本国制造业的扶持力度。

欧洲也一直围绕制造业在发力。最近几年，德、英、法等国分别在其《德国工业4.0战略》《英国工业2050》和《新工业法国计划》的基础上发布一系列新的、更具有针对性的制造业发展规划与政策。德国根据竞争形势变化，于2019年推出《国家工业战略2030》，旨在深化工业4.0战略，更加精准的扶持重点工业领域，推动德国工业全方位升级。2023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绿色协议工业计划》，计划通过补贴、税收等扶持政策支持工业绿色化发展，以增强欧洲零碳产业竞争力。法国为加速推进再工业化，马克龙于2023年5月公布了“再工业化”计划，提出一系列扶持绿色产业及欧洲汽车、电池制造业的措施。意大利也在2023年6月通过“意大利制造”法案，旨在促进制造业发展及完善相关制度。

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相继出台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越南、印度等国也在竞相采取优惠政策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两国制造业正快速崛起。越南近年来在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基础上，相继出台了“四免九减半”、特殊投资优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其一跃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印度连续推出“印度制造”“印度技能”等系列政策，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及国际产业转移，目标直指全球制造业中心。随着越来越多欧美跨国公司以及中国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越南、印度，这两个国家已成为亚洲新兴的制造业基地。

伴随各国制造业扶持政策的连环叠加，围绕制造业的国家间博弈加剧，尤其欧美以及中美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持续受到冲击。欧美之间，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欧洲深陷能源危机以来，美国以相对低的能源价格，吸引不少欧洲企业转移产业或加大投资。而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生效之后，更是有不少欧洲企业将投资计划转向美国，欧洲制造业进一步受损。中美之间，美国一直试图遏制我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技术的发展，不仅通过频繁的贸易战打压中国，而且直接出台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政策。美国新近推出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中就明确规定，若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建设或扩大半导体制造厂，企业将无法获得补贴，旨在限制中国快速发展的芯片产业。

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稳步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等问题，提出“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关于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了建设制造强国的新征程。

在制造强国战略指引下，我国政府近年来围绕制造业创新发展、工业强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以及绿色制造、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战略举措，全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根据2015年以来中国工程院联合其他机构每年发布的制造强国建设指数，美国每年都排在首位，牢牢占据第一阵列；德国和日本紧随其后，处于第二阵列；中国同韩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一直居于第三阵列。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整体处于全球第三阵列，但从具体指标上看，我国除了在规模发展指标上占据明显优势，其他三项指标——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均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仍存在较大差距。

面对这一现状，“十四五”规划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明确这将是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在制造强国战略助推下，全社会重视制造业发展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渐形成，坚持制造业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脱虚向实”成为普遍共识，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步伐明显加快。各部门、各地区高度重视，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了完备的配套政策体系，主要目标完成度较高，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已成为引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另一方面，与全球制造业竞争态势一样，在发展制造业这条“赛道”上，国内各区域之间的竞争同样十分激烈。尤其在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制造业首位”的热度持续攀升，各区域纷纷加快了对先进制造业的布局和先进制造资源的争夺。如，深圳于2022年5月再一次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工业立市、制造强市”的口号。广州在2022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两地的做法将制造业的重要性推向了新高度。

当前国内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情况，也反映出我国制造业竞争态势。2019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截至2022年底，采取“赛马”方式遴选出4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从空间上来看，45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分布在19个省份，东部地区有30个，中部地区有8个，西部地区有5个，东北地区有2个。根据遴选结果，在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版图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领跑全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长沙、武汉、合肥、成都等城市引领下，先进制造业也在强势崛起。

在当前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区域上看，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率先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及先进制造业，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优势大省地位继续巩固，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迅速崛起，四川、安徽、江西等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接续工业增长的“后起之秀”。在日趋激烈的制造业竞争中，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制造业区域竞争优势不断强化，这些区域也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编辑  季节）

在我国当前的电子商务发展中，电子商务平台的“寡头化”趋势日益明显，以京东和阿里集团为代表的少数电子商务平台快速发展，分别引领平台和B2C自营领域，双驾马车局面进一步巩固。[[1]]这种大型的垄断性平台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但作为新兴的经济模式，却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强制用户“二选一”来排除竞争，用户数据的泄露与滥用，价格歧视进行“大数据杀熟”等乱象屡见不鲜，为我国当下的反垄断体系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零售平台作为网络零售市场的监管者，同时也是竞争者，对参与平台的主体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如此强大的市场力量，给我国依据《反垄断法》营造和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带来诸多难题。

京东的发展模式和结构

 京东集团的结构

刘强东于1998年6月18日在北京中关村创立了京东公司。起先京东公司的经营范围局限在光磁产品，后发展成为光磁产品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代理商。2004年，受“非典”疫情的影响，京东开始开辟电子商务领域，开通了京东多媒体网。2007年，京东多媒体网改版为京东商城，京东商城便是后来京东集团的基石和主体。2012年，京东物流正式注册公司。2013年，京东商城开始去商城化，同年，京东获批取得虚拟运营商牌照，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移动通信服务。2014年，京东集团进行分拆，集团下设京东商城、京东金融集团、子公司拍拍网（于2015年关闭）和海外事业部。2017年，集团正式组建京东物流子集团。至此，京东横跨零售、金融、物流等多个领域，贯通线上线下的综合性实体。其中，京东商城是京东集团的支柱性产业，是京东集团的核心，其金融服务、快递业务、云计算、科技支持都以京东商城的零售业务为基础展开，以辅助和支持京东商城为出发点。通过建立完善的相邻业务体系，推动京东商城的网络零售核心业务的发展，核心业务和众多相邻业务部门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构成了京东集团的产业结构。借助于这一良性互动的产业结构，在2018年度中国零售百强名单中占据第2位，在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100强榜排名第44位，2020年胡润中国10强电商中，京东仅次于阿里巴巴集团和美团，位列第三。京东作为网络购物平台，凭借在相邻市场的结构优势，形成电子商务网络零售市场中的强大市场力量。

京东商城

通过对京东产业结构的分析，可以探究京东在网络零售市场形成垄断的过程。而京东集团的产业结构横跨多个领域，不同相邻市场对京东核心的零售业务支持的原理基本相通，这在经济法理论中被称为“水床效应”。在不同相邻市场和京东商城零售市场的关系中，以京东商城和京东物流二者间的水床效应最为显著。

京东商城作为京东的核心支柱产业，经营着京东集团赖以生存的根本业务——网络零售。1998年，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多媒体，卖视频剪辑的硬件和系统，在普遍采用议价制的中关村卖场，只有京东坚持明码标价、拒绝还价。在当时光磁产品制假售假泛滥之际，京东坚持卖正品开发票，2003年成为国内最大的光磁产品销售商。同年，“非典”爆发，京东从中关村退出、转战线上业务。2004年1月1日，京东多媒体网站正式上线。当时,易贝（eBay）以1.5亿美元收购易趣，马云创办淘宝，亚马逊以7500万美元收购卓越，线下连锁巨头国美和苏宁尚未探索电商的蓝海；中关村依旧红火，而京东只是一个小柜台，几乎没有生意。但京东秉持诚信、坚持不卖假碟片的良好商业信誉，获得了第一批网友的支持，为京东的线上零售业务赚到了第一桶金，逐渐打开了线上市场，完成了从线下零售到电子商务的转型。

2008年，京东的主要经营业务3C产品[[2]]在网络零售市场上初步占据了垄断性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数码、电脑零售商（占线上市场份额50%以上），手机也占线上零售份额的48%。[[3]]

2007年，京东经营范围从传统的3C产品向全品类扩展，从IT产品、数码通信、小家电到大家电、日用百货和图书，京东逐渐扩张为一个一站式的消费平台。

2014年6月，京东图书超过亚马逊中国，在图书在线市场中排名第二，同时，京东成为中国线上线下最大的家电零售商，在国内家电网购市场份额高达62%。通过跨业务线的整合，京东商城将其在单一产品市场的优势扩展到众多产品市场，并在各品类商品中几乎都能占据绝对的市场份额，在网络零售的具体市场确立并巩固了垄断地位。

京东物流

2007年，京东开始自建物流体系。起初的京东物流定位仅限于满足京东商城自身的物流配送业务，提升其在上海及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配送速度，改善消费者在京东商城的购物体验。

2011年，京东推出“211限时达”，[[4]] 定义了电商快递配送及履约的行业标准。2012年，京东物流正式注册公司。2013年，京东自建物流网络覆盖全国1000个区县，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初具规模。同年，京东旗下同城业务品牌“京东到家”与众包物流平台“达达”达成合并，京东成为新“达达”的单一最大股东。

2017年，京东物流实现了物流网络中国大陆行政区县全覆盖，并全面开放为客户提供服务。2022年，京东完成了对国内大件快递业务的领导者德邦快递的收购，[[5]] 京东高层全面接手德邦快递。同年，达达集团正式回归京东，其组织结构发生重大调整。[[6]] 京东物流的战略布局正式形成，短距离的同城配送业务和以“大件快递”业务著称的德邦快递补齐了京东物流帝国的最后两块拼图，京东成为全球唯一拥有中小件、大件、冷链、B2B、跨境和众包（达达）六大物流网络的企业。

根据中国快递协会发布的报告，2019年京东物流在中国快递市场中的占比为14.9%，仅次于顺丰速运，居中国快递市场的第二位。在整个快递市场中，顺丰、京东、三通一达三足鼎立的格局初现雏形，而京东物流作为唯一一个依托电商平台的跨行业“非典型物流公司”在一众老牌传统快递企业中异军突起。

京东垄断性结构的形成

早期价格战中的掠夺性定价

垄断性结构是指网络平台在经营过程中，纵向横向之间相互关联形成的、促进平台在相关市场形成垄断性市场力量的产业结构体系。京东能够从早期激烈的电商竞争中脱颖而出，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性决策就是打价格战，用极低的价格换取流量，抓住消费用户群体在网络购物中对于平台的粘性，从而锁住自己的客户群体，建立市场优势。

在网络购物发展的初期阶段，打价格战是各方网络平台采取的通用策略。首先，电商免去了实体店的经营成本，又采用供应商或者卖家直接发货的方式降低或免除仓储成本，从而可以将货物卖出比线下实体店更低的价格、并赚取更高的利润。由于起初电商共同的竞争对手几乎都是线下的实体店，电商以自身成本优势，对相同经营范围的实体店的价格竞争中几乎都能形成有效的压制。而在电商之间的竞争中，不存在哪一方具有先天的优势。京东采取的策略是：当别人都卖一元钱的时候，京东只卖9角钱，而且在这一情况下比别人卖一元钱还要赚得多，这就是京东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来自整体效率的提高。[[7]]

2013年，京东官方微博上“六月，有且只有京东”的内容掀起轩然大波，苏宁易购、易迅网、亚马逊中国相继宣战，中国电商比价大战正式拉开序幕，各个网络电商平台纷纷低价抢夺用户。

这一策略有成功的一面，激烈的价格战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最有利的，通过低廉的价格可以使消费者迅速地接受新生的电子商务产业，也为京东打开电子商务市场奠定了基础。但很快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网络零售市场持续的以价格战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情况下，迫使生产厂家不断压缩生产成本，采用质量差、价格低的材料，生产更低价的产品。而价格战不断压低商品价格，最终必然牺牲产品品质，导致制假售假现象泛滥，打击消费者对网络购物质量的信心，损害市场信用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这种激烈的比价也涉及垄断市场-排除竞争的问题。以放弃利润为代价扩大市场份额的做法，涉及掠夺性定价，这是值得关注的。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在这场价格战中，只有京东、苏宁、国美这样的老牌电器巨擘才有资格参与这场争夺用户的战争，其余中小型企业没有如此的财力和实力参与竞争，一定会被排挤到市场的边缘、甚至出局。掠夺性定价构筑了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

所谓价格战，是一场优势性企业之间抢占市场份额的竞争。根据赫伯特•霍温坎普的理论，事实垄断者将其价格定在其边际收入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交叉点以下，可以阻碍或延缓他人进入市场；垄断者可以确定一个低一些的“阻碍进入的”或“限制性的”价格，如此做在今天会损失一些利润，但利润流会更长久一些。[[8]] 赫伯特•霍温坎普认为，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证市场的竞争性。除了消费者，还有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挣扎生存，即便价格战能使消费者获利，但如果它影响了市场的竞争性，反垄断法就应当予以关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主席莉娜•汗认为，有大量研究表明，掠夺性定价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反竞争策略，并被各行业的主导企业用来压制或阻止竞争。[[9]]

京东能够在早期建立起优势地位，在网络零售市场卖出更多的商品从而获取更多的现金流，并凭借优势吸引投资，得以进一步扩张至当今电商平台的垄断性企业，与其在价格战中的掠夺性定价战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业务整合

京东另一个市场优势是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业务整合。业务整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横向的跨业务线整合，另外一个是纵向的垂直整合。

跨业务线整合是指：在开展网络零售业务时，拓展原经营范围的优势，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开展多条业务线。消费者希望购物简单、快捷，不希望在一个产品上买完电子产品后再到第二个平台买书、到第三个平台买衣服，在不同平台间来回切换不符合消费者的浏览、搜索和支付习惯，这给售后服务也带来不便。

从利润的角度看，跨业务线整合不一定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比如图书市场蛋糕比较小，无法给京东带来销售额和利润，但京东进军图书市场则增强了老用户的粘性和新用户的消费信心。更多的用户意味着更大的消费市场，这为京东后来全品类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通过整合多个不同范围的业务线，在多个市场扎根、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养分，逐渐长成参天大树。

这也是常见的大型网络平台通常的经营策略：从创立之初做好自己的专业市场，然后向多品类、多市场转变；仅做单一业务的平台大概率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垄断性网络平台的形成，一定是依赖于扎根多个市场并利用不同领域市场的优势和互动。跨业务线的整合已经成为网络平台的一个垄断性结构标准。

京东业务整合的第二个方面是纵向一体化的垂直整合。京东以网络零售业务为核心，将上游业务和下游业务整合起来，将经营范围扩展至网络零售产业的全链条，。在从事网络零售业务中，主要涉足以下环节：创意、设计、研发、制造、定价、仓储、物流、支付、售后，十个环节环环相扣。如此涵盖了网络零售业务有关的各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网络零售产业链。京东对这些环节的涉足可以通过京东集团的结构体现：京东商城、京东金融、京东云、京东科技、京东物流、京东专卖店、京东便利店，相应的业务都能按图索骥嵌入相关的子公司或者业务部门，京东“赢家通吃”的局面显而易见。

垂直整合更容易引起反竞争的利益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数据。京东掌握的大量用户数据，可以通过对某一环节产生的数据，对其他的环节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集团从京东商城的零售业务获取到用户数据，对其加以整合分析，就没有人会比京东更清楚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该去如何制造？该如何以最快的速度送达？消费者的经济状况又如何？是否应当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这些数据对于京东上游业务市场和下游业务市场的竞争都是弥足珍贵的优势：基于用户数据完善相关的上下游服务，以优化用户的消费体验再次增强网络零售的核心竞争力。

这充分说明，网络平台在垂直整合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对来自某一业务的数据洞察，削弱它在其他业务领域的竞争对手、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也完全符合经济法学中的杠杆理论和“水床效应”。

鉴于京东的垂直整合已涉及金融服务领域，网络平台的特殊地位是否会引发新型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此外，京东产生的大量用户数据能否得到妥当的保护也需要被密切关注。

水床效应

京东商城和京东物流联动形成的水床效应是京东垄断性结构的重要来源，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京东商城和京东集团旗下各业务的关系之中。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的观点，水床效应指在本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在本市场的优势在其他市场获得有利条件、借此进入新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再利用新市场的有利条件反过来巩固自己在本平台的竞争优势，强化本市场的支配地位；即利用本市场的优势地位成功插入其他商业领域、创造反竞争态势，再用新市场的业务反哺本市场的优势地位，实现相互巩固促进的持续循环。[[10]]在我国的物流行业中，不可小觑的是以京东物流为代表的“非典型物流公司”，其并非传统快递企业，而是靠着原有的电商优势，硬生生地加入物流的战局里。[[11]]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京东集团之所以能够在物流市场打开一个缺口，原因和京东商城密切相关。

京东作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在线零售平台，有着数以亿计的客户、流量、订单，这使得京东在物流业务上有天然的需求和优势，这种有利条件使京东商城没有自建物流时就对第三方快递公司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这为京东商城配送服务提供了更为便宜的价格和更好的履行条件，而这一优势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在京东商城进行购物，这使京东商城在网络零售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加强；京东商城优势的进一步巩固，为京东进军物流行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有京东商城源源不断的资本输入，京东物流不惧新市场的任何挑战，雄厚的资本有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京东电子商务的扩张，使它在快递公司的业务中占据更大的份额，获得更强大的议价能力和更低的价格，这迫使快递公司不得不试图通过提高其他卖家的收费来弥补给京东的折扣。

这便是水床效应，它给予京东这样的强大买方双重优势：对自己更有利的竞争条件和给竞争对手造成更高的成本。优势买家的良性循环转变成竞争对手的恶性循环。此外，水床效应还可以将竞争对手的弱点转化为商机，当其他商家面对更高的运输价格，便开始考虑京东提供的物流服务，京东就此利用其在网络零售市场的支配地位进入物流市场，将自己插入竞争对手的业务中。

物流市场的反哺使得京东商城在网络零售市场的份额迅速扩张，京东则凭借在零售市场盈利进一步扩大物流容量，建立广泛的物流网络。京东物流的发展使得京东商城的商品流通成本降低了70%，物流的运营效率提升了2倍以上，京东商城52%的订单是在6小时内送到客户手里，92%的订单是在24小时之内送到客户手里的。2017年，京东物流成为世界上首批网购预约送达时间精准到30分钟内的物流企业。如此强大的物流能力，让很多进入或者想要进入物流市场的竞争对手望而却步，也会使投资者对这些“不识时务”的挑战者们失去投资信心，变相提高了物流市场的进入壁垒。而配送服务对客户选择电商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京东物流的发展对京东商城的贡献是直观易见的。此时京东已不再需要第三方的快递公司了，这充分说明了一个企业如何利用其在本市场的支配地位在另一个领域建立起反垄断态势，议价能力等结构性因素被长期忽略是现代反垄断理论不能解决这种阻碍市场竞争因素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普通物流公司，京东物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更快的送达时间、物流过程中极少的搬运次数和更短的库存周转天数，而这些优势都是京东商城赋予的。京东在中国电商中拥有最完整、最精准、价值链最长的数据，数亿中国用户真金白银的购买行为诞生的数据被京东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些数据链记录着每个用户的每一步操作完整数据。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客户需求，京东后台系统会把用户感兴趣的库存放在最近的运营中心，通过用户的消费习惯提前判断消费者可能出现的购买行为，实现“未买先送”。iPhone7首发时，京东利用大数据预测让第一个用户从下单到收货仅用了3分52秒，没有京东商城的支持，京东物流无法实现如此高效的物流效率。

其次，物流的核心就是追求如何让货物快速流通。京东物流模式非常简单，就是仓库和消费者之间两点一线，而普通快递公司的物流模式则是每个点都在收货，每个点都在送货，不同的点与点之间形成的网络非常复杂，而京东物流依托京东商城的销售预算的大数据分析，提前将商品布置到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不超过300公里，从厂家到库房、到消费者，只有两次搬运，实现搬运的最短路径，意味着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京东调研显示，在我国，一件商品从厂家到消费者，平均要搬运7.2次。京东的二次搬运，成为决胜物流市场的关键手段，而这都需要京东商城网络零售业务的数据支持。

最后，京东物流承包京东商城的配送业务，相较于传统的个人快递业务，更能充分发挥仓库的价值，在京东商城网络零售业务的拉动下，京东物流仓库实现快速的周转。更快的周转带来更高的利润，所以库存周转率带来的是质的区别，这一优势同样是京东商城赋予的。这便是依托网络电商平台而形成的新型物流企业的天然竞争优势，传统的快递企业完全不具备，新兴的竞争对手很难达到京东的规模，难以具备与之竞争的能力，对网络零售市场的掌控和用户数据的收集为未来的物流市场设立了新的准入门槛。

京东利用零售和物流市场的双重优势地位进行搭售，创造零售市场的进入壁垒，给零售市场带来反竞争挑战。比如京东商城可以对使用京东物流的商品在搜索结果中排名更加靠前，更快运输京东自营的物品，甚至使京东物流对京东自营和独立商家提供不同的服务价格，制定歧视性政策。在实际中，京东自营的店铺和商品在搜索结果中往往排在最靠前的位置，而用户都只能选择京东快递作为配送方式，这已经影响市场的公平性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

京东通过水床效应，在两个市场都抓住了核心竞争力，走到电子商务的中心，既参与竞争，又向竞争对手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一利益竞争的“挤出效应”之严重，导致越来越多的独立商家甚至其他平台要依赖京东到达市场，这种对竞争对手的依赖已经损害了竞争过程的中立性。

当前的反垄断法规框架，尚未认识到京东带来的歧视和新的市场进入壁垒的威胁，以及京东对物流市场的入侵在网络零售市场带来的新的反竞争风险。如果仍局限于消费者福利的框架，将阻碍市场竞争的威胁仅仅着眼于价格，不认识到京东集团通过水床效应在多个市场间形成的垄断性结构，那么对每个市场的疏忽都可能会导致京东垄断地位的形成，因为它在这一市场的优势甚至支配地位不仅仅来自本市场，而是不同市场的合力。

（编辑  季节）

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能、转型升级的新渠道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为我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三大贸易形态中，跨境电商作为新的贸易发展形态正在快速发展。支撑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国际物流体系，包括国际间货物的运输、仓储、配送等多种环节。因为跨境电商的特质需求，促进了国际物流发展格局的新要求：必须具备可靠、灵活、高效和成本可控制等多个条件，才能提高国际物流发展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跨境电商与国际物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我国逐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下，传统贸易方式难以满足对外贸易的新需求，跨境电商作为新的贸易形态应运而生。但目前，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国际物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成熟。在跨境电商发展的大环境下，对国际物流模式的研究正逐步深化，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国际物流的效率和成本问题，国外学者则更加注重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网络建设，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物流模式和技术应用方式。

目前关于国际物流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制约。一是国际物流模式在跨境电商环境下缺乏理论框架，且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实证调研、案例分析等支持力度不够，普遍存在着以案说法的现象；二是随着跨境电商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发展，现有研究成果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跨境电商的发展历程

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跨境电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跨境电商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形成的初期探索。一些早期的跨境电商平台，如 eBay、亚马逊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涉足国际市场，开启了跨境电商的先河。这一阶段的跨境电商主要是以 C2C(Consumer to Consumer)模式为主，交易规模相对较小。

第二阶段，随着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跨境电商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国际知名电商平台如阿里巴巴集团的淘宝、亚马逊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并引入B2C（企业对消费者）模式。跨境电商的交易规模有了明显的提升，涉及的商品种类也更为丰富。

第三阶段是2018年之后，跨境电商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规模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形成了一批以平台集聚为特征的跨境电商模式。这些平台聚集了大量的卖家和采购商，在交易和物流方面提供了便利的服务。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规范，推动了跨境电商的发展。

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模式的主要特征

国际物流是在全球范围内，将交易的货物从卖方国家运送到买方国家的物流活动，涉及货物的运输，保管，装卸，通关，调拨等环节。二跨境运输是将货物从出售国运抵购买国的运输活动，包括海运、空运、陆路等多种方式，不同的运输方式优劣各异，适用的场景也各有不同。跨境仓储是指卖家国家对跨境电子商务商品进行储存、管理的过程。跨境仓储需要考虑商品的存储条件、库存管理、订单处理、发货时间等因素，以满足跨境电商的订单需求。跨境通关是货物从卖家国家出境到买家国家入境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海关进行的一系列手续。

多样性、复杂性、信息化是国际物流模式的突出特点。在跨境电商贸易中，由于商品的性质和订单需求不同，货物进行跨境运输时可以通过各种因素的比较选择适当的运输方式，如海运、空运、陆运、管道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关法规和报关程序有所不同，所以要熟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商务贸易的各项规则，了解并遵守各国的海关法规和报关程序。货物跨境通关程序具有复杂性，电子商务企业应该具备相应的国际贸易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以应对可能面临的情况。信息化是国际物流模式至关重要的一个特性，企业在想提高物流效率和服务质量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货物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跟踪，还要对仓储系统进行优化，建立高效的适应国际物流发展的仓储系统，在提高货物周转率、减少库存成本的同时，满足买家对快速交付的需求。

我国国际物流规模进入快速增长期

国际物流的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1)起步阶段以邮政系统提供的国际小包服务为主，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跟踪信息不透明。(2)快速增长阶段出现了国际物流公司，物流服务成本相对较低。(3)多元化服务阶段，物流服务商开始提供包括快递、空运、海运等多种物流方案，同时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包裹追踪和管理变得更加便捷。(4)智能化与自动化阶段，物流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物流路径规划和仓储管理，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5)随着绿色环保的必然趋势，物流企业需要探索更加低碳的运输方式和可循环、可回收的包装材料。当前，我国的国际物流服务企业大都仍处于三、四阶段，物流服务质量依旧有待提高。

根据市场调研报告，预计到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物流市场的规模将达到数千亿美元。中国国际物流市场规模较大，增长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所下降，但后疫情时代恢复了快速增长。2018-2023年，我国的跨境电商市场规模由9万亿元增长到16.8万亿元。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促使物流服务商的多元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菜鸟网络、亚马逊物流等多家专门为跨境电商提供物流服务的公司纷纷涌现。

根据相关调查，国内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低成本、配送速度快、物流信息透明的物流服务。一方面，通过物流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买卖双方通过物流追踪系统与电子商务平台相结合，可对货物的运输状态进行实时跟踪，提高可看性与透明度。另一方面，快速配送需求的提升，对国际物流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物流服务提供商需要通过加强仓储和配送网络建设，以及合理规划运输路线，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流交付需求。

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模式存在的问题

关务风险和合规问题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海关法律法规和贸易政策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跨境电商在通关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风险，包括关务风险和合规问题等。首先，各个国家的进出口法规、税收政策和商品检验标准有所不同，企业需要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不了解当地的产品标准，出售不合格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企业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和风险，甚至影响企业的品牌形象。其次，跨境电商贸易需要考虑关税问题。如果企业申报货物价值或者缴纳关税错误，可能会面临罚款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第三，由于涉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货物在路途中出现损耗和破损的概率较大，因此跨国运输存在着很大的物流风险。此外，国家之间开展物流活动需要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交换和数据传输，信息安全问题就成为一大隐患。

 物流成本和效率问题

物流成本和效率是跨境电商的重点问题。运输费、仓储费、包装费、报关费等占据了跨境电商物流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如果货物因为各国海关的检查标准和程序不同导致在海关滞留时间延长，物流成本会提高；跨境电商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的物流水平高低也对物流服务质量造成了较大影响。如果在运输过程中遭遇货物丢失损坏等风险，处理的难度就比较大。由于国际物流距离远、手续烦琐、运输时间长等因素，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时效性成为跨境电商企业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售后服务和退货问题

跨境电商涉及跨国运输和多个环节的物流操作，在售后服务和退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跨国运输退货需要经过多个环节，退货流程复杂、退货成本高、不同国家跨境售后服务难度大、难以界定货物损坏责任、售后服务水平难以得到保障等，种种因素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不便，或使消费者权益受损。

由于各国法律法规和消费习惯不同，跨境电商企业面对的售后服务问题也比较复杂。由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企业与消费者沟通有一定阻碍；跨境电商面对多个国家和地区时，售后服务不能很好地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给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带来不良影响。

品牌形象和用户体验问题

国际物流模式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跨境电商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用户体验也存在不稳定性。如上述，跨境电商物流涉及国与国之间的运输，退货、换货环节比较复杂，一旦物流出现意外状况导致货物暂扣、货物退还、延迟交付，将导致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降低。

在跨境电子商务中，物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专业的物流服务，运输时间过长、信息不透明，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影响消费者二次购买的意愿。企业面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处理客户所反映的物流问题纷繁复杂，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专业物流人才短缺问题

在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有专长、有技能的人才的需求量也会大幅上升。跨境电商涉及采购、存储、运输、通关、配送等环节，物流流程复杂，上述环节需要精确地计划和执行，以确保货物能够准时、安全、经济地送达目的地。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规、税收和合规要求不同，物流操作的复杂性增加，从而对物流专业性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模式的优化策略

提升交付速度和服务质量

在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对货物的配送时间和商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有着极高的期待。对此，可以采用一些措施减少物流的配送时间、提高物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优化现有的国际物流模式，尽可能地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例如：(1)寻找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与物流服务平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并实施合理、科学的物流战略，共享发展资源，共同开发创造更好的物流解决方案，从而实现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2)可以通过与多家拥有不同优势的物流公司进行合作，或利用第三方物流平台，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的物流选项，形成物流渠道和物流方式的多元化，提高企业的交付速度和服务质量。(3)可以在主要的销售市场建立海外仓，缩短物流配送的时间、减少商品流通的费用，提高交付速度。(4)优先采用先进的物流管理系统，实时跟踪货物状态和物流情况，为消费者提供透明的物流信息，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5)通过售后客服服务专业化培训，提高客服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客户的沟通能力，及时为消费者解答疑问，提高服务质量。(6)随着节能减排、绿色生活成为新时尚，采用绿色环保的物流方式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品牌形象，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降低物流成本

物流成本一直是决定企业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

首先，通过优化物流模式可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促进企业盈利的增加。例如：合理规划运输路线，优化仓储布局，降低仓储成本，采用智能物流技术和机器人等降低人工成本。

其次，优化供应链管理。合理的供应链管理，可以得到更加高效、更加协调的物流流程。通过选择更加合适的供应商和科学的库存管理、订单管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环节促进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和相互信任的物流公司进行长期合作，获得更加优惠的物流价格和专业服务。借助不同的网络物流平台，对货物进行更加优化的配置，实现共赢。最重要的是，要对物流技术和方法不断地跟进和创新，以提高物流的效率，降低成本。

再次，可以采用无人机、机器人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现代化配送，在增加用户体验感的同时，提升客源增加利润，降低总体成本。

提升物流可见性和透明度

物流的透明度和可见度是跨境电商的国际物流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为提高物流的可见性，可以采用先进的技术，例如GPS追踪、NFC（近场通信）等对货物的位置和状态进行实时跟踪和监控，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精确的位置，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实时查看物流的状态和进度，方便企业管理和提供服务。利用先进的管理系统建立一个完善的智能信息系统，对所有的订单和出库、配送、储存等环节进行数据的整合，保证信息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还可以借鉴菜鸟等网络平台的经验，创造一个平台，使用户和企业可以对包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企业更好地配送包裹，处理突发状况，同时提升了用户的体验感。

加强与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紧密合作，确保相关信息没有阻碍且安全、准确地在各个企业之间流通。

改善物流透明度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提供详细的报关指导和进度更新。可以利用自动化工具和相关的知识，向客户提供清晰的物流步骤和所需要的文件，并通过对物流数据的分析，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适时调整经营策略。要积极主动地收集客户反馈，并根据反馈持续优化物流流程和物流服务。

优化供应链管理

优化供应链管理，可以使物流的流程更加高效、降低成本、提高交付速度。比如，可以通过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合理选择，降低运输距离、运输时间等。或通过有效的供应链管理，避免仓库货物的积压和订单的滞留，提高物流效率。

我国物流企业可以通过物流资源的整合并运用数据分析手段，为配送国际物流提出更加科学和有效的方案，不断地通过实践获得正确方法并及时改正缺点，满足消费者和商家的配送需求。通过持续研究，可以了解不同优化策略的优缺点，在适当的场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项重要议题。为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打造绿色供应链来减少物流过程中的过度排放和污染，更多使用低碳交通工具和节能设备等。还可以打造可持续的资源回收系统，遵守环保标准，满足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绿色生活的要求，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加大培育和建设国际物流人才

人才是国际物流发展的关键，可以通过高校教育、系统培养等方式，解决目前国际物流人才短缺的问题，在高校中开设关于国际物流的专业课程，按照培养标准和现实需求授课，涵盖电子商务、国际物流法规等多个方面。学校要增加与相关企业的合作，让同学们多参加实践，在实践中引导同学们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进而提高专业技术，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环境下的国际物流模式研究，是一个多维度、动态发展的领域。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优化策略，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希望未来的国际物流能够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实现国际物流的优化升级。

（编辑 宋斌斌）

中国跨境电商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自1999年阿里巴巴创建伊始，跨境电商就成为中国引领外贸业态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到目前仍然创新不断。政府通过跨境电商综试区等政策试点，高度重视外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跨境电商国际合作，为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模式创新、监管创新、政策创新和业态创新，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已成为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主旋律。

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2023年是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在全球爆发式增长的一年。这一年也是跨境电商成为全球热点的一年。虽然三年新冠病毒疫情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但是却间接促进了电子商务飞速发展。根据Aberlo的研究报告和统计数据，2023年全球26.4亿消费者至少有一次网购的经历。预计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在未来三年将有50%的增长。30%的消费者认为，网红推荐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决策。29%的购买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接发生。社交媒体直接触发了全球跨境电商的飞速发展。

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发展主要有六方面特点：

1.跨境电商发展迅速，成为外贸新常态。

据统计，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达到2.1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7.1%。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其实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统计，仅仅反映在我国海关跨境电商类别（海关监管代码：9610、9710、9810和1210）的统计当中。中国跨境电商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我国跨境电商的规模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很多跨境电商实际上被统计在一般贸易项下，在统计之外也普遍存在。另外，跨境电商不仅仅是B2C针对消费者。2023年，中国B2B跨境电商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不仅仅反映在海关新设立的9710、9810的海关监管代码当中。因为海外市场传统外贸订单萎缩，很多外贸厂家入场跨境电商带货币出口，线上生意。以阿里巴巴发布2023年财报为例，阿里巴巴B2B业务（含中国商业批发1688和国际商业批发阿里国际站）第三季度营收达106.27亿元，同比增长15.29%。根据《2023年亚马逊全球开店中国出口跨境电商白皮书》，2022年到2030年，全球B2B电商预计将以20.2%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一项亚马逊的调研显示，客户表示更倾向于线上购物。相较三年前,亚马逊上B2C电商业务的中国卖家数量增长了近90%。

2.跨境电商国际合作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五大洲3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中国与这30个“丝路电商”伙伴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占我国跨境电商全球进出口总额的31.5%。多边和区域的电商合作机制也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10月，“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在上海落地。“丝路电商”已经成为有效促进贸易畅通、产业对接和能力建设的国际公共产品。

3.创新仍然是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中国跨境电商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企业实践和政府法规政策之间的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过程。2023年“全托管”成为跨境电商企业和平台的创新关键词。所谓“全托管”是一种在国际物流中创新的服务模式，让商家不必再为支付、物流、仓储、运营等繁琐流程而分心，全权委托跨境电商的企业或平台从事网上针对消费者的经营和服务，让商家更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设计研发和生产环节中，打造出更受全球消费者青睐的商品与品牌，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管和政策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跨境电商综试区不断扩容，体现出党中央对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高度重视。截至目前，中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数量达到165个。2023年以来，各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为各地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海关商检以及政府各部门的监管政策与跨境电商的实践和业务流程相结合。与跨境电商供应链结合的“嵌入式监管”也成为重要的监管创新实践。

4.跨境电商已形成跨越国境的服务生态体系。

跨境电商让商家可以把产品直接卖给海外的最终消费者。通常跨境电商的营销和网络的引流等都是跨境电商重要的业务环节。但是跨境电商发展不仅是一个网上营销的过程，也不仅是一个供应链的操作全过程，跨境电商涉及很多横向的和跨境的市场主体的多方合作。如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在非洲出售服装，除了在中国国内布局跨境电商的供应链，还在非洲与当地的服装设计师、模特、网红，甚至与当地的实体店进行合作。由此，跨境电商正在逐渐发展成为跨越国境的进出口商品服务生态体系。中国跨境电商的企业和平台越来越重视将跨境电商本土的资源融入中国跨境电商的服务体系中，这将深化中国跨境电商与所在国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使跨境电商不仅仅是一个进出口的过程，而是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一部分。跨境电商不仅经营实物产品进出口业务，而且发展了服务贸易，也在拓展数字贸易的国际合作。

5.跨境电商与人工智能结合，开启“AI+外贸”的跨境电商智能化升级。

2023年，AI技术开始应用到各个商业领域，物联网让中国的实物产品与网络服务融合，打破了产品与服务的界限。大语言模型的AI技术让以往“不会做、做不起、不能做”的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为跨境电商的经营者。数字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AI机器学习、大数据辅助决策、“小单快返”精准预测、AI用户画像、区块链智能合约等等，都在跨境电商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AI与传统外贸紧密结合，以阿里国际站的AI外贸为例，在外语交流、海外市场洞察、选品运营、客户分析以及人才配备上都有独特的优势。这使得中国跨境电商在全球市场又具有了新的竞争能力。

6.“跨境电商+产业带”的发展模式，引领品牌出海，助力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制约因素和短板弱项

跨境电商贸易监管程序复杂，限制较多

我国跨境电商贸易监管程序和流程仍然比较复杂，海关类别比较多。跨境电商监管当中的关、检、汇、税各个流程仍然存在复杂和不统一的情况。尽管政府各部门已经作出很多努力，推出很多监管创新，包括增加跨境电商的监管类别，但这也基本上是在原有一般传统的外贸监管原则框架基础上所做出的调整。例如，海关9810监管代码下，出口到海外仓仍然存在退税困难。海关1210监管代码下，消费者所购买的跨境电商进口产品白名单范围仍然有限。跨境电商海外消费者以人民币跨境支付仍然不能实现等等。 

跨境电商企业和平台竞争加剧，“内卷”严重

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平台和企业，例如Temu、SHEIN等热门出海电商在海外强势扩张，竞争加剧，“内卷”严重。从竞争手段看，新兴平台以高投入和低价为武器，迅速打开市场，往往利用的是爆款折扣、补贴折扣、流量扶持、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从事大促销活动。2023年对于跨境电商卖家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企业在跨境电商产品“量”与“质”两个方面比较纠结。一方面，企业受到库存积压、资金问题以及各平台之间的竞争对订单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海外消费者对产品品质、品牌以及产品认证等要求越来越严格。企业对跨境电商未来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担忧仍然存在。 

跨境电商面对不确定的法规环境，合规问题仍然是挑战

跨境电商带来的碎片化贸易遇到了全球各国贸易监管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各国也在不断探索和调整跨境电商的监管模式。即使在我国，国内跨境电商在不同地区的监管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使得我国跨境电商在海外市场的法治环境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合规问题是很多跨境电商企业以及监管部门特别关注的方向。特别是企业在跨境电商税收监管、跨境数据流动以及跨境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面临极大的合规挑战。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规则在实施方面仍然存在不够清晰明确的问题，对企业而言很难把握和落实执行。 

政策建议

1.政策鼓励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做大做强，政府加大力度支持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布局服务生态体系。

跨境电商推动了全球市场快速转型。转型的趋势和方向越来越明显，未来全球商品交易市场起主要作用的是跨境电商平台，以及平台所赋能的众多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活力来源于中小微企业。平台与中小微企业的结合，以及相互作用的跨境电商服务生态体系是进一步增强中国跨境电商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政府的政策应更大力支持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做大做强，推动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布局服务生态体系，为中小微企业创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2.探索跨境数字贸易通道建设，推进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

跨境电商推动中国的商家与海外的最终消费者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国应该更加注重推进中国与地理位置接近的周边国家开展跨境数字贸易通道建设。例如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东亚五国等探索“丝路电商”深度合作，构建互联互通的供应链体系，打通支付通道，推动针对海外消费者的线上支付人民币国际化。

3.进一步探索和推动跨境电商监管创新。

我国应进一步探索跨境电商监管创新，简化监管类别，提高通关效率，优化物流保税通道，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白名单的范围，优化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方法，重视跨境电商平台的治理，促进跨境电商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4.完善和提升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将跨境电商列入高校专业培养目录。在跨境电商领域的产教融合也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从业界反馈来看，跨境电商仍然存在大量人才空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跨境电商本身创新变化非常快，专业类别不断新增，企业很难寻找适合的人才。另一方面原因也由于我国高校专业培养目录没有商科类别。我国高校普遍缺乏对学生进行商业逻辑的知识体系构建。最新的商业实践知识在企业，学界更多的应该从企业商业实践中总结商业逻辑和专业理论。跨境电商是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其学科背景应该是商科。而商科是类似“理工科”当中的“工科”。理科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工科类的人才培养。应结合实战需求，在商科设立新型跨境电商专科，编写相适应的教材，加强理论研究。

（编辑   季节）

2 月 3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整省试 点工作，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对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土地承包顺延30年在实施中如何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如何总结和吸取实行包产到户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正视和解决包产到户四十年后出现的新变化、新形势，以便寻求共识，把农村耕地制度改革推向深入，确保我国粮食主粮基本自给的国策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不同的生产力水平适用不同的经营模式

耕地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就体现在对耕地的使用上。能对耕地实行保护性的开发使用，不断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就是先进的生产力；否则，就是落后的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水平决定相应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不同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有着不同的经营模式。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原则是，承包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当初实行包产到户，是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也有一部分农民因无劳力等原因只是包了口粮田、没有包责任田。二轮承包时，有的农民因负担不起过重的税费而放弃了土地承包权。经过40多年的变迁，约有35%的农村人口已经转为城市户籍，约有40%的农村人口在外打工或在外地定居，常年留在村里的人口约为25%。土地顺延30年，保护了75%不在村里种地的人的土地承包权，特别是已经在城市里落户的那些人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说，政策保护了“小土地出租者”的利益，实际上损害了在村农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延续40年且相对固定的承包关系，很多农民形成了“土地承包权就是财产权”的观念（很大程度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造成了农村中最大的不公平。例如，刚包产到户时，有户农家5个孩子都在上学，这5个孩子毕业后，都在城市找到稳定的工作，成了城里人；虽然他们不种地了，但依然享受政府的承包地种地补贴款和承包地流转费，而没有进城打工的农民儿女只能高价流转“城里人”的承包地进行耕种。

流转费用高又是导致土地撂荒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的现状，各地撂荒地的现象就很难得到根本的治理，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很难理顺，进而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从一定程度上说，包产到户改革对打破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不能把包产到户视为不可改变的“金规玉律”。

关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有的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走美国农业的道路，动员农民把承包地流转到城乡资本手里，采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事实上，虽然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农业生产力不低，但粮食生产为少数跨国资本家所垄断，导致产粮大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吃不饱饭。原中央农办主任陈锡文 2022年在《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发表的《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一文中讲道：“巴西等拉美国家为了经济起飞，为了扩大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鼓励大资本下乡，大量兼并小农户，于是小农户失去土地，失去家园，不得不流落到城市，但城市又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能力，不能为大量进城的农民提供就业、社保和公共服务，于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的城市里就都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以破产农民为主体的贫民窟，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还有些人的想法比较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对农村的复杂性了解不够。现实情况是，既然承包地成了农民的私家财产，有的农民宁愿土地荒废了，也不会把承包地流转出去。

十多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二位村支书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来自浙江的书记说，村党支部开过村民大会，征得村民的同意，决定转型开发文旅项目，要将村里一块一百多亩的地块建设成花海，村委会以当地土地流转最高价格支付。村委会三天内就与200多户村民办好了流转手续。但有一户村民因为不同意成了钉子户，最后惹恼了全村人，村里的老年人轮番到这家人门前“骂阵”，最后这家人屈服了，流转出承包地。村里文旅项目建成后，一年收入300多万元。

来自某市的陈书记说，他与党支部一班人做通了村民工作，重新修建了街道和村民住宅，建成了商业化的小镇；并对全村农田进行了整修，腾出了一百多亩土地，正计划大干一场，结果县领导强制村委会把这一百多亩土地再分到农户手中。陈书记遗憾地说，我们村失去了成为富强村的机遇。

新一轮土地承包经营的五种思路

三轮土地承包经营如何开展？我认为有五种思路可以考虑。

承包地可以顺延，但内容和方式应该有所改变

留在本村的种地农户，愿意继续承包土地可以顺延，但承包地块要适当调整，将之前五六块分散的土地尽量调整为一块地，便于耕作经营。不在村里生活但户籍还在农村的农户，依然有承包土地的权利，但其承包地要由村委会托管；如没有政策上的变化，农户继续享受国家对种地的补贴款，村委会应该按照本村流转土地的地租标准支付土地流转费。如农户已经把土地流转出去，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向村委会报备。对户口已经迁移进城的农户，取消他们对土地的承包权，但不取消宅基地的使用权利。对迁移进城农户交回村里的承包地和已经绝户农家的承包地，要作为集体财产来管理使用，不再分到农户手中。村委会对集体掌握的土地可以集体经营，可以入股合作社和其它经济组织来经营，也可以在本村组内发包经营，谁出的承包费高，谁的信用好，就承包给谁。集体收回的土地具体如何使用，要由村民大会作出决定，户口不在村里的人没有投票权。集体土地收回的承包费或分成利润作为集体经济收入，用于村委会办公、扶贫养老、社会公益等方面的开支，具体开支明细也应由村民大会作出决定。

    承包地目前执行的政策是，承包土地以户为单位，村民家人死了不抽地，新生人口不补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绝户人家留下的承包地，或其他方式增加的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实践证明，村委会很难执行这一条，建议这些土地留给村委会作为机动公田使用。

大力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验

2015年，山东烟台市在学习贵州安顺市塘约村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大力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2021年全市已经有70%的村建起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是村社一体管理，村社是分开的，但村党支部书记出任合作社理事长，这是制度性的规定。在烟台，实行村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一肩挑”。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要经过合作社社员大会竞选。村党支部发起带动村民加入合作社，充分尊重村民经营自主权，村民自愿申请加入合作社。合作社采取股份合作经营模式，村民以土地、现金、劳动力、其他财产全部折合成现金，以现金来确定股份的份额。外村人和公司也可申请加入合作社，但外来资金股份一般控制在20%以内，以确保本村农民在合作社具有主导地位。村里现有的公用土地、水利设施、公共财产、空闲地、荒山等各种资源，折算成现金入股合作社。政府投入到村里的农业开发项目资金和各种支农资金，也折算成股份，归村集体所有。实际上，村集体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最大股东，党支部书记出任合作社理事长也就顺理成章。合作社的利润提出积累后是分红基金，归合作社成员所有、按股份分配。村集体按照所持股权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归在册全村人所有，用于全村的公用、公益事业或者投资其他产业。合作社具体经营按公司制方式管理。比如，果园经营团队由会员大会推选出来的人组成，合作社其他成员参加果园劳动，按日工资、月工资或者包工方式结算，也可雇佣外村劳工。年底果园纯收入，经营团队按比例提取管理费用和奖金。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充分调动发挥了村民的积极性，而且每个合作社都有自己的特色。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际上是将土地集体所有权和村民承包经营权捆绑在一起，以村里土地等资源入股合作企业，土地按照市场价格折算入股资金，这样既保护了集体和村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产业创新带来的利润；同时又为资本、技术下乡打开了渠道，给公司企业留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一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同在于：一般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资本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村里大户能人强强联合，或者城乡资本相互结合，按照公司法的规则运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面向全体村民，党组织起到核心领导作用，成为贫困弱势农民的依靠，没有党组织起核心领导作用，很难办好合作社。

李昌平创办的模式

著名“三农”专家李昌平2011年创办了中国乡建院，以专业团队的方式与各地党政部门合作，开展党支部领办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全国各地有300多个试点，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样板。李昌平提出村委会“四权统一”、“三位一体”发展的主张。“四权统一”指农村产权、财权、事权和治权统一由村委会来行使；“三位一体”指村社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种职能集于一体。农村的事情由农民当家作主，而不是由乡政府越俎代庖。李昌平认为，党支部领办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是特殊法人实体，统领的是农业经济大船及大局；如果党支部领办的只是专业合作社，统领的就是农业经济的小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乡村自治。村民以承包地、房屋住宅、资产折算股金入股集体经济合作社，由集体管理，然后分包给专业团队和专业人员来经营，村民按照股份分红。入股承包地有底价流转费，确保农民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失。以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合作社试点为例，该行政村成立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合作社下设“四社”：资金互助社，土地合作社、房宅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各社单独经营核算。同时，还在镇一级建立了综合性农民合作社的联合社。

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党，贫困地区的农民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能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把农民组织起来是共产党的传家宝。我们在开展农村工作时不能把这个传家宝丢掉，必须建设强大的集体经济，贯彻党对“三农”工作的坚强领导，乡村振兴工作才能做好。

全国百强村模式

全国百强村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涌现出来的先进代表，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方向，是全国农村的学习榜样。比如河南的刘庄、南街村、周家庄，山东的代村，山西的贾家庄，浙江的滕头村，江苏的华西村等村。百强村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土地实现集体经营。如今，小岗村也开始大批流转土地，建立合作社，实现了集体经济分红收入。

政府尊重村民的自治权利

1982年，新修改的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1990年，民政部下发《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提出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随后颁布的有关乡村自治内容的法律，进一步强化了村民自治的内容。

落实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建设，要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前提。县、乡党的领导机构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应把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指导作为重点，构建具有群众威望和组织能力的党员队伍，成为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落实村民自治还要重视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依靠党组织的带头作用、营造风清气正、团结互助的乡风，和秉公办事、公平公开的基层治理机制。

 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指导下，让村民充分享有“四个民主”，采取民主投票的方式，让村委会真正发挥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的作用，比如可以由村民自己决定选择何种经营模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如果继续实行包产到户政策，就应该总结吸收各地先进经验，比如承包地确权不确地的办法，土地由集体出面集中起来采取多种经营模式等等。

再如，在扶贫攻坚工作中，抽调机关人员到行政村担任村第一书记、选派大学生村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做法不容易形成长久的制度，主要因为下派人员一般更注重对所派单位负责，他们是否愿意长期蹲在乡村也是个问题。农村的事情最好还是依靠本地农民自己办，从本乡本土成长的干部对乡村工作可能更合适些。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本课题从“公私观”与中国农村集体、生民及生民社会三个层面进行了讨论。（1）关于“公私观”的认识。中国思想史中“公私观”具有丰富的伦理价值内涵，并从“立公灭私”主流认识逐渐转向包容和承认“私”的一定合理性。（2）“公私观”视角从不同维度体现并影响中国农村集体实践，主要表现在土地制度、乡里政治与信仰和仪式、乡村经济、乡村“会”等。（3）关于生民及生民社会。生民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体现在生民社会的民间合作机制，对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视自下而上的生民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自2023年起，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研究组设立了“中国农村集体原理性研究”项目。研究项目试图在农村集体研究的领域，搭建起从历史中国延展至现实中国的内在的原理性连接的桥梁；试图探究中国农村集体的本源性，即现实中国的农村为什么会演绎生成以村庄集体为基础的社会基本单元？中国今天的村庄集体的成因，并非完全来自当代政治意志，更不是回归人民公社体制，而是在中国历史文明发展脉络中逐渐演成的特殊的文化基因、适应当代社会变迁和发展需要的结果。

研究团队试图证实如下的理论假说：中国实现社会稳定和释放发展潜力的根基来自中国农村集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组织发展实践，这正是中国千年历史文化演进所凝结的特殊基因逐渐体系化而形成的中国原理的一种映照。研究从两个视角出发：一是中国历史文化演进中形成的“公私观”在土地、人口、伦理、信仰、政治等维度的表现；二是现代以来乡村演进中的组织化历程。回答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形成农村集体这样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乡村组织化特征？探索其间的中国道理，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为未来几十年的乡村振兴战略构筑坚实基础。

关于“公私观”的认识

“公私观”视角是当下学术界探究中国农村集体本源性所缺乏但非常重要的视角。关于“公私观”的认识，中国社科院孙歌教授认为，“公”和“私”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强调了“私”的群体性和族群性，以及个人行为和欲望在“公”领域里获得存在的正当性。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提出，需要验证并解释伦理空间的“公私”边界。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则指出，1949年后的国家建设不是基于传统的“公私观”模式，而是更接近日本的“公私观”模式，这表明中国的国家建设更加灵活，并且与日本、德国、苏联等的国家观念有相似之处。

现有文献研究也对中国的“公私观”有着丰富的表达。梁启超和严复在近代对公私观进行了理论重构，梁启超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公私观，而严复的公私观带有浓厚的近代西方色彩，强调“公”是来自个人利益的集合。晏阳初在民国时期提出从乡村建设入手拯救中国的思想，强调改造人、培育“公民”作为首要任务（宋恩荣，1989）。台湾学者陈弱水（2006）则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将“公私”概念的内涵归纳为五种类型，从政治社会概念到道德上的善恶对立。费孝通（2005）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公私的相对性，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已”为中心的差序结构。金耀基（2013）看到公私在行为与道德之间的张力。日本学者沟口雄三（2011）在探寻中国“公”观念起源时发现，“公”概念衍生出了伦理上的意义，包括公正、公平等。

总的来说，中国的公私观念历经古代到现代的演变，逐渐从传统的“立公灭私”转向更为灵活和包容的理解，这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化。

中日“公”“私”观的比较

在探讨中日“公私观”的差异方面，孙歌研究员提供了深刻的文化比较视角。在中国文化中，“公”的概念深植于伦理和自然性，其边界模糊、富有弹性，且“公”观念与“均”“平”概念紧密相连，这反映在儒家思想和历史变迁中。例如，理学家程颢和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中提及父子之爱本质上属于“公”，但涉及私心时即成为“私”，这种观念的流变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态性和伦理的深度。相较之下，在日本的文化中，“公”观念则表现为一种空间性和权威性的概念，不涉及深层的伦理性。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的观点反映了日本文化中对于“公”的理解：即使国法有不正不便，也不会因此被破坏，这反映了一种相对刚硬和明确的公私界限。

在“私”观念上，中国文化中的“私”在伦理体系中带有负面含义，其空间边界不绝对确定。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个人权利最初是没有位置的，同时皇权的“大私”受到指责。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逐渐将“私”与“己”分离，确保小民之私的正当性，如吕坤在《呻吟语》中提出的“万物皆有所欲”。与之相对，日本的“私”则缺乏伦理性，不具备道德上的负面含义；其空间边界明确，从属于“公”，体现为一种服从关系。

此外，孙歌教授还提到，中日在“公私”观念上的差异源于各自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在日本，公共和私人空间是严格分离的，如在日本机场个人随意使用公共设施，民众会斜眼相看，这反映了日本文化中民众对“公”空间边界的理解。而中国人的“公私”观念则表现出更为灵活和具有伦理性，如家族和村落中的议事规则。郑振满教授则补充指出，中国的“私”其实在空间上是相当明确的，但其表现形式和理念与日本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的分家文书、家族公共事务和财产权利的规定等，均体现了公私界限的清晰性。他强调，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政府对民间授权的态度，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来深入理解。

总的来说，中日在“公私”观念上的差异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国的公私观念具有较大的弹性和伦理深度，而日本的观念则较为刚硬和明确。这些差异不仅深刻影响了两国的社会和文化，也为我们理解各自的历史和现代社会提供了关键视角。

“为己之学”与“天下为公”

从儒学视角中的“为己之学”与“天下为公”理解中国人的“公私”观。吴重庆教授对“己”与“私”的概念进行区分，指出“己”在儒学中是一个中性词，而“私”则具有负面含义。他强调，在儒学中，“为己之学”意味着从个人出发，逐步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一过程是个人从“小我”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大我”的过程。孙歌认为儒学中的“己欲”和“私”是分开的，克己复礼中要克的是“私”，不是“己欲”。实际上，儒学的一个隐含线索是强调尊重生民的欲望，此时“公”和“私”连贯在一起而没有冲突，共同构成了“成人”的过程。

关于“天下为公”的概念认识，吴重庆认为它与“为己之学”是天下的自然状态，而政治秩序是一个自然秩序。儒家与道家在天成秩序观这点上是一致的，而朱子将这种自然的一面带入国家的伦常或伦理秩序中。同时，贺照田强调中国人表面看似自私，但内在具有一种能推广到更广泛领域的结构性元素，而围绕“己”的认识是儒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总的来说，儒学中的“为己之学”并非纯粹的自利行为，而是指通过个人的内省和自我修养，逐渐扩展到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和伦理层面。这种从内在出发的自我完善过程，最终导向了“天下为公”的理想状态。这一过程强调了个人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揭示了儒学对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

“公私观”视角与中国农村集体

从“公私观”视角理解中国农村集体的内涵与价值，这是当下学术界新的重要探索方向。中国的“公私观”在土地制度、乡里政治与信仰和仪式、乡村经济、乡村的“会”等方面均有所体现，其变化影响着中国农村集体的生成与演变。

土地制度

一是土地保护制度利于维护农民的权益和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稳定。土地对乡村社会而言具有多重功能，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土地保护制度建设，以维护乡村社会农民权益与基本生存伦理。吴重庆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的土地既被用于农户生产粮食，也被用于支持办理村社民间各种“会”的活动功能。现今要让土地“活”起来，但土地应当掌握在农民手里，不应把农民的土地卖掉或私有化，否则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历史上，农民因家庭变故或危机把土地彻底卖掉，一般要经历比较漫长的过程。如果有人乘人之危把农民的土地买断，其名声会受影响。郑振满认为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保护制度也存在内在选择机制。比如过去老地主分家时坚持要留一些财产，主要是因为他明白守住土地的唯一办法是集中经营，只有土地集中经营才利于解放劳动力和实行内部分工管理。历史上，福建省农村公田变得越来越大，有的农村公田达到60%以上，包括祭田、书田、役田、香灯田、神明会会田等。杨团研究员认为，当下国家实行土地“三权”分置，并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是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体现，尽管很多农民已不种地，甚至抛荒土地，但从长期经济发展考虑，让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都有份的土地制度设计具有战略意义。

二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需要进行拓展创新，不能将研究局限于“产权”视角。刘志伟认为，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的“私”观念，是不可能有产权概念。中国乡村民众对土地的执着与“吾民无地”（文贯中，2014）的产权视角说法是矛盾的，但两者又是统一的，而这种对立统一从古代到现代都是一以贯之，用现代产权概念去定义土地国有或私有是不适用的。我国宪法中没有承认土地私有，但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农民会毫不含糊地坚持“这块土地是我的土地”的信念，甚至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农民也坚持此信念。杨团研究员认为，从先秦井田制到明清时代土地制度，土地制度有公有私，不是简单地讲“吾民无地”。西方以私为本的一套价值观、伦理观体系支撑了产权制度。用西方产权制度解释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着局限性。刘志伟认为，除秦代有《田律》外，我国没有专门的《土地法》，《唐律》《明律》《清律》等法律跟土地有关，但都没有关于产权的界定，其条文背后包含了某种原理性、结构性东西。如果从事法学的人回到中国本身的发展去研究，可能会有新启发。

  乡里政治与信仰和仪式

一是乡里政治的维持离不开信仰和仪式。刘志伟认为，村社和乡里政治不能分开，比如四川省有的地方恢复“保甲制”，即建立网格制，但是其有效落地还得通过乡里乡约。村社的背后实质上是乡约，但是乡约必须扎根村社整个系统，不是条文写得好听，老百姓就会接受。当下，有些农村的年轻人继承传统，主动组织乡村的“会”，比如延续乡村婚礼的传统仪式。这利于保持乡村的团体性。

二是农村传统纽带利于延续存在的传统仪式。吴重庆认为，在珠三角地区，农村传统延续相对较好，当地农村的经济社（村小组）是以过去生产队为基础组建，生产队基本上是由同一条巷子的村民组成。这样的经济社筹钱修宗祠，村民会很齐心。 

乡村经济

一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积累乡村“公共财”，利于促进乡村社会发育成长。杨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目标是推动社会发育成长和乡村经济发展。吴重庆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培育可以结合。

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赋予村民对村集体财产共享的权利。杨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股份，陈锡文在解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时明确指出，这是集体组织成员对共同拥有的资产的个人份，它只是资产利润分红的根据，不能作为股份买卖和抵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起到了保护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要真正让集体资产经营起来，让集体和农民真的能够结成公与私相互依存、共举共融的共同体，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只有极少数的村庄能够像战旗村那样地维系着“公私兼顾”的村集体发展道路。吴重庆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珠三角地区有农村又经历了一次土地归到集体。当时，为了便于香港商人来村里租地建厂，村集体在经过所有村民同意后，以土地股份制方式重新集中土地，打包出租给香港商人建工厂。

乡村的“会”

传统乡村有各种“会”，比如桥会、路会、神会、庙会等，它们依赖于村社民间组织来运行。郑振满认为，因为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有限，需要依赖民间自身力量供给，明代以后基层社会出现很多“会”，比如各地的宾兴会最开始是以科举的名义资助科举考试，后来发展为士大夫管理的公共基金会，主要由商人和地主负责款。江西的宾兴会实际上是地方大家族的联合基金会。刘志伟补充，民国时很多宾兴会逐渐演变为地方政府财政局的功能。同时，郑振满认为乡村的“会”大部分跟公益慈善事业有关，但是集资和救助背后有受益者，捐款人可以限制捐款适用的人群范围。由于捐款是个人行为，因而这很难成为一个社会机制，不是现代社会的“公”，现代社会的“公”是一层一层的。刘志伟教授也认为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的“公”不是面对全社会，是有边界性、地域性和人群性特征，享受互助的人得有成员资格权。

关于生民及生民社会的讨论

生民的概念

生民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吴重庆，2022）。 “生民”和“仁政”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两个脉络，孙歌认为生民主要指民间的相互救助，从生民的脉络讲，所有的生民就是天之民，受天的佑护，天大于王朝。这样的观念从始至终一直存在，而且这与生民的伦理、生民的欲望、生民的均平要求一致。吴重庆认为生民的概念从政治和经济分析，有两面性，在政治动荡时凸显其革命性（例如历朝历代动荡时的替天行道口号），强调了社会的横向关系，而不是垂直的君臣关系。同时生民也指社会众生平等、财富均衡流通分布，但不是每人平均分得一份。刘志伟认为，“生民”与“食货”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一体（其中盐铁论时期的矛盾最为典型）。中国历史似乎一直在这种矛盾与一体的状态中不断发展，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才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打破，但这肯定是暂时的。生民的概念决定了国富和民富应是统一的，其概念最早可能源自《诗经》和后来的《周易》，它的逻辑表明天生之民会构建国家和君主的统治，而这一逻辑在中国古代经典中通往国家体制的建立，并塑造了君主的德和仁政等概念。贺照田教授认为，士大夫群体对生民观念与一般民众和王朝的生民观念可能存在差异，需要深入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生民”概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有现实基础，研究基层村干部的动机有助于在中国的传统背景下理解当代中国。

生民社会及其民间合作机制

合乎天理人情的“私”欲望在生民社会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孙歌分析了吕坤关于“私”的主张，强调欲望符合天理人情，天理人情反对贫富两极分化，因其伤了生之道，依靠“均平”可以让天地得到最好濡养。同时，她举例京剧《锁麟囊》中富家女把装满金银财宝的锁麟囊赠给躲雨相遇的贫家女，在五六年后，富家女遭遇大水而流落到员外家当保姆，又凭借锁麟囊与当年贫家女也是现今员外的夫人相认并结拜金兰。这个故事暗含了中国特有的民间生活的经济理性，即积德行善并非单纯的善举，也是对不确定未来的投资，暗含了为应对将来可能遇到的灾难预先投资的共识。这一模式源自王朝治下生民不得不自救的社会结构形态。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的善堂善会，建立了以村落或家族为单位的自助自救机制，行善具有社会性公共价值。

但是，中国生民社会的民间合作机制在清末开始衰落。孙歌认为，中国民间以相互扶助为基本机制、以均平为理念的生民社会主义，在以辛亥革命为顶点走向了结构性瓦解。当时，为了自保而组织的地方团练变成了瓜分领地的军阀，这导致中国社会的混乱和消耗，以及外敌入侵时无法有效抗衡。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在某种程度上重建和接续了瓦解的生民社会主义，但不是直接的接续，而是一个断裂性的接续。

同时，孙歌通过与日本社会的民间扶助机制比较，发现中国社会的民间机制更强大。在日本社会，相互扶助仅限于个人行为。除特定非常时期之外，相互扶助不具有公共价值。以日本关西大地震与中国汶川地震中政府和社会的营救差异为例。在关西大地震中，大阪和神户两个大城市高度地震，日本政府花了3天时间讨论要不要出动自卫队，结果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被耽误了。民间也没有任何动作，过了很久后才开始发动捐款。日本人一般认为灾难救助要靠保险公司，没保险的人有很多选择了自杀。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行动很快，民间行动也很快。可以看出，日本的相互扶助是一种个人的善举，依靠的是个人的伦理观。而在中国，相互扶助不仅是善举，而是社会机制的重要部分支撑着百姓的生存方式，到了危急时刻，这个机制的功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与中国人的传统和历史直接相关。

生民社会中民间合作机制的特征和演变

生民社会的民间合作机制特征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一是过去形成的基于血缘的人情合作机制在农村社会依然存在。郑振满教授认为，普通人获得的支持大部分来自“私”领域。20世纪90年代，他在全国十几个省调查显示，70%-80%的受访对象获得的支持来自传统社会网络，来自“私”领域，而获得的现代各种机构的支持很少。二是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新的集体合作和动员机制。贺照田教授认为，差序格局所强调的越推越弱的同心圆状态不能完全描述社会现实。例如，1948年费孝通在去西柏坡的路上，看到农民推着点着灯的小车运输物资支援前线，形成大规模共同行动的状态。另外，抗美援朝中的亲情动员方式，激发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主义，同时对朝鲜人民的苦难建立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三是农村大集体时期基于村民共同劳动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吴重庆认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共同体如果能够再赋予、植入或者发展出情感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则集体的生命力更强。现今，推动中国农村集体发展，需要更多思考乡土性、情感成分注入等问题。仝志辉则认为，集体化时期村社就是伦理共同体，生产队长跟社员之间讲平等，讲风气正，在同甘共苦中形成集体的情感联系。

此外，农民进城后，乡村传统的合作机制发生迁移，说明乡村振兴的价值可能会以在城市合作的方式体现。郑振满认为，不能狭隘地看乡村振兴的价值，关键是能否把乡村记忆重新激活，而不是一味关注乡村能否长期存在。中国传统乡村“集体”的最核心价值是民间集资动员机制，然后是合作经营，而这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重建乡村集体可能会在城镇化发展中推动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