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布局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原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沿海率先发展布局的基础上，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一带一路”倡议和各区域经济功能定位。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开创了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一倡议对国内各大区域功能作了具体安排：

（1）西北地区：发挥新疆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

（2）西南地区：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3）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沿海各大经济区优势，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支持福建沿海地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4）内陆地区：依托内地各大城市群推动区域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原处于对外开放末梢的内地可以获得更多的开放和发展机会。

推动城市群建设。这是新时代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19个国家级城市群，即：京津冀（北京、天津、石家庄），长三角（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珠三角（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山东半岛（济南、青岛），海峡西岸（福州、厦门），哈长，沈大，中原（郑州），长江中游（武汉、南昌、长沙），成渝，关中平原（西安），北部湾（南宁、海口），晋中（太原），呼包鄂榆，黔中（贵阳），滇中（昆明），兰州-西宁，宁夏沿黄（银川），天山北坡（乌鲁木齐）。由此形成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重要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京津冀地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8%，面积21.6万平方千米，生产总值约占全国GDP的11%（2013）。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但内部发展差距较大，京津两市周边农村贫困人口达273万。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为国家战略，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2015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北京市是国家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天津市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与国际航运核心区，河北省作为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

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针对搬迁企业优化税收服务、简化迁移手续，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建立跨区域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等。

20多所北京市属高校、医院向京郊转移，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累计近3000家，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已超86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累计约1000个。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目标顺利完成。

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此后相关规划和支持政策出台，市政基础设施、生态工程、公共服务配套等120多个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很多知名企业、金融机构落户雄安新区。

交通一体化。2019—2022年，京雄城际、京张高铁、京滨城际、京唐城际铁路均实现通车。公路交通方面，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逐步扩大，京津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

加快推进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北三县协同发展深入推进；张家口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加快建设，首都生态屏障功能更加突出；天津滨海新区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天津港通关效能提升和成本节约效果显著。京张高铁、京沈高铁建成通车，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成投运，京津冀机场群和港口群协同联动建设深入推进。

结对扶贫。2019年北京市引导206家企业到河北结对地区投资164.8亿元并撬动15.4亿元社会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33万人受益；在北京市内100多家商超设置1000多个扶贫产品专柜。组织各大批发市场设置扶贫馆和展示厅。

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覆盖11省市，面积占全国的21％，2020年该地区人口占全国43%，经济潜力巨大。2016—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主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绘就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蓝图。

按中央精神，长江经济带应成为：（1）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2）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促进中上游有序承接产业转移；（3）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4）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10年来，沿江省市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提升，一大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关改搬转，长江流域水质显著好转。“十年禁渔”使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得到遏制。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2015年的42.3%提高到2019年的46.5%，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50%。综合运输大通道加速形成，长江干支线高等级航道里程达上万公里，14个港口铁水联运项目全部开工建设，沿江高铁规划建设有序推进。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建立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管理体系，加快完善生态补偿、多元化投入、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等机制，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人口约占全国的17%，地区生产总值约占GDP的1/4。2019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聚焦“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三大使命，取得了丰硕成果。

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建设结硕果。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基本形成，对全国经济影响力带动力不断增强。数字经济新优势正在为加快动力转换提供重要牵引，要素顺畅流动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

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出两批八大类73项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虹桥国际开放枢纽、G60科创走廊、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宁马宁滁等一批跨界区域率先突破。政策协同、要素市场、多层次多领域合作等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探索完善。

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五自由一便利”制度型开放体系基本建立，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跨江跨海大桥、高铁等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已形成较高密度的网络布局。2018年“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项目基本完成，省界主线收费站2019年全部撤销。跨省城际轨道建设加快进行。港航一体化发展方案确立“6大行动13项主要任务”。上海洋山港四期建成全球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宁波舟山港成为吞吐量超11亿吨的世界第一大港。电力一体化建设，在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示范区开展10千伏跨省配电网互联互通，进展顺利。

长三角交通便利，快递效率全国领先，重点企业快递48小时准时率超过96%。优质便捷高效的快递业吸引了大量电商企业将发货地选择在此，吸引更多企业就地生产。

在长三角一体化推动下，上海成为产品展销地和出口地，着力打造总部经济全球枢纽；江浙成为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商贸（含国际贸易）基地。区域间分工逐步形成，货源辐射和通达能力更具优势。

工业生产基地和供应链遍布整个长三角，区内各城市间联系紧密。如吉利汽车总部设在杭州，发动机由上海华普和宁波吉利动力提供，操控和制动系统在苏州无锡，变速箱在宁波，内饰车灯由温州和镇江供应。

知识溢出、数字赋能、品牌输出、共享员工等逐渐成为跨区域产业协同的新方式。2021年浙大约200项专利以转让、合作等方式与国内各机构或企业共享，长三角地区承接了其中3/4。

建立“G60科创走廊”等一批跨区域合作平台，成为长三角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的重要平台。沿江九城市协同制定“支持G60科创走廊，头部企业引领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实施意见，引导鼓励头部企业与相关中小企业跨区域抱团发展。如：沿江九城为大飞机装机设备领域输送大量潜在/合格供应商、在大飞机特殊工艺材料领域实现“从0到1、从1到N”的突破，16家企业41种产品完成供应对接。九城市为中芯国际搭建80余家产业链合作企业储备库；为腾讯成立400余家企业库并开展与各地要素对接，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腾讯合伙人”。

九城市常态化轮值举办G60人才峰会，出台互认互通人才18条政策。组建了G60专家咨询委员会，聚集国家级人才1000余人，院士专家工作站547个，博士后流动站771个；打造“G60科创云”要素对接平台并开设“九城纳贤”云招聘专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176所高校与九城市10万余个中高端用工需求无缝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包含广东九城市和香港、澳门，地理位置优越；面积5.6万平方千米，近7000万人口，人才资金高度集聚。这里也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该地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中央及广东省政府出台多项支持政策：给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紧缺人才予以补贴以平衡内外个税差异，广东省出台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等。

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大湾区搭建起“两廊”（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两点”（深港河套创新极点、粤澳横琴创新极点）框架，集中谋划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平台。

产业创新方面，芯片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初步成效，5G、超高清视频、集成电路等产业项目陆续投产。香港科大、佛山顺德区政府等共建智能制造科创平台，投资800亿元打造机器人研发高地。

设施联通建设：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开通运行，深中通道建设有序推进。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通车。香港机场、深圳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珠海机场、澳门机场改扩建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机制联通水平提升。人员往来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货物流动方面，内地与香港“跨境一锁”在大湾区内地全面实施，口岸清关手续进一步简化。专业资格认可方面，大湾区内地已在建筑工程、医疗、教育、律师、会计、旅游等8个重点领域实现对港澳职业资格的认可或作出便利安排。

金融等服务业开放：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落地实施，跨境理财通试点加快推进，大湾区保险服务中心加快筹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蓬勃发展

成渝地区是西部地区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区域。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做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出把该地建成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这一战略规划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成渝经济圈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列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2021年推动实施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目67个、总投资1.57万亿元，涉及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和公共服务等领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黄河流域的战略定位：大江大河治理的重要标杆、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验区、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

围绕《纲要》，黄河沿岸各省市制定了各自的区域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传承弘扬、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能源转型发展、工业转型升级、科技、对内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等专项规划，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随着规划和政策实施，水资源节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黄河流域开启了发展新篇章。

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新探索

深化区域合作机制

区域间的合作涉及不同行政主体的协调。在中央引导下，各区域间合作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区域间的合作走在前列。如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位置跨上海枫泾镇（42平方千米）和浙江平湖市（45平方千米），规划初就得到两地政府大力支持。张江高新区管委会、上海金山区和浙江平湖三方政府共建张江科技城领导小组、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管委会授权成立上海张江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园区开发运营。因平湖园区地价较低，引进了多项高新科技型企业和研究设计单位。

长江中游各城市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一体、旅游合作、跨省电子评标、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看病就医异地医保即时结算、工伤保险异地互认、通关一体化等多个合作事项方面取得了新突破。2019年，武汉市联合长沙、合肥、南昌市共办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协调会和会商会，签署了推进长江大保护、国家级新区、交通、信用体系、科技、检验检测等12方面的合作事项。

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建立对口合作关系。2016年国务院出台文件，部署组织辽吉黑三省与江苏、浙江、广东，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将东部地区发展经验与东北地区需求相结合，破解体制机制难题，助力振兴东北。至2017年底，200家江苏企业与辽宁省12个重点石化产业园及华晨集团开展对口合作，总投资逾百亿元（如沙钢参与东北特钢等三公司破产重组工作）；吉浙两省签约合作项目73个，涵盖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医药健康、绿色农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广东与黑龙江签署对口合作项目近200个，包括粮食、农业、医药、文化等领域。

优化区域互助机制

在中央或省级政府指导协调下，通过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加快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东部对口帮扶贵州工作。2013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共八个城市“一对一”帮扶贵州八市（州）。同年经上海对口帮扶办公室协调，联合利华（中国）与遵义市政府签订关于桂花、生态茶叶的开发合作协议，两地合作共建10万亩经雨林联盟认证茶园，让遵义茶迈向世界。上海市商务委与贵州茅台酒厂实施战略合作，健全标准规范、以“茅台”为酒类追溯体系建设示范试点，推进覆盖全国、先进适用的酒类追溯体系建设。

广州市围绕“黔货出山、粤客游黔、粤资投黔”的扶贫协作模式，将自身市场资金技术和贵州的旅游、生态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把毕节、黔南建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副产品供应地、生态旅游目的地、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地。广州在当地投资建设种养殖基地和加工厂，与当地农户签订种养殖协议，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广州将毕节的苗绣、蜡染和黔南的刺梨、鸡蛋、茶叶等非遗产品、农特产品等打造为地标性产品，发展线下线上交易，设立黔货展销窗口。2018年—2019年4月，广州市场帮助毕节、黔南累计销售绿色农特产品16.43万吨、12.25亿元。毕节、黔南成为珠三角绿色农特产品的供应地。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前方指挥部，谋划建设克州江苏产业园：在阿图什市划拨两块土地供偏远的阿合奇县、乌恰县建设“飞地工业园区”，为无锡、常州支援两县发展助力。至2021年已完成园区管委会、平台运营公司组建及先导区规划编制，实施产业引导项目，共建生态型、文化型园区工业；已引进企业4家，投资7.1亿元。

新疆和田地区是北京重点帮扶对象。过去和田优质水果走不出去，2019年在新发地市场举办“民营企业南疆行”招商推介会，助力发展和田核桃、大枣、石榴、杏等种植和加工。2018年以来，北京市利用百店专柜、新发地、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京东善融等电商平台，累计销售和田地区和兵团14师特色农副产品7.75万吨、17.42亿元，带动4万名贫困人口增收。2019年北京银行承销发行产业扶贫债券，规模1亿元。

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合作：

京津冀医疗资源协同发展。雄安宣武医院由北京市主导建设，建成后将成为拥有600床位的三甲医院。2016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与天津市海河医院、河北省胸科医院共建“京津冀结核病协作中心”，实现结核病防治医疗资源共享，解决跟踪患者和异地就诊问题。2017年京津冀异地就医即时报销试点启动，在河北燕郊居住的北京市参保人员当地就医可持北京医保卡直接结算。至2018年4月京津冀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直接结算定点医院达1115家。教育协作方面，北京六个区与津冀八个市县开展深度校际交流合作，采取学校联盟、结对帮扶、开办分校等方式开展跨区域合作，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长三角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也有较大进展。苏州、普陀、嘉兴、芜湖共建“长三角一体化四地教育联盟”，以示范区为中心，加快构建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长三角城市群医院协同发展战略联盟”成员覆盖区内26城市137家医院，先后成立20个专科联盟，专科建设涉及228家县级医院，并与腾讯公司合作探索“互联网+医联体”新型工作模式。加入该联盟的各地医院与上海医院交流合作，逐步形成一二三级医院分工协作的医联体运行模式，推动区内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

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等要求。生态补偿机制，按“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原则，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在绿色发展中推动区域经济协调。

至2019年，安徽、浙江、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河北、天津、云南、贵州、四川、北京、湖南、重庆、江苏15省区市，参与开展10个跨省区市流域生态补偿试点。

积极推进皖浙新安江流域、闽粤汀江-韩江流域、桂粤九洲江流域、赣粤东江流域、津冀引滦入津、云贵川赤水河等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为统筹推进全流域协同共治打下坚实基础。

新安江上游属安徽省，下游是浙江省饮用水源地和长三角备用水源地。2012年启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首轮试点期限为2012—2014年，签订《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协议》，以政府补偿为主。第二轮试点期限为2015—2017年，再次签订《生态补偿协议》，适当提高了补偿金额度。2017年，设置新安江绿色发展基金，逐步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根据生态环境部评估报告（2012～2017），试点实施以来，新安江上游水质为优，并带动下游水质与上游水质变化趋势保持一致。2018年10月继续签订第三轮生态补偿协议。

2016年4月国办发文，在江西-广东东江开展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同年两省政府达成《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明确了生态补偿方案有关细节。截至2018年8月，东江流域开展生态环保和治理工程项目79个，总投资18.88亿元（财政资金15亿，其中中央财政9亿、江西省2亿、广东省2亿）。大力实施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东江源治理成效初显，出江西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达标率100%。

赤水河是全国首例3省共建机制的流域，为多省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2018年，云贵川三省签署《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议决三地以1∶5∶4的比例出资2亿元，建立流域环保补偿基金。这一行动带动当地企业加大生态环保投入。2018—2020年，赤水河流域各个断面的水质均达到了补偿协议的标准，水质稳定在Ⅱ类水平。由于流域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当地企业收入稳步增长，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共赢。

为落实京冀2018年建立的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18—2020年北京累计支持张家口、承德两市资金9.5亿元，用于开展上游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相关工作。

2019年1月，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建立上下游“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机制，使得保护自然资源、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得到合理补偿，推动区域之间的协调、绿色发展。

（编辑  碣石）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商贸物流业在规模、形态、流通区域格局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电商、新零售等为代表的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传统商业贸易调整转型，线上线下结合，以物流为载体把生产、交易、消费联结起来，极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商贸物流跨越式发展

IT革命推动传统商贸转型

传统商业贸易也就是从批发商、中间商或制造商购买商品、实体店销售的商业形态，其坐等顾客上门的经营方式，存在着信息不畅和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

图1 2012-2021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www.stats.gov.cn）

随着ICT革命的兴起，借助互联网开展线上商贸和零售业务迅速发展，传统商业贸易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见图2），各大城市的老牌百货大楼经营额下降乃至歇业倒闭，传统老字号举步维艰，个体零售店惨淡经营。由此在传统商贸领域掀起了一个业态转型创新的浪潮。

图2 2012-2021年零售业法人企业个数及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一是传统商贸企业将线下业务逐步延伸到线上。2013年苏宁开始进行线下-线上业务的融合与价格一体化，拉开了O2O快速发展的序幕。传统商贸企业首先利用线上平台进行单向的促销与团购，之后利用不断完善的IT技术，把商品展示、下单、支付等流程提升到场景之中，实现线上与用户之间的融合，打造成服务型电商模式，比如滴滴、上门送餐、上门海鲜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传统商贸企业受严重冲击，促使其加快转型步伐。百货企业积极拥抱社交电商和直播带货，利用各类平台搭建私域流量，推进实体商贸线上业务的开发，以及向垂直细分或横向细分方向发展。

二是传统商贸联手电商平台，将电商平台作为业务转型的“互联网+”平台。2015年之前，服务、餐饮、家电、时装等传统商贸行业都开始与淘宝、京东商城等电商巨头进行业务合作，2015年开始通过入股加强合作关系，传统商贸得以利用电商平台积累的巨量数据对不同消费者群体进行深入分析，提高销售准确度。商贸企业进一步倒逼供应商由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向定制化、个性化转换，B2C模式走向C2B模式。

空前活跃的新业态

（一）电子商务（电商）。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推动纯线上模式的电商平台迅速崛起。电商支持消费者网上购物、商户间网上交易以及在线电子支付。电商使消费者不用离开家或办公场所就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购物，从而缩短了购物时间、减少了流通环节。

这一商贸新业态一推出，就赢得了大量客户（尤其是中青年）。自2014年起，借助电商平台购物的消费者群体迅速增加，2021年已超过8.12亿户，成为驱动中国商贸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电商行业的崛起，涌现造就了淘宝、京东商城等一大批知名电商平台。1999年，8848和易趣网的成立拉开了中国C2C的序幕。2003年京东关闭实体店转营线上商城（后更名为京东商城），阿里巴巴推出淘宝商城（后来的天猫）。它们借助每年的“双十一”等促销活动，引客量从千万发展到千亿。在激烈竞争中，一批电商平台逐渐退出市场。

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更重视商品品质，顺应这一变化，电子商务逐步由B2C向O2O转型，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餐饮、出租车等服务业也纷纷采取O2O模式，如“饿了么”、美团、滴滴等，电子商务几乎覆盖到所有的商贸服务业领域。

2015年以来，电商逐步由O2O向P2C转型和发展，把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服务信息，如房产、餐饮、交友、家政服务、文化艺术教育、票务、健康、医疗、保健等聚合在平台上，实现服务业的电子商务化。

电商服务区域的拓展：如苏宁等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加快在农村的布局，有力促进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

电商网络范畴的扩大：利用社交网站、微信、微博、SNS、网络媒介、社交媒介等的传播途径，以及社交电商（社会化电子商务）通过网红带货、用户自生内容等方式，辅助商品的销售。

由于社交电商进入门槛低，既促成了拼多多、云集、蘑菇街、快手等大型社交电商的兴起，也引致暴力刷屏、假货泛滥、洗脑传销、质量安全等不良行为的出现。为此，2021年2月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发布《社交电商企业经营服务规范》，以整顿和规范社交电商的带货等行为。

电商发展瓶颈凸显，纯电商面临消失。电商崛起之初因导客速度快的优势，网上销售迅速上升。但电商与传统商贸相比，一个明显的缺点是消费者无法对物品现场体验。又因电商素质参差不齐，减弱了快捷便宜的优势，网上销售额增速逐步趋缓。

故此，2015年马云等人提出“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能源、新金融”概念。此后纯电商模式逐步向新零售转换。

（二）新零售。

新零售是在数据驱动的基础上，以客户为核心，重新组建企业的供应链和管理结构，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实现对人、物、场等要素进行重构而形成的一个新商业业态。

新零售凭借供应链效率的提升、渠道的下沉和优化、消费者购买体验的优化、场景延伸到“最后一公里”配送、线上预约门店自提等四种模式，实现线上与线下资源的有效融合，形成新的商业贸易形态。

一是电商平台利用技术优势，与传统商贸实体店、知名品牌企业合作，把它们的线下资源导入线上平台，形成新的零售系统。如阿里巴巴旗下有天猫、银泰、饿了么、口碑、菜鸟等系统，以数据为媒介实现供给、销售、消费的链接。比如天猫商城上线的“天字号”计划，吸引了大量“老字号”入驻，帮助他们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偏好进行个性化改造，促进其业务发展。北冰洋（北京）饮料食品接受商城建议将瓶装改为PVC包装，上线后销量直线上升。

二是电商创设新零售平台。比如阿里巴巴创建的“盒马鲜生”，其营运综合了线下数据收集、场景改造、渠道打通、体验店的广泛创立等；虽争议不断但业务快速拓展，2021年覆盖了全国一、二线城市，门店突破300家。它的优势在于：运用IT技术，实现“人、货、场”要素优化匹配，从供应链、仓储到配送，构建起完整的物流体系。

人：借助现场体验，增强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赖，通过创建APP与线下门店的推广迅速扩大客户群；订单不设配送起订金额、增加消费者的使用频率和好感。

物：以优质低价吸引顾客，以关联销售等拉动客单溢价，统一采购降成本并提升商品周转率，按不同地区或季节特点定制商品，采用当天直供确保新鲜，根据小家庭趋势缩小规格按份售卖实现标准化。

场：专人编辑购物体验在线上分享，对不同商品制作视频指导消费，3公里内半小时内送达；实体店与仓库一体化以降低每单配送变动成本，退换货灵活并直接上门取换货，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区域的促销方式，大数据分析以促进搭配销售等。

这一榜样促进了传统商贸与电商的合作，吸引更多电商平台筹建线下实体店。

三是原有电商平台通过投资商贸实体店、品牌店，开展新零售。如京东2017年收购英国的时尚购物平台Farfetch的股权（该平台有700个全球知名品牌），开展奢侈品领域的合作，吸引高品质消费群体。阿里巴巴更强调利用海外参股构建全球物流体系。

面对新零售给国内商贸行业带来的机遇，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鼓励商贸流通业态与模式创新，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线上线下全渠道满足消费需求”。

随着以物流为载体、打造线上线下资源融合的新零售商业模式的兴起，通过盘活存量与优化增量，业态雷同、市场饱和度较高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店等逐步退出各城市核心商业圈，具备条件的商贸行业由传统的销售场所向社交体验、家庭消费、时尚消费、文化休闲消费中心等转变，在各城市形成了新的商贸生活圈。

商贸实力稳步增强

（一）商贸实力快速提升。

传统商贸持续的业态创新，与电商、新零售等共同推动了中国商贸行业的快速发展。

一是批发零售商品销售总额持续上升，批发零售商品10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中国商贸市场规模为全球第一。虽然传统商贸企业在电商等冲击下艰难运行，但大电商加快了在新零售实体店的布局，使得批发零售企业呈持续增加趋势。

近年来中国出现一批实力强劲的贸易公司。2021年全球前10名的贸易公司中，有4家是中国企业：中国中化集团（4）、中粮集团（5）、物产中大集团（9）和厦门建发集团（10）。不过，中国商贸行业还是以中小零售企业为主，大型和连锁企业占比不高。

二是国内物流行业实力大幅提升，尽管比国际大型物流公司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快递物流业起步较晚，据中物联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物流企业50强数据，其中23家企业营收已超过100亿元，其中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厦门象屿、顺丰控股的营业收入已超千亿。排名前10的物流企业收入累计达到9733亿元，占全国总物流业务收入的71.63%，具有较高的集中度。

2021年中国物流企业进入全球最有价值的物流品牌榜前10名的，只有顺丰和中国邮政两家，分别排在第8和第9位。

表1 2021年全球最有价值的物流品牌榜前10家

资料来源：系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强。

2012年以来的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6.5%，10年间GDP增长了一倍多（52万亿元-114万亿元）；人均GDP从2012年6100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26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比例保持在39%左右。

图3 2012-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伴随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消费品的追求，从更重视价格转向兼顾品质和性价比。这就促成大型电商平台加快与国际著名品牌公司和国内厂商合作，以顺应人们消费结构的转变，提升了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图4 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上的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2016年以来，除2020年因疫情导致消费对经济贡献率降低（46.3%）外，其他年份都保持在60%以上。在消费部分的贡献构成中，商贸行业的占比在2/3以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近年来，线上购物越来越成为人民日常购物的主要方式，电商等商贸业态成为批发零售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网络消费，有效衔接了电商扶贫和乡村振兴，推进了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

（三）商贸发展渐趋规范。

电商的起步阶段，在带动商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销售假货、欺诈、网上传销等问题，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鼓励和引导“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同时对模式创新中暴露出的问题，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治理的措施，以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守法经营者的权利。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首次明确了电商的概念、电商经营者的范围、承担的法律责任、促进发展的措施、争议解决等问题，以国家行业大法的形式规范电商行业，促进电商业态的健康、安全、平稳发展。

表2 2015-2021年电商等发展的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系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商贸物流服务业的创新

互联网的崛起，同时也推动了物流业的创新。2021年“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助推中国由“物流大国”走向“物流强国”。

供应链物流

传统物流行业是B2B模式，生产商-销售商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物流渠道服务。

自电商兴起，面对货物种类多、订单数量大、包裹规模小、拣选难度大、客户端运送分散等情况，传统的整车或零担运输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物流应运而生，也就是利用IT技术延伸到物流的前后两端。供应链物流，就是在融合前后两端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新业态。

供应链物流是以物流活动为中心，协调供应领域的生产和进货计划、销售领域的客户服务和订货处理业务、金融领域的资金融通、财务领域的库存控制等全产业链活动。

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推进供应链物流全方位、全渠道发展。

2014年，国务院颁布《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

202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

2020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制定《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从企业主体、设施设备、业务流程、标准规范、信息资源等五个方面推进“深度融合”。

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纲要》，专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一节，要求“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深入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众包设计、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增长点”。

在政策的推动下，物流业加强了整合，形成顺丰等大型综合型物流公司。快递行业要求标准化、规模化程度很高，行业集中度提升是必然趋势。供应链物流加强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而且与区域发展高度融合，形成一个全方位、全产业链相互融合的现代物流体系。

智慧物流

自2009年IBM提出通过感应器、RFID标签、制动器、GPS和其他设备及系统生成实时信息的“智慧供应链”概念之后，智慧物流由此衍生，并为人们所接受。智慧物流更强调将物联网、传感网与现有的互联网融合，以精细、动态、科学管理的方式，实现物流的自动化、可视化、可控化、智能化、网络化，进而实现对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满足消费者的全新体验效果。

新零售的兴起、给物流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盒马鲜生、京东、苏宁云商等新零售都规定了配送时间，给物流业带来如何覆盖配送成本、准确配送时间的严格要求。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定制化、小众化、迅捷化及其扁平化商业体系和海量订单，需要更为强大的储运能力、更优化的调配协同能力和强大的数据收集分析能力。

智慧物流通过IT技术驱动物流科技应用场景的落地，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需求。在物流配送线路、消费者的时效节点顺序、不同消费终端对最终单品的加工需求、区域分布以及整个POI的推演下，智能物流体系通过集合某一时段内的订单后，再通过智能调度并匹配给门店终端，以及负责配送的骑手终端，从而保证筛选、串联出最佳的配货批次和流向，进而实现多单配送，达成最优的订单履约成本与消费者的良好体验间的结合。

流通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现代物流则是支撑流通业发展的核心基础。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智慧物流系统中的应用，实现了物流供应链从上游供应商-下游销售商-消费者之间的全流程信息共享，推动了物流行业的质变。

新型服务业的繁荣

伴随商贸物流新业态的涌现，与此相关的新型服务业也呈现繁荣景象。

（1）自201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线上零售市场。2015-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从10.7%上升到24.9%；2014-2021年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在20%以上，累计增长4.69倍（2.79万亿元-13.09万亿元）。 

网上用户从2016年的4.67亿户，增加到2021年6月的8.12亿户；社交电商上人均网上消费数额，从2016年的863元上升到2021年的3370元，增速远超传统商贸，成为拉动商业贸易的强大驱动力。

（2）新型服务业不断涌现。以IT技术为载体，生产性服务与生活性服务业全方位发展。如计算机和软件服务、移动通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健康产业、生态产业、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大大拓展了服务业范畴。此外在IT技术支持下，从传统服务业衍生的服务业新形态如现代金融业、中介服务业等，将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有机联系，从而提升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权重。

图5 2012-2021年服务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商贸物流新态势

商贸物流区域

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商贸物流新业态的支撑下，区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一）支持并促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一是推进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2013年，国务院批准在上海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后国内其他符合条件的地区也纷纷开展自贸区建设，到2021年，全国各地建立了21个自贸区，实现了对沿海省份的全覆盖，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贸物流融合以及与海外的联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颁布多项商贸物流发展的鼓励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多次会议文件都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提出“支持商业设施富余地区的企业利用资本、品牌和技术优势，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持商务、供销、邮政、新闻出版等领域龙头企业向农村延伸服务网络，鼓励发展……乡镇商贸中心，统筹城乡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同发展。”

快速发展的新零售和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有力推进了全国各个地区间的经济联系。

（二）新零售之都的建设。

随着区域之间营商环境的改进，在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展开了一场以新零售和智慧物流等为载体的商贸中心之争。在智慧物流等支撑下的新零售，增强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实力，显著缩小了与领先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

伴随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在新零售之都建设上的激励竞争，西安、武汉、苏州、成都、南京、福州等城市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争取建设新零售之都的目标。到2021年，新零售之都的建设，已经由一、二线城市拓展到三、四线城市。

（三）商贸物流与区域发展的融合。

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一个重要动力是借助IT技术赋能的商贸物流，推动国内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域融合。

一是按照不同城市群的需求特点，推动商贸物流设施网络协调发展，“实现设施共建共享、网络互联互通、行业共管共治。统筹布局物流枢纽节点，优化配置物流资源，加快构建区域分拨、城市配送服务体系，提升城市群、都市圈物流一体化组织服务效能，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

二是联通区域发展战略地域。重点围绕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强化物流布局，构建区域商贸网络，缩小彼此间隔阂。进而推进各区域的发展与振兴。

三是加快完善县乡村商贸物流配送的网络，逐步建立一批县域物流园区、公共配送中心、镇村级配送站和公共服务网点。完善县-乡-村间工业品与农副产品双向交流的商贸服务网。

商贸物流联天下

2012年以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但IT技术支持下的商贸业转型升级，为对外贸易增添了动力。2017年起外贸额恢复增长，尽管受到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到202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已突破6万亿美元。 

（1）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各国和地区的认同，中国应沿线国家的需求，推进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物流大通道的联通建设，加强政策、交通、贸易、资金、民心“五通”，逐步形成大的区域合作格局。到2021年，以物流为载体、商贸新业态联通沿线国家地区的网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2）物流链的全球整合，助推商业贸易在全球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更快流通。

传统跨国商贸通关较慢，中国商品邮递到俄罗斯、欧洲、美洲平均需要60天。2013年阿里巴巴“速卖通”首次在俄罗斯搞促销活动，一天产生17万个包裹，而俄罗斯邮政系统只能日处理3万个。由此促成中国物流借“互联网+”打通各国物流系统的机遇。

2013年5月，“菜鸟”网络科技公司（阿里持股）以俄罗斯为起点开展对海外物流业的改造。通过数据对接，菜鸟系统为俄罗斯开发了定制化快递面单匹配俄罗斯分拣识别系统，并选择定点航空服务商。由此中俄间的物流配送周期减到15天。

之后，菜鸟系统与西班牙、英国、芬兰、新加坡等国邮政开展合作，加快了相互间数据化处理进程；圆通速递与先达国际物流达成战略收购协议并成立“全球包裹联盟”；UPS与顺丰在香港成立合资公司，等等。中国物流系统借助互联网与全球各国物流对接，极大缩短了中国商品走向全球的速度。

同时，国内物流系统还与海外物流公司合作，或者在海外设立自提点等方式，初步形成了以中国物流系统为核心的全球物流网络的整合，并打造出全新供应链系统，推动了中国与各国商品的双向流通，缩短了各国间商品流通的时间。2020年全球疫情以来，中国物流系统再次以IT技术的发展为先导，加快打造72小时全球物流网。

（3）以物流系统为载体，推动实现线上线下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构建联通全球的商贸网络。中国商贸物流企业借助海外仓储物流资产的投入、海外落地服务团队搭建、海外物流服务延伸等方式，逐步形成和完善全球供应链和物流基础网络，实现供应链、物流全球融合创新的发展目标。 

（编辑 碣石）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正确处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路径，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同时，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突出，这是工业化城市化普遍遇到的问题。

    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一般是先污染后治理，改变这一路径依赖，需要有观念上的突破。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提出：“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此后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阐明这一观点。

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弘扬生态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同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提出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2015年实施。

2015年8月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再次修订）。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施行，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废排放和噪声四类117种主要污染因子进行征税。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空间规划、资源总量管理、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环境治理、环保市场、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八个方面的改革（体系建设）。此后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方案。

此后，中央部门陆续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的意见。各地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制度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有关部分，总结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制度：(1)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2)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3)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4)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了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点任务：强化法治保障、健全经济政策、完善投入机制、基础设施补短板、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完善监测体系、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1.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体、洁净的土壤是大众的关切和期望。进入新时代，全国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行动计划。

   打赢蓝天保卫战。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威胁。2013年，全国雾霾天数达52年来之最，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坚持源头防控，推动产业、能源、运输和用地结构优化调整，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深度治理，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经过持续努力，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改善。2013-2020年，首批达标的74城市PM2.5浓度下降48.6%；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年均值由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至30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率达到7.5%，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2021年，中央以更高标准对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部署：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大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深入实施清洁柴油车（机）行动，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途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加强大气面源和噪声污染治理。

   打好碧水保卫战。一些地区水生态受损严重，工业废水排放量巨大，2011年达230.9亿吨，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2015年4月，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5月，生态环境部联合住建部启动2018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2015年以来，全国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1年，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断面比例达到84.9%，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到1.2%，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6%。

   2021年中央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统筹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市和乡村，持续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对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保障南水北调等重大输水工程水质安全，以及渤海、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邻近海域等重点海域综合治理，作出了部署。

   打好净土保卫战。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12月国办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以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危险废物为重点，实现源头大幅减量、充分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强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实施水土环境风险协同防控。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计划所确定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双90%”目标任务顺利完成（2013-2020年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0%，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93%以上），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推进垃圾分类。从2017年起，逐步建立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系统，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呈现。

   2013-2018年，水土流失治理稳步推进，全国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2.9万平方公里。据2018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273.69万平方公里。与2011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相比，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21.23万平方公里。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即注重资源能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减少污染排放，以期用最低限度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当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方向。

   （一）压缩并淘汰“三高”产能

   2016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加快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限期淘汰2000万千瓦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机组。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相继发文要求进一步淘汰煤电落后产能、设定了淘汰标准，目标分解落实到具体企业和机组。

   “十三五”期间，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超额完成。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退出煤矿约5500处、退出落后产能10亿吨/年以上。贵州关闭退出煤矿477处、7426万吨/年；云南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落后产能全部淘汰；宁夏淘汰落后煤电机组59.2万千瓦。全国煤矿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大型煤炭企业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98.86%，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面提速，全国煤矿人均工效由925吨提高到2600吨以上。

   （二）积极开发新能源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此后有关部门陆续发文出台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及实施措施。

   2022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要求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39%左右，电能占终端用能比重达到30%左右；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能源体系，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在2030年达25%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主体电源，碳排放总量达峰后稳中有降。

   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9.3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2.4%（较2012年提高14.6个百分点）。其中：水电3.7亿千瓦、风电2.8亿千瓦、光伏发电2.5亿千瓦、生物质发电2952万千瓦，均居世界首位；同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2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9.5%，较2012年提高9.5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5.9%，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所定15%的目标。

   随着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新能源项目带动贫困地区发展也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全国累计建成2636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惠及近6万个贫困村、415万贫困户，每年可产生发电收益约180亿元，相应安置公益性岗位125万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资产确权给村集体，平均每个村每年可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光伏+产业”持续较快发展，农光互补、畜光互补等新模式广泛推广，增加了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收入。

   积极推进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河北省张家口市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2015年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发展规划》获批准，示范区导入国内外创新资源、探索新技术示范应用。2019年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25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49.0%，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终端能源消费比例上升到27%。

   （三）大力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在我国以煤电为主的能源格局下（虽然煤炭消费比重逐步下降），行业内持续推进煤电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当前国内已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煤电机组约9亿千瓦，6.2亿吨粗钢产能正进行超低排放改造，京津冀及汾渭平原推进清洁取暖已完成2500万户。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全面推行清洁生产。近年来我国陆续制定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审核、验收标准，涵盖钢铁、水泥等45个行业；工信部先后发布了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35个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涵盖310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指导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各地区组织实施了30余项清洁生产技术示范，一批行业关键技术取得了产业化突破。

    初步测算，2014-2018年全国工业企业清洁生产项目累计削减：化学需氧量产生量15.4万吨、二氧化硫产生量69.3万吨、氮氧化物产生量66.7万吨、氨氮产生量3.5万吨，节水45.6亿吨。

    2016年以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始终高于全部工业的增加值增速，促进了绿色低碳产业体系的形成。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11.7%，比2014年提高4.1个百分点。2016-2019年，节能环保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达13.2%。2021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354.5万辆/352.1万辆，同比均增长1.6倍，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加快节能低碳技术和节能产品推广工作。推进重点行业电机系统节能改造及内燃机节能减排技术，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推广使用高效节能空调、节能汽车、高效电机、绿色照明产品等；定期调整发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对清单产品实行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支持政策。2017年中国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规模达到3444亿元，占同类产品的比重超过90%。

   加快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期间全国建成超低能耗建筑面积0.1亿平方米，完成既有居住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7亿平方米。2022年住建部发文，要求到2025年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3.5亿平方米以上，建设超低能耗建筑0.5亿平方米以上，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8%等目标。

   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十二五”规划时期交通运输部重点推进天然气动力车船试点、实施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科技部组织开展“十城千辆”节能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民航节能减排实施1200余项。2005-2015年，营运车辆和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下降15.9%和20%，民航运输吨公里油耗及二氧化碳排放均下降13.5%。“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已占全球一半以上，营运货车、船舶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8.4%和7.1%左右。

   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2016年、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两次发文，提出发展绿色信贷、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发展绿色保险，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至2020年末，中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1万亿元（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项目贷款规模居前列）；累计发行绿色债券约1.2万亿元。据测算，每年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可节约标准煤5000万吨左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亿吨以上。

   推进低碳经济发展试点。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在广东、辽宁、湖北等八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2012年开展第二批试点，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和石家庄等29个城市。2017年开展第三批试点，低碳省市试点总数达到87个。各试点地区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能源体系，加强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清单编制基础能力建设；低碳工业试点园区积极探索低碳管理模式，加快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等重点用能行业低碳化改造。

   （四）循环经济的新发展

   “十二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确定了49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28个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以及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各100个。发改委联合工信部等开展了再制造试点和产品“以旧换新”推广试点工作。期间我国资源产出率提高了16.4%，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20%，累计实现节能8.6亿吨标准煤。

    2014、2015年，我国两次发布《循环经济推进计划》，2017年国家对“十三五”期间循环经济发展做整体部署，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50个左右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探索形成一批与城市绿色发展相适应的废弃物处理模式。至2018年底，已有7批共计129家园区被批准为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十三五”规划期间循环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15年提高了约26%，单位GDP能耗继续大幅下降，单位GDP用水量累计降低28%。2020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6%以上，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6%，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50%；废纸利用量约5490万吨；废钢利用量约2.6亿吨，替代62%品位铁精矿约4.1亿吨；再生有色金属产量1450万吨，占国内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的23.5%。资源循环利用已成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的重要途径。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部署了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园区循环化发展、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装备创新五大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启动再制造产业六大重点行动计划（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汽车全生命周期管理、塑料污染全链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等）。

   积极参与全球绿色发展 共谋建设生态文明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各国应“齐心协力，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中国批准了加入30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定书，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2016年4月中国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同年9月中国作为当年20国集团主席国，推动G20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并向联合国交存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2018年中国积极参加《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推动联合国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达成一揽子全面、平衡、有力度的成果。

    中国与世界各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在投资贸易中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有关部门建立了工作领导机制，出台落实“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意见，生态环保等一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

   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协议；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已成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路径。2017年中国同联合国环境署等机构一道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9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承诺今后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2022年国务院发文《“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要求：到202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2020年分别下降8%、8%、10%以上、10%以上；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提出了健全法规标准和政策、完善能耗双控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全国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2年下降34.4%，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68.5%下降到56%，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居世界第一，绿色逐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的目标。

   （编辑  苏歌）

文/《中国经济这十年》编写组^*

交通运输现代化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更是人民生活便利化的重要实现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建设交通强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旨归，对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作了系统擘画：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打造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创新型交通运输业，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强化交通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我国交通强国战略有序推进。

交通大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我国历史上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每当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加大“铁公基”投资成为经济政策的首选。200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降低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四万亿”投资计划中近一半的资金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和城乡电网建设。2009年，我国铁路完成上万亿元的基建投资，为此需用钢材2000万吨、水泥1.2亿吨，可提供600万个就业岗位，拉动GDP增幅1.5%。

自2013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再次迎来大发展机遇。

随着中央进一步削减投资审批事项和下放审批权，很多地方加快了本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批复和建设进度，一批城轨、地铁、棚户区改造项目以及“十二五”规划内拟新布局的82个运输机场等又一波“铁公基”项目上马。

交通运输各行业发展规划

从“十五”规划时期开始，以综合交通为主题的专项规划与铁路、公路、港口、民航等分领域规划体系开始形成。

    2004年，国务院批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以上，复线率和电化率分别达到50%和60%以上，之后规划经过数次修订，建设进度加快。

    2007年，国务院通过《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首次提出“综合运输大通道”概念，提出“五纵五横”10条综合运输大通道和4条国际区域运输通道。

    2008年《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提出，到2020年，民航机场总数达到244个（比2006年新增97个），全国80％以上的县级行政单元可在地面交通1.5小时车程内享受到航空服务。

    2013年国务院批准《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规划目标是：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的国家干线公路网络、多中心放射的路网格局。方案由普通国道和国家高速公路两层构成，总规模约40万公里。

    2017年，《“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1)构建“十纵十横”综合交通大通道； (2)加快高速铁路网和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有序发展地方高速公路，打造国际枢纽机场、增强区域枢纽机场功能；(3)以普通铁路、普通国道、港口、航道、油气管道等为主体，构建综合交通普通干线网络；(4)以普通省道、农村公路、支线铁路、支线航道等为主体，通用航空为补充，构建惠及面广的综合交通基础服务网络。

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第一阶段2021-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客运便捷顺畅、货运高效经济；城市交通拥堵基本缓解；交通科创体系建成，装备先进安全，人才队伍精良，市场环境优良；基本实现交通治理力现代化。第二阶段，到2035年-21世纪中叶，交通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科创能力、智能/绿色化水平居世界前列，交通安全水平、治理能力、文明程度、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纲要》，就2021-2035年国内综合立体交通网制定了总体规划和发展远景。

    2022年，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扎实推动“十四五”时期重点推进的11项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的工作方案》，提出“十四五”规划重点推进的11项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包。

交通投融资改革动力强劲

改革开放后，我国交通投融资体制由单一的财政投入逐步向多元化转变，围绕“钱从哪来、谁来投资、怎样投资”等基本问题，出台一系列鼓励多元化投融资政策，有力促进了各种运输方式（尤其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发展。

2005年、2010年，国务院两次发文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公路、水运、铁路、民航等领域。交通运输部也发文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交通基础设施。

    随着财权事权下放和“政企分离”改革，地方政府分阶段成为收费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和投资主体。我国交通投资主体的属地化和企业化改革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2012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进行剥离转型。作为融资工具的升级，PPP（政府/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基础设施）和交通产业基金登上历史舞台。

    2014年《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公路投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水运、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办和交通运输部数次发文，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促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

    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公路、铁路的投融资状况。公路建设发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通过项目代建、设计施工总承包、建设市场管理等规章制度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化。2013年铁道部改组后，在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运价机制、建立公益性政策性运输补贴制度、沿线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方面迈出了步伐。    

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建设的另一形式是投资交通基金。2014年国务院决定设立铁路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国家铁路项目资本金，引入社会资本权益性资金，投资于高收益项目。此后设立了多批次中央财政贴息的专项建设基金。2016年，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成立，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各地PPP项目投资。

通过推进“放管服”改革，国务院于2013、2014、2016年三次更新《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取消或下放了企业投资的地方城际铁路、普通铁路、港口专用泊位、机场改扩建等领域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进一步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5、2017年分两次将纳入国家规划的非跨省新建普通铁路、新建国家高速公路网、普通国省道建设、部分内河航道建设、内河航电枢纽建设、机场改扩建等项目的审批权予以下放和简化程序。

2017年开始，在金融市场高杠杆率和高流动性背景下，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基础上，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融资开始重点以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总基调。

    交通投融资改革，带动铁路、公路投资较快增长。2012-2020年公路投资额年均增长超过12.5%，2017年突破2万亿元，2020年达2.43万亿元。

    “十三五”期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16万亿元（2020年3.62万亿元），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年约8000亿元，民航投资总额4638亿元。

    图1 2013-2020年中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增速　

交通运输发展成效显著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政、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速推进，“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衔接日趋顺畅。一系列走在世界前列的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

在交通规划顶层设计的引导之下，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各个交通领域的建设节奏稳步推进。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正在向交通强国迈进。

至2021年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4万公里、高铁对百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95%；铁路复线率为59.5%，电化率为72.8%；全国铁路路网密度152.3公里/万平方公里。

  公路通车总里程达52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6.1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率超过98%。

  各类邮政营业网点34.9万处，实现村村通邮。

  航运：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万公里。全国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0867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695个；全球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港口，中国港口分别占8席和7席。2021年内河货运量完成41.9亿吨，货物周转量1.8万亿吨公里，长江干线成为全球内河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我国拥有世界第二大规模海运船队，国际海运承担了我国约95%的外贸货物运输量。

民航：2021年建成颁证民用运输机场248个（比2012年增加63个）覆盖92%地级市；北京、上海和成都分别拥有两个国际民航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4F级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超1亿人次，位居国内第一、亚洲第二位。2020年我国共有航空运输公司64家、运输飞机3903架、定期航班航线5581条。2020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98.5亿吨公里、旅客周转量6311.3亿人公里、运输量4.18亿人次，货邮周转量240.2亿吨公里，运输量676.6万吨。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方兴未艾

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客运的主体，始终是我国城市建设的重点。2020年交通运输部等12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绿色出行行动计划（2019-2022年）》，提出了21条具体行动措施。

2020年年末，全国拥有城市公共汽电车70.44万辆、城市轨道交通配属车辆49424辆、巡游出租汽车139.40万辆、城市客运轮渡船舶194艘。

表1 2011-2020年全国城市客运量    单位：亿人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交通统计年鉴整理。

2020年年底，重点区域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公交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的目标，标志着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绿色化水平将持续快速提升。

  我国的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停车等“互联网+”交通新模式，发展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估算2016年我国共享交通出行领域市场交易额约2038亿元，融资超过700亿元。共享交通的快速发展，有效盘活了城市交通存量资源，提升了存量交通工具的使用效率和市民出行效率，减少了静态交通用地需求，对促进城市交通绿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城市化率超过60%，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将迅速增加，以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相对滞后，轨道交通运营总长度、密度及负担客运比例均远低于平均水平。

2012年以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开始加速增长。

“十二五”期间，累计完成轨道交通投资1.23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3%，增速远高于铁路、公路、电力、石油化工、采矿等行业。“十三五”期间，轨道交通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1.7万-2万亿元，新增里程较“十二五”增长31.5%。

2000年，我国建成的轨道交通线路达117公里，涉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城市。2010年建成轨道交通线路达到1429公里，涉及大连、长春、深圳、重庆、武汉、南京、成都、沈阳、佛山等13城市。“十二五”期间共建成并投入城轨交通运营线路1640公里，至2015年运营线路总长度3069公里。

表2 “十五”～“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新增里程、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交通统计年鉴整理。

  “十三五”期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速度与建设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突破7000公里（2021年达到8736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将成为全国一、二线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

    图2  2012～2020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度及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交通统计年鉴整理。

         交通运输服务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2012-2021年，我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维持在4%-5%之间，2021年降至4.11%。2020年全社会营业性客运量96.7亿人、营业性货运量464.4亿吨。

（一）交通运输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10年来，我国交通运输服务质量不断改善。“互联网+交通”等新模式快速发展，运输服务通达性和保障性显著增强，货物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中国是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面对日益增长的货物运输需求，加快多式联运发展，创新公铁联运、空铁联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水水中转、滚装联运等高效运输组织模式，货物运输结构持续优化，综合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物流成本逐步降低，交通运输环境污染明显减少，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道建设不断提速。铁路运量占社会运输总量比例不断提升，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快递业务量强劲增长，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运输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取得积极成效。

旅客运输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品质不断提升，出行体验更加方便、快捷、舒适、温暖。高铁、民航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出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中长距离客流逐步从公路转向高铁和民航。偏远地区开行的公益性“慢火车”，站站停、低票价、公交化，架起了山村与城市的沟通桥梁。公路客运普及和农村物流发展有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

“互联网+”交通运输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出行方式。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线上线下新消费模式，刷脸进站、“无纸化”登机、无人机投递、无接触配送、智慧停车、道路客运定制服务等新业态，让人们享受到了便利，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二）装备和工程技术水平全球瞩目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交通基建和科技创新能力大幅跃升，核心技术逐步自主可控，基础设施、运输装备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一大批重点项目工程建成，“基建狂魔”令世界瞩目。

高速铁路、高寒铁路、高原铁路、重载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高原冻土、膨胀土、沙漠等特殊地质公路建设技术攻克世界级难题。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巨型河口航道整治技术、长河段航道系统治理技术以及大型机场工程建设技术世界领先。

世界单条运营里程最长的京广高铁全线贯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兰新高铁，世界首条高寒地区高铁哈大高铁开通运营，大秦重载铁路年运量世界第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雪山一号隧道通车。

港珠澳大桥、西成高铁秦岭隧道群、洋山港集装箱码头、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等系列重大工程举世瞩目。中国在建和在役公路桥梁、隧道总规模世界第一，世界主跨径前十位的斜拉桥、悬索桥、跨海大桥，中国分别有7座、6座、6座，世界最高的10座大桥中有8座在中国。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实现世界上首次时速420公里交会和重联运行，在京沪、京津（城际）、京张高铁实现世界最高时速350公里持续商业运营，智能型动车组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功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具备跨国互联互通能力的时速400公里可变轨距高速动车组下线。

盾构机等特种工程机械研发实现巨大突破，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最大直径硬岩盾构机、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等相继研制成功。

海工机械特种船舶、大型自动化专业化集装箱成套设备制造技术领先世界，300米饱和潜水取得创新性突破。C919大型客机、支线客机ARJ21商业运营。快递分拣技术快速发展。远洋船舶、高速动车组、铁路大功率机车、海工机械等领跑全球。新一代智联网汽车等装备技术方兴未艾，成为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的“金名片”。

充分运用5G通信、大数据、AI等新技术。截至2021年底，约250个机场和主要航空公司实现“无纸化”出行。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等新技术应用成效显著，全路网、全时段、全天候监测以及信息发布能力不断增强。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陆水空）全领域广泛应用。智慧公路应用逐步深入，智慧港口、智能航运等技术广泛应用。智能投递设施遍布全国主要城市，自动化分拣覆盖主要快递企业骨干分拨中心。

（三）交通管理现代化能力加强

我国交通运输体量庞大、情况复杂且处于快速发展中。我国大力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交通高质量发展。

推进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行业立法，综合交通运输法规体系已基本建成。出台和制修订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等规章，逐步放宽市入门槛，清理本领域各类不合理和非必要罚款及检查，深入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推动跨省大件运输等并联许可系统全国联网。推进新业态协同监管，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优化行政审批服务方式，推广交通运输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办事效率显著提升。“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了交通发展活力，提高了政府服务效能。

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建设低碳交通，着力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效能，全国铁路电气化比例达到71.9%，新能源公交车和货车、天然气运营车辆不断增加。LNG动力船舶建成290余艘，机场新能源车辆设备占比约14%，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替代设施全面使用。

  全国942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建成运营充电桩超过7400个，港口岸电设施建成5800多套，覆盖泊位7200余个，沿江沿海主要港口集装箱码头全面完成“油改电”。绿色交通省（城市）、绿色公路、绿色港口等示范工程，年节能量超过63万吨标准煤。建设综合客运枢纽、货运枢纽、疏港铁路，统筹推进公铁联运、海铁联运等多式联运发展。

统筹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各领域融合发展，推动提高线位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采用低路基、以桥（隧）代路等，加强沿线土地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加强航道建设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建养，严格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与监督，提高岸线使用效率。

加快老旧和高能耗、高排放营运车辆、施工机械治理和淘汰更新，推进实施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制度（I/M制度）。2012-2019年，全国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下降65.2%。

全面对接“一带一路”

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倾向抬头，这对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以及畅通产生了不利影响。作为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中国坚决维护WTO的权威并严格遵守规则，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予以应对。

早在1990年，一条铁路把乌鲁木齐与哈萨克斯坦边境小镇Aqtoghay连接起来，由此拉开中国与中亚诸国建立铁路联系的序幕。几年之后，这条铁路开始沿着塔里木盆地西线支脉向南、向西延伸，1999年该铁路正式抵达喀什。中巴铁路为连接新疆和巴基斯坦的铁路，起点在中国新疆的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西南港口城市瓜达尔。2015年4月20日，中巴经济走廊正式启动。全长3000千米，将建成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有专家预计，中巴铁路将在2030年开工，2040年建成通车。中巴铁路建成之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交通和经济贸易就变得更加方便。届时来自中东的石油将通过中巴石油管道、中巴铁路直接运输到中国境内。

201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2015年9月，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为签署近10年的《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注入了强大推动力，一批国际铁路建设项目正在不断提速。

“中欧班列”作为中欧货物运输的新形式出现于2011年3月19日，标志是“渝新欧”集装箱货运直达班列的开通。以此为标志，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货物运输开启了“新时代”。目前，中欧班列已经开通67条线路，通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运营格局，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2011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量仅17列;2017年，其年开行量已达3673列；2018年8月底，班列开行总量已达10000列；2020年达到12406列，是2011年的700多倍。中欧班列不仅运输了汽车、笔记本电脑等高附加值产品，“也同样吸引了很多低附加值和大众货物”。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尽管面临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逆势前行，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对外投资逆势上扬，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丝路电商亮点突出，展现出强劲韧性和生机活力。货物贸易方面，2013～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由1.04万亿美元增至1.35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5%升至29.1%。2013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9.2万亿美元。

　 2021年12月3日，一条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与老挝万象市的电气化铁路——中老昆万铁路全线通车运营。截至2021年年底，中老昆万铁路玉磨段累计发送旅客量近10万人次，截至2022年3月11日，昆明海关累计监管验放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195对390列，总货运量达24.5万吨，货值达26.7亿元。进口货物主要有天然橡胶、化肥、铁矿石等，出口货物主要有蔬菜、水果、钢材、机电产品等。作为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老昆万铁路是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为老挝乃至东南亚国家搭建起“富裕路”“幸福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延伸。

                         （编辑 苏歌）

文/杨林^*

1992年9月3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中外代表时有一个即席谈话，谈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要问题。这次谈话的时间背景是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谈话面对的是国际经济界企业界高层人士，谈话风格一如江总书记在许多对外讲话场合那种轻松自如、坦诚风趣。虽然官方报道文字比较扼要，但谈话内容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和评论。我在会见活动中担任现场记录，完整地记下了全部谈话内容。今天重温这一谈话的背景和谈话内容中点滴细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更多了一些具体而深切的感受。

           十四大召开前的国际论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支持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将中信定位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那时国门初开，由于长时间封闭，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非常需要这样一个“窗口”。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经常在中信的一些会议和会见活动中受邀发表谈话，对外阐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收入《邓小平文选》中的多篇重要文章，就是小平同志在这样的场合中的谈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为了打破西方制裁时高访中断、商务往来停滞的僵局，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力邀国际上许多知名企业家、银行家来京参加中信举办的国际经济合作研讨会，使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声音。这些国际研讨交流会议便成为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宣示的重要舞台。

1992年，正值苏东剧变后世界风云变幻之时，小平同志年初视察南方做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时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大期待，也有不少疑虑和猜测。荣毅仁董事长提出，国庆节前在北京举办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对外传递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增进与各国合作的重要信息。论坛的举办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在时间安排上也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9月29日至30日，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出席论坛的是来自美、英、法、德、澳、日、韩和新加坡等16个国家、地区的63位代表，既有著名企业家，也有前政要和学者，包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安德森、英国太古公司董事长施雅迪、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韩国现代集团会长郑世永、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诸多知名人士。代表们围绕世界和亚太经济合作发展展开热烈、坦诚的对话，对中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出建议，并以论坛为平台，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直接而有效的交流。朱镕基副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李鹏总理会见了全体代表。

我和所有参与论坛会务工作的同事是在28日统一入住钓鱼台的。负责会务统筹的中信公司办公厅主任姚进荣同志，当天晚上召集简报组人员开会，对文字记录、简报编写等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秘书处的张原生、于志刚同志负责现场记录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的讲话，记录整理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的任务交给了我。为这样高级别领导人的讲话做记录，我还是第一次。论坛进行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将相关活动内容，包括代表们发言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快速整理成简报，直接上报中央领导。我后来听了江总书记的谈话有一个明显感觉，我们上报的这些简报，领导同志都认真看过了。

论坛代表虽然来自多个国家，但基本可以用英语交流，考虑到日本代表有9人之多，便安排了英语、日语两位翻译，由公关处的唐苓、孙晓燕担任。唐苓出身外交部翻译室，是荣老用得最多的英语口译；孙晓燕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的女儿，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她们二位的翻译水准均属一流。

故友相逢，谦诚求教

为期一天半的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在30日中午结束，当天下午安排的却是这次论坛活动最重要的环节：江泽民总书记将与参加论坛的中外代表见面。通过会议期间的充分沟通、畅所欲言之后，代表们对于与总书记的会见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15点30分，江泽民总书记准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大厅。看得出来，他和代表中的很多人非常熟悉，入场时相互热情地打着招呼。会见的座位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江总书记左侧是荣毅仁董事长，右侧的位子上坐的是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和美国国际保险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大家一一坐定，总书记笑着说：“今天看到会议代表名单，大多数都是老朋友。中国有一句俗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在我们国庆节前夕，你们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感到非常高兴。”几句开场白，使现场有些凝重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会见自始至终，江总书记以谦和、平等、坦率的态度与代表们交谈，也对一些问题虚心请教，令人印象深刻。他坦言，“我学的专业是电机，后来所干的工作已大大超出电机专业的范围，但我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这一人生哲学和工作准则”。“我过去认为学工程技术比学经济难，现在我感到搞经济更难，经济问题变数太多。你们都是国际经济界的名流，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这方面的学问比我们这些学工程技术的大得多了。看了你们在论坛上的一些发言，觉得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江总书记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诸位，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差，在发展过程中究竟以多大速度前进比较合适？”                                                                                               

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也是世界银行第六任行长，多次访华并受到邓小平同志会见，前一天在论坛发言中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西欧进行了详细比较。此时他略作思考，侧过身来回答江总书记提出的问题，“我一直非常注意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你们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的确是惊人的。究竟保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合适呢？挪威有一句老话说，如果你能管好，就是合适的。如果能达到12%的速度当然不错，但我认为能达到9%，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达到9%，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所以我认为，如果能控制得好，能搞得好，就是适当的增长率。”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持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多年达到两位数，虽然中间也有下滑，在1991年仍保持在9.2%。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国内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呼声很高，但具体多少速度才合适，在学者中争论相当热烈。听了克劳森的观点，江总书记显然还想了解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亚洲国家的情况，又转过身来询问泰国中华总商会会长郑明如:“泰国的发展速度大概是多少？”郑明如答道：“泰国1988年到1991年发展比较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13.2%。”

看到总书记专注地微微颔首，克劳森接着补充说:“我看到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强劲的，我认为这个势头不会中断。这次论坛对中国、对参加论坛的各国都很有益。通过开放，中国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美国也主张你们开放，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江总书记回应说：“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要学习和借鉴全世界所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经济管理办法以及各种进步的文化成果。有的不仅要学，还要花钱买，比如有些专利和技术诀窍就要按照国际惯例去买。我认为，中国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大公司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同时我认为，经常举行这样的国际经济研讨会，对相互交流信息、提高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水平，都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发言

长期以来，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机制，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几十年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但这一突破经历了相当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大约3个月前的1992年6月，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有一个重要讲话，当时已在党内做了传达。他在讲话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提出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几种可选方案。在列举了对于“新经济体制”的不同表述后，他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江总书记当时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以征求意见的口气提出问题。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这个问题自然成为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代表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这次论坛会见中谈到改革的目标，江总书记的语调沉稳：“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以后，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一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更加致力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脱离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番话在代表中引起热烈的反响。

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对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阐述，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当然，市场经济的手段在中国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市场问题荣毅仁同志就很熟悉。”江总书记接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活动中，计划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很大，而市场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却很小。记得我在上海念大学时，为了支持学习，晚上到夜校教书。从学校里出来，四川路上很热闹，酒酿、元宵、油豆腐、细粉汤，卖什么的都有，但这些在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了。现在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夜市上的小吃很丰富，汉堡包、比萨饼也都有。”江总书记这番话很接地气，代表们在席间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江总书记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改革开放的历历往事。“1980年，我担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负责联系广东、福建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荣毅仁同志当时是我们的顾问。那时候深圳还只是一个很小的边陲小镇，一片荒芜；现在，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已经建设起来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我们现在除了这四个经济特区，还有海南经济特区和沿海若干个经济开发区，沿边和内地也都开放了。”

接着，江总书记又由特区谈到了他参加中外经济交流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筹建经济特区时，我曾去过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还去过墨西哥的华雷斯和爱尔兰的香农等地。我去墨西哥时，他们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听说现在已经发达起来了。那时候我就认识了在座的连瀛洲老先生。”总书记向86岁高龄的新加坡华联银行主席连瀛洲礼貌地拱拱手，随之话锋一转，“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绩。”

走向新世纪的展望

这次中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展望21世纪世界经济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对于8年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进行展望，既需要前瞻的眼光，更需要历史的视角。江泽民总书记笑言:“你们这个讨论会研究的题目，我很感兴趣。”

江总书记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常带有一位工程师出身的领导人的突出特点。“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毕业的。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不过40多年，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太大了。1945年我念过一本无线电工程的书，其中只讲到真空管，当时连晶体管也没有。1948年才有了晶体管，1958年有了集成电路，1970年有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后来又有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曾访问过美国的硅谷，在那里见到一位搞集成电路的教授，我问他最窄的线条宽度是多少，他回答是0.5微米。去年贝尔实验室一个主任告诉我，他们制造的线条最窄已达0.2微米。”他还列举了“银河1号”计算机每秒亿次运算速度，说明科技发展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

谈话中，江总书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他引用并解释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表达自己对于事物发展的理解。“事物不可穷尽，学问永无止境。如果全世界都致力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就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说到这里，江总书记很自然地将这一展望转到苏联解体后充满矛盾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来。“很遗憾，虽然现在两霸对峙的局面没有了，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仍很不太平。我从电视里看到世界上一些地区正在发生的许多战火连天、亲人离别的镜头，便不禁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很早就听说江总书记熟悉多种语言，会见外宾时会直接用外语进行交流。这次会见中，我们对此有了近距离的感受。大概是看到现场有英语和日语两位翻译，他谈及一些科学技术问题时，不时使用英语和日语来表述。说到某个无线电专业的术语，又转用俄语术语，见两位翻译都译不出来，他便莞尔道出汉语原义并直接译为英语和日语，令全场代表大笑不止。不能不佩服江总书记超强的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会见中不仅古文诗句随手拈来，间或还有非常地道的上海俚语，使整个谈话妙趣横生，气氛十分活跃。

第三产业值得关注

江泽民总书记在谈话中表达了对第三产业问题的关注。他关切地询问泰国代表，第三产业在泰国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得知大约在60%多，他又提出了第三产业划分标准，他表示，第三产业的范围究竟怎么限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为什么要提出第三产业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经常研究如何扩大我国企业经营的自主权，特别是如何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提高它们的经营效益问题。”江总书记是以设问的方式来强调当时企业改革中的一些关键节点，从产业切入到企业。“为什么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效益往往提高不了或提高不快呢？我看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太多，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上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那么，多余的人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是很难稳定的。实际上，我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承担了相当大的第三产业业务。”

由第三产业谈到乡镇企业，江总书记说，“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事物，是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大创造发明。”

乡镇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起来的，90年代开始进入超常发展的轨道。江总书记较早就看到了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热情的肯定和支持。他解释说，“乡镇企业非常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适合我们的国情。即使一些乡镇企业暂时没活干了，工人还可以回去干农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我国农村的稳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个问题是中国一个特殊的重大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有紧密联系的。我很赞成和关注中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兴起。”

最后，江总书记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做了高度概括：“第三产业发展了，不仅本身可以创造很大的利润，而且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为富余的劳动力提供很多的就业门路。”

一个小时的会见结束了，江泽民总书记的谈话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江总书记的谈话中，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此时所思所想，也看到了中国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和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些顾虑和误判。

江泽民同志在担任部门、地方领导和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曾多次参加中信的重要会议和活动。与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代表的这次即席谈话，只是诸多相关讲话中的一篇。今天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和中信的企业史，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中的确立过程，这篇讲话给予我们很大启发。

（编辑  碣石）

有人说，时间可以改变空间。

当你反观一路走来的世界，会发现，你已经站到三维空间之上，正在以多维的视角审视曾经二维的过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是更重要的。看历史，由于维度的改变，人们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事情原来如此！”

以这样一种视角来品读邵宁先生的新著《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作者是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维度，站在中国经济变革的维度，来记述和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复杂性与独特性。通篇读罢，掩卷沉思，作者在这场“变革”中身体力行的借鉴、融合、推进与创新，充满了冷静、睿智和忠诚。

“非此人不能写此书”

亲历者复盘真实历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经40余年，在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攻坚克难，最终向党和国家交出了成功的答卷。它不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完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还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保证了这项宏大工程中数千万员工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国有企业改革，曾被定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国经济从此在快速发展中放下包袱，在深化改革中迈上超越和引领的快车道。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攻坚阶段的国企改革。在之前十几年改革的基础上，世纪之交对全国近10万家国有企业实施“外科手术”式的变革仅用了短短三年时间，无论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亲历和牢记这样一段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变革，并引为经典加以借鉴。

今天，一个能说清这段历史的人，一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一个承上启下连接中央、国企和基层职工“操刀”国企改革的“当事人”，用尊重历史真实的客观笔触，认真回顾并思考这段历史，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部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列入其“中国道路”丛书之中，为当今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打开了可借鉴经验的宝库大门。

邵宁，是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发展史上必将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从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司长兼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家经贸委副秘书长，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直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他身居高位，身负要职，既知晓国家战略，又理解企业困境、职工难处，更明白自己担负的重任。他是这场国企改革的轴心人物，是冲在第一线的领导者，必须在这场关系国家命运、改革核心的大战中协调上上下下各种复杂关系，保证这项宏大工程的顺利完成；在此书中，他能够把这段历史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这是非常可贵的。

作者全书都在用一种冷静的思维，来客观地描述实际情况、实际过程和实际问题，有理论、有实践、有经历、有思考。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武力直言：“非此人不能写此书。”

破解世界性难题

填补中国企业改革历史记录的空白。

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感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缺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深刻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历史客观忠实记录下来。今天，《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当仁不让地填补了这项空白。

大规模国企改革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曾访问作者，他对中国国企改革能闯过这些难关费解和震惊，他向作者发问：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度过国有企业这一关的？当时，很多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难过的一道关口，也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他们的评价是客观的，中国国企数量大，职工多，体制机制与市场经济距离太大，再加上部分企业严重亏损多年，政府财力不够，这么多难题搅在一起，改革的震动搞不好会引发社会性动乱。

毋庸置疑，这确是摆在改革者眼前的重大课题。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体制定位、结构定位、社会定位、职工定位的完整体系，如何破茧成蝶，把它安全地融入进市场经济体系，搞不好就会把天捅一个窟窿。无怪乎当时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的舆论甚嚣尘上。尤其是“攻坚阶段”的国企改革，国家提出“三年改革脱困目标”，采取倒逼机制，时间点卡死，目标卡死，任务卡死，一切没有回旋余地。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信心坚定，包括作者在内的国企改革的政府领导班子，实临改革第一线，调整研究，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改革方案，层层布局，及时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具体每个企业的难点，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力量，知难而上，最终破解了这道“世界性难题”。

应该说，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企改革既不是所谓的“休克疗法”，也不完全是外界认知的“渐进式改革”。作者坦言，中国国企改革的举措，是成千上万第一线改革者在自己的土地上艰难探索出来的办法。这样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国有困难企业的破产，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数千万职工的下岗再就业，这是改革中非常痛苦无法回避的一面。作者这样描述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最快的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种说真话、干实事、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氛围。那些说官话和套话，做表面文章的行为和方式基本没有市场。”“由于涉及数千万职工的切身利益，国有企业改革中几乎所有问题都躲不过去，矛盾只能直面和解决，为此有许多人都是一个目标，为推动改革，为企业生存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地迎难而上、努力工作。”

作者在书中披露，改革中很多问题都是事先想不到的，文件中也没有说法，“如果一线官员不主动想办法解决，凡事向上级请示，不但问题解决不了，有关政府部门连答复都困难”。正是这样的工作氛围，正是这些同志的主动作为和担当，我们最终啃下这块改革的“硬骨头”。

在思想准备、政策准备、资金准备都不足的情况下，国企改革在企业发展的困境中不能等待，抱着应对一切艰难困苦的决心和勇气，仓促上阵，应对攻坚阶段的“三年脱困”并且“断臂求生”，是各级政府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被化解在基层。这正是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所不能理解的“中国改革精神”。一个更开放、更宏观、更规范、更市场化的国企改革图景，得以徐徐展开。

特立独行的思考视角

历史虽不能复制，但诚可借鉴。

从起步阶段的国企改革，到攻坚阶段的国企改革，再到国资委成立后的以规范化建设为目标的国企改革，中国的国企改革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三部曲”。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是如何领导国企改革工作的？作者的纪实，让我们了解国资委推动完成了如下改革：规范各地的国企改革，中央企业的合并与重组，中央企业的公众公司改革，中央企业的董事会试点，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推进企业内部改革和加强企业管理。

换言之，国资委成立后的国企改革，是国企逐渐从经济发展的困难因素，转化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向的积极因素。从2003-2012年国资委成立10年（也是本书作者在国资委的任职时间——编者注），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0.9%，实现利润年均增长19.0%，上缴税款年均增长20.6%；中央企业上缴税款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增加到18.9%。

国企改革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作者离开国资委后，并没有间断对国企改革深化攻坚的思考，而是遵照中国国情，借鉴国际规范，为走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国企改革之路，继续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提出了国企改革进入新时代的前景与展望，留下了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一是国企改革解决了大型企业存在的大量共性问题，但国企的分类改革和监管工作还未完成。对公共保障性业务的国企，对特定功能性业务的国企，对商业性业务的国企，从财务绩效指标和体制机制上，都不能沿用同样的治理模式。原有的一刀切、齐步走的办法，不是长远的、科学的管理机制。作者提出需要在战略管理、领导人任免、薪酬分配制度等方面加以区别，也提出了“正规军”和“淡马锡”的参考模式。

二是提出了国企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这是两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一是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其二是国企与市场经济深度的融合方式。

对此作者也给出了参考答案。关于功能的清晰定位有二：公共保障类的国企，要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商业类的国企，要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关于国企与市场经济融合方式有二：公共保障类的国企，要成为受到专门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的特殊企业；商业类国企，要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或股份公司。

清醒的认识，逻辑的思考，改革的记录和在淡雅平和中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形成了这部书的鲜明特征。

国企改革没有停止，国企改革还在路上，国企还需要继续向纵深改革。这也是本部书的重要价值与历史意义。

（编辑  季节）

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新征程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增长。2012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工业规模稳居世界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化水平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形成。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关键技术和产品取得重大突破，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我国正在向制造业强国大步迈进。

（一）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和我国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做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更好地协调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注重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信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需要适应消费升级与多元化的需求（信息、健康、文化消费等）并提高投资效率；需要注重绿色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要更加注重依靠人才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构筑新的竞争优势。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加强科研投入，加紧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基础科学不断取得突破，信息、生物、能源、材料和海洋、空间等应用科学领域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等新技术投入应用，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给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军事各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意识和紧迫感，努力参与和推进这一重大变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抓住历史机遇，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

（二）《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进入新世纪，中国制造业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转型升级的任务紧迫而艰巨。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由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的九大战略任务、十大重点领域和实施步骤。

　　九大战略任务是：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十大重点领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三步走”战略是：（1）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在创新能力、全员劳动生产率、两化融合、绿色发展等方面迈上新台阶，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2）到2035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前列国家的水平。（3）到建国一百周年，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跨越发展，是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提质增效的客观要求。

（三）工业转向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纲要都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集约型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行业和产品技术含量；强调质量和效益；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最终体现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加。

　　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发挥区域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与联合发展。“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工程是工业协调发展的典型。

　　坚持绿色发展。我国工业对全球资源的需求量很大。如我国对原油需求增量占全球需求增量的44%，铁矿石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105.1%，铝土矿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78%，铜矿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149.5%。同时，我国重化工业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很大，2013年，我国粗钢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52%，电解铝占46%，成品油占12%，乙烯占12%，化肥占35%，水泥产量占58%，平板玻璃占60%，纸和纸板占25%。我们要坚决贯彻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全面推行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2012-2020年，我国工业万元GDP能耗由0.766吨标准煤减至0.571吨标准煤，下降了25.46%。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由16067吨增至35477吨，上升120.8%。坚持共享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我国的高铁、二维码支付、共享单车、网购被外国友人评为中国“新四大发明”，它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刷新了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识。近年来我国围绕汽车、机械、电子、危险品制造等各行业的工业/特种机器人，以及医疗健康、家庭服务等服务机器人的应用需求，积极研发新产品，促进机器人标准化、模块化发展，扩大市场应用。不断突破机器人本体、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传感器、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及系统集成设计制造等技术瓶颈。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更加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持 “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这一基本方针。

创新驱动开辟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都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出指导意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创新主体、创新基地、创新空间、创新网络、创新治理、创新环境六方面提出总体要求）；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并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

（一）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事关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构建激励创新和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体制，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营造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包容创新对传统利益格局的挑战，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

推进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完善业绩和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标准，完善激励机制，营造崇尚专业的社会氛围，大力弘扬新时期工匠精神。　

改革技术创新评价体系，以需求为导向，完善评价程序，增加透明度，将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质量、应用性成果纳入评价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抑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技术创新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二）大力推动工业领域创新发展

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求，尊重市场规律、发挥政府指导作用，加强统筹协调。

推进政产学研用相结合，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构建功能互补、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格局。

建设和完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如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分析检测中心等，加大向企业开放力度。

重视对中小企业创新资金支持，鼓励设立多层次、市场化的创新基金（风险资本、种子基金、孵化基金、产业基金等），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优惠政策，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业绩考核体系和经营者考核任用制度，将创新投入和绩效纳入考核体系；加强对承担国家战略课题的大企业的支持和指导。

 在自主创新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工业技术创新实力不断攀升。下表反映了2013-2020年工业科技进步的基本情况：

表1　2013-2020年中国工业技术创新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专精特新产业和企业培育

　　鼓励发展专注细分行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对优化工业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工信部于2018年起开展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从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针对短板弱项加强精准服务支撑等多方面进行培育和支持。至2024年共培养5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公示12950家。

    北京市从“政策+资本+服务+载体”等方面给予专精特新企业在基础研发、成果转化、产品配套、技改升级、场景开放、专利布局、资金融通、人才引进、空间规划以及品牌塑造等方面的支持。新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致力于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向制造业强国大步迈进

（一）工业门类齐全与结构不断优化

　　我国工业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工业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投资遍布190个国家（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

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装备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持续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呈先升后降趋势，高耗能行业在2012年之后呈稳定下降趋势。2020年装备制造业在工业中占比较2012年提高了3.84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工业实力得到一定提升。高耗能产业占比有较大幅度地下降。

    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下降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上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从行业增速来看，传统产业中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细分行业增长较快，如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稀有稀土金属冶炼等细分行业以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医药类和消费品类行业，大部分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钢铁、煤炭、石化、建材等行业过剩产能减量调整不断推进，市场供需关系和企业经营环境得到改善，盈利能力增强。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光电子器件产量年均增长18.21%，光缆产量年均增长5.71%，集成电路年均增长15.4%，太阳能电池年均增长29%，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年均增长19.88%，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年均增长6.98%。随着智能、绿色、高端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光电子器件等新兴产品均实现了年均百分之几十的高速增长。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国际分工中地位逐步提高。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的状况逐步改善，高精尖特种钢材赋予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表2 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2012－2020年）

数据来源：wind中国宏观（EDBC）数据库。

新兴产业不断加快孕育发展

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同期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8.2%和12.9%。主要代表性产品增势强劲：新能源汽车产量达367.7万辆（同比增长152.5%），化纤6709万吨（同比增长9.54%），智能手机1.27亿部（同比增长15.36%），太阳能电池2.34亿千瓦（同比增长48.8%），集成电路产量3594亿块（同比增长37.48%）。移动通信、语音识别、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掘进装备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制造、C919大型客机、高档数控机床、大型船舶制造装备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龙门五轴加工中心、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装备填补了国内空白。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进展加速

    一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据工信部材料，截至2019年8月，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68.9%和49.2%。

    二是“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不断涌现。截至2018年6月，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33.7%、24.7%、7.6%。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在服装、家具等行业加快推广，协同研发制造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日益兴起。

    三是工业互联网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工业互联网已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能源等行业，国内具有一定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总数超过50家，重点平台平均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59万台。

四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2021年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超4万家，完成软件业务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17.7%），利润总额1.19万亿元（同比增7.6%），软件业务出口521亿美元（同比增8.8%）；从业人员平均809万人（同比增7.4%）、工资总额同比增15.0%。

（二）工业区域布局优化

　　东部地区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对全国工业经济起着压舱石和导向标的作用。2020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3.93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5.26%，年均增长1.8%。东部工业（规模以上）占全国工业59.3%。

　　中西部工业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工业经济实力稳步提升。2020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分别为1.41万亿元和1.28万亿元，较2012年分别增长15.57%和20.87%，8年间年均增长1.8%和2.4%。

　　2020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9.2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企业营收的45.42%。2019年该地区11个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11.2%，高于全国（8.4%）增速达2.8个百分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取得积极进展，一大批跨区域重大产业项目与共建园区陆续落地。

　　国家更注重跨行政区域、大区域的协调发展。2020年，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国22.93%，西部地区为18.55%，比2012年的占比分别提高1-3个百分点。随着国家关于东北振兴系列改革与支持政策的落地，东北工业逐步企稳。

总体看，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有所扭转，不同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三）中国工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

我国实现了世界罕见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2012-2021年，我国GDP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14.4万亿元，工业增加值从23.53万亿元增加到37.26万亿元，每年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30%。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到近30%。

　　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工业大类中，2014年中国在其中7个大类中已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下述工业产品产量在全球的占比分别为：

生铁59%，煤炭50%以上，粗钢45%以上（超过第2至第20名的总和），造船41%，水泥60%以上，电解铝65%以上，化肥35%，化纤70%，平板玻璃50%以上，汽车25%，手机出货量70%，集成电路出货量90%。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在世界市场的总占有率超过20%，新能源汽车销售51万辆，位居世界第一。

粗钢、煤产量和发电量分别由1949年居世界第26位、第9位、第25位跃居2017年的世界第1位；水泥、化肥产量分别由1978年居世界第4位、第3位跃居2017年的世界第1位；原油产量由1949年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2017年的世界第5位。

　　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

　　工业对外贸易质量上升，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12-2020年，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提升了20.4%，其中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高技术进出口总额分别提升了9.12%、23.05%和31.62%。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增长27%（年均增长1.92%），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29.12%（年均增长1.54%），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由2012年的28.65%增至2020年的31.32%。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于2021年发布的工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与德、日、韩、美一并称为全球5个最具工业竞争力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以年均5.8%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2019年，我国工业规模总量已是美国的1.53倍、日本的4.16倍、德国的5.76倍。

（四）中国工业的标志性成就

这十年来，我国重视高端装备创新，组织实施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民用航天、智能绿色列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套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核电装备、高端诊疗设备等一批创新和产业化专项，在信息通信、大国重器、航空航天以及核能技术领域皆成就斐然。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这是实现人机物互联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具备高速率、低时延和大连接特性，可以真正实现高移动性、无缝漫游和无缝覆盖，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2012年，由我国主导制定的TD-LTE-Advanced成功入选4G国际标准。2016年国际无线标准化机构第87次会议上，由中国企业主推的极化码（Polar Code）成为5G控制信道eMBB场景在短码上的编码方案，我国率先成为在国际上发布5G系统于中频段频率使用规划的国家。2017年，我国5G系统在6GHz以下频段率先获得了500MHz的频谱资源，对我国进入全球5G商用第一阵营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放了5G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进而在保护现有无线电业务的同时，降低运营企业组网的复杂性和管理成本，实现频率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

　　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为不同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是继GPS、GLONASS之后的第三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7年底，北斗三号系统建设开始进入超高密度发射状态，北斗系统正式向全球提供RNSS服务；至2019年9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轨卫星已达39颗。2020年7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2020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已达4033亿元。北斗系统未来将持续提升服务性能，扩展服务功能，增强连续稳定运行能力，不断开拓国际应用空间。

　　“华龙一号”

　　我国第三代压水堆核电的创新成果，在设计、制造和运行维护等方面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2020年“华龙一号”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

    2021年，石岛湾核电成功实现首次并网发电，这是全球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实现了这一新技术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飞跃。

大国重器：装备制造业

　　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围绕工作母机、新能源汽车、海工装备、能源装备、农机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等重点领域，由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产学研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重大成就。

　　（1）盾构隧道掘进机。这是集光机电液、传感IT于一体的专用工程机械，具有开挖土体、输送土碴、拼装隧道衬砌、测量导向纠偏等多种功能，设计制造常依据不同的地质条件量体裁衣，对可靠性要求极高。2015年，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铁路大直径盾构机在长沙下线，打破了国外垄断，加速了建设城铁和大铁路网的步伐。现已实现15米以上超大直径泥水盾构和超小直径（W4.5米）盾构施工应用。2020年盾构机6米级常规盾构3米直径主轴承、减速机通过试验检测，核心部件国产化取得重大突破。自首次引进德国敞开式盾构机至今，我国盾构机技术从无到有到强，凭自身性价比优势已占据全球三分之二市场。

（2）“天鲲号”。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新一代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总长约140米，型宽27.8米，设计吃水6.5米，装机功率最大、疏浚能力最强、航行能力持久。能开挖单侧抗压强度50兆帕以内的岩石，满载排水量17000吨，能以6000平方米/小时的速度将海沙、海水的混合物（甚至深海岩石）粉碎吸出并排放到最远15千米外的海域，可开展沿海港口、航道的疏浚、吹填与维护，适用于沿海及深远海港口航道疏浚及围海造地。其挖掘功率、最大挖掘深度均居世界前列。

　　（3）“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有流线型的头型和平顺的车体，确保列车运行快速稳定。该动车组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最高时速可达400公里，世界领先。该列车研制中的254项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复兴号”动车组投入运营，使中国拥有更强的国际话语权。2021年，我国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多达6800多公里，承载着50%以上的客运承载量和70%以上的货运承载量，中国高铁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工业兴，则国家兴；工业强，则国家强。回首过往，我国工业发展成就辉煌；展望未来，我国工业发展任重道远，继续肩负着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这十年，我国工业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编辑  苏歌）

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近10年，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国际环境看：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转入深度调整期，经济全球化受阻，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201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例接近40%。麦肯锡预测，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费全球近2/3的制成品，2030年将占全球消费总量的50%以上，其中中国占15%。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明显变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工业国，2022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正在改变国际力量对比。

·以数字AI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版图，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美国的霸权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正带动逆全球化潮流抬头，全球经济治理遭遇挑战。

从国内情况看：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013-2020年GDP年均增长7%）。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新亮点不断涌现；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国内传统产业接近饱和、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的情况下，必须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率型发展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综合国力与美国尚存在明显差距，科技创新能力仍需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处于关键时期，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约束、环境承载力的矛盾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       

新时代发展总体布局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确定了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方略；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正是有这一思想的指引，新时代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0年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在经济各领域得到了贯彻。

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责清单制度。

预算制度改革。加大预算公开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营改增”全面推开。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稳步推进。

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在规范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风险处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要进展。

农业农村改革继续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启动了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项试点。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构建。　

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重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逐步完善，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2020-2022年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企业内进一步推进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实现整体性优化，中央和省属数百家国有企业实施了重组，中央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营业收入占比超70%。国有大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步伐加快。国企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央企业2022年研发投入经费超1 万亿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

鼓励和规范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聚焦工程建筑、公用事业、政府采购、民生领域深入开展反垄断执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延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扩大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份额等政策，加强服务供给。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科技成果赋智、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专项行动，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化、专业化发展。积极开展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工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一体推进产权平等保护与优化法治环境、推进民企合规与防治内部腐败，提升依托商会化解涉企纠纷的能力；一体推进支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和保护创新权益。

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出了“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市场/机构/产品），强化监管，市场导向” 的金融工作原则。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实施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初步建立。

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金融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2020年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5.26万亿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11万亿元。绿色信贷市场保持快速增长。2020年末，全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3万亿元，全年共支持3228万户经营主体。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经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覆盖了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的广大区域。

2013-2020年，中国分别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东盟、智利、新加坡分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与巴基斯坦签署第二阶段自由贸易协定。

自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经贸摩擦以来，国际逆全球化暗流汹涌，贸易战、科技战此起彼伏。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坚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

稳住外贸发展势头。中国从政策、主体、市场等多方面入手，靠前发力、精准发力。2023年进出口规模达41.76万亿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30%以上。外贸结构优化，“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首次突破1 万亿元，增长近30%；有进出口实绩的经营主体达到64.5万家。跨境电商异军突起，进出口达到2.3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5.6%，比全国进出口增速高出一倍，跨境电商主体超过10万家。

稳住外商投资势头。全面推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推动一般制造业领域全面开放，实现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全面清零。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632.5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37.4%、创历史新高，制造业引资占比达27.9%。

“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时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央统揽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5年中国权威部门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与各国加强合作。同时提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作框架，为各国参与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导向。

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已与138 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7-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从73745 亿元增至93696 亿元，年均增长8.3%，快于同期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领域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份额也都呈上升态势。

十年经济发展的新成就

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

十年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2012-2022年，我国GDP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20.5万亿元，人均GDP由39771元增加到85336元（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2015-2022年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电装机容量、互联网基础设施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万亿元规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

高技术产业、农业、社会领域等重点领域投资持续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量145.6万辆，比上年增长17.3%；集成电路产量2614.7亿块，比上年增长29.6%。

网络建设迅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最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网民规模达到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上零售额达到11.76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76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9%。

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加速突破和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 无人仓储已落地运营，无人驾驶汽车开始上路行驶，工业互联网平台不断涌现。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我国数字经济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联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加快落实。

经济社会领域进步显著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尤其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2%，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快于城镇居民。2013-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加到36883元，年均增长7.5%，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

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2亿人。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民生福祉与经济增长的平衡互进：2018年可持续经济发展评估报告》，在过去10年民生福祉发展中，中国排名上升25位，在受调查的152个国家中进步最快。

十年经济发展新特点和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

从2013年开始，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传统工业化后期，经济结构向高级形态迈进，受资源环境的制约，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所致。

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从提升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认识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改革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开路先锋，为稳增长、防风险、补短板、增效率保驾护航。

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的环境和条件对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发展方式必须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

创新是引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新机遇，我国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材料、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蓄势待发，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并催生许多新的产业领域，推动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跻身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国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艰巨任务。总体上看，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中高端产业结构还有很长的路。国民经济内循环不畅是当前的突出矛盾，科技创新尤其是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艰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很繁重，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这十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未来的发展增强了自信，积累了重要经验。其中主要的历史经验是：

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经济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经验。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加强与改善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保障。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做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就能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

改革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中央提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

以人民为中心。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巨量增加的同时，坚持人民至上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攻坚克难，消灭了几千年的绝对贫困，扎实稳步地向共同富裕目标前进，为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推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中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不能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当前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我国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到呼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建立自贸区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到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是要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这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

新时代这十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几十年内解决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至今未能完全消除的绝对贫困问题，走在全球减贫事业前列，并为全世界消除贫困提供了经验。这一壮举必将载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9年共有 69个国家和地区28亿人口的人均GDP超过1 万美元（包括中国的14亿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得世界上人均GDP超1万美元的人口数量翻了近一番。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未来之中国，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编辑  碣石）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75年路程，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只是瞬间，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却是浓墨重彩的伟大历史篇章。

史无前例的发展成就

回顾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的落后的农业大国，通过7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努力奋斗，经济腾飞，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大国及对外贸易大国，正满怀信心快马加鞭向现代化强国进军。我国不仅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正在迈进世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四个自信”，也是建立在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系统学习和了解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历史，显得尤其重要和不可或缺。

学习经济史，首先要把握历史脉络，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形成大历史观，这样才能真正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武力、贺耀敏等中国经济史专家最新力作《新中国经济简史（1949-2024）》，对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史，作出颇有新意的概括和系统论述，不仅史料丰富、思路清晰，而且言之有理、启发性强。我认为，通过研究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历史，概括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借鉴。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新中国75年的历史，从经济视角看，就是两大主线或者说两大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以此观察，75年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任务都有所不同，也由此形成了我们常说的三个历史时期特点：“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经历了百年战乱、满目疮痍的落后农业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又接连遭遇朝鲜战争等局部热战影响，保障国家国防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和紧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实行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能够做到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障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基本上解决了国家国防安全问题，但是这样的体制却不利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不能有效利用资源，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因此，当国际环境改善、国家国防安全问题基本解决后，经过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快速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最紧迫、放在第一位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从1978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中国经济史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体制变革的原则。在实事求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改革开放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和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期，创造了国民经济连续30多年高达9%以上的年均增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到2012年，从多个指标看，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物质财富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可以说，这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前提。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经济发展视角看，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主要任务。而与之相应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则成为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继党的二十大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作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详尽具体的部署。这次全会也将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2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克服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生态环境恶化、国际环境逆转等不利因素，踔厉奋发，打赢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指日可待。

深入总结认识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必要性

回顾三个经济发展历史时期，深深感到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认识。这里谈谈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强大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不仅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匮乏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脆弱，还有国际环境的干扰因素，都使得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为主要动力、调动和发挥各种积极因素、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经济现代化新路。75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是这个探索并没有终结，还需要继续深化。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三大世界性难题：一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如何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即共同富裕；三是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中国在解决上述三个难题的75年历史中，有很多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有很多创新，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总结。

第四，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和国际地位提高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中国的政治（含法治）建设、科技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高，这些又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增长质量与效益的提高。今后需要继续研究和落实好如何使这两方面更好地进入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武力、贺耀敏同志率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团队，继2022年撰写出版《中国经济这十年（2012-2022）》和2023年撰写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简史（1978-2023）》之后，今年又在有关领导和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下了很大功夫编写了这本《新中国经济简史（1949-2024）》，令人欣慰。这本专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将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评价，哪些是发展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哪些是体制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哪些是政策的问题，要通过调整政策来解决。

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按照75年开创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制度和理论继续走下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回顾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本书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及其辉煌业绩，发挥了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编辑  季节）

分类改革和监管对应了国有企业不同的类型和功能，但对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和发展状态，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一家处于投入期的企业，无论是战略投入还是研发投入，都会影响当期的经济表现，这与改革前期投入正在发挥效益的企业状态会有很大不同。

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

对企业进行分类，不但可以使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监管更加精准和科学，而且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探讨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以及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

基于对企业的科学分类，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应该是两个方面。

第一，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主要是通过公共保障类的国有企业实现的。在中国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发育不足的现实国情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公共服务功能特别重要，是国有经济优先的、必保的领域。在这个方向上的机制应是公开透明、社会监督、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责任清晰，企业为实现公共服务造成的政策性亏损，政府有责任给予弥补。

第二，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这主要是通过商业类和特定功能类的国有企业来实现的。在这个方向上，基础性的机制是平等竞争、优胜劣汰。除了为完成政府特定产业任务而需要的配套条件外，政府没有责任为企业弥补经营性亏损，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也要破产退出。

基于对企业的科学分类，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主要应是两种类型。

第一，那些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公共保障类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加监管的途径，成为市场经济中受到专门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的特殊企业。为此要建立符合每个企业功能特点的法律或制度框架，以及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及考核评价办法。

第二，那些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改制上市或吸收战略投资者，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这些企业应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或股份公司，并通过资本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结构调整。

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这两个问题能够说清楚，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深度上，我们已经有可能把这两个问题看得比较清晰了。

（编辑  季节）

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续）

2002年5月，国家经贸委等6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国家经贸委〔2002〕267号）。在总结前一段地方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企业办普通中小学、医院、后勤服务机构的分离方式；对分离工作涉及的职工福利性补贴、社会保险、富余人员等问题做出了政策安排；对分离后的费用承担问题，提出了三至五年过渡期的规定，过渡期内由企业负担为主逐步转为地方政府为主，过渡期结束后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

267号文件为各地推进分离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加上福建省成功经验的示范，这项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4000多所企业办中小学校、400多个公检法机构、2000多家医疗机构与企业实现了分离。

但是，各省市，包括之前福建省的工作推进，都不包含中央企业。由于财政“分灶吃饭”的大体制，地方政府不可能为中央企业支付改革成本；另一方面，中央企业是办社会职能的大户，办社会机构数量多、规模大，分离移交所涉及的费用也是地方政府难以承受的。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工作因此而形成僵局。以后的操作实际表明，对于中央企业来说，“分担”“过渡期”的办法都不好使，费用补偿需要“全额”，而且必须“永远”。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破解分离中央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的僵局成为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人承担分离的成本，中央企业的办社会职能确实交不出去。200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22号），文件明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三家中央企业为试点单位。

试点工作分离的范围限定在企业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企业办医院、市政、消防、社区机构等，由企业和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移交机构的资产无偿划转，但移交前已经发生的债务仍由原企业承担；移交人员符合有关职业资格条件的，其编制按有关规定办理；移交涉及的经费，按2003年企业实际补助金额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助，补助资金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划转地方财政补助基数。

这次试点由于对政策制定考虑比较周全，中央财政的经费补偿又是足额、长期的，地方政府普遍反应积极，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到2004年底，三家试点企业已分别和27个省区市签署了移交协议，移交资产、财务关系、财务补助基数核定及划转手续全部办理完毕，企业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公检法机构实现了平稳分离。

2005年，在三家试点企业分离工作顺利完成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启动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200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5〕4号）。第二批中央企业共74家，基本涵盖了有办社会问题的全部中央企业。具体政策与三家试点企业基本一致，主要的变化是中央财政和企业之间设置了一个三年的过渡期。企业在过渡期内要根据企业利润的多少承担不超过40%的费用，过渡期后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国办发4号文件下发后，各有关政府部门又根据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政策完善。如财政部、国资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先期移交办社会职能机构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政部〔2005〕116号）。

到2007年底，中央企业总共分离办社会机构3593个，占中央企业办社会机构总数的41%；其中分离企业办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2445个，移交在职人员16万人、离退休教师7.4万人，中央财政为此每年补助经费92.8亿元。至此，中央企业所办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基本分离完毕。

企业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都属于“标准的”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可以进行统一的分离移交，而其他企业办社会机构的情况更加复杂。

一是企业自办的其他教育机构，如技工学校、幼儿园等。这类教育机构政府已经不再举办，因而无法移交，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个案处理。二是企业自办的医疗机构。这些机构的状况差异很大，有规模很大、运作非常规范的职工医院，也有很小的企业卫生室，难于进行统一处理。三是企业自办的供水、供电、供暖、物业等生产生活服务系统。这类机构在一些老工业基地数量很多、企业负担很重，但这类服务各地已经是企业化运作，政府也无法接收。四是企业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机构。这类机构从方向上讲应该分离，因为涉及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社会化管理，但操作中遇到非常复杂的费用和编制问题，还与当地社区的承接能力有关。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最困难的当数独立工矿区企业和森工企业，这些地方一直是“大企业、小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办社会机构的服务对象以企业内部职工为主，机构分离难、分离后的生存也难。

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总结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分离国有企业“三供一业”的经验。“三供一业”是指企业的供水、供电、供暖和物业管理系统。企业自办“三供一业”的情况在一些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有企业中相当普遍，当年建厂时这些大企业都是完整的独立体系，生产和生活服务系统、职工宿舍都是自有的，宿舍区与厂区隔一条马路是当时标准的布局模式。

从2008年开始，哈尔滨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企业“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工作，其动因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现实需要。

分离“三供一业”比以往的分离工作更加复杂。由于是企业对企业的移交，其中有一个双方的经济责任问题。 为把这项异常复杂的工作组织好，哈尔滨市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班子，明确了不同类型设施、业务和机构的对口接收企业，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政策和标准。哈尔滨市分离国有企业“三供一业”的成功实践，使全国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又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

国务院国资委高度肯定了哈尔滨市的做法， 2012年6月，国资委在哈尔滨市召开了驻黑龙江省中央企业分离移交“三供一业”工作会议，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启动。

中央企业“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一直是个很大的难题，主要是体量太大。如航天科技一个集团要移交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物业管理项目就有221个，涉及的居民达到40万户。国务院国资委给予当地中央企业的支持政策是：分离移交费用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50%，中央企业的集团公司承担不低于30%，其余部分由移交企业自行承担。这些政策日后都成为各地中央企业分离“三供一业”工作的基础。国务院国资委将这项工作在全国推开，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推进。

对于国有企业自办的各种医疗机构，国资委采取了逐步分类处理的办法。一些规模较小、企业无意再办的机构，可以进行关闭处理；一些具备条件、有一定专业基础的机构，可以改制成为面向社会、能够独立生存的专科医院；一些比较规范的大型职工医院，可以移交转入地方医疗体系，也可以进入大型医疗产业集团。还要解决的是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问题。

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这些社会负担使国有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因为其他所有制企业并没有类似的职能任务。这项工作从1995年正式开始，其复杂程度和难度远远超出了大家事先的预料。

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职工，而各个区域社会观念的差异很大，具体工作中妥协、变通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例如，东北地区一家大型中央企业在分离“三供一业”时，涉及的2000名职工成为难点，接收方不需要这么多人，这些职工也坚决不愿离开中央企业。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保留这些职工的中央企业员工身份，由企业把他们组织起来为接收方搞劳务输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一层社会组织，因而承担了众多的社会职能。要把这些企业由社会组织改造成为经济组织，还真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国有大企业改革中一项针对性很强的专项工作，目的是解决国有企业中大量存在的辅业问题，以及部分企业富余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国有大企业普遍是“大而全”的模式，企业的辅业系统都很庞大，一般包括生产服务系统、生活服务系统、零部件系统等；众多辅业单位是为主业服务的，也是靠主业生存的。这种主辅不分、自我循环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使企业失去了到市场上择优选购产品和服务的机会；在国有大企业逐渐明晰了主业，并开始围绕主业发展之后，辅业单位如何处置就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棘手问题。

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初，结合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很多国有企业开始探索搞活辅业的途径。

但这一时期的辅业改革基本上属于独立核算、分灶吃饭的性质，辅业单位仍是由原企业主办，员工也是原企业的在册职工。由于没有触及产权和劳动关系问题，分离很难彻底。如此反反复复，依附关系总是难以了断，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国有大企业内部都有大量从主业分流下来的富余人员，不能简单地推到社会上去，企业需要自己想办法安排他们再就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推进的。

2002年11月，国家经贸委等8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印发〈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家经贸委〔2002〕859号，以下简称“859号文件”）。859号文件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修改。

859号文件把国有大企业的改革、结构调整、内部重组和富余人员再就业工作结合起来，把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政策引入国有大企业的辅业改革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以往，这两类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是相互独立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是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大企业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针不同、政策也不能跨界使用。859号文件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中，利用企业的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简称企业的“三类资产”），改制创办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多渠道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以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具体工作要求主要是：

第一，辅业单位必须进行股权多元化的改革。859号文件规定，对改制的辅业单位应按照《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合资、合作、出售等方式，逐步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具备一定市场生存能力的改制企业，可直接改制为非国有法人控股的法人实体；暂时不具备条件，或职工在观念上还难以接受的改制企业，可阶段性保持国有法人的控股地位，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进一步改制。

第二，改制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必须进行调整。原主体企业和改制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与职工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原主体企业变更为改制企业；原主体企业要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对经济补偿金等改制成本，改制企业可用国有净资产支付，由此减少的国有资产，按程序报批后冲减国有资本金。可以用国有净资产支付改革成本，是中央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认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突破。

第三，改制企业要与原主体企业理顺隶属关系。859号文件明确，改制企业与原主体企业除产权关系外，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改制企业要建立以产权关系为基础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完善监督约束机制。

第四，对符合要求的改制企业，政府给予税收优惠。859号文件明确要求是：利用原企业的“三类资产”，独立核算、产权清晰并逐步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吸纳原企业富余人员达到30%（含）以上，与安置的员工变更或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凡符合上述条件的改制企业，可享受三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辅业改制企业的产权要动、职工的劳动关系要变、企业的管理关系要调整，这几条都是以往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难点问题。落实859号文件的要求，无异于在国有大企业内部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改革，把辅业单位及其职工从主体企业中切出来，送到市场上去。这又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工作。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涉及资产处置、职工安置、劳动关系、债权债务处理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复杂，仅有一个原则性的总体文件是不够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政策细化。

2003年3月，国家经贸委等3部门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报送主辅分离改制分流总体方案基本内容和有关要求的通知》，明确了中央企业总体方案的报送内容和备案内容；2003年7月，国资委等4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国有控股企业的界定标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划分标准、辅业资产的界定范围等问题；2003年7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3部门下发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规范了辅业改制中劳动关系处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事项；2004年1月，国资委印发《关于中央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资产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三类资产”的认定和处置作出规定；2004年3月，国资委等3部门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报送主辅分离改制分流第二批实施方案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中央企业第二批及以后批次实施方案的报送内容作出规定；2005年9月，国资委等3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通知》，对辅业资产进场交易、内部退养人员等预留费用标准等问题给予明确。

这一系列配套文件与859号文件一起，构成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完整的政策体系，为规范、有序推进这项改革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政策基础。要使大量的辅业单位及职工离开主体企业进入市场，推进的难度很大。但国有大企业的领导人普遍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做强做精主业、解决好辅业和存续企业问题难得的政策机遇，因而都积极行动，采用了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

企业层面比较普遍的做法是：重新梳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内部资产，更清晰地界定主业，规范地划定和处置“三类资产”；积极推进开放式改制，通过产权交易市场等方式引入外部投资者，尽量减少由原主办企业控股、职工持股的改制形式；帮助改制企业选好经营者、做好发展规划，对拟改制企业的资产适当进行调整改造、填平补齐，以提高企业进入市场后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将改制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于2003年、2004年、2006年三次召开全国性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介绍和推广企业创造出来的成功经验。

中央企业主辅分离实施的最大项目，是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攀钢集团）下属钢城企业总公司整体移交攀枝花市政府管理。钢城企业总公司是攀钢集团主办的辅业企业，职工人数超过1万人，年营业收入近60亿元，注册为厂办集体企业。钢城企业总公司的顺利移交使攀钢集团的辅业负担大大减轻，也有利于钢城企业总公司自身的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同时对攀枝花市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是一个典型的多赢的结果。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是有期限的，最终的审批截止时间是2008年。截至2008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365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分离改制单位10765个，分流安置了富余人员263.8万人。其中，77家中央企业经审核批复的改制单位共有5283个，分流安置了富余人员88.2万人；在这些改制单位中，非国有法人控股的企业有4917个，占中央企业改制单位总数的93.1%。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一项阶段性的专项改革，前后大约进行了6年时间，但工作成效明显，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第一，这项工作加快了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为推进辅业的改制分离，各企业都对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内部资产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新梳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和组织结构得到了优化，发展方向和主业更加清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普遍得到提升。

第二，这项工作使中央企业减少了40%的富余人员。这是很大的一个进展。辅业改制分离盘活了原先利用效率很低的企业“三类资产”，同时减少了对社会稳定和就业的冲击。在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的推进过程中，相关企业基本没有出现不稳定事件。

第三，这项工作为长期困扰国有大企业的辅业问题、存续企业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解决途径。

从总体上看，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给单位和职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一个新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的效应都比较明显。根据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1519个辅业改制单位的统计，其用工人数比改制时增加了35%左右，职工的收入比改制前增加了20%左右。

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2003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后，各级国资委相继成立，这项工作开始具备了实施的条件。最初的探索是由一些中心城市进行的，如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

2004年5月，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市国资委提出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案及配套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之后，北京市国资委向所出资企业下发了《关于建立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体系的通知》。

从2005年开始，北京市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工作全面覆盖所出资企业，按税后利润20%的比例收取国有独资企业利润。市国资委负责编制国有资本收支预算，报市政府审核批准后，由市国资委负责预算的执行、调整和决算工作。预算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列收列支，但不与市财政的公共预算相互平衡。

深圳市政府于2005年初印发了《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规定》。文件明确，市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收益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国有资产预算和公共预算分开。对国有资产收益的征收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当年企业净利润的30%。相比较而言，深圳市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独立性较强，与公共预算完全分离，各自独立运作。上海市的模式与深圳市大体相似。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由一些中心城市率先进行探索，有很强的合理性。城市政府直接面对着大量的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布局结构调整非常频繁。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需要进行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困难企业的问题需要解决，历史包袱、社会负担需要消化，企业的破产退出需要很大的成本，新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金注入。所有这些任务都要有相应的资金投入，这些中心城市对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有着非常急迫的现实需求。

2007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号，以下简称“26号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8年开始实施。

26号文件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性文件。文件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国有资本收益的合理分配及使用，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文件提出了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三项重要原则：一是统筹兼顾、适度集中，适度集中国有资本收益；二是相对独立、相互衔接，既保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又保持与政府公共预算的相互衔接；三是分级编制、逐步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编制，根据条件逐步实施。

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26号文件给予了明确界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主要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上交国家的利润；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获得的股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或股权转让的收入；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分享的公司清算收入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方向主要包括：资本性支出，根据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以及国家战略和安全等需要，安排的资本性支出；费用性支出，用于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方面的支出；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26号文件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

（编辑 季节）

英国：以苏丹制为历史过渡

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过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英国成功地利用苏丹制完成了过渡，最终成为政教分离的国家，至今仍存的国教，是昔日苏丹制的遗存。

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征服了不列颠岛。在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大陆的蛮族入侵英国。不列颠原住民凯尔特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等原来受了罗马文明熏陶，史上著名的亚瑟王就是岛上原住民抗击日耳曼蛮族的英雄。然而，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觉得自己才是文明人，以前的原住民和后来入侵的诺曼人、丹麦人、挪威人等都是野蛮人。这种认识差异在都铎王朝产生了一个麻烦。都铎王朝有威尔士血统，因此其统治地位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质疑。具体而言，盎格鲁-撒克逊人接受女性首领，而十六世纪初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一心想要一个男性继承人，希望休妻再娶。于是他决定脱离罗马教会，离婚结婚便不用罗马教皇批准，国王自己批准就行。看似一个偶然的动机，造成不列颠与罗马教会非常重要的关系转变——彻底摆脱罗马教会。

1533年，英格兰将以前的天主教会改为国教会（接近路德派新教）。英国国教独立后，主教、大主教由国王任命，不需要花钱，向国王效忠就行。当时罗马教会在欧洲各国都有大量财产，除金银珠宝等浮财外，教会拥有的地产和房产，一般都占全国地产、房产的30%左右，像捷克高达50%以上。英国国教独立后，本国境内原属罗马教会的财产被国王大量没收，足以支撑国王发动战争或其他重要决策。由此都铎王朝  成为英格兰崛起最重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