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墙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也让国人铭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与伤痛。然而,这场浩劫发生之后的八十多年里,却不断有人以种种“理由”质疑死难者是否达到30万之多,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确考证”,提出20万人、10万人、5万人、3万人乃至3000人、47人等结论。诚然,死难者数字的消长并不会影响对日军罪恶行径的定性;但是,这种质疑行为的根本意图是,企图以人数的“不精确”和“不客观”,来证明事实认定的“不精确”和“不客观”,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由客观事实定义为被害者主观建构的“被害记忆”,从而否定大屠杀事实的存在。因此,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捍卫,不仅关乎历史事实,更关乎民族尊严。事实上,30万死难者应是指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屠杀罪行是战后审判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惩办战犯的法律条例与协议规定,战胜国组织国际法庭和受害国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收审,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法庭”);乙级、丙级战犯由受害国法庭审判定罪。

东京法庭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委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与审判,担任中国驻东京法庭代表团团长。该法庭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诉讼,至1948年11月12日宣布判决,历时两年零六个月。1945年11月,中国在重庆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等城市设立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其中,涉及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军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学者一般称为“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法庭”。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据梅汝璈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时间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及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南京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主要有两起案件:一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案,1947年1月9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号”,由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绍棠、叶在增5位法官及2位检察官审理,1947年3月10日宣判。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谷寿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华门,指使和怂恿部属滥杀无辜,是直接实施屠杀南京军民的罪魁之一。1946年2月,驻日盟军应中国政府要求,以战犯嫌疑者名义逮捕谷寿夫。同年8月1日,谷寿夫与12名乙级战犯一起被押至中国受审。二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战犯案。向井和野田系日军第十六师团少尉军官,两人在进攻南京途中,相约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到达南京紫金山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分不清谁先杀到100人,于是以150人为新的目标,继续向南京城内进行砍杀比赛。另一位日军军官田中军吉,曾手执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先后杀戮300多名中国人。该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3号”,同年12月18日宣判。

屠杀事实与遇难人数于法有据

东京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从法律上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南京法庭对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则为认定大屠杀死难人数提供了直接依据。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证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给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共有2784件调查结文,其中,中华门一带约占三分之一,有十余万人被害。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

遇难者人数实为30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判决,南京法庭不仅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三十万人以上”或“三十余万人”,还明确指出“三十余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十九万人”和“零散屠杀十五万余人”构成。法官考虑到战场客观条件和事实认定的难度,没有简单地把19万和15万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万”既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 30万人。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是下限的数字。此外,判决提到的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者、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辅助信息,也印证了认定结果的准确性。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虽然没有直接将遇难人数认定为30万,但指出“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二十万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结论尚未计入“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

综上所述 ,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判定为30余万,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二十万人以上”,但考虑到“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未计算在内,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

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的掠夺、奸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同样是大屠杀的一部分。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中指出:日军“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南京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判定:“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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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及其历史叙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众多重要小说家陆续投入相似类型的创作，就是通过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系列长篇小说）叙述“20世纪中国”的长时段历史。他们感到从整体上把握和叙述“20世纪中国”的时机已经来临，故试图提供不同于正统历史叙述的新叙事，这些努力已经衍化成一种可以称之为“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

一大批重要小说涌现于这一潮流之中。《古船》（张炜，1987）、《白鹿原》（陈忠实，1993）和《穆斯林葬礼》（霍达，1988）是最初的标志性作品，较近的则有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老生》《山本》，以及莫言问鼎诺贝尔奖时被重点提及的《丰乳肥臀》、《蛙》和《生死疲劳》均为此类创作。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从第三届（1988）以来，28部获奖作品（不包括第三届获荣誉奖的两部）中近半作品是此类创作，例如，第三届（1991）的《穆斯林葬礼》；第四届（1994）的《白鹿原》；第五届（2000）的《长恨歌》（王安忆）、《尘埃落定》（阿来）、《茶人三部曲》（王旭烽）；第六届（2005）的《无字》（张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第七届（2008）的《暗算》（麦家）、《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第八届（2011）的《你在高原》（张炜）、《蛙》、《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第九届（2015）的《江南三部曲》（格非）等等。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著名小说家多有此类创作，例如张炜、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李锐、刘震云、阎连科、刘醒龙等，似乎“重述20世纪中国”已经成为这一代作家考验自己的文学能力、衡量自己的文学贡献乃至面对自己人生的一种“隐秘测量”。

由于卷入“重述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较多，重要作品较多，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重述20世纪中国”堪称近30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潮流之一。不过，至今少见关于此潮流和现象的专门研究。

将“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是在20世纪走向终结的时候才出现的现象。与此相应，“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在90年代后蔚为潮流。

在人文社会学科过往研究中，“20世纪”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一种常见用法是公元纪年的20世纪（1900-1999年）。而文学研究界常采用的涵义是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20世纪”后来经常向前延展到晚清。另一种用法则强调20世纪是革命世纪。例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所称“短促的20世纪”：上限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下限设于苏东剧变，即革命世纪的“开端”和“终结”。杰奥瓦尼·阿瑞基在其《漫长的20世纪》则提出了“漫长”之论。汪晖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短20世纪”，即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70年代后期至1989年间的“80年代”，是中国的“短20世纪”的尾声。^[1]

从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理解和叙述20世纪中的“中国革命”，这是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创作者们共同关注的对象，也是社会意见分歧的焦点。与此相应，在这些“重述”的作品中，最为多见的是叙事节奏从革命开端到整个革命进程，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其中改革开放时期又往往被认为是“后革命”时期。

从整个社会思想来看，“重述20世纪中国”浪潮兴起之时，李泽厚、刘再复等学者提出的“告别革命”的论题，成为20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引发众多争论的核心议题，文学领域的“重述”潮流与这一重要思想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动。例如，贾平凹在最近出版的《老生》“后记”中非常清楚地指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告别革命”。因而，大致可以说，“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革命世纪”的重述。

通过长篇小说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写，但我们这里所说的“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并不限于批评界一般所称的“新历史小说”。在文化、思想领域，在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在革命史阐释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已经深刻地镶嵌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这个重述勾连着对不同历史价值的追索和确认。   

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当代中国文学中这种对重述历史的热衷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当下中国的这波“重述20世纪中国”历史的潮流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小说叙事形式、语言、艺术风格的变革，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的变化。当然，由于要在新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下重新建构历史，创作中会出现和强化某些文化、地域性的因素，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形式表达。但这些并不是可与“重述20世纪中国”这样一个潮流性的文学现象相配的重要文学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一文学上的重述潮流，是一个内在于当下文化和思想变动并作为当代思想文化变化重要表现的潮流，要对其作出评判和批评，需要超越于纯文学的视野。

“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的多元构成

在上述潮流中，那些意在颠覆或者解构的书写方式，那种把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整个地嘲弄了的书写，以及所谓新历史主义的书写，并不是更需要重视的。严格地说，这些都是对以往的革命史观在形式上的颠倒，并没有刻意建立自己的史观，在眼花缭乱的20世纪重述中仍是同时代的主流史观，只是大多数作家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自己同时代的主流叙事逻辑。这股潮流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蔚为大观，这一起源本身就提示了主流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

在“告别革命”成为80年代以降的基本诉求的大潮中，嘲弄和解构革命历史小说有多少新意吗？更值得重视的是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在整体上，他们尊重以往的革命史观，并试图沉入20世纪中国的内部，去总结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检讨以往史观的局限性。对这一潮流中的作品需要做一定的分类，有所侧重地加以研究。

从整体上看，近30年来，中国作家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是多元的，我倾向于区分为三类。数量最多的一类是作为解构者或颠覆者出现的，它们与作家们在成长时期熟知的革命历史小说等叙事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文化对峙。例如，《古船》《白鹿原》《生死疲劳》《老生》等等。另一类则比较强调文化调和，试图呈现不同方面、不同时代的综合。例如，霍达的《穆斯林葬礼》凸显了文化追求、经济利益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与综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汇。还有一类比较强调发掘20世纪历程中那些有活力、有价值的要素。

“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终结、“历史终结论”流行一时密切相关。一些评论家在评论阎连科的《四书》时，将它与帕斯捷尔纳克等前苏东作家的作品比较，原因就在于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重述20世纪中国”的核心其实是要反思和“检讨”20世纪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在当前的思想光谱下，重述会遇到两大问题：怎样理解20世纪进程中的连续和断裂的问题；怎样表述文化在20世纪中的展开形式及作用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它是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非常独特的时期，断裂的程度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不具备的。“20世纪中国”不是能在一般的历史演进中推演出来的产物，恰恰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反历史”的。创造新世界、跟过去决裂的强烈愿望最后产生出一种政治的动力和合力，推动革命事件的持续发生，但离开对革命性的理解，很难叙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

无论基于启蒙视野、革命视野还是现代化视野，我们都不会否认“20世纪中国”是一个现代文化创制和普及的过程，它是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型构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前提。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传统士绅阶层的解体，而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和政治革命更是打破了固有的社会阶级分野，创造了一个社会相对平等的现代化前提。在这个现代文化的创制过程中，在当今“后革命”时代，伴随着大多数人有能力享受文化成果的同时，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过程和现代化的前提，在文化作品的历史叙述中却往往被忽视。当人们叙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候，描述的重点是那些“民国范”的现代精英或传统乡绅精英，而底层民众及其形象却日益被粗鄙化、流氓化。这一倾向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战争时期的作品中尤其明显。实际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人民战争和土地革命，包含着对流氓、黑帮的改造，新人的再造与社会的再造，是革命运动非常核心的议程。

除了重新激活“革命世纪”的意义，我们也要直面“革命世纪”内部包含的难题。

绝大部分“革命历史小说”在推崇和肯定革命之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对革命面临的难题有充分的认识，特别突出的是那种对“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赞美与铺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劳苦群众是那些被剥夺殆尽的人们，他们自身首先需要锻造成为“主体”，而离开革命的实践，是不可能自动成为“主体”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一方面是社会和政治的革新，一方面是主体的锻造。因此，“人民”是处在一个永远在创造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革命必然面对数不清的难题。但是，建国以后的很多革命历史小说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多数作家是站在“革命已经胜利了”这一认识上来写作的。因此，不可避免在作品中传递出一种“胜利者意识”，不能正视现实本身。如上述，80年代以降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体现了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但其实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这是内容完全不同的“终结”，但都包含了对现实难题的无视。我们研究“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首先要分析这股潮流对于“中国革命”的描述，但同时也应该分析他们对于当代的现实问题是否具有阐释的能力。说到底，“革命”不是在头脑中就可以告别的。

“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达、重述与再重述

   中国的“短20世纪”伴随着战争与革命、侵略与反侵略、创新与复辟、追求平等及其反复，也充满着动荡、暴力、阴谋和苦难。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作品，对“20世纪中国”激荡而复杂的历史已有丰富的展现，提供了多重的角度和面向。我们的讨论围绕以下相关问题进行：“20世纪中国”与乡村叙述，“20世纪中国”与文学叙述中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危机，乌托邦与“20世纪中国”，新秩序的建立与新社会图景的缺失，“真实”与历史叙述，等等。这些问题既包含在20世纪历史的自我思考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重述”潮流的文学文本中。

把握这些“20世纪中国”的不同脉络，是将我们的讨论历史化的基础。“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那就是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自我表述。在具体展开“重述”潮流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20世纪进程中那些“自我表述”的关键要素。

可以说，革命本身即叙事。今天中国社会意识已经出现多元的状况，“重述”潮流只是多元叙述的一部分。

需要关注文学创作中新的“再重述”潮流兴起的可能性。随着近年来社会分化的累积、社会思想辩论的扩展，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状况已经与50后、60后一代的思想状况颇不一样，这种差异会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出来。在更多元的历史视界中总结前30年的“重述”潮流，对于一个更为丰富、更有自觉意识的“再重述”时期的到来，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20世纪”之所以仍对当代有意义，不仅是因为在它的历史中包含的动荡、暴力和苦难，而且是因为它对于所有这一切的挑战。在动荡的潮流中，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才是主流。这个主流也构成判断中国当下思想状况的基本坐标。文学上“重述”潮流的意义也需要在这个坐标上来加以判定。

20世纪开端的“断裂”意志及其消失

与以往历史断裂的自觉意识，构成了整个现代史的起点，是“20世纪”在史观上一个根本的表达方式。对于即将迈入20世纪的变革者而言，断裂首先表现为将过去的历史做整体性的把握并与之一刀两断。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宣称汉代刘歆“篡乱伪经”之后两千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将两千年历史的正当性一笔抹杀，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则连六经本身的真实性也加以动摇。谭嗣同提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章太炎用“国故”来指代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试图“论衡”之。康有为将孔子的历史基础完全抽掉的“尊孔”行为，与章太炎的“诋孔”一道，成为之后新文化运动反孔反传统的先声。

众所周知，“断裂”更是新文化运动的明确意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名字，《新的，旧的》《青春》等文章，都在体现着这一特点。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宣布1915年之前的历史应全以“古代史”目之。而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以“新”命名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以辩证的“断裂”态度来对待了。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在肯定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首先觉悟之后，也清楚告诫，如果知识分子不能走和工农民众结合的道路，“将一事无成”。虽然，不仅旧事物，而且新事物也需要在变动的历史形势中否定和扬弃自身，这个逻辑贯通了整个20世纪。

“断裂”意识凸显的是新的主体的创造能力，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所谓断裂，是在“与工农民众结合”这个具体的道路中展开的。说到底，“断裂”意识所要斩断的不是中国历史的全体，而是梁启超所说的“君史”和“二十四姓之家谱”。只有通过这种“断裂”意识，原来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底层民众才能活转过来，他们的生产、斗争、创造、发明才能昭告于世。没有断裂，就没有延续，就没有现实，这是断裂和延续的辩证法。

“重述”潮流对20世纪开端的叙述，大体上并没有呈现“断裂”的气息，更多的是王朝兴替的成败氛围，和原有社会逻辑的延续。例如，《白鹿原》所讲述的最初变动发生在朱先生调停清廷巡抚方升的二十万人马对“反正”的张总督的进攻，这是一次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普通劝说，每一方并没有表达自己对于“革命”的态度。《古船》（张炜）对于20世纪开端的倒述，呈现的也是历史的延续性，“古堡”与老隋家的“下老洋”，承续的是近代已有的粉丝工业生产与海洋贸易。

李锐的《旧址》（1993）对“革命”的叙述开始于1927年，对1910年则是作为延续的历史一笔带过。在此后的作品《银城故事》，李锐写同盟会银城起义指挥刘振武的失败，与以往王朝的民乱故事并无太大区别，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兴衰和个人生死，但中间缺乏对于革命意识的叙述，这种写法以让革命消失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态度。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开端部分写民国初年“村长的谋杀”，基本内涵也是“改朝换代”之际的个人恩怨和仇杀。

这些“重述”小说从一个方面显示“革命”叙述出现的重要转型，即从关注“革命”和“再造”，转而关注家族的兴衰荣辱和个人的生死成败。20世纪开端时期的经典作品如《阿Q正传》，注重从内在脉络叙述革命的契机、问题和挑战，这些叙述建立在肯定和认同革命价值的基础之上。而“重述”潮流叙述转型的核心是价值观的转变，这也是“20世纪”终结的一个清晰标志。随着价值观的转变，“革命”叙述的基本模式不可避免地从内在叙述转向外在叙述，“革命”不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于是“断裂”意识已经在“重述”作品中消失了。

“革命世纪”的自我表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走到了工农的对立面，共产党脱下了知识分子的长衫，日益工农化、本土化。这一事件之后，革命文学崛起，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讨论展开，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可以看作寻找社会变革主体的文学表达。其中茅盾的经典之作《子夜》不仅是对30年代中国“现实”的“科学”刻画，而且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形象化确认。“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述，有着重塑20世纪中国的内涵，这是文学当代性的鲜明体现。

这一寻找历史主体的过程，到抗战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根据地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在广泛基层民众动员基础上的人民战争的开展，农民和普通青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新文化得到了真正全面的普及，地方文艺形式也开始融入了新文艺中。

   无论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定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还是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中国当代文学在其肇始之时，即包含了两层内在诉求：一是对20世纪革命及其经验的总结；一是对未来社会的新结构和“新人”的设计和想象。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敦促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人们与“新的群众”相结合，写根据地，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样才会有“全国意义”，甚至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从文学史的脉络观察，近30多年来的“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象：革命历史小说。1954年，冯雪峰在评论《保卫延安》时，提出了“英雄史诗”的问题。他认为《保卫延安》蕴含了“史诗”的基本元素和可能性，“史诗性”有三条标准：把握历史本质的抽象思考能力；具体描写英雄人物的感性表达功底；传达一种启人向上的精神氛围。“史诗性”的表达，是1949年后所称的“人民文学”的核心。所以，在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如何表现作为“集体主体”的人民的成长，表现在历史的过程中“新人”的成长，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历史叙述的意义上，可以将广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称作革命政权建立后，以确立合法性和进行自我教育为目的的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自我表述。这个进程到“文革”结束后便大致终止，与我们所说的“短20世纪”的终结基本同步。

历史总结的自觉意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重述20世纪的诸多长篇小说，乐于渲染包括暴力和饥饿等在内的各种肉体性的苦难。从文学自身的脉络来看，这正是对于之前纯化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拨。用暴力和苦难来解读革命，不仅是这些小说所习惯采用的手法，也是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底色。从这个角度说，“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思路却一直保留到今天。

前面提到的“重述”例子，大多是所谓50后作家，当然他们也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60后作家也进入了这一潮流中，如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李洱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潮流及其观念近年来也扩展到70后的作家中。例如乔叶的《认罪书》带有一种浓厚的赎罪意识。她有一个说法，“细细数来，我身边那么多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和‘文革’有关系，……既然这么多和我有关系的人都和‘文革’有着枝枝蔓蔓丝丝连连的关系，我怎么能认为自己和‘文革’没有一点儿关系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叙述，新一代作家似乎天生带有某种历史的“负罪感”，无法突破历史的厚壳。但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构成了障碍？障碍是否内在于作家的认识和知识结构？70后作家大概还没有学会上一代作家的思想方法，他们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在历史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承担着何种历史责任。

50后的作家群体似乎有一种面对和叙述现当代中国史的责任感，而且不因为文学被边缘化而改变。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了解或者经历过改革初期总结历史的政治辩论过程。执政党这种阶段性地总结自身历史的政治自觉，来自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机制，即自觉地通过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内讨论寻找未来道路与方向，对经验得失做出阶段性的总结，并建立自身的历史叙述。

近30年来的“重述”潮流，包含了建立现当代历史叙述的政治意识和努力，相当部分“重述”作品同时延展到改革开放时代或者新世纪。

（编辑  季节）

在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苏联历史已经被西方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严重损害，国家发展遇到极大的灾难，引起了越来越多俄罗斯民众的不满。普京执政以来，推行民族复兴、主权民主的国家振兴方针。2007年6月21日，普京在接见参加历史及人文社科教学与研究的一线教师时，提出了绝对不允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要求。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于2007年出版。这是俄罗斯最早体现普京执政新思想、具有初步导向性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该书出版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教授等翻译的中译本出版，在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代史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把现代史写到离现实最近的地方

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载入的历史研究内容延续到2006年，描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即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的时刻至今，从苏联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到它的解体，从主权俄罗斯的诞生到它已经走过的第十五年，表现出作者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也增加了对于读者的巨大吸引力和现实指导作用。对当代人关心的问题做了全覆盖的阐释和分析，表达了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诚实和奉献，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真正价值。

 历史资料多种形式、多种角度增强了全书的客观性

《俄罗斯现代史》的主体、主线，穿插了大量“实际情况”“观点”“同时代文献资料”“供思考的信息”等专栏资料。各个专栏提供的各侧面详尽的原始资料，增强了客观性和说服力。

对于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该书设有“供思考的信息”专栏，其中提供了“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争论”专题资料，还插入“实际情况”专栏、社会舆论调查情况数字图表等。打开了人们理解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增加了学术性和科学性，使历史得到更清晰生动的呈现。

突出表述俄罗斯现代史主线上的重大问题

现代史沿着俄罗斯现代史的主线，对39个重大现代历史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和评介，包括：“与曾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盟友的最初冲突”“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尝试”“‘老人政治’时期结束”“中苏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危机”“1991年八月政变”“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寡头的冲突”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提炼，贴近了人民需要了解的历史现状和关注热点，很接地气。

例如，就身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搞总统制”，现代史中写道：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并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律，部长会议的大部分活动都交给总统，从而向“强总统”“弱议会”演变，目的是从法律上可以保障私有制合法化；1990年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补充措施》，该法案实际上泯灭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让总统在确立私有化的进程中能够在法律层面放手去干。这一段史料比许多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

挖掘和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扩大读者观察视野

在苏共二十大至苏联解体的40多年中，由于当政者封锁消息，人们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特别是不了解当时党内外对赫鲁晓夫背叛行为的反映。苏联解体后，随着一些历史资料的面世，真相随之大白。

根据有关档案资料，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发生了抗议活动。在第比利斯，一些人把批判斯大林看作是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赫鲁晓夫下台；3月9日示威活动被武力驱散。1956-1957年有3380人被逮捕，这几乎是1953-1988年因反苏鼓动而被逮捕者总数的一半。这个史实揭露了赫鲁晓夫残酷镇压与他不同意见的党员和群众。

书中还记载了1962年6月，当局残酷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抗议涨价事件，揭露了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表述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

书中还提到，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肃反问题时号召：“应当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数十个，我们要消灭数百万个。因此，就必须手不发抖，就需要踏过敌人的尸体来造福于人民。”因而由赫鲁晓夫来批评斯大林的肃反工作，必然造成苏联政权和社会的动荡。

全面反思和肃清历史虚无主义影响

《俄罗斯现代史》对俄罗斯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分析、评价。

充分肯定苏联的历史价值

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内，它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被肆意糟蹋。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于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迎合了西方颠覆苏联的目的，使作为苏联主体继承者的俄罗斯丧失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尊严，人民大众不但遭受了长期的社会震荡的生活艰难，更失去了精神上对祖国的归属感。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社会科学界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该书的总序言指出：“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苏联曾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

该书充分肯定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影响二战年代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和政治势力支撑下，苏联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对二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胜利付出了最大牺牲，做出了那么重要和宝贵的贡献，是有理由期望西方盟友帮助自己重建被破坏的经济。”“苏联……显示了最高程度的内部动员和团结的能力，苏联……消灭了最危险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到战前无法相比的水平。”

1945年7月，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得意地向斯大林进行炫耀和威胁。1945年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合情报司令部准备了一份对苏联进行原子弹轰炸的目标。当时人们的共识就是“苏联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来保卫自己”，连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承认这“绝对必要”。斯大林在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向有功人员颁奖时说：“如果我们晚一年半造出原子弹，那我们可能就得亲自‘尝一下’它的味道了。”

评价斯大林：“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这是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官方教科书对斯大林的最高评价。书中认为：“为了能有助于弄清斯大林历史作用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把斯大林放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框架中审视，而且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丘吉尔绝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他死后却留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就奠定了对斯大林客观评价的基调。

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特点，该书认为这种特点不能以执政者个人品质或心理特点来评价，主张从俄罗斯国情特别是其传统文化的特点来解释：“在与西方开始了‘冷战’的条件下，对斯大林等领导来说，根本不可能谈到国内制度民主化问题……进一步动员和集中成为对内政策的主要方向。”“在俄罗斯国家传统上第一把手的权力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该书还认为，斯大林实现了信仰、君主制、多民族单一国家体制三者的结合，“最终，正是斯大林创立了单一制的国家”。

该书基本认同斯大林发展国民经济的赶超战略、经济建设的“强行军”以及实行集中统一的执政方式：“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了加速现代化的公式：‘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941年夏天的事件证实这个预测具有充分的道理……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在受到类似严重威胁的条件下，甚至所谓‘温和的’和‘灵便的’政治体制，照例会演变成对实行严厉的政治组织有利的形式，……这是由于处于‘被包围的要塞’形势下（既面临外部侵略的威胁，同时又缺少发展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决定的。”这一客观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空喊抽象民主的西方政客无言以对。

该书总结了世所公认的斯大林的成就：“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不仅使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苏联对外关系：超越霸权主义的客观评价

同时，书中也指出了斯大林执政时期另一方面的后果。

在全球化的新环境里，《俄罗斯现代史》坚持把俄罗斯的现代历史放进整个世界环境中分析，在历史编纂学上开辟了“国情与世情”的新视野。

（1）战后两大阵营形成中，苏南关系的恶化，双方都有责任。

战后不久，随着丘吉尔铁幕演说和杜鲁门的反共计划，美、苏反法西斯盟国关系开始分化，不久后苏南关系恶化。这两件事来自同一个根源：美国统治集团实施的反共主义和遏制主义。

苏联反法西斯的胜利进军，使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共产党人（主导）的政权，阻碍了美国战后称霸欧洲的美梦。美国企图利用“马歇尔主义”的“美援”为诱饵，在苏联与东欧国家中打进分裂的楔子。《俄罗斯现代史》指出：“美国制定的‘马歇尔计划’……从一开始，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就必须接受所谓‘民主’的条件，而实际上是接受执行反苏方针的条件才能得到援助。”1947年，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莫洛托夫率领的参加巴黎“马歇尔计划”的苏联代表排斥回国。

同时，“美国原期望某些东欧国家会以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对抗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果然表示“渴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苏联则对波、捷两国做了工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这实际上是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塔、波茨坦谈判桌上斗争的继续和进一步展开。

美英发动冷战后，斯大林于1946年6月就成立九国情报局之事首先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进行协商。铁托表面上应酬斯大林，实际上热衷于建设由自己控制的“巴尔干联邦”。《俄罗斯现代史》简要记叙了矛盾的发展：

早在1943年10月9日，铁托就在书信中表达“我们应该在军事的和政治的意义上成为巴尔干各国的中心”。当保加利亚解放后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商谈联邦事宜时，铁托认为保加利亚只能取得类似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小国那样的地位。这引起了南、保两国之间的争执。铁托没有与苏联沟通，私自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常驻。因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了指责。

1947年9月，九国情报局在波兰召开成立会议。在苏共的坚持下，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并于翌年1月中旬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情报局第二次会议。苏联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铁托另立中心的基本想法。1948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声明，宣布苏联政府不赞成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筹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的计划，苏南矛盾逐渐公开化。此后，苏共中央做了种种努力，如邀请南、保两国代表会谈，与南共中央进行几次书信交换意见，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问题，都未取得预期成效。同年6月28日，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议开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开始以对国内的‘斯大林的代理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答。同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指责南共是“由杀人犯和间谍控制的政党”。铁托向西方求助，美国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条约。

从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情报局有对南共处理过重的错误；同时也应承认，铁托当时也有不顾全大局、另立中心、激化矛盾的部分责任。

（2）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定性分析，在匈牙利和东欧各国都有分歧。

该书对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做了客观表述：“应当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严厉地批评执政党，情况特别严重的是波兰和匈牙利。”该书认为，把波兰十月事件称作“人民骚动”，把匈牙利事件称作“真正的反共起义”；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部原因有两个：“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第二，美国‘自由之声’等西方无线电台公开号召匈牙利人发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并暗示说西方将给予军事援助。”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书中对事件内容的描述与实际相符：“1956年10月29日，布达佩斯市委和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大楼被攻占……共产党员被绞死、被折磨致死、被枪决。10月31日，匈牙利反共派头目、红衣主教约·明曾蒂从看守所里被释放出来。伊·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匈牙利事件以往的争议是：到底是继续称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是采纳匈牙利反共势力的说法？现在用“反共起义”来描述匈牙利事件，体现出事件本来的性质，这是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派都能接受的定性。

（3）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

《俄罗斯现代史》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出卖波兰、逼迫波兰执政党服从西方指引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径。1989年4月，当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邀请“团结工会”活动家马佐维耶茨基组成联合政府、遭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抵制时，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克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此后，他号召‘推进民族和解事业’，批准了波兰从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过渡……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戈尔巴乔夫驯服了一只虎，想来，他甚至已经在鞭策他了’。”

书中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干涉民主德国的情况：“1989年10月初，在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随即，民德发生了大变局。”“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停止国内游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回到莫斯科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戈尔巴乔夫还下令驻东德的苏军（近50万人）不要干预东德国内发生的事件。”

该书还展现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12月访问华盛顿时的情景。据布什日记记载：“我强调说，‘我们支持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戈尔巴乔夫说，‘我同意。’我又寻求确认，‘第二部分也同意吗？’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对两部分都同意。’”戈尔巴乔夫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如凶神恶煞，但在美国统治者面前奴性十足。

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

《俄罗斯现代史》对于苏联的解体做了比较客观的记录和分析，并提及普京的评价：“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书中指出：“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现在，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产主义中国高于民主的俄罗斯。”

揭示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是个“大骗局”

20世纪90年代迫不及待的“私有化”浪潮，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和面貌。该书指出：“在1989-1991年期间，自发的官僚私有化就已经开始了。盖达尔政府特别是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书中引用了被称为俄“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谈到私有化时的自白：“本质上全民财产被偷窃一空……国家财产大致以两种方式被掠夺：第一种，国有企业的财产被改编为某个新组建的股份企业的部分财产；第二种，经过简单的赎买租赁，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自始至终，所有自发的私有化都是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但想要证明这一点完全不可能。”

该书描述了1992年4月6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私有化的报告时，引起会场一片反对声：“代总理盖达尔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更大的愤怒。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所允诺的经济援助，这被认为是值得乐观的主要理由……4月11日，对修改经济改革决议投票时，各部长们愤然离开会议现场，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可见，当时叶利钦推进私有化改革，将唯一的希望压在西方的巨额援助上。而美国援助的承诺很快破灭，他的改革计划也全部崩溃。

经过1995年的抵押拍卖和后续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经济完全落入操纵IMF的美国人手里。“每年的国家预算都必须得到IMF的通过。任何独立政策的实施如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意见，国家就面临破产的危机。”作为政治结果和经济结果的副产品，就是寡头资本主义的产生。

揭示叶利钦的最后检讨和交出权力的真相

书中指出：“叶利钦一直未能找到可信的人和相对能够保证叶利钦及其亲信免受司法追究或不经司法程序而遭迫害的人。”1999年8月9日，随着斯捷帕申总理被解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被任命为总理。普京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叶利钦在发表的迎接2000年的讲话中宣布：“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胜任总统的职务。”

在俄罗斯人眼里，叶利钦最成功的事情大概就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接班人。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普京的口号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是首要任务”。虽然他表示，“政府不会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但也绝对“不能容忍商界使政府权限私有化的图谋”。

美国霸权主义导致美、俄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理解叶利钦和普京的施政方针，还得从俄美关系来判断。《俄罗斯现代史》指出了美国在整个苏联解体过程中施展的欺骗手段。

书中指出，华盛顿并没有把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当成朋友，原因是“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它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美国提出的“把西方技术资本与俄罗斯的资源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意见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贸易中不给莫斯科提供最惠国待遇”。美国这种实用主义的欺骗手段严重伤害了俄罗斯人的尊严和基本信任。

书中说，“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华约组织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准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么是否值得摧毁华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这是“被崇拜西方的民主派自1988年满怀激情地继续政策失败——俄罗斯重新被孤立”。

面对西方的种种流氓行为，曾经的俄罗斯亲美势力几近精神崩溃，十年间俄公众对美国的正面评价从1993年的74%下降到37%。

中俄学者在历史研究领域将有更多共同语言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决定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认识真理的能力。在普京总统的坚强领导下，俄罗斯正在破浪前行。中国学者读这本书后会产生许多同感。

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

正如该书所指出的：“今天爱国主义的题材受到新的重视。这是尊重自己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情，这是对历史、对自己的‘可爱祖国’的爱护态度。很多人把爱国主义与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觉醒，与个人对国家命运和国家文化的未来所负的责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成为中俄两国人民最基本的觉悟。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恢复历史进步的本来面貌

国家要走向繁荣富强，要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绝不能无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破坏。国内外敌对势力抹黑国家进步事业的历史，丑化人民敬仰的执政党和领袖，这实际上是颠覆和反颠覆斗争的一部分。只有恢复进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才能鼓舞人民团结奋斗，实现民族幸福和进步。

从本国特点出发，独立自主发展

西方国家将自己信奉的原则称作“普世价值”，动辄指责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符合他们的“普世价值”，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正如书中所指出：“俄罗斯所有成功的统治者的突出之处是，能认清自己国家的特点……俄罗斯国家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今天，中俄两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必然具有独立自主的共同语言。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不断增加，两国历史学者在评价苏联历史、评价国际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也不断增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学者对历史问题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断地在研究中尊重实践、探索真理、求同存异，中俄历史学者的共同语言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不断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合作。

（编辑  碣石）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摆开“战略竞争-对抗”的架势，与新疆相关的问题，经常成为他们的舆论攻击点。新疆问题事关国家主权，涉及历史、民族、宗教、现实和未来，在长治久安的大目标下，应从理论到实践形成长期方针，久久为功，做好“文化润疆”工作。

景观旅游与文化旅游

新疆地域辽阔，旅游资源丰富，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旅游也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新疆有关部门以“大美新疆”作为发展旅游的口号，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19年接待游客数首次突破2亿人次，达到2.13亿人次，同比增长41.96%。同期旅游收入猛增到3632.62亿元。新疆目前有旅游景点1100多处，2019年，新疆（含兵团）已有13家国家5A级景区，在全国各省市区中位居前列。加上国家4A级景区90家，使新疆全区国家4A级以上景区突破了百家。2018-2020年，新疆实现旅游带动当地就业10万人以上。

新疆目前的热点景区多为自然风光，如雪山、草原、大漠、峡谷等，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也以自然风光为主，表现自然生态、当地特产等简单的旅游元素。总体而言，文化旅游的深度和广度，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

新疆历史悠久，从西汉到晚清，张骞、班超、玄奘、林则徐、左宗棠、刘锦棠等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为内地与西域进行友好交流和开发西域，做出了不朽贡献。新疆（西域）与华夏民族紧密相关的历史从张骞算起也有两千多年，文化遗产相当丰富。对这许多文化遗产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进行发掘、正确评价、纪念并开展文化旅游，对启迪当地群众对于历史的正确认知，非常有价值。如何开发利用好这些历史遗产，是当今需要认真面对的一大问题。

新疆的历史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伊斯兰教进入以前的文化，二是伊斯兰教进入以后的文化。前者更为丰富多样。从10世纪南疆第一座清真寺算起，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约一千年。但伊斯兰教传遍整个新疆地区大约经历了700多年。也就是说，在新疆漫长的历史上，非伊斯兰文化曾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并且在很长时间里伊斯兰文化与非伊斯兰文化保持共存。从历史过程看，伊斯兰文化进入新疆后，对于非伊斯兰文化基本都采取破坏、排斥、贬低的做法。新疆地区大量非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因此遭受毁坏、冷落以至于湮没，很多处于保护不力、任其自然消亡的状态，更谈不上开发利用。

我们认为，开发新疆文化旅游的核心观念，是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宣传，使新疆民众认识到，伊斯兰文化并非新疆自古以来的文化，更非唯一的文化；维吾尔族也是逐步融合形成的民族。与教育不同的是，文化旅游的开发可以使新疆民众认识到，新疆所有非伊斯兰教的文化在全世界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并能使维族群众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新疆文化旅游的开发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让新疆民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文化多元的综合价值，并与全球文化多元主义相衔接，减少或消除外部舆论压力。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步实现“文化润疆”的战略目标。

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

新疆境内绝大多数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都是唐代以及唐以前的产物，因此，新疆文化旅游可以注重开发和推广这一类文化旅游项目。例如，新疆博物馆里小河遗址、尼雅遗址等极富历史价值的考古发现都具有世界影响，应该加大研究，并通过国内外巡展、深度开发等方式，充分融入新疆的历史叙事。

喀什的“耿恭祠”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案例。耿恭是陕西扶风人，东汉时任驻守北疆屯垦的校尉，军衔并不高。当年耿恭曾率数百士卒坚守孤城，抵御匈奴2万多人入侵长达一年之久，一直等到援兵到达才解围。耿恭所部回到玉门关时，仅剩13人。清朝晚期，刘锦棠率兵平定回乱、追剿逃往国外的叛乱者时到达喀什，1880年在喀什老城修建了耿恭祠。耿恭抵御匈奴的地点并不在喀什，而是在现今北疆奇台地区，因当地地名疏勒与喀什地区的疏勒同名，刘锦棠因而修建了耿恭祠，以缅怀先辈抗击外敌入侵的事迹。岳飞《满江红》词中“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出自耿恭的典故。1956年，年久失修的耿恭祠在地震中坍塌。由于当时反对封建迷信以及反对“大汉族主义”等原因，耿恭祠废墟被彻底清除。2015年，喀什老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有关部门决定重建耿恭祠，2019年，耿恭祠在原址新建完成。新撰写的《耿恭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祠中还同时供奉专司文章才运的‘奎星’与掌管人世福寿文化的‘文昌帝君’；让这种传统的文治意向与赫赫武功同祠并列，正是要告诉后人，治理西域当文武相辅、和衷共济，才能千秋万代永葆统一。”此后，有关部门还以耿恭事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大汉十三将》。耿恭祠重建，《耿恭祠记》中的文字，耿恭题材电影的拍摄，如今能变为现实，令人欣慰。

从历史到现实，两千多年来，屯垦戍边在保卫新疆、维护统一的大业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未来仍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此若没有理论上的明确的宣传原则，既不利于文化旅游的开发，也不利于对外宣传。西方媒体污蔑新疆棉花“大量使用强制劳动力”，事实上，作为棉花生产主力的生产建设兵团早已都用大型机械摘棉。我们为何不能及时用兵团机械摘棉的事实批驳西方的污蔑？担负屯垦戍边重任的兵团，本身继承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其自身的文化旅游价值，同样有着很大的发掘空间。

新疆完全可以利用兵团现在的地理条件和古代屯垦戍边的遗址，建设一个大型的屯垦戍边博物馆或实景地，以充分、完整地体现中国历史悠久的屯垦戍边史，以及新疆地区的农业、牧业和现代工业发展史、民族团结融合史。王恩茂曾经说：新疆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我们在乌鲁木齐市的国际大巴扎看到兵团设立的一个简单的营业点，主要出售兵团的各种纪念品，引来很多游客络绎不绝的采购，说明兵团文化同样具有经济价值。我在359旅所在部队第一个屯垦戍边的地方——兵团一师所在地阿拉尔市参观了“359旅纪念馆”，展览内容非常好。我问讲解员：有没有更详细的专著？讲解员说有。但是询问了全市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也买不到这本多年前出版的专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大力推广的教材。事实上，兵团70年的历史，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深入挖掘，成为文化旅游热点的潜力，甚至可以吸引很多外国游客。另外，新疆建设兵团分布新疆各地，在其所辖范围内，有很多古代遗址，例如汉代烽燧、铁门关、唐王城等，兵团辖区内同样也有很多优美的自然风光，但美中不足的是，兵团旅游与整个新疆旅游一样，更多关注本地自然风光之壮美，而对本地文化传统因素的介绍有所忽视。

如果兵团的文化旅游得以充分发展，有助于民众建立兵团与新疆从来都是一体的观念，对于强化民众保家卫国、国家统一的意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从而避免将兵团视为新疆地区“外来人”的错误观念。张骞出使西域的线路和遗迹，班超、玄奘、林则徐等人在新疆的行走路线和遗迹，古代王朝在这里设立机构和经营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的遗迹，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今天的中国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正面展现和阐述这些历史。

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新疆地区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遗迹，它从3世纪开始初创，一直到9世纪衰落，历经五百多年，是佛教东来、传入中国的重要节点，并早于国内所有的佛教洞窟、石窟。因年代久远，克孜尔千佛洞遭遇一系列破坏。克孜尔千佛洞仅从年代上说就超过很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因此，晚清以后，它引来很多西方和日本的探险者，历经千年劫难的佛教艺术再次遭遇洗劫，西方探险家将部分仍然遗存完好的壁画剥离下来，带回西方。如今，克孜尔千佛洞最精美的成果，大都流落在西方多个国家的博物馆中，中国不得不向西方提出复制申请。克孜尔千佛洞目前一些最精美作品的呈现也不得不借助这些复制品。

新疆有很多类似克孜尔千佛洞的前伊斯兰教文化遗产，如何开发利用，既需要整体统筹，也需要个案分析。克孜尔千佛洞邻近库车作为“独库公路”的终点，近年来成为很多新疆自驾游者的歇脚点，给库车带来了大好的发展文化旅游的契机。

文化旅游与扶贫致富

新疆的旅游近年发展很快，有关部门统计显示，已带动当地10万人就业。这个数字并不大，应该还有较大潜力。目前新疆注重扶贫脱贫的旅游项目包括农家乐、民宿、休闲采摘、观光农业、休闲乐园、景区旅游等，大都与文化旅游无关。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扶贫对象的文化水平较低，难以满足文化旅游的要求。当然，文化旅游项目不多，也是一个原因。

新疆各地有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待开发旅游项目。新疆的文化旅游开发，应优先录用少数民族，尤其是贫困户。以此为契机，一方面使当地群众多接触非伊斯兰文化、了解本地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另一方面，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非伊斯兰文化能带来富裕，并且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形成示范。新疆建设兵团内的少数民族员工，在扶贫脱贫、民族团结、军民共建等方面成效显著，应该大力宣传。整个新疆地区，不论兵团内外，只要民族团结做得好，就应该获得政策支持，例如投资政策的倾斜。

多年前在新疆的一些大巴扎看到丝绸产品，商家大都声称丝绸来自土耳其。新疆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历史上留下众多丝绸文化遗迹。我在伊犁地区看到，有数百年历史的高大桑树林，现在没什么经济效益，只为普通的农家乐提供树阴。南疆莎车地区是新疆最大的绿洲，曾经是新疆重要的丝绸产地。当地农科院的维族科研人员告诉我们，他年轻时曾经公派到苏州学习从种桑养蚕到织造印染的完整丝绸工艺。由于种种原因，莎车的丝绸业目前只保留了很小的规模，仅够维持，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长此以往，维持也很困难。

内地的丝绸产业既然可以将原料产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也可以将一部分原料产地转移到新疆，这种转移与合作一方面可以使“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的概念更加名副其实，“丝绸之路”得以具象化；另一方面可以给新疆本地群众增加收入，为扶贫减贫提供助力；同时还可以加强新疆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与文化联系；此外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发与丝绸相关的文化旅游。

位于阿克苏地区的刀郎部落是新疆地区文化旅游扶贫比较成功的案例。20年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刀郎部落。一名生活在新疆的四川歌手给自己取了“刀郎”的艺名，他因一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遍全国，“刀郎”这个名字由此广为人知。虽然歌手“刀郎”与刀郎部落并无多大关系，但借助他的艺名，“刀郎部落”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十多年后，“刀郎部落”成为国家4A景区，使得几十个建档立卡户脱贫。这是一个因文化交流融合而导致的扶贫、脱贫案例。刀郎部落在新疆有约800年的历史，长期以来，这个部落在新疆属于边缘群体，生活在沙漠附近，生存条件艰难。今天“刀郎部落”已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

刀郎部落有独特的历史。唐末伊斯兰教进入新疆，首先在南疆喀什地区立足，后来逐步扩大。蒙古人进入新疆后，察合台汗国首先放弃了成吉思汗的“所有宗教平等、自由”原则，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强迫改宗。刀郎部落当初不愿皈依伊斯兰教，面对强迫改宗的暴力威胁，他们逃往偏远地区，追求信仰自由。刀郎部落实际上是多民族融合形成的，如今这个部落依然奉行的祖先崇拜、饮酒习俗、偶像雕塑、绘画艺术等，就是他们保留传统文化、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遗留证据。我们认为，实事求是地面对真实历史，应该成为新疆发展文化旅游的基本原则。包括刀郎文化中木卡姆艺术，与莎车、哈密、吐鲁番等地的木卡姆艺术一样，都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文化，而是新疆原先的历史文化在多民族融合中，同时融入伊斯兰文化的产物。

新疆是我国玉石的重要产地，玉石产业每年给新疆带来超过100亿元的产值。新疆玉石行业的从业人员以汉族居多。与内地相比，新疆玉石产业的设计、加工水平都比较低。玉石作为潜力巨大的行业，应该为扶贫、脱贫做出更多贡献，例如，吸收少数民族贫困户进入玉石设计、加工领域。可以通过与脱贫致富经济活动的紧密关联，让新疆各民族群众逐步认识到，类似体现在玉石加工这样的远比伊斯兰历史古老的文化产品，以及其他类似的文化旅游事业，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这是实现“文化润疆”的关键。

伊斯兰教本土化与还原历史

民族问题往往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宗教问题实质也是文化问题。在新疆，伊斯兰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已有千年，本土化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新疆的文化旅游开发，应该在这个方面同时下功夫。

佛教也是外来宗教，作为对比，佛教的本土化比较彻底，主要是其在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华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因此，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较少引发激烈的冲突。从佛教角度看，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精神领袖本土化，二是宗教圣地本土化。而宗教圣地本土化与文化旅游的关系更为紧密。

佛教在新疆的历史远比伊斯兰教更为悠久，利用文化旅游，可以考虑逐步恢复新疆地区、西北地区的佛教传统。新疆和西北地区也的确有不少历史资源可以利用。辛亥革命以前的历代中央政府也有意识地在新疆等西北地区推广佛教和道教，迄今为止，这些场所有的依然存在，只是香火不旺。可以考虑在文化旅游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佛教与道教。天池作为道教王母瑶池的实景依托，可以逐步强化，使之成为道教的新圣地。

通过历史文化的弘扬，让各少数民族自身多源头逐步融合的历史过程，纠正某些不正确的历史观念；真正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的文化多元、宗教自由、宗教平等局面，使得新疆等伊斯兰教地区为全世界的伊斯兰教提供一个多宗教、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繁荣发展的榜样。

文化旅游与国际话语

清末以来，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很多珍贵历史文物是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这些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与伊斯兰教无关。它们被贪婪的西方人掠夺、搜刮、珍藏。首先从一个侧面可以证明新疆地区非伊斯兰的历史文化遗存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一点应该让新疆各族民众普遍知晓。其次，新疆地区大量历史文物被西方窃取，使得西方形成了对新疆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解释权、话语权。事实上，西方自身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如中国以及新疆，因此，常常对新疆与中国历史缺乏正确认识，很容易形成只符合他们自身利益、损害中国利益的历史解释和历史结论。这种状况对于中国极为不利。

有鉴于此，建议有关部门开展一项长期工作：为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建立详细档案。尤其是那些通过非法手段、非法途径流失海外的中国珍贵文物。新疆地区被掠夺的文物可以作为先行启动的重点。这些资料和数据可以在境内外媒体、网络上公开传播，并由民间机构主导发起追讨和索回流失文物的世界性活动。新疆地区每一个与流失文物有关的文化旅游景点，都可以组织当地民众和国内外游客实施“索回流失文物签名”活动。并可联系埃及、希腊、印度等有大量文物流失的国家，在联合国共同发起“流失文物回归原地”的活动。不论这一活动的效果如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淡西方对于中国、对于新疆地区乃至对于整个非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通过这一活动的长期开展，在全世界呈现西方近代扩张史上掠夺、盗窃他国财富的真实面目，揭露西方的贪婪本质。从而打击西方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傲慢。全世界后发国家的联合行动可能还需要深入地沟通与斡旋。

中国自古以来便牢固建立了世俗化与宗教自由和谐并存的典范。今天若能将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方案完美地结合，不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有裨益，而且还能给全世界约70%的宗教人口提供一个成功的借鉴。新疆大有可为。

（编辑  季节）

1982年4月14日下午，王震住所党支部召开会议，王震在会上谈道：“请同志们注意，我打过仗，工作过的地方多，老部下多，来找我的人也多。见见他们，这也是我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一个途径。希望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对他们，特别是老区、贫困地区来的同志要有阶级感情，要热情一点、客气一点。老区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很大牺牲和贡献，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一）

王震的住处的确经常是门铃“叮当”不断。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来人时，只要工作人员向王震报告，他都要挤出时间接见。

1983年6月，贵州省毕节地区的代表周平一来了。1936年2月，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长征时曾路过毕节。周平一是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的女儿，周素园随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延安，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周平一向王震汇报了当年与他在一起合影的大方县八堡乡六寨苗族9名游击队员的情况。当听说其中有7人早已牺牲时，王震的眼睛有些湿润。两名幸存者这时都已超过70岁，他们在带给王震的信中说：“我们除盼望首长能给我们回信外，还希望见到您一面。”王震当即委托与周平一同来的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顾问、当年的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先代表他前去看望两位老人，并说：“收到他们的来信，我很高兴。但由于工作忙，暂时不能去看望他们。今后我有机会到贵州时，一定会请他们到贵阳见面。”

嘱咐完这件事，王震便急切地问：“现在毕节地区各族群众的生活如何？”周平一迟疑了一下说：“有所改善。”王震说：“具体一点讲。”周平一欲言又止。王震见状，笑着对她说：“当年我与你父亲可是无话不谈。你要说真话，我就是要听真实情况。我这里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周平一这才说：“报上宣传、向上汇报时，都说成绩很大、变化很大。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有一多半的农户年人均收入仅几十元，一天仅能喝两顿照人影的面稀糊糊。很多人家连盐巴都吃不起。”周平一汇报完，王震便激动地说：“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忘记老区、贫困地区人民。我准备向总书记胡耀邦汇报，请他到毕节地区看看。在北京，我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向老区、贫困地区投资、倾斜。你回去告诉当地政府，那里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要大办水电站，还要把当地的生漆、烤烟、药材这三件宝的生产抓好，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他又叮嘱道：“也请当地政府考虑一下，若有真正的好项目，可以给我打报告，我批给有关部门，请他们论证支持，使老区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

当年12月31日，胡耀邦到毕节视察。此后，中央统战部智力支边领导小组、全国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把毕节地区列为老区、贫困地区重点扶助对象。

1991年，周平一又来看王震。她说：“我最近到了一趟纳雍县，看了九户人家，仅有两床棉被，其中一床还是把女儿卖给湖北人做媳妇后，女儿给寄来的。他们住山洞、盖稻草，连张床都没有。上级拨的扶贫款被挪作他用，拨的修路款被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几次转手承包，层层偷工减料，桥刚要通车便塌了，还砸死了几个人，路没跑几天便坑坑洼洼。党风、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状况也很不好！”周平一汇报完后，王震左手摩挲着前额，沉默了很久才说：“你所说的纳雍县的贫困状况，不是别无分店。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不好，这在全国已带有普遍性。关键是一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了，农村基层组织瘫痪。现在全国农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只要认真抓下去，就大有希望。”

毕节地区的发展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中央和王震亲切关怀下，贫困面貌逐渐有所改变。1983年，毕节的人均收入仅有102元，财政收入位列贵州省倒数第一；到了1995年，人均收入已增加到526元，财政收入也跃居全省第三名。

（二）

江西省永新县是湘贛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王震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近四年。全国解放后，1961年6月，他专程回到永新，看望这里的父老乡亲。1984年至1991年，他在北京五次接见永新县的代表。几次受到王震接见的县党史办主任左招祥回忆说：“尽管王老离开永新50多年，但他仍记得我们的不少方言。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说‘咕啦’（‘咕啦’是永新方言中最具特色的一个词，用法广泛，大体上是‘什么’的意思——编者注）。这是我们当地的习惯，使我们感到很亲切、无拘无束。接着他便让公务员给我们沏茶、拿水果，然后便询问老区人民的生活、经济建设，为我们老区尽快富裕出谋划策。有几次，他还特意安排我们和他们全家一起吃饭。”

1984年7月12日晚，王震听完永新县代表汇报后，叮嘱他们说：“你们回去后，要转告永新、莲花县领导，要教育老表们不要急于盖房子，钱先存在银行可以生利息，或集股用来发展生产。永新缺煤，要向上级汇报，那一带有煤，应抓紧勘察，早日以煤代柴。永新也十分缺电，没电，群众生活不方便，工业也上不去。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指挥打了一个大胜仗的龙源口那里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可以用‘省里要一点、县里挤一点、群众集一点’的办法修电站。东门禾水河上的桥得修了，否则在汛期，东部六个乡的交通便无法解决。”王震还亲自写信给水利电力部和江西省，希望他们支持永新等老区的建设。此后，王震又先后两次听取汇报、解决问题。

1990年11月前后，龙源口水电站和东门桥先后竣工。龙源口水电站年发电1000多万度，直接经济效益180多万元，不仅解决了南部六个乡的生产生活用电，而且可以灌溉1.8万亩土地，同时对5000多亩土地有防洪作用，1995年还产鱼近10万斤。东门桥打通了东部六个乡与全县的交通，缩短了永新到泰和、井冈山的路程。1984年，永新县有近3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县人口70%以上。1995年，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下降到7万多。每当谈起永新的变化，老区人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王震。他们激动地说：“王老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他不让我们盖纪念馆，却让我们把钱用在生产上。虽然没有纪念馆来展示他的光辉业绩，但是这些业绩都装在我们脑子里，刻在我们的心上。”

王震关心整个江西老区。1986年10月，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江西日报》特地派记者来北京采访王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并未冲淡王震对江西人民不屈不挠、开拓前进精神的深刻记忆，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儿女，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就有23万多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老表们不怕流血牺牲，他们前赴后继，送男送女，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情很高！”“那时，根据地是很苦的，没有粮食，老表筹集粮食拥护红军……江西人民从人力、物力上对红军支援很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微笑着对记者说：“在今天的‘四化’大业中，老表可要继续奋斗啊！要开创新的局面，要有新的作为、新的更大贡献，才无愧于光荣的历史，无愧于先烈的英灵嘛！”

王震对江西的山山水水，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他曾说：“除了我的家乡湖南，江西是我去得最多的省份。江西是我的第二故乡。”当谈到江西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但与先进省份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时，王震一边拍着记者的头，一边风趣地问：“人家姑娘找对象，有癞痢头的不要，是不是？”记者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给问懵了。江西的头癣病旧时比较流行，曾有“江西的头，湖南的脚”的说法。不待记者明白过来，王震就认真地说：“有癞痢头不好，人家姑娘不喜欢；贫困落后也不好，不光彩，那就下决心把它彻底根治掉嘛！”记者恍然大悟，原来王震是把贫困落后比作头癣病，勉励江西人民奋发有为、治穷致富！“江西人民要成为‘四化’大业的先锋，中央批给几个项目固然重要，但关键要有很强的进取心，”王震挥了挥手臂，激动地说，“江西人民要勇于开拓，要保持过去那种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精神嘛！红军时期，江西人民不是什么苦也不怕，什么风险都挺过来了吗？连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难倒江西人民呢？！江西基础比较薄弱，在前进的路上，会遇到更多的‘雪山’和‘草地’，这就需要江西人民更加努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艰辛。”他提高了嗓门说：“江西是有艰苦奋斗的传统的！50年代江西开发山区、建设山区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农垦职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荒丘野地、光山秃岭上植树造林、开荒种粮，发展畜牧业，兴办工厂，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靠的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嘛！江西人民要发扬这个传统，用自己的力量来振兴江西。”

（三）

王震还时时关心着湖南省的建设。1983年9月20日，他让秘书给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说：“请派几位懂经济综合工作的同志到北京，我有些想法与他们谈谈，让他们回去后再给毛致用书记、刘正省长汇报。”9月25日晚，王震在家里接见了湖南省政府派来的四位同志。从晚上8时10分开始，一直谈到深夜11时 5分，长达近三个小时。王震仔细询问了湖南各方面的情况，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中心是如何搞好湖南经济。王震说：“湖南有不少老区，也有不少贫困地区。把整个湖南的经济工作搞好，让老区、贫困地区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不仅有经济意义，更有政治意义。不能一讲改革开放，就是盯着沿海。现在提出翻两番，湖南怎样翻两番？湖南应该把陶瓷、丝绸、茶叶搞好。瓷土、陶土是湖南的优势，要很好地发展湖南的陶瓷生产。湖南应成立陶瓷总公司。”王震询问了铜官陶土开采的情况，当听到是由大队、生产队开采时，王震说：“光这样不行，要搞国营的，对陶土资源要爱惜。现在国际市场兴做陶器。瓷器中含有铅毒，而陶器没有铅毒。”王震详细谈了陶器的花色品种。他说：“花色品种要更新。陶器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工艺美术特点……要在国际市场有竞争性。有的要仿古，有点花纹，不要上釉，还要有成套的茶具、酒具、中餐具、西餐具。工艺要细一些，要讲究质量。产品要有高档的，也有中档的，中档的要老百姓买得起。要降低成本，价廉、实惠。”

王震对发展湖南的食品工业也十分关心。他说：“现在湖南的食品没有什么名产。过去湖南食品有许多名产，九如斋有许多东西。现在九如斋丢掉了，腊肉也没有过去的味，现在就只剩下一个臭豆腐。日本现在很需要蒜、姜、辣椒、花椒、胡椒，你们要研究小包装，研成粉末。要精加工，搞高档产品、名牌产品。湖南要发展茶叶。毛主席过去喜欢喝湖南茶，连茶叶都吃了。茶叶可提神，有营养价值。要做到价廉实惠。内销外销都要搞，内销市场也很广。”王震详细问了湖南水产的发展情况。他说：“湖南是鱼米之乡，有湘、沅、资、澧、洞庭湖，要发展水产。”王震仔细问了桂鱼、螃蟹、乌龟养殖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光是鲢子鱼不行，要发展优良品种，要多养点青鱼、鲤鱼。”王震还说：“现在搞体制改革，就是要成立公司，有的可以搞跨省公司，设经理、董事长。今后省长就领导公司，党委抓政治思想教育，掌握方针政策。”最后，王震说：“要货畅其流。光靠小商小贩长途贩运是不行的，政府部门应该组织。现在有的人只讲私人的，不讲公，这是不行的。要讲社会主义，要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都要兼顾。”

湖南省委、省政府被王震的精神深深感动。将军为湖南经济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符合湖南实际的中肯意见。省委、省政府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办法。王震的意见对湖南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84年7月，王震听说当年5月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则离休干部喻杰回家乡带头集资办小水电站的消息，便让秘书找来报纸细看。消息中说，1970年喻杰离休后回到家乡——革命老区湖南省平江县嘉义乡，帮助当地群众建起一座小水电站。随着山区经济的发展，他又提出国家、集体、个人投资办水电股份公司的建议，并带头把自己多年积蓄的11000多元投资给公司。当初在湘赣根据地，王震任湘赣省军区代理司令员时，喻杰是省军区后勤部长。看了这则消息，王震很高兴。他立即口述，让秘书记录，并亲自修改，给喻杰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喻杰同志：

你好！

当我从1984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读到你带头集资办小水电站的消息后，甚为高兴。

我从1932年就认识了你。那时先通过湘赣苏区红十八师师长徐洪的介绍，后经过直接接触，逐渐对你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艰苦的武装斗争环境里，你一直做后勤供应工作。你克己奉公，关心同志，关心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保障前方指战员的生活必需，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解放后，就任粮食部副部长期间，你也一直保持和发扬这一精神。

你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更珍惜革命的晚节。离休后，你本可以在大城市安享欢乐，但仍葆革命之锐气，1970年返乡，与家乡人民一道开发建设山区，不仅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无私投资于家乡建设，而且不顾80岁高龄，策杖奔走在青山绿水间，为办好家乡的水电尽心竭力。这种为人民谋利益、鞠躬尽瘁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前几天我见到胡耀邦同志，在交谈中，耀邦同志非常赞赏你。

最近，我们许多已经离休和即将离休的老同志谈起你带头集资办水电的事情，他们表示要向你学习，善始善终写好自己历史的最后篇章。孔夫子主张“老有所终”，我赞成老有所为。人虽然离休了，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领域还相当宽广。愿一切老同志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革命意志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减，为四化建设贡献余热。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蓬勃发展，但由于国家的财力、物力仍有限，所以我赞成你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投资办水电公司的方针。就是个体集资合股办，我们也大力支持。办水电是这样，办其它事情也是这样。

望保重身体，并问暑安。

王震         

1984年7月17日   

信写好后，王震又在信的前面亲笔写道：“毛致用、刘政同志：我给喻杰同志的信请考虑可否在《湖南日报》上刊出？王震”。

1984年8月9日，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给王震回信说：“您给喻杰同志的信寄给我们后，我们和宣传部、湖南日报社的负责同志一起认真进行了学习，并于7月21日全文刊载在《湖南日报》第一版上。早在7月14日，我们还在《湖南日报》第一版头条以‘只愿明珠遍山乡’为题，报道了喻杰同志带领群众办水电的事迹。您的信和喻杰同志事迹发表后，各方面反映很好，许多同志都表示要以喻杰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努力把小水电和其它各项工作搞上去……努力振兴湖南经济。”

1990年7月5日，湖南省副省长陈彬藩和岳阳市副市长叶树松前来看望王震。听他们汇报了湖南的经济情况后，王震说：“湖南没干劲，搞不赢人家。”陈彬藩马上说：“不是没干劲，是政策不如人家优惠。我们没有外贸出口权，肥猪、山货等都得运到广东去，大头让人家赚走了。”接着，他对王震说：“岳阳有水、有电，交通便利，劳动力便宜，在靠近长江城陵矶港口的芭蕉湖，有20平方公里，没有多少人家，省委、省政府意见，先在那里搞四平方公里开发区，一不要中央的钱，二不减上交中央财政的任务，我们决心搞好。湖南过去是为革命、为国家作了贡献的，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过现在有些地方还很穷，先忧了还没有后乐，请王老支持老区富起来、乐起来。”王震说：“支持湖南搞对外开放，我不做保守派！你们所讲的一不向中央要钱，二不减少对国家贡献外，我再加一条，不能污染环境。你们向中央写出正式报告，我给总书记、总理报告。湖南是毛主席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乡，要富裕起来，才能在国际上起一个好的影响，才能对得起革命先烈和老区人民。”岳阳城陵矶开发区于1991年1月获批设立，截至1996年，投资金额达到20多亿元，其中一亿元以上的项目有4个。

王震还十分关心湖北省罗田县、山西省雁北地区和革命圣地延安等老区的建设。1972年，他曾回到延安和南泥湾，看望当年的老房东和留在当地的三五九旅战士。1991年6月26日，《经济日报》记者拿着“今日延安”和“今日南泥湾”两组照片让王震审看时，王震向前去采访的记者仔细地询问了延安和南泥湾群众的生活情况。王震说：“快20年没有到那里去了，非常想念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应记者请求，王震很潇洒地写下了“向延安人民问候”的字句。王震审看的照片和问候一同刊登在6月28日的《经济日报》上。同年8月，王震决定带领当年在延安战斗和生活过的各位老同志的夫人重返延安，与当地政府和群众一起商讨加速发展延安经济的方针大计。这一计划已通报各位老大姐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及延安市委、市政府。老大姐们欢欣鼓舞，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翘首以待。后因工作繁忙，不得不推迟计划。11月，王震患病住院，从此再未离开病床，回延安的计划终未成行。王震在病床上几次谈到此事，深感遗憾。1992年3月的一天早晨6时，病重之际的王震将值班秘书叫到病床前，满脸喜悦，仿佛巨大的病痛都被驱走了。他问道：“刚才我做了个梦，你猜梦见了什么？”没等秘书回答，王震就高兴地说：“我梦见自己回延安了！”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新闻舆论机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新华社的历史乃一部战斗的历史，血与火写就的光辉历史。

新华社的历史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一样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惟一的国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领导的新闻机构，担负着代表国家发布新闻的职责，是中国权威的“消息总汇”。[1]素有“国家一支笔”美誉的新华社是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红色苏区荜路蓝缕创办的重要宣传舆论机构，始终坚持党指引的方向、党性原则和政治家办社，与党和人民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九十载与人民同心砥砺奋进，与时代同行铸就辉煌。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指示新华社：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新华社建社85周年的贺信中说：“新华社是我们党创办和领导的新闻舆论机构，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

常言道“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回顾新华社的创建史，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不能不提：第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为满足宣传上的需要，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 “红中社”）同日宣告成立，并以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呼号播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11月7日晚上，使用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公秉藩的100瓦指挥电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无线电台向全世界播发了震撼人心的特大新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节于江西正式成立了。”第二，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中央决定将其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博古（秦邦宪）任新华社社长。[2]

150余位新华人为党的新闻事业献出生命

90年来，先后有150多位新华人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英勇捐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50余位红色记者乃新华人的楷模，在中国新闻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他们集中体现了不怕困难和牺牲的斗争精神，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真理的崇高理想，勿忘人民的深厚情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开拓创新的永恒追求。不怕牺牲、对党忠诚、坚持真理、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这24个字就是新华社的红色基因。

 “不惜牺牲一切”的斗争精神

新华人即是革命战争的报道员，亦为冲锋在前的战斗员。新华社烈士的光荣业绩和献身精神系一部永载史册、用生命与鲜血铸成的史诗，当为新华人永远的指路明灯。

1939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何云在太行山区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时，为了减小目标，时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的何云带领几位同志转移到辽县东南大羊角村。28日黎明，在大羊角附近的山坡上隐蔽时，被搜山的敌人发现。何云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从1942年5月25日始至6月2日，40多名新闻战士在日军“扫荡”中英勇牺牲，年龄最小的魏文天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勤务员，牺牲时只有13岁；年龄最大的炊事员牟忠衡，牺牲时50岁；青年诗人高咏，年仅22岁；报社二队队长、负责出版印刷的董自托，32岁；30岁的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纵身跳下万丈悬崖，与出生仅3个多月的儿子永别；和黄君珏一起藏身山洞的两名女同事被凶残的日军用刺刀挑杀，其中包括16岁的译电员王健。40多位新华英烈用鲜血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3]当时《新华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陈克寒带着10名记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围并随军采访，一路冲了出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红中社早期负责人瞿秋白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1934年2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兼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首府），他每天都要为红中社写稿审稿，忙到深夜；其文党性原则强，通俗易懂，既有针对性又有指导性。《红色中华》报不定时增出党的生活版、苏维埃建设版、文艺综合版等，丰富了报道内容。发行量最多时逾四万份。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红区各地工作经验，鼓舞苏区人民斗志方面，起到积极作用。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因病留在苏区。1935年1月，形势越来越危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分局决定突围。瞿秋白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编完最后一期《红色中华》报，才向福建方向转移。是年2月24日瞿秋白一行行至长汀县濯田区露潭小迳村时，遭遇地方反动武装，不幸被俘，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身份。[4]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对瞿秋白威胁利诱以劝降，都被他严词拒绝，蒋介石遂下令枪决。6月18日，身穿中式对襟衫、抵膝布短裤，脚穿一双黑线袜和黑布鞋，面带微笑的瞿秋白用俄语一路高唱《国际歌》、《红军歌》，在长汀罗汉岭的一处草坪前盘腿席地而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令英勇就义，生命定格在了短暂的36岁。毛泽东说：“（瞿秋白）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回望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从茅屋通讯社、窑洞通讯社到马背通讯社——新华社牺牲了139位同志。全球传播史之维度回首，没有一家媒体似新华烈士这般前仆后继，在艰苦创业、充满艰险中献出过如此之多宝贵的生命！

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

“树之茂盛靠根深，人之忠诚靠铸魂。”信仰、信念、信心——温暖而坚定的力量，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只要拥有它们，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9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新华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忘我奋斗，矢志不渝。

新华社担负着“喉舌”“耳目”的神圣职责，屡经坎坷饱受考验。“新华英烈第一人”——《红色中华》报首任主笔周以栗1924年入党，是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之一，他曾协助毛泽东同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31年，《红色中华》报创刊时，毛泽东亲自点将，周以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为首任主笔兼红中社负责人。红中社创办初期，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并过问有关工作。王观澜回忆：“毛泽东同志从开始就很关心红色中华社的工作，他很信任周以栗，通过周以栗来领导报社工作。”《红色中华》最初的报头，是周以栗写的。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红中社将抄收到的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以及中央社发的其他消息，编印成参考材料分发。此乃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参考消息》。《红色中华》报头几期，栏目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活泼。国内许多地方都能收到红中社发出的新闻，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1934年11月的一天夜里，周以栗遭敌人包围被残杀于血泊中，牺牲时年仅37岁。[5]

新华社苏中分社女记者叶邦瑾，是刘胡兰式的女英雄。她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江苏如皋坚持进行抗日斗争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组织调20岁的叶邦瑾到新华社苏中分社一支社当战地记者。当时柴湾西部的复兴乡三联村反动势力猖獗，土改工作不能开展，上半年的征粮任务拖到下半年仍没有完成。叶邦瑾和胡义昌、杨忠志组成“西挺组”，进驻三联村，她善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工作有魄力，圆满完成了征粮、土改等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制订了抓捕叶邦瑾的计划。1946年8月9日傍晚，叶邦瑾、胡义昌正在开群众会，被叛徒告密，敌自卫队分三路扑来。叶邦瑾沉着地组织群众安全撤离，自己和陈文龙被四面包围过来的敌人逮捕，敌人对她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她。

归侨记者仓夷烈士是福建福清人，“七七事变”后，仓夷怀着一颗爱国心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1939年春赴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救国报》任记者，次年冬在该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初，仓夷调至晋察冀日报社、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编辑《实话报》。他满怀革命激情写成四万字的报告文学《纪念连》，邓拓审定后全文发表，轰动晋察冀边区。“边区优秀的人民记者”——仓夷以笔做刀枪，揭露批判敌人的残暴罪行；歌颂抗日军民的光辉业绩。[6]1946年1月，他被调往北平任新华社北平分社、北平《解放》报记者，8月奉派调查“安平事件”时，因误乘国民党的飞机，在大同郊外被反动特务暗杀。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说：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他强调指出：要为真理而奋斗，没有献身真理的精神，没有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和毅力是办不到的。[7]

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博古曾两度担任新华社社长。第一次是1937年1月，博古任新华社社长，直至3月廖承志主持新华社工作。第二次是1941年11月向仲华调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兼任新华社社长，至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博古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他是新中国成立前任职时间最长的新华社社长。博古对新华社的具体领导，主要集中在他第二次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这一时期，在博古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吴文焘的领导下，新华社在业务建设方面取得不少突破性的进展，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进行整顿与指导，促使各根据地分社建设走上健全发展轨道。第二，统一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字新闻广播，创立新华社英文广播，加强对外宣传报道，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恢复播音。第三，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初步形成了遍布各解放区的新闻通讯网，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发布。[8]第四，一些主要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能够基本上全部抄收完毕，新华社的通信技术得到显著发展。第五，要求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以抓作风改文风，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带出了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博古经常告诫同志们：办报、办通讯社，要随时准确地了解时局的动向。他多次强调，干部不但要精通业务，而且要加强在政治上的进步和修养。博古始终将党的新闻事业视为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新闻事业看成“全党的大事”。在博古的严格要求下，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在延安的窑洞里迅速成长起来，这支生力军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1947年3月2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沉痛地播发了一条消息：“华中新华社特派记者，阿英的公子钱毅，最近不幸为敌人所掳英勇牺牲。今年二十三虚岁，中共正式党员。”爱好文艺与戏剧的钱毅烈士是文学家钱杏邨的长子。1947年3月2日，他作为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在苏北淮安县石塘区采访时被俘。当天下午敌团长出马，摆出各种刑具恐吓、威胁钱毅，要他“自新”，“宁可枪毙，决不‘自新’”。钱毅坚定地回答。几天后他惨遭敌人杀害。陈毅深沉而悲痛地对钱杏邨说：“钱毅死得很可惜，你要好好地收集钱毅的遗文替他编本集子，好好纪念他。”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无限惋惜地说：“像钱毅这样的大众化的人才，华中只有几个，死得太可惜！ ”新四军六师师长黄克诚为钱毅挥笔题词：“威武不能屈，临难不苟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

勿忘人民的深厚情怀

曾有一家地市报的记者问穆青：“记者怎样才能尽快成才？”穆青答曰，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是没有捷径的，亦无什么秘诀可言。穆青为这位记者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之中。1982年4月出任新华社社长、1991年12月卸任的穆青常言：要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把人民的疾苦、人民的欢乐、人民的要求放在心上，满腔热情深入到群众中去，主动关心人民冷暖。[9]“写一个、活一个、响一个”是人们对穆青人物通讯的普遍评价。他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自己对人民用情至深。“勿忘人民”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来说，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涉及世界观问题。大量好新闻正是来自人民之中，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永远来自“第一现场”与“即景”。新闻实践中一个关键基点就是“勿忘人民”，即想着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心系人民、讴歌人民，发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勤奋工作、甘于奉献，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1947年9月7日，在鲁西南沙土集歼灭蒋介石军队整编第57师战斗中牺牲的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记者宋大可，就是一位作风踏实朴素、尊重部队干部战士、深入连队博得指战员爱戴的前线记者。部队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把自己的铅笔、木刻刀、照相机等所有的文化利器，统统都用来为部队和士兵服务，出色地完成军事宣传的任务。每次战斗，宋大可都深入到最前线采访。他说：“不到前沿，我怎么能拍到实战的照片呢？”[10]这句话不禁让人忆起世界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战士们把宋大可称为“宋大哥”，并以“叫宋大哥登登报”为莫大的光荣。24岁的宋大可血染沙场后，新华社总社在唁电中这样评价他：“堪称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模范。”[11]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向群众学习”。

新华英烈中，扎根群众的典型比比皆是。1949年4月14日上午，新华社第20兵团分社34岁的萧逸记者随我军敌工干事到前沿阵地采访，在喊话劝敌投降时突遭敌人冷枪射击，不幸头部中弹光荣牺牲。他留下的遗物中，有一本本的采访日记和一份份的写作计划，还有没有写完的数万字的小说草稿。是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萧逸随军入城，他拜见了岳父母茅盾夫妇，汇报自己这几年的生活特别是工作情况，谈及自己正在构思创作长篇小说，想留下来有一段完整的时间搞创作。茅盾劝导自己的女婿“把写小说的事情放一放，先参加完战争的全过程为好”。萧逸接受了岳父的建议，奔赴前线。在新华社的史料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萧逸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在前线采访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深受战士们欢迎；他作风深入，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火线采访，取得第一手材料。他的文笔朴实无华，读来实实在在，亲切感人。”他牺牲后，18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让大家把烈士安葬好，化悲痛为力量。[12]

共产党靠实事求是吃饭

“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样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归纳一下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的新闻观点之一条。[13]1927年入党、1942年底在鲁中反“扫荡”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李竹如就是一位说真话与做实事的杰出新华人。“马列传天下，世界要大同”是他的初心和志向！大学时期，李竹如任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1932年春，他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和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播撒革命火种。1935年起，他先后创办了《新亚日报》（济南）和《文化报》（上海），奋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1日，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在山西屯留县寺底村创刊，他任社长，努力使报纸办得大众化，为抗日宣传发挥作用。1939年，李竹如随八路军第一纵队进入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两年后兼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他作报告写文章从不找别人代劳，不论白天黑夜，不吃饭也要写，而且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一丝不苟。从1939年11月至1941年5月，他先后在《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12篇，8万多字。他说，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抗战中的新闻记者不应仅仅是一个宣传家、鼓动家与社会教育家，并且应成为一个组织者、督促者与指导者。[14]

广大基层通讯员参与新闻工作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特色。列宁一直强调，要通过报刊了解基层的情况和情绪，要求报刊了解读者，依靠广大通讯员办报。[15]新华社烈士戴烨（1917-1943）1938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9月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华社晋察冀分社、《晋察冀日报》当记者，后任采访科长。他极其重视通讯员工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一份份地修改通讯员来稿。为了帮助通讯员提高文化素质特别是新闻采写水平，戴烨创办了油印刊物——《通讯往来》，深受读者欢迎。钱毅烈士20岁时入《盐阜大众报》任编辑，期间热心帮助辅导通讯员，一大批通讯员成长为出色的新闻记者、作家等。对待工农通讯员的来稿，他从不以“不用”两字一退了之，总是情如亲人地娓娓传艺。1945年、1946年间由钱毅撰写的近10万字的《怎样写》一书在淮城出版，该书集中反映了他多年来的新闻实践经验及学习心得，此前对通讯员的“单兵教练”得以升级至“集团传授”，著作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且论述深刻富有启迪性，对抗日根据地的“工农通讯运动”与新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6]

开拓创新的永恒追求

开拓创新是国家和民族进步的灵魂，亦为随着党的事业发展而发展、随着新中国的壮大而壮大的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为首次由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前夕，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4月11日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起火坠入海中，机上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17]公布的遇难人员名单中，包括新华社记者3人，他们是沈建图（40岁）、黄作梅（39岁）和李平（26岁）。经调查证实，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亚非会议在包机上预先安置定时炸弹，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案。周恩来因应邀访问缅甸，并未搭乘这一专机而幸免于难。生于新加坡的沈建图烈士1944年8月到新华社工作，任英文广播部编辑，是最早的对外英文广播事业开创者之一。解放战争初期，曾一度参加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工作队，随同党中央转战陕北。1951年至1954年，在朝鲜开城，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用“Wumin”（吴敏）的笔名撰写了60余篇重要新闻和评论。1954年出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主持该社的对外报道工作。范长江评价说，建图同志“总能自己克制，服从组织意见”，具备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

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的黄作梅烈士，在“七七事变”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1941年6月，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回广东，在东江地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同年又被派往香港任国际工作组组长。1943年任港九大队国际统战干事、组织干事、政治指导员。1948年伦敦新华社分社成立，黄作梅担任社长。据吴文焘的回忆：“那时，他在伦敦租了间小房子，和另外两位同志在一起，以私人企业名义印发新华社每天的英文广播稿。我觉得他踏实朴素，见解深沉，工作能力强，有忠厚长者风。”“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在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就要格外注意‘慎独’，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嘱托。”1949年黄作梅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后兼任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和中共香港工作小组组长。[18]

北平解放前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李平，积极参加学生的游行、示威、请愿、罢课等活动及宣传鼓动等工作。他于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工作，继而至国际新闻局新闻处、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工作。李平在新华社工作的6年里，除两度赴朝鲜采访报道外，还出色地完成了日内瓦会议、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及英国工党代表团艾德礼等访华的重大外事活动的采访任务。李平牺牲前，是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国际组副组长。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悼念文章中写道：“李平同志是一位有远大前途的年轻有为的记者。谁知道这灿烂的青春之花，竟遭狂风暴雨的袭击而夭折呢？！”[19]

铁肩担道义，热血铸丰碑。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上，1931年11月7日诞生的新华通讯社，是当今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央媒体，始终都是我们党新闻舆论工作重镇，作为“喉舌”、作为“耳目”、作为“智库”等的新闻舆论机构，充分发挥了其主力军、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从三两个人、一部半电台的“茅屋-马背通讯社”，发展到今天拥有1万多名员工、32个国内分社和180个驻外分社的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铿锵步伐浸透了150多位新华英烈的鲜血，“经历过生死考验，付出过惨烈牺牲，但始终奋斗不止。”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盼诸烈士的风骨、气节、胆魄魂归！须把新闻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通讯社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接过先辈们传下的接力棒，学习烈士践初心。不怕牺牲、对党忠诚、坚持真理、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新华人的灵魂与根脉，是激励新时代的国社继续前进、早日建成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不负党中央重托、不负人民期待的强大精神力量。红色历史川流不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将代代相传。

（编辑  季节）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基本要求。

实事求是思想是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的交汇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的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1] 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

倾注经济发展建设美好边疆

1980年9月至10月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在新疆慰问期间，深刻感到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局势、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赴疆归来后，他在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说：“新疆占我国版图的1/6，是我国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省区之一。新疆雪山积雪径流量就有千亿立方米可供贮留引灌，石油、天然气、水力、煤炭蕴藏量都很丰富。工农业生产建设现已有了一定基础。只要奋发图强建‘四化’，全力发展生产，对稳定整个政治局势，是重要关键。因此，要把新疆工作的着重点放在建设及开发上。”

1981年1月5日，在中央召开的新疆问题座谈会上，王震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建设的历程，满怀激情地说：“要让新疆成为中国最好的、最富裕的、最美丽的地方！”第一次赴新疆返回后，王震即向中央建议由十多个部委抽调专人，组成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对口考查新疆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中央批准了王震的建议。

1981年5月中旬，王震作为中央巡视团团长，亲率七位副部长和几十名部门领导、专家成行。

在赴新疆的飞机上，王震向随行的中央各部委的领导、专家深情地回忆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勉励他进疆后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情景，介绍了新疆的历史和现状；要求大家要不辞辛劳，尽心竭力，为新疆的经济建设作贡献。

到达新疆后，各个专业调研组分赴新疆各地调查研究历时一个月，分别对开发新疆的水利、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产资源，加快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部门现场办公，当即解决问题；有的返回北京后向所在部委汇报，迅速开展研究，上报列入国家“六五”计划。

王震先行听取了近四个小时的汇报。他说，新疆的经济建设，要立足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要指望一切都靠国家的支援，请求国家解决的应是新疆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而自己又解决不了的。

在王震的亲自安排下，从6月17日至7月6日，新疆赴京汇报组先后向国家计委等十多个部门作了汇报。通过这次汇报，较快地解决了新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林业、商业、人才等六个方面的20余个问题。对事关新疆经济建设全局的重点项目，王震都是直接过问，千方百计促成。

当时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时期。当王震得知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大化肥项目于1980年11月列入停缓建项目时，十分着急。1981年5月19日上午，王震来到施工现场。当看到花费2.3亿元人民币从日本、荷兰购进的成套设备堆放在40公顷施工现场的简易仓库内或露天摆放，从四川等地调集的二千余名专业施工人员无所事事时，心里更是“上火”。他深知，新疆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该项目建成后，全疆每年仅增产的粮、棉、油、甜菜等便可达十多亿元，农业产值可增长30%以上，每年可增加工业产值1.8亿元，向国家多缴利税近一亿元。王震挥着手杖“咚咚”地敲击着地面：“我要骂人哩！我也知道，骂人不文明。这样停缓建，长此以往，两个多亿的设备就会变成一堆堆废铁！几千名施工人员还得发工资。不一鼓作气建成，损失太大！国民经济要调整，但决不能一刀切。”接着，王震要来纸笔，急速写道：“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各同志：新疆建大化肥计划已是20年了。现在设备基本进入厂址，加强领导，加速施工，讲求质量，动员建设。以增加粮、棉、糖、油、肉、奶人民生活必需物资，以巩固国防，振兴中华。切切此令。”

返京后，王震又向国务院有关领导详细陈述了续建的理由。不久，新疆大化肥项目工程正式开工。1982年6月3日，王震又一次亲临视察了这项工程。1986年7月31日，大化肥装置一次试车投产成功。从锅炉点火到出化肥尿素，只用了102天，与国内同类装置比，试运行时间最短，国内投资比预算节省了二千余万元。闻此喜讯，王震特致电祝贺。目前，这一建设项目正在新疆工农业生产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震还批示或直接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了乌苏至阿拉山口段北疆铁路第二期工程列入1988年国家计划和240双公里正线钢轨、60双公里站线旧轨等问题，加快了北疆铁路及“欧亚大陆桥”的建设进度。

南疆铁路、南疆油田、可可托海铜镍矿和黄金开采等，都凝聚着王震的心血。对看准的工农业新技术，王震则奔走呼号，全力推广。

70年代以来，王震积极倡导石河子垦区进行地膜植棉试验。1981年1月12日，王震在视察石河子垦区时，得知地膜棉试验田亩产270斤时，非常高兴。他亲自到田间察看，又召集科技干部和垦区领导座谈，对石河子垦区领导说：“地膜栽培省水，发育早，杂草也长不出来，病虫害少，要大力推广。甜菜也可以试验地膜栽培。对地膜要注意回收再用，不行就回收再生，不要污染土壤。”

在接见石河子新湖农场场长黄金山时，王震鼓励他将当年3.5万亩棉田全部改种地膜棉。当黄金山担心太费工时，王震说：“你们原定1981年棉花亩产70斤，搞地膜可以翻番甚至更多，利润相当可观。你们有20多万职工，劳动力充裕，完全可以做到。”王震又专门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给新疆垦区安排了农用薄膜。

1981年8月13日，王震陪同邓小平来到石河子总场一分场视察。望着近一人高长势喜人的地膜棉，邓小平称赞说：“王胡子你来新疆带了个头，把地膜推开了！”

198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王震以老军垦的名义签订合同鼓励职工生产》为题报导了新湖农场全面丰收，首次盈利的喜讯：“新湖农场从1963年建场以来，连续18年亏损。1981年在王震同志的亲切指导和巨大鼓舞下，全场上下齐努力，大搞科学种田，采用地膜植棉，一年扭亏为盈。全年生产利润达四百多万元。仅棉花一项就盈利232万元，超过与王震同志签订的合同书上150万元的利润指标。”奎屯农垦局地膜棉也取得大面积高产的好成绩。接着，王震又专门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信，建议在全国普遍推广，从而把棉粮以及蔬菜等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王震为加强新疆同内地省市区，同港澳台地区，同日本、欧美国家的经济技术协作，扩大新疆的对外开放而尽心竭力。王震指示新疆组派精干的参观访问团、经贸洽谈团、高新技术和资金项目引进团赴内地、港澳台和国外扩大交流，加强合作。他到深圳等经济特区考察，到日本、美国访问时，总不忘鼓励国内外企业到新疆投资。他还直接促成新疆兵团向日本北海道派遣数百名研修生，从日本引进先进纺织设备改造新疆纺织企业。

1984年6月30日，王震亲自陪同日本前外相伊东正义等32位日本知名人士赴新疆访问，考察洽谈有关项目。

新疆天山毛纺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纺织行业第一个大型中外合资企业，王震对这一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支持关注，协调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到王震去世时，天山毛纺厂已五次荣获“全国十佳中外合资企业”称号，产品屡获金奖，畅销国内外。

王震关心新疆的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他说，新疆是全国的几大牧区之一，畜牧业也要大发展。牧业生产要实现机械化，畜产品加工，特别是肉食品、奶制品加工要尽快实现机械化。发展畜牧业不能只靠天然草场，还要发展牧业水利，大搞人工草场，搞好草原基本建设。王震还指示，汉族群众要多养猪。猪繁殖快，一年两窝，一窝七八头。要养牛，有肉牛也要有奶牛，这样既可喝奶、吃牛肉，又可增加肥料。还要养鸡、鸭、鹅和兔、水獭、旱獭等。要培养畜牧专家，引进胚胎移植新技术，要发展生物学工程、遗传学工程，要搞体外繁殖。王震还说，新疆要成立一个葡萄酒研究所，要搞一个全国第一流的葡萄酒厂。

王震关心新疆的科技教育事业。他多次说过，科技教育事业搞不好，新疆经济建设事业就没有后劲。视察期间，他多次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等十多个科研教学单位和数百名专家交谈，勉励他们为新疆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在他的直接关怀下，1982年10月，新疆石油学院正式恢复挂牌。目前，学院已培养出上万名专业人才，活跃在疆内外大小油田和化工企业。

王震还提出：新疆名胜古迹很多，发展旅游业大有可为。要注意保护旅游资源，不要把王母娘娘洗脚盆里的水(指天池)弄脏了。他的这些指示和设想，现在已经或正在新疆落实。

鼓励扎根边疆 忠骨播撒天山

改革开放后，新疆与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加上新疆社会局势一度不稳，一些人不安心新疆，要求调回内地，有的科技人员也已“孔雀东南飞”。

从1980年11月初开始，阿克苏地区数千名上海支边青年聚集在阿克苏市区，要求迁回上海。

11月15日晚，王震打电话给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说：“请转告阿克苏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闻他们聚众闹事，甚表不安……上海知青是我亲自办理入疆的，我要自始至终对国家的支边青年依法负责到底。”11月19日，王震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报告：“我本人请求前往进行安抚，遵循国家政策法纪，妥善处理。”中央考虑到王震10月中旬才从新疆回来，不久前又作了膀胱癌手术，身体虚弱，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决定由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前往调解。12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阿克苏上海支青闹事问题，王震再次请求赴疆。

1981年11月8日，王震飞抵乌鲁木齐。14日、16日，王震两次与几十名上海支边青年代表座谈。不少人说，现在雷锋精神不吃香了，南泥湾传统被说成了“老皇历”没人再提倡了，共产主义精神也不讲了，甚至连爱国主义精神也被淡漠了；部分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带头把孩子调往内地或安排到非生产单位，造成极坏影响。这些现象的产生致使部分青年迷失了正确方向，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

进一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王震语重心长地说：“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煤炭比山西还多，塔里木盆地是全国少有的富油富气宝地。还有广大的土地资源。新疆面积占全国的1/6，而人口只占全国的1%，从内地动员一部分青壮年和知识青年来开发新疆是正确的，你们进行的事业是光荣的。

“上海青年到新疆已经十七八年了，和解放军、老垦荒队员一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过去的荒滩、沙漠、盐碱、沼泽建设成了美好的田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新疆农垦系统总人口有220万人，耕地面积占22%，1980年总产值占全疆的23%，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上海也在搞经济调整，还有很多待业人员要安排。你们这么多人回去，上海受得了吗?当然，国家也要关心你们的生活，关心你们的实际问题，该解决的有可能解决的还是要解决。你们现在辛苦一些，是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过得好一些。中华好儿女志在四方，你们要爱社会主义，爱自己的祖国，要有雄心壮志，要有远大抱负，要建设好新疆，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上海青年要为上海人、为中国人争气，要为上海留下一篇光荣的历史。”

王震的讲话感人肺腑，引起强烈反响，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此后，不少人给王震来电来函表示：青春无悔安心边疆，艰苦奋斗奉献终身。

对不安心边疆的老同志，王震同样进行甚至是更严厉的批评。1981年8月，王震在新疆视察期间，一位当年随王震一道长征后又一起进疆的老同志前来看望王震，当王震听说这位老同志在1974年就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后，便劈头盖脸地批评说：“你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你就一定要死在家乡呀？战争年代，谁想过自己的骨头一定要扔到哪里哟！哪里不能埋忠骨。西汉的张骞到过新疆，东汉的班超，班超的儿子班勇，清朝的林则徐以及左宗棠，都曾来到新疆。这些封建社会的爱国志士都能不畏艰险和路途遥远，西出阳关，来到边塞，为开发、繁荣和保卫边疆尽心尽力，我们有的老战士、老党员却开起了小差！”

这位老同志被批评得满面通红，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做自我批评！我还有三个孩子在新疆，我向您老保证，我一定教育他们安心新疆，扎根新疆！”王震这才说：“好，咱们一言为定，你一定要‘将功补过’！”

在新疆每次重要的讲话中，王震都要勉励汉族同志热爱边疆，把新疆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经常引用左宗棠驻守新疆时同乡所赠诗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鼓励大家在祖国西北边陲建功立业。

1982年10月，《光明日报》刊载新疆大学副教授夏熙提出的报纸应加强对默默无闻在祖国连续奉献多年的“老边疆”进行褒奖的建议，王震看到当即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信，信中说：“我极赞成在新疆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发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子子孙孙定居边疆，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边政策，有如移民实边、屯垦戍边、屯垦实边，援助和团结边疆各民族，共同建设和繁荣边疆。中华民族古代先人，诸多学士、军人、巾帼英雄与边疆中华各兄弟民族结识交往，结姻亲戚，这种可歌事迹见之史书，闻之民间传奇，观之戏剧者凡多。我愚不能文，特请贵报报导或作文以赞扬歌颂‘实边’、‘戍边’的爱国主义者。”

接到王震来信，《光明日报》遂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报导。1982年12月底，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期简报中刊登了新疆兵团团委副书记曹国琴热爱边疆的简要事迹。曹国琴原是上海复旦中学的学生会主席，1963年，她和31名同学放弃了留在繁华上海和考大学的机会，主动申请到塔里木军垦。1980年前后，很多人要求返城时，曹国琴坚定地说：“我不后悔，永远也不后悔，因为我们走过的这条路并没有错。我们离不开新疆，新疆也需要我们。正是边疆的艰苦环境磨练了我们的意志，看到新疆逐步繁荣起来，我们这些老知青都非常高兴，因为这繁荣中也有我们一份辛勤。”曹国琴还多次表示，“愿将忠骨埋天山”。王震看后十分高兴，指示秘书打电话给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建议要好好宣传这一典型，大力提倡“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

1986年10月，他得知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张希钦、工程兵副司令员徐国贤、成都军区原副政委金忠藩结伴退休后在新疆安家，十分欣慰，提笔给这三位原三五九旅老战士写信，信中说：“你们把天山当成家乡和归宿，是光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公民。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王震强调：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另一方面各级领导也要关心群众疾苦，为扎根边疆创造条件。

1984年3月3日，王震在看广播电视部总编室的《情况》时得知，新疆汉族干部不安心新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经济负担较重。1960年，新疆自治区取消了15％的边疆津贴，而其他边疆省区仍有边疆补贴；新疆的生活补贴是按1953年的物价定的，而当时物价已涨了十几倍。新疆的汉族干部职工在内地大都有亲人，他们回内地探一次亲一般花费都在千元左右，但其中报销的路费仅有200多元。王震立即在《情况》上作了批示。1988年，中央正式批准新疆恢复边疆津贴。王震鼓励兵团对居民住房建设进行改革，提出实行自建、互建或自建公助的办法。1985年春，他召集兵团领导同志商议此事，提出“在住房问题上应是以连(排)为统一规划，在有利于武备的前提下，帮助军垦职工自建家园，逐步形成以团部为中心，平战结合的现代化小城镇群，以促进生产发展、职工生活改善，有利于边防的安全和巩固。”

在王震深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兵团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深处建起的二百多个小城镇，以独有的风姿屹立于天山南北。兵团的教育、科研、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为各族干部职工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1993年4月5日清明节，上午11时30分，王震将军的骨灰伴随着鲜艳的月季、菊花和玫瑰，缓缓撒落在大雪初霁、晶莹夺目的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

人们清楚地记得：1980年10月16日，王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新疆”的长篇文章。文章中说：“革命岂须桑梓地，青山处处埋忠骨……在我们党召开十二大的时候，倘若我还活在人间，我将申请辞去党的领导职务，退休到新疆来，和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繁荣、昌盛而奋斗到底！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在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同新疆各族人民共享欢乐，同庆胜利。”

人们清楚地记得：1982年6月2日，王震在接见新疆兵团部分领导干部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龄。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离休到你们这儿来。”

人们更难忘记：1991年8月16日至24日，王震以83岁高龄最后一次视察新疆。短短九天时间里，他不顾年事已高，越天山，穿戈壁，走绿洲，视察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喀什、巴音郭楞四个地州市。他深入田间地头、农民家中、兵团农场、石油探区、驻疆部队调查研究，亲切会见自治区党、政、军和兵团的领导干部，看望离退休老红军、老干部、老农垦、老劳模、老知识分子和各族干部群众，与他们合影、亲切交谈，先后有四千多人受到王震接见。在石河子垦区，他不仅与部分老农垦促膝谈心，而且与农垦第二代、第三代座谈。他满怀希望地说：“你们的父母、爷爷奶奶走过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是无比光明、无限光荣的道路。希望你们要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永远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23日，他又一次郑重地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毛主席，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撤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在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24日上午，王震特意穿上维吾尔族民族服装，登上返京之路。在机舱门口，王震久久挥动手臂，向欢送的人群致意。在舱门就要关闭之时，王震缓缓地弯下腰来向新疆大地，向新疆各族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对新疆这片土地的挚爱，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这一瞬间，永远定格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中……

（编辑  季节）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当代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并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事实上，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重温和掌握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高国家战略能力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思想产生于共产党血的经验教训中

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其中的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从1934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引导着它的方向。

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就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产生于书斋，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空洞思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论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 为什么说这么多“那样”？因为革命的道理不是陈独秀们说的和做的那个样子。会议作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定，而促成大家接受这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决定的直接因素就是从1927年的血泊中学到和找到的经验教训。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和平时期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检验真理比较慢，战争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迅速将错误认识和观念抛弃而将正确的东西保留下来。

真理往往最终是用鲜血洗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书斋中读出来的。

共产党从城市转到农村，建立了根据地。环境稍微好一点，唯心主义又来了。这一次不是北大的陈独秀而是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王明。王明直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外来思想。理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说起来也是，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标准，毛泽东也难达标：不是博导，没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哪一条都不够。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西南大山里。欧洲作战方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从欧洲来的李德却要在高山峻岭中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人为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是留洋学欧洲打法，他们与李德真是师出同门，半斤八两。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打法，谁人多就能打赢，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他还人为修什么碉堡？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3]的游击战的天堂，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护。李德不要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决战，这不败才怪。你说他，他还不听，人家是“权威”，王明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见过列宁，[4] 而且据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又来了一个湘江之战，中央红军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过了湘江只剩下三万多人，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掉脑袋。这个时候你信谁？还能让王明那帮人干吗？再干就全完了。

生死之地有真理。在一次次、特别是湘江之战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5]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的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

在长征中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我们党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确切地说，当时遵义会议上党只是找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但是与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带有个人特点并为部分同志认同的思想，后者则是全党公认并作为指导全党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思想。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再检验。最终，正是长征的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从各种思想——比如王明、张国焘等思想、路线中筛选并确定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湘江之战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全党一致公认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距离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这个认识距离的最有力的实践就是长征。

长征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博古、李德等尽管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观望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结果。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占领泸定桥，这使红军摆脱了蒋介石的包围，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反证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当时张国焘在党内还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他的意见还有很大的影响；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6] 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再次带来了惨痛损失。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形成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壮大，并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

长征对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所起到的加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41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泽东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7] 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讲：“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8] 同年7月1日，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团纪念党的生日集会时说：“中国革命20年来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和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9] 1943年，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得更明白：“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0] 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1]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还有八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八千多人。[12]残酷的斗争环境不仅是对整个党、整个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对各种思想正确与否的迅速检验。大家都统一到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下。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这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长征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检验。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13]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不管是被党内同志认可或被误解，也不管党的路线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的时候，作为党员的毛泽东,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整个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真理时，毛泽东同志耐心等待党内多数同志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步认识到真理。周恩来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14]

1964年4月21日，毛泽东告诉身边的同志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者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15] 毛泽东相信，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和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今天，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性修养，树立大局意识，时刻和党的组织、党的事业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齐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红军长征的启示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长征对今天的启示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国际歌》中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16] 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17]当年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要求红军“正规化”，打阵地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根据地，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无法取得联系，[18] 既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样也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恰恰正是这种“断奶”式中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学会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并贯穿于党的工作全过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从长征胜利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今天，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底色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这些思想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实践，其原点就是红军长征。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19]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而要做到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这是三个不能分割的逻辑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0] 政党的命运，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为谁而战。蒋介石剥夺了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人民变为流民，并以此获得买办利润和少数买办阶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厂，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由此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的支持。人民成为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蒋介石靠“发红包”拉壮丁，而共产党面对的则是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最终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倒了拥有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发展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在今天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就能坚如磐石，这是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正是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是要永远铭记的。

（编辑  季节）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已100年。我们面临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要制定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必须正确认识和了解近现代中国，由此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正确认识和了解近现代中国，只有深刻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才能把握未来的方向，这个未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未来。

 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背景。中共诞生的前十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但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从此中央权力瓦解，国家分崩离析，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止。帝国主义侵略一步步逼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受到统治者残酷镇压，只能在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党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大革命高潮时的5万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党再次转入地下，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党在各省交界的偏僻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在十年内战期间，鼎盛时根据地曾达到15个。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斗争特点：秘密、分散、复杂、多面。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共产党能在全国取得胜利，除了军事斗争、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外，还有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舆论工作，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动员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丰富、全面的，也是世界各国政党史中最丰富、全面的。[1] 要认真、全面地总结这些经验，党史研究者需要具有各个方面的知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

1、在白色恐怖时期，陈为人用生命保护“中央文库”文件，保存了党的历史。

 1928年，周恩来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时，十分重视并直接领导了中央档案的收藏和保管工作。他委托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指出：档案“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时，在云南路447号熊瑾玎、朱端绶开设的福兴字号的楼上开会，由邓小平负责记录，直到1929年夏他离开上海去广西为止。记录详尽、完整，保存在浙江中路112号，由张纪恩、张越霞负责的中央、中央军委联络点。精心保存党的文件，也就保存了党的历史。建党初期，党史工作就是保存档案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件逐渐增多。1932年下半年，中央成立文库，设专人保管，后人叫“中央文库”。1933年之前，中央的档案是完整的。1933年党中央迁到江西后，1934年长征出发时挑错了担子，将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档案留在了中央苏区，仅将毛泽东、朱德的档案挑出来了。在国民党严重围剿下，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项英将留在苏区的中央档案全部烧毁。[2] 此后研究1933年到1934年10月这段历史，因缺乏中央会议记录而无法深入。

 在“中央文库”负责时间最长的是陈为人。他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冬和刘少奇一起赴俄国学习，1921年年底回国参加共产党，1932年下半年起，他负责“中央文库”。1934年下半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他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保守机密，不能外出找工作，备尝艰辛，保证了文库的安全。1937年，他将文库安全完整地交给组织。自己因贫病相交病逝，年仅38岁。

 中央文库一直保存到1949年。解放后，由华东局移交中央，[3]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等重要档案一直保存完整，从未落入敌手。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党的机密文件，为后人研究党的历史创造了条件。

2、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第一次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瞿秋白在会上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周恩来做组织问题、军事问题报告。蔡和森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刘伯承等多位同志发言，大家讨论、研究、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会后邓中夏留在苏联，写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年），1930年在苏联出版。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研究自己的历史。前人的工作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大量的史料。经过讨论、研究、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1944年中共中央认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4]  

3、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杨尚昆发起征稿《二万五千里》。

 1936年春天，为了记录下史无前例的长征，红军政治部决定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日记，由几个人负责编写。但因红军渡河东征，此事一直延宕到8月，后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采取大规模的集体创作。斯诺的到来推动了这件事。

 1936年8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发起征稿。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相同内容的电报。

    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带头写作，如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肖华、王首道、熊伯涛身体力行。在保安的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名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同志都响应号召，开始写作。

 1936年10月底收到征稿200多件，50万字。取文字丰富、通顺的稿件编撰。取书名为《二万五千里》。

1937年2月，编者经过精选，选出近40万字。按一日、一事、一文，基本按行军时间、路线顺序排列。编者本着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为了存真，来稿中除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加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这是关于长征最早、最可靠的回忆。书后附有：红军歌曲，重要战役的英雄姓名录，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所经过之民族区域表。这些统计均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面成。那时，长征日记比比皆是，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得多。有人利用这批资料改写后在上海发表（赵文华：《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1937年12月大众出版社发行）。誊清稿本原件一直保存在鲁迅家中，2006年9月上海鲁迅纪念馆影印出版。

 《二万五千里》编好后，手稿存放在总政治部，直到1942年11月终于有机会付印。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一字未改，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当时陕北受到经济封锁，印书用的是粗糙的草纸，不易阅读和保存，数量很少。1954年《党史资料》（内部发行）将该书稿分三期重新刊印（题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共96篇。1954年，在纪念长征20周年时才得以公开出版，采用《红军长征记》中文章仅48篇。

 1936年7月，斯诺和斯诺夫人海伦相继到陕北采访多位共产党领导人、红军指战员，随后撰写、出版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公布红军、苏区的真相，引起轰动。

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公开走上政治舞台。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地下走向公开，和外界交往甚多。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情况和解放区的情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方面领导人向中央的报告，也保存下大量的历史资料。

 国内外记者纷纷到延安和各解放区采访，写了众多报道，如：史沬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向本国政府提交了很多关于共产党、解放区的报告和报道，如：美国使馆人员谢维斯，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卡尔逊。卡尔逊受罗斯福委托，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深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旅行、调查，回国后撰写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5、延安整风第二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毛泽东思想，达到党内思想空前的统一。

 为了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1941-1943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继党的六大之后，党内又一次掀起了研究党史的高潮。

 当时整风分两个层次，高级干部是整理、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清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广大干部而言，是学习22个文件，检查个人思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清查个人历史。

 当时高级干部仅有几百人（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90人）。许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的两个支部参加整风，主要是学习文件，总结他们在十年内战中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这些高级干部和当时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高、中层领导人（分局、县团级）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后人留下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存中央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内。

    为供党内高级干部学习、讨论，1942年10月，中央书记处利用中央文库，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36万字）、《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282万字）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经过一年的讨论，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完整、全面总结了建党以来到1937年7月之前的历史经验教训，主持这一工作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这个总结使党内思想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整风运动中提出并开始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宣传。1943年7月，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1945年七大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1940年代起，介绍、研究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毛泽东著作出版也是最多、最全的。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

1、建国初期：党史研究和宣传从高层、秘密逐渐向社会公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即成立中共党史资料室，由中宣部副部长、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同志兼主任，历史学界著名前辈黎澍为副主任。中宣部发文，要各地将所保存、收集的革命书籍、报刊、文章、传单、日记、书信等上交中宣部。党史资料室根据这些资料汇编成册，出版《党史资料》，每年4本，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和党委党组机关，只印800册。1953年发行范围扩大到地委部长级干部，也不过印二、三千册。这套书从1951年底到1954年共出版了24辑，320万字。

 2、《毛泽东选集》（1－4卷）的出版极大推动了党史研究。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将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报告编辑成集出版。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等。1950年7月，斯大林派哲学家尤金到中国帮助此项工作。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全力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直到三次战役后才顾上选集一事。1951年10月出版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出于慎重，第一版没有收入《实践论》。11月在尤金建议下，苏联首先发表了《实践论》，反响很好。《人民日报》于12月29日、30日发表全文和《真理报》的评论，后《实践论》收入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毛泽东选集》是总结中共成立以来28年历史的重要资料，对《选集》的宣传、注解、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党史的研究和普及。《选集》第二、三卷分别于1952、1953年出版。

1960年10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与此同时，国内各报刊发表了大量关于解放战争的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内部出版）也刊登了多位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抢救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指挥全国作战的英明伟大。这些文章在粉碎“四人帮”后结集公开出版。

 3、党内出版发行文件汇编，公开出版党史研究专著。

 为配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1951年5月，中央办公厅在党内出版《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供党内高级干部参考。为满足党史教学的需要，1957年以活页形式印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近百万字，但印量很少。

 《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为了满足干部、群众学习党史的需要，分别出版了党史专著和资料汇编。1951年6月，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发行了单行本，此书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书籍。

 1956年出版缪楚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此书利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全书13万字，内容大为丰富。共印了150万册，译成5种少数民族文字、6种外文，广为流传。

 195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近、现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历史学家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开始出版，到1962年出齐四卷本，大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历史。

 为了满足党史讲授者和研究者的要求，1953年10月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宣部收集到的各方面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首先出版邓中夏烈士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年），还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以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1944年3月首次出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1944年10月首次出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等。

1958年之后，出版了大量老同志的回忆录，党的奋斗历史深入人心。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1－10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到1961年出版了16册。这些回忆录多是记录具体的战役战斗，表现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教育了新中国一代青少年。2000年后，解放军出版社将当时未编入《星火燎原》的文章结集10本出版。

因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很多文件不可能写明会议的地点，许多基本史实不甚清楚。如八七会议是在九江还是在武汉召开，长期模糊不清。一直到1979年，会议的参加者李维汉专程到武汉找到八七会议的旧址，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如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一直根据一份文件所标明日期说是1934年1月8日。后经多方考证，才认定遵义会议是1月15-17日召开。

4、“文革”期间党史研究百花凋零，造成思想混乱。

“文革”期间，许多干部被批判、打倒，他们撰写的回忆录或者有关他们内容的文字材料也遭封杀、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党史只讲与毛泽东有关的历史。林彪、“四人帮”还借口“为政治服务”篡改历史，如有人提议将建军节日期由8月1日改为秋收起义发动的9月9日，因毛泽东的制止才没有得逞。

 “文革”时期许多干部受审查，其中很多干部实事求是写的检查或证明材料，保留了大量历史材料。后人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出书。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文革”中以批判为由，公布了大量干部档案，这些档案有歪曲篡改之处，但也有许多难得一见的党史资料。

从粉碎“四人帮”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1、中央建立党史领导小组，恢复党史研究机构。

 1976年10月，中央决定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成立了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华国锋任主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乔木出任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从1977年1月到1978年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回忆周恩来的文章，这些文章冲破禁区，推动解放思想，推动了党史研究。1979年4月，中央决定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于1980年12月出版。

1977年3月3日，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各省、各地相应地恢复了党校，均成立了党史教研室。重点军事院校的军史研究和党史研究也得到充实。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李新、黎澍、廖盖隆分别负责编撰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传。机构设在中央党校，从全国各地调干部及高等院校的教师参加工作。

 1980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成立。1982年2月，中央成立党史工作小组，由胡耀邦、薄一波、杨尚昆负责，体现了党中央对党史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相应地，1980年7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乔木，第二任主任是胡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党史研究室。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下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和各地的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作出版党史资料丛书。收集、公布了各地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文件，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出版，有力地匡正史实，推动党史研究。

2、1979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领导研究“三次路线斗争”。

 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他提出：要研究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文革中“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即反对刘少奇、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斗争）。

 当年12月，党史研究小组起草了“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方案。胡耀邦听取小组第一次汇报后说：“不要泡在文件堆里，以文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以实践作为检验正确与否的标准。”他的指示给党史研究人员以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启迪。

 1978年春，《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初稿发给校内学员讨论。[5] 文件提出：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当时党校云集大批高级干部。1978年4月，800多名学员进行了10天大讨论，党校的热烈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在这种气氛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于5月10日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启发人们敞开思想，重新认识党内斗争，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准备。

3、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党史研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1979年下半年，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4千高级干部参加讨论。同时，1980年特别法庭审理“两案”，公布了林彪、“四人帮”大量罪证，进一步批判其倒行逆施。否定“文革”逐渐在党内形成共识，形成研究党史的又一个高潮。党内民主气氛浓厚，人们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很多研究影响到亿万群众。80年代是社会思想活跃和开放的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

近40年来，党史研究在不断进步。尤其是注重实事求是，加强调查、考证，作风更严谨，研究视角更开阔，内容更丰富。

    1980年，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创办《党史研究》杂志。其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相继创办了30种左右党史刊物以及有关近现代历史和人物的综合类刊物，全国大约有上百种，极大推动了党史研究和收集工作。

    中共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大专院校、中央和各地党校等，都致力于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学术研究空前活跃，优秀著作层出不穷。著名的有： 由胡乔木倡议，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1996年出齐），胡绳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二卷（1949－1978）（分别于1991、2011年出版），等等。

    出版了中共各位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资料、文件汇编，传记、年谱系列，公布了大量档案和原始资料。如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以及各重要历史事件的档案资料汇编（如皖南事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黄埔军校史料）等。

人民大学胡华领导全国高校教师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录了631位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的历史资料。这些党史教师们走遍全国各地，不畏千辛万苦，抢救了一大批历史资料。

革命回忆录如雨后春笋，好作品层出不穷。突出者如李维汉。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成员，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1979年回北京后全力投身党史工作，和罗章龙、易礼容一起，和众多党史工作者座谈，撰写《回忆与思考》，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又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49-1966），他重新看过档案，经专业人员帮助整理，公布了大量重要的史实，推动了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

1991年之后，中共党史研究室组织学者翻译了俄远东研究所等部门编辑的系列档案文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年）》，并合并国内历年发表的其他重要中央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新时期，党史研究成为新的热点

202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通过学习党史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发扬革命精神，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总结历史经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在新的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曾经流行一时的崇尚西方的理论产生怀疑。他们迫切要了解中国兴盛的原因，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

随着党的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随着中国实力的强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会迎来新的高潮，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党史的书籍出版。

（编辑  苏歌）

导读

1993年3月12日，王震同志逝世，4月5日，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这位一生心系边疆的老将军，最终长眠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1980年9月至1981年8月，王震同志受中央委托，4次赴新疆考察。当时我任《解放军报》记者，每次都随行采访。从1983年始至1993年王震去世，我又有幸被调到他身边担任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时时、事事深受教益。

1953年，王震调离新疆，但他始终没有忘怀曾经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这块土地，直到他去世前，曾先后14次回新疆视察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8次扶杖往临新疆考察。在他北京的住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经常是他的座上客；新疆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有关活动，他总是在极其繁忙的公务中挤时间参加；在有关会议上，遇到新疆的同志，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西北边塞的情况。

王震还经常戴着老花镜，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多次就新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建议。新疆的各族干部群众说：“王老是身在北京，心在新疆。在晚年，他对新疆的工作更是弹精竭虑操尽了心！”

王震去世后，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怀念王震的悼文中说：“他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在有关新疆稳定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我们党做好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工作的经验。”

促进民族团结 稳定新疆大局

由于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挑动，1980年下半年，新疆的民族关系一度出现紧张态势，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工农业生产明显下降。对此，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十分忧虑。王震同志这时已进入古稀之年，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对新疆局势的发展倍加关注。

1980年9月23日，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

会议决定，派王震同志到新疆，代表中央慰问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此时王震刚做膀胱癌手术才四个月，身体十分虚弱。但在接受中央任务后的第四天，他便登机出发。

9月27日，王震到达新疆，立即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汇报，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和部队同志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新疆形势的看法和建议。此后王震出席了自治区第三次文代会和自治区四届政协第十次常委（扩大）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不顾疲劳，先后到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视察。王震同志在新疆各地的视察中，反复强调：

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新疆居住的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等13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都以勤劳、勇敢、智慧和团结著称。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陈云、李先念同志也在新疆工作过。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很早就受到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受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影响。

2.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亲密团结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争斗，但都是为时短暂的，和睦友好相处的历史是悠久的。解放30年来，各民族的团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犹如天山上的雪莲，在风雪中傲然盛开。

“文化大革命”中，少数坏人反汉、排汉，汉族干部受到冲击，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冒着危险把汉族干部群众保护起来。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党、国家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大力支援的结果。

3.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对保卫边疆和“四化”建设的重任，一定要深刻认识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局、生命线和根本共同利益所在，人人要争当团结的模范。要时刻警惕境内外敌对分子妄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阴谋。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

4.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教育，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科技人才，大力发展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坚持打击扰乱社会治安的打砸抢分子、流氓犯罪分子。但要注意，不要一有人闹事，就说是少数民族闹事。各民族绝大多数群众都是很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管是什么人，是哪一个民族的，犯了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5.驻守新疆的解放军部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保卫、建设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要进一步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加强军政团结，加强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在学习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的同时，积极协助地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利益。

6.农垦职工要继续做好屯垦戍边工作。屯垦戍边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不可动摇。西藏海拔高，生活费用较高，到西藏工作的内地同志年龄大了，不适应西藏生活，可以内调。新疆不存在这一问题。汉族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特别注意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扎根边疆。农垦要在搞好民族团结和与地方团结上起模范带头作用，与地方农牧企业相互支援、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开发、建设、保卫边疆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新疆视察慰问的17天中，王震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脚上的末梢神经炎发作常常让他痛得彻夜难以入睡，但他仍咬牙坚持。他先后与几百人座谈，会见了近万人。在这次视察中，王震身体力行，带头做民族团结的模范。

1980年9月27日，在自治区欢迎便宴后，有少数民族同志邀请王震跳舞，尽管他刚动手术不久，双脚又患严重的末梢神经炎，但依然十分高兴地接受邀请，潇洒地跳了一段新疆舞，赢得在场的各族干部群众齐声喝彩。他的言传身教，使新疆各族军民深受教育和鼓舞。回京后，王震向中央递交了《赴新疆慰问的汇报提纲》，他说：“我请求党中央、中央军委让我以现在的职务、身份，在新疆帮助工作……这是出于对新疆山山水水的情谊，出于爱国者、革命者和共产主义战士的赤诚之心。”1980年12月26日至1981年1月5日，中央召开了新疆问题座谈会。会议决定成立以王震为团长的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到新疆帮助工作。

此时，喀什、阿克苏、巴音郭楞垦区的几千名支边青年聚集阿克苏，强烈要求回沪安家落户已达月余。1981年年初，位于新疆南部的叶城县又发生动乱事件，少数人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殴打干部，扬言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1981年1月8日，王震又一次率团到达新疆。在新疆的十余天里，他不顾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走遍冰天雪地的天山南北。他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加强民族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

1981年5月上旬，新疆伽师县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叛乱分子公开扬言要用枪杆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根据王震的请求和中央决定，1981年5月16日至24日，王震率中央巡视团又一次来到新疆指导工作。

1981年8月10日至19日，王震和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陪同邓小平到新疆休假。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第四次到新疆。就在临出发的当天上午，他在解放军总医院作了膀胱镜检查，往膀胱里注射了治疗癌症的药物。那时，他的心率最快时每分钟曾达160多次，医生让他最少要休息半个月，但王震深知这次到新疆的重要性，下午便出发了。他陪同邓小平来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等地，途中，还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新疆的有关情况和自己的一些看法。

1981年10月19日下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同志同新疆自治区党委和乌鲁木齐军区领导进行了谈话，又一次讨论了新疆的问题，宣布了中央关于调王恩茂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至此，新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逐渐恢复并发展。

力促恢复兵团 加强屯垦戍边

1980年前后，新疆局势接连出现问题，恢复、发展和壮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成为萦绕王震心头的一件大事。

王震是新疆现代屯垦事业的开创者，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缔造者。自1954年成立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保卫祖国边疆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965年，新疆兵团累计拓荒一千多万亩，当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6.6亿元，占全自治区的1/3。在此期间，国家共投资7亿元，兵团自己累计投资14亿元，上交国家税金8亿元。

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兵团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75年兵团体制被撤销。这不仅给国家和自治区增加了负担，而且严重削弱了边防力量，对此，王震十分痛心。粉碎“四人帮”后，王震即考虑向中央建议适时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局势出现问题之后，他的这个想法进一步明确了。

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在疆活动期间，每到一地，除了强调各族人民的团结、边防的巩固、“四化”建设外，他几乎都要强调农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980年10月5日，王震在阿克苏接见当年跟随他进疆开发塔里木，仍留在原农一师工作的老红军、老八路和老标兵时说：“我们的农垦方针是正确的。希望老同志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安心边疆工作……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次讲话不仅是对老同志的安慰和鼓励，而且是为尽快恢复被撤销的兵团体制作了一次舆论上的准备。

1981年1月，王震同志第二次巡视新疆工作时，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数千名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他联系新疆的历史和现实，严肃地说：“解散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建设兵团搞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还有交通运输业，这些办得完全对……”1月30日，王震正式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递交了报告。报告中说：“新疆农垦现有二百多万人，屯垦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垦于准葛尔（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两大盆地，建设起七十多个边境团级农场，担负生产和边防警备。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归中央农垦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

邓小平1981年7月1日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邓小平应王震之邀来到新疆。他一下火车，便对前来迎接的自治区领导说：“我们明后天就到石河子垦区去看看。”8月13日，邓小平在王震的陪同下视察了著名的军垦新城石河子。望着眼前阡陌相连的绿洲，郁郁葱葱的林带和丰收在望的棉田，邓小平欣喜不已、感叹不已。回到北京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王震约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紧锣密鼓地给中央起草《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报告总结了30年来新疆农垦事业的经验教训，认为：生产建设兵团这种体制，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团结，适合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1981年12月3日，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六年之久的新疆兵团得以重生。

王震对恢复后的兵团更是倍加关心、倍加爱护。1982年6月1日，王震代表党中央参加“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会”。会上，王震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

他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着历史的重担，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你们寄托着殷切的希望。兵团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职工，一定会顺利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原兵团政委郭刚回忆说：“我来兵团工作后的六七年间，曾先后12次见到王震同志，深深感受到他为兵团事业的发展壮大倾注的全部心血，深刻地感受到他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思考和决策问题的远见卓识。”

王震关心兵团的体制改革和各项改革事业。兵团刚恢复之初，他便指出：兵团各级不要搞那么庞大的机关，平时主要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生产部队，是一个经济实体，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企业公司，要讲求经济效益，同时又是担负维护祖国统一、巩固祖国边防的工作队和战斗队。兵团是大农业，既要发挥全民所有制大农业的优势，又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把农场建设成现代化、机械化的国营农场。生产责任制和专业承包是对的，一定要搞好，但要有统有分，要大农场套小农场。新疆地多，职工盖房子，房前房后可以划给职工几亩地，搞好庭院经济，家庭可以养鸡、鸭、鹅，养猪、羊、牛。

1989年10月，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赴新疆考察后，转送王震一个报告：兵团恢复后，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遇到不少问题：兵团粮、棉、油等大众产品和糖、布、纱等生产是按照国家体制进行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按平价交给国家，而农产品价格偏低，所需生产资料大部分为议价购进，不少团场和企业出现亏损；兵团有丰富的水土资源，有强大的职工队伍和机械化等优势，但兵团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没有直接列入国家或国家有关部门的计划，致使这些优势远远没有得到发挥。

王震认真阅读了报告，又专门听取了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汇报，向中央提出了要求解决问题的报告。此后不久，国务院召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等七个部门专门开会研究，同意对兵团的计划和经济管理体制作必要的调整。

王震关心兵团和自治区的关系

王震同志多次对兵团领导讲：“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是上级，你们是下级。你们要尊重服从领导，有事要多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请示汇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决定，你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兵团干部职工要虚心向地方各族人民学习，同时有责任帮助各兄弟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发展，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尊重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搞好与各少数民族的团结。”

王震多次嘱咐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说：“兵团是巩固边防、繁荣边疆十分重要的力量，要大力支持兵团的发展。”

1991年8月17日，王震最后一次来到石河子垦区视察。在兵团农八师一四三团的棉田里，王震特意把陪同视察的自治区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兵团领导金云辉、郭刚拉到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嘱咐：“地方和兵团要不分你我，要互相支持，加强团结。”当三位领导都表示，地方和兵团历来团结得很好，并要进一步加强团结时，王震满意地笑了。

（编辑  季节）

清和四月，树木华滋；春和景明，日暖风清。2021年的春天，清华大学迎来了建校110周年校庆。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清华大学建校110年来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作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清华大学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深化改革、加快创新，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科研创新成果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相连，展现了清华人的勇毅和担当。

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展于国家和民族振兴之时。一百年前的清华园，是个啥模样？发生过哪些事情？通过翻阅校史、查找资料，笔者拾起一串串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清华大学的诞生

清华诞生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山河破碎的年代。清华大学的前身乃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致力于“培植全材，增进国力”；它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原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同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也推动清华以高度的历史自觉走上救国强国的奋斗历程。

1911年，清政府设立于清华园的“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当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有460多名学生，30余位教师。此后，学校规定每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为清华校庆纪念日。第二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学制为八年分中等、高等两科。唐国安（广东香山人，1873年至1885年留学美国）任清华学校校长，副校长周诒春。

1913年7月1日，清华学校举行了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当时有1912级和1913级高等科学生、1916级和1917级中等科学生毕业。在典礼上，校方宣布了取得游美资格的学生名单。这一年，学校开始实行体育“强迫运动”，规定每天下午四时半至五时半为强迫运动时间，届时将图书室、教室、宿舍关闭，要求学生都要到操场上去运动，体育教师巡视指导。

1914年3月24日，《清华周报》（由清华学生主办，共四张）第一期出版；同年9月22日，从这份刊物的第十三期起，改名为《清华周刊》，运营至1947年9月25日停止发行。5月21日至23日，首次招考录取女生赴美留学。考试在上海举行，共37人报名，最后录取10名。8月《清华年刊》(Tsinghua Annual)第一卷（英文）出版。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曾以《君子》为题为师生演讲。他借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诗句，激励清华师生奋发图强，“为社会之表率”“作中流之砥柱”。 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品质，便被尊为清华校训，铸入校徽。

在1915年2月8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周诒春发表演说，以“自治、自爱、有始、有终”八字赠予同学。是年夏，学校各科成绩展品送巴拿马赛会，在会场陈列。该会场审查员以清华成绩优良，特授予最优等奖牌。1916年3月24日，伍连德博士为高等科四年级学生发表“高等教育与卫生”的演讲。9月，清华学堂大楼东半部建成，作为教室、高等科寝室。是年图书馆和体育馆工程开工建设，于1919年建成。1917年4月，学校开始建大礼堂和科学馆，由美籍建筑师墨菲设计。1919年9月科学馆建成。至1921年4月建成大礼堂。1918年4月，外交部任命张煜全为清华学校校长，7月，张到校。

广大清华师生在1919年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曹、章、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当天晚上，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次日，学校高等科和中等科科长召开全校各会社领袖会议，议决：一、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二、即以各会社领袖组织一临时机关，命名曰清华学生代表团；三、派代表至北京，与各学校互通声气。同日在体育馆前召开全校大会，高呼“收复失地”“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决定6日起罢课。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9日，清华同学在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宣誓，尔后在大操场焚烧日货。6月3、4日，清华学生“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逾300人进城作反帝爱国演说，清华学生130余人被捕。8日，清华学生代表和军乐队进城迎接被捕同学返校，一起在总统府等地游行示威。11月29日，清华学生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北京2万余名学生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害福州人民暴行的大会，继而游行示威。12月，施滉、冀朝鼎等人在清华组建“唯真学会”，接受“劳工神圣”思想，编印《劳动声》刊物。1920年8月，外交部参事金邦正（安徽黟县人，1909年至1914年留学美国）被任命为清华学校校长。

1921年的清华学校志

1920年1月2日，《清华周刊》记者采访护送毕业生赴美归来的教务长王文显，王文显谈美国大学情形。他说：清华与美国大学情形相比，全美各大学有清华设备完美者实不多见。如清华之体育馆，全美只有三所大学具备。1月3日，清华学生分批赴山东德州、直隶保定等灾区参加赈灾（中国北方地区大旱），以后约每月一批，延续半年共派出学生数十人。翌年1月，学校收到直隶省长赠“惠泽旁敷”匾额一方。

1921年1月20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带领南开毕业生22人来清华园参观，并调查有关制度。2月14日，清华学校新学期开学，校长金邦正发表演讲。他鼓励学生静心求学，注重道德和学风，努力保存清华学生素有的清洁名誉和完美人格。3月19日，清华学校将学生捐款2550元移交全国急募赈款会。当月，金邦正校长对《清华周刊》记者表示：“于校中学科，力求完备，并将使自然科学之程度加高。椑吾校同学之习实科者，亦能不劣于文科生，而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本校“已定设大学一年级”，下学年起，高等科四年级即为大学一年级。“大致分文、实两科。文科有：政治学科、社会学科、经济学科、银行学科等；实科有：医学预备科、农林科及工程科。”

4月16日，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应清华政治学研究会邀请，到校演讲。5月1日在清华学校建校十周年纪念并大礼堂落成典礼上，外交总长颜惠庆、美国驻华公使柯兰发表演说，校长金邦正致开会辞。举行成绩展览、毕业生宴会、体育表演和音乐会。冀朝鼎等将《清华通俗周刊》的增刊，分发给学校附近的工人、农民及市民。5月21日至22日，第九次华北运动会在奉天举行，教授体育的马约翰率清华学校17名运动员参赛。清华获学校第一，另有学生获个人第一、第三。这年春天，北洋政府就因筹集军费参加军阀混战，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为了索薪，宣布停止职务。但北洋政府置之不理，6月3日马叙伦、李大钊领导的“索薪团”展开罢教斗争，二十二所学校的600多学生也聚集于新华门前请愿。北洋军警一齐出动殴打请愿者，受伤者达20余人，此谓之“六三惨案”。6月11日，清华全体学生大会议决全体罢课，以声援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声讨“六三惨案”。金邦正协同清华学校董事会决定凡届时不赴大考者，一律留级1年，但大多数学生仍于13日罢考，并于14日议决“罢课终止后要求学校实行补考”，后虽经多方调处，校方仍坚持原议。7月20日，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发表声明：“此次清华罢课，实为援助八校而起，暑假后清华风潮若不幸扩大，至万不得已时，同人等亦必采罢课手段，以援助之。”

8月20日至31日，中国科学社在清华学校举行全国科学大会。9月11日，清华举行开学典礼，因校长金邦正仍坚持参加罢考学生实行留级1年的决定，众学生相约拒绝出席开学典礼。10月12日，金邦正借故作为出席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随员离校赴美。校务由教务主任王文显兼代。12月18日，清华学校学生会致函在美国的金邦正，请其不必作卷土重来之梦想。

据1921年11月1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文：学校教务处统计本年高等科（大学在内）学生为247人，中等科学生为168人，共计415人。20日，清华文学社召开成立大会。该社是由闻一多等十余人发起的研究文学的新组织。大会选举梁实秋为干事。12月2日，清华学校进益委员会讨论了“学生罢考留级案”。12日，清华全体学生参加北京万名学生在天安门的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尊重民意”，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山东等四项提案。

中国的顶尖学府

为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1928年8月，清华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学校在育人上强调“通识为本”“发展全人格”，在学术上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教育与学术之独立，根本在于民族之独立。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清华师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热情。1926年11月，清华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党组织坚持斗争、发展力量，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全国由此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一大批清华先烈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洪流中，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

百年以降，清华大学一流名师荟萃，以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培养出一批世界级的优秀毕业生，华罗庚、吴晗、曹禺、费孝通、钱伟长、钱学森、梁思成、竺可桢、季羡林，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当代各学科的奠基人和带头人。

（编辑  杨利红）

巴黎公社是19世纪末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预示了一个新世纪革命的发端。20世纪的墨西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从这一泓精神源泉里汲取灵感。

三月十八日武装起义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7月23日，马克思受国际总委员会委托起草了一份“反战宣言”。这之前，国际巴黎支部已发表了“告德意志兄弟书”，号召法德两国民众不要给统治者充当炮灰。 

色当一役法军溃败，拿破仑三世皇帝当了普鲁士的俘虏。法兰西第二帝国崩塌，当年9月4日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普军仍长驱直入法国，大军压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达到统一德国、夺取欧洲大陆霸权目的。法国反动政客梯也尔主导的 “国防政府”推行民族投降政策，2月26日，在凡尔赛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签订和约。梯也尔让巴黎城防司令特罗胥出卖巴黎，阴谋霸占蒙马特尔高地上国民捐献的大炮。巴黎民众闻讯赶到高地阻止，勒贡特和克莱芒·多玛两个将军率兵镇压群众，被起义者枪决。在冲突中，国民自卫军士兵倒戈，与民众联欢，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开启了“三月十八日革命运动”。梯也尔一伙仓皇逃窜至凡尔赛，他们准备纠集残部伺机向革命的巴黎反扑。

人民主权的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在“三月十八日起义”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催生了人民主权的巴黎公社，并颁布公社委员会选举法，3月26日施行有史以来的真正普选。劳动阶层的优秀代表纷纷当选为公社委员。3月28日，巴黎公社在市政厅庄严宣告成立。马克思指出:“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巴黎公社在天主教统治的法国宣布从此“政教分离”，并对国民教育采取改革措施。公社发表《告法兰西人民书》，保证“公民参与公社事务，自由表达意见，维护自身利益”，特别强调“人民始终有权对公社官员进行监督和予以撤换”。巴黎公社强烈反对特权，消除社会不平等，防止腐败。公社委员勒弗朗赛明确指出“人民主权有可能被篡夺”的危险，说：“主权在巴黎公社全体选民手中，公社只是执行者。公社委员没有从选民那里获得这样一种权利，即让他们可以靠之篡夺只属于后者的主权。”

可见，巴黎公社的思想家们早就预感到了现代西方民主通过权力委托可能产生的异化，将会形成社会特权和腐败现象。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公务员都应该当“社会公仆”，而非“社会的主人”。女作家塞沃丽娜见证道：“巴黎公社这些人曾经掌握首都、国库、银行存款，城市基金和私人保险。可他们不仅没有要求运用任何公款，而且手头一无所剩，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暮年抽烟的零钱。”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后，外省一些城市纷纷响应。马赛、里昂、纳博讷、图鲁兹和圣艾蒂安等地陆续成立了公社。梯也尔一伙仓皇逃窜至凡尔赛，他们准备纠集残部伺机向革命的巴黎反扑。

法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4月2日，工人将军杜瓦尔率众向凡尔赛进军，终因寡不敌众失利，众多志士被残害，公社由此放弃了主动出击，转而全心致力于巴黎的和平建设。不久，梯也尔勾结俾斯麦，调动普法战争中五万法军战俘，于5月21日进犯首都，与巴黎民众展开街巷激战。但是，由于公社方面频频更换防务领导，军事指挥不力。第一任军事代表遭到免职，由正直的职业军官罗塞尔继任。罗塞尔强调战时必须统一指挥，不宜民主选举军官，但被指有“集权倾向”，犯了公社凡事必循民主程序原则的大忌，被迫辞职。军务最终让不懂战术的文职委员德勒克吕兹主持。5月23日，国民自卫军右岸总指挥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在街垒战中牺牲，公社失去了最有才华的军事将领。5月25日，军务总指挥德勒克吕兹心知败局已定，他悲哀无望地登上街垒，仰饮对面扫射过来的子弹自尽。5月28日，凡尔赛军攻占巴黎，最后一批公社战士被逼至拉雪兹神甫墓地。147名战士背靠夏洛纳白墙，高呼“社会革命万岁！”“公社万岁！”，英勇就义。

那一年5月21日至28日，凡尔赛匪帮对巴黎公社社员施行了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史称“流血周”。3.5万人被枪杀，5万多遭逮捕，万余人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等地。与此同时，小仲马、都德等一群“凡尔赛作家”猛烈向巴黎公社喷吐毒汁，打前阵的是文坛“祖师爷”福楼拜。他在写给乔治·桑的信中叫嚷：“应该把整个巴黎公社判罚终身苦役，到船上划桨，命这群嗜血的蠢货清理巴黎的废墟。要把他们的脖颈锁上铁链，拉去充当囚徒。”

欧仁·鲍狄埃在一首献给“流血周”幸存者的诗里写道：

凡尔赛人至少把十万群众

残杀在屠场。

可是，你瞧！屠戮了十万人

也没能奏效……

巴黎民众怀念巴黎公社，是年11月1日万圣节，一些扫墓者冲破劫后笼罩巴黎的白色恐怖，往烈士殉难的墙脚摆花，使之成为一座天然的公社革命纪念碑。1908年5月21日，来自法国各地的民众又给那座砖墙镶嵌了一块大理石板，其上镌刻着：“献给公社的烈士(1871年5月21日至28日)”，自此，“公社墙”有了鲜明的标志。每年5月28日，许多民众都会前往“公社战士墙”前献花，1936年“人民阵线”时，追念人数竟达60万之众。人们唱起诗人让-巴蒂斯特·克莱芒谱写的诗歌《樱桃时节》：

多么短促呵，

樱桃红艳的时节！

情侣们采撷耳坠的

理想岁月！

巴黎公社英气长存，令反动势力心惊胆战。1873年7月24日，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麦克·马洪一伙天主教强硬派在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特别法令”，诡称遵照“全民意愿”，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建造“圣心大教堂”，感谢上帝之子以“圣心”支持镇压巴黎公社。这之后，第三共和国严禁提及巴黎公社，史书上都直接从第二帝国跳到第三共和国。

为了彻底消灭巴黎公社留下的印记，巴黎市议会于1909年7月14日通过决议，在甘必大街心花园竖立莫罗—沃蒂耶的雕塑“历次革命受害者纪念墙”。该砖墙突兀地雕出一个象征法兰西的女性，让不同阶级的“历次革命受害者”聚集身后，显示整个社会的调和。这一貌似革命的艺术品表达出当权者的意向，却形成了“真假巴黎公社墙”流毒百年的谬误。

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2018年，法国第五共和国国民议会依据《宪法》通过决议，“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给那些为自由不惜被处死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男女以荣誉和尊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议员让-雅克·封德里耶高度评价巴黎公社，他在评价中肯定：“巴黎劳动者奋力结束了剥削与压迫，在全新的基础上重组社会”，赞扬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法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巴黎公社的主要活动家核心系由布朗基主义者和普鲁东派组成，但“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瓦尔兰、赛拉叶，东布罗夫斯基和该协会特派使节、俄罗斯女郎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以及崇敬马克思的弗兰克尔等人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事实表明，巴黎公社确是“第一国际”成立后，靠其在巴黎的诸多成员完成的首次欧洲社会革命运动。1927年底，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领导广州起义，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这无疑是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的反响。

1871年，在巴黎公社惨遭镇压的翌日，马克思在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法兰西内战》，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他写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必须予以粉碎，而公社正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然怪胎的革命。”“要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因为它是集中组织起来窃据社会主人的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撰写的《导言》里，又重申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以宣布它自己的所有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被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可见，巴黎公社的原则是真正的“人民主权”。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所宣称的：“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编辑  季节）

1981年4月13日上午9点半，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编《周恩来选集》和年谱的同志共三十多人，从机关到中南海西花厅去见邓颖超同志。

在一个月之前，邓大姐就给方铭同志来信，说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西花厅前的玉兰花盛开时，就约同志们见见面。自那以后，同志们都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4月10日，邓大姐的秘书来电话，说大姐可能星期一约大家去，具体时间，明天再定。第二天（星期六），秘书来电话说，大姐约定大家星期一去。

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非常高兴。因为邓大姐是当时我们党内最资深的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她的光荣革命业绩，我们搞周恩来文献研究的这些人都十分了解。她同周恩来同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他们这一对革命伴侣的高尚情操、美德，早已在全国人民中传为佳谈。自周总理离开我们之后，大家就自然地把对总理的怀念之心、爱戴之情，倾注在邓大姐身上。现在就要亲眼见到她老人家了，就要当面聆听她的教诲了，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9点50分，轿车驶进了中南海西门，在西花厅前停下来。李琦同志一边给大家引路，一边向大家介绍西花厅的建筑特色，以及总理和身边工作人员工作休息的地方。我们正走着，邓大姐的秘书来接我们了，大家便加快了步伐，很快来到西花厅院内。

西花厅内庭院宽阔，两旁雪松挺立。微风轻轻吹拂，嫩绿色的叶芽在明媚的春光下闪着金光。桃红色的海棠花正在怒放，香气扑鼻。过去曾经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详细地向大家介绍这里的历史变迁。我们很快陶醉在满园春色之中。

这时听到秘书说了声“大姐来看大家了”，我忙转过身去，只见她身穿青色制服，外着花呢大衣，面带微笑，向我们缓缓走来。从邓大姐那稳健的步伐，神采奕奕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目光可以看出，老人家身体不错，精神很好，远比从报纸照片上看到的年轻多了。这一段时间，我们都为邓大姐的健康担心，亲眼见到她老人家后，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同志们的脸上，都不约而同地露出快慰的表情。

出发前，李琦同志曾给大家打了招呼，说大姐前些时候把右胳膊摔坏了，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同大姐握手。所以当大姐向我们走来时，我们都用祝福的目光注视着她，而不敢向她伸出手去。可大姐却主动热情地伸出手来，同每一个同志握手。大姐的亲切慈祥，通过握手的刹那，像一股股暖流，温暖着每一个同志的心窝。有的同志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大姐向大家握手问好后，便招呼大家到西花厅坐坐。厅里茶几上放着糖果和沏好的茶。这时大家都不好意思，纷纷挤在两旁的椅子上，中间的沙发空出了许多位子。大姐见状就对我们说：“同志们，我得先向你们提个意见，你们这样不像是在中央文献委员会工作的作风。这里我们没有等级，大家可以随便坐。年轻人手脚快，坐进来。”在大姐的催促下，同志们终于把中间的沙发空位坐满了。

看大家都坐好了，大姐就让大家喝茶，吃糖果。她说：“这些糖果是上海的同志捎来的，东西不多。大家多尝尝，剩下的都拿走。”

接着，大姐就开始同我们谈话。她说：“经过大家的努力，《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了。我作为一个老同志，作为恩来同志共同战斗几十年的战友，感到很高兴，也向大家表示感谢。今天约大家来见面，约你们来这里，看看海棠花正在盛开。我们这里的海棠花，每年都在4月10号左右开，开到二十几号。有时遇上风雨，那就惨了。这次同大家见面，不是最近才约的，很早以前就说好了。遗憾的是，原来的约定人（楚平，周恩来组前组长）已经离开我们了。我想，我们大家是不会忘记她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见面，是我对生者的约定，也是对亡者的定约。同志们，你们在中央文献委员会工作，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不论是对党的历史研究、对现实，都有重大的意义。全党都很关心你们的工作，支持你们的工作。我是很尊重你们的工作的。你们用实际行动批判了‘四人帮’……”

大姐的教导是那样的铿锵有力，言谈话语中充满了对我们的鼓励，有时还夹杂一些拉家常的话，使会谈的气氛亲切活泼。这时廖盖泷同志说：“大姐，我看你可以活到21世纪。”大姐听到后立刻说：“那就不好说了，我们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年纪老了，这是不可免的。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党员，不管年纪多大多老，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上是不能衰退的！”

大姐同大家畅谈了约半个多小时，然后就招呼大家到西花厅的台阶上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记者拍了两张，大姐问：“保险了吗？”记者回答保险了。大姐又领着大家到后院的住宅去参观，她仔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和吃饭的地方。在恩来同志办公室的院子前，同大家合影。接着，又带我们到她和恩来同志的卧室参观，并在院里留了影。经过秘书和工作人员的一再催促，大姐才去休息。临走前，还让李琦同志和秘书代表她继续接待我们。

（编辑  杨利红）

彭士禄对父亲彭湃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与自豪，父亲的故事给予他破浪向前、澎湃不息的力量，但他从不借着父亲的声名，而是继承父亲遗志，努力为国奉献。

赤子情怀：为祖国需要刻苦学习

到延安后，彭士禄就被组织上送到延安中学学习，当时他已经15岁了。据叶剑英元帅之子叶选平回忆，由于过去只读过两年书，彭士禄刚去时学习很吃力，上课听不懂。他有个倔脾气，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结果，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优秀”的评语。他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在学习过程中，他常常举一反三，反复思考、反复演算、反复验证。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他运用头脑中储存的知识，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这些基础都是在延安中学打下的。                       

抗战胜利后，彭士禄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选派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留学期间，彭士禄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他说：“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授一课，中方就要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供孩子们上洋学堂，我们能不努力吗？”彭士禄时时提醒自己。

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彭士禄在每个阶段都按照组织的要求，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角色也多次转变：优秀学生、模范护士、炼焦厂技术员、留学生，直至后来成为我国核潜艇的首任总设计师。人们看到彭士禄有如下一些标签：

——革命英烈彭湃之子：

——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

——首批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他还有其他很多头衔，但在我看来，彭士禄的人生经历更像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道路的“大书”，需要后人认真研读。

兴城之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彭老

1992年，我刚调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现在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办公厅工作。当时，中核总科技委的“三老”——王淦昌、姜圣阶和彭士禄，是我们这些初入职场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科学大神”。我当时的工作职责是为领导和专家们服务，因此有机会与他们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

1992年7月的辽宁省兴城之行，是我与彭老近距离交往的一次。当时辽宁省科委召开辽宁省社会经济发展专家座谈会，被邀请的专家中有王淦昌和彭士禄，以及中核总纪检组长闵耀中同志，我作为闵老的秘书也去了。彭老在发言中，谈及在北方兴建核电站的问题，会议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1988年，我曾参加辽宁大连瓦房店核电站（现在的红沿河核电站）选址的专家论证会，真希望彭老所说的成为现实。

晚饭后，彭老的秘书叶向东，请王老的秘书王国光和我到彭老的房间里聊天。彭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叶秘书与王秘书也都抽烟。彭老歪过头问我：“老弟，你不抽烟吗？”我赶紧欠起身来回答：“彭部长，我不抽烟。”因为彭老曾经担任过好几个工业部的副部长，大家都称呼他“彭部长”，他本人对这个称呼并不以为然，而是希望大家把他当作朋友，他当时称呼我为“老弟”，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

2014年5月，我因湖北一个研讨活动与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鲁淳通电话，他向我谈起彭士禄，说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彭士禄从来没有革命家后代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这就是口碑呀！

彭老有一次对我说，蔡妈妈（老革命家蔡畅）对他说：“我们红色后代中只有你一个院士，你要好好干。”在我的心目中，我从来没有把他与他显赫的家庭背景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而是一种对科学家、专家和他们为国家所作贡献的由衷敬仰。

 回到北京一周后，向东找到我，手里拿着一份论文手稿，说是彭部长的一篇论文，请我帮忙写一个摘要，并翻译成英文。文章是讲核电站的经济性。上周出差时，我在彭老房间的茶几上看到这篇文章。向东说，彭部长每次出差都会带着资料，晚上有空他就查阅资料、撰写论文，从来不浪费时间。闻听此言，我心里更是充满了对彭老的敬意。这天晚上，我把摘要与英文译稿都弄出来了，第二天上午交给向东。下午，向东兴冲冲地到我办公室，说彭部长看后很满意。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彭老的勤奋和谦虚感动了我，他那时也是年近古稀之人了，出差都要带着资料，我那时多么年轻啊，本来正值大好年华，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但很多时间都白白地浪费掉了。兴城之行让我感悟出专家之所以是专家、专家和普通人的区别。勤能补拙，这个道理谁都懂，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并因此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则是少数。后来我写过一句诗“一勤天下无难事”，其中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彭老勤奋治学的示范，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报效祖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者

晚年的彭老基本上离不开轮椅了。他有几年一直住在深圳，我有机会经常去看望他。2012年，彭老生病了，卫生部要求回京医治。自那以后，彭老一直住在医院里。

2015年11月22日是彭老九十寿诞，我打算去医院看望彭老，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礼物。打电话问他的儿子彭浩，他说现在只能吃流食，你人来就很好了。我就写了一首《七律·彭士禄院士九十寿诞致禧》诗：

烈士遗孤院士衔，铺开大海写诗篇。

学生要上五门课，潜艇何须一万年。

无欲攻关能拍板，有心冒险去登山。

中华护国抽神剑，回报阿妈血汗钱。

其中“铺开大海写诗篇”一句，主要描写彭老一生献给中国的核动力和核潜艇事业。这一句可以比较好地概括彭老的平生业绩，因此我就把它作为本文的题目。

“潜艇何须一万年”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苏联拒绝为中国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1958年，为打破美苏等国对核潜艇技术的垄断，中央批准研制导弹核潜艇。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振奋人心的一句话，改变了彭士禄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写完诗，觉得意忧未尽，于是又填了一首《贺新郎·彭士禄院士吟》词：

海陆丰云暗。

盼红旗、亲人何在，浩天遥远。

万水千山心飞渡，身陷相思河畔。

夜漫漫、肝肠寸断。

宝塔巍巍犹召唤，赴延安、从此酬宏愿。

家国恨，浸弓箭。

摧枯拉朽如席卷。

换人间、刀枪暂歇，要抽长剑。

原子核中藏神力，科技全新阶段。

莫改姓、周公指点。

回望峨嵋峰头路，庆功时、酒满欢声乱。

再把盏，渐平淡。

这首词，基本上概括了彭老的生平。关于“莫改姓、周公指点”一句，来源于一个传说。1970年7月15日上午，在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即将投入满功率运行之前，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汇报，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对彭士禄说：“你要记住，你姓彭，永远不要改姓。”

同事们给彭士禄起了两个雅号，一个是“彭大胆”，另一个是“彭拍板”，说他对一些技术问题敢于拍板。

有一年，彭士禄住在大亚湾，我去看望他，他讲起一件事情：核潜艇陆上堆升功率时，有许多报警信号，啪啪啪的报警声使人胆战心惊。看到这种情况，他沉思了一会儿，果断下令，将某几个报警信号关掉。他这一拍板不要紧，可把周围的一些人吓坏了，最后还是执行他的指令，关掉部分报警，结果核反应堆很顺利地达到了满功率。我问彭老：“您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他淡然一笑：“太安全，也就不安全了！”这句平平淡淡的话，真是太具有哲理了，使我感受到一种震撼的力量，以至于我永远忘不掉。彭士禄是大专家，他的决断勇气来源于他对于科技知识的掌握。这句话说明，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用处的，关键在于要有科学的认识。

当有人送彭士禄“中国核潜艇之父”称号时，彭老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若为“核潜艇之父”，那么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是什么呢？成百上千做出卓越贡献的核潜艇设计者、建造者又是什么呢？他在自述中说：“我有幸在‘文革’中参加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那时‘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让‘猴子’称王，所以，我也被抬上‘总设计师’的宝座。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彭老亲笔写下了一段感言：“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组织、指挥、决策核潜艇研制的每一重要关键步骤和重大关键问题，他才是真正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总指挥。”还有人称他是“中国核电站创始人”，他却谦虚地回答：“我只是核动力领域的一头垦荒牛。”

那天下午，我给彭士禄读了一诗一词，他很高兴，连竖大拇指。彭浩送我一本《彭士禄传》，我请彭老签字，他颤抖着手签了名。医院有两个女看护照顾，我对她们说，彭老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国宝。她们说理解，知道彭老的价值。

传承红色基因，续赓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2021年5月26日，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中宣部的决定中指出：“彭士禄同志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饱含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彭士禄的“红色基因”和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扎根心中的四种关系 

彭士禄的家庭和个人成长，历经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见证了党的建立、巩固、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回顾自己的一生，彭士禄感触最深的是四种关系：

其一，一家与百家。彭士禄的童年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3岁时母亲蔡素屏被反动派枪杀，4岁时父亲在上海被抓，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他成为孤儿。父母牺牲后，他颠沛流离，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党组织安排他辗转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那段时间，小彭士禄在百姓家，见到年纪大的就喊爸爸妈妈，见到年纪小的就喊哥哥姐姐。他对父母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有一张与父亲和哥哥的合影，照片上有父亲亲笔写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8岁时，由于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成为小囚犯。贫苦百姓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着这棵烈士留下的根苗。在监狱里，他亲眼目睹养育过他的“奶妈”被倒挂着吊起来灌辣椒水，但她宁可被杀了头也不供出他是彭湃的儿子。出狱后，这个只有10岁的孩子，已被折磨的双腿无法走路，硬是沿着铁轨爬行了十几公里回到潮安养母家。由于生计无着，他又沦为“小乞丐”。后来祖母找到他，将他带到香港。他12岁才开始读书，14岁时，他参加了游击队，不久，周恩来找到彭士禄，党组织将他送抵革命圣地延安，他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激发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地分配给农民，直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其二，主义与精神。彭士禄属牛，他说自己非常敬仰“孺子牛”的倔强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拓荒牛”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他的每一步都是别人未曾走过的路。他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他说：“作为共产党员，我将为之奋斗终生。”

彭士禄留学归来后，就积极投身我国核潜艇研制事业，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实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

1958年6月，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62年2月，他开始主持核潜艇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的认知几乎是零，研发团队中没有一个人见过核潜艇，怎么干更是不知道。彭士禄发动大家自教自学。他对年轻人说，要脑袋尖尖，屁股圆圆。脑袋尖，钻进去；屁股圆，能坐得住。国家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并没有消减大家的士气。彭士禄说，“那时没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

1965年，中央批准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彭士禄和近万名科技人员来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基地，建设中国第一座核潜艇动力陆上模式基地。他说：“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在国外核潜艇资料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硬着头皮，用一股犟劲，用六年时间硬是把它搞了出来，真是奇迹！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是共产主义的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和合力、一股倔强精神。”

在四川大山中，交通不便，彭士禄就把铺盖搬进厂房，24小时在厂房，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那么多的数据，他是没日没夜算出来的，他亲自计算核实100个静态数据。每天晚上，他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的。彭士禄的计算结果总是最精确的。他一直强调，重要的数据一定要亲自算一遍，心里才踏实。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而他已连续五天五夜没合眼了。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艇上零部件有4.6万个，需要材料多达1300多种，没有用一颗外国螺丝钉。重要系统、重要零部件，没有一个推倒重来。彭士禄用日日夜夜的积累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宏愿！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由于长期超负荷加班加点，彭士禄得了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3/4，手术后仅一个月，他就继续扑到了核动力事业上。这年他才49岁。当他88岁时，有记者采访时问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值吗？他回答值得，他说，他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值得！他从年轻时就立志以身许国，科技报国，他以这样的拼搏精神，践行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錚誓言，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核潜艇成功了，他又有了新的使命。1983年，彭士禄从核工业部副部长调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并出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引进法国先进技术，在中国建核电站。57岁的拓荒牛再一次踏上了共和国核电事业拓荒之路。

那一年，我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而大亚湾核电站总投资需要投入6亿美元。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人才技术也尚处空白，建百万千瓦核电站谈何容易。他的各项开创性工作，为大亚湾核电站快速开展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顺利开工。1988年，彭士禄又马不停蹄地接过下一个任务，他被国家任命为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负责建设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商用核电站。从核电站主要参数到投资方案，他都一一研究、核算，对大到反应堆，小到一个螺丝钉，都心中有数。他将100多个核电站主要参数都算出来了。他是一个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总设计师，心中装着放大镜，手中拿着绣花针，他将600多项重大型设备进度计划写满了5个笔记本。

在核电站建设中，几十年来，他从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研发核心技术都亲自布局，亲自参加重大国际谈判，亲自拍板重大难题，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核电领域攻坚战，引领我国核电发展走上快车道。

其三，明白与糊涂。彭士禄认为，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做一个明白人谈何容易！他要有超前意识，对问题有新思路、新见解；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但当一个糊涂人则更难，难得糊涂。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涨工资、授奖等，越糊涂越好。”他常常“为公明白，为私糊涂，以此自勉。”彭士禄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他总是冲在前面。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这其中蕴涵着彭士禄高风亮节、淡薄名利、永葆初心、不改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躬耕不止，生动彰显了他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其四，拍板与改错。彭士禄勇于创新，勇挑重担，敢啃硬骨头，在关键时刻豁得出、顶得上。“彭拍板”体现出他求实创新的精神。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去解决。他认为，“科研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彭士禄在事业上取得的杰出成就，离不开夫人马淑英（留学苏联时期，彭老为她取了一个美丽的俄语名字——玛莎）阿姨的理解、支持与陪伴。彭老晚年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出他对夫人支持自己事业的感激之情，他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夫人”太多，共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