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台经济中，由多边市场和网络效应所引发的竞争行为，传统的反垄断法律规范及反垄断执法法律框架，已难以予以有效应对。而行业监管存在碎片化、动态性缺失以及过度干预等问题，对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了进一步制约。需要把多元法律工具诸如数据治理、消费者保护等加以结合，构建一个更加适应现代平台经济的法律体系，推动平台开放与公平竞争。平台的商业模式和运营策略的复杂性使监管的难度增加，这是法律与监管机构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平台开放的现实难题

下述案例体现出平台开放所存在的现实难题，传统的反垄断措施以及行业监管遇到的困境。

1.平台开放的案例剖析。

（1）阿里“二选一”案。阿里巴巴对商户提出要求：在其平台上，商户只能选择与阿里合作，而不得在竞争对手平台上开展业务。“二选一”政策限制了商户的选择与竞争自由，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以及平台内的生态失衡。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合作协议促使商户之间不平等竞争加剧，平台具有的市场主导地位又使得这些商户无法摆脱阿里的掌控，对市场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微信与抖音外链封禁案。该案涉及两大社交平台之间有关竞争以及信息流动的问题。其中，微信禁止用户在其平台上分享抖音链接，借助技术手段对抖音的相关内容予以封禁，将此举称作是“用户体验保护”以及内容合规过滤的举措。而抖音认为，这一做法侵犯了自身的商业利益，对用户的选择自由构成了限制，造成平台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此案涉及平台是否可以凭借技术手段限制用户访问其竞争对手，案例本身体现了平台间竞争之剧烈，平台之间对于信息流动的把控。微信的行为对抖音的用户增长产生了影响，对用户在多个平台之间自由传递信息的权利形成妨碍，引发了用户流量归属以及平台能否以数据资源投入作为理由对他方的使用予以限制的争议， 并且给整个行业的生态带来深远影响。微信的行为凸显了平台在市场竞争中扮演的“双刃剑”角色：一方面它提供了强大的用户基础，另一方面它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对市场的自由流动进行限制。

（3）欧盟微软互操作性争议案。关于欧盟对微软提出反垄断诉讼案这一情况，其中指控的是微软在其操作系统中内置了自家的媒体播放器，进而限制了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这一行为。欧盟认为，微软通过在操作系统中预装自家软件（媒体播放器），以此强制用户使用其产品，抑制了竞争对手的市场发展空间。此案表明，在平台的技术互操作性方面存在着法律挑战。微软此举被认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特别是在其操作系统这一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当中，微软有能力凭借技术设置来限制其他软件厂商的市场空间，存在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风险。这引发了对于技术互操作性和公平竞争的深入讨论。欧盟的判决对平台开放的要求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强调平台必须避免凭借技术设置来限制竞争，以此保护市场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平台开放的构造规则要在技术和法律之间寻找平衡，以确保技术创新不会被滥用于排除市场竞争，要求立法者针对平台的市场行为制定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确保公平竞争不会受到技术操作的影响。

（4）谷歌广告服务器自我优待案。谷歌在其广告系统中优待自家广告客户，向其提供更多曝光机会，进而对竞争对手的广告服务形成排挤。 利用自身搜索引擎的市场份额，谷歌经由广告算法与投放策略，对其他广告平台的市场进入起到了抑制作用，能够切实地掌控广告投放的流量，且能够给自家广告客户带来更高的曝光率。这一做法致使其他广告平台遭遇巨大的市场壁垒。 谷歌将其搜索引擎与广告平台相结合的做法，凸显出在平台开放的框架下如何确保广告业务的公平性、遏制不正当竞争的问题，这是平台开放法律框架建设过程中的一大难点。

2.平台开放潜在的反竞争效果。

平台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市场活力起到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潜藏着一系列反竞争的因素。

（1）平台开放可能加剧市场结构的固化。平台开放常常会造成流量、数据和用户资源向少数头部平台高度集中的局面，对行业内的竞争环境形成压制，小型企业和新兴平台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会愈发加大，想要突破大型平台的垄断壁垒变得极为困难。市场结构或许会趋于固化，创新以及多样性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2）平台开放可能催生“数据搭便车”现象。通过平台的开放，数据共享得以实现，而对于一些技术与资源并不充足的小平台来讲，或许会依赖大平台的数据且无需承担相应的创新成本。这种“搭便车”的行为将会使其创新意图与能力受到削弱。

（3）平台开放可能提升共谋风险。在平台数量较少的市场中，平台间存在着可能借由协议、价格协调等手段形成隐性共谋的情况，导致消费者的成本被进一步抬高，且对竞争起到抑制作用。而平台开放所带来的资源共享以及服务整合，使得平台间的协同效应得以增强，为潜在的诸如价格操纵、服务捆绑等反竞争行为营造温床。 这种现象对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还可能导致市场信息出现不对称的情况。

（4）基础设施成本的不公平分配。初期的主导大型平台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构建需要投入大量成本，中期新进入的小型竞争者为连接和使用公共基础设施、保持与基础设施的兼容性以及后期维护与更新，都需要投入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需要大型主导平台与新小竞争者共同承担。虽然主导的大型平台在初期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构建成本，甚至这个成本远高于所有的新小竞争者的进入成本，但后续的连接成本、兼容性成本、维护成本、更新成本等对新小竞争者来说仍然高昂，以至于本来欲削减市场进入壁垒的愿景成空，即使大型平台某天破产或解散，小新竞争者也没有能力承揽其业务。

（5）平台开放给隐私保护与市场竞争之间带来矛盾。在涉及个人数据和用户行为分析的情境之中，隐私保护成为一个突出的法律问题。平台为提升服务效率和实现精准营销，常常需要对大量的用户数据予以收集和利用，在这些数据的采集与处理过程当中，可能会牵涉到诸如数据泄露、滥用等问题，甚至平台有可能凭借对用户隐私的侵犯形成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平台如何平衡开放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法律与监管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二）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局限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律规范主要基于传统产业的市场竞争模式，在平台经济领域的适用性受限，如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及规制滥用行为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面对平台企业复杂的竞争行为时缺乏精准的法律依据，出现执法滞后、监管碎片化等问题导致反垄断法在平台治理过程中作用受限。

平台发展涉足多种法律领域，需结合数据治理、消费者保护、平台责任、互联互通等多方面法律规范，构建综合性的平台开放体系。

1.反垄断法律规范的局限。

（1）相关市场界定困难。这是反垄断法的一个重点难题。平台经济的特征决定了其市场竞争方式与传统行业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多边市场中，平台通过连接供需双方创造网络效应，市场边界往往模糊不清。例如，电商平台不仅涉及商品销售，还涉及支付、物流、广告等多个服务领域。零价竞争、数据驱动效应等模糊了市场边界， 传统的市场界定标准已不适用于平台生态内的多层次、跨领域竞争。我国反垄断法律无法明确平台之间的竞争行为与平台内外部市场的互动方式，难以更精确地界定相关市场。

（2）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滞后。传统的反垄断法将市场份额作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关键指标，但这一标准对于平台经济中的企业尤其是对多边平台而言，适用性较差。平台采取控制用户流量、提供多样化服务、获取海量数据等手段来获得市场主导地位，用户点击率、活跃用户数等市场份额指标复杂且冲突。 许多平台通过跨行业布局增强其在多个领域的影响力，形成“平台化市场”的支配地位（例如亚马逊公司）。 我国反垄断法在认定平台企业是否占据市场支配地位时，仍未充分考虑这些新兴的商业模式和竞争手段，忽视平台经济的动态竞争、数据控制力等要素，从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评估难以准确，难以有效地发挥监管功能。

（3）事后监管工具效率低。基于反垄断法的作用机制，我国反垄断法的事后监管工具效率较低，执法速度缓慢。平台的商业模式及其竞争行为极为复杂且变化迅速，传统的反垄断执法模式难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常常在法律实施之前就已对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消费者福利标准不明确。平台往往以免费或低价的方式吸引大量用户，这种“零价模式”导致消费者无法准确衡量自身福利损失与平台垄断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一些平台挖掘数据、个性化推荐形成“信息泡沫”，限制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表面上平台提供了个性化服务，实际上可能侵害了消费者的长期福利。我国反垄断法并未建立数据质量、隐私保护等非价格维度的评估标准，事后惩罚的传统救济模式也忽视了消费者非货币利益损失。

（5）数据与算法垄断规制缺失。当前的反垄断法对数据垄断和算法操控的规制明显缺失，平台在获取并使用了大量用户数据之后，建立竞争壁垒阻碍其他企业的进入和发展。现行法未明确数据控制、算法共谋等新型垄断行为的违法性认定规则，导致执法缺乏依据。

2.反垄断执法的困难。

反垄断执法较难解决结构性问题，致使平台经济无序发展。执法效率低和案件处理周期长是目前反垄断执法中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反垄断案件复杂且涉及多方利益，处理效率低，平均处理时间为14个月。 处理滞后的客观原因在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现有人员在处理复杂的数字平台经济案件时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和行业经验，对于一些新兴的平台产生的经济问题、数据问题、算法问题，执法机关往往无法迅速做出反应。现有的反垄断执法主要侧重事后监管，事前预防不足， 事后追责并不能有效防止不公平竞争的发生。

我国反垄断执法过度依赖行政处罚， 忽视合规激励的作用；虽然行政处罚能够对企业形成一定威慑力，但无法从根本上促使平台企业自觉遵守公平竞争规则。执法标准模糊、缺乏统一量化标准、职能交叉和监管协调不足，导致执法难度加大。同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由多部门参与，权责不清，监管重叠或真空 形成碎片化和重复执法，影响了反垄断执法的效果。

（三）行业监管路径的缺陷

平台经济行业监管的缺陷主要表现是：（1）监管碎片化，平台难以在统一的框架之下受到有效监管；（2）各部门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监管漏洞较多；（3）监管动态性缺失，政策更新滞后，无法有效应对新的商业模式与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挑战。过度干预市场活动会限制平台创新发展空间，与公平竞争之间的平衡不易把握。

1.监管碎片化问题突出。

行业监管碎片化对平台经济发展形成明显制约。不同监管部门各自职责不清晰且交叉重叠，在监管政策执行上标准不统一，且协调不足。针对平台经济的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缺乏全局视野和系统化治理框架，实施中缺乏有效应对平台所具有的跨行业、跨领域的经营模式。

政策的不协调性，不但让平台难以明晰合规的边界，也致使平台在实施相关合规措施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其市场行为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监管部门功能的互相割裂，或形成治理盲区， 或造成监管的过度重叠和重复干预，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对合规风险的判断和应对更为艰难。

2.监管动态性缺失。

在市场环境和技术创新动态变化背景之下，传统行业监管的滞后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现有的监管制度难以迅速做出反应并进行调整，以应对平台业务模式的变化； （2）平台经济具有跨界特征，平台企业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并推出了多个新商业模式，由此对现行监管法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监管机构反应滞后，导致平台企业运作监管出现空白，监管体系的动态适应性严重不足。例如“余额宝”冲击带来了银行存款严重流出问题。目前许多地方的金融监管法规仍然以传统金融业务为基础，无法有效应对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带来的新型风险。

跨行业监管协调不力。平台经济具备鲜明的跨界特点，单一行业监管局限性较大。电子商务平台不仅涉及商品交易，还涵盖广告发布、数据处理、金融支付等多种业务，要求监管体系具有跨行业、跨部门协调的能力，然而现有的监管部门缺乏这一协调机制，无法应对平台企业复杂多变的业务模式，监管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平台企业层出不穷的商业模式创新，监管体系要有更强的灵活性与前瞻性，应对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发展，以确保监管效果的持续有效。

3.过度干预市场活动。

监管措施如果过于严苛（如审批程序繁琐、监管标准僵化），会抑制平台企业的创新能力，阻碍市场活力的释放。  

行业监管如过度干预，缺乏合理的弹性，容易使平台企业在面临合规压力时调整经营策略，放弃某些创新业务。 在适应监管要求的过程中，平台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制度调整，抬高合规成本。 监管过度将使行业壁垒加剧，新进入者难以进入市场，特别是采用过于严格的许可制度或高门槛要求时，大型平台企业有能力可以适应监管，而新兴企业或中小平台则可能难以满足监管要求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造成新的行业壁垒，不单会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也有可能对平台经济的发展进程形成阻碍。 

在部分平台经济领域，监管措施常常呈现出一种倾向，对市场活动实施直接控制，例如限制平台的定价机制，设定特定的交易规则之类。这种干预方式将对市场形成的均衡造成破坏，甚至导致资源错配。行业监管的过度干预也将使企业难以依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调整经营模式，削弱了对市场变化的响应能力。

四、平台开放的路径选择

平台开放需实施反垄断措施与行业监管措施相融合的新型监管路径。强化“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局面，践行依法治理与行业自治新模式，加速落实新型监管路径。

（一）平台开放的指导原则

公平性、透明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是确保平台得以健康发展的指导原则。公平性原则强调各方利益的平等性，特别要保障消费者和中小商家获得公平的待遇；透明性原则要求平台规则（信息披露、服务条款以及运营机制等）的公开清晰，增强各方的信任感；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是对规则的动态调整能力予以关注，应对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以及技术革新。

1.公平性原则。

公平性原则作用至关重要。要确保参与者各方利益的公平性，保证没有任何一方因平台规则的设计而遭到不公平的待遇，防止不正当竞争或损害消费者权益，避免影响到平台的信誉与发展。

对于消费者来讲，平台在定价和服务方面，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以此避免由于平台与商家之间的不当协议，导致某一方凭借平台的控制权，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以及市场竞争力。

公平性原则还体现在信息的对称以及透明性方面。交易及使用服务的过程中，平台要让所有参与者能够获取充分的信息，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此外，平台应当维护公开公平的评估机制以及商家评价系统，防止出现恶意评分或者假评论的现象，从而保障消费者能够做出更为理性的购买决策。

要实现实质正义，不能停留于形式的公平。公平性原则需借由权利义务的差异化设计。我国《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对超大型平台与中小平台责任予以区分，要求头部企业承担更高义务，以此来平衡其市场影响力，同时也应准许中小平台凭借技术手段突破大平台的封锁，这是通过对权利进行倾斜配置，以矫正结构性的不公平。平台需防止采用不公平的排他性条款以及垄断性策略。平台应当凭借合理的市场监管机制和评估、反垄断措施，来保证所有参与者的竞争机会平等，进而推动创新并优化资源配置。

平台在其开放的过程中，应从多方面进行设计与执行，以此达成公平性原则。信息对称于平台规则是极为重要的，要使所有参与者能够明晰并同意平台规则；平台有必要施行有效的监管举措，用以保证规则能够公平地得到执行，对违规行为实施有效的制裁；另外，平台理应构建合理的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确保在参与者的权益遭到侵害时，可以及时获得公正的解决办法。

只有依凭公平性原则的指引，平台方可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为各方缔造可持续的价值。

2.透明性原则。

平台的开放意味着需将对外部参与者的信息、规则及行为进行公开与共享。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在决策、规则、运营等各方面需保持极高的透明度。透明性原则的核心是要保证平台内部的管理、规则制定过程、参与者行为及其后果，以此避免因暗箱操作和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潜在风险。实际上，透明性原则乃是消除开放监管模糊性、保障规则可预期性的关键所在，要在数据共享、规则制定及执行层面达成全程公开且可监督的状态。

通过透明性原则，对于数据使用范围与目的可予以明确界定，从而增强用户和商家的信任度。平台开放，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外部参与者加入，倘若平台不对其规则、数据及决策过程进行透明化展示，便会使得外部用户和商家对平台的公平性产生疑虑，对其参与意愿和积极性造成影响。

通过实现透明性，进而有助于落实平台规则的公平性。就平台针对商家的审核标准、佣金比例、数据收集及使用等方面的规定而言，若其不透明将使规则执行出现偏差，造成平台与商家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规则的透明化有助于各方在知情的基础之上做决策，减少无效竞争和不正当行为。平台应保证所有规则都能够明确且及时地向用户和商家公开，特别是在信息披露方面，需要做到及时且充分地向参与者阐明其权益、责任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以此避免一方由于信息缺乏而做出不利的选择。

就实际操作而言，平台制定规则时需切实保证规则内容清晰且明确，将决策过程以及所涉及的利益关联予以公开，使标准制定过程能够实现广泛参与及程序公开。需建立起“明确的法律指引”，以防政策执行由于规范模糊而引发争议。这涵盖了平台内交易规则、用户隐私政策、数据使用规范、内容审核机制等方面，需向公众解释并发布相应的条款与指南。平台也应当定期公布平台的运营数据、发展状况以及规则的调整情况， 清晰地告知用户数据的具体用途以及其安全性，确保所有操作均符合法律要求，避免出现数据滥用的情况。

平台不但在内部要有透明度，也需要同监管机构、第三方审计机构展开合作，共享数据接口审查记录，以此避免“暗箱操作”，进而保证其运营过程契合社会公认的标准及法律法规。

透明性原则是平台构建良性生态系统、促进公平竞争的重要保障。唯此方能赢得参与者的信任，并为监管部门提供有效的监管依据，确保平台能够在良性秩序下运行。

3.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

平台要能够有效迅速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与技术进步，灵活性与适应性的核心是规则的可调整性与及时响应能力。平台经济的动态竞争特性要求互联互通规则具备弹性，避免“一刀切”监管扼杀创新活力，技术更新与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要求平台做出相应调整，灵活性是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表现。规则应当拥有依据实际情况予以修改和优化的余地。规则过于僵化难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限制平台的发展。规则应施行动态更新的机制，互操作技术的要求需要和技术架构同步演进，以此保证平台能够从容地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

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的实施，无法脱离法律框架的支持。现有的法律体系应当有一定的弹性，面对新兴技术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相关法规应能够及时调整。反垄断法及数据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在平台开放过程中，常常会遭遇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法律需要将平台经济的特殊性予以考虑，以防过于僵化的规定对平台的创新能力与发展潜力形成限制。

灵活性与适应性原则，和平台在竞争激烈、环境复杂的市场中能否保持活力息息相关。只有凭借科学合理的规则设计、完善的反馈机制以及法律保障，平台方可在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中不断创新并实现发展。

（编辑  季节）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处在周期低谷，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主体，都未曾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周期波动。当前政策建议莫衷一是，其根源在于尚未就房地产资产定价的核心基准达成共识。本文基于对国际房地产周期的微观研究，并结合作者的实践经验，从微观层面和实操视角，探讨中国房地产市场实现均衡重塑所需的核心条件。究其根本，周期均衡重塑最终通过价格形成机制得以实现，而价格形成机制的核心在于供需双方微观主体的博弈行为。因此，厘清价格形成的关键机制，是破解中国当前周期性难题的关键所在。    

国际考察：资产管理机构在市场重组中占重要地位

    观察成熟经济体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轨迹，房价周期具有必然性，资产价格普遍会在深度回调后，逐步重返上行周期高点。美国近期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危机：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储贷危机，一次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周期重塑的过程也是微观主体重构的过程。低谷时一部分主体淘汰，同时有新兴力量入场，多空双方的转换塑造了行业新格局。这一重塑过程往往伴随着金融生态的成熟和金融工具的变化。美国的CMB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就是在储贷危机后发展起来的。而金融及财税政策的调整与供给，往往是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发展需求做出的响应。

   对于房地产周期的塑造，一种普遍的误解是“旧的开发商倒下，新的开发商取而代之”。然而，现代房地产市场，周期的更迭带来了市场主体的范式转移。高杠杆是房地产企业的普遍特征，这使其在剧烈的周期波动中财务状况脆弱，信用体系容易崩溃。一旦信用崩溃，重建会面临巨大挑战。

美国的资产管理机构在市场重组中占据重要地位。新的范式引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将行业信用的基础从“主体信用”转向“资产信用”。这意味着，传统开发商的主体信用不再关键，取而代之的是，何种机构能够实现将实体资产与金融市场高效结合，通过构建一个信用中立的载体来持有和管理资产。这种模式具备近乎海量的承载能力。以黑石（Blackstone）为例，其20世纪80年代以100万美元资本起家，发展至今资产管理规模已突破1万亿美元。黑石的成功，正是在于它抓住了不动产资产信用的本质，并利用资本的力量在历次危机中不断壮大。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资本为王”的逻辑持续主导着市场，推动了喜达屋（Starwood）等一批资管机构的崛起。

    当前，传统房地产开发商的市值占比在美国市场已微乎其微，而私募REITs、公募REITs以及CMBS的规模正在急剧扩张。根据EPRA与NAREIT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美国除REITs以外的传统房地产上市公司总市值约198.6亿美元，占房地产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4%；而公募REITs市值约1.43万亿美元，占房地产上市公司总市值的98.6%。另外，据NAREIT、Trepp、Preqin、Mckinsey等数据推算，美国不动产私募基金（PERE）约9000亿美元总资产管理规模，私募与公募非上市REITs有7500亿美元净资产规模，以及机构与非机构存量CMBS余额1万亿-2万亿美元。综上所述，在美国约12万亿美元的不动产资产中，超过40%的份额由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持有并运营管理，这一变化趋势凸显了不动产管理日益专业化的特征，其发展路径对研判中国市场的当前调整和未来方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资产管理机构如何凭借资本在周期中发展壮大，甚至重塑周期？黑石集团的 “Invitation Homes”案例堪称典范。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住宅市场遭受重创，大量独栋房屋（single family house）拥有者因债务违约导致房屋被银行拍卖。黑石敏锐地发现，在当时的拍卖市场，这些独栋房屋租金收益率（年租金/售价）可以达到12%以上。通过深度评估，黑石认为，若将这些资产打包证券化，向资本市场投资者提供5%～6%的分派率已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其中利差空间巨大。于是，黑石开始大规模收购、翻新并出租这些独栋房屋，开创了机构化独栋房屋租赁的全新商业模式。2017年黑石Invitation Homes与喜达屋 Waypoint Homes合并，并以REITs形式上市，成为美国最大的独栋房屋的“房东”。到2022年，黑石的住宅租赁业务已拓展至全球多个国家，持续拓展住房租赁业务。    

美国市场的特点是反应迅速。黑石通过设立私募基金来收购这些住宅资产，并通过资本市场衔接向投资者展示了未来3-5年内资产增值的潜力。这种全新商业模式面临三大核心挑战：一是运营模式。如何高效管理地理上分散的独栋房屋？黑石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运营公司，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远程管理，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二是融资问题。独立住宅传统的融资方式是个人按揭贷款，机构批量收购时如何融资？黑石通过CMBS工具，把这些租赁住宅资产打包，实现面向机构的商业融资。这是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面对“政策环境是否支持”的疑问，答案在美国制度和市场中是肯定的。三是退出渠道。收购的初衷是赚取价差，但这依赖于与资本市场的顺畅连接。黑石在2016-2017年间，成功将这批资产打包成权益REITs在资本市场退出，为投资者提供了5%～6%的稳定派息率。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分散的独栋房屋资产无法打包上市，不符合REITs的资产审核标准，机构的投资意愿可能被压抑，导致资产价格不断下跌，即使名义回报率上升也无人问津，时常会陷入恶性循环。黑石这样的“多头机构”逆势入场，也得益于美国成熟的金融生态和鼓励创新的监管环境。黑石与喜达屋独栋房屋租赁业务合并后资产规模高达200亿美元，足以对区域性房地产市场起到“压舱石”的作用，稳定市场预期。在剧烈的周期波动中，若由国家直接动用财政资金干预市场，道德风险与定价问题都难以回避，定价方式需要通过市场化途径来解决。

日本经验，则提供了市场化机制迟缓的反面案例。日本房地产市场经历的“失去的二十年”，其漫长的筑底过程与微观活力不足、金融界未能及时重构密切相关。从1990年泡沫破裂到21世纪初，日本主要城市的房价经历了剧烈下跌。早在1991年，就有专家开始探讨引入REITs盘活不良资产。但由于利益掣肘和法规修改困难，直至1998年《特殊目的公司法案》和2000年《投资信托法》的修订，才确立了J-REITs的公募化和公司制的道路（图3）。

2001年，J-REIT市场在东京证交所正式启动。2003年，日本开放了FOF基金对J-REIT的投资渠道。2005—2007年，国际资金大量涌入J-REIT市场。正是依靠外资的积极参与，J-REIT市场逐渐壮大，并在2001—2008年为日本不动产市场筑底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REITs市场。

通过美日经验对比，不难发现，微观主体的内生动力是市场走出周期的关键因素。当不动产资产被大规模证券化，尤其是转化为标准化的REITs份额后，也为宏观政策提供了新的干预手段。在这方面，日本央行（BOJ）通过公开市场直接收购J-REITs来干预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

    借鉴国际经验，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传统开发商信用体系崩溃，供需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时，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核心问题：未来，应该由谁来扮演市场新主体的角色？我们需要创造何种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来培育这些新兴力量，使其成长为引领下一轮上升周期的中坚力量？

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启发

房地产价格之“锚”

科学分析房价变化，需要引入“同质可比”的指数概念。根据中金公司计算的同质二手房指数，近期房价比高峰期下跌约30%。随着市场调整的继续，房价的短期波动不仅反映了供需基本面的改变，也反映了市场情绪的预期差异。

从供给端看，当前市场面临巨大的库存压力。据估算，全国广义库存面积达40亿平方米，整体去化周期或长达5年，开发商持有存量资产规模约70万亿元；同时，二手房挂牌量持续处于高位，重点城市的二手住宅挂牌去化周期可能超过10年。供需失衡与价格下行相互强化，传导至居民消费端。由于中国居民家庭总资产中房产比重高达70%，房价下跌直接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缩水，产生显著的“负向财富效应”，严重制约了消费能力的释放。

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在市场下行周期，支撑房价的“锚”是什么？虽然“房价收入比”也是常用指标，但它更多反映的是房价的可负担程度（affordability），而非资产的内在价值。更有效的定价锚点，应该是作为资产“现金流”的租金收益率。事实上，以“租金收益率”为核心来评估资产价值，是分析所有成熟市场房地产周期的通行范式。

历史经验印证了这一点：在美国2009年和日本1990年危机最严重时，都出现了房价暴跌、但租金相对稳定，从而导致租金收益率被动快速攀升的现象。纽约住宅的租金收益率从2009年的3.7%上升至2014年的6.8%，而东京的租金收益率也从1990年的2.6%上升至2000年的6.2%。

中国目前超大城市的租金收益率约为1.8%。为何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住房资产规模高达300万亿元，但能长期维持在2%左右的低租金收益率水平？这与我国过去三十年上升周期的经济运转模式有关：由基建投资到产业升级，从收入增加到购房需求提升，形成了一套正向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房价增值的资本利得是居民购房的核心诉求，因此居民对房价上涨的预期抵消了对租金回报的要求。

房价增长“预期”作为重要因素，可以借用Poterba（1986）的用户成本模型进行分析，简而言之，就是因为预期增长率非常高。但当下行周期来临，房价增长预期发生变化，供需均衡就失效了。

    关于不动产价格未来的演化

根据用户成本模型，可以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均衡做出粗略的敏感性分析。我们首先进行参数的假设，目前中国主要城市的租金收益率（）约为1.75%，无风险收益率（）参考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1.7%，参考世界银行报告折旧与维修成本（）假设为3%，风险溢价参考文献假设为2%。可以计算出均衡状态下房价预期增长率（）约为4.95%。

在此基础上进行敏感性分析：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若预期下调0.5%，均衡条件下的房价将下降22%；若预期下降1%，房价将下降36%。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仍处在供需失衡的状态，需要通过降低利率、减少风险、增加居民预期以及增加租金收益率的方式促进均衡的重塑。

商业不动产市场一二级传导不畅

    与日本泡沫时期相比，我国目前的商业不动产泡沫化程度较低，同时目前资产估值在一二级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当前，中国公募REITs市场较为活跃，隐含资本化率可达5%左右；但一级大宗市场交易量严重萎缩，优质商业物业的成交价格较低，实际成交资本化率高达7%以上。一二级市场存在着巨大的价格鸿沟表明，从实体资产（一级市场）到金融产品（二级市场）的传导路径存在严重梗阻。其背后，可能反映出当前政策环境中仍存在某些不合理的限制，阻碍了资本的有效流转和定价的合理统一。

     历史经验或可借鉴，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应对储贷危机而成立的重组信托公司（RTC），在处置不良资产时，便设计了巧妙的风险分担机制。例如，它向市场出售资产包时，会附加一个条款：若买方在购入后的一两年内，资产价值出现亏损，RTC将承诺以一定价格回购或给予补偿。这一设计极大地缓解了购买者的后顾之忧，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这启示我们：任何宏观政策的成功，都取决于对微观主体心态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只有打消参与者的核心疑虑，市场信心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修复与正向循环。

不动产资产价格的周期重构

不动产周期的重构，核心是资产持有和运营模式的重构。传统开发商的生存依赖于自身的经营能力和主体信用，其资产负债表扩张也受到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杠杆率的严格约束。当市场下行，弱主体的信用崩塌，其表内资产便成为“不良资产”；而强主体也面临“扩表”瓶颈，无力大规模承接。

要破解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基金化的“表外”工具。通过不动产私募基金与REITs，将资产的信用与主体的信用相分离，化解风险、盘活存量，这正是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核心价值所在。

国际经验反复证明，在市场均衡重塑的过程中，必须有新的主体来主导生态重构。简单沿用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从传统开发商主导，到构建一个崭新的金融生态，这既是经营主体的重建，也是商业模式的重构，更是宏观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

这一历史性模式的重构，最终落脚于一个“新物种”的诞生——新型不动产资产管理机构。它的使命并非简单的金融工具，而是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前端通过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以市场化手段介入存量项目，进行专业的重组和运营提升；中段将盘活的成熟资产装入私募REITs，进行孵化培育；后端通过公募REITs实现最终退出，完成价值闭环。在这个生态中，后端的成功退出会提振前端的募资信心；而前端的积极纾困，则为后端源源不断地培育和输送着优质资产。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从“募、投、管”到“退”的有机循环，宏观政策的意图才能与微观生态的演进真正同频共振，最终实现市场的平稳过渡与健康发展。

政策建议

第一，核心目标：以“新需求”消化“旧库存”。当前我国住宅市场供需失衡的核心矛盾在于供给结构与多层次需求错配，而非绝对需求不足。政策核心目标应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打通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的转化通道，将过剩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养老社区等用途，从而激活真实有效的新需求。此路径是市场企稳的治本之基，其本质在于重构供需匹配逻辑，避免资源错配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累积。

第二，主体培育：构建市场化微观主体。现行政府主导的收储模式存在主体单一、盘活用途低效、金融支持缺位等瓶颈，亟待向市场化运作转型。建议借鉴国际成熟经验，设立市场化运作的“住房收购基金”：政府通过提供长期低成本再贷款、信用增信等政策工具进行引导，鼓励专业资产管理机构设立专项基金，以市场主体身份收购存量房产并改造为持有型不动产。该模式可有效规避行政直接干预衍生的道德风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使专业机构成为化解存量风险的核心力量。

第三，通路建设：金融创新与退出机制协同。借鉴美国“两房”模式的内核，即“政府信用支持+社会主体运营”。在融资端，由政策性担保机构为基金提供增信支持，降低其银行融资成本，并将相关贷款打包成CMBS向资本市场释放流动性；在退出端，必须配套公募REITs通道，允许改造后的保租房资产上市流通。需同步优化REITs发行标准，通过适度降低资产审核条件，避免过度管制推高风险溢价，保障市场运转效率。这两个环节的畅通是市场主体可持续积极参与的关键保障。

总之，政策重心应从直接调控转向制度供给，通过构建“主体培育－金融支持－退出闭环”的市场生态，培育市场微观主体进行重塑周期。微观主体信心与预期稳定性的建立，取决于清晰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唯有通过市场化的长效机制设计，方能真正重塑房地产周期的内生韧性，实现从政策驱动向生态自循环的根本转变。

（编辑  尚鸣）

文/姚争鸣^*

内容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法律关系与治理难题。传统的反垄断法律规范及执法的法律框架难以有效应对，行业监管路径的缺陷进一步制约了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这些现实难题与制度困境表明平台开放策略施展的必要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及行业监管等制度上为平台开放提供法律支持和正当性依据。本研究旨在探讨平台开放与平台治理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和行业监管政策存在的局限性，分析平台开放的具体化构造规则在法律上的可行性与适用性，提出融合反垄断措施与行业监管措施的新型监管路径，践行软法治理与行业自治新模式，完善平台分级分类及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的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平台开放规则的法律体系构建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法律框架与实践案例的综合研究，明确平台开放的具体化构造规则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建议。研究发现，平台开放不仅需要明确技术和商业层面的开放规则，还应在法律层面构建可操作性的开放构造机制，以确保平台治理的公平性、透明性与可持续性。

关键词：平台开放；新型监管路径；开放规则

一、平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难题和监管真空

欧盟微软互操作性争议案中，欧盟指控微软在操作系统中内置了自家的媒体播放器，限制了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谷歌广告服务器自我优待案中，谷歌在其广告系统中明显优待自家广告客户，向其提供更多曝光机会，从而排挤了竞争对手的广告服务；阿里“二选一”案中阿里巴巴要求商户在其平台上只能选择与阿里合作，不得在竞争对手平台上开展业务；微信与抖音外链封禁案中，微信禁止用户在平台上分享抖音链接，采取技术手段封禁抖音相关内容。上述案例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平台经济发展的自发行为，这种限制竞争的行为融合了平台经济的特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经济已经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改变了传统产业格局和市场生态。其本身所具备的规模经济效应、网络效应、多边市场结构等特性既带来了蓬勃的发展，也带来了垄断化与集中化的趋势。平台经济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网络效应，构建起超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吸引大量用户，优化运营成本并构建极高的市场进入壁垒；市场资源逐步向头部平台聚集，市场集中加剧。由于“赢家通吃”效应，市场演变为存量竞争，新进入者的市场空间被压缩，导致竞争格局固化，头部平台的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平台跨行业的生态布局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跨行业市场控制力，同时双边（多）市场结构加持下进一步集聚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市场领域，最终形成寡头垄断。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将会带来极为严峻的社会损害，限制市场竞争、抑制市场创新、损害消费者福利等等。现行反垄断法律规范难以覆盖复杂的平台垄断行为。在数据隐私保护、算法控制等领域要进行有效规制更为艰难，尤其是在适用性上存在着相关市场界定困难、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滞后、事后监管工具效率低、消费者福利标准不明确、救济措施单一且威慑不足、数据与算法垄断规制缺失等问题。在反垄断执法层面，存在着执法效率低、案件处理周期长、执法机构的资源和专业性不足、过度依赖行政处罚、监管重叠等困难。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涉及多方面法律领域，仅依靠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显然无法全面覆盖平台经济运行中的竞争与治理问题。我国曾一度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法》的“守门人”理论经验，对平台经济问题的处理主要依靠行业监管手段，但忽视了其本身与生俱来的监管碎片化、监管动态性缺失、过度干预市场活动的路径缺陷。行业监管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自发保持适度的市场干预，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抑制创新活力的问题，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们要对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及反垄断、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框架重新进行审视，探索新的路径来应对新挑战。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平台经济发展应对策略，为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二、平台开放的理论创新

平台经济发展中过度的生态扩张以及双（多）边市场的结构加剧了平台经济的垄断化与集中化趋势，反垄断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以及行业监管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法律支持和正当性依据。平台开放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与法律规范和制度的正当性。

（一）平台开放的必要性

平台凭借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来推动自身的增长，构建双（多）边市场结构，不同参与者得以在平台上实现互动与交易，同时也借由网络效应反向增强平台的吸引力与市场控制力。平台通过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对用户行为进行精准预测，提供更加个性化且高效的服务。平台还积极建设业内业外生态系统，通过加强与其他平台和企业的合作构建多维度业务协同。

双（多）边市场结构是平台经济的运行机制核心。平台借助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特征实现快速扩张，同时利用数据驱动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并运用动态竞争策略和生态构建手段，维系自身的市场地位。大型平台凭借用户基础、网络效应，巩固其在市场控制， 使得“赢家通吃”的局面逐步稳固。随着此类平台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能与其竞争的进入者愈发减少，借助收购兼并、业务协同生态等扩张手段，平台迅速完成市场整合，使自身的系统重要性更加完备，进一步形成“太大而不能倒”态势。 传统反垄断法下的强制拆分手段可能带来较大的社会代价，如降低市场效率、减损消费者福利等。 正因如此，凸显了平台开放的必要性。平台开放不但可以打破平台对资源的垄断，而且通过促进不同市场主体间的互动，降低市场壁垒，推动创新与竞争。

1.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

如上述，平台得以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网络效应，构建起超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平台通过边际成本递减效应，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而传统经济受制于实体经济中的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无法达到平台经济的规模，这也是科斯认为企业不能代替市场的主要原因。

（1）规模经济特性加速市场集中。在发展初期，平台通过大规模资本投入建立基础设施，吸引大量用户并借助数据驱动优化运营成本，单位用户的获取和维护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用户群体的扩大，平台的服务质量和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提升，进一步强化了用户对平台的依赖，形成锁定效应，增加用户的转移成本。 新进入者将面临极高的进入壁垒，即便拥有先进技术或创新商业模式也难以突破既有平台所构建的市场壁垒。

通过规模扩张占据市场优势后，平台往往会采取低价策略、大规模补贴以及并购竞争对手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市场集中趋势。 例如，电商行业大型平台利用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压低商品售价，向供应商施加议价压力， 中小型电商平台难以与之竞争。外卖、共享出行等行业亦存在类似现象，如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的“二选一”竞争行为， 主导平台通过资本运作及市场竞争策略，实现市场份额的持续增长并形成高度集中的竞争格局。在规模经济效应的持续作用下，市场资源更多向头部平台聚集，进一步加剧市场集中，形成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

（2）“赢家通吃”效应固化垄断地位。平台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即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强的市场吸引力，促进更多用户加入而形成正反馈循环。 形成“赢家通吃”并进一步巩固其市场主导地位，在互联网背景下这一效应的出现愈发频繁。供需双方都会优先选择已具备大量用户的平台，用户规模的积累、平台内部的规则设定、数据控制手段的强化是“赢家通吃”效应的主要表现。平台利用用户数据进行精准匹配，使用算法优化措施来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用户只能被动地更加依赖平台。平台企业采取诸如技术封锁、数据壁垒以及市场排他性条款等手段进一步降低用户的流动性，如采取会员体系、积分机制、独占合作协议等“强绑定”策略来提高用户的沉没成本，促使用户锁定效应的强化。 新进入者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头部平台的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加剧了平台经济的垄断趋势。

（3）平台生态扩张引发跨行业垄断传导。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表现为跨行业的生态布局，使平台的市场控制力突破了行业界限，形成跨行业更大范围的市场支配力。平台在其业务领域建立竞争优势后，进一步利用生态体系扩张的方式向关联行业渗透，以实现跨行业垄断的传导效应。平台融合技术，协同手段和数据共享措施快速整合市场资源。

大型互联网平台发达的支付体系、用户庞大的社交网络、高速的搜索引擎等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连接，实现了业务间的高效协同，并借助庞大的用户数据资源精准营销和预测用户行为，占据在新行业内的主导地位。例如在美团“二选一”案中，执法机构认为“当事人到店餐饮消费、生活服务、酒店旅游、出行等多个领域和餐饮外卖上下游进行生态化布局，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带来更多交易机会”。 在此过程中，平台企业通常采用并购、投资、战略合作等方式扩展业务版图，将原本竞争激烈的市场纳入自身生态体系。例如某些头部电商平台在占据零售市场主导地位后，进一步延伸至物流、金融、广告等多个领域， 形成全方位市场支配力。平台企业还利用既有市场优势，以交叉补贴、流量倾斜等方式扶持自身生态内的企业，增强跨行业市场控制力。跨行业垄断的隐蔽性较强，传统的反垄断执法以及行业监管模式难以适应这一新兴竞争格局，由此，平台经济的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带来新的挑战。

（4）双（多）边市场加剧结构失衡。平台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其实行双（多）边运营模式，平台能够同时连接多个市场主体并高度匹配不同主体的价值。这种双（多）边市场结构存在着权力失衡和利益倾斜等问题。在双边市场模式下，平台往往优先考虑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市场一侧，容易形成资源分配不对称的局面。如在互联网广告市场的头部平台倾向于优先服务广告商而非普通用户，广告商能获得更多的精准投放机会而用户面对隐私保护弱化、个性化推荐过度等问题。 例如外卖平台倾向于优化商家端的收益，而非提高骑手的劳动权益， 平台内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平台企业在多边市场环境下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价、算法调控等方式对不同市场主体施加影响，强化自身对市场结构的控制。平台在网约车行业通过动态定价机制调节乘客支付价格和司机的收入水平，市场供需关系受平台算法主导，平台在其中扮演了价格操控者。 由于双（多）边市场结构的复杂性，传统市场规制手段难以使双（多）边市场平衡，权力进一步向平台集中，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向垄断化方向演进。

（二）平台经济垄断化引发的社会损害

1.限制市场竞争。主导平台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资金优势和创新型技术，新的竞争者难以在市场站稳；当少数平台掌握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时，新兴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就被极大地压缩。对市场的公平性与竞争性造成侵蚀，对行业的多样性与活力起到了消极的抑制作用。

2.损害消费者福利。随着平台市场趋于集中，在缺乏竞争压力的环境之中，平台可以提高价格，减少优惠，并借由隐性费用来增加消费者的成本。鉴于消费者形成了路径依赖，难以跳转至新的平台，限制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 平台对消费者个人数据的过度收集与利用，加大了数据泄露的风险，对个人隐私以及企业数据安全构成威胁， 致使平台的市场控制与信息垄断行为愈发严峻。

3.抑制创新。由于垄断平台对创新话语权加以掌控，其他竞争者，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等方面面临着极为巨大的压力与困难。平台采取诸如“收购竞争对手”或“技术封锁”的策略，将潜在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予以消弭。平台通过拒绝开放API接口或者对数据访问加以限制的方式将中小型平台潜在的创新扼杀于摇篮之中。平台自身进行技术革新，其创新的出发点往往更多地倾向于自我巩固，并非推动行业的整体进步。

（三）平台开放的正当性

1.反垄断制度的正当性支持。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这一背景下，反垄断制度对平台开放是持支持态度的，其对平台企业的市场行为起到规范作用。

在平台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之下，反垄断法的核心价值体现为如何去界定平台企业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怎样去判断其是否对这种地位加以滥用。在平台开放的情境之中，平台企业要遵循不排除不限制竞争的基本原则，不可凭借数据控制或技术优势，制造市场壁垒或者排除竞争对手，影响平台生态的开放性和公平性。

平台开放中的法律适用，体现为对平台企业市场行为的动态监督与干预。反垄断执法不但要对平台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行有效界定，而且要对平台在市场开放中的隐性壁垒予以识别，需要拥有足够的技术敏感性以及市场洞察力，以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对平台经济的新型竞争行为实施监管。

反垄断政策对于平台开放的正当性支持，体现在政策的引导作用与市场规范作用上。各国为适应平台经济的特殊性，在反垄断政策上逐步做出了调整，比如欧盟提出了“数字平台反垄断框架”以明确数据垄断及算法滥用的法律边界，这为平台开放过程中涉及数据共享、算法推荐等技术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导。各国的反垄断政策也逐步加强了对跨境平台的监管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合规性。 我国在2021年10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提出，超大型平台必须落实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

2.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的正当性支持。从法律原理的角度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强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明确要求平台企业在开放过程中规范自身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在平台开发的实际操作中为实现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提供可行的路径。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平台开放需要遵循公正、合理、不限制竞争原则，避免任何因不正当手段而形成市场壁垒的行为。明确要求平台不得采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不得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以构建技术壁垒、控制数据等手段限制其他市场主体的参与；其在进行市场操作时不能剥夺竞争对手的基本资源或信息，以限制市场的自由进入与退出。平台必须遵循竞争规则，不能利用其优势地位排除竞争。平台开放要推动资源共享，要防止因技术手段而致使竞争行为受到限制的情况出现。依据第十二条的要求，平台开放应当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得以参与，不可通过封闭技术以及限制数据共享的方式造成市场信息不对称，影响竞争秩序的正常运行。平台开放的核心目标就是在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充分。在平台开放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凭借技术数据等方面的优势来操控市场，要推动资源的共享和技术的进步，同时防止平台企业凭借其市场地位的优势，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对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坏。

3.行业监管制度的正当性支持。

（1）“守门人”制度。

“守门人”制度可被划分为“传统守门人”和“新型守门人”两种模式。其中，传统守门人理论着重强调平台作为“守门人”，应当承担起阻止第三方违法行为的责任，例如网络平台所应履行的内容审核义务。传统守门人理论中，守门人充当市场上的限制性角色，即维护竞争秩序和市场规则的稳定性。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迅猛发展，传统理论显现出局限性，新型守门人理论应运而生。新型守门人不仅是那些能控制市场准入的企业，还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技术以及数据控制能力的新型平台型企业，其控制着互联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经营者进行互联网交易的渠道或者瓶颈。 平台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扮演的不仅是限制准入的角色，更多的是引导、组织和推动创新的核心。新理论强调平台信息中介和创新推动者的作用，平台在管理和控制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互需要，确保平台内部规则的公平性、透明度以及开放性。新型守门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创新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新型守门人理论为基础的平台之所以能够进行开放，因其可以切实地对市场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双重需求予以平衡。作为守门人的平台，其职责在于保证市场参与者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展开交易，防止平台出现垄断行为以及不正当竞争的重任；通过自身的规则与算法，有效地实现对市场的监管与组织，推动生态系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守门人制度的正当性支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平台建立明晰的市场准入规则，确保市场中各方的公平竞争。平台型企业与传统市场中大型企业控制资源手段不同，其凭借开放接口、共享数据以及灵活的商业模式，使得小型企业、个体创业者等得以进入市场，能够与大企业在同一市场中展开竞争。这种开放性提升了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降低市场的准入壁垒，进而提高社会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第二，作为守门人制度的执行者，平台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和规则体系来促进市场的公平性与透明度。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手段，有效地防止平台主导方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利用不公正的推荐算法来压制竞争对手或操控用户选择。

第三，新型守门人理论采取结构性监管手段解决“赢者通吃”问题。欧盟DMA第6条要求守门人允许第三方服务与其系统互操作，禁止限制用户跨平台切换。 这样就削弱了平台通过控制“入口”形成的垄断壁垒，支持中小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我国《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超大型平台提出“开放生态”义务， 引导其向第三方开放接口，促进数据流通。

守门人制度通过重构市场竞争秩序来完善事前量化标准，简化反垄断认定门槛，规避事后监管的滞后性。数字平台兼具商业主体和准公共基础设施的双重属性，守门人制度通过公平竞争义务限制其滥用私权力。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要求守门人保障用户数据迁移，支持用户跨平台自由选择服务；欧盟要求数字钱包互操作性，防止支付领域垄断，实行互操作义务打破企业“数据孤岛”。

守门人制度的正当性支持还体现在市场规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平台开放需要保证平台内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守门人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如何平衡平台自由和市场公平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确保平台开放既能够促进市场创新又能避免平台滥用“守门人”角色，依然是未来法律与政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公共承运人理论

在19世纪的交通运输和通信领域之中，“公共承运人”应当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的服务，需承担起公平公正的服务责任。铁路、航运和邮政等行业强调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要对特定消费者予以负责，还要将其服务对所有潜在消费者开放。公共承运人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持，平台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核心构成部分，往往掌握着庞大的数据资源、流量和信息传播渠道。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化平台，它们不仅是信息和资源的传递者，还是市场中各种主体互动的枢纽；如果平台承担起公共承运人角色，就应当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平透明和非歧视的服务，不应当随意偏向某一方或垄断市场资源。

公共承运人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平等对待原则。传统理论强调服务提供者必须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服务机会，不得随意拒绝或歧视某些消费者。平台若要遵循这一原则，就必须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做到透明公开，公平对待不同的用户和服务提供者，在大平台经济中，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性显得尤为重要，大型平台所具备的公共属性使得用户依赖其进行基本社会经济活动。 平台开放相关数据和技术接口，确保不同市场主体都能公平地接入平台资源，从而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多样化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中资源不均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性还着重强调平台提供服务的不可歧视性，面对小型企业或个人用户，需采取公正的服务策略，不可因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或市场地位而做出排他性行为或采取歧视性措施。 平台往往凭借海量用户的数据以及行为模式来实现盈利，从而致使平台容易偏向大用户或付费客户，忽视小型用户的利益。平台应凭借明确的服务条款以及公平的交易规则，构建起更为健康、公正的市场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平台开放并不等同于完全舍弃市场控制，在遵循公共承运人义务的前提下，平台往往能够规避因市场主导地位被滥用而引发的不公平竞争情况。通过让更多参与者实现公平接入，平台在确保竞争时，对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而可能导致的垄断行为加以防范，这在防止大型平台凭借自身市场支配地位对竞争者实施不正当排挤、压制创新等行为方面，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平台将担负起维护公平竞争的职责，避免在平台开放的过程中形成新的不公平格局或者竞争壁垒。

以从平等对待到普遍服务义务、再到反垄断和不可歧视原则为基础，公共承运人制度为平台的开放给予了多维度的理论依据。公共承运人理论强调平台于市场中的公共责任，平台不但要服务自身的商业利益，更应为所有参与者给予公平开放的服务，从而助力平台构建起更为合理的市场规则，并且为平台的合法性与社会责任予以有力支撑。平台若能灵活运用公共承运人理论，便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达成自我规范，进而推动平台经济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近期，头部券商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重组已尘埃落定。这场“证券业并购”不仅折射出国资央企优化资源配置、打造行业龙头的战略方向，更揭示了当下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整合，从规模竞争到效率革命。2025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要求，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在这一背景下，并购招商作为资本招商新趋势之一，逐渐走进了地方政府的视野，成为地方政府盘活存量资产、加速产业升级的破局利器。

并购招商新模式日渐兴起

过去，土地招商和税收招商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招商模式。然而，随着土地资源日益减少、税收优惠政策效果逐渐减弱，这些被称为1.0版的招商模式面临诸多局限。随后，资本招商尤其是基金招商兴起，各地纷纷设立地方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同时设置返投比例，期望借此招引企业、优化当地产业结构。但基金招商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产业的高度同质化。比如，不少地方一窝蜂地发展半导体、人形机器人和低空经济等产业，这将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此外，在新兴产业赛道竞争中，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多数难以获得预期回报，“有出无回”被认为是当前地方政府基金招商面临的主要难题。

基于基金招商的困境，并购招商的概念近年来逐渐兴起。并购招商不再限于少数股权投资，而是谋求控股权，实现更有确定性的招商引资效应，从而实现区域内的产业整合。

2024年以来，国家出台《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集中度。自去年12月以来，上海、深圳、安徽等十余个省市相继发布相关并购政策。其中，上海提出，支持上市公司收购未盈利但具备技术优势的资产，并组建500亿元国资并购基金矩阵，覆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安徽鼓励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产业并购，围绕主导产业锻长补短。浙江台州鼓励国企投资入股上市公司，通过双向赋能实现产业链整合。

并购招商兴起的主要原因

并购招商的本质是一宗并购或者一串并购交易，之所以加上招商两字，是因为参与方有特殊主体——国资或者财政，他们在参与并购时还有招商要求。如果把国资基金作为市场化的主体，国资基金的并购招商也属于产业并购或者战略并购。

从投资角度来看，并购招商属于“通盘全吃”，覆盖全价值链。并购招商如同为产业森林“插苗补绿”，地方国资通过控股上市公司快速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在风险防控中推动产业由集聚向集群的质变。

（一）经济环境倒逼资源整合与效率提升

一是增长压力与行业洗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传统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利润压缩等问题，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资源、淘汰落后产能，快速提升竞争力。例如，中国钢铁行业通过并购重组形成宝武集团等巨头，优化产能布局。二是技术迭代加速。新兴技术（如AI、新能源）颠覆传统产业，企业需通过并购快速获取关键技术。如宁德时代通过投资并购布局锂矿资源，巩固电池产业链优势。三是疫情后修复需求。部分企业因疫情估值低迷，成为并购目标。2020-2022年，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并购激增，跨国药企通过收购填补疫苗和特效药研发缺口。

（二）政策支持与产业升级导向

一是国家战略驱动。我国“十四五”规划强调产业链现代化，地方政府通过并购招商引入高附加值产业。例如，合肥市政府主导京东方并购落地，打造“显示屏之都”。二是国企改革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企与民企资本融合，如中国联通引入腾讯、阿里等战略投资者，优化治理结构。三是区域经济协同。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一体化政策鼓励跨区域并购，促进资源流动。如上海企业并购江苏制造业企业，实现产业链互补。

（三）资本市场成熟与金融工具创新

一是资本流动性充裕。全球低利率环境下，私募基金、产业资本积极寻找投资标的。2023年全球私募股权并购交易额超1万亿美元，中国占比达20%。二是金融工具多样化。杠杆收购、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等模式降低并购门槛。如蔚来汽车通过SPAC赴美上市，快速融资扩张。三是跨境资本流动。中资企业出海并购（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与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如黑石收购SOHO中国）双向活跃，推动资源全球化配置。

（四）企业战略转型与风险对冲

一是快速市场进入。并购可绕过行业壁垒，例如滴滴通过收购快的、Uber中国迅速垄断网约车市场。二是多元化布局避险。地产企业转型新能源（如恒大早年尝试并购汽车业务），传统能源集团并购光伏企业（如BP收购Lightsource）以应对碳中和趋势。三是协同效应最大化。横向并购（如美团收购摩拜）降低成本，纵向并购（如苹果收购芯片厂商）掌控供应链，混合并购（如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拓展生态。

（五）地方政府招商策略升级

一是从“增量招商”到“存量激活”。传统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地方政府转向推动本地企业通过并购引入外部资源。例如，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并购基金，引导生物医药企业整合创新药企。二是产业链补链强链。通过并购引入关键环节企业，如深圳围绕华为、腾讯生态，吸引半导体设计公司并购落地。三是风险共担模式。政府联合社会资本成立并购引导基金，如珠海国资参与格力电器混改，吸引高瓴资本注资。

并购招商的六大核心优势

与股权招商、上市招商、产投（基金）招商等资本招商模式对比，并购招商具有以下六大优势：

一是打破产业集聚区低效率恶意竞争，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目前，大量地方特色产业集聚区的低效率“内卷”式竞争越发激烈。地方政府通过组建产业并购整合基金，扶持若干龙头企业进行产业整合做大做强，可以有效降低恶意竞争、提高本区域细分产业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吸引域外大企业深度介入本地产业和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可以组建专门机构甚至公司，帮助本地企业引进域外的实力企业与并购基金成为控股股东，一旦控股成功，域外企业或并购基金将深度扎根本地，派驻高素质管理团队，调动其全球资源来帮助本地被收购企业成长。

三是快速打造一个新兴产业链。当前，中国正在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从行业属性来看，一切利用新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的细分领域，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范畴。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摩拳擦掌”，引进与新质生产力有关的新兴未来产业。地方政府如果想快速打造没有产业基础的一些新兴产业，通过并购该细分赛道若干领军企业，将是最快捷的一个渠道。

四是快速获得境外优质项目的技术和渠道资源。地方政府如果想获得某些细分产业的境外优质项目，最快的路径也是通过并购的方式控股若干家境外相关标的，借机打破国外技术和市场的封锁。

五是快速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助推资本市场发展。目前，企业上市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快速增加本地上市公司数量的行动计划。在上市审核日益严格的形势下，地方国资“抄底”一些合适的上市公司进行控股，将能快速增加本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数量。

六是快速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资本运作团队。并购业务号称金融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地方政府组建并购团队进行并购招商，可以快速培养一支精通财务、法律、投行等专业领域的投资精英团队，帮助地方政府更好地利用资本招商发展壮大。

并购招商的主要模式和案例分析

现阶段并购招商主要包括三种模式：

（一）直接并购上市公司

地方政府通过国资平台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快速整合上下游资源。例如，无锡国资系统2025年两次出手控股博汇股份和洪汇新材，孚能科技等多家A股公司实控人变更为地方国资系统。

（二）设立并购基金

一是地方引导基金扩容。二是联合市场化资本设立并购基金，定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合肥海恒集团2024年备案的30亿元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

（三）参与上市公司定增或重组

通过参与上市公司并购定向增发或鼓励本地企业并购重组，增强区域产业协同效应。例如，安徽省推动人工智能主题母基金子基金落地，支持产业链整合。

在具体实践中，直接下场并购上市公司并拿到控股权，逐步成为地方政府重点考虑的招商策略。2月11日，博汇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文魁集团及实控人金碧华、夏亚萍与原鑫曦望合伙签署了关于公司的控制权收购框架协议。交易完成后，原鑫曦望合伙将成为博汇股份控股股东，无锡市惠山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这是无锡国资系统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出手。1月21日，洪汇新材公告透露，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无锡市锡山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并购一家上市公司，再通过上市公司整合上下游产业，比基金招商效率更高，且流动性与安全性也大幅提升。

根据Wind数据统计，2024年以来，实际控制人由个人变更为地方国资系统的A股上市公司已超过20家，其中不少是地方国资平台跨区域并购上市公司。

此外，设立并购基金“借智”也是并购招商的重要模式。

地方并购模式必须坚持与本地优势产业、独特资源相匹配的原则，对被收购企业整合得了、帮得上忙，既能赋能也能管控风险。由此，并购招商对地方国资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带来了全新挑战。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国资可委托专业的并购顾问在并购前、中、后各个阶段提供专业服务，“借智”开展并购活动。不具备独自下场并购能力的地方政府，可与市场化平台或产业资本合作设立并购基金。未来10年，并购基金或将成为产业整合、中企出海的重要力量。

以安徽黄山市国资委并购光洋股份为例，去年7月，光洋股份公告宣布，公司实际控制人富海光洋基金与黄山富海基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山富海基金受让光洋控股81.667%股权，从而获得光洋股份控制权。交易完成后，光洋股份实际控制人将由富海光洋基金变更为黄山市国资委。去年12月，光洋股份公告透露，公司拟与安徽黄山高新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在安徽省黄山高新区内拍取面积100亩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年产6000万套高端新能源汽车及机器人用精密零部件项目，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10亿元，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并购招商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引领了并购招商的趋势。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今年又将发展并购基金列入了重点任务。笔者认为，上海市并购招商需以“产业升级+资本赋能”为核心逻辑，通过政策创新、生态协同与专业能力提升，实现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转变，同时，需警惕产业同质化、国资负担过重等风险，确保并购生态可持续发展。

（一）强化战略引领，聚焦产业链深度整合

1.明确重点产业图谱  

 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以及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战略性领域，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锁定“链主企业”和关键标的。例如，上海已梳理重点产业上市链主企业名单，结合山禾云招大数据平台动态分析产业缺口，形成并购标的储备池。建立“产业链+并购基金”联动机制，如利用100亿元生物医药并购基金定向支持强链补链项目。

2.推动国资主导的控股权并购

地方国资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可快速整合上下游资源，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通过国资并购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建议针对市值30亿元以下的上市公司，优化并购贷款政策（如60%贷款覆盖），降低国资并购资金压力。

（二）完善政策创新与生态协同

1.优化政策工具箱  

推出财税优惠、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等政策，进一步强化跨境并购支持。例如，利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资金池等工具便利跨境融资，试点科技型参股并购贷款。针对未盈利但技术优势显著的标的（如AI初创企业），提高政策包容性，允许国资基金通过优先股或可转债方式注资，降低短期盈利压力。

2.搭建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  

整合“一站式”并购公共服务平台（如上海交易集团主导的平台），提供标的筛选、融资对接、法律咨询等服务。例如，上海引入山禾云招大数据平台精准匹配标的与需求，提升撮合效率。建立并购后赋能机制，对落地项目在用地、能耗、人才等方面提供“一企一策”保障。

（三）提升专业能力与风险防控

1.借力专业机构弥补能力短板  

地方国资在标的筛选、交易设计、投后整合等环节普遍存在专业能力不足问题。可委托市场化机构提供全流程顾问服务。推动券商合并打造一流投行，组建综合服务团队，覆盖产业研究、法律尽调等环节。

2.构建风险防范体系  

强化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监管，完善尽职调查与交易条款设计。例如，上海金融法院可设立并购纠纷快速审理通道，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建立国资并购容错机制，允许微利或亏损项目通过并购退出，但需强化资产定价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探索新型招商模式与未来方向

1.发展绿色并购与跨境并购  

响应ESG趋势，支持新能源领域并购，探索碳汇资产收购。同时，利用ODI备案机制，支持企业并购境外技术型标的。联合市场化基金设立跨境并购专项，如上海生物医药基金与海外资本合作，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2.推动“股权财政”转型  

从传统土地财政转向以并购为核心的股权财政，通过国资持股上市公司获取资本增值收益。上海国资并购基金矩阵可探索“并购—整合—上市”模式，形成资金闭环。

（五）强化跨区域与跨部门协同

1.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协作  

推动上海与江苏、浙江等地上市公司跨区域并购，如上海企业并购江苏制造业标的，实现产业链互补。设立长三角并购联合基金，共享标的库与政策资源，避免同质化竞争。

2.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

定期召开跨部门会商（如市委金融办、国资委、证监局），协调政策落地与重大项目推进。

预计到2027年，上海市年度并购交易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培育30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并购领军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提升至65%以上，最终建设成为亚太并购资源配置核心枢纽。 

（编辑 宋斌斌）

在全球经济发展版图中，大宗商品作为核心驱动力，始终引领着各国产业的发展；大宗商品的流通与价格波动，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更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所在。然而，大宗商品市场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充满变数的市场中，企业如何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有效管控风险，是一道亟待解答的课题。

大宗商品贸易的利润与风险的平衡之道

大宗商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要求企业不仅要深入剖析历史数据，更要密切关注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势，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潜在影响，还要通过整合有关信息、准确把握价格变动趋势、在商品交易中紧盯差价和机会，实现财富增值。在全球化背景下，某些地区可能在特定大宗商品上形成垄断性市场地位，企业必须积极寻求多元化的供应来源，降低单一供应源带来的风险；同时，应与供应链上游厂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供应链的可靠性和韧性，降低供应中断风险，并通过长期合作获得更优惠的采购条件。

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例如，国内某产煤大省的经济发展与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紧密相关，呈现明显的与GDP增速同涨同落态势。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融资需求逐步攀升，尤其是大宗供应链贸易，已成为地方国企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越来越多的地方国企积极布局，反映了供应链贸易在地方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价值。

随着国企的积极参与，供应链贸易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资源优势，推动了行业的迅速扩张，提升了行业的整体水平。地方国企供应链贸易如何汇集更多供应链资源与要素、支撑区域供应链向纵深发展、提升地方国企供应链贸易业务能级、撬动汇聚更多上下游资源，已成为地方国企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

大宗供应链服务行业的五个发展阶段

总体来看，大宗供应链服务行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服务。因为信息不对称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问题，也给信息服务发展带来机会，比如阿里创业时，马云初期也是做企业黄页的，国联股份创业初期从事会展、培训等行业信息服务。

第二个阶段是交易服务。该阶段需要一些拼单采购、分销执行，主要是解决一些经济采购规模的问题。盈利模式主要是自营贸易，赚取时间、地区、汇率、贸易价差。

第三阶段是金融服务。这是现在很多国有企业从事的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托盘业务，依靠自身的国有身份从银行拿到低成本的资金，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的问题，但这里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会占用自己的授信额度，如果企业纯粹提供资金服务，则不被国家鼓励。这与国家强调降两金、降杠杆、降负债的方向是相悖的。国资委强调严禁融资性贸易，仅为了提供资金服务现在也为各个省市所限制，国家亦不鼓励。如果企业单纯依靠金融服务，在整个市场融资成本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金融服务的息差空间将会越来越小，由此很多头部企业都在向供应链综合服务的方向发展。

第四阶段是提供第三方端到端的供应链服务。主要服务宗旨是借助数字化解决四流不协同、不匹配的问题，降本增效。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在单一生产、贸易、物流等环节降本增效的空间非常有限，这就要求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在自身的上下游供应链各环节中挖潜，而不是仅靠单一环节的降本增效。

第五阶段是产业投资+运营服务。前四个阶段的一些供应链服务，都是一些流动性的债项融资服务，而第五个阶段是股权+债权的服务，就是通过产业投资加第四方的产业链运营，对传统的产业进行数字化赋能，通过供应链来整合产业链并再造价值链，即通过股权投资垂直一体化，在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核心环节企业中参股，统筹供给与需求，降低闲置产能及安全库存，把整条链条上下游的交易成本、产能闲置成本、库存成本、资金占用、摩擦成本降到最低。未来借助股权投资、供应链整合及流通渠道优势，以供应链服务的渠道品牌代替产品品牌并获取溢价是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中国大宗供应链市场转型迫在眉睫

（一）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行业集中度逐年提升

我国是世界重要的大宗商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根据世界钢协发布的《2023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2022年我国钢材消费量世界第一，占全球成品钢材消费量的51.70%。煤炭消费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内大宗商品需求庞大，受“去产能”等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大宗商品供需缺口持续存在。

中国大宗产品供应链市场规模大但行业集中度低。根据厦门象屿公告，2022年我国大宗供应链服务市场规模为55万亿元左右，整体市场稳中有进。海外大宗供应链市场集中度远高于国内市场，例如2021年日本五大商社贸易体量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31%。近几年，我国大宗供应链服务市场形成了以四家地方国企为主，大量中小型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为辅的竞争格局。中国大宗供应链CR4（物产中大、厦门象屿、建发股份、厦门国贸）市占率快速提升，2022年市占率达到4.18%。

（二）行业转型升级，海外龙头利润率表现出色

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行业由传统贸易向产业链服务和产业链运营升级。在商业模式方面，海外大宗供应链巨头一体化整合及产业链介入程度高，如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贸易商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已建立了“农场--储存--加工--运输--销售”的产业链运营模式；金属和矿物巨头嘉能可、托克集团则以“上游矿权资源控制”及“产业链+国际物流资源整合”作为发展主线。2021-2022年，海外龙头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普遍在2%以上，显著优于国内供应链龙头企业。

在“金融危机”“钢贸仓暴雷”等事件中，中国大宗供应链行业传统贸易模式爆发系统性风险，头部供应链企业开始由传统“单点服务”向“综合服务”再向“全产业链服务”转型，并在部分领域实践“产业链运营”模式，利润率水平具有显著的边际改善空间。海外大宗商品贸易龙头企业利润率显著优于国内供应链龙头企业。海外大宗供应链巨头以跨国集团和全球资源布局为主要运营形式，而国内大宗供应链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正加速国际化布局和进出口业务拓展。

（三）政策红利释放，行业重要性愈加凸显

国家出台政策积极推动供应链管理服务业转型升级，大宗供应链服务受益。“供应链”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十三五”规划中，规划提出加快供应链体系与金融、互联网行业形成协同效应；“十四五”规划对于供应链管理的规划更加明确，我国供应链管理要补齐国内供应体系短板，在供给方面加强整体效率，以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对加快国内大循环、大市场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2022年4月，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通过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赋能产业集群的典型案例

国内大宗商品产业集群智慧金融生态持续创新，已形成多元发展格局，“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模式成为新的创新点，即通过打造区域的产业集群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对当地的港口、码头、铁路专线、工厂厂库等进行数字化改造以及园区运营，将采购、仓储、贸易、物流、生产等相关数据归集起来，形成数据资产，再推给金融机构，银行直接对工厂厂库放款。对企业来说，这种模式的资金成本只有传统融资方式成本的一半左右；对政府来说，能实现税收归集，可助力当地企业存活，也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税收。

（一）县域产业集群：冠县项目案例

冠州陆港供应链有限公司是山东冠县国企。冠县一年有1600万吨钢铁产量，大概有180家相关企业，年采购量大概在500亿元，以前主要通过头部供应链公司代采，货物放公共仓，综合资金成本、仓储装卸等相关费用，综合成本较高。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该公司创新推出“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模式，打造全国首个县区级数字化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平台“冠之链”。由地方国企服务地方产业集群，降低融资成本，畅通融资通道，归集产业数据，打造符合冠县产业发展方向的供应链金融生态体系，实现政银企多方互利共赢。

（二）市域产业集群：广珠物流案例

广珠物流为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旗下企业，集建材采销、仓储理货、加工管理、物流配送为一体，以“商贸+物流”双轮驱动为核心。广珠物流项目主要围绕商贸管理、仓储管理、财务中心进行信息化建设；结合多种物联网技术应用，实现供应链环节商贸、仓储业务的精细化管理、集团化管控，综合信息化服务支撑等。广珠物流服务了周边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而且有力带动了周边区域企业创造税收过亿元。

（三）市级产业集群：济宁能源融汇物产

融汇数易平台遵循“一平台、微应用、多场景”原则，通过数据集成、平台管理、用户界面进行业务赋能，布局“六横四纵”。六横：客商中心、合同中心、订单中心、价格中心、资管中心、货管中心；四纵：CTRM系统、港口管理系统、多式联运、煤矿运销系统。该平台助力大宗商品交易从线下转移到“云端”，并提供贸易“一单制”服务，极大提高了供应链透明度和运营效率。

（四）省级产业集群：山东黄金案例

山东黄金贸易集团以“聚焦主业、嵌入产业、工贸融合、合作共赢”为经营理念，稳步提升海外矿产品、金属市场份额，推动原料供应、金属销售、终端延伸三大业务领域协同，打造了“一平台多场景微应用”和“主数据、客商中心、合同中心、移动中心、共享中心和消息中心”等中台系统，有效解决了矿产品在湿吨、干吨计量，多种计价元素、多种定价规则以及多品位区间综合计价管理方面的难题；实现贸易集团业务转型升级的“专业化布局、集中式管控、共享式协同和一站式服务”运营目标。

（五）央企产业集群：五矿发展

五矿发展以贸易线上化为目标，打造交易平台，集成采购、销售、仓储、物流、结算、发票、支付等核心功能，实现与上下游的生态链接和客户的综合服务。项目以数字化方式链接上下游企业，以五矿钢铁核心业务为基础整合仓、运服务，搭建统一对外的商城门户，支撑五矿钢铁核心业务场景，逐步形成五矿发展统一标准、统一入口的对外服务平台，全面提升交易效率和服务体验。

国企开展大宗商品供应链业务的三个关键点

关键点一：大宗商品周期性强，任何企业都需要尊重市场，顺势而为

开展供应链业务，企业的营收增速与整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是同频的，尤其是钢铁类价格周期性强的品类，当然也有例外（如农产品）。我们虽然无法避免行业的周期性影响，但可以实现逆周期稳增长，顺周期高弹性。首先，需要具备专业强大的风控能力；其次，选择服务对象和行业的时候要相对分散；再有，大宗供应链涉及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要具备体系化的产业供应链运营能力。最后，科学、敏捷、柔性化的供应链执行能力需要一个模型，市场瞬息万变，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比较大，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决策工具开展动态的风控。

关键点二：大宗商品头部企业借助强大的风控、融资能力，实现逆周期扩张

头部大宗供应链企业，往往是在逆周期时实现规模化的扩张。因为经济低迷时中小企业风控能力较弱，而国有企业和头部企业有持续的融资能力，从而具备抄底一些低估值资产的机会。

关键点三：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要向两端“高壁垒”性业务发展

首先看营收指标。2024年，传统的头部大宗供应链企业的营收呈现负增长，但产业互联网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因为在市场销售情况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通过互联网平台扩展自己的销售渠道。

再看净利润指标。2023年大宗供应链企业的平均净利润下滑了23.44%。但是借助产业互联网从事大宗供应链的企业净利润大幅增长，平均增幅为39.73%。

最后看负债率指标。2024年，大部分头部企业的负债率都有所增长。在营收增长幅度有限，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此，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要向“高壁垒”的业务发展，要么借助投资向上游重资产的方向发展，要么借助数字技术向下游渗透到终端长尾的实体客户，如果夹在产业链中间，将无法摆脱行业周期性的影响。

多措并举提升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的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成为国企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国企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以提升其在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中的竞争力。

（一）数字化转型：打造一体化供应链物流

在大宗商品供应链中，物流环节至关重要。传统的物流模式因多级分销、多次仓储和多程物流等问题，导致产业链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因此，数字化转型成为实现一体化供应链物流的关键。

1.构建智慧仓储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企业可以实现多组织的高效协同，以一体化的方式提供端到端的协同服务。例如，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物流中心通过“五化”建设（即单证数字化、流程可视化、园区物联化、服务集成化、业务平台化），打造了“中储云链”平台。该平台以实体仓储网络为基础，以仓库数字化应用场景为手段，推进智慧仓储平台建设，进一步打造“中国放心库”。2022年，该物流中心的年吞吐量达到657万吨，创历史新高，每天有500辆大卡车进出，数字化赋能效果显著。

2.全链条数字化与风控体系。为了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效率，企业需要将数字化贯穿于产业链的仓储、物流、交易等各个环节，并构建数字化风控体系和监管体系。数字化不仅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还能确保货物安全和货权清晰。例如，物润船联通过构建“数字商贸+数字货运”生态圈，采取“贸易线上交易+供应链服务+数字货运”新模式，实现了对要素的精准控制，全过程管理透明化，从而大幅提高了“流通生态”的效率，最终形成了开放、合作、共赢的生态圈。

3.推动供应链协同一体化。随着行业的不断迭代升级，单一服务于交易环节的产业电商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供应链协同一体化，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从传统贸易物流向端到端服务的升级。这有助于整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四流合一”。例如，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了全球化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网络布局。易煤网采用交易透明化+类做市商制度，创新了平台交易机制，已成为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于一体的煤炭供应链生态圈。

（二）服务模式拓展：从贸易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变

传统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多为贸易商，盈利模式主要依靠买卖价差。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的持续发展需求，需要向综合服务商转变，提供物流、融资、信息咨询等增值服务。

1.提供多元化增值服务。国企应基于对产业链的深入介入和增值服务的需求，进行相关的资产布局，从而实现对货权的把控和严控信用风险。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企业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例如，海外的嘉能可和ADM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如目的地营销、装卸、种植园的供应链服务以及结构化供应链金融等，实现了对产业链的深入掌控。

2.全环节一体化服务。围绕大宗商品的原料采购、库存管理、剪切加工到产成品分销、物流交付等全环节，企业应提供包括价格管理、产业金融、信息咨询在内的一体化服务。这种全程服务有助于系统性地降低制造企业的各环节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和资金效率。例如，某大宗商品供应链公司的大宗商品工程物资配送业务，以大型施工建设企业或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业主为服务对象，为其工程项目配送物资，并提供从采购计划管理、资源组织、运输配送、应收款垫资、结算服务到价格管理等工程物资供应链管理组合服务。通过赚取流通增值服务费、应收款垫资价差、基差管理收益等，该企业实现了盈利模式的多元化。

（三）产业链布局优化：增强掌控力与竞争力

基于中游贸易环节，企业应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延伸，以增强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1.向上下游延伸。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企业可以实现对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提供定制化服务。例如，ADM从农产品产业链中游贸易延伸至下游精加工业务，提供增值服务如目的地营销、装卸、种植园的供应链服务以及结构化供应链金融等。这种延伸不仅增强了企业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还提高了企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2.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协同。为了进一步提高整个行业的配置效率，企业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在上游，企业可以与供应商签订长期采购协议，或直接参与海外资源的投资和开发，以保障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在下游，企业可以与客户紧密合作，了解其需求并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例如，瑞茂通与国内主要产煤区的大型煤矿以及国际上的海外采购源建立广泛联系，下游与国内六大电力集团均有合作。通过整合各方资源，瑞茂通提高了整个行业的配置效率。

（四）强化风险管理能力：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大宗商品供应链面临多种风险，如上下游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物流货损风险、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因此，国企需要构建完善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

1.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构建。依照产业风控和金融风控的要求，企业要对产业链条上各环节的风险进行把控。在产业风控上，应严控信用准入，控制外部交易风险，并选择信誉良好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针对不同业务模式，如预付业务模式、仓押业务模式、应收业务等，企业应分别提出针对性的风险把控方式。例如，数链科技通过线上监控预警和线下监管驻厂的方式，对业务链条上各环节的风险进行把控，确保了业务的稳健运行。

2.风险应对措施制定。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企业需要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在应对价格波动风险方面，可以采用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拥有专业的期货团队，通过套期保值等操作来规避风险。在信用风险方面，应加强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管理，如设置信用额度、进行信用评级等。此外，企业还可以采用包括二次定价、公式结价、保证金、货权处置以及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等风险控制手段来应对各种风险。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国内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资源丰富，在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收入的提高，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地方园区的转型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政策意义。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增速放缓、注重质量的新常态，这就要求各地园区进行创新和变革。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转型正在兴起，比如苏州工业园区的大数据物流，通过精确的资源配置，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合肥高科技园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家电制造的自动化，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常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依托新能源技术，吸引众多企业聚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国家提倡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武汉的东湖科技开发区就是长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基地，对地方的工业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深圳高新区在南山建立了孵化器，对创业企业实行减税、补贴等优惠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创业热情。推动地方科技园区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大框架下，密切关注政策导向，在产业规划和创新机制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推动区域内资源的合理流动，从而达到自身的持续发展和区域间的协同增效。

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是一定地域内的生产要素与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相结合所形成的复合体。德国韦伯提出的产业区位理论认为，在运输、劳动力和聚集经济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生产成本是最小的，增长极理论强调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优势产业和创新企业将在一定程度上聚集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增长极，并通过辐射效应对周围的区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先后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等经济特区和国家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地区由于政策、区位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也加快步伐，通过建设交通枢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绩。2023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幅达到8.5%，比全国同期增幅高出1.5%。

区域园区的作用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各地的园区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主要有高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三种类型。例如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聚集了一批著名的高科技企业，2023年，园区内企业营业收入已达8.3万亿元。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例如苏州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信息等行业按照经营方式，园区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园区、企业主导型园区、政府与企业合作型园区。政府主导型园区以政府为主导，以政策为导向；企业主导型园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导，以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方式来优化资源配置。

地方工业园区

地方工业园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点是产业集中。以浙江大唐袜业工业园为例，该园区已形成完整的袜子产业链，袜子年产量超过250亿双，占据国内70%的市场份额，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当地的园区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到2023年底，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有15万名员工，其中60%以上是当地员工，并在各个领域提供就业机会。创新驱动是地方大学园区的一个重要职能。合肥高科技园区积极与大学合作，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促进前沿科技的研发。

地方工业园与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地方产业园区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十分明显。园区内的企业对本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直接的贡献。到2023年，天津滨海新区GDP将达到876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天津市GDP的30.5%。园区内的众多企业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形成一条产业链。工业园区的开发带来了直接投资效益。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已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前来投资，利用外资总额达160亿美元以上，不仅对园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吸引外资作用，而且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园区发展也促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为适应园区的发展，当地政府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改善园区的投资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园区和周边地区聚集，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在交通便利和资源优势较好的地区建立开发区，吸引企业来此投资建厂。但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工业园区的功能与产业布局提出更高的要求，园区的规划与建设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对高科技产业的需求不断增大，当地政府就会通过建立高科技园区将资源集中在高科技产业上。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对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影响较大。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将推动各地区对园区进行合理的布局，促进产业有序地跨地区转移。例如河北省在北京和天津毗邻地区建立了京津冀产业园区，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实现了京津冀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

地方园区转型路径

资源配置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地方经济园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竞争力。从资源配置来看，目前许多园区都存在着资源分散、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各地一批传统的工业园区，有不低于20%～30%的土地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水、电等配套能源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浪费。为此，国家颁布《关于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通过对园区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整合，让资源集中、高效利用，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通过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调配园区企业闲置的厂房设备等资源，使园区用地利用率提高35%以上，年节约成本5亿多元。

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产业竞争，我国园区产业正面临着高端产业流失，低端产业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东莞松山湖高科技园区，原先主要从事电子资讯制造业的低增值加工及组装。在政策的引导下，园区加大了研发力度，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纷纷落户，带动了周边产业向高端转移。到2023年，园区内高科技产业产值比重由改制前的40%提高到70%以上，园区的产业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

工业园区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和园区改造是我国地方工业园区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过去很多地方经济园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这些园区的竞争力越来越弱。例如，在珠三角的一些制衣厂，在2010到2020年间人工成本上升了150%，使得制衣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国家制定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鼓励园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深圳南山高科技园区对此做出了反应，积极发展和引入高科技企业。园区内的龙头企业——腾讯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力度，研发人员的比例达到60%以上，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引领园区由传统工业向科技创新工业转型。到2023年，高科技产业占南山高科技园区经济总量达到90%，成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园区到科技创新型园区的转型。

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化导向型转变

政策创新和机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高新区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过去，很多开发区在项目的审批和企业的管理上都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园区的低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园区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政策措施。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港区为例，为进一步降低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程度，采取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项目审批方面，将审批周期从200天降到60天，将企业开业时间降到1天。同时引进市场机制，建立工业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如张江火炬风险投资公司在张江高新技术园区成立，目前管理着50亿多元的资金，将社会资本引导到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对园区的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效地完成了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转型。

提高园区可持续经营能力

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方向是增强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看，园区内企业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受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鼓励。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对企业的环保要求非常严格，符合要求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要求整改或淘汰。园区企业优化生产流程，近5年来单位 GDP能耗降低25%，园区绿化覆盖率达45%。

在建设智能园区的过程中，随着IT技术的发展，许多园区都在积极推动园区的数字化改造。未来人科技城将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打造杭州城市智能运营平台。园区内的企业运营状况、交通状况、能耗状况等数据均可通过该平台进行实时监控，从而达到精确管理的目的。园区利用智能控制系统减少15%的能量消耗，智慧园区的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园区的管理效率、企业的运作效率，而且可以促进园区的持续成长。

一些传统的工业园区内，产业结构混乱，各种类型的企业混杂在一起，上下游产业链缺乏有效的连接，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较高。同时，污水处理、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许多企业都在各自的地盘上建设，但利用率还不到50%，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以建立循环产业链为核心，促进资源的梯级利用和共享，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通过对园区内的工业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形成了化工、汽车等工业集群，同时建立了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和智能化仓储物流中心。改造后，园区企业之间的物流成本下降30%，污水处理厂等公用设施利用率达到85%，实现了有效的资源整合。

在产业竞争力提升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产业国际竞争，迫切需要优化提升地方经济园区的产业结构。许多园区的产业结构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缺少核心的技术和品牌。因此，为推进园区内制造业的高端化，国家制定了《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对此，宁波的杭州湾新区着力发展汽车及其零部件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吉利汽车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入驻新区，以汽车研究院为代表的创新平台建设，使新区汽车工业的 R& D支出从改制前的3%提高到了8%。到2023年，新区汽车工业产值达到1500亿元以上，新能源、智能、网络汽车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比重达到40%以上，实现产业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在世界汽车工业舞台上站稳脚跟。

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以北京大兴区科技园的发展与改革为例：

北京市大兴区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园区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例如，《大兴区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从资金、税收等方面对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予以扶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数据显示，在2018—2022年间，传统工业在大兴区园区的比重逐渐降低，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大兴区通过《大兴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每年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和产学研合作项目，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园区内企业在政策的推动下，创新动力日益增强，实现了由传统的生产要素推动型经济增长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在2018—2022年间不断提高，分别为2.15%、3.08%。新产品营收占比也在逐年上升，从2018年的18.34%上升到2022年的25.67%。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创新投入与GDP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大兴区以土地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手段，提高了园区的发展效率。在配置土地资源方面，以重点产业项目用地为优先保障，提高用地效益，落实《大兴区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对园区内的重点产业进行社会资本引导。到2022年，工业发展基金总规模达到15.68亿元，带动社会投资56.32亿元。

虽然大兴区的园区产业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产业间的协同和联动还很薄弱。高科技产业内部各细分市场之间缺乏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高科技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联系。例如，根据2022年园区内企业交易数据统计，高科技企业中只有30%左右的企业与园区内同类型上下游企业形成稳定的供货协作关系，绝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单打独斗”。这就造成了产业资源分布的分散化，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影响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与此同时，高科技与传统工业的互动与融合方式还不够成熟，产业间的跨界融合进展缓慢，不能充分挖掘高科技与传统工业相结合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采用先进IT技术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不到10%，这既阻碍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又制约了高科技产业应用场景的扩展。

尽管大兴区积极推进以创新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企业的R&D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创新成果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率不高。一方面，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系渠道不畅：调查显示，40%以上的园区企业认为，在与研究机构合作研发或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合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到2022年，园区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共获得了800多项专利，但是真正能够转化为产业的还不到30%。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无法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科技产业发展基金，但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风险较大的项目，创投公司的介入程度并不高。从资金流向上看，2022年度产业发展基金中用于创新成果前期转化的资金只占15%，这就使很多具有潜在价值的创新项目因为资金不足而难以迈过“死亡之谷”，不能顺利进入产业化阶段，从而影响到园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虽然大兴区对重点工业项目的用地实行了优先供应政策，但园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用地紧张问题日益突出，要素资源分配中的瓶颈问题已成为制约园区发展的“瓶颈”。根据2022年土地储备情况，目前可供新建大型项目使用的集中用地有限，而且比较分散，部分对用地规模、完整性有较高要求的重点产业项目难以实现落地。同时，园区内部分土地的使用效率较低，部分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发展战略调整等原因，导致园区部分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存在较大的土地浪费现象。

大兴区园区虽然通过引进人才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优秀人才的聚集，但是人才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园区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端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尤其是对算法研究和应用场景都有一定了解的复合型人才，更是供不应求。

虽然产业发展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资本杠杆作用，但有些项目的投资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收益，产生投资的风险。根据项目绩效考核数据，2022年度基金资助项目中有20%左右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产值和税收增长指标，导致基金的浪费。同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一定的风险控制要求，导致2022年园区内中小企业平均贷款额度只有大型企业贷款额度的30%，制约了园区内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地方园区改革对策建议

建立行业协作沟通平台

以政府为主导，强化产业间的协同联系，建立集技术、产品、产能、需求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协作信息平台。建立网上信息发布和对接平台，实现企业间的合作意向和技术问题的实时发布；线下建立产业合作服务中心和专业服务队伍，按月、按季组织企业进行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联动，在一年内将园区内高科技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40%以上的稳定供货合作关系，在三年内将此比例提高到60%以上，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促进产业一体化发展

设立“产业融合专项资助基金”，每年资助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项目。对采用信息技术的传统制造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给予实际投资30%的补助；对高科技企业向传统产业拓展应用场景的项目，按照新增税收20%～50%的比例给予税收优惠。推进30%以上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智能化升级，培育出20个具有示范效应、可复制推广、引领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企业。

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组织，拓宽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渠道，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定期对园区内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科研成果和企业的技术要求，为双方的准确对接搭建桥梁。建立标准化的科研合作程序和合同范本，精简程序，降低费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对于成功促成技术合作、实现技术产业化的科技服务企业，按照技术合作项目实施后2年内新增利润5%的比例，对科技服务企业进行激励。

健全科技融资服务制度

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财政给予投资总额1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减免20%的企业所得税；政府产业开发基金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期投入，同时构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承担技术创新转化风险的科技金融风险共担机制，减少金融风险的压力，促进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果顺利转化为商品。

加强国土资源监督管理

利用卫星遥感和GIS技术，建立土地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严格按规定收取土地闲置费；闲置2年以上的依法收回再出让。鼓励企业盘活存量土地，采取土地流转和合作开发等方式，通过减免土地使用税等方式，促进闲置土地利用的盘活。优化供地方式，优先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先让后租等灵活方式供应高投资、高科技项目用地，提高园区土地使用效率，力争1年内将园区闲置用地比例控制在3%以内，2年内控制在1%以内。

提高经费使用的准确性和监督水平

建立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评审专家库，引进第三方专业评审机构对项目进行严格可行性分析和风险评价，确保基金投资的准确性。加强对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督，开展绩效考核，对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专项资金要及时调整用途，并采取止损措施。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进行产品创新，开展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质押融资，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推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加快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地方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政策导向相吻合，必将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编辑  季节）

2003年，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振兴由此拉开序幕。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等五盟市被纳入国家东北振兴战略实施范围。至此，东北振兴战略包括了东北地区三省一区的共同振兴。2016年，中央印发《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提出争取再用10年左右时间，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走进全国现代化建设前列，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

近年来，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当时确定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分析近10年的经济数据可以发现，在煤炭保供东北的需求牵引下，蒙东地区经济发展态势逐年向好，无论发展速度还是经济总量都已成功“破圈”，成为牵引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东北辽吉黑三省与蒙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消长

东北三省一区在全国GDP排名的变化

东北振兴开启的2003年，东北三省GDP在全国占比为8.36%，到2024年，其占比仅为4.70%，几乎下降了一半；同期，辽宁省GDP的全国排名由第8名下降到第16名，吉林省则由第15名下降到第25名，黑龙江省也由第24名下降到第26名。耐人寻味的是，东北地区主要城市的GDP排名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前10名当中，除了有4个副省级城市外，蒙东的3个城市进入其中，蒙东地区经济也进入了东北地区先进行列。

三省一区工业增长趋势各异

东北三省、蒙东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与发展趋势，以及东北内部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2003年，东北三省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为8.94%，2024年则下降到4.11%，降了一半还多；同期，蒙东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则由0.40%提高到0.50%，绝对值增长了近10倍。值得一提的是，蒙东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在东北地区的占比逐年提高，从4.46%提升到12.10%，体现出蒙东工业化进程明显加速。

主要城市发展变化值得深思

2003-2024年间，在东北地区主要地区（市）中，赤峰的GDP排名由16位上升到第6位，并从2021年起一直保持在第6位，呼伦贝尔由21位上升到第8位，通辽由13位上升到第9位，锡林郭勒盟由33位上升到第16位，兴安盟由38位上升到第26位。目前东北城市GDP前10名依次是：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庆、赤峰、鞍山、呼伦贝尔、通辽、吉林。纵观这10个城市，前4名是计划单列城市和副省级省会城市，大庆、鞍山、吉林是国家重点工业基地，拥有多家大型央企，而蒙东地区的赤峰、呼伦贝尔、通辽则依靠市场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东北振兴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强调优化供给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就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支柱，经济发展领跑全国。在其后的改革进程中，人们希望通过改革供给水平与供给结构，重新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有效的供给。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用大量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同质化发展严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陷入“低端锁定”和“高端不足”的双重困境，导致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东北地区的绝大多数产能没能为国家的工业化继续提供有效的供给。比如，笔者在某地调研时，当地领导曾经自豪地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的电子器件就是他们生产的，而今，该地的电子产业市场竞争力，已经今非昔比，更不用说为人造卫星做配套了。

国有企业负重前行

在计划经济年代，东北三省GDP在全国占比一度接近20%，辽宁曾经排名全国第1，并多年保持前3名；黑龙江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全国第6的水平；吉林经济发展也达到中游水平。这样辉煌的历史成绩，主要支撑基础是国有企业，可以说，国有企业铸就了东北三省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头脑中的传统思维依然存在，大多数人对计划经济年代东北三省形成的大型国有企业心有寄托，希望它们能够重振雄风、再度辉煌，反映在振兴政策当中，就是希望于盘活存量的国有企业，然而，承担大量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竞争力日渐式微，这可能也是新时代东北振兴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蒙东工业化发端于东北煤炭保供的需求引领

进入21世纪，东北地区在改革中没有适时调整结构支柱，地位不保，作为发展“血液”的能源储量面临枯竭的风险，为了保持工业的持续发展和东北三省人民群众的冬季取暖，国家要求储量相对丰富的蒙东地区为东北提供煤炭资源，保证东北三省的工业和民生用煤，这一政策开启了蒙东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为了满足东北三省保供用煤的需求，蒙东地区发展起了煤炭工业；由于保供煤需求存在季节性特征，为了保证淡季煤炭企业的正常产出，蒙东在煤炭产业的基础上，发展了坑口火电产业，通过远程传输，满足了长三角、京津冀、东北的用电需求，电力产业得到了发展。不仅如此，蒙东地区还利用自身的风光优势，发展绿色电力产业，持续满足了发达地区的电力需求。目前，蒙东地区以能源电力为代表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在东北振兴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确立了需求引领经济发展的样板，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东北振兴的蒙东路径借鉴

进入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东北三省一区应形成合力，构建协同联动机制，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发展。

以需求为导向的东北振兴路径调整

笔者在调研时发现，锡林郭勒盟在蒙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2024年，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1235.96亿元，增速4.6%，位居蒙东地区首位。全年原煤产量14357.2万吨，其中60%供给东北地区；发电量1139.2亿千瓦时，其中，火力发电量697.7亿千瓦时，增长9.3%；风力发电417.8亿千瓦时，增长16.3%；光伏发电23.7亿千瓦时，增长17.8%。发电外输华北、华东、东北等地900亿度，外输占比达79%。可以说，煤炭保供东北牵引出的需求是决定和影响锡林郭勒盟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的重要因素。锡林郭勒盟初步建立了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在保障东北地区煤炭供应和周边地区优质电力使用的同时，助力绿电“出圈”。

蒙东地区依托煤炭保供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初步建立了以能源工业为引领的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以需求为引领的东北振兴之路。未来东北振兴也可尝试需求引领路径，积极融入国内外统一大市场之中，以国内外需求为导向，实现结构优化和质效提升。

东北三省制造业为蒙东产业发展服务

因煤炭保供起步的蒙东工业化进程，带有明显的能源主导色彩，其中新能源产业是最耀眼的环节。目前锡林郭勒盟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2288万千瓦，凭借资源优势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笔者调研发现，因为设备超长、超宽、超大，部件运输存在困难，风力发电设备的就地加工组装就显得尤为重要。为顺应这一发展潮流，锡林郭勒盟初步形成以风机整装为主，以叶片、塔筒、机舱罩、风机基座等零部件为辅的风机装备产业链，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同时，瞄准第三代光伏组建新赛道，引进了钙钛矿光伏组件制备项目，正在培育新型光伏装备制造产业链，并规划由“加工组装”逐步向“制造”转变。

然而，蒙东风电产业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短板”，有待升级优化。以风电设备制造业为例，虽然已有中船风电、上海电气、中材科技等知名企业进入，但由于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含量高且不便利组装的发电机、齿轮箱、变压器等环节还有待技术环境成熟后才能落地达产。在此背景下，东北三省的成熟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供给推动转换到需求引领，以蒙东产业发展和技术需求为导向，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逐步走向振兴。

打造东北三省+蒙东+蒙俄产业链

过去20多年间，东北全面振兴未能达到目标，同时区域内没有形成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产业，政策取向一直是以供给侧改革为手段，因此未来应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引领，整合国内外经济主体，形成需求牵引的完整产业链。就目前来看，应该以已经发展的蒙东能源产业为龙头，以东北三省科学技术和专业人才为支撑，吸引蒙俄能源原材料产业加入其中，形成完整的跨国次区域产业链，拉动东北振兴进程。例如，锡林郭勒盟利用地缘、亲缘优势，充分挖掘与蒙方在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上的差异性和技术互补性，组织民营企业组团出境、在当地建厂，拓展与蒙方在煤炭、冶金、有色金属等领域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优化营商环境，面向东北地区招商引资，与吉电、铁盛等大型国企联手，深化与天津港、锦州港、曹妃甸港的合作，积极参与东北陆海新通道协作联盟，口岸带动、腹地支撑、边腹互动的格局初步显现。锡林郭勒盟珠恩嘎达布其口岸，2024年从蒙古国进口煤炭400万吨，预计2025年可达1000万吨，未来有望达到5000万吨。可以预见，依托蒙东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契机，蒙古国将投入更多的能源资源，嵌入我国东北产业链。在此背景下，蒙东地区可以大幅扩大以电力为代表的能源产业规模，吸引东北三省相关技术和人才的流入，形成以能源产业为引领的跨国产业链，增加东北地区GDP的全国占比，逐步实现东北振兴。

（编辑 宋斌斌）

今年５月１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正式生效。这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出的法律规范，是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之后，关于“三农”问题的又一部重要法律。

颁布该法的两个重大意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指出：“为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利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管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共同富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中颁布该法的两个重大意义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宪法》规定我国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自我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分”的要求落实了，但怎样实行“统”尚须探索。一些地方“分而不统”的状态已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其表现为：

1、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丘陵地带，农民主要收入靠外出打工，不少农田基础设施废弛。家庭承包权的延长，使不少农民把承包地看作是自己的“祖业”，流行着“宁可抛荒，不可释业”的观念，抛荒现象严重。

2、在北纬45°玉米黄金带，美国采取了上百公顷大规模种植的方式，每公顷成本可低至300元人民币。同纬度的吉林省黑土地带，家庭承包种植规模仅几公顷，每公顷种植成本高达6000元-7000元。但有些地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把耕地连片规模化，进行统一种植，当规模化程度接近美国时，成本最低可降至3300元，单产增加了15%～20％。大豆种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3、根据内蒙古大学对内蒙古与蒙古国放牧式畜牧业的研究，按照相同的载畜量，蒙古国不同季节的草场平均面积为9.2平方公里，但内蒙古因为实行家庭承包制，草场面积仅为2.6平方公里。由于草场面积大小悬殊，在内蒙古，一只羊想吃饱走的路是蒙古国羊的1.6倍，羊放牧多消耗的能量相当于要多喂100斤玉米。内蒙古的放牧式畜牧业由农区的玉米、秸秆作为补充饲料，按价值链分析，喂补充饲料的纯收益大多为工业资本所得，牧民所得却很少。因而内蒙古牧民的纯收益相比要低于蒙古国。

4、粮食主产区虽连年增产，但“化肥农药除草剂，种的都是卫生地”。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农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土地有机质下降、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问题都非常严重，对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以上这些问题需要在“统”的条件下，在持续深化乡村振兴的改革中得到解决。在长期实行家庭承包制基础上，能否实现“统分结合”已成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战略性问题。

第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根据宪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于长期“分”强“统”弱，导致“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的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传统的“集体观念”基本解体。综合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超过8400亿元，村均收入达到143万元。全国村集体收益超过5万元的村占比为65.4%，其中收益在5万-10万元的村占17.4%，10万-50万元的村占33.1%。

由于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十分薄弱，在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中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村级组织的运行基本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而财政能力的不足决定了村级组织运行能力的薄弱。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也不利于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

虽然我国鼓励农民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目前全国在册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约为222.2万个。但绝大部分并没有真正运行。真正运行的也并不具备“统”的功能。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探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区近年来为了突破“分而不统”的状态，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收益，提高集体积累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开展，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像云南省、山东烟台、贵州毕节、安徽芜湖、宁夏中卫、吉林松原等地级市和河南项城叶县都在市（县）委和组织部门的推动下，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实现了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合作社积累增加，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了许多公共服务，包括缴纳新农合的个人缴费、给老年村民提供福利、建设并维护农业基础设施、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等。这极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有利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有力地支持了乡村振兴，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头人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典型。其中，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历经三年的探索，已有139个村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达90％，累计为集体增收9441万元，带动4.62万群众增收7426.3万元，奖励152名村干部44.38万元，实现了合作社、村民、干部三增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力地推动着乡村全面振兴。

现阶段，许多地方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是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要求而生。首先，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分散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局限性，和“统”起来发展的优越性已明显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贫困户被党支部组织在合作社中，能够稳定地增收脱贫。其次，只有基层党组织才能够将群众组织起来，按照集体经济的组织方式实行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虽没有相应的规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却基于其优越性而发展起来。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民自愿把承包地的经营权让渡（一般是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入股）给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经营，实行按劳和按股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它的规模或大于或小于行政村（组），取决于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和农民的自愿。这是落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统分结合”的产物，它成为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之一。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阻力和困难

2014年以贵州安顺塘约村为代表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经产生，很快在全国被学习、复制、推广，这反映了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命力。但是，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阻力和困难依然很大，主要原因是：

首先，对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关部门之间缺乏共识，立场与态度各不相同。党的组织部门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促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动。农业农村部门一些人认为已经有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再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既没有必要，也不合适。

其次，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中有些规定脱离实际，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例如，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流动资金的管理规定，凡卖出的产品超过5万元，必须走招拍挂程序；而完成一道程序，前后就需要20天。我们在调研中遇到这样的例子：集体合作社要出售大量玉米，但不能随行就市抓住价格高点，结果就容易给集体经济造成损失。东北玉米收得晚，还要脱粒烘干，往往要到来年１月才能卖完年度玉米，实现资金回收。但财金管理上这被视为资金跨年，入账不及时，违反财金纪律。合作社凡超过2000元的支出，必须走招拍挂的程序。对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在财务上按最严标准来管理，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作为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自主性。

再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循，只能在实践中探索。由于合作社是由党支部领办，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各种政策支持、社会捐赠、集体的机动地及零星的生产资源，容易让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获益。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资清查中，发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有侵占国有和集体资源现象。这虽然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并未明确是纠偏还是按“正风反腐”的要求查处，对集体经济带头人造成很大压力。要鼓励农村基层党支部的干部担当有为，使他们保持带领群众走“统分结合”道路的积极性，否则很难达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成农业强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目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生效后，怎样通过落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所要求的“统分结合”来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需要努力探索。可以预计的是，只要引导得当，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把家庭承包与统一经营结合起来，在我国农业发展中有巨大的潜力，能够使我国农业、农民收入和农村面貌上一个大的台阶，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重视。

由于党支部领办合作已有好几个地级市及县（区）在全面推进，几乎全国各省（区）自治州，包括西藏、青海的畜牧业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案例，建议相关部门联合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分析遇到的问题，在条件成熟时出台相关指导性意见。如果经过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进行相应修正，确保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编辑 季节）

当前对新质生产力的认知存在缺憾，科学驱动的创新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

现阶段关于新质生产力认知的缺憾

怎样认识新质生产力

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国家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面对新阶段的新问题，需要探寻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通过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但在这两类创新的前端，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若无这一创新过程，即很难有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创新成果，进而即难以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此外，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要有层次性。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与企业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有所不同；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现在学界所谈的多是指要注重培育国家层面的新质生产力。2006年国家就提出科技领域要致力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023年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加快培育新动能，开辟新赛道，加快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经济发展的效率更高、质量更好。

当前认知的缺憾

现在谈到培育新质生产力，多数人更重“中”重“尾”，但轻“源头”。“中”是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尾”是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源头”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现在是大科学及复杂技术创新时代，仅仅对现有技术进行“边际性改进”，或者是“组合集成”，都很难形成原始创新或颠覆性创新。典型性的案例是，若无华为设在俄罗斯的数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人的研究工作，就不可能有前若干年华为造出的基站即能同时传递2G、3G信号；若无与土耳其一位科学家的合作，可能也很难有后来华为5G技术的研制成功。

屠呦呦研制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系列药品，但搞清青蒿素的分子结构（这属于基础研究），是她的团队所做的重要工作，这才有了后来的人工合成青蒿素。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研制成功在国际上领先的“飞机刹车装置”，每每达不到预期效果时，他们即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所以，我们说，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或称活动，才可能产生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中间成果”，进而才能培育出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我国的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为研制这一技术，国家电网集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联合科学基金，资助了高校、院所一大批与电力传输相关的科学研究课题，其中不少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成果在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研制中得到了应用。进一步扩大视野，从全球产业发展历史考察，世界上第二、三次产业革命中，新兴技术的出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都源于科学驱动的创新活动。现在我们强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应该高度重视科学驱动的创新。

科学驱动的创新生成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

科学驱动的创新发展过程及活动如何形成新质生产力？其中有三层次逻辑：

最表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主要体现为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的新兴技术的涌现，随后这些新兴技术被用于改造既有企业或建立全新企业，最终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及新产业体系的形成。末端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

中间层：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

即基础科学实现新发现，应用科学进行新探索（探索新的科学发现可能的应用方向、应用领域、应用方式及方法），通过概念验证与工程试验，研制领域为根技术与行业共性技术，研制行业主导产品，进而开发适用于特定场景的商业级产品。

最底层：有利于科学驱动的创新的体制机制

围绕科学研究，应将自由探索的科学研究与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相结合；要重视培育容错、容败、容失误的创新文化；需要在创新链条上各环节恰当配置创新资源；要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

现阶段我们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大的思路上，应坚决改变以往“在发达国家研制的‘领域根技术或行业共性技术’基础上创新”的方法论，摒弃传统奔跑在早期发达国家缔造的产业技术轨道上的方式，同时有效活跃科学驱动的创新。这才可能使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步伐走得更稳更快些。

亟待关注并搞清的四个管理实践问题

以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出发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深化研究并解决好以下问题：

有效促使企业真正做好创新主体

自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我国企业即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创新主体。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企业还没有做好做强创新主体。不少企业的产品创新仍停留在模仿整合阶段，在利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之间更倾向于前者。究其成因，主观上是企业盈利水平低，缺乏研发再投入能力和意愿，技术能力积累不足。客观上是全社会的大部分研发力量仍然分布在企业之外；政策上，对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制的激励不足；市场中，国内还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国际市场商品出口环境不佳；学界未能为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创新管理工具和方法。现阶段培育新质生产力，企业应充分重视沿“科学驱动的创新链”推进具体创新活动，国家范围内四级六类研发机构应致力于做好接力研发。特别是，应明确研发机构的基本职能是研发，“产品”是新技术成果或产品原型，不能有点有竞争力的技术成果，就想着自己办一家企业，转化技术、直接生产销售产品，因为这无助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实质性优化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

培育及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解决好“人们乐于创新、敢于创新、创新者能够得到高于平均收益率的收益的体制机制”问题，即有效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相关制度的决定者和承受者都难以通过“寻租”而获得额外的好处，二是容错、容败、公平竞争、创新者的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三是创新者无须为做事而过多“扯皮”。在“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创新才会活跃起来。地方政府需要注意到，如果当地的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没有调整到“满意均衡”程度，当地真正要创新的企业和创业者，就可能“逃逸”原本所在的地域。大型企业同样需要注意这个问题。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1+N”文件实施以来，不少大型国企很多三级以下的企业，至今还没有探索出“合法合理”的模式，这对进一步优化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十分不利。

放开手脚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

发挥民营企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要求。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总量、经济运行、进出口、就业、创新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民营中的行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不少是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策源地。民营企业有诸多创新优势：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新兴科技、国际趋势等较为敏感；创新的决策链条短、决策效率高；技术获取灵活多源；体制机制灵活，易聘杰出专家；民营的法律身份有助于规避某些国际制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中，特别是在“十二·五”以来发展战新产业的进程中，诸多创新驱动发展的典型实践发生在民营企业。在当前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剧增、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新兴及未来产业筑墙围堵的复杂背景下，我们更应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聚焦发挥中央企业在产业基础构建、大国重器研制创新上的作用

中央企业同样应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但这一“主力军”作用的发挥，更多地宜聚焦在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欠缺的领域，即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两类创新领域。在现代大科学和复杂技术时代，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同样需要采取科学驱动的创新范式。前文提到的国家电网集团的超高压智能电网的构建，即产业基础构建创新离不开科学驱动的创新的典例。某军工央企预警机的研制，其间技术开发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互动，反映科学研究进展是技术研制的思路源泉，也离不开科学驱动。特别是在全球新兴科技领域，现阶段发达国家仍在多数领域保持领先态势，且发达国家又与我们玩“科技脱钩”。在此背景下，有效发挥中央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其着力点应相对聚焦于“干大事”。同时鉴于我国的研发力量呈四级六类结构，中央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努力，在创新链的前端，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及双一流高校的合作。

（编辑 尚鸣）

今年年初，深度求索（DeepSeek）公司发布现象级大模型DeepSeek-V3和R1，立刻引起全球重点关注和广泛讨论。分析认为，前沿科技领域的战略性突破并非简单依赖资源优势的线性累积，而是需要在基础能力储备、创新路径选择和市场战略布局等方面形成系统性突破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产业创新发展的跨越式进步。深度求索公司的创新突破，为我国面临外部约束的前沿科技领域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参考框架，对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DeepSeek开启“小而美”的第二创新路径

DeepSeek R1基于V3模型实现关键技术突破。R1与V3并非孤立两大模型，R1作为基于V3 671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较为均衡高效，每个Token激活了约370亿参数。模型采用多头潜注意力（MLA）机制和DeepSeek MoE架构的双重创新，其中MLA通过低秩键值联合压缩技术显著降低KV缓存大小，配合改进的RoPE编码实现2-4倍计算效率提升；MoE架构采用细粒度专家与通才专家结合的设计，通过无辅助损失的负载均衡策略，使训练计算量较同类模型减少约90%。创新性的架构设计不仅解决了传统MoE模型训练难以收敛的问题，并通过将知识空间进行离散细化，更加逼近连续多维知识空间。

训练体系创新带来显著成本优势。基于自研框架，R1采用16路流水线并行与64路专家并行的混合架构，在2048卡H800集群上仅用57天完成14.8万亿Token数据集训练，总成本控制在558万美元，较GPT-4业界估算数亿美元节省显著。FP8混合精度训练框架首次在超大规模模型上得到验证，DualPipe算法实现计算与通信深度重叠，有效提升训练效率。在具体实施层面，DeepSeek采用两层胖树拓扑结构配合英伟达InfiniBand技术作为集群架构，其创新设计相比英伟达DGX-A100标准万卡集群的三层胖树架构，将所需交换机数量从1320台降至122台，节省约40%的互连成本。此外，通过研发针对硬件架构优化技术，实现了训练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引入强化学习赋能通用大模型迭代演进。R1-Zero首次验证纯强化学习训练的可行性，展现自我验证、反思等高级认知能力。在训练过程中，DeepSeek创新性地采用了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GRPO）策略代替传统的PPO方法，通过组内奖励对比来优化策略，避免了复杂价值模型的依赖。奖励机制的设计同时考虑了准确性奖励和格式奖励，要求模型将推理过程封装在特定标签内，确保输出的规范性和可读性。应当注意到，在R1-Zero的训练过程中，模型也出现“顿悟时刻”，可以在解题过程中主动纠正早期的错误步骤，初步展现出部分自主学习能力。

技术突破推动产业落地普及。通过蒸馏技术将R1的能力迁移至Llama和Qwen等开源架构，发布从1.5B到70B的系列轻量模型。以7B参数规模为例，在AIME 2024测试中达到55.5%的通过率，超越同级别小尺寸模型性能，14B蒸馏模型仅需普通计算卡即可本地部署，为边缘计算等资源受限场景提供解决方案。在通用对齐方面，融入了人类偏好奖励模型，在确保开放域任务安全性与实用性的同时，也为低成本商用部署提供了可靠保障。普惠化的技术设计充分考虑了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通过高效的能力迁移确保小型模型也能获得强大的推理能力，展现出“小而美”的应用独特优势。

DeepSeek开启第二创新路径的四大核心着力点

推理模型正重塑大模型发展格局。新一批推理模型近期集中发布，OpenAI的O3以其卓越的数学推理能力，在MATH基准测试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刷新了此前纪录；Google的Gemini 2.0 flash thinking展现出超越传统对话模型的复杂推理链；Kimi 1.5通过基于长上下文窗口扩展的强化学习框架形成推理能力；特斯拉的Grok-3的思考模式也在代码推理及工程问题上显示出独特优势。以DeepSeek R1为代表的推理模型集中展示了大模型推理范式的新发展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思维链模板，而是展现出更接近人类的推理过程。其中，DeepSeek团队创新性地采用纯强化学习方法训练R1-Zero，完全摒弃了预设思维模板和复杂的奖励模型，为行业开启了一条全新技术路线。

全新RL Scaling Law展现了大模型能力提升的第二范式。传统“暴力美学”Scaling Law主导的“唯算力论”发展范式，虽然在近几年极大程度推动了大模型参数规模扩张和能力提升，但粗放式增长模式已面临显著瓶颈。预训练阶段的Scaling Law曲线趋于平缓，投入产出比持续下降，而基于强化学习的推理训练展现出更为优异的增长态势。通过奖惩机制，模型能够快速建立起逻辑推理能力，学习效率提升远超传统方法。从DeepSeek R1的实践来看，强化学习训练产生的原生推理能力，能够有效带动模型在语言理解、知识表征等多个维度的协同进步。重推理而非重规模的提升方式有望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关键突破口。

模型架构创新和计算基座优化并重成为高价值学习方案。在模型算法架构层面，DeepSeek团队引入了多头潜注意力机制，配合改进的RoPE编码技术，有效压缩了KV缓存容量并显著提升了整体计算效率，辅以DeepSeekMoE架构中细粒度专家与通才专家结合的负载均衡策略，不仅解决了传统MoE模型训练收敛困难的问题，而且实现了知识空间的离散细化和高效表达。在硬件底层优化方面，团队在计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突破性改造，通过采用两层胖树拓扑结构和深度通信重叠策略，多路流水线并行及专家并行相结合的混合架构设计，使得整体训练效率和系统稳定性大幅提升。协同并重保证了模型在有限资源下实现高效运算和精准推理的目标，也为我国大模型自主研发提供了可持续、低成本的技术支撑，展现出“中国方案”独树一帜的发展优势，为未来大模型训练模式的演进和智能能力升级提供了重要学习方向。

DeepSeek 已成引领全球开源大模型发展的新典范

第一次使国产AI大模型真正进入国际民众视野而非局限专业领域。2025年1 月26日，DeepSeek应用程序首次登顶苹果App Store下载排行，1 月28日起，稳居美国Google Play榜首，发布前18天内实现1600万次下载，约为ChatGPT 同期下载量的2 倍。QuestMobile 数据显示，2月1日DeepSeek日活突破3000 万，成为史上最快突破3000万日活的APP。DeepSeek的爆火引发各界热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DeepSeek的模型高效且经济，其出现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同时也给美国相关产业敲响了警钟。OpenAI创始人奥特曼也表示，其闭源策略站在历史错误一边，需认真思考开源策略。微软CTO科特承认，DeepSeek用1/5的成本实现了微软90%的性能。英伟达发言人称DeepSeek是AI 领域的一项卓越进步。同时，海外企业也积极跟进。OpenAI受DeepSeek竞争压力影响，快速发布o3-mini和GPT4.5，并宣布GPT-5将尽快发布并给予免费用户一定使用额度。谷歌紧急重启已搁置的“太极计划”，要求AI团队“像DeepSeek一样思考”，甚至允许工程师使用竞争对手的框架。

第一次使国产AI大模型发展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安卓时刻”。此次，DeepSeek凭借远大于过往开源AI大模型的开放力度，成功吸引了国内外主流软、硬件厂商纷纷开展适配，正加速演进为新一轮全球AI创新的技术底座，并有望借此广泛凝聚全球开发者智慧共建一个全新的开放、共享、协同的AI大模型发展生态。正如过去Google公司开源的Android项目开启了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本次开源的DeepSeek模型或将开启AI 2.0时代，打通“模型—芯片—系统”一体化生态，并推动其高速发展。芯片领域，不仅十余家国产芯片厂商均已与DeepSeek开展适配，连美AMD公司也将DeepSeek-V3集成到其GPU产品，并针对AI推理进行了优化。云计算领域，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宣布已接入DeepSeek-R1，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阿里云、百度云、华为云等多家国产云厂商也已完成接入。终端领域，华为、荣耀、OPPO等国产手机厂商官宣接入DeepSeek-R1，美国Apple公司也宣布在自家Apple Intelligence（苹果智能）中测试了DeepSeek，大朋VR、星纪魅族等厂商的AR/VR 眼镜也将搭载DeepSeek产品，近20家车企宣布与DeepSeek达成深度合作。金融资本领域，美国红杉资本已率先设立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投资DeepSeek技术生态项目。

第一次有效推动了全球AI普惠平权发展。此前，大模型创新路径较大程度上陷入了美国“唯资源论”思维定势，发展、使用都集中在算力、数据资源的富集方。例如，美国政府与OpenAI等企业联合发起的人工智能基建“星际之门”项目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法国版“星际之门”计划投资高达1090亿欧元。此前Meta也计划2025年在AI领域投资600亿-650亿美元，用于AI基础建设。DeepSeek开源，成功证明了纯强化学习（RL）训练方法在提升大模型推理能力方面的可行性，开辟了大模型能力提升不依赖“Scaling Law”的“第二路径”，为在有限算力条件下实现大模型“小而美”发展提供了案例支撑。由于其模型推理成本及定价远低于国际主流模型，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缩小全球“智能鸿沟”。

DeepSeek取得成功的实践启示

基础能力方面，前瞻性战略布局体现了关键价值。DeepSeek基础设施前瞻部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其早在2012年便开始系统性布局算力资源储备，累计投入数十亿元构建深度学习训练平台体系，为后续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硬件基础架构。同时，DeepSeek通过量化交易领域长期沉淀的数据处理方法论与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实践，成功实现了向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战略跨越。在人才梯队构建方面，通过建立以年轻化、专业化研发团队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富有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动力的人才生态。

创新路径方面，开创了软硬协同的系统化创新体系。DeepSeek系统性创新方法对前沿科技领域的突破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应当突破单一技术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势，通过多维度工程技术创新的有机整合与协同演进，形成具备一定引领优势的系统解决方案。在技术共享机制设计上，DeepSeek采取开源战略促进技术进步路径，与全球开发者社区的互动协作推动技术快速迭代与优化，通过开源合作战略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生态构建。在研发效率上，DeepSeek通过创新性训练方法将模型训练成本降至行业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以下，实现了低资源投入与高创新产出的卓越研发效能。在迭代优化响应机制方面，通过敏捷开发方法与持续优化流程，确保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衔接与动态协同。

市场布局方面，DeepSeek的差异化定位与开源普惠路线构建了独特的战略发展思路。DeepSeek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精准把握，体现为战略性避开与具备资源优势的头部企业直接竞争，而在开源领域建立独特优势。在商业模式设计上，采取低成本普惠路线的战略选择，通过显著降低服务价格扩大市场影响力，推动行业生态的良性发展。在生态系统构建方面，通过开源开放吸引全球开发者广泛参与，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网络。

DeepSeek助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生态

深化行业融合应用，释放智能转型生产力。DeepSeek的崛起正以其独特优势为各行业智能化转型注入新动能。在智能终端领域，其显著的成本优势和开放技术架构推动了多场景应用创新。智能手机方面，华为、荣耀、OPPO等国内六家头部厂商已宣布接入DeepSeek，并积极探索端侧部署方案以增强用户隐私保护。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比亚迪、吉利、东风等主流车企密集接入DeepSeek并开展深度融合，优化智能座舱的交互体验，通过低成本的训练方案推动自动驾驶技术普及，加速汽车产业从电动化竞争向智能化竞争跃迁。在金融领域，DeepSeek高效的模型架构带来了业务质量的显著提升。如江苏银行率先本地化部署微调 DeepSeek-VL2多模态模型和DeepSeek R1推理模型，DeepSeek-VL2在合同质检场景的准确率达到 96%，较通用版本提升12%。

开创了“行业知识+基础模型”的混合智能模式。对中小银行而言，DeepSeek 低算力要求的特点更是为突破技术门槛、缩小与大行差距提供了新机遇。在内容创作领域，DeepSeek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带来了创作模式的革新。通过贴近人类思维的文本生成和灵活的风格定制，可为创作者提供更智能、更个性化的创作支持。国脉文化“AIGC+生态合作”平台已成功接入DeepSeek大模型，可进一步提升短剧制作、文旅内容生成等方面的创作效率。这种基于高性能与低成本优势的产业赋能实践，为我国各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DeepSeek的崛起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来全方位影响。在硬件支撑方面，其高效架构显著降低了模型训练对高端计算设施的依赖，为我国人工智能芯片产业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提供了技术验证和商业化机会。华为昇腾、沐曦、天数智芯等多家企业已完成与DeepSeek 的深度融合和适配，加速推动“国产芯片+国产大模型”的闭环生态建设。在算力服务方面，DeepSeek的火热为算力服务商带来巨大商业价值，阿里云、华为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云服务商已完成接入，三大运营商也通过各自平台提供专属部署和算力支持，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相继宣布推出DeepSeek智算一体机。DeepSeek与云服务商及智算企业的深度合作，有利于通过生态整合扩大用户覆盖，并为算力服务市场注入新的增长动能。在促进应用发展方面，DeepSeek的API定价远低于市场主流水平。作为基础服务层显著降低了人工智能应用的集成门槛，加速释放市场需求。多层次的产业带动效应，加速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从应用跟随迈向技术引领的战略跃升。

下一步建议

加强AI创新体系的系统化部署。DeepSeek通过优化架构、提高资源效率等方式取得突破，证明了中国AI企业有能力在外部限制下实现自主发展，极大提振了我国AI产业的信心。与此同时，我国在AI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尚未有里程碑式的框架创新，目前大模型能力还无法掌握人类的长期记忆和长期学习能力，仍需加强AI创新体系的系统化部署。建议：一是鼓励高校聚力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人工智能与脑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重大基础性科学问题，推动实现原创性理论体系创新突破。二是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揭榜挂帅”活动，聚焦大模型架构创新、算法优化、软硬件协同等方向，增设揭榜挂帅和高质量专项相关攻关项目。

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布局。DeepSeek在模型算法架构方面的创新虽然显著降低了训练算力需求，但因成本优势激发下游AI应用爆发，庞大用户基数下，未来推理算力市场需求将显著增加，需要国家在算力布局方面加强统筹。建议：一是科学评估我国智算资源供需情况，在算力建设适度超前布局的大前提下，结合大模型市场应用需求，做好智算建设“十五五”规划，建设一批高性能、低能耗、绿色化的智算中心。二是统筹推进国产算力平台建设布局，优化国产算力软硬协同生态建设，鼓励算力产业上下游基于主流开源大模型进行行业适配，加速构建“国产模型-国产系统-国产芯片”AI产业闭环。

打造大模型场景化落地标杆示范。DeepSeek带动大模型的商业运营模式由付费使用进入“免费普惠”阶段，倒逼大模型产业链寻求可持续的商业闭环。无论在硬件上的国产芯片适配方面，还是软件上的模型云化部署方面均存在规模效应，亟需推动大模型加速场景化落地和规模化推广。一是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地建设，在条件合适的区域打造一批赋能模式突出、应用效益较好的有示范带动效应的行业应用基地。二是加快建设大模型赋能典型应用场景，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政务等领域选树一批成效较好的标杆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三是加快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应用标准规范，在模型选型、应用开发、效果评测等方面提供统一规范，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和资源重复投入。

完善大模型行业应用服务生态。DeepSeek开源显著降低了大模型应用门槛，但由于大模型技术迭代速度快、应用场景复杂以及大中小企业缺乏专业团队等问题，其落地还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支持，打通模型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完善各行业、各区域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聚焦工具支持、算力服务、公共云服务、数据共享开放、应用场景测试验证等提升平台服务效能。二是培育孵化一批第三方服务机构，完善基于领先开源大模型的场景化部署和服务业务链条，打造大模型行业应用创新生态。

（编辑  杨利红）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邮政）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依法经营各项邮政业务，承担邮政普遍服务义务，受政府委托提供邮政特殊服务，对竞争性邮政业务实行商业化运营，在国内发挥着提供普遍服务、推动物流配送、助力农村电商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等重要作用，在国际上则是开展跨境物流和邮政合作、促进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关键力量。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十四五”以来，中国邮政聚焦主责主业，优化战略布局，通过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效率，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参与充分市场化竞争的“国家队”作用充分展现。然而，普遍服务、寄递业务、邮政金融、农村电商等主责主业均面临不少挑战。为此，中国邮政需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中国邮政改革的历史脉络及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邮政不断拓展业务领域、优化服务质量、加强国际合作，逐步发展成为集邮政、金融、保险、物流、文化等多元化业务于一体的特大型中央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保障和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邮政改革的历史脉络（三级标题）

1.邮电合一阶段（1949-1997年）

1949年11月，我国成立邮电部，统一管理全国邮政和电信事业，邮政业务的亏损则由电信业务盈利弥补，开启了近50年的政企合一、邮电合一的经营模式。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邮电部门逐渐深入改革，实行优惠扶持政策“以邮养邮”；邮政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行邮区中心局体制；摸索邮政政企关系改革等。经过多年建设，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邮政网络，包括增加局所数量、改善运输条件等，提高了邮政服务的覆盖面和传递效率，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质量。

2.邮电分营阶段（1998-2004年）

1998年3月，在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信息产业部，成立了国家邮政局并由信息产业部管理，正式实行邮电分营，邮政作为独立主体踏上新的发展征程。虽然实现了邮电分营，但并没有改变邮政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邮政局集政府行业管理机构、邮政服务企业、邮政监管机构和邮政国有资产出资人等多种身份于一身。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包括深化邮区中心局体制改革；改组邮政专业公司，逐渐建立了储汇、速递、报刊、广告、邮购等几大专业经营管理体系；实行以收支差额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等。

3.政企分开阶段（2005-2014年）

2005年7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是“一分开、两改革、四项措施”。“一分开”是指邮政领域内的政企分开，重新组建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两改革”则涉及一方面改革邮政主业，另一方面改革邮政储蓄，2007年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控股；“四项措施”包括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完善特殊服务机制、强化安全保障机制、改革价格形成机制。2009年9月9日，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中国邮政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与此同时，中国邮政积极加强对外合作，与世界500强在华投资企业、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国有大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且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邮政开展了广泛的业务合作，拓展了国际业务版图。2010年6月29日，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其业务网络通达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国内2800多个县（市），成为中国邮政在快递物流领域的核心力量。

4.内部重组阶段（2015-2018年）

2015年4月8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与北京市、河北省等31个省级邮政公司进行内部重组，经财政部批准，中国邮政对31个省级邮政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注销31个省级邮政公司，31个省级邮政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和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进行合并，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继续经营。中国邮政由“母子公司制”调整改革为“总分公司制”，进一步增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业务协同、风险管控和运营能力。2015年12月，邮储银行引入10家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于2016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实现了资本补充、业务拓展、治理优化和品牌提升。2017年7月，中邮资本联手菜鸟网络、复星集团，收购国内最大智能包裹柜运营商速递易64%的股权，提升了中国邮政在快递末端配送领域的布局，以及快递服务的便捷性和智能化水平。2018年成立寄递事业部，确立了“整合资源、加快发展、引战上市”“三步走”的战略发展目标，提高了寄递业务的市场竞争力。

5.公司改制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12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改制后，企业性质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2019年，邮储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交易，全面完成了“股改—引战—A、H两地上市”，为中国邮政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同年，中国邮政将旗下四家物流设备制造企业重组整合为中邮科技，并通过混改，促进中邮科技经营机制转换。2022年，邮局咖啡在厦门国贸大厦落地营业，将邮政文化与咖啡文化相结合，为消费者提供了独特的消费体验。2022年12月，中国邮政在泰国曼谷市开设的泰国海外仓正式开仓，最大派送重量达50KG，国际业务拓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024年1月14日，中国邮政和快递企业的邮快合作建制村覆盖率达到75%，中国邮政在农村地区快递服务合作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物流配送体系。2024年7月27日，中国邮政特别发行了《北京中轴线》彩色邮资机戳纪念封和明信片，展示了在文化传播领域的积极作用。

中国邮政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当前，中国邮政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为主业，已经成长为一家多元化、综合化的特大型中央企业。中国邮政由财政部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不设股东会，设立党组、董事会、经理层。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名，2018年中国邮政排名第113位，超过美国邮政和德国邮政，仅次于日本邮政；2022年，位列第81位，首次超越日本邮政，在世界邮政企业排名第1位；2024年，位列第83位，实现营业收入1127.78亿美元、利润58.84亿美元，延续世界邮政企业首位的领先优势，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邮政公司。

近年来，中国邮政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普遍服务能力有所提升。作为国家邮政体系的核心支柱，中国邮政的业务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邮政网络之一。2021年，全国所有建制村的直接通邮率达到了100%，乡镇邮政局所覆盖率同样为100%，这一成绩展示了中国邮政在普遍服务方面的持续努力与扎实成果。二是在寄递业务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寄递业务的业务量和营收实现高速增长，在降成本、提时效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2021年年快递量突破100亿件，成为中国经济流通体系的重要支撑。三是邮储银行实现了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中国邮政通过邮政储蓄业务，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支持，特别是在偏远和农村地区填补了金融服务的空白，真正实现了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邮储银行对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业务平稳较快发展。四是农村电商生态圈提升取得良好成效。在多元化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中国邮政积极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依托其强大的物流网络，强力推进平台打造、渠道质量、商流规模、基地建设以及支撑保障五大领域工作，为农村经济注入活力，进一步缩小了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此外，中国邮政还致力于创新服务方式，增加了电子商务、出版物发行、邮票发行等业务，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服务生态系统，持续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当前阶段中国邮政深化改革的难点

虽然近年来中国邮政改革不断深化，但是还有一些内容改革不到位，部分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政企分开不够彻底，分业经营制度仍不完善

一方面，中国邮政作为一家经营性中央企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这反映出经营性国有企业并未实现统一监管，存在国有资产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整体性规划缺失、监管真空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等潜在风险。从理论上看，中国邮政与其他中央层面的经营性国有企业差别并不大，且财政部在进行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时，对中国邮政采取单列的方式，纳入统一监管存在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制度不完善。邮政普遍服务和竞争性业务实现分业经营，分别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速递物流公司经营。但在实际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混业经营和关联交易，分账核算尚未完全实现，既不利于清晰核算邮政普遍服务成本、建立长效的邮政普遍服务保障机制，也难以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充分引入市场机制。

四大板块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

一是普遍服务业务亏损持续加大。作为承担国家普遍服务义务的邮政企业，普遍服务长期亏本，这也是各国邮政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数字化通信的发展，传统函件业务大幅萎缩，但在拓展新型普遍服务业务，如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数字鸿沟弥补服务、文化创意类邮政产品等方面进展较慢。二是寄递业务市场份额在低位徘徊。在快递市场竞争中，中国邮政寄递业务（如EMS等）的市场份额与顺丰、“四通一达”等相比相对较小，尤其在电商快递领域，市场渗透不足。在时效性和价格方面，没有形成明显的优势。三是邮储银行网点优势逐渐消失。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相比，邮储银行的金融产品在种类和特色上不够突出，如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贷款产品的灵活性等方面缺乏竞争力。在移动支付、智能客服、线上贷款审批等金融科技应用方面，邮储银行的进度落后于一些互联网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用户体验有待提升。在面对庞大的农村和小微企业客户群体时，风险评估和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以降低不良贷款率。四是电商平台市场影响力不够。与淘宝、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相比，中国邮政电子商务平台的知名度较低，吸引的流量有限，导致商家的入驻积极性不高，商品种类和丰富度不足。虽然在电商业务中有自身的物流优势，但物流配送与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商品管理等环节协同不足，影响了用户体验。

公司治理结构仍需优化，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完善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虽然明确了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职责定位，但在实际运作中，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科学性仍有提升空间，对于一些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流程和加强监督机制，以确保董事会职权的有效落实。在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中国邮政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传统国有企业的思维定式，市场意识相对淡薄，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不够高，部分业务的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加快适应市场化的节奏和要求，不断创新经营模式和服务产品。在人才选拔和任用方面，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传统的用人观念和体制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影响，导致用人机制不够灵活，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拓宽人才选拔渠道，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制度。

推动中国邮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邮政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应以问题为导向，以分业经营为抓手，持续聚焦主责主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积极稳妥推进邮政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分类核算

1.推动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长远来看，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实现产权分开、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是中国邮政的改革方向。可考虑将速递物流公司划归国资委管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仍然在财政部单列，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邮政普遍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的运营补贴机制，而且有利于速递物流企业进一步拓展业务、增强竞争力。

2.坚决落实中央部署的分业经营改革任务

短期来看，中国邮政应坚决落实中央部署的分业经营改革任务，积极稳妥推进邮政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分类核算，做到业务清晰、人员清晰、资产清晰、成本清晰、核算清晰。将函件业务、包裹业务、机要通信业务、报刊业务、汇兑业务等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收入和支出情况定期上报监管部门。推进竞争性业务市场化改革，提高组织机构、劳动用工、薪酬管理等领域市场化水平，促进各竞争性业务适应市场化竞争需求。

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

1.聚焦主责，持续巩固提升普遍服务水平

坚守“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拓展普遍服务内涵与外延，除了传统的信件、包裹寄递服务外，增加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例如，提供水电费、燃气费代收服务，开展票务代理业务（如火车票、机票等），拓展政务服务代办业务（如身份证办理、税务申报等），将邮政网点打造成综合性的便民服务平台。合理评估现有网点的服务范围和效率，对于一些服务人口稀少但又必须保留的偏远网点，要确保其正常运营；同时，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根据人口流动和业务增长情况，适当增设或优化服务网点，如在新兴的工业园区、大型社区附近设立邮政服务点，方便居民和企业办理业务。

2.做强主业，推动竞争性业务高质量发展

加强市场化意识，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对标行业标杆市场占有率、运营时效、服务质量等最佳实践，改变传统的运营模式，加快做大寄递业务规模，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方向，体现价廉、高效和快速的特点。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间资本，以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动能、提供制度保障。强化技术革新，优化业务流程、经营模式，数字化赋能寄递全业务、全链路、全环节、全要素，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推进寄递业务高质量发展。深耕农村市场，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坚定不移加快推进农村电商发展，深度参与各地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全面融入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效率、释放活力

1.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适当引入战略投资者，如在金融、物流、电商等相关领域具有优势的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资金，优化股权结构。组建包括内部董事、外部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会，明确董事会在战略规划、高管任免、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核心职责。按照监管要求和公司治理的最佳实践，定期、准确地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重大事项等信息，并通过官方网站、年度报告、临时公告等多种渠道，向股东、投资者、社会公众等披露信息。例如，在邮政寄递业务的价格调整、普遍服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等方面，及时、透明地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公司的公信力。

2.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通过市场调研、客户反馈收集等方式，精准把握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根据客户需求，开发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如在寄递业务方面，除了现有的标准快递服务，推出限时达、夜间配送、冷链物流等特色服务，满足不同客户对于时间和物品特性的要求。加强中国邮政品牌的整体建设，打造统一、鲜明的品牌形象，通过广告宣传、公益活动、社交媒体营销等多种渠道进行品牌推广。设计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奖金、股权激励等多种形式。绩效奖金应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服务质量提升等关键指标挂钩，而股权激励可以使高管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紧密结合。例如，对于成功提升邮政电商业务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的高管团队，给予相应的股权激励。

3.提高流程和管理效率

在一些非核心业务领域或子公司，可以考虑适当引入非国有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例如，在邮政的电商业务中，可以引入有电商运营经验的民营企业资本，通过股权结构优化，激发企业活力，同时借鉴外部资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对邮政的普遍服务、寄递业务、金融业务和电商业务等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造。消除不必要的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例如，在寄递业务的包裹处理流程中，引入自动化分拣设备，优化运输路线规划，减少中转时间，提升整体寄递速度。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9月份宏观调控一揽子政策出台之后，我们到6个省进行调研，包括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基层公务员状态、消费和设备更新改造等情况，也就是国内需求的现状，总结了三点观察以及三方面建议。

第一个观察，扩大投资需求问题

    一般的理解，政府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就业、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但我们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引导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3.3%，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3%，广义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9.3%，其中主要是由电力投资带动，剔除电力后的狭义基本建设增速4.2%，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为-10.4%。

    对上市公司季报的分析可以看到，前些年上市公司的资本开支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投资走势基本一致。而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上市公司投资增速和统计局的数据之间距离开始加大；目前多数上市公司在削减资本开支，增加手中的现金。所以我们观察到微观和宏观的情况出现了不一致。

    整个社会谁在增加资本开支？第一是国家推进“两新”中的设备更新改造，这是2024年制造业投资的重大带动力量。第二是地方政府支持的以非营利目标的主体大量介入到产业投资，这与近几年地方发展模式的转向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几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整、卖地收入大幅收缩之后，各地政府开始下决心改变地方财政传统的靠卖地为主的收入模式，基本上都是在学习合肥和深圳的股权投资、产业投资模式。2024年股市一级市场LP（有限合伙人）的出资额中，国有资产占比已经超过73%。

    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这种以盈利为主导的行为已经不足以解释当前社会投资的方向，这使我们对它们的效率产生了一些怀疑，也是我们首先对如何增加有效的投资的深入思考。目前地方政府发展模式的变化，带来大量非营利主体资金进入制造业。在调研中，很多地方政府明确说，“我们投资的目标并非主要是盈利，首先考虑它是就业和产业布局、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响应”。但实际观察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最关注的还是现金流（先不考虑盈利），因为很多项目其实为名股实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光伏、新能源等行业其实是亏损的，但企业只要不亏现金流，就可以继续投入、继续持有。这对我们未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政府推出相关政策希望扩大基建投资规模来带动就业，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积极性很有限。因为从现金流角度看，基建投资是消耗现金流的，而产业投资能够持续带来短期的现金流。所以如果让他们选择，那么一定不会选择基建投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35号文（2023年国办发35号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只能借新还旧不得新增融资、不得用新债还利息）下发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大幅受限。之前的20多年，地方城投公司发债一直是净增加，35号文下发后的2024年，这一部分融资额下降了约4800亿元。地方政府没有了表外的投资抓手，对基建项目的青睐程度自然大幅下降。

    过去，由于安全性的原因，在各类具有资源垄断性的行业（包括土地资源）由国企占主导有其合理性。但目前政府在制造业投资的增加，可能造成未来制造业出现大范围国进民退的局面。这样对于我们工业的效率，对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等方面，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扩大基建带动就业，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存在的这些问题。     

第二个观察，和审计监管有关的问题

对此，我们总结为“逆周期政策的时效性要求和非对称的基层奖惩机制”。第一，中央增加10万亿元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化债的计划，对缓解各地财政压力确有很大作用；但资金盘子还很不够。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大规模的平台经营性债务，以及过去几年中大量PPP项目遗留的拖欠（社会企业）债务；由于地方政府担心上级问责，所以这部分债务很多没有纳入财政部的隐债认定，但地方政府很清楚自己是负有偿还责任的。所以尽管中央拿出不少置换资金，但对地方政府实际背负的还债义务来讲，他们手头的余钱实在有限（公务员薪酬表内上升、表外下降，这和地方政府这一部分的隐性债务有关），地方财政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基层的工作积极性虽然有一定的提高（2024年10月份以来中央刺激需求政策在基层得到了较好贯彻），但基层的工作意愿没有明显地改善。其主要原因，当前政府机构内奖惩机制不对称。我们认为，审计监管应该做而且应该有较大力度，但要注意责任和权力的对称。一般地说，投资的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而地方公务员工作的回报，是更好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如GDP，这意味着各种行政上的奖励。但现在这个平衡由于短期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比如对于高（金融）风险省份的市县级公务员，如果地方债务没有得到控制或减少，那么地方政府官员的任职或升迁都免谈（这有明确的窗口指导要求）。这种奖惩机制带来的后果，是大家都选择“不做或少做”。一位基层财政局干部说，“感觉现在经济政策像救火，火来了让我们赶紧上，救了火之后问：你救火时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先迈左脚就错了，要写检查”。有关督察审计的制度设计应考虑是否可以更合理一些。

    第三，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2024年前11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长中，公共财政收入增长-0.6%（税收增长约-4%），而非税的收入增长是17%。非税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资产盘活（地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专项收入等），而不是“远洋捕捞”带来的罚没收入。至11月份，最新的非税收入已经超过了40%。

    由于地方税收有限、公共财政收入难以覆盖财政支出需求，所以2024年9月份之后，各地都想方设法增加非税收入，主要就是盘活资产。例如某地出卖了30年的低空空域使用权（作价9亿元），其实买方是一个新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这是典型的虚增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问题。但这里更多地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信任关系。

    从历史数据看，中国政府非税收入的增长和制造业景气指数的动态增长，两者是负相关的关系。非税收入具有领先性，非税收入的环境改善之后，制造业的景气会自然上升。非税收入体现了地方营商环境的状态。这是可供观察的一个视角。

第三个观察，消费问题

    一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我们把2024年上半年消费增速和2021年以来消费的平均增速做了差值分析，用于比较2024年上半年和2021年房价下跌前，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化。地域分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收入指标是统计局公布的可支配收入。

    可以看到，一线城市消费的下跌远超收入的下跌；三线城市消费的增长好于收入的增长（三线城市收入只比一线城市好一些）。由于金融行业调整和房价下跌造成财富缩水效应的影响不易准确计量，我们用各线城市的平均房价乘以它的跌幅（商品房成交价格跌幅真实数据不易得到），只能作为参考。大体上说，一线城市商品房均价比2021年高点跌了4500元/平方米，三线城市跌了700元/平方米。所以，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稳住现有财富效应，这对于一线城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二是消费政策的短期效应。我们观察到这里有很强的透支效应，比如2024年10月、11月“以旧换新”政策见到效果之后，其他很多消费领域正在回落。我们对CPI拆分后看各个分项的情况，可以看到，虽然以旧换新带来了汽车购买的增长，但2024年全年对CPI最大拖累项还是交通工具（含汽车），以及家电、手机类（包括价格下降）。这里体现了一个现象：虽然需求有短期的好转，但是国内市场价格战太厉害，企业反而没有受益。

    我们在11、12月的调研中还发现，流通渠道不愿意补货，因为这些公司都认为，市场好转只是刺激政策导致需求的一次性释放，对后面的消费市场并不乐观。所以我们感觉，短期的财政刺激性的消费政策要慎重，应该更多考虑中长期深层次的鼓励内需的政策措施。

    三是对于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公务员涨薪问题。我们在地方基层调研，感觉公务员薪酬是“表内上涨表外下降”，表外下降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之后地方财政压力明显加大，再叠加这两年地方政府化债压力大，所以很多地方公职人员的补贴只能先欠发，所以表外这一端的财政压力很大。第二个原因，这几年对地方的违规津贴福利的清理力度很大，前些年很多毕业生去考经济发达省份的公务员，其薪酬较高，现在又要清理这些违规的津贴和福利。所以基层工作人员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有很大调整。

三方面建议

    （1）如何推动有效投资。有效投资的提高在于低效产能的出清和高效产能的落地。前者需要关注：在当前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和地方的产业分布交叉复杂的情况下，仍使用行政命令关停并转的，效果会很差；因为地方财政需要现金流。可以考虑采用一些方式，比如类似提高绿色环保成本、查处垄断问题等，进行低效产能的出清。为推动高效产能的落地，在当前以国资主导的一级市场，应考虑如何建立更为完善的市场化制度，让企业更关注盈利端，以便产业投资更加高效。

    （2）要加快理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因为这决定了地方选择什么样的收入模式。未来各地方不一定都是从A 模式转向B 模式，各地应根据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性选择不同的模式，有产业、有投资、增长态势好的地方如合肥市，可以靠股权投资促进增长；没有这些条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把财权和事权做更多的让渡，维持基本的“三保”运行即可。各地方在选择自身发展模式过程中，需要更多从制度给出一个合理的框架。

（3）希望短期内能有更多的实质性化债方案。增强社会预期，对政府负有更大规模的偿还责任的一些平台如何解决其经营性债务有期望。不一定要全部兜底，只要让大家看到有步骤有系统的解决思路，包括相关奖惩制度的对称性的建立，有好的预期，就会有发展信心。

（编辑  尚鸣）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收入下降、家庭部门存量债务较高，仍是当前制约消费的主要原因。经过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的资本形成率较高，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较低（目前为39%）。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国内社会零售额增速偏低，地产消费仍存拖累。居民部门既面临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也面临资产价格下降导致的财富缩水，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很大制约。

近期北京、上海等城市消费大幅减速，其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房地产、股票两大市场低迷造成的财产性收入缩水，由于两地金融从业者较多，财富效应导致居民消费不振。近期公布的经济普查结果表明，过去5年，全国金融从业者在减少。此外，两地国有经济部门较多，国有企业薪酬降低也是“重灾区”；北京常住人口减少，特别是非户籍人口大幅减少，而一些二线、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增加。面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需要尽快稳住楼市股市，尽快结束降薪裁员的“浪潮”，尽快放开户口政策，应对城镇化减速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