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球跨国资本热切期待印度成为下一个世界制造业中心时，印度却接二连三爆发大规模罢工活动。其中，针对三星等“印度制造”样板企业的罢工，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这已不是单纯牵涉印度劳资双方的纠纷，而是关系到印度能否顺利承接产业转移、接纳资本涌入，并借势推动自身工业化发展的重大问题。

2024年9月9日，位于南印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斯里佩鲁布杜尔（Sriperumbudur）的三星工业园爆发大规模罢工，数千名印度员工要求提高薪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求三星方面承认最近成立的“三星印度工会”（SAMSUNG Indian Worker Union, 下文简称SIWU），并表示若三星不满足这些要求，罢工将无期限持续。罢工期间，三星劳资双方举行多轮调解会议，但均未取得有效进展，根本原因是双方各持己见、不愿意让步，导致“承认SIWU地位”“调整加薪程序”的核心问题迟迟未得解决。在此情况下，因事关泰米尔纳德邦产业发展大局，又牵涉高度敏感的工人福利问题，邦政府也试图下场调停，但效果同样有限。泰邦劳工部曾分别与三星劳资双方举行会谈，但未成功促成三方会谈。以上种种迹象皆表明，罢工将长期持续。

然而，出乎各方意料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在持续37天后突然结束。印度工会中心（Centre of Indian Trade Unions，简称CITU）10月15日公开表示，在泰邦劳工部协调的三方劳资会谈后，已与三星达成和解，宣布取消罢工，抗议工人将于17日返岗。三星管理层则同意不对参与罢工的工人进行报复，也不会扣除罢工期间的工资，同时将向调解官提交关于工人需求的正式回应。除此之外，和解内容还包括：工人复工后必须充分配合管理层，不得实施损害资方利益的行为，以及三星管理层将向调解员提交一份回应工人的书面答复。但问题在于，和解协议始终未提及加薪、承认SIWU地位这些引发罢工的核心矛盾的进展情况。不仅于此，总览罢工事件始末可发现，此次罢工活动略显“虎头蛇尾”，且泰邦政府、CITU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待商榷。

这场大规模罢工究竟因何而起

发生罢工的斯里佩鲁布杜尔工厂是三星在印设立的两家工厂之一，雇用约1800名员工，主要负责生产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电设备，年营收额占三星在印每年120亿美元营收总额的近五分之一。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活动发起者正是2024年6月25日刚刚成立的SIWU，其隶属于全印主要工会组织CITU。SIWU成立后就开始积极响应工人的权利诉求，涵盖加薪、改善工作条件、争取集体谈判权等，很快赢得多数印度三星员工支持。CITU泰邦秘书兼SIWU主席穆图库马尔（E Muthukumar）表示，三星斯里佩鲁布杜尔工厂员工有1550人是工会成员，且均为正式员工。然而，SIWU成立后至今未得到三星正式承认，这也是点燃这次罢工活动的主要动因。

总体看，此次罢工工人的主要诉求有三。一是要求三星公司正视印度员工的身份地位并给予尊重。部分印度员工抱怨在公司内“得不到尊重”。例如，被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所负责的工作流程。再如，被上级主管工程师直接用“喂”称呼等。 

二是不满薪资水平，要求加薪。据了解，三星公司中同一部门员工按级别被划分为E到A级，级别越高相应工资越高，同时规定员工每月最高加薪额为3000卢比。但现实情况却是，许多员工抱怨其在绩效考核时被不加说明的评为E级，且大多数有十年工作经验的员工每月收入仍不到3万卢比，员工生活质量长期无法改善。CITU同样指出，三星印度工厂的劳动力工资成本甚至不到其年生产总值的0.3%。对此，SIWU早在7月11日就已向三星管理层提出了系列诉求，包括三年内将工资从当前的2.5万卢比提高至3.6万卢比（2024年增加70%，2025年增加15%，2026年增加15%）；承认SIWU的正式地位；提供每年500卢比的工龄津贴；将轮班津贴从150卢比增至250卢比；将陪产假从三天延长到七天；拥有相同资质和职责的工人应同工同酬。

三是承认SIWU的合法地位，这也是此次罢工员工的最关键诉求。但三星顾虑承认SIWU的正式工会地位将冲击公司利益，且极可能导致公司后续发展受工会进一步掣肘。因此，三星硬度拒绝承认SIWU，不愿与SIWU进行协商谈判。同时，罢工员工、CITU方面也不信任三星管理层，坚持只有属于自己的工会才能捍卫劳工权利，否则将永远得不到任何尊重。

这次罢工适逢印度进入节日季销售热潮的前夕（注：10月12日起印度将先后迎来十胜节、排灯节、圣诞节、新年等大型节日，是印消费品市场生产、销售的关键时间段），严重冲击三星在印的生产和销售活动。CITU泰邦秘书兼三星印度工会（SIWU）主席穆图库马尔（E Muthukumar）表示，罢工活动已大幅影响三星工厂的正常生产活动，除电视机组装外，压缩机、冰箱、洗衣机等产品的产能急剧下降，该工厂整体产量削减近80%。

为了抢在销售旺季解决问题，三星围绕员工不满和诉求已采取多项应对措施，目前已有效遏控罢工造成的不利影响。一是三星极力否认公司不尊重、压榨员工一事，试图在舆论层面为事件降温。三星表示，员工的安全和福祉是公司的首要任务，将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声称“印度员工的工资水平已达其他地区同类员工平均工资的1.8倍”。

二是三星针对罢工员工、生产活动“双管齐下”，最大程度限制罢工冲击。一方面，三星对参与罢工的员工“威逼利诱”。比如向所有参加罢工员工发出“说明理由”通知，规定“9月9日起至返岗前，所有参与罢工的员工将无法获得任何工资”，以及“通知发出后4天内未返岗的员工必须在7天内给出‘不被解雇’的理由”。再如，三星承诺不会对希望复工的员工采取报复行动，但表示如果继续抗议，将予以解雇处理。又如，三星高层选择性拜访参与罢工的管理层级或普通员工，试图通过赠送礼品以及补贴薪资等一次性奖金或其他福利的方式劝说其返岗。另一方面，三星工厂紧急雇佣合同工以满足短期生产需求，确保后续销售活动不受影响，成功弱化罢工方的谈判地位。三星官方表示，因罢工事件，最初生产中断率高达50%，但后续在未罢工员工、学徒、新聘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其产能已接近平均水平。三星方面10月22日表示，长达37天的罢工活动给公司造成了约1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公司继7月8日韩国三星员工罢工后，这是最近其遭遇的第二起无限期罢工。而韩国三星电子全国工会曾在印度员工罢工后发布声明，明确支持印度员工的罢工活动，并对三星印度工厂的员工无法获得公平薪资和合理的工作条件深感遗憾。

罢工背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背景

当前，罢工活动已然结束，但困扰工人群体的薪资问题和SIWU地位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根本原因是泰邦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政府的“亲资本”和CITU的“妥协”行为。然而，更关键的是，结合当下全球资本对印度制造业寄予的厚望，此次罢工事件暴露出印度的系统性短板——政治化的劳资关系。分析认为，此轮罢工活动有损印度的“亲投资”形象，莫迪政府“六年内将印电子产品产值提高两倍至5000亿美元”的计划难以实现。 

泰邦政府方面，其既要维持DMK的“进步党”形象以巩固政治基础，又要确保投资环境稳定吸引更多投资。泰邦劳工部长加内桑（C.V. Ganesan）曾表示，泰邦政府支持工人，正促进劳资双方接触并讨论，以达成友好解决方案。但在罢工期间，泰邦政府曾多次派遣警察拆除抗议地点的帐篷并逮捕罢工员工。目前，尽管在法理层面站不住脚，三星方面仍禁止SIWU在其名称中使用“三星”（Samsung）一词，认为SIWU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会对三星的声誉造成影响，而三星不希望其工厂在运营过程中受到任何政治干扰。主导此次罢工活动的CITU为印度最主要的工会组织之一，成立于1970年，拥有近620万成员，在制造业、农业、运输等传统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而此次抗议发生的地点斯里佩鲁布杜尔为印电子、汽车、机械制造领域的重要工业区之一，也是印吸引外资赴印投资建厂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近年来，CITU在斯里佩鲁布杜尔工业区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已对现代（Hyundai）、JK轮胎（JK Tyres）、阿波罗轮胎（Apollo）、亚洲涂料（Asian Paints）、PPG亚洲涂料（PPG Asian Paints）、百利亚（Britannia）、伟创力技术公司（Flex）等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形成长期影响。CITU致力于维护印度劳工权益，且长期不满跨国企业的在印运作方式。CITU方面指出，印度法律允许成立工会，但并没有强制要求跨国企业也承认工会，因此很少有跨国企业愿意承认工会的存在。

然而，在此次罢工事件中，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CITU却陷入了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困境，不得不在工人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做出选择。

此次三星印度工厂的大规模罢工事件是印工人群体争取、维护自身权利运动的缩影，但其中泰邦政府、CITU、三星三方的纠葛和系列举措充分暴露阻碍印工业化进程的结构性矛盾。其一，印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必然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也是“印度增长故事”的重要依托之一。然而，工人的权益诉求与印度保持低成本优势的矛盾日益尖锐。其二，印严格的劳动法规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企业通过大量使用合同工规避相关监管，劳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此外，工会的政治化影响其独立性和维权效能，导致工人群体往往沦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加剧工人群体不满。其三，除强制性手段外，印缺少有效的劳资纠纷调解机制，印政府在处理现代劳资关系方面同样经验不足。对此，若印度要实现其制造业雄心，就必须找到一条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而这需要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在发展理念、制度建设和具体实践等多个层面共同努力。

随着莫迪政府快速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若其持续忽视工人利益，此类劳工运动极有可能在全印范围内掀起波澜，客观上成为低效官僚、程序繁复外的又一个阻碍印度实施“亲资本”改革的阻碍。在印度各界热切期待本土制造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此类罢工又将严峻考验莫迪政府在“满足劳方福利诉求”和“增强外资吸引力”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

（编辑  杨利红）

“失去的三十年”指的是日本经济增速低迷的平成时代（1989年—2019年）。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开始进入结构性萧条，在美国“不许超越”的持续打压之下，日本“出口立国”的模式崩溃。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之后，试图在确保国内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让本国经济从出口发展模式转向内需主导型来扭转总需求不足的颓势。在此期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增加，令日本政府自顾不暇。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日本企业不得不同时面对通货紧缩和制造业比较优势丧失的挑战。日企在此期间的应对措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

在1960—1989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依托低利率的资金配给以及有计划的政策性投融资支持，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依托日元升值和日本独特的企业与工会缔结的工资协定（工会主动控制工资上涨），日本成功度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制造”席卷美国市场，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超过美国，导致一部分日本企业形成了路径依赖，丧失了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求得转机的宝贵机会。

人口减少引发日本社会总需求结构的巨大变化

日本社会生育率一直不高。社会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导致日本社会的总需求曲线发生了永久性左移。资产泡沫破灭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减少，对未来的收入增长预期普遍悲观（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以收入增长为标准衡量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1989年为50.7，1999年为40.9，2009年为36.1）。内需萎靡，企业销售收入开始锐减。内需的减少又叠加日元升值，大量日本企业在“大水大鱼”时代所熟悉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日本企业开始普遍步入需求不足的困境。

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日企的资产负债表普遍受损

为刺激经济增长，从1992年开始，日本央行实施“零利率”。但极低利率并没有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再生产。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在泡沫期大举借贷，大肆进行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参与股票投机，随着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下跌，资产价格缩水导致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大幅衰退。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这些企业不得不将从银行新获得的贷款用于还贷，而这种个体的占优策略最终演化成了“合成谬误”，加剧了日本企业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向“负债最小化”转化，最终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负反馈。

汇率贬值影响日本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水平分工

20世纪90年代，IT革命和互联网发展大幅降低了信息处理的成本和通信成本，一些国家对经济活动限制放款，一些美国企业开始将服务外包业务向印度和爱尔兰等国家转移，推动了全球制造业从垂直一体化走向水平式分工。然而，在日元贬值的大背景下，日本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不得不收缩海外生产线、在日本国内增设工厂，将生产制造海外生产环节向国内转移。这方面鲜明对比的典型例子是日本的夏普公司（生产电器和电子产品）和美国的苹果公司：夏普的生产环节聚集于国内，而苹果公司采用水平一体化，将制造环节外包给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自己只保留设计、营销、物流和品牌管理。这一生产组织方式所带来的最终结果是，2016年4月，夏普被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并购，而苹果公司却一度跃升至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日本企业应对“失去的三十年”的经验

在此期间，日本企业普遍面临着较为不利的生产经营环境，但也有部分企业依托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市场需求，从而成功地化危为机。

及时调整策略适应居民消费趋势性变化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面临的整体趋势是日益来临的老龄化社会和整体人口规模不断减少带来的消费萎缩，这使得日本社会的消费曲线发生了永久性左移。在这一趋势性变化下，日本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趋向于回归理性，更加注重产品的实用舒适与物美价廉。在此期间，零售业态中的百元店（Daiso—大创、Seria、Cando、Watts）、软折扣店以及一些淡化品牌概念但更重视简洁实用的休闲服饰（优衣库）、家居用品（宜得利）、食药产品（松本清）、化妆品等性价比较高的新型商业模式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认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资源约束中寻找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分工的转变，日本制造业企业开始向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高的精密机械、高端电子零部件、半导体设备、存储/逻辑芯片制造、高机能材料等行业聚集发展。以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尼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基于危机感的“自我升级”一直都没有停止，就这此时，“日本制造”及“日本设计”逐步摆脱了“山寨”恶名，获得了世界级的信誉。其中的佼佼者还有三菱重工、富士重工、丰田汽车公司、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等。这些经验可以总结为：在战略层面，跟踪国际科技前沿，学习世界先进技术，高度重视工程师培育；在战术层面，推广以“精益生产”为典型的先进制造模式。

紧密围绕全球产业链演进的趋势进行发力

虽然日本对当时经济全球化趋势演进的方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反应过来的部分日本企业迅速认识到了这一全球分工体系的核心本质，将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作为主攻的方向，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企业是基恩士。这家1974年在日本创立的小企业，自诞生以来，依靠提供能够改善自动化制造质量与效率的解决方案，迅速在全球建成了高效的服务网络，为世界各地的 “财富500强”制造商到小供应商提供传感器、测量仪、数据采集仪、测量系统、视觉系统、控制系统等软硬件产品，覆盖汽车、半导体、电子元件、医疗、物流、商品药品等多个行业。整体来看，日本企业迅速通过加强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拓展制造业服务补上了起跑的短板，诞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依托对外投资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

资源约束一直是日本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硬性约束。《广场协议》签订后，为应对贸易冲击，日本政府推出“黑字环流”计划，核心目标是通过政府援助、商业贷款等手段，将日本的国际贸易盈余、外汇储备和国内私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行业。这标志着日本从“贸易立国”开始向“对外投资立国”转变。在此期间，以索尼、本田等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经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了半壁江山。

日本企业“出海”分为两类，一是以降低制造成本为目的的“垂直直接投资”，即产业链外迁；二是以获取需求为目标的“水平直接投资”，即海外市场扩张。

小企业坚持走专业化和“隐形冠军”道路

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大量日本中小企业开始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通过聚焦赛道、走专业化和精细化等“专精特新”道路，日本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都诞生了一批“隐形冠军”。以制造业领域的碳纤维为例，在小丝束碳纤维市场上，东丽、帝人（东邦母公司）和三菱合计占据全球49%的市场份额；在半导体芯片领域，成就了信越化学、SUMCO、住友电木、日立化学和京瓷化学等众多公司。在服务业领域，日本知名游戏企业任天堂，从一家做游戏纸牌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全球电子游戏行业巨头。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非常专注于所在赛道，通过创新和下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产品优势。

对我国企业的政策启示

一是要妥善应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新局面。大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土壤，房地产具有金融和产业链带动性强的双重属性，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将会传导到企业的需求端。因此，必须守住房地产市场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把解决烂尾楼等保交楼、保民生和保稳定工作以及妥善处置房企风险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制定实施正确政策措施，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为二手房流动提供便利，逐步扩大租售同权适用范围。引导房企走高质量发展创新道路，鼓励房企推出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二是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和稳定的融资环境。一方面，要稳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为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创造条件，大幅降低企业的负债成本，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助力企业尽快走出“创伤期”。另一方面，要确保汇率不发生大的波动，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中资企业走出去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稳定的汇率预期。

三是引导企业把创新摆在经营的核心位置。鼓励企业加强对市场需求的研判，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的定价策略，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围绕“卡脖子”技术和关键核心领域，形成一批走差异化和专业化路线的“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中国经济新质生产力全面成型。

（编辑  季节）

多边外交是国际事务中长期存在、广泛运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一种外交活动方式。多边主义是与多边外交实践密切相联的外交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总结。

近现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醉心于强权政治、集团对抗和阵营对垒，多边主义从理念到实践，受到严重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开辟了主权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外交往的国际关系新篇章，同时也开启了联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并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多边外交新局面。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国具有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组成的统一体。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类各民族都是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进入近现代历史以来，面对无法预测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各国人民唯有加强沟通，彼此借助，才能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化险为夷，协调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经历无数次冲突和对抗、付出无比巨大的惨痛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也是近现代国际关系领域普遍认同的多边主义外交的真谛所在。

20世纪4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孤立新中国，新中国根本没有参与多边事务的机会和可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抗击美国的武装侵略，在朝鲜战场与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浴血奋战，打出了国威，签订了停战协议（1953），并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解决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4）。虽然此次会议未能形成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决议，但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取得了突破；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担任团长的中国外交团队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象，令全世界对新中国外交刮目相看。

1956年，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新中国主动争取并成功参与的一场多边活动。万隆会议是中国引导各方求同存异，创新国际关系准则，影响深远的标志性多边外交举措。中国顺应时代进步大潮，高举争取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威胁的大旗，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义一边，把维护自身的主权与安全、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三个方面的外交斗争统一起来，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1971年，中国成功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尽最大努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多边外交的重大成果。全面恢复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体系中的合法席位，为中国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提供了广阔舞台和更多的机会。

1972年6月，中国在极左思潮严重干扰内外政策、国际处境相当复杂和严峻的情况下，派团出席了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人类环境问题专门会议。当时，在“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中，环境问题被提到国际事务中来，人类社会进入环境保护的新时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积极参加这个史无前例的多边活动和多边机制，意义非同寻常，影响非同凡响。

1975年6月，中国政府派团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与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相互配合，推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墨西哥宣言》及《世界行动计划》。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步伐大大加快，参与多边外交、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范围、规模和力度进一步加大。1980年2月，中国政府派团出席了不属于联合国组织、但与联合国关系密切的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诞生于1962年的国际军控领域的多边机制，虽然深受东西方冷战影响，分为西方集团、东方集团和不结盟国家集团三个部分，但毕竟参与国越来越多，影响力不断增大。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和自身外交需要，中国自1983年起设立专职裁军事务大使常驻日内瓦，开始出席裁谈会历次会议，在这个意识形态背景极为强烈、安全利益之争异常尖锐的多边机制中纵横捭阖，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重要文件的通过做出了独特贡献。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重返多边外交舞台、积极参与多边外交的典型事件和成功范例，不胜枚举。1984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了各国议会联盟第71届大会。中国从此成为这个成立于1889年、历史悠久的多边议会组织的重要成员。

在这里回顾新中国外交史的这几件事情，只是想说明，中国对多边外交并不陌生，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经验丰富，弥足珍贵。

践行多边主义，中国承担了应有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二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对抗为主要特点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宣告终结。某些与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地缘政治撕裂密切相关的区域性、跨区域多边机制，例如苏联主导建立的军事政治集团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大家庭性质的经济互助会，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联合国仍是以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最权威的政府间合作组织。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体系，作为多边外交的主体机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平台，依然十分活跃，并且有了更大发展。多边外交仍是国际关系领域中最受青睐的外交形式。

据统计，目前联合国直属机构共有20多个，主要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职司委员会、人权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等。与联合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政府间机构近20个，主要有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等。

重回联合国50多年来，中国参与了联合国所有机构和关联机构的活动。目前，中国已是联合国会费缴纳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同时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一大出资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这些都是中国积极履行世界大国责任，广泛参与全球事务，积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鲜明例证。

冷战结束30多年来，随着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问题越来越多，国际关系中的多边活动与机制建设十分活跃，地区性、跨区域、全球性多边安排与架构有增无已。如1989年开始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苏联解体时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部分国家建立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1992年成立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成立的亚欧会议、1997年成立的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俄罗斯主导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以及中日韩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同形式、不同宗旨和不同运行方式的多边机制进一步增加，中国参与或涉及中国的主要有：2001年以原“上海五国”机制为基础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在中国三亚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成立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2006年启动的伊核问题六国对话会、2009年正式形成的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集团、2015年俄罗斯主导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又称欧亚经济委员会）、2015年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2022年启动的亚洲合作对话、2023年启动的中国—中亚（5+1）对话，等等。

后冷战时代开启30多年来，这些适应世界形势变化、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新型多边机制不断发展壮大，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往，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互学互鉴。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倡导创建、发展引领上合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表率作用。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中国—东盟（10+3）、中日韩三方合作、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伊核问题六国对话会中，中国也发挥了举世公认和不可低估的建设性作用。中国作为真正多边主义践行者的作用，作为新型多边外交机制的维护者，贡献不容否定，也无法否定。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国有能力应对新的问题和挑战

冷战后多边机制的不断创新和多边外交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新型多边外交的特别贡献，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另一方面看，当今世界既不和谐，也不和睦，更谈不上和平。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济贫、以众暴寡、以邪压正的冷战余毒仍严重存在；集团政治、阵营思维、霸凌行径、丛林法则、地缘对垒等帝国遗产仍随处可见；与此相关联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冒险主义、投机主义沉渣泛起。作为冷战遗存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冷战后非但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反而逆势来袭，疯狂东扩，不断拓展旧的多边安全架构满血复活的倒行逆施之路。

在亚太地区，作为当今最大霸权国家的美国，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竭尽全力构筑排斥中国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同时，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搞起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时还搞起了美英澳三方核潜艇联盟，目前还拉拢日本入伙。此外，美国还搞了一个旨在科技领域封锁中国的 “芯片四方联盟”以及“印太经济框架”。而所有这一切，都打着多边主义的幌子，掩人耳目，欺世盗名。不言而喻，美国式的多边主义，不过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代名词而已。但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多边主义，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也不乏支持者和尾随者。

各种信息和迹象表明，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势不可挡、中国和平崛起已成历史大势的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心有不甘。它们正在千方百计地搞对华“脱钩”“断链”，明目张胆地实行所谓“去中国化”，公然鼓吹要建立孤立中国、围堵中国的“民主国家联盟”。正因为如此，当前伪多边主义甚嚣尘上，大行其道。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面对深刻变革的世界秩序、剧烈动荡的国际关系、前景莫测的安全态势，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践行符合历史正义的真正多边主义，自然要面临许多可以料想和难以料想的困难、问题和挑战。有鉴于此，持续推进中国特色多边外交，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应当努力做到以下“五个有机结合”：

1.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实行开放、包容、创造性和建设性多边外交，要与积极支持传统多边外交机制、广泛参与传统多边外交活动有机结合；

   第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推动各种新型多边外交，要与坚持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不断揭露伪多边主义、集团政治图谋，持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有机结合；

   第三，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主动引领新型多边活动，要与不断加强并持续深化与战略协作伙伴国的沟通合作有机结合；

   第四，倡导真正多边主义，努力拓展新型多边机制的内涵与外延，要与不断巩固和深化各种双边关系、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有机结合；

   第五，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最大限度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要与完善全球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有机结合。

   （编辑  季节）

全球南方占据世界85%的人口和40%的GDP总量，不仅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巨大的市场潜力，而且正在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和数字化进程。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全球南方在针对全球北方争取发展权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同时在南南合作中展现出愈发强烈的愿望。

与北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崛起不仅为广大南方国家树立了现成的发展标杆，而且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中国提供的慷慨援助和开展的务实合作，赢得了普遍信赖。在当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中国主导构建全球南方大市场的条件日趋成熟。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构建全球南方大市场的步伐，不仅有利于在全球舞台上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而且会促进我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优化产业结构，巩固供应链和产业链韧性，化解“逆全球化”风险。

“全球南方”概念的演进

“全球南方”亦称“南方世界”，是一个松散而动态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涵盖集中分布于南半球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与发达的“全球北方”或“北方世界”相对而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意涵。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这一概念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发展水平、政治理念、社会形态、治理模式等领域的差异；二是自殖民时代和独立运动以来积累至今的历史纠葛；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二者在重大利益上的分歧、对峙与合作。

“南方”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早由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 Gramsci）在《南方问题的某些方面》一文中提出，旨在揭露其本国北方资本家对南方的控制和剥削。20世纪60年代，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斯比（Carl Oglesby）首次使用了“全球南方”一词，斥责“几个世纪以来北方（世界）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汇聚、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我国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认为美苏争霸是导致世界动荡的根源，表明中国愿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道，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进入20世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率先发布名为“打造全球南方”的倡议，重在突出构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倡导南北合作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

77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了机制化的运行模式和集体谈判的能力。1964年，77个国家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表《日内瓦联合宣言》，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与合作，共同努力为加速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建立国际贸易新框架，并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在77国集团的推动下，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中国主张不结盟，不是77国集团成员，但一贯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支持其主张和诉求，并不断与之加强沟通与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起，多数涉及77国集团的官方文件均以“77国集团+中国”的表述呈现。

“南南合作”及中国贡献

“南南合作”旨在建立和运行政治对话与经贸合作机制，针对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在全球、区域和国别层面上形成共识、发出倡议、寻求解决方案，并通过多方参与的具体项目促进要素流通、知识交流与技术合作。

1955年，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304位代表出席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宣告反对新殖民主义霸权，倡议亚非国家间加强文化交流和经济技术合作，标志着南南合作的开端。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纳入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核心内容，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适准则。2005年万隆会议50周年之际，南非与印尼共同牵头举办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宣布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万隆会议60周年之际，与会亚非领导人确立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的主题。

联合国体系在促进南南合作领域做出了不懈努力。1974年，联合国成立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专事整合联合国系统和国际发展机构，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进程，具体措施包括发起全球南南发展学院、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全球南南资产和技术交流网络，以及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197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引领联合国发展体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依靠发展中国家日益提高的技术和科学能力来促进和推动其社会和经济发展，从而改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不均衡结构”，138位国家代表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2019年，联合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第二届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中心议题在于“全球南方”如何通过合作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如果没有全球南方国家的‘思想、能量和巨大的创造力’，就无法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03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每年12月19日确定为“南南合作”日，敦促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多边组织将南南合作纳入计划流程，并号召为此增拨人力、技术和财政资源。

2016年，为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立社会影响力基金，针对南方国家提供公私合作金融平台。

南方国家一方面积极加入国际多边组织，以提升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加强南方国家之间基于规则的互助合作。进入21世纪，部分南方国家主动采取双边或小多边形式与北方国家达成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在国际舞台上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笃务经济发展。1992年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转化为16国参与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现演变为54个国家共同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CFTA）。4个拉美国家于1991年发起的南方共同市场，已在2010年发展成为由33个成员国组成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1967年，由5个国家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至1999年发展成为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自由贸易区，并分别在2018年和2020年搭建起11个亚太国家组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15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多年来，通过双边、区域和多边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南南合作的多边机制，如“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中非合作论坛”（FOCAC）、“中国—拉共体论坛”等，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共识，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并建立政治磋商、经贸混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长效机制。

（2）1995年，中国在联合国项目框架下成立中国南南合作网，有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并持续推动技术合作向经济、贸易等多领域的合作延伸和拓展。

（3）2006至2009年，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分别签署《建立战略联盟的意向书》和《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总协定》，宣布分期捐赠1.3亿美元，迄今实施了25个南南合作项目。中国专家远赴南方国家分享中国经验和技术，帮助其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惠及数百万农户，为世界粮食安全和减少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制定了《国别规划框架（2021-2025）》，打造公平、环境可持续发展、气候友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

（4）2006年，中国设立中非发展基金，规模迄今达到100亿美元，旨在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

自“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南方国家共同努力，不断拓宽合作渠道，尤其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加速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5）2014年，中国成立“丝路基金”，规模为400亿美元和1000亿元人民币。作为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丝路基金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南方国家开展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

（6）2015年，中国在发展援助和金融平台建设方面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历史性的丰碑。首先，中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2017年追加10亿美元），用以支持南方国家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卫生健康、民生工程、工业发展及生态保护等优先领域，助力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次，中国政府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南方国家向低碳发展转型和开展气候适应力建设。再次，中国主导创建了两家多边金融机构，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有力推进了南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7）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率先落实疫苗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尽己所能向南方国家提供疫苗，总数超过7亿剂，并向金砖国家“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

中国迄今已向160多个南方国家提供各种类型的援助，实施了数千个成套和物资援助项目，开展了上万个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共培训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

构建全球南方大市场的基础条件

资源、市场和能力的互补性是发展经贸关系的客观基础，彼此的尊重与信赖构成了深化合作的主观条件，发展水平的梯级衔接度又为务实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行性。与全球南方的合作，唯有中国兼具这三个方面的独特优势。

全球南方增长强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1] 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一路攀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年达到58.3%，而北方国家占比则降至41.7%。IMF预测，南方经济增速到2029年将维持在4%左右，约为北方国家的3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伴随发达经济体产业与供应链政策调整，南南贸易与区域贸易成为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渠道。2022年，南南贸易约占南方国家贸易总额的54%，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支撑点，其中，中国、巴西、印度、印尼、泰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在粮食、燃料、矿石、金属和化肥等大宗商品南南贸易方面稳步增长。

2022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下降近四成，而发展中经济体吸引FDI逆势上涨，占据全球总流入量的71.2%；2023年，在全球FDI总额下降10%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流入量下降15%，而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下降7%，展现了全球南方经济较强的韧性。然而，尽管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但在存量方面，仅占全球总量的1/3，依然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双向贸易逐年上升

过去20年中，中国与南方国家双向贸易总额和占比逐年上升。2022年，中国对南方国家的进出口比重分别达到36.92%、23.43%，较 2001年分别增长14.57%、12.02%；2023年，对南方国家进出口分别占中国贸易总额的43.1%与39.1%，累计增长10%以上。

分地区来看，2023年，东盟、中东与北非、南亚是中国对全球南方货物进出口排名前三的地区，其中出口占比排名分别为39.6%、15.5%、12.4%，其次为南美（9.9%）、北非以外的非洲地区（9.6%）、俄罗斯（8.4%）和中亚（4.6%）；进口占比排名分别为34.7%、20.4%、19.4%，其次为俄罗斯（11.6%）、北非以外的非洲地区（9.3%）、中亚（2.5%）和南亚（2.1%）。

贸易结构高度互补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主要依托于各自的产业优势与发展需求，双边贸易结构互补性强。中国向南方国家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包括：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化工产品、金属制品；从南方国家进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中东、非洲和南美国家）、矿产品（南美、非洲）、农产品（南美、东盟、南亚）、海产品（东盟、南亚）、纺织原料（南亚）、金属和金属制品（南美）。

    双向投资持续增长

截至2022年年末，中国在南方国家FDI存量达到2.46万亿美元，占总量的近九成。我国在境外设立的企业中，亚洲超 2.7 万家（59.2%），拉美近3700家（7.9%），非洲超3000家（7.1%）。2022年，中国企业118起海外并购项目落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并购金额达到55.2亿美元，其中并购规模超过3亿美元的目的国多为南方国家，包括阿根廷、新加坡、津巴布韦、韩国、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正是由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中国超七成投资流向亚洲地区，而且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CAFTA）尤其是RCEP的推动下，中国-东盟双向投资势头迅猛。2022年，中国对东盟10国投资18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1.4%，占对亚洲投资的15%；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达到1546.6亿美元，占存量总额5.6%，占对亚洲投资存量8.4%，占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存量总额6.3%。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广，有效促进了双边经贸高质量合作，包括制造业（存量占比31.9%）、批发和零售业（1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9.4%）、建筑业（6.1%）、金融业（5.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9%）、采矿业（3.7%）、农林牧渔（3.4%）、信息传输/酸碱和信息技术服务（2.2%）、房地产（1%）。《2023年中国外资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东盟对华实际投资119.1亿美元，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6.3%；东盟在华新设企业1833家，占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总数4.8%。

战略互信不断增强

作为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全球南方共同经历过殖民主义的伤痛，因此具有极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文明复兴的渴望，在针对全球北方争取发展权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与和平外交政策在全球南方深入人心；中国“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为全球南方带来了真切的实惠，战略互信不断增强。

产业对接前景广阔

相比进入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国经验、中国能力更能贴近全球南方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和数字化进程的迫切需要。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绿色技术等方面的发展经验、产业实力与能力储备，与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其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升级乏力等发展困境形成强相关匹配与协同力。无论是从资金投入量、产业实力还是项目运营成效来看，北方国家对满足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帮助有限。相对应的，中国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全球南方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力量。中国在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电网等产业的投入与实力位列全球前茅：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的统计，2023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345.5GW，中国占比62.77%；目前，中国掌握全球锂电池产业约70%的产能，成为锂电池产销第一大国；多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高于世界平均增速，出口全球180多个国家，深受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喜爱，2023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全球总量的64%，2024年4月，上升至67%；近年来，中国电网企业在特高压以及“绿电”领域加速出海，帮助巴西、柬埔寨、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对电力能源的需求，并加速实现绿色能源转型。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与能力储备丰富，伴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数字化技术服务商加速布局全球通信网络建设、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等业务，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南方国家实现数字化转型。

全球南方成为我国破解西方贸易保护的桥头堡

中国企业与南方国家加强合作，以机动灵活的迂回策略，不仅很大程度上破解了美欧高筑的关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且在中国不再享受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和市场经济地位的背景下，使用了南方东道国与发达国家的各种优惠安排。Asia Times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将中间品出口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南方国家，或在当地投资办厂，最终将制成品输入至美欧，既而形成新的三角贸易模式。

构建南方大市场的主要挑战（二级标题）

发展水平差异悬殊

南方国家数量众多，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宗教文化、利益集团多元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发展战略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部分国家仍深陷内战和地缘政治冲突，在诸多议题上难以达成统一共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近年来全球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持续加剧，南北差距、南南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地缘政治与地区冲突对地区发展带来致命挑战。2022年，国家间/地区间武装冲突达到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南方国家，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的1.08亿，超过2010年的2.5倍。

对华态度参差不齐

许多南方国家精英阶层与原宗主国保持千丝万缕联系，并希望利用大国博弈多头取利，而拒绝承担国际义务、履行承诺；少数精英团体甚至配合某些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提出担忧沦为中国资源掠夺、商品倾销、债务陷阱的新殖民地问题。尽管总体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积极的响应，但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2023年4月的大数据分析显示，不同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舆情态度差异较大。

多数国家治理能力不足

全球南方近乎为落后国家的代名词，多数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低下，不乏宏大的远景目标，但缺乏透明一致的产业政策以及公正的司法体系；多数国家都参加了多项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如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非洲大陆自贸协定 (ACFTA)，但因缺乏规范性和实施机制，实际成效不彰。

国际话语权较弱

在包括联合国机构、WTO、世行、IMF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南方国家的话语权普遍偏弱，且改革进展缓慢。以IMF为例，其根据成员国的经济地位、影响力以及对IMF的贡献计算其投票份额，从而确定成员国的投票权重以及提取紧急融资的权利。2010年，IMF将6%的投票份额转向南方国家，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北方国家依然持有更大的份额以及重大决策否决权；2023年12月18日，IMF再次通过增加50%投票份额的改革，但对于提高南方国家代表性的改革动议依然遭遇搁置。短期内，多边发展机构中南方国家的话语权、投票权与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之间的差异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合作机制流于松散

南南合作已形成高度共识，并在具体项目上取得成效，但因缺乏明晰统一的规则体系，致使合作机制流于松散，效率不高。尽管存在多个南南合作相关的多边平台，但由于缺乏明确的运行机制，南南合作局限于具体项目和技术的双边或三方合作、金融支持以及会议论坛，难以形成长效合作机制以及可持续的合作效果。

主导构建南方大市场，化解美西方围堵

鉴于全球南方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多元复杂的发展模式，我国应采取“价值引领、规则驱动、全球布局、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战略方针。

用足现有南南合作平台

77国集团、金砖峰会、印非峰会、中非/中拉/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17+1国家合作等，南南合作平台众多，我国应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在凝聚价值共识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体制机制建设与规则制定，推动规则驱动的经贸合作，从而为参与各方建立更加稳定的预期。

夯实金砖合作机制

金砖国家担当全球南方领头雁的角色，我国应以金砖扩容为契机，加速规则制定与机制建设：（1）建立常设秘书处；（2）建立议事与决策规程；（3）明确加入与退出标准；（4）以新发展银行和亚投行为发力点，重点推进全球南方金融合作与负责任投资，加强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联通、治理能力、民生工程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扩大自贸协定

（1）在签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一带一路”合作备忘的南方国家当中，应针对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国家，加速推进自贸协定谈判；（2）采用“N+1”的方式，直接对接南共体、非洲大陆自贸区、欧亚经济共同体等现成的自贸协定，并推动其完善体制机制，提高运行效率；（3）借鉴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模式，在南方国家中就重点行业和领域达成单项自贸协定；（4）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包含众多南方国家在内的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以可持续规则化解美西方围堵

美国主导的“重建更好世界（B3W）”、欧盟主导的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七国集团重启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以及美日澳共同发起的“蓝点网络（BDN）”，均祭起“透明度、可持续、问责制”的大旗制定评审规则，旨在遏制中国在全球南方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中国需要整合管产学研共同制定相应的规则体系和评审机制，携手全球南方重点国家共同化解美西方的规则化围堵，加速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美国力图实施“去中国”的全球化战略，既通过各种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的方式打压我国经济，又试图通过所谓的共同价值观拉拢一些拉美国家、七国集团以及主要欧洲国家和印度等，联合对我国施加贸易限制政策，破坏我国国际形象，扰乱我国的经济发展。对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化新格局。

美国加速推进“去中国”的全球化步伐不会改变

短期来看，我国稳外贸存在一定压力

七国集团是我国主要的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国家。如果七国集团执行美国意图，即使是部分执行，也将加剧贸易摩擦，给我国稳外贸措施带来较大压力。2024年第一季度，我国对美出口占对外出口总额的14.8%，对美贸易顺差占对外贸易顺差总额的40.8%；对七国集团出口占对外出口总额的27.3%，对七国集团贸易顺差占对外贸易顺差总额的49.7%。根据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比对其他210个贸易伙伴的出口总和还高出34亿美元。

长期来看，要警惕美国利用七国集团形成“关税战略”联盟

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正在加速分裂，美西方正在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全面脱钩。尤其是美国正在以各种借口拉拢G7、欧盟、拉美国家，试图全面封锁中国经济。截至2023年底，已有21个欧盟国家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机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在最坏情况下，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会减少约7%。同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在加快重构，钢铝、太阳能等部分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订单明显减少。

加征关税对我国产业链整体影响不大

七国集团加征关税有可能会短期内造成我国国内市场信心不稳，对我国极具优势的“新三样”产业带来一些冲击，但是不会大面积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从近年来的企业调研来看，部分重点行业的企业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化解贸易壁垒政策，将工厂设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或者其他能享受美国关税豁免的国家与地区，以保持企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稳定。

重点产业的影响不尽相同

铝及铝制品、船岸起重机设备、医疗产品、半导体等领域受影响较大

在铝及铝制品方面，2023年，我国对美出口铝材23.6万吨，占出口总量的4.5%；同时，美国还是我国铝制品最大出口目的国，占比超过16%。在船岸起重机设备方面，美国是我国重要市场之一，总规模约为4.4亿美元，占总量的12.4%；在医疗产品方面，注射器、口罩等医疗产品规模约为6.1亿美元，占总量的32.6%；在半导体方面，2023年我国对美出口规模为6.51亿美元，占总出口的4.6%。总体影响尚可控制，但由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主要出口市场规模均同比下滑，而美国关税提高将导致我国出口市场进一步恶化。

锂电池及关键材料、新能源汽车、钢铁等领域对美风险相对可控，对欧风险偏高

在锂电池及关键材料方面，美国已连续4年为我国锂电池的最大出口国，2023年占比20.8%，但由于日韩企业储能电池产品体系尚不成熟，天然石墨等资源的全球供给核心在我国，美国供应链还难以摆脱对我国的依赖。在新能源汽车、钢铁方面，我国对美国出口占比小，影响可控。2023年，我国对美国出口新能源汽车占比不到1%，对美出口钢材仅占总量的0.9%。而欧盟是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地。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我国对欧盟出口汽车17.8万辆；2023年，我国对欧盟出口光伏产品占出口总量超40%，锂离子电池占我国出口总量超39.1%。

光伏电池（及组件）受美关税提高影响较小，但受美其他衍生举措影响大

在光伏电池（及组件）方面，本轮关税提高影响较小，目前我国直接出口美国的产品规模约为2.61亿美元，占比0.51%；然而，我国对美国出口主要通过东南亚国家中转实现。据统计，2023年，美国进口光伏组件规模50GW，其中超过80%来自我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原料供应。2022年6月，美国政府给予东南亚四国的光伏电池（及组件）两年的反规避关税缓冲期，日前，美已宣布该关税豁免政策将于2024年6月6日到期且不会延续，此情况或将对我国造成显著影响。

短期试探与长期封锁风险并存

从短期来看，欧盟主要国家将保持适度谨慎，七国集团有可能会通过试探性的措施观察我国反应

一些欧盟国家，如德国、法国在我国有大量投资企业，双方经济往来十分紧密，考虑到本国的跨国企业利益，应该会保持中立或加强与我国的合作，反对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不会加入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行列，欧盟方面将采取与华盛顿“一揽子关税”不同的做法。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不能效仿美国加征关税，因为这可能导致我将宝马、大众等德国汽车制造商拒之门外。但是，也要注意到美国在七国集团中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近期会通过“谴责性声明”的方式来试探我国的反应。

从长期看，欧盟国家的贸易壁垒的风险依然存在

欧盟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受美国制约较多，“去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也符合欧盟部分政客的认知。在欧洲保护主义的风潮下，对我国实施贸易壁垒也是欧洲的选项之一。今年1-4月，欧盟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465.5亿美元，下降5.0%。欧盟擅长通过非关税壁垒方式隐性地进行贸易封锁，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关于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内部市场条例》《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等政策，将对我国电动汽车、光伏等产业的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要注意拉美国家、印度正在建立或考虑建立贸易壁垒措施。如墨西哥、智利和巴西先后提高了对我钢铁产品的关税，哥伦比亚、印度也在考虑中。但是，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原因不尽相同，这些国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较低，主要是为了避免我国大量优质低价产品涌入本国市场，从而导致本国经济受到重大冲击。

加强应对措施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

建议由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成立“国家对外贸易战略咨询委员会”，加强多部委协同，负责我国对美、欧、日以及“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和产业发展的研究、跟踪，构建政策工具箱。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及时关注国际贸易壁垒政策动向，每季度对重点出口国家重点产业以及贸易政策开展监测分析及预测，主动做好风险预警及应对。

扩大转口贸易，通过双边竞合建立多元化市场路径

建议引导企业发展更多转口贸易第三国合作方。利用美墨加贸易协议、美国对越南“市场经济”的承认降低关税影响，推动我国服装和纺织品、汽车零部件、玻璃、钢铁与铝制品等商品经由越南、墨西哥销往美国。同时，要警惕墨西哥受美国压力发生政策风险的可能性，逐步转变为鼓励我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建厂。

建议利用欧盟内部矛盾，分化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立场，避免形成一致对我国不利的市场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的投资力度，提高欧盟欠发达地区对我国资本的依赖度；加大与德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鼓励大众、宝马、西门子等跨国制造业企业在我国投资建厂，制定引导政策支持这些企业通过我国市场对外销售。发挥我国超大运输市场优势，加大对空客飞机的采购力度，持续挑起空客和波音在国际贸易上的矛盾，引导法国和美国不断在飞机市场进行激进贸易对抗。

持续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为更为广泛的统一市场自由贸易协定。适当对智利、墨西哥等国家释放红利，选择当地解决大部分和关键原材料和部件供应的产品，吸引更多TPP和CPTPP签署国家加入RCEP，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态势，将中、美、欧三方市场融合，形成贸易“缠斗”的格局。

加大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合作，推动南共体产业转型。支持我国产业部分南共体转移，建立“中国-南共体”制造业示范基地，支持南共体国家发展制造业，融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

      （编辑  季节）

“产能过剩”指在一定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总量长期明显高于市场需求量，导致产品供过于求、设备利用率低下、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特定的行业或领域，由此将导致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减少、市场竞争加剧或亏损等问题。产能规模本来是一个经济层面和市场周期的问题，但是近期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大肆渲染“中国输出过剩产能”，进而炒作中国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等舆论。

今年以来美欧频繁炒作“中国输出过剩产能”

以下是今年以来美欧政客、智库、媒体一些代表性的言论和炒作观点。

美欧政客

2024年3月27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采访时表示：“我打算在访问时与中国人谈谈其中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并确保他们了解这对美国以及我们许多最亲密的盟友造成的不良影响，廉价商品充斥市场。我将传达我的信念，即产能过剩不仅会给美国工人和企业以及全球经济带来风险，还会给中国经济的生产力和增长带来风险。” ①

3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出席由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举办的线上讲座时说，“从闭幕的中国两会来看，中国打算大幅提升制造能力，以应对经济放缓，实现更多增长，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会有过剩产能，有更多太阳能板、电动汽车等产品。如果中国以人为的低价甚至以倾销的价格，将这些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将会破坏全球贸易体系。”

在耶伦、伯恩斯发表这番言论之前，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博在2月份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担心，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更侧重于供应，而不是考虑需求的来源，这两种政策都在向中国产能过剩的局面倾斜。”

2023年11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柏林举行的欧中关系会议上发表演讲，声称“如今，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创造了更具竞争力的产业参与者，同时，受保护行业的产能过剩正在淹没全球市场，并可能破坏我们的工业基础。人们非常担心清洁技术行业的公平性和安全漏洞，包括电动汽车。中国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将被输出，特别是如果产能过剩是由直接和间接补贴驱动的。”

媒体、智库和商界

除了美欧政客在不断炒作“中国输出产能过剩论”之外，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智库和部分商界人士也在推波助澜：

彭博新闻社2024年1月26日发表题为《产能过剩拖累利润，太阳能工厂产量放缓》的文章，渲染中国的太阳能行业可能会迫使许多工厂破产。

华尔街日报3月3日发表文章《中国冲击将再次席卷世界》，副标题是“中国的廉价商品再次涌入国外市场，但这一次没有伴随大量商品的进口”。

1月24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与分析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汽车公司是最具竞争力的，将在中国以外取得重大成功。“如果不建立贸易壁垒，它们将摧毁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汽车公司。”

2月1日，中国美国商会发表《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认为在资源和工业行业中，产能过剩引发会员企业担忧。美国商会中国分会主席肖恩·斯坦认为，中国正在从房地产和相关行业之外寻找新的增长来源，增加了国家银行贷款和工业补贴，试图改善低迷的增长，产能过剩已成为一些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外国公司和贸易伙伴将不得不适应。

CNBC今年3月19日报道，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在战略产业中越来越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制造产品，引发了人们对产能过剩的担忧——中国生产的商品远远超过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吸收能力，这可能会导致价格战。彦辞表示，欧洲商会正在看到“全面的产能过剩已出现，无论是在化学品、金属还是电动汽车方面”。

3月24日，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迫在眉睫的产能过剩》一文，提到2023年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数量已经是2019年的7倍，同比增长1.7倍；太阳能电池出口是2018年的5倍，比2022年的水平高出40%。文章宣称“中国的政策计划将加剧国内供需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衡，使中国走上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对抗的道路。中国产能利用不足本身就让外国决策者和企业感到担忧，它激励企业降低价格，为其过剩产能寻找市场，将导致全球供应过剩、价格下跌、盈利能力疲软、破产和失业。”

美欧可能采取的打压手段和相关风险评估

综上所述，美欧等西方国家渲染“中国输出过剩产能”，不仅是针对“中国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老调重弹，更主要是针对我国光伏、锂电池和电动汽车的“新三样”出口，为对相关中国企业采取的打压措施进行铺垫。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说，“中国不应认为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任何（对中国输出产能过剩的）回应是出乎意料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也直言不讳地说：“我很难想象，对于中国低内需的外部化，欧洲会坐视不理，静静地见证欧洲加速去工业化。”

西方打压的“工具箱”

美欧针对中国所谓的“过剩产能”，对“新三样”出口可能采取的打压手法其实并不新鲜，主要还是来自现有的“工具箱”。例如：

（1）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欧洲可能通过提高关税、实施进口配额等手段，限制中国所谓“过剩”行业的出口，以减轻国内相关产业竞争压力。

（2）反倾销调查与惩罚性关税：美国欧洲可能针对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展开反倾销调查，一旦认定存在倾销行为，将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从而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3）新的贸易壁垒：“人权”“低碳认证”“能效标签”等都在成为新形式的贸易壁垒，限制中国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

（4）技术封锁和出口限制：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关键技术的出口。

（5）推动供应链重组：鼓励本国企业在华投资企业将生产线回流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

历史上，针对中国出口所有这些措施都曾经被使用过。实际上，自2023年10月起，欧盟已经针对中国电动车企业启动了“反补贴调查”，其依据是《关于应对非欧盟成员国补贴产品进口的防范措施》和《关于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条例》。尽管调查仍在进行中，2024年3月，欧委会突然实施对自中国进口电动汽车为期9个月海关登记，以面对未来的追溯性关税等措施。如果调查结果为肯定性结论，贸易制裁措施将是对被调查企业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除欧盟外，美国企图设置贸易壁垒阻挠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2024年2月29日，美国政府发布公告，对中国制造联网汽车开展“国家安全”风险审查。

历史上光伏“双反”的案例

类似这样的措施，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相关出口产品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长期趋势。回顾一下近年来的历史，例如我国的光伏产品出口就曾遭遇过欧美严厉的打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之时，提到10多年前欧洲光伏产业全面崩溃的例子。她声称，“欧盟没有忘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对我们的太阳能工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样的事情不能在电动车领域再度重现”。早在2010年前后，中国太阳能产业就被视为是廉价的“过剩”产能，导致许多欧洲光伏企业相继宣布破产。2013年5月，欧盟宣布向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美国在2012年和2018年分别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了“双反”调查和201条款调查，随后在2018年对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加征了关税。此外，美国还禁止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多晶硅制造的光伏产品进口。

在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并加征关税后，中国一些重要的光伏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部分企业倒闭或破产重组，包括无锡尚德、赛维LDK等龙头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很多光伏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成本控制和市场多元化等措施成功转型，而那些未能适应市场变化的企业则逐渐退出了市场。

中国光伏企业持续投入研发，推动光伏技术的进步。通过规模化生产和供应链优化，有效控制了成本，提高了价格竞争力、提高了光伏产品的效率和性能，大幅度降低了度电成本（15年来光伏度电成本下降90%以上）。同时，中国光伏企业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如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减少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随着行业的调整和技术的进步，中国光伏产业逐渐恢复并再次崛起，成为全球光伏市场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2018年9月，欧盟委员会宣布终止实施了5年的对中国进口太阳能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欧委会当时表示，欧盟的目标是要增加可再生能源供应，取消限制令是对整个欧盟最有利的决定。

2023年，我国光伏组件出口量约211吉瓦，同比增长36.6%，创历史新高。欧洲是我国光伏组件出口最大市场，2023年光伏组件对欧盟国家出口额为190.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例49%。在美方持续打压之下，我国光伏产品对美出口基本无法进行。2023年，我国光伏组件产品对美出口1314.7万美元，仅占我组件出口总额的0.03%。然而，2023年美国自东南亚进口的光伏组件数额大幅增长，分别为：越南41.8亿美元、泰国39亿美元和柬埔寨23.8亿美元，自东南亚国家进口额为125.1亿美元，占其总进口额的82.7%。而越南、泰国、柬埔寨的光伏组件制造能力基本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和中国供应链的组装，美方对此也心知肚明。2023年5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否决了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表示将继续缓征东南亚光伏产品的进口关税，东南亚光伏产品出口至美国暂不受影响。预计2024年6月，由拜登签署的光伏进口豁免关税期限将至，我国企业通过东南亚输美光伏产品仍有变数。

我国产业应对西方打压风险可控

从光伏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欧洲采取的“双反”调查和加征关税措施，在短期内对中国光伏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光伏产业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竞争力，出口依然保持强劲增长。现在美国和欧洲针对中国电动车等新兴产业的“双反”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包括特朗普如果再度上台后可能对中国企业制裁力度加码、我国部分不具竞争力的企业会出现倒闭或重组的情况。但是整体而言，美欧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制裁不会在根本上影响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和经济优化调整。同时，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成本控制和市场多元化的动力，促使中国相关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因此，我们看好光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新三样”应对美欧打压的韧性。从根本上说，这些产业属于新兴的绿色技术产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必不可少，属于先进的技术产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过剩”是阶段性的，必然会逐步化解，在长期内需要持续发展。2013年前后中国光伏产业被美西视为“过剩”并遭其双反措施打压时，我国光伏组件年产量仅为23吉瓦，世界占比为62%；而到2023年，我国光伏组件的产量已达500吉瓦左右，占全球产量比例超过80%。考虑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愿景，光伏行业现有规模属于发展正常范围，仍有快速发展的广阔空间。

针对美欧炒作和打压的对策建议

美国欧洲的政客炒作“中国输出过剩产能”反映了西方对中国产业崛起和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增长所持有的复杂情绪。这种炒作，既有政治上的考量，也有经济利益的驱动。理解和分析这些论调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对于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客更偏重于政治上的战略考量；而欧盟虽然总是高举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旗，但是相对来说更注重经济层面，尽量保持其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美国的政治考量

对于美国而言，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被其视为长期和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包含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在美国国内，政客们利用“中国输出产能过剩”的话题在大选年吸引选民的注意，作为提升自身政治资本的手段。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政客希望通过渲染中国的“产能过剩”，延伸到指责中国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问题，作为支持其所谓中国“非市场经济”论的证据，声称中国通过政府融资、直接补贴、国有企业等方式，在新兴行业取得领先地位。2024年2月，中美经济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后，美国财政部在会议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和产能过剩”问题。

与此相关，美国政客也把“产能过剩”的讨论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认为中国某些关键产业的过剩产能可能影响到美国的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在高科技和战略性产业领域。在美国看来，美国位于世界经济体系顶层、产业价值链高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居于价值链底端，只能提供原材料、低成本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然而，中国制造、中国智造正在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向上提升，可能打破美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中国输出过剩产能论”，与“实体清单” “脱钩断链”“去风险化”一样，实际上是最新版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市场的稳定对立起来，本质上是维护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欧盟的经济考量

相对于美国“政治挂帅”的立场，欧盟更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在欧盟成员国看来，如果中国企业以较低的价格出口大量产品，会对那些生产同类产品的欧盟国家企业造成压力，甚至可能面临生存挑战。2023年12月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之后发表讲话，清晰地表明了欧盟的担忧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她表示，“过去两年欧洲与中国贸易逆差已经翻了一番。这是许多欧洲人非常关注的问题。这种失衡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原因包括欧洲公司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内公司受到优惠待遇以及中国生产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正在向全球市场蔓延。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对中国产品关闭市场，这当然会将更多的过剩产能转移到欧洲”。“欧洲领导人不会容忍我们的制造业受到不公平竞争的破坏”。①

对策建议

首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针对“中国输出过剩产能论”，应当基于客观数据和行业分析进行严谨的判断。建议设立“过剩产能MRV（监测、报告、核查）平台”，动态跟踪我国出口行业主要企业的产能、生产成本、碳排放、国内外市场份额以及国外同行企业的相应指标，确认哪些行业确实存在过剩、质量较差和重复发展的落后产能（如某些传统制造业领域），哪些行业属于先进产能但是目前暂时供大于求（如光伏、电动汽车、锂电池以及风电设备等），并结合国际贸易法规来评估是否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在此基础上，对于出现或者即将出现过剩的行业提出警示，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企业转型升级，化解过剩的落后产能。对于新兴的绿色技术领域，我国整体技术先进，但受国内外市场需求波动影响，短期内可能出现供应量超过需求的情况。对于这些行业，要求相关企业遵守国际贸易规则，避免刻意压低价格以获取市场份额。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

第二，对美国，考虑到美国和欧盟对于“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立场上的不同侧重，我们认为在应对方式上也应有所区别。针对美国借口“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的政治打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可能是地缘政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应，维护自身权利。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认识到，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基本上无法与美国政策制定者从国际贸易法规的角度阐述。在中短期内，我们需要做最不利的打算，诸如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等产品完全无法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我国在东南亚投资生产的光伏产品）向美国市场出口。但我们不能搞“以怨报怨”，可继续依法给美国在华设厂的电动汽车企业特斯拉一定的中国国内市场空间。同时，我方将继续推动两国政府已经认可的“到2030年各自推进至少5个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项目”，建议提前布局并建成我方的5个CCUS示范项目，借此充分展示我国的科研和制造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三，对欧盟，建议强调我国政府一直在推动公平贸易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对话解决贸易摩擦，努力通过合规的市场行为和国际贸易合作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承诺不通过低价倾销的方式获取市场份额。欧盟很清楚，如果没有与中国的配合和合作，包括从中国进口高效光伏组件、电动汽车、锂电池、风电设备等，它们无法实现其到2030年减排55%（相比1990年水平）、到2040年减排90%，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所以，建议在气候变化领域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作为对于欧盟的善意，我们也可以考虑事实上认可“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顺势而为，扩大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覆盖范围，主动推动我国产业绿色转型，减少产品碳排放量和减少中国与欧盟的碳差价，为我国工业品出口欧洲降低碳关税壁垒。

第四，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国的国际市场远不止于美欧，中国是广大“一带一路”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中很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过去一些年来，我国在东南亚国家投资设立一些光伏产品生产企业，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美国对我国直接生产的产品出口的限制，但是这种规避关税的做法难以长久持续。在2023年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上，有120多个国家承诺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增至3倍，达到至少11000吉瓦。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以现在中国的产能来看，并不存在“过剩”的问题，而且需要与更多的国家共同合作建设更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产能。我国企业应扩大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核心区域和国家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生产园区，满足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和能源转型的需求。

最后，超越“产能过剩”的争议，中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也有合作的空间。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上，中国和美欧等西方国家应该超越传统的利益竞争，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进步。各方整合资源和优势共同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把蛋糕做大，提高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开发、投融资、建设、设备供应、项目管理及运营等关键要素上的资源配置能力，实现风险共担、多方共赢。这样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和转型，也有利于化解中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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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欧盟农产品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2023年以来，欧盟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电动汽车行业启动多项反补贴调查，2024年1月5日，我国对来自欧盟（法国）的白兰地展开反倾销调查，由此欧洲最大的农业游说组织Copa-Cogeca以及农产品生产商担忧欧中农产品贸易将受到其它行业贸易争端的牵连而蒙受巨大损失。现就中欧农产品贸易及其在双边经贸合作中的定位进行分析，并对是否可以将之用作中欧当前的经贸博弈筹码提出建议。

中欧农产品贸易现状

根据欧盟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司数据，2023年，欧盟农产品出口总额为2286亿欧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其前三大出口目的地为英国（22%）、美国（12%）和中国（6%），其中对华出口额为146亿欧元，比上年减少8%，减量品类主要为猪肉（降幅29%）、谷物制品及其碾磨产品（降幅16%）（表1）。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在2020年达到1769.3亿欧元的历史峰值，占其出口总额的9.71%，此后一路下滑（图1）。2023年，欧盟农产品进口总额为1586亿欧元，比上年降低7%，其中对华进口83.33亿欧元，占其总额的5%。近三年来，中国保持欧盟第五大农产品进口国地位，位列巴西（11%）、英国（10%）、乌克兰（7%）以及美国（7%）（表2）之后。2012-2022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农产品总额持续增加，其中以非食用（生产用）农产品增量为主（图1）；但2023年进口额下降15%。

表1 2021-2023年欧盟农产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年度变化（百万欧元）

数据来源：Monitoring EU Agri-food trade, March 2024

从国别来看，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总额排名前列的国家依次为：法国、荷兰、西班牙、德国、丹麦、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图2）。

在中欧双边贸易中，农业是欧盟为数不多保持贸易顺差的行业（图1）。近年来，随着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额的下降，其贸易顺差相应减少，2023年顺差由2020年的126亿欧元降至63亿欧元。目前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仍大幅低于2020-2022年水平。

图1 2012-2022年中欧农产品贸易额年度变化

数据来源：Agri-Food Trade Statistical Factsheet European Union-China，2023-4-18

图2 2013-2023年欧洲国家对华出口总额年度变化（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Statista

表2 2021-2023年欧盟农产品进口主要来源地年度变化（百万欧元）

数据来源：Monitoring EU Agri-food trade, March 2024

从2018-2022年中欧农产品贸易主要品类来看，以2022年数据为基准，欧盟对华出口主要农产品（及其对华出口总额占比）包括：猪肉（21.7%）、谷物制品及其碾磨产品（21%）、乳制品（12.2%）、其他动物产品（6.1%）、烈酒与利口酒（5.5%）、葡萄酒及其制品（5%）、谷物（5%），其他农产品（23.5%）（表3）；欧盟从中国进口主要农产品（及其自华进口总额占比）包括：非食用农产品（18.6%）、其他动物产品（16.1%）、混合食品制剂和配料（10.4%）、烟草及其制品（9.2%）、宠物食品和饲料作物（8%）、蔬菜（7.1%）、水果/坚果和蔬菜制品（6.6%）、其他农产品（24%）（表4）。

以2022年数据为例，欧盟对华出口15种主要农产品中，除猪肉外（24.8%），其他主要品类对华出口额占其各自出口总额的比例并不高（表5）：谷物制品及其碾磨产品（14.5%）、乳制品（9.4%）、其他动物产品（11.7%）、烈酒与利口酒（9%）。2023年数据显示，欧盟对华出口的谷物制品及其碾磨产品的金额持续降低（-16%）。

表3 2022年欧盟对华出口15种主要农产品及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Monitoring EU Agri-food trade年度数据整理

注：部分数据缺失缘因该类产品未归入欧盟整体15种主要出口农产品类别。

欧盟对华出口额占比最高的猪肉，近年来呈持续下降趋势，从2021年的53亿欧元（占欧盟猪肉出口总额的36%）降至2023年的25亿欧元（占总额的20%）。受此影响，欧盟猪肉出口总量和总额连年下降（图3），相比2022年，其2023年出口总量降低19%，出口总额降低11%。不过，猪肉出口仅占2023年欧盟农产品出口总额的5%，位列第6。导致欧盟对华猪肉出口下降的原因有三个：（1）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运输成本激增，从而削弱了其总体对华出口产品价格优势；（2）我国猪肉自给率连年提升，2023年已达97.4%的高位，从而缩减了进口需求；（3）为防止猪流感疫情流入，我国加大了对涉疫国家的进口限制，其中包括一些欧盟国家。2018年10月8日，海关总署与农业农村部联合发文禁止从保加利亚、比利时、日本三国直接进口猪肉产品。不过，2024年1月12日，上述两部委发布联合公告，解除了比利时非洲猪瘟疫情禁令，同时恢复了比利时在华注册猪肉企业产品输华。

图3 2021-2023年欧盟猪肉出口主要目的地年度变化

数据来源：Monitoring EU Agri-food trade, March 2024

欧盟对华诉求

作为代表2200万农民以及22000个农业合作社的欧洲农业游说组织，Copa-Cogeca对当前中欧贸易争端深度关切，呼吁中欧双方尽量避免将农业和农产品纳入贸易调查，甚至设置贸易壁垒。

   2024年3月15日，欧洲委员会面向农民及粮食产业链利益方的年度调查显示，不公平竞争（包括供应链透明度）成为欧洲农民对农产品贸易的四大担忧之一（虽未直接指向中国）。调查对象呼吁欧洲委员会与欧盟理事会积极应对第三国商品进口标准与统一市场内部标准存在的差异问题，以切实提升欧洲农产品供应链的竞争地位。

   2024年4月21-26日，欧盟农业委员沃伊切霍夫斯基在访华期间强调，农业作为欧中双边经贸关系当中的“战略行业”，事关粮食安全等战略议题，值得双方特别关注，呼吁双方共同努力避免农业遭受其他行业贸易审查、争议甚至争端的拖累，并通过加深农业与农产品领域合作继续促进双边贸易，尽可能减少贸易壁垒，持续增强双边经贸关系。

关于中欧农产品贸易的政策建议

不宜将农产品作为中欧博弈的筹码

相对于中欧7830亿美元（欧盟统计为7379亿欧元）的贸易总额，双边农产品贸易仅占比2.9%；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无论是总量还是其中15种主要农产品，占其农产品出口全部与单项总额的比例均不高。若将农产品作为与欧博弈的筹码，极有可能导致“伤害性不大，刺激性极强”的结果，甚至引发“回旋镖”效应，激化其他产业的贸易摩擦，尤其在中欧双向投资存量已超过2500亿美元的情况下，不利于当前深化中欧战略合作的主基调。况且，欧盟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在其27个国家当中高度分散，制裁措施难以精准发力。

即便欧洲农民及游说组织对政府影响力较高，但将农产品贸易作为中欧博弈筹码，难以阻止欧盟正在进行的对华反补贴调查。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欧盟在压力之下很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态度，保守派更有理由推进对华“去风险”的主张。

中欧在农产品贸易与农业产业合作方面已投入相对较多的资源、探索出不少积极的机制，并已取得初步成果。欧盟已多次表达加强双边农业合作的期望，无论是从农业、农产品单项还是中欧经贸关系全局来看，中欧农业与农产品交流合作所带来的中长期双赢收益，远远高于贸易博弈与争端所预期的短期获益。因此，应避免将农产品作为中欧博弈的筹码，将贸易争端危机转化为经贸合作契机。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深化中欧农业产业链合作

今年5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的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中指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希望中法关系、中欧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以中欧农产品贸易为基础，以深化中欧农业产业链合作为契机，借鉴欧盟在可持续农业、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与发展经验，有利于我国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农业向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转型。

截至目前，中欧在提升农业生产力、加强食品安全保障、农业环境保护等方面持续探索合作路径与机制，并在农业生产与技术创新、联合研究、安全生产、可持续种植、水资源利用等方面开展多项合作，包括：中欧农业和农村发展合作计划、FAB计划（粮食、农业与生物科技）、EUCTP-STIS项目和PIANO-SRIA（水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合作）等。在此基础上，应以中欧农产品贸易为窗口，进一步强化中欧在农业人才培养、联合研究与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生产力提升、农业碳排放、动物疫病防控、生态农业等方面的产业链合作，从进口产品、原材料进一步拓展到引进先进技术、产业资本、管理模式，延伸中欧农业产业链合作领域，提高我国农产品附加值，整体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竞争实力。

   在加强中欧农业产业链合作的基础上，中欧可进一步探索深化第三国合作，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对农业发展的切实需求，协同“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农业合作与欧盟“全球门户”（EU Global Gateway）可持续农业倡议在资金、技术、经验方面的差异化优势，在国际农业援助、农业发展合作、农业产业投资领域的共商共建落实走深。

加强中欧农业领域标准合作，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中国应主动与欧盟加强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环保标准方面的交流、合作与互认，切实推动农业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1.《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于2021年3月1日正式生效，中欧双方各100项地理标志已进入双边保护范围，在此基础上，加强相关信息交换、透明度与权益保护合作。

2.进一步推动中国良好农业规范认证GAP与欧盟相关认证（GAEC以及EUREPGAP）的互认与深入合作。目前，我国认监委已与EUREPGAP签署技术合作备忘录（2005年签署，2012年续签），应在此基础上切实推动标准认证落地与深化。

3.加强中欧在农业碳排放领域政策交流、标准设置、技术创新、机制建设方面的合作。虽然欧盟目前在推动农业降碳减排方面面临来自欧盟一些国家农民抗议的巨大压力，但农业绿色化是其“欧洲绿色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欧在该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对双边农产品贸易以及各自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均有巨大促进作用。

（编辑  季节）

在研究一个问题前，不妨先尝试解构问题，将解构作为开题，穿透形式表象，最终回到真问题，抓住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对“独角兽”也可以先进行解构开题。

何谓“独角兽”企业

“独角兽”（unicorn）企业是有定义的——估值10亿美元但尚未上市的企业。

“独角兽”的概念最早是2013年由美国风险投资家艾琳·李（Aileen Lee）提出：她在创投媒体Tech Crunch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来到独角兽俱乐部——从估值10亿美元创业企业中学到的》一文。

艾琳·李在文章中对独角兽做了定义：“2003年以来成立的，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上市或非上市美国软件企业”。根据该定义，共有39家公司满足条件（“独角兽俱乐部”），约占风险投资所投资的消费和企业软件创业公司的0.07%；2013年以来的十年里，平均每年诞生4家独角兽公司，其中 Facebook是突出的“超级独角兽”（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每隔十年都会诞生1~3家“超级独角兽”。

据艾琳·李的统计，2003年以来，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一共投资了6万家软件/互联网企业，最终只有39家脱颖而出，即每1538家企业才会产生1家“独角兽”公司，比例不足0.07%。

艾琳·李说：“创立或投资一家估值10亿美元的公司非常难，概率非常低。各种科技新闻可能会让人觉得每分钟都有这样的公司在诞生，现实情况是，这种概率介于在MLB比赛中接到一个界外球或在一生中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之间。或者，比考上斯坦福大学的难度要大100倍以上。”这里点出了10亿美元企业/独角兽的要义：统计上的稀缺性。

艾琳·李还提出了许多洞见。例如数量上消费（2C）企业多于2B企业，但2B企业的长期回报更高；成功创业者多为30多岁、教育水平较高、有共同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创业后一般要7年以上才能退出（意味着需要“耐心资本”）。 

在发展中，“独角兽企业”的定义被进一步拓展，现在主要用来评价尚未上市的创业企业，同时覆盖所有行业（现在所有的创业企业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互联网/软件存在，都有一定的软件/互联网维度，因而软件/互联网这个标签是可以摘掉）的，但在投资/金融界，始终有一个10亿美元的标准——否则很难在边界上定义谁是“独角兽”、谁不是“独角兽”。

“独角兽”概念的特点和优势

“独角兽”企业概念非常直观、有效、能抓住眼球、易于理解、能够深入人心。它有如下四个特性，体现出其优势：          

（1）抓住了要点：绝对的稀缺性。在创业企业中，10亿美元/独角兽企业是一个绝对具有稀缺特性的企业。这就暗示：能够创立或投资这样企业的人是有与众不同的眼光、能力或“运气”的。

（2）简单、直接、量化且横向可比：“独角兽”的定义依赖的是一个简单、直观、具体、单一的量化指标——估值10亿美元。这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一刀切”的标准，但简单直观，指标极易横向比较。

（3）动态性：描述的是一种发展或发展状态，具有动态的属性：“独角兽企业”是创业企业，处在成长过程中，是要不断长大的。相比之下，“专精特新”这种描述比较静态。

（4）形象性和象征性：在西方神话里，“独角兽”是非常稀缺、神秘，同时具有神圣和高贵特性的一种动物。用独角兽来描述极具价值且稀缺的创业企业，非常形象，能够抓住眼球，深入人心。

（5）方向性和指引性：“独角兽”企业概念之妙在于，一旦提出来，就被广泛接受，成为创业企业家奋斗的目标，成为创业投资人寻找的目标。正是“寻找独角兽”这一目标，将企业与资金联系到一起。

（6）企业+资本：可以帮助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整体创业环境。“独角兽”企业最终需要通过资本市场“退出”，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就很难有“独角兽”。由此“独角兽”的数量不仅能衡量优质企业本身，也能衡量一个国家/区域可触达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能把企业维度和金融维度结合，确实是能够更准确描述创业环境的很好指标。

 “独角兽”概念被提出来后就深入人心，成为人们争相找寻、奋斗的目标，也很难再用其他概念去替代。

“独角兽”概念提出来已经超过十年，在现实语境里，“独角兽”往往泛指特别优秀的明星创业企业。在一般话语里，笼统地说“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的多少，其实是关心“明星创业企业新增数量”的多少。

不能忽略的是：但凡具体统计各国“独角兽”的数量时，还是要回到传统定义的——即“10亿美元估值”。

上述我们探讨了对“独角兽”企业最终的评判标准是“未上市且估值超过10美元”。从这个角度说，“独角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概念，资本市场的概念，从资本市场的视角，评估创业企业的环境与质量。

“独角兽”概念的缺陷和不足

“独角兽”概念存在的问题都直接、间接地与“独角兽”概念的金融属性相关。

（1）不易统计缺乏市场化“估值”的企业：“独角兽”概念是建立在市场化估值基础上的，在统计时，只能统计做过外部融资（因此有“估值”），被纳入资本市场雷达的企业。如果一个企业完全不接触资本市场，不依赖外部股权融资，其价值就难被发现。如果一个地区在传统上更多依靠创业者自有资金及商业银行融资（“间接融资”），而非资本市场融资，则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这个区域的“独角兽”数量也会受到影响（参考表1）。

表1 2023年胡润全球“独角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