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尔均将军在他的新著《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一书中，提到了两句话，勾起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1976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在财政部国际局（即今天的中国银行）工作的我的南开大学同学宋平分、王丽丽打来电话，说她们团支部要去天安门广场为周总理敬献花圈，让我帮她们想几句话，写在上面。

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声

当时我在一机部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虽然远在郊外，但是经常会进城查资料。两位同学给我来电话之前，我刚借进城查资料的机会，去过天安门广场。时值清明，人们借着这个悼亡扫墓的日子，再次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缅怀总理。环绕纪念碑，放置了人们敬献的无数花圈，纪念碑上还贴出无数悼念诗文，寄托对1月8日去世的周恩来总理的哀思，表达对压制人民怀念总理、违背人民群众意愿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和愤怒。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股压制人民意愿的势力叫“四人帮”。

1976年的1月特别压抑。1月8日，我们听到了最不愿意听到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全家人都哭了。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痛哭失声！第二天到了办公室，同事们也都是泪眼相望。然而种种对群众悼念周总理活动的禁令，让人们既悲且愤。这时，我们听说了北京群众自发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父亲也在一个晚上和我们一起去了广场。看到白色的花圈和人们拴在树篱上的白花把纪念碑周围变成了一个壮观的银色世界，看到冒着呼啸的寒风默默悼念总理的人山人海，其中甚至有不少家长带着刚刚学步的孩子，我感到无比震撼。我听到父亲感慨地低声说了一句：我放心了！

在悲愤中，我写了一首题为《痛悼周总理》的诗。此刻两位同学在电话那头跟我索句，我就把诗中的四句话念给她们听：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她们一听，说好，我们就用这四句话。

第二天晚上，她俩又打来电话，说她们把这四句话写在了她们团支部献给总理的花圈上，花圈放在人民纪念碑向南的碑座上，立刻就吸引了很多人，已经有人把这四句话谱了曲在现场教唱。

1976年的4月4日是周日，我再次到天安门广场看花圈、看诗文，也看看我贡献了那四句话的花圈。因为是休息日，广场人非常多，纪念碑从底座到碑身环绕着层层花圈，还有工厂、单位的人们不断抬着花圈往广场而来。纪念碑已经无处安放花圈，人们就把花圈一排排放在广场上，有些小花圈拴在灯柱上。同1月间悲伤压抑的气氛不同，这一次人们更多的是愤怒，很多挽联、挽诗、挽文的矛头明确指向群众最不满意的那种反总理的势力，也就是“四人帮”。

1976年清明，首都和各地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演变为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抗议，被称为“四五”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宣传机器将这场运动打成“反革命事变”并加以镇压之后，宋平分、王丽丽也受到追查，让她们交代这四句话的作者是谁，有没有“后台”。她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保护了我。在最难过的时候，当时主持财政部工作的张劲夫同志说了公道话：这首诗就是悼念总理的，不是什么反革命，不要查了！我虽从未见过张劲夫，但是深深感到他对总理的感情和勇于担当的气魄。

粉碎“四人帮”之后，“四五”运动得到平反，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这几句话和当时天安门的许多诗文一样，得见天日。宋平分、王丽丽她们作为诗“作者”也应邀参加了不少有关活动。直到她们的一位同事向她们询问这件事，她们才如实相告。那位同事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战地”副刊上，我和这四句话的关系也第一次公之于众。其实，这时我觉得谁是原作者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周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已经是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声。

周尔钧将军在书中引用的两句话是：“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和我那四句话的次序不一样。他认为，有了总理爱人民，才有人民爱总理。这不无道理。但是我写“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全诗基本上是押人辰韵，这里第二句以“爱”结尾就押不上韵脚了。二来我原诗前边的部分写了总理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写到这四句时，先讲“人民的总理人民爱”已是水到渠成。三是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人民和总理永远是互动而平等的。

无论如何，周总理是人民的总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我自己就是从切身经历中，对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体会越来越深。小时候不懂事，我觉得总理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一个，并不了解周总理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及至“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亲眼目睹周总理是怎样苦口婆心地做各地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工作，让他们停止派性争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前提下团结起来；他力挽狂澜保护陈毅老总等一大批老干部和民主人士；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领导安排当时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并在国际交往中纵横捭阖，不断有所建树和突破。我曾亲耳听到参加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支前工作的荒友讲，1969年3月15日战斗打响前，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关心问候在前线爬冰卧雪的解放军战士，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的斗志。在大港油田实习时，我也听到石油工人讲到周总理对刚刚起步的海上石油钻探的关心和对石油工人的关怀。那时我的感觉就是，当时中国的7亿人，每个人似乎都在周总理的心上。

把国家和人民挂在心中的好总理

周尔钧将军在书中提到，周总理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善于交朋友也是朋友最多的一位。我觉得，恐怕在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大概也没有谁有周总理那样多的朋友。他的朋友，不仅有党内外国内外的政界军界商界领导和精英，更有大量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士。而且周总理的众多朋友，完全不是点头之交、泛泛之交，而是真正可以说得上“知交”的朋友。尽管这里面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外国政要，他们可能与总理政见不同、信仰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由衷地敬佩总理，并由此尊重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和人民。

这样把人民挂在心中的总理，人民怎能不与他心连心？而这种对人民的牵挂，创造了很多世界奇迹。

其中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癌症分布的调查。早在1958年，周总理就亲自调将，让李克农的女儿李冰挂帅，成立了北京肿瘤医院，并且派她带队前往河南林县（今林州），调查当地很严重的食管癌情况。由此开启了中国癌症分布调查。1969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正式成立，李冰担任主任。1973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第一次启动了全国范围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居民死因调查回顾，几十万基层卫生人员和“赤脚医生”参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在周总理去世后的1979年出版，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都是第一。

周总理领导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奇迹就是对地震预测的研究工作。1996年，我们为美国《科学》杂志做了中国地震预报的报道。美国的编辑非常奇怪，中国是怎么搞起地震预报研究的。我们的记者李慧采访了十多位中国地震预报方面的专家，他们无一例外地提到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去灾区视察慰问时的一个插曲。我们的报道以此为开头，刊登在1996年9月13日的《科学》杂志上：

按照流行的说法，一切都是从一位老农提出的一个朴素的要求开始的，他的生活刚刚被1966年3月发生在中国河北省邢台的地震搅得昏天黑地，那次地震使8064人丧生，是新中国成立17年来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灾难性地震，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我们很感激政府为我们度过灾难所做的一切”，据说这位老农这样对亲自前来指挥救灾工作并慰问灾民的周恩来总理说道。“但是下次地震来之前，政府能不能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他的请求也带有政治的意味：很多中国人把地震视为国内不安定的不祥之兆，指望政府确保政治结构安然不动。

回到北京，周总理召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的地球科学家，要求他们帮助避免这类灾难。1971年，创建了国家地震局，主持一项刚刚开始的全国性计划。不到5年，国家地震局回应了那位老农的要求，发布了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短临地震预报：在一次7.3级的地震于1975年2月4日袭击中国东北的辽宁海城前13小时，就发出了警报。

中国的地震预报计划由此应运而生，尽管其成功的定义难以捉摸而且很有节制，它仍是世界上有所争议的最有成效的计划。

   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总理。一位农民看似很不“科学”的一个请求，启动了共和国总理亲自部署了一项世界级的科学研究计划！这样的总理，人民怎能不发自内心地热爱？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这是无数感人的事实化出来的，也成为人民与公仆关系的一面镜子。

（编辑  季节）

破例传话

“不准传话、递材料”也是重要的“周家家规”

人们说周家有“十条家规”，这是按照七伯、七妈对亲属的要求由他人归纳的。其实，他俩对亲属的要求还有许多，比如：“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

七伯又说：“对运动中涉及的地下党员，以及解放前曾给我党有过帮助的人，要特别慎重，认真甄别，不要轻易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说到这里，我已经意识到七伯的这番话不同寻常，最让我吃惊的是七伯说：“这样吧，你把我上面说的话转达给卢南樵同志，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从来不准亲属递信、转话的七伯，竟然让我转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指示，七伯的态度十分严肃，讲话铿锵有力，我顿有所悟，明白了七伯的所思所想，有了一种接受神圣使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我回到重庆后马上给党委书记、政委卢南樵作了详细汇报。南樵同志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党委会做出了一致决议，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对已经查出的问题逐一甄别，原定的问题性质，该下降的下降，该取消的取消，原拟的刑事和纪律处分方案也都仔细推敲，慎重排除和修订，从而及时纠正了偏差，避免了肃反扩大化。我们是个有着数万人的大单位，经过这次大幅度的调整改动，很多人得以避免遭受沉重的政治打击，家人免受株连。他们至今也并不知道，这是周总理亲自关心和干预的结果。

事后我曾想过，当时按照中央分工，总理已经不再分管军队的事情，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按组织系统转达，再层层研究、逐级落实，要费不少周折。而且，有些人和事一旦作了处理，再纠正就困难了。所以，伯伯从保护人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原则出发，果断地打破了不让亲属传话的惯例，采取了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这是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又一生动例证。可以说，他是用“大原则”管“小原则”，用“大道理”管“小道理”。

再往深里想，七伯这次专门听我汇报“渝办”的肃反情况，是事先慎重考虑的，他想通过直接了解基层单位运动情况，用以佐证对肃反扩大化的忧虑。今天看得清楚，当年的肃反运动是必需的，但也确实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从我们单位的情况看，有些纯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有些只是三青团一般团员被定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潘汉年案件”就是给七伯心中留下重大阴影的一个典型，也是七伯这次听我汇报的一个重要诱因。

潘汉年是个传奇人物。1931年，他在七伯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是七伯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助手。在江西苏区，他在恩来伯伯的领导下，参与了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七伯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他和夫人董慧一起，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出生入死，纵横捭阖，获得了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无法得到的重大情报，业绩辉煌，功勋卓著。1955年肃反中，潘汉年却因当年被党派遣做敌伪特务李士群工作时，临时被李士群带去见过汪精卫一面这件事，遭到审查，突然被逮捕，背负了“国民党特务”“日伪汉奸”“台湾间谍”三重罪名。最终被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1977年病死在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

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七伯指示李克农，组成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秘书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的三人审查小组，仔细查阅解放前潘汉年有关档案，写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

罗青长叔叔后来对我说，在潘汉年被捕二十多天之后，他们写出了调查报告。这份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上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第一，中央有过指示，一再要求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第二，潘汉年所接触和利用的敌方人员，都有过正式报告；第三，潘汉年为我党提供了若干重要情报，为中央决策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是南下还是北上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第四，我党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第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在当时仍然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而这些作用，毛主席、周总理都是知道的。得出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惜的是，这份报告未能对改变潘汉年夫妇的命运起到作用。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正式被批准逮捕。半年后的同一天，有了七伯同我的这次谈话，从中也可以看出潘汉年事件对伯伯触动之深。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确认这是建国后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遗憾的是，七伯没有看到这一天。实际上七伯在潘汉年一案上的愧疚一直延续到他临终前夕。

七伯当年让我传达的这几句话：“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特别是“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字字句句都胸有成竹、意有所指。这就是七伯终其一生做人的最高准则！

循循善诱

伯伯的期许和警示

“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七伯在最初与在军见面时对她的嘱咐，过了不久，对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重温当年他的上述教诲，既是对我俩结为终身伴侣的期许和勉励，又是给予关切的叮咛和警示，用心良苦，蕴有深意。他和七妈始终关注着我俩的情况，在关键时刻亲自过问，指点迷津，使我和在军得以顺利跨越人生道路上的险滩暗礁，携手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

1955年10月，我在入党后，政治上动力倍增，组织上也很器重。在军由于表演才能出众，被东海舰队政治部相中，成了舰队文工团的业务骨干。我们两人一个在重庆，一个在上海，两三年不能见面，只能靠“两地书”传递情感。我给在军提出要求，希望我俩尽快成婚。

对在军来说，也有她的难处。她是东海舰队文工团的重要演员，处在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领导上正在培养她。

在这种情况下，我俩商量来商量去，各说各的道理，对成婚的事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一赌气，有一段时间干脆中断了联系，两人的关系定格在了破裂的边缘。

七伯、七妈始终在关注着我和在军的感情进展。1957年2月8日，七伯同贺龙副总理率团访问亚欧十一国后，在重庆总结工作、稍事休息。他让卫士长成元功通知我去见他。七伯推心置腹地同我进行了一次关系到我一生的重要谈话。他先问我和在军近来的情况，我把我俩发生矛盾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七伯耐心地听完后说：“你俩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恋爱婚姻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嘛！我看你俩是合适的一对，能在一起生活固然好，暂时分开也无妨，还是要服从工作需要。大革命时期我和你七妈不但长期不在一起，不通音信，常常连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呢！”

七伯接着批评我不支持在军的工作，说：“在军热爱自己事业，不愿意放弃文艺工作，这是一种自强的表现。如果硬是要求她把自己的事业服从婚姻，这才是本末倒置，是为难对方。当然，如果有妥善的办法能兼顾这两方面，你倒不妨试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靠组织。”谈话结束时，七伯再次强调了一句：“尔均，你要记得，‘自强’和‘互信’是恋爱和婚姻的基础。”

七伯的指示，有如一把打开我俩婚姻之锁的金钥匙，使我杂念尽除，茅塞顿开。我醒悟到，解决我俩矛盾的症结，在于摆正事业和婚姻的位置：不是让事业服从婚姻，而是婚姻要服从事业，在这个前提下互商互谅，寻找妥善的解决方案。

从“瑞珏之死”谈自强自立

第二天晚上，重庆市委举办舞会招待七伯和代表团一行，七伯让我陪他参加。重庆话剧团有一位扮演话剧《家》中瑞珏的女演员，向七伯请教怎样演好瑞珏这个角色。在轻松的交谈中，七伯回答了她的提问。七伯说，巴金的《家》他读过几遍，曹禺改编的剧也看过不止一次。曹禺把巴金原创的《家》，演绎成一部在完美面纱下掩盖的辛酸悲剧，深刻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这是他改编的匠心所在、成功之处。七伯十分热爱戏剧，他年轻时还演过话剧。他在短短交谈中，对《家》中人物的诠释丝丝入扣，鞭辟入里。

巴金先生的《家》我读过，曹禺先生改编的话剧《家》我也看过，后来又重温了不止一遍。在巴金、曹禺两位大师病重时，我和在军曾前往探望，他俩深情地向我们回忆七伯对文艺界和他们的深切关怀。已报病危的巴老看着七伯照片，吃力地一字一句说：“很有精神，总理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曹禺先生哽咽着诉说他难忘的心情：“总理在文艺界有很多朋友。他很爱文艺界，我们大家也很爱他。”在场的吴祖光先生也补充了一件事：“总理说，我写的《风雪夜归人》，他看了七遍。”

巴金、曹禺把一生献给了文艺事业，为人们留下了世代相传的不朽之作。在军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追随他们的脚步，为新时代的文艺事业和自己的艺术人生而奋斗。

就在这一年，七伯因公到上海见到在军，向她仔细地询问并加以教导，特别叮嘱她：“尔均的工作很忙，他不了解你的工作性质，你要多体谅他，遇到问题和困难，要多和他沟通，互相间要尊重对方的想法。”

在七伯的关心体贴和谆谆教诲下，我俩很快就恢复通信，冰释前嫌。1958年春节，我与在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军转业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担任文艺导演，在几十年的电视导演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她是第一批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艺术家，第一批获得“中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并是获奖者中唯一的综艺导演，是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广场晚会、综艺节目的首创者，并被全国妇联授予“感动中国的母亲”、北京市授予“首都最美家庭标兵户”的光荣称号。我俩的一世姻缘，互相促进，成就了各自事业上的发展。

2008年，我和在军金婚，恰逢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和第七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我俩被邀请与会。在向全国直播的隆重开幕仪式上，中央电视台赠给我俩一份特殊的金婚礼物——巨大的蛋糕，并在会上致辞：“各行各业都有佼佼者，但最值得骄傲和尊敬的是其开拓者。邓导是我们电视艺术行业名副其实的开拓者杰出代表。”在上万名观众的热情欢呼和掌声中，我同在军手把手地切开珍贵蛋糕的画面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不仅见证了我俩美满的婚姻，同时也是在军以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奋斗和取得的成就，对七伯、七妈生前期望的汇报。

“红楼”记事

1957年春节后，七伯和贺龙副总理率代表团出访亚欧十一国归来，在重庆“红楼”招待所住了四天。七伯抵渝的当天提出要见我，单位领导特意安排我（我当时担任“渝办”党委秘书）负责接待事宜。这使我能有机会在这种公众场合里领略七伯的待人处事之道，聆听他的亲切教导。

伯伯与贺龙

七伯一生十分看重友情，广交天下朋友。可以说，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他是朋友最多的人。在他看来，“有友为励，益奋吾志”，是人生一大快事。七伯也善交朋友，而他交友的“秘诀”只有一个已公开的秘密：待人以诚。

七伯和贺老总就是一对最亲密的战友、最知心的朋友，心心相通，至死不渝。这次我见到七伯，他没让我坐下，嘱咐我先去看望贺老总：七伯最注重礼节、注意小事，他让我先去看贺帅，显然是对贺老总的一份尊敬。

贺老总起身热情地同我握手，招呼我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他说：“总理对什么事都想得那么周到。”接着，贺老总深情地说：“周总理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在你伯伯的领导下共事几十年了，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这次陪他出访又有不少新的体会。”在短暂交谈中，他对七伯赞誉有加，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贺老总同我谈话是在卧室外的客厅里，他住的是个大套间。我刚才见七伯住的是面积很小的普通的房间。我问成元功，七伯的卧室为什么这样安排。成元功说：“你七伯看到‘红楼’只有一个大套间，便交代我说，‘贺老总年纪大，身体不很好，套房留给他住，我同大家一样住单间’。”七伯一向以关心他人为重，更不要说对贺老总这样的挚友。

七伯抵达重庆后的第一天晚间，“渝办”党委在“红楼”设宴为代表团接风，按照七伯节俭、从简的原则，宴会在小餐厅举行，只摆了两桌。宴会结束后，七伯和贺老总一起看望“红楼”招待所的后厨。主厨和餐饮主管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总部留用的，曾经专为蒋介石和宋美龄服务。七伯笑着说：“难怪今晚的菜这样有味道，当年我在重庆可能还品尝过你们的手艺呢。”说完还亲切地同他俩握了手。餐饮主管老孟师傅对我说：“我为蒋先生服务多年，见的高官贵人多了，一个个盛气凌人，摆大官的架子。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大人物热情平等地对待我们。共产党就是不一样！”

1983年至1984年间，我在总参谋部办公厅任处长，贺老总的儿子贺鹏飞在总参装备部任处长，我俩很谈得来，工间休息时常常相约到楼下散步。他对我说：“父母这一生最尊敬的人是周伯伯，总是在我们子女面前谈起他。‘文革’中周伯伯想尽办法保护我父亲，甚至冒着极大风险把父母和我一起接到西花厅避难。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保住。林彪垮台后，周伯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我母亲。我们全家都理解他，他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我俩还共同回忆了七伯参加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的情景。对于七伯在贺老总遗像和骨灰前深深鞠七个躬的含义，曾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我说：以我对七伯的了解，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事先都是思虑周详，我有个设想，不知对不对：七伯第一次和众人一起的三鞠躬，是与大家共同悼念贺老总，向他告别和致敬。第二次三鞠躬，是表达他最终没能保护住贺老总的万般无奈和深深歉疚的心情。第三次单独鞠一个躬，是告诉贺老总，他已病入膏肓，不久将与他的亲密战友相逢于马克思灵前，正如七伯在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所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鹏飞说，我的解释对他很有启发。

张学良的副官处长哭了

“红楼”宴请的当晚，七伯在致辞祝酒之后，特地来到第二桌，逐一向在座同志碰杯问好。我身旁是“渝办”副主任王政。当七伯走向王政时，他站起来哽咽着叫了声“总理！”接着痛哭了起来，把大家都惊住了。七伯仔细地端详了王政一会儿说：“我想起你了，是王政吧！西安事变时的老相识了。”王政继续哽咽着说：“总理啊！那时往返西安，都是我开车接送你啊！”

那天晚上是正式宴请，“渝办”领导和我都穿着军装，佩戴肩章，王政则是一身便装。总理何等英明，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其中定有隐情，他轻声对王政说，“你的事我明白了，好好工作，保重身体”。随即一饮而尽。王政见七伯对他那样亲近，由悲转喜，也一口干了杯中酒。七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接着同下一位同志碰杯。

宴会快结束前，七伯招呼他身旁的“渝办”政委卢南樵起身，和他简要地交谈了王政的情况。南樵政委汇报说：“王政是由总部任命的，现任办事处副主任，排序在前，但总部至今没有为他授衔。我们催问了几次，总部回答说西安事变时他是地下党员，但还有些历史问题需要调查弄清。”七伯生气地说：“还调查什么？我就是证人！当年确实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西安和陕北之间开车接送我和张学良。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张学良，没有王政这些好同志，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吗？你把我的意思报告总后、总政，要尽快解决王政的授衔问题。”

七伯和卢南樵同志素不相识，也没有上下级工作关系，却曾为肃反运动和王政授衔问题两次向他下达指示。这两件事，都直接关系着人的政治生命，也就是属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七伯一旦得知，就会毫不犹豫地亲自干预。

过了不久，军委、总政下达命令，授予王政大校军衔。他曾任张学良副官处长，是个管理型人才，后来被调到北京，先后被任命为总后勤部管理局局长和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

七伯与张学良的友谊是在西安事变中建立的。1936年，张学良担任“剿总”副总司令，驻兵西安。4月9日，他应中共领导邀请，秘密赶赴肤施与七伯会晤。这次见面后，七伯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张学良也对这次会面非常满意，他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件大事。事变发生后，七伯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两人朝夕相处了八天，商量和平解决事件的善后事宜。此后，他们便再未见过面，但相知相通的深厚情谊却绵延了数十年。

在七伯心里，张学良可以说是知音、挚友，更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七伯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地营救。张学良被裹挟到台湾后，七伯曾设法托人带了封亲笔信给张学良，写了十六个字：“为国珍重，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密信飞越海峡，最后藏在糖果盒底层才安全到达张学良手里，少帅见了不禁潸然泪下。

恩来伯伯去世后，张学良万分悲痛，眼含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生难忘的故友。”他对帮助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文稿的学者张之宇女士说：“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同样，恩来伯伯一直牵挂着张学良这位老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七伯突然提出要见罗青长，用微弱的声音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话刚说完就昏过去了。青长叔叔告诉我和在军：这两位姓张的朋友，第一位就是张学良，第二位是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时，国民党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宪兵司令张镇。

为纪念恩来伯伯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在摄制《百年恩来》电视片时，原计划去夏威夷采访张学良先生，因赵四小姐病重未果。但少帅让人带回了他的讲话录像：“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

恩来伯伯真诚待友，已成众口之碑。回顾七伯的一生，波澜壮阔，异彩纷呈，或纵横于战争的刀光剑影，或投身于政治的激流漩涡。一般来讲，有过类似他这样经历的人，大多都会被时光磨砺得格外严峻冷漠，甚至可能会变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恩来伯伯却如狂风巨浪中的一座坚固的礁石，始终保持着他的本心。

巴金先生有言：“友情这个美好的字眼仿佛一枝神奇的画笔，多少动人的画面由它产生。”看到了七伯对贺龙、张学良、王政和对所有人的挚爱情谊。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天安门诗抄》中的“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句普通的词语，能使无数人感动和竞相传抄。

（编辑  季节）

烈火淬炼

上海解放

1949年5月，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5月12日，我军打响进攻上海的第一枪，不到半个月，汤恩伯所谓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就土崩瓦解了，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5月26日，我和同学一路奔跑到外白渡桥一带，迎接心中崇敬已久的解放军的到来，亲身体验上海解放那一刻的喜悦。

在社会的大学校里读书锻炼

此时此刻，我分外想念七伯、七妈。按照他俩的吩咐，我留在上海读完了三年高中。在社会的大课堂里上了一堂政治大课，实现了从少年时期模糊的进步追求到投身革命迫切愿望的转变。

我亲眼见证了蒋家王朝从鼎盛到崩溃的全过程。国民党的腐败根深蒂固，而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时的种种倒行逆施，更成了加速其腐败的催化剂，上海成了一块任其宰割的“肥肉”。最终把人民群众的愤怒引到爆发点的，是蒋介石于抗战胜利后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全面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撑扩大内战的庞大军费开支，进一步用苛捐杂税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压榨，各级政府官员、军官、奸商趁机中饱私囊、发战争财，使得经济民生凋敝，通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整个社会一步步走向坍塌。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挽救军事、经济危机，走出一步险棋，用所谓的“金圆券”取代面值断崖式下跌的法币，勒令民众拿出家存所有黄金、白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企图以此挽救金融财政危局、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不久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有如流星坠地。发行初期，金圆券最高面值为 100元，不到一年就出现了500万元的巨额大票，而这笔钱只相当于发行时的 1元面值，买不到一个馒头。有人计算，当时一担大米的价格是4.4亿金圆券，每担以300万粒米计算，买一粒米要146元。蒋介石把从全国搜刮来的2亿美元资产用军舰运去台湾，其中上海人民的血汗钱占了64%。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民怨沸腾，工人、市民、公教人员和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抗议游行，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幅标语，路人在街两旁鼓掌支持。国民党的统治难以为继。我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沦丧、政权分崩离析、八百万大军灰飞烟灭的全过程，懂得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光明与黑暗，是事物的两极。处在永恒的光明之中不知道光明的可贵，亲身经历了黑暗、在无边黑暗的衬托下，才能更深地体会光明的温暖与灿烂。重温当年七伯对我的教诲，“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是何等的英明，多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预见性！

铁与火的淬炼

我一直牢记在“周公馆”立下的誓言：投身革命、参加人民军队！此时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见报上刊登有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我立即报名投考。1949年6月被批准入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二野军大是一座抗大式的革命军校，办校目的是为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准备干部。许多高级将领和学术界名人，如李达（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张际春、邓子恢、宋任穷、李大章、彭涛、施复亮等，都给我们上过大课。这些“教员”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口才也特别好，没人拿稿子，个个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听后都心悦诚服，大大激发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迫切追求进步的政治热情。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校长兼政委、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所作的报告。

刘伯承同志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刘伯承的第一句话，就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他说：“学校是军队的缩影，军队是学校的扩大。治军先治校，治校要从严。”他勉励大家以后不要做穿军衣的大学生，而要做革命军人的模范。

两个月后，我们聆听了邓小平政委作的题为《过关问题》的报告。小平同志讲话幽默风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又丝丝入扣。针对青年学员的现实心理状态，他强调：每个革命者都要“过好三关：帝国主义关、封建主义关、社会主义关”，“帝国主义关又叫战争关，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社会主义关又叫胜利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可谓“大关三个，小关无数”，“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国防大学政治部工作期间，策划建设了一座校史馆，用文字资料、照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系统地介绍我军高级院校的发展历程。我请画家根据我的回忆，绘制了一幅邓小平政委在二野军大向万名学员作报告的图景，以此作为军政大学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各届学员和干部，对这幅画都很注意观摩学习，并给予好评。当年，在我陪同江泽民总书记等观看时，刘华清同志在这幅画前伫立了十多分钟，他说：“画得不错，当时就是那个场面。”

我们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是我军公认最佳的高层军政搭档。恩来伯伯对他俩评价很高。1996年，薄一波同志向我和我爱人邓在军谈了这样一个事例：

周总理认为，伯承和小平的工作方法各有其特点，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总理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但说句实在的话，我做不到。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是‘举轻若重’”。

确实，他俩讲话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富有强烈的革命情感，用浅显明白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革命道理。因此，他们当时讲的每句话都说进了青年人的心里。

我和二野军大的其他学员经过短短三个月紧张的军政训练，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完成了由学生到军人的转变，确立了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

我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青年人特有的革命激情，很快被任命为班长，评选为二野军大学习模范，也是最早一批被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49年4月，经中央批准，同年8月，在部队建立团组织，我就在同一个月被吸收入团。军大学员提前毕业。我被组织上选调入二野后勤政治部，任职政治工作员、见习干事，随同部队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接到前方来电，重庆已于1949年 11月30日解放，让我们提前赶去参加接管。我们同另一个单位分乘两条轮船，没想到国民党特务在另一艘船上安放了炸药，起航后没有多远，那条船就在江心爆炸，船上一百多人只救上来几个，其他同志全都牺牲了。

当时，我被分配在后勤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负责保管和整理营连以上干部档案。我已经从一个初中毕业的学生，成长为初步经历铁与火淬炼的革命军人。

看似无情胜有情

参军初期，我在充满兴奋与喜悦的同时，也曾有过一丝遗憾：如果当初能同七伯、七妈一道去延安，就能早三年参加革命。早三年与晚三年参军还是不一样的。我的这种心态，往往产生在填履历表的那一刻。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常常被称作“三门干部”，即“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部队门”。平心而论，有这种想法和说法也无可厚非。军人的荣誉与战斗经历、服役年限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衡量一个干部，资历仅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方面，思想品德、政治觉悟、业务素养和工作能力才是全面衡量干部的基本要素。同时，干部的成长过程也就是斗争阅历，是形成和判断他的综合素质的重要依据。

当年七伯没有让我们跟随他去延安，除了出于对自身亲属的严格要求，坚决摈弃封建社会遗留的“凭关系”“讲人情”的陋习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侄儿辈“自强自立”“走自己的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磨炼和充实，从而更好地成长。而接触社会接受进一步的锻炼，进一步提高政治上的自觉性，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包括文化知识的积累，则更为现实和重要。七伯曾对我说：“延安没有高中，在上海读书条件比较好。”显然，在条件更臻成熟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无论对党的事业还是对我自身的成长都更为有利。事实证明，七伯的决定经过深思熟虑，无比正确。

七伯是具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全方位斗争经历的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广州黄埔军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瑞金红都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西安事变、重庆红岩、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西柏坡、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光，这些闪闪发光的大事与简略表称，无一不与周恩来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连任26年国家总理，全面主持内政外交。天降大任，七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严酷斗争考验，都能化险为夷，一个个地闯了过来，这都与他百炼成钢、难以企及的人生历练密切相关。

七伯深知早年历练对一个人成长的不可替代价值。“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高瞻远瞩地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子侄辈们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我能得到七伯、七妈的关怀和指引，是人生何等难得的幸福！

“同志”爱称

萌发入党初心

二野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蒋介石亲督胡宗南大军负隅顽抗，解放西南战役仍在激烈进行；扩建和加强十八军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展开；为巩固我新生政权，安定人心，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由于我在行军、作战途中表现良好，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政治部宣传部任宣传干事。调动前，组织部副部长白冰找我谈了一次话。白冰是四川人，杨尚昆同志的弟弟。他说：“组织上调配干部的原则是量才适用。你文字工作有较好基础，比较适合做宣传工作。希望你好好努力，不断进步。下一步要争取入党。”

白冰同志这次谈话让我心有所动，我是参军刚满一年的学生干部，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心向往之，白冰同志对我的鼓励使我内心里很温暖，也萌发了争取入党的初心。

七伯、七妈勉励我入党

就在领导上不断给我压担子，我也尽力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力争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的时刻，意外接到了七妈自分别后给我的第一封来信，我喜出望外。

在进军西南途中，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伯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的喜讯，这时我已调到二野后勤机关，我立即写信给七伯、七妈，详细汇报离别后这几年的经历，并谈及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

七伯、七妈得知我参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对我争取入党的意愿尤其重视，回信鼓励我：入党是一个人政治生命中的大事，要努力改造思想，不仅要争取早日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要自觉接受党组织长期考验，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并说他俩随时等候我入党的好消息。

在我争取入党的两年期间，七妈连续写来三封信给予亲切鼓励。由于七妈长期患病，当时信多由她的秘书张元代笔，但给我的信则总是亲笔书写。有了七伯、七妈的勉励和期许，我彻底打消了此前的疑虑。我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   

有了七伯、七妈的指引和党组织的关怀，我信心倍增，奋发图强，连续两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学习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通过重重考验，终于在1953 年12 月31日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后，我立即用航空快信把这个喜讯报告七伯、七妈。七妈也在最短时间（当时交通邮政还不通畅，航空信也不例外）亲笔给我回了一封充满革命情感和勉励期待的信，全文如下：

尔均同志侄：尔鎏同志侄均此不另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你。你的情况亦望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能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匆草，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 . 一 . 廿四

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七妈这封信，是迄今所知唯一一封谈及侄儿女辈入党并在政治上提出具体要求的珍贵文献。六十多年来，我时常展信重温，从中汲取营养，砥砺自己，并不断获得新的心得体会。

七妈在信的开头称我为“尔均同志侄”。此前，她信中的称谓都是“尔均侄”。二者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七妈写这封信时，自己的侄儿已经是这个伟大组织的光荣一员。

七妈在信中对我提出了三条重要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不骄不馁，付诸实践。这三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七妈又特别要求我“争取如期的转为正式的党员”。此后我有机会见到七妈时，她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尔均，你是否按时转正了？”

七妈委托同宇（周恩寿）伯父代表他俩把这封信亲自交到我的手里。同宇伯父告诉我，七伯、七妈对我入党的事一直很关心，要他代表他俩来重庆看我。这封信是七妈扶病写的，七伯也看了，他俩都为我入党由衷地高兴。

七伯、七妈一直关注着侄儿的成长，正是由于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强大思想动力。这是我作为后生晚辈的幸运。

海棠情思

1954年我二十一岁了，我心中也已暗暗有了自己的追寻目标：西南军区后勤文工团团员邓在军。这时，我们已经住进了部队自建的营房。政治部机关和文工团分别住在相对的一列平房。一次部队开会前“拉歌”。她在文工团年纪最小，但能歌善舞，已经成了“台柱子”，每次“拉歌”，常常由她领唱，站在队前亮相的是在军，由她领唱《敖包相会》。她本来就长相出众，加上领唱时表现出的异性青春朝气，我听得心都醉了。在军已经走进了我心里。我请一位女同事帮我传话，向在军表达我的爱慕之意。女同事告诉我：在军对我也有好感，同意和我交朋友！就这样，我的恋爱开始了。

不久，七伯、七妈得知我和在军相爱，在她调到北京后，对这个未来的侄媳进行了一次“面试”。

在军“面试”

1955年5月的一天，对我和在军是一个幸福的日子：七伯、七妈这天面见了他们未来的侄媳、当时还只是我恋爱对象的邓在军。

随着西南军区撤销，1955年2月，在军和后勤文工团的大部分成员调离重庆，调到北京，在军分配在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我写信向七伯、七妈详细汇报。没想到，我给七伯、七妈汇报情况的信发出不过十来天，在军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她说接到通知，让她马上去见周总理。很快，在军来信，以抑制不住的喜悦向我讲述了这次特殊的西花厅之行。

5月的一天上午，在军接到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电话说，总理想见见她，让她等着，他会来接。在军想，以前从未坐过小卧车，这回总理派人来接，应该可以坐一回小车了。她的愿望只猜对了一半：果然是辆“小车”，不过并不是小轿车。成元功卫士长是领着一辆三轮车过来的，他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路。这让在军非常意外。哪有一国总理派三轮车接人的？会不会是个骗子？又觉得这种骗局没有道理。她上了三轮车，中南海大门外，虽然有军人站岗，但有成元功领着顺利通过了，她这才放下心来。

进了西花厅，在海棠树下，站着她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伯母，他俩正笑眯眯地向她招手呢！在军从新闻、电影、纪录片里早就多次见到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两位长辈竟然会在西花厅门口等她。在有海棠花香的屋檐下，两位长辈亲切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

七伯、七妈关心地让她讲讲与我是怎样认识、怎样交朋友的。并意味深长地教诲在军：“你和尔均不要因为我是国家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不要把这个因素掺杂到你俩的恋爱关系中去。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七伯这番话情真意切，寄望深长，每一个字都渗进在军的心窝里。他嘱咐在军，既要加强业务训练，更要重视政治学习，提高自身的素养。

这次“面试”最后的“打分”，在军是在告别时听到的。当时，七妈把在军送到西花厅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随后，星期天没事，在军就常往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他俩也不时让卫士给海政文工团的在军送书籍报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在政治上的成长。

西花厅第一次“面试”，不仅对在军，对我也是一堂难得的思想政治课。七伯、七妈历尽沧桑，智慧超群，看人的眼光准确。在军没有辜负他俩的期许，在党的培育下，成为我国第一代著名电视艺术家、第一批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当然，七伯、七妈也从实际出发，对这个年轻晚辈进行了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富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在如何对待恋爱婚姻、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如何加强政治艺术素养这几个重大课题上，给她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再见七伯

意外的北京之行

当时西南军区已撤销，中央军委决定，把我们单位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简称总后“渝办”），保留正军级建制，由总后勤部直接领导。这样，我就留在了政治部，仍任宣传干事。

我们单位按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我被任命为临时组建的肃反办公室秘书组组长。9月下旬，总后勤部来电，要求我们派专人去北京总部汇报运动情况。我去总后机关报到后，就迫不及待地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

七伯赠我刮胡刀

七伯、七妈知道我到了北京，让我和在军去西花厅，他俩等着见我们。这是九年后我又一次看到七伯那英俊潇洒、充满魅力又亲切慈祥的笑容。七伯对七妈说：“你看，这些年没见，这孩子已经认不出了，我们家出了个年轻军官，这是好事啊！”我参军以来，还没有回过家，这是第一次见到最亲也最尊敬的长辈，心情万分激动。

七妈问我：“你入党时，我要求你争取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现在转正了没有啊？”没有辜负七伯、七妈的期望，我按时转正为正式党员快一年了。我如实报告了情况，七妈很满意。

七伯瞧着我的嘴巴说：“我看你现在长胡子了，今天我和七妈送你一样东西。”他走进房间，拿出一个精致的金属小盒，外表光洁，亮闪闪的。七伯递给我说：“这是我用过的刮胡刀，很好用。今天把它送给你，记得要刮胡子。”这是把吉列牌（俗称老头牌）刮胡刀，盒里衬有红色丝绒，还有个固定刀架。

我在欢喜的同时，也暗暗打量七伯的双鬓和两腮。七伯的眉毛和胡子都很浓重，在上海避难期间，为了防止被特务认出，曾经留过胡子。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时，就是蓄着长须冒充牧师出行的。多年后，听张宗逊和张震等老同志说，他们在中央苏区初见周副主席时，他是留着一把大胡子，人们尊称他“胡公”。七伯的大胡子是什么时候剃掉的呢？七伯秘书何谦告诉我，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委派七伯代表党中央去西安处理事变的事宜，他在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之前，礼貌起见，找把剪刀将一把美髯给剪掉了，此后就再也没留过胡子。七伯的胡子和刮胡子的故事，在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也可谓一段传奇。

1954年，七伯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十分钦佩周总理的过人风采，会后不久，英国工党专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知道七伯胡子的特色，特地准备了一把比较讲究的刮胡刀作为礼物送给七伯。从时间上推算，七伯送我的刮胡刀应该就是这个。

七伯、七妈不仅在生活上对我关怀体贴，同时，也很注意教育我重视仪容仪表、礼节修养。记得他递给我这件珍贵礼品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我和在军的着装，说：“军人要特别注意自身形象，平时穿便衣也要整洁得体。”对某些不顾仪容、仪表的行为，七伯的眼里一向揉不得沙子，会立即予以纠正。总政文化部首任部长陈沂告诉我，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举行的晚宴上，他率代表团入场，总理见到他，马上用手指了指嘴。他意识到自己胡子没有刮，赶紧找来刮胡刀到盥洗室剃了胡子。

如今有些电视、电影的战争剧里，男主角不论是基层干部还是高级指挥员，常常从头至尾不系风纪扣，甚至敞开上衣指手画脚，还用特写镜头予以强化，以为这样才显得豪爽、勇武，其实违背了历史真实，歪曲了军人形象。而在同一部剧里的国民党军官，反倒戎装齐整、礼仪周到。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也觉得奇怪：这么多编剧、导演、审片部门领导，怎么就没人发现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这种场景反复出现呢？建议有关同志重温周总理的上述教诲。

七伯曾经对我提起他青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常见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讲究仪容归讲究，在生活中，七伯又是俭朴的楷模。这两点在七伯身上毫不违和。七伯的胡子长得快，他每天必刮，一丝不苟。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有时一天见三拨外宾，他就刮三次胡子。伯伯说，讲究仪容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维护国家和外交形象的需要。要赢得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

七伯的气质风度，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赞佩，甚至迷倒了西方政要，其中就包括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对我和在军说：“你们知道是谁建议我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吗？是杰奎琳·肯尼迪。她说，‘你一定要写好这本书。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周恩来’。”韩素音在17次长时间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了她最崇敬的周恩来的传记。

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会的故事

快要告别了，七伯给我两张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票，又特别交代这两张票不要送给别人，一定要坚持看到底。我们高兴地答应了，但并没有认真想想七伯为什么要特地强调这两点。

体育场举行。我们座位很好，紧挨主席台。我们看了一会儿就和在去照相馆拍照，走到门口，手里的票就被人抢走了。我俩这时已忘了七伯的谆谆叮嘱。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西花厅。七伯刚见面就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我俩都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七伯说：“怎么，你们没去参加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七伯的叮嘱，立马感到愧疚，但不得不老实回答：“我们没看完就走了。”七伯苦笑着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在一旁解释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但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提前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到底，就是想给你们一次亲眼见毛主席的机会。可惜错过了。”我俩又愧又悔，能见到毛主席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七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不应把票送给不认识的人。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七伯对后辈的爱护，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从细微处见精神。七伯在这件事上煞费苦心，既是对我俩的特殊关爱，也表明他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完全发自内心，这是在中国革命由危难走向胜利的斗争进程中由衷地形成的。

再则，七伯十分重视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全党的团结。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七伯一直作为毛泽东的忠诚助手，指挥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担任国家总理。在此期间，他为维护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威信，进而保证全党的团结，可谓苦心孤诣，倾尽心力，死而后已。

有这样一件事情：一次七伯同我和在军在西花厅谈话，卫士兴冲冲地跑过来说：“总理，天津发现了你当年写的一些诗词，送来请你过目。”七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烧掉！”我们当时感到很可惜。后来细想，七伯早年是很喜爱旧体诗词的，而且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十八岁时写下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和十九岁时所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字字珠玑、展现才华横溢和过人抱负的诗词精品。但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写的任何一首旧体诗词。建国以后二十多年，他在这方面同样没有片言只字，写下的仅有两三篇白话诗。七伯逝世后，我们倒是欣赏过他亲手抄录的李白和沈钧儒的诗句，说明他对旧体诗词的爱好并没有减弱。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紧密合作，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总统尼克松有句名言不无道理：“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就会烧成灰烬。”历史同样证明，对党中央、毛泽东做出的正确决定，七伯总是不讲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在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失误，七伯又总是从党性原则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尽力予以修正和弥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他也通过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尽可能地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病弱之躯支撑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国大厦，拯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

这次，七伯专门拿出时间听取我对肃反运动情况的汇报，并将作出不同寻常的表态，就是一次最好的证明。

（编辑  季节）

有一种思念，刻骨铭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即使生命的火光即将熄灭，仍然挥之不去，无穷无尽……

敬爱的恩来伯伯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七年，他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生活，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记忆。随着时光流逝，往昔与七伯相处时的印象，反而愈加清晰地呈现在记忆之河中。此书是长期近距离观察这位世纪伟人时摄入脑海的印象片段，虽然不足以概括恩来伯伯波澜壮阔的一生，但都是我个人亲历，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的话说，这些事实和细节大多未见于党史、军史等史料，所以弥足珍贵，非常值得记录下来。

我初见七伯、七妈是在1946年。当时，他们正在南京、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紧张激烈的艰苦谈判，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先后三次来看望我，并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与我交谈，激励我“要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这句看似寻常的励志之言，对于一个十四岁的懵懂少年来说，有如醍醐灌顶，不啻长夜行走时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的整个人生。那一刻，应是我人生道路的起始点、分水岭。没有七伯的那一番教诲，就不会有我戎马生涯七十二载的今天。不仅是人生起点，我的就学、参军、入党、恋爱婚姻、工作和经受政治运动的考验等，也无不蒙受他的关爱和教诲。

血脉亲情

恩来伯父曾说过：“我们周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

每当人们问起伯伯的出生地和籍贯时，他常常笑着回答：“我乃江浙人也！”“江”，指他的出生地江苏淮安；“浙”，指我们的祖籍浙江绍兴。

这个世居江浙的周氏封建大家族，幸运地养育出一代伟人周恩来。七伯自幼受到家族熏陶，目睹它的衰落，经历幼年苦难，对这个封建家族，既持有强烈否定和深刻批判的态度，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高度，对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给以足够肯定。他是一个既彻底背叛封建家庭，又堪称在树立优良家风中充分传承宝贵历史遗产的典范。伯伯一生中的所言所行，体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情操和唯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家族渊源

我们周家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传统的世家。有史可考，这一脉系的周氏始祖是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理学家、诗人周敦颐（1017—1073）。敦颐公所著《爱莲说》，以文明志，以物喻人，清雅脱俗，字字珠玑，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七伯曾教诲我：“小时候读书，就被《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句话深深吸引，它用清新美好的形象和简约的语言，教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希望你常常诵读，自省自律。”

相传宋末元初，周氏家族由江西迁至浙东山阴，就是如今的绍兴市，定居在宝佑桥。因为祖先中有两位年过百岁的老人，祖居取名“百岁堂”。门前现有陈云同志题写的匾额：“周恩来祖居”。

在皇权时代，民众的国家意识比较淡薄，家族观念却很强大，周家族人曾一代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随着近代社会变迁，几百年间，各房弟兄由祖居绍兴迁徙到江苏淮安、天津、沈阳、扬州、上海各地，仍然维持着家族的纽带，名义上并未分家。恩来伯伯就是在淮安出生，在我上一代“恩”字辈中，他排行第七，因此，我们所有侄辈都尊敬地称他为“七伯”，称颖超伯母为“七妈”，概无例外。父亲恩霔是同辈中最小的一个，排行十四，七伯称他“十四弟”。我们这房从我祖父起，几代人都和七伯有过亲密接触。这份特殊的亲缘，使我有机会多次面见七伯和七妈，聆听他们的人生教诲，近距离感受他俩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和非凡人格。这份“得天独厚”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一生。

骨肉情深

20世纪初期，随着清帝国皇权崩溃、外敌侵扰、战乱纷起，周家的家族纽带逐渐瓦解，只能随着颠沛动荡的生活，听凭命运的摆布。

我的祖父周贻康，1868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他是一个勤奋的读书人，是当代周家中举的第一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曾出任晚清保定知府，江苏巡抚陈夔龙总文案，民国时期江苏督军李纯的顾问、秘书。由于祖父少年时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大伯父，在家族中挑起长房长子的担子，祖父尽心尽力为生计困难的亲属纾困解难，并提携七弟周贻能（七伯生父，族辈排行也是第七，我们称他七爷爷）在自己身边多年，他一直都与从孩提到青少年时期的侄儿恩来有亲密的接触，并认定他是一个聪明睿智、必成大器的后生，给以格外的关注和帮助。七伯不仅随生父多次住在我祖父家中，并在东渡日本求学和赴欧洲勤工俭学前，专程到当时在天津和南京的我祖父处当面请教。祖父对他改革社会的远大志向十分理解和支持。七伯从我祖父那里感受到的这份独特亲情，他对小自己十岁的我父亲恩霔，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疼爱。

1927年，七伯赴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在战事激烈、险象环生的百忙之中，特地约父亲秘密会晤。南昌起义后，七伯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再次同父亲取得联系，并把我们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

七七事变后，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伯受中央委派，到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工作，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召我父亲去他身边，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秘书，负责文秘和文艺、接待等工作。在曾家岩与七伯和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朝夕相处，父亲获益匪浅。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七伯、七妈安排下，调到苏皖边区政府从事司法、文教工作。父亲在人生的各个关键时期，在七伯、七妈的引导下，得以投身革命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成为他终生的幸事。

历史文物和背后的故事

七伯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时，与我祖父和父亲互有通信，还赠给父亲一些精致的工艺纪念品。父亲一直视若无价之物，珍藏在身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得知父亲存有这批珍贵历史文物，希望他把这些珍品捐献给“历博”珍藏。以上文物，特别是七伯的欧洲来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致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1921年初，七伯到欧洲留学，在赴英国海轮上给二伯父和六伯父的一封长信中有一段话：“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复杂，人种萃聚，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这段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后，引起国内研究党史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周恩来思想生平的专家金冲及，在他的重要著作《周恩来传》中特地全文引用，此后，又为其他多种著作所引用。金冲及认为，七伯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初衷，就是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英国当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之缩影”，那里的实际情况，正是七伯所企望的“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事实上，他在英国和法国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约三万五千字。从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正是这种现地考察和研究，帮助七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主义”进行推求比较，又通过在欧洲期间从事革命运动的实践，最终认定，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重要创建人之一。

家风祖训

据我观察，七伯对周氏这个封建大家庭，按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来区分，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对清朝以前的封建家族，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充分肯定祖辈中品行端正、廉洁自好的人士，强调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对属于封建遗老的长辈，同样恪守礼制，尊敬有加。1939年他去绍兴祭祖时，亲笔续写家谱。回到重庆后，七伯向我父亲详细描述了此行经过和家乡亲友情况，并把带回的一份不完整的家谱交他做系统校订。父亲整理好后，将正本交给七伯，自己留下了副本。建国后，又将《周氏家谱》的副本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六七岁时，在扬州、镇江曾与七爷爷短暂相处，他时常同我聊天，把七伯儿时和青年时代勤奋读书、立志救国、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卖国政府、领导地下斗争及尊敬、孝顺父母的情景，当故事讲给我听。我听得入神，印象深刻，朦胧地感觉周家出了一个人物。

另一方面，七伯对周氏封建大家庭中的阴暗面始终持否定态度。他不止一次同我们侄辈谈家史，要求每个成员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要求我们同封建家族彻底划清界限。七伯尖锐地指出，我们周家历代虽然不属于富豪贵族和官僚资产阶级，但也是一个带着深刻印记的封建大家族。近代以来，随着这个家族的衰败破落，出现了一些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种种不良社会关系。我们作为周家后代，要向无产阶级投降，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从继承家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摈弃一切封建糟粕和陋习出发，建国初期，七伯、七妈向侄儿女们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假日或出差时顺路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七妈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家的家风和祖训，周到具体，一目了然，是我们今天传承学习周恩来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神秘来客

大上海。

1931年。

这个当年的亚洲第一大都会，一年前，被国民政府正式定名为“上海市”。她昼间繁华，夜晚惊艳，果然不负“东方不夜城”的盛名。

在繁华、太平假象的掩盖下，正与邪、红与白两股对立力量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黄浦江边，不时闪烁刀光剑影；上海滩上，处处可闻腥风血雨。

中共秘密联络点

远离市中心的虹口区北四川路（现名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里弄深处一幢老式石库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的家。

一天深夜，一阵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父母。父亲赶快起床开门，门外站着七伯和七妈。当时蒋介石以十万火急严令通缉的我的七伯、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已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和他一起的是我七妈、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邓颖超。

“党内出了大事，出了叛徒，我俩要在这里暂避些时候。”七伯说明来意。就在七伯、七妈来家几天前，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个曾经担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大叛徒，掌握着党中央最高机密，包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的行踪和党在上海各地的重要秘密联络点，他是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内部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钓”到这条“大鱼”欣喜若狂，军警特务倾巢而出，力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徐恩曾身边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截获，并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报告党中央。在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七伯临危不惧，沉着判断，果断决策，指挥若定，在不到两天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

在七伯亲自部署指挥下，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迅速安全转移。大批军警特务在上海进行地毯式搜捕，竟然一无所获。郭沫若同志在北伐战争中曾以亲身感受，形象地表述他对周恩来的深刻印象：行事的果断与敏捷有如电闪雷鸣，思考问题的细心与周密有如水银泻地。这就是恩来伯父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迥异于常人的行事风格和魄力。仅此一役，七伯对党和人民功莫大焉！

尽管如此，我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造成严重损失。由于顾顺章的指认和出卖，身处南京监狱的恽代英和在香港工作的蔡和森等重要领导人，都遭敌人杀害。由于拒不听从周恩来的忠告与安排，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不久也被捕叛变。

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一方面庆幸自己视为“眼中钉”的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曾与他在黄埔、东征中共事多年，谋略、才能出众的周恩来，竟然从自己眼皮之下金蝉脱壳，逃出生天，一举粉碎了他全歼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图谋。这让蒋介石再次明了，周恩来实乃他的心腹大患，一日不除，寝食难安。于是他严令全国首先是上海、南京军警特务，限期缉拿周恩来归案，务必斩草除根，免贻后患。

乱云飞渡仍从容

黑云压城城欲摧，乱云飞渡仍从容。

在这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七伯和七妈以最险恶的地方有时最安全的反常思路，秘密住进了我家。七伯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判断力，尽管军警宪特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暗探眼线遍地，短暂的避险只是保存有生力量的需要，严酷的对敌斗争一刻也没有中止。七伯在生死一线之间，仍然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屠刀边缘，领导地下党人给予敌人以强有力的回击。

伍豪之剑

地下斗争的杰出领导者

这一时期党中央的领导，在情报、锄奸、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引起敌人的极大惊恐和不安。在他们全力搜捕的共产党首要人物名单中，频频出现了“伍豪”的名字。“伍豪”，是七伯在党内的化名。七伯到欧洲从事建党的工作，就用“伍豪”作为代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七伯转入地下工作，继续沿用“伍豪”的代号。

“伍豪”的英名，从20世纪20年代起逐渐在党内流传。每当提起“伍豪同志”，知道内情的共产党人无不肃然起敬，犹如在严寒中燃起一团火焰。身处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伍豪”是共产主义崇高信念的象征，是在绝境中坚持斗争、无惧死亡的力量源泉。“伍豪”又是高悬于敌人头上的一把无比锋利的宝剑，敌特、叛徒闻之丧胆却无计可施。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七伯为我党创建机要情报工作所展现的英明才智和立下的不朽功勋，永远让我们怀念和景仰。曾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隐蔽战线是看不见的战线，包括双方的通信斗争、密码的保密斗争、侦察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的斗争。”这四项是周恩来1928年期间开始创建和领导的，许多是鲜为人知的。我们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就是周恩来发明的，用他在党内的代号“伍豪”中的“豪”字命名。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家。他发明的密码，是数学和文字构成的。我党在密码通信斗争中的胜利，是打败国民党的重要因素之一。同在其他战场的较量一样，蒋介石在秘密战线上也打了败仗。

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机要工作、总参三部老部长戴镜元说，我党最早的密码是周恩来发明的，最早使用这个密码的是任弼时。第一份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豪密”的保密性很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说“豪密”是铜墙铁壁的“伍豪之盾”，那么对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无线电通信的成功破译，无疑是真正无坚不摧的“伍豪之剑”。有了这样的“盾”与“剑”，这支军队怎么能不如虎添翼、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先烈们以生命为代价发出的“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永远回响着“伍豪”——恩来伯父谱写的音符，它与时空同步，永存人间！

少年的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上海和江苏高邮度过的。童年时留下碎片般的记忆，几乎都同日本占领者的残暴统治连接在一起。

革命的改朝换代

1945年12月19日深夜，猛烈的枪炮声和爆炸声骤然打破了高邮的宁静。12月26日，太阳从古城上空升起：天亮了！解放了！古老的高邮获得了新生。

几天后，古城军民为庆祝高邮解放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游行。人们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游行行列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一旁的祖母和母亲赶忙提醒我：“快看！快看！这就是你七伯！”果然，继毛主席、朱总司令之后，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大幅画像！像中的七伯，正是我仰慕和想象中的那样，浓眉朗目，英气逼人，威严而亲切，睿智而沉稳。我跳起来和人们一起高呼口号，感到无比骄傲和激动！

三聆教诲

1946年春夏之交，我升学无望，前途渺茫，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这天，母亲突然给我带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她说，七伯到了上海、南京，正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我在刹那间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我要去上海，去找七伯！”我和哥哥尔鎏怀着兴奋的心情奔赴上海。

初见七伯

当时，中国的局势很复杂，内战已经在多地爆发，但国共双方在表面上仍维持着“和谈”的局面。七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在南京和上海两地来回奔波。上海的“周公馆”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也是七伯在上海时的落脚地。

9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哥哥按照母亲给的地址，找到了周公馆。七伯秘书陈家康已经接到门房通知，在院子里迎接我们。

这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当七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我的一瞬间，我感觉到他的眼神是那么专注、那么亲切，这远不只是一位敬爱的长辈看待一个十四岁晚辈的眼神，这是一个经历了千锤百炼的智者对所有的人充满挚爱深情的眼神。

从那一刻到今天，我深深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只要他看你一眼，你就知道他心中一定有你，这个人就是恩来伯伯！他的目光中凝聚的，除了真诚、智慧、尊严、自信和难以言喻的魅力，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独有的专注和爱心。它曾经感动无数中国人民，也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甚至持有不同政见的各国政要。

在广为流传的电视片《百年恩来》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歌词中，有这样一段：“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词作者创作这首歌时，我当了一回参谋，写下的这一段歌词，正是我一生中的内心感受。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感受。

七伯询问我俩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我希望能去延安跟他们干革命。七伯、七妈肯定了我的志向，说：“年轻人应该有追求。”

“周公馆”是个小楼，除了七伯、七妈，还住着许多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后来知道有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廖承志、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多人）。

“周公馆”表面看似幽静平安，周围却杀机四伏。大门外的那些小摊小贩，大多是化了装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保卫机关早已查明，“周公馆”周围好几家房子都被特务机关租下，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下达密令，进出的人每时每刻做详细的监视记录。

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天，七伯、七妈把我和哥哥叫到“周公馆”，他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国共和谈估计会破裂。原想带你们去延安，但代表团的许多同志被迫紧急撤退，带上你俩有困难。你们还是暂时留在这里读书，充实自己，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社会是个大学校，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参加革命、参加人民军队的机会总会有的。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青年人应自强不息，自强自立，说到底每个人的路要自己走。”后来的形势发展很快，七伯、七妈于11月回到延安前，根据不同情况，对每一个人的去留做了周密的研究和安排。比如，为安全起见，他俩没有同意廖梦醒大姐让她的孩子随同去延安，安排她们去了香港。他们千方百计从茫茫人海中找到流落在上海郊区的聂荣臻同志的女儿聂力，送到晋察冀军区聂帅夫妇身边。2008年3月，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我的好友聂力深情地回忆总理对她的关怀。她说：“1946年夏天，总理费尽心思找到了我，把我送到父母身边，圆了我们一家人多年的梦。周伯伯、邓妈妈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当她说到这里，我猛然忆起：1946年夏天，不正是我请求七伯跟他们去延安的同一时间吗？对廖梦醒大姐、聂力大姐和我采取不同的安排，体现出七伯对自身亲属的分外严格。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亲属晚辈和革命后代，在关怀照顾的同时又毫无例外地予以严格要求，期待他们自强自立，不依赖任何“关系”和“人情”，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严，灌注着他对亲人最无私的爱，也是一种最深沉最富有远见的爱。

敬爱的七伯充满智慧和深爱的指引，为我奠定了正确的人生起点！

（编辑  季节）

毛岸英和蒋经国没有交集，互不相识。

但是，在纪念毛岸英烈士百年诞辰之际，把他和蒋经国的人生轨迹做一个粗线条的比对，却有一些颇有意义的发现。

两人都是家中长子。蒋经国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党魁，毛岸英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领袖。这两位父亲也先后担任过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的统治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毛泽东则领导创立并建设了新中国，带领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巧合的是，蒋经国和毛岸英都是狗年生人，小蒋比岸英大一轮。

另一个巧合是，两人都有留苏经历，而且都是在15岁左右到的苏联，前后也相隔12年。岸英到苏联的那一年，小蒋结束了在苏联13年的岁月，回到中国。

两人在童年和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与父亲都是聚少离多，且两人先后都在上海生活过。不同的是，小蒋的童年颇为平顺，先在浙江老家后去上海念书，后又去北京，然后其父为表示支持孙中山“联俄”追随进步，送小蒋去苏联留学。而岸英的童年颠沛流离，堪称苦难。不到8岁，他就和共产党员的母亲杨开慧一起被捕关入长沙监狱，目睹母亲备受折磨直至壮烈牺牲。岸英后来被党组织接到上海上了幼稚园，可是党组织遭受破坏，岸英小小年纪就生活无着，和两个弟弟流浪街头，可以说九死一生。

小蒋在留苏岁月中也受了不少磨难，这多少也吃了他父亲蒋介石1927年清洗屠杀共产党人的挂落。不过相较于岸英，小蒋流放时已经成年，而且孤苦了3年就遇到了好心的苏联姑娘蒋方良（瓦哈瑞娃）与之成亲，以后几年辛苦归辛苦，总归还有亲人照顾。比之小小年纪就失去母亲在社会生活底层流浪挣扎的岸英，还是好过很多。

岸英在留苏的前3年，应该是享受到了他短暂生命中难得的安宁。他在国际儿童院认真学习，吸吮着各种知识的养分。可是希特勒德国闪击苏联，打破了岸英的平静生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尽可能照顾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烈士的孩子，但是岸英却不愿安心享受这种照顾，他坚决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消灭法西斯。

在这里，我注意到两人的人生轨迹有了明显区别。蒋经国回国后不久，就去江西赣南任国民党专员，类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地级领导。岸英经过执着不断的要求直至上书斯大林，得以进入军事学院学习。

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不幸于1939年12月被日军飞机炸死在故乡老宅丰镐房外，小蒋回来奔丧，悲愤地写下“以血洗血”几个大字。然则此时，他已经与自己的女秘书有了婚外情，更在1942年1月得了一对非婚生双胞胎儿子。

岸英在1944年如愿参加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一路打到柏林，荣获“红星勋章”。这是1930年设立的用于表彰苏联勇士和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士的军事奖章。1945年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之后，岸英又被调到远东，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对日作战，又立战功。岸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打过德国兵，打过日本侵略者。

蒋经国和毛岸英回国后，他们的父亲都安排了对他们的“再教育”，但内容和方式截然不同。

蒋经国被要求在溪口老家读《孟子》《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等，写读书笔记，练习书法，学习中国文化。蒋介石为他延请的老师是国学才子徐道邻。

毛岸英在1946年1月回到阔别18年之久的父亲身边后，毛泽东便安排他到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农民吴满有家，跟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种地和农村生活，上“劳动大学”。

同样属于思想改造性质，蒋介石是要用中国的天地君亲师和仁智礼义信的传统文化清除掉小蒋头脑中的苏联共产党思想；毛泽东则是让毛岸英熟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补上中国革命这一课。

蒋经国从赣南就开始搭建他的个人班底，之后一路官运亨通，特别是领导了三青团。1945年10月，他进入国民党中央成为执行委员。

而岸英从1947年起，一直是做土改等实际工作，除参加抗美援朝前担任过北京一个工厂的党总支副书记，没听说对他有任何行政领导职务的安排。

蒋经国在1927年经历了蒋介石背叛革命清洗屠杀共产党人，和逼离自己的发妻、小蒋的生母，再娶豪门宋氏之女之后，他在苏联公开发表了反蒋和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文章。这些在他回国后又被洗白，此后一直表现为“父慈子孝”。

毛岸英对父亲毛泽东一直都是景仰敬爱，未闻有过任何冲突。以常人之心度之，岸英最有理由埋怨的是回到父亲身边后又被送去上“劳动大学”——他有过那么苦难的童年，在苏联上过两个军事学院，又经过对德日法西斯战争的洗礼还立过功，凭什么还要去农村劳动？然而，岸英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安排，步行30里去了农民吴满有家，住下来，学习各种农活，打了满手血泡。

我知道小蒋先生很亲民也很有能力，在台湾多有建树，口碑不错，对他并无不敬之心。但是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的毛岸英，更令我敬佩。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爱子，他在历经了无数苦难战乱终于迎来和平的年代，却因为美帝把战火烧到我国的家门口，主动请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而身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毛泽东，支持了儿子的请求，亲自说服彭老总带岸英去朝鲜。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除了让父亲帮他“走后门”去朝鲜前线，没有享受过丝毫特权。

岸英是在朝鲜的战火中度过了他的第28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一个月之后，他就被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毛主席为两位逝者写的纪念文章后来都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所写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中央警卫团的普通战士张思德所写的《为人民服务》。而对爱子的牺牲，毛泽东心中的悲痛无人知晓，他默默地把岸英的遗物珍藏在自己身边直至去世，但是却没有写下片言只字。可是，《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中的那些闪亮的字句，有哪句不能用在毛岸英身上？

蒋经国比岸英多活了50年，留下了几本他写的书。岸英离去得太早，身后没有任何著述。但是他被公开出来的两封信，却胜过千言万语。一封是他写给斯大林的信，坚决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另一封是1949年10月写给他表舅的信，拒绝帮亲戚要官。

蒋经国和毛岸英都是有些人喜欢贴上“太子党”标签的人。蒋经国对此说法有何表示，我不清楚。毛岸英在世时，我们党内气正风清，还没有贴这种标签的时髦，但是毛岸英很有预见地在给表舅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

毛岸英对自己也有一个定位。他在信中写道：“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面对这样的高尚、纯真和忠诚，我只能说：毛泽东，不愧是人民的领袖！毛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

只活了28年的毛岸英，今年也是百岁冥寿了。百岁岸英，应该是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年永远的青春偶像。

（编辑  季节）

从“运十”的夭折谈起

　　1999年，我在国家科技部办公厅担任调研宣传处处长时，偶然看到《经济管理文摘》刊载的一篇文章《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此文是由杂志执行主编高梁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跟踪调研过程，整整伴随我近10年之久。

　　文章详细记述了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初启动大型干线飞机“708工程”，到1985年终止研发，其中决策背景、研制过程、人为阻力、下马原因，像一幅幅情景图片一样清晰。这是一个堪与“两弹一星”份量相比的国家级重大工程，也是以举国之力实施的标志项目。虽然我对大型飞机的概念几乎为零，但对科技政策的敏感性让我头脑中产生了一个个问号：大型飞机项目究竟为什么下马？这个项目下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重大科技项目的决策机制是什么？

　　于是，我找到高梁，与他多次交流大飞机研制过程中的人和事。

有几个关键信息大致可以反映“运十”短暂的命运。（1）1970年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启动实施，目标是研制民用干线飞机，150吨级，续航里程7000公里。（2）项目由上海市牵头负责，全国相关单位协作，到1980年“运十”首飞成功。之后试飞4年多，先后抵达国内30多个大中城市。（3）到1984年决定终止研制，理由很多，相关部委态度不一，最终在结构调整中“下马”。（4）此后航空工业选择民用飞机“三步走”发展战略，即与国外合作组装——合作研制——自主研制；但十几年后又回到原点，队伍散了，由“运十”所构建的一系列技术平台和成果如航电、航材、航空发动机等都化为乌有。（5）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麦道”飞机，后因波音兼并麦道而终止。之后民用大飞机研制基本上无人提及。

　　我深感困惑的是，在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终止自己历经10余年的研制项目？核心技术肯定是引进不了的，落后者可以通过学习和消化吸收加以提高，我们不可能单纯通过引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自主研制过程是掌握核心技术和缄默知识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并无捷径。

民用航空工业的调研和广泛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暗下决心，争取把大型飞机作为科技部的调研课题，系统深入地开展战略研究，至少从中梳理总结一些科技政策问题，作为今后重大科技决策的一面镜子。这个话题很快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如北大路风教授、中央政策研究室王超平局长、原三机部飞机局胡溪涛局长、原国家科委人才干部局金履忠局长、原上海飞机制造公司“运十”副总设计师陈不时和研究院院长吴兴世等等纷纷聚集。每一个人都义无反顾，共同投入了这段非同寻常的研究历程。

　　此后一年多，调研组先后考察了上飞、西飞、陕飞、沈飞、哈飞等企业，拜访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民航总局等各大部委，与当年参与过“708工程”的上百位科学家、工程师进行了面对面的座谈交流。随着调研的逐渐深入，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调研的意见远远超出一般的课题研究，有可能最终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有一个调研场景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上海飞机制造公司和640所是“708工程”的主体研制单位，是当年从全国各地高校、企业选拔的精干人员组成的。他们在这里奋斗了15年，结果无疾而终，每一个人提起往事既有成功的自豪，也带着失落和痛楚。我们来到工厂，看到当年曾飞过全国30多个城市、6次飞抵拉萨机场的“运十”飞机，静静地放置在厂区一角，诺大车间里空无一人，布满蜘蛛网，地面和遗留的机器设备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很难与当年八方才俊航空报国的热烈氛围联系到一起，内心的震撼不言而喻。

　　车间角落里有一个很大的铁皮柜，四周都被粗大的铁条牢牢地焊结着。陪同考察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美国人留下的和上飞厂合作组织麦道飞机的资料。1998年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后，第一个行动就是终止在中国的合作组装项目。于是，美国人撤走了几乎所有的设备和资料，留给我们的只有尚未组装的零部件、空荡荡的厂区，以及来不及搬走的这些资料。即使这些资料早已失去价值，但美国人还一直严密监控，不允许中国人染指。

　　原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对“运十”十分关心，曾经为恢复“运十”项目奔走呼号，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诉我们，“运十”下马后，美国麦道公司一位副总曾对他直言，之所以选择在上海组装麦道飞机，就是因为上海搞过“运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搞不成大飞机。

我们曾经到某部委与一位主管司局长交流，她说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目前不具备发展大飞机的能力。搞不了航空发动机，没有好的航空材料，没有优秀的设计人才，适航问题更是难于登天，即使搞出大飞机也是枉然。她还说从支线飞机开始，逐步积累技术和获得适航取证能力，以后再过渡到大飞机，这是已经确定的发展路子。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能力不够就不干了，那么能力是怎么来的?放弃自主研制就能够自动缩小差距吗?更为重要的是，搞不搞大飞机不只是技术决策，而是政治决策——对国家利益和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被克林顿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科技工程——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哪一个不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轻而易举就能做成，那还叫攻坚克难吗?这些技术能力都需要长久耐心的积累，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不迈出从0到1的一步，我们将永远与技术能力无缘。今天中国面临许多“卡脖子”问题，几乎都与缺乏战略思维和超前布局有直接关系。

　　调研中也遇到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运十”总设计师马凤山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著名专家，也是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运十”下马前后，他和很多行业内专家一直呼吁工程不要停、队伍不要散，而他刚过60岁便过早离世。“运十”飞机试飞员王金大说，在他飞过的所有飞机机型中，“运十”的总体性能决不亚于当时的主流机型。他激动地说，如果你们能够让“运十”飞起来，我虽然老了，身体还算硬朗，愿意再当“运十”的试飞员。当年的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说，自己一辈子飞过很多机型，但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希望能够成为中国大型商用飞机的第一个飞行员。拳拳赤子之心，苍天可鉴！

　　令我最为感动和难以忘怀的，是有幸结识一批具有战略思维和家国情怀的专家领导。他们思考和处理问题很少有本位主义，对个人得失更是不屑一顾，一切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坚守着初心与良知，无怨无悔地坚持着、努力着。 有一位领导干部令我至今感念不已，他是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江上舟，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法归国的信息工程博士。我在上飞调研中与他结识，虽然当时他对大飞机情况也了解不多，但他主动参与到我们的调研中，那时我不知道他已身患重疾，但他的工作强度和积极性，根本不像一个病人。我每次去上海都与他进行交流沟通，他的博学、大器与担当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2005年启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论证时，科技部郑重向中央推荐他担任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辱使命，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和大飞机发展战略做出了重大贡献。江上舟，堪称国士！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与大学的政策研究者多有接触，但总体感觉清谈者居多。路风和他的团队是个特例，他们多以问题导向，在产业一线从事技术政策研究，非常接地气和有针对性。路风是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博士，经济理论功底深厚，但从来没有以大学者自居，随和而谦逊，一幅邻家大哥的温良模样。在这次调研中，他带领团队不仅提供政策理论方面的支持，而且以学者的严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大飞机战略研究贡献甚多。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这是我对路风团队的基本印象，背后则是他的风骨与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先生对发展大型飞机投入了许多精力，数次倡议发起航空工业发展战略的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他说：“讲循序渐进，在现在世界激烈竞争的时候，还允许你稳如泰山地渐渐搞吗？什么叫序呢？序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有人把）只能循人家已经有的规律（结论）前进，自己不敢越雷池半步叫循序。现实中，除了学习是循序以外，从科学发展来看，都是先看到现实再找根源，而不是先找到根源，再在根源上发展的。作为一个前进的事情，怎么能搞循序发展呢？……我们要的是‘寻优勇进’，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我们科学界还有这样的责任，一个是继承以往的，一个是把我们的知识传播出去，再加上创新，即传承辟新、寻优勇进。”王大珩先生已经作古，但他的告诫仍言犹在耳，字字千钧。

　　在大飞机调研以及之后的中长期规划重大专项论证中，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居功至伟。当时各方对发展大飞机的质疑远多于肯定，有的领导甚至说“大飞机就不要再提了”，但徐部长仍然明确支持我们的调研，并且与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一起担任双组长，充分体现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大飞机专项经中央批准开展论证后，徐部长在专家选定、论证基础和方向等方面更是倾注了大量心力，为专项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卓越贡献。从2001年到2006年，我一直在徐部长身边工作，这是我一生的荣幸，他的专业精神和家国情怀时时感染着我，令我受益终生。

　　在科技部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共同牵头组成大飞机战略调研组之后，调研工作进入到有组织、有目标的新阶段。那段时间我们四处奔走，广泛对接。调研组内部讨论甚至争论都是家常便饭，希望从中找到共识和答案。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个人都处在忘我的状态。王大珩、师昌绪先生担任调研组顾问，虽已年届八旬，仍然不辞辛苦地参与多次座谈对话。徐冠华、郑新立身居高位、公务繁忙，也经常抽出时间与调研组成员一起讨论商议。国事当头，夫复何求？

国家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

　　2003年，科技部和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是自1984年“运十”下马近20年后，由国家部委经过调查研究，郑重提出的重大决策意见。历经几年的努力，大飞机问题终于再次被纳入国家决策程序。报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个重要判断和意见：

　　——大型飞机是“现代工业之花”，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业技术的发展，从轻工产品到汽车、飞机、电子通信……反映着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及工业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欧美国家穷其国力发展航空工业，正是力图以此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这表明当代工业技术发展不只是自然进化与积累的过程，更是战略布局的结果。大型飞机的研制，涉及众多学科和技术，包括材料科学、空气动力学、航电、航空发动机等等，可以说是现代工业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工业结构不能永远停留在加工贸易的水平上，结构升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并且迫在眉睫的课题。我们应当借鉴20世纪50年代的12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以大型飞机研制重新整合和布局相关学科及工业结构，使之尽快跃升到世界先进行列。

　　——自主发展大型飞机，不仅在技术、经济方面意义重大，而且直接关乎国家安全。中国民用航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关键是这个市场由谁来主导。如果我们不甘心永远用7亿双鞋子换一架波音，不甘心永远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不甘心中国天空永远飞翔着他人的飞机，那就需要积极主动地谋篇布局。更为重要的是，大型飞机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平台，现代战争的空中平台90%以上以大型飞机为基础，没有这个平台和能力，就无法建构完整的空天地海电磁一体化作战体系，就可能导致我国在未来战争中处于被动状态。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四国宁可25年不赚钱也要发展空客，其间还受到美国多方阻挠和打压，终于实现了与美国波音的同级较量，我国更不应当对此心存侥幸。

　　——经过多年的技术和产业积累，中国已经初步具备自主发展大型飞机的能力。当今世界，人们公认具备发展大飞机的潜力和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只有美、俄、中国及欧盟。无论是在学科还是工业布局上，我国都是全球系统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已经让“运十”飞上天空，虽然距离商用化还比较遥远，但至少证明我们可以自主解决大部分技术问题。今天中国无论是技术还是经济实力，都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在大飞机研制上，我们欠缺的主要不是技术和经济实力，而是政治决断，是全行业大系统的一盘棋布局。

　　——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还要按市场化机制发展大型民用飞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我们在许多关键领域实现了突破。今天，举国体制仍然是我们的法宝，但其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企业力量、资本市场、国际合作以及市场竞争等新的维度，都决定了我们完全有可能、有必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以更高的效率和质量实现宏大目标。我们要开发的大型客机必须在成本、质量、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具有竞争力，最终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认可。因此，我们既要强调自主又要坚持开放，既要强调计划又要注重市场，既要强调战略又要注重商业。可以说“两条腿走路”的协调与合力，将决定着最终的结果甚至成败。　

　　2005年， “十一五”民机规划的第三条路线被提出来：通过技贸合作，力促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在我国设立总装线，合作组装大型客机。经谈判选择与空客合作组装空客320。一些省市为了争得这个项目落地，上下游说，最后定点在并无航空工业基础的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承担全部基建投资，合同期内总装若干架A320，经营风险主要由中方承担，法方对技术严格封锁，不允许中国航空工业界参与。在1998年空客撕毁合作协议7年后，中国又一次走上合作组装的道路。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已基本明确自主研制大型民机的关键时期，空客的“适时介入”很难让人不与当年麦道灭掉“运十”的过程联系起来。

　　2006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在中国经济和科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大型飞机作为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终于尘埃落定。论证组组长是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末，他在存在诸多分歧意见的专家中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协调沟通工作，在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了为国担当的勇气和魄力，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论证意见。有争议不可怕，怕的是和稀泥，是被局部利益所裹挟，是缺乏直面困难的担当。李末校长无愧于国家重托。

　　2008年，经过两年筹备的中国商飞集团公司在上海成立，标志着民用大飞机项目正式启运实施。从1970年启动“运十”研制，到2008年再启动大飞机专项，38年的风风雨雨，堪称一部国家发展历程的激荡史诗。所有对大飞机关注过的人们，都会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感慨不已。这一行动充分表明，中国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力图在引领性、决定性的高科技产业领域有所作为。我们不甘心永远做服装鞋帽，不甘心永远居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

重大科技决策事关国运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回顾大飞机曲折的发展历程，可以引发更多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中，究竟应当遵循什么逻辑和规律，才能避免方向性的失误。在一日千里的新科技大潮中，不要说路子走错了，即使走慢了，往往就意味着失去机会的窗口，再没有资格与他人论高下。因此，当科技越来越成为核心竞争力，甚至决定国运兴衰的当下，重大科技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本身的范畴，必须置于宏观经济、外交、政治等更大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审视。仅从大飞机的决策过程来看，至少应当反思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商业问题还是战略问题。许多商业行为无所谓高低远近，只要赚到钱就是硬道理。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安全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1840年以前中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丧权辱国。没有核心竞争力就只能永远跟在全球商业帝国后面跑龙套，看别人的脸色吃饭。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战略就是管长远和根本的问题，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与近期的商业利益无关、甚至相悖。美国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欧洲的空客计划、伽利略计划和核聚变计划，中国当年的“两弹一星”，都是着眼于未来的战略之举。遗憾的是，我们一些人常常以商业利益取代战略利益，一些重大技术领域走了一段后停了下来，相当于自废武功。

　　第二，是局部问题还是全局问题。在大飞机问题上，几十年来争议不断，军民之争、部门和地方之争、引进派与自主派之争、产业部门与应用部门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分专注于本位利益，其实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涉及部门或地方利益的问题，争论往往等同于内耗，争论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更何况大飞机这类问题涉及国家间的竞争格局，外来的干扰和影响从来都不会自动消失，麦道和空客在关键时刻的介入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因此，如何建立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超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羁绊，避免各种非正常的干扰乃至破坏，这对于保障重大决策的及时性、可靠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第三，是技术问题还是信念问题。技术能力不够，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这是大飞机调研和论证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调研之初，从部门到企业，从科学家到应用部门，很少有人对我国自主研制大飞机的能力抱有信心。差距是客观的，短期内赶上不切实际，对此我们非常清楚。之所以仍然执着地投入战略研究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只是早晚而已。当年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技术能力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必须经过从无到有的创新实践，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就永远不可能缩短差距。1970年，中国启动“运十”时，中央和当时的科学家们不知道有多难吗？但仅仅用了10年，“运十”便一飞冲天，这是中国民用航空事业长期难以企及的重要里程碑。我认为在这类重大战略问题上，信念比技术重要100倍。

　　第四，是以我为主还是依附他人。在科学技术上我们是后来者，承认差距，老老实实地向先进国家学习，这是起码的理性态度。但在大飞机问题上，发达国家绝不可能容忍一个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面对欧洲盟友，美国当年尚且痛下杀手，何论中国?即使在某些生产环节的合作，西方对于关键技术的限制和封锁也毫不放松。对发达国家抱有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让我们作茧自缚。大飞机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一些人总是希望“找根洋拐棍”（宋健语），离了这根拐棍就不敢迈步，浪费了几十年时光。真正的国际科技合作，从来都是以珍珠换玛瑙，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自己如果没有足够对话和交易的能力，就不配享有技术进步与创新所带来的尊严。

第五，是专家决策还是科学决策。这些年来，专家学者在重大决策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充分体现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一些主管部门动不动就把重大决策权交给专家，重大战略工程项目需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但决策的基础和逻辑是不是必须以此定论，甚至投票决定取舍，这种追求程序正确的安排是否真正符合科学决策的要义?我们知道，专家们更多关注的是技术上的问题，而对系统性、工程性和跨学科的问题少有涉及，更枉论产业、政治、外交等关联性问题。另外，门派之见、利益分配等问题已逐渐渗透到学术界的各个层面，专家个人很难超脱这一格局。因而，专家决策与科学决策不能混为一谈，既要尊重专家的意见，也要强调政治家的决策与担当，这应当是重大科技工程的基本决策逻辑。       

（编辑  碣石）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为期8天的中共二大通过了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首部党章，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本次党代会最突出的贡献。党的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宣言，第一次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和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二大延续了一大的工作，共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

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都路625号李达住所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中央局成员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李达（湖南零陵人），上海的杨明斋（山东平度人）、北京的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山东的王尽美（山东莒县人）、湖北的许白昊（湖北应城人）、湖南的蔡和森（湖南湘乡人）、广州的谭平山（广东高明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直隶天津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浙江金华人）等12人（一人姓名不详），代表全国党员195人。

中共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国际形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及动力，讨论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其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名单不详）。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二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代表中央局向大会报告一年来党的工作概况，介绍党组织的发展和京、汉、湘、粤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现状，当前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的中国，现在只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要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

张国焘在会上介绍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简要报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2]

陈独秀再次发言说：产业工人不能单独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现时的中国革命，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和农民才能得到选举的权利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阶级有了这些权利和自由，就能更有力地组织斗争，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3]党的二大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

三

中共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经杨明斋提议，代表们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全面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了初稿，随后的几次讨论中，蔡和森又提出不少补充、修正的意见。当近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呈现在代表面前时，大家不禁惊呼起来。因为该宣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都做了论断，并且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这在民主革命历史上堪称破天荒的创举。[4]

《宣言》写道：“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联合的同时不忘独立性，《宣言》明示，“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5]

第一次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策略，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此乃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最低纲领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党章。根本大法——党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最根本的法规，是中共党内的普遍行为规范，是中共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立党、治党和管党的总章程。[6]中共一大没有制定单独的党的章程，首部党章是从二大发轫的；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7]此后，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对章程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

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章程共6章（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及附则）29条，分别对党员的条件和审批程序、党的组织系统及其构成、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党的组织纪律、党的经费来源及使用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初步构建了党的组织体系。应该讲，首次规定了纪律处分、特别突出组织纪律建设和更加强调政治纪律的中共首部党章，是比较完备的章程。以后的几次党代会，大多都是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做“小改”。到1927年中共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五大党章，其内容才作了较多的变动。[8]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其中的两条精要如下：一、我们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二、我们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9]

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系党关于统一战线的首个专门文件。[10]

该议决案阐明了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说明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的策略原则，提出了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构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有全国各革命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广泛的联合战线。在这个联合战线中，国共两党是一种平行的关系。[11]

“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议决案》同时写道：“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12]

中国共产党从一大主张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到二大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此倡议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少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提出了要求。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强调，“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发展工人运动做出的第一个议决案，为全国的工会运动明确了发展方向。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其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人数逾30万。当年9月14日至18日，安源路矿1.7万多名工人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斗争，取得胜利。[13]

“凡是受掠夺的少年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共产主义少年要去活动的地方；要在这些地方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做种种经济的奋斗；这是吸引他们归依共产主义革命队伍旗帜最有救的道路。”《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14]

大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15]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二大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宣言》认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6]

党的二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中央领导和监督机关。根据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在党员人数超过500人，或已成立5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方，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一大没有正式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开展工作，一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局。[17]

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18]中共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5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名，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管宣传、组织工作。

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到1922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党的二大终于专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决议案》强调：“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与特殊的决议案，文字非常简短，但该决议对以后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就明确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照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行事，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指示，重要的组织人事安排等务必得到共产国际批准。[20]

概而言之，党的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宣言，第一次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和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少年运动及妇女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这些“第一”，说明中共二大的成果令人鼓舞。在大会结束的7月23日，陈独秀已然忘记此乃秘密会议，他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如同演讲般高声地宣读大会文件。[21]中共二大乃国共合作的重要拐点，大会通过之各项决议案，几乎将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问题囊括其中，注定要开启统战大门。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为期8天的中共二大出色完成了中共一大在特定情境下未尽的党的创建伟业，续写了党的创建历史篇章。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乃是中共二大最突出的贡献，党初步找到了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路径。党的二大另一主要功绩，是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两大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群众党”的含义包括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能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必须到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等方面。所以说，我党的群众工作，从中共二大开始翻开了新的、更为厚重的一页。[22]而中共二大的不足，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尚缺乏深刻认识。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之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其理论结晶之一，是放射真理光芒的经典文献。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答了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提出广大贫农群众是革命的先锋。这两篇文章将农民视作革命的中坚，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至关重要的主力军问题。

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撰文《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立足中国革命实践举起的“新民主主义”旗帜，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于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阐释了通过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光辉前途这一思想。

1956年4月25日，为党的八大召开做思想理论准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此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该报告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的路线。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讲话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79年的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高高飘扬的伟大旗帜。

1989年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严峻挑战和考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面临巨大困难。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南方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强调：“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国道路的历史突破和与时俱进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中，党的十四大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作出新阐述，是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这是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文献。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0月14日，在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上，胡锦涛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这个讲话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不懈探索的发展问题在认识上的重大飞跃。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报告对改革开放的经验作了“十个结合”的概括，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作了概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党的十八大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万山磅礴看主峰。习近平同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回应现实关切、时代困惑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定盘星”与“指南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充满生机活力。2012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3]“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4]“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5]“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6]“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7]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8]“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9]“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10]“要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3]“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4]“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会面临许多激流险滩，要勇于迎接各种风险挑战。”[15]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2022年7月26日至27日，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步伐坚定。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世所罕见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百年不懈探索追寻，鲜血和汗水伴着光荣与梦想、责任与担当，一代代共产党人肩扛使命、立足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拓出中华民族壮阔的复兴大道。新时代的中国，写下“此卷长留天地间”的不朽诗篇。中国共产党领导14亿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坦途，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选择新路径。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6]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之共性，更具中国特色。14亿中国人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量，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地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物的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基于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本国国情，把准时代脉搏，既切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亦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期不断为和谐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走好自己的路，团结全国人民在新的征程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一方面理论上创新求突破，坚定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炼、丰富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应对并解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新问题新挑战。另一方面实践上创新求突破，坚定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鼓起敢为天下先、勇立潮头的朝气锐气，从宏大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踔厉奋发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朝着既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勇毅前行，将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编辑  杨利红）

我从天津泰达开发区退下来以后，于2014年发起成立了“天津和富文化发展基金会”，同时在南开大学成立了“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和富中心）。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担任主任，我是副主任。和富中心主要研究、宣传中国共产党老一代党史人物的历史。“和富”这个名字源自我们家族的蔡和森、李富春名字中的“和”、“富”两字，寓意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和人民生活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这个家族主要成员有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还有蔡家的老母亲葛健豪等人。因为湖南湘潭大学关于蔡和森、向警予已有多年的研究成果，所以和富中心目前主要研究李富春和蔡畅的历史。

有关李富春历史研究的现状

对于李富春的历史研究，较早是由党中央批准的，房维中、金冲及主编了《李富春传》。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发改委的许多专家都参与了编写工作，这本书已于2001年出版发行。房维中是原国家计委老领导，对情况很了解，书的内容史料丰富、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对李富春的工作和历史功绩做出了正确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总结计划经济经验教训来说，它都是很好的一本书。2020年，为纪念李富春诞辰12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

2015年，和富中心开始组织编写了《李富春文集》、《李富春年谱》、《蔡畅文集》、《蔡畅年谱》（共四套九本书，260多万字），由南开大学二十几位学者参与，去年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编成印发。

和富中心走了一条非官方的专业化研究道路，特别是在通过公开出版物收集资料信息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例如李富春向毛主席反映河南饿死人的问题，过去在《李富春传》中没有提到，我是从《毛泽东年谱》中查出来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提到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极大”。我翻阅了《毛泽东年谱》的记录，此前毛主席得到一些地方粮食紧张的信息，但是并不知道饿死这么多人。我认为这件事对研究李富春的历史很有意义。现在很多领导人的“文集”和“年谱”都正式公开发行了，这些都是研究党史的宝藏，让我们的研究可以方便地获得更多资料。

习主席号召全党要学习党史，使学习党史的形势和氛围大大好转。我们组织南开大学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参与研究，研究李富春与新中国计划经济为主题的课题引发了他们的兴趣，曾经发表了多篇论文，形成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不过，整体而言，对李富春历史的研究相对还比较薄弱。多年来，全国各地也有一些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但比较分散，著述的分量也显得不足。

在《李富春传》的基础上，现在又有了李富春《文集》和《年谱》等研究成果，这些不但是研究李富春的历史，而且也是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很好的基础性资料。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特别是武力老师牵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这个平台，预示这个课题研究的前景大有希望。

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

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表示，在研究李富春历史的过程中，也学习了新中国计划经济史，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也是目前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

为什么要研究李富春？

首先，李富春在我们党的经济计划工作中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前，李富春就开始负责计划工作。1941年11月在延安，李富春负责起草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1949年1月，他领导编制了东北解放区的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李富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分工负责计划工作。从1954年9月正式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实际工作了十年。此后经历了一系列曲折，李富春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5年去世，长达25年。李富春是在国家计委主任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把后半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计划工作。

李富春是新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如果说毛主席、刘少奇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周恩来、陈云是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其次，李富春在新中国计划经济工作中的主要贡献。

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具体领导了新中国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尽管这三个五年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太多的风波。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我们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出现错误，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李富春在这期间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纠正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在党中央领导下，李富春提出并通过“八字方针”进行经济调整，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维护了计划经济的严肃性，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是李富春的一个重要贡献。

李富春是我国计划工作的主要奠基人。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各级政府建立起计划管理机构，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形成了完整的计划工作体系。这套体系经过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

再次，研究李富春历史与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关系。

李富春领导计划工作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通过研究李富春可以更好地促进对新中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反之，通过研究新中国计划经济史，可以为李富春的历史研究提供更宝贵的史料基础和更大的时代背景。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把这两者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计划经济史的评价和再认识

研究历史，无论多么客观，都无法回避或绕开价值评价，对计划经济史的研究也是一样。在各位专家学者面前，我只是从一个相关历史人物后代，和我所从事过的经济管理工作的角度，谈谈我对计划经济史以及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尽管在那个期间，国家经济运行犯了一些错误，不但经济发展本身遇到了许多困难，而且也影响到计划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有人对新中国是否实行的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认，就总体而言，当时中国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建设中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全世界各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的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缺少管理经验，需要从头学习，与苏联相对成熟的计划经济模式有相当的差距，而且又受到内部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这些干扰都违背了计划工作的专业性和规律性的要求。所以用现在时髦的说法，那时我们实行的是“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不管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多少弊病，不管是“文革”前17年，还是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从整体上看，那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那个时期我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更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那个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优秀人才。没有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感受和反思，就不会有对市场经济的深入探索。

其实，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党始终也在探索如何改革计划工作。例如，李富春曾经提出“两种计划方法”——分别对不同经济成分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对中央和地方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其他领导人也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做法。所以，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

1964年年底，毛主席批评国家计委“抓小不抓大”。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主要弊病，一是管得太多太死，束缚了各方面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与此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审批项目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审批时限过长。过去在地方工作时，我们说过一句调侃的话：“什么项目要想办不成就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因为审批一拖就是很长时间，当然这是以前的情况。二是过去信息技术手段落后，无法及时掌握准确的和完整的数据信息，计划很难符合实际情况。虽然毛主席要求“计划革命”，摆脱苏联那一套，但是那时大家都还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这其中很重要的还有所有制的改革和明确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成就及新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起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国家计委改为国家发改委，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和五年规划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政府审批也在不断地改进和规范之中。过去计划经济的很多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但是改革发展走到今天，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逐步暴露出来。例如资本的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新时代党中央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关于政府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一个提法，叫“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个提法避免了政府的缺位和直接干预企业运营这两种倾向。政府如何调控市场呢？除了运用财政、税收、货币、行业监管和产业发展等政策工具，计划更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而这个计划应该是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新的计划”。所以，探讨用新的计划去调控市场，弥补市场的缺失，发挥市场的作用，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

提到“计划”，我们不必太敏感，不必“深恶痛绝”。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我对计划经济的认识，除了与前辈有情感联系，更重要的是亲身经历和理性判断。我本人是“老三届”，后来从事地方经济管理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对改革开放前后有深刻的对比和感受，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有正反两方面的认识。我们坚定拥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赞同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首先要分清作为体制的计划与作为工具的计划。“历史没有终结”，计划工作也不应该终结。只要符合人民利益和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就应该允许对计划工作进行新的探索。新的计划应该遵循经济规律，符合法治精神，杜绝行政干预，减少行政审批，更好地调控市场并为市场经济服务。

何为“新的计划”？我想就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计划工作。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议，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系统工程理论可以用于经济管理和军事战争；后来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数学工具建立经济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指导经济运行；上个世纪后期国内外还流行运用“老三论”和“新三论”管理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现在的信息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什么这些技术可以用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资本、教育医疗、科学研究，甚至政治角逐和军事战争等很多复杂系统，而不能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不能用于计划管理？不能用于市场调控？我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完全可能给新的计划工作带来新的发展空间，甚至带来一场革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完全能够更加准确而全面地掌握经济数据和动态，对市场做出更准确的分析和预测，对经济形势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可以及时发出更准确的信号，更准确地调控市场方向和进程。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国人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然，这种新的计划工作还涉及政府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的改革，但从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新的计划工作就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真正实现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的夙愿。

  （编辑 季节）

毛泽东题写报名和撰写发刊词

《解放日报》（延安）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我党领导的根据地的第一个大型日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毛泽东题写了报名并撰写发刊词。发刊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总路线和本报的使命，即“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解放日报》创刊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该报及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分析，最早明确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方面是有功绩的。

初期存在脱离实际的倾向

创刊初期的《解放日报》，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主要表现在：社长秦邦宪（博古）要求每天写一篇社论，但质量普遍平平；版面安排上，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国际优于国内；报纸内容以刊登国际新闻为主，对党的中心工作配合不力，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已经开始的全党整风和大生产报道不够；文风上，党八股现象较为严重。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多年来经历了艰苦而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新闻界整风的重点是改造《解放日报》。在1942年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它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他强调指出，《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郑重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会议的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

一个月后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说，我党现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他认为：报社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

毛泽东提出，要“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1942年3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外国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只不过是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必须进行改造。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在整顿“三风”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解放日报》及时派出记者采访各界人士听取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并在报纸的“信箱”栏目刊出读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批评与建议。

对《解放日报》的改造从改版开始

为了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当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解放区、八路军的情况，加强了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头版——要闻版主要刊登反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第三版是国际版（不再直接采用外国通讯社和本国非党的通讯社的电讯，对电讯进行选登和改写），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新闻报道以关注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不少社论由党的高级领导人执笔，整体品质较高；克服了教条主义习气和呆板枯燥的文风，版面上多为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生活的内容。

是年8月，党中央任命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以加强报社的领导，并决定他和社长博古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从组织上保证报社领导及时了解党中央的决策，使报纸能迅速、准确地反映党的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从9月起，《解放日报》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并在边区各地陆续建立通讯处，派出特派记者，扩大报道面。西北局明文规定，每月讨论一次报纸关于边区工作的宣传方针；报社编辑部派人出席西北局的会议，西北局派人参加编辑部的会议。9月15日，毛泽东表示“报馆（解放日报社）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陆定一在39年后回忆说：改版后《解放日报》不再是王明路线的残余，而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曲线救国”等等，最后发展到揭露美帝国主义。这种揭露是有事实，有道理，有分寸的。

中共党报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为了宣传无产阶级办报思想，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阐述新闻工作的社论和文章，如《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报纸和新的文风》《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和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等。对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全党办报的方针，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两种新闻观的界限，以及文风等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础。毛泽东为改造该报及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形成厥功至伟。他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修改了大量社论、评论和消息。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均首先在该报发表。

《解放日报》改版后结下的新闻理论硕果主要有：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贯彻“全党办报”方针；彻底的唯物主义新闻工作者，须正确处理新闻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坚持新闻为党的实际斗争服务的方向；反对“无冕之王”的观点，树立“人民公仆”思想；坚持群众办报路线，大力发展工农通讯员队伍；反对党八股，树立鲜明生动、活泼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

《解放日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的改造，使该报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改造与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形成乃20世纪中国新闻界的大事件，由此党报走上了成熟的发展道路。这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次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把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都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编辑  季节）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墙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也让国人铭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与伤痛。然而,这场浩劫发生之后的八十多年里,却不断有人以种种“理由”质疑死难者是否达到30万之多,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确考证”,提出20万人、10万人、5万人、3万人乃至3000人、47人等结论。诚然,死难者数字的消长并不会影响对日军罪恶行径的定性;但是,这种质疑行为的根本意图是,企图以人数的“不精确”和“不客观”,来证明事实认定的“不精确”和“不客观”,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由客观事实定义为被害者主观建构的“被害记忆”,从而否定大屠杀事实的存在。因此,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捍卫,不仅关乎历史事实,更关乎民族尊严。事实上,30万死难者应是指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屠杀罪行是战后审判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惩办战犯的法律条例与协议规定,战胜国组织国际法庭和受害国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收审,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法庭”);乙级、丙级战犯由受害国法庭审判定罪。

东京法庭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委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与审判,担任中国驻东京法庭代表团团长。该法庭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诉讼,至1948年11月12日宣布判决,历时两年零六个月。1945年11月,中国在重庆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等城市设立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其中,涉及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军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学者一般称为“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法庭”。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据梅汝璈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时间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及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南京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主要有两起案件:一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案,1947年1月9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号”,由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绍棠、叶在增5位法官及2位检察官审理,1947年3月10日宣判。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谷寿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华门,指使和怂恿部属滥杀无辜,是直接实施屠杀南京军民的罪魁之一。1946年2月,驻日盟军应中国政府要求,以战犯嫌疑者名义逮捕谷寿夫。同年8月1日,谷寿夫与12名乙级战犯一起被押至中国受审。二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战犯案。向井和野田系日军第十六师团少尉军官,两人在进攻南京途中,相约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到达南京紫金山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分不清谁先杀到100人,于是以150人为新的目标,继续向南京城内进行砍杀比赛。另一位日军军官田中军吉,曾手执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先后杀戮300多名中国人。该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3号”,同年12月18日宣判。

屠杀事实与遇难人数于法有据

东京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从法律上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南京法庭对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则为认定大屠杀死难人数提供了直接依据。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证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给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共有2784件调查结文,其中,中华门一带约占三分之一,有十余万人被害。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

遇难者人数实为30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判决,南京法庭不仅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三十万人以上”或“三十余万人”,还明确指出“三十余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十九万人”和“零散屠杀十五万余人”构成。法官考虑到战场客观条件和事实认定的难度,没有简单地把19万和15万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万”既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 30万人。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是下限的数字。此外,判决提到的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者、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辅助信息,也印证了认定结果的准确性。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虽然没有直接将遇难人数认定为30万,但指出“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二十万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结论尚未计入“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

综上所述 ,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判定为30余万,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二十万人以上”,但考虑到“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未计算在内,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

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的掠夺、奸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同样是大屠杀的一部分。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中指出:日军“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南京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判定:“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编辑  季节）

“20世纪中国”及其历史叙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众多重要小说家陆续投入相似类型的创作，就是通过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系列长篇小说）叙述“20世纪中国”的长时段历史。他们感到从整体上把握和叙述“20世纪中国”的时机已经来临，故试图提供不同于正统历史叙述的新叙事，这些努力已经衍化成一种可以称之为“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

一大批重要小说涌现于这一潮流之中。《古船》（张炜，1987）、《白鹿原》（陈忠实，1993）和《穆斯林葬礼》（霍达，1988）是最初的标志性作品，较近的则有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老生》《山本》，以及莫言问鼎诺贝尔奖时被重点提及的《丰乳肥臀》、《蛙》和《生死疲劳》均为此类创作。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从第三届（1988）以来，28部获奖作品（不包括第三届获荣誉奖的两部）中近半作品是此类创作，例如，第三届（1991）的《穆斯林葬礼》；第四届（1994）的《白鹿原》；第五届（2000）的《长恨歌》（王安忆）、《尘埃落定》（阿来）、《茶人三部曲》（王旭烽）；第六届（2005）的《无字》（张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第七届（2008）的《暗算》（麦家）、《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第八届（2011）的《你在高原》（张炜）、《蛙》、《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第九届（2015）的《江南三部曲》（格非）等等。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著名小说家多有此类创作，例如张炜、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李锐、刘震云、阎连科、刘醒龙等，似乎“重述20世纪中国”已经成为这一代作家考验自己的文学能力、衡量自己的文学贡献乃至面对自己人生的一种“隐秘测量”。

由于卷入“重述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较多，重要作品较多，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重述20世纪中国”堪称近30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潮流之一。不过，至今少见关于此潮流和现象的专门研究。

将“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是在20世纪走向终结的时候才出现的现象。与此相应，“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在90年代后蔚为潮流。

在人文社会学科过往研究中，“20世纪”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一种常见用法是公元纪年的20世纪（1900-1999年）。而文学研究界常采用的涵义是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20世纪”后来经常向前延展到晚清。另一种用法则强调20世纪是革命世纪。例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所称“短促的20世纪”：上限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下限设于苏东剧变，即革命世纪的“开端”和“终结”。杰奥瓦尼·阿瑞基在其《漫长的20世纪》则提出了“漫长”之论。汪晖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短20世纪”，即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70年代后期至1989年间的“80年代”，是中国的“短20世纪”的尾声。^[1]

从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理解和叙述20世纪中的“中国革命”，这是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创作者们共同关注的对象，也是社会意见分歧的焦点。与此相应，在这些“重述”的作品中，最为多见的是叙事节奏从革命开端到整个革命进程，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其中改革开放时期又往往被认为是“后革命”时期。

从整个社会思想来看，“重述20世纪中国”浪潮兴起之时，李泽厚、刘再复等学者提出的“告别革命”的论题，成为20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引发众多争论的核心议题，文学领域的“重述”潮流与这一重要思想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动。例如，贾平凹在最近出版的《老生》“后记”中非常清楚地指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告别革命”。因而，大致可以说，“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革命世纪”的重述。

通过长篇小说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写，但我们这里所说的“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并不限于批评界一般所称的“新历史小说”。在文化、思想领域，在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在革命史阐释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已经深刻地镶嵌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这个重述勾连着对不同历史价值的追索和确认。   

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当代中国文学中这种对重述历史的热衷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当下中国的这波“重述20世纪中国”历史的潮流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小说叙事形式、语言、艺术风格的变革，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的变化。当然，由于要在新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下重新建构历史，创作中会出现和强化某些文化、地域性的因素，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形式表达。但这些并不是可与“重述20世纪中国”这样一个潮流性的文学现象相配的重要文学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一文学上的重述潮流，是一个内在于当下文化和思想变动并作为当代思想文化变化重要表现的潮流，要对其作出评判和批评，需要超越于纯文学的视野。

“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的多元构成

在上述潮流中，那些意在颠覆或者解构的书写方式，那种把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整个地嘲弄了的书写，以及所谓新历史主义的书写，并不是更需要重视的。严格地说，这些都是对以往的革命史观在形式上的颠倒，并没有刻意建立自己的史观，在眼花缭乱的20世纪重述中仍是同时代的主流史观，只是大多数作家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自己同时代的主流叙事逻辑。这股潮流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蔚为大观，这一起源本身就提示了主流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

在“告别革命”成为80年代以降的基本诉求的大潮中，嘲弄和解构革命历史小说有多少新意吗？更值得重视的是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在整体上，他们尊重以往的革命史观，并试图沉入20世纪中国的内部，去总结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检讨以往史观的局限性。对这一潮流中的作品需要做一定的分类，有所侧重地加以研究。

从整体上看，近30年来，中国作家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是多元的，我倾向于区分为三类。数量最多的一类是作为解构者或颠覆者出现的，它们与作家们在成长时期熟知的革命历史小说等叙事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文化对峙。例如，《古船》《白鹿原》《生死疲劳》《老生》等等。另一类则比较强调文化调和，试图呈现不同方面、不同时代的综合。例如，霍达的《穆斯林葬礼》凸显了文化追求、经济利益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与综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汇。还有一类比较强调发掘20世纪历程中那些有活力、有价值的要素。

“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终结、“历史终结论”流行一时密切相关。一些评论家在评论阎连科的《四书》时，将它与帕斯捷尔纳克等前苏东作家的作品比较，原因就在于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重述20世纪中国”的核心其实是要反思和“检讨”20世纪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在当前的思想光谱下，重述会遇到两大问题：怎样理解20世纪进程中的连续和断裂的问题；怎样表述文化在20世纪中的展开形式及作用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它是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非常独特的时期，断裂的程度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不具备的。“20世纪中国”不是能在一般的历史演进中推演出来的产物，恰恰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反历史”的。创造新世界、跟过去决裂的强烈愿望最后产生出一种政治的动力和合力，推动革命事件的持续发生，但离开对革命性的理解，很难叙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

无论基于启蒙视野、革命视野还是现代化视野，我们都不会否认“20世纪中国”是一个现代文化创制和普及的过程，它是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型构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前提。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传统士绅阶层的解体，而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和政治革命更是打破了固有的社会阶级分野，创造了一个社会相对平等的现代化前提。在这个现代文化的创制过程中，在当今“后革命”时代，伴随着大多数人有能力享受文化成果的同时，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过程和现代化的前提，在文化作品的历史叙述中却往往被忽视。当人们叙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候，描述的重点是那些“民国范”的现代精英或传统乡绅精英，而底层民众及其形象却日益被粗鄙化、流氓化。这一倾向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战争时期的作品中尤其明显。实际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人民战争和土地革命，包含着对流氓、黑帮的改造，新人的再造与社会的再造，是革命运动非常核心的议程。

除了重新激活“革命世纪”的意义，我们也要直面“革命世纪”内部包含的难题。

绝大部分“革命历史小说”在推崇和肯定革命之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对革命面临的难题有充分的认识，特别突出的是那种对“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赞美与铺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劳苦群众是那些被剥夺殆尽的人们，他们自身首先需要锻造成为“主体”，而离开革命的实践，是不可能自动成为“主体”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一方面是社会和政治的革新，一方面是主体的锻造。因此，“人民”是处在一个永远在创造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革命必然面对数不清的难题。但是，建国以后的很多革命历史小说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多数作家是站在“革命已经胜利了”这一认识上来写作的。因此，不可避免在作品中传递出一种“胜利者意识”，不能正视现实本身。如上述，80年代以降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体现了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但其实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这是内容完全不同的“终结”，但都包含了对现实难题的无视。我们研究“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首先要分析这股潮流对于“中国革命”的描述，但同时也应该分析他们对于当代的现实问题是否具有阐释的能力。说到底，“革命”不是在头脑中就可以告别的。

“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达、重述与再重述

   中国的“短20世纪”伴随着战争与革命、侵略与反侵略、创新与复辟、追求平等及其反复，也充满着动荡、暴力、阴谋和苦难。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作品，对“20世纪中国”激荡而复杂的历史已有丰富的展现，提供了多重的角度和面向。我们的讨论围绕以下相关问题进行：“20世纪中国”与乡村叙述，“20世纪中国”与文学叙述中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危机，乌托邦与“20世纪中国”，新秩序的建立与新社会图景的缺失，“真实”与历史叙述，等等。这些问题既包含在20世纪历史的自我思考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重述”潮流的文学文本中。

把握这些“20世纪中国”的不同脉络，是将我们的讨论历史化的基础。“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那就是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自我表述。在具体展开“重述”潮流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20世纪进程中那些“自我表述”的关键要素。

可以说，革命本身即叙事。今天中国社会意识已经出现多元的状况，“重述”潮流只是多元叙述的一部分。

需要关注文学创作中新的“再重述”潮流兴起的可能性。随着近年来社会分化的累积、社会思想辩论的扩展，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状况已经与50后、60后一代的思想状况颇不一样，这种差异会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出来。在更多元的历史视界中总结前30年的“重述”潮流，对于一个更为丰富、更有自觉意识的“再重述”时期的到来，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20世纪”之所以仍对当代有意义，不仅是因为在它的历史中包含的动荡、暴力和苦难，而且是因为它对于所有这一切的挑战。在动荡的潮流中，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才是主流。这个主流也构成判断中国当下思想状况的基本坐标。文学上“重述”潮流的意义也需要在这个坐标上来加以判定。

20世纪开端的“断裂”意志及其消失

与以往历史断裂的自觉意识，构成了整个现代史的起点，是“20世纪”在史观上一个根本的表达方式。对于即将迈入20世纪的变革者而言，断裂首先表现为将过去的历史做整体性的把握并与之一刀两断。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宣称汉代刘歆“篡乱伪经”之后两千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将两千年历史的正当性一笔抹杀，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则连六经本身的真实性也加以动摇。谭嗣同提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章太炎用“国故”来指代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试图“论衡”之。康有为将孔子的历史基础完全抽掉的“尊孔”行为，与章太炎的“诋孔”一道，成为之后新文化运动反孔反传统的先声。

众所周知，“断裂”更是新文化运动的明确意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名字，《新的，旧的》《青春》等文章，都在体现着这一特点。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宣布1915年之前的历史应全以“古代史”目之。而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以“新”命名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以辩证的“断裂”态度来对待了。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在肯定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首先觉悟之后，也清楚告诫，如果知识分子不能走和工农民众结合的道路，“将一事无成”。虽然，不仅旧事物，而且新事物也需要在变动的历史形势中否定和扬弃自身，这个逻辑贯通了整个20世纪。

“断裂”意识凸显的是新的主体的创造能力，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所谓断裂，是在“与工农民众结合”这个具体的道路中展开的。说到底，“断裂”意识所要斩断的不是中国历史的全体，而是梁启超所说的“君史”和“二十四姓之家谱”。只有通过这种“断裂”意识，原来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底层民众才能活转过来，他们的生产、斗争、创造、发明才能昭告于世。没有断裂，就没有延续，就没有现实，这是断裂和延续的辩证法。

“重述”潮流对20世纪开端的叙述，大体上并没有呈现“断裂”的气息，更多的是王朝兴替的成败氛围，和原有社会逻辑的延续。例如，《白鹿原》所讲述的最初变动发生在朱先生调停清廷巡抚方升的二十万人马对“反正”的张总督的进攻，这是一次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普通劝说，每一方并没有表达自己对于“革命”的态度。《古船》（张炜）对于20世纪开端的倒述，呈现的也是历史的延续性，“古堡”与老隋家的“下老洋”，承续的是近代已有的粉丝工业生产与海洋贸易。

李锐的《旧址》（1993）对“革命”的叙述开始于1927年，对1910年则是作为延续的历史一笔带过。在此后的作品《银城故事》，李锐写同盟会银城起义指挥刘振武的失败，与以往王朝的民乱故事并无太大区别，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兴衰和个人生死，但中间缺乏对于革命意识的叙述，这种写法以让革命消失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态度。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开端部分写民国初年“村长的谋杀”，基本内涵也是“改朝换代”之际的个人恩怨和仇杀。

这些“重述”小说从一个方面显示“革命”叙述出现的重要转型，即从关注“革命”和“再造”，转而关注家族的兴衰荣辱和个人的生死成败。20世纪开端时期的经典作品如《阿Q正传》，注重从内在脉络叙述革命的契机、问题和挑战，这些叙述建立在肯定和认同革命价值的基础之上。而“重述”潮流叙述转型的核心是价值观的转变，这也是“20世纪”终结的一个清晰标志。随着价值观的转变，“革命”叙述的基本模式不可避免地从内在叙述转向外在叙述，“革命”不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于是“断裂”意识已经在“重述”作品中消失了。

“革命世纪”的自我表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走到了工农的对立面，共产党脱下了知识分子的长衫，日益工农化、本土化。这一事件之后，革命文学崛起，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讨论展开，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可以看作寻找社会变革主体的文学表达。其中茅盾的经典之作《子夜》不仅是对30年代中国“现实”的“科学”刻画，而且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形象化确认。“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述，有着重塑20世纪中国的内涵，这是文学当代性的鲜明体现。

这一寻找历史主体的过程，到抗战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根据地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在广泛基层民众动员基础上的人民战争的开展，农民和普通青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新文化得到了真正全面的普及，地方文艺形式也开始融入了新文艺中。

   无论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定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还是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中国当代文学在其肇始之时，即包含了两层内在诉求：一是对20世纪革命及其经验的总结；一是对未来社会的新结构和“新人”的设计和想象。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敦促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人们与“新的群众”相结合，写根据地，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样才会有“全国意义”，甚至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从文学史的脉络观察，近30多年来的“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象：革命历史小说。1954年，冯雪峰在评论《保卫延安》时，提出了“英雄史诗”的问题。他认为《保卫延安》蕴含了“史诗”的基本元素和可能性，“史诗性”有三条标准：把握历史本质的抽象思考能力；具体描写英雄人物的感性表达功底；传达一种启人向上的精神氛围。“史诗性”的表达，是1949年后所称的“人民文学”的核心。所以，在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如何表现作为“集体主体”的人民的成长，表现在历史的过程中“新人”的成长，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历史叙述的意义上，可以将广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称作革命政权建立后，以确立合法性和进行自我教育为目的的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自我表述。这个进程到“文革”结束后便大致终止，与我们所说的“短20世纪”的终结基本同步。

历史总结的自觉意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重述20世纪的诸多长篇小说，乐于渲染包括暴力和饥饿等在内的各种肉体性的苦难。从文学自身的脉络来看，这正是对于之前纯化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拨。用暴力和苦难来解读革命，不仅是这些小说所习惯采用的手法，也是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底色。从这个角度说，“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思路却一直保留到今天。

前面提到的“重述”例子，大多是所谓50后作家，当然他们也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60后作家也进入了这一潮流中，如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李洱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潮流及其观念近年来也扩展到70后的作家中。例如乔叶的《认罪书》带有一种浓厚的赎罪意识。她有一个说法，“细细数来，我身边那么多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和‘文革’有关系，……既然这么多和我有关系的人都和‘文革’有着枝枝蔓蔓丝丝连连的关系，我怎么能认为自己和‘文革’没有一点儿关系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叙述，新一代作家似乎天生带有某种历史的“负罪感”，无法突破历史的厚壳。但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构成了障碍？障碍是否内在于作家的认识和知识结构？70后作家大概还没有学会上一代作家的思想方法，他们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在历史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承担着何种历史责任。

50后的作家群体似乎有一种面对和叙述现当代中国史的责任感，而且不因为文学被边缘化而改变。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了解或者经历过改革初期总结历史的政治辩论过程。执政党这种阶段性地总结自身历史的政治自觉，来自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机制，即自觉地通过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内讨论寻找未来道路与方向，对经验得失做出阶段性的总结，并建立自身的历史叙述。

近30年来的“重述”潮流，包含了建立现当代历史叙述的政治意识和努力，相当部分“重述”作品同时延展到改革开放时代或者新世纪。

（编辑  季节）

在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苏联历史已经被西方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严重损害，国家发展遇到极大的灾难，引起了越来越多俄罗斯民众的不满。普京执政以来，推行民族复兴、主权民主的国家振兴方针。2007年6月21日，普京在接见参加历史及人文社科教学与研究的一线教师时，提出了绝对不允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要求。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于2007年出版。这是俄罗斯最早体现普京执政新思想、具有初步导向性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该书出版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教授等翻译的中译本出版，在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代史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把现代史写到离现实最近的地方

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载入的历史研究内容延续到2006年，描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即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的时刻至今，从苏联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到它的解体，从主权俄罗斯的诞生到它已经走过的第十五年，表现出作者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也增加了对于读者的巨大吸引力和现实指导作用。对当代人关心的问题做了全覆盖的阐释和分析，表达了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诚实和奉献，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真正价值。

 历史资料多种形式、多种角度增强了全书的客观性

《俄罗斯现代史》的主体、主线，穿插了大量“实际情况”“观点”“同时代文献资料”“供思考的信息”等专栏资料。各个专栏提供的各侧面详尽的原始资料，增强了客观性和说服力。

对于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该书设有“供思考的信息”专栏，其中提供了“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争论”专题资料，还插入“实际情况”专栏、社会舆论调查情况数字图表等。打开了人们理解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增加了学术性和科学性，使历史得到更清晰生动的呈现。

突出表述俄罗斯现代史主线上的重大问题

现代史沿着俄罗斯现代史的主线，对39个重大现代历史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和评介，包括：“与曾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盟友的最初冲突”“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尝试”“‘老人政治’时期结束”“中苏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危机”“1991年八月政变”“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寡头的冲突”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提炼，贴近了人民需要了解的历史现状和关注热点，很接地气。

例如，就身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搞总统制”，现代史中写道：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并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律，部长会议的大部分活动都交给总统，从而向“强总统”“弱议会”演变，目的是从法律上可以保障私有制合法化；1990年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补充措施》，该法案实际上泯灭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让总统在确立私有化的进程中能够在法律层面放手去干。这一段史料比许多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

挖掘和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扩大读者观察视野

在苏共二十大至苏联解体的40多年中，由于当政者封锁消息，人们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特别是不了解当时党内外对赫鲁晓夫背叛行为的反映。苏联解体后，随着一些历史资料的面世，真相随之大白。

根据有关档案资料，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发生了抗议活动。在第比利斯，一些人把批判斯大林看作是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赫鲁晓夫下台；3月9日示威活动被武力驱散。1956-1957年有3380人被逮捕，这几乎是1953-1988年因反苏鼓动而被逮捕者总数的一半。这个史实揭露了赫鲁晓夫残酷镇压与他不同意见的党员和群众。

书中还记载了1962年6月，当局残酷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抗议涨价事件，揭露了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表述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

书中还提到，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肃反问题时号召：“应当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数十个，我们要消灭数百万个。因此，就必须手不发抖，就需要踏过敌人的尸体来造福于人民。”因而由赫鲁晓夫来批评斯大林的肃反工作，必然造成苏联政权和社会的动荡。

全面反思和肃清历史虚无主义影响

《俄罗斯现代史》对俄罗斯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分析、评价。

充分肯定苏联的历史价值

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内，它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被肆意糟蹋。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于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迎合了西方颠覆苏联的目的，使作为苏联主体继承者的俄罗斯丧失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尊严，人民大众不但遭受了长期的社会震荡的生活艰难，更失去了精神上对祖国的归属感。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社会科学界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该书的总序言指出：“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苏联曾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

该书充分肯定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影响二战年代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和政治势力支撑下，苏联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对二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胜利付出了最大牺牲，做出了那么重要和宝贵的贡献，是有理由期望西方盟友帮助自己重建被破坏的经济。”“苏联……显示了最高程度的内部动员和团结的能力，苏联……消灭了最危险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到战前无法相比的水平。”

1945年7月，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得意地向斯大林进行炫耀和威胁。1945年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合情报司令部准备了一份对苏联进行原子弹轰炸的目标。当时人们的共识就是“苏联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来保卫自己”，连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承认这“绝对必要”。斯大林在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向有功人员颁奖时说：“如果我们晚一年半造出原子弹，那我们可能就得亲自‘尝一下’它的味道了。”

评价斯大林：“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这是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官方教科书对斯大林的最高评价。书中认为：“为了能有助于弄清斯大林历史作用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把斯大林放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框架中审视，而且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丘吉尔绝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他死后却留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就奠定了对斯大林客观评价的基调。

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特点，该书认为这种特点不能以执政者个人品质或心理特点来评价，主张从俄罗斯国情特别是其传统文化的特点来解释：“在与西方开始了‘冷战’的条件下，对斯大林等领导来说，根本不可能谈到国内制度民主化问题……进一步动员和集中成为对内政策的主要方向。”“在俄罗斯国家传统上第一把手的权力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该书还认为，斯大林实现了信仰、君主制、多民族单一国家体制三者的结合，“最终，正是斯大林创立了单一制的国家”。

该书基本认同斯大林发展国民经济的赶超战略、经济建设的“强行军”以及实行集中统一的执政方式：“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了加速现代化的公式：‘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941年夏天的事件证实这个预测具有充分的道理……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在受到类似严重威胁的条件下，甚至所谓‘温和的’和‘灵便的’政治体制，照例会演变成对实行严厉的政治组织有利的形式，……这是由于处于‘被包围的要塞’形势下（既面临外部侵略的威胁，同时又缺少发展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决定的。”这一客观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空喊抽象民主的西方政客无言以对。

该书总结了世所公认的斯大林的成就：“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不仅使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苏联对外关系：超越霸权主义的客观评价

同时，书中也指出了斯大林执政时期另一方面的后果。

在全球化的新环境里，《俄罗斯现代史》坚持把俄罗斯的现代历史放进整个世界环境中分析，在历史编纂学上开辟了“国情与世情”的新视野。

（1）战后两大阵营形成中，苏南关系的恶化，双方都有责任。

战后不久，随着丘吉尔铁幕演说和杜鲁门的反共计划，美、苏反法西斯盟国关系开始分化，不久后苏南关系恶化。这两件事来自同一个根源：美国统治集团实施的反共主义和遏制主义。

苏联反法西斯的胜利进军，使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共产党人（主导）的政权，阻碍了美国战后称霸欧洲的美梦。美国企图利用“马歇尔主义”的“美援”为诱饵，在苏联与东欧国家中打进分裂的楔子。《俄罗斯现代史》指出：“美国制定的‘马歇尔计划’……从一开始，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就必须接受所谓‘民主’的条件，而实际上是接受执行反苏方针的条件才能得到援助。”1947年，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莫洛托夫率领的参加巴黎“马歇尔计划”的苏联代表排斥回国。

同时，“美国原期望某些东欧国家会以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对抗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果然表示“渴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苏联则对波、捷两国做了工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这实际上是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塔、波茨坦谈判桌上斗争的继续和进一步展开。

美英发动冷战后，斯大林于1946年6月就成立九国情报局之事首先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进行协商。铁托表面上应酬斯大林，实际上热衷于建设由自己控制的“巴尔干联邦”。《俄罗斯现代史》简要记叙了矛盾的发展：

早在1943年10月9日，铁托就在书信中表达“我们应该在军事的和政治的意义上成为巴尔干各国的中心”。当保加利亚解放后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商谈联邦事宜时，铁托认为保加利亚只能取得类似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小国那样的地位。这引起了南、保两国之间的争执。铁托没有与苏联沟通，私自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常驻。因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了指责。

1947年9月，九国情报局在波兰召开成立会议。在苏共的坚持下，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并于翌年1月中旬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情报局第二次会议。苏联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铁托另立中心的基本想法。1948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声明，宣布苏联政府不赞成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筹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的计划，苏南矛盾逐渐公开化。此后，苏共中央做了种种努力，如邀请南、保两国代表会谈，与南共中央进行几次书信交换意见，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问题，都未取得预期成效。同年6月28日，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议开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开始以对国内的‘斯大林的代理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答。同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指责南共是“由杀人犯和间谍控制的政党”。铁托向西方求助，美国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条约。

从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情报局有对南共处理过重的错误；同时也应承认，铁托当时也有不顾全大局、另立中心、激化矛盾的部分责任。

（2）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定性分析，在匈牙利和东欧各国都有分歧。

该书对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做了客观表述：“应当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严厉地批评执政党，情况特别严重的是波兰和匈牙利。”该书认为，把波兰十月事件称作“人民骚动”，把匈牙利事件称作“真正的反共起义”；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部原因有两个：“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第二，美国‘自由之声’等西方无线电台公开号召匈牙利人发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并暗示说西方将给予军事援助。”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书中对事件内容的描述与实际相符：“1956年10月29日，布达佩斯市委和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大楼被攻占……共产党员被绞死、被折磨致死、被枪决。10月31日，匈牙利反共派头目、红衣主教约·明曾蒂从看守所里被释放出来。伊·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匈牙利事件以往的争议是：到底是继续称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是采纳匈牙利反共势力的说法？现在用“反共起义”来描述匈牙利事件，体现出事件本来的性质，这是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派都能接受的定性。

（3）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

《俄罗斯现代史》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出卖波兰、逼迫波兰执政党服从西方指引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径。1989年4月，当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邀请“团结工会”活动家马佐维耶茨基组成联合政府、遭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抵制时，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克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此后，他号召‘推进民族和解事业’，批准了波兰从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过渡……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戈尔巴乔夫驯服了一只虎，想来，他甚至已经在鞭策他了’。”

书中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干涉民主德国的情况：“1989年10月初，在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随即，民德发生了大变局。”“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停止国内游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回到莫斯科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戈尔巴乔夫还下令驻东德的苏军（近50万人）不要干预东德国内发生的事件。”

该书还展现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12月访问华盛顿时的情景。据布什日记记载：“我强调说，‘我们支持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戈尔巴乔夫说，‘我同意。’我又寻求确认，‘第二部分也同意吗？’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对两部分都同意。’”戈尔巴乔夫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如凶神恶煞，但在美国统治者面前奴性十足。

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

《俄罗斯现代史》对于苏联的解体做了比较客观的记录和分析，并提及普京的评价：“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书中指出：“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现在，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产主义中国高于民主的俄罗斯。”

揭示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是个“大骗局”

20世纪90年代迫不及待的“私有化”浪潮，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和面貌。该书指出：“在1989-1991年期间，自发的官僚私有化就已经开始了。盖达尔政府特别是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书中引用了被称为俄“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谈到私有化时的自白：“本质上全民财产被偷窃一空……国家财产大致以两种方式被掠夺：第一种，国有企业的财产被改编为某个新组建的股份企业的部分财产；第二种，经过简单的赎买租赁，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自始至终，所有自发的私有化都是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但想要证明这一点完全不可能。”

该书描述了1992年4月6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私有化的报告时，引起会场一片反对声：“代总理盖达尔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更大的愤怒。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所允诺的经济援助，这被认为是值得乐观的主要理由……4月11日，对修改经济改革决议投票时，各部长们愤然离开会议现场，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可见，当时叶利钦推进私有化改革，将唯一的希望压在西方的巨额援助上。而美国援助的承诺很快破灭，他的改革计划也全部崩溃。

经过1995年的抵押拍卖和后续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经济完全落入操纵IMF的美国人手里。“每年的国家预算都必须得到IMF的通过。任何独立政策的实施如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意见，国家就面临破产的危机。”作为政治结果和经济结果的副产品，就是寡头资本主义的产生。

揭示叶利钦的最后检讨和交出权力的真相

书中指出：“叶利钦一直未能找到可信的人和相对能够保证叶利钦及其亲信免受司法追究或不经司法程序而遭迫害的人。”1999年8月9日，随着斯捷帕申总理被解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被任命为总理。普京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叶利钦在发表的迎接2000年的讲话中宣布：“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胜任总统的职务。”

在俄罗斯人眼里，叶利钦最成功的事情大概就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接班人。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普京的口号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是首要任务”。虽然他表示，“政府不会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但也绝对“不能容忍商界使政府权限私有化的图谋”。

美国霸权主义导致美、俄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理解叶利钦和普京的施政方针，还得从俄美关系来判断。《俄罗斯现代史》指出了美国在整个苏联解体过程中施展的欺骗手段。

书中指出，华盛顿并没有把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当成朋友，原因是“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它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美国提出的“把西方技术资本与俄罗斯的资源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意见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贸易中不给莫斯科提供最惠国待遇”。美国这种实用主义的欺骗手段严重伤害了俄罗斯人的尊严和基本信任。

书中说，“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华约组织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准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么是否值得摧毁华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这是“被崇拜西方的民主派自1988年满怀激情地继续政策失败——俄罗斯重新被孤立”。

面对西方的种种流氓行为，曾经的俄罗斯亲美势力几近精神崩溃，十年间俄公众对美国的正面评价从1993年的74%下降到37%。

中俄学者在历史研究领域将有更多共同语言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决定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认识真理的能力。在普京总统的坚强领导下，俄罗斯正在破浪前行。中国学者读这本书后会产生许多同感。

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

正如该书所指出的：“今天爱国主义的题材受到新的重视。这是尊重自己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情，这是对历史、对自己的‘可爱祖国’的爱护态度。很多人把爱国主义与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觉醒，与个人对国家命运和国家文化的未来所负的责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成为中俄两国人民最基本的觉悟。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恢复历史进步的本来面貌

国家要走向繁荣富强，要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绝不能无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破坏。国内外敌对势力抹黑国家进步事业的历史，丑化人民敬仰的执政党和领袖，这实际上是颠覆和反颠覆斗争的一部分。只有恢复进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才能鼓舞人民团结奋斗，实现民族幸福和进步。

从本国特点出发，独立自主发展

西方国家将自己信奉的原则称作“普世价值”，动辄指责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符合他们的“普世价值”，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正如书中所指出：“俄罗斯所有成功的统治者的突出之处是，能认清自己国家的特点……俄罗斯国家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今天，中俄两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必然具有独立自主的共同语言。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不断增加，两国历史学者在评价苏联历史、评价国际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也不断增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学者对历史问题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断地在研究中尊重实践、探索真理、求同存异，中俄历史学者的共同语言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不断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合作。

（编辑  碣石）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摆开“战略竞争-对抗”的架势，与新疆相关的问题，经常成为他们的舆论攻击点。新疆问题事关国家主权，涉及历史、民族、宗教、现实和未来，在长治久安的大目标下，应从理论到实践形成长期方针，久久为功，做好“文化润疆”工作。

景观旅游与文化旅游

新疆地域辽阔，旅游资源丰富，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旅游也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新疆有关部门以“大美新疆”作为发展旅游的口号，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19年接待游客数首次突破2亿人次，达到2.13亿人次，同比增长41.96%。同期旅游收入猛增到3632.62亿元。新疆目前有旅游景点1100多处，2019年，新疆（含兵团）已有13家国家5A级景区，在全国各省市区中位居前列。加上国家4A级景区90家，使新疆全区国家4A级以上景区突破了百家。2018-2020年，新疆实现旅游带动当地就业10万人以上。

新疆目前的热点景区多为自然风光，如雪山、草原、大漠、峡谷等，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也以自然风光为主，表现自然生态、当地特产等简单的旅游元素。总体而言，文化旅游的深度和广度，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

新疆历史悠久，从西汉到晚清，张骞、班超、玄奘、林则徐、左宗棠、刘锦棠等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为内地与西域进行友好交流和开发西域，做出了不朽贡献。新疆（西域）与华夏民族紧密相关的历史从张骞算起也有两千多年，文化遗产相当丰富。对这许多文化遗产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进行发掘、正确评价、纪念并开展文化旅游，对启迪当地群众对于历史的正确认知，非常有价值。如何开发利用好这些历史遗产，是当今需要认真面对的一大问题。

新疆的历史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伊斯兰教进入以前的文化，二是伊斯兰教进入以后的文化。前者更为丰富多样。从10世纪南疆第一座清真寺算起，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约一千年。但伊斯兰教传遍整个新疆地区大约经历了700多年。也就是说，在新疆漫长的历史上，非伊斯兰文化曾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并且在很长时间里伊斯兰文化与非伊斯兰文化保持共存。从历史过程看，伊斯兰文化进入新疆后，对于非伊斯兰文化基本都采取破坏、排斥、贬低的做法。新疆地区大量非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因此遭受毁坏、冷落以至于湮没，很多处于保护不力、任其自然消亡的状态，更谈不上开发利用。

我们认为，开发新疆文化旅游的核心观念，是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宣传，使新疆民众认识到，伊斯兰文化并非新疆自古以来的文化，更非唯一的文化；维吾尔族也是逐步融合形成的民族。与教育不同的是，文化旅游的开发可以使新疆民众认识到，新疆所有非伊斯兰教的文化在全世界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并能使维族群众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新疆文化旅游的开发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让新疆民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文化多元的综合价值，并与全球文化多元主义相衔接，减少或消除外部舆论压力。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步实现“文化润疆”的战略目标。

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

新疆境内绝大多数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都是唐代以及唐以前的产物，因此，新疆文化旅游可以注重开发和推广这一类文化旅游项目。例如，新疆博物馆里小河遗址、尼雅遗址等极富历史价值的考古发现都具有世界影响，应该加大研究，并通过国内外巡展、深度开发等方式，充分融入新疆的历史叙事。

喀什的“耿恭祠”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案例。耿恭是陕西扶风人，东汉时任驻守北疆屯垦的校尉，军衔并不高。当年耿恭曾率数百士卒坚守孤城，抵御匈奴2万多人入侵长达一年之久，一直等到援兵到达才解围。耿恭所部回到玉门关时，仅剩13人。清朝晚期，刘锦棠率兵平定回乱、追剿逃往国外的叛乱者时到达喀什，1880年在喀什老城修建了耿恭祠。耿恭抵御匈奴的地点并不在喀什，而是在现今北疆奇台地区，因当地地名疏勒与喀什地区的疏勒同名，刘锦棠因而修建了耿恭祠，以缅怀先辈抗击外敌入侵的事迹。岳飞《满江红》词中“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就出自耿恭的典故。1956年，年久失修的耿恭祠在地震中坍塌。由于当时反对封建迷信以及反对“大汉族主义”等原因，耿恭祠废墟被彻底清除。2015年，喀什老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有关部门决定重建耿恭祠，2019年，耿恭祠在原址新建完成。新撰写的《耿恭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祠中还同时供奉专司文章才运的‘奎星’与掌管人世福寿文化的‘文昌帝君’；让这种传统的文治意向与赫赫武功同祠并列，正是要告诉后人，治理西域当文武相辅、和衷共济，才能千秋万代永葆统一。”此后，有关部门还以耿恭事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大汉十三将》。耿恭祠重建，《耿恭祠记》中的文字，耿恭题材电影的拍摄，如今能变为现实，令人欣慰。

从历史到现实，两千多年来，屯垦戍边在保卫新疆、维护统一的大业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未来仍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此若没有理论上的明确的宣传原则，既不利于文化旅游的开发，也不利于对外宣传。西方媒体污蔑新疆棉花“大量使用强制劳动力”，事实上，作为棉花生产主力的生产建设兵团早已都用大型机械摘棉。我们为何不能及时用兵团机械摘棉的事实批驳西方的污蔑？担负屯垦戍边重任的兵团，本身继承了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其自身的文化旅游价值，同样有着很大的发掘空间。

新疆完全可以利用兵团现在的地理条件和古代屯垦戍边的遗址，建设一个大型的屯垦戍边博物馆或实景地，以充分、完整地体现中国历史悠久的屯垦戍边史，以及新疆地区的农业、牧业和现代工业发展史、民族团结融合史。王恩茂曾经说：新疆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我们在乌鲁木齐市的国际大巴扎看到兵团设立的一个简单的营业点，主要出售兵团的各种纪念品，引来很多游客络绎不绝的采购，说明兵团文化同样具有经济价值。我在359旅所在部队第一个屯垦戍边的地方——兵团一师所在地阿拉尔市参观了“359旅纪念馆”，展览内容非常好。我问讲解员：有没有更详细的专著？讲解员说有。但是询问了全市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也买不到这本多年前出版的专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大力推广的教材。事实上，兵团70年的历史，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深入挖掘，成为文化旅游热点的潜力，甚至可以吸引很多外国游客。另外，新疆建设兵团分布新疆各地，在其所辖范围内，有很多古代遗址，例如汉代烽燧、铁门关、唐王城等，兵团辖区内同样也有很多优美的自然风光，但美中不足的是，兵团旅游与整个新疆旅游一样，更多关注本地自然风光之壮美，而对本地文化传统因素的介绍有所忽视。

如果兵团的文化旅游得以充分发展，有助于民众建立兵团与新疆从来都是一体的观念，对于强化民众保家卫国、国家统一的意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从而避免将兵团视为新疆地区“外来人”的错误观念。张骞出使西域的线路和遗迹，班超、玄奘、林则徐等人在新疆的行走路线和遗迹，古代王朝在这里设立机构和经营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的遗迹，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今天的中国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正面展现和阐述这些历史。

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是新疆地区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遗迹，它从3世纪开始初创，一直到9世纪衰落，历经五百多年，是佛教东来、传入中国的重要节点，并早于国内所有的佛教洞窟、石窟。因年代久远，克孜尔千佛洞遭遇一系列破坏。克孜尔千佛洞仅从年代上说就超过很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因此，晚清以后，它引来很多西方和日本的探险者，历经千年劫难的佛教艺术再次遭遇洗劫，西方探险家将部分仍然遗存完好的壁画剥离下来，带回西方。如今，克孜尔千佛洞最精美的成果，大都流落在西方多个国家的博物馆中，中国不得不向西方提出复制申请。克孜尔千佛洞目前一些最精美作品的呈现也不得不借助这些复制品。

新疆有很多类似克孜尔千佛洞的前伊斯兰教文化遗产，如何开发利用，既需要整体统筹，也需要个案分析。克孜尔千佛洞邻近库车作为“独库公路”的终点，近年来成为很多新疆自驾游者的歇脚点，给库车带来了大好的发展文化旅游的契机。

文化旅游与扶贫致富

新疆的旅游近年发展很快，有关部门统计显示，已带动当地10万人就业。这个数字并不大，应该还有较大潜力。目前新疆注重扶贫脱贫的旅游项目包括农家乐、民宿、休闲采摘、观光农业、休闲乐园、景区旅游等，大都与文化旅游无关。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扶贫对象的文化水平较低，难以满足文化旅游的要求。当然，文化旅游项目不多，也是一个原因。

新疆各地有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待开发旅游项目。新疆的文化旅游开发，应优先录用少数民族，尤其是贫困户。以此为契机，一方面使当地群众多接触非伊斯兰文化、了解本地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另一方面，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非伊斯兰文化能带来富裕，并且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形成示范。新疆建设兵团内的少数民族员工，在扶贫脱贫、民族团结、军民共建等方面成效显著，应该大力宣传。整个新疆地区，不论兵团内外，只要民族团结做得好，就应该获得政策支持，例如投资政策的倾斜。

多年前在新疆的一些大巴扎看到丝绸产品，商家大都声称丝绸来自土耳其。新疆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历史上留下众多丝绸文化遗迹。我在伊犁地区看到，有数百年历史的高大桑树林，现在没什么经济效益，只为普通的农家乐提供树阴。南疆莎车地区是新疆最大的绿洲，曾经是新疆重要的丝绸产地。当地农科院的维族科研人员告诉我们，他年轻时曾经公派到苏州学习从种桑养蚕到织造印染的完整丝绸工艺。由于种种原因，莎车的丝绸业目前只保留了很小的规模，仅够维持，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长此以往，维持也很困难。

内地的丝绸产业既然可以将原料产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也可以将一部分原料产地转移到新疆，这种转移与合作一方面可以使“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的概念更加名副其实，“丝绸之路”得以具象化；另一方面可以给新疆本地群众增加收入，为扶贫减贫提供助力；同时还可以加强新疆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与文化联系；此外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发与丝绸相关的文化旅游。

位于阿克苏地区的刀郎部落是新疆地区文化旅游扶贫比较成功的案例。20年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刀郎部落。一名生活在新疆的四川歌手给自己取了“刀郎”的艺名，他因一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遍全国，“刀郎”这个名字由此广为人知。虽然歌手“刀郎”与刀郎部落并无多大关系，但借助他的艺名，“刀郎部落”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十多年后，“刀郎部落”成为国家4A景区，使得几十个建档立卡户脱贫。这是一个因文化交流融合而导致的扶贫、脱贫案例。刀郎部落在新疆有约800年的历史，长期以来，这个部落在新疆属于边缘群体，生活在沙漠附近，生存条件艰难。今天“刀郎部落”已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

刀郎部落有独特的历史。唐末伊斯兰教进入新疆，首先在南疆喀什地区立足，后来逐步扩大。蒙古人进入新疆后，察合台汗国首先放弃了成吉思汗的“所有宗教平等、自由”原则，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强迫改宗。刀郎部落当初不愿皈依伊斯兰教，面对强迫改宗的暴力威胁，他们逃往偏远地区，追求信仰自由。刀郎部落实际上是多民族融合形成的，如今这个部落依然奉行的祖先崇拜、饮酒习俗、偶像雕塑、绘画艺术等，就是他们保留传统文化、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遗留证据。我们认为，实事求是地面对真实历史，应该成为新疆发展文化旅游的基本原则。包括刀郎文化中木卡姆艺术，与莎车、哈密、吐鲁番等地的木卡姆艺术一样，都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文化，而是新疆原先的历史文化在多民族融合中，同时融入伊斯兰文化的产物。

新疆是我国玉石的重要产地，玉石产业每年给新疆带来超过100亿元的产值。新疆玉石行业的从业人员以汉族居多。与内地相比，新疆玉石产业的设计、加工水平都比较低。玉石作为潜力巨大的行业，应该为扶贫、脱贫做出更多贡献，例如，吸收少数民族贫困户进入玉石设计、加工领域。可以通过与脱贫致富经济活动的紧密关联，让新疆各民族群众逐步认识到，类似体现在玉石加工这样的远比伊斯兰历史古老的文化产品，以及其他类似的文化旅游事业，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这是实现“文化润疆”的关键。

伊斯兰教本土化与还原历史

民族问题往往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宗教问题实质也是文化问题。在新疆，伊斯兰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已有千年，本土化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新疆的文化旅游开发，应该在这个方面同时下功夫。

佛教也是外来宗教，作为对比，佛教的本土化比较彻底，主要是其在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华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因此，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较少引发激烈的冲突。从佛教角度看，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精神领袖本土化，二是宗教圣地本土化。而宗教圣地本土化与文化旅游的关系更为紧密。

佛教在新疆的历史远比伊斯兰教更为悠久，利用文化旅游，可以考虑逐步恢复新疆地区、西北地区的佛教传统。新疆和西北地区也的确有不少历史资源可以利用。辛亥革命以前的历代中央政府也有意识地在新疆等西北地区推广佛教和道教，迄今为止，这些场所有的依然存在，只是香火不旺。可以考虑在文化旅游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佛教与道教。天池作为道教王母瑶池的实景依托，可以逐步强化，使之成为道教的新圣地。

通过历史文化的弘扬，让各少数民族自身多源头逐步融合的历史过程，纠正某些不正确的历史观念；真正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的文化多元、宗教自由、宗教平等局面，使得新疆等伊斯兰教地区为全世界的伊斯兰教提供一个多宗教、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繁荣发展的榜样。

文化旅游与国际话语

清末以来，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很多珍贵历史文物是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这些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与伊斯兰教无关。它们被贪婪的西方人掠夺、搜刮、珍藏。首先从一个侧面可以证明新疆地区非伊斯兰的历史文化遗存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一点应该让新疆各族民众普遍知晓。其次，新疆地区大量历史文物被西方窃取，使得西方形成了对新疆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解释权、话语权。事实上，西方自身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如中国以及新疆，因此，常常对新疆与中国历史缺乏正确认识，很容易形成只符合他们自身利益、损害中国利益的历史解释和历史结论。这种状况对于中国极为不利。

有鉴于此，建议有关部门开展一项长期工作：为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建立详细档案。尤其是那些通过非法手段、非法途径流失海外的中国珍贵文物。新疆地区被掠夺的文物可以作为先行启动的重点。这些资料和数据可以在境内外媒体、网络上公开传播，并由民间机构主导发起追讨和索回流失文物的世界性活动。新疆地区每一个与流失文物有关的文化旅游景点，都可以组织当地民众和国内外游客实施“索回流失文物签名”活动。并可联系埃及、希腊、印度等有大量文物流失的国家，在联合国共同发起“流失文物回归原地”的活动。不论这一活动的效果如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淡西方对于中国、对于新疆地区乃至对于整个非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通过这一活动的长期开展，在全世界呈现西方近代扩张史上掠夺、盗窃他国财富的真实面目，揭露西方的贪婪本质。从而打击西方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傲慢。全世界后发国家的联合行动可能还需要深入地沟通与斡旋。

中国自古以来便牢固建立了世俗化与宗教自由和谐并存的典范。今天若能将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方案完美地结合，不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有裨益，而且还能给全世界约70%的宗教人口提供一个成功的借鉴。新疆大有可为。

（编辑  季节）

1982年4月14日下午，王震住所党支部召开会议，王震在会上谈道：“请同志们注意，我打过仗，工作过的地方多，老部下多，来找我的人也多。见见他们，这也是我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一个途径。希望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对他们，特别是老区、贫困地区来的同志要有阶级感情，要热情一点、客气一点。老区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很大牺牲和贡献，我们不能忘了他们。”

（一）

王震的住处的确经常是门铃“叮当”不断。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来人时，只要工作人员向王震报告，他都要挤出时间接见。

1983年6月，贵州省毕节地区的代表周平一来了。1936年2月，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长征时曾路过毕节。周平一是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的女儿，周素园随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延安，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周平一向王震汇报了当年与他在一起合影的大方县八堡乡六寨苗族9名游击队员的情况。当听说其中有7人早已牺牲时，王震的眼睛有些湿润。两名幸存者这时都已超过70岁，他们在带给王震的信中说：“我们除盼望首长能给我们回信外，还希望见到您一面。”王震当即委托与周平一同来的时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顾问、当年的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先代表他前去看望两位老人，并说：“收到他们的来信，我很高兴。但由于工作忙，暂时不能去看望他们。今后我有机会到贵州时，一定会请他们到贵阳见面。”

嘱咐完这件事，王震便急切地问：“现在毕节地区各族群众的生活如何？”周平一迟疑了一下说：“有所改善。”王震说：“具体一点讲。”周平一欲言又止。王震见状，笑着对她说：“当年我与你父亲可是无话不谈。你要说真话，我就是要听真实情况。我这里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周平一这才说：“报上宣传、向上汇报时，都说成绩很大、变化很大。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有一多半的农户年人均收入仅几十元，一天仅能喝两顿照人影的面稀糊糊。很多人家连盐巴都吃不起。”周平一汇报完，王震便激动地说：“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忘记老区、贫困地区人民。我准备向总书记胡耀邦汇报，请他到毕节地区看看。在北京，我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向老区、贫困地区投资、倾斜。你回去告诉当地政府，那里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要大办水电站，还要把当地的生漆、烤烟、药材这三件宝的生产抓好，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他又叮嘱道：“也请当地政府考虑一下，若有真正的好项目，可以给我打报告，我批给有关部门，请他们论证支持，使老区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

当年12月31日，胡耀邦到毕节视察。此后，中央统战部智力支边领导小组、全国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把毕节地区列为老区、贫困地区重点扶助对象。

1991年，周平一又来看王震。她说：“我最近到了一趟纳雍县，看了九户人家，仅有两床棉被，其中一床还是把女儿卖给湖北人做媳妇后，女儿给寄来的。他们住山洞、盖稻草，连张床都没有。上级拨的扶贫款被挪作他用，拨的修路款被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几次转手承包，层层偷工减料，桥刚要通车便塌了，还砸死了几个人，路没跑几天便坑坑洼洼。党风、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状况也很不好！”周平一汇报完后，王震左手摩挲着前额，沉默了很久才说：“你所说的纳雍县的贫困状况，不是别无分店。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不好，这在全国已带有普遍性。关键是一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了，农村基层组织瘫痪。现在全国农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只要认真抓下去，就大有希望。”

毕节地区的发展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中央和王震亲切关怀下，贫困面貌逐渐有所改变。1983年，毕节的人均收入仅有102元，财政收入位列贵州省倒数第一；到了1995年，人均收入已增加到526元，财政收入也跃居全省第三名。

（二）

江西省永新县是湘贛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王震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近四年。全国解放后，1961年6月，他专程回到永新，看望这里的父老乡亲。1984年至1991年，他在北京五次接见永新县的代表。几次受到王震接见的县党史办主任左招祥回忆说：“尽管王老离开永新50多年，但他仍记得我们的不少方言。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说‘咕啦’（‘咕啦’是永新方言中最具特色的一个词，用法广泛，大体上是‘什么’的意思——编者注）。这是我们当地的习惯，使我们感到很亲切、无拘无束。接着他便让公务员给我们沏茶、拿水果，然后便询问老区人民的生活、经济建设，为我们老区尽快富裕出谋划策。有几次，他还特意安排我们和他们全家一起吃饭。”

1984年7月12日晚，王震听完永新县代表汇报后，叮嘱他们说：“你们回去后，要转告永新、莲花县领导，要教育老表们不要急于盖房子，钱先存在银行可以生利息，或集股用来发展生产。永新缺煤，要向上级汇报，那一带有煤，应抓紧勘察，早日以煤代柴。永新也十分缺电，没电，群众生活不方便，工业也上不去。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指挥打了一个大胜仗的龙源口那里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可以用‘省里要一点、县里挤一点、群众集一点’的办法修电站。东门禾水河上的桥得修了，否则在汛期，东部六个乡的交通便无法解决。”王震还亲自写信给水利电力部和江西省，希望他们支持永新等老区的建设。此后，王震又先后两次听取汇报、解决问题。

1990年11月前后，龙源口水电站和东门桥先后竣工。龙源口水电站年发电1000多万度，直接经济效益180多万元，不仅解决了南部六个乡的生产生活用电，而且可以灌溉1.8万亩土地，同时对5000多亩土地有防洪作用，1995年还产鱼近10万斤。东门桥打通了东部六个乡与全县的交通，缩短了永新到泰和、井冈山的路程。1984年，永新县有近3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县人口70%以上。1995年，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下降到7万多。每当谈起永新的变化，老区人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王震。他们激动地说：“王老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他不让我们盖纪念馆，却让我们把钱用在生产上。虽然没有纪念馆来展示他的光辉业绩，但是这些业绩都装在我们脑子里，刻在我们的心上。”

王震关心整个江西老区。1986年10月，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江西日报》特地派记者来北京采访王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并未冲淡王震对江西人民不屈不挠、开拓前进精神的深刻记忆，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儿女，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就有23万多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老表们不怕流血牺牲，他们前赴后继，送男送女，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情很高！”“那时，根据地是很苦的，没有粮食，老表筹集粮食拥护红军……江西人民从人力、物力上对红军支援很大，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微笑着对记者说：“在今天的‘四化’大业中，老表可要继续奋斗啊！要开创新的局面，要有新的作为、新的更大贡献，才无愧于光荣的历史，无愧于先烈的英灵嘛！”

王震对江西的山山水水，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他曾说：“除了我的家乡湖南，江西是我去得最多的省份。江西是我的第二故乡。”当谈到江西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但与先进省份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时，王震一边拍着记者的头，一边风趣地问：“人家姑娘找对象，有癞痢头的不要，是不是？”记者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给问懵了。江西的头癣病旧时比较流行，曾有“江西的头，湖南的脚”的说法。不待记者明白过来，王震就认真地说：“有癞痢头不好，人家姑娘不喜欢；贫困落后也不好，不光彩，那就下决心把它彻底根治掉嘛！”记者恍然大悟，原来王震是把贫困落后比作头癣病，勉励江西人民奋发有为、治穷致富！“江西人民要成为‘四化’大业的先锋，中央批给几个项目固然重要，但关键要有很强的进取心，”王震挥了挥手臂，激动地说，“江西人民要勇于开拓，要保持过去那种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精神嘛！红军时期，江西人民不是什么苦也不怕，什么风险都挺过来了吗？连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难倒江西人民呢？！江西基础比较薄弱，在前进的路上，会遇到更多的‘雪山’和‘草地’，这就需要江西人民更加努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艰辛。”他提高了嗓门说：“江西是有艰苦奋斗的传统的！50年代江西开发山区、建设山区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农垦职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荒丘野地、光山秃岭上植树造林、开荒种粮，发展畜牧业，兴办工厂，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财富，靠的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嘛！江西人民要发扬这个传统，用自己的力量来振兴江西。”

（三）

王震还时时关心着湖南省的建设。1983年9月20日，他让秘书给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说：“请派几位懂经济综合工作的同志到北京，我有些想法与他们谈谈，让他们回去后再给毛致用书记、刘正省长汇报。”9月25日晚，王震在家里接见了湖南省政府派来的四位同志。从晚上8时10分开始，一直谈到深夜11时 5分，长达近三个小时。王震仔细询问了湖南各方面的情况，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中心是如何搞好湖南经济。王震说：“湖南有不少老区，也有不少贫困地区。把整个湖南的经济工作搞好，让老区、贫困地区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不仅有经济意义，更有政治意义。不能一讲改革开放，就是盯着沿海。现在提出翻两番，湖南怎样翻两番？湖南应该把陶瓷、丝绸、茶叶搞好。瓷土、陶土是湖南的优势，要很好地发展湖南的陶瓷生产。湖南应成立陶瓷总公司。”王震询问了铜官陶土开采的情况，当听到是由大队、生产队开采时，王震说：“光这样不行，要搞国营的，对陶土资源要爱惜。现在国际市场兴做陶器。瓷器中含有铅毒，而陶器没有铅毒。”王震详细谈了陶器的花色品种。他说：“花色品种要更新。陶器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工艺美术特点……要在国际市场有竞争性。有的要仿古，有点花纹，不要上釉，还要有成套的茶具、酒具、中餐具、西餐具。工艺要细一些，要讲究质量。产品要有高档的，也有中档的，中档的要老百姓买得起。要降低成本，价廉、实惠。”

王震对发展湖南的食品工业也十分关心。他说：“现在湖南的食品没有什么名产。过去湖南食品有许多名产，九如斋有许多东西。现在九如斋丢掉了，腊肉也没有过去的味，现在就只剩下一个臭豆腐。日本现在很需要蒜、姜、辣椒、花椒、胡椒，你们要研究小包装，研成粉末。要精加工，搞高档产品、名牌产品。湖南要发展茶叶。毛主席过去喜欢喝湖南茶，连茶叶都吃了。茶叶可提神，有营养价值。要做到价廉实惠。内销外销都要搞，内销市场也很广。”王震详细问了湖南水产的发展情况。他说：“湖南是鱼米之乡，有湘、沅、资、澧、洞庭湖，要发展水产。”王震仔细问了桂鱼、螃蟹、乌龟养殖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光是鲢子鱼不行，要发展优良品种，要多养点青鱼、鲤鱼。”王震还说：“现在搞体制改革，就是要成立公司，有的可以搞跨省公司，设经理、董事长。今后省长就领导公司，党委抓政治思想教育，掌握方针政策。”最后，王震说：“要货畅其流。光靠小商小贩长途贩运是不行的，政府部门应该组织。现在有的人只讲私人的，不讲公，这是不行的。要讲社会主义，要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都要兼顾。”

湖南省委、省政府被王震的精神深深感动。将军为湖南经济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符合湖南实际的中肯意见。省委、省政府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办法。王震的意见对湖南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84年7月，王震听说当年5月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则离休干部喻杰回家乡带头集资办小水电站的消息，便让秘书找来报纸细看。消息中说，1970年喻杰离休后回到家乡——革命老区湖南省平江县嘉义乡，帮助当地群众建起一座小水电站。随着山区经济的发展，他又提出国家、集体、个人投资办水电股份公司的建议，并带头把自己多年积蓄的11000多元投资给公司。当初在湘赣根据地，王震任湘赣省军区代理司令员时，喻杰是省军区后勤部长。看了这则消息，王震很高兴。他立即口述，让秘书记录，并亲自修改，给喻杰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喻杰同志：

你好！

当我从1984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读到你带头集资办小水电站的消息后，甚为高兴。

我从1932年就认识了你。那时先通过湘赣苏区红十八师师长徐洪的介绍，后经过直接接触，逐渐对你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艰苦的武装斗争环境里，你一直做后勤供应工作。你克己奉公，关心同志，关心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保障前方指战员的生活必需，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解放后，就任粮食部副部长期间，你也一直保持和发扬这一精神。

你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更珍惜革命的晚节。离休后，你本可以在大城市安享欢乐，但仍葆革命之锐气，1970年返乡，与家乡人民一道开发建设山区，不仅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无私投资于家乡建设，而且不顾80岁高龄，策杖奔走在青山绿水间，为办好家乡的水电尽心竭力。这种为人民谋利益、鞠躬尽瘁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前几天我见到胡耀邦同志，在交谈中，耀邦同志非常赞赏你。

最近，我们许多已经离休和即将离休的老同志谈起你带头集资办水电的事情，他们表示要向你学习，善始善终写好自己历史的最后篇章。孔夫子主张“老有所终”，我赞成老有所为。人虽然离休了，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领域还相当宽广。愿一切老同志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革命意志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减，为四化建设贡献余热。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蓬勃发展，但由于国家的财力、物力仍有限，所以我赞成你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投资办水电公司的方针。就是个体集资合股办，我们也大力支持。办水电是这样，办其它事情也是这样。

望保重身体，并问暑安。

王震         

1984年7月17日   

信写好后，王震又在信的前面亲笔写道：“毛致用、刘政同志：我给喻杰同志的信请考虑可否在《湖南日报》上刊出？王震”。

1984年8月9日，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给王震回信说：“您给喻杰同志的信寄给我们后，我们和宣传部、湖南日报社的负责同志一起认真进行了学习，并于7月21日全文刊载在《湖南日报》第一版上。早在7月14日，我们还在《湖南日报》第一版头条以‘只愿明珠遍山乡’为题，报道了喻杰同志带领群众办水电的事迹。您的信和喻杰同志事迹发表后，各方面反映很好，许多同志都表示要以喻杰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努力把小水电和其它各项工作搞上去……努力振兴湖南经济。”

1990年7月5日，湖南省副省长陈彬藩和岳阳市副市长叶树松前来看望王震。听他们汇报了湖南的经济情况后，王震说：“湖南没干劲，搞不赢人家。”陈彬藩马上说：“不是没干劲，是政策不如人家优惠。我们没有外贸出口权，肥猪、山货等都得运到广东去，大头让人家赚走了。”接着，他对王震说：“岳阳有水、有电，交通便利，劳动力便宜，在靠近长江城陵矶港口的芭蕉湖，有20平方公里，没有多少人家，省委、省政府意见，先在那里搞四平方公里开发区，一不要中央的钱，二不减上交中央财政的任务，我们决心搞好。湖南过去是为革命、为国家作了贡献的，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过现在有些地方还很穷，先忧了还没有后乐，请王老支持老区富起来、乐起来。”王震说：“支持湖南搞对外开放，我不做保守派！你们所讲的一不向中央要钱，二不减少对国家贡献外，我再加一条，不能污染环境。你们向中央写出正式报告，我给总书记、总理报告。湖南是毛主席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乡，要富裕起来，才能在国际上起一个好的影响，才能对得起革命先烈和老区人民。”岳阳城陵矶开发区于1991年1月获批设立，截至1996年，投资金额达到20多亿元，其中一亿元以上的项目有4个。

王震还十分关心湖北省罗田县、山西省雁北地区和革命圣地延安等老区的建设。1972年，他曾回到延安和南泥湾，看望当年的老房东和留在当地的三五九旅战士。1991年6月26日，《经济日报》记者拿着“今日延安”和“今日南泥湾”两组照片让王震审看时，王震向前去采访的记者仔细地询问了延安和南泥湾群众的生活情况。王震说：“快20年没有到那里去了，非常想念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应记者请求，王震很潇洒地写下了“向延安人民问候”的字句。王震审看的照片和问候一同刊登在6月28日的《经济日报》上。同年8月，王震决定带领当年在延安战斗和生活过的各位老同志的夫人重返延安，与当地政府和群众一起商讨加速发展延安经济的方针大计。这一计划已通报各位老大姐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及延安市委、市政府。老大姐们欢欣鼓舞，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翘首以待。后因工作繁忙，不得不推迟计划。11月，王震患病住院，从此再未离开病床，回延安的计划终未成行。王震在病床上几次谈到此事，深感遗憾。1992年3月的一天早晨6时，病重之际的王震将值班秘书叫到病床前，满脸喜悦，仿佛巨大的病痛都被驱走了。他问道：“刚才我做了个梦，你猜梦见了什么？”没等秘书回答，王震就高兴地说：“我梦见自己回延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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