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亟须推进高水平涉外经济研究，应重点关注关键产能、关键资源、关键设施、关键规则、关键主体、关键在人等核心要素，切实增强涉外经济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加精准有效地主动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切实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一、进一步提升我国涉外经济研究的聚光度和整合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我国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局和愈发激烈的大国博弈中掌握历史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当前涉外领域最紧迫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而展开，集中体现为维护我国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格局、政治格局等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全球治理面临全球化进程受挫、大国竞争加剧等巨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蓄意挑动大国利益冲突，大搞所谓“脱钩断链”，执意推动经济领域“战场化”，对全球性的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基础设施和经贸规则等经济运行秩序产生强烈干扰和冲击，不仅加剧全球经济风险，更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如何精准识别、及时预警、有效应对外部经济风险，成为事关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大局的重要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风险的外延较为宽泛，我们必须穿透短期波动，把握经济安全尤其是实体经济安全的底层逻辑和核心要素，形成以关键产能、关键资源、关键设施、关键规则、关键主体、关键在人为焦点的“关键六边形”研究架构，进一步提升我国涉外经济研究的聚光度和整合度。

图1 涉外经济研究的“关键六边形”框架

二、构成经济安全硬基础的三个关键

（一）关键产能：产业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

关键产能包括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两个维度。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围绕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的国际竞争加剧。产能优势是我国的巨大经济优势，事关国家战略主导权。如何维护好这一优势，保护产能体系持续稳定，保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护技术迭代新质高效，保护产能内外供需合理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始终是维护经济安全、做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要以维护关键产能优势为牵引，密切关注信息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新化工、人工智能、工业智造、先进装备、军工制造、海洋船舶、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关键产业及相关关键技术的全球发展态势，持续追踪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关键产业链、技术链及投资链，为我国产业布局和技术规划提供必要参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把相关区域国家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相关法律制度以及代表性企业的经营模式、成败得失、变革趋势等研究明白，摸清其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的优劣长短，研判产业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风险，为我国在国际产业及技术竞争中取得先机提供信息支撑。

近年来我国对外产能转移和技术输出呈现加速势头，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其中的风险不容低估。产能转移和技术输出是一把“双刃剑”，到底转什么、转多少、转哪里、怎么转？要结合国内产业发展、内外经济循环、企业经营布局、不同国家禀赋、区域安全形势等因素通盘思考，开展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

（二）关键资源：从“卡脖子”到“卡命脉”

关键资源主要指关键矿产与关键物资。“矿政治”是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主线之一，随着西方资本垄断全球矿业的格局被逐渐打破，矿业已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突破口。目前的关键矿产之争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本质上关系到新一轮产业及技术竞争。在研究中尤其要关注三个方面：其一，受国际经济“泛安全化”趋势影响，关键矿产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些稀有金属。对于工业部门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各种非金属矿类，以及与之相关的勘探、规划、开采、加工、冶炼、化学制造、资源回收利用等业态，涉外经济研究需要将其纳入研究框架，形成关键矿产分析图谱。其二，不仅要分析西方资本矿业垄断的历史脉络和运作网络，也要分析相关区域国家的关键矿产现状及政策、全球矿产经济业态、大宗矿产交易模式、跨国资本定价机制及资源民族主义趋势，更要分析中国矿产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潜在风险与应变之策。其三，面对全球矿产资源控制权之争，要深入分析当前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的症结与挑战，积极谋划我国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促成公平可持续的治理新格局的现实路径。

除了关键矿产，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关键物资，即粮食、能源、淡水、医疗用品、建筑材料、大宗消耗品等基础性或战略性物资。在全球化的和平年代，这些物资流转供应通畅，但在地缘冲突风险上升、全球避险心理作用之下，这些物资的紧缺状况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如果说关键矿产会“卡脖子”，关键物资则随时可能“卡命脉”。要把这些物资在全球范围内和在相关国家中的生产、交易、流通、储备等机制梳理清楚，分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并为可能发生的资源配置缺口和恶性竞争局面做好策略准备。

（三）关键设施：五种类型及其风险性

近年来，欧洲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俄罗斯被SWIFT系统排除、红海航道危机、北极航道争端、马斯克“星链计划”、巴拿马运河权属之争等等，让全世界都意识到关键基础设施的巨大威力。从广义上看，全球关键基础设施至少有五类：

一是合作基础设施。即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例如区域联盟、战略倡议、经济合作框架等。这是一种制度性或关系性的基础设施。二是交通基础设施。既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通道、海空航线以及海陆走廊，也包括作为关键枢纽的港口、铁路、运河、边境公路、口岸、集散中心等。三是信息基础设施。既包括国际传播体系、媒体平台、网络平台、人工智能大模型等软件，也包括卫星、通信基站、陆海光缆、互联网服务器、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算力设施等硬件。四是金融基础设施。既包括制度性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金融组织、货币储备机制，也包括技术性的国际清算系统、跨境支付系统、金融交易市场、货币互换机制等，还包括新兴货币形态、非正式金融网络等。五是资源基础设施。例如重要的能源管网、发电设施、新能源设施、淡水系统、热力系统等。在五类关键基础设施中，合作基础设施发挥纽带作用，各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协调运行，都建立在共同合作意愿与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

要在比较分析各类合作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探究后四类基础设施在全球及有关国家的建设、运营、布局、重组等情况，分析其背后的地缘政治经济逻辑，揭示潜在的漏点、堵点、风险点，为我国优化经贸运转通道、建设及对接海外基础设施、创造信息交互及金融运行的国际公共产品等提供前瞻性的意见建议。

三、构成经济安全软要素的三个关键

（一）关键规则：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规则标准体系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规则标准制定权是最高层次的国际权力。关键规则，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规则、经贸规则、法律规则以及国际惯例，例如管辖规则、主权豁免规则、跨境投资规则、经济管制规则、仲裁调解规则以及一系列国际性行业性标准等。我们既要梳理这些规则和标准的历史生成逻辑及实践现状，跟踪分析其在国际秩序变动期内的重塑、调整及衍生效应，辩证剖析其利弊得失并提出改进措施或革新方案；更要针对新兴领域、新生问题、新的需求，及时研发创制新规则、新标准、新机制，以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规则不仅局限于一般法律规则或国际法规则。世界经济的运行除了依赖这些正式规则，还依赖大量非正式的、地方性的或不成文的规则，二者分别对应着主流经济体系和非主流经济体系。事实上，世界经济长期存在两种交错运行的体系：一种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被西方主导规则所支配的主流经济体系；另一种是美元霸权之外的，基于非正式、地方性或不成文的规则运行的非主流经济体系。随着美式制裁的升级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避险之道，非主流经济体系的功能将更加突出。更何况，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规则统一、法律完备且严格执行的世界，而是法治水平参差不齐、规则制度千差万别的多元国家。

有鉴于此，涉外经济研究既要重点梳理国际上以及相关国家的正式规则和法律制度，也要关注在国际经济体系和一些国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非正式规则，剖析其存在的背景、原因和作用机制，结合实际给出涉外问题解决方案——一种容纳多种有效规则的综合解决方案。如此才能发展更加自主、有效且不乏包容性的涉外法治体系，并且有利于推动国际规则标准体系的优化创新。

（二）关键主体：从四种行为体到大国全球网络

在世界多极化、区域集团化、大国竞争的趋势下，世界出现了广阔的“新中间地带”。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大国政治，但在国际秩序变化期内，一些中小国家或国际行为主体成为全球局势转换或区域局部秩序重塑的关键参与者，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关键影响。除了大国，涉外经济研究要关注和研究“四类主体、一种网络”：

第一类是战略支点型国家，或者称之为枢纽型国家。主要指一些地区强国或关键小国，有的长期重要，有的随着条件变化而凸显重要性。第二类是重要国际组织。第三类是重要跨国企业。第四类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殊集团，一种是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宗教团体等，另一种是如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对于第一类主体的研究，重在分析其内政体制、经济结构、社会力量构成、历史文化特点及对外政策取向。对于后三类主体的研究，尤其要关注其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分布网络、发展趋势及政治经济影响力。

在研究四类主体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摸清新的网络型主体——主要大国或国际权势集团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力量构成、资源网络及利益要害。把这些情况摸清楚，对于客观评估全球经济风险分布情况、研判相关风险趋势及传导机制、寻找风险的对冲方法和不对称竞争策略、优化对外经济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键在人：人口、人才、人群与人心

经济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这个能动主体上。今日世界之所以发生剧变，也是因为人的能动性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四个关键问题值得长期关注：

一是人口问题。基于全球视野和中国国情开展比较研究，关注相关历史、社会、经济规律，提出应对之策。

二是人才问题。无论是参与全球治理，还是经济走出去、引进来，我国不仅需要新一代兼具中国胸怀、国际视野及区域国别知识储备的全球治理人才、企业家、科研工作者及各类专业人士，还需要一支高素质、梯队化、传帮带的产业专业人员队伍。要研究如何培养好、使用好、保护好这些生力军，从教育培养、选人用人、人才保障、劳动保护等方面思考体制机制创新之道，为中国的全球化新时代做好人才储备。

三是人群问题。过去三十多年，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文明外衣下的全球不平等和族群利益矛盾不断以新的形式爆发。对族群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有国内视角，更要打开国际比较视野，对主要国家的文化脉络和民族特质、西方种族主义与族群政治、全球民族主义运动、国际移民问题、跨境民族问题等开展深入研究。这些问题虽然与经济问题不直接关联，却对经济安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是人心问题。随着全球进入一个人心涣散、心智迷惘的“精神空窗期”，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之争愈演愈烈，不同话语体系的转换正在进行之中。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围绕定义权、叙事权、解释权的竞争，对人心向背具有重要影响。针对国际上的各种杂音，当代中国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丰富实践，以“天下一家和合共生”为哲学起点，直面不平等的全球等级结构和冲突不断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阔视野下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世界之困提供了体系性的中国之策。在此基础上，涉外经济研究要融通中国观和世界观，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的世界话语，并与国际社会开展建设性对话，为建立中国自主涉外经济知识体系、重塑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与包容共生而贡献力量。

四、“关键六边形”的逻辑关系与系统思维

上述关键问题构成一个“关键六边形”，它始终以问题为导向，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开放的研究框架。

六个关键问题并非相互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整体上构成一个系统性的研究网络。其中，人是研究的基础，既是关键主体的底层能动因素，也是关键规则的核心制动因素，三者共同塑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秩序。而这一体系及秩序不仅体现为人、制度、行为体的相互关系，也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关键资源、关键产能、关键设施决定了关键主体、关键规则、关键在人的能动空间，后三者又通过相互作用不断推动前三者的调整、重塑和巩固。这一切从人的本身出发，最后又回归到人本身，由此形成一个循环。我们有必要灵活运用这一系统框架加强涉外经济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强调要着眼于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所作出的一项战略性、系统性部署，必须坚持全球视野、打造中国特色的国际经贸合作支撑体系，更好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兼具“保安全”“促发展”“塑形象”三重核心价值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标志着我国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已形成顶层设计布局、多方资源协同的系统工程，这既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务实之举，更是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强国、从全球化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型的关键支撑，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一是应对全球变局、维护海外利益的“安全网”。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我国对外投资持续扩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各类投资风险显著上升。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构建系统性的风险预警、安全保障、争端解决与应急协调机制，为海外企业与项目构筑全方位“防波堤”。需要意味着我国对海外利益保护，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作为”的全方位系统性防护，直接服务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需求，构建保障海外资产安全、人员安全与项目稳定推进的“生命线”。

二是用好全球资源、推动产业升级的“推进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是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占位。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旨在通过提供精准的知识产权、数字技术、跨境咨询等专业服务，赋能企业技术创新与品牌塑造；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境外合作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助力企业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中国向全球价值创造中心转型。同时，可以大幅降低企业出海的信息不对称成本与试错风险，形成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外部支撑。

三是塑造大国形象、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平台”。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树立负责任、可合作、讲规则的大国形象至关重要。拥有成熟、开放、专业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本身就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通过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与东道国互利共赢，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合作”的正面叙事；同时，在实践中形成的商事争端解决机制、ESG 标准应用等规则与经验，将转化为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中心必须走出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特色的构建之路

构建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必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商务部等五部门指导意见，借鉴美日德等国成熟经验，围绕“协同、智慧、共赢、专业、安全”五大关键词，统筹整合资源，走出一条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特色的构建之路。

一是构建“政企协同、立体联动”的综合服务生态。核心在于打破“政出多门”的碎片化困境，借鉴日本的“官民一体”模式，建立横向贯通、上下联动、政企协同的有效协同机制。重点打造“国家平台+地方窗口+海外站点”三级服务网络，整合政府部门、商协会与专业服务机构资源，为企业提供从国内筹备到海外运营的全链条、一站式支持；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园等设立实体服务站，破解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注重服务普惠性，向中小企业倾斜资源，避免过度集中于大企业，确保体系覆盖各类出海主体。

二是打造“数字驱动、全域覆盖”的智慧服务平台。关键是推动国家级平台升级为功能集成的综合服务大平台，实现与地方窗口、海外站点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达成政策解读、风险预警、项目对接等服务“一网通办”。借鉴发达国家信息服务经验，依托我国数字技术优势，构建海外服务“数字孪生”系统，基于大数据与国别研究推行“一国一策”精准服务，实现从“远程支持”到“在地融入”的转变，确保服务精准触达、高效赋能企业海外发展。

三是激发“龙头牵引、生态共赢”的持续发展动力。借鉴日本“综合商社”模式，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鼓励华为、宁德时代等实现全球化布局的龙头企业，开放海外物流、合规管理、渠道网络等资源，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形成“以大带小”产业链生态圈。引导国有企业与民营、外资企业协同发力，链接当地企业，推动出海模式从“中国视角”向“全球视角”与“共享价值”转变，通过深化本地融合实现中外互利共赢。

四是强化“专业集群、精准赋能”的现代服务支撑。借鉴发达国家依托市场化专业机构经验，培育中国本土国际化专业服务力量。重点推动法律、金融、咨询、会计等机构提升出海服务能力，创新跨境数据合规、绿色融资、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等针对性产品，针对企业海外经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推动服务从“政策管理” 转向“能力供给”，培育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金融法律服务机构，为企业全球化提供世界级专业支撑。

五是筑牢“合规风控、深度融合”的安全发展基石。借鉴国际相应经验，将合规管理与风险防控嵌入服务全链条。把合规审查与ESG表现作为企业享受政策性支持的重要参考，构建事前预警、事中指导、事后救援的全流程风控体系。通过属地化招聘、本地化采购和履行社会责任，支持企业从“走出去”向“融进去”转变，在东道国树立负责任形象，确保海外发展安全可持续。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国内与国外等重大关系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实践需求。发达国家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的同时，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汲取。要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四大关系，警惕四大核心风险，构建起高效敏捷、广受认同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一）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避免“政府包揽”。防范两大误区：一是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将海外投资过度政治化，引发东道国反感与抵触，导致“战略透支”；二是防止政府大包大揽，造成服务与企业真实需求脱节，忽视合规、ESG 等“软实力”建设。政府应聚焦规则制定、公共产品供给和底线风险兜底，将法律、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交由市场配置，强化标准认证监管。推动服务本地化适配，引导企业平衡海外布局与本土核心技术研发。

（二）坚持“政府监管”与“企业自律”双向发力，警惕“道德风险”。重点是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因政府监管与企业自律界限不清引发两类问题：一是企业依赖“政策兜底”忽视市场风险，进行非理性投资；二是企业间恶性竞争，损害国家整体利益与行业声誉。核心举措是将合规审查、ESG 评级与政策性金融、保险支持强挂钩，引导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塑造”形象。加强行业自律，建立“黑名单”制度惩戒失序行为，系统化提升企业国际公信力。

（三）坚持“政府信息”与“企业反馈”高效协同，防止“数据孤岛”。当前，政府部门之间数据协同不够，企业海外信息“底数不清、诉求不准”问题突出，要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打破部门与平台间的数据壁垒，构建统一的海外利益大数据平台，整合项目动态、安全风险、信用评价等多维数据，推动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建立常态化企业反馈渠道，形成“政策制定－服务供给－企业反馈－优化完善”的闭环机制，激励企业主动分享信息与诉求，让数据“活起来”赋能智慧决策。

（四）坚持“价值共生”与“主动叙事”统筹推进，超越“单方获利”。避免重蹈日本模式出现“封闭化”与“水土不服”问题，推动出海模式从“单方获利”向“价值共生” 转型。引导企业超越短期商业目标，通过本地化采购、雇佣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主动整合传播资源，系统性讲述中国投资带动当地就业、改善民生的共赢故事，塑造开放、包容、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从源头化解误解偏见，为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运行营造有利舆论生态。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城市化发展成就。2024年，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7%。除了在人口迁移维度上的数量提升之外，城市环境、交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得到显著提升，尤其在人工智能科技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城市、村镇、产业等全面进入数字科技跃升黄金窗口期。

政策支持与市场表现

    202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该意见提出：要通过人工智能的深入实施应用，“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意见要求“以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领域为重点，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涌现一批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设立目标如下：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六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到2030年，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

中国在人工智能（AI）的认知、技术、政策和应用已经处于世界顶层水平，实施意见重点在“人工智能+”（缩写“AI+”），体现中国政府在发展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思路，是要求充分发挥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场景功能作用，在场景应用端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合进去，为生活、工作、产业、交通等传统功能服务，提升传统功能服务质量，并进而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

人工智能技术一旦与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村镇结合起来，将会发生哪些化学反应？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加持之下，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将会发生哪些深刻的变化？中信发展改革基金会指导下的“2018中国城市运营年度论坛”上，预见性地确立了“AI+城市运营”的年度主题，论坛携手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和华夏城市运营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邀请了市场、政策、投资、研发、运营等跨行业跨主体的专业人士，在“AI+城市”的多个维度进行广泛、深入地研讨，形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

过去三年，中国在人工智能+各相关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令世界瞩目。2022年底以来，Open AI的技术开放发布已经对全球科技生态产生巨大冲击，正在深刻影响和渗透人类生活、工作和情感；2024年，中国DeepSeek再次宣告了中国自研开源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世界的贡献，尤其是低成本的大模型训练优势，加速了人工智能与产业端各垂直领域的融合应用。

“AI+城市运营”催生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城市（“AI+CITY”）

   国务院的《意见》提出，要“探索面向新一代智能终端发展的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提升城市运行智能化水平”。在智慧城市（SMART CITY）全球推动的大背景下，中国能否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城市，成为引领全球智慧城市的发展样板？这是中国新一轮新型城镇化的历史使命。

  “AI+城市运营”是基于AI的超强技术能力，结合数字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运营的创新模式。毫无疑问，“AI+城市运营”必然催生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城市。《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将“人工智能城市”定义为：中国智慧城市的最高层级和形态，即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前提下，以城市科学、人工智能、信息物理系统、系统工程理论为支撑，在城市大脑统一管理下，在人类智慧空间、信息空间、物理空间三大空间支撑下，综合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现代通信、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实时感知、高效传输、自主控制、自主学习、智能决策、自组织协同、自寻优进化、个性化定制八大特征的高度智能化城市。

人工智能城市（AI+CITY）事实上正在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AI的运用和介入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培育产品消费新业态、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等方面已经在悄悄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处方式，以及改变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024年2月，刚刚发布的文生SORA视频震撼了人类社会，AI感知现实物理世界，尤其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化场景的能力是令人震惊的。人工智能时代，城市生活、城市治理、城市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运营方式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

城市运营是一个多环节、多层次、多次重复的长周期综合开发运营过程，不仅需要大量的宏观、微观两方面的经济、土地、人口、交通、财务数据作为基础，也需要相应的符合实际的分析模型进行计算、分析、预测。目前，以Open AI为代表的新一代交互式人工智能及其辅助性技术的引入，将大大降低运营和管理的难度，使得整个过程更加高效，进而使得城市运营理念更加具备操作性。数字城市运营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企业数量、资金规模、交通需求，传统的决策方法、管理模式难以支撑，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以人工智能辅助管理的模式和决策方法则可以解决这种利益平衡、系统优化的难题，为城市复杂系统的动态优化提供了可行之道。

“ AI+城市运营”催生城市大数据

    城市大数据是城市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数字城市运营是培育和治理城市数字经济的重要手段和模式，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城市智能化智慧化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国务院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数据供给创新。以应用为导向，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群建设。”中国在大数据方面的政策出台，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领先的。2024年，国务院就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结合信息惠民工程实施数字城市建设，实现公共服务的多方数据共享、制度对接和协同配合”。

“AI+城市运营”必然催生大数据产业。城市大数据系统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大规模、多源、异构的数据。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反哺城市大数据平台更多的“新鲜”数据，并通过新数据的进一步训练，再次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形成良性循环。随着城市大数据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分析和商业智能工具将逐渐成为大数据的主力军。目前全球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开源大数据商业化进一步深化。闭源软件在数据分析领域应用不断减少，开源软件成为主流，业内企业加大专业服务和系统集成方面的力度，帮助客户向开源的、面向云的分析产品迁移。据统计，全球数据每年的增长速度在40%左右，计算存储和传输数据能力同样指数级增长，海量数据的产生、获取、挖掘及整合，逐渐展现出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随着城市大数据技术在不同场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传统企业带来了升级转型，也重塑了很多行业的商业思维和商业模式。

健康医疗大数据延伸医疗健康产业链。在医疗体系方面，通过区域信息化、在线问诊、远程医疗等技术连接上下级医疗机构，实现医疗资源优化配置、电子病历共享等措施，最终提升医药供给效率和能力。

教育大数据催生教育行业新业态。大数据在教育中的应用主要有两大领域，即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其中教育数据挖掘通过创建包含学生知识、动机、元认知和态度等详细信息的学生模型来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行为。学习分析可以实现个性化学习的目标，对每一个学生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

交通大数据为智慧交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智慧交通能缓解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发挥城市交通效能，建立人、车、路、环境协调运行的新一代综合交通运行协调体系，实现城市交通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提高，在数字城市建设浪潮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智慧通航大数据延伸整个低空产业体系价值链。智慧通航的发展构建起通用航空创新体系与新型形态，颠覆行业现有的发展路径与商业模式，从而有效解决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制约瓶颈与现实桎梏，实现新时代通用航空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AI+城市运营”全面增强城市治理能力

国务院的《意见》提出，“推动构建面向自然人、数字人、智能机器人等多元一体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实现数字城市建设运营中GIS与BIM（即建筑信息模型）融合，BIM用来整合和管理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信息，GIS用来整合和管理建筑外部环境信息。通过信息系统，建立全程带图作业机制，在三维空间引擎下，实现GIS、栅格、倾斜摄影、BIM、文本等多类型数据的统一调用。满足国土空间规划在编制与管理过程中对基础地理、自然资源、规划、审批、监测等各类空间数据叠加、比对、关联、分析、统计等需求。数字城市运营科技极大地提升了城市重大应急防灾能力。通过系统构建数字城市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整合各项资源，避免人工收集和传递数据而产生的错误、延迟等问题，实现城市防火、防洪、防台风、防疫情等突发灾害的提前研判预警和有效防控。

  国务院的《意见》提出，要“强化智能算力统筹。支持人工智能芯片攻坚创新与智能软件生态培育，加快超大规模智算集群技术突破和工程落地”。数字城市强调基建和信息传输效率，但其技术特征变成了万物互联与基于软件定义的城市服务。数字城市在公共安全、城市交通、政务和工业领域带来颠覆性的变化，而支撑这些颠覆性变化的，便是新基建设施中的5G和云计算服务。物联网具备全面感知、可靠传递、智能处理三大特征，是传统领域智能化转型、信息消费升级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信息消费在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社会加速融合的浪潮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零售、智能家居、智能穿戴、共享经济等信息消费领域迅速崛起。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在新冠疫情的催生下，迅速壮大，线上线下提货、无接触购物等模式创新成为引领大众消费新趋势并加快普及。这些领域的高速发展需求，将牵引着物联感知终端规模部署，为物联网发展带来更大机遇。

政策建议

  抓住都市圈与城市场景的空间集聚效应，加快推动以AI为核心的算力、算法、芯片、储能等新质生产力要素集聚，在都市圈、城市、小区、城镇等不同维度物理空间，融合产业、资本、人才等要素资源，实现快速的创新融合效应。

加强“AI+城市运营”的立法建设。AI+城市运营是一个城市管理和发展方式逐步过渡，传统治理转向人工智能治理的过程，有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辅助创新治理，要处理好传统的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与人工智能治理之间的关系，需要在法治建设方面加快完善。

  加强数字城市的跨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 数字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建筑、城市规划、地理、交通、产业、计算机、自动化、通信、机械等多个专业，目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与学位培养机制，与数字城市的复合性、系统性、创新性和颠覆性特征是不匹配的，需要在国家层面提供政策和资金，在高校现有教育体系中鼓励设立跨专业的创新工作室或研究中心，面向市场中的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的迫切和庞大人才需求，以快速支撑和推动数字城市探索更为智能的城市发展模式，破解传统城市发展难题。

加快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城市资产的交易平台与市场制度建设。在国家层面加快完善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产权和版权制度，推动社会资本与公共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版权内容依法合规开放的路径和模式，推动数字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各类数字资产的创造、存储、集成和交易，打造与数字人民币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城市资产规模化、制度化全球交易中心。

设立“AI+城市运营”创新产业基地。在数字城市建设运营过程中，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挑选适合的区域城市，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产业基地，尝试“城市空间实验室”创新制度，以城市的开放空间为载体，将大数据、5G等相关技术的基础设施与交通、金融、环保等具体应用领域进行连接，推动各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构建城市级数据中心，对数据的共享融合进行整体的规划、系统地思考与布局，构建统一的数据服务，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开放数据共享和融合。在工业物联网场景中，利用边缘计算提供海量物联数据和时延敏感业务的本地化计算能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物联感知、数据平台、可视化等领域的应用，促进城市运营效率的提升。

“AI+城市运营”的终极目标是为城市居民“打造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通过积极有效的中国人工智能政策支持赋能，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产生一批引领全球的人工智能城市。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高效高质量的城市数字服务，另一方面，实现城市产业更加快速的自我更新和革命，为世界制造提供更加创新的数字产品，在全球的科技、金融和贸易竞争博弈中形成更加独特的领先优势。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明确将创新驱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将创新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

创新驱动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抓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些战略部署，为我国在大国博弈中抢占主动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全球竞争格局重构倒逼创新转型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度调整，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交织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突破，正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与全球竞争格局。发达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标准主导权和产业话语权，在高端芯片、精密制造、前沿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关键领域构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与产业护城河。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对我国芯片产业实施精准封锁，欧盟强化对前沿技术的出口管控，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形成持续挤压。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核心技术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技术封锁与“脱钩断链”风险。唯有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在日趋激烈的大国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位置，才能为国家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二）国内发展瓶颈凸显，亟需动能转换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依托“追赶型”发展模式，凭借要素密集投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路径，实现了经济总量的跨越式增长，建成了全球工业门类完整的产业体系，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模式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日益突出：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边际效益持续递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生态环保约束不断强化，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型压力巨大；原始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附加值偏低，部分精密仪器仍需依赖进口，高端芯片领域“卡脖子”难题仍未完全破解；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发展的可持续性与质量效益受到严峻挑战。这一粗放式增长模式已无法适配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迫切需要以创新驱动培育新动能、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通过构建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破解土地财政依赖困局，推动地方发展模式转型

我国地方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相关税费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这一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房地产市场调整及资源环境约束，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一方面，人口出生率下降、城镇化增速放缓等因素导致土地需求逐步萎缩，部分三、四线城市出现土地流拍、库存高企现象，地方财政增收承压；另一方面，土地财政驱动的“卖地—建房—招商”模式，引发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问题，部分区域盲目扩张工业园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亟须从“土地依赖”转向“创新驱动”，通过创新激活内生增长动力，构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通过引导地方政府聚焦创新发展，依托本地产业基础，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推动跨区域创新资源整合，通过建设创新园区、引入龙头企业、搭建公共技术平台，形成“创新企业集聚—产业链完善—经济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以产业创新收益替代土地财政依赖，实现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

（四）创新转型成效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发展活力，使我国经济在40年中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形成了一批市场和社会主体，而且培育了一大批从产品设计专家、工程师、工匠到企业家、风险投资家、科学家等各方面人才。他们中很多人进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业，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创新活力不断释放，为推动我国经济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产业领域，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十年位居全球首位，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比亚迪、蔚来等企业凭借核心技术优势跻身全球前列，构建起从上游锂资源开发到下游充电服务的全产业链优势；“京华号”超大直径盾构机集成25项核心技术，成功破解川藏铁路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隧道挖掘难题，打破国外同类设备长期垄断，大幅降低了重大工程建设成本。在民生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截瘫患者实现站立行走与简单动作控制，国产脑起搏器实现规模化商用，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一半，惠及万千家庭。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我国搭建了跨区域创新协同平台，推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的技术、人才、资金资源共享，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创新能力提升，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的生态格局初步形成，为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体系奠定了基础。

以差异化策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体系

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扎实、产业应用高效、生态保障有力”的创新体系，是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

（一）强化基础创新与人才支撑，筑牢创新根基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人才是创新的核心支撑，唯有筑牢这两大基石，才能让创新之树根深叶茂。因此，需要从机制、投入、培育三方面细化对策，破解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人才供给不匹配等问题。

一是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全国重点实验室按生命科学、新材料、量子科技等领域进行重组整合，打破科研院所之间的壁垒，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攻关机制，实行“清单式”攻关管理。针对芯片制造、高端材料、工业软件等“卡脖子”技术项目，由国家统筹布局，给予较长周期的稳定经费支持，避免以短期业绩考核干扰科研人员潜心研究，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二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通过财政专项资金、企业研发补贴、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等多元渠道，确保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稳步提升至15%，其中不少于30%投向自主探索式研究，鼓励科研人员围绕未知领域开展前瞻性研究，培育原始创新增长点。

三是健全人才培育使用机制。实施青年科技人才“托举计划”，对35岁以下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给予3—5年无考核经费支持，助力其快速成长为学术骨干；对重大攻关项目，面向全球招揽顶尖人才牵头组建团队，给予充分的科研自主权与经费保障；完善人才评价细则，将专利转化、技术攻关实效、产业贡献度纳入核心评价指标。为科研人才提供“一对一”服务，妥善解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后顾之忧，让人才能心无旁骛投身科研事业，为创新生态注入核心动力。

（二）聚焦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发展动能

产业是创新成果转化的核心载体，推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围绕产业转型精准施策，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助力产业实现“老树发新芽、小苗成大树”。

一是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实施“千企智能化改造工程”。针对钢铁、化工、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对采用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技术进行改造的企业，根据改造投入给予技改补贴，推动传统生产线向智能生产线转型；建立传统产业能效标杆体系，发布各行业能效领先指标，对达到标杆水平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优先供地等政策支持，倒逼低能效企业加快转型或退出市场，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二是着力培育新兴产业。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重点投向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领域，通过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社会资本跟进投入，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实行“首台（套）装备保险补偿机制”，由政府牵头联合保险公司为创新装备提供保险保障，降低企业创新产品市场推广风险，助力创新装备快速打开市场。

三是促进成果转化落地。推动每个省级区域建设相应的综合性中试转化平台，配备专业的技术验证设备、工艺优化团队与市场对接人员，为高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成果提供“中试孵化”服务，破解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瓶颈；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考核机制，将成果转化收入、产业贡献度纳入单位绩效考核与科研人员职称评定体系，充分激发科研人员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建立市场监管、公安、司法等跨部门侵权查处联动机制，大幅提高侵权赔偿额度，切实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创新生态环境。

（三）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强化保障效能

良好的创新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沃土”，要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优化创新环境，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一是简化科技企业注册审批流程。企业提交核心材料后即可先行开业运营；建立科技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根据企业研发投入、创新成果、市场表现等指标划分信用等级，对优质企业实施“绿色通道”管理，简化融资贷款、项目申报、资质认定等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二是完善创新投入机制。设立政府引导型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对投资科技企业无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资机构，按规定给予投资额度税收返还，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创新领域；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推出“科技信用贷”“专利质押贷”“科技保险”等个性化金融产品，建立政府主导的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的科技贷款给予风险补贴，降低企业融资门槛与融资成本，缓解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创新金融支撑体系。

三是扩大开放协同。制定专项优惠政策，支持全球创新网络，吸引跨国企业、顶尖科研院所在华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其融入国内创新体系；支持国内企业、科研院所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建立跨境创新人才流动便利机制。同时，筑牢安全防线，对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生物医药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行清单式管理，建立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引进项目严格把关审查机制，防范技术泄露与安全风险，构建开放安全的创新生态。

以创新体系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明确了创新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通过打造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构建高效转型路径、凝聚多元发展合力，使创新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筑牢创新支撑。

（一）以人才强基赋能原始创新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需围绕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制定实操对策，打造一支高素质、复合型创新人才队伍：一是实施“全球顶尖人才计划”。面向全球招揽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团队，对引进的顶尖团队给予综合资助，同时配套建设专属科研平台、提供团队组建自主权，推出“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出站后优先推荐到重点企业、科研院所任职，为青年人才搭建成长阶梯。二是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打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培养壁垒，建立高校工科专业引进企业技术骨干，与企业共建一批实训基地、联合实验室，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创新能力，确保毕业生实践能力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育工程”，依托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培养一批兼具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三是建立灵活的薪酬激励机制，对作出重大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并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团队和个人，给予超额利润分成或股权激励，让人才共享创新成果；建立人才动态评估机制，重点考核科研成果、产业贡献等实绩，通过全方位的人才保障，打造“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为原始创新提供不竭动力。

（二）以路径优化推动高质量转型

紧扣从传统要素驱动到新型要素驱动、从技术模仿到原创引领、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发展三大根本性转变，细化转型实操路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一是加快培育新型要素驱动市场。建立数据产权登记、交易流通、安全保障等配套机制，明确数据要素权属与收益分配规则，对数据要素交易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挖掘数据价值、开展数据创新应用；推动科技、人才、数据与产业深度融合，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开展要素融合试点示范，探索要素融合的有效模式与路径，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逐步在全国推广。

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攻关优势。实施“原始创新攻坚计划”，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合成生物、深空探测等前沿领域，遴选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实行“包干制”，给予项目负责人充分的科研自主权、经费支配权，鼓励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建立原始创新成果储备库，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原始创新成果进行跟踪培育，提前布局产业化路径，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抢占产业发展先机。

三是建立科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效益、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等指标权重，对研发投入比重大的科技企业给予用地倾斜、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对低效用地企业进行倒逼整改，推动土地资源向优质创新企业集中，倒逼产业提质增效。同时推动创新资源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梯度转移，建立东部创新高地与中西部地区的结对帮扶机制，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帮扶、项目合作等方式，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实现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构建区域协调、优势互补的创新生态格局。

（三）以协同发力凝聚发展合力

创新驱动转型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主体、多环节的系统性工程，需统筹好政府与市场、创新与产业、国内与国际三重关系，构建全域协同、同向共进、高效联动的创新发展格局。

一是政府与市场协同。建立常态化政企创新对话机制，精准对接企业创新需求，及时调整优化创新政策；政府聚焦战略规划制定、创新生态培育、公共服务提供，不干预企业具体创新活动，将竞争性领域创新交由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托大数据平台自动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实现创新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精准直达企业。

二是创新与产业协同。由政府牵头搭建平台框架、提供资金支持，企业主导技术验证、市场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撑，共建一批行业性中试转化平台，明确各方权责与收益分配比例，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共同体；建立创新成果供需对接平台，定期举办相应活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成果与企业的产业需求精准匹配，破解创新与产业“两张皮”问题。

三是国内与国际协同。吸引全球顶尖创新资源，鼓励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开展技术合作、联合研发，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支持国内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人才、技术资源开展针对性研发；积极参与国际创新规则制定，推动我国优势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内外联动、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激发内生创新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障碍，往往存在于体制机制的束缚之中。当前，我国创新体系仍面临科研资源配置分散、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不畅、创新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等问题，需通过系统性改革打通堵点、破解难点，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一）重构科研资源配置机制

科研资源“碎片化”“重复投入”是制约创新效能的关键痛点，需从攻关模式、资源共享、经费管理三方面重构配置机制，打破部门、区域、学科壁垒，充分释放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全国一盘棋”的资源统筹体系：一是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融合模式，针对芯片制造、工业软件、高端轴承等“卡脖子”技术，由国家层面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遴选攻关团队，同时引入多团队并行研发的“赛马机制”，确保最优技术路线。二是建立科研设施共享平台，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高端仪器设备等资源进行统一登记、分类管理，明确共享收费标准与收益分配规则，以政策促进资源高效利用，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三是优化科研经费管理，推行“包干制+负面清单”模式，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领域，赋予项目负责人经费支配自主权；取消科研经费“包干制”项目的预算编制细化要求，简化经费报销流程，让科研人员从“记账员”回归“科研者”角色，集中精力投身创新研究。

（二）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远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核心症结在于“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不通畅，需构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转化体系。一是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经纪人”制度，培育专业化中介队伍，为高校、科研院所提供技术评估、专利运营、市场对接等全流程服务，经纪人收益与成果转化效益直接挂钩。二是推行“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明确高校、科研院所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可全部或部分赋予科研团队，赋予科研人员成果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科研团队可自主决定成果转化方式，彻底打破“重研发、轻转化”的体制惯性。三是搭建“中试+产业”对接平台，在京津冀、长三角等产业密集区建设国家级中试基地，配备专业工程师团队与产业化顾问，为实验室成果提供工艺优化、小批量试产、市场验证等服务，同时建立中试成果与龙头企业的对接机制，推动成果快速落地。通过完善成果转化机制，打通创新生态的关键环节，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明晰创新主体权责边界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错位，易导致“政府越位、企业缺位、科研机构错位”，需要厘清权责边界，形成协同互补格局。一是界定政府“服务者”定位，政府重点负责制定创新战略、完善基础设施、维护市场秩序，不得轻易干预企业具体创新决策与科研机构自主研究方向；建立创新政策“事前评估+事中跟踪+事后评价”机制，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动态监测，及时清理无效政策、优化低效政策，为创新生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对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5%的科技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推行“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计划”，从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层提供资金扶持、人才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的核心力量。三是明确科研机构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功能，对高校、科研院所实行“分类考核”，基础研究类机构重点考核论文质量、原创成果突破，应用研究类机构重点考核成果转化率、产业贡献度，彻底摒弃“一刀切”的考核标准；允许科研机构自主调整学科设置与人员编制，围绕前沿技术领域灵活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激发科研机构创新活力。

当前我国创新发展已进入“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需持续深化创新领域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不断完善创新生态，强化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协同，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新价值充分释放。

（编辑 宋斌斌）

消费与科技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唇齿相依”的共生体

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时，不少人会下意识站队“科技创新”——毕竟芯片突破、AI迭代、新能源崛起的故事足够振奋，这种思路也潜移默化体现在政策导向上：研发补贴、科创园区、人才计划密集出台，而消费刺激常被视为“短期救急”。

但现实是，消费与科技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唇齿相依”的共生体：没有消费需求的“土壤”，科技创新就是“无的之矢”；脱离民生改善的“目标”，技术突破也难成可持续的增长动能。

多数人推崇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固然有其道理。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突破4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8%，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专利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这些“硬核实力”确实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但脱离消费需求的科技创新，往往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我国70%以上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而企业的研发能力直接取决于营收状况。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3.5%，居民消费倾向降至62%，为近十年来的低位，直接导致消费导向型企业营收缩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消费类芯片销售额同比下滑16%，家电、纺织等行业开工率普遍不足70%。

收入减少了，研发投入自然“捉襟见肘”：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增速较上年放缓3.1个百分点，某头部家电企业因终端销量下滑，不得不将智能节能新品研发预算砍半，核心技术攻关被迫延期。这正是消费需求的核心价值。企业产品销售不仅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更是科技创新的“资金源头”，没有消费市场的承接，企业就没有持续研发的底气。

更关键的是，科技创新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更好地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需求。脱离消费需求的创新，再先进也没有市场价值。

20世纪90年代，某企业曾研发出一款“多功能智能手表”，具备心率监测、邮件收发等超前功能，但因价格高昂、操作复杂，不符合当时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最终销量惨淡，企业也陷入困境。反观当下，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既源于电池技术的突破，更得益于消费者对绿色出行、智能驾驶的需求升级，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949万辆，同比增长31.8%，源于对续航里程、智能座舱等技术创新与消费需求的精准匹配。

市场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指挥棒”

市场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指挥棒”，只有瞄准消费者的痛点、痒点，技术突破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价值，才能形成“创新－变现－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当前一些政策导向中存在“重科技、轻消费”的倾向，正在加剧这种失衡。近年来，我国针对科创企业的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政策不断加码，仅2024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就为企业减税超3000亿元，而消费刺激多集中在以旧换新、短期补贴等政策措施上。2025年，全国多地推出的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虽覆盖超30个品类、补贴力度空前，却因居民收入预期转弱、储蓄率高达38%，未能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潜力。

这种“单维突进”的政策逻辑，容易导致“有技术无市场”的困境：2024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大量创新成果因缺乏消费市场承接而难以落地。

事实上，消费与科技的关系，从来都是“鸡生蛋”与“蛋生鸡”的共生关系。美国互联网革命的爆发，既离不开硅谷的技术突破，更依托于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市场；德国工业4.0的推进，既是制造业技术的升级，也是对欧洲统一大市场需求的精准响应。

对我国而言，2024年“新三样”出口保持高增长，但如果本土消费市场持续疲软，不仅会导致产能浪费，更会让企业失去抵御外部风险的“缓冲垫”。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对美出口占比超30%的消费类企业已面临订单波动风险，而国内消费市场的支撑不足，也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

破解这一困局，关键是摒弃“谁轻谁重”的二元思维，树立“双向赋能”的理念。政策层面，既要持续支持科技创新，更要着力扩大内需，通过稳就业、提薪资、完善社保，让居民“有钱花、敢花钱”，为技术创新创造广阔市场；企业层面，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研发，避免“闭门造车”，比如针对养老、育幼等民生痛点，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护理设备等产品普及，既激活新消费需求，又为产业升级开辟空间。

科技创新决定经济增长的“高度”，消费需求决定经济增长的“宽度”，没有高度的宽度缺乏后劲，没有宽度的高度难以持久。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既需要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决心，更需要激活消费潜力的智慧。唯有让消费与科技同频共振、共生共荣，才能推动经济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满足需求”的良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编辑 尚鸣）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创新与国际化进程不仅关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更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息息相关，也是未来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筑基自强：医药创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近年来，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我国医药产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历史性跨越，部分领域正展现出“领跑”的潜力，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也日益清晰，“十五五”规划已将创新药与医疗器械列为重点支持产业。这为技术、产品和资本的“出海”奠定了坚实根基。

    （一）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重点突出产业布局纵深

    国家高新区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中形成了明显的梯次分布和战略布局。在178个国家高新区中，以生物医药及其相关产业为主导产业之一的国家高新区有63个，占比超三分之一。其中：上海张江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6700亿元，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1500亿元，成都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1400亿元，构成了生物医药产业千亿级第一梯队，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柱与创新策源地。南京、泰州医药、连云港、济南、昆明等高新区处于500亿至1000亿级的第二梯队，在生物医药产业细分领域或区域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此外，石家庄、长春、南宁、中山、乌鲁木齐等高新区形成生物医药产业百亿级第三梯队，而多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仍在百亿以下，发展潜力有待释放。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长三角为绝对核心，环渤海、珠三角、中西部为重要支撑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数十个百亿级园区广泛分布，共同构建了从研发、中试到规模化生产的完整生物医药产业梯队。

    与此同时，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各个龙头企业类型丰富，体现出不同的资源禀赋与战略选择。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等高新区以跨国企业研发中心和创新型生物科技公司为核心，聚焦原创药与高端医疗器械；泰州医药、连云港、石家庄等高新区则以扬子江药业、恒瑞医药、石药集团等本土大型药企为支柱，强于产业化与规模化生产；昆明、本溪等高新区依托地方生物资源或化工基础，发展特色中药、原料药等细分领域。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布局纵深广阔，重点突出，充分说明了国家高新区不仅是产业规模的主要载体，更是引领中国生物医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力量。

    （二）创新成果跨越式增长，高新技术企业突破引领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政策支持、资本投入和研发积累的多重推动下，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多个前沿领域实现突破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今，我国医药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创新药、在研管线数量和上市新药数量均占全球30%以上，标志着中国正稳步迈向生物技术强国。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高通量抗体筛选，如百英生物的高通量重组抗体表达服务，实现了从基因合成到抗体表达的全流程；连续化生产工艺，如药明生物自主研发的“WuXiUP”，进一步实现中试规模的全自动化原液连续生产；大规模生物反应器，如碧博生物建设了全球首创的单罐3万升不锈钢生物反应器；基因编辑与递送系统，如和元生物拥有大规模、高灵活性的病毒载体生产线等方面积累深厚，具备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水平医药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服务的能力。药明生物、金斯瑞、兆维科技等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构建覆盖欧洲、美洲、亚洲的研发与生产基地，支持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和本地化生产。

    此外，在单抗、双抗、ADC（抗体偶联药物）、细胞与基因治疗（CGT）、核酸药物等前沿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具备较强的研发和产业化能力，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催生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原创成果。例如，位于国家高新区内的恒瑞医药、映恩生物、宜联生物等企业的ADC平台技术获默沙东、拜恩泰科（BioNTech）、罗氏制药（Roche）等国际巨头认可，实现高额海外授权（License-out）。广州高新区内康方生物的依沃西（AK112）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PD-1/VEGF双抗药物，授权Summit公司，交易总额达50亿美元。以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南京高新区内传奇生物的西达基奥仑赛为代表的一批国产创新药，成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国际权威机构的批准上市，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的质量体系、临床数据以及审评逻辑，正日益获得国际主流市场的认可。

    （三）生态体系日趋完善，产学研金在国家高新区深度融合

    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多层次、融合式的医药创新生态，其活跃的要素、密集的网络、具有突破性的成果，正加速向国家高新区核心枢纽汇聚，并向全国辐射。

    首先，体现在“产学研医金”的深度融合上。国家高新区作为“产学研医金”的融合平台，从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到培育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构建了多层次协同创新网络，加速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例如，依托上海张江高新区的创新生态，在高新区全链条服务平台的支持下，君实生物建立了全球一体化的研发体系，其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瑞普利单抗（拓益）是我国首个在美获批上市的自研自产创新生物药，不仅填补了国产抗PD-1单抗的空白，更成为我国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里程碑。‌

    其次，资本市场改革成为关键助推器。国家高新区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高地，是资本市场改革红利的间接承载地，科创板的设立、港交所“18A”上市新规的实施，为区内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开辟了宝贵的融资通道，使高新区成为社会资本投向早期创新的首选池。依托苏州工业园区前瞻布局的资本对接平台与产业服务生态，基石药业在尚未有产品上市、尚未盈利的情况下，依据港交所“18A章”新规，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融资约24亿港元。

    再者，“人才回流”趋势显著。凭借一流的科研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开放的发展机遇，各国家高新区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尖科学家和产业人才归国创新创业，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全球网络，正驱动高新区成为新一轮创新“引爆点”。依托中关村科技园区极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和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生态，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王晓东毅然归国，在此共同创立了百济神州。中关村不仅提供了包容开放的创新土壤，更通过其连接全球的科研网络与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为王晓东院士团队的前沿探索提供了坚实支撑。在他的引领下，百济神州实现了本土原研新药出海“零的突破”，也标志着中关村成功构建了从顶尖人才引聚到全球级创新成果产出的完整体系。

多层次、融合式的医药创新生态在国家高新区的优化与集成，使得高新区正加速成为我国从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向“策源地”演进的核心引擎。

二、扬帆出海：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战略抉择与现实考验

    在全球医药创新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医药创新成果“出海”的步伐明显加快，通过自主研发、授权合作、设立合资公司等多种模式，将创新成果推向世界。这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但其中机遇与挑战交织，需要我们保持战略清醒。

    （一）出海模式日益多样，国际化战略再提速

    中国生物药“出海”已形成多元化路径，一是自主出海，如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通过自主开展国际临床试验、自建海外生产基地与销售团队，在美洲、欧洲等多国上市。二是授权出海（License-out），现在已经逐步成为企业出海的主流模式，其中ADC、双抗等创新资产备受青睐，2025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对外许可总金额突破1200亿美元。三是合资新公司（NewCo）模式，通过“跨境合资+管线授权+资本联动”的架构，以“许可费+股权”方式与海外资本合作，分散风险、锁定长期收益，正在重塑全球医药创新的协作生态，恒瑞医药、康诺亚、嘉和生物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借助此模式走向国际市场。仅2025年第一季度，国内药企已达成13项NewCo合作。四是收并购模式。实现技术整合与全球资源对接，亘喜生物、普方生物、信瑞诺和普米斯生物相继被海外MNC和Biotech收购。2025年7月，港股制药龙头中国生物制药以约5亿美元的净代价，收购了上海的生物科技公司礼新医药，有望进一步强化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研发能力。

    （二）驱动力量日益凸显，构建出海发展新格局

    首先，出海为企业打开了价值实现的“新蓝海”。面对国内医保控费、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欧美等支付能力更强的规范市场，能够为创新药带来更合理的商业回报，从而反哺国内长期、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据火炬统计年报数据，2024年，国家高新区内医药制造业企业向境外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共计387.59亿元，同比增长283.51%；全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向境外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425.03亿元，同比增长319.81%；这表明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技术成果的“含金量”和竞争力大幅提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实现了质的飞跃。

    其次，“出海”是产业升级的“淬炼场”。要参与全球最高水平的竞争，就必须在研发标准、生产工艺、临床研究质量、国际法规遵从等全链条上与国际最高标准看齐，提高了高新技术产品质量，系统性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据统计，2024年，我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共计1839.95亿元，同比增长12.17%；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501.50亿元，同比增长13.97%；技术服务出口为78.90亿元，同比下降17.8%。这说明我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产品的结构正在优化，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但在高端研发服务、国际临床合作等高阶环节仍有提升空间，这正是“淬炼”过程中必须直面和补齐的短板。因此，“出海”不仅是市场的延伸，更是推动产业从“制造输出”向“技术输出+服务输出”升级的关键路径，唯有通过国际竞争来倒逼全链条提升，才能真正实现从“跟随”到“并跑”乃至“引领”的跨越。

    再者，“出海”是资源整合的“活水源”。资本与资源是支撑产业国际化的重要基础，但单纯依赖融资扩张已不足以应对全球市场的复杂挑战。火炬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在境外上市融资股本总计96.91亿元，同比下降33.25%；同年获得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风险投资额为52.41亿元，同比下降27.88%。这充分表明，在全球资本环境波动背景下，企业正从“融资依赖”转向“技术驱动”的资源整合模式。通过技术授权、合作研发等“轻资本”出海方式，企业不仅能有效规避单纯依赖外部融资的不确定性，更能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灵活配置国际研发、临床与注册资源。这种以技术换资源、以合作促升级的路径，推动我国医药产业从“资本输入”走向“能力输出”，逐步增强我国在全球医药治理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跨越。

    （三）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冷静应对方可行稳致远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出海”绝非坦途，面临的风险严峻。一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自身“航海能力”存在短板。全球医药市场巨头林立，对产品的首创性（FIC）、临床优越性（BIC）要求极高，而后来者突围难度巨大。且国内企业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设计、全球知识产权布局、海外商业化拓展及跨文化管理等方面，普遍存在经验与专业人才储备的不足。

    二是地缘政治风险‌。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莫测，各国在药品审评、医保支付、商业流通、数据保护等方面的规则复杂且迥异，合规成本高昂，对企业本地化运营能力是严峻考验，而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导致贸易壁垒和制裁措施的出台，将影响中国生物药企在目标市场的准入和运营。此外，部分地区长久以来存在宗教、政治、民族等矛盾问题，安全形势严峻，可能对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影响。近期，部分国家传出的针对生物医药领域的政策动向，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示我们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三是核心技术空心化风险。生物医药创新高度依赖关键技术与核心原材料，若长期依赖海外研发平台、专利工具或高端设备，可能导致自身技术根基不牢、迭代能力受限。部分关键工艺、核心辅料或专用设备受制于单一海外供应商，一旦供应中断或技术授权变更，企业研发与生产体系将面临停滞风险。近年来，某些国家在高端生物加工设备、特定细胞培养基等领域的技术管控趋势，凸显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紧迫性，国家必须将创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合力护航：构建支持产业健康出海的良性发展生态

    引导生物医药产业行稳致远，支持其创新成果健康、有序、高水平“出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凝聚智慧，同向发力，共同构建一个层次分明、支撑有力的产业生态。

    （一）强化国家层面战略引导与制度供给

    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加强医药创新国际化的系统性规划。一是持续优化鼓励源头创新的政策环境。建议稳定政策预期，鼓励国家高新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结合自身生物医药主导产业和资源禀赋，制定实施一批“接地气、有魄力”的个性化政策，打造各具特色的创新策源地，让企业敢于进行长周期、高风险的投入。

    二是搭建数字化、智能化“出海”国际创新合作平台。鼓励国家高新区在海外积极共同建设火炬创新园，聚焦技术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与出海、合作网络搭建三大核心方向，将深度链接国际创新资源，实现“技术、人才、资本、跨境、政策”全要素精准对接。例如，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指导下建设的中韩火炬创新园，以“Innomatch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为核心，进一步拓展中韩在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领域的合作，以推动更多韩国先进技术在中国实现商业化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最终助力构建协同更高效、联动更紧密的中韩创新共同体。

    三是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制定。鼓励国家新区联合共建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网络，大力支持区域内行业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监管指南的协调与制定，为我国生物医药创新产品融入全球体系创造更为公平有利的制度环境，推动从“与国际接轨”向“为全球贡献”转变。

    四是强化财税支持。国家高新区作为创新驱动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应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建议支持在高新区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带动社会资金加速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建立出海风险补偿池，对因专利诉讼、地缘政治等因素造成的损失提供部分财政兜底；在苏州、上海张江等核心园区推行“白名单制度”，为拥有自主核心专利的企业开通优先审评通道，实现注册检验、通关审批时限压缩。

    （二）完善创新服务体系，赋能产业生态

地方政府应围绕国家战略，结合本地资源，打造特色鲜明、服务精准的产业生态。

一是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生态。充分利用国家高新区集聚的科研优势和产业资源优势，聚焦产业链的特定环节或细分领域（如高端原料药、特定剂型、CXO服务、AI制药等），做深做精，形成错位发展、协同互补的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

二是要着力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特别是在企业“出海”的关键阶段，整合法律、金融、知识产权、注册申报、国际认证等专业服务资源，搭建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帮助企业降低国际化进程中的“摩擦力”。

三是必须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完善“引育留用”机制，不仅吸引顶尖科学家，更要注重培养和引进既懂科学技术、又懂国际规则、兼具产业洞察与商业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四是要坚定不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坚持依法行政，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稳定政策预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家能安心经营、专注创新、大胆开拓。近期，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密集出台的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在跨前服务、审评提速、生态建设等方面推出了许多实招硬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推动企业苦练内功，提升全球竞争力

企业是“出海”的主体，其内在能力将决定企业能走多远。必须坚守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创新根本，这是国际通行的“硬通货”。

一是强化前瞻布局能力，以全球视野锚定创新与保护。必须加强对目标市场的疾病谱、治疗指南、竞争格局与支付体系的深度研究，同时，全球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必须与研发同步，或者先行。例如，百济神州为其泽布替尼建立了完善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2025年10月，其在美国市场被诉专利侵权案中获胜，为泽布替尼的全球扩张奠定了基石。

    二是秉持务实灵活的路径选择，实现从“借船”到“造船”的渐进跨越。出海没有单一模式，关键在于与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相匹配。早期可通过授权出海（License-out） 引入国际合作伙伴，快速验证价值并学习规则，如信达生物将肿瘤药物海外权益授权给礼来。具备一定实力后，可转向合作研发与市场共建，分摊风险，深化影响。最终目标是实现自主海外临床、注册与商业化，如百济神州在美国建立完整的临床开发与商业团队。企业需审慎评估各种出海模式的潜在风险与资源投入需求，积极依托国家高新区搭建的国际化平台，高效利用其提供的法律顾问、合规审查、国际商务对接及政策解读等专业化服务，从而降低试错成本，提升创新成果国际化的成功率。

    三是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体系化能力，推动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 出海的深层次挑战是组织与管理的全球化。企业必须加快构建与国际战略相匹配的组织体系、人才团队和管理能力，推动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能力出海”的跨越。

推动我国生物医药创新技术的健康“出海”，是健康中国、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重要途径。这是一条充满希望也布满挑战的航程，需要远见、定力与合力。作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实践者之一，要营造更具活力、更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支持更多中国医药创新成果惠及全球，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登新高、稳健前行贡献应有的力量。

（编辑 碣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的战略部署。在“十四五”规划建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加了“全面”一词。如何巩固好以往八年多取得的乡村振兴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笔者结合农村调研了解的实际情况，反复研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有以下两点体会。

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思想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在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近一年之际，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指出：“党中央已经明确了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各地要解决好落地问题，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实施方案”。

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仍然凭传统经验抓“三农”工作，凭想当然发号施令，这些领导既没有摆正自己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又暴露其在领悟中央精神方面缺乏真功夫，推动“三农”工作的实际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多年存在的老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如何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乡村振兴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也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和分析“三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要特别突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特征，一些学者有意无意要求中国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所谓的乡村振兴经验，这是极大的认识误区。发达国家固然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他们并不能提供适应中国国情的乡村振兴经验。我国要在“三农”领域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跟着发达国家亦步亦趋，搞鹦鹉学舌那一套。

第二，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的精髓是城乡融合发展。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方针政策，代之以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通过城乡融合发展，让农民在农村从事农业有自豪感，形成农业农村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创新。

第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委、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抓好乡村组织振兴。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省代表团参加讨论，要求做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方面振兴。如何处理五大振兴之间的关系，是摆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面前的重大课题。对于“三农”工作全局而言，产业振兴是根本，确保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粮食（各类农产品），让老百姓吃得饱吃得好，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但产业振兴要靠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各类经营主体来实现。对各级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抓好组织振兴。通过组织振兴，把一盘散沙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省事省钱赚钱，做到党委、政府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跟了就能够得到实际利益。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必须通过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才能得以实现。

总结推广基层创新的典型经验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尊重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创新，勇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内容全面，思想深刻，切合实际。面对农村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基层干部群众一直在积极改革创新，涌现了很多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

比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小田并大田”，改变农户手中几亩承包田被分得七零八落的状态，有利于农业机械化作业，提升生产效率，有百利而无一害。广东省清远市叶屋村（村民组）早在2010年就自发改革，没要国家一分钱，就把900多亩农田改造成了高产稳产农田，三十多户农户都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户主民主讨论，叶屋村恢复收取承包费，既在村民小组层次上实现了集体积累，又为发展现代农业、改善村民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叶屋村的经验在清远全市推广后取得了明确效果，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对确保粮食安全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都有直接推动作用。

像叶屋村这样的典型，全国各地农村都或多或少存在。我们要像当年推广小岗村经验那样，把没有国家特殊扶持、基层干部群众自发改革创新就取得明显发展成果的农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总结推广。在总结推广这类典型经验的过程中，必须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编辑  宋斌斌）

地缘政治格局是由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影响力”范围叠加地形因素后所构成的全球版图，而支撑“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军事实力，支撑军事实力的最重要因素是科技实力。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思在近期演讲中提出，任何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小觑或漠视都是愚蠢的，甚至会付出历史性代价。当前地缘政治格局最大的变化是美国的“门罗主义的特朗普版本”，而其最大的推手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背后是科技力量的崛起。

所以，美国与中国的科技博弈已演变为一场深度交织、覆盖全领域的系统性博弈。这场博弈不仅关乎两国自身的技术主导权与经济增长潜力，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全球的权力结构、联盟体系与发展范式。理解这场科技博弈的底层逻辑、核心态势及其外溢效应，是把握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地缘政治走向的关键。

一、科技体系分化催生地缘政治新的“断层线”

当前中美科技博弈最显著的结果，是全球范围内两种技术生态的加速成型，这为地缘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分裂性元素。

美国的体系：以私营企业主导、闭源模型、追求绝对尖端性能、依赖全球供应链和高成本算力为特征。其优势在于基础研发与前沿突破，如OpenAI、英伟达所代表的路径。然而，其技术壁垒高、商业化成本高昂且存在被“武器化”用于外交胁迫的风险（如《云法案》、出口管制）。    中国的体系：呈现出政府与市场协同、推崇开源共享、注重技术普及与产业应用、依托规模化制造与低成本解决方案等特点。从DeepSeek等开源AI模型，到席卷巴基斯坦的屋顶太阳能革命，再到通过“数字丝绸之路”输出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国正在构建一个 “可用、可负担、可定制”的技术生态。其核心优势在于将技术快速、大规模地转化为实体经济生产力与社会治理能力。    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算力建设层面，中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美国选择 “超级工厂” 模式，2025 年单个数据中心园区投资动辄超过百亿美元，微软威斯康星园区仅电力需求就达0.9GW，部署数十万块英伟达高端芯片，追求极致的规模效应。而中国则通过 “东数西算” 工程构建全国智算网络，八大枢纽集聚60%以上的新增算力，以“多点开花”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智能算力规模已达788 EFLOPS。这种差异背后，是两种体系的逻辑分野：美国以“大模型—大算力—大数据” 聚焦通用人工智能，中国则在“开源—小算力—小数据”场景下推动垂直领域突破。?  在成本控制方面，中国依托本土供应链与规模化应用，形成了低成本技术落地能力，华为昇腾芯片与国产液冷技术的组合，使智算中心建设成本较国际方案降低30%以上；而美国受高端芯片垄断与能源成本影响，单个算力节点造价普遍是中国的2-3倍。开源生态上，中国主导的“木兰开源社区”已聚集全球150万开发者，而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将先进算法纳入“闭源体系”，形成技术传播的天然屏障。应用导向的差异同样明显：中国 AI 在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商业化案例超8000个，美国则更侧重军事与前沿研发，其“梅文”计划已将 AI 自主武器用于实战目标锁定。?

这种体系分化绝非技术层面的偶然差异，其本质是“技术垄断与商业变现”逻辑和“技术共享与融合发展”逻辑的竞争，也是各自政治经济制度与价值观的外化体现，同时还是约瑟夫?奈所言的“数字空间权力竞争”的具象化。两条技术路线的并行，正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上刻下新的“断层线”。?

二、科技规则重构冲击全球治理与多边秩序

中美科技博弈不仅体现在新兴领域，更会落实到科技规则。而科技规则的重构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发起系统性挑战，并推动其朝向更加碎片化、阵营化和多元化的方向演进。

首先是技术标准与规则的分化。中美科技竞争已从产品市场蔓延至规则制定权。在6G通信、人工智能伦理、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中美正在推动两套不同的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美国力图将其价值观和盟友体系内的规则推广为全球标准，更试图将 “民主价值观” 嵌入 AI 治理标准，而中国则通过在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多边平台积极提案，并依托“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推广自身实践，争取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 AI 标准制定中，中国主导的“场景化安全框架”获得62个国家的支持，打破了西方长期垄断。世界可能面临一个“技术巴别塔”时代，不同区域遵循不同的数字规则。

其次是供应链安全逻辑取代经济效率逻辑。全球化鼎盛时期追求的“效率优先、成本最优”的全球供应链布局，正在被“安全优先、韧性至上”的逻辑取代。无论是美国的“在岸回流”和“友岸外包”，还是中国的“自主可控”产业链建设，都预示着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区域化、本土化的方向重组。这虽然可能增强主要大国的经济安全，但也必然推高全球生产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并可能使中小国家沦为大国供应链竞争的夹缝地带。

再次是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传统上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其政策内顾倾向（如“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削弱了对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全球多边机构的支持，削弱了全球技术治理的合作与协调。而中国则积极倡导并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落地，试图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多边框架。未来的全球治理，很可能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而是一个由不同大国主导、围绕特定议题或地域形成的“机制复合体”网络，竞争与合作将在不同层面并行。

总之，中美科技博弈导致的科技规则的重构，既是世界地缘政治变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加速了地缘政治变化。

三、不同国家在科技体系上的“选择困境”与“押注逻辑”正在重构地缘阵营

科技体系的分化及科技规则的重构，正迫使全球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重新定位自身战略坐标，这种“被迫选边站”的过程，正在引发二战后最深刻的地缘阵营重构。?

对南方国家而言，这种选择的本质是发展路径的战略抉择。一边是性能顶尖但可能附带政治条件、成本高昂的“优等生俱乐部”方案；另一边是性能足够、成本可控、强调实用性和自主性的“普惠发展”方案。这种选择，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数字技术标准、数据治理规则乃至数字主权观念的走向。从现实看，在反复权衡中，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深化数字合作，肯尼亚在 5G 建设中曾陷入两难：采用美国方案需支付高额专利费与设备成本，年均投入超GDP的 1.2%；而选择华为设备不仅成本降低40%，还能获得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训支持。最终肯尼亚选择与中国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节点，其数字经济增速从5.3%跃升至8.1%。类似案例在东南亚与拉美地区屡见不鲜：印尼接入中国智算网络后，农业 AI 监测系统使水稻亩产提升 15%；巴西采用中国开源算法后，实现雨林保护与矿业开发的智能平衡。这些实践印证了一个事实：南方国家的选择并非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基于“发展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判断。这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一种发展道路和政治姿态的体现，正在悄然重塑国际力量对比的“中间地带”。

欧洲国家的战略摇摆更具风向标意义。2025年德国大众集团宣布与百度文心一言达成深度合作，放弃与 OpenAI 的独家协议，核心原因在于中国 AI 的场景适配能力——能快速响应欧洲汽车工业的智能化改造需求。法国源讯公司的数据显示，欧洲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技术的比例已从2023年的18%升至2025年的42%，在工业软件领域更是达到57%。这种“押注中国”的倾向，源于欧洲对技术自主性的追求：在美欧“芯片法案”未能达成实质协作的背景下，中国的技术开放度反而形成了比较优势。?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试图通过技术联盟固化阵营边界。其主导的“五眼人工智能法案”将 AI 技术纳入情报共享体系，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更是明确将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列为军事合作核心领域。这种“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策略，试图构建排斥性的技术圈层。但现实是，全球130多个国家参与的“全球发展倡议” 数字合作项目中，78%的国家选择采用兼容中美技术的混合模式，显示出“非阵营化”的普遍诉求。?

四、中美科技竞争力的此消彼长撬动地缘政治新平衡

与体系分化、规则重构相比较，中美科技博弈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则是撬动地缘政治更关键的动因。

地缘技术理论揭示，技术水平已成为国家力量对比的核心变量。审视中美科技竞争，一个清晰的图景是“两强引领”格局的形成。过去，国际科技领域是五强并存：美国、欧盟、俄罗斯、日韩以及中国。地缘政治呈现围绕“科技五强”进行组合的格局。但2018年以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已使欧盟在新兴领域显得无足轻重，日韩只是在极个别领域如半导体供应链上保留了些许发言权，俄罗斯也逐渐被边缘化，唯因中国在对美博弈中愈战愈强，国际地缘科技形成中美两强引领的格局。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的分析显示，两国在12大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呈现交错领先的复杂态势。美国凭借其深厚的私营部门创新生态、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全球人才虹吸效应，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前沿基础领域仍保持着显著优势。而中国则依托其世界第一的制造业规模、高效的国家动员体系以及庞大的应用市场，在5G通信、先进电池、商用无人机等需要大规模工程化、商业化能力的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正因为中国在科技领域愈来愈强大的力量，使全球地缘政治重心进一步朝向中国。

目前，国际科技界权力转移还在加速。中国在 AI 专利数量上的全球占比从2018年的22%升至2025年的47%，5G 基站数量占全球 60%以上，这种技术增量正在转化为地缘影响力。当埃塞俄比亚通过中国技术实现全国电网智能化调度，当阿根廷借助中国算力完成锂矿资源精准勘探，传统地缘政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正在被打破。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研究承认，“技术扩散的方向已从单向输出变为双向互动”，这种变化直接削弱了传统霸权的技术红利。?    

今年12月10日，《自然》杂志公布了最新的《自然指数》，首次聚焦应用科学领域，该指数显示：中国的总贡献分值为22261，占全部应用科学产出的56%，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美国的总贡献分值为4099，占产出的10%。相关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全部来自中国。对此，《自然》杂志评论：这不仅是数量的领先，更折射出东西方迥异的科研战略——一方瞄准产业与工程，一方侧重基础与自由探索。

可以预计，只要中国仍然走在正确的路上，中美科技博弈的终局是有确定性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趋势也是有确定性的。当然，这个重组的过程将呈现多极化、分层化、碎片化等特点，由此可能带来的是动荡与不确定性。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五、结论与展望

中美科技博弈已进入体系竞争与生态竞争的新阶段。其结局很可能不是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而是在全球形成“一个世界，两种体系” 的长期共存与竞争格局。

对中国而言，这场博弈的关键在于：持续巩固“技术—制造—市场—应用”的全链条优势，坚持开源共享的战略以赢得人心，并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必须在两个庞大且迥异的科技生态之间做出权衡，其选择将深刻影响自身的发展路径与战略自主。

这场由科技驱动的深刻变局，正在重新绘制21世纪的地缘政治地图。其最终走向，将取决于技术路线、治理效能与发展理念的全面较量。历史告诉我们，最终胜出的，往往不是技术最尖端的，而是最能将技术转化为普遍生产力与福祉的体系。

（编辑  尚鸣）

居民消费是实现内需循环与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支点。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向扩大内需倾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

美国居民消费长期居于全球需求链顶端，其支出结构对世界经济具有广泛影响。本文从中美居民消费比较出发，在剔除价格因素、区分商品与服务的基础上，深入审视我国消费的真实差距及其结构性特征，并据此探讨在“十五五”时期夯实内需基础的政策路径。

中美居民消费的真实差距

总量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 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总量、人均和占 GDP 比重上均显著低于美国。2024 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为 54万亿元，是美国的 37.2%；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为3.8 万元，是美国的 9.3%；我国居民总体、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分别为 39.9% 、21.5%和 18.4%，较美国分别相差-28.0、+0.1 和-28.1 个百分点。但考虑到这一差距并非全貌。两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价格相差较大，我们将消费支出金额拆分成消费的“量”和消费的“价”进行分析。

商品消费方面。根据 Numbeo 网站信息，汇率调整后的美国商品价格普遍为我国商品价格的 1 ～3 倍，分类别测算后我国平均实物消费总量可能接近美国的 164%，人均实物消费可能接近美国的 41%（以 2024  年数据进行测算，下同）。 2025 年 7 月 18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实际购买力来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超过美国，是美国的 1.6 倍。具体到品类上，我国居民在空调、家用电脑和洗衣机等品类的人均保有量已达到国际最高标准，在热量和蛋白质等营养维度上摄入量达到国际标准，但来源中肉类和奶类等优质蛋白偏低。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商品消费已从普及阶段进入品质提升的阶段，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驱动消费增长的路径边际收窄。因此，未来商品消费增长逻辑将从以量扩张转向以质提价。

服务消费方面。根据 Numbeo 网站信息，汇率调整后的美国服务价格普遍为我国2～6 倍，分类别测算后，我国平均服务消费总量或次数约接近美国 的83%，人均可能接近美国的 21%。而且居民在不同服务类型的平均消费量上的方差很大，例如在娱乐和文化等精神性消费领域，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量仅为美国的10%。我们利用不同领域人均服务次数验证服务消费量的体感差距，例如我国的人均观影次数、旅游次数和住房面积基本处于美国的 40%～60%区间。我国在通信和教育等领域的人均消费量指标与美国相当。相比于商品消费，未来服务消费的提升空间可同时依赖于量的扩张和价的提升。

中美消费结构性差距形成的原因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更侧重实物投资和商品供给。 中美财政支出和债务使用方向不同，中国通过高资本性支出形成更多公共资本积累与资产形成，占比常年维持在 35%～40%；美国福利性支出占比常年在 60% ～70%，通过消费端拉动增长，但形成资产较少。叠加中国消费习惯、信用体系和社保负担等因素，居民在服务消费方面的支付意愿持续偏弱，当前我国尚未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人 口结构尚未进入以高龄化、家庭小型化为主导的服务消费需求扩张阶段，服务类消费的结构性驱动因素仍待进一步积累与释放。

第二，我国服务供给体系不完善，且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显著，制约了居民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例如农村地区在公共服务、物流网络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农村消费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服务消费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支出。同时，居民消费意愿出现“城乡倒挂”，2024 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已升至66.9%，并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的63.8%。在全国消费动力分布格局中，我们认为，农村地区不仅是当前消费短板，更可能是未来消费的潜力和增量。

第三，收入预期走弱与工作时间上升形成对服务消费的核心挤出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形成中国目前突出的“收入预期走弱－消费空间受限－行业内卷”的微观困境。受经济增速放缓及资产价格调整的影响，居民对收入和财富前景的预期显著走弱，导致消费行为趋于保守。我们测算，房价每上涨 1%可拉动消费增长0.09%，股价上涨 1%可带动约0.02%的消费增长。因此，在收入预期下行时，居民倾向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单位收入不足，在时间资源有限时，将对服务消费形成刚性挤出效应，而商品消费则可借助电商等方式缓解时间约束。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以来，我国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长由 45 小时上升至接近 49 小时，已接近按劳动法规定的周工作时长上限。

“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的政策启示

第一，在 “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服务消费，关键在于形成“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只有在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空间同步扩展的情况下，服务消费潜力才能持续释放。

所谓“投资于人”，核心在于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节奏，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提升消费意愿。一方面，应围绕促进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向，夯实居民消费的收入基础和预期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假期制度、合理引导休息休假安排，释放居民在时间维度上的消费空间，使服务消费不再受到工作时间和生活节奏的系统性挤出。

与“投资于人”相对应，“投资于物”更多体现在服务消费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供给体系建设上。服务消费不同于商品消费，其实现将高度依赖公共服务设施、生活性服务设施以及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完善程度。通过加大对文化、旅游、体育、养老、医疗、托育等领域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便利性和质量，有助于将居民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

更为重要的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居民收入和时间条件的改善，会提升对高质量服务供给的需求，反过来提高服务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另一方面，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又会扩大消费场景和消费半径，增强居民消费的获得感和意愿。通过二者的协同推进，有助于在“十五五”时期形成以内需为主导、以服务消费为重要支撑的良性循环。

1. 传统商品消费仍是稳住内需基本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早期依赖普及和数量扩张的商品消费阶段，当前商品消费已逐步进入以更新换代和品质提升为主的阶段，其政策重点也应相应调整。

   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时期“国补”政策的定位不宜仅理解为短期刺激工具，而更应作为连接消费需求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补”安排，在稳住商品消费基本盘的同时，要为引导中长期消费结构优化提供政策空间。

   一方面，对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给予适度补贴，有助于平滑需求波动、稳定消费预期，但随着覆盖范围和渗透率提升，商品消费的边际撬动效应已有所减弱。我们测算，2025年前九个月，补贴品的消费撬动系数约为 1.5，较 2024 年约 2.1 的水平有所回落，反映出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拉动消费的空间正在收敛。值得一提的是，服务消费则具有更加即时性的特征，透支效应不明显，“国补”政策应探索适度向服务消费领域延伸。

   另一方面，适度优化补贴投向，将支持重点更多引向节能、高效、智能等具备产业升级属性、单价较高的产品，有助于在稳需求的同时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相关产业加快技术迭代和产能出清。

   （编辑  季节）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成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的先导力量，同时也在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和数智社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新”，落脚点在“力”。算力是指设备、集群、平台每秒执行数据运算次数的能力，是承载和推动数智技术走向实际应用的重要底座，更是数智时代衡量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指标。当前，算力竞争持续加剧，已成为全球战略竞争和未来发展主导权争夺的新焦点，在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成为数智时代生产关系变革亟需破解的重大问题。

算力革命呼唤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数智时代算力逐渐成为推动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动力。传统生产关系已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需求，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已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迫切需要。

任何生产方式的进步都离不开动力的革新。斯坦福大学教授IanMorris（2013）提出用能耗来测度不同文明的进化过程，近代以来可用全社会算力作为文明的测度。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马力、热力、电力、算力是不同时代衡量生产力量级的标尺。农业时代生产发展主要依赖畜力，它不仅限于马匹力量，还包括水车、风车等自然力驱动下的机械装置。瓦特改良蒸汽机的问世开启了机器大工业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使机器生产摆脱了对人力和自然力的直接依赖。热力成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17世纪到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进入19世纪末，电能逐渐取代蒸汽动力成为新的能量形式，并由此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电力在通信、交通运输、制造业等行业的广泛运用加速了信息传递、物流运输效率，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不过，前三次能源革命主要解决的是物理层面的能量转换问题，算力革命则是关于信息处理能力的突破。当高算力与大数据、强算法融合作用于生产力基本要素，将加速新质生产力涌现。国际数据公司（IDC）与浪潮信息、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测算认为，2024年全球算力总规模约达2.17ZFLOPS，算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和倍增效应。当国家算力指数达到40分，计算力每提升1%对GDP的推动力将提高到40分以下的1.3倍；而当国家算力指数达到60分以上，计算力每提升1%对GDP的推动力将提高到40分以下的3.0倍。OpenAI研究团队提出“规模定律（scalinglaw）”，大模型规模、数据集大小和训练数据量与大模型性能之间存在幂律关系。当大模型规模和训练数据量突破一定阈值，将产生知识“涌现能力”。DeepSeek团队对算力—算法进行协同优化，通过稀疏训练、模型压缩等算法改进，减少对算力的绝对依赖，改变了GPT等大模型以“堆算力换性能”的传统路径，探索了“低成本+开源”的新模式。但DeepSeek带来的算法优化并没有减少算力需求，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需要高算力支持。由于AI普惠导致用户规模激增、垂直领域和应用场景的落地进一步推动算力需求增长，但算力结构会由训练算力转为更加偏向推理算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数智时代AI的竞争不仅仅是技术和模型的竞争，更是生态系统、商业模式和价值观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竞争，更是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较量。

在我国，算力革命引发的生产力跃迁正面临传统生产关系的阻滞。当前算力领域存在的成本扭曲、布局失衡、安全失控、合作失序等问题，本质上是传统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矛盾的集中表现。解决这些突出矛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立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体系内，持续深化算力领域改革，进一步完善算力成本与定价机制、算力调度协调机制、算力安全与监管机制、算力国际合作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逻辑框架

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涵盖算力产权、定价、分配、调节、开放等方面的系统工程，要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算力资源分配、算力安全监管、开放协作模式等在内的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的核心：算力所有权与定价

数智时代算力具有效用性、稀缺性和流转性等民法理论中财产的基本属性。作为数字时代的核心商品，其定价必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准，即生产单位有效算力所需的研发投入、设备成本、人力成本和能耗成本的总和，同时受供需波动、技术进步、地区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算力所有权和定价机制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数字具象。因此需要突破生产资料物质形态论，建立包含算力、数据、算法等在内的数字生产资料体系。借鉴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经验，在公有制框架下探索算力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三权分置的混合所有制算力经济。

罗兰贝格和华为提出以云端算力、边缘算力、终端算力为主要架构测算国家整体算力。以云端算力为例，按照所有制属性可分为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公有云算力作为算力平权和算力资源社会化共享的先进形态，通过虚拟化计算将分散的物理算力整合为弹性调度的算力资源池，采用普惠、多租户模式实现算力资源按需分配和高效利用。由政府和公共机构建设的国家超算中心、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以普惠性方式向社会开放，进行大气海洋预测、生物医疗健康等公益性科学研究，具备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主要考虑成本导向定价。面向市场用户提供的私有云和边缘、端侧算力服务则要探索市场竞争定价。

分配关系：算力布局与调度

算力布局与调度涉及算力资源的分配问题。算力资源的优化布局和协调调度，既是事关发展数智经济“新基建”算力底座和经济发展主导权的大战略，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布局。目前，我国算力存在区域发展失衡和算力资源错配问题^?。一是算力区域供需结构失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算力需求旺盛，占全国算力需求60%以上。但由于电力能源、土地资源限制等问题，算力中心建设成本较高。西部地区能源丰沛、气候适宜，本地算力利用率低。二是算力产业生态区域失衡。东部地区算力供应链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算力中心主要处理高附加值的推理、分析数据以及对延时敏感的实时数据。西部则更多存储计算对延时不敏感的训练数据，算力供应链应用生产不足，更多局限于“东数西存”。三是算力枢纽节点协同不完善。跨区域算力交易平台、数据流通标准、算力调度定价等配套机制不健全。

针对算力区域发展失衡和算力资源错配，算力资源分配要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当前和长远等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解决当前找算力难、调算力难和用算力难等挑战。首先，解决好算力度量这一基础性问题，促进算力分配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其次，解决好一体化算力网络这一关键性问题。需要打破地理空间的物理约束，显著改善算力资源的地理分布与市场需求的空间错配，以算力为纽带推动产业、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区域体系重构和变革，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逐步消解以传统“胡焕庸线”所划分的区域发展梯度差异。最后，解决好调度主体、调度目标、调度手段、调度效能评价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行政指令性调度难以适应算力需求的瞬时波动性，而完全市场化调度又容易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因此要使市场在算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要激发算力市场主体活力，使他们从技术依赖、行业跟随者向自主研发、生态构建者转变；另一方面，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使政府从投资主体向战略规划、规则制定者转变。

 上层建筑：算力安全治理

算力安全治理涉及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要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入手，化解算力安全风险和算力霸权。

一是算力盗用的法律问题。当前，算力盗用现象在国内外都屡见不鲜，非法获取算力现象频频发生。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哈佛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都曾爆出内部人员利用机构、学校算力资源“挖矿”获利。因此要结合算力的特殊性，构建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在内的相应财产权法律制度。

二是算力安全风险传导具有链式反应效应、放大安全威胁。当前算力网络高度互联，单个算力节点的安全漏洞可能通过算力网络从局部扩散至全局，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这种算力风险传导的链式反应效应使算力安全问题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范畴，上升到经济社会层面问题，需要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进行相应变革调整；例如针对新型算力等攻击性手段，需制定相关法律并明确界定惩处标准。

三是及时制定反击美西方国家的算力霸权和长臂管辖等相关法律问题。美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和技术积累，构筑起算力霸权，其算力布局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特征。美西方国家倚仗算力霸权实施长臂管辖，对我国算力企业实施制裁和芯片禁运。美国的CLOUD法案（《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在跨境数据获取方面宽泛权力，作为其所谓“合法”追溯中国算力企业数据传输、存储行为的基础。

四是算力技术标准体系的意识形态内嵌性带来的安全问题。算力技术标准体系在制作过程、内容导向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往往内嵌特定意识形态，本质是面向“谁的标准”“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技术规则中的投射。如算力应用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折射的是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算力跨境流动强调“国家主权至上”还是“全球共享”，折射的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

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算力跨境流动

算力跨境流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在数智时代全球拓展的具体形态，是算力在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要素最优配置中增值自身的产物。它同时也揭示了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扩展。

算力跨境流动深层矛盾源于“中心－外围”的依附体系。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芯片领域的技术垄断地位，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全球算力分工体系。它通过合资建厂、服务外包等方式将发达国家纳入其算力产业链的外围环节。如台积电在全球3纳米芯片市场已形成技术和商业垄断，亚马逊云（AWS）有了控制全球33%的云计算市场，微软公司的Azure拥有21%的云计算市场^?，其算力定价权使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的附加值率被压缩，形成“数据原出口-算力成品进口”的新依附模式。当发展中国家试图自主发展高端算力产业时，便会遭遇技术制裁、市场排挤等压制手段。这种新依附模式下，中心国家通过控制算力核心生产要素，将外围国家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扩张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续，是“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数字殖民和剥削，是剩余价值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的当代体现。必须采取措施突破“中心-外围”依附体系，朝着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方向努力。

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对策建议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体系内，持续深化算力领域改革，进一步完善算力定价机制、算力调度协调机制、算力安全与监管机制、算力国际合作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完善全国算力定价机制

算力定价机制不仅是市场交易的规则设定，更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完善全国算力定价机制可从经营活动的市场定价、算力公益应用的成本定价和算力补贴政策调控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完善经营活动的市场定价机制。要发挥市场在算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全国一体化算力交易市场，探索统一度量、统一计费、统一交易、统一结算的标准体系和算网协同运营机制，使算力价格真实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推动算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算力的同一计算单元在数据训练高峰期与闲置期的价值创造能力存在数量级差异，针对算力市场存在供给弹性低、需求异质性强的特殊性，可探索构建“基准价+浮动价”的复合定价体系，以适应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推动国家枢纽节点开展算力服务模式创新，支持商业用户、产业类用户先免费试用，先服务后付费、分期付费，促进算力服务长租模式向随接随用、按需付费等短租模式转变，提升算力服务普惠易用水平。

其次，发展算力公益应用的成本定价机制。算力公益应用的成本定价应促进算力资源向基础研究、教育医疗等社会效益显著但商业回报低的领域倾斜。这是筑牢新型生产关系的公平基石，也是“共同富裕”原则在数智时代的具体体现，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由政府和公共机构建设的算力基础设施以普惠性方式向社会开放进行大气海洋预测、生物医疗健康等公益性科学研究，具备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应主要考虑成本定价。面向偏远地区的教育算力服务，使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能够以低成本获取发展所需的数字生产力，可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最后，完善算力补贴政策。算力补贴目的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修正市场定价的外部性，补贴机制的设计需要避免扭曲市场定价的基础作用。鼓励面向中小企业发放算力券，补贴降低企业综合算力使用成本。探索建立“靶向补贴+动态退出”机制，补贴对象应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市场失灵环节，补贴标准应与算力应用的社会效益挂钩，补贴期限需随产业成熟度逐步退出，最终由市场定价主导资源配置。

（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

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要持续优化多元异构算力一体化布局，推进跨区域算力一体化协同，强化算力度量、算力调度、算网融合等关键技术攻关。

一是加快多元算力一体化布局。打造“云+边+端”一体化算力网络。云端作为算力中枢承担全局决策与大规模资源调度；边缘节点以低时延特性支持智能化场景本地化快速响应；终端装备通过轻量化算力支持实时感知交互。三者通过动态数据流转机制支撑“全局优化－本地响应－终端执行”的智能场景落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智算算力、超算算力、通用算力一体融合布局，针对不同算力特征优化执行逻辑，在智能计算与通用计算结合的医疗影像诊断、超算算力与智算算力结合的气候预测等复合应用场景中释放乘数效应，解决算力资源供需匹配不足、资源分散建设等问题。

二是加快东中西部跨区域算力一体化协同调度。建立全国算力调度和算力需求对接平台，通过国家协调层的全局调度控制、区域控制器层的区域算力中继站和边缘节点层的分布式计算终端等的跨域协同，构建全国统一算力大市场。加快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东部枢纽承担实时性高、时延敏感的算力需求；西部枢纽依托清洁能源和气候优势，承接如AI训练、存储备份等非实时性任务，成为“绿色算力基地”。鼓励以点对点“结对子”方式推动西部国家枢纽节点与东部、中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城市开展算力协同调度。支持算力枢纽与城市算力中心探索建立跨地区算力调度、网络传输、算电融合、运营服务、交易结算等协同机制。鼓励中西部地区利用绿色清洁能源进行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推进算电协同深度融合。

三是强化算力度量、算力调度、算网融合等关键技术攻关。全面支持通用算力、智算算力、超算算力多种异构算力的统一接入、统一封装、统一调度；根据算效、碳效、时延、安全等策略，灵活实现算力接入更可信、交易更便捷、调度更高效、服务更普惠。积极开展分布式算力并行调度、异构算力调度等关键技术“揭榜挂帅”，发挥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作用，推动算力调度、算力结算等领域标准规范制定及推广，鼓励共建全国、区域弹性算力实验室。

（三）加强算力安全监管法治建设

算力安全监管要完善相关立法，明确算力的新型财产属性和侵权处置措施，明确算力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目标原则、方式手段，反制算力霸权进而化解算力安全风险。

首先，相关法律应明确算力的新型财产属性。算力成为一种商品，算力所有者拥有算力财产权，具体包括对算力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益。针对算力盗用等侵权行为，在民法上构成民事侵权，法律应明确算力侵权的责任形式、算力损失的范围、算力损失的计算评估等问题；在刑法上构成侵犯财产犯罪，主要适用盗窃罪或职务侵占罪，应当调整和完善犯罪数额标准、“多次”“利用职务便利”等具体犯罪认定规则^?。

其次，相关法律应明确对算力安全的监管责任。算力安全风险传导具有链式反应效应放大安全威胁，相关立法要进一步明确算力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目标原则、方式手段。强化国家枢纽节点自主防护能力，并实行统一应急处置、统一安全监测、统一运行监控，推动建设国家算力网基础安全服务保障平台，打造一体化的安全保障服务能力。加强算力服务供应商与用户间的安全协作机制，构建符合当地实际和行业需求的算力安全防护体系。注重对跨境算力服务的风险研判、协同防控和风险化解。

应对美西方国家的算力霸权和长臂管辖等，我国应打出立法、司法和行政组合拳。在立法方面要明确我国民事法、部分社会法的域外适用效力，扩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相关内容，制定《国际私法典》^?。需启动制定针对算力霸权的“阻断法”，建立“追回”制度和拒绝执行外国判决或行政决定制度，明确中国算力企业受到美国单边制裁遭受损失时，有权在我国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并请求相关权益。受理反制美国算力霸权和滥用“长臂管辖权”的案例，通过积极司法保护我国算力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深化算力国际合作机制

在数智时代，算力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领域。算力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更深入地触及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拓展与重构。深化国际算力合作机制，使算力资源成为服务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公共产品。打破美西方国家算力垄断，突破长久以来形成的中心－外围依附体系，本质是对全球数字生产关系的变革与重构。推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算力平权，构建“技术－制度－话语”三位一体的协同合作机制，逐步构建一个包容、公正、合理的全球算力治理体系，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的发展权。

首先，技术层面以开源生态为突破口，依托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形成轻量化、差异化、场景化的开源路径。主动参与主导国际算力标准与规则的制定，在算力调度协议、安全认证体系等领域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术方案，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诉求转化为标准选项，改变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投票、发展中国家围观”的失衡局面。

其次，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算力领域的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建立“数字丝绸之路算力同盟”，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同规划和建设数据中心、5G基站算力配置和工业互联网算力接口等算力基础设施，实现算力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积极主导制定跨境算力结算规则，为算力资源的跨国流动和交易提供清晰、公正的规则指引，为全球算力合作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加强在国际算力教育领域的合作，推动算力教育与人才培养国际化。将“算力发展权”纳入国际发展话语体系。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用“算力垄断是对发展权的剥夺”“数字鸿沟的代际传递”等现实议题，打破美西方所谓“技术中立”的话语迷思，构建以获得包容、公正、合理的算力权为核心的新话语范式。

（编辑  尚鸣）

当今世界正站在技术变革的全新门槛上。人工智能，尤其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AI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企业运营、社会结构与人类认知边界。从自动化到智能化、从工具化到智能体，AI不仅重构了组织的能力体系，更深刻改变了企业战略、协作方式与价值创造逻辑。

在这一轮变革中，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组织是否具备迎接变革的思维范式。正如历史反复验证的那样，每一次技术革新带来的不仅是“升级”，而且是“重构”。因此，如何理解并建立“AI思维”——一种跳出旧范式、适应未来的系统性认知框架，成为每一家希望穿越周期、持续成长的企业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AI时代的显著特征

我们正迎来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AI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演进。从早期仅能理解语言、进行基础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迅速发展为具备复杂问题求解能力的推理器，正加速迈向拥有自主规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体。更前沿的发展趋势还包括AI助推在科学创新与组织任务协调方面的潜力拓展，预示着真正具备群体智能与自主协作能力的AI系统正在形成。无论是早期的ChatGPT横空出世，还是以DeepSeek为代表的推理模型的“破圈”普及，每一次模型能力的提升都开启全新的应用场景。

全新的AI时代具有三大显著的特点：

首先，AI实现了从数据分析到知识归纳的本质飞跃。与互联网时代主要依靠算法分析大数据和流程自动化不同，AI展现出更高层次的智能，能从海量数据中自主提炼知识并进行洞察。这种智能并非人类按规则编写，而是通过算法对亿万用户行为数据的训练而“涌现”出来的，是互联网时代人类集体行为的镜像。AI不仅能高效提炼和沉淀组织内的隐性知识，还能支持复杂环境下的战略判断与实时决策，实现真正的“以数赋智”。

其次，AI应用呈现更少的架构限制和更强的自主智能。随着大模型算法日益复杂，其能力已超出人类用明确逻辑可定义的范围。现代企业需要让AI可以自主处理无数变量、寻找最优路径，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完成任务，打破传统应用的架构限制，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境。这种端到端的自主智能，赋予企业前所未有的敏捷性与创新空间。

第三，AI时代实现了更紧密的人机协作关系，AI智能体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推动更为深层次的人机协作。随着AI智能体的出现与不断成熟，AI不仅能够承担大量标准化和重复性的工作任务，而且能够通过对知识的总结和有效传递，帮助人类高效地释放创造潜能。人机之间的协作将迈入更深层次，极大地拓宽了企业的价值创造空间，形成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力模式。

当下我们为何要讨论“AI思维”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穿越技术变革的周期。以美国道琼斯30家蓝筹股为例，这些企业在各自时代都是技术的弄潮儿，如工业化时代的通用电气（GE）、信息时代的IBM，以及互联网时代的苹果等。然而，从1975年到2025年的50年间，我们发现1975年蓝筹股榜单上的“元老”企业，仅有3家仍位列其中。曾经的明星企业如GE（2018年被剔除）、柯达（因错失数码时代而衰落）等已被淘汰出局，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旧时代的成功企业其实已经预见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但却因为组织的思维惯性，未能充分拥抱变革而落后，甚至被淘汰。雅虎早期便看到了算法和数据驱动的搜索趋势，却坚持人工编辑方式，最终被全力押注PageRank算法的Google超越。同样，尽管诺基亚在2007年已占据全球手机市场近40%的份额，却因过度关注垂直整合和技术指标而未能识别出智能手机时代平台经济与生态系统的战略价值，导致其市场地位崩塌。

相比之下，那些成功穿越周期的企业无一例外地建立了新的思维模式。以微软为例，纳德拉2014年接任微软CEO后，将公司战略从“Windows优先”调整为“云优先、移动优先”，并率先在AI领域布局，与OpenAI合作推出了一系列AI助手工具，实现了公司“第二曲线”的跃升。

同样，贝壳的成功转型也源于其对新商业逻辑的深刻理解，主动对自身原有线下业务链进行变革，通过建立覆盖2.26亿套房源的真房源数据库，利用数字化重构了房产交易的信息关系和协作机制，逐渐从传统地产服务商向数据驱动的科技平台进化。贝壳重构了客户关系、经纪人机制与组织文化，打造出一个更高效率、更强协同的平台型企业。

这些案例表明，技术变革时代的致命风险往往不是来自技术能力短板，而是对新兴商业逻辑的认知障碍和组织惯性。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敢于打破原有“舒适区”和“利益链”，重塑思维模式和组织逻辑，主动适应变革新模式。

在技术变革时代，决定企业能否穿越周期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技术背后“资源配置逻辑”变革的深刻理解。技术不仅改变了产品和服务，更重塑了企业如何组织资源、扩展规模、实现增长的底层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扩张方式从“客户与收入同步增长”变为“先规模化用户，再构建商业变现模型”；在AI时代，颠覆性的变化则体现在——相同的收入增长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这意味着组织结构、人才配置、决策机制等传统运作方式都必须被重新审视。

因此，企业要真正把握新一轮技术变革的红利，关键在于建立一种“AI思维”：这不仅是一种对技术趋势的敏锐认知，更是一种打破路径依赖、重塑组织活力与竞争力的管理新范式。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AI时代完成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跃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

全面重构企业的“AI思维”

AI时代，商业逻辑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从工业时代的“经营资产”，到互联网时代的“经营用户”，再到AI时代的“沉淀智慧”与“创造洞察”。在新时代，利用AI提炼、总结所有显性、“隐性”乃至“反面”的知识，创造独有的洞见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AI时代正在推动前所未有的生产关系转型，未来企业组织将从单一的人力结构，演变为“碳基智慧”与“硅基智能”深度协作的复合型实体。这一根本性变革将催生高度灵活的任务导向型业务流程，使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乃至“原子化”，同时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注重思辨能力、创新思维和引领变革的领导力。

AI思维意味着全新的系统思维范式，不仅包含对AI技术和应用的理解，更需要从战略定位、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到人才结构和企业文化的全面重构。

1.经营逻辑：从资源经营到洞见“创造”

在AI广泛成熟与普及的未来，企业将具备前所未有的“认知能力”：不仅可以系统性掌握内部知识资产，还能实时提取与融合外部世界的结构化洞察。这意味着，曾被视为“核心竞争力”的经验壁垒与知识积累，将因知识传播的平权化而大幅削弱。尤其对于以知识密集型为优势的企业或者企业中的部分职能而言，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构建不可复制的“新型核心能力”。

在AI时代，企业真正的护城河不再是“掌握知识”，而是持续“生产知识”和“创造洞见”的能力。这里需要特别区分两个关键概念：数据是原材料，知识是提炼后的结构认知，而洞见则是知识背后的深刻规律和本质。唯有在AI协同支持下不断生产新的知识和洞见，企业才能实现知识的价值循环与价值跃迁。

这种底层逻辑的变化，将重构企业的经营思路与规模模型。过去，企业规模往往由资金、人才、渠道等稀缺资源的获取能力和领导层的管理能力所决定，而组织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管理复杂度的非线性上升。但AI的引入，使得企业决策效率得以突破人类认知和管理极限，实现高频决策、高精响应、低成本复制，企业可在更大规模下保持组织高效。

某大型保险公司在银保渠道引入AI销售陪练系统，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针对客户经理培训成本高、实战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该公司通过与企业级AI解决方案提供商RollingAI合作，基于大量顶级销售对话样本，提炼出高效话术逻辑，并开发“智能陪练”系统。通过多轮对话模拟真实投保场景，AI可实时分析客户经理的响应策略、情感表达和专业度，并给出个性化改进建议。系统上线后，不仅显著降低了培训时间，还有效提升了转化率与邀约成功率，实现销售能力的标准化复制。这种从“依赖人力”向“算法驱动”的能力转变，正在重塑组织扩张的边界。通过将隐性销售经验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的AI评价体系，企业能够突破传统培训与管理的人力瓶颈，达成大规模高质量复制的新型增长范式。

企业是否具备AI驱动下的“知识经营和洞见创造能力”，可以通过以下问题来进行判断：

是否基于AI，全面提炼了组织内外部的显性、隐性知识？

上述知识中，除了“正面案例”，是否还包含对培训 AI 更加珍贵的“反面案例”？

是否打通了数据/知识、AI和业务，构建了持续闭环的知识学习与生产机制？

是否已经建立人机（AI）协作，充分结合AI所提炼知识，不断创造洞见并应用到业务中，产生持续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大模型主要是由技术平台企业主导，但真正发挥AI价值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的“数据治理能力”与“知识生产机制”。唯有掌握数据资产、打通组织知识流动路径，构建适用于自身场景的定制化AI模型，并从数据治理进阶到知识治理，企业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AI时代的“智慧型护城河”，确保持续的知识创造力。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能否训练出真正贴合业务需求的小模型，往往取决于“错题集”数据的质量与管理能力。所谓“错题集”，即企业在实际运营中出现的种种失败案例，这些数据往往比“正确答案”更能揭示训练模型所需的边界与优化方向。然而在现实中，大量“错题”并未被系统性地保留下来，散落在企业的不同部门的各类手工文件甚至个人记忆中，大大增加了这类数据的整合梳理难度。领先的AI应用企业，尤其是一些走在转型前沿的医药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错题集”数据的战略价值，并尝试通过跨部门错误案例分享、模型反馈闭环流程、错误追踪激励等制度化机制，确保这些关键数据能够转化为组织智能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企业推动AI落地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是否引入了最先进的大模型，而在于是否具备将自有数据通过持续治理转化为知识的能力。换言之，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将体现在谁能够更系统、更体系化地管理“错误”，把错误变成能力，把学习转化为洞察，并构建起AI与组织协同进化的内生能力。

2.协作方式：从AI工具到“硅基员工”

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思维下的协作方式正在从简单的AI工具升级为真正意义上的“硅基员工”。AI智能体正从现阶段针对单个任务的赋能工具，进化为能够负责多个任务流程甚至实现智能体间自主协同的数字化“同事”。这种转变标志着协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从“人指挥AI执行”到“人与AI协同思考”，最终迈向“AI之间的组织协作，人类进行高层次指导”的多层级协作网络。

在这种新型协作体系中，AI智能体已不再是简单的执行工具，而是逐步成为知识伙伴、决策助手与任务协调者。人与AI之间的关系也从单向命令转变为基于知识互补、策略共创的双向协同。人类员工将更专注于设定目标、把控方向与评估结果，而AI则在任务执行、知识整合与数据推演方面不断进化，共同完成任务的“闭环”执行。

为支撑这一转型，企业亟需构建全新的AI智能体“培养”和“管理”机制。未来，业务人员尤其是一线业务专家，将成为AI智能体的“训练师”和“产品经理”。这种机制突破了传统软件开发模型，采用更接近人才培养的方式：由业务专家来“教导”“培养”，而非仅仅向数字化或者IT部门输出需求。业务专家通过示范性工作展示、反馈纠错、情境练习等方式，让AI智能体逐步内化专家的思维模式、判断标准和应对策略。

蒙牛通过数字化团队搭建AI助理开发平台，将AI“工具开发”能力下沉至业务团队。借助“无代码”或“低代码”方式，业务人员可自主构建、迭代、培育、管理专属的AI智能体，实现AI的个性化进化与深度业务融合。这种机制打破了传统“技术－业务”分离的壁垒，使AI智能体从中心化开发转向分布式共创，推动组织构建起以任务为中心的人机混合型运作体系。

在管理层面，企业需要建立AI智能体的“用进废退”机制：通过员工的使用反馈以及效果，定期考核AI智能体能力水平和输出质量；构建智能体版本迭代机制，确保持续优化；设计智能体协作规则和交互协议，保证信息流转顺畅；同时明确人类与AI的职责边界，建立必要的人类监督与干预机制。

这种全新的开发管理范式将推动企业构建“人+AI”混合型组织运作体系，遵循“人”的培养逻辑，创造并训练AI智能体。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将部分体现为其独特的AI智能体网络及其管理能力，实现从“人带团队”到“人带AI团队”的转变，从以岗位为单位的组织设计转向以任务与智能体为单位的动态组织配置。最关键的管理者角色可能转变为“AI团队领导者”——善于调动和整合人类与AI的复合型团队领导者，共同实现业务目标，最终为企业带来敏捷性与生产力提升。

3.组织流程：从标准化托底向潜能释放

企业管理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标准化的流程，让总部“托底”一线的运营。但即使是最底层的流程，尚有大量的隐性规则（或知识）并未被固化。随着AI对这些隐性知识的提炼，可显著激发提升能力，并带来新的流程、组织乃至生产关系的变革。

 随着人类与AI智能体协作方式的变化，我们将看到更为动态、任务导向的流程。未来AI智能体将推动从Task（任务）到Workflow（工作流）再到Process（业务流程）的自下而上的管理变革。由于AI智能体的高度智能化，它们将自主负责多个任务乃至整个工作流程，甚至根据任务需要自主安排流程，从而带来高度动态、以任务为导向的全新流程。

当然，流程变革的节奏与形态，在不同类型的行业和企业中将呈现出显著差异。2C导向的快消等行业，由于其业务链条短、用户触点多、数据反馈快，更容易在营销、客服、内容生产等领域率先实现AI赋能与流程重构。以医药、化工为代表的2B企业，则面临物理流程复杂、协作专业、合规约束强等特点，业务流程重构的幅度和节奏将更为稳健。

随着流程的变革，组织架构将逐步扁平化，甚至“原子化”。许多企业家和管理者已经预见到，在新的协作方式和流程下，传统企业决策的三层结构（高层决策－中层传递－底层执行）将变得更加扁平，中层角色的定义亟待寻求新的价值定位。对于知识密集型的团队和组织，不仅可能产生跨职能、跨部门的整合（例如市场营销和销售组织的有效合并），更可能转变为独特的“原子化”组织，由具备高度专业和项目管理能力的少数精英员工，带领多个AI智能体“员工”开展工作。

更进一步，未来企业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所说的“自组织，小微生态圈”理想将可能成为现实。未来的企业将可能成为知识和投资平台，而员工则成为被投资和知识赋能的个体。相应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将带来新的业绩和激励模式创新，实现企业运营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4.人才能力：从技能培训到思维教育

长期以来，技能知识的学习一直是人才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随着AI具备了基础知识与技能执行的能力，企业中真正具备价值的，将是如何解锁AI的能力，即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基于 AI 输出后进一步创造价值的能力，即人的创造能力。

系统性的批判性思维将成为每一位员工的必备素质。只有具备清晰的逻辑判断能力和反思能力，员工才能有效输入指令、检查、反馈并优化AI提供的建议或成果，与AI同事一起迭代成长。在这种情况下，思维类的培训在企业内将成为学校教育的自然延伸，而企业则转变为员工终身教育的平台。以日本企业为例，丰田等大企业从上至下都形成了对成人教育中思维培训的共识，如将批判性思维融入精益生产理念，并嵌入到每个员工的日常行为中。

同时，“创造能力”在AI时代将日趋重要。创造能力不仅指提出新想法的能力，更包括在复杂情境中重新组合知识、生成新解法、突破性解决问题的综合思维能力。

在此背景下，专业技能的价值正在重新定位。专业领域知识不再是简单的技能积累，而是转向两个关键方向：一方面是如何有效赋能AI，将专业知识转化为AI可理解、可执行的指令和框架，从而最大化解锁AI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培养对AI输出结果的专业判断能力，能够敏锐识别其中的价值、缺陷和改进空间。未来的员工要么需要具备跨学科的通识思维，能够连接不同领域创造新价值，能培育AI形成最有价值的产出；要么需要在特定领域拥有深厚洞察能力，能对AI产出进行高水平研判和指导。

随着AI能力从单纯的工具助手向共创伙伴进化，员工更需要激发非线性、跳跃式的想象力，引导AI突破已有知识边界进行共创。此外，人际沟通、情感共鸣、同理心等软性能力，也将在AI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愈发凸显其不可替代性。这些“软技能”不仅维系组织内部的协作效率，也将在客户关系管理、组织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个人机协作的新时代，思考方式的培养远比特定技能的传授更为关键。

5.理念文化：从业绩导向到愿景驱动

价值观的定义始终是企业基石，而其重要性在AI时代尤为凸显。互联网算法时代，员工价值观对AI执行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滴滴模型算法的转变就是典型案例——其算法从单纯追求效率到效率与安全并重的转变，显著提升了行车安全。这一变革源于企业价值观的重新定位。

随着AI深度融入企业运营，理念文化的价值正被重新定义。当AI承担越来越多的信息筛选、趋势预测与决策建议功能时，最后留给人类员工的，将是那些涉及价值判断与战略选择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当AI过滤掉大量确定性事项后，决策者面对的将是最复杂、最具道德张力的不确定性判断，这正是价值观发挥作用的核心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AI并非完全“中立”“客观”的技术工具，它的行为逻辑和演化方向，深受“人如何训练它”的影响。员工在训练、标注、调校AI系统时所体现的判断、偏好和倾向，都在无形中塑造着企业未来的“技术性文化”底色。与此同时，管理者的价值观将成为整个组织AI战略导向的决定性力量：AI最终将为谁服务、朝什么方向进化，取决于企业文化所定义的目标与边界。

因此，在AI时代构建领先组织，不能仅靠算法与算力等技术能力，更要依赖于高度清晰且广泛共识的价值观体系。从企业到个人的价值观不再是软性的加分项，而是决定企业能否安全、有序、负责任地使用AI的硬性基石。真正的AI原生企业，必须是理念文化先行的企业。只有那些建立了清晰、统一价值观体系的组织，才能确保AI技术被正确应用，避免技术偏离企业使命。价值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入决策和技术应用的指南针，指引企业在AI时代保持人文关怀与技术发展的平衡。

6.领导力：从发号施令到思想领袖

在技术与组织变革周期中，领导力对于企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纵观那些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企业，其领导者往往不仅具备清晰的战略判断和前瞻视野，更能体现出灵活、多元的领导风格，以及驱动变革的强大内在禀赋。

在AI时代，领导风格需要更清晰地被分解与重塑。一方面，企业依然需要具备决断力的领导者，他们能在不确定性中快速做出方向性判断，这类风格更偏“独断型”或“变革型”。另一方面，伴随组织日益知识密集化、员工AI赋能增强，企业更需要“赋能型”“教练型”领导风格，激发员工个体与AI智能体的协同潜力。这要求领导者能够根据环境变化灵活切换风格，以适应多元化的人才管理与决策机制。

AI时代也重新定义了CEO或创始人在组织中的角色。过去发号施令的领导模型逐渐失效——员工借助AI工具掌握大量实时知识，信息和决策权不再被垄断于高层。因此，企业治理结构需要在集中与授权之间寻找新的动态平衡：领导者必须将部分决策权下放至一线，以激活组织活力，同时又必须牢牢把握战略方向、价值观塑造与关键能力建设三个锚点。CEO在AI时代的本质职责，是作为企业的“思想引领者”（Thought Leader），聚焦提出关键战略问题、定义系统框架、培育组织价值与文化，并守护企业发展的根本逻辑。

在AI赋能下，企业不再是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更像一个多节点协同、演化的“聚合体组织”（Clustered Organization）。每个团队、每位员工乃至每个AI智能体都可能是价值创造节点。领导者必须学会在这种系统中引导方向、激发潜能。这种领导力的跃迁，不是“放弃”权力，而是转向更高级别的系统性赋能。

综上所述，“AI思维”并非某一项固化的技术或知识，而是一种全面认知、系统建构的能力体系，它贯穿于企业的战略制定、组织机制、流程设计、人才能力与文化理念之中，并随着AI技术和商业环境的发展不断进化。这一思维将成为企业在AI时代穿越周期、持续创造价值的根本驱动力。 

 （编辑  宋斌斌）

“一带一路”建设即将开启下一个金色十年，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土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腹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通道走廊的密集交汇地，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战略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在新的发展格局中，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将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要认准自身战略定位，继续以“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为抓手，聚焦重点国别、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要项目，不断提升向西开放的能力，致力于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打造成中国周边（中亚）命运共同体先行示范区。

高质量建设立体化互联互通交通网络体系

积极融入国家向西开放大战略。为充分挖掘开放的潜力，摆脱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需要国家和自治区层面在政策与资金上进行重点扶持。如：对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重点区位平台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巨大，需要中央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国家专项交通基础设施基金配套支持，以及自治区政府的相应政策，包括吸引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以重要开放平台、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新疆向西开放的承载力。

一是积极推动中欧班列新疆（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高质量建设，支持集结中心完善集疏运功能和设施，支持乌鲁木齐陆港区申建粮食、药品等进境指定监管场所、保税物流中心（B）型、国家级棉花交易中心，从而完善集结中心的对外开放功能，推广内外贸货物混编，提高货物运输效率。二是布局和建设一批重点支线机场，提升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三是结合国家边防需要，着力推进国际航线网络建设，优化与周边国家航路航线网络的衔接。建议加快实施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工作，开辟、加密国际国内航线；用好现有航空口岸，培育和拓展国际航空市场。在对外航权谈判中，坚持平等互利，积极争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建设所需包括第五航权在内的国际航权。

持续推进公路、铁路、航空、信息、管网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打造多式联运新模式。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中欧班列枢纽综合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支持阿拉山口、霍尔果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实施兰新铁路精河－－阿拉山口段、精河--伊宁--霍尔果斯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助力喀什建设国际多式联运物流中心，推动物流集疏运提质增效，争取国家重大交通建设专项支持。二是稳步推进与周边互联互通的铁路项目合作，提升各类交通方式的衔接效率，大力支持境内外企业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开展以铁路运输为纽带的海铁、公铁、空铁多式联运业务。三是鼓励将国际跨境货物运输业务与中欧班列进行对接，探索“铁-公-铁”、中欧卡航等多式联运新模式。

提高重大交通网络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助推核心区交通建设高质量发展。

推进新疆交通基础设施网与运输服务网、信息网、能源网融合发展。建议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规划建设中欧班列智能场站系统，积极支持集结中心纳入国家“安智贸”试点，与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联动发展；吸引内地货物在集结中心集结编组，发展集拼集运，增强集结中心高效通关、便捷换装、服务全国的能力。同时，推动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交通设施、装备等深度融合，提升运营效率。应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新疆交通基础设施寿命周期全过程，在重要交通网络、重大交通枢纽规划中统筹土地、口岸、锚地等资源，尽量减少对生态敏感区的占用。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材料、工艺工法的应用，积极推广废旧路面、沥青、疏浚土、建筑垃圾等各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

加强外向型产业体系培育，助力经济通道变身通道经济

立足新疆现有工业发展条件和产业集群的主体框架，致力于打造辐射中西亚的经贸合作新高地。建议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产业合作，鼓励、支持新疆本土企业与周边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资源加工区、产业园区等。

积极推进新疆本土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内地陆港区、综保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园区运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新疆纺织服装、能源资源、农副水产、机械装备制造、手工艺品制造等传统重点产业补链、延链、强链的能力，加快形成产品出口优势；同时，合理规划产业的相关配套集群体系建设，积极承接东中部地区出口导向型、高附加值产业落地，依托边民互市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政策，夯实地区进口落地加工产业，力争将核心区建成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开放型经济平台。

积极谋划支持新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挖核心区未来发展潜力。  

新疆有条件依托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枢纽地位，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如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强化先进制造引领，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以先进制造促进商贸物流进一步发展，前瞻性布局超级工厂、零碳工厂、创意工厂等。建议继续加强“三基地一通道”建设，锚定新疆构建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支点，就周边国家的丰富矿产资源进行经贸合作，统筹煤炭、油气、石油、天然气化工、煤制清洁燃料、煤制化学品等领域，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元产品交易的现代能源交易市场体系，促进新疆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培育国际能源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同时，超前布局新能源的前沿科技生产转化和产业应用场景，助力新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能源合作中心。

抢抓国家“东数西算”重大工程的东风，加速新疆主导产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通过智能生态建设和产业创新集聚，构建“从高端整机智能生产制造到信创基座高标准建设运维、再到数据服务高效管理运用，以及数字产业人才集聚”的全产业链生态，助力新疆成为“一带一路”西向数据交换中心、数据灾备中心，为新疆“智能化”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做好规划，打好基础，以期充分释放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打造智能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贸易提质增效

构建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布局合理的跨境电商服务体系。建议加大与中亚、欧洲等国家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力度，努力推动跨境电商标准互联互通，持续优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能力。以乌鲁木齐跨境电商综试区高质量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加海外仓数量，发运跨境电商班列和包机。应同步加快跨境电商信息平台、境内外仓库、国际物流、跨境支付系统、公共监管服务平台及场站操作系统等建设，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以新疆自贸试验区重点改革试点任务为抓手，加强商贸物流领域制度创新实践。

建议制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吸引国内外物流企业和投资者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发展。如乌鲁木齐片区，可考虑协调财税、海关部门，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含综保区）纳入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协调国铁集团支持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与乌鲁木齐集装箱中心同等享受运价下浮政策，降低物流成本等。鼓励物流企业和商贸企业合作，开展共同配送、供应链金融等创新业务，提升物流服务水平。支持新疆有条件的市场集聚区申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等。

构建高效协同的物流组织工作联系机制，统筹优化物流资源配置。

建议结合对外经贸开展的实际情况，加强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石河子等城市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和培育工作，重点加强物流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铁路专线建设和专业仓储建设；支持大型物流企业整合生产型企业物流板块，推动专业仓储资源、生产性仓储资源和物流仓储资源重组；大力发展高效物流的新业态、新模式。支持阿克苏、奎屯、阿拉尔、图木舒克、北屯等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建设，推动多式联运和集拼集运业务发展，加强航空、铁路、公路物流园区建设，给予国家物流枢纽和专业物流园区以功能定位确认，优化出口转关申报方式，实现“铁公机”无缝衔接。

加强物流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升核心区物流产业信息化、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水平。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大物流通道、枢纽体系，建立全疆铁路国际联运发运货物情况相应运行调度机制和货物发运协调机制，共同研究班列（或航班）铁路、公路或航线的培育、班列（或航班）发运平台、班列（或航线）物流组织、班列（或航线）政策完善、班列（或航线）通关服务等事项，形成更加高效有序、公开透明的物流组织服务体系。同时，加快物流领域对外开放步伐，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物流技术的国际通用标准。

推进科技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核心区教育对外开放

全面深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

积极与周边国家搭建具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创新合作中心等平台。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落地，建议重点支持农业、环境、能源、信息技术、水资源等领域的科技创新转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培训中心、数据共享平台等，争取将新疆打造成中国－中亚科技合作总部。

稳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

继续推动新疆高校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办学，研究设立“丝绸之路职业教育学院”“中亚国际学校”等教育平台，大力建设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援外培训基地等；鼓励疆内高校学生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开展留学互访活动，对周边及沿线国家留学生设立专项奖学金、助学金，研究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工程”等，并对在国际化办学方面表现优异的学校给予基金支持和表扬奖励。

完善金融服务保障，创新金融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强区域金融中心顶层设计规划。

建议依托新疆核心区建设规划，整合优化各类金融机构资源要素，进行统筹配置，致力于建立健全要素齐全、体系畅通、功能完备、机制健全、环境友好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资本配置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研究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核心区标志性、示范性项目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研究支持国内外金融机构在疆设立分支机构或结算中心，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同时，加强与国际性金融组织、周边国家央行、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等。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核心区重大标志性项目的特殊支持。

金融机构可加大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园区发展、口岸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和专营机构，以及针对临空经济区、中长期制造业贷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建议研究出台专门针对重点企业、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政府引导产业基金、政府性融资担保、股权融资等方面的自治区、地市、区县三级政策体系，争取发挥出金融机构在核心区建设中的最佳效能。

完善推进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合作的政策体系。

积极推进央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境内外金融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完善新疆联通内地和周边国家的跨境支付系统；推进与周边国家双边本币直接清算平盘业务，逐步拓展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在与周边国家开展政府采购、投资合作、基础设施援建等项目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金融机构在新疆设立分支机构，提升本外币合作水平。

创新旅游业态与产品，加强文化交流互促

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打造一批国际精品旅游品牌和线路。

立足新疆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发展“全域旅游”和巩固旅游“井喷式”发展态势，加快补齐全链条全要素全季节供给短板，全力推进新疆旅游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有序增加民用航班，设立乌鲁木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签证中心，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在国际签证中心设立办事处，便利化通关手续办理流程；同时，争取旅游购物离疆免税政策，落实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等，建成并运营新疆游客集散中心，推动设立阿勒泰跨境旅游合作区、霍尔果斯边境旅游示范区；注重树立文化旅游精品路线，全力唱响“新疆是个好地方”。

积极融入国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共建计划，传承丝路文明再现辉煌。

进一步加大新疆与内地省区文化交流，在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基础上，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资金补助、税收补贴、出口奖励等政策体系。围绕新疆国际文化交流功能，持续优化文化交流的软硬件环境，以会展中心、文化中心、奥体中心等重大场馆和大南山世界级生态资源为依托，积极承接国际性的外事外交、会议会展、体育赛事、文化交流等重大活动，提升新疆城市运营能力。通过打造红光山国际都市区和面向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南山国际会客区，建设向世界展示“一带一路”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

定期进行全方位风险评估监测，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优化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组织协同体系。

加强核心区安全防控体系，建立健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安全保障工作主体责任，定期更新安全体系责任清单。加强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三级党委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地方联合执法工作合力，确保安全管理通道实时畅通。加强安全文化建设，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加强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国际合作。

加强新疆与国际组织和周边国家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遏制、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的网络传播。重视与周边国家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治、防灾减灾救灾等资源共享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建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

提升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科技智能水平。

继续加大对核心区重大安全技术、维稳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支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提升安全精准管理、边境管控以及违法犯罪打击能力，加强网络数据跨境安全管理，同步规划建设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健全完善省级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实现与国家网络安全协调指挥平台的对接联动，实时报送网络安全资产与态势信息，夯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安全发展环境。通过定期动态梳理核心区海外公民、机构、企业、项目基本情况，建立完善境外项目（机构）数据库，实时掌握境外项目风险情况，做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和防控预案，指导涉外企业提升识别、管理、应对境外风险的能力。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又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为现代化注入新动能；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前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四中全会重要论断，精准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的时代脉搏，清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与动力源泉。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通过 “技术突破—要素重构—产业升级”的三重传导机制，实现从科技优势到生产力优势的转化，构建起完整的发展逻辑链条。

（一）通过技术突破，筑牢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底座

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目标，就是突破一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新质生产力打造坚实的技术底座。在数字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够推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高端制造领域，航空发动机、高端芯片、精密仪器等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够打破国外垄断，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绿色低碳领域，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够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绿色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技术突破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单个产业的生产效率，更能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科技自立自强，强调“自立”与“自强”的辩证统一。“自立”意味着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自强”则意味着在技术领域具备持续创新能力，能够紧跟甚至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潮流。这种“自主可控+持续创新”的技术体系，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技术支撑，避免因外部技术封锁或技术迭代而陷入发展停滞，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通过要素重构，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

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重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推动技术与各类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实现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劳动者从“体力型”“传统技能型”向“创新型”“复合型”转变。同时，科技自立自强带来的教育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能够培养更多具备创新思维和技术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资本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引导资本向创新领域集聚。自主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前景，能够吸引各类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 “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流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在数据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为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应用，能够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安全利用，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新空间。?

（三）通过产业升级，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产业是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端锁定” 转向“高端攀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宽空间。

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能够对生产流程进行重构，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例如，工业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能够实现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和智能调度，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农业领域的智慧农业技术，能够实现精准灌溉、精准施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一批具有重大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电池技术、电机技术、电控技术的自主创新，不仅改变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格局，更推动了能源结构的调整；生物医药产业的技术突破，能够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多新型治疗手段，同时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此外，科技自立自强还能推动跨产业融合发展，催生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打破产业边界，形成新的产业生态，进一步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体系

依据《建议》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发挥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领作用，将理论逻辑落地为实践行动，需要构建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四大体系。

（一）强化战略突围，构筑创新策源体

《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核心在于突破原始创新瓶颈，掌握颠覆性技术话语权，为新质生产力筑牢技术底座。

一是完善“攻坚机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战略性关键重点领域，采取超常规措施进行全链条突破，部署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实现战略导向的体系化攻关。这方面已有经验可循。例如，“嫦娥六号”作为探月工程四期的核心任务，由国家航天局统筹协调，形成了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体系。其中，航天科技集团负责探测器、运载火箭的总体研发，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承担月球样品分析、地形数据研究等科研任务，还有众多高校、民营企业参与到材料研发、测控技术等细分领域。其中，“鹊桥二号”中继星的研发与发射，就需要测控、通信、航天制造等多个领域力量协同，为月背与地球的信号传输搭建桥梁，这种协同正是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统筹、多元主体联动的典型体现。

二是优化“战略布局”，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投入比重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为颠覆性创新孕育土壤。为落实《建议》“健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要求，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提升至15%以上，重点聚焦量子信息、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我国在量子计算领域持续投入十余年，2025年“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我国首次在光量子路线上实现量子计算工程化应用条件，打破美国‌超导技术路线垄断，正是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典型成果的体现。

三是营造“创新生态”，强化原始创新导向，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优化项目评审与人才评价机制，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环境，催生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例如，江苏省推行的“基础研究人才长周期评价”机制，对科研人员实行5年一周期考核，不与短期指标挂钩，2024—2025年已催生8项“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其中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直接推动高端传感器产业突破，彰显了评价改革对原始创新的激励作用。

（二）深化融合赋能，构建产业应用体系

《建议》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核心任务是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转化。

一是加强“力量协同”，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形成定位清晰、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攻关合力。《建议》明确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这方面，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践颇具示范意义：比亚迪联合清华大学、宁德时代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磷酸铁锂电池无热蔓延技术，使搭载该技术的车型续航突破1000公里，带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比重在2025年升至72%，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标杆产业。这种“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验题”的模式，已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广泛推广。

二是搭建“转化加速”通道，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我国在应用场景建设上具备显著优势，超大规模市场能为科技成果提供广阔测试与落地空间，多元产业体系可覆盖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服务的全领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还能为技术迭代提供支撑。利用好这一优势，要推动政府、国企等主体发布“场景清单”，定向对接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搭建跨区域场景试验平台，如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领域设立试点，让技术在真实场景中验证优化；完善场景配套政策，鼓励企业与科研团队共建场景联合体，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三是真正确立“企业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任务；落实《建议》“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要求，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科技型中小企业提至200%）、实施首台（套）装备保险补偿等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三）科教人才协同，强化要素供给

《建议》将“一体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作为战略举措，目的在于构建教育培养、科技攻关、人才集聚的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根本支撑。

一是建立“协同机制”。通过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打破部门壁垒，形成一体化推进的强大合力。可考虑打破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部门壁垒，建立三部门联动议事机制。在地方实践层面，浙江省推行的“人才政策一码通”已升级2.0版本，整合学位授予、科研项目申报、人才公寓保障等12类服务，实现“人才需求精准匹配、政策服务自动兑现”，2025年已引育战略科学家78 名、卓越工程师3200余名，为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是改革“育人模式”。《建议》要求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协同育人。为此，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与学科设置，强化“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共同培养功能。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接“十五五” 高端装备发展需求，增设“智能机器人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涵盖机器视觉、自主导航等前沿技术，2025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9%，其中85%进入航天科技、三一重工等重点企业，缓解了高科技研究与技能复合型人才短缺压力。

三是建强“人才方阵”。建强“人才方阵”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支撑，更是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锚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关键群体，构建分层分类培育体系。针对战略科学家，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揭榜挂帅”，选拔具备全局视野的顶尖人才；聚焦科技领军人才，支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实践基地；打造大国工匠，完善技能等级评价制度，搭建技能竞赛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落实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政策，让各类人才安心干事，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人才根基。

四是扩大“全球引智”。落实《建议》“实行更加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等制度，在开放中汇聚天下英才。上海临港新片区推出“国际人才创新创业便利化 15条”，为芯片、人工智能领域外籍专家提供“工作许可+居留许可” 一站式办理、税收优惠等服务，全年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4500余人，其中20人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国际创新资源。

（四）拥抱范式革命，打造数字赋能体系

《建议》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为重要部署，提出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数字化、智能化塑造新质生产力典型形态。

一是筑牢“基础制度”，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释放数据核心价值。要以《建议》要求为指引，加快完善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基础规则，明确数据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为数据流通筑牢制度根基。同时，推进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打破区域、行业数据壁垒，依托贵州、上海等试点交易中心，建立统一数据交易平台与标准体系，提升数据流通效率。此外，需平衡数据安全与开放利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要求，加强重要数据保护，推动工业、金融等领域高价值数据有序流通，让数据要素充分融入生产、分配、流通各环节，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二是强化“核心驱动”，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突破。这是顺应科技革命浪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举。需要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基础理论创新与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大模型算法优化、多模态交互等关键瓶颈，抢占技术制高点。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升级“天河四号”等超算基础设施，完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推动高价值数据有序流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为 “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智动能。

三是完善“治理规范”，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准则与应用规范，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防范风险，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确保技术向善、发展可持续。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与制度环境的坚实保障。《建议》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明确了制度保障的核心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现代化建构。核心是在关键领域体现国家意志，同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要将国家战略目标的组织力、动员力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的现代化攻关模式。二是创新治理体系的全局性优化。要系统推进科技领域的规划管理、资源配置、评价激励、法治保障等改革。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树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加强科技法治、伦理与诚信建设，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创新环境。在规划管理与资源配置上，需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委、跨区域创新资源统筹协调机制。例如，针对人工智能领域，整合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专项”、工信部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工程” 等政策资源，避免重复投入，同时引导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密集区域，共建人工智能算力枢纽与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在评价激励改革上，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三评” 改革，彻底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项目”导向，树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在法治保障上，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完善科技伦理审查制度，针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出台伦理治理指南，明确创新边界，同时建立科技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创新环境。

三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践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是封闭排外，而是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引进来”方面，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的高端人才、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优化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同时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在“走出去”方面，要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合作中提升自身能力，如牵头或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项目，在全球科技治理中争取话语权，同时支持国内企业、高校在海外建立联合实验室，推动5G、新能源等优势技术标准“走出去”，在开放合作中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四是完善“环境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上，强化全链条保护，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我国已建立跨部门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密集区域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同时完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机制，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专利技术向企业转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上，通过媒体宣传、进校园进企业等活动，讲好钱学森、屠呦呦等科学家的创新故事。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允许在探索性研究中出现失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勇气。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一批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成果转化、融资对接等服务，全方位助力创新生态优化。

（编辑 宋斌斌）

我们通过对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县域内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调研发现，赞皇县在脱贫攻坚完成后，继续推进教育兴县工作：一方面，顺应人口在县域内流动和城镇化的趋势，逐步夯实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基础，大力改善普惠幼教资源配置，不断满足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瓶颈，通过提升劳动力文化和技能水平，实现劳动力价值提升，改善收入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

（一）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指标体系构成

在赞皇县县域内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我们设立了以下观测指标：

1.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小学生在村、乡镇、县小学就读人数分别所占的比例（%），初中生在乡镇中学、县中学就读人数分别所占的比例（%）；

2.义务教育师资配备。义务教育在编教师中大专及以上毕业生所占比例（%）；

3.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的便利性。小学走读半径（公里）、初中就读半径（公里）。

（二）赞皇县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指标体系

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突出问题之一。义务教育是群众最为关注和期盼解决的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在提高劳动者能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就业的重要方面。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教育扶贫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1.2016～2024年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变化的指标。

2016—2024年，赞皇县小学生在村小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从2016年的23.8%减少到2024年的9.5%；在乡镇小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也逐年减少，从2016年的33.8%减少到2024年的18.9%；而在县小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则逐年增加，从2016年的42.4%增加到2024年的71.5%。

全县初中生在乡镇中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从2016年的16.1%减少到2024年的3.1%；而在县中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则逐年增加，从2016年的83.9%增加到2024年的96.9%。

2.2016～2024年九年义务教育师资配备水平变化的指标。

从2016年到2024年，赞皇县义务教育在编教师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所占比例持续增加，从2016年的89.8%增加到2024年的99.48%。

3.2016～2024年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便利性的指标。

全县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提高了就读质量。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尽量按照人口在县域内流动和城镇化的趋势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学质量，师资队伍人才建设不断加强。

从2016年到2024年，赞皇县小学走读半径持续保持为2公里内；初中就读半径因就读相对集中，以方便学生就读为原则。

全县义务教育就读便利性指标有待进一步优化。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小学走读半径持续保持在2公里内，这一指标虽然达到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基本标准，但是对于小学低年级特别是山区小学低年级孩子来说，还存在校车配备、往来通勤安全性等一系列问题。

表1 赞皇县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指标体系

数据来源：赞皇县教育局

二、优化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探索

“十三五”期间，全县总投资5700万元用于新改扩建学校75所，总投资5.1亿元开展教育园区项目一期工程建设，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走在河北省前列。“十四五”开局后，赞皇县委、县政府把教育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时县教育工作面临着两大主要任务：一是义务教育资源需要适应县域内人口流动趋势实现布局均衡；二是提升县域内劳动力就业能力，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演进的现状。全县采取了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与开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就业并举的措施。

（一）义务教育和幼教供给扩容提质

“十四五”期间，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县共投资18492万元用于基础教育工程建设项目，新增建筑面积54773平方米，新建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等5所学校，新增学位9660个；招录事业编、特岗教师和安置公费师范生共计690人，教师队伍持续优化。全县教育事业实现了由规模化向内涵式转变的跨越式发展，并向优质均衡发展迈进。

1. 持续优化硬件设施和学区布局。

2011—2021年10年间，全县累计筹措1.58亿元（见表2）转移2.2万名山区学生（见表3）。2021年，赞皇县通过石家庄市教育扶贫工程改扩建15所学校；并在脱贫攻坚完成后持续做好自2011年以来开展的转移安置山区学生工作，接续转移安置山区学生4000余人下山就读。2022年，提升全县第三中学和教育新学区小学办学条件。2023年，先后改建中小学幼儿园43所，改善赞皇县第一中学等学校办学条件，2023年新增市级普惠性幼儿园6所。2024年，新增市级普惠性幼儿园1所，全县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新建特殊教育指导（资源）中心1所，新建特殊教育资源教室2个。截至2024年，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共有学校52所，其中小学45所、初中7所，在校生38893人（其中包括小学23540人，初中15353人）。

表2  2011—2021年赞皇县教育扶贫转移安置山区学生资金及结构

数据来源：赞皇县教育局。注：表中“其他”包括河北省农工委捐款、河北银行捐款等

表3  2011—2021年赞皇县教育扶贫转移安置山区学生人数和学校

数据来源：赞皇县教育局

2020年以来，全县在园幼儿数量逐年下降（见表4）。幼儿园在园幼儿主要对应3-6岁儿童。2020年入园的幼儿多为2016—2017年出生。2024年入园的幼儿多为2020—2021年出生。我国自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2017年全年县出生人口数量出现反弹，其后逐年下降，至2024年小幅回升（见表5）。因此，适龄入园儿童基数大幅减少。分析其主要原因是：

（1）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影响。农村年轻人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空心化加剧，农村幼儿园萎缩。赞皇县城镇幼儿园虽集中，但受经济、地理位置等条件制约，部分年轻人毕业后不回县城，选择在发达地区生活，导致县城年轻人少、结婚率低、出生人口下降。

（2）观念转变与代际差异。晚婚晚育常态化。90后、00后更倾向于优先个人发展，平均初婚年龄推迟，直接压缩生育窗口。“丁克”“单身”兴起。社会对非传统家庭模式的包容性增强，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国家推出三孩政策（2021年）、延长产假、发放补贴等政策未能扭转生育意愿低迷趋势。

表4  2016—2024年赞皇县在园幼儿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赞皇县教育局

表5  2010—2024年赞皇县出生人口数量一览表

资料来源：《赞皇县统计年鉴》和赞皇县统计局

2.拓宽引才渠道，优化扩充义务教育教师队伍。

增加专任教师，改善教师队伍结构。脱贫攻坚后，全县通过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特岗教师招聘、公费师范生等补充教育人才，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在编教师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所占比例从2020年的96.6%提高到2024年的99.48%。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工作。全县25所中心小学、县直学校的校长教师于2022年全部完成竞聘上岗。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收入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本着“走出去，请进来”原则，通过国家级培训、省级培训、市级培训等实现教职工全员培训。通过教师校长交流轮岗、三区支教、银铃讲学计划等开展交流，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培育一批高素质本地人才，并发挥本地优秀人才的骨干作用。启动县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加强教育人才梯队建设。优化培训方式，分层分类培养专业人才。通过申报、考察、专家推荐等方式确定了高级班30人，精英班60人，种子班100人的培养计划。通过1～3年的培训培养，打造县内尖端教育领军人才，以这部分高素质人员辐射全县所有教师，带动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

通过以上工作，教师配置不断趋于合理，在基本缓解县内大额班问题的同时，提升了教学质量、提高了升学率。赞皇县每年中考考入石家庄市重点高中的人数逐年递增。全县高考升学质量提升，不仅升入本专科的人数从2019年的956人连年增加到2024年的1789人，而且高考重点上线人数已实现“破百”。

按照我国设立的义务教育不同阶段的师生比标准，目前赞皇县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师生比仍待达标，这反映出赞皇县义务教育阶段存在保障基础教育发展需要和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的资源配置压力。县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师生比不达标的原因包括：2024年适逢初中段学生数量对应阶段性人口高峰（见表5），学生数量增长的同时初中段教师自然减员（退休、辞职、调出、死亡）较多，致使初中教师配置数量不足。

3.多措并举，确保义务教育普及率。

加强组织管理。成立县教育系统防贫监测工作领导小组，确保每一位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义务教育有保障。对困难群体全面开展教育帮扶。扎实开展控辍保学。继续落实县级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七长”责任制，对易发生厌学的学生，教师上门帮助，确保全县适龄儿童少年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不失学辍学。持续做好送教上门工作，选派责任教师为需要送教上门的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定期实施送教上门，确保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落实到位。全面落实“学前教育资助”“两免一补”“三免一助”等各项资助政策，所有资金均按时发放到位。按政策做好营养餐改善工作。全县91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方试点（不含县政府驻地赞皇镇辖区学校），受益学生14688人。

（二）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提升更好促进就业

1.投资建设与战略联合并举，打造高质量职业教育培训平台。

投资建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并获批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与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实施“3+2”联合办学、与泰国正大管理学院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向教育现代化、国际化迈出坚实步伐。

2020—2023年，县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不断增加，在河北省45个贫困县中的排位不断提升。2020年为722人、排在第40位，2023年达到2324人、排位升至第26位。同时，在校生增幅2021年达到约88%，在河北省45个脱贫县中位列第二，2022年增幅有所回落，2023年增幅回升，在河北省45个脱贫县中位列第四。

2.结合县域特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扩大就业。

为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服务于民的功能，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县职业教育培训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性职业技能培训，一类是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在具体实践中，赞皇县突出培训导向。对农民工、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创业青年、涉农企业工作人员、农业专业大户、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就业困难人员等开展职业技术培训。依托县劳动技校和县职教中心开展市场导向性职业技能培训。推进“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培训受益面。通过四年的努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教育局累计完成职业多种技能培训15575人次。具体包括：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入实施重点群体专项职业培训计划，2021—2023年累计完成职业培训8356人次。

（2）教育局通过实施人社局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培训项目和教育局实训基地培训项目，2021—2023年累计完成职业技能培训6421人次。

（3）2024年，县教育局和人社局联合在职教中心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总人数为798人次。

从培训技能的结构看，全县的职业技能培训以第三产业技能为主、其次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对较少。从培训技能的具体职业定位看，全县的第三产业职业技能培训主要聚焦烹饪与面点、美容师、家政服务、直播电商、乡村旅游等方面；全县的第一产业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围绕果蔬林木栽培与管理，并聚焦酸枣树、苹果栽种、果蔬花卉生产技术、果树管理、林木种苗等县特色资源相关领域。全县的第二产业职业技能培训主要聚焦电、焊、机修、服装加工等。

全县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重点聚焦有一定就业市场容量、适合本县劳动力就业的内容，以助力县域内剩余劳动力开拓新就业领域、扩大就业面并实现增收，这是全县探索适应市场输出劳动力、改善收入结构的有效经验。

此外，赞皇县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还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持续落实“雨露计划”政策。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中，对享受“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学生的学籍信息进行完善，做到准确无误。建立健全“雨露计划”在读学生名单，开展针对性就业帮扶。

通过技能培训全力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就业。全县易地扶贫搬迁涉及1个村——赞皇镇冯家庄村，该村2019年搬迁至县城改为社区管理。搬迁后，县结合就业岗位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实现了有劳动意愿的194人全部就业（脱贫劳动力86人全部实现稳定就业，其中10人外出务工，76人在本县务工），大多数劳动力每年就业收入在2万元左右，确保了各户收入持续稳定且有保障。

通过技能培训打造出“赞皇枣农”省级劳务品牌。有组织地向外输出嫁接工，指导建立专业嫁接团队，打造出“赞皇枣农”劳务品牌并成功申报河北省省级劳务品牌，进一步延伸培养出“赞皇嫁接工”，进而发展为专业园林绿化工，积极打造“赞皇新农人绿化工”劳务品牌。

培育高技能“带头人”。把“土专家”“田秀才”培育成为发家致富“领路人”、乡村振兴“带头人”。开辟焊接技能人才培养新领域，扩大工业建筑领域就业。

拓宽农村大龄半劳力妇女就业渠道，实现家门口就业。妇女手工技术结合“扶贫微工厂”“巾帼基地”“种植基地”，发展妇女“指尖经济”成为增收的又一渠道。

三、现行发展中问题和政策建议

（一）多位一体开展科教兴县、科教兴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现代化建设

1.破除城乡教育二元结构，以县城为中心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赞皇县委、县政府把教育作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点工作。通过设施设备、教师队伍软件硬件双着力，顺应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趋势布局教育资源，优化县域内义务教育和幼教资源配置。通过“十三五”“十四五”的接续努力，全县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100%。同时，通过转移安置山区孩子走出大山求学，拉动山区2101户居民下山创业，推进共同富裕。

2.构建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增收。

“十四五”期间，赞皇县积极开展联合办学，投入建设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提高县域内劳动力就业能力，逐步促使体力劳动者向职业技能型转化，打破县域内劳动力就业瓶颈。同时，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提高工资性收入、改善收入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就业渠道的同时助力县域内产业结构升级。

（二）县教育工作面临投入能力有限等困难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赞皇县仍有500多名山区小学生走读。

小学走读半径在2公里以内是多数地区采取的标准。通过县教育局调研了解，并对各山区学校实地摸排汇总，目前赞皇县这部分学生人数大约有500人，占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1.2%。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推进县域内城镇化进程。

2.初中教师师生比需要提高。

目前县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师生比高于教育部规定的标准。初中阶段是义务教育面临升学和分流的关键时期，该县已经制定调整计划。鉴于县小学阶段在校学生大量减少，2025年小学教师出现富余。今后将通过逐年选拔、调整具有初高中教资的高学历小学教师到初中任教，保证小学、初中、高中师生比均达到教育部标准。

3.缺乏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深度互动。

县域内义务教育缺乏与发达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深度互动，公共教育资源差距较大。通过省市名校与县域学校的校际合作或集团化辐射，可将省、市优质教育资源延伸到该县，如设立分校、教学点、挂牌 “联盟校”“帮扶校”或组建省市名校教育集团等，实行一体化管理，进一步破除公共教育资源二元结构。这项工作涵盖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多个层面，涉及财政资金、社会资金的筹措乃至社会资源的帮扶，需要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支持。

4.需进一步加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实践证明，职业技能培训在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能力、拓展就业渠道和实现增收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五年过渡期后，如何筹措资金接续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该县面临的新问题。这项工作也需要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支持。

5.应扩大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延伸。

在低出生率背景下，赞皇县出现了在园幼儿数量逐年下降的态势，随之而来的是小学、初中也将出现相应的变化。因此，扩大义务教育覆盖面，将义务教育政策向学前教育延伸，进一步提高教育公共服务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已经十分迫切。这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着力点。目前我国义务教育范围是小学6年加初中3年，义务教育延伸到学前教育后，需要处理好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关系，需要更多的经费支持，更需要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支持。

（编辑  宋斌斌）

中企出海外部环境风险常态化

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确定性已不复存在，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缘政治重构，二是安全风险加剧，三是贸易壁垒强化，四是全球供应链风险上升。这几类风险或将长期存在。以往我们秉持 “危邦不入”的理念，认为世界整体友好，仅部分地区存在风险，企业可自主选择进入或规避相关国家及地区，而未来这类风险将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需转变对海外经营环境的认知，必须将风险防控作为业务开展的前提进行系统规划。从这一视角出发，现有风险管控体系必须适配新形势发展。

首先，仅强调合规已显不足。合规是遵守既定法律与规范的管理行为，但当前法律与规则的基础正发生变化，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变动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影响因素。其次，企业以往由经营部负责市场风险、法律部负责合规风险，但如今各类风险呈现联动效应，且易从单一市场向全球扩散。缺乏协同、条块分割的风险管理体系，难以有效应对复杂风险。

风险管理的核心原则是事前预见与预测，若等到风险发生后再被动应对，尤其是贸易制裁、地缘政治这类风险，事后补救与事中控制往往收效甚微，必须前置预防与规避环节。这就要求企业建立一体化风险监测评估体系，打通产业、贸易、地缘政治、安全等多领域信息通道，构建统一的风险监控框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实时预警，方能有效应对风险。

中国海外利益面对美西方的全球规则与“制信息权”优势

中国企业 “走出去”，面对的是由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欧拥有规则与信息优势。我们进入的国际市场，其舆论导向、法律体系、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均基于美西方主导制定的规则。这一世界贸易体系以 15 世纪西欧全球化为起点，历经 “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经过百余年演进逐步完善，形成了一整套规则系统。这样的体系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能够轻易替代，要打破或重构该体系面临诸多挑战。

近年来，美西方对我国部分科技企业及头部企业的打压，呈现出鲜明特征：以情报信息为引领，以非国家行为体为先锋，背后辅以舆论战、群体性事件、法律战，未来还可能出现金融打压等手段。这些打压行为均以精准情报为基础，将各领域规则与手段武器化，通过快速情报收集、分析，实现精准打击。而我国当前应对海外风险的流程偏长，零散化、碎片化的应对举措往往陷入被动。

“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政府安全治理能力有限

如果说美欧对我国利益的打压是 “运用规则的打压”，那么“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政府则常存在低效、腐败、内斗等问题。即便是相对清廉的政府，也存在党派之争与利益集团博弈。这些国家官僚体系的腐败与低效、索贿行为盛行，严重制约了我国海外投资项目的推进。我国国家治理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各项工作多由政府牵头推进实施，但“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政府的安全治理能力相对有限。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安全保护上，首先需统筹协同治理，在充分掌握相关情况的基础上，谋定而后动；同时在实践操作中，应更多运用市场化、社会化安全机构与民间力量，构建以政府为后盾、商业安全机构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安保模式，方能有效防范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应从战略高度看待 “制信息权” 问题

首先，针对海外风险需以情报信息为先导，坚持主动预防为主，建立融合地缘政治、产业信息、安全等多维度的一体化态势感知体系。

其次，从战略高度重视专业咨询机构的作用，推动其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提供专业系统支持，将信息与谋略赋能融入中国企业出海的全过程。

第三，以“市场化”“社会化”为基本指导思想建设海外信息网络。“情报” 是较为敏感的术语，中国企业在海外信息体系的建设与运用中需注重 “脱敏化”，通过开源大数据、专家网络等合法合规方式开展信息工作，将大量非敏感内容与手段区分开来，借助专业咨询机构及企业自建信息化系统，有效解决海外信息归集问题。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