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改善和保障民生，大力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全体人民的小康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这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很大变化，但还有为数不少的困难群众。截至2012年年底，按现行扶贫标准，尚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0.2%。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河北阜平县入村进户考察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调研，强调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同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脱贫攻坚总体要求：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多个政策文件。

党和政府动员了规模空前的人力、物力、财力，采取了许多新举措。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安排，形成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

至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降至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题。

当时还有3000万左右待脱贫人口，其中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居高不下。特别是西藏、四川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三区三州”，基础薄弱、致贫原因复杂、贫困发生率高。

2018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发文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要求集中力量、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举措，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支撑保障，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夯实精准扶贫基础性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同志50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扶贫工作，足迹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在陕西、贵州、宁夏、山西、四川等地主持召开7次脱贫攻坚座谈会。2020年3月，习近平在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和举措，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

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大扶贫格局，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广大党员深入一线，上下同心、精准务实、攻坚克难，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35年坚守太行山的“新愚公”李保国、用实干兑现“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誓言的黄大发等同志，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阜平县顾家台村新貌（2019年8月）。阜平县位于太行山深处，人称“九山半水半分田”。聂荣臻同志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如今阜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脱贫地区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发展步伐显著加快，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8个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最后堡垒被全部攻克。我国解决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国际性难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

2015年4月，国务院发文，提出积极推进创业带动就业、统筹推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加强职业培训等政策措施。

政府加快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实施“互联网+公共服务”，整合人力资源市场，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试点。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2016年，国家划拨1000亿元“去产能稳就业”专项资金，做好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通过劳务协作试点、技能脱贫、创建就业扶贫车间等多种形式，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防止、纠正就业歧视，注重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就业结构优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和返乡创业趋势明显。

2019年，全国就业人员75447万人，其中城镇就业45249万人，比2012年增加7962万人。尽管受到疫情冲击，2020、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分别达到1186万、1269万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保持就业总量平稳增长，这一成绩极为难得。

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有序

改革开放以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初步形成。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10年翻一番，家庭财产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问题，城乡、区域间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同时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勤劳守法致富，“增低扩中调高”，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2012—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10元增长到35128元。2021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比2012年下降0.38。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高，行业、地区、群体工资差距逐步缩小，中国已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创造人民高品质美好生活

随着人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持续提高。2012—2019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从33.0%降至28.2%。其中城镇居民从32.0%降至27.6%，农村居民从35.9%降至30.0%。

2021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10645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4.2％。居民食品消费质量全面改善，耐用品消费不断升级换代。2020年，城乡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数量分别为44.9辆和26.4辆；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39.9平方米和49.6平方米。

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大桥巍峨，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深刻影响了城市格局、人口布局和经济版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圈和工作圈。

互联网快速普及，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移动通信从4G演进到5G，实现网络、产业、应用全球领先。我国网民数量、网络零售交易额居全球第一。宽带网络“村村通”，快递物流“路路畅”，农村电商激活大市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移动支付、共享出行、工业互联、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加快推进，正在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投入规模空前。2012年至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GDP比例连续保持在4％以上，2012—2019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由2.12万亿元增至4万亿元，其中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达一半以上。

国家财政经费持续支持地方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间差距。2011年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4年“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项目启动，惠及全国2600多个县近2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2717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布局。

建立覆盖全学段（学前－研究生）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13—2017年累计资助学生达4.25亿人次。各级政府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择校热”“入园难”问题，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80％以上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学。

努力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基础教育巩固发展，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大为加强。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18年提高到2020年的10.75年。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学习体系加快构建。

中国已建立起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让人们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拉大了城乡、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

党的十八大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中。2012、2017年，国务院先后发文，分门别类地规定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目标、各项制度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18年，国务院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基础标准、分担方式、转移支付方式等做出明确规定与规范。

国家将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口监测预测体系，积极拓展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场景，推进城乡间、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衡。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加快普及。2021年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数量分别达3217个、3671个，基本实现“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

2021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版）》发布，涵盖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及优军服务保障、文化服务保障，共9个方面、22大类、80个服务项目，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使区域内大致按统一标准提供服务和保障。大病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养老托育服务等重大制度安排逐步建立健全。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4年2月，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2015年10月起，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与企业同样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基本制度模式，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建立，更好发挥养老保险互助共济作用。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多数城市社区初步形成助餐、助医、助洁等为主体的“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建起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

医疗保障制度更加健全。2015年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大病保险支付比例达50％以上。2016年国务院发文，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等福利事业。人民群众不分城乡、地域、性别、职业，在面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相应制度保障。我国已基本建成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的、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2021年年末，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3亿人、2.3亿人、2.8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生育保险依法覆盖所有用工单位及职工。

住房保障方面，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房8000多万套，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39.9平方米和49.6平方米。

残疾人权益保障更加有力，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正向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目标迈进。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2016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文，确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推进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品集采制度化，改进医保付费办法、降低看病用药负担；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建设分级诊疗制度，优化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

201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28.4％，为21世纪以来最低水平。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持续增长，城乡和地区差异缩小，城乡居民健身水平持续提升  

创造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社会矛盾多发，国家安全面临许多新的问题。2014年4月，习近平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央对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稳定的各领域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逐步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2020年4月，中央成立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重要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首次被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推广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各地将网格化管理与协商民主建设相结合，开展基层协商；立足自身人文特色，完善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大力开展乡风、家风建设，传承向上、向善美德。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全社会倡导和深入实施诚信建设。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打造全方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2020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总数、民事诉讼案件数在持续增长15年后首次实现“双下降”，全国信访总量明显下降。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公安机关不断提高打击犯罪能力，重点打击涉黄涉赌、涉食品药品、拐卖妇女儿童、环境污染、经济犯罪等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行为，破获了一大批犯罪案件。针对新型网络犯罪，各部门多措并举，坚决遏制电信诈骗、套路贷等新型网络犯罪上升势头。

扫黑除恶。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发文要求：针对涉黑涉恶新动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对黑恶势力“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97万起、立案处理11.59万人，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遏制。

全国刑事立案总量已实现5年连降，8类主要刑事案件和查处治安案件数量实现6年连降。我国每10万人中命案数为0.56。刑事案件数为339，持枪、爆炸案件连续多年下降，是命案发生率、刑事发生率、抢爆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安全生产。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规定“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按照意见要求，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制定修订，监管执法持续完善加强，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设立运行。2020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重特大事故数量从本世纪初最高峰时的14万人、140起/年下降至2.71万人、16起/年。

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领导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2020年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98.4%。平安中国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编辑  苏歌）

开创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布局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原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沿海率先发展布局的基础上，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一带一路”倡议和各区域经济功能定位。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开创了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一倡议对国内各大区域功能作了具体安排：

（1）西北地区：发挥新疆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

（2）西南地区：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3）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沿海各大经济区优势，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支持福建沿海地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4）内陆地区：依托内地各大城市群推动区域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原处于对外开放末梢的内地可以获得更多的开放和发展机会。

推动城市群建设。这是新时代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19个国家级城市群，即：京津冀（北京、天津、石家庄），长三角（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珠三角（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山东半岛（济南、青岛），海峡西岸（福州、厦门），哈长，沈大，中原（郑州），长江中游（武汉、南昌、长沙），成渝，关中平原（西安），北部湾（南宁、海口），晋中（太原），呼包鄂榆，黔中（贵阳），滇中（昆明），兰州-西宁，宁夏沿黄（银川），天山北坡（乌鲁木齐）。由此形成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重要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京津冀地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8%，面积21.6万平方千米，生产总值约占全国GDP的11%（2013）。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但内部发展差距较大，京津两市周边农村贫困人口达273万。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为国家战略，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2015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北京市是国家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天津市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与国际航运核心区，河北省作为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

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针对搬迁企业优化税收服务、简化迁移手续，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建立跨区域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等。

20多所北京市属高校、医院向京郊转移，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累计近3000家，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已超86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累计约1000个。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目标顺利完成。

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此后相关规划和支持政策出台，市政基础设施、生态工程、公共服务配套等120多个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很多知名企业、金融机构落户雄安新区。

交通一体化。2019—2022年，京雄城际、京张高铁、京滨城际、京唐城际铁路均实现通车。公路交通方面，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逐步扩大，京津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

加快推进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北三县协同发展深入推进；张家口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加快建设，首都生态屏障功能更加突出；天津滨海新区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天津港通关效能提升和成本节约效果显著。京张高铁、京沈高铁建成通车，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成投运，京津冀机场群和港口群协同联动建设深入推进。

结对扶贫。2019年北京市引导206家企业到河北结对地区投资164.8亿元并撬动15.4亿元社会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33万人受益；在北京市内100多家商超设置1000多个扶贫产品专柜。组织各大批发市场设置扶贫馆和展示厅。

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覆盖11省市，面积占全国的21％，2020年该地区人口占全国43%，经济潜力巨大。2016—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主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绘就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蓝图。

按中央精神，长江经济带应成为：（1）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2）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促进中上游有序承接产业转移；（3）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4）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10年来，沿江省市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提升，一大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关改搬转，长江流域水质显著好转。“十年禁渔”使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得到遏制。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2015年的42.3%提高到2019年的46.5%，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50%。综合运输大通道加速形成，长江干支线高等级航道里程达上万公里，14个港口铁水联运项目全部开工建设，沿江高铁规划建设有序推进。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建立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管理体系，加快完善生态补偿、多元化投入、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等机制，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人口约占全国的17%，地区生产总值约占GDP的1/4。2019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聚焦“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三大使命，取得了丰硕成果。

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建设结硕果。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基本形成，对全国经济影响力带动力不断增强。数字经济新优势正在为加快动力转换提供重要牵引，要素顺畅流动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

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出两批八大类73项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虹桥国际开放枢纽、G60科创走廊、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宁马宁滁等一批跨界区域率先突破。政策协同、要素市场、多层次多领域合作等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探索完善。

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五自由一便利”制度型开放体系基本建立，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跨江跨海大桥、高铁等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已形成较高密度的网络布局。2018年“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项目基本完成，省界主线收费站2019年全部撤销。跨省城际轨道建设加快进行。港航一体化发展方案确立“6大行动13项主要任务”。上海洋山港四期建成全球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宁波舟山港成为吞吐量超11亿吨的世界第一大港。电力一体化建设，在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示范区开展10千伏跨省配电网互联互通，进展顺利。

长三角交通便利，快递效率全国领先，重点企业快递48小时准时率超过96%。优质便捷高效的快递业吸引了大量电商企业将发货地选择在此，吸引更多企业就地生产。

在长三角一体化推动下，上海成为产品展销地和出口地，着力打造总部经济全球枢纽；江浙成为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商贸（含国际贸易）基地。区域间分工逐步形成，货源辐射和通达能力更具优势。

工业生产基地和供应链遍布整个长三角，区内各城市间联系紧密。如吉利汽车总部设在杭州，发动机由上海华普和宁波吉利动力提供，操控和制动系统在苏州无锡，变速箱在宁波，内饰车灯由温州和镇江供应。

知识溢出、数字赋能、品牌输出、共享员工等逐渐成为跨区域产业协同的新方式。2021年浙大约200项专利以转让、合作等方式与国内各机构或企业共享，长三角地区承接了其中3/4。

建立“G60科创走廊”等一批跨区域合作平台，成为长三角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的重要平台。沿江九城市协同制定“支持G60科创走廊，头部企业引领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实施意见，引导鼓励头部企业与相关中小企业跨区域抱团发展。如：沿江九城为大飞机装机设备领域输送大量潜在/合格供应商、在大飞机特殊工艺材料领域实现“从0到1、从1到N”的突破，16家企业41种产品完成供应对接。九城市为中芯国际搭建80余家产业链合作企业储备库；为腾讯成立400余家企业库并开展与各地要素对接，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腾讯合伙人”。

九城市常态化轮值举办G60人才峰会，出台互认互通人才18条政策。组建了G60专家咨询委员会，聚集国家级人才1000余人，院士专家工作站547个，博士后流动站771个；打造“G60科创云”要素对接平台并开设“九城纳贤”云招聘专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176所高校与九城市10万余个中高端用工需求无缝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包含广东九城市和香港、澳门，地理位置优越；面积5.6万平方千米，近7000万人口，人才资金高度集聚。这里也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该地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中央及广东省政府出台多项支持政策：给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紧缺人才予以补贴以平衡内外个税差异，广东省出台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等。

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大湾区搭建起“两廊”（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两点”（深港河套创新极点、粤澳横琴创新极点）框架，集中谋划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平台。

产业创新方面，芯片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初步成效，5G、超高清视频、集成电路等产业项目陆续投产。香港科大、佛山顺德区政府等共建智能制造科创平台，投资800亿元打造机器人研发高地。

设施联通建设：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开通运行，深中通道建设有序推进。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通车。香港机场、深圳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珠海机场、澳门机场改扩建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机制联通水平提升。人员往来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货物流动方面，内地与香港“跨境一锁”在大湾区内地全面实施，口岸清关手续进一步简化。专业资格认可方面，大湾区内地已在建筑工程、医疗、教育、律师、会计、旅游等8个重点领域实现对港澳职业资格的认可或作出便利安排。

金融等服务业开放：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落地实施，跨境理财通试点加快推进，大湾区保险服务中心加快筹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蓬勃发展

成渝地区是西部地区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区域。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做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出把该地建成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这一战略规划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成渝经济圈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列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2021年推动实施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目67个、总投资1.57万亿元，涉及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和公共服务等领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黄河流域的战略定位：大江大河治理的重要标杆、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验区、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

围绕《纲要》，黄河沿岸各省市制定了各自的区域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传承弘扬、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能源转型发展、工业转型升级、科技、对内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等专项规划，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随着规划和政策实施，水资源节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黄河流域开启了发展新篇章。

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新探索

深化区域合作机制

区域间的合作涉及不同行政主体的协调。在中央引导下，各区域间合作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区域间的合作走在前列。如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位置跨上海枫泾镇（42平方千米）和浙江平湖市（45平方千米），规划初就得到两地政府大力支持。张江高新区管委会、上海金山区和浙江平湖三方政府共建张江科技城领导小组、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管委会授权成立上海张江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园区开发运营。因平湖园区地价较低，引进了多项高新科技型企业和研究设计单位。

长江中游各城市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一体、旅游合作、跨省电子评标、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看病就医异地医保即时结算、工伤保险异地互认、通关一体化等多个合作事项方面取得了新突破。2019年，武汉市联合长沙、合肥、南昌市共办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协调会和会商会，签署了推进长江大保护、国家级新区、交通、信用体系、科技、检验检测等12方面的合作事项。

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建立对口合作关系。2016年国务院出台文件，部署组织辽吉黑三省与江苏、浙江、广东，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将东部地区发展经验与东北地区需求相结合，破解体制机制难题，助力振兴东北。至2017年底，200家江苏企业与辽宁省12个重点石化产业园及华晨集团开展对口合作，总投资逾百亿元（如沙钢参与东北特钢等三公司破产重组工作）；吉浙两省签约合作项目73个，涵盖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医药健康、绿色农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广东与黑龙江签署对口合作项目近200个，包括粮食、农业、医药、文化等领域。

优化区域互助机制

在中央或省级政府指导协调下，通过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加快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东部对口帮扶贵州工作。2013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共八个城市“一对一”帮扶贵州八市（州）。同年经上海对口帮扶办公室协调，联合利华（中国）与遵义市政府签订关于桂花、生态茶叶的开发合作协议，两地合作共建10万亩经雨林联盟认证茶园，让遵义茶迈向世界。上海市商务委与贵州茅台酒厂实施战略合作，健全标准规范、以“茅台”为酒类追溯体系建设示范试点，推进覆盖全国、先进适用的酒类追溯体系建设。

广州市围绕“黔货出山、粤客游黔、粤资投黔”的扶贫协作模式，将自身市场资金技术和贵州的旅游、生态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把毕节、黔南建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副产品供应地、生态旅游目的地、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地。广州在当地投资建设种养殖基地和加工厂，与当地农户签订种养殖协议，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广州将毕节的苗绣、蜡染和黔南的刺梨、鸡蛋、茶叶等非遗产品、农特产品等打造为地标性产品，发展线下线上交易，设立黔货展销窗口。2018年—2019年4月，广州市场帮助毕节、黔南累计销售绿色农特产品16.43万吨、12.25亿元。毕节、黔南成为珠三角绿色农特产品的供应地。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前方指挥部，谋划建设克州江苏产业园：在阿图什市划拨两块土地供偏远的阿合奇县、乌恰县建设“飞地工业园区”，为无锡、常州支援两县发展助力。至2021年已完成园区管委会、平台运营公司组建及先导区规划编制，实施产业引导项目，共建生态型、文化型园区工业；已引进企业4家，投资7.1亿元。

新疆和田地区是北京重点帮扶对象。过去和田优质水果走不出去，2019年在新发地市场举办“民营企业南疆行”招商推介会，助力发展和田核桃、大枣、石榴、杏等种植和加工。2018年以来，北京市利用百店专柜、新发地、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京东善融等电商平台，累计销售和田地区和兵团14师特色农副产品7.75万吨、17.42亿元，带动4万名贫困人口增收。2019年北京银行承销发行产业扶贫债券，规模1亿元。

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合作：

京津冀医疗资源协同发展。雄安宣武医院由北京市主导建设，建成后将成为拥有600床位的三甲医院。2016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与天津市海河医院、河北省胸科医院共建“京津冀结核病协作中心”，实现结核病防治医疗资源共享，解决跟踪患者和异地就诊问题。2017年京津冀异地就医即时报销试点启动，在河北燕郊居住的北京市参保人员当地就医可持北京医保卡直接结算。至2018年4月京津冀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直接结算定点医院达1115家。教育协作方面，北京六个区与津冀八个市县开展深度校际交流合作，采取学校联盟、结对帮扶、开办分校等方式开展跨区域合作，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长三角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也有较大进展。苏州、普陀、嘉兴、芜湖共建“长三角一体化四地教育联盟”，以示范区为中心，加快构建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长三角城市群医院协同发展战略联盟”成员覆盖区内26城市137家医院，先后成立20个专科联盟，专科建设涉及228家县级医院，并与腾讯公司合作探索“互联网+医联体”新型工作模式。加入该联盟的各地医院与上海医院交流合作，逐步形成一二三级医院分工协作的医联体运行模式，推动区内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

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等要求。生态补偿机制，按“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原则，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在绿色发展中推动区域经济协调。

至2019年，安徽、浙江、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河北、天津、云南、贵州、四川、北京、湖南、重庆、江苏15省区市，参与开展10个跨省区市流域生态补偿试点。

积极推进皖浙新安江流域、闽粤汀江-韩江流域、桂粤九洲江流域、赣粤东江流域、津冀引滦入津、云贵川赤水河等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为统筹推进全流域协同共治打下坚实基础。

新安江上游属安徽省，下游是浙江省饮用水源地和长三角备用水源地。2012年启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首轮试点期限为2012—2014年，签订《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协议》，以政府补偿为主。第二轮试点期限为2015—2017年，再次签订《生态补偿协议》，适当提高了补偿金额度。2017年，设置新安江绿色发展基金，逐步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根据生态环境部评估报告（2012～2017），试点实施以来，新安江上游水质为优，并带动下游水质与上游水质变化趋势保持一致。2018年10月继续签订第三轮生态补偿协议。

2016年4月国办发文，在江西-广东东江开展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同年两省政府达成《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明确了生态补偿方案有关细节。截至2018年8月，东江流域开展生态环保和治理工程项目79个，总投资18.88亿元（财政资金15亿，其中中央财政9亿、江西省2亿、广东省2亿）。大力实施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东江源治理成效初显，出江西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达标率100%。

赤水河是全国首例3省共建机制的流域，为多省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2018年，云贵川三省签署《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议决三地以1∶5∶4的比例出资2亿元，建立流域环保补偿基金。这一行动带动当地企业加大生态环保投入。2018—2020年，赤水河流域各个断面的水质均达到了补偿协议的标准，水质稳定在Ⅱ类水平。由于流域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当地企业收入稳步增长，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共赢。

为落实京冀2018年建立的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18—2020年北京累计支持张家口、承德两市资金9.5亿元，用于开展上游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相关工作。

2019年1月，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建立上下游“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机制，使得保护自然资源、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得到合理补偿，推动区域之间的协调、绿色发展。

（编辑  碣石）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商贸物流业在规模、形态、流通区域格局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电商、新零售等为代表的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传统商业贸易调整转型，线上线下结合，以物流为载体把生产、交易、消费联结起来，极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商贸物流跨越式发展

IT革命推动传统商贸转型

传统商业贸易也就是从批发商、中间商或制造商购买商品、实体店销售的商业形态，其坐等顾客上门的经营方式，存在着信息不畅和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

图1 2012-2021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www.stats.gov.cn）

随着ICT革命的兴起，借助互联网开展线上商贸和零售业务迅速发展，传统商业贸易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见图2），各大城市的老牌百货大楼经营额下降乃至歇业倒闭，传统老字号举步维艰，个体零售店惨淡经营。由此在传统商贸领域掀起了一个业态转型创新的浪潮。

图2 2012-2021年零售业法人企业个数及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一是传统商贸企业将线下业务逐步延伸到线上。2013年苏宁开始进行线下-线上业务的融合与价格一体化，拉开了O2O快速发展的序幕。传统商贸企业首先利用线上平台进行单向的促销与团购，之后利用不断完善的IT技术，把商品展示、下单、支付等流程提升到场景之中，实现线上与用户之间的融合，打造成服务型电商模式，比如滴滴、上门送餐、上门海鲜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传统商贸企业受严重冲击，促使其加快转型步伐。百货企业积极拥抱社交电商和直播带货，利用各类平台搭建私域流量，推进实体商贸线上业务的开发，以及向垂直细分或横向细分方向发展。

二是传统商贸联手电商平台，将电商平台作为业务转型的“互联网+”平台。2015年之前，服务、餐饮、家电、时装等传统商贸行业都开始与淘宝、京东商城等电商巨头进行业务合作，2015年开始通过入股加强合作关系，传统商贸得以利用电商平台积累的巨量数据对不同消费者群体进行深入分析，提高销售准确度。商贸企业进一步倒逼供应商由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向定制化、个性化转换，B2C模式走向C2B模式。

空前活跃的新业态

（一）电子商务（电商）。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推动纯线上模式的电商平台迅速崛起。电商支持消费者网上购物、商户间网上交易以及在线电子支付。电商使消费者不用离开家或办公场所就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购物，从而缩短了购物时间、减少了流通环节。

这一商贸新业态一推出，就赢得了大量客户（尤其是中青年）。自2014年起，借助电商平台购物的消费者群体迅速增加，2021年已超过8.12亿户，成为驱动中国商贸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电商行业的崛起，涌现造就了淘宝、京东商城等一大批知名电商平台。1999年，8848和易趣网的成立拉开了中国C2C的序幕。2003年京东关闭实体店转营线上商城（后更名为京东商城），阿里巴巴推出淘宝商城（后来的天猫）。它们借助每年的“双十一”等促销活动，引客量从千万发展到千亿。在激烈竞争中，一批电商平台逐渐退出市场。

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更重视商品品质，顺应这一变化，电子商务逐步由B2C向O2O转型，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餐饮、出租车等服务业也纷纷采取O2O模式，如“饿了么”、美团、滴滴等，电子商务几乎覆盖到所有的商贸服务业领域。

2015年以来，电商逐步由O2O向P2C转型和发展，把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服务信息，如房产、餐饮、交友、家政服务、文化艺术教育、票务、健康、医疗、保健等聚合在平台上，实现服务业的电子商务化。

电商服务区域的拓展：如苏宁等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加快在农村的布局，有力促进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

电商网络范畴的扩大：利用社交网站、微信、微博、SNS、网络媒介、社交媒介等的传播途径，以及社交电商（社会化电子商务）通过网红带货、用户自生内容等方式，辅助商品的销售。

由于社交电商进入门槛低，既促成了拼多多、云集、蘑菇街、快手等大型社交电商的兴起，也引致暴力刷屏、假货泛滥、洗脑传销、质量安全等不良行为的出现。为此，2021年2月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发布《社交电商企业经营服务规范》，以整顿和规范社交电商的带货等行为。

电商发展瓶颈凸显，纯电商面临消失。电商崛起之初因导客速度快的优势，网上销售迅速上升。但电商与传统商贸相比，一个明显的缺点是消费者无法对物品现场体验。又因电商素质参差不齐，减弱了快捷便宜的优势，网上销售额增速逐步趋缓。

故此，2015年马云等人提出“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能源、新金融”概念。此后纯电商模式逐步向新零售转换。

（二）新零售。

新零售是在数据驱动的基础上，以客户为核心，重新组建企业的供应链和管理结构，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实现对人、物、场等要素进行重构而形成的一个新商业业态。

新零售凭借供应链效率的提升、渠道的下沉和优化、消费者购买体验的优化、场景延伸到“最后一公里”配送、线上预约门店自提等四种模式，实现线上与线下资源的有效融合，形成新的商业贸易形态。

一是电商平台利用技术优势，与传统商贸实体店、知名品牌企业合作，把它们的线下资源导入线上平台，形成新的零售系统。如阿里巴巴旗下有天猫、银泰、饿了么、口碑、菜鸟等系统，以数据为媒介实现供给、销售、消费的链接。比如天猫商城上线的“天字号”计划，吸引了大量“老字号”入驻，帮助他们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偏好进行个性化改造，促进其业务发展。北冰洋（北京）饮料食品接受商城建议将瓶装改为PVC包装，上线后销量直线上升。

二是电商创设新零售平台。比如阿里巴巴创建的“盒马鲜生”，其营运综合了线下数据收集、场景改造、渠道打通、体验店的广泛创立等；虽争议不断但业务快速拓展，2021年覆盖了全国一、二线城市，门店突破300家。它的优势在于：运用IT技术，实现“人、货、场”要素优化匹配，从供应链、仓储到配送，构建起完整的物流体系。

人：借助现场体验，增强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赖，通过创建APP与线下门店的推广迅速扩大客户群；订单不设配送起订金额、增加消费者的使用频率和好感。

物：以优质低价吸引顾客，以关联销售等拉动客单溢价，统一采购降成本并提升商品周转率，按不同地区或季节特点定制商品，采用当天直供确保新鲜，根据小家庭趋势缩小规格按份售卖实现标准化。

场：专人编辑购物体验在线上分享，对不同商品制作视频指导消费，3公里内半小时内送达；实体店与仓库一体化以降低每单配送变动成本，退换货灵活并直接上门取换货，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区域的促销方式，大数据分析以促进搭配销售等。

这一榜样促进了传统商贸与电商的合作，吸引更多电商平台筹建线下实体店。

三是原有电商平台通过投资商贸实体店、品牌店，开展新零售。如京东2017年收购英国的时尚购物平台Farfetch的股权（该平台有700个全球知名品牌），开展奢侈品领域的合作，吸引高品质消费群体。阿里巴巴更强调利用海外参股构建全球物流体系。

面对新零售给国内商贸行业带来的机遇，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鼓励商贸流通业态与模式创新，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线上线下全渠道满足消费需求”。

随着以物流为载体、打造线上线下资源融合的新零售商业模式的兴起，通过盘活存量与优化增量，业态雷同、市场饱和度较高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店等逐步退出各城市核心商业圈，具备条件的商贸行业由传统的销售场所向社交体验、家庭消费、时尚消费、文化休闲消费中心等转变，在各城市形成了新的商贸生活圈。

商贸实力稳步增强

（一）商贸实力快速提升。

传统商贸持续的业态创新，与电商、新零售等共同推动了中国商贸行业的快速发展。

一是批发零售商品销售总额持续上升，批发零售商品10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中国商贸市场规模为全球第一。虽然传统商贸企业在电商等冲击下艰难运行，但大电商加快了在新零售实体店的布局，使得批发零售企业呈持续增加趋势。

近年来中国出现一批实力强劲的贸易公司。2021年全球前10名的贸易公司中，有4家是中国企业：中国中化集团（4）、中粮集团（5）、物产中大集团（9）和厦门建发集团（10）。不过，中国商贸行业还是以中小零售企业为主，大型和连锁企业占比不高。

二是国内物流行业实力大幅提升，尽管比国际大型物流公司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快递物流业起步较晚，据中物联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物流企业50强数据，其中23家企业营收已超过100亿元，其中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厦门象屿、顺丰控股的营业收入已超千亿。排名前10的物流企业收入累计达到9733亿元，占全国总物流业务收入的71.63%，具有较高的集中度。

2021年中国物流企业进入全球最有价值的物流品牌榜前10名的，只有顺丰和中国邮政两家，分别排在第8和第9位。

表1 2021年全球最有价值的物流品牌榜前10家

资料来源：系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强。

2012年以来的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6.5%，10年间GDP增长了一倍多（52万亿元-114万亿元）；人均GDP从2012年6100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26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比例保持在39%左右。

图3 2012-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伴随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消费品的追求，从更重视价格转向兼顾品质和性价比。这就促成大型电商平台加快与国际著名品牌公司和国内厂商合作，以顺应人们消费结构的转变，提升了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图4 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上的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2016年以来，除2020年因疫情导致消费对经济贡献率降低（46.3%）外，其他年份都保持在60%以上。在消费部分的贡献构成中，商贸行业的占比在2/3以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近年来，线上购物越来越成为人民日常购物的主要方式，电商等商贸业态成为批发零售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网络消费，有效衔接了电商扶贫和乡村振兴，推进了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

（三）商贸发展渐趋规范。

电商的起步阶段，在带动商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销售假货、欺诈、网上传销等问题，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鼓励和引导“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同时对模式创新中暴露出的问题，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治理的措施，以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守法经营者的权利。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首次明确了电商的概念、电商经营者的范围、承担的法律责任、促进发展的措施、争议解决等问题，以国家行业大法的形式规范电商行业，促进电商业态的健康、安全、平稳发展。

表2 2015-2021年电商等发展的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系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商贸物流服务业的创新

互联网的崛起，同时也推动了物流业的创新。2021年“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助推中国由“物流大国”走向“物流强国”。

供应链物流

传统物流行业是B2B模式，生产商-销售商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物流渠道服务。

自电商兴起，面对货物种类多、订单数量大、包裹规模小、拣选难度大、客户端运送分散等情况，传统的整车或零担运输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物流应运而生，也就是利用IT技术延伸到物流的前后两端。供应链物流，就是在融合前后两端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新业态。

供应链物流是以物流活动为中心，协调供应领域的生产和进货计划、销售领域的客户服务和订货处理业务、金融领域的资金融通、财务领域的库存控制等全产业链活动。

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推进供应链物流全方位、全渠道发展。

2014年，国务院颁布《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

202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

2020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制定《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从企业主体、设施设备、业务流程、标准规范、信息资源等五个方面推进“深度融合”。

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纲要》，专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一节，要求“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深入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众包设计、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增长点”。

在政策的推动下，物流业加强了整合，形成顺丰等大型综合型物流公司。快递行业要求标准化、规模化程度很高，行业集中度提升是必然趋势。供应链物流加强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而且与区域发展高度融合，形成一个全方位、全产业链相互融合的现代物流体系。

智慧物流

自2009年IBM提出通过感应器、RFID标签、制动器、GPS和其他设备及系统生成实时信息的“智慧供应链”概念之后，智慧物流由此衍生，并为人们所接受。智慧物流更强调将物联网、传感网与现有的互联网融合，以精细、动态、科学管理的方式，实现物流的自动化、可视化、可控化、智能化、网络化，进而实现对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满足消费者的全新体验效果。

新零售的兴起、给物流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盒马鲜生、京东、苏宁云商等新零售都规定了配送时间，给物流业带来如何覆盖配送成本、准确配送时间的严格要求。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定制化、小众化、迅捷化及其扁平化商业体系和海量订单，需要更为强大的储运能力、更优化的调配协同能力和强大的数据收集分析能力。

智慧物流通过IT技术驱动物流科技应用场景的落地，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需求。在物流配送线路、消费者的时效节点顺序、不同消费终端对最终单品的加工需求、区域分布以及整个POI的推演下，智能物流体系通过集合某一时段内的订单后，再通过智能调度并匹配给门店终端，以及负责配送的骑手终端，从而保证筛选、串联出最佳的配货批次和流向，进而实现多单配送，达成最优的订单履约成本与消费者的良好体验间的结合。

流通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现代物流则是支撑流通业发展的核心基础。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智慧物流系统中的应用，实现了物流供应链从上游供应商-下游销售商-消费者之间的全流程信息共享，推动了物流行业的质变。

新型服务业的繁荣

伴随商贸物流新业态的涌现，与此相关的新型服务业也呈现繁荣景象。

（1）自201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线上零售市场。2015-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从10.7%上升到24.9%；2014-2021年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在20%以上，累计增长4.69倍（2.79万亿元-13.09万亿元）。 

网上用户从2016年的4.67亿户，增加到2021年6月的8.12亿户；社交电商上人均网上消费数额，从2016年的863元上升到2021年的3370元，增速远超传统商贸，成为拉动商业贸易的强大驱动力。

（2）新型服务业不断涌现。以IT技术为载体，生产性服务与生活性服务业全方位发展。如计算机和软件服务、移动通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健康产业、生态产业、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大大拓展了服务业范畴。此外在IT技术支持下，从传统服务业衍生的服务业新形态如现代金融业、中介服务业等，将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有机联系，从而提升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权重。

图5 2012-2021年服务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商贸物流新态势

商贸物流区域

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商贸物流新业态的支撑下，区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一）支持并促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一是推进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2013年，国务院批准在上海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后国内其他符合条件的地区也纷纷开展自贸区建设，到2021年，全国各地建立了21个自贸区，实现了对沿海省份的全覆盖，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贸物流融合以及与海外的联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颁布多项商贸物流发展的鼓励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多次会议文件都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提出“支持商业设施富余地区的企业利用资本、品牌和技术优势，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持商务、供销、邮政、新闻出版等领域龙头企业向农村延伸服务网络，鼓励发展……乡镇商贸中心，统筹城乡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同发展。”

快速发展的新零售和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有力推进了全国各个地区间的经济联系。

（二）新零售之都的建设。

随着区域之间营商环境的改进，在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展开了一场以新零售和智慧物流等为载体的商贸中心之争。在智慧物流等支撑下的新零售，增强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实力，显著缩小了与领先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

伴随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在新零售之都建设上的激励竞争，西安、武汉、苏州、成都、南京、福州等城市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争取建设新零售之都的目标。到2021年，新零售之都的建设，已经由一、二线城市拓展到三、四线城市。

（三）商贸物流与区域发展的融合。

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一个重要动力是借助IT技术赋能的商贸物流，推动国内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域融合。

一是按照不同城市群的需求特点，推动商贸物流设施网络协调发展，“实现设施共建共享、网络互联互通、行业共管共治。统筹布局物流枢纽节点，优化配置物流资源，加快构建区域分拨、城市配送服务体系，提升城市群、都市圈物流一体化组织服务效能，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

二是联通区域发展战略地域。重点围绕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强化物流布局，构建区域商贸网络，缩小彼此间隔阂。进而推进各区域的发展与振兴。

三是加快完善县乡村商贸物流配送的网络，逐步建立一批县域物流园区、公共配送中心、镇村级配送站和公共服务网点。完善县-乡-村间工业品与农副产品双向交流的商贸服务网。

商贸物流联天下

2012年以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但IT技术支持下的商贸业转型升级，为对外贸易增添了动力。2017年起外贸额恢复增长，尽管受到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到202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已突破6万亿美元。 

（1）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各国和地区的认同，中国应沿线国家的需求，推进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物流大通道的联通建设，加强政策、交通、贸易、资金、民心“五通”，逐步形成大的区域合作格局。到2021年，以物流为载体、商贸新业态联通沿线国家地区的网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2）物流链的全球整合，助推商业贸易在全球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更快流通。

传统跨国商贸通关较慢，中国商品邮递到俄罗斯、欧洲、美洲平均需要60天。2013年阿里巴巴“速卖通”首次在俄罗斯搞促销活动，一天产生17万个包裹，而俄罗斯邮政系统只能日处理3万个。由此促成中国物流借“互联网+”打通各国物流系统的机遇。

2013年5月，“菜鸟”网络科技公司（阿里持股）以俄罗斯为起点开展对海外物流业的改造。通过数据对接，菜鸟系统为俄罗斯开发了定制化快递面单匹配俄罗斯分拣识别系统，并选择定点航空服务商。由此中俄间的物流配送周期减到15天。

之后，菜鸟系统与西班牙、英国、芬兰、新加坡等国邮政开展合作，加快了相互间数据化处理进程；圆通速递与先达国际物流达成战略收购协议并成立“全球包裹联盟”；UPS与顺丰在香港成立合资公司，等等。中国物流系统借助互联网与全球各国物流对接，极大缩短了中国商品走向全球的速度。

同时，国内物流系统还与海外物流公司合作，或者在海外设立自提点等方式，初步形成了以中国物流系统为核心的全球物流网络的整合，并打造出全新供应链系统，推动了中国与各国商品的双向流通，缩短了各国间商品流通的时间。2020年全球疫情以来，中国物流系统再次以IT技术的发展为先导，加快打造72小时全球物流网。

（3）以物流系统为载体，推动实现线上线下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构建联通全球的商贸网络。中国商贸物流企业借助海外仓储物流资产的投入、海外落地服务团队搭建、海外物流服务延伸等方式，逐步形成和完善全球供应链和物流基础网络，实现供应链、物流全球融合创新的发展目标。 

（编辑 碣石）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正确处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路径，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同时，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突出，这是工业化城市化普遍遇到的问题。

    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一般是先污染后治理，改变这一路径依赖，需要有观念上的突破。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提出：“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此后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阐明这一观点。

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弘扬生态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同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提出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2015年实施。

2015年8月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再次修订）。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施行，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废排放和噪声四类117种主要污染因子进行征税。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空间规划、资源总量管理、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环境治理、环保市场、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八个方面的改革（体系建设）。此后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方案。

此后，中央部门陆续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的意见。各地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制度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有关部分，总结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制度：(1)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2)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3)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4)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了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点任务：强化法治保障、健全经济政策、完善投入机制、基础设施补短板、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完善监测体系、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1.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体、洁净的土壤是大众的关切和期望。进入新时代，全国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行动计划。

   打赢蓝天保卫战。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威胁。2013年，全国雾霾天数达52年来之最，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坚持源头防控，推动产业、能源、运输和用地结构优化调整，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深度治理，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经过持续努力，全国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改善。2013-2020年，首批达标的74城市PM2.5浓度下降48.6%；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年均值由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至30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率达到7.5%，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2021年，中央以更高标准对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部署：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大力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深入实施清洁柴油车（机）行动，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途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加强大气面源和噪声污染治理。

   打好碧水保卫战。一些地区水生态受损严重，工业废水排放量巨大，2011年达230.9亿吨，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2015年4月，国务院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5月，生态环境部联合住建部启动2018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2015年以来，全国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1年，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断面比例达到84.9%，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到1.2%，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6%。

   2021年中央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统筹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市和乡村，持续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对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保障南水北调等重大输水工程水质安全，以及渤海、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邻近海域等重点海域综合治理，作出了部署。

   打好净土保卫战。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12月国办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以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危险废物为重点，实现源头大幅减量、充分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强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实施水土环境风险协同防控。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计划所确定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双90%”目标任务顺利完成（2013-2020年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0%，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93%以上），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推进垃圾分类。从2017年起，逐步建立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系统，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呈现。

   2013-2018年，水土流失治理稳步推进，全国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2.9万平方公里。据2018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273.69万平方公里。与2011年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相比，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21.23万平方公里。

   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即注重资源能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减少污染排放，以期用最低限度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当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方向。

   （一）压缩并淘汰“三高”产能

   2016年国务院发布《“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加快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限期淘汰2000万千瓦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机组。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相继发文要求进一步淘汰煤电落后产能、设定了淘汰标准，目标分解落实到具体企业和机组。

   “十三五”期间，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超额完成。至2020年底，全国累计退出煤矿约5500处、退出落后产能10亿吨/年以上。贵州关闭退出煤矿477处、7426万吨/年；云南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落后产能全部淘汰；宁夏淘汰落后煤电机组59.2万千瓦。全国煤矿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大型煤炭企业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98.86%，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面提速，全国煤矿人均工效由925吨提高到2600吨以上。

   （二）积极开发新能源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此后有关部门陆续发文出台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及实施措施。

   2022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要求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39%左右，电能占终端用能比重达到30%左右；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能源体系，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在2030年达25%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主体电源，碳排放总量达峰后稳中有降。

   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9.3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2.4%（较2012年提高14.6个百分点）。其中：水电3.7亿千瓦、风电2.8亿千瓦、光伏发电2.5亿千瓦、生物质发电2952万千瓦，均居世界首位；同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2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9.5%，较2012年提高9.5个百分点；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5.9%，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所定15%的目标。

   随着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新能源项目带动贫困地区发展也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全国累计建成2636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惠及近6万个贫困村、415万贫困户，每年可产生发电收益约180亿元，相应安置公益性岗位125万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资产确权给村集体，平均每个村每年可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光伏+产业”持续较快发展，农光互补、畜光互补等新模式广泛推广，增加了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收入。

   积极推进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河北省张家口市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2015年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发展规划》获批准，示范区导入国内外创新资源、探索新技术示范应用。2019年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25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49.0%，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终端能源消费比例上升到27%。

   （三）大力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在我国以煤电为主的能源格局下（虽然煤炭消费比重逐步下降），行业内持续推进煤电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当前国内已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煤电机组约9亿千瓦，6.2亿吨粗钢产能正进行超低排放改造，京津冀及汾渭平原推进清洁取暖已完成2500万户。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全面推行清洁生产。近年来我国陆续制定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审核、验收标准，涵盖钢铁、水泥等45个行业；工信部先后发布了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35个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涵盖310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指导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各地区组织实施了30余项清洁生产技术示范，一批行业关键技术取得了产业化突破。

    初步测算，2014-2018年全国工业企业清洁生产项目累计削减：化学需氧量产生量15.4万吨、二氧化硫产生量69.3万吨、氮氧化物产生量66.7万吨、氨氮产生量3.5万吨，节水45.6亿吨。

    2016年以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始终高于全部工业的增加值增速，促进了绿色低碳产业体系的形成。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11.7%，比2014年提高4.1个百分点。2016-2019年，节能环保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达13.2%。2021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354.5万辆/352.1万辆，同比均增长1.6倍，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加快节能低碳技术和节能产品推广工作。推进重点行业电机系统节能改造及内燃机节能减排技术，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推广使用高效节能空调、节能汽车、高效电机、绿色照明产品等；定期调整发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对清单产品实行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支持政策。2017年中国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规模达到3444亿元，占同类产品的比重超过90%。

   加快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期间全国建成超低能耗建筑面积0.1亿平方米，完成既有居住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7亿平方米。2022年住建部发文，要求到2025年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3.5亿平方米以上，建设超低能耗建筑0.5亿平方米以上，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8%等目标。

   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十二五”规划时期交通运输部重点推进天然气动力车船试点、实施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科技部组织开展“十城千辆”节能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民航节能减排实施1200余项。2005-2015年，营运车辆和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下降15.9%和20%，民航运输吨公里油耗及二氧化碳排放均下降13.5%。“十三五”规划时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已占全球一半以上，营运货车、船舶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8.4%和7.1%左右。

   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2016年、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两次发文，提出发展绿色信贷、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发展绿色保险，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至2020年末，中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1万亿元（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项目贷款规模居前列）；累计发行绿色债券约1.2万亿元。据测算，每年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可节约标准煤5000万吨左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亿吨以上。

   推进低碳经济发展试点。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在广东、辽宁、湖北等八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2012年开展第二批试点，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和石家庄等29个城市。2017年开展第三批试点，低碳省市试点总数达到87个。各试点地区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能源体系，加强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清单编制基础能力建设；低碳工业试点园区积极探索低碳管理模式，加快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等重点用能行业低碳化改造。

   （四）循环经济的新发展

   “十二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确定了49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28个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以及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各100个。发改委联合工信部等开展了再制造试点和产品“以旧换新”推广试点工作。期间我国资源产出率提高了16.4%，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20%，累计实现节能8.6亿吨标准煤。

    2014、2015年，我国两次发布《循环经济推进计划》，2017年国家对“十三五”期间循环经济发展做整体部署，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50个左右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探索形成一批与城市绿色发展相适应的废弃物处理模式。至2018年底，已有7批共计129家园区被批准为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十三五”规划期间循环经济发展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15年提高了约26%，单位GDP能耗继续大幅下降，单位GDP用水量累计降低28%。2020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6%以上，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6%，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50%；废纸利用量约5490万吨；废钢利用量约2.6亿吨，替代62%品位铁精矿约4.1亿吨；再生有色金属产量1450万吨，占国内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的23.5%。资源循环利用已成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的重要途径。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部署了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园区循环化发展、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装备创新五大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启动再制造产业六大重点行动计划（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汽车全生命周期管理、塑料污染全链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等）。

   积极参与全球绿色发展 共谋建设生态文明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各国应“齐心协力，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 

   中国批准了加入30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定书，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2016年4月中国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同年9月中国作为当年20国集团主席国，推动G20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并向联合国交存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2018年中国积极参加《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推动联合国卡托维兹气候变化大会达成一揽子全面、平衡、有力度的成果。

    中国与世界各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在投资贸易中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有关部门建立了工作领导机制，出台落实“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意见，生态环保等一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

   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合作协议；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已成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路径。2017年中国同联合国环境署等机构一道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9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承诺今后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2022年国务院发文《“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要求：到202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比2020年分别下降8%、8%、10%以上、10%以上；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提出了健全法规标准和政策、完善能耗双控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2021年，全国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2年下降34.4%，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68.5%下降到56%，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居世界第一，绿色逐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的目标。

   （编辑  苏歌）

文/《中国经济这十年》编写组^*

交通运输现代化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更是人民生活便利化的重要实现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建设交通强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旨归，对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作了系统擘画：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打造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创新型交通运输业，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强化交通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我国交通强国战略有序推进。

交通大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我国历史上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每当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加大“铁公基”投资成为经济政策的首选。200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降低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四万亿”投资计划中近一半的资金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和城乡电网建设。2009年，我国铁路完成上万亿元的基建投资，为此需用钢材2000万吨、水泥1.2亿吨，可提供600万个就业岗位，拉动GDP增幅1.5%。

自2013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再次迎来大发展机遇。

随着中央进一步削减投资审批事项和下放审批权，很多地方加快了本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批复和建设进度，一批城轨、地铁、棚户区改造项目以及“十二五”规划内拟新布局的82个运输机场等又一波“铁公基”项目上马。

交通运输各行业发展规划

从“十五”规划时期开始，以综合交通为主题的专项规划与铁路、公路、港口、民航等分领域规划体系开始形成。

    2004年，国务院批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以上，复线率和电化率分别达到50%和60%以上，之后规划经过数次修订，建设进度加快。

    2007年，国务院通过《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首次提出“综合运输大通道”概念，提出“五纵五横”10条综合运输大通道和4条国际区域运输通道。

    2008年《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提出，到2020年，民航机场总数达到244个（比2006年新增97个），全国80％以上的县级行政单元可在地面交通1.5小时车程内享受到航空服务。

    2013年国务院批准《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规划目标是：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的国家干线公路网络、多中心放射的路网格局。方案由普通国道和国家高速公路两层构成，总规模约40万公里。

    2017年，《“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1)构建“十纵十横”综合交通大通道； (2)加快高速铁路网和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有序发展地方高速公路，打造国际枢纽机场、增强区域枢纽机场功能；(3)以普通铁路、普通国道、港口、航道、油气管道等为主体，构建综合交通普通干线网络；(4)以普通省道、农村公路、支线铁路、支线航道等为主体，通用航空为补充，构建惠及面广的综合交通基础服务网络。

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第一阶段2021-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客运便捷顺畅、货运高效经济；城市交通拥堵基本缓解；交通科创体系建成，装备先进安全，人才队伍精良，市场环境优良；基本实现交通治理力现代化。第二阶段，到2035年-21世纪中叶，交通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科创能力、智能/绿色化水平居世界前列，交通安全水平、治理能力、文明程度、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纲要》，就2021-2035年国内综合立体交通网制定了总体规划和发展远景。

    2022年，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扎实推动“十四五”时期重点推进的11项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的工作方案》，提出“十四五”规划重点推进的11项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包。

交通投融资改革动力强劲

改革开放后，我国交通投融资体制由单一的财政投入逐步向多元化转变，围绕“钱从哪来、谁来投资、怎样投资”等基本问题，出台一系列鼓励多元化投融资政策，有力促进了各种运输方式（尤其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发展。

2005年、2010年，国务院两次发文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公路、水运、铁路、民航等领域。交通运输部也发文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交通基础设施。

    随着财权事权下放和“政企分离”改革，地方政府分阶段成为收费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和投资主体。我国交通投资主体的属地化和企业化改革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2012年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进行剥离转型。作为融资工具的升级，PPP（政府/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基础设施）和交通产业基金登上历史舞台。

    2014年《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公路投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水运、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办和交通运输部数次发文，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促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

    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公路、铁路的投融资状况。公路建设发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通过项目代建、设计施工总承包、建设市场管理等规章制度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化。2013年铁道部改组后，在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运价机制、建立公益性政策性运输补贴制度、沿线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方面迈出了步伐。    

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建设的另一形式是投资交通基金。2014年国务院决定设立铁路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国家铁路项目资本金，引入社会资本权益性资金，投资于高收益项目。此后设立了多批次中央财政贴息的专项建设基金。2016年，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成立，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各地PPP项目投资。

通过推进“放管服”改革，国务院于2013、2014、2016年三次更新《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取消或下放了企业投资的地方城际铁路、普通铁路、港口专用泊位、机场改扩建等领域的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进一步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5、2017年分两次将纳入国家规划的非跨省新建普通铁路、新建国家高速公路网、普通国省道建设、部分内河航道建设、内河航电枢纽建设、机场改扩建等项目的审批权予以下放和简化程序。

2017年开始，在金融市场高杠杆率和高流动性背景下，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基础上，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融资开始重点以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总基调。

    交通投融资改革，带动铁路、公路投资较快增长。2012-2020年公路投资额年均增长超过12.5%，2017年突破2万亿元，2020年达2.43万亿元。

    “十三五”期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16万亿元（2020年3.62万亿元），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年约8000亿元，民航投资总额4638亿元。

    图1 2013-2020年中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增速　

交通运输发展成效显著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政、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速推进，“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衔接日趋顺畅。一系列走在世界前列的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

在交通规划顶层设计的引导之下，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各个交通领域的建设节奏稳步推进。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正在向交通强国迈进。

至2021年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4万公里、高铁对百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95%；铁路复线率为59.5%，电化率为72.8%；全国铁路路网密度152.3公里/万平方公里。

  公路通车总里程达52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6.1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率超过98%。

  各类邮政营业网点34.9万处，实现村村通邮。

  航运：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万公里。全国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0867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695个；全球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港口，中国港口分别占8席和7席。2021年内河货运量完成41.9亿吨，货物周转量1.8万亿吨公里，长江干线成为全球内河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我国拥有世界第二大规模海运船队，国际海运承担了我国约95%的外贸货物运输量。

民航：2021年建成颁证民用运输机场248个（比2012年增加63个）覆盖92%地级市；北京、上海和成都分别拥有两个国际民航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4F级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超1亿人次，位居国内第一、亚洲第二位。2020年我国共有航空运输公司64家、运输飞机3903架、定期航班航线5581条。2020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98.5亿吨公里、旅客周转量6311.3亿人公里、运输量4.18亿人次，货邮周转量240.2亿吨公里，运输量676.6万吨。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方兴未艾

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客运的主体，始终是我国城市建设的重点。2020年交通运输部等12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绿色出行行动计划（2019-2022年）》，提出了21条具体行动措施。

2020年年末，全国拥有城市公共汽电车70.44万辆、城市轨道交通配属车辆49424辆、巡游出租汽车139.40万辆、城市客运轮渡船舶194艘。

表1 2011-2020年全国城市客运量    单位：亿人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交通统计年鉴整理。

2020年年底，重点区域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公交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的目标，标志着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绿色化水平将持续快速提升。

  我国的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停车等“互联网+”交通新模式，发展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估算2016年我国共享交通出行领域市场交易额约2038亿元，融资超过700亿元。共享交通的快速发展，有效盘活了城市交通存量资源，提升了存量交通工具的使用效率和市民出行效率，减少了静态交通用地需求，对促进城市交通绿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城市化率超过60%，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将迅速增加，以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相对滞后，轨道交通运营总长度、密度及负担客运比例均远低于平均水平。

2012年以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开始加速增长。

“十二五”期间，累计完成轨道交通投资1.23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3%，增速远高于铁路、公路、电力、石油化工、采矿等行业。“十三五”期间，轨道交通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1.7万-2万亿元，新增里程较“十二五”增长31.5%。

2000年，我国建成的轨道交通线路达117公里，涉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城市。2010年建成轨道交通线路达到1429公里，涉及大连、长春、深圳、重庆、武汉、南京、成都、沈阳、佛山等13城市。“十二五”期间共建成并投入城轨交通运营线路1640公里，至2015年运营线路总长度3069公里。

表2 “十五”～“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新增里程、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交通统计年鉴整理。

  “十三五”期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速度与建设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0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突破7000公里（2021年达到8736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将成为全国一、二线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

    图2  2012～2020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度及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交通统计年鉴整理。

         交通运输服务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2012-2021年，我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维持在4%-5%之间，2021年降至4.11%。2020年全社会营业性客运量96.7亿人、营业性货运量464.4亿吨。

（一）交通运输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10年来，我国交通运输服务质量不断改善。“互联网+交通”等新模式快速发展，运输服务通达性和保障性显著增强，货物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中国是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面对日益增长的货物运输需求，加快多式联运发展，创新公铁联运、空铁联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水水中转、滚装联运等高效运输组织模式，货物运输结构持续优化，综合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物流成本逐步降低，交通运输环境污染明显减少，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道建设不断提速。铁路运量占社会运输总量比例不断提升，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快递业务量强劲增长，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运输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取得积极成效。

旅客运输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品质不断提升，出行体验更加方便、快捷、舒适、温暖。高铁、民航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出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中长距离客流逐步从公路转向高铁和民航。偏远地区开行的公益性“慢火车”，站站停、低票价、公交化，架起了山村与城市的沟通桥梁。公路客运普及和农村物流发展有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

“互联网+”交通运输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出行方式。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线上线下新消费模式，刷脸进站、“无纸化”登机、无人机投递、无接触配送、智慧停车、道路客运定制服务等新业态，让人们享受到了便利，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二）装备和工程技术水平全球瞩目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交通基建和科技创新能力大幅跃升，核心技术逐步自主可控，基础设施、运输装备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一大批重点项目工程建成，“基建狂魔”令世界瞩目。

高速铁路、高寒铁路、高原铁路、重载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高原冻土、膨胀土、沙漠等特殊地质公路建设技术攻克世界级难题。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巨型河口航道整治技术、长河段航道系统治理技术以及大型机场工程建设技术世界领先。

世界单条运营里程最长的京广高铁全线贯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兰新高铁，世界首条高寒地区高铁哈大高铁开通运营，大秦重载铁路年运量世界第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雪山一号隧道通车。

港珠澳大桥、西成高铁秦岭隧道群、洋山港集装箱码头、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等系列重大工程举世瞩目。中国在建和在役公路桥梁、隧道总规模世界第一，世界主跨径前十位的斜拉桥、悬索桥、跨海大桥，中国分别有7座、6座、6座，世界最高的10座大桥中有8座在中国。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标准动车组实现世界上首次时速420公里交会和重联运行，在京沪、京津（城际）、京张高铁实现世界最高时速350公里持续商业运营，智能型动车组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功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具备跨国互联互通能力的时速400公里可变轨距高速动车组下线。

盾构机等特种工程机械研发实现巨大突破，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最大直径硬岩盾构机、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等相继研制成功。

海工机械特种船舶、大型自动化专业化集装箱成套设备制造技术领先世界，300米饱和潜水取得创新性突破。C919大型客机、支线客机ARJ21商业运营。快递分拣技术快速发展。远洋船舶、高速动车组、铁路大功率机车、海工机械等领跑全球。新一代智联网汽车等装备技术方兴未艾，成为中国制造业走向世界的“金名片”。

充分运用5G通信、大数据、AI等新技术。截至2021年底，约250个机场和主要航空公司实现“无纸化”出行。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等新技术应用成效显著，全路网、全时段、全天候监测以及信息发布能力不断增强。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陆水空）全领域广泛应用。智慧公路应用逐步深入，智慧港口、智能航运等技术广泛应用。智能投递设施遍布全国主要城市，自动化分拣覆盖主要快递企业骨干分拨中心。

（三）交通管理现代化能力加强

我国交通运输体量庞大、情况复杂且处于快速发展中。我国大力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交通高质量发展。

推进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行业立法，综合交通运输法规体系已基本建成。出台和制修订交通运输标准化管理办法等规章，逐步放宽市入门槛，清理本领域各类不合理和非必要罚款及检查，深入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推动跨省大件运输等并联许可系统全国联网。推进新业态协同监管，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优化行政审批服务方式，推广交通运输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办事效率显著提升。“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了交通发展活力，提高了政府服务效能。

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建设低碳交通，着力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效能，全国铁路电气化比例达到71.9%，新能源公交车和货车、天然气运营车辆不断增加。LNG动力船舶建成290余艘，机场新能源车辆设备占比约14%，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替代设施全面使用。

  全国942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建成运营充电桩超过7400个，港口岸电设施建成5800多套，覆盖泊位7200余个，沿江沿海主要港口集装箱码头全面完成“油改电”。绿色交通省（城市）、绿色公路、绿色港口等示范工程，年节能量超过63万吨标准煤。建设综合客运枢纽、货运枢纽、疏港铁路，统筹推进公铁联运、海铁联运等多式联运发展。

统筹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各领域融合发展，推动提高线位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采用低路基、以桥（隧）代路等，加强沿线土地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加强航道建设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建养，严格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与监督，提高岸线使用效率。

加快老旧和高能耗、高排放营运车辆、施工机械治理和淘汰更新，推进实施机动车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制度（I/M制度）。2012-2019年，全国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下降65.2%。

全面对接“一带一路”

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倾向抬头，这对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以及畅通产生了不利影响。作为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中国坚决维护WTO的权威并严格遵守规则，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予以应对。

早在1990年，一条铁路把乌鲁木齐与哈萨克斯坦边境小镇Aqtoghay连接起来，由此拉开中国与中亚诸国建立铁路联系的序幕。几年之后，这条铁路开始沿着塔里木盆地西线支脉向南、向西延伸，1999年该铁路正式抵达喀什。中巴铁路为连接新疆和巴基斯坦的铁路，起点在中国新疆的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西南港口城市瓜达尔。2015年4月20日，中巴经济走廊正式启动。全长3000千米，将建成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有专家预计，中巴铁路将在2030年开工，2040年建成通车。中巴铁路建成之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交通和经济贸易就变得更加方便。届时来自中东的石油将通过中巴石油管道、中巴铁路直接运输到中国境内。

2015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2015年9月，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为签署近10年的《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注入了强大推动力，一批国际铁路建设项目正在不断提速。

“中欧班列”作为中欧货物运输的新形式出现于2011年3月19日，标志是“渝新欧”集装箱货运直达班列的开通。以此为标志，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货物运输开启了“新时代”。目前，中欧班列已经开通67条线路，通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运营格局，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2011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量仅17列;2017年，其年开行量已达3673列；2018年8月底，班列开行总量已达10000列；2020年达到12406列，是2011年的700多倍。中欧班列不仅运输了汽车、笔记本电脑等高附加值产品，“也同样吸引了很多低附加值和大众货物”。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尽管面临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逆势前行，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对外投资逆势上扬，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丝路电商亮点突出，展现出强劲韧性和生机活力。货物贸易方面，2013～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由1.04万亿美元增至1.35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5%升至29.1%。2013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9.2万亿美元。

　 2021年12月3日，一条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与老挝万象市的电气化铁路——中老昆万铁路全线通车运营。截至2021年年底，中老昆万铁路玉磨段累计发送旅客量近10万人次，截至2022年3月11日，昆明海关累计监管验放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195对390列，总货运量达24.5万吨，货值达26.7亿元。进口货物主要有天然橡胶、化肥、铁矿石等，出口货物主要有蔬菜、水果、钢材、机电产品等。作为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老昆万铁路是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为老挝乃至东南亚国家搭建起“富裕路”“幸福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延伸。

                         （编辑 苏歌）

文/杨林^*

1992年9月3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中外代表时有一个即席谈话，谈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要问题。这次谈话的时间背景是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谈话面对的是国际经济界企业界高层人士，谈话风格一如江总书记在许多对外讲话场合那种轻松自如、坦诚风趣。虽然官方报道文字比较扼要，但谈话内容在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和评论。我在会见活动中担任现场记录，完整地记下了全部谈话内容。今天重温这一谈话的背景和谈话内容中点滴细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更多了一些具体而深切的感受。

           十四大召开前的国际论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支持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将中信定位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那时国门初开，由于长时间封闭，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非常需要这样一个“窗口”。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经常在中信的一些会议和会见活动中受邀发表谈话，对外阐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收入《邓小平文选》中的多篇重要文章，就是小平同志在这样的场合中的谈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为了打破西方制裁时高访中断、商务往来停滞的僵局，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力邀国际上许多知名企业家、银行家来京参加中信举办的国际经济合作研讨会，使他们有机会亲自听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声音。这些国际研讨交流会议便成为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宣示的重要舞台。

1992年，正值苏东剧变后世界风云变幻之时，小平同志年初视察南方做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时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大期待，也有不少疑虑和猜测。荣毅仁董事长提出，国庆节前在北京举办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对外传递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增进与各国合作的重要信息。论坛的举办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在时间安排上也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9月29日至30日，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出席论坛的是来自美、英、法、德、澳、日、韩和新加坡等16个国家、地区的63位代表，既有著名企业家，也有前政要和学者，包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安德森、英国太古公司董事长施雅迪、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木村一三、韩国现代集团会长郑世永、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诸多知名人士。代表们围绕世界和亚太经济合作发展展开热烈、坦诚的对话，对中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出建议，并以论坛为平台，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直接而有效的交流。朱镕基副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李鹏总理会见了全体代表。

我和所有参与论坛会务工作的同事是在28日统一入住钓鱼台的。负责会务统筹的中信公司办公厅主任姚进荣同志，当天晚上召集简报组人员开会，对文字记录、简报编写等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秘书处的张原生、于志刚同志负责现场记录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的讲话，记录整理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的任务交给了我。为这样高级别领导人的讲话做记录，我还是第一次。论坛进行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将相关活动内容，包括代表们发言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快速整理成简报，直接上报中央领导。我后来听了江总书记的谈话有一个明显感觉，我们上报的这些简报，领导同志都认真看过了。

论坛代表虽然来自多个国家，但基本可以用英语交流，考虑到日本代表有9人之多，便安排了英语、日语两位翻译，由公关处的唐苓、孙晓燕担任。唐苓出身外交部翻译室，是荣老用得最多的英语口译；孙晓燕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的女儿，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她们二位的翻译水准均属一流。

故友相逢，谦诚求教

为期一天半的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在30日中午结束，当天下午安排的却是这次论坛活动最重要的环节：江泽民总书记将与参加论坛的中外代表见面。通过会议期间的充分沟通、畅所欲言之后，代表们对于与总书记的会见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15点30分，江泽民总书记准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大厅。看得出来，他和代表中的很多人非常熟悉，入场时相互热情地打着招呼。会见的座位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江总书记左侧是荣毅仁董事长，右侧的位子上坐的是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和美国国际保险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大家一一坐定，总书记笑着说：“今天看到会议代表名单，大多数都是老朋友。中国有一句俗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在我们国庆节前夕，你们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感到非常高兴。”几句开场白，使现场有些凝重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会见自始至终，江总书记以谦和、平等、坦率的态度与代表们交谈，也对一些问题虚心请教，令人印象深刻。他坦言，“我学的专业是电机，后来所干的工作已大大超出电机专业的范围，但我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这一人生哲学和工作准则”。“我过去认为学工程技术比学经济难，现在我感到搞经济更难，经济问题变数太多。你们都是国际经济界的名流，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这方面的学问比我们这些学工程技术的大得多了。看了你们在论坛上的一些发言，觉得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江总书记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诸位，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原来经济基础比较差，在发展过程中究竟以多大速度前进比较合适？”                                                                                               

美洲银行执委会主席克劳森也是世界银行第六任行长，多次访华并受到邓小平同志会见，前一天在论坛发言中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与西欧进行了详细比较。此时他略作思考，侧过身来回答江总书记提出的问题，“我一直非常注意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你们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的确是惊人的。究竟保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合适呢？挪威有一句老话说，如果你能管好，就是合适的。如果能达到12%的速度当然不错，但我认为能达到9%，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达到9%，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所以我认为，如果能控制得好，能搞得好，就是适当的增长率。”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持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多年达到两位数，虽然中间也有下滑，在1991年仍保持在9.2%。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国内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呼声很高，但具体多少速度才合适，在学者中争论相当热烈。听了克劳森的观点，江总书记显然还想了解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亚洲国家的情况，又转过身来询问泰国中华总商会会长郑明如:“泰国的发展速度大概是多少？”郑明如答道：“泰国1988年到1991年发展比较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13.2%。”

看到总书记专注地微微颔首，克劳森接着补充说:“我看到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强劲的，我认为这个势头不会中断。这次论坛对中国、对参加论坛的各国都很有益。通过开放，中国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美国也主张你们开放，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江总书记回应说：“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要学习和借鉴全世界所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经济管理办法以及各种进步的文化成果。有的不仅要学，还要花钱买，比如有些专利和技术诀窍就要按照国际惯例去买。我认为，中国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大公司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同时我认为，经常举行这样的国际经济研讨会，对相互交流信息、提高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水平，都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发言

长期以来，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机制，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几十年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但这一突破经历了相当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大约3个月前的1992年6月，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有一个重要讲话，当时已在党内做了传达。他在讲话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提出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几种可选方案。在列举了对于“新经济体制”的不同表述后，他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江总书记当时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以征求意见的口气提出问题。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这个问题自然成为中信国际经济论坛代表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这次论坛会见中谈到改革的目标，江总书记的语调沉稳：“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以后，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一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更加致力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脱离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番话在代表中引起热烈的反响。

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对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阐述，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当然，市场经济的手段在中国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市场问题荣毅仁同志就很熟悉。”江总书记接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活动中，计划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很大，而市场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范围却很小。记得我在上海念大学时，为了支持学习，晚上到夜校教书。从学校里出来，四川路上很热闹，酒酿、元宵、油豆腐、细粉汤，卖什么的都有，但这些在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了。现在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夜市上的小吃很丰富，汉堡包、比萨饼也都有。”江总书记这番话很接地气，代表们在席间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江总书记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改革开放的历历往事。“1980年，我担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负责联系广东、福建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荣毅仁同志当时是我们的顾问。那时候深圳还只是一个很小的边陲小镇，一片荒芜；现在，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已经建设起来了。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我们现在除了这四个经济特区，还有海南经济特区和沿海若干个经济开发区，沿边和内地也都开放了。”

接着，江总书记又由特区谈到了他参加中外经济交流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筹建经济特区时，我曾去过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还去过墨西哥的华雷斯和爱尔兰的香农等地。我去墨西哥时，他们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听说现在已经发达起来了。那时候我就认识了在座的连瀛洲老先生。”总书记向86岁高龄的新加坡华联银行主席连瀛洲礼貌地拱拱手，随之话锋一转，“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绩。”

走向新世纪的展望

这次中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展望21世纪世界经济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对于8年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进行展望，既需要前瞻的眼光，更需要历史的视角。江泽民总书记笑言:“你们这个讨论会研究的题目，我很感兴趣。”

江总书记对于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常带有一位工程师出身的领导人的突出特点。“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毕业的。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不过40多年，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太大了。1945年我念过一本无线电工程的书，其中只讲到真空管，当时连晶体管也没有。1948年才有了晶体管，1958年有了集成电路，1970年有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后来又有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曾访问过美国的硅谷，在那里见到一位搞集成电路的教授，我问他最窄的线条宽度是多少，他回答是0.5微米。去年贝尔实验室一个主任告诉我，他们制造的线条最窄已达0.2微米。”他还列举了“银河1号”计算机每秒亿次运算速度，说明科技发展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

谈话中，江总书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他引用并解释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表达自己对于事物发展的理解。“事物不可穷尽，学问永无止境。如果全世界都致力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就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说到这里，江总书记很自然地将这一展望转到苏联解体后充满矛盾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来。“很遗憾，虽然现在两霸对峙的局面没有了，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仍很不太平。我从电视里看到世界上一些地区正在发生的许多战火连天、亲人离别的镜头，便不禁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很早就听说江总书记熟悉多种语言，会见外宾时会直接用外语进行交流。这次会见中，我们对此有了近距离的感受。大概是看到现场有英语和日语两位翻译，他谈及一些科学技术问题时，不时使用英语和日语来表述。说到某个无线电专业的术语，又转用俄语术语，见两位翻译都译不出来，他便莞尔道出汉语原义并直接译为英语和日语，令全场代表大笑不止。不能不佩服江总书记超强的语言功底和表达能力，会见中不仅古文诗句随手拈来，间或还有非常地道的上海俚语，使整个谈话妙趣横生，气氛十分活跃。

第三产业值得关注

江泽民总书记在谈话中表达了对第三产业问题的关注。他关切地询问泰国代表，第三产业在泰国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得知大约在60%多，他又提出了第三产业划分标准，他表示，第三产业的范围究竟怎么限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为什么要提出第三产业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经常研究如何扩大我国企业经营的自主权，特别是如何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提高它们的经营效益问题。”江总书记是以设问的方式来强调当时企业改革中的一些关键节点，从产业切入到企业。“为什么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效益往往提高不了或提高不快呢？我看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太多，许多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上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那么，多余的人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社会是很难稳定的。实际上，我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承担了相当大的第三产业业务。”

由第三产业谈到乡镇企业，江总书记说，“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事物，是广大农民群众的一大创造发明。”

乡镇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发展起来的，90年代开始进入超常发展的轨道。江总书记较早就看到了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热情的肯定和支持。他解释说，“乡镇企业非常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适合我们的国情。即使一些乡镇企业暂时没活干了，工人还可以回去干农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我国农村的稳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个问题是中国一个特殊的重大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有紧密联系的。我很赞成和关注中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兴起。”

最后，江总书记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做了高度概括：“第三产业发展了，不仅本身可以创造很大的利润，而且可以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为富余的劳动力提供很多的就业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