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通过推进全民参保和提高养老待遇等工作，养老保险总参与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退休金收入比呈现下降趋势。赞皇县存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人口众多及近两年缴纳人数减少、领取增加的问题，也存在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养老金差距、养老保险制度内部差距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养老金差距这些全国共性问题。在养老保险工作方面，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养老金领取待遇，缩小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之间养老金差距，是下一步各级政府需要加快推进共同富裕和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项工作。

赞皇县县域内养老保险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

在赞皇县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探索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工作进展的观测指标体系中，关于县域内养老保险，我们设立了以下指标：1.养老保险水平指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金额。2.养老保险负担指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金额。3.养老保险覆盖能力指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人数。

以上指标按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分类考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石家庄市脱贫县、浙江省和全国对比，反映赞皇县推进共同富裕情况。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比反映县域内养老保险，观测赞皇县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情况。

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人数

     表1 2016-2024年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总人数   单位：人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如表1所示，赞皇县养老保险参与人数基本呈现上升趋势，2024年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9101人，而常住人口数下降了3505人。从赞皇县养老金缴纳人数可以看出，养老金缴纳总人数呈现小幅波动，其中城乡居民呈下降趋势，城镇职工呈上升趋势。从赞皇县养老金领取情况来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总人数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人数从2016年到2024年减少了16402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纳人数则增加了10776人，养老保险缴纳总人数下降了5626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人数从2016年到2024年增加了12839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人数从2016年到2024年增加了1888人，养老保险领取总人数增加了14727人。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赞皇县0-19岁人口数为75987人，占常住人口比为31.33%，20岁以上人口数为166562人，占常住人口比为68.67%。2020年赞皇县养老保险参加总人数为128160人，占20岁以上人口数比例为76.94%。由于缺少2024年常住人口结构数据，养老保险参加总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不在内。

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金额

 表2 2016-2024年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总金额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备注：2020年城镇职工养老金缴纳总金额与前后两年差距较大，可能受疫情相关政策影响。

从表2中可以看出，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总金额从2016年到2024年增加了71953609元，同期，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总金额增加了117003900元。两项养老保险领取总金额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016—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总金额增加了6707500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纳总金额增加了114516200元。两项养老保险缴纳总金额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表2中2020年城镇职工养老金缴纳总金额与前后两年差距较大，可能受疫情期间针对城镇就业职工相关养老保险的优惠政策影响。

表3 2016-2024年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人均数额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从表3可以看出，从2016年到2024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金额增加3309.38元，增长了74%；人均领取金额增加9175.87元，增长了34%。从增长金额上看，人均领取金额高于人均缴纳金额；从增长幅度上看，人均领取金额低于人均缴纳金额。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金额从2016年到2024年增加142.37元，增长了118%；人均领取金额增加1299.64元，增长了131%。两项均是后者高于前者。

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制度上存在着差异，缴纳和领取金额的数据对比表明，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有待于国家相应制度的改革调整。

赞皇县近两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构成和缴费情况

表4 赞皇县2022-2024年度城乡居民领取人均养老金构成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从2022年—2024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所领取的养老金情况来看，领取的金额实现了逐年上涨。其中，基础养老金部分上涨数额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县级部分增长了26.3元，增长了188%。

从分析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赞皇县2022和2024年度城乡居民养老金构成及变化情况，将相应数据制作成柱状图如下：

从表4和图1可以看出，从2022年到2024年，赞皇县城乡居民人均领取养老金增长了49.07元，其中，中央部分、省级部分和县级部分均有所增加，县级部分增长幅度最大。

   从图2可以看出，在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金构成中，个人账户仅占5%，基础养老金（中央部分、省级部分和县级部分）占比95%。

2024年度和2022年度相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出现下降，其中各档次分布情况见表5（根据赞皇县人社局提供资料，100元档次为政府代缴和脱贫户缴费，赞皇县2023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情况与2022年相同）：

表5 赞皇县2022和2024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如表5所示，2022年—2024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集中于较低档次，其中100元和200元档合计占比90%以上。

养老保险比较分析

   2020至2023年赞皇县与全国养老保险人均缴纳和领取值对比分析。

表6 2020—2023年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领取统计       

数据来源：全国数据来源为人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表》，在其基础上进行计算。

如表6所示，赞皇县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额和人均领取额均低于全国水平。2020至202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领取总金额和人数见表7，全国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人均缴费和领取额据此计算得出。

表7 2020—202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领取金额和人数

2020至2023年间，赞皇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额增长了3529元，人均领取额增长了2400元；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额增长了5284元，人均领取额增长了4631元。赞皇县与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均领取额差由2020年的6003元扩大到2023年的8234元。

2020至2023年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金在人均缴纳额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领取额增长了499元；全国城乡居民养老金人均缴纳额增长了122元，人均领取额增长了583元。赞皇县与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均领取额差由2020年的715元扩大到2023年的799元。在缴费不变的情况下，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领取增长额与全国水平差距不大。

2023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均领取额是缴费额的7.70倍，全国为5.90倍。对参与者来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负担相对较轻。

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未实现全国统筹，赞皇县和全国养老金水平尚存在差距。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脱贫地区居民增加收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都是必要的制度改革。

调研新问题分析

第一，2016—2024年，赞皇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这反映出赞皇县工商就业岗位增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到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缴费额不变的情况下，领取额增加。赞皇县城乡居民领取的养老金中，县级部分比例大幅度提升。以上这些数据说明，赞皇县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执行方面工作成效显著。

2020—2023年，赞皇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额绝对值与全国差距在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额绝对值与全国差距基本保持稳定。

第二，赞皇县养老保险总参与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退休金收入比呈现下降趋势。

赞皇县通过推进全民参保工作，全面落实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以及困难群体参保政策，对企业参保实行“三险合一”，积极促进法定群体应保尽保。这些措施保障了养老保险参保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促进了养老保险总参与人数上升。

赞皇县提高养老待遇尤其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开展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这些工作增加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收入。侧重补贴城乡居民中的低收入群体，缩小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收入比。

第三，赞皇县养老保险工作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既包括需要在县域内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的方面，也包括一些需要在非县域内解决的问题。

赞皇县是脱贫县，脱贫人口众多，根据对脱贫人口帮扶政策五年不变的中央精神，这部分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用是由政府代缴的，如果针对脱贫人口的相关政策停止实施，将会减少这部分脱贫人口的收入，同时也会影响赞皇县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近两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突出变化是缴纳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领取人数依然保持上涨趋势。这两个逆反趋势说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赞皇县也面临着和其他地区一样的共性问题。一是地区之间养老金差距问题。由于各地区经济水平不同，各县基础养老金差距较大，与发达县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养老保险制度内部差距问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总体偏低，绝大多数按最低档次缴费。三是不同制度之间的养老金差距问题。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之间养老金差距过大，以2024年为例，赞皇县企业退休全年人均领取36595元，而城乡居民全年人均领取只有1872元，相差近20倍，而这两项数据的全国人均水平也相差18倍。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满意度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也需要对全国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编辑  杨利红）

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通过推进全民参保和提高养老待遇等工作，养老保险总参与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退休金收入比呈现下降趋势。赞皇县存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人口众多及近两年缴纳人数减少、领取增加的问题，也存在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养老金差距、养老保险制度内部差距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养老金差距这些全国共性问题。在养老保险工作方面，提高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养老金领取待遇，缩小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之间养老金差距，是下一步各级政府需要加快推进共同富裕和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项工作。

赞皇县县域内养老保险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

在赞皇县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探索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工作进展的观测指标体系中，关于县域内养老保险，我们设立了以下指标：1.养老保险水平指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金额。2.养老保险负担指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金额。3.养老保险覆盖能力指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人数。

以上指标按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分类考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石家庄市脱贫县、浙江省和全国对比，反映赞皇县推进共同富裕情况。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比反映县域内养老保险，观测赞皇县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情况。

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人数

     表1 2016-2024年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总人数   单位：人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如表1所示，赞皇县养老保险参与人数基本呈现上升趋势，2024年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9101人，而常住人口数下降了3505人。从赞皇县养老金缴纳人数可以看出，养老金缴纳总人数呈现小幅波动，其中城乡居民呈下降趋势，城镇职工呈上升趋势。从赞皇县养老金领取情况来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总人数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人数从2016年到2024年减少了16402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纳人数则增加了10776人，养老保险缴纳总人数下降了5626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人数从2016年到2024年增加了12839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人数从2016年到2024年增加了1888人，养老保险领取总人数增加了14727人。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赞皇县0-19岁人口数为75987人，占常住人口比为31.33%，20岁以上人口数为166562人，占常住人口比为68.67%。2020年赞皇县养老保险参加总人数为128160人，占20岁以上人口数比例为76.94%。由于缺少2024年常住人口结构数据，养老保险参加总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不在内。

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金额

 表2 2016-2024年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总金额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备注：2020年城镇职工养老金缴纳总金额与前后两年差距较大，可能受疫情相关政策影响。

从表2中可以看出，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总金额从2016年到2024年增加了71953609元，同期，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总金额增加了117003900元。两项养老保险领取总金额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016—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总金额增加了6707500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纳总金额增加了114516200元。两项养老保险缴纳总金额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表2中2020年城镇职工养老金缴纳总金额与前后两年差距较大，可能受疫情期间针对城镇就业职工相关养老保险的优惠政策影响。

表3 2016-2024年赞皇县养老保险缴纳和领取人均数额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从表3可以看出，从2016年到2024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金额增加3309.38元，增长了74%；人均领取金额增加9175.87元，增长了34%。从增长金额上看，人均领取金额高于人均缴纳金额；从增长幅度上看，人均领取金额低于人均缴纳金额。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金额从2016年到2024年增加142.37元，增长了118%；人均领取金额增加1299.64元，增长了131%。两项均是后者高于前者。

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制度上存在着差异，缴纳和领取金额的数据对比表明，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有待于国家相应制度的改革调整。

赞皇县近两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构成和缴费情况

表4 赞皇县2022-2024年度城乡居民领取人均养老金构成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从2022年—2024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所领取的养老金情况来看，领取的金额实现了逐年上涨。其中，基础养老金部分上涨数额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县级部分增长了26.3元，增长了188%。

从分析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赞皇县2022和2024年度城乡居民养老金构成及变化情况，将相应数据制作成柱状图如下：

从表4和图1可以看出，从2022年到2024年，赞皇县城乡居民人均领取养老金增长了49.07元，其中，中央部分、省级部分和县级部分均有所增加，县级部分增长幅度最大。

   从图2可以看出，在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金构成中，个人账户仅占5%，基础养老金（中央部分、省级部分和县级部分）占比95%。

2024年度和2022年度相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出现下降，其中各档次分布情况见表5（根据赞皇县人社局提供资料，100元档次为政府代缴和脱贫户缴费，赞皇县2023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情况与2022年相同）：

表5 赞皇县2022和2024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数据来源：赞皇县人社局

如表5所示，2022年—2024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集中于较低档次，其中100元和200元档合计占比90%以上。

养老保险比较分析

   2020至2023年赞皇县与全国养老保险人均缴纳和领取值对比分析。

表6 2020—2023年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领取统计       

数据来源：全国数据来源为人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表》，在其基础上进行计算。

如表6所示，赞皇县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额和人均领取额均低于全国水平。2020至202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领取总金额和人数见表7，全国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人均缴费和领取额据此计算得出。

表7 2020—202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领取金额和人数

2020至2023年间，赞皇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额增长了3529元，人均领取额增长了2400元；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均缴纳额增长了5284元，人均领取额增长了4631元。赞皇县与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均领取额差由2020年的6003元扩大到2023年的8234元。

2020至2023年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金在人均缴纳额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领取额增长了499元；全国城乡居民养老金人均缴纳额增长了122元，人均领取额增长了583元。赞皇县与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均领取额差由2020年的715元扩大到2023年的799元。在缴费不变的情况下，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领取增长额与全国水平差距不大。

2023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均领取额是缴费额的7.70倍，全国为5.90倍。对参与者来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负担相对较轻。

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未实现全国统筹，赞皇县和全国养老金水平尚存在差距。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脱贫地区居民增加收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都是必要的制度改革。

调研新问题分析

第一，2016—2024年，赞皇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这反映出赞皇县工商就业岗位增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到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缴费额不变的情况下，领取额增加。赞皇县城乡居民领取的养老金中，县级部分比例大幅度提升。以上这些数据说明，赞皇县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执行方面工作成效显著。

2020—2023年，赞皇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领取额绝对值与全国差距在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额绝对值与全国差距基本保持稳定。

第二，赞皇县养老保险总参与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退休金收入比呈现下降趋势。

赞皇县通过推进全民参保工作，全面落实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以及困难群体参保政策，对企业参保实行“三险合一”，积极促进法定群体应保尽保。这些措施保障了养老保险参保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促进了养老保险总参与人数上升。

赞皇县提高养老待遇尤其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开展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这些工作增加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收入。侧重补贴城乡居民中的低收入群体，缩小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收入比。

第三，赞皇县养老保险工作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既包括需要在县域内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的方面，也包括一些需要在非县域内解决的问题。

赞皇县是脱贫县，脱贫人口众多，根据对脱贫人口帮扶政策五年不变的中央精神，这部分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用是由政府代缴的，如果针对脱贫人口的相关政策停止实施，将会减少这部分脱贫人口的收入，同时也会影响赞皇县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近两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突出变化是缴纳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领取人数依然保持上涨趋势。这两个逆反趋势说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赞皇县也面临着和其他地区一样的共性问题。一是地区之间养老金差距问题。由于各地区经济水平不同，各县基础养老金差距较大，与发达县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养老保险制度内部差距问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总体偏低，绝大多数按最低档次缴费。三是不同制度之间的养老金差距问题。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之间养老金差距过大，以2024年为例，赞皇县企业退休全年人均领取36595元，而城乡居民全年人均领取只有1872元，相差近20倍，而这两项数据的全国人均水平也相差18倍。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满意度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也需要对全国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编辑  杨利红）

新发展阶段既是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从全面小康到现代化强国、从追赶到引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大跨越的阶段。“两个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互交织、大国间竞争博弈的日益加剧、比较优势的根本转化使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强，经济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做到胸怀大局、科学研判、精准施策，不断增强识别和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胸怀大局：全面把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

新发展阶段，国际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使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国家安全、民族复兴、外部挑战、人民生活等多个层面深刻认识和把握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能够为部署经济安全战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一）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护经济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安全格局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向开放竞争的转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入WTO，不断融入全球化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国际竞争，特别是以美西方为主的大国博弈，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尤为突出，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不仅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且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安全的关联程度日益加深，成为赢得民心、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的重要保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安全的基础地位，不断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以经济安全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物质屏障。

（二）经济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

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且面临巨大挑战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新起点、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新时期、由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新阶段，我们要从实现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着力防范和化解因经济结构、发展观念、发展思路固化造成的经济安全风险挑战，畅通经济运行的血脉和筋络，有效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挑战，筑牢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安全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三）经济安全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要条件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曲折和风险，“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滋长”，逆全球化风险影响日益加剧，国际的经济斗争日益尖锐，科技战、贸易战等手段成为大国间竞争博弈的主战场，构筑稳固的经济安全格局，实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和相互依存，既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安全环境，也使我国经济稳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政治博弈的挑战。随着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长期依赖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逐渐减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全球金融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汇率风险等严重威胁我国经贸安全。这要求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特点、新要求，注重对外部经济风险的防控和评估，有效应对和反击美国政府对全球发动的关税战、贸易战，既通过自身经济发展，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又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形成国际经济安全合作新局面。

（四）经济安全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经济领域出现的任何风险和波动，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显现出来。新发展阶段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对经济安全的需求呈现多维度和多样化态势，安全的经济发展环境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前提。因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时刻将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

科学研判：及时发现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挑战

新发展阶段，各类风险挑战呈现易发和高发态势，如果发现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最终导致小的经济风险演变为大的经济风险，局部经济风险演变为系统性经济风险，国际经济风险演变为国内经济风险，经济领域风险演变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风险，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总体安全，而科学研判是防范和化解经济安全风险的根本前提。

（一）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风险

发展与风险相伴而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瓶颈，旧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经济发展风险逐渐暴露出来。

一是不发展带来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发展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因素。新发展阶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一方面，安全离不开发展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发展中形成的问题需要依靠发展来解决。伴随着经济增速的调整，市场主体在经济繁荣时期盲目投资、社会供需失衡、国际金融动荡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泡沫、影子银行、债务危机等风险逐渐暴露出来，需要我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培育创新动能，破除无效供给，提高经济风险的应对效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化危为机的根本转变。

二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带来的风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涵盖的社会基本矛盾规律、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经济周期规律等，共同架构起指导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准则。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极易形成经济风险甚至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新发展阶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防止出现因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共同富裕进程受阻等风险挑战。

三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带来的风险。当前，区域与城乡、收入与分配、供给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市场竞争、效率发挥、有效供给、动力转换、制度创新不足等经济发展不充分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循环不畅，诱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的深层次因素，需要科学研判、综合施策，正确处理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和可持续的发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二）新发展阶段的经济转型风险

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主题，这在客观上要求发展格局的重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宏观经济调控的着力点由需求侧向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发力转变。原有的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的平衡关系将被打破，体制性、周期性、结构性问题相互交织，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相互叠加，经济转型的风险压力明显加大。

一是产业转型升级风险。产业转型升级是产业从价值链的中低端上升至中高端的过程。需更加警惕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技术、人才、创新支撑不足的风险，因传统产业衰退造成的产业结构脱实向虚的风险，新旧动能转换不畅引发的产业接续断档的风险，产能过剩的风险，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的风险，保障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经济结构失衡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但“三大结构失衡”问题仍是新发展阶段影响经济转型的突出问题。首先，应高度警惕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风险，防止出现因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不足引发的供给与需求失配风险，以及无效供给过剩引发的低端产能过剩及能源资源浪费风险；其次，应高度警惕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风险，防止出现因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下降导致资金盲目投入金融领域引发的大规模金融风险；最后，应高度警惕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风险，防止出现因人地失衡、投资失衡、供需错配造成房价涨落异常、房地产市场秩序失衡，引发金融风险。

三是金融债务危机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甚至影响着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务违约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造成的信贷问题和银企债务问题日益突出。新发展阶段，为保障经济向更高形态转变，我们需更加警惕因高杠杆引发的高投机行为以及因经济增速放缓引发的宏观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等宏观金融债务风险，警惕金融业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跨境交叉传导等中观金融债务风险，警惕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影子银行、不良贷款、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上升等微观金融债务风险。

四是管理体系滞后风险。经济风险管理体系是为研判、预警、应对经济风险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组织机构、相关制度和运作流程，旨在增强防范和化解经济风险的能力。新发展阶段，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经济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需要更加警惕风险识别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制机制，筑牢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网。

（三）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竞争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筑起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新发展阶段，国际各经济主体间的竞争日益复杂激烈，国际国内经济发展高度不确定性带来风险，要防止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

从国内层面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源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减退，关联企业的盈利空间相对缩减，各经济主体为占有市场份额而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成本，甚至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谋取利益，扰乱市场秩序。首先要警惕因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造成的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危害经济领域公平正义的风险挑战；其次，要警惕因过度竞争造成的产能过剩和资本无序扩张等风险，以及因无序竞争造成的市场投机、市场垄断、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风险，或者因同质化竞争造成的经济利润缩减、技术突破缓慢、资源浪费等风险；最后，要警惕因违背竞争规律、市场规律、价值规律造成的产业链供应链不稳、经济循环不畅等风险。

从国际层面看，国际上以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我们要充分抓住机遇发展科学技术，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影响，近些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必须警惕因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导致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的风险，警惕部分国家通过贸易摩擦、经济封锁、经济制裁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试图转嫁危机，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警惕部分国家采取的极度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货币安全造成冲击的风险。

精准施策：妥善解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现实问题

新发展阶段既是一个经济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迈进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需要在明晰方位、识别风险的前提下，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从根本上解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现实问题。

（一）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维护国家经济发展安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新发展阶段，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必须进一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国有经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凝聚着我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追赶国际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安全具有关键作用。在具体实践中，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布局优化、战略重组，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能力，又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各类资本优势互补，营造开放包容的市场秩序和竞争环境，守住不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既能够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能够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发展阶段，既要着力发展财税制度、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有效应对“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又要着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保障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三是科学精准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和针对性，科学精准制定发展与安全所需要的各类宏观政策，形成政策合力，提高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稳定性，有效防范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二）提升创新体系效能，保障国家经济转型安全

新发展阶段既是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期，也是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期，需要不断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防范经济领域重大风险挑战。

一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有效应对经济竞争新挑战。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科技创新的重大和迫切需求，解决重大技术难题，在新兴产业领域锻造领先世界的新科技，彻底改变经济发展受制于人的局面；其次，要加强前瞻部署，统筹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我国科技发展的态势及阶段性特点，着力攻克国内外科技创新前沿问题，赢得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战略主动权；最后，要激发创新潜能，健全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积聚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夯实创新人才基础，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分工接续、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维护国家科技和经济领域安全。

二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首先，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我国应把扩大有效需求同深化供给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提升消费水平、拓展投资空间、优化就业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有效挖掘释放国内需求潜能，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其次，坚持以高质量供给引领，保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应持续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提高供给质量和韧性，保障粮食、能源、重要资源等领域供给安全，既在纵向上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又在横向上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实体与虚拟经济之间循环流转，有效应对国际经济竞争风险。最后，处理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推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既坚持内循环驱动发展战略，以超大规模的市场获得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竞争优势；又巩固扩大“一带一路”优势和影响，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推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产业拉动、贸易协同的经济循环体系。

三是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应对金融债务危机风险。我们应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既加强跨境资金流动自由化制度创新，又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和监管审查，构建事前风险研判，事中风险监测、事后风险评价机制，严禁资本的无序扩张，有效提升外资引进质量。

四是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保护，防范国家秘密技术外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效保护我国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技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立法，构建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完善网络安全监察体系，严格管理和审查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知识产权，积极参与制定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规则和全球反垄断相关法律法规，并以合法有效手段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端。

（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实现世界经济共同安全

新发展阶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坚持共同安全理念，积极扩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以世界经济普遍安全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不受侵害。

一是共同维护国际经济环境，合作应对经济风险。我国作为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国际经济环境的倡导者、践行者和推动者，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以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并推动各国以对话协商、寻求共识等方式开展经济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风险挑战。

二是共同构建经济伙伴关系，实现经济互利共赢。现阶段，金融危机、粮食短缺、能源紧张、产业链供应链不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普遍性经济安全问题，既不是一个国家单独面临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我们瞄准国际需求，积极构建共同合作的经济伙伴关系，采取包容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推动形成共同安全发展模式。

三是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范国际经济秩序。我国应继续坚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履行大国责任，与世界一起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构建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共同抵御全球经济风险挑战。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不断巩固，培育世界一流汽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面临重要机遇。同时，我国汽车市场由高速增长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国内车企为抢占市场份额激烈竞争，经营效益出现下滑，通过并购重整等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综合实力，促进头部企业形成引领的产业竞争格局，成为当务之急。

国内外汽车产业竞争格局对比分析

（一）我国汽车产业集中度有待提升，企业竞争格局持续演变

我国现代汽车工业自20世纪80年代正式起步，依靠国家战略引导、超大规模市场、完善工业体系等优势实现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汽车产业仍在快速发展中，一批骨干车企持续发展壮大，但尚未形成稳定的竞争格局，呈现车企数量增长快、企业间激烈竞争的特点。

一是汽车企业数量多。汽车产业是万亿级产业赛道，产业链长、关联度高、拉动性大，增强了企业和地方政府发展积极性。2000年以来汽车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到2024年有汽车产量的企业超过60家，其中有40多家车企年产销量不足10万辆。

二是产业集中度有待提升。长期以来，一汽、东风、长安、上汽、广汽、北汽、奇瑞、吉利、长城、比亚迪10家骨干汽车企业合计产销量占全国产销量的比重约85%，其中产销量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合计产销量占全国产销量的比例约50%。

三是产业格局持续演变。目前，10家骨干汽车企业中有7家年产销量集中在200万-300万辆，企业规模差距小且产品同质化严重，品牌特色尚未形成，企业围绕市场份额的竞争激烈。2024年，比亚迪、吉利、奇瑞国内产销量排名较上年分别提升2、3、2个位次至第1位、第4位、第6位。

（二）海外主要汽车大国产业集中度高，企业竞争格局稳定

美国、德国、日本是传统汽车强国，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美日德各主要汽车企业普遍产销规模大，品牌全球影响力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较为明显的产品特色和独特市场优势，构建起较为成熟的产业竞争格局，呈现高集中度、高稳定性的特点。

美国汽车产业呈现“三强一新”的竞争格局，福特等4家企业全球销量占美国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比例超过98%。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是美国老牌大型汽车企业，2024年全球销量分别为422万辆、416万辆、185万辆，特斯拉专注于生产新能源汽车，2024年汽车销量约200万辆。

德国汽车产业呈现“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大众汽车、奔驰汽车、宝马汽车基本组成了整个德国汽车工业。其中，大众汽车在经济车型领域销量领先，奔驰、宝马属于豪华车生产企业，分别在舒适性、技术性能方面形成发展特色，2024年，三家车企销量分别为858万辆、228万辆、217万辆，排名稳居全球前十位。

日本汽车产业呈现“一超多强”的竞争格局，主要有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三菱6家汽车企业，合计销量占日本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98%左右。经过多年发展，日本各车企形成了差异化发展优势，开展错位竞争。如丰田汽车凭借成本优势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企业，2024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本田和日产依托技术特色，铃木依托小型车优势，年产销量均超过300万辆。

海外汽车企业做强做大的经验分析

（一）并购重整是推动形成跨国车企的重要路径之一

从历史看，在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汽车强国均出现数量庞大的汽车企业，在激烈竞争中，有技术、资金、市场、产品等优势的企业通过并购重整其他企业，逐渐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产业竞争格局大体经历了“分散—集聚—寡头”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德国有汽车生产企业超过50家，大众汽车成为德国第一大汽车生产企业后，陆续收购德国的汽车联盟（奥迪前身），欧洲的西亚特、斯柯达、宾利、布加迪、兰博基尼、Scania和MAN等企业，实现了巩固和扩大汽车市场、引入创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丰富产品线等目标，不断发展壮大。

20世纪初，美国有汽车生产企业超过100家，企业间竞争激烈，通用汽车成立后，陆续收购了美国的凯迪拉克、奥克兰、GMC、雪佛兰，欧洲的沃克斯豪尔、萨博汽车等企业，提高了美国汽车产业的集中度，促进了美国汽车产业升级，造就了世界级跨国车企。

20世纪30年代，日本有汽车生产企业超过30家，丰田汽车成立后，陆续收购了国内的日野、大发、斯巴鲁等企业，与马自达、铃木汽车交叉持股，实现了开拓市场、引进技术、丰富产品线、共同应对市场挑战等目标，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一大汽车企业。

（二）主要跨国车企并购重整的做法

丰田、大众、通用等跨国车企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均经历了并购重整历程，兼并收购是主要方式，主要有以下3种典型做法。

一是收购同类型企业，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扩大市场份额。汽车企业通过兼并同类型企业，可以有效减少竞争对手，获取新的经销商等市场资源，快速提升市场占有率，同时可以通过协同管理降低边际生产成本，提高盈利水平。最具代表性的是大众汽车。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欧洲汽车市场需求下降，汽车企业利润下滑，行业竞争加剧，为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份额，大众汽车陆续收购西班牙车企西亚特和捷克车企斯柯达，分别开拓了西欧和中欧市场，巩固了其在欧洲市场的领袖地位，为大众汽车成长为全球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奠定了基础。2024年，大众汽车销量排名全球第二位，其中斯柯达、西亚特合计销量对大众汽车全球销量的贡献率接近20%。其次是丰田汽车。从1967年开始，丰田汽车陆续收购大发汽车股权，到2016年完成全部收购，此后又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收购马自达汽车、铃木汽车约5%的股权，合力开拓海外市场，共同开发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新技术。经过频繁的兼并收购，丰田汽车发展实力不断壮大。

二是收购差异化品牌，丰富产品线，做大品牌影响力。汽车是具有较强品牌传播属性的产品，市场声量、口碑传播等是影响汽车销售的重要因素。汽车企业通过收购具有品牌、技术、产品等优势的企业，可以快速获取优势资源，扩大产品覆盖范围，补足发展短板，提升品牌声量，做强品牌实力。以丰田汽车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丰田汽车陆续收购具有商用车竞争优势的日野汽车、小型车竞争优势的大发汽车的股份，成为可以提供从大型卡车到小型迷你车所有车型全系列产品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2020年，丰田汽车获得斯巴鲁汽车20%的股权，把斯巴鲁汽车变为旗下子公司，快速建立了AWD四驱技术和纵置后驱平台优势，同时弥补了在跑车市场的空缺。2012年大众汽车将保时捷变成旗下子品牌，填补了其在顶级豪华车市场领域的空白，实现顶级豪华车、乘用车、商用车市场全覆盖，盈利水平大幅提升。2024年，保时捷汽车销量为30万辆，实现利润超过50亿欧元，贡献了大众汽车约30%的利润。

三是积极寻求海外并购，加速国际化发展。国际化发展是汽车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路径。在产品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汽车企业会选择并购海外品牌进行海外生产，以规避高关税和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通用汽车是国际化发展的典型代表。为提升欧洲市场销量，20世纪20-30年代，通用汽车先后收购英国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德国的欧宝汽车，快速进入当地市场。在大萧条时期，欧宝和沃克斯豪尔的销量依然保持稳健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约200万辆汽车销量中，海外销量占比约20%。在1971—2002年间，通用汽车陆续收购了日本五十铃、瑞典萨博汽车、韩国大宇汽车等企业股权，逐步成为世界级跨国汽车公司，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是全球最大的汽车企业，2024年汽车销量排名全球第四位。福特汽车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也曾阶段性持有马自达、沃尔沃、路虎等车企股权，迅速拓展亚洲、欧洲等市场，加快全球化发展步伐。2024年，福特汽车销量排名全球第七位，其中美国以外市场销量占比约50%。

从不同跨国车企的发展历程看，企业并购重整并不只采用单一模式，而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企业发展特点，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做法，大致呈现“兼并同类车企做大市场份额—兼并差异化品牌丰富产品线—海外并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模式。

国外车企并购经验对我国构建汽车强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处于培育世界一流汽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的关键时期。参考跨国车企通过并购重整实现做强做大的做法，国内车企可通过强强联合、跨品牌并购、交叉持股等方式进行并购重整，持续提升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快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一是骨干汽车企业强强联合，形成发展合力。我国车企要与跨国车企在全球市场开展竞争，还需在产销规模、盈利水平、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不断提升。骨干汽车企业可以通过组建发展联盟、开展企业间并购重整等方式实现强强联合，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间同质化竞争，减少研发、营销等资源的重复投入，提高企业经营规模水平；另一方面有利于壮大企业产品、技术、市场等综合实力，形成发展合力，提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二是骨干汽车企业收购新能源汽车特色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我国部分骨干汽车企业新能源汽车转型有待加速，部分造车新势力企业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拥有特色化发展优势，但经营持续亏损。骨干车企可以和品牌特色明显的造车新势力企业开展技术、品牌、市场等方面合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进一步收购造车新势力企业，发展具有新能源汽车特色的子品牌，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巩固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

三是骨干汽车企业开展股权等合作，加速国际化发展。近年来，我国持续成为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口大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在拓展国际市场过程中，汽车企业可以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形成资本联盟，在海外设立生产整车的合资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合作，相互补充产品线，共同塑造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也可以通过收购或入股海外汽车企业子公司等方式，快速获取海外经销商等资源，提升海外市场发展能力。

从跨国车企的并购重整历程可以看出，并购重整对于汽车企业是一个战略工程，需要持续推进、稳步实施，如丰田汽车完成对日野、大发的控股收购前后用时超过30年。因此，骨干汽车企业开展并购重整，要结合国际汽车产业竞争形势和自身发展特点，分阶段、有步骤地稳步推进。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策，要求破除地方保护、消除市场分割，释放市场潜能。但传统市场监管模式难以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法治化需求。“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可通过“非禁即入”的赋权逻辑与风险的精准防控，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议通过立法保障确立“负面清单”的监管模式，统一清单标准和范围以消除地方壁垒；以监管协同和公私合作，打通执行梗阻，形成“多元共治”的分工合作格局，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造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负面清单；立法完善；监管协同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建设，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通过破除地方保护、消除市场分割、畅通要素流动等手段，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市场。2024年8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入规则治理的法治化阶段。

从法学视角审视，这一战略的实施既源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的现实困境，更是在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背景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重构市场体系和规则，提升践行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探索。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重构政府监管权力与市场自主权利的边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成为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传统市场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监管体系在构建市场规则、规范市场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一直延续以“管控型”理念为核心的传统行政监管模式。以“正面清单”化的市场管理为内核，通过行政许可等目录式的监管手段构筑市场经营准入标准，这一制度设计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一定作用，但与当前新发展格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所需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治理需求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差异，需要向现代化管理转型。

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的路径依赖

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导致的区域市场分割现状，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的一大制度梗阻，具有深刻的制度路径依赖特征——本质上体现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行政分权与市场机制交互作用的现象。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扩大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也逐渐承担了更多公共服务的支出义务。为了保障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保护本地企业，形成税收和补贴属地化竞争格局。例如，在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初期，各地政府普遍给予财政补贴以鼓励产业发展。但随着近年来整体产业技术水平日臻成熟以及国际市场规模扩大，全国性的补贴政策逐步退坡，但仍有部分地方政府为扩大企业产能，曾经对本地区的光伏产业提供补贴。其实质是将财政补贴异化为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反映了地方财政目标与市场统一诉求的深层冲突。

此外，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区域之间相互竞争逻辑。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制定区域性产业政策、设置本地化资质要求等方式，优先扶持本地企业。例如，2023年厦门翔安区建设与交通局曾出台《关于印发翔安区必须招标限额以下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限额以下工程优先选择本区企业，甚至将招标代理机构资质与区内分支机构挂钩。此类行为虽事后被反垄断执法机构纠正，但其背后却折射出诸多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仍然带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为维持既有产业优势，通过隐性补贴、差别化监管等手段阻碍跨区域资源整合，导致区域市场分割状态之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并存，不仅妨碍深化制度改革，还阻碍市场出清机制发挥作用。

“正面清单”监管立法的碎片化缺陷

“正面清单”的立法模式，往往通过列举允许经营事项和应当采取的经营行为形成准入壁垒及监管依据。这种制度设计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但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要求不断提升的新的市场环境下，通过中央立法统一设置“正面清单”，难以穷尽所有允许的市场准入领域和经营事项，因此新兴产业或业态的具体准入和经营规则的设定更多依赖地方立法试点，这就加剧了规则供给的碎片化。换言之，地方政府基于本地治理需求，往往频繁通过地方性法规、规章来增设地方标准的准入条件或细化经营标准，而不同地区的地方立法机关在立法能力、利益诉求、对市场规律的把握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各地方立法之间的体系化协同对统一大市场形成障碍和挑战。

例如，河南省郑州、开封、许昌、周口四市虽通过协同立法分别制定《贾鲁河保护条例》，但上下游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间的利益分歧，仍导致立法内容和实践执行标准存在一定差异。尽管四市实现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联合执法机制”等监管制度的初步协同，但在产业准入、河道责任分担、生态补偿标准等关键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性的具体规则，仅以原则性条款暂时规避矛盾，后续如何实质统一监管执法标准仍然有待探索。

监管效能滞后于市场创新需求

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呈现出技术创新快速迭代特征，与传统准入审批的缓慢节奏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应用场景爆发式增长，要求市场监管机制具备更加灵活的动态适应性，但现行许可审批程序因清单更新滞后、流程烦琐，导致企业难以及时获取合规资质，错失市场机遇。以低空经济为例，其发展初期技术成熟度与适航认证标准的脱节曾引发大量“非法运营”现象，直至部分地方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明确“非禁即入”原则后，低空经济领域的市场活力才得以释放。因此，“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正向监管逻辑，与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先行、规则后置”的创新规律存在明显冲突。

另一方面，数量繁杂的监管事项与高频次现场检查，迫使企业将大量资源配置于合规应对。例如，山东省某新区对区域内企业实行“千分制”评价，每年需对数百项事务进行检查监管，导致企业反馈用工规模因监管成本上升，这种制度性交易成本直接影响了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响应能力。由此可见，所谓传统“正面清单”监管的刚性约束已难以适配市场经济创新的发展需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功能定位与市场契合性

传统“正面清单”监管模式所暴露出的制度性缺陷，深刻反映出行政权力与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失衡问题。这种失衡不仅导致生产要素流动出现阻滞，破坏地域之间的经济、技术融合，还将使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运用的低效率，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红利的释放。因此，探索新型监管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市场主体经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凭借“非禁即入”的赋权逻辑以及“精准防控”的风险规制机制，为矫正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平衡发展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法治化手段。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功能定位

1.市场层面：释放市场主体能动性。

“负面清单”以“法无禁止即可为”为核心理念，依托私法层面的“自愿原则”与公法层面的市场经营制度衔接，为市场主体创设“清单外充分自主”的法治空间。换言之，与“正面清单”往往需大量列举许可事项的监管模式不同，“负面清单”并不试图穷尽所有允许的市场行为，而是通过明确划定禁止和限制市场进入的领域和规则，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非禁即入”的赋权逻辑，可以更好地促使市场主体依据经营情况和市场需求，在法律框架内自主决策、自由进入市场，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

2.政府层面：提升监管效能。

在政府行政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重构监管权责配置与优化执法资源分配，有助于提升政府监管效能：一方面，“负面清单”的制度优势体现在对监管目标的精准聚焦。在传统“正面清单”模式下，行政机关需对大量低风险事项实施普遍性审查，导致监管资源被严重稀释。而“负面清单”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方向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当市场主体触及清单禁止条款时再启动监管程序，使政府能够集中监管资源和监管重点，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高风险领域进行重点审查；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设定明确的禁止和限制事项，也为企业划定了更加严格的行为边界，引导市场主体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展经营活动，从而精准防控市场风险，实现市场创新与稳定的统一。

“负面清单”管理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契合性

1.“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契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制度化的准入规则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框架。具体而言，负面清单以“非禁即入”为原则，明确列举禁止和限制准入事项，将政府干预范围严格限定于清单事项内，清单外领域则赋予市场主体自主决策权，既能够有效整合分散的监管规则，形成一套相对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为企业跨区域经营提供便利，也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压缩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制度保障。

2.“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契合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传统的“正面清单”监管模式下，政府需对众多市场主体行为进行事无巨细的审批，监管事项不仅面临“不可穷举”的立法技术困境，还易因存在法律模糊地带而滋生权力滥用现象，在应对市场快速变化和复杂形势时明显力不从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推动监管行为标准化、程序化的同时，也为新技术、新业态预留了一定的容错空间，避免监管滞后抑制创新，提高了市场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创新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与发展趋势。

3.“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契合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

在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的环境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迫切需要构建与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相衔接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其规则透明性与制度开放性，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制度和规则与国际市场、国际机构接口。特别是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框架下，“负面清单”已成为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核心工具。各成员国普遍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来承诺市场准入，不仅有助于降低跨境投资的制度性成本，还能够促进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通过实施与这些协定更加契合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中国能够更好地履行国际承诺，提升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构建“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法治支撑。

基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市场监管优化路径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法治化重构的核心制度载体，其效能释放需依托系统性、协同性的监管改革。这意味着当前我国亟须以“负面清单”为核心抓手，优化市场治理体系。

立法完善：构建“负面清单”的合法性根基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依赖于系统的立法供给，其核心在于通过法律监督明确构建“清单法定”原则。然而，现行负面清单主要依托国务院部门规章（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及规范性文件，缺乏法律或行政法规层级的专门立法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属中央事权专属立法事项，市场准入制度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理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形式确立基本原则。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单行法同样未明确“负面清单”的法律属性及制定程序，导致清单事项的设定仅依据分散于各类低位阶文件，削弱了“非禁即入”原则的法治权威。因此，要建立规范化的“负面清单”，须通过立法手段为“负面清单”筑牢合法性根基。

一是应当在法律层面明确“负面清单”的属性、调整机制及权责边界。“负面清单”的制度设计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作为禁止类与限制类措施须以法律或行政法规为根本依据，省级政府规章等仅可设定临时性措施，且需报国务院批准并纳入全国统一清单管理。以新近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为例，该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为民营经济领域适用“负面清单”提供了直接的法治支撑。参照这一规定，其他相关立法也需进一步明确市场准入和监管应采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形成“法律—法规—清单文本”的三级制度架构，整合分散的准入和监管规则，确保清单外领域各类市场主体应享有同等市场进入权和公平竞争的法律地位。

其二，完善清单动态调整的程序规范。一方面，政府治理应在立法层面明确清单动态调整程序，将地方隐性壁垒等问题纳入合法性审查范围，使“负面清单”真正从政策工具升格为更具法治化特征的治理载体；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需定期清理现行法律法规的滞后条款，避免作为下位法的“负面清单”调整需求与上位规范不适应，使清单调整结果能够准确衔接上位法。同时，还可以授权自贸试验区等特定区域开展“负面清单”压力测试，测试结果经第三方评估后可依法转化为全国性的“负面清单”调整依据。

范围界定：确立全国统一的清单边界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落实“负面清单”的核心在于打破地方边界，严格贯彻“全国一张清单”原则。因此，所有市场准入和管理措施必须纳入全国统一清单框架，严禁各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环保标准等变相增设准入壁垒。

建立“清单审查—通报—整改”机制，依托《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关于“政策制定机关应定期评估清理”的法定要求，定期对地方规范性文件实施专项审核筛查，清理涉及地方保护、歧视性待遇的条款，并将清理结果纳入地方政府营商环境考核指标，确保准入和监管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清单范围设定需平衡开放与安全价值，即在通过持续缩减清单行政事项、扩大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空间的同时，对涉及国家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等领域依法保留准入限制，但需明确限制的适用范围、技术标准及期限，避免泛化解释。可以围绕全国统一的行业分类代码体系（如GB/T 475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分散的行业准入规则编码整合，消除因分类差异导致的执行冲突，推动跨区域规则透明化与执行同步化，为市场主体提供无差别的准入和监管预期。

监管协同与公私合作：激活多元共治的制度效能

在新发展格局下，现代市场监管不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一项需要行政、立法、司法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通力合作、相互配合的系统工程。其关键在于构建纵向权责配置清晰、横向部门联动高效、公私合作互补互嵌的现代化监管体系，推动“负面清单”从文本规范转化为治理效能。

1.构建纵横贯通的行政监管协同体系。

政府系统内部的协同是破除行政壁垒的重要手段。在纵向央地协同层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确立的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十条的执行职能定位，中央应专享“负面清单”制定权、清单事项动态调整权及技术规范制定权，地方政府则严格履行属地执行与日常监管职责。同时，为破解“负面清单”的执行梗阻，还需配套建立清单执行监督问责机制，依托国家“互联网+监管”平台对地方清单执行情况实时追踪，识别变相增设准入条件、歧视性执法等行为。需要强调的是，央地之间的数据共享是监督精准性和有效性的根本支撑。因此，可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一条建立“中央—省—市”三级监管数据目录，实现央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执法记录的实时互调，从根源上消解信息不对称衍生的监管漏洞。

横向部门协同层面，则需针对监管碎片化痼疾，将通过立法完善与机制创新推动实现跨部门协同的法治化转型。首先，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与市场监管密切相关的立法中，明确赋予市场监管部门对“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的统筹协调权。其次，建立“线索互移、证据互认、结果互享”的跨部门协作机制，破除信息孤岛，使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违规行为，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全面性。此外，“负面清单”下的监管重心宜从前置审批向事中事后环节转移。例如，可以依托国家级大数据平台构建“信用+风险”分级监管模型，对“负面清单”规制较少的低风险行业领域推行“触发式监管”，即仅当监测到信用异常或投诉举报时启动核查；对“负面清单”高度关注的金融、食品药等高危领域则强化全周期动态监测与风险评估。

2.深化公私合作共治。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有效运行，依赖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主体的功能互补与治理协同，形成“政府引导—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生态。

对政府而言，其角色需从传统的管控者转向引导者，逐步实现服务化转型与包容性监管。例如，对于清单内需要审批的事项，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全面压缩审批时限、精简审批流程；对于“负面清单”尚未涉及的新业态、新技术，则采取更具动态适应性的柔性治理措施和监管框架，如嵌入“监管沙盒”机制，明确测试准入标准、风险隔离与退出评估程序，同时设置技术研发期、商业转化期等差异化过渡期，配套阶段性的合规指引，使监管节奏与企业创新周期相匹配，避免“一刀切”的行政干预扼杀市场活力，从而在降低制度性监管成本的基础上，又以风险相对可控的试错空间承担创新监管责任，在保障安全性同时拓展市场创新潜能。

行业自律机制是公私合作治理的另一重要支柱，需通过立法赋权与规则完善相结合的路径实现效能升级。在赋权层面，应通过专项立法授予行业组织三类主要权限，即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制定高于国家强制标准之技术规范的标准制定权，设置企业“白名单”评估机制，并将其纳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监管维度的合规认证权，以及对行业内部纠纷先行调解的争议调处权，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的专业性降低监管成本；在规则层面，“负面清单”用于明确法律禁止性行为的刚性边界，而行业标准则通过ESG指标、数据安全指南等实践指引手段提供正向示范路径，由此形成“负面清单”中划定底线、行业标准引导高线的二元规则体系。

公私合作治理效能的提升同样离不开构建法治化的监督渠道。首先，需明确市场监管数据开放的边界、标准及责任，避免“选择性公开”导致的监督盲区。对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立法导向，将通过法定开放“负面清单”及关联监管数据，扩大范围，实现全景式披露；其次，进一步扩展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领域，创新赋予社会组织对“负面清单”增设隐性壁垒及地方保护等问题的诉权，探索建立法定的公私协商和反垄断举报平台，鼓励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地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社会监督，通过固定公众参与渠道，将分散诉求转化为制度改进动力；此外，对违规进入“负面清单”领域的主体可以在行业内部实施融资限制、投标禁入等失信联合惩戒，并将惩戒标准纳入未来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予以规范。

结语

“负面清单”监管改革的本质是通过法治手段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立法保障确立制度权威，以标准和范围的统一实现“全国一张清单”的规则整合，以监管协同和公私合作打通执行梗阻、激活治理动能，形成“多元共治”的权力分工合作格局。通过制度优化与监管创新，我国逐步构建起“负面清单”引领下的法治化治理生态，未来仍需进一步强化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的科学性、跨域监管的协同性，以及与CPTPP等国际规则的衔接性，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编辑 杨利红）

供应链金融是连接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重要枢纽，可有效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为实体经济发挥保通、稳链、纾困的支撑作用。近年来，在政策推动与技术赋能的双重作用下，供应链金融逐步从线下走向线上，并正向智能化阶段迈进。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深化，供应链金融从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推动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等多维度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存在诸多挑战，亟须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应用与模式优化等予以应对。

供应链金融数字化转型的现状

（一）政策支持持续强化

2020年以来，政府对供应链金融数字化转型给予高度支持，央行、工信部等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助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支持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规范化发展，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促进了供应链金融在产业链场景中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

（二）技术应用不断深入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在供应链金融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提高了供应链金融的服务效率及安全性，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一方面，传统ICT技术通过实现信息整合与系统交互，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了基础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作为普及度高的技术，为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据艾瑞咨询统计，当前金融科技公司建设的供应链金融平台中，67%都采用了区块链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进程中相互关联、共同赋能。例如，西安金融电子结算中心联合西安纸贵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供链融通”供应链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截至2023年9月实现融资3235笔，融资金额合计140.84亿元，综合融资成本2.7%，最低1.6%，有效拓宽了辖区产业链创新链企业票据融资渠道，供应链企业融资成本大幅降低。

（三）平台建设蓬勃发展

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平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核心企业、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共同推动供应链金融平台建设，为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数字化平台的数量快速增长。根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国内在运营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平台超过200家，其中由核心企业主导的数字化平台数量约占所有平台的一半。如海尔集团的“海融易”平台、国家能源集团的“国能e链”、国家电网的“电e金服”都属于核心企业搭建的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平台。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的服务模式不断创新。众多平台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了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去中心化和透明化，部分平台还通过与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例如，联易融科技与银行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区块链技术，有效提升供应链金融的效率和覆盖面，为中国电子、长城汽车、徐工集团、南京钢铁等1700余家核心企业及近30万家中小微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供应链金融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一）制度与标准体系不健全

制度与标准体系有待完善，尚未实现安全合规发展。一是关键领域制度体系尚不成熟。由于供应链金融涉及银行、核心企业、供应商等多个参与方，监管政策与规则不统一，仓单、动产融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亟待出台。2020年3月，国常会首次将“存货与仓单质押”与“应收账款融资”并提，提升了发展存货与仓单融资的重视程度，将其定位为供应链金融服务的核心构成部分。目前动产融资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仅有2022年最高法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物权法》等，尚无专门针对仓储和仓单的法律法规。二是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导致不同来源数据互通共享受阻。当前金融行业的数据标准尚未延伸至产业链及企业级数据中，因此产业数据和金融数据在共享、应用中会出现错误、歧义、多义等问题，进而导致资金方调用数据以支撑决策时可能出现关键评价数据缺失、数据校对及数据处理效率低下等问题，降低融资效率。

（二）产业数字化基础薄弱

产业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应用普及化程度较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数字化程度较低，与金融机构对接困难，数据采集与共享能力缺乏，难以满足数字化风控需求。产业数字化是供应链金融数字化的基础，产业数字化能力越强，就越能够与商业银行实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金融可获得性也就越高。但我国供应链上的众多中小微企业的信息化、数字化程度较低，与商业银行无法深度互联互通，成为数字供应链金融难以触达的“鸿沟”。36氪发布的《2024中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报告》显示，虽然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开始数字化转型，但六成以上中小企业仍处于转型早期的单点尝试阶段和局部建设阶段。数字化供应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之间在软硬件、网络平台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不同系统之间数据集成、信息传递方面面临巨大的技术门槛和成本压力，难以满足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对产业数据的大量需求。

（三）信用体系仍依赖核心企业

现有融资模式大多基于核心企业信用，高度依赖核心主体信用，难以覆盖多级供应商。在产业端，供应链金融仍立足于核心企业，依托核心企业的延期支付工具开展信用流转，核心企业信用价值难以覆盖多级供应商。更有部分核心企业与第三方平台将供应链金融作为获得金融收益的逐利性手段，加剧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在资金端，目前供应链金融产品仍以借贷为主，绝大部分资金方的风控手段仍是基于核心企业主体信用和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加之各类企业竞争力不一、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传统的企业征信画像难以全面及时反映企业的经营行为和未来变动情况，融资决策效率不佳。

（四）数据“孤岛”与平台割裂

平台与数据“孤岛”仍存，各类平台之间缺乏协同，数据要素流通机制缺失，产业链协同效率低下。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台孤岛”导致多源数据匹配难题。目前，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在建设自有供应链数字化平台，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涉及多个链条，多笔重复交叉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在不同主体的匹配，多元时间与空间信息匹配与应用对数字化供应链运行模式和链上企业协同程度提出较高挑战。二是数据要素流通不畅，“数据孤岛”现象严重。现阶段，我国数据资源化、资产化等过程尚未完成，数据要素权属界定、分类分级、估值定价、收益分配等方面缺乏系统框架，数据要素流通难以制定明确的规则。上下游企业、核心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相互隔断，难以有效地沟通和联动。

推动数字化供应链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制度与标准建设

加快出台数据信息开放共享的法律法规，清晰界定各类数据的开放范围、开放内容及使用权限。推动产业与金融数据标准统一，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围绕供应链金融应用需求，强化数据标准顶层设计，支持重点产业链链长企业牵头组织研制关键数据行业标准，推进产业数据与金融数据标准兼容。完善供应链金融政务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鼓励核心企业通过运用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进行确权，加快推进依托供应链的票据、订单、应收账款等动产融资。

（二）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积极引导链上企业根据自身数字化发展状况及能力，与金融机构协同联动，构建和夯实产业链数字化基础，提升数据要素流动效率。培育一批具有行业转型经验、数据治理能力和技术创新实力的产业链数字化服务机构，增强数据供给主体对数据资产价值的运用能力，深化以供应链金融应用为驱动的数据要素供给，提升数据要素的有效性。建立健全数据要素流通市场规则，明确数据权属和分类分级，加快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进程，为数据要素流通提供保障。

（三）构建多元信用体系

推动“数字信用”“主体信用”“物的信用”三大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基于交易数据、履约能力等多维度的信用评估模型，实现供应链“脱核模式”。充分发挥“数字信用”“主体信用”和“物的信用”作用，聚焦供应链金融场景，完善数字信用的评价和使用机制，推广基于企业收支流水、订单信息等关键信息的应收账款池融资模式。推进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应用，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风控手段，基于供应链上中小企业交易历史、履约能力、产品质量等信息，构建多维度信用模型，建立多元化信用评估体系。推进提单、仓单、运单、面单等动产的数字化和规范化发展，建立动态节点管理和实时监控，多措并举实现数字化供应链金融业务脱核发展。

（四）深化场景融合与平台协同

挖掘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应用场景及创新应用模式，聚焦重点产业链，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专用金融工具，为链上中小企业提供应收账款、票据、仓单和订单融资等服务。建立跨平台协作机制和安全可信的数据共享平台，加快服务政府、链上核心企业及中小企业等供给侧主体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加强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金融机构、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鼓励金融机构与产业平台共融共建，创新信贷、债券、股权、担保及保险等供应链金融工具。

（编辑  尚呜）

“消费扶贫”指社会各界和机构在政府组织下通过购买脱贫地区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群众增收，实现稳定扶贫。“消费帮扶”是消费扶贫政策的有效延续和提升，通过市场化途径，将脱贫地区的产品服务与城市消费需求精准对接，形成“以销代帮”的可持续模式。这对带动农村低收入人群增收，促进地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要求继续实施消费帮扶，此后中央数次发文都提到拓展消费帮扶形式、深化东西部协作，构建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帮扶产业体系。

作为消费主力省份，广东持续推动消费帮扶机制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深度转型，通过系统优化帮扶产业结构、重点培育区域特色品牌、健全冷链物流体系与电商销售网络，不断提升市场化运作效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广东创新运用动态补贴机制、契约化治理模式、数据支撑监管手段，着力构建行政托底与市场驱动双轮协同新格局。

消费帮扶的“政策依赖”与转型挑战

（一）政策与市场功能：政府与市场调节的作用

消费帮扶中，政府主导的产品销售模式强化了行政依赖，凸显了行政刚性与市场柔性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一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行政定价取代市场竞争，形成交易成本壁垒，导致生产者缺乏提质创新的动力；二是价格干预造成产业链两端失调，生产端因政策庇护陷入技术路径锁定，消费端真实需求信号被行政信号遮蔽，二者相互强化，削弱了整个供应链对市场变化的响应与抗风险能力；三是行政手段对价格体系的深度干预，固化了“政府介入—市场弱化”的负向循环。因此，需推动政府角色从“直接主导”转向“引导服务”，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内生机制，逐步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共生的长效帮扶机制。

（二）组织性依赖：产业链短板与要素错配

农村消费帮扶产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集中表现为传统生产体系升级滞后与消费需求结构性升级的错位。一是加大生产端的结构矛盾与政策依赖。小农分散化经营往往规模小、成本高，质量标准不统一，产品竞争力弱。行政主导卡的“阵风式”帮扶难以持久，且区域分配不均，使经营主体陷入“补贴依赖—低效生产—政策强化”循环。二是流通环节的制度梗阻与市场分割。地方保护增加交易成本，阻碍要素流动、制统一市场，流通低效引发产消割裂，导致“市场分割—成本攀升—规模萎缩”循环；三是消费端的信号失灵与配置扭曲。市场反馈失灵，消费需求数据难破行政壁垒。农产品供给与消费升级存在脱节，同质化竞争与结构性过剩并存，这种生产、流通、消费的多环节脱钩，限制了帮扶工作的持续性发展。

（三）技术性依赖：外部技术系统与地区产业生态脱节

消费帮扶中体现出技术性依赖路径锁定特征，受路径依赖自我强化、内生创新能力制度性缺失影响，现代技术难实现在地化知识转化与功能整合，导致产业链技术断层，从而影响帮扶的实际效能。如何在帮扶中将工业化技术范式与传统农业发展相融合是核心，例如智能分选设备利用率低、冷链物流效能差、数据平台孤岛等问题，反映出外部技术与在地生产要素的系统性排斥，陷入技术输入—应用失效循环。从技术适配角度看，标准化工业技术与小农经济存在结构性错位。一方面，机械化与数字化难以适应土地细碎化和人力资本异质性的现实，导致改造成本高昂而收益有限，形成投入产出倒挂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技术转移缺乏在地经验嵌入和适应性创新，致使设备投资沉没、技术吸收能力弱化，产生“技术悬浮”状态。这种双重困境既延缓了产业转型，又加剧了农业系统的脆弱性，表现为技术适配不足、要素嵌合松散，陷入低效循环。

消费帮扶的路径依赖破解与治理重构

（一）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协同

消费帮扶治理体系的重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政府与市场协同，实现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耦合，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促进治理格局。一是治理模式转换。推动从行政主导到规则治理，政府需从直接管控转向制度供给、有效引导。构建认证体系与市场规则并行的双轨机制，既提供了制度创新保障市场运行，又保留了价格形成的弹性空间，从而弱化行政刚性干预，推动农产品价值通过市场机制自主发现，达到“质量认证—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二是创新市场培育。强化从政策驱动到能力建设，构建渐进式调节机制助力帮扶产品融入市场体系，依托区域协作逐步降低政策依赖，倒逼地方产业培育市场竞争力。同时，完善质量追溯系统，强化产品特质识别，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实现从政策溢价到品质溢价的转变；三是强化制度协同弹性。从刚性管控到动态平衡，借助智能匹配系统构建保障机制与市场流通的弹性衔接，守住产业安全底线，形成市场拓展激励机制。这种制度创新推动帮扶模式实现质的跃升，行政力量夯实发展基础，市场机制释放创新活力，进而重构政府与市场的正向互动。

（二）从单向输血到生态共建

消费帮扶的制度创新关键是推动帮扶行动从单向输送转向双向协作，构建可持续的市场化体系，突破行政主导局限，形成规则与价值融合的新型治理网络。

一是以契约化重塑治理体系。制度创新聚焦平衡行政干预与市场机制，通过建立标准化产品认证体系与市场准入规则，明确各主体权责，不断推动市场释放更强活力。政策层面引入动态调节机制，逐步减少行政直接参与，激励生产主体提升市场适应能力。例如，广州市推动贵州省毕节市农产品通过“菜篮子”基地认证，依托品质追溯体系实现从政策溢价到市场溢价的转型，重塑价值生成路径；

二是构建制度化协作网络。实现主体间关系从道德约束到契约约束的转变，区域协作机制依托需求与能力的精准对接，形成标准化协作体系。如，广东省惠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基地与贵州省黔西南州共建展销中心，以契约明确质量管控、物流时效与收益分配规则，借助“一站式”政务服务实现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

三是以共享化促进价值循环。创新利益共享机制是破解发展可持续性难题的关键，通过构建渠道溢价反哺生产端的分配模式，将市场增值收益转化为产能提升资金，形成“增值—反哺—升级”的良性循环路径。

（三）政策依赖到能力跃迁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应推动技术应用深度融入产业生态，从而实现治理从“技术主导”向“生态协同”的转型。

一是构建与当地能力匹配的技术应用机制。针对数字鸿沟痛点，创新采用“纸质溯源码+智能语音”混合模式，将数字认证转化为实体化操作界面。冷链物流领域推行“能力准入”机制，把区域冷链标准化改造设为电商帮扶前置条件，确保技术投入与产业承载力动态平衡，同步建立技术复杂度与主体能力相适配的梯度体系；

二是打造技术赋能的产业生态体系。推行“数字导师”驻点制度，将智能系统转化为生产知识传播媒介；智能溯源设备集成病虫害防治知识库，让技术平台成为生产赋能工具。推进冷链“共享式改造”，构建县域中心与镇村级站点联动的温控网络，使基础设施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核心要素；

三是形成共生共荣的数字化发展格局。依托“技术—产业—主体”协同共生系统，将通用数字技术解构为标准化、可移植的技术模块，并结合区域产业特色与主体认知水平，重构适配本地化需求的应用界面与实施路径，推动技术赋能精准落地、产业生态协同演进与发展成果多元共享。广东实践表明，前置能力培育可夯实技术扎根基础，通过功能叠加延伸价值链，形成多方共促的良性循环，实现从数字赋能到数字增能的质变。

消费帮扶的效能提升与模式革新

（一）应急兜底与长效退出机制的平衡

广东探索构建“动态调节—风险对冲—市场衔接”三位一体治理体系，旨在突破传统帮扶政策的刚性干预局限，形成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协同共进的治理范式，有效破解“短期有效、长期依赖”的困境。

一是建立应急兜底的双轨制运行机制。广东探索构建行政保障与市场培育并行的双轨体系，同步建立农产品质量分级认证制度。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茶叶产业为例，通过阶梯式下调政策采购比例、同步培育市场主体对接能力，实现应急救助功能向市场培育功能的平稳过渡；

二是建立风险防控的市场化保障机制。通过创新开发特色农产品保险产品，并推广“订单农业+价格托底”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模式，有效稳定农户收益预期。例如，广东省茂名市通过渐进式调整保费补贴机制，引导风险分担主体从政府单一承担逐步转向政府、保险机构、经营主体等多元共担，显著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三是建立长效动态调节机制。依托数字化监测平台实现帮扶政策的精准调适。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通过建立市场响应机制，将传统行政指令式采购转化为需求导向型供应链管理，助力特色产业构建可持续市场供给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通过制度替代、工具替代、机制替代的三重创新，既守住底线保障功能，又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构建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治理闭环，有利于探索帮扶协作新路径。

（二）从资源输送到价值共创的协作

广东在区域协作中创新构建“需求对接—要素整合—价值共生”三维协同体系，突破传统单向帮扶局限，推动区域协作从资源输血向能力赋能转型，形成可持续的发展生态。

一是深化供需精准匹配机制创新。广东统筹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数据与协作地区特色产品供给信息，通过布局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构建“市场反馈—品质升级—溢价回收”的良性闭环机制，推动帮扶模式从“兜底采购”的单向补给，向“产业链协同共建”的双向赋能深度转型；

二是推进要素整合的平台化协同运作。依托东西部协作枢纽节点设立区域品牌运营中心，牵头编制产品质量安全团体标准。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工程为重要载体，借助全链条溯源管理平台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可追溯，有效推动技术、数据等现代生产要素与传统农业产业链深度渗透融合；

三是价值共享网络构建。通过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跨区域产业联盟组建等路径，建立应急托底与能力培育并重的共享机制。技术共享实验室等载体构建跨行政边界的赋能网络，目前已认定生产基地近2500个，覆盖130多个协作城市。

四是立体化协作体系完善。纵向建立多级联动机制整合行政与科研资源，横向构建跨省协同网络。通过产销对接活动等新载体，有效破除供需信息壁垒，提升区域协作效能，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消费帮扶治理新模式。如，2024年广东通过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采购结对地区农副产品金额突破‌420亿元，打造“出山入湾”产销通道。

（三）政策扶持与内生能力的协同

广东创新构建“政策赋能—数字驱动—能力跃升”产业振兴体系，突破传统帮扶路径依赖，实现从“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的模式转型。其核心在于重构产业培育逻辑，建立“标准引领—品牌增值”双向驱动机制，将政策支持转化为产业链核心控制力。

一是以产业链培育助推帮扶模式创新‌。江门市以陈皮产业为示范，通过标准化工艺体系重塑产业价值链。制定涵盖种植、加工、品控的全流程标准，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消费品升级。重点开发陈皮月饼、即食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单品产值显著提升。政策层面从短期补贴转向长效能力建设，通过技术培训、品牌孵化等系统性工程，形成标准引领-产品创新-价值提升的可持续循环机制；

二是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全面转型。通过实施“冷链基建准入”倒逼机制，将电商帮扶资源与区域冷链覆盖率挂钩，推动产地冷链中心建设，有效补齐流通短板。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全链条，如潮州市为凤凰单丛茶构建全链溯源认证体系，将品质信息转化为可交易信用资产，推动产业帮扶从政策输血转向数据造血。数字基建与产业标准协同推进，逐步形成覆盖生产、认证与追溯的数字化治理网络；

三是以多维度融合推动创新协同。建立动态调节机制，平衡救济性帮扶与市场化退出；以技术协同替代资源直接输送，构建产学研创新共同体；将政策资源转化为标准制定、品牌运营等核心能力。立体化创新形成“政策激活市场—市场反哺能力—能力替代政策”的演进闭环，破解帮扶强化依赖的治理悖论。通过标准体系替代行政干预确立质量话语权，依托数字基建重构产业生态，培育内生动力，形成“标准牵引—数字赋能—品牌增值”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靶向驱动的梯度脱嵌构建新策略

1. 构建分类治理与动态调整机制

   为破解传统帮扶政策同质化发展模式，需着力构建“动态评估—精准调控—迭代更新”的弹性治理体系，推动政策工具向精准适配与动态优化转型。

   一是以要素与需求适配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城乡产业要素禀赋与市场需求双重评估矩阵，推行光谱式政策分级管理。针对效益低下的产业，建立资源熔断机制，通过负面清单强制清退；对具备创新潜力与区域适配性的新兴业态，引入“沙盒监管”模式，设定弹性准入标准与观察期，划定试错边界、容缺容错，在释放创新活力的同时精准管控风险，实现资源定向投放与产业良性迭代；

   二是构建协调机制驱动政策精准迭代。设计阶梯式、分阶段的政策调控工具箱：短期运用消费补贴、物流赋能等脉冲式工具快速激活市场；中期着力建设“政—产—学—研”协同平台，推动技术嫁接、人才培育与能力共建，强化产业内生动力；长期则建立企业健康度与自生能力评估体系，明确政策退出条件与触发机制，建立“培育—成长—退出”的全周期政策闭环，保障项目可持续性与效益延续性；

   三是完善制度代谢与动态治理机制。引入政策效力衰减预警模型，搭建跨部门联合诊断与效果评估机制，定期扫描并预判政策叠加、冲突及绩效衰减问题。推动政策适应性调整，依托实时监测数据与反馈信息，动态优化政策工具组合与实施方式，确保制度供给与乡村产业演化需求同频，形成“监测—预警—调控—迭代”的治理闭环。

   （二）推动要素优化与产业升级

   为破解要素市场分割导致的产业低端锁定，构建以“基础要素整合—核心能力培育—衍生价值创造”的三阶升级路径，推动区域产业协作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型。

   一是强化要素整合，构建协同增值产业体系。建立“生产标准化—品质认证—服务增值”全链条政策支持体系。重点扶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对构建专用性资产、实现全产业链整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税收减免与专项补贴；通过文旅融合、体验经济延伸价值链，打造产品与服务协同增值机制，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能级；

   二是完善创新支持，培育绿色高端发展动能。聚焦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开展纵向一体化经营，推动育种研发、精深加工与质量追溯系统建设。对建立闭环质量管控体系的企业，叠加设备购置补贴与技术转化支持；鼓励传统农业向健康食品、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构建“种植—加工—健康消费”完整价值链，促进乡村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三是创新空间组织，优化集群化产业布局。借鉴“东莞孵化+韶关产业化”帮扶模式，推广跨区域“产业飞地”合作机制，对生产基地内迁企业给予用地指标倾斜与基础设施配套；加快建设区域物流枢纽、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将电商平台纳入数字乡村重点工程，破解农产品上行瓶颈。通过“技术扩散—要素流动”良性循环，创新“生产基地+精深加工+电商销售”集群化模式，推动产业从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实现创新扩散与市场均衡

   针对技术转移中的市场摩擦，应着力构建适应性创新扩散路径。这一路径强调技术方案需适应本地市场条件，通过分阶段、小步快跑的渐进方式渗透市场，实现技术体系与市场结构的深度耦合，形成技术适配与市场均衡协同演进的良性机制。

   一是推行梯度适配以降低综合成本。通过构建分层技术适配体系，有效破解技术采纳壁垒。实施“补贴降购置成本—模块化降操作成本—规模化降维护成本”的三重策略，系统性降低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推广成本。在冷链基建领域，创新准入机制，引入信用积分体系与激励政策相匹配，有效防范“搭便车”行为，助力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

   二是依托网络效应破除信息壁垒。借助技术手段重构市场信号传递体系，例如引入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介入，强化质量信号可信度，逆转“柠檬市场”困境，提升优质农产品市场溢价。同时，通过生产流程的优化与精细化管控，推动工艺标准化，实现要素投入由粗放向精准调控转型，降低人工操作误差，提升单位产出效率；

   三是协同演化驱动机制‌。制度弹性化、要素流动与适应性创新形成协同闭环。制度变迁倒逼标准化生产，要素重组催生新业态，技术扩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利润率显著提升‌。技术扩散需与制度创新、要素重组有机衔接，构建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释放要素配置效率，并依托边际收益递增创新实现动态均衡，推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协同进化生态。

   （编辑  尚鸣）

2025年7月17日，美国众议院以308票对 122 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三项加密货币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反 CBDC 法案》。该法案明确禁止美联储未经国会授权发行面向市场或金融机构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这一决定不仅是对美联储货币发行权的重大限制，更标志着美元体系可能迈入 “双美元时代”—— 美联储美元与稳定币美元并行发展且开启制度性竞争的新时代。

《反 CBDC 法案》的立法出台意义深远，1776 年美国反抗宗主国大英帝国的专制统治并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先是开创了北美银行（1781～1783），失败后又相继开创了第一合众国银行（1791～1811）、第二合众国银行（1816～1833）、萨福克银行（1818～1858）、国民银行（1864～1913）和美联储（1913～至今），履行央行功能。六次央行体制探索之后，《反 CBDC 法案》与此前通过的《天才法案》一起，堪比对英式央行体制和美联储央行体制的一次最新革命。从货币史角度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业界讨论的稳定币绑定美元与美债的实质在于延续美国金融霸权，还在于构成了美国挣脱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美元枷锁的关键战役，已经开启了美元货币体系变革的新征程。

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美元的历史溯源

要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刻意义，必须回溯美联储的百年垄断史。

独立战争获胜后，美国在中央银行体制的探索上从未止步。自1774年大陆议会表决通过发行以“美元”（Dollar）为标识的北美殖民地联邦货币起，美国便沿着欧洲已获成功的“中央银行体制”探索自身的美元中央银行体系。从北美银行以降、经第一合众国银行、第二合众国银行、萨福克银行、国民银行的五次央行探索，均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美国自杰克逊主义者的硬通货良币运动后的 1836 年，便进入了长达77年的自由银行时代。

1907年的银行业危机成为重要转折点：危机中暴露的系统性风险，让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自由放任型银行体制潜藏着重大不稳定根源，支持成立中央银行对州立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适度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随之重新考虑创建央行体制的必要性。其中，共和党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组织委员会调查危机成因及其教训后提案主张，美国应效仿欧洲国家成立统领银行业的中央银行，这意味着美国需告别已持续了77年的州立分权制的银行业自由化旧时代。

然而，被称为“奥尔德里奇提案”的中央银行方案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危机中，早已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同盟实施深度布局的金融巨头摩根大通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及其盟友，挺身而出实施了有效干预，使危机得以平息。这一事件表明，准私人化的央行式机制是能够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的。正因此，最初的提案以摩根大通等私人银行为基础并完全效仿英格兰银行的私营模式来组成美国的央行体制。但这一提案随即遭到了强烈反对。后经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建议改造，最终形成了“联邦储备局（政府机构）+12家私营储备银行”混合体制。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仍为日后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体制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联储承担的 “储备机制”的必要性名存实亡了。央行体制的“储备机制”已经荡然无存，意味着美联储的立命之本也悄然消失了。这就表明，私有制继续介入央行体制的必要性轰然倒塌、不复存在了。为此，私有制主政的美联储一边掩盖日益凸显的“阿喀琉斯之踵”，一边谋划新的立命之本。在追求美联储私有利益最大化和长久化的过程中，美国经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仅出现贸易逆差、财政逆差、国债逆差的“三逆差”局面，还伴随经济“空心化”病症的凸显。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实质上是1971年实物锚代币体系解体后，美联储私营集团探索新型央行体制的代价与结果。在保罗?沃尔克（1979年8月6日—1987年8月11日）执掌美联储前，其两位前任主席所推行的美元代币通胀政策，给美联储本应追求稳定美元币值的使命带来了市场信心的严重流失和巨大挑战。沃尔克遂大力整治通货膨胀，但离开传统代币载体物后，如何调控币值稳定成为美联储无力破解的难题。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找到了破解之道：诱导境外美元回流，完成美元国内循环、境外循环及境内外一体化循环的动态均衡。金融衍生品的诞生与扩张，便是格林斯潘努力稳定美元币值体系的重要举措。

在格林斯潘治理时期，美联储不仅掌控“美元危机”，更掌控了远超传统银行体系的金融衍生品新世界。2008年，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QE）政策拯救美国金融体系后，其权力架构不仅未被削弱，反而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该法案将 QE 工具合法化，使美联储获得了“大而不能倒”的特别监管权力与地位，形成对美元体系的多重垄断，其私营化权力垄断达到顶峰。

《反CBDC法案》的深层动因

2025年7月17日通过的《反CBDC法案》，表面上是对数字货币发展的限制，实则暗含三重战略意图：

首先，打破美联储的私营化权力垄断。古人云，物极必反。美联储的垄断与扩张使其与美国国家利益渐行渐远。

一是尽管美元无锚定物，但享有从各国收取“铸币税”的特权，依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尤其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后盾，但收益却被美联储的十几个私人股东拿去了大部分，这不仅造成美元霸权与美国债务越来越不可延续，而且造成内部利益分化。特朗普代表的是制造业集团利益和被金融资本压榨的那部分阶层利益，同时也希望通过改革延续美国在世界的金融霸权地位，这决定了他必须打破美联储对发币权的垄断。

二是美元利益对美国本土的依赖减弱，转而更依赖全球化，而美联储的私营权力垄断与主权垄断脱节，让美国作为主权国家陷入深层困境。不彻底摆脱这一垄断，美国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将始终面临被绑架与掣肘的风险。毕竟，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服务美国经济和美元服务海外经济的规模对比已经从大转小，已经不再主要服务美国国家的主权经济了。即美联储维系美元利益最大化的定位与战略，与美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利益选择既有交集也有分歧：交集大于分歧时双方共荣，分歧大于交集时双方内斗不可避免。这促使美国政府另辟蹊径，将主权货币从独家垄断体制转型为非垄断型新体制。

而法案的核心用意在于防范美联储借数字货币创新来继续扩大自己的私营势力。稳定币的兴起已经可以将美联储的私营势力阻隔于稳定币领域之外，为限制美联储通过 CBDC 迂回延续数字时代的私营化权力垄断，国会明确划出了红线：数字货币领域必须保持开放竞争，不容许美联储一家独大。

其次，重构美元发行机制。随着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协定解体，美联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根基仅剩其中的美债锚支撑。假以时日或当稳定币运营机构将稳定币与美债实施一比一挂钩时，此类稳定币在原理上与美联储美元将无本质差别，美元将呈现美联储美元与稳定币美元“本质相同、应用领域不同”的共生状态。一旦稳定币的价值基础完全锚定或100%锚定美债后，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元发行逻辑与架构——此时稳定币实质上成为与美联储美元无差别的“美债稳定币”，二者法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从美元资产化稳定币到美债稳定币仅剩一步之遥。而一旦如此，该种稳定币即在原理上和事实上同时成了“稳定币美元”。随之而来的便是双美元时代的到来以及二者之间必将引发的深度较量和激烈竞争。

最后，当然有巩固美国金融霸权的考虑。当前美债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传统美元体系难以为继。通过鼓励稳定币经营者持有美债，可创造新的美债需求，为美国金融霸权延续生命力，同时确保美国在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中保持货币优势。

总之，《反CBDC法案》的高票通过，标志着美元由美联储独家垄断的时代即将结束，而稳定币美元与美联储美元并行的双美元时代可能将由此正式开启。

双美元时代的制度博弈

随着“双美元时代”的到来，原有货币体系的平衡被打破，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元监管体系的重构。现行监管框架建立在美联储集权垄断基础之上，无法适应双美元竞争新格局。未来改革可能包括：设立新的联邦监管机构，统筹稳定币美元与美联储美元的监管，建立二者间的兑换与清算机制等。

其次是货币效率的革命。美元资产化稳定币（包括稳定币美元）代表着更高效率的货币形态：在交易效率上，区块链技术可实现毫秒级跨境结算；在发行效率上，依托智能合约可实现自动化发行；在监管效率上，可编程货币支持精准政策调控。这些效率优势协同生效后，必将产生强大的“挤出效应”，逐步蚕食美联储美元的传统份额与垄断地位。

就全球货币体系而言，随着美国对美元的重组，世界各国不得不随之调整。中国香港等地已迅速推出了本土法律框架下的稳定币方案，欧盟、日本也在加紧布局。

这场由美元重构引发的货币大革命，可能朝着三种方向演变：一是双美元无优劣之分，共同支撑美元霸权；二是双美元形成良劣之分，最终良币战胜劣币；三是双美元形成良劣之分，最终劣币战胜良币。

无论出现哪种情形，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双美元时代”能否凭借货币效率优势为人类社会的更大繁荣带来新的增量发展。若不能，“双美元时代”注定将昙花一现，终将被更先进的货币原理与兼容性超越。

尽管“双美元时代”来势汹汹，但其背后的货币学原理仍未突破西方经济学与货币学的固有局限。若不能就货币起源原理、实物货币原理和复合货币原理给出系统性的理论建构，美国在这场货币大革命中的努力与博弈或将前功尽弃。尤其在零和繁荣与共赢繁荣的关键议题上，若美国政治无力引领共赢繁荣，无论美元资产化稳定币或稳定币美元多么先进，最终也无法阻挡人类增长型经济的前进步伐与浪潮。

货币是非中性的，且从来如此。这是西方经济学自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经新古典分析范式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始终无法兼容的核心命题。但双美元的制度博弈，却直接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全球经济形态的范式转移

稳定币的兴起不仅关乎货币本身，更关乎市场经济生态的整体重塑，包括一般均衡机制与稀缺资源最优配置机制的重构。其中，以“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为代表的经济形态崛起，正彻底颠覆传统线下经济与以互联网、移动互联为载体的线上经济。通过传统资产代币化，稳定币正打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价值流通、信任构建与交易效率壁垒，包括但不限于金融产品、艺术品、房地产、大宗商品、银行业、保险业等几乎所有实体经济领域的产品均可上链交易。

随着第一代区块链技术融入智能合约，链化技术体系加速升级，不仅涌现出树图技术等区块链的迭代新技术，更催生了Web3等网络架构新业态，使跨链交易从可能走向成熟。一旦传统交易或实体化交易通过链化重构转化为链上交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将彻底步入后市场时代。

这是因为，现当代经济是由货币驱动的增长型经济，与货币自身的效率属性密切相关，由特定货币（实物锚代币和银行净头寸货币）所决定。而市场是辅助货币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扩张机制，即市场的扩张使货币效率更高。但随着稳定币带来的货币本身效率与技术的改进，增长型经济完全可以超越西方市场机制实现更大更有效的增长。无论如何，平台经济与链化经济的存在已经向世界证明：由无数市场主体自愿参与的价格齐次型（价格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是一致的）市场体制正在失灵、失效。西方价格齐次型市场并非人类增长型经济的唯一路径与场景。若链化经济全面发展，经济学中的西方市场功能将逐渐弱化，面临失灵风险。人类正在迎来西方市场经济的后时代。

毋庸置疑，中心化平台经济或将被去中心的链化经济融合并兼容性超越。期盼中心化平台经济与去中心的链化经济融合形成新型协作关系已无可能。即便平台经济运营者（如亚马逊）发行自己的稳定币，由于钱包技术属性已形成代际壁垒导致向下兼容困难，两者并行运行已无可能；若平台经济将钱包工具一律升级为链化钱包，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已在实质上消失。

平台经济注定消失的核心根源，在于货币原理与货币效率将发挥非中性化的颠覆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局限性在于假定货币中性，正因如此，从古典分析范式到新古典分析范式，乃至科斯领衔的新制度经济学，均只能在这一假定基础上方可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凯恩斯主义虽承认短期货币非中性化，但在长期上仍回归中性框架。

当货币本身与货币原理存在显著效率差异时，其决定和推动的增长型经济将成为函数应变量。换言之，经济增长由货币属性及效率集合所决定：有怎样的货币属性及效率集合，就有怎样的经济增长。特定货币效率集合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理。仅当货币效率集合呈现中性状态时，资源配置才交由供需型价格机制来决定。一言以蔽之，货币是决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面对稳定币新浪潮，我们有必要从货币学原理的大局观重新审视这场货币大革命的本质。

巨变时代的战略与抉择

站在人类历史巨变的转折点上，美国别无退路，即选择以货币大革命的魄力，放弃运行112年的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体制，推行阵痛最小的“美元非垄断型新体制”——双美元体制。这场货币变革对美国而言是一场超级冒险：自由市场体制将随之终结，其法律体系的优越性也未必能实现边际收益递增。更关键的是，美国发起的此次货币变革，还只是货币革命的前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革命，因其基础制度如国家监管制度还未构筑好。而在沙滩上构建的美好图景很可能只是一座海市蜃楼。真正的货币革命仍在蛰伏、蓄势待发，等待着成为“螳螂捕蝉”背后的“黄雀”。

对中国而言，这场由美国主导的稳定币合法化变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要警惕美国金融霸权的自我革新，另一方面需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低效路径。在货币效率决定经济增长的时代，唯有与时俱进者才能赢得未来。

无论如何，借助稳定币诞生的机理，我们已能窥见一个超级庞大的新未来正在向人类逼近。若不重视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逻辑和基础设施的新型社会组织原理，这一战略误判不仅不可逆，还可能成为中美较量的一次关键失利。

相反，若积极主动迎接货币效率革命的历史必然，中国的机遇便会瞬间呈现。美国已将人类共同努力249年的全球自由贸易转向全球关税贸易体制，这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背叛，是典型的零和繁荣捍卫者，其国家软实力已大幅削弱。若中国继续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中美较量便可升级为美国主导的“零和繁荣”与中国主导的“共赢繁荣”之争，这一战略机遇已被美国清晰地呈现在了世界面前。

由此可见，在稳定币大革命背后，美国的诸多“阿喀琉斯之踵” 已暴露无遗，其建构的“全球关税贸易之零和繁荣新体制”正为中国创造无数战略新机遇，但中国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并非一目了然、轻易可解。

毋庸置疑，此次货币大革命的本质是货币效率的革命。传统货币体制已逼近效率极限，无法继续推动经济有效增长，不从货币变革入手已经难以统筹全局。认知并接受这一立论，本身就需要一场知识体系的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的彻底重构。

挑战已然迫在眉睫。世界需要认识到，不仅美联储美元潜藏着巨大困境，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央行货币体制都潜藏着照搬英式央行体制时所遗传的部分准备金同质困境。换言之，人类整体货币体制面临同步转型的历史必然，无法凭借政治决心与意志规避。

货币及货币效率原理是经济增长最基础的底层驱动力和变革，可实现全球同构，因此国家间的关键竞争在于应用层面的制度竞争。以RWA（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为代表的经济业态转化器正成为各国追逐的焦点。若不能抢占这一高地，无论树图技术或Web3技术多么先进，都将沦为过渡性工具；反之，只有高效占领RWA经济规则的制高点，中国才能借机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让我们在迎接双美元新时代的浪潮中，运筹帷幄，力争决胜千里之外。

（编辑  宋斌斌）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基础性支撑和先导性引擎，长期以来保持着资本市场的核心投资地位。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规模增速收窄，投融资事件金额在全行业的占比有所回落，上市企业市值增长低于全行业水平，同时在首发上市节奏收紧的背景下，并购重组交易活跃。建议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健全优质初创型企业孵化机制，拓展多元化资金退出渠道，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集成电路、光学光电子、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信息产业重点领域创新发展，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保障。

电子信息产业投融资情况分析

（一）电子信息产业主导格局稳固但增速收窄，PE/VC投资规模行业占比回落

投中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发生私募股权及风险投资（PE/VC）事件5074起，同比增长27.77%；对应投资规模5748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基础性支撑和先导性引擎，始终保持着资本市场的核心投资地位。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生PE/VC事件数量达1569起，对应投资规模1444.48亿元，事件数量和投资规模在全行业中的占比达30.92%和25.13%。然而，较2024年，总体来看同期呈现“双降”特征：一方面，投资规模增速收窄，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PE/VC投资规模较上年同期的1385.33亿元仅增长4.27%，大幅低于全行业18%的增速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行业投资规模占全行业的比重有所回落，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生PE/VC事件对应投资规模占全行业总投资规模的25.13%，低于上年同期的28.44%。

（二）行业收购并购交易活跃，半导体领域仍为投资热点

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共发生披露金额的股权投资事件290起，同比增长11.54%，对应投资规模665.32亿元，同比下降4.35%。整体来看呈现“量增价减”态势，并展现出四大结构性特征：一是大额交易规模收缩，2025年上半年亿元级以上项目数量占比由上年同期的53.46%下降至48.62%，投资规模占比由上年同期的97.38%下降至95.17%。二是收购并购交易活跃，2025年上半年，发生收购并购交易17起，对应交易规模206.95亿元，较上年同期的21.56亿元实现多倍数级大幅增长。三是半导体仍为行业投资重要支柱领域，2025年上半年半导体领域完成投融资事件181起，对应交易规模417.09亿元，事件数量和金额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占比均超六成。四是投融资事件区域集聚度持续提升，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省市成为电子信息产业投融资事件的主要集聚地，2025年上半年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四地合计完成投融资事件数量在全国占比达69.31%，较上年同期的66.92%进一步增长。

（三）企业上市节奏与市值增长趋缓，创业板、科创板为上市首选板块

当前证券市场新股发行节奏趋缓，2025年上半年电子信息产业新增A股上市企业仅9家，较上年同期减少3家，募资金额70.7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11%。创业板与科创板仍为我国电子信息企业上市首选板块，2025年上半年分别新增电子信息上市企业5家和3家。同时受强周期属性与技术管制双重制约，电子信息行业市值增长低于全行业水平，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主要宽基指数呈现普涨格局，沪深300、上证综指、中证500分别累计上涨22.42%、23.52%和25.94%，截至6月30日A股总市值较年初增长6.13%，而电子信息行业上市企业市值增幅为5.1%，低于全行业水平。

发展趋势研判

（一）募资市场触底回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监管政策趋严的背景下，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呈现“总量企稳、结构分化”态势。在募资方面，2025年上半年我国新成立基金1966支，同比减少18%，募集规模10665亿元，同比减少32%。虽延续下行态势，但降幅较上年同期显著收窄。特别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AIC基金等“压舱石”资金正式入市，有望大幅提振市场信心。预计未来伴随着国资、引导基金、险资等同步发力，一方面，市场回暖趋势将逐渐显现，另一方面，受政策引导带动，资金将向半导体、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符合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加速流动。

（二）美元基金在华投资没落，国产化进程加速推进

面对美国政府持续加码对华投资限制，我国电子信息领域美元融资活动急剧收缩。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领域共发生2起美元融资事件，与去年同期数量持平；融资总额为2000万美元，仅为上年同期的32.26%。预计未来受中美博弈、国内产业政策引导等因素影响，美元基金将被进一步边缘化，部分曾经依赖美元基金融资的电子信息领域的初创型企业或将面临一定资金缺口，需加速转向人民币基金或政府引导基金进行填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已明确将重点投向晶圆制造与设备环节，有望加速带动国内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进程提速，此外，当前产业链中国产化率相对较低的环节，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三）制度包容性持续提升，进一步畅通资金退出渠道

随着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供给持续增加、不断优化，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显著提升，为前沿科技领域企业提供了更加畅通的上市通道。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A股IPO企业数量为51家，较上年同期的42家增长21.43%，募资总额达370.67亿元，较上年同期的301.88亿元增长22.79%。电子信息产业因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双重属性，具有研发投入大、成果转化应用周期长、商业化风险高的特点。未来随着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重启以及创业板第三套上市标准的正式启用，身处产业链核心位置和关键环节、从事前沿领域研发创新的未盈利企业有望选择更加多元化的上市路径，实现估值方式从“利润折现”向“技术路径+转化效率”的转型。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尚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