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争鸣^*

内容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法律关系与治理难题。传统的反垄断法律规范及执法的法律框架难以有效应对，行业监管路径的缺陷进一步制约了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这些现实难题与制度困境表明平台开放策略施展的必要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及行业监管等制度上为平台开放提供法律支持和正当性依据。本研究旨在探讨平台开放与平台治理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和行业监管政策存在的局限性，分析平台开放的具体化构造规则在法律上的可行性与适用性，提出融合反垄断措施与行业监管措施的新型监管路径，践行软法治理与行业自治新模式，完善平台分级分类及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的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平台开放规则的法律体系构建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法律框架与实践案例的综合研究，明确平台开放的具体化构造规则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建议。研究发现，平台开放不仅需要明确技术和商业层面的开放规则，还应在法律层面构建可操作性的开放构造机制，以确保平台治理的公平性、透明性与可持续性。

关键词：平台开放；新型监管路径；开放规则

一、平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难题和监管真空

欧盟微软互操作性争议案中，欧盟指控微软在操作系统中内置了自家的媒体播放器，限制了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谷歌广告服务器自我优待案中，谷歌在其广告系统中明显优待自家广告客户，向其提供更多曝光机会，从而排挤了竞争对手的广告服务；阿里“二选一”案中阿里巴巴要求商户在其平台上只能选择与阿里合作，不得在竞争对手平台上开展业务；微信与抖音外链封禁案中，微信禁止用户在平台上分享抖音链接，采取技术手段封禁抖音相关内容。上述案例皆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平台经济发展的自发行为，这种限制竞争的行为融合了平台经济的特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平台经济已经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改变了传统产业格局和市场生态。其本身所具备的规模经济效应、网络效应、多边市场结构等特性既带来了蓬勃的发展，也带来了垄断化与集中化的趋势。平台经济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网络效应，构建起超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吸引大量用户，优化运营成本并构建极高的市场进入壁垒；市场资源逐步向头部平台聚集，市场集中加剧。由于“赢家通吃”效应，市场演变为存量竞争，新进入者的市场空间被压缩，导致竞争格局固化，头部平台的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平台跨行业的生态布局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跨行业市场控制力，同时双边（多）市场结构加持下进一步集聚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市场领域，最终形成寡头垄断。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将会带来极为严峻的社会损害，限制市场竞争、抑制市场创新、损害消费者福利等等。现行反垄断法律规范难以覆盖复杂的平台垄断行为。在数据隐私保护、算法控制等领域要进行有效规制更为艰难，尤其是在适用性上存在着相关市场界定困难、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滞后、事后监管工具效率低、消费者福利标准不明确、救济措施单一且威慑不足、数据与算法垄断规制缺失等问题。在反垄断执法层面，存在着执法效率低、案件处理周期长、执法机构的资源和专业性不足、过度依赖行政处罚、监管重叠等困难。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涉及多方面法律领域，仅依靠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显然无法全面覆盖平台经济运行中的竞争与治理问题。我国曾一度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法》的“守门人”理论经验，对平台经济问题的处理主要依靠行业监管手段，但忽视了其本身与生俱来的监管碎片化、监管动态性缺失、过度干预市场活动的路径缺陷。行业监管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自发保持适度的市场干预，会产生限制市场竞争、抑制创新活力的问题，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们要对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及反垄断、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框架重新进行审视，探索新的路径来应对新挑战。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平台经济发展应对策略，为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二、平台开放的理论创新

平台经济发展中过度的生态扩张以及双（多）边市场的结构加剧了平台经济的垄断化与集中化趋势，反垄断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以及行业监管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法律支持和正当性依据。平台开放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与法律规范和制度的正当性。

（一）平台开放的必要性

平台凭借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来推动自身的增长，构建双（多）边市场结构，不同参与者得以在平台上实现互动与交易，同时也借由网络效应反向增强平台的吸引力与市场控制力。平台通过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对用户行为进行精准预测，提供更加个性化且高效的服务。平台还积极建设业内业外生态系统，通过加强与其他平台和企业的合作构建多维度业务协同。

双（多）边市场结构是平台经济的运行机制核心。平台借助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特征实现快速扩张，同时利用数据驱动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并运用动态竞争策略和生态构建手段，维系自身的市场地位。大型平台凭借用户基础、网络效应，巩固其在市场控制， 使得“赢家通吃”的局面逐步稳固。随着此类平台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能与其竞争的进入者愈发减少，借助收购兼并、业务协同生态等扩张手段，平台迅速完成市场整合，使自身的系统重要性更加完备，进一步形成“太大而不能倒”态势。 传统反垄断法下的强制拆分手段可能带来较大的社会代价，如降低市场效率、减损消费者福利等。 正因如此，凸显了平台开放的必要性。平台开放不但可以打破平台对资源的垄断，而且通过促进不同市场主体间的互动，降低市场壁垒，推动创新与竞争。

1.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

如上述，平台得以依托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网络效应，构建起超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平台通过边际成本递减效应，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而传统经济受制于实体经济中的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无法达到平台经济的规模，这也是科斯认为企业不能代替市场的主要原因。

（1）规模经济特性加速市场集中。在发展初期，平台通过大规模资本投入建立基础设施，吸引大量用户并借助数据驱动优化运营成本，单位用户的获取和维护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用户群体的扩大，平台的服务质量和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提升，进一步强化了用户对平台的依赖，形成锁定效应，增加用户的转移成本。 新进入者将面临极高的进入壁垒，即便拥有先进技术或创新商业模式也难以突破既有平台所构建的市场壁垒。

通过规模扩张占据市场优势后，平台往往会采取低价策略、大规模补贴以及并购竞争对手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市场集中趋势。 例如，电商行业大型平台利用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压低商品售价，向供应商施加议价压力， 中小型电商平台难以与之竞争。外卖、共享出行等行业亦存在类似现象，如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的“二选一”竞争行为， 主导平台通过资本运作及市场竞争策略，实现市场份额的持续增长并形成高度集中的竞争格局。在规模经济效应的持续作用下，市场资源更多向头部平台聚集，进一步加剧市场集中，形成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

（2）“赢家通吃”效应固化垄断地位。平台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即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强的市场吸引力，促进更多用户加入而形成正反馈循环。 形成“赢家通吃”并进一步巩固其市场主导地位，在互联网背景下这一效应的出现愈发频繁。供需双方都会优先选择已具备大量用户的平台，用户规模的积累、平台内部的规则设定、数据控制手段的强化是“赢家通吃”效应的主要表现。平台利用用户数据进行精准匹配，使用算法优化措施来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用户只能被动地更加依赖平台。平台企业采取诸如技术封锁、数据壁垒以及市场排他性条款等手段进一步降低用户的流动性，如采取会员体系、积分机制、独占合作协议等“强绑定”策略来提高用户的沉没成本，促使用户锁定效应的强化。 新进入者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头部平台的市场控制力不断增强，加剧了平台经济的垄断趋势。

（3）平台生态扩张引发跨行业垄断传导。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表现为跨行业的生态布局，使平台的市场控制力突破了行业界限，形成跨行业更大范围的市场支配力。平台在其业务领域建立竞争优势后，进一步利用生态体系扩张的方式向关联行业渗透，以实现跨行业垄断的传导效应。平台融合技术，协同手段和数据共享措施快速整合市场资源。

大型互联网平台发达的支付体系、用户庞大的社交网络、高速的搜索引擎等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连接，实现了业务间的高效协同，并借助庞大的用户数据资源精准营销和预测用户行为，占据在新行业内的主导地位。例如在美团“二选一”案中，执法机构认为“当事人到店餐饮消费、生活服务、酒店旅游、出行等多个领域和餐饮外卖上下游进行生态化布局，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带来更多交易机会”。 在此过程中，平台企业通常采用并购、投资、战略合作等方式扩展业务版图，将原本竞争激烈的市场纳入自身生态体系。例如某些头部电商平台在占据零售市场主导地位后，进一步延伸至物流、金融、广告等多个领域， 形成全方位市场支配力。平台企业还利用既有市场优势，以交叉补贴、流量倾斜等方式扶持自身生态内的企业，增强跨行业市场控制力。跨行业垄断的隐蔽性较强，传统的反垄断执法以及行业监管模式难以适应这一新兴竞争格局，由此，平台经济的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带来新的挑战。

（4）双（多）边市场加剧结构失衡。平台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其实行双（多）边运营模式，平台能够同时连接多个市场主体并高度匹配不同主体的价值。这种双（多）边市场结构存在着权力失衡和利益倾斜等问题。在双边市场模式下，平台往往优先考虑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市场一侧，容易形成资源分配不对称的局面。如在互联网广告市场的头部平台倾向于优先服务广告商而非普通用户，广告商能获得更多的精准投放机会而用户面对隐私保护弱化、个性化推荐过度等问题。 例如外卖平台倾向于优化商家端的收益，而非提高骑手的劳动权益， 平台内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平台企业在多边市场环境下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价、算法调控等方式对不同市场主体施加影响，强化自身对市场结构的控制。平台在网约车行业通过动态定价机制调节乘客支付价格和司机的收入水平，市场供需关系受平台算法主导，平台在其中扮演了价格操控者。 由于双（多）边市场结构的复杂性，传统市场规制手段难以使双（多）边市场平衡，权力进一步向平台集中，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向垄断化方向演进。

（二）平台经济垄断化引发的社会损害

1.限制市场竞争。主导平台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资金优势和创新型技术，新的竞争者难以在市场站稳；当少数平台掌握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时，新兴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就被极大地压缩。对市场的公平性与竞争性造成侵蚀，对行业的多样性与活力起到了消极的抑制作用。

2.损害消费者福利。随着平台市场趋于集中，在缺乏竞争压力的环境之中，平台可以提高价格，减少优惠，并借由隐性费用来增加消费者的成本。鉴于消费者形成了路径依赖，难以跳转至新的平台，限制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 平台对消费者个人数据的过度收集与利用，加大了数据泄露的风险，对个人隐私以及企业数据安全构成威胁， 致使平台的市场控制与信息垄断行为愈发严峻。

3.抑制创新。由于垄断平台对创新话语权加以掌控，其他竞争者，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等方面面临着极为巨大的压力与困难。平台采取诸如“收购竞争对手”或“技术封锁”的策略，将潜在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予以消弭。平台通过拒绝开放API接口或者对数据访问加以限制的方式将中小型平台潜在的创新扼杀于摇篮之中。平台自身进行技术革新，其创新的出发点往往更多地倾向于自我巩固，并非推动行业的整体进步。

（三）平台开放的正当性

1.反垄断制度的正当性支持。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这一背景下，反垄断制度对平台开放是持支持态度的，其对平台企业的市场行为起到规范作用。

在平台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之下，反垄断法的核心价值体现为如何去界定平台企业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怎样去判断其是否对这种地位加以滥用。在平台开放的情境之中，平台企业要遵循不排除不限制竞争的基本原则，不可凭借数据控制或技术优势，制造市场壁垒或者排除竞争对手，影响平台生态的开放性和公平性。

平台开放中的法律适用，体现为对平台企业市场行为的动态监督与干预。反垄断执法不但要对平台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行有效界定，而且要对平台在市场开放中的隐性壁垒予以识别，需要拥有足够的技术敏感性以及市场洞察力，以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对平台经济的新型竞争行为实施监管。

反垄断政策对于平台开放的正当性支持，体现在政策的引导作用与市场规范作用上。各国为适应平台经济的特殊性，在反垄断政策上逐步做出了调整，比如欧盟提出了“数字平台反垄断框架”以明确数据垄断及算法滥用的法律边界，这为平台开放过程中涉及数据共享、算法推荐等技术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导。各国的反垄断政策也逐步加强了对跨境平台的监管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合规性。 我国在2021年10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提出，超大型平台必须落实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义务。

2.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的正当性支持。从法律原理的角度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强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明确要求平台企业在开放过程中规范自身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目的之一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在平台开发的实际操作中为实现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提供可行的路径。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平台开放需要遵循公正、合理、不限制竞争原则，避免任何因不正当手段而形成市场壁垒的行为。明确要求平台不得采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不得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以构建技术壁垒、控制数据等手段限制其他市场主体的参与；其在进行市场操作时不能剥夺竞争对手的基本资源或信息，以限制市场的自由进入与退出。平台必须遵循竞争规则，不能利用其优势地位排除竞争。平台开放要推动资源共享，要防止因技术手段而致使竞争行为受到限制的情况出现。依据第十二条的要求，平台开放应当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得以参与，不可通过封闭技术以及限制数据共享的方式造成市场信息不对称，影响竞争秩序的正常运行。平台开放的核心目标就是在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充分。在平台开放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凭借技术数据等方面的优势来操控市场，要推动资源的共享和技术的进步，同时防止平台企业凭借其市场地位的优势，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对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坏。

3.行业监管制度的正当性支持。

（1）“守门人”制度。

“守门人”制度可被划分为“传统守门人”和“新型守门人”两种模式。其中，传统守门人理论着重强调平台作为“守门人”，应当承担起阻止第三方违法行为的责任，例如网络平台所应履行的内容审核义务。传统守门人理论中，守门人充当市场上的限制性角色，即维护竞争秩序和市场规则的稳定性。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迅猛发展，传统理论显现出局限性，新型守门人理论应运而生。新型守门人不仅是那些能控制市场准入的企业，还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技术以及数据控制能力的新型平台型企业，其控制着互联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经营者进行互联网交易的渠道或者瓶颈。 平台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扮演的不仅是限制准入的角色，更多的是引导、组织和推动创新的核心。新理论强调平台信息中介和创新推动者的作用，平台在管理和控制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互需要，确保平台内部规则的公平性、透明度以及开放性。新型守门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创新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新型守门人理论为基础的平台之所以能够进行开放，因其可以切实地对市场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双重需求予以平衡。作为守门人的平台，其职责在于保证市场参与者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展开交易，防止平台出现垄断行为以及不正当竞争的重任；通过自身的规则与算法，有效地实现对市场的监管与组织，推动生态系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守门人制度的正当性支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平台建立明晰的市场准入规则，确保市场中各方的公平竞争。平台型企业与传统市场中大型企业控制资源手段不同，其凭借开放接口、共享数据以及灵活的商业模式，使得小型企业、个体创业者等得以进入市场，能够与大企业在同一市场中展开竞争。这种开放性提升了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降低市场的准入壁垒，进而提高社会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第二，作为守门人制度的执行者，平台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和规则体系来促进市场的公平性与透明度。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手段，有效地防止平台主导方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利用不公正的推荐算法来压制竞争对手或操控用户选择。

第三，新型守门人理论采取结构性监管手段解决“赢者通吃”问题。欧盟DMA第6条要求守门人允许第三方服务与其系统互操作，禁止限制用户跨平台切换。 这样就削弱了平台通过控制“入口”形成的垄断壁垒，支持中小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我国《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超大型平台提出“开放生态”义务， 引导其向第三方开放接口，促进数据流通。

守门人制度通过重构市场竞争秩序来完善事前量化标准，简化反垄断认定门槛，规避事后监管的滞后性。数字平台兼具商业主体和准公共基础设施的双重属性，守门人制度通过公平竞争义务限制其滥用私权力。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要求守门人保障用户数据迁移，支持用户跨平台自由选择服务；欧盟要求数字钱包互操作性，防止支付领域垄断，实行互操作义务打破企业“数据孤岛”。

守门人制度的正当性支持还体现在市场规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平台开放需要保证平台内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守门人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如何平衡平台自由和市场公平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确保平台开放既能够促进市场创新又能避免平台滥用“守门人”角色，依然是未来法律与政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2）公共承运人理论

在19世纪的交通运输和通信领域之中，“公共承运人”应当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的服务，需承担起公平公正的服务责任。铁路、航运和邮政等行业强调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要对特定消费者予以负责，还要将其服务对所有潜在消费者开放。公共承运人制度为平台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持，平台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核心构成部分，往往掌握着庞大的数据资源、流量和信息传播渠道。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字化平台，它们不仅是信息和资源的传递者，还是市场中各种主体互动的枢纽；如果平台承担起公共承运人角色，就应当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平透明和非歧视的服务，不应当随意偏向某一方或垄断市场资源。

公共承运人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平等对待原则。传统理论强调服务提供者必须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服务机会，不得随意拒绝或歧视某些消费者。平台若要遵循这一原则，就必须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做到透明公开，公平对待不同的用户和服务提供者，在大平台经济中，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性显得尤为重要，大型平台所具备的公共属性使得用户依赖其进行基本社会经济活动。 平台开放相关数据和技术接口，确保不同市场主体都能公平地接入平台资源，从而有助于促进市场的多样化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中资源不均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平台的开放性和公共性还着重强调平台提供服务的不可歧视性，面对小型企业或个人用户，需采取公正的服务策略，不可因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或市场地位而做出排他性行为或采取歧视性措施。 平台往往凭借海量用户的数据以及行为模式来实现盈利，从而致使平台容易偏向大用户或付费客户，忽视小型用户的利益。平台应凭借明确的服务条款以及公平的交易规则，构建起更为健康、公正的市场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平台开放并不等同于完全舍弃市场控制，在遵循公共承运人义务的前提下，平台往往能够规避因市场主导地位被滥用而引发的不公平竞争情况。通过让更多参与者实现公平接入，平台在确保竞争时，对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而可能导致的垄断行为加以防范，这在防止大型平台凭借自身市场支配地位对竞争者实施不正当排挤、压制创新等行为方面，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平台将担负起维护公平竞争的职责，避免在平台开放的过程中形成新的不公平格局或者竞争壁垒。

以从平等对待到普遍服务义务、再到反垄断和不可歧视原则为基础，公共承运人制度为平台的开放给予了多维度的理论依据。公共承运人理论强调平台于市场中的公共责任，平台不但要服务自身的商业利益，更应为所有参与者给予公平开放的服务，从而助力平台构建起更为合理的市场规则，并且为平台的合法性与社会责任予以有力支撑。平台若能灵活运用公共承运人理论，便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达成自我规范，进而推动平台经济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近期，头部券商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重组已尘埃落定。这场“证券业并购”不仅折射出国资央企优化资源配置、打造行业龙头的战略方向，更揭示了当下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整合，从规模竞争到效率革命。2025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要求，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在这一背景下，并购招商作为资本招商新趋势之一，逐渐走进了地方政府的视野，成为地方政府盘活存量资产、加速产业升级的破局利器。

并购招商新模式日渐兴起

过去，土地招商和税收招商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招商模式。然而，随着土地资源日益减少、税收优惠政策效果逐渐减弱，这些被称为1.0版的招商模式面临诸多局限。随后，资本招商尤其是基金招商兴起，各地纷纷设立地方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同时设置返投比例，期望借此招引企业、优化当地产业结构。但基金招商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产业的高度同质化。比如，不少地方一窝蜂地发展半导体、人形机器人和低空经济等产业，这将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此外，在新兴产业赛道竞争中，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多数难以获得预期回报，“有出无回”被认为是当前地方政府基金招商面临的主要难题。

基于基金招商的困境，并购招商的概念近年来逐渐兴起。并购招商不再限于少数股权投资，而是谋求控股权，实现更有确定性的招商引资效应，从而实现区域内的产业整合。

2024年以来，国家出台《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集中度。自去年12月以来，上海、深圳、安徽等十余个省市相继发布相关并购政策。其中，上海提出，支持上市公司收购未盈利但具备技术优势的资产，并组建500亿元国资并购基金矩阵，覆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安徽鼓励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产业并购，围绕主导产业锻长补短。浙江台州鼓励国企投资入股上市公司，通过双向赋能实现产业链整合。

并购招商兴起的主要原因

并购招商的本质是一宗并购或者一串并购交易，之所以加上招商两字，是因为参与方有特殊主体——国资或者财政，他们在参与并购时还有招商要求。如果把国资基金作为市场化的主体，国资基金的并购招商也属于产业并购或者战略并购。

从投资角度来看，并购招商属于“通盘全吃”，覆盖全价值链。并购招商如同为产业森林“插苗补绿”，地方国资通过控股上市公司快速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在风险防控中推动产业由集聚向集群的质变。

（一）经济环境倒逼资源整合与效率提升

一是增长压力与行业洗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传统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利润压缩等问题，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资源、淘汰落后产能，快速提升竞争力。例如，中国钢铁行业通过并购重组形成宝武集团等巨头，优化产能布局。二是技术迭代加速。新兴技术（如AI、新能源）颠覆传统产业，企业需通过并购快速获取关键技术。如宁德时代通过投资并购布局锂矿资源，巩固电池产业链优势。三是疫情后修复需求。部分企业因疫情估值低迷，成为并购目标。2020-2022年，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并购激增，跨国药企通过收购填补疫苗和特效药研发缺口。

（二）政策支持与产业升级导向

一是国家战略驱动。我国“十四五”规划强调产业链现代化，地方政府通过并购招商引入高附加值产业。例如，合肥市政府主导京东方并购落地，打造“显示屏之都”。二是国企改革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企与民企资本融合，如中国联通引入腾讯、阿里等战略投资者，优化治理结构。三是区域经济协同。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一体化政策鼓励跨区域并购，促进资源流动。如上海企业并购江苏制造业企业，实现产业链互补。

（三）资本市场成熟与金融工具创新

一是资本流动性充裕。全球低利率环境下，私募基金、产业资本积极寻找投资标的。2023年全球私募股权并购交易额超1万亿美元，中国占比达20%。二是金融工具多样化。杠杆收购、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等模式降低并购门槛。如蔚来汽车通过SPAC赴美上市，快速融资扩张。三是跨境资本流动。中资企业出海并购（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与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如黑石收购SOHO中国）双向活跃，推动资源全球化配置。

（四）企业战略转型与风险对冲

一是快速市场进入。并购可绕过行业壁垒，例如滴滴通过收购快的、Uber中国迅速垄断网约车市场。二是多元化布局避险。地产企业转型新能源（如恒大早年尝试并购汽车业务），传统能源集团并购光伏企业（如BP收购Lightsource）以应对碳中和趋势。三是协同效应最大化。横向并购（如美团收购摩拜）降低成本，纵向并购（如苹果收购芯片厂商）掌控供应链，混合并购（如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拓展生态。

（五）地方政府招商策略升级

一是从“增量招商”到“存量激活”。传统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地方政府转向推动本地企业通过并购引入外部资源。例如，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并购基金，引导生物医药企业整合创新药企。二是产业链补链强链。通过并购引入关键环节企业，如深圳围绕华为、腾讯生态，吸引半导体设计公司并购落地。三是风险共担模式。政府联合社会资本成立并购引导基金，如珠海国资参与格力电器混改，吸引高瓴资本注资。

并购招商的六大核心优势

与股权招商、上市招商、产投（基金）招商等资本招商模式对比，并购招商具有以下六大优势：

一是打破产业集聚区低效率恶意竞争，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目前，大量地方特色产业集聚区的低效率“内卷”式竞争越发激烈。地方政府通过组建产业并购整合基金，扶持若干龙头企业进行产业整合做大做强，可以有效降低恶意竞争、提高本区域细分产业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吸引域外大企业深度介入本地产业和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可以组建专门机构甚至公司，帮助本地企业引进域外的实力企业与并购基金成为控股股东，一旦控股成功，域外企业或并购基金将深度扎根本地，派驻高素质管理团队，调动其全球资源来帮助本地被收购企业成长。

三是快速打造一个新兴产业链。当前，中国正在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从行业属性来看，一切利用新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的细分领域，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范畴。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摩拳擦掌”，引进与新质生产力有关的新兴未来产业。地方政府如果想快速打造没有产业基础的一些新兴产业，通过并购该细分赛道若干领军企业，将是最快捷的一个渠道。

四是快速获得境外优质项目的技术和渠道资源。地方政府如果想获得某些细分产业的境外优质项目，最快的路径也是通过并购的方式控股若干家境外相关标的，借机打破国外技术和市场的封锁。

五是快速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助推资本市场发展。目前，企业上市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快速增加本地上市公司数量的行动计划。在上市审核日益严格的形势下，地方国资“抄底”一些合适的上市公司进行控股，将能快速增加本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数量。

六是快速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资本运作团队。并购业务号称金融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地方政府组建并购团队进行并购招商，可以快速培养一支精通财务、法律、投行等专业领域的投资精英团队，帮助地方政府更好地利用资本招商发展壮大。

并购招商的主要模式和案例分析

现阶段并购招商主要包括三种模式：

（一）直接并购上市公司

地方政府通过国资平台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快速整合上下游资源。例如，无锡国资系统2025年两次出手控股博汇股份和洪汇新材，孚能科技等多家A股公司实控人变更为地方国资系统。

（二）设立并购基金

一是地方引导基金扩容。二是联合市场化资本设立并购基金，定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合肥海恒集团2024年备案的30亿元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

（三）参与上市公司定增或重组

通过参与上市公司并购定向增发或鼓励本地企业并购重组，增强区域产业协同效应。例如，安徽省推动人工智能主题母基金子基金落地，支持产业链整合。

在具体实践中，直接下场并购上市公司并拿到控股权，逐步成为地方政府重点考虑的招商策略。2月11日，博汇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文魁集团及实控人金碧华、夏亚萍与原鑫曦望合伙签署了关于公司的控制权收购框架协议。交易完成后，原鑫曦望合伙将成为博汇股份控股股东，无锡市惠山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这是无锡国资系统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出手。1月21日，洪汇新材公告透露，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无锡市锡山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并购一家上市公司，再通过上市公司整合上下游产业，比基金招商效率更高，且流动性与安全性也大幅提升。

根据Wind数据统计，2024年以来，实际控制人由个人变更为地方国资系统的A股上市公司已超过20家，其中不少是地方国资平台跨区域并购上市公司。

此外，设立并购基金“借智”也是并购招商的重要模式。

地方并购模式必须坚持与本地优势产业、独特资源相匹配的原则，对被收购企业整合得了、帮得上忙，既能赋能也能管控风险。由此，并购招商对地方国资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带来了全新挑战。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国资可委托专业的并购顾问在并购前、中、后各个阶段提供专业服务，“借智”开展并购活动。不具备独自下场并购能力的地方政府，可与市场化平台或产业资本合作设立并购基金。未来10年，并购基金或将成为产业整合、中企出海的重要力量。

以安徽黄山市国资委并购光洋股份为例，去年7月，光洋股份公告宣布，公司实际控制人富海光洋基金与黄山富海基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山富海基金受让光洋控股81.667%股权，从而获得光洋股份控制权。交易完成后，光洋股份实际控制人将由富海光洋基金变更为黄山市国资委。去年12月，光洋股份公告透露，公司拟与安徽黄山高新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在安徽省黄山高新区内拍取面积100亩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年产6000万套高端新能源汽车及机器人用精密零部件项目，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10亿元，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并购招商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引领了并购招商的趋势。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今年又将发展并购基金列入了重点任务。笔者认为，上海市并购招商需以“产业升级+资本赋能”为核心逻辑，通过政策创新、生态协同与专业能力提升，实现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转变，同时，需警惕产业同质化、国资负担过重等风险，确保并购生态可持续发展。

（一）强化战略引领，聚焦产业链深度整合

1.明确重点产业图谱  

 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以及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战略性领域，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锁定“链主企业”和关键标的。例如，上海已梳理重点产业上市链主企业名单，结合山禾云招大数据平台动态分析产业缺口，形成并购标的储备池。建立“产业链+并购基金”联动机制，如利用100亿元生物医药并购基金定向支持强链补链项目。

2.推动国资主导的控股权并购

地方国资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可快速整合上下游资源，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通过国资并购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建议针对市值30亿元以下的上市公司，优化并购贷款政策（如60%贷款覆盖），降低国资并购资金压力。

（二）完善政策创新与生态协同

1.优化政策工具箱  

推出财税优惠、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等政策，进一步强化跨境并购支持。例如，利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资金池等工具便利跨境融资，试点科技型参股并购贷款。针对未盈利但技术优势显著的标的（如AI初创企业），提高政策包容性，允许国资基金通过优先股或可转债方式注资，降低短期盈利压力。

2.搭建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  

整合“一站式”并购公共服务平台（如上海交易集团主导的平台），提供标的筛选、融资对接、法律咨询等服务。例如，上海引入山禾云招大数据平台精准匹配标的与需求，提升撮合效率。建立并购后赋能机制，对落地项目在用地、能耗、人才等方面提供“一企一策”保障。

（三）提升专业能力与风险防控

1.借力专业机构弥补能力短板  

地方国资在标的筛选、交易设计、投后整合等环节普遍存在专业能力不足问题。可委托市场化机构提供全流程顾问服务。推动券商合并打造一流投行，组建综合服务团队，覆盖产业研究、法律尽调等环节。

2.构建风险防范体系  

强化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监管，完善尽职调查与交易条款设计。例如，上海金融法院可设立并购纠纷快速审理通道，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建立国资并购容错机制，允许微利或亏损项目通过并购退出，但需强化资产定价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探索新型招商模式与未来方向

1.发展绿色并购与跨境并购  

响应ESG趋势，支持新能源领域并购，探索碳汇资产收购。同时，利用ODI备案机制，支持企业并购境外技术型标的。联合市场化基金设立跨境并购专项，如上海生物医药基金与海外资本合作，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2.推动“股权财政”转型  

从传统土地财政转向以并购为核心的股权财政，通过国资持股上市公司获取资本增值收益。上海国资并购基金矩阵可探索“并购—整合—上市”模式，形成资金闭环。

（五）强化跨区域与跨部门协同

1.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协作  

推动上海与江苏、浙江等地上市公司跨区域并购，如上海企业并购江苏制造业标的，实现产业链互补。设立长三角并购联合基金，共享标的库与政策资源，避免同质化竞争。

2.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

定期召开跨部门会商（如市委金融办、国资委、证监局），协调政策落地与重大项目推进。

预计到2027年，上海市年度并购交易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培育30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并购领军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提升至65%以上，最终建设成为亚太并购资源配置核心枢纽。 

（编辑 宋斌斌）

在全球经济发展版图中，大宗商品作为核心驱动力，始终引领着各国产业的发展；大宗商品的流通与价格波动，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更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所在。然而，大宗商品市场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充满变数的市场中，企业如何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有效管控风险，是一道亟待解答的课题。

大宗商品贸易的利润与风险的平衡之道

大宗商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要求企业不仅要深入剖析历史数据，更要密切关注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势，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潜在影响，还要通过整合有关信息、准确把握价格变动趋势、在商品交易中紧盯差价和机会，实现财富增值。在全球化背景下，某些地区可能在特定大宗商品上形成垄断性市场地位，企业必须积极寻求多元化的供应来源，降低单一供应源带来的风险；同时，应与供应链上游厂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供应链的可靠性和韧性，降低供应中断风险，并通过长期合作获得更优惠的采购条件。

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例如，国内某产煤大省的经济发展与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紧密相关，呈现明显的与GDP增速同涨同落态势。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融资需求逐步攀升，尤其是大宗供应链贸易，已成为地方国企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越来越多的地方国企积极布局，反映了供应链贸易在地方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价值。

随着国企的积极参与，供应链贸易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资源优势，推动了行业的迅速扩张，提升了行业的整体水平。地方国企供应链贸易如何汇集更多供应链资源与要素、支撑区域供应链向纵深发展、提升地方国企供应链贸易业务能级、撬动汇聚更多上下游资源，已成为地方国企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

大宗供应链服务行业的五个发展阶段

总体来看，大宗供应链服务行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服务。因为信息不对称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问题，也给信息服务发展带来机会，比如阿里创业时，马云初期也是做企业黄页的，国联股份创业初期从事会展、培训等行业信息服务。

第二个阶段是交易服务。该阶段需要一些拼单采购、分销执行，主要是解决一些经济采购规模的问题。盈利模式主要是自营贸易，赚取时间、地区、汇率、贸易价差。

第三阶段是金融服务。这是现在很多国有企业从事的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托盘业务，依靠自身的国有身份从银行拿到低成本的资金，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的问题，但这里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会占用自己的授信额度，如果企业纯粹提供资金服务，则不被国家鼓励。这与国家强调降两金、降杠杆、降负债的方向是相悖的。国资委强调严禁融资性贸易，仅为了提供资金服务现在也为各个省市所限制，国家亦不鼓励。如果企业单纯依靠金融服务，在整个市场融资成本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金融服务的息差空间将会越来越小，由此很多头部企业都在向供应链综合服务的方向发展。

第四阶段是提供第三方端到端的供应链服务。主要服务宗旨是借助数字化解决四流不协同、不匹配的问题，降本增效。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在单一生产、贸易、物流等环节降本增效的空间非常有限，这就要求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在自身的上下游供应链各环节中挖潜，而不是仅靠单一环节的降本增效。

第五阶段是产业投资+运营服务。前四个阶段的一些供应链服务，都是一些流动性的债项融资服务，而第五个阶段是股权+债权的服务，就是通过产业投资加第四方的产业链运营，对传统的产业进行数字化赋能，通过供应链来整合产业链并再造价值链，即通过股权投资垂直一体化，在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核心环节企业中参股，统筹供给与需求，降低闲置产能及安全库存，把整条链条上下游的交易成本、产能闲置成本、库存成本、资金占用、摩擦成本降到最低。未来借助股权投资、供应链整合及流通渠道优势，以供应链服务的渠道品牌代替产品品牌并获取溢价是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中国大宗供应链市场转型迫在眉睫

（一）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行业集中度逐年提升

我国是世界重要的大宗商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根据世界钢协发布的《2023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2022年我国钢材消费量世界第一，占全球成品钢材消费量的51.70%。煤炭消费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内大宗商品需求庞大，受“去产能”等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大宗商品供需缺口持续存在。

中国大宗产品供应链市场规模大但行业集中度低。根据厦门象屿公告，2022年我国大宗供应链服务市场规模为55万亿元左右，整体市场稳中有进。海外大宗供应链市场集中度远高于国内市场，例如2021年日本五大商社贸易体量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31%。近几年，我国大宗供应链服务市场形成了以四家地方国企为主，大量中小型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为辅的竞争格局。中国大宗供应链CR4（物产中大、厦门象屿、建发股份、厦门国贸）市占率快速提升，2022年市占率达到4.18%。

（二）行业转型升级，海外龙头利润率表现出色

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行业由传统贸易向产业链服务和产业链运营升级。在商业模式方面，海外大宗供应链巨头一体化整合及产业链介入程度高，如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贸易商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已建立了“农场--储存--加工--运输--销售”的产业链运营模式；金属和矿物巨头嘉能可、托克集团则以“上游矿权资源控制”及“产业链+国际物流资源整合”作为发展主线。2021-2022年，海外龙头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普遍在2%以上，显著优于国内供应链龙头企业。

在“金融危机”“钢贸仓暴雷”等事件中，中国大宗供应链行业传统贸易模式爆发系统性风险，头部供应链企业开始由传统“单点服务”向“综合服务”再向“全产业链服务”转型，并在部分领域实践“产业链运营”模式，利润率水平具有显著的边际改善空间。海外大宗商品贸易龙头企业利润率显著优于国内供应链龙头企业。海外大宗供应链巨头以跨国集团和全球资源布局为主要运营形式，而国内大宗供应链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正加速国际化布局和进出口业务拓展。

（三）政策红利释放，行业重要性愈加凸显

国家出台政策积极推动供应链管理服务业转型升级，大宗供应链服务受益。“供应链”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十三五”规划中，规划提出加快供应链体系与金融、互联网行业形成协同效应；“十四五”规划对于供应链管理的规划更加明确，我国供应链管理要补齐国内供应体系短板，在供给方面加强整体效率，以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对加快国内大循环、大市场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2022年4月，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通过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赋能产业集群的典型案例

国内大宗商品产业集群智慧金融生态持续创新，已形成多元发展格局，“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模式成为新的创新点，即通过打造区域的产业集群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对当地的港口、码头、铁路专线、工厂厂库等进行数字化改造以及园区运营，将采购、仓储、贸易、物流、生产等相关数据归集起来，形成数据资产，再推给金融机构，银行直接对工厂厂库放款。对企业来说，这种模式的资金成本只有传统融资方式成本的一半左右；对政府来说，能实现税收归集，可助力当地企业存活，也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税收。

（一）县域产业集群：冠县项目案例

冠州陆港供应链有限公司是山东冠县国企。冠县一年有1600万吨钢铁产量，大概有180家相关企业，年采购量大概在500亿元，以前主要通过头部供应链公司代采，货物放公共仓，综合资金成本、仓储装卸等相关费用，综合成本较高。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该公司创新推出“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模式，打造全国首个县区级数字化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平台“冠之链”。由地方国企服务地方产业集群，降低融资成本，畅通融资通道，归集产业数据，打造符合冠县产业发展方向的供应链金融生态体系，实现政银企多方互利共赢。

（二）市域产业集群：广珠物流案例

广珠物流为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旗下企业，集建材采销、仓储理货、加工管理、物流配送为一体，以“商贸+物流”双轮驱动为核心。广珠物流项目主要围绕商贸管理、仓储管理、财务中心进行信息化建设；结合多种物联网技术应用，实现供应链环节商贸、仓储业务的精细化管理、集团化管控，综合信息化服务支撑等。广珠物流服务了周边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而且有力带动了周边区域企业创造税收过亿元。

（三）市级产业集群：济宁能源融汇物产

融汇数易平台遵循“一平台、微应用、多场景”原则，通过数据集成、平台管理、用户界面进行业务赋能，布局“六横四纵”。六横：客商中心、合同中心、订单中心、价格中心、资管中心、货管中心；四纵：CTRM系统、港口管理系统、多式联运、煤矿运销系统。该平台助力大宗商品交易从线下转移到“云端”，并提供贸易“一单制”服务，极大提高了供应链透明度和运营效率。

（四）省级产业集群：山东黄金案例

山东黄金贸易集团以“聚焦主业、嵌入产业、工贸融合、合作共赢”为经营理念，稳步提升海外矿产品、金属市场份额，推动原料供应、金属销售、终端延伸三大业务领域协同，打造了“一平台多场景微应用”和“主数据、客商中心、合同中心、移动中心、共享中心和消息中心”等中台系统，有效解决了矿产品在湿吨、干吨计量，多种计价元素、多种定价规则以及多品位区间综合计价管理方面的难题；实现贸易集团业务转型升级的“专业化布局、集中式管控、共享式协同和一站式服务”运营目标。

（五）央企产业集群：五矿发展

五矿发展以贸易线上化为目标，打造交易平台，集成采购、销售、仓储、物流、结算、发票、支付等核心功能，实现与上下游的生态链接和客户的综合服务。项目以数字化方式链接上下游企业，以五矿钢铁核心业务为基础整合仓、运服务，搭建统一对外的商城门户，支撑五矿钢铁核心业务场景，逐步形成五矿发展统一标准、统一入口的对外服务平台，全面提升交易效率和服务体验。

国企开展大宗商品供应链业务的三个关键点

关键点一：大宗商品周期性强，任何企业都需要尊重市场，顺势而为

开展供应链业务，企业的营收增速与整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是同频的，尤其是钢铁类价格周期性强的品类，当然也有例外（如农产品）。我们虽然无法避免行业的周期性影响，但可以实现逆周期稳增长，顺周期高弹性。首先，需要具备专业强大的风控能力；其次，选择服务对象和行业的时候要相对分散；再有，大宗供应链涉及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要具备体系化的产业供应链运营能力。最后，科学、敏捷、柔性化的供应链执行能力需要一个模型，市场瞬息万变，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比较大，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决策工具开展动态的风控。

关键点二：大宗商品头部企业借助强大的风控、融资能力，实现逆周期扩张

头部大宗供应链企业，往往是在逆周期时实现规模化的扩张。因为经济低迷时中小企业风控能力较弱，而国有企业和头部企业有持续的融资能力，从而具备抄底一些低估值资产的机会。

关键点三：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要向两端“高壁垒”性业务发展

首先看营收指标。2024年，传统的头部大宗供应链企业的营收呈现负增长，但产业互联网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因为在市场销售情况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通过互联网平台扩展自己的销售渠道。

再看净利润指标。2023年大宗供应链企业的平均净利润下滑了23.44%。但是借助产业互联网从事大宗供应链的企业净利润大幅增长，平均增幅为39.73%。

最后看负债率指标。2024年，大部分头部企业的负债率都有所增长。在营收增长幅度有限，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此，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要向“高壁垒”的业务发展，要么借助投资向上游重资产的方向发展，要么借助数字技术向下游渗透到终端长尾的实体客户，如果夹在产业链中间，将无法摆脱行业周期性的影响。

多措并举提升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的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成为国企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国企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以提升其在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中的竞争力。

（一）数字化转型：打造一体化供应链物流

在大宗商品供应链中，物流环节至关重要。传统的物流模式因多级分销、多次仓储和多程物流等问题，导致产业链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因此，数字化转型成为实现一体化供应链物流的关键。

1.构建智慧仓储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企业可以实现多组织的高效协同，以一体化的方式提供端到端的协同服务。例如，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物流中心通过“五化”建设（即单证数字化、流程可视化、园区物联化、服务集成化、业务平台化），打造了“中储云链”平台。该平台以实体仓储网络为基础，以仓库数字化应用场景为手段，推进智慧仓储平台建设，进一步打造“中国放心库”。2022年，该物流中心的年吞吐量达到657万吨，创历史新高，每天有500辆大卡车进出，数字化赋能效果显著。

2.全链条数字化与风控体系。为了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效率，企业需要将数字化贯穿于产业链的仓储、物流、交易等各个环节，并构建数字化风控体系和监管体系。数字化不仅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还能确保货物安全和货权清晰。例如，物润船联通过构建“数字商贸+数字货运”生态圈，采取“贸易线上交易+供应链服务+数字货运”新模式，实现了对要素的精准控制，全过程管理透明化，从而大幅提高了“流通生态”的效率，最终形成了开放、合作、共赢的生态圈。

3.推动供应链协同一体化。随着行业的不断迭代升级，单一服务于交易环节的产业电商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供应链协同一体化，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从传统贸易物流向端到端服务的升级。这有助于整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四流合一”。例如，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了全球化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网络布局。易煤网采用交易透明化+类做市商制度，创新了平台交易机制，已成为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于一体的煤炭供应链生态圈。

（二）服务模式拓展：从贸易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变

传统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多为贸易商，盈利模式主要依靠买卖价差。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的持续发展需求，需要向综合服务商转变，提供物流、融资、信息咨询等增值服务。

1.提供多元化增值服务。国企应基于对产业链的深入介入和增值服务的需求，进行相关的资产布局，从而实现对货权的把控和严控信用风险。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企业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例如，海外的嘉能可和ADM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如目的地营销、装卸、种植园的供应链服务以及结构化供应链金融等，实现了对产业链的深入掌控。

2.全环节一体化服务。围绕大宗商品的原料采购、库存管理、剪切加工到产成品分销、物流交付等全环节，企业应提供包括价格管理、产业金融、信息咨询在内的一体化服务。这种全程服务有助于系统性地降低制造企业的各环节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和资金效率。例如，某大宗商品供应链公司的大宗商品工程物资配送业务，以大型施工建设企业或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业主为服务对象，为其工程项目配送物资，并提供从采购计划管理、资源组织、运输配送、应收款垫资、结算服务到价格管理等工程物资供应链管理组合服务。通过赚取流通增值服务费、应收款垫资价差、基差管理收益等，该企业实现了盈利模式的多元化。

（三）产业链布局优化：增强掌控力与竞争力

基于中游贸易环节，企业应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延伸，以增强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1.向上下游延伸。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企业可以实现对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提供定制化服务。例如，ADM从农产品产业链中游贸易延伸至下游精加工业务，提供增值服务如目的地营销、装卸、种植园的供应链服务以及结构化供应链金融等。这种延伸不仅增强了企业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还提高了企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2.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协同。为了进一步提高整个行业的配置效率，企业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在上游，企业可以与供应商签订长期采购协议，或直接参与海外资源的投资和开发，以保障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在下游，企业可以与客户紧密合作，了解其需求并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例如，瑞茂通与国内主要产煤区的大型煤矿以及国际上的海外采购源建立广泛联系，下游与国内六大电力集团均有合作。通过整合各方资源，瑞茂通提高了整个行业的配置效率。

（四）强化风险管理能力：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大宗商品供应链面临多种风险，如上下游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物流货损风险、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因此，国企需要构建完善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

1.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构建。依照产业风控和金融风控的要求，企业要对产业链条上各环节的风险进行把控。在产业风控上，应严控信用准入，控制外部交易风险，并选择信誉良好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针对不同业务模式，如预付业务模式、仓押业务模式、应收业务等，企业应分别提出针对性的风险把控方式。例如，数链科技通过线上监控预警和线下监管驻厂的方式，对业务链条上各环节的风险进行把控，确保了业务的稳健运行。

2.风险应对措施制定。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企业需要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在应对价格波动风险方面，可以采用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拥有专业的期货团队，通过套期保值等操作来规避风险。在信用风险方面，应加强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管理，如设置信用额度、进行信用评级等。此外，企业还可以采用包括二次定价、公式结价、保证金、货权处置以及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等风险控制手段来应对各种风险。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国内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资源丰富，在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收入的提高，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地方园区的转型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政策意义。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增速放缓、注重质量的新常态，这就要求各地园区进行创新和变革。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转型正在兴起，比如苏州工业园区的大数据物流，通过精确的资源配置，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合肥高科技园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家电制造的自动化，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常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依托新能源技术，吸引众多企业聚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国家提倡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武汉的东湖科技开发区就是长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基地，对地方的工业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深圳高新区在南山建立了孵化器，对创业企业实行减税、补贴等优惠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创业热情。推动地方科技园区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大框架下，密切关注政策导向，在产业规划和创新机制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推动区域内资源的合理流动，从而达到自身的持续发展和区域间的协同增效。

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是一定地域内的生产要素与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相结合所形成的复合体。德国韦伯提出的产业区位理论认为，在运输、劳动力和聚集经济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生产成本是最小的，增长极理论强调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优势产业和创新企业将在一定程度上聚集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增长极，并通过辐射效应对周围的区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先后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等经济特区和国家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地区由于政策、区位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也加快步伐，通过建设交通枢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绩。2023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幅达到8.5%，比全国同期增幅高出1.5%。

区域园区的作用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各地的园区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主要有高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三种类型。例如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聚集了一批著名的高科技企业，2023年，园区内企业营业收入已达8.3万亿元。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例如苏州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信息等行业按照经营方式，园区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园区、企业主导型园区、政府与企业合作型园区。政府主导型园区以政府为主导，以政策为导向；企业主导型园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导，以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方式来优化资源配置。

地方工业园区

地方工业园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点是产业集中。以浙江大唐袜业工业园为例，该园区已形成完整的袜子产业链，袜子年产量超过250亿双，占据国内70%的市场份额，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当地的园区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到2023年底，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有15万名员工，其中60%以上是当地员工，并在各个领域提供就业机会。创新驱动是地方大学园区的一个重要职能。合肥高科技园区积极与大学合作，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促进前沿科技的研发。

地方工业园与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地方产业园区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十分明显。园区内的企业对本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直接的贡献。到2023年，天津滨海新区GDP将达到876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天津市GDP的30.5%。园区内的众多企业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形成一条产业链。工业园区的开发带来了直接投资效益。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已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前来投资，利用外资总额达160亿美元以上，不仅对园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吸引外资作用，而且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园区发展也促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为适应园区的发展，当地政府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改善园区的投资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园区和周边地区聚集，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在交通便利和资源优势较好的地区建立开发区，吸引企业来此投资建厂。但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工业园区的功能与产业布局提出更高的要求，园区的规划与建设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对高科技产业的需求不断增大，当地政府就会通过建立高科技园区将资源集中在高科技产业上。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对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影响较大。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将推动各地区对园区进行合理的布局，促进产业有序地跨地区转移。例如河北省在北京和天津毗邻地区建立了京津冀产业园区，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实现了京津冀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

地方园区转型路径

资源配置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地方经济园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竞争力。从资源配置来看，目前许多园区都存在着资源分散、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各地一批传统的工业园区，有不低于20%～30%的土地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水、电等配套能源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浪费。为此，国家颁布《关于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通过对园区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整合，让资源集中、高效利用，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通过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调配园区企业闲置的厂房设备等资源，使园区用地利用率提高35%以上，年节约成本5亿多元。

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产业竞争，我国园区产业正面临着高端产业流失，低端产业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东莞松山湖高科技园区，原先主要从事电子资讯制造业的低增值加工及组装。在政策的引导下，园区加大了研发力度，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纷纷落户，带动了周边产业向高端转移。到2023年，园区内高科技产业产值比重由改制前的40%提高到70%以上，园区的产业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

工业园区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和园区改造是我国地方工业园区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过去很多地方经济园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这些园区的竞争力越来越弱。例如，在珠三角的一些制衣厂，在2010到2020年间人工成本上升了150%，使得制衣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国家制定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鼓励园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深圳南山高科技园区对此做出了反应，积极发展和引入高科技企业。园区内的龙头企业——腾讯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力度，研发人员的比例达到60%以上，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引领园区由传统工业向科技创新工业转型。到2023年，高科技产业占南山高科技园区经济总量达到90%，成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园区到科技创新型园区的转型。

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化导向型转变

政策创新和机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高新区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过去，很多开发区在项目的审批和企业的管理上都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园区的低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园区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政策措施。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港区为例，为进一步降低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程度，采取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项目审批方面，将审批周期从200天降到60天，将企业开业时间降到1天。同时引进市场机制，建立工业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如张江火炬风险投资公司在张江高新技术园区成立，目前管理着50亿多元的资金，将社会资本引导到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对园区的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效地完成了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转型。

提高园区可持续经营能力

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方向是增强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看，园区内企业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受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鼓励。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对企业的环保要求非常严格，符合要求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要求整改或淘汰。园区企业优化生产流程，近5年来单位 GDP能耗降低25%，园区绿化覆盖率达45%。

在建设智能园区的过程中，随着IT技术的发展，许多园区都在积极推动园区的数字化改造。未来人科技城将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打造杭州城市智能运营平台。园区内的企业运营状况、交通状况、能耗状况等数据均可通过该平台进行实时监控，从而达到精确管理的目的。园区利用智能控制系统减少15%的能量消耗，智慧园区的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园区的管理效率、企业的运作效率，而且可以促进园区的持续成长。

一些传统的工业园区内，产业结构混乱，各种类型的企业混杂在一起，上下游产业链缺乏有效的连接，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较高。同时，污水处理、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许多企业都在各自的地盘上建设，但利用率还不到50%，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以建立循环产业链为核心，促进资源的梯级利用和共享，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通过对园区内的工业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形成了化工、汽车等工业集群，同时建立了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和智能化仓储物流中心。改造后，园区企业之间的物流成本下降30%，污水处理厂等公用设施利用率达到85%，实现了有效的资源整合。

在产业竞争力提升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产业国际竞争，迫切需要优化提升地方经济园区的产业结构。许多园区的产业结构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缺少核心的技术和品牌。因此，为推进园区内制造业的高端化，国家制定了《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对此，宁波的杭州湾新区着力发展汽车及其零部件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吉利汽车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入驻新区，以汽车研究院为代表的创新平台建设，使新区汽车工业的 R& D支出从改制前的3%提高到了8%。到2023年，新区汽车工业产值达到1500亿元以上，新能源、智能、网络汽车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比重达到40%以上，实现产业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在世界汽车工业舞台上站稳脚跟。

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以北京大兴区科技园的发展与改革为例：

北京市大兴区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园区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例如，《大兴区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从资金、税收等方面对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予以扶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数据显示，在2018—2022年间，传统工业在大兴区园区的比重逐渐降低，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大兴区通过《大兴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每年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和产学研合作项目，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园区内企业在政策的推动下，创新动力日益增强，实现了由传统的生产要素推动型经济增长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在2018—2022年间不断提高，分别为2.15%、3.08%。新产品营收占比也在逐年上升，从2018年的18.34%上升到2022年的25.67%。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创新投入与GDP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大兴区以土地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手段，提高了园区的发展效率。在配置土地资源方面，以重点产业项目用地为优先保障，提高用地效益，落实《大兴区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对园区内的重点产业进行社会资本引导。到2022年，工业发展基金总规模达到15.68亿元，带动社会投资56.32亿元。

虽然大兴区的园区产业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产业间的协同和联动还很薄弱。高科技产业内部各细分市场之间缺乏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高科技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联系。例如，根据2022年园区内企业交易数据统计，高科技企业中只有30%左右的企业与园区内同类型上下游企业形成稳定的供货协作关系，绝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单打独斗”。这就造成了产业资源分布的分散化，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影响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与此同时，高科技与传统工业的互动与融合方式还不够成熟，产业间的跨界融合进展缓慢，不能充分挖掘高科技与传统工业相结合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采用先进IT技术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不到10%，这既阻碍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又制约了高科技产业应用场景的扩展。

尽管大兴区积极推进以创新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企业的R&D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创新成果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率不高。一方面，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系渠道不畅：调查显示，40%以上的园区企业认为，在与研究机构合作研发或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合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到2022年，园区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共获得了800多项专利，但是真正能够转化为产业的还不到30%。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无法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科技产业发展基金，但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风险较大的项目，创投公司的介入程度并不高。从资金流向上看，2022年度产业发展基金中用于创新成果前期转化的资金只占15%，这就使很多具有潜在价值的创新项目因为资金不足而难以迈过“死亡之谷”，不能顺利进入产业化阶段，从而影响到园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虽然大兴区对重点工业项目的用地实行了优先供应政策，但园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用地紧张问题日益突出，要素资源分配中的瓶颈问题已成为制约园区发展的“瓶颈”。根据2022年土地储备情况，目前可供新建大型项目使用的集中用地有限，而且比较分散，部分对用地规模、完整性有较高要求的重点产业项目难以实现落地。同时，园区内部分土地的使用效率较低，部分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发展战略调整等原因，导致园区部分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存在较大的土地浪费现象。

大兴区园区虽然通过引进人才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优秀人才的聚集，但是人才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园区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端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尤其是对算法研究和应用场景都有一定了解的复合型人才，更是供不应求。

虽然产业发展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资本杠杆作用，但有些项目的投资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收益，产生投资的风险。根据项目绩效考核数据，2022年度基金资助项目中有20%左右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产值和税收增长指标，导致基金的浪费。同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一定的风险控制要求，导致2022年园区内中小企业平均贷款额度只有大型企业贷款额度的30%，制约了园区内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地方园区改革对策建议

建立行业协作沟通平台

以政府为主导，强化产业间的协同联系，建立集技术、产品、产能、需求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协作信息平台。建立网上信息发布和对接平台，实现企业间的合作意向和技术问题的实时发布；线下建立产业合作服务中心和专业服务队伍，按月、按季组织企业进行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联动，在一年内将园区内高科技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40%以上的稳定供货合作关系，在三年内将此比例提高到60%以上，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促进产业一体化发展

设立“产业融合专项资助基金”，每年资助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项目。对采用信息技术的传统制造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给予实际投资30%的补助；对高科技企业向传统产业拓展应用场景的项目，按照新增税收20%～50%的比例给予税收优惠。推进30%以上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智能化升级，培育出20个具有示范效应、可复制推广、引领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企业。

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组织，拓宽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渠道，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定期对园区内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科研成果和企业的技术要求，为双方的准确对接搭建桥梁。建立标准化的科研合作程序和合同范本，精简程序，降低费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对于成功促成技术合作、实现技术产业化的科技服务企业，按照技术合作项目实施后2年内新增利润5%的比例，对科技服务企业进行激励。

健全科技融资服务制度

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财政给予投资总额1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减免20%的企业所得税；政府产业开发基金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期投入，同时构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承担技术创新转化风险的科技金融风险共担机制，减少金融风险的压力，促进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果顺利转化为商品。

加强国土资源监督管理

利用卫星遥感和GIS技术，建立土地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严格按规定收取土地闲置费；闲置2年以上的依法收回再出让。鼓励企业盘活存量土地，采取土地流转和合作开发等方式，通过减免土地使用税等方式，促进闲置土地利用的盘活。优化供地方式，优先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先让后租等灵活方式供应高投资、高科技项目用地，提高园区土地使用效率，力争1年内将园区闲置用地比例控制在3%以内，2年内控制在1%以内。

提高经费使用的准确性和监督水平

建立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评审专家库，引进第三方专业评审机构对项目进行严格可行性分析和风险评价，确保基金投资的准确性。加强对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督，开展绩效考核，对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专项资金要及时调整用途，并采取止损措施。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进行产品创新，开展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质押融资，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推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加快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地方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政策导向相吻合，必将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编辑  季节）

2003年，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振兴由此拉开序幕。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等五盟市被纳入国家东北振兴战略实施范围。至此，东北振兴战略包括了东北地区三省一区的共同振兴。2016年，中央印发《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提出争取再用10年左右时间，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走进全国现代化建设前列，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

近年来，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当时确定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分析近10年的经济数据可以发现，在煤炭保供东北的需求牵引下，蒙东地区经济发展态势逐年向好，无论发展速度还是经济总量都已成功“破圈”，成为牵引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东北辽吉黑三省与蒙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消长

东北三省一区在全国GDP排名的变化

东北振兴开启的2003年，东北三省GDP在全国占比为8.36%，到2024年，其占比仅为4.70%，几乎下降了一半；同期，辽宁省GDP的全国排名由第8名下降到第16名，吉林省则由第15名下降到第25名，黑龙江省也由第24名下降到第26名。耐人寻味的是，东北地区主要城市的GDP排名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前10名当中，除了有4个副省级城市外，蒙东的3个城市进入其中，蒙东地区经济也进入了东北地区先进行列。

三省一区工业增长趋势各异

东北三省、蒙东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与发展趋势，以及东北内部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2003年，东北三省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为8.94%，2024年则下降到4.11%，降了一半还多；同期，蒙东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则由0.40%提高到0.50%，绝对值增长了近10倍。值得一提的是，蒙东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在东北地区的占比逐年提高，从4.46%提升到12.10%，体现出蒙东工业化进程明显加速。

主要城市发展变化值得深思

2003-2024年间，在东北地区主要地区（市）中，赤峰的GDP排名由16位上升到第6位，并从2021年起一直保持在第6位，呼伦贝尔由21位上升到第8位，通辽由13位上升到第9位，锡林郭勒盟由33位上升到第16位，兴安盟由38位上升到第26位。目前东北城市GDP前10名依次是：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庆、赤峰、鞍山、呼伦贝尔、通辽、吉林。纵观这10个城市，前4名是计划单列城市和副省级省会城市，大庆、鞍山、吉林是国家重点工业基地，拥有多家大型央企，而蒙东地区的赤峰、呼伦贝尔、通辽则依靠市场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东北振兴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强调优化供给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就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支柱，经济发展领跑全国。在其后的改革进程中，人们希望通过改革供给水平与供给结构，重新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有效的供给。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用大量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同质化发展严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陷入“低端锁定”和“高端不足”的双重困境，导致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东北地区的绝大多数产能没能为国家的工业化继续提供有效的供给。比如，笔者在某地调研时，当地领导曾经自豪地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的电子器件就是他们生产的，而今，该地的电子产业市场竞争力，已经今非昔比，更不用说为人造卫星做配套了。

国有企业负重前行

在计划经济年代，东北三省GDP在全国占比一度接近20%，辽宁曾经排名全国第1，并多年保持前3名；黑龙江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全国第6的水平；吉林经济发展也达到中游水平。这样辉煌的历史成绩，主要支撑基础是国有企业，可以说，国有企业铸就了东北三省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头脑中的传统思维依然存在，大多数人对计划经济年代东北三省形成的大型国有企业心有寄托，希望它们能够重振雄风、再度辉煌，反映在振兴政策当中，就是希望于盘活存量的国有企业，然而，承担大量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竞争力日渐式微，这可能也是新时代东北振兴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蒙东工业化发端于东北煤炭保供的需求引领

进入21世纪，东北地区在改革中没有适时调整结构支柱，地位不保，作为发展“血液”的能源储量面临枯竭的风险，为了保持工业的持续发展和东北三省人民群众的冬季取暖，国家要求储量相对丰富的蒙东地区为东北提供煤炭资源，保证东北三省的工业和民生用煤，这一政策开启了蒙东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为了满足东北三省保供用煤的需求，蒙东地区发展起了煤炭工业；由于保供煤需求存在季节性特征，为了保证淡季煤炭企业的正常产出，蒙东在煤炭产业的基础上，发展了坑口火电产业，通过远程传输，满足了长三角、京津冀、东北的用电需求，电力产业得到了发展。不仅如此，蒙东地区还利用自身的风光优势，发展绿色电力产业，持续满足了发达地区的电力需求。目前，蒙东地区以能源电力为代表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在东北振兴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确立了需求引领经济发展的样板，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东北振兴的蒙东路径借鉴

进入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东北三省一区应形成合力，构建协同联动机制，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发展。

以需求为导向的东北振兴路径调整

笔者在调研时发现，锡林郭勒盟在蒙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2024年，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1235.96亿元，增速4.6%，位居蒙东地区首位。全年原煤产量14357.2万吨，其中60%供给东北地区；发电量1139.2亿千瓦时，其中，火力发电量697.7亿千瓦时，增长9.3%；风力发电417.8亿千瓦时，增长16.3%；光伏发电23.7亿千瓦时，增长17.8%。发电外输华北、华东、东北等地900亿度，外输占比达79%。可以说，煤炭保供东北牵引出的需求是决定和影响锡林郭勒盟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的重要因素。锡林郭勒盟初步建立了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在保障东北地区煤炭供应和周边地区优质电力使用的同时，助力绿电“出圈”。

蒙东地区依托煤炭保供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初步建立了以能源工业为引领的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以需求为引领的东北振兴之路。未来东北振兴也可尝试需求引领路径，积极融入国内外统一大市场之中，以国内外需求为导向，实现结构优化和质效提升。

东北三省制造业为蒙东产业发展服务

因煤炭保供起步的蒙东工业化进程，带有明显的能源主导色彩，其中新能源产业是最耀眼的环节。目前锡林郭勒盟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2288万千瓦，凭借资源优势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笔者调研发现，因为设备超长、超宽、超大，部件运输存在困难，风力发电设备的就地加工组装就显得尤为重要。为顺应这一发展潮流，锡林郭勒盟初步形成以风机整装为主，以叶片、塔筒、机舱罩、风机基座等零部件为辅的风机装备产业链，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同时，瞄准第三代光伏组建新赛道，引进了钙钛矿光伏组件制备项目，正在培育新型光伏装备制造产业链，并规划由“加工组装”逐步向“制造”转变。

然而，蒙东风电产业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短板”，有待升级优化。以风电设备制造业为例，虽然已有中船风电、上海电气、中材科技等知名企业进入，但由于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含量高且不便利组装的发电机、齿轮箱、变压器等环节还有待技术环境成熟后才能落地达产。在此背景下，东北三省的成熟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供给推动转换到需求引领，以蒙东产业发展和技术需求为导向，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逐步走向振兴。

打造东北三省+蒙东+蒙俄产业链

过去20多年间，东北全面振兴未能达到目标，同时区域内没有形成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产业，政策取向一直是以供给侧改革为手段，因此未来应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引领，整合国内外经济主体，形成需求牵引的完整产业链。就目前来看，应该以已经发展的蒙东能源产业为龙头，以东北三省科学技术和专业人才为支撑，吸引蒙俄能源原材料产业加入其中，形成完整的跨国次区域产业链，拉动东北振兴进程。例如，锡林郭勒盟利用地缘、亲缘优势，充分挖掘与蒙方在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上的差异性和技术互补性，组织民营企业组团出境、在当地建厂，拓展与蒙方在煤炭、冶金、有色金属等领域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优化营商环境，面向东北地区招商引资，与吉电、铁盛等大型国企联手，深化与天津港、锦州港、曹妃甸港的合作，积极参与东北陆海新通道协作联盟，口岸带动、腹地支撑、边腹互动的格局初步显现。锡林郭勒盟珠恩嘎达布其口岸，2024年从蒙古国进口煤炭400万吨，预计2025年可达1000万吨，未来有望达到5000万吨。可以预见，依托蒙东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契机，蒙古国将投入更多的能源资源，嵌入我国东北产业链。在此背景下，蒙东地区可以大幅扩大以电力为代表的能源产业规模，吸引东北三省相关技术和人才的流入，形成以能源产业为引领的跨国产业链，增加东北地区GDP的全国占比，逐步实现东北振兴。

（编辑 宋斌斌）

今年５月１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正式生效。这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出的法律规范，是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之后，关于“三农”问题的又一部重要法律。

颁布该法的两个重大意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指出：“为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利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管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共同富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中颁布该法的两个重大意义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宪法》规定我国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自我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分”的要求落实了，但怎样实行“统”尚须探索。一些地方“分而不统”的状态已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其表现为：

1、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丘陵地带，农民主要收入靠外出打工，不少农田基础设施废弛。家庭承包权的延长，使不少农民把承包地看作是自己的“祖业”，流行着“宁可抛荒，不可释业”的观念，抛荒现象严重。

2、在北纬45°玉米黄金带，美国采取了上百公顷大规模种植的方式，每公顷成本可低至300元人民币。同纬度的吉林省黑土地带，家庭承包种植规模仅几公顷，每公顷种植成本高达6000元-7000元。但有些地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把耕地连片规模化，进行统一种植，当规模化程度接近美国时，成本最低可降至3300元，单产增加了15%～20％。大豆种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3、根据内蒙古大学对内蒙古与蒙古国放牧式畜牧业的研究，按照相同的载畜量，蒙古国不同季节的草场平均面积为9.2平方公里，但内蒙古因为实行家庭承包制，草场面积仅为2.6平方公里。由于草场面积大小悬殊，在内蒙古，一只羊想吃饱走的路是蒙古国羊的1.6倍，羊放牧多消耗的能量相当于要多喂100斤玉米。内蒙古的放牧式畜牧业由农区的玉米、秸秆作为补充饲料，按价值链分析，喂补充饲料的纯收益大多为工业资本所得，牧民所得却很少。因而内蒙古牧民的纯收益相比要低于蒙古国。

4、粮食主产区虽连年增产，但“化肥农药除草剂，种的都是卫生地”。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农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土地有机质下降、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问题都非常严重，对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以上这些问题需要在“统”的条件下，在持续深化乡村振兴的改革中得到解决。在长期实行家庭承包制基础上，能否实现“统分结合”已成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战略性问题。

第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根据宪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于长期“分”强“统”弱，导致“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的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传统的“集体观念”基本解体。综合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超过8400亿元，村均收入达到143万元。全国村集体收益超过5万元的村占比为65.4%，其中收益在5万-10万元的村占17.4%，10万-50万元的村占33.1%。

由于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十分薄弱，在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中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村级组织的运行基本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而财政能力的不足决定了村级组织运行能力的薄弱。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也不利于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

虽然我国鼓励农民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目前全国在册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约为222.2万个。但绝大部分并没有真正运行。真正运行的也并不具备“统”的功能。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探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区近年来为了突破“分而不统”的状态，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收益，提高集体积累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开展，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像云南省、山东烟台、贵州毕节、安徽芜湖、宁夏中卫、吉林松原等地级市和河南项城叶县都在市（县）委和组织部门的推动下，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实现了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合作社积累增加，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了许多公共服务，包括缴纳新农合的个人缴费、给老年村民提供福利、建设并维护农业基础设施、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等。这极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有利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有力地支持了乡村振兴，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头人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典型。其中，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历经三年的探索，已有139个村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达90％，累计为集体增收9441万元，带动4.62万群众增收7426.3万元，奖励152名村干部44.38万元，实现了合作社、村民、干部三增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力地推动着乡村全面振兴。

现阶段，许多地方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是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要求而生。首先，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分散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局限性，和“统”起来发展的优越性已明显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贫困户被党支部组织在合作社中，能够稳定地增收脱贫。其次，只有基层党组织才能够将群众组织起来，按照集体经济的组织方式实行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虽没有相应的规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却基于其优越性而发展起来。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民自愿把承包地的经营权让渡（一般是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入股）给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经营，实行按劳和按股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它的规模或大于或小于行政村（组），取决于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和农民的自愿。这是落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统分结合”的产物，它成为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之一。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阻力和困难

2014年以贵州安顺塘约村为代表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经产生，很快在全国被学习、复制、推广，这反映了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命力。但是，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阻力和困难依然很大，主要原因是：

首先，对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关部门之间缺乏共识，立场与态度各不相同。党的组织部门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促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动。农业农村部门一些人认为已经有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再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既没有必要，也不合适。

其次，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中有些规定脱离实际，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例如，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流动资金的管理规定，凡卖出的产品超过5万元，必须走招拍挂程序；而完成一道程序，前后就需要20天。我们在调研中遇到这样的例子：集体合作社要出售大量玉米，但不能随行就市抓住价格高点，结果就容易给集体经济造成损失。东北玉米收得晚，还要脱粒烘干，往往要到来年１月才能卖完年度玉米，实现资金回收。但财金管理上这被视为资金跨年，入账不及时，违反财金纪律。合作社凡超过2000元的支出，必须走招拍挂的程序。对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在财务上按最严标准来管理，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作为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自主性。

再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循，只能在实践中探索。由于合作社是由党支部领办，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各种政策支持、社会捐赠、集体的机动地及零星的生产资源，容易让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获益。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资清查中，发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有侵占国有和集体资源现象。这虽然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并未明确是纠偏还是按“正风反腐”的要求查处，对集体经济带头人造成很大压力。要鼓励农村基层党支部的干部担当有为，使他们保持带领群众走“统分结合”道路的积极性，否则很难达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成农业强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目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生效后，怎样通过落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所要求的“统分结合”来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需要努力探索。可以预计的是，只要引导得当，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把家庭承包与统一经营结合起来，在我国农业发展中有巨大的潜力，能够使我国农业、农民收入和农村面貌上一个大的台阶，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重视。

由于党支部领办合作已有好几个地级市及县（区）在全面推进，几乎全国各省（区）自治州，包括西藏、青海的畜牧业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案例，建议相关部门联合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分析遇到的问题，在条件成熟时出台相关指导性意见。如果经过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进行相应修正，确保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编辑 季节）

当前对新质生产力的认知存在缺憾，科学驱动的创新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

现阶段关于新质生产力认知的缺憾

怎样认识新质生产力

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国家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面对新阶段的新问题，需要探寻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通过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但在这两类创新的前端，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若无这一创新过程，即很难有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创新成果，进而即难以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此外，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要有层次性。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与企业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有所不同；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现在学界所谈的多是指要注重培育国家层面的新质生产力。2006年国家就提出科技领域要致力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023年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加快培育新动能，开辟新赛道，加快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经济发展的效率更高、质量更好。

当前认知的缺憾

现在谈到培育新质生产力，多数人更重“中”重“尾”，但轻“源头”。“中”是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尾”是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源头”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现在是大科学及复杂技术创新时代，仅仅对现有技术进行“边际性改进”，或者是“组合集成”，都很难形成原始创新或颠覆性创新。典型性的案例是，若无华为设在俄罗斯的数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人的研究工作，就不可能有前若干年华为造出的基站即能同时传递2G、3G信号；若无与土耳其一位科学家的合作，可能也很难有后来华为5G技术的研制成功。

屠呦呦研制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系列药品，但搞清青蒿素的分子结构（这属于基础研究），是她的团队所做的重要工作，这才有了后来的人工合成青蒿素。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研制成功在国际上领先的“飞机刹车装置”，每每达不到预期效果时，他们即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所以，我们说，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或称活动，才可能产生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中间成果”，进而才能培育出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我国的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为研制这一技术，国家电网集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联合科学基金，资助了高校、院所一大批与电力传输相关的科学研究课题，其中不少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成果在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研制中得到了应用。进一步扩大视野，从全球产业发展历史考察，世界上第二、三次产业革命中，新兴技术的出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都源于科学驱动的创新活动。现在我们强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应该高度重视科学驱动的创新。

科学驱动的创新生成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

科学驱动的创新发展过程及活动如何形成新质生产力？其中有三层次逻辑：

最表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主要体现为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的新兴技术的涌现，随后这些新兴技术被用于改造既有企业或建立全新企业，最终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及新产业体系的形成。末端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

中间层：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

即基础科学实现新发现，应用科学进行新探索（探索新的科学发现可能的应用方向、应用领域、应用方式及方法），通过概念验证与工程试验，研制领域为根技术与行业共性技术，研制行业主导产品，进而开发适用于特定场景的商业级产品。

最底层：有利于科学驱动的创新的体制机制

围绕科学研究，应将自由探索的科学研究与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相结合；要重视培育容错、容败、容失误的创新文化；需要在创新链条上各环节恰当配置创新资源；要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

现阶段我们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大的思路上，应坚决改变以往“在发达国家研制的‘领域根技术或行业共性技术’基础上创新”的方法论，摒弃传统奔跑在早期发达国家缔造的产业技术轨道上的方式，同时有效活跃科学驱动的创新。这才可能使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步伐走得更稳更快些。

亟待关注并搞清的四个管理实践问题

以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出发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深化研究并解决好以下问题：

有效促使企业真正做好创新主体

自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我国企业即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创新主体。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企业还没有做好做强创新主体。不少企业的产品创新仍停留在模仿整合阶段，在利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之间更倾向于前者。究其成因，主观上是企业盈利水平低，缺乏研发再投入能力和意愿，技术能力积累不足。客观上是全社会的大部分研发力量仍然分布在企业之外；政策上，对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制的激励不足；市场中，国内还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国际市场商品出口环境不佳；学界未能为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创新管理工具和方法。现阶段培育新质生产力，企业应充分重视沿“科学驱动的创新链”推进具体创新活动，国家范围内四级六类研发机构应致力于做好接力研发。特别是，应明确研发机构的基本职能是研发，“产品”是新技术成果或产品原型，不能有点有竞争力的技术成果，就想着自己办一家企业，转化技术、直接生产销售产品，因为这无助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实质性优化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

培育及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解决好“人们乐于创新、敢于创新、创新者能够得到高于平均收益率的收益的体制机制”问题，即有效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相关制度的决定者和承受者都难以通过“寻租”而获得额外的好处，二是容错、容败、公平竞争、创新者的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三是创新者无须为做事而过多“扯皮”。在“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创新才会活跃起来。地方政府需要注意到，如果当地的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没有调整到“满意均衡”程度，当地真正要创新的企业和创业者，就可能“逃逸”原本所在的地域。大型企业同样需要注意这个问题。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1+N”文件实施以来，不少大型国企很多三级以下的企业，至今还没有探索出“合法合理”的模式，这对进一步优化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十分不利。

放开手脚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

发挥民营企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要求。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总量、经济运行、进出口、就业、创新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民营中的行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不少是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策源地。民营企业有诸多创新优势：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新兴科技、国际趋势等较为敏感；创新的决策链条短、决策效率高；技术获取灵活多源；体制机制灵活，易聘杰出专家；民营的法律身份有助于规避某些国际制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中，特别是在“十二·五”以来发展战新产业的进程中，诸多创新驱动发展的典型实践发生在民营企业。在当前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剧增、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新兴及未来产业筑墙围堵的复杂背景下，我们更应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聚焦发挥中央企业在产业基础构建、大国重器研制创新上的作用

中央企业同样应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但这一“主力军”作用的发挥，更多地宜聚焦在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欠缺的领域，即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两类创新领域。在现代大科学和复杂技术时代，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同样需要采取科学驱动的创新范式。前文提到的国家电网集团的超高压智能电网的构建，即产业基础构建创新离不开科学驱动的创新的典例。某军工央企预警机的研制，其间技术开发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互动，反映科学研究进展是技术研制的思路源泉，也离不开科学驱动。特别是在全球新兴科技领域，现阶段发达国家仍在多数领域保持领先态势，且发达国家又与我们玩“科技脱钩”。在此背景下，有效发挥中央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其着力点应相对聚焦于“干大事”。同时鉴于我国的研发力量呈四级六类结构，中央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努力，在创新链的前端，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及双一流高校的合作。

（编辑 尚鸣）

今年年初，深度求索（DeepSeek）公司发布现象级大模型DeepSeek-V3和R1，立刻引起全球重点关注和广泛讨论。分析认为，前沿科技领域的战略性突破并非简单依赖资源优势的线性累积，而是需要在基础能力储备、创新路径选择和市场战略布局等方面形成系统性突破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产业创新发展的跨越式进步。深度求索公司的创新突破，为我国面临外部约束的前沿科技领域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参考框架，对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DeepSeek开启“小而美”的第二创新路径

DeepSeek R1基于V3模型实现关键技术突破。R1与V3并非孤立两大模型，R1作为基于V3 671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较为均衡高效，每个Token激活了约370亿参数。模型采用多头潜注意力（MLA）机制和DeepSeek MoE架构的双重创新，其中MLA通过低秩键值联合压缩技术显著降低KV缓存大小，配合改进的RoPE编码实现2-4倍计算效率提升；MoE架构采用细粒度专家与通才专家结合的设计，通过无辅助损失的负载均衡策略，使训练计算量较同类模型减少约90%。创新性的架构设计不仅解决了传统MoE模型训练难以收敛的问题，并通过将知识空间进行离散细化，更加逼近连续多维知识空间。

训练体系创新带来显著成本优势。基于自研框架，R1采用16路流水线并行与64路专家并行的混合架构，在2048卡H800集群上仅用57天完成14.8万亿Token数据集训练，总成本控制在558万美元，较GPT-4业界估算数亿美元节省显著。FP8混合精度训练框架首次在超大规模模型上得到验证，DualPipe算法实现计算与通信深度重叠，有效提升训练效率。在具体实施层面，DeepSeek采用两层胖树拓扑结构配合英伟达InfiniBand技术作为集群架构，其创新设计相比英伟达DGX-A100标准万卡集群的三层胖树架构，将所需交换机数量从1320台降至122台，节省约40%的互连成本。此外，通过研发针对硬件架构优化技术，实现了训练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引入强化学习赋能通用大模型迭代演进。R1-Zero首次验证纯强化学习训练的可行性，展现自我验证、反思等高级认知能力。在训练过程中，DeepSeek创新性地采用了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GRPO）策略代替传统的PPO方法，通过组内奖励对比来优化策略，避免了复杂价值模型的依赖。奖励机制的设计同时考虑了准确性奖励和格式奖励，要求模型将推理过程封装在特定标签内，确保输出的规范性和可读性。应当注意到，在R1-Zero的训练过程中，模型也出现“顿悟时刻”，可以在解题过程中主动纠正早期的错误步骤，初步展现出部分自主学习能力。

技术突破推动产业落地普及。通过蒸馏技术将R1的能力迁移至Llama和Qwen等开源架构，发布从1.5B到70B的系列轻量模型。以7B参数规模为例，在AIME 2024测试中达到55.5%的通过率，超越同级别小尺寸模型性能，14B蒸馏模型仅需普通计算卡即可本地部署，为边缘计算等资源受限场景提供解决方案。在通用对齐方面，融入了人类偏好奖励模型，在确保开放域任务安全性与实用性的同时，也为低成本商用部署提供了可靠保障。普惠化的技术设计充分考虑了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通过高效的能力迁移确保小型模型也能获得强大的推理能力，展现出“小而美”的应用独特优势。

DeepSeek开启第二创新路径的四大核心着力点

推理模型正重塑大模型发展格局。新一批推理模型近期集中发布，OpenAI的O3以其卓越的数学推理能力，在MATH基准测试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刷新了此前纪录；Google的Gemini 2.0 flash thinking展现出超越传统对话模型的复杂推理链；Kimi 1.5通过基于长上下文窗口扩展的强化学习框架形成推理能力；特斯拉的Grok-3的思考模式也在代码推理及工程问题上显示出独特优势。以DeepSeek R1为代表的推理模型集中展示了大模型推理范式的新发展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思维链模板，而是展现出更接近人类的推理过程。其中，DeepSeek团队创新性地采用纯强化学习方法训练R1-Zero，完全摒弃了预设思维模板和复杂的奖励模型，为行业开启了一条全新技术路线。

全新RL Scaling Law展现了大模型能力提升的第二范式。传统“暴力美学”Scaling Law主导的“唯算力论”发展范式，虽然在近几年极大程度推动了大模型参数规模扩张和能力提升，但粗放式增长模式已面临显著瓶颈。预训练阶段的Scaling Law曲线趋于平缓，投入产出比持续下降，而基于强化学习的推理训练展现出更为优异的增长态势。通过奖惩机制，模型能够快速建立起逻辑推理能力，学习效率提升远超传统方法。从DeepSeek R1的实践来看，强化学习训练产生的原生推理能力，能够有效带动模型在语言理解、知识表征等多个维度的协同进步。重推理而非重规模的提升方式有望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关键突破口。

模型架构创新和计算基座优化并重成为高价值学习方案。在模型算法架构层面，DeepSeek团队引入了多头潜注意力机制，配合改进的RoPE编码技术，有效压缩了KV缓存容量并显著提升了整体计算效率，辅以DeepSeekMoE架构中细粒度专家与通才专家结合的负载均衡策略，不仅解决了传统MoE模型训练收敛困难的问题，而且实现了知识空间的离散细化和高效表达。在硬件底层优化方面，团队在计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突破性改造，通过采用两层胖树拓扑结构和深度通信重叠策略，多路流水线并行及专家并行相结合的混合架构设计，使得整体训练效率和系统稳定性大幅提升。协同并重保证了模型在有限资源下实现高效运算和精准推理的目标，也为我国大模型自主研发提供了可持续、低成本的技术支撑，展现出“中国方案”独树一帜的发展优势，为未来大模型训练模式的演进和智能能力升级提供了重要学习方向。

DeepSeek 已成引领全球开源大模型发展的新典范

第一次使国产AI大模型真正进入国际民众视野而非局限专业领域。2025年1 月26日，DeepSeek应用程序首次登顶苹果App Store下载排行，1 月28日起，稳居美国Google Play榜首，发布前18天内实现1600万次下载，约为ChatGPT 同期下载量的2 倍。QuestMobile 数据显示，2月1日DeepSeek日活突破3000 万，成为史上最快突破3000万日活的APP。DeepSeek的爆火引发各界热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DeepSeek的模型高效且经济，其出现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同时也给美国相关产业敲响了警钟。OpenAI创始人奥特曼也表示，其闭源策略站在历史错误一边，需认真思考开源策略。微软CTO科特承认，DeepSeek用1/5的成本实现了微软90%的性能。英伟达发言人称DeepSeek是AI 领域的一项卓越进步。同时，海外企业也积极跟进。OpenAI受DeepSeek竞争压力影响，快速发布o3-mini和GPT4.5，并宣布GPT-5将尽快发布并给予免费用户一定使用额度。谷歌紧急重启已搁置的“太极计划”，要求AI团队“像DeepSeek一样思考”，甚至允许工程师使用竞争对手的框架。

第一次使国产AI大模型发展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安卓时刻”。此次，DeepSeek凭借远大于过往开源AI大模型的开放力度，成功吸引了国内外主流软、硬件厂商纷纷开展适配，正加速演进为新一轮全球AI创新的技术底座，并有望借此广泛凝聚全球开发者智慧共建一个全新的开放、共享、协同的AI大模型发展生态。正如过去Google公司开源的Android项目开启了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本次开源的DeepSeek模型或将开启AI 2.0时代，打通“模型—芯片—系统”一体化生态，并推动其高速发展。芯片领域，不仅十余家国产芯片厂商均已与DeepSeek开展适配，连美AMD公司也将DeepSeek-V3集成到其GPU产品，并针对AI推理进行了优化。云计算领域，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宣布已接入DeepSeek-R1，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阿里云、百度云、华为云等多家国产云厂商也已完成接入。终端领域，华为、荣耀、OPPO等国产手机厂商官宣接入DeepSeek-R1，美国Apple公司也宣布在自家Apple Intelligence（苹果智能）中测试了DeepSeek，大朋VR、星纪魅族等厂商的AR/VR 眼镜也将搭载DeepSeek产品，近20家车企宣布与DeepSeek达成深度合作。金融资本领域，美国红杉资本已率先设立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投资DeepSeek技术生态项目。

第一次有效推动了全球AI普惠平权发展。此前，大模型创新路径较大程度上陷入了美国“唯资源论”思维定势，发展、使用都集中在算力、数据资源的富集方。例如，美国政府与OpenAI等企业联合发起的人工智能基建“星际之门”项目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法国版“星际之门”计划投资高达1090亿欧元。此前Meta也计划2025年在AI领域投资600亿-650亿美元，用于AI基础建设。DeepSeek开源，成功证明了纯强化学习（RL）训练方法在提升大模型推理能力方面的可行性，开辟了大模型能力提升不依赖“Scaling Law”的“第二路径”，为在有限算力条件下实现大模型“小而美”发展提供了案例支撑。由于其模型推理成本及定价远低于国际主流模型，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缩小全球“智能鸿沟”。

DeepSeek取得成功的实践启示

基础能力方面，前瞻性战略布局体现了关键价值。DeepSeek基础设施前瞻部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其早在2012年便开始系统性布局算力资源储备，累计投入数十亿元构建深度学习训练平台体系，为后续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硬件基础架构。同时，DeepSeek通过量化交易领域长期沉淀的数据处理方法论与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实践，成功实现了向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战略跨越。在人才梯队构建方面，通过建立以年轻化、专业化研发团队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富有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动力的人才生态。

创新路径方面，开创了软硬协同的系统化创新体系。DeepSeek系统性创新方法对前沿科技领域的突破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应当突破单一技术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势，通过多维度工程技术创新的有机整合与协同演进，形成具备一定引领优势的系统解决方案。在技术共享机制设计上，DeepSeek采取开源战略促进技术进步路径，与全球开发者社区的互动协作推动技术快速迭代与优化，通过开源合作战略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生态构建。在研发效率上，DeepSeek通过创新性训练方法将模型训练成本降至行业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以下，实现了低资源投入与高创新产出的卓越研发效能。在迭代优化响应机制方面，通过敏捷开发方法与持续优化流程，确保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衔接与动态协同。

市场布局方面，DeepSeek的差异化定位与开源普惠路线构建了独特的战略发展思路。DeepSeek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精准把握，体现为战略性避开与具备资源优势的头部企业直接竞争，而在开源领域建立独特优势。在商业模式设计上，采取低成本普惠路线的战略选择，通过显著降低服务价格扩大市场影响力，推动行业生态的良性发展。在生态系统构建方面，通过开源开放吸引全球开发者广泛参与，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网络。

DeepSeek助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生态

深化行业融合应用，释放智能转型生产力。DeepSeek的崛起正以其独特优势为各行业智能化转型注入新动能。在智能终端领域，其显著的成本优势和开放技术架构推动了多场景应用创新。智能手机方面，华为、荣耀、OPPO等国内六家头部厂商已宣布接入DeepSeek，并积极探索端侧部署方案以增强用户隐私保护。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比亚迪、吉利、东风等主流车企密集接入DeepSeek并开展深度融合，优化智能座舱的交互体验，通过低成本的训练方案推动自动驾驶技术普及，加速汽车产业从电动化竞争向智能化竞争跃迁。在金融领域，DeepSeek高效的模型架构带来了业务质量的显著提升。如江苏银行率先本地化部署微调 DeepSeek-VL2多模态模型和DeepSeek R1推理模型，DeepSeek-VL2在合同质检场景的准确率达到 96%，较通用版本提升12%。

开创了“行业知识+基础模型”的混合智能模式。对中小银行而言，DeepSeek 低算力要求的特点更是为突破技术门槛、缩小与大行差距提供了新机遇。在内容创作领域，DeepSeek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带来了创作模式的革新。通过贴近人类思维的文本生成和灵活的风格定制，可为创作者提供更智能、更个性化的创作支持。国脉文化“AIGC+生态合作”平台已成功接入DeepSeek大模型，可进一步提升短剧制作、文旅内容生成等方面的创作效率。这种基于高性能与低成本优势的产业赋能实践，为我国各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DeepSeek的崛起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来全方位影响。在硬件支撑方面，其高效架构显著降低了模型训练对高端计算设施的依赖，为我国人工智能芯片产业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提供了技术验证和商业化机会。华为昇腾、沐曦、天数智芯等多家企业已完成与DeepSeek 的深度融合和适配，加速推动“国产芯片+国产大模型”的闭环生态建设。在算力服务方面，DeepSeek的火热为算力服务商带来巨大商业价值，阿里云、华为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云服务商已完成接入，三大运营商也通过各自平台提供专属部署和算力支持，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相继宣布推出DeepSeek智算一体机。DeepSeek与云服务商及智算企业的深度合作，有利于通过生态整合扩大用户覆盖，并为算力服务市场注入新的增长动能。在促进应用发展方面，DeepSeek的API定价远低于市场主流水平。作为基础服务层显著降低了人工智能应用的集成门槛，加速释放市场需求。多层次的产业带动效应，加速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从应用跟随迈向技术引领的战略跃升。

下一步建议

加强AI创新体系的系统化部署。DeepSeek通过优化架构、提高资源效率等方式取得突破，证明了中国AI企业有能力在外部限制下实现自主发展，极大提振了我国AI产业的信心。与此同时，我国在AI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尚未有里程碑式的框架创新，目前大模型能力还无法掌握人类的长期记忆和长期学习能力，仍需加强AI创新体系的系统化部署。建议：一是鼓励高校聚力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人工智能与脑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重大基础性科学问题，推动实现原创性理论体系创新突破。二是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揭榜挂帅”活动，聚焦大模型架构创新、算法优化、软硬件协同等方向，增设揭榜挂帅和高质量专项相关攻关项目。

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布局。DeepSeek在模型算法架构方面的创新虽然显著降低了训练算力需求，但因成本优势激发下游AI应用爆发，庞大用户基数下，未来推理算力市场需求将显著增加，需要国家在算力布局方面加强统筹。建议：一是科学评估我国智算资源供需情况，在算力建设适度超前布局的大前提下，结合大模型市场应用需求，做好智算建设“十五五”规划，建设一批高性能、低能耗、绿色化的智算中心。二是统筹推进国产算力平台建设布局，优化国产算力软硬协同生态建设，鼓励算力产业上下游基于主流开源大模型进行行业适配，加速构建“国产模型-国产系统-国产芯片”AI产业闭环。

打造大模型场景化落地标杆示范。DeepSeek带动大模型的商业运营模式由付费使用进入“免费普惠”阶段，倒逼大模型产业链寻求可持续的商业闭环。无论在硬件上的国产芯片适配方面，还是软件上的模型云化部署方面均存在规模效应，亟需推动大模型加速场景化落地和规模化推广。一是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地建设，在条件合适的区域打造一批赋能模式突出、应用效益较好的有示范带动效应的行业应用基地。二是加快建设大模型赋能典型应用场景，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政务等领域选树一批成效较好的标杆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三是加快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应用标准规范，在模型选型、应用开发、效果评测等方面提供统一规范，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和资源重复投入。

完善大模型行业应用服务生态。DeepSeek开源显著降低了大模型应用门槛，但由于大模型技术迭代速度快、应用场景复杂以及大中小企业缺乏专业团队等问题，其落地还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支持，打通模型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完善各行业、各区域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聚焦工具支持、算力服务、公共云服务、数据共享开放、应用场景测试验证等提升平台服务效能。二是培育孵化一批第三方服务机构，完善基于领先开源大模型的场景化部署和服务业务链条，打造大模型行业应用创新生态。

（编辑  杨利红）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邮政）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依法经营各项邮政业务，承担邮政普遍服务义务，受政府委托提供邮政特殊服务，对竞争性邮政业务实行商业化运营，在国内发挥着提供普遍服务、推动物流配送、助力农村电商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等重要作用，在国际上则是开展跨境物流和邮政合作、促进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关键力量。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十四五”以来，中国邮政聚焦主责主业，优化战略布局，通过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效率，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参与充分市场化竞争的“国家队”作用充分展现。然而，普遍服务、寄递业务、邮政金融、农村电商等主责主业均面临不少挑战。为此，中国邮政需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中国邮政改革的历史脉络及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邮政不断拓展业务领域、优化服务质量、加强国际合作，逐步发展成为集邮政、金融、保险、物流、文化等多元化业务于一体的特大型中央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保障和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邮政改革的历史脉络（三级标题）

1.邮电合一阶段（1949-1997年）

1949年11月，我国成立邮电部，统一管理全国邮政和电信事业，邮政业务的亏损则由电信业务盈利弥补，开启了近50年的政企合一、邮电合一的经营模式。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邮电部门逐渐深入改革，实行优惠扶持政策“以邮养邮”；邮政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行邮区中心局体制；摸索邮政政企关系改革等。经过多年建设，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邮政网络，包括增加局所数量、改善运输条件等，提高了邮政服务的覆盖面和传递效率，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质量。

2.邮电分营阶段（1998-2004年）

1998年3月，在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信息产业部，成立了国家邮政局并由信息产业部管理，正式实行邮电分营，邮政作为独立主体踏上新的发展征程。虽然实现了邮电分营，但并没有改变邮政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邮政局集政府行业管理机构、邮政服务企业、邮政监管机构和邮政国有资产出资人等多种身份于一身。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包括深化邮区中心局体制改革；改组邮政专业公司，逐渐建立了储汇、速递、报刊、广告、邮购等几大专业经营管理体系；实行以收支差额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等。

3.政企分开阶段（2005-2014年）

2005年7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是“一分开、两改革、四项措施”。“一分开”是指邮政领域内的政企分开，重新组建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两改革”则涉及一方面改革邮政主业，另一方面改革邮政储蓄，2007年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控股；“四项措施”包括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完善特殊服务机制、强化安全保障机制、改革价格形成机制。2009年9月9日，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中国邮政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与此同时，中国邮政积极加强对外合作，与世界500强在华投资企业、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国有大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且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邮政开展了广泛的业务合作，拓展了国际业务版图。2010年6月29日，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其业务网络通达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国内2800多个县（市），成为中国邮政在快递物流领域的核心力量。

4.内部重组阶段（2015-2018年）

2015年4月8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与北京市、河北省等31个省级邮政公司进行内部重组，经财政部批准，中国邮政对31个省级邮政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注销31个省级邮政公司，31个省级邮政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和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进行合并，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继续经营。中国邮政由“母子公司制”调整改革为“总分公司制”，进一步增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业务协同、风险管控和运营能力。2015年12月，邮储银行引入10家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于2016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实现了资本补充、业务拓展、治理优化和品牌提升。2017年7月，中邮资本联手菜鸟网络、复星集团，收购国内最大智能包裹柜运营商速递易64%的股权，提升了中国邮政在快递末端配送领域的布局，以及快递服务的便捷性和智能化水平。2018年成立寄递事业部，确立了“整合资源、加快发展、引战上市”“三步走”的战略发展目标，提高了寄递业务的市场竞争力。

5.公司改制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12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改制后，企业性质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2019年，邮储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交易，全面完成了“股改—引战—A、H两地上市”，为中国邮政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同年，中国邮政将旗下四家物流设备制造企业重组整合为中邮科技，并通过混改，促进中邮科技经营机制转换。2022年，邮局咖啡在厦门国贸大厦落地营业，将邮政文化与咖啡文化相结合，为消费者提供了独特的消费体验。2022年12月，中国邮政在泰国曼谷市开设的泰国海外仓正式开仓，最大派送重量达50KG，国际业务拓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024年1月14日，中国邮政和快递企业的邮快合作建制村覆盖率达到75%，中国邮政在农村地区快递服务合作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物流配送体系。2024年7月27日，中国邮政特别发行了《北京中轴线》彩色邮资机戳纪念封和明信片，展示了在文化传播领域的积极作用。

中国邮政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当前，中国邮政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为主业，已经成长为一家多元化、综合化的特大型中央企业。中国邮政由财政部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不设股东会，设立党组、董事会、经理层。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名，2018年中国邮政排名第113位，超过美国邮政和德国邮政，仅次于日本邮政；2022年，位列第81位，首次超越日本邮政，在世界邮政企业排名第1位；2024年，位列第83位，实现营业收入1127.78亿美元、利润58.84亿美元，延续世界邮政企业首位的领先优势，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邮政公司。

近年来，中国邮政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普遍服务能力有所提升。作为国家邮政体系的核心支柱，中国邮政的业务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邮政网络之一。2021年，全国所有建制村的直接通邮率达到了100%，乡镇邮政局所覆盖率同样为100%，这一成绩展示了中国邮政在普遍服务方面的持续努力与扎实成果。二是在寄递业务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寄递业务的业务量和营收实现高速增长，在降成本、提时效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2021年年快递量突破100亿件，成为中国经济流通体系的重要支撑。三是邮储银行实现了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中国邮政通过邮政储蓄业务，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支持，特别是在偏远和农村地区填补了金融服务的空白，真正实现了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邮储银行对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业务平稳较快发展。四是农村电商生态圈提升取得良好成效。在多元化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中国邮政积极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依托其强大的物流网络，强力推进平台打造、渠道质量、商流规模、基地建设以及支撑保障五大领域工作，为农村经济注入活力，进一步缩小了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此外，中国邮政还致力于创新服务方式，增加了电子商务、出版物发行、邮票发行等业务，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服务生态系统，持续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当前阶段中国邮政深化改革的难点

虽然近年来中国邮政改革不断深化，但是还有一些内容改革不到位，部分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政企分开不够彻底，分业经营制度仍不完善

一方面，中国邮政作为一家经营性中央企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这反映出经营性国有企业并未实现统一监管，存在国有资产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整体性规划缺失、监管真空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等潜在风险。从理论上看，中国邮政与其他中央层面的经营性国有企业差别并不大，且财政部在进行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时，对中国邮政采取单列的方式，纳入统一监管存在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制度不完善。邮政普遍服务和竞争性业务实现分业经营，分别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速递物流公司经营。但在实际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混业经营和关联交易，分账核算尚未完全实现，既不利于清晰核算邮政普遍服务成本、建立长效的邮政普遍服务保障机制，也难以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充分引入市场机制。

四大板块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

一是普遍服务业务亏损持续加大。作为承担国家普遍服务义务的邮政企业，普遍服务长期亏本，这也是各国邮政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数字化通信的发展，传统函件业务大幅萎缩，但在拓展新型普遍服务业务，如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数字鸿沟弥补服务、文化创意类邮政产品等方面进展较慢。二是寄递业务市场份额在低位徘徊。在快递市场竞争中，中国邮政寄递业务（如EMS等）的市场份额与顺丰、“四通一达”等相比相对较小，尤其在电商快递领域，市场渗透不足。在时效性和价格方面，没有形成明显的优势。三是邮储银行网点优势逐渐消失。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相比，邮储银行的金融产品在种类和特色上不够突出，如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贷款产品的灵活性等方面缺乏竞争力。在移动支付、智能客服、线上贷款审批等金融科技应用方面，邮储银行的进度落后于一些互联网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用户体验有待提升。在面对庞大的农村和小微企业客户群体时，风险评估和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以降低不良贷款率。四是电商平台市场影响力不够。与淘宝、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相比，中国邮政电子商务平台的知名度较低，吸引的流量有限，导致商家的入驻积极性不高，商品种类和丰富度不足。虽然在电商业务中有自身的物流优势，但物流配送与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商品管理等环节协同不足，影响了用户体验。

公司治理结构仍需优化，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完善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虽然明确了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职责定位，但在实际运作中，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科学性仍有提升空间，对于一些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流程和加强监督机制，以确保董事会职权的有效落实。在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中国邮政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传统国有企业的思维定式，市场意识相对淡薄，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不够高，部分业务的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加快适应市场化的节奏和要求，不断创新经营模式和服务产品。在人才选拔和任用方面，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传统的用人观念和体制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影响，导致用人机制不够灵活，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拓宽人才选拔渠道，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制度。

推动中国邮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邮政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应以问题为导向，以分业经营为抓手，持续聚焦主责主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积极稳妥推进邮政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分类核算

1.推动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长远来看，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实现产权分开、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是中国邮政的改革方向。可考虑将速递物流公司划归国资委管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仍然在财政部单列，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邮政普遍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的运营补贴机制，而且有利于速递物流企业进一步拓展业务、增强竞争力。

2.坚决落实中央部署的分业经营改革任务

短期来看，中国邮政应坚决落实中央部署的分业经营改革任务，积极稳妥推进邮政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分类核算，做到业务清晰、人员清晰、资产清晰、成本清晰、核算清晰。将函件业务、包裹业务、机要通信业务、报刊业务、汇兑业务等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收入和支出情况定期上报监管部门。推进竞争性业务市场化改革，提高组织机构、劳动用工、薪酬管理等领域市场化水平，促进各竞争性业务适应市场化竞争需求。

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

1.聚焦主责，持续巩固提升普遍服务水平

坚守“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拓展普遍服务内涵与外延，除了传统的信件、包裹寄递服务外，增加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例如，提供水电费、燃气费代收服务，开展票务代理业务（如火车票、机票等），拓展政务服务代办业务（如身份证办理、税务申报等），将邮政网点打造成综合性的便民服务平台。合理评估现有网点的服务范围和效率，对于一些服务人口稀少但又必须保留的偏远网点，要确保其正常运营；同时，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根据人口流动和业务增长情况，适当增设或优化服务网点，如在新兴的工业园区、大型社区附近设立邮政服务点，方便居民和企业办理业务。

2.做强主业，推动竞争性业务高质量发展

加强市场化意识，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对标行业标杆市场占有率、运营时效、服务质量等最佳实践，改变传统的运营模式，加快做大寄递业务规模，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方向，体现价廉、高效和快速的特点。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间资本，以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动能、提供制度保障。强化技术革新，优化业务流程、经营模式，数字化赋能寄递全业务、全链路、全环节、全要素，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推进寄递业务高质量发展。深耕农村市场，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坚定不移加快推进农村电商发展，深度参与各地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全面融入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效率、释放活力

1.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适当引入战略投资者，如在金融、物流、电商等相关领域具有优势的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资金，优化股权结构。组建包括内部董事、外部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会，明确董事会在战略规划、高管任免、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核心职责。按照监管要求和公司治理的最佳实践，定期、准确地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重大事项等信息，并通过官方网站、年度报告、临时公告等多种渠道，向股东、投资者、社会公众等披露信息。例如，在邮政寄递业务的价格调整、普遍服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等方面，及时、透明地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公司的公信力。

2.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通过市场调研、客户反馈收集等方式，精准把握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根据客户需求，开发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如在寄递业务方面，除了现有的标准快递服务，推出限时达、夜间配送、冷链物流等特色服务，满足不同客户对于时间和物品特性的要求。加强中国邮政品牌的整体建设，打造统一、鲜明的品牌形象，通过广告宣传、公益活动、社交媒体营销等多种渠道进行品牌推广。设计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奖金、股权激励等多种形式。绩效奖金应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服务质量提升等关键指标挂钩，而股权激励可以使高管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紧密结合。例如，对于成功提升邮政电商业务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的高管团队，给予相应的股权激励。

3.提高流程和管理效率

在一些非核心业务领域或子公司，可以考虑适当引入非国有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例如，在邮政的电商业务中，可以引入有电商运营经验的民营企业资本，通过股权结构优化，激发企业活力，同时借鉴外部资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对邮政的普遍服务、寄递业务、金融业务和电商业务等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造。消除不必要的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例如，在寄递业务的包裹处理流程中，引入自动化分拣设备，优化运输路线规划，减少中转时间，提升整体寄递速度。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9月份宏观调控一揽子政策出台之后，我们到6个省进行调研，包括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基层公务员状态、消费和设备更新改造等情况，也就是国内需求的现状，总结了三点观察以及三方面建议。

第一个观察，扩大投资需求问题

    一般的理解，政府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就业、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但我们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引导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3.3%，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3%，广义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9.3%，其中主要是由电力投资带动，剔除电力后的狭义基本建设增速4.2%，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为-10.4%。

    对上市公司季报的分析可以看到，前些年上市公司的资本开支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投资走势基本一致。而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上市公司投资增速和统计局的数据之间距离开始加大；目前多数上市公司在削减资本开支，增加手中的现金。所以我们观察到微观和宏观的情况出现了不一致。

    整个社会谁在增加资本开支？第一是国家推进“两新”中的设备更新改造，这是2024年制造业投资的重大带动力量。第二是地方政府支持的以非营利目标的主体大量介入到产业投资，这与近几年地方发展模式的转向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几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整、卖地收入大幅收缩之后，各地政府开始下决心改变地方财政传统的靠卖地为主的收入模式，基本上都是在学习合肥和深圳的股权投资、产业投资模式。2024年股市一级市场LP（有限合伙人）的出资额中，国有资产占比已经超过73%。

    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这种以盈利为主导的行为已经不足以解释当前社会投资的方向，这使我们对它们的效率产生了一些怀疑，也是我们首先对如何增加有效的投资的深入思考。目前地方政府发展模式的变化，带来大量非营利主体资金进入制造业。在调研中，很多地方政府明确说，“我们投资的目标并非主要是盈利，首先考虑它是就业和产业布局、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响应”。但实际观察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最关注的还是现金流（先不考虑盈利），因为很多项目其实为名股实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光伏、新能源等行业其实是亏损的，但企业只要不亏现金流，就可以继续投入、继续持有。这对我们未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政府推出相关政策希望扩大基建投资规模来带动就业，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积极性很有限。因为从现金流角度看，基建投资是消耗现金流的，而产业投资能够持续带来短期的现金流。所以如果让他们选择，那么一定不会选择基建投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35号文（2023年国办发35号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只能借新还旧不得新增融资、不得用新债还利息）下发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大幅受限。之前的20多年，地方城投公司发债一直是净增加，35号文下发后的2024年，这一部分融资额下降了约4800亿元。地方政府没有了表外的投资抓手，对基建项目的青睐程度自然大幅下降。

    过去，由于安全性的原因，在各类具有资源垄断性的行业（包括土地资源）由国企占主导有其合理性。但目前政府在制造业投资的增加，可能造成未来制造业出现大范围国进民退的局面。这样对于我们工业的效率，对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等方面，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扩大基建带动就业，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存在的这些问题。     

第二个观察，和审计监管有关的问题

对此，我们总结为“逆周期政策的时效性要求和非对称的基层奖惩机制”。第一，中央增加10万亿元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化债的计划，对缓解各地财政压力确有很大作用；但资金盘子还很不够。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大规模的平台经营性债务，以及过去几年中大量PPP项目遗留的拖欠（社会企业）债务；由于地方政府担心上级问责，所以这部分债务很多没有纳入财政部的隐债认定，但地方政府很清楚自己是负有偿还责任的。所以尽管中央拿出不少置换资金，但对地方政府实际背负的还债义务来讲，他们手头的余钱实在有限（公务员薪酬表内上升、表外下降，这和地方政府这一部分的隐性债务有关），地方财政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基层的工作积极性虽然有一定的提高（2024年10月份以来中央刺激需求政策在基层得到了较好贯彻），但基层的工作意愿没有明显地改善。其主要原因，当前政府机构内奖惩机制不对称。我们认为，审计监管应该做而且应该有较大力度，但要注意责任和权力的对称。一般地说，投资的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而地方公务员工作的回报，是更好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如GDP，这意味着各种行政上的奖励。但现在这个平衡由于短期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比如对于高（金融）风险省份的市县级公务员，如果地方债务没有得到控制或减少，那么地方政府官员的任职或升迁都免谈（这有明确的窗口指导要求）。这种奖惩机制带来的后果，是大家都选择“不做或少做”。一位基层财政局干部说，“感觉现在经济政策像救火，火来了让我们赶紧上，救了火之后问：你救火时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先迈左脚就错了，要写检查”。有关督察审计的制度设计应考虑是否可以更合理一些。

    第三，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2024年前11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长中，公共财政收入增长-0.6%（税收增长约-4%），而非税的收入增长是17%。非税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资产盘活（地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专项收入等），而不是“远洋捕捞”带来的罚没收入。至11月份，最新的非税收入已经超过了40%。

    由于地方税收有限、公共财政收入难以覆盖财政支出需求，所以2024年9月份之后，各地都想方设法增加非税收入，主要就是盘活资产。例如某地出卖了30年的低空空域使用权（作价9亿元），其实买方是一个新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这是典型的虚增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问题。但这里更多地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信任关系。

    从历史数据看，中国政府非税收入的增长和制造业景气指数的动态增长，两者是负相关的关系。非税收入具有领先性，非税收入的环境改善之后，制造业的景气会自然上升。非税收入体现了地方营商环境的状态。这是可供观察的一个视角。

第三个观察，消费问题

    一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我们把2024年上半年消费增速和2021年以来消费的平均增速做了差值分析，用于比较2024年上半年和2021年房价下跌前，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化。地域分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收入指标是统计局公布的可支配收入。

    可以看到，一线城市消费的下跌远超收入的下跌；三线城市消费的增长好于收入的增长（三线城市收入只比一线城市好一些）。由于金融行业调整和房价下跌造成财富缩水效应的影响不易准确计量，我们用各线城市的平均房价乘以它的跌幅（商品房成交价格跌幅真实数据不易得到），只能作为参考。大体上说，一线城市商品房均价比2021年高点跌了4500元/平方米，三线城市跌了700元/平方米。所以，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稳住现有财富效应，这对于一线城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二是消费政策的短期效应。我们观察到这里有很强的透支效应，比如2024年10月、11月“以旧换新”政策见到效果之后，其他很多消费领域正在回落。我们对CPI拆分后看各个分项的情况，可以看到，虽然以旧换新带来了汽车购买的增长，但2024年全年对CPI最大拖累项还是交通工具（含汽车），以及家电、手机类（包括价格下降）。这里体现了一个现象：虽然需求有短期的好转，但是国内市场价格战太厉害，企业反而没有受益。

    我们在11、12月的调研中还发现，流通渠道不愿意补货，因为这些公司都认为，市场好转只是刺激政策导致需求的一次性释放，对后面的消费市场并不乐观。所以我们感觉，短期的财政刺激性的消费政策要慎重，应该更多考虑中长期深层次的鼓励内需的政策措施。

    三是对于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公务员涨薪问题。我们在地方基层调研，感觉公务员薪酬是“表内上涨表外下降”，表外下降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之后地方财政压力明显加大，再叠加这两年地方政府化债压力大，所以很多地方公职人员的补贴只能先欠发，所以表外这一端的财政压力很大。第二个原因，这几年对地方的违规津贴福利的清理力度很大，前些年很多毕业生去考经济发达省份的公务员，其薪酬较高，现在又要清理这些违规的津贴和福利。所以基层工作人员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有很大调整。

三方面建议

    （1）如何推动有效投资。有效投资的提高在于低效产能的出清和高效产能的落地。前者需要关注：在当前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和地方的产业分布交叉复杂的情况下，仍使用行政命令关停并转的，效果会很差；因为地方财政需要现金流。可以考虑采用一些方式，比如类似提高绿色环保成本、查处垄断问题等，进行低效产能的出清。为推动高效产能的落地，在当前以国资主导的一级市场，应考虑如何建立更为完善的市场化制度，让企业更关注盈利端，以便产业投资更加高效。

    （2）要加快理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因为这决定了地方选择什么样的收入模式。未来各地方不一定都是从A 模式转向B 模式，各地应根据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性选择不同的模式，有产业、有投资、增长态势好的地方如合肥市，可以靠股权投资促进增长；没有这些条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把财权和事权做更多的让渡，维持基本的“三保”运行即可。各地方在选择自身发展模式过程中，需要更多从制度给出一个合理的框架。

（3）希望短期内能有更多的实质性化债方案。增强社会预期，对政府负有更大规模的偿还责任的一些平台如何解决其经营性债务有期望。不一定要全部兜底，只要让大家看到有步骤有系统的解决思路，包括相关奖惩制度的对称性的建立，有好的预期，就会有发展信心。

（编辑  尚鸣）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收入下降、家庭部门存量债务较高，仍是当前制约消费的主要原因。经过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的资本形成率较高，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较低（目前为39%）。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国内社会零售额增速偏低，地产消费仍存拖累。居民部门既面临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也面临资产价格下降导致的财富缩水，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很大制约。

近期北京、上海等城市消费大幅减速，其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房地产、股票两大市场低迷造成的财产性收入缩水，由于两地金融从业者较多，财富效应导致居民消费不振。近期公布的经济普查结果表明，过去5年，全国金融从业者在减少。此外，两地国有经济部门较多，国有企业薪酬降低也是“重灾区”；北京常住人口减少，特别是非户籍人口大幅减少，而一些二线、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增加。面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需要尽快稳住楼市股市，尽快结束降薪裁员的“浪潮”，尽快放开户口政策，应对城镇化减速的趋势。

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市场预期2025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将有实质性扩大，建议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方向，新增财政支出有必要把居民部门作为主要发力点。一是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把“银发经济”作为未来重要的消费领域，创造更多新的老龄消费场景；二是考虑推出大规模现金补贴机制，覆盖范围不仅包括贫困人群、退休人员及生育家庭，也可以考虑对中青年消费主力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实质性提升家庭收入，促消费的同时也加快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三是对企业部门，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推出薪资保护计划，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低息贷款，以维持员工薪资水平；四是提高种粮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五是针对生育率低的问题，立即大规模实施生育补贴和奖励行动。

定向扶持特定行业，特别是涉及群众日常生活消费的服务行业。此前的“以旧换新”对家电、汽车等消费品的补贴起到了良好效果。未来，可以考虑对涉及消费人群更加广泛的餐饮、旅游等服务业提供类似的消费券，还可针对相关经营主体推出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帮助行业恢复发展。欧美在疫情期间和疫后复苏阶段均对餐饮消费提供消费券，并由财政进行补贴。日本持续推出“Go To Travel”的旅游综合补贴政策，对旅游交通、住宿和景区门票等进行现金补贴和打折促销，通过财政补贴提振相关行业消费需求，支持旅行、餐饮、住宿、文娱等各类消费子行业修复。

消费信贷支持。在央行降准、降息的大背景下，适当鼓励银行通过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优惠等方式，刺激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央行可以考虑推出相关专项再贷款工具，或将消费贷ABS纳入央行资产购买范围，降低消费信贷成本，促进消费信贷市场活跃。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加强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

推动和恢复节假日经济。节日经济是推动服务型消费的有利时间窗口，可以考虑继续适当增加民众法定休假天数。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节日经济，策划相应活动。春节的各种传统、新娱乐应有效启动，潮玩和新经济要紧密结合；要重塑宽松宽容的节日氛围，特别是关注群众热议的话题。及时补发公务员工资，适当提升企事业单位基层人员收入水平，以促进消费。近期市场热议公务员涨工资，中小城市公务员和国企职工是消费主力，也是财政可以直接发力的重要抓手，对于提振消费信心非常重要，其他比照公务员的企事业单位有条件的也可以照办。“节约悖论”不利于经济恢复，建议谨慎使用“勒紧裤腰带”等提法，尽快结束国有经济部门的减薪裁员行为，否则极其影响信心和预期。通过财政支出提升基层收入，推动二、三线城市、县城中产阶级的壮大，从而带动相关区域内需的扩大。

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是市场期待的正面循环，而不是减薪-通缩的负面循环。通过补发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带动私营中小企业的复苏，从而实现全民的收入提升。叙事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信心，要通过各种叙事提振信心。

（编辑 碣石）

消费能力不足是制约消费恢复的主要矛盾

消费能力弱导致内需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从数据来看，当前我国消费呈现总量增速下行和结构持续分化的特点。从消费总量看，2024年1-11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仅为3.5%，10月，消费增速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明显回升，但11月再次降至3.0%，且以旧换新之外的品类增速下滑明显。疫情之前，我国消费增速持续多年大幅高于GDP增速，近年来则低于GDP增速。

消费结构持续分化。近期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消费增速的分化引发社会热议，11月，北京和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下降14.1%和13.5%。类似的分化在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同样存在。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居民部门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双双受损。一方面，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与收入预期表现为损益表的变化。近年来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速持续下行，部分季度甚至低于GDP增速；居民财产性收入一度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显示其财富的变动，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下跌，明显影响了居民部门的预期。在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双双受损的拖累下，居民部门不仅表现出消费能力下降，而且出现主动“降杠杆”的行为，即提前还贷。

除收入与财产预期带来的消费能力下降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带来了消费意愿下降，这同样成为影响我国消费恢复的重要原因。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占GDP的比重仍有提升空间。

此前我国刺激消费与扩大内需的政策思路，更倾向于供给侧，这与当时国内产业的发展潜力、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增长空间、总体安定的国际环境相契合。但在当前，特别是在特朗普回归将带来更多外部冲击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刺激消费的政策思路，从更重视供给侧转向更关注需求侧，迅速稳定消费形势。

加大全方位提振消费的政策力度

加大中央财政直接支持消费的力度，迅速提振消费信心

客观来看，市场主体行为与预期的变化是缓慢的，特别是消费行为的变化往往滞后于收入变化。因此，为在短期内迅速稳定消费形势，应充分发挥财政工具的作用，特别是中央财政。

一是要创新以旧换新之外的其他财政直接支持消费的工具。据我们测算，特朗普就职后若加速推动对华提高关税，在极端情形下，2025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下降至-5.0%左右。为应对外需收缩压力，内需方面需要约1万亿元的财政增量资金形成对冲。一方面，可创设中央财政直接补贴消费、直达居民部门的创新型工具，例如发放由中央财政统筹的消费券和生育补贴等。另一方面，可加大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投入，聚焦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释放地方政府活力，扩大政府消费。2024年11月8日推出的新一轮债务化解方案，将在5年内累计节约利息支出6000亿元，并将在惠民生、促消费等领域产生显著的外溢影响。着眼后续，一方面，2025年置换债券的发行工作可尽量前置，减轻地方政府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为消费刺激腾出财政空间；另一方面可结合专项债新规，扩大专项债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提前做好项目储备，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支持作用，有效带动社会资本。

深化各项结构性改革，持续提振社会预期

消费信心不足根源于一系列深层制度因素，因而在短期消费形势稳定的基础上，应以“十五五”规划制定和落实为契机，持续推动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

一是加强重点人群就业保障。与制造业相比，劳动密集度较高的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更有优势，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政审批流程，推动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新业态和新模式稳定就业。应高度重视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将再创历史新高。可继续提高企业稳岗补助标准。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强化低收入群体保障。社会保障不健全是我国低收入群体储蓄率高、消费倾向低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可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通过强化住房、医疗、教育等保障，推动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这一工作如到位，有可能每年拉动1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弥合城乡居民和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这不仅是提振社会信心的抓手，也是政策公平性的体现。鉴于进一步增加社保缴费金额可能对消费造成挤出，可加大财政的统筹支持力度。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多措并举助力居民增收。我国总体上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偏低。要完善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统一部署强化劳动保障执法力度；同时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持续加强企业分红与回购的制度性约束，引导企业做好市值管理，提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

四是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提振民企信心。2024年以来，部分地方发生的“远洋捕捞”事件对民营经济主体信心造成负面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其消费意愿。中央一再表态制止非规范异地执法行为，应大力贯彻落实，同时健全畅通企业申诉渠道，加快《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

五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收激励调节机制。长期以来，我国间接税的占比高，直接税的占比低；且在直接税中，针对劳动征收的税率偏高，针对资本征收的利得税率偏低。建议合理调整和平衡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税率，推进研究扩大直接税税基；并加快消费税改革，推动征收环节向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在促消费上的积极性。

（编辑  尚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有利于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好地融入市场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利于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引领乡村善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和基本原则

宪法、法律及文件表述

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农村的基础和制度根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201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特殊的经济组织，可以称为经济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地区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组级集体经济组织”。乡镇级、村级、组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

从宪法、法律和政策文件的历史沿革看，凡涉及所有制性质，一般使用集体所有制经济或集体经济；涉及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一般使用社区合作社、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采取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产权关系明晰、收益分配合理、治理结构完善、农民财产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特征。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与“总有”“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产权形态的区别

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多人共有产权一般有总有、共同共有（合有）和按份共有几种形态。

1. 与“总有”的区别。“总有”最早是中世纪前期欧洲日耳曼人村落共同体的财产所有形态（公元5世纪到9世纪期间，以地域、氏族关系为基础的马尔克公社组织），是日耳曼财产法中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制度。前期，公社享有土地所有权、管理权、处分权（房屋和宅旁园地除外），成员享有土地使用权、用益权。耕地由家庭使用，定期分配更换，森林、牧场、水流、湿地由成员共同使用。成员对总有财产有潜在份额，但不能分割和转让。后期，耕地使用权可以在有公社成员身份的继承人之间继承，但不能转让、买卖。随着封建采邑制的发展，土地逐渐向庄园领主、教会、贵族集中，公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并存，马尔克公社逐步瓦解。但在偏僻山区，此类形态一直保留到近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总有”财产权已转化为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我国农村集体的土地财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实行家庭承包双层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权及依法流转的权利，但不能请求分割土地等集体财产；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成员共享、兼顾资本等要素贡献的原则；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地域性经济组织，不是以氏族关系为基础的团体。

2. 与“共同共有”“按份共有”的区别。共同共有必须以共同关系存在为前提，按份共有只需要共同意志；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处分财产，按份共有需要2/3以上共有人同意，共同共有需要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费用及其它负担，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共同负担；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财产，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关系丧失或因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才可请求分割；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财产份额；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并承担债务。显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于这两种产权形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坚持的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在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和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履职；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坚持民主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照法律法规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平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农村共同富裕。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

2023年，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有96万个，其中乡镇级864个、村级57万个、组级39万个，共有9亿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22年，农村集体经济资产达到9.12万亿元（当年总收入6711亿元，其中经营性收入2526亿元，占37.6%；累计经营性负债5876亿元，占18%；可分配收益3890亿元）。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资产是土地资源。在集体土地资源中，建设用地35583.95万亩（其中村庄占用32903.45万亩）、耕地162434.85万亩（占全国191792.79万亩的84.69%）。这是宝贵的集体财富。

1956年以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曲折中前行，对发展路径的探索从未停止。1978年农村改革后，许多集体经济组织调整思路，探索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营方式创新和集体经济融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不少村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其经验值得总结借鉴。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

窦店村村域面积6.188平方公里，耕地3200亩，2065户、户籍人口4426人，居住着汉、回、满、蒙四个民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窦店村励精图治，走出一条实现共同致富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2023年，窦店村兴办或入驻企业50家，其中集体企业12家，农村经济总收入38.4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43402元，上缴国家税金2.81亿元，集体净资产15.3亿元。窦店村通过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明晰产权，由单一农业生产向农、牧、工、商多产业综合发展转变，实现经营方式创新，使集体经济较好地融入市场经济。2023年，村民股金分红和福利支出1680余万元、人均3800元。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住上了楼房；村投资2亿元建成村民公共活动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幼儿园等公共设施；建立了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生活补助金，优秀大学生奖励等多项制度。

浙江省东阳市花园村

花园村全村共有1748户，常住人口6.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4393人。2023年经营性收入725亿元，其中村集体经济收入1.9亿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均收入17.6万元。产业涉及现代农业、生物与医药、新能源与新材料、红木家具与木制品、新建材与建筑、文化旅游等，拥有企业及个体工商户3035家。花园村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村委负责、企业支持、村民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机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原村民与新村民、村民与居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坚持就地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理念，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工强村、以商兴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之路；促进现代城市管理方式与传统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201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授予花园村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2023年荣获“中国名村综合影响力”第一名。

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

袁家村共62 户，户籍人口286 人，土地 660 亩。2023年接待游客800多万人次，总收入12亿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其中财产性收入占 40%。袁家村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全员参与、入股自愿、照顾小户、限制大户、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市场化运作”原则，组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设置为：一是基本股，适用于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村集体占38%，成员占62%。二是投资股，适用于村二级经营性实体，如旅游公司、商铺、民宿（460家），本村村民与村外就业人员自愿入股。三是调节股，二级实体分红额的25%交村集体再分配，实现村集体组织成员利益均衡。治理思路是：村党支部是统领，村干部和运营管理公司是管理层，村民和经营的商户是执行层，按照市场规律形成一个以资本为纽带的稳定的治理结构。

村投公司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参股组建公司实体，或入股县、乡镇级联合发展平台，以项目联建等形式统筹辖区内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引入职业经理人，实行公司化运营，兼顾社会效益。这种经营方式近些年在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的一些地方也在尝试，总体态势良好。

乡村协同（组团式）发展

将一个区域内的乡村作为一个整体，全面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历史价值，发挥先富村的辐射作用，聚合分散的资源，在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运营，共同特色品牌的基础上抱团发展，最终实现共赢共富。例如，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携手周边63个村（社区）成立“大下姜”联合党委；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建设余村大景区，规划覆盖三个乡镇共16个行政村。这种发展方式，一是明确组团目标，就是探索村级经济发展新路径，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带动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二是明确业态方向。产业依托，可持续发展。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以农业、农业资源利用为基本依托。三是明确组团机制。坚持市场取向，尊重市场规律，清晰界定产权，通过市场化运营聚合资源。四是注意处理运营主体与基层治理体系、乡村传统及农民的关系，运营主体支持乡村治理体系正常履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特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经济治理主体，是区别于公司等经济组织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类型。其特别法人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功能多重性

政治功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组织形式，是地域性集体财产的组织载体。经济功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功能是从事经济活动，实现经济目标，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目标。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所依托的经济制度背景。社会功能：承担或支持社区公共服务）。

集体土地专属性

农村集体土地资源除国家征收征用等法定情形外，所有权不被转移，不可分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法人财产权行使主体，法人财产中可作为责任财产的仅限于经营性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不能用于债务清偿及融资担保。其它经营性责任财产以出资额为限，不连带集体经济组织其他财产及成员个人财产。

治理结构民主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特点是尊重农民意愿，依照章程实行民主管理。重大事项决策实行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多数票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农村共同富裕（主要按量化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进行分配，兼顾劳动与资本、效率与公平）；成员身份法定，依法民主决定，现阶段成员身份相对封闭。

不适用破产法

在破产法制度设计中，狭义破产仅指破产清算，广义破产还包括了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丧失清偿能力时，不适用破产清算。

享受国家扶持政策

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和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和个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帮助和服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关系、规范治理结构、保持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正确处理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等。作为民事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从事包括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经营性活动，亦可从事合同签订、产品买卖、财产转让、借贷、投资等活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原则

成员权利来源于成员身份，有身份才有权利，身份锁定权利。实践中引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化的情形非常复杂，除成员出生人口是原始取得，婚姻、政策性移民、收养是依法取得，还存在现役军人、在读大学生、聘任制公务员、离异女、入赘男、进城居住保留身份等多种人户分离、动态变化的情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原则具有包容性，规范了初始确认、新增取得、自愿退出、法定丧失等方面的原则。将户籍关系、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与集体土地等财产形成的生活保障关系作为考量因素，能够覆盖绝大多数情形，不会引起倾向性社会矛盾。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成员是公务员，就不能再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切实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财产权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财产的收益权以份额形式量化到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其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收益应当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等，剩余的可分配收益按照量化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进行分配”。

我国法律规定，股份是公司资本的组成部分，‌代表股东在公司中的所有权份额，股东通过持有股份享有收益权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股东权利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自益权是指专为股东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通常属于财产性权利，包括股息或红利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转让权。共益权通常指非财产性权利，包括重大事项表决权‌、召开临时股东会请求权、对董事及高级职员的监督权等。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收益权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经营性财产份额的收益权，收益权虽不涉及共益权，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其他条款规定了成员参与民主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的权利及程序，在现阶段与股份量化的权利实质趋同，目前实践中亦无出现操作上的差异。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财产权益保护是一个重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现在农村居民年财产性收入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2.6%（全国居民为9%）。提高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就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一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二轮承包土地到期后再延长30年。对此，法律和政策界限都是明确的，延包试点也在进行中，要按照中央要求认真落实到位。

二是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2019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地理位置偏远、地块零星分散、人文环境差以及配套政策滞后等原因，我们在土地价值评估、产权转让、融资担保、社会认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进展不达预期，需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精神，配套完善具体规定，扎实有序推进。

三是完善宅基地使用管理制度。宅基地是农村居民重要的生活资料和居住保障，按照“确权、赋权、活权”要求，深化使用管理制度改革，坚持集体所有，保障居住；权属清晰，权能完整；管住源头，禁止乱建；消化遗留，盘活闲置；依法治理，管理规范。同时守住底线，不突破集体公有制红线，城镇居民不能利用宅基地建别墅大院、私人会所。

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经营权

宪法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经济的自主经营权。对经营性资产较大、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其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拓展产业发展路径，不人为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业经营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家庭承包责任制探索出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快速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使其深度融入市场经济，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焕发生机活力。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比较谨慎，其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产生更多储蓄行为，企业投资谨慎而更注重自由现金流安全，地方政府注重化解风险而降低主动投资。适度提高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鼓励企业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益和增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进一步降低债务压力，可能改善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势头，时间换取空间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现状和结构性变化入手，深入分析近年来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初步政策建议。    

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分析

居民资产负债表主要受房地产、股票市场变化影响，居民行为偏向谨慎。居民资产分为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系列书籍，2022年居民部门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 50.9%（其中住房47.4%，汽车2.9%），金融资产占比49.2%，主要集中在股票及股权（包含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及最终属于居民部门的企业部门权益），存款（含公积金存款和理财），股票及股权9.6%（较2019年降低20个百分点），存款比重23.1%（较2019年提高3.6个百分点）。

2022年，居民负债占居民总资产比重为14.6%，较2019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整体杠杆率最近几年逐步抬升。    

房价调整引发住房资产重估是居民部门资产压力的主要原因。居民部门住房贷款意愿下降、存款意愿提升。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跌导致居民部门资产端缩水、资产负债表受损。当资产端增速小于负债端增速时，居民部门净资产缩水，居民部门目标也从追求收益最大化转为债务最小化。由此导致居民部门适度减少消费，而由于居民部门的消费对应企业部门的收入，居民减少支出导致企业收入减少，从而企业通过减少工资或裁员等方式导致居民部门收入减少，导致居民部门资产端进一步受损。这一过程主要是居民住房、股票和股权资产价格下滑触发引起，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更为偏向谨慎。

非金融企业资产端收缩，贷款和投资需求放缓。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分为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非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50.4%）和存货（4%）。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依据经济普查数据，估算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总资产、总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并对分行业的资产和负债分项进行估算，汇总成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2022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总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占比 54.4%，其中固定资产（厂房设备等）50.4%，存货4%；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45.6%。金融资产包括存款、股票、基金、债券等，其他未列入上述科目的记为其他金融资产。可估算的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最高16.7%（较2019年高6.7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占总资产比重为99%（较2019年提高39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贷款（32.8%，较2019年提高14.1个百分点）。    

居民部门的支出会形成企业部门的收入，居民部门消费行为更为谨慎，带动了企业资产端收缩，贷款和投资需求放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方面，居民部门减少借贷和支出导致企业部门收入减少、资产端缩水，从数据看居民部门的消费和支出对应企业部门的收入和存款，因此居民贷款增速和非金融企业的存款增速拟合度较高，尤其是经济大省和高杠杆省份更依赖房地产。居民依托于“加杠杆”的消费和购房行为减少，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存款增速下行，资产端收缩。另一方面，资产价格下跌（如房地产等）会导致企业部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缩水，当资产端增速小于负债增速时，所有者权益缩水，企业经营目标转为追求债务最小化，由此减少借贷和投资，这可能进一步引发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变化，形成循环。    

政府部门，财政收入下降和土地收入下滑，导致资产端受损，地方政府亟须缓解债务压力。政府部门非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国有建设用地（8.4%，较2019年降低了7.3个百分点），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持有企业股权（37.4%，较2019年降低了4.9个百分点）和存款（9.9%，较2019年降低了7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所覆盖的财务主体，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含企业化观念里的事业单位和非营利团体组织），以及国有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从资产端来看，非金融资产占比47.6%，其中主要为国土资源（22.1%）、国有建设用地资产（8.4%），其次固定资产（6.3%）、公共基础设施（3.7%）占比较高。金融资产占比 52.4%，其中主要为持有企业股权（37.4%，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其次为存款（9.9%），证券投资基金份额（3.1%，主要是社保基金份额）。     

政府部门负债占总资产比23.8%（较2019年提高了4.8个百分点），主要以贷款和债券形式存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规定，除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因此社科院估算的政府负债为官方显性债务，城投公司、PPP 等形式可能存在的地方政府隐性和或有债务不计算在内。

财政收入下降和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导致政府部门资产端缩水压力。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主要来自居民、企业部门消费和投资行为谨慎导致的税收收入减少，以及资产跌价导致的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和企业股权等权益资产缩水。从数据来看，资产端中，国有建设用地是非金融资产中占比最大的科目，2021年以来，由于地产需求疲弱，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202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8699万亿元，同比下降16%，创1987年有统计数据历史以来第二大跌幅。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导致政府部门资产端受损。从负债端来看，按照我们的粗略测算，将2009-2023年间测算的地方广义财政赤字净加总，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经达到了98万亿元，约占我国2023年名义GDP的78%。当然，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的测算有很多估算的成分，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诸多不一致之处。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扩张，将对中国金融稳定发展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型模式在发挥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之后逐渐式微，地方政府亟须缓解债务压力。

形势分析和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分析，近年来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体现出其行为更为谨慎，其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更倾向储蓄，企业投资谨慎而更注重自由现金流安全，地方政府注重化解风险而降低主动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缓解地方政府压力成为改善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方面。    

房地产稳定需要政策更大力度支持和足够的库存消化时间。房地产领域，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人群），城镇化进程，住房改善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按照我们的测算，2019-2021年是近2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商品房刚需的顶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年龄群体式微，城镇化进程趋势逐渐平缓，城镇居民刚需面积改善边际递减等因素，我们预测，中国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趋势将逐渐减弱。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的中长期变化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重大，对于我国经济结构也将产生重要影响。预测未来一个阶段，每年8亿-9亿平方米的新增销售面积可能是满足我国改善型需求刚需的合意面积水平。考虑到2015-2021年每年新建房超过市场需求1亿-2亿平方米，因此未来一个阶段的实际销售面积可能不到8亿-9亿平方米。按照我们的测算，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那么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为1.12万亿元。如果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那么还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4.58万亿元。实施如此庞大的“收储”政策，房地产市场才能回到平稳发展的道路。    

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微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70.1%，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89.0%、89.2%、93.2%、85.1%，比我国要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新冠疫情后，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至65.9%。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受疫情影响程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受冲击更甚，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的低收入群体由于支出刚性强和收入降幅，消费倾向不降反升。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可能会对消费带来较大冲击。

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制约消费倾向提升的重要因素。参考全球主要经济体有效需求不足阶段的相关政策措施，下一阶段要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需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按照麻省理工学院奥利弗·布兰查德教授的跨国研究，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债务的实际利率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广义财政赤字率，并不会造成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和通胀压力。

下一阶段，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需要我们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国民经济循环出现堵点的情境下，通过适度增发国债等方式，积极有为地、持续性地给予居民部门显著的收入补贴，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减轻地方政府运行压力，调动地方政府能动性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方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明确了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增加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再加上其他渠道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政策出台，形成化债组合拳，在五年内化解12万亿元隐性债务，隐性债务规模将从14.3万亿元降低到2.3万亿元，基本实现了隐性债务的显性化，体现了“在发展中化债”和“以时间换空间”的思路，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债务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按照我们的测算，再增加4个百分点左右的广义财政赤字率较为适宜（财政赤字率提升1个点和专项债、特别国债提升2个点补足有效需求，针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准备1个百分点的广义财政赤字对冲）。

一方面，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及时避免其陷入负向循环，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适度增强，新增4个百分点广义财政赤字较为合理。其中，一个百分点用于补贴居民消费不足的有效需求缺口，一个百分点用于地方政府拖欠部分民营企业的历史欠款偿还和基层行政功能的正常运转，一个百分点用于结构性发力促进科技、高端制造业等建设，一个百分点针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对冲出口增速下滑。发挥新增财政赤字结构性作用，对保障民生，重点领域提升我国科技和安全能力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一方面，国内外环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未来一个阶段具有衰退性风险，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立足国内需求，以我为主，提前做好有效有力的预防和政策储备。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积极配合，完善宏观治理体系。《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摘录了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的讲话，“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货币信贷要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总量上保持合理充裕，结构上有增有减”。

财政端的中央信用扩张和货币端的总量淡化，意味着财政与货币需要加强配合，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长期目标。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之后，当国债存量占比大幅上升，国债有必要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进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

从国际比较来看，2022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110.2%，日本为214.3%；2023年，我国为23.6%，明显偏低。但未来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连续发行，国债作为央行操作工具的重要性会大幅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央行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但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包括回购交易和买断交易等，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之后，我们预计央行会继续积极配合，逐步探索新的财政、央行配合完善宏观治理体系的新路径。    

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有力政策的推动下，2024年四季度开始，居民消费逐步回升、企业投资行为改善、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缓解，扩大内需的进程已经显著加速。从发展阶段、发展优势等方面综合考量，我国发展前景仍长期看好，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有效改善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走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低空飞行器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在市场化生产运营和应用中面临技术瓶颈、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成本等多重挑战，其未来发展需要在技术创新、监管体系、经济合理性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协同推进。

关键词：低空经济；低空飞行器；交通物流

低空飞行器是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

  在低空经济相关政策密集发布，各地空域有望陆续放开的背景下，低空经济将成为交通运输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根植于人们的基本出行需求与物流需求，以严肃性、外溢性和互补性为特征，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甚至商业航天等前沿科技实际应用的重要领域，受政策端、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驱动。

  发展低空经济，是以低空飞行器和低空空域为关键生产要素，结合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需求，在对传统飞行器工业的改造提升中发展出新兴产业，并逐步形成适应新产业、新业态的市场框架。如低空飞行器正在不断向农业、工业、物流等行业和消费领域渗透，在此过程中人们对低空飞行的观念和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变化。

  鉴于此，低空飞行器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产业，不仅是一项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复杂系统工程，更是决定低空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发展低空经济的关键在于低空飞行器技术的提升以及其在各行业中的应用拓展。

低空飞行器概述

  综合现有研究资料，低空飞行器是指在G类空域 中运行的飞行器，分为有人和无人驾驶，包括直升机、滑翔机、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以及未来创新发展更多的种类。本研究认为，无人机、直升机和eVTOL将是低空飞行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人机指用无线电操控的小型飞行器，其规模的快速增长正在倒逼低空经济机制体制加快形成。2020年全行业注册无人机52.36万架，2023年即达126.7万架，仅仅3年，注册规模扩大了1.4倍，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民用航空。

  早在2017年，中国科学院首先提出发展无人机低空公共航路倡议。2019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将低空航路纳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确认了国内发展无人机低空航路的趋势。而美国NASA于2015年完成无人驾驶飞机系统交通管理设计（UTS）、同年通过了无人机在农业、消防和基础设施监测中的应用，并于2018年进行了在城市区域应用的测试。

  在我国，民用直升机的存量规模相对较小，据《通用航空市场预测年报（2021-2040）》，截至2020年末，我国民用直升机保有量为923架，罗宾逊、空客直升机和贝尔三家制造商占据了我国民用直升机市场78%的市场份额，上述三家公司在中国的直升机机队规模分别为340架、220架和158架。而国产民用直升机市占率不足5%，以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为主。根据中航工业集团《民用直升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2023-2032）》预测，到2032年，我国民用直升机机队规模将超过2000架。

  eVTOL指以电力作为飞行动力来源且具备垂直起降功能的飞行器，目前仍处于创新阶段，技术路线尚未形成共识。电动直升机是eVTOL的一种形式，核心技术包括电池、电机电控、复合材料、推进系统以及飞控系统。NASA于2009年提出这一概念，空客、波音分别于2018和2019年完成首次飞行，但波音于2020年终止该项目；新兴航空制造商美国Joby和德国Volocopter于2023年在纽约完成飞行演示。近年来，我国eVTOL行业发展迅速，亿航-216于2021年于北京完成飞行演示。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飞行演示均是在短时间、小区域、低速度的情况下完成。

  低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低空飞行器技术成熟度和飞行安全性的持续提升、逐步形成市场化配置，进而降低单位成本，从而引发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自增强循环效应，推动产业链各参与主体形成平衡的报酬结构。因此，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以及时效性、便捷性与舒适性等对于低空经济至关重要。

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分析

  所有低空经济的利益相关方都期望，发展低空经济不仅能够获得效益，而且能够保持飞行的高度安全，并且不会危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因此，在更多障碍物、特定天气和风况、视线受限、无线电通信能力下降以及更少安全着陆点的城市区域，政府监管部门和运营商对低空作业的开支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永不迷失，指在导航卫星与各类增强导航系统支持下，低空飞行器能实时获取自身高精度位置信息；二是永不失联，指在无线网和卫星等通信技术支持下，低空飞行器时刻处于联网状态；三是有效管控，要求低空飞行器在政府规定的空域和飞行管制要求下合规飞行，并能实时接收管制部门指令；四是安全运行，指对低空飞行器运行的确定性和安全性要求，包括低空飞行器自身、作业环境、飞行器之间的运行安全（廖小罕，2023）。

从公共航路网来看，2021年12月，中国科学院牵头制定的“面向无人机运行的低空空域结构化框架标准”正式出版，该标准定义了一种以低空公共航路为核心，旨在促进无人机交通管理安全和有效发展的无人机低空空域结构，包括网格技术、遥感数据、通信与联网、航路规划、运行和管理等内容。

从遥感数据来看，清晰明确的地理环境是低空无人机安全运行的前提。卫星遥感受到重返周期和空间分辨率的限制，很难满足高动态精细地理信息获取的要求。随着传感器技术在汽车智能驾驶上的不断发展，机动灵活的低空飞行器可通过搭载多类型传感器，逐渐成为动态获取高清遥感影像的有效手段，并且实现自动避障。

从气象数据来看，高精度气象预报的核心在于保障高空间分辨率和高预报频次，尤其考虑到城市低空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低空飞行器规模化导致的气流相互干扰，基于航路的气象预报需要达到米级和小时级，短距离航路甚至需要达到分钟级。当前研究表明，气象与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合，谷歌GraphCast可以在1分钟内，精准预测全球10天的天气情况，但具体空间精度尚未公布，此外，其团队将GraphCast与华为盘古气象模型进行了对比，发现GraphCast模型在252个场景中有99.2%都优于盘古气象。

从通信与监视来看，当前地面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布局无法有效覆盖300米高度以上的无人机通信需求，易出现信号中断等问题。构建基于低空公共航路的高速率、高带宽、低延时的专用通信环境将是一种提升低空通信能力的手段。通感一体可能是未来连接并监视低空飞行器的重要技术之一，其原理是结合高频波束与多天线原理，使基站实现雷达功能，识别车辆和低空飞行物的位置、速度与方向等；相比雷达，通感一体基站在覆盖范围、距离分辨率、测角精度等方面的优势明显。

从导航信息来看，北斗、GPS等导航系统在复杂城市环境中存在位置误差较大、高密度环境过饱和等问题。建议通过使用基于图像的导航系统、协作导航或信号，以及额外的地面基础设施辅助，实现更高的定位精度。例如，导航系统和蜂窝移动通信网络的组合可将误差降低至厘米级，已在车载导航上实现广泛应用。针对导航系统短时间内误差限宽问题，结合具备短时间内高精度位置优势的惯导系统，可以提高精度、可靠性和数据的更新效率，更好地服务于无人机导航定位需求。

从低空飞行器自身技术来看，目前我国无人机飞控、导航、动力、通信链路等四大核心系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个人无人机和无人机运营商等方面有了丰富实践。对于eVTOL而言，不需要复杂的传动装置和发动机，并且飞控、导航、通信等技术已在其他飞行器和汽车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可实现不断迭代，但是动力系统仍是瓶颈。eVTOL不仅在设计层面需要实现更高的飞行气动效率，还需要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来减轻自重，以提供更长的续航和更高的载重。根据NASA研究，动力电池能量密度达到400Wh/kg，才能够用于实用的电动飞行器。目前成熟的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为250Wh/kg，此外，全球在锂电池（固态/半固态）和燃料电池的选择上尚未形成共识。因此，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高快充性能的电池落地时间是低空飞行器商用化的里程碑。

综合来看，低空飞行器的概念由传统通航扩展到无人机和eVTOL，其安全运行对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多挑战。首先，低空飞行器在低空的安全、高效运行，需要充分用好卫星导航特别是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卫星和地面移动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这一阶段低空飞行器整体呈“低负载、低频次、短距离、小区域”等特点。其次，在低空飞行器规模化商业运行时代，需要进一步开发利用高精度导航、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要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规划和建设好面向低空无人机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低空公共航路网、云监管、低空监视、航路气象预报等专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特别是超前规划多层级与地面基础设施有机衔接的无人机低空公共航路网新型基础设施。最后，从航空业产品研发周期来说，以空客目前最新机型A350为例，从2004年批准研发，到2013年实现首飞，再到2015年进入服役，历时10余年。新型低空飞行器在各项子系统技术成熟的情况下，从研发到批产也将经历较长的周期，换言之，目前大部分行业报告对eVTOL的发展预测可能过于乐观。

低空飞行器的经济合理性分析

  过去20年，低空飞行器尤其是无人机在战争中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但若将低空飞行器视为一种新的交通运输工具，需要与飞机、汽车和高铁等进行经济合理性对比，检验其是否能作为一种新的补充甚至替代。下文将从货物运输和客运运输两方面进行考察。

  货物运输

  受益于飞行速度和广阔的运行空间，无人机配送有潜力满足消费者更多要求，可能成为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无人机物流体系来看，一是城市末端物流，提供城市内10km以内短距物流服务，主要使用小型多旋翼无人机执行快递投递等任务，城市内需要新建空管、无人机起降点等设施。二是支线物流，以100-1000km中长距离为主，使用固定翼等中大型无人机，航线时长约数小时，可大量复用现有民航机场、空管等基础设施。三是干线物流，以1000km以上距离为主，主要使用大载重、长航时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以涡扇、涡桨发动机为动力，可复用现有民航基础设施。

从全球范围看，2022年用无人机进行末端配送的包裹数量达到近87.5万次，比上年增加80%以上（Cornell，2023）。从地理区域来看，2023年上半年亚太地区占全球无人机配送的43%，非洲份额为32%，北美15%，欧洲仅为9%。我国的京东于2015年开始探索，逐步建立了干线、支线、终端三个层次的无人机物流配送和通航物流体系。美团2017年启动无人机项目，现已累计完成用户订单超18.4万单。顺丰正在打造载重0.15-3吨级中大型无人机生态，实现与顺丰航空物流网络干支对接，构建“干线大型有人运输机+支线大型无人机+末端小型无人机”的三段式航空运输网络。

从成本结构看。根据多数国家的法规，无人机每次配送中每人只能操作和监控一架无人机。单次包裹5公里的无人机配送直接运营成本约13.50美元（人工成本占比95%），若将每人操作的无人机数量增至20架，成本降至1.80美元；相对应的用车与人完成末端配送需要约10美元。UPS认为无人机送货的成本主要包括前期无人机硬件和研发投入、后期维修费用、电池的更换以及操控无人机的人工成本（平均10架无人机配1个人），在完全理想情况下，5000到10000台无人机投入运行，配送一个包裹的成本为1美元。中通研究院认为，使用无人机送货的成本包括无人机设备、电池、能源使用等成本；单个包裹运输成本约为1.15元，在不考虑操控员、维修等成本的情况下，远低于外卖员3元的起步成本。从上述数据来看，无人机配送在成本分析上显得非常具有竞争力。但是麦肯锡和UPS的报告并未公布计算模型，无法验证其合理性。从中通研究院报告的测算过程来看，其假设环境非常乐观。据亚马逊内部人员透露，2022年无人机每次配送成本至少需要484美元，目标是在2025年降至63美元。

客运运输

  目前，利用新技术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道路拥堵问题已备受工业界和资本市场的关注，超过150家企业正在参与研发城市空中交通车辆。eVTOL被广泛认为有望成为构建立体交通的核心载体，在各种技术瓶颈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由于其较直升机具有运营成本低、安全性高、噪声低、节能环保等优势，目标市场不仅仅是货物运输，还包括城市空中出行，如商务旅行、旅游观光、通勤和紧急服务。

  然而，eVTOL的商业化进程仍存在很多困难。一是需要满足严格的安全标准和监管要求，欧洲航空安全局要求eVTOL的安全水平必须与商业航空公司相当，即灾难性故障的概率为十亿分之一，而且还需要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控制性的紧急着陆。二是eVTOL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垂直起降场，也是商业化的关键，这些设施也会产生运营成本。三是eVTOL基础设施的位置将决定其市场转化水平，乘客离起飞或降落点越近，eVTOL的使用就越有效。四是能源成本，由于eVTOL尚未实现真正运行，以直升机为例，4座Robinson R22直升机以时速167公里飞行，每小时耗油7-8加仑；而纯油四座汽车以时速100公里行驶，每小时耗油1-3加仑，能源成本优势较弱。五是需要降低eVTOL的运营成本。根据麦肯锡数据，直升机目前每座位公里的运营成本是30-36.4元，eVTOL需要降至2.3-11.3元每座位公里，才能与地面交通竞争。在我国，eVTOL在运营成本上的控制将更受挑战，我国高铁每公里价格约0.5元，北京出租车座位公里价格约0.65元。

整体来看，结合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考量，低空飞行器前期以提供高价值服务为主，随着经济合理性的改善，将逐步向更广泛的人群拓展；商业化应用场景将视经济合理性程度逐步从货物运输向客运运输渗透。首先，通过无人机实现末端配送已成为现实，在保证安全运行的情况下，可能会在医用产品等成本不敏感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在应急救援和基础设施检测等其他交通方式覆盖面较弱的环境也有市场。其次，降低低空飞行器运营成本的核心是降低人员使用，扩大运营规模，提高运输周转率，提升有效载荷，延长无人机运营寿命。再次，交通变革的宗旨是为大多数人的出行提供便利。因此，低空飞行器在载人方面的大规模使用，与公铁交通对比还有待成熟，尤其是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可及性、普惠性极强的中国。最后，从基础设施投资角度来看，目前政府有足够时间思考预期和调整成本：在高铁、高速公路、地铁不断折旧，人口密度可能走低，低空飞行器技术成熟度不断提升的未来，统筹考虑新建和维护传统基础设施与低空飞行器基础设施的成本。从目前来看，新建一个通航机场约10亿元，以200公里点对点运输为例，两个机场合计20亿元，若在平原微丘地区新建四车道高速公路则至少需要200亿元。这可能也是美国、加拿大等地广人稀的国家通用航空非常发达的原因。

低空飞行器的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分析

从时效性来看，尽管低空飞行器在未来具备较高的速度和较为广阔的物理运营空间，但其时效性受天气影响极大而变得更不可控。低空飞行器主要在对流层运行，较在平流层运行的传统飞机而言，所面对的气动和气象环境更为复杂。对流层空气密度是平流层的3倍，在恶劣天气下，意味着更大的阻力和更强的扰动，对低空飞行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从便捷性来看，无论是货物运输还是客运运输，能否实现或一定程度上实现端到端的连接进而节省足够时间是关键，这取决于低空飞行器物理基础设施的规划，此外，低空旋翼飞行器本身的气动噪声难以避免，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较大，这也是实现端到端连接所需面临的挑战。从舒适性来看，eVTOL一定程度上是电动汽车和飞行器的延伸和融合，成熟的车规级和航空级零部件能够保障乘客对舒适度的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为满足舒适性，各类消费级产品在低空飞行器上的拓展，增加了低空飞行器自身干重，这对动力系统增加了更多挑战。

综上所述，低空飞行器在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其发展需要技术、基础设施规划与市场需求的协同推进，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应用。

        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协同推进

  本文主要构建了涵盖安全性和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以及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等维度的低空飞行器发展趋势分析框架。

  从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的角度看，低空飞行器的规模化应用面临着复杂的城市空域环境和严格的监管要求。要确保飞行器在高密度城市建筑中安全运行，必须在导航、通信、遥感以及气象预测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技术突破。同时，低空飞行器的运营需要依赖高度精确的导航系统、实时的通信网络以及高效的监管与控制体系，以确保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实现安全、可控且高效的运行。

  从经济合理性角度看，在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发展低空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模经济效应。低空飞行器自身的成本、运营效率、与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的经济对比、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政策环境，是决定其合理性的重要因素。

  在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方面，尽管低空飞行器在空间利用上展现出显著优势，能够提升物流和出行效率，但低空飞行器仍面临气象条件影响、噪声污染、基础设施规划等现实问题。

  综上所述，作为低空经济的重要支撑，低空飞行器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扩展将在推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无人机、直升机和eVTOL作为低空飞行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以“小步快走”的节奏向各行业渗透，逐步填补高价值场景空白。然而，当前低空飞行器的发展仍然面临技术成熟度、安全性保障、经济合理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挑战。未来低空经济发展需要在技术创新、监管体系建设、经济合理性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协同推进，持续向传统行业渗透，真正实现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