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从医改看中国道路

江宇在研究医改的基础上,您把对医改的研究与对中国道路的认识相联系。您最早提出社会建设优先于经济建设是中国道路的独特的经验,并且主张通过医改等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凝聚新的动力。

李玲: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都更加充分认识到美国模式的缺陷,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到上下几百年人类社会以及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历史,就会对方向看得更加清楚。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人类发展的新模式、新理论正呼之欲出。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40多年的发展中,我国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基础是中国拥有大量年轻健康、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一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我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优势,是因为1949-1978年,我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突出表现在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这种劳动力素质的迅速提高,为改革开放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中国经济奇迹”不可忽略的要素。

新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新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奇迹,是与当时强调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以及群众路线的保障模式分不开的。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的过程。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且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初期,比西方国家相同阶段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这体现在五个方面: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同时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农村集体组织的传统,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中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注重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所以能够基本做到平稳的转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在深化过程中社会建设的欠账。面对社会建设的繁重任务,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把社会建设放到和经济建设相比肩的高度,形成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大力推动社会建设的进程,真正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民生事业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江宇医改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医改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曾经一度以经济改革的思路去进行医改。你一直强调医改等社会领域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特点,强调回归公益性,强调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探索系统化改革的创新之路,为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进行了很多努力。

李玲: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协商民主”,这是中国式民主重要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医改实际也是中国式民主的体现。当年我国政府在医改政策的制定时在全球征集意见,同时充分凝聚全国各方面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并未这样做。所以,医改是汇集民智民意的中国式民主,我将此称为选的民主。民主可以选人,但是又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的事,也可以选

2010年,我们发现了安徽省基层医改的经验。安徽基层医改的突破,让我们不仅找到了回归公益性的路径,而且探索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去推进改革的路径。安徽的基层医改首创了一整套改革顶层设计、制度转换、推动实施、巩固完善的综合改革方法,形成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同时,发挥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医改,坚持党领导社会领域进行改革的探索。例如,安徽提出,医疗卫生工作不仅是一项业务工作,更是一项政治责任。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要经常亲自过问医改,建立一支善于领导医改的干部队伍,建立强有力的推进和督察机制等。总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鼓励地方试点。这种自上而下地领导和推动医改,自下而上地探索和试点,以及上下联动,有机集成的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其他一些国家很难做到的。基层医改是社会领域改革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系统化改革的新路。与改革初期在经济领域摸石头过河放权让利的方式不同,社会领域的改革更需要整体设计,统筹兼顾。

中国的医改,对于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搞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涵。坚持正确方向,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1] 坚持正确立场,就是坚持一切改革都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

江宇2009年,你到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广东和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如何坚持中国道路的大讨论。当时您对我国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进行了哪些思考?

李玲:在金融危机之后来看,解放思想要着重破除几种迷信,包括对于西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迷信、对于过去三十年中我们自己经验的迷信、对于单纯经济发展的迷信、对于市场机制的迷信。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阶段进程,已经从少数领域试点,推广到多个领域统筹兼顾;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区域统筹发展;已经从以企业等经济领域为重点,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综合配套的改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变化,要求我们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规律。在一个领域成立的规律,在另一个领域就可能不成立;对于局部有效的经验,推广到全局就可能不再有效;对于一个地区成功的做法,对其他地区就可能不成功。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不能被任何经验、规律的教条所局限。如果意识不到这种差别,就容易把过去在其他领域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到新的领域。少数地区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改革过程中,曾经照搬照抄过企业领域改革的经验,不适当地采取了“放权让利”等改革方式,实践和理论都证明,这是不符合公共事业的发展规律的。

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从日用消费品向大额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转变;二是从个人消费品向公共服务需求转变。我们要着眼于这两个重大转变,为满足耐用消费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创造条件,经济转型才有持久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到了重新认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时候了。30年前,面对平均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解放思想,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今天,当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影响到经济效率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人认为,公共服务是花钱的领域,并不创造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从经济领域本身着眼,又要从经济领域之外下功夫。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真正要花气力研究的是,怎样才能把政府、社会、市场、民间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出来,共同为加强社会建设增添力量。

江宇在医改的研究中,您是否一直将医疗卫生制度放到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去看待。

李玲: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恰逢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之际,这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即便是美国占尽各方独特优势,以GDP发展论英雄的模式也难以再持续了。我们面临的危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发展模式的缺陷,美国模式其实没有能保障老百姓的健康。

全球医药卫生遇到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以物为本”、“以病为本”的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的特点是:重视微观生物学基础和试验,分工越来越细,忽视人的整体性,重视外部治疗、尤其是晚期病人的治疗,忽视预防和调动人自身的免疫力;以利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得医疗卫生服务日益商品化;过度竞争导致医疗器械不断升级,费用不断上升,对健康的直接作用越来越小。以利润为导向、过度竞争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生态和资源危机,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重复的,在发达国家也是无法持续的。

我个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可能最具有亮点的是医疗和卫生健康领域。在21世纪,中国以什么来引领世界,有什么东西拿出来,让别人不得不佩服你,而且是中国原创的?中国在健康和卫生领域有显著优势。

原因有几个:第一是制度优势。医疗是美国社会发展问题最大、最薄弱的环节。医疗卫生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的医改,已经尽显制度优势,执行力强,而且有问题可以很快得到纠正。第二是文化优势。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文化和模式的缺陷。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只解决了几亿人的问题,但是以消耗了全球的资源、污染了全球的环境,来支撑这几亿人的现代化生活。这种模式,是不可能推广到全球的。中国现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占尽各方优势,顺应国际大潮和人民需求,在健康领域我们最有希望成为国际上新型的样板,以健康为中心理念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第三是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现代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在医疗领域的利用是最广泛的。利用信息技术,未来可以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终身健康维护模式。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试点,从人的出生到生命的全程,通过信息系统跟踪健康状况,调配医疗资源,推广正确的健康知识,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给人们必要的健康维护,尽可能防病于未然,一直到老年。我们应该回归中国文化提倡的修身养性、无疾而终,而不是使人到了老年以后就放到现代仪器设备上折磨他,不仅影响生命质量,而且耗尽所有的经济资源。我坚信,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维护人民健康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中国模式”,这条路就是以人的健康和幸福为目标,是大多数人的现代化。

江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包含了“个人”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创新?

李玲:我认为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比较肤浅的。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年提出,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他人在场的前提下,才有进一步讨论价值的空间,这其实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相通的。

在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里,个人与社会的天然鸿沟是由市场作为桥梁的,只有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中才能达到个人的最优与整体社会效率的联系。但事实上,人天生就是一个社会人,基于人类任何看似的个人选择私有行动的物品,都十分正当地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产品元素。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明确地点到,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他生动地将伦理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归结为“共财之义、分财之义、通财之义”,三义的根本,在于“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之目以为不义。”这不仅仅蕴含着现代的公共产品理念,更在朴素中概括着中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整体天然的合一性。今天,当西方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挑战之时,中国文化中这深邃的“公”字,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对世界和人类所需要的更为科学、正义的新启蒙力量?而“中国模式”也许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公共产品。

政府和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非水火不容。上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兰格和哈耶克等爆发了一场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到底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既发挥市场的灵活性,又避免市场的无序和价格机制的高额成本,实现资源有计划、按比例的合理配置。苏联等国家的教训表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搞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必需的信息处理问题、无法制定科学的计划。

今天,兰格的理论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将信息等先进技术与计划进行有机结合,就可以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在现代的沃尔玛体系中,高效的中央计算系统通过对各个零售卖场需求信息的搜集与计算,并同时规划生产部门的订货和存货状态,在严格的计划标准下对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组织与调节。这种有计划、按比例不是官僚系统的长官意志,而是一种科学决策。如果是订制,就是尊重亿万消费者个人的意愿,做出一个最终决策。

信息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广泛的生产力变革,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为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崭新的天地。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再次把科斯(Coase)的经典发问呈现在人们眼前: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自由市场机制在生产模式、金融运作模式、分配模式等方面的种种弊端,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中的制度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正如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指出的,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以往的传统决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眼下的新情况。

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和沙普利,表彰他们的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也就是市场设计理论,即对整个市场做设计,不是通过价格机制,而是通过信息系统,实现供给和需求一对一的精确匹配。市场设计理论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社会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我认为,这对我们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功能,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

提炼中国模式要有历史观

江宇:十八大之后,社会对中国道路认同度越来越高,但是从理论上怎么去解读、阐释,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李玲:其实中国模式是西方学术界先提出来的,2004年库珀就提出来了。非常有意思,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而中国一些学者却更认同华盛顿共识,恰恰是外面的人最先认识到中国道路的价值。也许是旁观者清。微观上看中国问题很多,每一个点看上去都有问题,但从宏观上看,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而西方人能够看到西方自己的问题。2004年,库珀提出“北京共识”之后,遭到了很多国内学者的抵制,直到今天,不少学者还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坏东西,是需要改革的对象;中国模式是华盛顿版的山寨版,等等。

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都是党领导人民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目前缺乏的是从学术上进行提升。而这种总结和提升要有历史感,至少要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上都遇到很多的挫折,曾经都付出过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善于干中学,学中干,让付出的代价成为成功之母。中国不断地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好的东西,并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融合,不断创新发展。

江宇:现在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有一些流行的说法,认为我们跟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有样学样就可以发展起来。

李玲: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当时是先进的模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把它先进的东西融合起来? 苏联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与时俱进,失去了变革能力,其结果是改旗易帜。所以中国模式要总结是很难的。新中国70年发展中,每个时期要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在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确实违反了“比较优势”,但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难道这不是新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吗?我们今天都受益于它。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能力,将无法实现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提炼中国模式、中国理论,我们的学者需要有真正的历史观、国际观,不能仅从局部、片面地去看问题,还是要进行综合分析,包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各个学科的综合,不同学科各个理论流派的整合。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微观的问题确实很多,但在宏观上却把握得很好。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断犯错误,包括医疗改革犯的错误,但都不是颠覆性的,在各个重大关头都做出了正确选择。而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宏观上出现问题,虽然各种金融衍生品微观上设计得尽善尽美,但是宏观上无法避免危机,这是最大的风险。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宏观调控,出现危机只能事后去修补。中国的制度优势使我们的政治家们有展现他们能力的舞台,美国政治家也有很多厉害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施展能力的平台。美国“911”之后反恐用力过度了,消耗了大量国力,而且到最后被利益集团影响,甚至成了政治正确。我认为这是美国衰退的原因之一。

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曾经一度产生对西方的迷信,这种观念还是占主流的地位,主要是缺乏自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历史观,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其实,美国老百姓生活普遍改善也是在二战之后,但是我们一些人以为美国200年一直是先进的,一直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我们很多人对自己,也是取了其历史的一个截面来映射5000年的历史,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是专制、独裁,所以是落后的。列宁说过,人的认识是无限地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能被片面地看作是一条完整的直线,而这样的认识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

江宇:看来确实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在学术和理论上的内核还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理论创新,一些关于中国道路的解读和宣传比较粗浅,让读者觉得缺乏理论基础。

李玲: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的。英国从工业革命到最后形成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经过了很长时间,美国也一样。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创建中国学派的任务更多是要年轻一代完成的。

其实,学者的观点是一方面。真正在一线基层工作的人,思想更容易扭转过来,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有些学者一直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崩溃论”,他们一到企业、省市,就跟人说,中国是一条四面漏水的大船,马上要沉了,赶紧想办法自救。忽悠很多企业家赶紧变卖企业,出国移民,使他们错过了中国最好的发展机会。最近马云、刘强东都在讲演中宣传大数据、新型计划经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实践变化总是比理论更快。中国90多年的道路,就是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国家治理应该有顶层设计。中国之所以能在大风大浪中闯过来,不犯颠覆性错误,就在于我们将宏观把握住了,而让地方充分放开,使地方有灵活性,地方犯的错误是局部的错误,有回调的空间。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也是这个考虑。过去各地都在试点,但成功的经验很难推开,现在一竿子插到底,尽快把基层成功的经验提升到全国,现在改革需要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不能再单纯强调摸“石头过河”。贵州省最近提出了“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督促检查、追责问责,这也是在医改探索中得出来的经验,顶层设计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只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做到。中央指明方向,地方有自主权,才能收放自如、能上能下。

中国经验有特殊性,就是必须有这种大一统的制度基础。同样的事,在美国就没有制度基础去推动,美国总统对州长没有控制力、州长对市长没有控制力,基层出了再好的经验,也没办法推广。比如,奥巴马医改的基础是马萨诸塞州的医改,但是没法在全国推广。为什么美国经济学迷信“小政府”,因为美国是联邦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美国经济学者根本没有机会去研究政府怎么做顶层设计。而我们有一些经济学者盲目在中国推崇“小政府,大市场”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的改革方向。

如果是先入为主,就会忽略中国很有亮点的一些东西。我一直批评西方经济学,没有宏观理论。它们的宏观就是微观的简单加总。但中国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宏观经济学,因为政府有条件做顶层设计、综合平衡。例如卫生领域,西方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对患者、医生、保险各自的行为的研究比较透彻,但是很难对医疗体制进行总体设计,实现效率、公平和质量的平衡,而中国就有条件做这样的设计。

江宇:总结中国道路,需要历史的视角、实践的经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理论经典?目前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般是前两年先学西方经济学,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再学政治经济学,但到这个时候学生的思维范式已经形成了。

李玲: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创造模式。如果我们跟着美国走,我们做得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二流。美国的发展阶段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平衡或者均衡的一个状态。因此,它有财力可以养大量的经济学家,他们正在做的东西都是非常微观的,很细、很窄小的题目。而我们中国现在发生的这种变革可以说天翻地覆,我们研究的都是制度性的大问题。

读原著非常重要,不要去读被简化过的、索然寡味的解读物,而是回到历史情境下去读原著,马克思就是集大成者。还应该多读哲学。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需要克服形式主义的问题,克服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现实中大量的经济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释,如果说不出来,这就是理论的危机。回想抗战时期,全国最优秀的青年都去延安,那时候没有政治课,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首先不是为了搞理论,而是为了救亡图存。

人的正确思想应该从实践中来,年轻人应该到基层,到一线去了解现实,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江宇向西方解释和阐述中国道路,怎样才能既让别人信服,同时又不造成误解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

李玲:中国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迥异,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对话。早在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在教育我国干部理解中美建交的意义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要把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区分开,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20世纪60年代,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遥相呼应,这说明人民之间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有共识的。

习近平主席在一次访问美国时,娓娓地讲述一个多年前他帮助一位美国老人圆“中国梦”的故事,一段中美友好的佳话。

1992年春天,习近平在福建省福州市工作时,从报上看到一篇“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一对美国夫妇难忘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渴望故地重游而未能如愿。故事主人翁密而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1901年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州度过9年快乐的童年时光,福州的鼓岭给他留下难忘印象。此后的几十年里,加德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一看。但是无奈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这之后,加德纳先生就不幸瘫痪在床。加德纳念念不忘鼓岭,一直保持着儿时每日喝稀饭的中式饮食习惯。每当加德纳妻子用轮椅推他到花园时,他总是回忆着儿时在鼓岭的家。在他家的院子里种着红色的野草莓。弥留之际,加德纳仍旧喃喃不绝地念叨着“KulingKuling……”加德纳妻子虽然不知丈夫所说的“鼓岭”在什么地方,但为了实现丈夫心愿,她多次到中国寻访,却都无功而返。后来,在一位中国留美学生钟翰的帮助下,终于查明加德纳所说的地方就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岭。钟翰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啊!鼓岭》的文章。当时得知这个故事的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联系加德纳妻子,并邀她访问鼓岭。

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绝对是“好莱坞”大片的素材,一位对中国童年故乡无限眷念的赤子,一位为实现丈夫夙愿不辞辛劳的忠贞妻子,一位为实现老人愿望热心帮忙的留学生,一位帮助老人实现梦想的当年的地方官员,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人世间最美好的真情跨越百年沧桑,跨越太平洋,跨越一切障碍。这个真实的故事所展现的不正是中美友谊的美好愿景,也是中美对话要传递的信息。

江宇:十九大报告里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根据您的了解,国际上对这个说法接受的程度怎么样?

李玲:国外学术界有一些学者,对中国道路很早就开始研究,包括斯蒂格利茨等。但他们身在国外,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有限。我们写了福建省三明医改的文章,到国际上讲,外国人非常惊讶:你们还可以做这样整体系统的改革,而美国的改革只能在局部,如医保支付方式、费用控制等方面做一些改革,所以对我们的改革赞不绝口。我认为,中国学派应该分领域努力,先一块一块地拼图,最后拼成一个整体性的大图。西方社会科学形成完整的体系,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中国的很多改革,微观上还不完善,但宏观是成立的,要通过学术论述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近代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的还原论和中国传统的系统论不匹配,而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把自己的传统优势抛弃了。现在到了大数据、智能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综合的方法,也许可以用智能化、大数据来支撑。有了新的技术手段,我们的实践就可以走在前面,而不是沦为西方的注脚。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改革时代,国家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古人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的改革由过去40年“分”的文化:分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进入了现在“合”的文化:全面、全局,整合、统筹安排、公平正义。同时,我们的改革由过去的碎片化的改革,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面集中统一的改革,基本的改革理念是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统一行动。改革的方法也转变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前两天我刚接待了30多年前和我一起出国的老朋友,他们说,我们在美国折腾了30多年,变成美国公民,现在回来一看,中国人过得比我们还舒服。

新中国70年实现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跨越性发展。中国有制度优势,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市场,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生机勃勃,勤劳能干的人民,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超越。

 

                           (编辑  季节)

 



* 江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217



 

在被冠以“中国学派”的学人当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有着鲜明的特点。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1978年,16岁的李玲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读研究生时,她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转而学经济。198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经济学培训班,将其中优秀的学生推荐到美国修读经济学,李玲正在其中。1987年,她到美国匹斯堡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3年从美国回北京大学任教以来,李玲始终在医疗卫生改革领域进行“深耕”。

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本世纪同时开启医改。2010年,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奥巴马总统就推动国会通过了医疗改革计划。多年来,美国把非常多的钱花在国民医疗系统上,人均医疗费用达到1万美元,几乎占人均GDP20%。医疗费用拖垮了美国政府和企业,也拖垮了家庭和个人。奥巴马在那样的困难时刻推动医疗改革绝不是一种奢望,而是选择了医疗改革的最佳时机。他将美国医疗改革的目标设定为“为美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建立全新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战胜“非典”疫情之后,就及时启动了医疗改革,大量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包括建设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平价医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并同时在多个地方展开试点。

2003年初,已经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职的李玲决定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她却一头扎进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漫漫艰辛实践中,从此,李玲的名字和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

保障人民健康,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明显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十分贫穷,人均寿命只有35岁。我国就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低水平、全覆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跃升。这充分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的卫生特点。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几乎翻了一番,和国际同等经济条件的国家、甚至人均GDP高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已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人间奇迹”,它突出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纵观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先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构建保障体系。而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动员全民讲卫生,同时建立了全世界成本最低、最高效的医疗制度,这是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推广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民健康幸福、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李玲曾在多次发言中强调:“未来我们与发达国家比拼的不仅仅是GDP,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应单纯以GDP来衡量,而应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因为健康是最综合、系统、优良的考核指标。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优质、高效、低耗的体系,让百姓生活得健康幸福。”为此,十几年来,她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走在 “健康中国”改革创新大路上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尽力扩大了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看病需求。1978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责任逐步弱化,过度市场化、商业化,使公立医院所应承担的公益性功能不断减少。

改革初期,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等创收措施,看病贵,看病难,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强烈不满,政府压力也很大。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据医疗系统的调查显示:当时全国医保覆盖率只有15%左右,农村参加医保的人不到5%,全国病患者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提早出院。医院多开药、多检查,追求收益最大化,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中国医疗改革的争议加剧。

本世纪初,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从刺激经济增长、减轻政府负担的角度出发,主张继续减少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责任,甚至主张公立医院向私有化转型的思路。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疫情,警示了“唯市场”改革思路的重大缺陷和失误,这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不成功的契机。自2003年起,李玲同其他专家学者一起,撰写了大量文章,全面客观地总结和反思医改的方向问题,旗帜鲜明地倡导在医改中坚持政府主导和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的基本定位和方向,反对全盘市场化、商业化,成为最早坚持公益性医改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2004年,李玲在一篇题为《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的文章中,首次提出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症结在于“政府失责、市场失灵”,提出建设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同时,她借助参加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研究课题的机会,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对之前医疗改革路径的反思。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的争论。医疗问题的根源是市场机制不够吗?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李玲所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呼应。中央对医改问题高度关注。2006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200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在进行理论争鸣的同时,李玲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调研,发现基层改革的亮点,帮助地方进行改革实验,不断凝聚走向公益性医疗体制的星星之火。

2003年之后,随着医疗卫生领域问题的暴露,在中央尚未对整体改革进行全局部署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和部门主动开展实验,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卫生强省”战略;北京等地试行“平价医院”;上海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浙江省镇江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了控制医疗费用的有效制度;广东率先在全国实施村医补贴;西北五省区较早启动基层医改,恢复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宁夏自2006年开始推出了药品统一采购、统一价格、统一配送的“三统一”政策。对这些地方形成的改革经验,李玲一旦发现,就倾注大量热情给予支持,进行深入研究和宣传。后来,这些办法都在新的医改方案中得到了体现。

硬币总是有两面的。对于当时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实验,李玲教授也予以充分关注。20064月,李玲带领学生赴江苏省宿迁市,围绕该市将公立医院全盘私有化的改革进行了调研,得出结论认为:宿迁医改“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医疗卫生领域,看病贵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对这一案例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给中央确定医疗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李玲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医疗改革,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医改公益性、强化政府责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制度。党中央逐步确定了坚持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意见。

20068月,国务院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这标志着医改已进入实质性操作。2007年—2009年,各部门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制订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于20094月正式公布。

在这个阶段,李玲教授及其团队为医改方案的出台进行了大量支撑性研究。2007年初,国务院医改领导协调小组还委托北京大学等六家机构,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独立研究,这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历史上是第一次。由李玲牵头完成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研究报告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医改方案建议,提出了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人人享有健康”,建立与其配套的医疗卫生筹资、服务提供、管理监督、人才培养,以及药品、器材供应体系,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相结合,重构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团化实现双向转诊,推进医疗服务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建立综合性的行政主管部门,基本药物由国家组织统一生产、采购和配送等。这些建议已经逐步成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在此后几年,李玲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围绕医院、医保、药品器械、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信息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意见》的出台,使医改争论暂告一段落,但具体如何落实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如何破除医药流通领域灰色利益链、如何增强改革的合力,仍然有大量没有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难题。在这一阶段,李玲的研究团队又承担了研究医改方案的任务。她逐步参与到医改操作层面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例如,2011年,受国务院医改办的委托,李玲教授带领课题组赴东北某县医院,进行了长期蹲点调研,通过数据分析,估算出了公立医院药品实际的加成率,为确定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提供了依据。

在我国新一轮改革中,医疗改革是先行者。它明确提出政府主导,恢复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李玲教授进一步拓宽了视野。2007年,她率先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健康强国战略”,把健康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目标。按照李玲教授的阐释,“健康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多数人的现代化)。她认为,这是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广大群众的需求,而且发挥了中医药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优势。

  十九大以后,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我国医改的升级版,“健康中国”实现了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体现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综合统一。

2008年,在迎接建国60周年之际,李玲系统总结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用实证研究证明,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2009年,李玲在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她对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反思,对我国“后危机时代”的改革开放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社会建设撬动全面改革、加强党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等思路。

与此同时,她付出更多的精力对地方医改进行调研,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通过鼓励和支持基层的探索,为全国医改趟出一条道路。多年来,她几乎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地方调研,发掘了大量的改革典型。李玲是最早发现、研究并推广2010年开始的安徽省基层医改、2012年开始的福建省三明医改的学者之一,这两个典型分别在基层和公立医院探索出维护公益性的制度体系,而且成为全国改革的样板模式。2013年之后,医疗卫生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触及巨大既得利益时,李玲一方面研究增强完善关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花大量时间调研,支持地方试点,从现实中发现了大量鲜活经验,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依据。

20199月,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前,李玲教授发表了研究报告,对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她认为,卫生健康70年的发展是中国奇迹最亮丽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挥了制度优势,建设了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的卫生健康制度,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普及了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全民医疗保障,为世界贡献了初级卫生保健制度、青蒿素、医疗援外等公共产品。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近十几年,随着中国发展壮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进入新时代,中国将超越单方面学习借鉴甚至照抄西方模式的阶段,探索一条新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新的发展模式——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李玲在公开的文章和采访中,较少使用经济学专业术语,常常是以通俗的语言讲清道理,比如“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应该把医疗作为赚钱的行业”;“有多少医生就会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没病可以整出病来”;“在公立医疗体系中,给医生的激励就是让他怎样以最少的钱给老百姓看好病”。她把社会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用很简明的语言表达得很清晰,使人明白个中道理。

李玲从来没有放松对西方学术前沿的跟踪,她要求学生密切跟踪国际上卫生经济学的前沿文献,并且用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和市场设计等为医改做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然而,李玲并没有深陷在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当中,特别是没有为西方经济学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她密切关注到,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研究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和市场设计等突破传统的市场和产权制度理论。对此,她给予高度重视。她经常问的一句话是:“西方已经在反思市场弊端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走弯路吗?”

李玲回国之后,一方面通过深入的调研了解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既研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又超越其缺陷,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创新中国发展模式,在医疗卫生改革,就体现出她对这一思路的应用。

李玲关于医改的研究,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除了由于医疗关系国计民生,更主要的是她敢于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对GDP的迷信、对私有化和市场的迷信、对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迷信,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虽然因此她受到了当时一些知名学者的激烈抨击。

面向公益性的改革,必然要触动大量既得利益,但是李玲具有中国学者的风骨。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她支持的安徽、三明等成功的医改试点,因为控制了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超额利润,触动了一些灰色利益链,因此多次受到有组织的舆论攻势。面对这种状况,她丝毫没有退却,甚至当别人为此替她打抱不平时,她也保持乐观的心态,更多地去思考如何通过思想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扭转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现状。让她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医疗改革中探索出来的以人民为中心、注重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系统性、以反腐破除既得利益等经验,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体现,并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而经过多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和年轻人认可和支持公益性医改方向。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健康+”时代。李玲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个人生活得健康幸福,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提出“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国,其战略意义非常深远。“健康中国”开启了新的里程,它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的看病就医问题,而是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将是集东方文明的智慧、政治制度优势以及信息优势之大成的一种制度。

作为一名教师,李玲一直倡导建立中国学派。2003年,她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时分管教学,就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要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所谓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就是北大培养的人才能够到世界顶级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经济。自2003年回国到北大任教,她坚持每学期给北大本科生开设课程。结合国际前沿理论和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她自编教材教案,突破现有的教科书局限,探索如何将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与经济学理论结合,用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在美国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

江宇 :2003年您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管教学时,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的经济学派,培养自己的经济学博士,您为什么刚回国就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派呢?

李玲 :其实,我系统思考中国学派并不算早,但是认识到中国发展经验的特殊性还是比较早的。在美国学习时,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但我每次回国都发现有新的变化,问题都在不断解决。比如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都很快得到解决。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总是解决不了市中心那点治安问题。巴尔的摩市和厦门市是姐妹城市,我曾陪同巴尔的摩市长访问厦门,在同厦门市领导会面时,我感到两边市长差别很大,时任厦门市领导对本市做了全面介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如数家珍、脱口而出;而美国的政府官员是个职业工作,市长能够管理的事情非常少,不越雷池一步,出国访问也不参观企业,更不会招商引资,因为不归他管;中国的官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从政当成事业,是竭尽全力推动城市发展;美国虽然很发达,但体制机制好像生锈了,动弹不得;而中国一代代人就像接力赛,都在推动国家往好的方向、往进步的方向走。这大概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奥巴马虽然是喊着“change(改变)”的口号进入白宫,但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奥巴马无所作为。美国的政治制度面临深刻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传统与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变,而这种变又有其内在连续性。十九大把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整个贯通了。建党第一个三十年,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跃迁,改革开放也是在不断变化,顺应时代变迁,现在的改革和80年代又不是一回事,我们一直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制度的内核就像装了AI(人工智能)发动机,不断自我演化,与时俱进。

江宇 :这与前苏联的体制僵化、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李玲: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的联系比前苏联密切得多,而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虽然硬实力都在那里,但是没有韧性,没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的危机感非常强。典型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和美国对前苏联的冷战。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是不全面的。美国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真正放开吃饱是80年代之后,也就是现代化种养殖技术发展起来之后。

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认为前苏联当年就一定没有应对能力,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必然的。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但副产品是美国失去了竞争对手,骄傲自大,故步自封,慢慢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也生锈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美国时,中美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那时候中国连一寸高速公路还没有,更没有互联网、高铁。到了90年代,美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迟早会像苏联一样崩溃,不足为虑。

但是,在美国还是有一批学者能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例如我的导师,这是我的幸运之处。我们一到美国就谦卑地说,中国被耽误了好多年,我的导师却说,你们没有那么差呀,看看资料,你们比印度好得多呀。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也很腐败,高速公路上警察拦住就要钱,后来改了不让当场收钱,问题就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时间,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发展还是乐观的。

医改争论的背后是道路之争

江宇: 您决定回国工作时,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不看好中国的,您是怎么思考的?

李玲本世纪初,我从马里兰州立大学拿到终身教职,那年秋天我去凭吊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葛底斯堡战场,山峦叠嶂,层林尽染。葛底斯堡之战奠定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林肯提出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在葛底斯堡演说里的名言。那次凭吊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思考,我应该回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回国之后,我感到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用物理学的话说,是从美国这样一个惯性坐标系,换到一个加速运动的新坐标系,能够和祖国共成长。

江宇:您回国之后,就深度参与了医改的实践。您对中国道路的许多认识,是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李玲:中国的医改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论争,体现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

当时,医改面临许多争论,一种是认为市场化不够,市场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一种是认为市场化过头了,政府没有尽到责任。面对医改的争论,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对基层的调研以及对历史的研究,希望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

首先,我们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医疗体制的历史。新中国前30年创造了健康奇迹,没有哪个国家花那么少的钱解决了基本医疗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依靠新药、新设备、专业化、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发展中国家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就会导致大多数人看不起病。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农村发展了赤脚医生,农村也养得起。更重要的是,依靠共产党联系群众的工作传统,把基层百姓组织起来,打人民战争,群防群控,让每个人都成为健康的生产者。所以,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1978年已经是68岁了,这给了世界卫生组织极大的鼓舞。

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转型,农村集体经济削弱之后,合作医疗就失去了基础;医疗卫生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为城市,由预防为主转向了以治疗为中心,又进一步演化到以盈利为中心。医改的两种意见争论,体现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

江宇:提出公益性的方向之后,您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可否在此具体谈谈。

李玲:当时我提出的观点包括:公立医院改革是这次医改的重点和难点;政府要真正落实办医和管医的职能,公立医院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终止多头管理,联动整合、协同推进,由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必须遏制公立医院的“趋利性”,办公立医院不是为了让它到市场上去挣钱、自我生存发展,而是要它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老百姓的健康,公立医院必须回到公益性的原点;解决药价虚高、以药养医,要从产、供、销、医院、医生一整个链条,五个手指头按下去;一定要保障医务人员的待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农村定点培养初级的医疗卫生人才,要让他们在农村为老百姓服务的收入高于到城市里就业的收入;民营医院应该尽可能做非营利性的医院。

江宇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比较早地做出了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徽和三明的医改,您为什么高度关注这两个典型?

李玲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抓典型引路,是共产党传统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具体在医改当中,基层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分别是由安徽和福建三明这两个典型带动的。

2009年,安徽省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抓手,推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和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的彻底变革,真正建立了公益性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安徽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明确了政府责任,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体制机制,使得医疗卫生投入转化为安全、方便、有效、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安徽医改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探索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优势推进改革的路径。因而,安徽医改成为基层医改的模板。

2012年之后,公立医院改革是在福建三明这个小地方率先突破的。福建三明是全国首个在公立医院进行综合改革的地级市,它以彻底取消药品加成、整顿药品流通使用秩序为切入点,以大幅提高医务人员合法收入、建立公立医院考核评估制度、完善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为支撑,以加强领导和配套改革为保障,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这一改革真正触及了利益链条,扭转了公立医院的核心体制机制,回答了“怎样破除旧机制、怎样建立新机制”的问题。2013年我发现了这个典型,多次去调研,也向有关领导同志做了推荐。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三明医改做出明确肯定。

江宇:从全国来看,2011年基层医改完成之后,为何公立医院改革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李玲: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核心,是一切医改措施最终的落实者。公立医院改革相对滞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无法明显缓解公立医院改革有很多难点:第一,如何破除药品和器材流通环节既得利益、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药费上升。这背后是医药流通使用领域长期形成的利益链。第二,如何提高和规范医务人员待遇,有的观点认为,应该“养事不养人”,医院就应该靠收费维持运行,但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给患者造成了沉重负担和大量浪费。第三,如何形成分级就医体系,各级医院出于自身创收的需要,难以形成稳定的合作转诊关系,基层医疗队伍不能满足需求;第四,各部门要形成合力。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公立医院改革信心不足,仍在犹豫、观望、徘徊。有的认为基层医改已经实现“保基本”了,公立医院可以缓缓再说。有的认为政府只要“购买服务”就够了,公立医院怎么改无所谓。随着经济和财政增速下降,一些地方的主要精力放在“保增长”上,担心搞医改增加财政负担,而没有看到医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如果不抓紧公立医院改革,财政负担才会越来越重。一些地方对改革有畏难情绪。实际上,基层医改和部分地区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有了成熟的办法,阻力主要在于思想认识和现实利益。只要下定决心,公立医院改革就能够尽快突破,破除以药养医,明显降低医疗费用,改善医疗质量,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

江宇:最开始您的观点还是被归为“少数派”。后来,是如何让别人接受您的观点的呢?

李玲: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医疗这个领域确实是市场失灵的,需要政府去干预,但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医疗卫生改革。在前现代社会,医疗服务主要靠伦理和道德来保障;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医疗服务变成商品,产生了异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抵御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障和公立医院。苏联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新模式。

医改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体现了方向道路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建立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态。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可见,公益性的医疗体制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必然产物。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地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也不能简单地走市场化路子,它关系到公平正义。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演化出解释医疗卫生公益性的理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就提出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另一方面,必要的理论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理论进展的把握。医疗卫生领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经济部门的规律,而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发展和这一领域相关。在海外任教的近十年中,我一直从事与卫生经济、公共部门等领域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回国后,也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每周都有和学生们的学术讨论周会。实际上,按照真正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我并不是少数派,甚至是多数派

但理论毕竟是灰色的,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认识,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去做调查研究。在美国和我国香港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有很多体验和调查不同医疗卫生体系的机会;我经常会去相关部门和医院调研,比如去医院挂个号,切身体验一下。我基本走遍了国内大部分省区,每到一个地方,我还是习惯去大大小小的医院看看。在调研中,我接触了很多医改的决策者和操作者,他们从自己工作的现实出发,对医改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他们的实践和探索,给了我最接地气的启发。在中国,只要激励机制正确,基层干部、院长和医务人员就能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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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鲁问学: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是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可否谈谈您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认识?过去三年来您带领国情研究院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主要工作和经验体会?

胡鞍钢:我们在试点工作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一方面,我们应当和世界一流的智库对标,要后来居上,缩小差距。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要有中国特色,要致力于构建中国国情知识理论体系,发展中国学派。

一是“特”。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特色,又如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型智库?我的理解,一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从智库的性质和立场来看,和西方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服务对象不同,我们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是党中央、国务院,一定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三是服务对象的价值与需求不同,我们所提供的决策支持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上述宗旨,就能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超越了西方国家的传统智库。因为我们所产生的知识有强烈的外溢性,关键是有利国家的规模效应,任何一个好主意都会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事实上,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从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视角来看,已经比西方国家智库提出建议的效果好很多。我们直接参与研究国家“十一五”以来的几个五年规划,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试点期间,我们先后再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出版《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2)》(英文版、日文版),完成《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92-2002)》等书。以上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的三部曲,坚持相结合的做法,真实记录三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总结梳理几代领袖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富民兴邦的历史经验得失,并做出分析与评价,为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重要借鉴和参考,既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接力棒机制,同时也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持续学习机制。

二是“专”。无论哪一种智库,其重要特点都在于其专业化和职业化。专业化指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能够与同行对话,也能够被同行所认同。职业化指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坚持学术为根基,努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辅相长。长期从事专题研究、深度研究、跟踪研究。不仅要融会贯通,也需要长期不断的积累,紧扣重大政治经济主题,发表有时效性和较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我们团队坚持将学术研究作为根本立足点,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引领公共政策研究,介绍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以跨学科研究、团队研究扩大学术影响力。据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2017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我被列为跨三个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的转载来源作者;在转载文章明细中,我所领衔的团队获转载文章篇目数居第二位,达23篇。

三是“新”。即创新理念、创新组织方式。积极开展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和阐释。我所领导的团队先后推出专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及其修订版《中国新发展理念》,从思想来源、实践创新、内涵要求、主要方面等多个角度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总体安全观进行分析,探寻新发展理念的传统思想文化根基,阐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中国道路的成功之道。

四是“优”。质量高、效果好的思想产品,提供高质量解决方案,产出有深度、有影响的优秀学术成果。

总之,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它的主要特征和作用就是:服务国家和人民,具有世界一流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特点,为中国提供思想,为人类提供智慧,做出重大知识贡献。

 

鲁问学:请您谈谈智库在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胡鞍钢:作为大学智库,要持续地、跟踪性地研究中国国情,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提出有关建议,而不在于当时是否能够被接受或采纳;我们需要足够的耐性、定力。同时,作为大学智库,我们有意识地扮演学术界与国家决策层之间的信息桥梁、知识桥梁、思想桥梁的角色。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党中央、国务院能够吸收全党、全国的智慧。

我在国情研究院成立时就提出明确的定位:创建世界一流智库,开拓新学科(即当代中国学)基地,服务于国家决策咨询,服务于清华“新百年”的新兴学科发展,服务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作为大学智库,我们要成为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

作为中国的大学智库,我们主要发挥“三个桥梁”的作用: 一是学术界与政界的桥梁,为政界提供思想战略思路咨询报告等,并参与具体政策讨论;二是政界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引导社会,解读政策,向政界反映社会诉求、社会意愿;三是力促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功能,代表中国,说明中国,解读中国,阐述中国。

 

鲁问学: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建设具备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胡鞍钢:要做到“不仅技高一筹,而且独树一帜”。这两点实际上都是对智库专业化和创新性的根本要求。一个智库要真正做到专业化,就要在研究质量上保持“技高一筹”,在研究领域上“独树一帜”所谓“技高一筹”指的是研究成果眼具有很高的信息前瞻性;所谓“独树一帜”是指要有独辟蹊径的选题视角,开辟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独创一种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

我有这样几个体验。

1.坚持学术为基、学术为源、学术为本。这是大学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最重要联系。

强壮学术根基,也是充分发挥好大学智库优势、建设“三位一体”大学智库平台的内在要求。“三位一体”,一是研究基础,这是最核心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二是教学平台,培养高素质人才;三是咨政平台,发挥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只有坚持立足学术,才能使科研不断激发创意和创造力,使教学基于原创研究,使政策咨询成果更加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三位一体”本身就如同乘法,学术创新是最前面的“被乘数”,只有发挥好学术创造力,才能提高知识生产率,扩大我们的决策与社会影响力。

2.坚持专业化和创新性。就是要力争在研究质量上“技高一筹”,在研究领域上“独树一帜”。

所谓“技高一筹”,就是研究成果要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量、知识含量、政策建议含量,要做到成果过硬、实用、具有前瞻性。

所谓“独树一帜”,就是要有独辟蹊径的选题视角,开辟独特的学术之路、咨政之路,独创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从我的体会来看,智库研究要想创新,就要学会独具匠心。要有独创性,而非模仿性、重复性;要有差异性,而非雷同性、相似性;要有新颖性,而非传统性、陈旧性。我们每做一项研究,都要力图做到这一点:既要突破他人,更要突破自己。不仅在国内智库中独树一帜,更要在国际智库中做出自己独特的研究,而不是跟在他们的后面模仿。做当代中国研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成果,才能在国际上当代中国研究中形成特有的重要影响。

3.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是在方法上更具专业性,这自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二是在方法思维上更具战略性、全局性,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曾经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研究国情根本性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每隔几年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台阶论”,也具有指导意义,成为我们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大战略的基本方法。我们自觉地将社会科学的专业化方法与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和分析方法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比较独特的中国方法论。

智库研究,在方法上要始终坚持“原创性、前沿性、综合性”三原则。所谓“原创性”,是针对“重复性”而言,是指自己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所谓“前沿性”,是针对“滞后性”而言,是指研究要瞄准中国问题的前沿、中国政策的前沿、中国理论的前沿,做引领国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谓“综合性”,是针对“盲人摸象”而言,是指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展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研究,展现“森林式”“全景式”“动态式”的真实中国。

4.既要出对策,还要出思想。出思想是智库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最难的创新。我们认为,对策反映到政府决策当中就是政策,政策的集成是路线,路线的集成是理论,理论的集成是思想,思想的精华是智慧。

出对策相对比较具体、务实,直接服务政府决策的需要,政府智库更擅长于此。大学智库,不仅要出对策、出政策,更需要出创意、出思想、出战略。我把它统称为公共决策知识,要主动、及时地提供给决策者,要在关键时刻提供关键的信息、知识,以思想引领对策而不是就事论事。

智库不限于服务政府决策,更要影响社会。对策会因事因地因时而不同,也会随着事过境迁而消失,但思想是反映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规律性的东西,会久远而广泛地影响社会,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对智库而言,十分重要的是如何创新理念、如何出思想?首先需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当然,思想的自由并不是胡思乱想。思想是具有社会价值的理性思维,任何一个思想都是可以被识别、被判断、被检验的,其标准既要看它能不能产生社会价值,更要看其能不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思想的“天马”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必须稳固地立足于中国大地,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把中国视为我们研究的大舞台、思考的大空间,自由地研究、思想和表达。同时也要不断提醒自己认识现实、立足现实、服务现实。

5.注重团队建设、团队合作。高端人才是高端智库的核心资源。我们十分注重团队建设。现已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不同专业领域相结合的专业化与综合性研究团队。团队建设坚持“小而精,精而美”的原则,核心团队规模不大,再加上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博士后、博士研究生,还有一部分硕士研究生,形成精干的研究团队,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又发挥团队合作作用。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和智库研究的重要经验和体会。

学术上加强合作,实际上是给知识生产做乘法,不同研究者的专长、思想、观点能够互补。这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目前全球学术界的多数论文系由两人或多人合著,这是由于“知识”已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进而改变了大学和大学智库的研究方式。更大的研究规模要求学术研究采用“团队合作”模式,同时也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就当代中国研究而言,一定是“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的研究模式,因此团队建设、团队合作成为学术机构和智库机构保持优质高产的重要条件。

6.加强国情研究教学教材建设。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个短板。我们一直主张,讲课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教材。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出版了国情研究的系列著作,也构成了教学教材体系,既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学术要求,又立足于国内国际学术前沿,授课都是以长期积累的国情研究为基础,将好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好的教学教材体系,为中国最好的学生讲授好的课程。此外,不仅学生是我们最好的读者,社会公众、党政领导干部也是我们重要的读者,也是我们为社会提供中国知识服务的重要使命所在。

 

鲁问学:在三十年坚持教书育人、开展中国国情研究和大学智库建设的历程中,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分享的重要启示?

胡鞍钢: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国情研究就是一门大学问,我是立志终身做好这个大学问。我把它称之为是在读一部天书,写下当代中国纪录,做出中国真学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解决为谁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之外,至少还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研究?二是能不能持续研究?三是能不能创立中国学派?四是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

一是关于如何研究,我一直主张研究中国国情要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路线。前者决定政治方向,后者决定学术方向。从中国发生的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各种理论出发,也不是从主观的概念出发。我历来主张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让实践检验;主张国情研究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许多中国研究领域都是多学科,从单一学科优势到跨学科优势,再从综合优势形成了独特优势。

二是能不能持续高效研究?首先,我自己要带头不断创新、持续创新。1940年毛泽东对吴玉章先生评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写一篇好的作品并不难,持续地写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容易,当然最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书写中国发展改革的记录。其次,形成可持续创新团队,构建知识结构互补、年龄梯队衔接的少而精人才团队。

三是能不能创立中国学派?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学派的代表者,一直是我学习的最好榜样,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更重要的是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将提出基于中国实践的思想、理论、概念,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更加根本的使命,也是国情研究院高端智库建设所遵循的。

最后,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要与中国兴盛同行、与改革开放同行,还要与学校发展同行,为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贡献创新知识和创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智库建设成绩。作为一个国家高端智库,我们的定位是国家未来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努力站得更高,想得更深,谋得更远,看得更准。

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编辑 季节)

 

谁在影响当代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至少有两类人物:一是政治家或领导人,通过制定政治决策影响中国,借助国家机构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二是思想家,借助报刊文章和著作传播思想和观点,通过思想或观念的传播影响当代中国。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产生影响,有其互补性、关联性和统一性,也有其差异性、非关联性和多样性。当然,除了政治家、思想家,还有各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记者等,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和渠道影响当代中国,也会影响世界。这些无形的思想合力构成了中国思想潮流,反映了中国创新趋势,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之路。

胡鞍钢,1953年生,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国情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近些年来,胡鞍钢和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系列国情研究著作,这些学术著作已翻译成多语种出版物,向海外介绍当代中国研究。从1998年至今,他主编的《国情报告》累计已达1500余期,向中央和政府高层领导持续地提供中国发展情况和政策建议。他先后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创建并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成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胡鞍钢被他的学生称为“严师”,在和学生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倾其所有地传授知识,讲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并对学生的研究工作提出要求,特别强调要用数据说话,以事实证明,研究成果(国情报告、学术论文、著作)要让实践检验、让历史检验。

在勤奋方面,胡鞍钢的身教甚于言传。他将每天24小时严格分配为四部分:读书读报、研究写作、教书育人和休息。他一不担任行政职务,二不参加各种应酬,三是有效控制非学术活动时间,四是专注于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他从不因为自己已经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力而停步不前,而是将学术上的勤勉和孜孜以求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胡鞍钢作为学者的“纯粹感”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从他这里,“知识报国、知识为民、知识为人类”的理念传递到一届又一届青年学子身上。如同胡鞍钢自己所言,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一件就是国情研究、建言献策,二是教书育人、投资下一代。他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自觉地将自己的知识创新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始终致力于为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

胡鞍钢及其团队创立的当代中国国情研究平台,以其独树一帜的话语体系和研究风格成为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如何理解中国学派

鲁问学: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产业结构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道路?

胡鞍钢:改革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的改革是由几个相互关联、相互重叠的社会转型过程所组成的,包括:经济体制转型,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改革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非农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从极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变;从极度贫困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转变;从极其封闭的经济和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经济和社会转变;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综合起来称“中国道路”。

世界上未曾有哪一个大国经历过中国这样在同一历史阶段内进行的多重转型,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成功地避免了政治上的剧烈动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以及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外部冲击。从中国的现代历史来看,也不曾有哪一个时期经历过长达40年之久的“天下大治”、达到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没有哪一个世界强国像中国一样实现和平崛起。西方强国在历史上都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方式崛起的。中国恰恰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国际经验可鉴、没有现成理论可用的条件下,本着务实主义的原则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不断地驶向“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尽管中国的多重转型过程远未结束,也不还不能说已完全成功,但这已经有力推动中国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形成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这种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是有示范作用的。

 

鲁问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学派”,您是如何看待和定义“中国学派”的?

胡鞍钢: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学派”的代表者,一直是我学习的最好榜样。毛泽东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他最看不起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理论,既不懂中国实际,也不会灵活运用理论。

从小就读毛主席的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起点,也是成长起点。在长达半个世纪对毛泽东著作的不断学习、不断深化理解当中,我才能更加专业化、知识化、系统化去研究“中国国情”,也才能努力探索“中国道路”,归纳“中国理论”,总结“中国思想”,弘扬“中国智慧”。

从毛泽东著作中汲取养分,不仅是我个人从事国情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长期以来我在教学中培养国情研究人才所坚持的重要方法。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分类培养的“小班制”框架下,我要求研究生制定具体的理论学习计划,提倡多读、勤读、精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的著作,理解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为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还要求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系统地学习马列经典原著,夯实理论基础,力求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并坚持定期交流。在此基础上,要求他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选读中国和世界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明史等方面著作,扩大知识面,拓展研究思路,促使他们成为“红专结合”的优秀人才。

从毛泽东所讲的要读“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的读书之精要出发,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研究中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课堂之中,找到真问题,用上真方法,做好真研究。从实际成效来看,这一培养方式将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师生养成高度的学术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形成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学风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为建构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做出学术贡献。

我认为“中国学派”应当“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还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这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派”,并不仅限于某一学科、专业的“中国学派”。

 

鲁问学:结合您的国情研究经历,怎样理解“中国学派”的方法论?

胡鞍钢:国情研究,就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是一门中国学的大学问。作为中国学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做中国学问?我从一开始从事国情研究时,就明确了“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宗旨,就是“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做学问”,进而“为世界做学问、为人类发展做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将国情研究系列翻译成多国文字传播出去。这既是我们做中国学问的出发点,也是做中国学问的落脚点。国情研究不仅是个大学问,更是典型的公共知识,是可以通过实践-研究-再实践,不断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知识为人类”的宗旨。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的长期的过程。

1991年我写下了发自肺腑的心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曾经当过农民、工人,也做过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学者。但作为共和国承前启后的一代,我感觉个人的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盛与衰败、国家的光明与黑暗紧紧地连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而奋斗,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亦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2]这成为我从事国情研究的初心和使命,我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国情研究领域上坚守坚持坚定下来,时至今日。

“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要注重几点。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有整体视角。最重要的是不仅要看树木(局部),更要看森林(全面);不仅要看支流,更要看主流;不仅要看现象,更要看本质;不仅看今日中国,也要回望昨日中国,更要预见明日中国。我从事国情研究一直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形成独特的专业性与综合性、战略性与前瞻性的知识优势。这样才能有全面的独到见解,能够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逐步构建全方位的知识体系,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上千万字、上千篇国情报告、上百部中外文著作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学到政治学、从人口学到生态学等多领域组织跨学科研究,从单一学科优势到跨学科优势,再从综合优势形成了独特优势,从国内优势到国际优势。

做国情研究为什么还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有国际比较的研究?全面了解中国,读中国这部巨著,不能像盲人摸象似的解读,而要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全貌。这包括中国的自然国情、经济国情、政治国情、社会国情等,还要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也要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看见局部,更要看见全局,以便对中国有全景式动态式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积极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研究当代中国,不仅要看中国自身,也要眼观世界进行国际比较,还要跳出中国从外部看中国。这就需要进行开放式研究。一是既要了解当代中国,也要了解当代世界,特别是了解西方国家,客观地讲,我们比国外的同行(中国通)更具有信息优势、文化优势、实践优势。二是从社会科学角度看,要充分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不必“言必称希腊”,也不必“凡是西方的都排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为我所学,为我所用,为我所为。三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

在国内我们是进行国情研究,在国际上就是进行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中国迅速崛起使全球范围掀起了中国研究的热潮,但是也充斥着吸人眼目的各种观点,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脆弱超级大国论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还局限于对中国的观察(Watch)和猜测(Guess)。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所说美国中国通sinologist)的记录一向不良。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中国通都不能够准确的预测中国的未来走向,更主要的是他们存在着政治偏见、文化偏见、学术偏见。许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像西方国家那样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选举民主,市场经济会不可避免导致政治自由化等等。当然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的主观愿望去发展的。

许多“中国通”实际上是不通的,他们缺少信息优势。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到: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3]研究当代中国,不到中国内部深入调查研究,怎么可能真正认识中国,这方面我们有明显的实践优势和信息优势。我们就是要主动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在竞争中共同创立中国学派。

国情研究领域的探路者、开拓者

鲁问学:我们很想了解您的国情研究轨迹,可以进行一些介绍吗?

胡鞍钢:我的国情研究生涯始于1986年参加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核心成员开展系统的国情研究,我们共同完成了《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份国情报告,这可以算作是我从事国情研究生涯的重要开端。我的国情研究经历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起步期。主要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约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围绕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决策咨询成果。其中包括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还有与王毅、牛文元合作的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等代表作,当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拓展期。在这一阶段,我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至更大范围的发展不平衡与不可持续问题,并形成了系列的国情研究成果。1993年,王绍光与我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出版,为“分税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研究背景;1995年,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一书出版,呼吁中央政府加强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投入,为“九五”计划提出“坚持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针提供了国情研究依据;1998年,在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分流背景下,我执笔的《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国情报告,为2002年党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提供重要的国情研究背景。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1年,这一时期是我和我们团队国情研究成果的丰收期。这一时期,我着重从国家间竞争的视角,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优势等关系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具体研究问题涉及国家转型与制度建设、中国现代化之路、反腐败与国家治理、地区与发展、知识与发展、健康与发展、教育与发展、人才与发展、综合国力与大战略、五年规划和专项中长期规划、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民族政策调整等。在这一阶段,我对国情研究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与王亚华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中国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与长远发展战略》(2005)等著作,对我国国情研究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系统的梳理。

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今,以在国情研究中心基础上创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为标志,进入高端智库建设期。这一时期,我们主要从“国情—国力—国策”框架出发,围绕新发展理念、“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十三五”时期重大问题与基本思路、2030教育现代化、2030健康中国、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远景设计研究。我们团队先后出版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十三五大战略》(2015)、《中国国情与发展》(2016)、《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2016)、《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主义现代化》(2017)、《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2017)、《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8)等著作,这是国情研究成果的大丰收期,也是当代中国研究成果走出去的丰收期。

 

鲁问学:在您的国情研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胡鞍钢:如果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想来想去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国情研究的开创者和大师,我也力图像他那样扎根于中国,研究中国,这是全面的、多角度的,而不是片面的、单一的研究,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相结合的,为了人民福祉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学习毛泽东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成为我长期从事国情研究独特的法宝和特点。他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创新,也成为国情研究诸多选题的直接来源,这是源源不竭的知识红利、“思想红利”。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探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方面,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1995年,我开始思考,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已发表近40年,但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原则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只是当时所讨论的许多重大关系和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问题、新矛盾,有待于我们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

为此,我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第一,中央和地方关系;第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第三,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第四,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第五,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第六,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第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第八,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第九,发展与反腐败的关系;第十,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我又特别以引言的方式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和概括,其目的就是继续研究和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十大关系。

这新十大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的十个重要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积极引导和协调好这些矛盾,以保证中国今后能成功的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实现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二是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三是实现天下大治,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还特别从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不同时期十大关系进行比较。这包括发展背景的不同,经济体制背景的不同,国际环境背景的不同。在新的十大关系中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问题和矛盾,这也是中国走向21世纪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抓住了十大矛盾,也就抓住了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首次对中国国情研究的集大成和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形成总的看法,即探索不同时期的重大社会矛盾,这不是对中国问题进行零碎的、孤立的调查和分析,而是需要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它不仅进行了经验性实证研究,而且需要探索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

 

鲁问学:据了解,您早先所学的专业是工科,后来又弃工从文,进入了国情研究的领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了这样的改变呢?

胡鞍钢:这个里面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我考上博士生时,面临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当时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在原有的工科研究领域继续工作,做一名工科专业人员或专家,这对我来讲是路径依赖,顺理成章,风险也小;二是“独辟蹊径”,选择自己更喜好的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社会最需要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国情研究领域,但对我来说必须改变学术路径,还需要调整专业和授予博士学位点,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最后我还是决定选择后一方案,我决意做自己感兴趣的国情研究。

不过,当时的选择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当时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科学决策产生巨大需求。这如同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需求,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呢?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4] 之后,各方开始研究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也包括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做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进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大背景。汲取了建国以来在多次重大决策失误中的历史教训,党中央、国务院越来越注重倡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19867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邓小平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同志也批示:“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8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的文章。万里同志指出,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

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了各种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分析小组也应运而生。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承担国情研究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为首的科学家组成了国情研究小组,对我国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综合的系统分析,也为我从事国情研究开拓了学术新天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关系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历史不容我们再有重大的决策失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并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回过头来看,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走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新道路,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非正式的智库。

知识为民、知识报国

鲁问学: 人们都知道王绍光教授和您提供给中央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对推动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正值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您们如何把握国家发展方向?

胡鞍钢: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苏联共产党解散、国家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六”,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低潮,更是资本主义似乎战胜并取代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时刻。1992年底,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术讲座时有人公开挑战问:苏联共产党统治苏联70多年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报告中引述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警句,要防止铁托之后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教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成功的例子是极少的,不成功的例子却很多,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解体。我们的报告从最坏的角度入手,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以避免最坏的可能性。

当时改革争论问题的实质,一是中国是否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继续走正路还是转入邪路的方向性问题;二是否要加强中央政府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明确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具权威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要不断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

最后,我们提出建议如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府(中央、省区、市县、区镇)运行结构;撤销计划单列市编制,取消地区行署级;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使用(中央、省区、市县、区乡);国税为全国统一,省区无权改变或免减;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

同年621日,新华社内参以“两留美博士提出:‘加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题,摘发了该报告提要。在历史关键时刻,中央决策者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力排众议,做出了关键性的决断,即从1994年起,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这可称之为建国以来重大的制度创新之一,起到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奠基性、长远性、历史性作用。

2013629日,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与会者对此报告的评价是:对于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报告出台之时,加强中央财政能力的分税制改革尚未启动、中国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还是强调市场调配资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这时距离国企大规模下岗还有3年时间,离中国入世还有8年之久。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力主提升国家能力,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在随后的改革之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在20年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由此《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展现了深刻的洞见能力,见证了跨越式发展的中国道路。

 

鲁问学: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您所作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对推动西部大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请您具体谈谈吗?

胡鞍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差异性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最大国情特点之一,因此,中国治国理政的最大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使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19942月,我完成了《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国情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探讨了欠发达地区相对落后的原因及主要特征。改革以来,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甚大;从总体上看,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在缩小;各地区间人均GDP绝对差距在扩大,特别是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的绝对差距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大,构成中国为实现全民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所作努力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认为,中央政府应把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放在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政治稳定最为优先的位置。尽管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但在下世纪初,如果能使十几亿人民都过上小康生活,避免贫富悬殊,这无疑地会带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

1994年,我前后四次到贵州调查研究,撰写了《“贵州现象”呼唤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调整》的调研报告,因为“贵州现象”代表了当时全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典型,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此,我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更要“西行”;不仅领导人要“西行”,而且部长们也要“西行”。只有多走走,多看看,才能发生感情变化,才能真心实意地为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做些好事和实事。更重要的是使领导人巡视地方的做法制度化。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将对我的采访刊登在内参上。之后,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到贵州调研。据后来介绍,江泽民主席十分震惊、寝食难安,到了其他省份时心情才好了一些。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是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设想作出了战略部署。

我邀请王绍光教授加盟该项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国际比较视角进行研究。邀请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从反贫困和政策评估视角进行调研。为此,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出版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该报告为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调整中国地区发展方针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国情背景和决策依据。

 

鲁问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全面取消军队经营性活动,我们知道您很早就提出“正税养军”,当时您的考虑是什么?

胡鞍钢:早在1994年时,我和康晓光在《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中提出了应当“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的建议。1998年我又以《严禁军队经商,坚持正税养军,促进军队改革》的国情研究报告提出具体建议:一是撤销军队开办和联办的各类公司,军队不得参加地方各种盈利性活动,军队不得接受地方各类捐赠及生活补贴;二是军费开支应全部来自政府经费拨款,应当“正税养全军”;三是部分国防公共财可由社会提供,由军方招标定货,不必一切自我包办;四是国防科工委与军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五是重新界定军队的任务,减轻军队过多的非军事支出负担。上述设想不仅提出了严禁军队经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且也提出了军队改革的设想,即军队如何有效利用全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高效率地使用国防开支,体现出中央提出的强军目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思路。

 

鲁问学:您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思想当时引起了很大影响,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但从今天来看,民族政策确实正在走向民族交融一体与繁荣一体,您能谈谈当时的研究吗?

胡鞍钢: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方面的工作,他曾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提到:“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民族政策方面,早在2011年,我就与胡联合一起发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即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这也为我国新时期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鲁问学:您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您所带领的国情研究院团队如何参与五年规划研究?

胡鞍钢:《国情报告》是我们最主要的政策建议平台,旨在向中央领导同志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提供决策参考,截至20187月底,已累计提供1500余期,先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上百次,为国家重大决策咨询提供持续的国情国策研究成果。

从参与决策咨询的视角看,我们从“九五”计划开始参与背景研究和决策咨询,从一定意义上,将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九五”计划制定前后,我的国情研究主要聚焦在地区发展差距和调整地区发展战略上,是主动参与,积极影响。

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朱镕基总理明确提出,在“十五”计划纲要制定方法上,力求提高社会参与度,使计划制定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各有关方面达成共识的过程。为此,我作为国情专家持续参与,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19994月到8月期间,我和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研究员邹平多次应国家计委和有关司局之邀,对“十五”计划发展思路和公共政策提出重要参考建议,特别是关于“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与“投资于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基本思路。

我和王亚华就“新世纪国情特征”课题向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作了专门的汇报。之后,我们又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8月版)。我们首次采用“五大资本”即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国情特征进行定量与动态分析,分别考察了综合国力、经济国情、开放国情、人力资源国情、自然资源环境国情和知识资源国情,分析了五个方面国情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定量计算了五大资本的动态变化,提出了旨在维护和提高五大资本、应对主要发展挑战的四大战略(经济全球化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知识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我还和王亚华、鄢一龙撰写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首次采用目标一致评估方法,对“十五”计划作了后评估。

后来我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带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这支精干团队,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再到“十三五”规划,更加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地开展公共政策咨询、评估研究,在五年规划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除了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决策咨询之外,我的团队还参加了国家中长期专项发展规划,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建言献策。

我们团队向中央有关部门率先提出“五大发展”重要理念,后来该理念的核心内容体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成为指引“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这成为国情研究院政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从战略上、思想上、理念上,为党和国家发展顶层设计提供高价值知识产品。我和团队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及其增订版《中国新发展理念》,并出版了英文和日文版,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提高了国际影响力。

(编辑  季节)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517日)。

[2] 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4]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29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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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国寻常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场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倾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逝者的默哀,从伊斯兰文明之瑰丽再现到汉族生活的缤纷铺陈,从数亿百万平方米的城市住宅高楼,到200多所大学新校园的美丽……都有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何镜堂院士的建筑作品。

“何镜堂院士的建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崛起中的大国的灿烂,呈现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找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垒起了一座文化之山,让后人们——无论是建筑学人或是普通百姓都无法绕开,他所塑造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以上是中国建筑界大师,俞孔坚教授在2017年“何镜堂:为激变的中国而设计”展览的观后感言。

何镜堂院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中国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建筑发展道路,孜孜以求,不断摸索出一条建筑设计与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持续不断地探寻建筑的真谛和思想哲学。他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进行理论创新,总结出两观(建筑的总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即建筑环境;文化性,即建筑传统;时代性,即建筑的现代技术)等一系列思想方法,持续地创造出更多的优秀设计作品,建构了一个从理论方法到作品创作的完整体系。他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精神主持设计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建筑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本刊近期对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进行了专访,在与他深度交流中,理解他丰富的人生,领略他硕硕成果后面的建筑设计理念。

 

“两观三性”塑造了卓越

经济导刊:一个建筑大师是靠眼光和思想来探索建筑的,它的表现力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技术层面,同时也存在学术思想,学术道路问题。您的“两观三性”是一个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建筑理论,在当代中国建筑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效应也具有相应的示范性意义。

何院士: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行各业都要走这条道路,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范畴,具体怎么去践行和实现,我们就要思考。比如我们建筑设计,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钱学森说过,建筑是科学的艺术,艺术的科学。用哲学的角度来讲,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既是技术的,又是艺术的;这种综合性将具体体现在我们的规划与设计之中,在一个现代化的层面去体现一个好的建筑,一个好的城市。我想在跟你重点讨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要强调研究中国道路必须要研究国情。

第一个问题,建筑的文化特性。刚才讲了,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它不像纯技术、纯物理、化学;但是它也不是纯艺术,天马行空不行。因为建筑是给人使用的,不是用来欣赏的。我们常常说,建筑是以人的需求作为它的出发点。检验一个建筑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满足人的最终要求,作为它的终极,建筑应该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筑除了功能使用的要求,同时还是通过精神,通过文化起作用的。

经济导刊:有人说,建筑的外观作用于精神,建筑的内部催生情感。建筑是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又是精神产品,能传递一定的精神内涵。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具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建筑,像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它的文化和艺术感染力会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标志。建筑的作用能够凝聚和拔高人的精神。

何院士:是这样的。特别是标志性的建筑,那些国家代表性的建筑,那些体现时代,体现我们民族的意识和追求的建筑,它的精神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能仅考虑专业技术,它有文化的一面,好的建筑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这是一个前提,对建筑的内涵要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建筑没有唯一性。因为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同一个建筑,有人说它好,有人却不喜欢。建筑没有100分,它常常是多元的,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为什么很多建筑竞标前三名评价意见分歧很大,或者出现这个方案那个方案定不下来,就是因为它没有唯一性,它侧重点不同,风格不同,这是建筑的一个本质。

建筑三性的和谐统一

 经济导刊:从建筑的起源和发展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技术等差距,以及各国各地气候、资源等差异,各个国家和各个地方建筑形态发展产生了各自的特色,没有唯一性和共通性。在建筑类型上,也没有统一性而言,是否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何院士:确实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我总结了建筑的社会性、多元性、综合性三性。社会性是很明确的,综合性是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种因素的综合。多元性体现出对建筑的不同理解和表现。

我研究了建筑的本质,它是受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各种各样外来的影响,通过对建筑多年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我总结出“两观三性”理论。“地域、文化、时代,以及建筑必须要有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地域就是地区。华南跟东北区域气候不同,建筑要求就不同。东北要求保温和防风沙,华南要求通风。我们广东那个地方建筑要遮阳、隔音,通风好。全世界不同地域对建筑物的要求都是不同的。还有各地的传统及文化不同,中国的幅员广大,有中原文化,也有岭南文化等,有汉族文化,也有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是三种元素组成的,第一个是本土的历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兵到南粤,现在的广东,就把中原文化带过来。广东这个地区历史上是古代丝绸之路,它一直在和外部交流,近几百年外来文化更多了,所以它是三种文化的交融。任何一个建筑,它离不开所处地区,离不开所处环境和气候,离不开当地的文化。各地曾经的风俗习惯、爱好都不一样,都有传统影响。第二个,文化是建筑的最高境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建筑,常常是文化起主导作用。一个城市虽然GDP很重要,但最终那个城市有没有持久的影响力,它的文化作用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建筑必须跟时代相结合,反映时代,建筑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时代精神决定了建筑的主流方向。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科学技术,必将带来新的设计观念,建筑师必须立足创新,不断调整自己创作思路,适应时代特点和要求,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现在特别强调环保。

以上是我对建筑本质的基本理解。 关键是不能孤立地理解这几个要素。

经济导刊:您的“两观三性”不仅是具体的形式语言,更多是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和处理专业问题的原则,同时,它是整体性的,综合性的,相互融合的。

何院士: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把这三点融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基础上,我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两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是针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这样考虑的。

 

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的结合

经济导刊:您强调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必须要融为一个整体,并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摸索总结其规律性,并将其理论化。我看了您的传记[1],在这本书里也阐释了您的这种思想。

何院士:是的,在作者专访中,我谈了我的建筑理念。上述是我对建筑的理解,不管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中国也好,考虑建筑就离不开这几条特性。

我在美国、意大利、纽约,米兰等很多地方讲过我对建筑的理论的认识。我认为,搞建筑必须要有理念,有理论指导,不能盲目地搞。

另外一个要谈的重要问题,我们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有曲折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还比较保守,封闭嘛。

经济导刊:这反映在建筑上也是这样吗?

何院士: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国外的发展趋势,缺乏基本的交流和沟通,那时,我们专业设计者出国都很难。而国外的资料很难搜集到,信息和眼界上都有局限性。在那个年代,尽管我们有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国家的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对国外的发展现状没有基本的参考和了解,更不要说学习借鉴和赶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国门,国外的东西进来了,也可以合作了,当时我们都觉得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经济导刊:刚开放的时候,国家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要搞好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的环境。首先要盖饭店,当时外国人来了都没有地方住和办公,那就先盖几个大饭店,在北京像京伦饭店、兆龙饭店、香山饭店都是外国设计所设计的。

何院士:当时五星级饭店初期建筑多为外国人设计的。引进一些现代饭店设计,当时我们觉得很先进,要赶上人家首先就要学习,学习消化吸收是缩小差距和赶超的基础。我们先引进来,接着派人出去留学、交流、参观考察,改变我们的落后局面。

经济导刊:当时引进的规模很大。在广东的经济特区,例如深圳,一个小渔村,一个贫穷的小镇,几年就神话般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很多城市都拔地而起各种异国风格的建筑,建筑日趋多样化,百花齐放,迅猛发展,却没有让我们感到逐渐形成民族的独有风格,多数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

何院士:改革的起始阶段需要大规模引进,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发展与技术不在一个层面上,三个引进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当时确实引进与合作设计很多都是洋的东西,确实是比较新鲜,也确实是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完全替代不是我们的目标,不能没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缺乏自己的文化。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很多国外设计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从我们这儿取经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有点找不到发展方向,北京的建筑就体现出来了。从那种“千城一面”没有个性的设计不断地蜕变,一会儿是沿着长安街的建筑都上大屋顶,一会儿又全是欧派风格;一会儿全用洋的,一会儿一点洋的都不要,全是本土的。一个指令下来要用我们传统的东西,可是传统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就盖一个大屋顶,体现一个建筑符号。来回反复,体现出转型阶段的理念变化。

 经济导刊:表现出简单化、概念化,在设计风格上追风,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理念。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在他的《人类与建筑的历史》一书中讲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探讨历史主义建筑缘何消失,以及现代主义与日本传统的关系,日本建筑学者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共同面对的困惑。他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包括工业革命时代,世界各地建筑的多样化逐渐消失,清一色地尽归欧风,各国貌似多姿多彩,但终究还是热了希腊罗马哥特的剩饭,毫无创新。到了20世纪至今,19世纪全球尽染的欧洲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却消失殆尽。如今我们漫步纽约、巴黎、罗马、埃及,或是东京、北京,街头建筑的模样都似同宗兄弟一般,那些钢筋水泥制成的四方玻璃箱式建筑,在世界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由此,有些人提出,希望突破趋同风,打破仿制趋势,挖掘出突破性的新形态。那么,我们在引进过程中能否趋利避害?

 何院士:我们首先要打破那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式。如果学人家仅是从表面上、形式上去做,就永远找不到结合点。其实国外好的东西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不等于外国所有东西搬来都是适用的。洋的东西不能都说是现代的、先进的,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建筑方面始终找不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建筑,怎样才能吸收人家好的东西,并形成自己的东西。我在设计和实践中一直注重研究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包括建筑文化,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建筑是长期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的过程里面发展起来的。我始终执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在实践中,你合乎潮流了,合乎发展规律了,你就能够长期持续地发展。如果你做的事情与整个时代、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背道而驰,那注定要失败。

 

传承是基础,关键要创新

经济导刊:您讲的这种认识真是实践经验教训里得出来的,我们国家在建设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教训,曾经也是这个也搞过、那个也搞过。

何院士:我们要注重传承,但是传承就必须立足于创新,要把握好这中间的辨证关系。没有传承就没有根,就没有血脉,就会飘浮。

传承是基础,关键是创新。特别现在,习主席特别强调,核心的技术必须要自己掌握。我们要立足于创新,任何东西创新的价值远远比原来一成不变高得多,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建筑也是这样,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上,还应认真研究我们要传承什么,创新什么。

在中国文化中,孔子也好,儒家也好,都讲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证明,一些东西只有和谐了,才能够往前发展。建筑也存在与大自然的和谐,跟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和谐,跟文化传统的和谐。我们要传承我们几千年建筑史中比较好的技术、材料、做法,我们更要传承建筑的本体。建筑是有社会性的,有多元性的,有综合性的,建筑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这是建筑的本质。

我们创新什么呢?建筑创作是有文化状态和特性的,一个建筑有有形的一面,也有无形价值的一面,我认为要从地域、文化、时代三个方面去创新。从根本上讲,我们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符号传承,而是文化内涵,即好的思想、好的精神的传承。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理念,这都是文化精髓。

传承不仅仅是具体怎么做,这是较低层面的问题。我认为,不管什么建筑,要将建筑设计理念跟地域、文化、时代融合在一起来考虑。不是简单的抄人家,这样才能有生命力。齐白石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学得变成我了,已经有一个齐白石了,再来一个齐白石是没有用的。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

经济导刊:日本在科学研究上的能力很强,得了很多诺贝尔奖,建筑学上也做得很好吗?

何院士:不错,确实不错。它也经历过引进吸收阶段,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开始还比较落后,就引进模仿国外的技术,在吸收中结合自己的文化来发展,现在它那些主要的建筑都是自己搞的,而且也做得很好。

今天,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不断探索,大家对建筑的理解,要始终立足于跟中国结合,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漫长的过程。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

2014年,建设部曾把我们找去谈中国建筑的发展,他们提出中国的建筑缺少大师,缺少国际的影响,缺少国际的奖项。过去,中国建筑师真正在国外搞个人展览的很少,怎么能让世界了解你、关注你呢?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要发扬它,走出国门。

 

以发展的视角纪录时代变迁

经济导刊:去年,您的作品展在威尼斯展出反响热烈,这说明中国的建筑师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施展影响。我听说有一个国际期刊登载一篇评价文章《当代中国建筑的24个关键词》,其中一个关键词为“中国性”,评价的代表作品就是您设计的中国馆,看来,国际上认为您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作品。您到国外去进行讲学和交流,是否很明显的感到你们已经融入主流?

何院士:应该是吧。当然,这也与国家的强盛有关系。如果国家不强大,没有坚强的后盾,你到国外,人家根本看不起你。

以前国外只知道有几个零星的建筑师。现在他们认为我设计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建筑。我们在国际上一炮打响,通过宣传,我认为世界将对中国的建筑逐步了解,慢慢地就会得到改观。

经济导刊:您通过国际和国内巡展,把建筑作品,还有建筑思想理论带到国际上,为国家赢得了很多荣誉。他们觉得您是一个中国的主流建筑师的代表。听说,一些国外著名大学者和建筑大师称您是“事件建筑大师”?我看过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前院长彼得·罗德的一篇评价文章,他说,您的创作成果并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形式和风格特征的重复来建立可辨识度,而是每个项目都有自身的形式逻辑和特别表达方式,而且不同项目之间看起来差异很大,很难归结于单一的创作源泉。他在评价中说,您的创作真正的卓越之处在于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非同寻常的结合,在概念上回应了用特定主题来标记“事件”的要求。这是否表明你的作品被认为是有很强的时代的代表性?

何院士:这两年我在国内外做了很多展览,非常成功。我在北大做展览的时候,请专门研究中国的著名美国评论家彼得.罗给我写序,他在序里称我是“事件建筑师”。我开始还不理解,怎么我变成了一个“事件建筑师”了?他是说,我的作品聚焦了中国一些重大的事件。

我想“事件建筑师”这个称谓也许表明我的作品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所等,回应的都是民族灾难的历史事件,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则是中国民族开始走向富强的标志,也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典型性设计,同样的还有钱学森图书馆,因为“两弹一星”也是我国走向民族振兴的重要事件。

经济导刊:时代是由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组成的,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历史,以及世博会、奥运会、大地震等重大事件。而您的创作有一大特点是,很多建筑作品是表现历史和时代的,以及这些时代的重大事件。

何院士:对,历史是由这些大节点组成的。我做了很多反映这些节点的建筑,所以我会被称为“事件建筑师”。历史上要谈到中国这些事件,肯定要联想这些建筑。中国第一次举行世博会,中国馆是一个典型的标志形象。

你谈中国现代史上受人欺凌,不强大,中国现代的民族灾难,南京大屠杀是民族灾难的代表性事件,国家公祭每年都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我的作品就是要表达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

何院士:外国人对我的第二个看法是什么呢,他说建筑师的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风格,就像艺术一样。比如做SOHO建筑设计的扎哈,她说一般建筑师的作品都是一种类型,他们的作品,一看就是他的。而我的建筑看不出来,一会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是黑的。她说我像“明星建筑师”一样。

经济导刊:另外,是否她认为您的作品有强烈的差异和标记?这也表明她认为您的作品非常的多样化,并没有通过重复的形式或者风格特征来建立辨别度。

何院士:叫标签吧,这个就是明星设计师。我的设计会显现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必须要和它的主题、环境、地域文化等紧密结合。首先要解决功能与环境结合。另外建筑也是艺术,要体现文化是传承的,有根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我们的根,如果脱离了文化,就没有生存力量。

我是按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来设计。但是我的理念是不变的,不同的项目,针对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域,我会呈现出不同的建筑特色,适应性更强。通过具有强烈意向的建筑形体和色彩,直截了当地表达设计概念。如果说文化形象的营造可以用中国馆为代表的“红”色系来概括,热烈的“中国红”就更加强了这一主题。另一类作品的特质则可以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灾变、苦难及其带给我们沉重、悲怆的纪念性感受的“黑”色来体现。侵华日军大屠杀扩建工程用“暗灰”色调,低缓匍匐的建筑体量和结合基地形态绵延展开的线性轴线串联起了一系列庭园、小广场和隐喻着“尖刀”的建筑体量,引导着参观者的脚步,长长的路径和边缘锋利,几乎没有窗户的建筑体,表达了深沉而有力的纪念性主题。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充分地因应了山地环境,断裂而又重新连接的形体体现出地震的破坏,象征着灾区人民的坚韧和震后重建的意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地是在原有遗址上建造平缓建筑斜向嵌入地面,表现出一种挣扎抵抗的姿态,是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映射,黑灰色的碎石和带有燃烧痕迹的条木指向建筑主体,与建筑一起完成无声的纪念和反思,我设计了这种很消沉,很震撼,令人心灵颤动的建筑。

建筑设计都不是凭主观臆想,首先要有一个主题定位,体现中国特色的时代特征。假如中国馆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能叫中国馆。但是又不能仅仅体现中国特色,因为上海世博会主题之一是人类科学进步,所以要把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建筑形态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得到启发,中国馆建筑外形设计成像中国传统鼎的造型,既非常中国,又非常现代。建筑没有唯一答案,但是不是无章可循。第二,我做了大量的创作实践,第三,建筑有很强的社会性,建筑师要为社会负责,是有历史责任感的,所以我们要敢于针对中国重大事件来进行设计。

 

探求建筑的真谛和哲学思想

何院士:建筑要评标,所有设计都要竞标。我靠什么做呢,第一,靠理念作为后盾,针对每一个建筑的特点,我要把它解题。第二,我之所以回归大学,是要通过项目把设计、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现在不都讲究产学研吗?我们既是一个设计单位,搞设计,又是一个研究单位,并进行人才培养。而且把它融在一起,成为现在这个时代一种三结合的模式。这样我就有很大的团队。我的团队既要有理论,又要有人才,还要有团队精神。 我们面对这么多影响因素,就要讲辩证思维,抓主要矛盾。

经济导刊:我看您的传记里头多处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您刚参加工作时,就已经在反复地读《矛盾论》和《实践论》。我认为您的建筑理念和思维中,有哲学思想基础,它体现于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何院士:特别重要,特别清晰。哲学基础指导我怎么抓主要矛盾,在所有因素的影响中,我总结了“地域、文化、时代”,这六个字即是主要矛盾。我要求我的团队思考对建筑有影响的因素,要分析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主要的定位是什么。比如对中国馆的设计理念,我定了八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没有中国特色不能叫中国馆,但必须体现时代要求,时代的思想观念的要求,以及现代时代科学技术的要求,将两方面的要求融合。

中国馆承载着地方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的文化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演绎。中国馆的设计,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哲学思想中,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它唤起了我们对历代建筑的根本联想,但并不是照搬,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代表了中国,真正实现了“中国”的标志性。中国馆既有中国特色,它又是一个现代化完备的建筑,架空起来通风非常好,见太阳,它本身就是一个环保建筑。

我设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个馆的定位是“从战争到和平”。不仅让大家了解这场真正的灾难,震撼心灵,永远不忘记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促进人类共同走向和平,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这个馆让我们去仇恨日本,要在设计中体现共同走向文明才是和平。我们要在设计中表达很高的境界。此前,我看过世界上很多建筑,他们主要强调灾难。比如说,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犹太人进到里面整个灾难的过程都表现出来。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什么意境。我们的和平宫非常漂亮,最后就是一片宁静、和平的气氛,而和平之前我要反思,冥思嘛。就像写一本小说一样,有序言,有开头,有主题的高潮,高潮以后结尾,有回想,这样去写。建筑也是这样,到大屠杀看完之后,你会震撼,而最后让你有珍视和平、热爱和平的强烈欲望。地震馆也有主题,就是从记忆到希望,让我们记得这样一个事件,这是一个自然灾害,它不是一个人为的灾害。最终呼唤人类共同走向人与大自然和谐,这就要靠学会分析各种各样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表达你的主题,写一本书也要抓住纲领,这个是很重要的。

 

建筑大师的职业态度

经济导刊:您已经是院士,年纪较大了,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大工程的竞标,不断的琢磨创新?而且每天奔波于各地,亲自参加很多大型项目的竞标,很多年轻一些的院士都已超脱具体工程了?

何院士:像我这样的年龄,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代表国家的大工程呢?如果你不参与你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点勇气,敢于竞争。当然这就要敢于创新,而创新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关键。

经济导刊:您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何院士: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没什么特别经验,就有两条。

第一条,找准方向,跟社会同步发展。当你做的工作与社会的需求是同步的,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发展。我的努力跟国家、跟民族、跟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不能跟它反方向,方向正确,就有可能成功。

第二,要有人生目标。很多人都立志,年轻人都下决心,立一个志愿。等到五六十岁回头再看,一些人做得很成功,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成功的。我们要找好实现目标的办法,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是学校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但是分配专业不对口。1973年调到轻工业部的造纸厂,文化革命结束时,我已近40岁了。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那时候我就考虑人生,要怎么样发展。我一直想搞建筑设计创作, 就开始筹划,找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单位。我是广东人,20世纪80年代初,母校希望我回去。我就想,光是搞设计还不行,还得跟研究结合,这样促使你不断思考,不断提高。我要找一个可以把设计、研究跟教学相结合的单位,只有学校具备这个条件。所以1983年的54日,我从北京调回学校。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大变化。1983年至2017年,我都在学校任职。这就让我找到一个方向,这时候国家正在大发展,我就紧跟国家的发展。

经济导刊:在这个过程中,您也遇到三个转折点,但是都是要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第一个是您1983年下定决心从北京回广东发展;第二个是您爱人和孩子要去美国,你面临选择去留,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第三个是当了院士以后重新奋斗,在国家大发展中紧跟需求,找到新的突破口。

何院士:除了这两个选择,我还有三个节点。第一,1983年,我决定回母校。回来第三天,正好碰到一个设计竞赛,深圳科学馆。深圳科学馆当时是深圳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此一脚迈入门槛。

经济导刊:这是您的第一个作品吗?

何院士:这是我转向建筑设计的第一个作品。我那时候刚调回广东,住在招待所里面,还没分到房子。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预感机会来了,我就跟我夫人商量,马上借了几个工人,做了20天设计和模型。交卷前一天晚上,一个通宵把模型做好,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到深圳,中午交卷,下午评标就通知我中标了,这是打响人生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说今后我做的每一个设计,都要做到三到位:第一,任何工程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作品来做,认认真真做,不是应付,更不是挣钱,每一个都要做成精品。第二,要做到这个精品能够拿到设计奖。第三,必须对这个精品进行总结,写论文。一直到现在,我每做一个重要工程,都有作品,有设计奖、有论文。这叫做三到位。

经济导刊:后来我看您发表了好多论文,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

何院士:对,我第一个获奖作品就是深圳科学馆,获得国家二等奖。在《建筑学报》发表论文,就是《造型、功能、空间与格调——谈深圳科学馆的设计》。后来我就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我主持的所有的重要工程都要出好的作品,获建筑奖,发表论文。已在《建筑学报》发表了六七十篇的论文。

1983年开始,我发展得很快,用了16年时间,1999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且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自己培养的院士。后来我总结这段人生经历时有两点体会,首先要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你的大方向跟国家发展应是同步的。第二,在业务发展上要找到方式,要有持久性。也就是我上面讲的三到位。

经济导刊:在工程院院士里,建筑学科的院士多吗?

何院士:到目前为止十来位吧。因为建筑面是很大的嘛,有历史,有园林,各方面都有,我是前五位吧。

经济导刊:您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啊,要做到这些会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是很艰难的。

何院士:真的很艰辛,但没有这种奋斗你不可能实现理想,所以好多媒体这样报道我,一个45岁起步的建筑师,前半生是空白,说我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做到了一般人要几十年做得出来的事情。就是厚积薄发吧。

经济导刊:这样您理论结合实际,三结合也做到了。

何院士:对。我当了院士后,我们校长、书记给我总结了成功源于这八个字,“勤奋、才能、人品、技艺”。要想成功,这八个字缺一不可。1997年我当了副院长了,2002年就当院长,前年才退下来。

刚才讲了我的三大人生转折的决定,第一,从北京回广东。第二,是否出国。我夫人的家庭是华侨 ,她通过家庭关系申请我们全家移民美国,1992年美国使馆通知通过了我们全家移民,我就马上做出决定我不去。我的夫人就带我的两个小孩去美国读书了。我的夫人大半年后也回来了,这个决定很重要。第三,重新奋斗。1999年我当了院士之后,我下了一个决心,万里长征重新开始,那时候正好遇到全国城市大建设,教育大发展,这给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校园规划的掌门人

经济导刊:全国大学都开始扩招,这给您带来什么机会?当时全国范围内校园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的数量惊人,据说您是在以“鱼骨式”建筑平面布局的全新面貌发展?

何院士:浙江大学首先将4个学校合并。有70多个单位报名参加招标,我带我的学生参加,中标了。从那时起步就不可收拾了,我开始研究大学的建筑,时至今日,我们团队参与了很多校园规划,在全国搞了300多个校园规划,遍布大疆南北,我本人就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规划。人家说我是“校园掌门人”。不断地有新作品出来,技术奋斗不停步,这一条非常重要。好多人以为我一生很顺利,其实我前半生是不顺的,没办法发挥作用。45岁之前没有作品,但是我积累了知识,做了思想准备,奠基了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抓住机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找到办法,就坚持下去。我的主要作品是在这十年、八年的,是当院士之后,好多人的成果都是在当院士之前,我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探索中国特色的道路怎么走,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建筑创作的一个道路、方法和理论,包括中国的理念、文化,也包括怎么做人,也包括思维方法和理论创新。

文化自信的力量

经济导刊:您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去过很多国家考察,有学术上的交流,还有前一段,您的作品也在国内外进行展览,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听说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以前我们是学人家,现在国外的这些同行或者学术界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咱们国家现在建筑学领域的发展、设计水平?您刚才说,我们与别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咱们还处在飞跃发展阶段,而人家都逐步停滞了,慢下来了。我们有很多实践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了人家,我们也在创造我们自己。其实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实践充分展现了这个特点。

何院士: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做得还不够。好多人对中国仍然不了解,比如说,我到一些著名大学演讲和进行展览,原来中国的主要建筑,那些高水平的建筑,我们并没有出去宣传。我前年去威尼斯展出,过去中国出去展的都是皮毛,没有反映中国真正的面貌,人家以为中国就是搞那么一点东西。国外对我们中国的发展,始终有怀疑,他们不了解中国,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一旦他们了解之后,就很认可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合作。

这几年,我们参加了很多国际竞赛,都是同台竞标。比如这次雄安新区起步区规划设计的竞标,大部分是请外国人,第二轮的设计只有3个是中国的单位,其他几乎都是外国的机构。我们也参加了雄安新区起步城市竞标,被评为优秀方案。海南岛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规划设计项目,我们一举夺得三个奖项的第一名。国外来的建筑师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强手,我们中国建筑师在竞标中要应对这么多国家的建筑师,我们即使被淘汰也是自然的。我们不是不怕输,不过输多了就赢了。关键是要是有好的理念,好的团队,好的人才,有好的平台和团队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经济导刊:4 2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了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最新建筑设计方案,并公布您担任迪拜世博会设计总顾问,您能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吗?有没有可能将来也是像“一带一路”似的,你们更加注重国际化,走出去发展,到那些发展中国家去设计。我看了你们的设计后,觉得将来有这样的发展机会。

何院士:很有可能。我们最近去了迪拜,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外观取自中国传统的红灯笼,代表光明、团圆、吉祥和幸福。但是开始的时候,外国人对中国不是那么认可,总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这跟国家的强大有关系。例如,美国不认同你的时候,连底下的人都不认同的,但是我们顶住他们,也不跟他斗,而是不断激发我们自己的奋斗,迅速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经济导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自信了。

何院士:对,现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了。建国70周年,全国评了300个大奖,我们单位中了15个奖。

经济导刊:这么高密度啊。您真是老当益壮啊!

何院士:其中我本人主持的有13个奖。排在全国第一名,这个不容易。现在真正像我这么大年龄的院士,没有像我这样还敢于去招标、竞标,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再去竞标,输了不好看。我自己认为输了没关系,要放得开就赢了。我们是在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新时代,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也是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之路。

(编辑  苏歌)



* 本文由本刊季节专访、执笔。

[1] 周荆华:《何镜堂传》,人民出版社、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祖国大地上,能和山岳河流共参日月的,莫过于那些不朽的建筑。徜徉在它们身边,我们或有登临的激情,“念天地之悠悠”;或有抚摸的热望,指尖轻触之处都是沧桑。从来羡慕建筑师,能作广厦华屋,改变大地的风貌。这是《何镜堂传》[1] 引子中作者的感叹。

何镜堂,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何镜堂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新设计道路,不断探索产学研三结合的发展模式,并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情怀主持设计了一大批社会广泛认同并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建筑产品,这些产品展现出其传承、创新与坚韧的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规模的持续增加,中国建筑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城市建设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留住城市的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这正是何镜堂一直坚守的理念。在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当中,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思潮喧嚣不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此起彼伏,但是何镜堂一直在持续践行他的“两观三性”论(总体观、可持续发展观,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对中国建筑界和建筑教育领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何镜堂的建筑思想立足于现代建筑理念,兼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充分的民族自信。他始终坚持建筑设计要直面发展中的中国,要与自然、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并创新性地提出了“两观三性”的建筑理论体系,主张因地制宜,因题而异,用富有时代精神的建筑语言刻画中华文明的地域特色。他的许多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建筑师群体在这个变革时代的孜孜探寻——寻找一条体现中国当代、本土特色的设计道路,一条中华民族从古老和传统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并重建自信的文化之路。

当我们打开何镜堂的作品集,从南国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馆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馆,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控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中逝者的默哀;从数以百万计平方米城市住宅的温馨,到200多座大学校园的美丽……何院士创作思想的高度,以及作品的广度,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中国的发展,折射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求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所塑造的物质与精神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建筑作品是对中国的历史变革非常重要的记载。

 

奠定创作的思想基础

 

1938422日,何镜堂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洋溢着昂扬向上的精神;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学课堂上,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老师的话启发何镜堂萌生了学建筑的想法,他意识到,建筑师将是最契合他理想的职业,他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56年,何镜堂考入华南工学院(后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入学之初,他的第一个感悟就是,建筑师的使命不是躲进书斋去建象牙塔,他必须了解现代生活,体验时代潮流。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五年本科学业,继而报考研究生,师从岭南现代建筑创始人、一代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攻读民用建筑专业。夏教授曾留学德国并获得博士学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深厚的研究功力。夏教授亦中亦西的文化学养给了何镜堂很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镜堂研究生毕业后下乡到农村插队。在此期间,他结合实际,认真阅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努力领会如何用辩证法的眼光,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抓住主要矛盾;以及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分析具体问题的思维方法,磨砺认识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奠定了后来从事建筑创作的哲学思想基础。

后发者的成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何镜堂被压抑多年的激情又被点燃。他从率先开放的广东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活力。经过几年的努力,1983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调回母校——华南工学院任教。此时,何镜堂已经45岁,虽是大器晚成,但他相信自己、相信中国发展的未来。他说:“常言三十而立,我要五十而立。”

回母校的第三天,何镜堂就得知深圳八大重点文化设置之一——深圳科技馆将要举行设计竞赛的消息,于是果断决定参加竞赛,不放过这个机会。深圳市政府对科技馆的设计寄望甚高,市长要求“让后人看后一辈子忘不了”。何镜堂夫妇奋战了20天,拿出了设计模型。这是他们的第一件作品。第一炮就打响,一举夺标成功。深圳科学馆建成后,何镜堂获国家和省级多种奖项,完成了建筑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工程。在建国60周年时,还被中国建筑学会评为全国最优秀建筑奖。

 

扬起事业的风帆

 

1985年,何镜堂和莫伯治共同主持设计位于广州越秀区新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在这座古墓博物馆的设计中,他力图体现出既能传译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又能体现时代和文化气质的元素。他们的设计,是一组尊重历史、尊重环境、造型与历史文化内涵相沟通,而且体现了现代建筑特征的古墓博物馆。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优秀设计金奖等许多重要奖项,并以其很高的文化品位,被列为20世纪世界优秀建筑精品,首批历史文化遗产。

何镜堂的事业扬起了风帆。此时,他又一次站在人生选择的路口。他夫人的父母兄弟都在美国,希望他们夫妇到美国去发展。当时正值出国热潮,在旁人看来,这是不容错失的机会。但理性告诉何镜堂,要实现自己的建筑理想,只能立足在脚下这片土地。对事业执着的追求,使他决然送走夫人和孩子,自己单独留了下来。

1992年,何镜堂接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1996年,他就任华南理工首任建筑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从此,他从以设计为主转到设计与科研教学相结合的路上。他根据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尝试将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在理论与设计的结合上。1994年,建设部授予何镜堂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的荣誉称号。

1994年,何镜堂主持设计了位于虎门炮台的鸦片战争海战馆。对这一组靠山面海,历史性、艺术性很强的纪念性建筑群,他采用了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设计手法,将许多重要的象征意义糅到建筑语言中。从不同的角度看建筑群的立面,犹如翻开的书页,象征着虎门海战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篇章。海战馆的设计获得了教育部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末,何镜堂进入了创作高潮。他以饱满的工作激情,接下了很多工程,几乎每项工程都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1999年,何镜堂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他获得了中国建筑界最高奖——首届梁思成奖。

 

 校园建筑设计的掌门人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积累,何镜堂的建筑创作进入了井喷期。到花甲之年,他又开始了新的征途,他的创作视野从广东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90年代末,正值高等教育大发展阶段,对建筑师来说,这又是新的施展身手的机会。他主持了大量校园建筑的规划设计,被誉为是“校园建筑掌门人”。他的校园设计紧密契合现代教育理念,突出校园文脉和时代特色,得到各校师生极高的评价。现代教育强调人的素质教育,要求突出校园空间环境的人文化、生态化,空间布局的社会化、开放化。教学建筑则呈现综合化、组团化、网络化的倾向,有利于设施集中,资源共享。这和传统分散单幢建筑格局有所不同。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何镜堂在很多大学校园项目中,面对较多的约束条件,往往能因势激发创意,让方案恰有度身定做的贴切和个性,这也印证了达•芬奇所言:“力量从制约中诞生。”

2005年开始,何镜堂又主持设计了一批山区的校园规划。比如在重庆大学这样的获奖项目中,就体现了全新的山地校园特色。

多年来,何镜堂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设计,获得100多个国家和教育部优秀设计奖。2008年,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荣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这是我国建筑界的最高设计奖项。这一设计被建筑界认为是岭南新建筑的又一代表作,达到了国际水平。此时期,何镜堂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校园规划设计的学术论文,并任国家教育建筑专家委员会主任。

 

令心灵震撼的建筑

 

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眼神,创作有特色的博物馆是每一位建筑师的梦想。

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70周年,中央决定对1985年兴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扩建改造。何镜堂领衔设计的“和平之舟”方案,从国内外13家著名设计机构的方案中脱颖而出。这是建筑界为之瞩目的国际设计投标竞赛。何镜堂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组设计,而是要营造一个场所精神,是中国民族伤痕记忆的展示之所,是承载丰沛历史情感,凝聚民族记忆的建筑。

根据扩建工程“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理念,何镜堂在深入调查之后,确定了主题和清晰的定位。他认为,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世界的悲怆历史事件,在30万被残害的中国人“万人坑”遗址上的纪念馆扩建新馆,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更重要的是营造一种震撼心灵的场所精神。为此,他运用了最适合的建筑元素、手法、材料和技术,围绕战争、杀缪、和平三个概念,营造出“折断的军刀”“死亡家庭”“和平之声”三个意境空间。纪念馆凝重的建筑造型所体现的深沉历史感,使中外参观者受到极大的震撼,在国际和平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7年,外交部、中宣部等7个部委领导在视察大屠杀纪念馆后,盛赞工程设计为“世界一流,国内最好,国家标志性的战争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国内外很多媒体称其可与美国浩劫纪念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等世界一流的二战纪念馆相媲美。

2008年,大屠杀纪念馆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121211日,在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前夕,为表彰何镜堂为大屠杀遇难同胞做出的突出贡献,南京市政府授予他“特别贡献奖”。授奖当日,世界设计大师、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及美国“911”遗址总设计师丹尼尔•恩伯斯金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后称赞:“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触动人心灵的作品。”

深圳建筑设计院院长、全国建筑设计院大师孟建民说:“这个纪念馆是我国一个典型性的原创性精品建筑。我国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在建筑设计领域是以仿学为主,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开始强调并走向原创,何镜堂这个作品是代表中国建筑师走向原创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说:“类似的建筑如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华盛顿犹太人纪念馆等我都去参观过,各有千秋,但是南京纪念馆是成功之作,形式与内容统一,悲怆动人,简洁有力,气宇万千。我们现在的媒体似乎有一种倾向,对西方进行过多不确切的吹捧,对中国的成功之作却报道很少。”

 

顶天立地的“东方之冠”

 

何镜堂主持的国家级大型建筑设计项目接踵而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令全球瞩目,这是40届博览会以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的世博梦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了。中国馆是此次世博会主题演绎的重要展示区和重要载体,承载了中国民众的无限期望。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国家标志性建筑几乎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决策部门认为,中国馆要由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设计师进行建筑设计,因而决定在全球华人中进行招标。

世博会组委会将中国馆的主题确定为“城市发展中的中国智慧”,它是国家精神和中国理念的集体体现之地,能够承载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同时也要弘扬时代的精神;它应该是缀起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这样宏大概念的佳作。

中国馆的造型必须在中国特色上做文章,以反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谐共生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多重限制的命题作品,建筑师要对中国文化、中国建筑的特性有深厚的了解,具有将中国精神融入现代建筑设计的大思路、大手笔。

对这样的扛鼎之作,何镜堂没有畏难,积极参加竞标。他对中国馆定位的理解是: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何镜堂对中国元素进行整合和艺术处理,通过中国器来整合中国元素,即表达了热烈向上的精神,又不失雍容大度的泱泱大国气概,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气质在这里得以充分展现。

中国器——从中国文化印象(如传统意境、品格、色调、特征),中国文物器皿(冠、鼎、家具等),中国建筑元素(城市营建法则、建筑构架、斗拱等)中深刻领会,加以整合提炼,抽象出“中国器”的构思主题。其浓郁的中国风格和别致的造型得到评委一致好评,一路高歌,他的方案顺利通过招标。

立于黄浦江之畔的中国馆如托天耸立的巨鼎,雍容华美,稳健昂扬,被重新命名为“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其形神高壮,巍然挺立,风雨难摧,体现出正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古老国度刚劲磅礴的力量。

中国馆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中国感觉,明显地表达出了一个中国的意象;它的庄重感和仪式感,也整合了世博会的场所精神。对此,何镜堂说:“我们要把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向全世界做一次自信而友好的表达。他在讲解中国馆的创作理念时说:“假如一个馆设计出来,放到美国也行,放到巴黎也行,或者放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行,显然不是中国馆所追求的。开放的中国拿什么与世界对话,一定要用现代建筑语言交流。”在中国馆封顶时,何镜堂说:“这是中国建筑师一个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中国馆凝聚了全体中国人敞开胸怀迎接世界的热情和心血。

中国馆以现代的技术和手法营造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意向,作为国家形象被广为流传。

20105月,世博会开幕,世博会规划总设计师吴志强向何镜堂致敬时说:“这是中国本土建筑设计师主导型的,自主创新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我们联手完成了中国建筑界的崛起。

“何镜堂做成了一件顶天立地的作品!”意大利的一位建筑评论家赞叹。他认为,中国馆是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分水岭,开创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新时代;从这里看到一位建筑大师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20112月,中国国家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出现在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背景正是中国馆。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七次会议通过继南京纪念馆之后,将进行第三期扩建,将建立世界法西斯中国战区胜利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建立纪念馆的使命,将诠释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复兴的艰难道路,永远纪念这一场伟大的胜利。南京政府直接将这一重大工程委托给何镜堂团队,20157月,纪念馆竣工。

在建国60周年时,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出的全国300项大奖中,何镜堂主持的设计占了13项,他荣获了中国建筑界的最高荣誉。

 

凝聚强大团队的向心力

 

现代建筑业早已不是靠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大型建筑设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远超过去的时代,其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建筑周期越来越短,依靠个人出成果的发展方式已不适应快速变迁的时代。只有聚敛团队的力量才能做大做强。

作为团队的灵魂,何镜堂凝聚了一个团结和谐的老中青结合的设计队伍,形成了稳定的组织架构,并追求团队合作共赢的模式。他的气质延伸到整个团队——一群如他一般充满激情和活力、勤勉而又宽和的年轻人,一个涵蓄了丰沛精气神的设计团队和研究团队,以及他所带的研究生群体,因为他不仅是建筑大师,也长期担任建筑研究院院长和建筑学院院长。他们体现了何镜堂的“两观三性”的建筑思想,传承与创新的理念。

 

为千年大计而奋斗

 

20174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省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对雄安新区的规划设计是千年大计。

雄安新区的建设牵动人心。2018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0年)》,新区的总体规划得到批复后,新区规划的顶层设计也已完成。

一个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000多名国内外专家,200多个国内外的团队,25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日夜兼程,推动规划编制工作。80周岁的何镜堂要为国家的千年大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他精心设计,精心调研。2017年,他在雄安新区(198平方公里)起步城市设计的国际咨询被评为优秀方案。2018年,他的设计被评为雄安新区启动区(38平方公里)城市设计优秀方案。

海南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设立,是自贸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贸区的起步区,将以未来环境、未来网络、未来模式为抓手,打造中国海南开放的国际自由创新区,引领生态文明发展的未来花园城。江东新区面向泛南海经济圈,以自贸为核心,探索实现“贸易、旅游、科技”三个输出的重要使命。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新区海口江东新区概念规划方案”国际招标项目正式启动后,何镜堂率领他的团队奔赴海南,进行考察参与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起步区是江东区先行开发地区,是未来重要对外开放区和生态CBD201893日,海口正式面向全球公开发布起步区设计方案国际征集公告,共有68家国内外设计机构和联合体报名参加了本次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活动,在申请人资格预审会上,评选出6家世界知名设计机构,在海口江东新区概念规划国际招标成果基础上进行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以何镜堂为主设计联合体以“江东筑梦,众智成城”的设计方案从6个团体中脱颖而出,一举多得三个奖项中的第一名。

2019225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新区海口江东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的最终结果,由何镜堂组织的华南理工大学设计院与俞孔坚设计团队和中信华夏城市运营研究院联合体参与江东新区概念规划提交的方案被评为优秀设计方案。

何镜堂给人以取之不尽的感觉。“越之者,恒越。”对于昔日的辉煌和骄人的成绩,他不断放下,从不因自己的地位而固步自封,他的思想比年轻人还前卫,从他的设计中可以看到他因时代变化,不断蜕变,在不断否定自我中不断升华的轨迹。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找到了可以将生命附丽其上的伟大事业,深感幸运,由此“竭尽所能”。生命中真正的幸福,源自于你能为一个自己认为至高无上的事业献上心力,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发展做出奉献!  

                               (编辑 苏歌)



* 本文是本刊对何镜堂院士专访,由季节专访、撰稿。

[1] 周荆华:《何镜堂传》人民出版社出版、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145月第1版第1页。

释放对民主的想象力

2019-02-13 14:14:28

 

 

十多年前,笔者的博士论文即将杀青提交答辩之际,导师王绍光教授向我透露,他未来十年将集中精力研究民主理论。从那时起,我就和王绍光教授通力合作翻译了两卷本的前沿民主理论文集,第一卷为《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1] 第二卷为《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2]

 

十年后,回头再看,这两本译文集只是冷盘、甜品。王绍光教授的新书《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3] 作为其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一卷,连同写作中的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和第三卷《抽签与民主的重生》,才是他十年间倾力做出来的正餐、硬菜。

人们对抽签顾虑重重。抽签似乎只是小国寡民的历史陈迹;看上去抽签的组织成本更高;抽签让普通人作决策或许更民主、却浪费了精英的智力;把政治交给非理性支配、缺乏可预期性。总之,抽签像是儿戏不值一提,抽签的民主性只是潜力而非实力。

但是,抽签从未从人类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恰恰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民主性。[4] 自从选举取代抽签成为政治选拔的主要手段以来,带有自由、民主和技术专家统治特征的混合寡头制就大行其道,这并非偶然的命定,而是选举弊端所致。选举很容易让高知精英主宰普通公民,很难摆脱寡头统治的泥沼,也很难让真正的民主分子心悦诚服。[5] 代议制民主已经千疮百孔,人们有必要重新重视随机决策的长期传统,把偶然因素带回到当代民主过程中,发挥抽签民主的理性潜能。[6] 这是因为,抽签是立足现实政治经验、人的判断、累积的智慧和轻重相权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把选择交给神意、偶然或运气。[7] 抽签是比选举更公平的选拔方式,是理性设定的理性盲区,也是人民参与政治、控制政府、维护政治体系的重要渠道。事实上,抽签更理性、更平等、排除能力更强大,它有能力削弱权贵的陌生化、减少党争、节约成本、减少腐败、提高政治效率、增强政治信任,扩大代表性,提升协商质量,提高认知的多样性,进而矫正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的弊端。简言之,抽签可以让选拔更公平,让代表更尽责,让认知更多样,让辩论更有效,让决策更明智,让民主更理性,让政治更民主。因此,无论是理性化的社会,还是后理性主义社会,抽签都是必要的。[8]

 

抽签至少是选举的有益乃至不可或缺的补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9] 选举并非一无是处,抽签也绝非毫无瑕疵。厚此薄彼有失偏颇,顾此失彼难免捉襟见肘。对于一个复杂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而言,有必要在政治过程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与代表、精英与大众、专家与门外汉、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建构更适宜的美好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就人民全体在场共同决策的可能性而言,在全国层面,房间里的确装不下所有人,但在基层,房间里装得下所有人。这也是因为,人类政治生活也许无法完全理性化,最深刻的理性或许在于:理解理性的局限性,进而,理解何时放弃理性才是理性的。[10]

 

在此基础上,《抽签与民主、共和》告诉人们,无论古今,抽签都是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利器。作为一种政治选拔方式,抽签和选举一样用途广泛,可以适用于预选、决选、验证、分组、排序等政治过程的主要环节,适用于选拔官员、挑选代表[11]、组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各类委员会、选拔陪审员、决定生死、分配稀缺资源等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关键领域,适用于村社、社区、市镇、郡县、省州、中央、国际组织等政治层级,适用于小国、大国等不同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晚近四五十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在认真思考重新将抽签融入政治过程之中,英国国会的一些工党议员希望用抽签组建的公民大会来化解脱欧僵局,在德国、法国、丹麦、荷兰、冰岛、芬兰、爱尔兰、雅典、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等政治体,抽签的理念和试验也已经方兴未艾。

不过,无论是两卷本的《选主批判与超越选主》,还是三卷本的《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主旨都不是为了证明抽签唯一正确,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它们想说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不应单轮驱动,而应票选、抽签、公众参与、群众路线多轮驱动。[12] 遗憾的是,相对于票选、公众参与、群众路线这些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抽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受到的关注都非常不对称,尤其需要补缺拾遗。

2008年,王绍光教授用《民主四讲》开启了他对选举式民主的严肃质疑和深刻反思。[13]十年后的2018年,《抽签与民主、共和》更上层楼,通过系统梳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与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共和制下的内在价值和实际功用,回应现代人对抽签有什么用、还能不能用、有没有必要用的疑问,进一步释放人们对民主的想象力。

学术是常为新的,斯书是范。



*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1] 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

[2] 王绍光主编:《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即将出版。

[3] 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

[4] 欧树军:抽签的民主潜能,《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5期。

[5] Alex Zakaras, “Lot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 Modest Proposal”,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55-471.

[6] 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7] Richard 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8] Fredrik 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8, No. 1, 1989, pp. 23-50.

[9] 屈原:《楚辞·卜居》。

[10] Otto Neurath, “The Lost Wanderer of Descartes and the Auxiliary Motive”, in O. Neurath (edit.), Philosophical Papers 1913-1946, Dordrecht: D. Reidel, 1983. 转引自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11] 欧树军:代表与民主的新盟约,《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1期。

[12] 王绍光、欧树军:超越代议制的民主四轮驱动,《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8期。

[13]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版;2018年,三联书店将其列入“当代学术”丛书再版。

 

内容摘要:在不同的代、不同的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也不是。推民主应该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有助于放大家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键词:民主、抽签、代议民主、抽民主

民主与抽签的历史渊源

   

    民主是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

在刚出版的《抽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一中,我试图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直到十八世末,在两千多年的史中,抽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的角色;缺少了抽,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此书告诉大家,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不过,在19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成为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来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普选权的实现与代议民主的危机

   

    经过底层民众一百多年的争取,到20世纪60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时,有人开始意识到,即使完全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

1840年前后,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曾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人们对它的关注迅速消退。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代议民主在理论上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现实政治却始终牢牢把握在极少数政治精英权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乐道的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丝毫无助于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义[1]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但4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参与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

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的出版物多了起来。1967年,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出版了《谁统治美国》;1969年,政治学家西奥多·罗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终结》;前一本书十分畅销,后一本书引起学界热议;两本书都再次对多元民主理论产生巨大冲击。的确,虽然社会中存在种种利益集团,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元民主论所说的平等竞争。相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强大财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雇佣专业游说人士,可以为选举提供金钱支持,可以用种种方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威胁政府把投资移往别处)。这些强势利益集团也许会摆出一副追求公众利益的姿态,但那不过是掩盖其寻租行为的幌子。利益集团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竞争,根本不是民主,只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被少数人绑架,使政府成为特定阶级的工具。

也许是意识到票选内在的局限性,一些人群开始通过动员的方式推动体制外活动,由此形成了一轮政治参与高潮和所谓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如反战、反核、环保、女权、少数族群、社区等运动。投身社会运动,使一大批民众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展现出非凡的能动性。一波接一波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占领,突破了西方既有体制的束缚,将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民主理论对蓬勃兴起的参与热潮无法作出内恰的解释。如此一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造成社会运动理论生机勃勃的局面,也激发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代议民主理论,提出一些倡导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理论,如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后来出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见图1)。

 

1:谷歌Ngram政治参与直接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出现的频率

终结历史的黄粱梦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 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亨廷顿驳斥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之说,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打着私有化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让民主缩水消解人民民主的终结。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再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500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在福山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成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实施这一制度的技术细节。在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已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代议民主的颓势

 

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7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家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选主[2]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 在35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5个国家中,3个实行强制投票;在35国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31位,低于60%。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它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同样,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1951-2011)的著作《虚无之治》,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的空头民主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 不平等的民主;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学者的结论。丹麦学者汉森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中说: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1947-2016年出版了《民主:一部生命史》一书,对代议民主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的不轻,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但不少人还是只愿承认这国或那国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病症,却不愿承认代议民主本身已是沉疴难起。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这种幻觉致命一击。利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1995-2014年间获取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欧美各国,人们不仅对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们对作为一种政体的代议民主制也越来越疑虑重重,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越来越倾向否定代议民主制、接受与代议民主不一样的政体。尤其是在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些趋势越加明显。项目主持人的判断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着全面危机。

抽签浴火重生

 

正是在代议民主逐步陷入危机的过程中,更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代议民主的补充方案或替代方案,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

抽签上一次有可能成为代议民主替代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图2)。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曾出现过一批与抽签有关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政论小册子。在这些出版物中,有的直截了当地呼吁用抽签代替票选;有的用抽签作为区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的一个指标;还有的会指出抽签的长处、票选的短处。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没有人再谈及抽签在现代政治中可能的运用。

2  谷歌Ngram抽签抽选出现的频率

 

当代最早倡导抽签的人,可能是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 L. R. 詹姆斯(1901—1989)。他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鼓吹直接民主的论文,标题是每一位厨娘都可以治理国家,副标题是古希腊民主研究与其对今天的意义,详细讨论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中的作用,他确信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当代,因为他完全赞同列宁的理念[3]:经过学习,普通劳动人民也具备治国理政的潜质。不过,由于詹姆斯的激进身份,他的观点并没有在主流学界和政界引起广泛的注意。[4]

 

1970年,在西方政治学界、尤其在是民主理论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伯特·达尔出手了。他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革命之后?美好社会中的政治权威》。该书指出,代议民主(达尔称之为多头政体”Polyarchy)与理想民主的距离必须以光年(light years)计,它有三大问题: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大公司权力巨大、所谓民主政府权力巨大。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头政体的民主化,达尔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重启抽签这种机制。他建议,为多头政体里每一位重要官员(市长、州长、众议员、参议员、总统)配备一个顾问委员会;这些官员每年必须定期与其顾委会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对重要议题的辩论,考虑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每个顾委会由几百位抽签产生的成员组成,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如果成员是穷人或失业者,可以为参与顾委会活动获得津贴。达尔深知,在抽签与有关抽签的讨论消失近200年后,很多人会对他的提议感到震惊。因此,他书中涉及抽签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回应各种可能的疑问。[5]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1989)。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民主在历史上已经走过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向民主城邦,第二次转向共和主义、代表制与平等。该书在最后一部分迈向第三次转型中,达尔勾勒了一幅民主的未来图景,抽签是其中一个关键机制。他认为,克服代议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抽签的方式在立法机构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大众的微型大众Minipopulus,简称微众)。其具体建议是,在全体公民中,随机抽取大约1000人,组成微众,它的任务是就某一个政策议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商讨,并最终公布其政策建议。这些人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碰面。可以设想,由一个微众设置政策议程,另设多个微众,每个微众专就政策议程上的某个议题进行商讨。各级政府都可以设置这种微众,也可以选派一些学者、专家、政府工作人员为这些微众提供咨询服务。微众还可以召开听证会、委托研究机构提供背景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与辩论。由于微众是随机产生的,在达尔看来,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全体公民;它们的判断就是全体公民的判断。[6] 不过,达尔并不主张用抽签取代选举,它只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补充。[7]

 

世纪之交的转折

 

在达之后,2070年代签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者、历史学者、统计学者、决策学者,且些研究基本上是性的,不涉及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唯一由政治学者撰写的呼吁美国人不再参与毫无意选举,投身于一场宪制革命:取消参众两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国会;国会议员50-60%应由随机抽取,其余40-50%议员仍由选举产生。[8] 这是比达尔更为激进的主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被人忘却了。[9]

 

在接下来的80年代,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几位思路开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用抽签替代或补充票选。

一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本黑姆,[10]他于1981年发表了两篇题为统计民主的文章,历数票选的弊端,建议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构建决策机构。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更系统地鼓吹抽签,并把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称为抽签民主Demarchy)。[1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厚实民主》。[12] 他把代议民主称作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其运作的政治体制称作厚实民主Strong democracy)。该书的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至少四条都与随机抽签相关。

1988年,一位政治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在一篇对几本新书(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吗》)的书评中指出,民主理论正在开辟新的方向。果然,达尔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阐扬抽签的民主潜质。两年后,费希金出版了《民主与商议》,力推带抽签环节的商议式民调,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从图3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抽签重生的转折点。其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达136件,是70年代相关出版物的两倍多,相当于1749-1969年这220年间同类出版物的总量!

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如图1所示,商议民主理论异军突起,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注意。大多数读者对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议过程上,但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商议的人如何产生?能否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抽签具有何种优势?同样,其它各种替代或补充代议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借助于抽签,使得这十年中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再上一个台阶,达到近200种,其中一些现在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抽签理论:从边缘到主流

 

21世纪刚刚过去了16年,但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图3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本世纪头10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20年的总和;而过去7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260年的总和!最近一些年,涉及抽签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签与公共政策系列丛书,现已出版9本专著。[13] 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14] 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15]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与2012年举办了三次有关抽签的研讨会;[16] 爱尔兰的都伯林三一学院于201210月举办了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签[17]

 

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与抽签相关的特刊,如《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季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于2010年出版了有关抽签的专刊,其中包括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又如《美好社会》(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8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的专辑。

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加入,越来越多学术界主流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2010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的2011年大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到了201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专门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还有多个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抽签可以从哪些方面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民主的弊端?抽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抽签与商议应如何结合?从认识论角度看,抽签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民当家作主有什么意义?抽签适用于哪些领域?只是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只是基层、地区、全国,还是也包括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看法不尽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的民主潜能。

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抽签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没有任何理论的引领,几乎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思想家们对它基本上视而不见;即使对它有所评论,往往不过是只言片语,导致有关抽签方式无法系统化、理论化,难以隔世流传。结果,威尼斯共和国于18世纪末消亡后,抽签在政治中的应用便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近200年。也就是说,缺乏相关理论大概是抽签长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反过来,抽签理论的逐步繁荣也会促进抽签在实际政治的复兴。

抽签实践:遍地开花

 

在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时,抽签试验也遍地开花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抽签的实践。如德国的计划单元Planning Cells)、丹麦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的公民审议团Citizens' Jury)、巴西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都包含着参与、商议的成分外,这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过抽签挑选出来的普通民众。与古希腊和中世纪城邦不同,这时的抽签已经没有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选民。经过欧洲与俄罗斯统计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探索,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随机抽样已被确定为在人口中挑选出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因此,随机抽签出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体的正当性。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世界各地基于抽签的试验在代议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21世纪后,抽签方面涌现出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商议式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类是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两种试验已经遍布各国。

式民的主要推者是詹姆斯·费希金,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签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签与商议的结合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商议式民调,而中国是试点最多的国家,包括浙江的温岭、台湾、香港和澳门。[18]

 

公民大会的大规模试验始于加拿大的两个省。英属哥伦比亚省于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于2006-2007年举办过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民大会。其参与者都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他们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职业政客。选举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

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

在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社会党人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许诺,如果当选,她将组建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市民议会;市民议会将与现存的国民议会一道参与修宪的讨论,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决。

在荷兰,2007年全国性的选举制度改革采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由抽签选取的公民经过大半年的讨论、最后向议会提交改革建议。

在冰岛,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其银行体系的崩溃,由此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2010年,议会决定启动修宪,但不允许政党染指新宪法的准备与起草过程。作为替代,冰岛设立了国事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计算机随机选出95018岁以上的公民,提出他们认为应该被列入新宪法的议题,并且将讨论结论公开于网络上。而制宪会议(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成员不是来自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议会成员不得参选),而是从522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中选出,包括教授、记者、学生、工会工作者、物理学家、牧师等。这25人起草宪法的过程完全透明,时时与民众沟通。虽然这次修宪因程序问题(实质是政治精英的抵制)并未最终完结,但它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之为全球宪政史上最民主的修宪过程。

在芬兰,政府也考虑借鉴冰岛的经验,让集体智慧在未来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爱尔兰,2011年设立的制宪大会(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鉴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员中,66人是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党推选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制宪大会共提出18项宪法修改建议和20项对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议。为了应对另外几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堕胎、公投、议会任期限制、气候变化),爱尔兰于2016年设立公民大会,其成员由99位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构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公民大会最终会向议会提交修法建议。

在英国,早已有人建议用抽签的方式改造上议院,区域性的公民大会也已有先例,现在议会上、下院已开始认真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宪会议。

除此之外,美国加州也曾有人提议为选举制度改革设立公民大会。

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签现在已失而复得。它在20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不是为了证明抽签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确方式;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甚至无数种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编辑  季节)

  

 



* 王绍光,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1] 约瑟夫·熊彼特(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0-413页。

[2]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几周,列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见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9月底—101日〔14日〕),《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307页。

[4] 2017年初,谷歌学术搜索显示,这篇论文共被引用12次。

[5] Robert A. Dahl,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22-125.

[6]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0; 罗伯特·达尔(曹海军、佟德志译),《民主及其批评者》(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0-481页。

[7] 20世纪90年代,本人在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曾与达尔教授讨论过抽签的利弊。他当时仍持这种看法。

[8] Ted Becker, Un-Vote for a New America: A Guide to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6), pp. 183-185 192-193.

[9] 谷歌学术搜索显示,截止201727日,这本共被引用5次,除去一次作者自引,两次俄文引用,其余剩下的两次引用来自同一位作者。

[10] 见他的自传John Burnheim, To Reason Why: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nd Beyond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 John Burnheim, Is Democracy Possible? 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可在此下载http://setis.library.usyd.edu.au/democracy/。哈耶克大概是最早发明“Demarchy”这个词的人,但哈耶克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受到限制的民主,与本黑姆的用意完全不同,参见F. A. Hayek, “The Confusion of Language in Political Thought,” Occasional Paper, No. 20 (1968),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pp. 31-36.

[12] 中译本把书名译为强势民主,似乎容易引起误解。本杰明·巴伯(彭斌、吴润洲译),《强势民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 Imprint Academic 出版社的网页http://www.booksonix.com/imprint/bookshop/category.php?09

[14] 研讨会的成果是上文提到的Mark E. Warren and Hilary Pearse, eds., 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16] 第一次研讨会的成果被收入Oliver Dowlen and Gil Delannoi, eds., Sort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harlottesville, VA: Imprint Academic, 2010)一书。第二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直接民主与抽签,其论文集可在此下载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publication/978/publication_pdf_cahier.56.23.pdf。第三次研讨会的广告见此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rencontre/210/rencontre_programme_fr_programmesortition3rd.pdf

[18] 有关商议式民调的试点,见斯坦福大学商议民主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cdd.stanford.edu/polls/。实际上,温岭的作法并非是受到费希金理论的启发,而是本土智慧的产物,参见慕毅飞,温岭公共预算民主恳谈的实践与思考,见刘平、鲁道夫·特劳普-梅茨编,《地方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中国和德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年),第106-115页。除了温岭市的泽国镇以外,近十余年来,江苏无锡市、黑龙江哈尔滨市、上海闵行区、河南焦作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安徽淮南市、广东佛山市顺德区等地都进行过参与式预算改革,其中有些地方参与群众是由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的,如云南省盐津县的四个镇,参见马骏,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5期,第5-34页。

 

跳出西方教科书认识西方

张宇奇:这里也有一个如何认识西方的问题,在《五百年来谁著史》和《一篇读罢头飞雪》等著作中,您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形成、对西方的“大国崛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西方教科书里的描述大为不同。您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韩毓海:我们看西方,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做。我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些企业家和商人在市场竞争中结合形成的一种力量,资本家不等于企业家和商人。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例如普鲁士这块地方,也是由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的条顿骑士团开拓的。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把战争与金融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

我认为,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如果离开了民族国家这种暴力形式,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要认真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列举了17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并指出,这些文献都是在解决西方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读这些文献,要带着问题去读。例如,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不可能用妥协的方式来对抗这个空前的暴力阶级,不能用改良的方式去应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力进程。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在,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合法性所在。

张宇奇:能否说,正是这一观点,也决定了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决定了您对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的独特认识?

韩毓海: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与西方相比,我们走着独特的道路。西方的基督教宣扬“普世价值”,但它们没有“普世制度”,欧洲长期四分五裂,只能靠宗教和上帝来勉强统合。

在我看来,与1500年以来的西方不同,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我们看看宋代的制度,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比较,这个问题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当时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完全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反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导致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大规模下降。这就是我所称的“治理体系的过度文明化”;造成了这些“过度文明化”的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即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文明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下降。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理政规律时,曾经极为深刻地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高度文明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高度文明化的治理体系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这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最伟大功绩,就是牢牢把握住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这一客观历史规律,不仅发展了中国的生产力,更改造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解决了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空前下降的问题,结束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现状。特别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与宋代以来的士大夫阶级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党风、学风、文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在于实现了从上层到基层的高度组织化,一边打仗,一边读书,一边斗争,一边思考,内圣外王,学以致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根本目标在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重要著作的基本切入点。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

张宇奇:许多读者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您是怎样由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转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的?

韩毓海:我们把话题扯远一点,我想先谈谈王阳明。王阳明也是个文人,属于士大夫,如果放在今天,他是应该算到中国语言文学系里面的人。但正是王阳明代表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向,特别是对待儒家传统的转向。

对于明代的人来说,孔子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了。当王阳明面对儒家和孔子的时候,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一千多年前的儒家究竟怎么指导现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王安石提出过,叶适也提出过,但没有真正解决。第二,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南宋时期就已经制度化了的儒教?追随儒家,是否等于追随官方设立的儒教会、追随科举制度?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官方颁定的科举教材?是否就等于当官的敲门砖?是否等于道学?这里就有一个对于儒家思想是否真懂、真信的问题。第三,我们追随圣贤,究竟是追随孔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格,追随他们反潮流的“狂狷”品质,还是仅仅是做一个背诵他们的语录,口蜜腹剑的伪君子、“道学家”?

韩愈说,“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而孔子在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他的思想是切合实际的,而都认为他的理想比蓝天都遥远,孔子学说就是“疏阔”和“大而无当”的代名词,孔子几乎被看作是个丧家犬一样的狂人。那么进一步说,如果孔、孟活在宋明清,他们这样特立独行的“狂狷之士”,难道会见容于当世、见容于满天下的道学家们吗?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宋明清的科举考生,对于儒家的学说,真懂、真信的,一百人当中有一个就不错了。因为儒家学说对他们来说,只是立身的,不是立心的,是修身的,不是修心的,对于儒家思想真正走心的,究竟能有几个呢?面对这个世界,像孔孟一样良心上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天下有事,百姓有难,他们不都是躲得远远的吗?个个不都是“平日袖手谈心性”吗?究竟有几个做到了“临危一死报君王”?明亡的时候,才高八斗的侯方域究竟干了什么?他还不如李香君呢。至于傅斯年的祖宗傅以渐,他不是欣欣然继续当官吗?

所以,王阳明就提出了“立心”这个问题,提出了要独自一人,摸着自己的良心,去面对孔孟的问题。还有,我们作为儒生,最重要的是读圣贤书呢?还是学做圣贤、像圣贤那样去做呢?我们是捧着后人整理的孔孟著作寻章摘句呢,还是学习孔孟伟大的人格,做孔孟那样特立独行的人呢?王阳明说,我要做圣贤,要像圣贤那样生活和行动,而不是迷信圣贤的词句。所以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

读马克思理论的问题,与此类似。

我为什么去读马克思呢?直率地说,是因为我在45岁之后,感到了良心的不安。这种良心的不安,我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的序言的第一段就说明了:“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都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于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这种良心不安,日益长大,还因为我是个教师,是个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当老师,你要面对学生的眼睛,所谓师德问题,不仅是指男教师不能骚扰女生这类事,更重要的,你要面对学生的质疑的眼睛,还要真诚面对,而这也就是面对你的良心。

今天的大学生,不仅要学专业课,他们也要学公共课,公共课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文系的学生也一样。那么,今天学生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对吗?共产主义能实现吗?这就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必须摸着良心,独自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似乎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都在退潮,在大学生中,在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中,这个问题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一问。那么,今天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突出,成为了所谓“新时代的第一问”?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中国高校大学生、广大知识分子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我认为,这里的原因起码有两个:一个就是自1996年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而另一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错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如果马克思是错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错的,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共产主义?一般教科书上的回答是:生产力充分发展,产品极大丰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当然也没有斗争,这样的共产主义是天堂。所以才会有人说,共产主义比蓝天都遥远,共产主义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我们等着就是了——而这样的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不能说服学生,也不能说服我们自己,因为它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无关。

要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首先要了解辩证法。黑格尔说,法国大革命是反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是正方,因为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但是,普鲁士却不得不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进行改革,因此,所谓历史进步,就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过程。在一些人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就是没有反方的正方。那么,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就是要解放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孕育的新的社会因素。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已经被资本主义洗脑了,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甚至支配着所谓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说,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之前是有历史的,在资本主义之后就没有历史了,历史到资本主义就终结了。于是,对资本主义,谁都唯唯,谁不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他说,资本主义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发展,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共产主义运动,所以,资本主义就不能不、或者不敢不改革——如果它不想明天就灭亡的话。正像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帝国主义还好好地在中国待着呢,公园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挂着呢。如果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今天商场里的一个女售货员,还要为了在工作期间偶尔坐一坐、喝口水而斗争呢。

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辩证法的“反方”存在,这个世界还是白人殖民者的世界,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知道了历史辩证法,我们就会懂得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话:“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的形式,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

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种寻找、探索和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更好的人类发展道路,探索人类前进的更为合理的方案,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今天我们做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也许正因为我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所以,我笔下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人,似乎类似于王阳明眼里那个奔走呼号的孔夫子,似乎类似于尼采笔下那个面对悲惨世界——良心感到深深不安的人,尼采说,“瞧啊!这人!”而马克思也曾经说过,“我的皮肤不够厚,不能背对苦难冷酷的人间”。

这就是我写《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的理由,这本书非常薄,但是,她倾注了我自己太多的爱,也倾注了我太多的良心不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共产党,想起了北大时代长发飘飘的毛泽东,想起了旅欧时代英俊的周恩来,想起了北大中文系的邓中夏和伍中豪,而后两个系友,都牺牲于花一般的年龄。他们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前辈,作为他们的后学、后辈,不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这本书发行了很多地方,发行到了美国、荷兰、意大利,也发行到了佛陀的故乡尼泊尔。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成为了北京大学党校的教材,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需要读这本书,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这是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像你一样不屑权谋,像你一样嫉恶如仇,像你一样为真理而争斗”,这首叫《马克思是个九零后》的歌,代表了马克思复活于当世的形象。

为中国,为人民做学问,不为帽子、不为虚名做学问,说到“中国学派”,首先就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培养的是治国理政人才

张宇奇20181023日的《中国教育报》第一版,介绍了教育部党组在高校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教学的系列经验,题为《北京:增强高校思政工作时代感实效性》。文章指出:“在首都高校,一门名为‘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程,成了学生中的‘网红课’。这门课汇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名家,共开设了13讲内容,受到首都大学生欢迎。很多听课学生表示,‘能近距离听这么多名家的高论很解渴,拓展了大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让我们对党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深刻理解’。”我知道,这些课程是您参与组织,后来还编辑了《人民公开课》一书出版。2018123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成立,目前,你们研究院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哪些设想和举措?

韩毓海王安石有个名篇,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个万言书,其中说: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因为改革一定会落实为组织人事改革,实质上也就是怎么选人、用人的问题,而选人用人的基础,则在于教育究竟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个问题。因此,他说:改革之关键在人才,而产生人才的关键在机制,即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所谓人才之“教养取任”,乃是最关键的四个方面。而其中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又是选拔和任用的基础。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主体就是人,就是人才。这首先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明确: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总书记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反对派和掘墓人,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做的事,来培养能够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说按照既有的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地教一些课程文章就完了,如果用王安石当年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学究和秀才,而是治国理政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门课,是落实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以及教育工作大会讲话的一次实践。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把握好三个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二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在教育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集合了在京优秀专家学者,成立了“名家领读课题组”,为北京市8所高校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市级公开课,课题组从3个资源融通生成的角度,分别从历史经验、革命遗产、建设与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四个课程章节,系统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这一实践得到了全市大学生的广泛好评。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立足学科优势和专家资源,继续举办了“新时代大家谈”系列讲座活动。并且围绕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举办闭门研讨会活动,“大家谈”与闭门会是互相补充的,我们要搞的不是简单的智库,而是思想库,因为对策必须以思想作为基础。 也就是说,“大家谈”侧重于思想,闭门会侧重于对策,但这二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大家谈”系列活动是“名家领读”实践的升级版,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名家领读”主要侧重总结三个方面资源,从这些资源融通创新的角度开展研究,而“新时代大家谈”则是侧重于对当前实践的总结,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就进一步扣紧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

与此同时,我们根据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大学重要讲话精神,把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优秀选调生请回母校讲思政课,让他们为全校学生讲自己学习实践的经验,这门课叫《我与新时代》,得到了全校学生的热烈欢迎。

总起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实践总结好,总结出新理论,并把这些理论纳入现有的学术和学科体系。这当然不是找几个人、开几次会、发几篇文章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办讲座、开会,目的是聚人心、聚人气,这只是第一步。出几本有独创性的理论著作,这是第二步。然后,再利用这些人、这些著作,去开几门叫得响的课,这是第三步。再把这些课,纳入到教学和学科体系,然后去招生——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乃至去培养干部,这是第四步。你想想看,确实是哪一步走起来都不容易。

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国正在进入新时代。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老话,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也想起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老话,是“不干,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只能是干出来的,同时,一切新生事物,像“中国学派”一样,都是在斗争中成长的,伟大事业,需要迎接伟大斗争。

当然,伟大斗争不是作诗,不是喊口号,而是每日每时,是日常的功夫,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进,这就是“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事情成不成,只有去办才知道。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不问得失,不求速成,关键是去埋头做自己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久久为功,坚持就是胜利。

 

(编辑  季节)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 张宇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04页。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7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010年以来,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71949》等著作,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在校学生和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把目光投向了五百年前,投向了现代世界的开端。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继郑和大航海之后,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摧毁,随即,在热那亚资本的支持下,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开始探索新航路。那是世界交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世界跨洋市场形成的时代,更是世界货币——白银崛起的时代——那是中国的明代。

与历代不同,明代以降的中国,面临的是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双重挑战,面临着治理内地的制度与治理边疆的制度之间的矛盾,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与官冗、兵冗的矛盾,上层与基层的矛盾等等,随着世界物质的社会生活日益迅疾的变革,中国政治、社会、精神和自然生态也在发生缓慢的变动,但总起来看,传统的治理体系日渐不能应付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已在孕育中。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是以那场巨大的变革为开端,徐徐拉开了大幕。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提出:研究世界历史,上看货币财政,下看基层组织,更要以世界大势之变迁为背景。这一方法也贯穿于全书的叙述中。在2010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上,这本书登上总榜第一名,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在评论中说:“这本书,从中国人的学术立场和角度,描述了现代世界的兴起,它标志着中国学术自觉和自信时代的到来”。

当时新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推荐了这本书。他说:这是一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好书。我们研究中国问题,要有历史眼光,要往后看五百年,往前看五百年。要有世界胸怀,要从世界历史变迁的大视野,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复杂关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而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好的学问,应该是从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也正是这本书,让读者知道了时年45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

2012年,韩毓海的又一本新书《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出版,这本40万字的理论著作,是以一首献给卡尔·马克思的长诗作为序言,这首长诗后来被收入教育部颁定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与中国以往出版的马克思读物不同,它的上篇《批判旧世界》,把卢梭、康德对于不合理的“债务关系”的批判,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打通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落实到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批判。这种叙述方式,类似于马克思当年从对法的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扣紧了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顺序。下篇《创造新世界》,则从马克思与恩格斯谈到列宁和毛泽东,从经济变革、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不同角度,全面论述了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波澜壮阔的历程。在作者笔下,这一力图把人类从资本主义逻辑中拯救出来的抗争,呈现出一种史诗般的奇迹——这本书以长诗开篇,而它本身就是一部讲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史诗。

在韩毓海的笔下,马克思主义是宣言,也是史诗,离开了宣言与史诗这种风格,也就谈不上感召力。

感召力就是战斗力。在书的封底上,印有毛泽东的话:“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

2014年,韩毓海又一本力著《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出版,这本书,进一步突出了将法的问题与经济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思路,紧紧扣住了现代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信用经济这一主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了创造性的阐释。社会秩序不过是体现经济秩序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并随着经济秩序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信任”是宗教信仰解体后的产物,是为市民社会的法所维护的特殊信仰。而所谓“信用”不过“信任”的货币化表现,是现代生产关系总和最鲜明的表现。通过这种创造性的阐释,韩毓海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彻底革命,马克思预言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评论说:“这本书,使马克思复活于当世”。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随即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好书,中纪委读书活动推荐图书,这本书与《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累计发行都已经超过100万册,被称为出版界的“现象级学术著作”。

2016年,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批准,倾注着韩毓海饱满感情与长期心血的新书《重读毛泽东,从18931949》出版。

将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和长期改革与革命传统中去研究,是这本著作最鲜明的特点,这一鲜明特点,使这本书读来更像是《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的续篇。在韩毓海看来,长期困扰中国的军事制度问题、上层与基础脱节问题、经济活动与财政金融问题,特别是社会领导力量本身长期存在的文风、学风、作风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诞生,由于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而焕然顿解,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他的思想不仅对于指导中国革命,而且对于解决我们长期治国理政的问题,依然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样必须向后看五百年,向前看五百年。

对于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读者来说,韩毓海别开生面的阐释,使毛泽东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而对于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代青年来说,则为第一次遭遇“中国思想”——毛泽东思想而震惊,因为在此之前,这代人往往会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理论,中国人没有原创性的思想。

随着这些著作的出版,韩毓海的研究思路日渐清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中国化和体系化,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化、当代化和体系化。

201454日,韩毓海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主持召开的师生座谈会,2016517日,他又参加了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852日,他再次参加了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在这些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借鉴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有益成果,在继承性、原创性、体系性上下功夫,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一个学术自觉、理论自信的新时代到来了。

2016年,韩毓海参加了北京市教工委举办的名家领读市级公开课组织活动,从那时起,他从一个教书、写书的人,转而成为优秀学者们的服务员和大学生们的勤务员,从一个人的埋头苦干,变成了组织大家一起工作,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这门课的讲义《人民公开课》获得了新华阅读大奖。

短短3年时间,韩毓海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当大家戏称他果然头飞雪了的时候,他总是说:“压力山大”喽!因为欠读者太多了,欠学生太多了,欠父母和师长们太多了,当想到这些,就会觉得自己太笨、能力太差,就会感到深深的自责。他说,没有办法,只能“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行啊。

 

 

深秋的燕园,葳蕤的草木一变而为五彩斑斓。一天,在波光浩渺的未名湖畔,我与韩毓海老师对坐,从身边的故事说开去。

娓娓道来,这是韩老师一贯的风格,看似不经意的,话题展开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但更多的,还是围绕着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深刻问题,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

韩老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71949》等著作,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在校学生和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在谈话中,韩老师一直强调,他的思考,不过是向中国现实的实践学习的结果,他的描述,都植根于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虽然著作已经翻译为多国文字,并几乎囊括了中国出版的各项大奖,而韩老师却说,他最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青年,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干部能喜欢、理解、批评他的著作,韩老师说,这些著作,就是老老实实向他们的生活和实践学习的结果。毛泽东说过,“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在谈话中,韩老师多次引用了毛主席的这句话。

我与他就发展中国学派问题进行了专访,话题围绕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展开,韩老师认为,“中国学派”就是上述命题的一种表述。

 

我们走过了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

   

    张宇奇:孔丹同志最近提出:“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您看来,提出“中国学派”,是不是意味着:现有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发展历程?

韩毓海: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每个人,每日每时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但是,问题在于怎样解释、描述这个伟大的社会变革。

我们现在谈话的这个地方,曾经是清代成亲王府的一部分,1900年被八国联军焚毁了,对面的圆明园的命运也是如此。八国联军总共才有多少人呢?万把人就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可见,百年前的中国衰弱到了什么程度。

从我自己身边的事说起吧!最近,我到山东聊城看望父母,聊城这个地方,自大运河开通后,曾经非常繁荣,北京大学的两位前校长傅斯年、季羡林都是这个地方的人,傅斯年的祖上傅以渐,是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后来做了宰相。但是,1885年黄河在阳谷张秋镇冲断了运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这里沦为黄泛区,捻军、义和拳都是从这里起来的,鲁西从此兵匪交加,民不聊生。与文化有关的人物,就是清末聊城唐邑县出了个兴义学的乞丐武训。

新中国成立后,聊城开始了文化的复兴。这里有两个契机:一个是1970年的战备,当时要把高校从城市疏散下去;第二是1975年搞教育革命,解决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平衡问题。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抓工作力度很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父母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聊城去办大学。

几千年来,中国教育资源都是从地方往上集中的。把教育资源下放,这可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在聊城这种地方办大学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我父亲40岁,他当然也不愿意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但是要准备打仗,加上党中央号召,说下去就下去了。就这样,我父亲他们这批人下去办学,在风沙里种树,吃的是盐碱水,教学楼都是工农兵学员自己盖起来的,硬是在这个当年黄土滚滚的不毛之地,办起了一所现代化大学——这就是今天的聊城大学。

改革开放以后,季羡林先生回家乡看到当地办成的大学。他感慨说:我们祖祖辈辈读书,就是为了离开这块穷地方,今天竟然能在这种地方办成大学,这种事,三皇五帝到今天,恐怕只有共产党和毛泽东才能想到、办到。

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有三个传统:一个是汉代以来的太学,到宋代范仲淹、王安石以来,扩大为州学、县学,并与科举结合起来。再一个是戊戌变法之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北大、清华走在前面。但是,还有一个传统往往被忽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办学传统。从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李大钊时期的北大,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大学、农业大学、石油大学以及人民大学等,也包括教育革命。因此,我们今天讲教育传统的时候,不能忽略后一个传统,而是要从这三个“学统”的融汇创新中,去理解我们的教育、文化复兴。

聊城这个地方的再一次重大变化,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国家受到影响,需要拉动经济增长。国家该往哪里投资呢?中央决定搞新农村建设,往三线、四线城市投资,向农村投资,包括建设高铁,建立国内的大流通体系,以形成和扩大内需市场。这在当时争论很大。因为几十年来都是资源向城市和沿海集中,这叫“孔雀东南飞”吗。中央决定改变投资布局,包括建立京九铁路。我过去从北京回聊城要坐一夜汽车,从那时起,我和广大革命老区的群众一起,终于坐上火车了。

仅就最近小二十年来说,我们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长江抗洪、美国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非典疫情、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南海危机等等,真是多难兴邦啊!而我更亲眼目睹了,昔日贫困落后的鲁西聊城,一举变成了一座融合古今的现代化小城。今天的聊城是全国卫生城市,著名的江北水城、花园城市。我小学、中学时代的同学,大都去欧洲、日本、韩国走过,他们说,走遍世界,哪里都没有咱聊城好,没有咱中国好。

当我坐在聊城环城湖森林公园里与“发小”们叙旧时,我们背后是明代的光岳楼,对面是灯火璀璨的明珠般的现代化城市,远处音乐悠扬,那是老百姓在湖边跳舞、健身。我感慨万千: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乱、贫困、逃难、动乱和流离失所,我们中国普通的老百姓,终于安居乐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真正安下来了,中国人的心平和了,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而且在基层实现了太平。

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像聊城这样的三线、四线城市,从我的学生担任乡党委书记的宁夏吴忠,到闽西的古田,我看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听到了他们的心声,“谯鼓三声报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太平天下,连午后的阳光也是安宁的”——这是张爱玲在战乱时代的梦,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梦,如今,这个梦变成了现实。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这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那么,如此伟大的成就,究竟是怎么取得的呢?

我认为:伟大成就,就是在抗击和战胜历次重大危机的革命与改革中取得的,是在直面问题和挑战,以大无畏的气概,去克服、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的过程中取得的。正是在克服重大危机、乃至在“准备打仗”的过程中,我们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如果不能战胜困难,解决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同样的,如果做学问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学问,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性。

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头说,社会主义运动是反围剿,即反“神圣同盟”的围剿。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突围,长征就是一次伟大的突围。新中国成立后,从美苏两霸的包围中突破出来;改革开放,也是从教条主义和西方封锁中突破出来。我很喜欢李白的《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不是盛唐,胜似盛唐。多么慷慨,何等壮阔啊!

近代以来,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像我们这样遭遇到如此重大的危机,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新中国这样,克服和战胜了如此重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搬用西方那套学问来指导中国实践,恐怕早就一败涂地了,哪有今天的伟大复兴。

亲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波澜壮阔历程,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解释不了这个奇迹,解释不了这个伟大复兴的历程。如果我们硬用那一套话语来解释的话,恐怕中国老百姓首先便不信服、不买账,用这套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发展,与我的父亲母亲都谈不拢,因为这与他们的切身感受完全不符合。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靠敲锣打鼓不能实现伟大复兴”——我觉得用这两句话,来解释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消长,解释中国与西方力量的消长,恐怕是最合适的。这两句话,也许胜过许多高大上的理论和学说。

 

“中国学派”产生的根本依据

 

张宇奇:“中国学派”产生的依据是什么?“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韩毓海20165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总书记的讲话真是如雷贯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地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板,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想,总书记的这一经典论断,也就是“中国学派”产生的根本依据。

中国学派,立足于“中国特色”。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我想,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道路。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伟大的社会变革。所以,“中国特色”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指中国道路的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

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践问题”。总书记引用了毛泽东1944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什么是原创性、主体性?这就是说:只有以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自己的奋斗经历,作为我们研究和思考的起点,才能形成有我们自身特质的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这就叫“原创性”。只有形成了原创性的知识,在世界上,我们的学术才能真正形成知识和思想的优势。这才叫学术的“主体性”。

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的核心,“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而这里的关键,就是问题意识,就是立足我们自己的奋斗历程,研究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在实践中破解这些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过几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延安整风;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

五四运动是有功绩的,但是,在我们党诞生之前,五四运动并没有明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五四的先驱者只是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方面,有着“态度的同一性”,所以鲁迅所说的五四“阵线的瓦解”(有人高升、有人退隐,有人彷徨,有人继续前进)是必然的。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地总结历史,实现统一思想,延安整风乃是第一次。当时,毛主席明确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要改进学风、党风、文风。

今天,我们就像当年在延安时代一样,正面临着全面总结历史,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任务,面临着“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任务,而学风的问题、文风的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张宇奇:孔丹同志提出“建立中国学派,正当其时”的意思是时机已经成熟了?

韩毓海:我个人理解,孔丹同志所说的:“建立中国学派,正当其时”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说法,而“正当其时”,意思就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赶紧干,而不能是在那里空说,不要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因此这也是在倡导一种学风,这种学风的核心,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孔丹同志多次讲过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汉代的河间献王把三代以来的经典加以整理,为的是从其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以解决当时的问题,这就叫实事求是。

孔丹同志还多次讲“实操”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习战争,仅靠熟读兵法是不行的。金一南同志有一个演讲,他说一个指挥官的关键能力在于懂军事技术,美国的陆军准将都必须是伞降的能手;如果说起理论头头是道,但不能开坦克开飞机、驾驶军舰,这样的指挥官就是危险的,是会打败仗的。

学问,是在克服和战胜危机的实践中形成的,甚至是在准备打仗和打仗之中形成的,孔丹同志常说自己是“偏师”,意思是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这支队伍是用来打仗的,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然,“打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意思是说要有打仗的意识、打仗的劲头;是说今天搞哲学社会科学,也要有当年搞“两弹一星”的那么一股气概;是说伟大事业,需要进行伟大斗争。柳宗元在《敌戒》里说:“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我们不要害怕危机,因为我们的道路就是在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中走出来的。说到自信,这就是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

 

张宇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

韩毓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理解改革开放,也就是坚持对改革开放,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这里,我推荐一篇经典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题目是《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文章最初发表于1997310日出刊的《福建论坛》杂志,作者是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

这篇文献,准确、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文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科学论断,在深刻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建设的伟大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

文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读习近平同志的这篇文章首先可以感到:他是“手把手”在教我们读经典。因此文章读来十分亲切。

马克思的这篇《序言》不长,却深刻揭示了他的心路历程,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序言》里概括、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总结果”,因此,《序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骼”——即基本原理。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科学命题和思想论断。比如,习近平同志指出:考察社会变革,要“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而在此前,我们强调物质生活的决定性作用时,往往忽略人类活动的“四个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而这种忽略,被习近平同志的文章纠正了。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的上述阐释,对我们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发展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五位一体”的发展观,在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加注意人类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精神)的发展。

再比如,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提出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性、客观性原理”,因为正是这一原理决定了,能否自觉清醒意识到、及时准确把握住生产方式变革的客观规律,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更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我国近代的落伍,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没有自觉、清醒、深刻地意识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生产方式变革这个客观历史进程。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事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的大势,并牢牢把握住变革的方向,因此做到了“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

习近平同志的文章深刻回答了: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行的,也是对《序言》原理的突破与创新。

在生产关系理解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生产关系,既包括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即马克思所谓“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更包括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机制。而现代经济运行机制,则包括生产劳动体系、商业流通体系、货币经营体系——这是为三卷《资本论》的研究表明了的,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仅是解决了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现代经济运行的复杂机制,如果没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流通管理机制和货币投资机制,仅仅靠改变所有制形式,就不能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而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能说是“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不能说我们学会了“自己过去不懂的东西”。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的生产关系虽然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但这只是就所有制而言,由于生产关系中还包含有经济管理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可以无限度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在所有制不变革的情况下,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同样能够束缚和窒息生产力”。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表明: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的理解更全面了,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掌握更深入了,我们管理经济的能力空前提高了。

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理论有突破和创新

习近平同志指出:“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考察社会变革,必须认识到:社会革命不仅仅是指阶级斗争,“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艺、文化、思想的革命,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这就使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含各种社会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以新的含义。”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社会革命,才能把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程看作一个整体,把我们前赴后继的奋斗,看作一个整体。从而用“社会革命”这个鲜明的主题,来统领我们的奋斗。

对社会变革、“社会革命”的实践有突破和创新

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在实践过程中,“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进行了深刻阐释与发展。他指出: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要清醒认识到:“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来看,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在总体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现状,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凡是条件成熟了的,都必须及时展开和尽快完成,凡是条件不成熟的,则要积极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了再进行。总之,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于此,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也在于此。”

党的十八以来,中央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这个任务的动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实现这个任务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实践中“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并在实践中稳步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习近平同志文章的第四部分,讲了如何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的几个关系。文章指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这是《序言》提出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既要注意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更要高度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这一原理,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里,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是有鲜明针对性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文化”和“精神生活”有着特殊的含义。这种特殊含义,植根于德语中Kultur(文化)与Zivilisation(文明)的不同定义,在黑格尔那里,所谓“文明”,其实就是指英国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文明,而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文明”往往是指资产阶级的文明,而提出与“文明”不同的“文化”,这本身就指向对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新的人类发展道路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物质生活”变革的追求,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对“政治生活”变革的探索,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而对于“精神生活的变革”的求索,则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关乎道路、关乎旗帜、关乎方向,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这篇文章的发表,距今已经11年了,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今天重读这篇文献,更加深刻地感到:其思想魅力和真理光芒,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生辉。

张宇奇:经您介绍,确实能感受到这篇文章的深刻意义。从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当代中国最关键问题的回答,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个思想体系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来的,是新时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韩毓海:是的。这篇文章是1997年发表的,就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篇高屋建瓴的文献,准确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实践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两个问题是最关键的。同时,习总书记的这篇文章,也回答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个范本。

张宇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是必须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必须形成植根于自己实践的价值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描述我们的奋斗是一以贯之的,才能做到新中国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韩毓海:习总书记说,新中国发展的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我们要正确评价新中国前28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就不能简单搬用西方经济学通行的GDP标准,理由很简单——GDP的统计方法依据的是货币收入,而我们前28年建立了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其中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扫盲、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全社会广泛的义务劳动无法被统计进GDP中,这样用GDP指标衡量,前28年的建设成就便会被大大的低估,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就会严重缩水。如果我们片面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统计标准,就不能真正理解总书记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科学论述。因此,我们总结、描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必须立足我们自己的创业历程,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标准、话语体系。

GDP的统计标准,也无法统计社会信任程度。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信任是最大的资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切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出发,它似乎认为,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信仰、信任的因素都必须被排除,对于“理性人”的假定来说,热情和团结是有害的。它没有揭示出:信任是信用的基础,信任是最大的社会资本,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无非是信用的货币化,或者货币化的信用,而它的基础,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团结与信任。

中国人民站起来,首先是指建立了一个高度信任、高度团结的共同体,而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团结、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

新中国成立时,国库所有的黄金美钞都被蒋介石运到台湾去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白手起家,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现代信用体系。人民币发行的基础是什么?不是黄金美钞,是全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信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了异化问题。什么是异化?异化,就是指经济从社会体系中脱离出来,并与社会相对立。突出表现为:土地被从自然中孤立出来,被单纯理解为地租,人被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仅仅被理解为劳动力、人力资源及其表现——工资,资本被从社会信任的意义上被孤立出来,仅仅被理解为货币积累,GDP的标准就是这样产生的,实质上就是这样的经济学瓦解了社会,把公民社会变成了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不应该是地租、工资和资本积累这个单一的标准,而应该是社会团结程度,发展不能以瓦解社会团结为代价。

马克斯·韦伯也指出,如果排除了信仰和共同体的团结因素,也就不能解释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因此,我们就更不能用一个西方的简单化的标准,去解释和衡量一场前所未有的空前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  

                             (编辑 季节)

 

链接:

《重读毛泽东,从18931949》,韩毓海著,2016年由中信集团出版,2017年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再版,该书获得的主要奖项有: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两次获得中国好书奖,三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一举囊括了中国出版的所有大奖;著作已经被翻译为英语、日语、韩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种。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被收入《中国高层领导荐书集粹》,并在台湾地区出版,荣获2010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八年来在两岸三地畅销不衰,累计发行超过100万册。2018年,中信出版集团再次重版了该书的修订版。

《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被评为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畅销书,被收入教育部颁定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2017年,该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再版。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就,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好书,中纪委读书活动推荐图书,累计发行超过100万册,被称为出版界的“现象级学术著作”。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张宇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4页,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4页,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第341-342页。

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载《福建论坛》,1997年第2

同上文

同上文

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载《福建论坛》,1997年第2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

 

    近来国际国内舆论中开始出现“新冷战”的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口号。可以说,这两个概念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这两个概念缺乏矛盾分析,它们从意识上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意味着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这样在客观上我们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喝彩”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我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警惕的。

    经济导刊:您可不可以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美国已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相反它使美国更加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117日,他在卸任前“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也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68日,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尼克松是依托石油美元的金融资本,特朗普又将美国从石油美元移至军火美元。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中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经济导刊:当前美国外交的特征是什么?

    张文木:确切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换言之,战争,而且是世界级的战争已成为日益沉没的美国的“救生圈”。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一个手握大量军工订单的战争的政府,但是和其它产品不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325日,在中南海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毛泽东说:“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因为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严重收缩。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以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名。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GS)排名第一,2016年,这家投行连前10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John Ross)提供了详实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G7)在1929-194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2%,而2007-2018年间增长仅13.8%,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罗斯义认为: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发生在100年前。1916年,列宁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列宁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2015年的军费开支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它“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约占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 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占世界总体的40%,美国军费增长直接带动了全球军费增长的趋势。2018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包括6340亿基础军费与660亿应急海外行动经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目前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我们原来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的空间将迅速收缩。“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经济导刊:可否对当前美国的本质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货币没有主人”,货币-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显示出它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的南北矛盾已激化,民族压迫已不局限于南方国家,它正在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的大本营的“美帝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

    经济导刊:在这种形势下,您认为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张文木: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和平,这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旗帜,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中国就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口袋里装满军火订单的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与俄罗斯建立起联合阵线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因此,新时代中美之间的矛盾的本质是表现为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是非正义的一方。

    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这是由于战略制定者没有把握好资源和战略目标在特定空间距离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实现战略与目标之间矛盾转化的节点。与欧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由中心发生的地缘形势相反,亚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围绕中国展开,这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中心和重心。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近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东接市场财源西接工业资源,这种天然优势使中国不需劳师涉远就可获得国际优质资源;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我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做到了这几点,国家基本就可行稳致远和长治久安,并在当前事关中国和世界的命运伟大斗争中,为中国,当然也为世界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

学问必须经世,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为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

 

    经济导刊:1998年您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安全》,这是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你当时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研究项目?

张文木:我在学术研究中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的色彩。正是因此,我才选择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之后不久,我将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思考的问题整理出一篇关于美国南亚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至今都在产生着影响,而且我愿继续接受历史的检验。我在文章中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此外,还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当然,“西气东输”现在已成为现实,但在1998年提出这个想法时,有的同志认为这简直是“幻想”。我不认为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只不过与其他一些有眼光的同志想到一块了。我更不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了不起,及时提出我们应做的事,不然要我们学者干什么。

 

    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

    经济导刊: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您怎样看西方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的贡献、影响以及缺点?

    张文木: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一个外来词汇,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多用“形胜”、“方舆”等,现代中国则多用“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来表述“地缘政治”的内容。比如中国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点研究中国内部的山川形势,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贯穿其中的还有相当丰富的利用地形争衡天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得到极大的推进。在中国曾问吾、史念海、谭其骧等在其中都有大贡献;西方同期的麦金德、马汉、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的研究也对学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者是为了中国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后者是为英美国家拓展“生存空间”、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私利的需要。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以编排地理资料去开发地理空间的思想。”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换言之,人类如果没有必须时时面对的资源紧缺的问题,那世界就不会有地缘政治这门科学。

    我说过:“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近代以来,西方为了“生存竞争”将学科纳入政治视野来研究,而现在我们一些学人大概是和平时期太长的缘故,反将政治纳入学科来研究,其结果进步的是思辨,丢掉的却是国家。意识形态严重脱离实际是要亡国的。这方面的前车之鉴有中国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和20世纪的苏联。秦军抵齐城下时,齐人“竟无一人是男儿”,全城静音投降;苏联和苏共更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资源问题。由此而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而资源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资源密集区便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天然中心。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使得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为控制这一区域进行决战。

    我在研究中,发现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地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同时产生的问题是,他们这些优点的过度运用便成了其理论的缺点。他们往往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诱使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结果也同样犯了思辨上去了、国家却衰落了的错误。

    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浩弗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这让他的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   

    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为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的原则。由于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的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国家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遭遇到“大失败”的为什么总是这些“满腹经纶”的人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偏离甚至违背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其中“环球同此凉热”这样一个连中学生都不陌生的“能量守恒定律”。地缘政治的本质与生活常识是一致的。违背常识是要吃亏的,而违背常识的往往是其认识走不出书斋的人。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历史上,能够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当然作为同行,这些学者的这些缺点也是我力图避免的。

    经济导刊:您认为地缘政治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

    张文木: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其中大多数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这正是地缘政治的要义。

    地缘政治是刀尖上的哲学,而地缘政治学的要义不在刀子而在哲学。刀子是要有对象的。这就要求明确我们的敌人是谁,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力量边界在哪里。1972年,尼克松来到中国,说要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谈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向光明的方向转变。麦金德、凯南,尤其是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战略大师”为自己的国家提供的是只有刀子而没有哲学、只有战略目标而没有能力界限的学说,这些学说则诱导他们的国家走向衰落。

    1972年年底,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是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战绩,法国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作对,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7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其结果导致美国由此衰落。

1972年初,中国政府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1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

国家战略切中的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关键利益

 

    经济导刊:您是长期从事大战略研究的,您如何理解“大战略”这个概念?

    张文木:大战略,其要义不在“大”字。但现在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倾向:将国家安全战略写得像国家安全大全。这种研究无边无沿,以致人类安全都成了“非传统安全”的核心。这就脱离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本意。战略,就其本性而言,切中的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而国家战略切中的则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其关键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能以一个“大”字而随便超越。大战略基于大的历史结构:纵的方面是历史,横的方面是现实,这样构成一个战略坐标系。

    经济导刊:你认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升?

    张文木:关于中国的战略研究状况,一句话概括就是:短期策略有余,而长期战略不足。今后中国的战略不能只要“把自己的事搞好”就行了,还要有全球眼光,因为中国政治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但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高于美国。但这不够:在全球眼光及世界治理能力上,中国还要扬弃性地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些东西。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

    中国的战略研究还没有形成整体:一方面是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还有点食洋不化。印了那么多关于战略的西洋书,却没有考虑洋人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思考和解决怎样的问题。只论述“战略”或“大战略”是什么,这没有用,我们应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中国战略。现在还有一个提法叫“软战略”。软倒是不怕,只是有时软得失去战略的基本原则。战略是贯穿政治的,政治就是国家战略不能再让的底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战略能力要求在复杂的问题中看到最关键的问题。我在印度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战略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印度学者将战略谈得过于窄,中国学者则谈得过于泛。印度学者谈得相当具体,其关键词基本就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中国”。中国人视野比印度人要宏大得多,但内容比印度学者要空泛和含糊。比如我们常看一些学者文章中有“世界形势无非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等,都是一些不着调的空泛断语。终极政治就是战场,战争没有什么“三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不过,那些不着边际而又满嘴“世界前景无非三种可能性”、“其结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者们,往往冲在国际前台,真诚且不知疲倦。这些人对中国崛起是有特殊“贡献”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没有这种“人才”,反将刚上台就喊着中国是“潜在对手”的小布什引向并使之陷入中东。由此,中国在新旧交替因而是比较脆弱之际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总之,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稀缺资源应是战略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利益应是战略研究的目标。离开这些的战略研究,基本上是不靠谱的。

 

    理论逻辑必须接受实践经验的约束

如果世界是多元的,必然性也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战略理论中存在的各式流派,您如何评价您自己的理论特点?

    张文木:我对目前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流派不感兴趣。如不结合中国实际,学那些东西就是浪费时光。被压迫者没时间去跟着富人的“文明理论”瞎转悠。学习至今,如果说从属感,我倒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学说是为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从方法论上它也讲究实事求是,讲究“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我在哲学上认可辩证唯物主义。和平的基础是均势,在力量均势的基础上才可以建构理念。中国正在直面越来越大的国家风险,很可能还有离我们不太遥远的战争风险。如果中国现在已强大到了美国那个程度,我可能更多地强调理想与和平。我现在看问题基本不带流派色彩,看出的是“X光片”。我只归属于自己的祖国。

    经济导刊:您一直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您认为哲学上对您产生影响的是哪些?

    张文木:我受中国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比较大,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还是西方培根、杜威的经验主义,我都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美国式的实事求是思想。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法权分析是我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而且我做的不是学理上的,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法权分析。逻辑上我更多的是根据现实逻辑而非理论逻辑。现在学者往往从逻辑上而非根据经验来推理政治学问。但逻辑必须受实践经验的约束。有时逻辑没错,但经验上却不是那回事。比如,一只狼和一只羊在一起,是1+1的逻辑,还是1-1的逻辑?是前者,却不等于2,是后者也不等于0。一只饥饿的老虎与二只羊在一起,就既不会等于负1也不会等于3,而是等于1,这正如萨达姆与布什加在一起,就不会等于2而是等于1的道理一样。有人不同意,说只有同等质量的事物才能形成某种数理关系,但这只是逻辑推论。而实际经验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事物每分每秒都处在变动之中,质量绝对同等或一致的事物关系是不存在的。因而“1+1=2”的算式只是观念中的抽象而非现实的展现:现实生活中的解题更多地要靠“实事”中得到的“是”即实际经验。中国目前的现实逻辑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处在弱势,我的学术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改变中国的这种弱势地位,此后再谈与美国的“1+1=2”的和平认知。我不认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中立原则,政治是最讲求实际利益的。

    另一方面,我也接受爱因斯坦的宇宙和谐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群环共构的体系,世界也是由不同的以主权为基础的相互依赖的法权体系,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主宰。这样就引导出我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结论。

    从哲学上来说,真正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相统一的思想,也就是儒家讲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握住国家力量的有限性是国际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力量的国家不会有人认同,但有力量却不尊重其他民族的国家也不会得到认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里的“霸”,就是仁爱之霸。没有力量,谈不上仁,没有仁爱,则无大国地位。人也是这样,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性,过了有限性就自我否定了。

    经济导刊:您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怎样理解?

    张文木:如果世界是多元的,那么必然性也就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不在于我们对规律的把握,而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驾驭实质上是一门艺术。大凡伟人,都是艺术家。杜威说,理论是科学也是艺术。现在也有人在国际关系领域讲“科学主义”,研究问题讲究定量,乃至数量化,但这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教学领域或计算机软件设计领域)是有意义的,而在更为复杂的现实国际政治领域,它无异于“宋襄公”的兵法。国际政治本身是博弈学说,博弈就是一门艺术。艺术多是无固定章法和反形式逻辑的。我是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

    艺术是高度灵活性而又有其原则边界的,但如果越过了艺术许可的边界,灵活就成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艺术灵活性的机械形式,因而它与科学主义一样都是另类的反艺术主义。科学主义者们(我指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如果还不能理解这些,那他们就永远不能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奥妙,更不能理解“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的深意。我说的“艺术”,更接近老子的“道”的表述。

 

    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是龙派

今天我们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定的。“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经济导刊:中国学派,首先要研究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就必然牵涉政治。目前学术界有些学者,要么刻意地远离政治,要么过度政治化。作为中国学派,如何看待和协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张文木: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把古今很多学者弄得颠三倒四。其实,直接操作的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不一样。学者的任务是发现“天理”,通过发现“天理”来改变“人欲”。为政者则是研究“人欲”,通过“人欲”实现“天理”。行政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垂直性,而学术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平等性。孔子一生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想做政治家,《论语》中充满了“逝者如斯”的践行精神,为此他一生颠沛流离,其结果还是文人的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命运竟如此富有戏剧性:求之,不得;不求,上进。

    为文的和为政的双方要相互理解。学者往往认为发现了真理就要看到结果,不顾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而执着“诤谏”,这是由于误读历史而产生的书生气。我们是否在要求为政者尊重学术规律的同时,也要尊重为政的难处和他们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权利?另外,学者的建议万一错了,可以以“思想自由”或“学术无禁区”而溜之大吉,而为政这时面对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行政法律责任,当然,更重要的还有历史责任。

    这里面主要是心理认识上的差异,如果我们认识到为文和为政的一样,其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情况就会好许多。互相批评可以,但是不要对对方形成过大的压力。有人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批判,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知识分子拥有话语力量,因而对社会也是有责任的。历史上的大进步或大灾难,哪一样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呢?为文的作用是建言,但要从建设性和对社会负责的角度说话。知识分子与政治家都是为社会“治病”的“医生”群体。医生不能用病人的身体来试验自己的思想或“理论框架”,而是要研究病因,将病人的病治好。中国历史上政学双方都有走的过头的时候,其结果都不好。人,不管是谁,接受某种思想是需要时间的,让人家认识,进而接受,比让人家佩服更重要。我们过多地强调尊重学术,是由于过去对学术尊重不够。但我们也应该尊重政治。我们不能要求学者和政治家都是全才,他们也是普通人:即使学者提出一个好建议,还得经过政治家个人的消化,反之也是一样。

    我现在更欣赏“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的守成心境。我还是一介书生。书生有长处,但如不自量,那短处就更多。这短处害了个人也就罢了,但如果像盖达尔那样害了国家和百姓,就罪莫大焉。做智囊我不一定合格,作一个学者还可以。理论正确与否不在逻辑,更不在胆大,而在历史的检验。学问不是用于炫耀个性的东西,它牵扯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经济导刊:有人称您为“民族主义者”,也有人称您为“国家中心主义者”?

    张文木:“民族主义”不能准确地表达我对国家问题的理解。我认为民族主义在国家成立后,往往演变成一个文化而非政治的概念。文化是只有权利而没有权力的。权力是要经过法定的授权程序,而权利则不一定要经过授权,有些权利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要受法律的保护。比如,你有想入非非的权利,如果没有人大授权,你就没有实施你这些想法的权力。确切地讲,我主张“公民国家”的概念。国家的主权是由居民的人权、继而民族的自决权来让渡并由此形成的公民权的支持而来的,公民必须依法纳税和效忠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应该依法尊重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支持,国家就难得和谐。中国的公民国家有中国的特点:与法国“公民”概念最初更多的是指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经历相似,由于中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应当是以工农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以工农为基础人口的人民还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的国家。“人民”是一个居民主体而非少数个体的概念。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但中国的法制不能等视为西方意义上的法制,中国的法制应以保护工农利益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工农的支持,国家也就成了泥足巨人。这样的国家与蒋介石时期的国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要求。如果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境中的社会主义者,“环球同此凉热”将是我追求的理想。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对您个人的一些评价,比如 “激进”“左派”“鹰派”等?

    张文木:其实这是雾里看花,根本不是那回事。学术上我无门派。面对不一样的现实问题,学者的逻辑规则也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但是这又说不明白,别人不好定位。其实,今天我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些。如果硬要概括,可以说,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现在我不担心中国能不能崛起,而是担心中国崛起后会骄傲,并由此走入英美式的世界扩张道路。所以我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告。崛起难,守成更难。守成之难不在外敌而在我心。我深感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思想以及邓小平提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深谋远虑的。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我不希望中国也重蹈古罗马、近代英国和今日美国过度扩张的旧辙。中国今天不处在那个历史阶段,加之台湾尚未统一,所以我强调强力崛起,强调“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强调“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坚决、果断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是多元、协商与和平的。

    经济导刊:您一直非常强调学者要有立场,是不是不太赞同“客观”“中立”提法?

    张文木:不仅是学术,即使做一个公民也不是没有边界和立场的。学者不能像有些教授那样一生梦想“当兵就当美国兵”。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的。在祖国的立场上,犯了错误好改正,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错误了。“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我反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所谓“客观”“中立”之说。政治尤其国际政治本身就不能是中立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结论几乎是要步步见血的。我们看看国际边界,尤其是资源富饶区域的国际边界,曲曲折折,有哪一个拐点不流淌着鲜血,不是国家实力对比的拐点?在天国中讲国际政治,只能是美国卡特总统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事,其结果已是不言自明。国际政治研究也是“图穷匕首见”,“图穷”是理论说明的尽头,“匕首”是理论研究的结果。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书生气太重,真以为它是所谓纯学问。

    经济导刊:您近两年有什么研究和出版计划?

    张文木:2017年,我走入人生甲子年,六十岁的人要对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一个总结。已有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战略文集,总括下来要有十卷本的规模。未来一两年,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外,其余时间我可能要在这套文集上投入较多的精力。至于时间,可以用减法实现加法。

    地缘政治中国化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是我研究努力的方向。最近,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地缘政治研究所成立,我受聘名誉所长。

    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并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经过四十年的吸收和消化,地缘政治学开始在中国本土扎根,中国学界的地缘政治学将告别“言必称希腊”的时代。

                                             (编辑  季节)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进入新的发展时代。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将新思想、新理论的研究视为使命。本刊编辑部最近走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文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其研究的重要性并不表现为他的论著量大小,而是他在战略研究中国化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以战略研究中国化为基本方向

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中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国家利益服务

 

张文木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战略研究中国化,并做出成绩。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张文木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后来 “西气东输”成为现实。

张文木在其著作《论中国海权》中提出,中国的全球商业力量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用来支撑它的强大海军,后来,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他的这一立场又有深入。他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整体上概括了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中阐释了这一理论,他认为,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继而,他提出中国具有 “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这就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对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即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他提出中国应该树立“海洋自信”“海权自信”,因为目前中国虽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将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

张文木的著作在国外日益受到关注。《论中国海权》一书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研究所的所长Peter Dutton教授在邀请张文木教授访学的信中写道:“我一直非常钦佩您的学术研究,读过您的很多文章,都非常耐人寻味。您写的《论中国海权》在我们研究所非常受欢迎。”“目前在中国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但是我认为您写的文章很有见解。”

张文木将台湾看作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瓶颈,因为它牵制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而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终极安全的重要保障。近来他在文章中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并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他提出,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他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将是可想象的事。

有人称张文木是中国的强硬学者”,甚至给他贴上“鹰派人物”的标签。张文木则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派,自己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在本次访谈中他说,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一些。他多次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示,提示中国不应该像某些大国那样“过度扩展”。他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能重复苏联、美国四面出击、分散力量的前车之鉴,中国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如果一定要贴标签,他认为“龙派”对他比较贴切:该屈就屈,该伸就伸,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

谈到中国学派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张文木在访谈中再三强调,战略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所谓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客观”“中立”之说的态度是他所不容的,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上的。对此,他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性错误了。

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张文木提倡二者的和谐与宽容,主张 “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他认为,学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为政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双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尽究其短;只有双方取长补短,学术与政治才能发挥建设性的和自觉的合力作用。他认为,学者要求为政者应尊重学术规律,同时也要尊重为政者的难处和他们独立思考和选择的权利。学者向为政者建言,要考虑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要留给对方理解和消化的时间。

张文木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他认为,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结果。他强调,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

 

知青岁月是人生经历的重要起点

四年的知青岁月让我知道了知识人应当向人民学习

 

经济导刊:您曾经当过4年的知青,知青的实践经历对您此后的学术和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文木:如果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送我进入大学校园,那么,是毛主席让我在此前先上了4年社会大学。当时很多知青下乡迫于形势,而我则是半自愿地参与其中。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对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从1975年到1979年,我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插队煅练。现在看来,到农村插队对我是一笔超值财富,在人生开始阶段,我在中国最基层的地方得到煅炼:帮农民办沼气、搞夜校,与他们一起会战黄河大坝。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识人应向人民学习。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也就了解了中国的多半国情。这种只有从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学到的知识又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保持冷静。现在有的知青小说有把那段历史妖魔化的倾向,其实那段人生经历对青年人的人生进步绝对是有益的。即使是那些书写知青历史而成名的作家们,也不能否认正是那段历史给了他们相当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我个人而言,我后来的人生动力、对祖国的感情都与那段经历分不开。习近平主席说,梁家河里有大学问。感谢毛主席,他让我在上大学之前先得到这种大学问。

说明: 22376204055062402

 

形成中国学派的国际战略理论

     中国的学问更多的是经验型学问,这是比西方的先验型学问高明之处

 

经济导刊:上大学时,您学的是英语专业,为什么兴趣却主要在历史方面?

张文木:我在中学读过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此后就一直对历史很着迷。大学4年我始终是在上课学英文,下课自学历史。西北大学是综合性大学,这一特点对我的知识结构产生了较好的作用。我在三年级时,到外系疯狂听课,世界文学、世界历史等就是在西北大学文学系及历史系课堂里打的底子。跨专业学习,这在20世纪80年代算是挺叛逆的。父母、老师都不赞同我的做法,我还面临毕业分配的压力。但我的兴趣已经形成,加上个性使然,我更加努力扩展知识:除了正常上课时间,我几乎用了全部业余时间和假期阅读大量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三年级时我决定考西北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笔试通过,但面试时失败。

经济导刊:你在读硕士研究生时,选择的专业不是历史也不是英语,而是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

张文木:我认为这个专业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可以跨越一切专业读古今政治人物和政治大家的著作,这些人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把握得比较好。这个专业其实应验了庄子的“无用”为大用的思想。司马迁说他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比较而言,这个专业最接近这个理想。读这个专业使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比较熟悉。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经历非凡,必有值得研究学习的地方。历史上从古罗马时代的凯撒、汉尼拔到近现代史上从拿破仑到罗斯福这样一大批人物都值得了解。试想一个学生了解了这些知识和思想,这将对未来我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导刊:你后来选择去山东大学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您怎样看中国学问与西方学问的差异?

张文木:1992年前后,中国文人“下海”风盛,也有很多人转行学经济。但我感到如果自己也赶时髦,那永远只能是跟着别人后面爬行。当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是最冷门的专业,但我看好这个学科,1994年我考上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

历史中,有许多被冷落的人后来却成了新时代的先锋。因此,我认为,在人生的跑道上,只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可以成为赢家。人生是循环,当人生回转时,最后一名就成了第一名,陈景润就是这样。但是,等待时的努力是很孤独的。文人往往在孤独的时候读书多。“四书”《老子》《庄子》等作品对我思想的震撼是很大的。东方学问多重结果轻程序,西方学问与西方社会一样,不问结果如何而是先问程序是否合理,或问你用了什么工具。这表现在我们目前学问研究中,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鲜活的思想在此完全僵化和凝固了。因此我深不以为然。中国的学问,不管是出世或入世,更多的是经验型学问,这是比西方学问高明的地方。西方也有经验型的学问,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乃至尼克松、基辛格的著作等,但这些著作均以“不科学”或“不是学问”为由为西学文人所轻视。中国“四书”中渗透着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并在我的思想中扎下了根。这一点在我现在的文章和著作中有明显的烙印。此后我少了许多激扬文字,知道了好文章不在个性张扬,也不仅在于所谓“逻辑严密”,而在实事求是。爱因斯坦的学问告诉人们,不同参照系下的速度是不同的;实事求是的道理告诉我们,不同参照系下的事物,其中的道理也是不一样的。

经济导刊:您曾讲过毛主席的著作对您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读毛著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张文木: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典范,他也是中国学者学习的榜样。我一直都很喜欢读毛主席的文章。上中学时,毛主席号召青年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一上来就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按当时流传的所谓毛主席为青年人开的书目,我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它们对我影响较大,在我知识结构的形成中确实起到了“取法乎上”的效果。当然这还要感谢当时没有考试的特殊历史条件,也感谢毛泽东为中学生大幅“减负”的教育政策。当时自己对所读的著作其实似懂非懂,有时还有些偏激,一味地只想再造天地,也常被社会思潮弄得颠三倒四。但不管怎样,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尤其是毛泽东那种结合中国实际的学风、明白如水并具有中国气派的文风,使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生中获益极大。现在有的学生让我推荐好书,我还是推荐《毛泽东选集》。

 

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

经济导刊199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刚好40周岁的您写了一篇散文《40岁,真好》。不惑之年您对人生、对学问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感悟?

张文木:那是我在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前写的一篇散文,当时的兴奋主要是因为我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完成了思想大转变。我明白了经验介入学问这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尤其是文科的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作品。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这些“逻辑”尤其是所谓“科学”的逻辑却往往束手无策。偶然性是牵动历史重大变革的先锋,而恰恰是经验而非“科学”逻辑为历史的偶然性留下了较多的余地,经验也使人的思维在把握历史偶然性方面更有弹性。

其次,四十不惑,我对人生成败有了更深的体验。回想40岁前我的人生,成功多是由一系列失败和挫折构成的。1978年我差点应征入伍,到西藏当兵;1979年上半年也因一分之差没被县里招工。这两次失败曾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极为悲观,但又正是因此造成我人生的重大转机。由于学习好的知青在上半年的招工考试中“一网打尽”,这使我在1979年下半年得以考上大学。1993年,我曾尝试“下海”或出国,也都失败了,结果,由于优秀人才被商潮和出国潮大批卷走,这又使我能够考上博士研究生。鉴于这些人生经验,我不主张“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我也不喜欢“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说法,人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不必强求一隅,也不必强求一事,更不必强求一途。成败是可以转化的。

经济导刊:中国儒家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0岁您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抱负?

张文木:心情好时总想“振长策以御宇内”,心情不好时则要“明朝散发弄扁舟”,这是文人的通病。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我的确有勃勃入仕雄心。现在看来,当时读懂了几本历史书,却没有完全读懂自己。刚到现代研究院时,我曾踌躇满志,后来慢慢地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其实,学者不一定都要学而优则仕,除非老天爷逼着没办法,关键是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经济导刊:您在研究院工作期间,推出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您如何评价在研究院的8年?

张文木:我在时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我现在还是喜欢这个称谓,觉得它比较踏实。可以设想,如果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缩写IISS)也改为“伦敦国际战略研究院”,那将是什么感觉。学校的研究容易脱离实际,教师们一味为建立所谓学术体系、概念、逻辑等皓首穷经。这些东西用于教书是有必要性,但缺少问题意识,更难抓住问题的要害。学院里的学者往往看不到这些,总想弄些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而以变应变的学术在他们眼中就是“不科学”或被认为“不是学问”;对资源、地缘政治及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现实问题却熟视无睹;对于国家的基本需要如资源需求等问题,他们则认为“俗气”而不愿深入研究。我不喜欢为此类经院式的“科学”去搭上我生命的大好时光。国家之事不可学院气太重。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如果成了账房先生,百害而无益。

在现代国际工作的这些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好的时光,我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升华,国家意识得到提升和强化,从过去的问题意识升华为国家意识,从国家意识中又抽象出战略意识。尤其是后者深深地渗入到我的学术“骨髓”之中。因此,我非常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非常感谢在这里曾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们。

经济导刊:作为学者,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国内外对你的学术评价很多,你认为客观性如何?

张文木: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这一代人也在从事着改变中国的伟大事业。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以前读书使我找到了学问生长的根底,这个根底就是中国,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开创的这份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的选择。中国人受了百年压迫,正直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崛起而奋斗。人明白了生死,其他许多事情就简单了。我信仰和平与善,和平是不要欺负人,善是反对压迫。既然上苍给我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我就应做对国家民族有价值的事。我的躯体就像一条船,能把理想渡到彼岸,这条“船”就可以复归自然。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惟事业永存。国内外对我的评价有很多,我认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副教授Lyle J. Goldstein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的评价比较客观Goldstein认为:“张文木,是中国外交政策争论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a major fixture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ebate)。他不像许多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同事,他并不是经常和西方的那些同行们进行研讨和切磋,而且与那些每月飞行数万里到华盛顿与不同的智库交流的官方发言人的浮夸研究保持明显的距离。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导致他缺失了许多其他著名中国战略家所拥有的清华、北大和复旦的学术背景。不过这点也正好帮他树立了‘真正的中国战略家’的名声,因为他拒绝被西方的机构和教条所迷乱和吸引。”

《经济导刊》Goldstein先生正是从中国学派和中国学风的角度来认识你的。事实正是如此,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化,使中国战略研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形成有中国学风的国际战略理论,看来,这些一直是你致力的学术目标。你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还曾说:“学术活动,如果过多,就会变成活动的学术。”什么是活动的学术,你指的是学风方面的现象吗?

张文木:活动的学术,在我看来是一种无原则无方向的“学术”,是对学术的亵渎。除2000年公派到印度访学外,我基本没有出国游学的经历,也没有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的兴趣。当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将领出国的太多。延安时毛泽东没出国,在窑洞里、煤油灯下照样写出《论持久战》。这本著作迄今仍是战略学研究的经典范本,而这样的著作,靠出国、靠课题费等是写不出来的。意大利的杂志《Limes( 《意大利地缘政治》) 的记者对我的《中国地缘政治论》给予很高评价,该杂志是意大利涉及外国政治的最重要刊物。

 

地缘政治研究要结合中国国情

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

推进对中国海权的研究

经济导刊:您在早期的研究中为何特别关注海权?

张文木:这是由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大国不走海权这条路。中国有大量的经济利益卷入海外,中国主权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被分裂的危险,中国没有海权能行吗?国家命运促使我关注这些问题,这也是中国现实需要。现在天气预报都全球化了,自卫手段难道还不需要全球化吗?自卫,对中国而言,主要矛盾在海上。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唯物主义不可丢。天使也是要吃饭的,国家所有的行为要受资源和市场的制约。出远门得背干粮,这是我们的产品,还得拿上打狗棍,这就是我们的海军。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海军呢?恐怕只有等将来天下大同的时候。2003年,我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中说,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经济导刊:关于中国海权,您提得较早,您的理论紧扣中国的国家利益,您近期研究的重点在什么方面?

张文木:我在研究中国地缘政治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而我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开始有适度回调。我提出了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高水平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地缘政治本质上是资源政治,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最基本特点。因此,评价国家制海权强大与否,仅仅用传统的根据海军装备技术的强弱而忽视国家陆地版图濒海线长短及其与资源丰富地区的距离远近,是不全面的。与能量传输距离越远损耗越大的原理相同,对于体量相同或相近国家而言,其濒海线的长短及其与资源地区的距离远近,从相当意义上影响着该国海权评级的权重。比如我们常说印度是印度洋上的海权大国,并不是说印度比西方海权国家有更强大的海洋作战能力,而是说它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及其在直插印度洋的大陆主体板块可释放出对印度洋的巨大反作用力。

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因而也是工业大国的必入之地,现在也是中国政府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但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特别是马汉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国天然具有了优于英美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理优势。中国依靠全球战略制高点青藏高原,尽占两洋地利。这种地缘优势——如能在高空远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或由此反视青藏高原,我们就会对中国在印度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毫不怀疑——又使中国得以避免了英美国家为获取世界优质市场和优质资源/能源而不得不劳师远涉西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的困境,并由此可以避免英美国家通过建立漫长的海上岛链的方式推进中国海权。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制海权是有大陆板块依托,因而可以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制海权。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由此反观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而产生“岛屿链”思维,实属无奈之举。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首先要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或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所具有强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沿海已具有的强大的空防力量,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成本,并因此有远比西方国家更从容的等待时间。

中国所独具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缘政治优势,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使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帮助西方远涉来到印度洋的是工业,而帮助中国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则是“上帝”。目前中国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会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由此,“海洋自信”,继而“海权自信”应是中国文化中的应有之义。

经济导刊:您曾经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它在战略上意味着什么?

张文木:西太平洋关乎中国重大的主权利益,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线,在全新的视角下,我们对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建设也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一直考虑适时解决台海祖国统一问题。106日,毛泽东在起草《告台湾同胞书》中告诫美国人说:“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 1959222日,毛泽东在审阅并修改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一文再次强调“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泽东写道:“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毛泽东两次用“西太平洋”的概念,显然是对台海祖国统一后中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及其力量布局的深入考虑。我们可沿着毛泽东从中国视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构想,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式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

根据英美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的经验,以及中国近现代失去台湾后即失近海制海权并由此反遭大规模入侵的教训,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实属必要。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想象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压力将会大幅降低。

经济导刊:有些人认为大陆与台湾必有一战,您怎么看?

张文木:我今年在一个讲话中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怀柔”思路。我认为,台湾没有资格与中央政府做军事“叫板”。台湾的背后,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将这两个国家关系摆平了,台湾自然就回来了。今天,除非不得已,直捣黄龙式的思路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不利的。随着中国的强大,依靠“怀柔”政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很有希望的。所谓“怀柔”,就是将台湾抱在怀里,可以对“台独”分子使劲揉的政策,不能对“台独”分子以震慑和打击,就不能对主张统一的台湾同胞给以希望和温暖。孩子之所以是自己的,不是因为喂奶而是因为能抱住。抱不住的孩子,那也只能是白喂,我们对台湾应该有针对性的扶持,我们只支持台湾主张统一的爱国力量并给他们以温暖。比如,可以给愿意成为大陆公民的台胞的孩子在大陆上学、高考升学以优惠条件,在大陆居住可以有一系列优惠房贷政策等。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台胞自愿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那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就日益成熟了。

 

中国国内安全是一个相互联动的整体

经济导刊:您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非常重视东北方向安全和西南方向安全的互联互动,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张文木:这是历史经验。如果说在明朝之前,中国东南安全与西北安全紧密联动的话,那么明朝之后,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紧密地与东部,特别是东北部安全相联动。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大的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缅甸之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而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国东部出现乱局,英俄境外势力也加大对西南地区的打劫。1902年,英日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310月英印军队便向藏边发起攻击并于年底进占拉萨。1907831日,英俄签订协约,调整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协约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缓冲区”;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规定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个协定表明俄国退出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夺。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西康设省已刻不容缓。193811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缅公路,于193710月开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这些举措得到有力执行,西康省的设置功不可没,而以西藏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则为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外敌入侵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后方支撑。

鉴于这些历史的经验,毛泽东始终将中国东部安全与西部安全、继而东北安全与西南安全联系起来考虑。1953年,就在朝鲜停战协议即将签字的前夕,毛泽东即从抗美援朝前线抽调秦基伟至云南,当年6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1959年中苏交恶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为了消除大三线建设的外围干扰,1962年,毛泽东指示在西南中印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有力遏止了印方对中国边界的蚕食。19693月,中国在东北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珍宝岛针对苏联入侵发起反击,随后毛泽东迅速将目光移至中国大西南,12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一个和平交往规律

经济导刊:去年中国和印度曾因边界问题而一度关系紧张,后来又趋于缓和,您的著作《印度与印度洋》影响很大。从地缘政治视角您对印度有深入的研究,您是怎么看中印关系的长期趋势?

张文木:研究印度不能就印度研究印度,而应当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印度。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中印边界,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到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1227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思考再三后最终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与这两位伟大的君王稍有不同的是14世纪末南下进入印度的帖木儿。帖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史载他于1398年由中亚进入印度并攻陷德里,“繁荣的德里毁于顷刻之间,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即使如此,帖木儿没在印度久留,“15天后,帖木儿离开德里返国(13991月)”。与此相反的是唐贞观年间唐使王玄策令“天竺响震”却无所建树的例子。与进入印度而又迅速退出的帖木儿、王玄策完全不同的是帖木儿后裔巴布尔,他以喀布尔为根据地力图复辟帖木儿帝国的辉煌,失败后进入印度,其结果是他在1526年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的同时,自己也脱离中亚、融入印度并脱胎成印度人。

据基辛格披露:196210月,“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基辛格说:“在毛泽东脑海里,那‘半次’中印战争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这一次“毛泽东叮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

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证。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该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历时200余年。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带着吐蕃的军队将天竺国统一政权打碎后,印度陷入为时长达五百多年分裂的历史中,吐蕃王朝的边界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

但是,“和平规律”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说,如果有,与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其冲突的概率、规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对边界线的影响也是最小的。

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比较抗美援朝战争——是对这一规律的辩证运用。在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1123日,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基辛格写道:“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

史事件的深意。

 

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原则

经济导刊:您曾提出过一个欧亚大陆战略力量的分布及其消长规律,是不是您提出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分布的“黄金分割率”?

张文木:“黄金分割率”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美学定理。他曾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实上,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存在也有一个天然比例。

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同期,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间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部分地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和中国(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如果将中亚战略力量比喻为欧亚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在近代以后还有俄罗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20世纪上半叶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衰落。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及向其他战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扩张。今天出现大规模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与欧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这一规律的历史再现。

认识欧亚大陆战略力量“黄金分割”规律,有利于我们看清欧亚大陆此起彼伏的战略力量消长规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认识在这个规律作用下中国国力在中亚地区伸张的极限。而认识国家力量的极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麦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理论,他没有认识到欧亚战略力量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黄金分割”规律,以致他的理论成了英国将国力延伸到中亚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国衰落的诱因。凯南、布热津斯基步麦金德后尘,他们的理论成为将美国驱至印度洋和中亚,并由此造成美国衰落的元凶。

对中国未来而言,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留下的前车之鉴是有教益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即使中国未来崛起,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经济导刊:伴随着中美贸易磨擦日趋严重,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成为国内外热议的焦点,您怎么看美国、俄罗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张文木: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因其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反侵略能力,它们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也为其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它们又是“纸老虎”,其扩张和帝国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砝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相对于法国、德国而言——对于两边平衡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着“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经济导刊:有人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概括为“新冷战”,你同意这种概括吗?

张文木:这是一种没有矛盾分析的糊涂认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利坚民族及欧洲国家走向战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的概念,造成了苏美间的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的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 由此刺激了舆论按着国际资本集国的需要,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与此相应,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19742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的方法看待世界局势。通读毛泽东外交文献,他在谈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的是“三个世界”的概念来描述当时的国际形势。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 10年后,毛泽东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2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谈到世界形势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二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了“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 ,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是需要深入总结。

                           (编辑  季节)

 

 

编者按:本刊在第8期中刊登了《华夏时报》总编辑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的访谈,为本文上半部分。最近,本刊编辑部就有关问题对孔丹理事长进行了进一步访谈,作为本文下半部分刊登。

 

消灭私有制的道路漫长——社会主义体制可能持续一千年

经济导刊:我提一个敏感的问题,很多人都关注前一段网上转载你的一篇文章,标题说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你指的是现在还是未来?

孔丹:其实这个真的不敏感,但你问的很好。

经济导刊:这个应该是事出有因吧,你的阐述应该有前因后果,它是有语境的。现在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和敏感,从去年以来,国内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金融控股的民营企业碰到较多问题。比如民营财阀,当然有的是真财阀,有的也是穿马甲的财阀,现在都面临行业监管机构的一些清理,20162017两年都有一些企业面临清理的问题,所以大家从政策和趋势上比较敏感,清理民营经济会不会发生政策上的转变或影响,您的讲话是不是一个信号?

孔丹:我觉得这个事,跟批判孔丹们不一样。当时我看了许章润对孔丹们的评论,我觉得他注意的不只是我孔丹,他点别人都是一个一个,点我是孔丹们,讲我是自以为是这样一个政治后裔,讲我是什么红二代的意思。他有好几个界定。我把它反解:半吊子,就是说孔丹你们这些人,你们现在开始对西方理论进行挑战,你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西方理论的基础?但是他其实是提醒理论界、学术界,就是孔丹们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一个体系了。

你刚才提到的这篇文章是在我们组织的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研讨会上,我发表的一段看法,标题是坚持党的领导,善于驾驭市场和管控资本,后来被一个网站转载时将大标题改了,说我要消灭私有制。而我原标题的要点,一个是驾驭市场,一个是管控资本。

善于驾驭,善于管控。这话从何说起的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尤其是善于管控资本,我谈了几点感想。

一是关于资本问题,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共产党宣言》讲,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化为资本家、无产者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资本主义就必然产生出自己的掘墓人,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就是消灭私有制。但是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像中国、前苏联这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挫折和起伏的,相比私有制,可以对历史的逻辑这样去理解。如果社会主义要搞上千年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由此推算,那需要一千年。这意味着,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建设成共产主义,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

习总书记讲,雄安的建设是千年大计。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要长期的领导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短期可以一蹴而就的。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和它的价值观是革命的。习总书记告诫我们,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并没有改变革命党的性质。党的终极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然而达到终极目标的历史进程将极其漫长。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市场经济中含有大量非公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本,资本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有内在悖论的。这句话我思考了很久:又有内在悖论,又要长期共存,怎么办?资本的本性是增值,资本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价值取向是追求个人利益和市场主体的利益,所以资本的逻辑含有对社会主义的消解能力。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严重的,从现实运行看,我们不断地讲资本的正面作用,但是资本的负面作用却很少提及。三年前,我在接受你访谈时说过,应该把资本关到制度的笼子里。2015年,在股灾中兴风作浪的就是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其实可能也有某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参与。所以我们要驾驭这种资本,我们要把它正面作用发挥出来,同时要对它极强的负面作用进行有效的控制、管控。这是对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是我思考很久的想法,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有对我的一个访谈,题目叫《陕北七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我在访谈中提到了把资本关到笼子里。

回到你的问题。那句话是“标题党”干的事,我不知道是“左边”的标题党还是“右边”的标题党,他是要举我这个旗,说孔丹主张消灭私有制。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难以忍受的攻击,这是在羞辱我呢。说我希望现在消灭私有制。这不是对我很大的羞辱、相当于说我智商这么低吗?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说,网上炒作他主张人大禁止人民随便说话,李希光气得说,我怎么那么蠢呢。

我想说的正好与标题党改的标题意思相反,党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我说这是上千年的事。党要长期领导市场经济,而不要被市场经济腐蚀、消解。我的意思是说,离终极目标还很远很远,走到那里可能要上千年呢,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长期的市场经济,要有长期的非公经济成分在其中运行。所以驾驭市场就成了首要的事情。驾驭市场中间如何去管控资本又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回到你提的现实问题,就是民营企业的问题,民营经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但这里面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在资本的本性驱动下,它们也是人格化的资本。在西方国家,对于资本也是有制约的。所以管控资本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要求,即使是西方国家,为了社会的稳定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就愈发重要了。

管控资本的问题是很严峻的现实问题,已经不是我们当初设想的情况了。我提出把资本关到制度的笼子里也有两年多了。

而且前两年水皮访谈我的文章的标题,一些朋友看后跟我说,我们也跟你一样,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实事求是派”。是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那个时候和后来2015年发生的股灾情况,以至于到现在管控资本问题,始终是一个挑战。你提到明天系、安邦系,毫无疑问是资本管控中间出现的问题。

所以说,消灭私有制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目前有很大的非公成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怎么消化,怎么吸收,怎么融合,怎么消解,而不是反过来被它消解?如果被它消解,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的分配问题值得研究。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日本的企业高管,收入相当的平均化,而且收入不是很高,和美国模式很不一样。

经济导刊:是的,德国也是这样的。

孔丹:是呀,为什么不可以那种模式呢?资本使得钱赚钱容易,资本有巨大的力量。也有人说,会不会将来在一定情况下出现新的超人,什么样的超人?资本在手里,技术在手里,人才在手里。其他的普通劳动者就成为真正的弱势群体,什么都没有,资本也没有,新技术也没有,而仅有技能,只能说是普通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新的超人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这是一个挑战。

经济导刊: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实际上也是点出这么一个现象。资本增殖的速度永远高于劳动产出这个速度。造成财富分配中两极分化。

孔丹: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耸人听闻,我觉得标题党改我的标题就是在恶意的误导。

经济导刊:安邦这个事情,保监会宣布接管处理意见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地指出,安邦后面的股权转让,要保持民营性质不变。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维持一种稳定性吧。

孔丹:反过来说,民企不但要遵规守法,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国家必须要研究资本和劳动分配的距离越来越大的现实。一次分配解决不了,二次分配现在没有看到有效的方法推出,类似于所得税的方式。那就只有靠慈善了,靠人的良心了。所以那天我们谈到这个新的超人,就有人说,超人是有道德底线的。马上有人说,这话有什么根据,站得住脚吗?

经济导刊: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没有任何前提条件说所谓新的超人一定是道德高人一等的。而且贫富差距加大是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碰到的问题。中国有这个问题,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偏偏巴菲特这些首富的收入是增长的。

孔丹:香港也出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和草根阶级的固化、没有向上的成长性等状况。1984年我到香港,那时候看到香港的经济社会状态,有资本,有劳动,劳动者生活可以一点一点的改进,现在则面临很大挑战。

经济导刊:现在香港已经失去活力了。

孔丹:对,越来越失去活力。我碰到有些同志跟我说,孔丹,这么多年你老是在提把资本关到笼子里,你看现在我们把资本关到笼子里这件事是不是已经有进展啦?我说只是晚了一点。

经济导刊:是在做。

孔丹:另外没有把制度这个笼子完全扎好,因为金融各行业互相连通,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股市震荡当时为什么要救市呢?如果是自然的波动就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把银行系统很多资金全带进去了,又把互联网金融这种强大的融资杠杆也拖进去了,所以整个股市就变成那样具有系统性风险了。

经济导刊:制度上的设计本来就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经营主体又往往是混业经营,它跟不上市场的变化,管理能力跟不上。

 

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经济导刊: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成绩,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国内外都认可的。但是在改革中也是需要在大方向正确下有所反思和探讨。例如,在医疗体制卫生改革方面,李玲等专家提出,我们曾经将市场化认为是唯一方式,以为市场真能搞定一切,而实践中,市场却往往失灵。特别是在民生领域和市场建设方面,现在仍有不少人依旧沉浸在市场迷思中,医疗、教育等领域市场化带来的问题都已显性化。完全通过市场化解决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选择看来是不现实的,在利益的驱动下可能资源配置更加扭曲。改革是要巩固和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而不是弱化它。前一段,您和我的谈话中提到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政府结合有一种好的结合,也有一种坏的结合,这对我们正确总结改革是很大的启示,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探讨。

孔丹: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重点探索的,我认为也是需要重点总结的问题。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道路,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如何把政府的作用,把市场机制的作用都发挥好,通过改革,能够更好地使市场发挥对资源起决定性配置作用。并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效结合起来,既能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能抑制市场经济中间那些负面作用,这是我谈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脚点。

提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我们在改革实践中都是有很多可以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的。你刚才提出的公共事业改革,涉及到民生方面的改革。例如吉林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案件,最近引发社会公愤和中央问责调查。这些产品关系到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这起疫苗生产者逐利枉法的重大案件,既暴露出监管不到位的漏洞,也反映生产流通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党中央提出在整顿中要重典治乱,去疴除弊。这是一个典型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就反映了市场经济坏的一面,一些人铤而走险,可以挑战道德底线和良知底线。我在多种场合谈过要把资本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资本的唯利是图、市场的自然竞争机制是不能制约住它的负面作用的,我们也看出政府在监管方面的薄弱、缺位。疫苗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推行的药,在人民群众眼中,强制推行的药都出了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即使医药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类药品必须按国家特许方式进行生产。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生产,药监对整个生产流程和检测以及流通过程,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而不能全部交给市场。在这样一个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药品的研制、生产、检查、监督、销售等各个环节,还是需要一个很强的政府的监督力量。刚才提到的医疗卫生、教育问题,更多的要靠政府的供给、政府的推动。

我认为在民生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房地产的改革。房地产在走向市场化的中间是存在认识缺失的。作为一种产品,房子可以是市场化的产品,但居者有其屋,也要从政府必须满足公共供给的角度来认识。据说,深圳市政府提出2030年住房公共供给的增量将达到60%,届时存量(新建比例)大约不低于28,政府将有强大的调控能力了。新加坡比例是倒过来的,香港的公屋比例高于内地,远低于新加坡。

我们在房地产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来提供。这个领域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我们却将这个领域几乎全部交给了市场。现在调整房地产行业,我们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公共供给不够。在房地产改革方面,我们在政府和市场的结合方面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这么重要的、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的领域,我们基本上把它交给了市场,以至于我们要调整房地产市场时,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假如我们像新加坡那样,政府有一个比较大的公房供给,比如60%70%80%,就会健康的多,而现在,如宁南山文章中所谈,北上广深都是高度的市场化,实际上城市的竞争力下降了,因为它们不能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给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而这些都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房地产方面,如果把资源全部交给市场配置,改革就会遇到困境。

有人说,新加坡比较小,政府可以采取这种模式。我说这话不对,提供公共产品与国家大小毫无关系,而是我们到底要制定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如果把资源配置全部交给资本、交给市场去运作,就会出现我们遇到的困境。医疗、教育也是一样的。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养老问题上也会遇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政府公共供给占的比例高,这个挑战、压力就没有这么大,它就不会被资本、市场牵着走,变成市场迷思。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资本的负面作用能够靠市场自我去更正调整吗?如果一方面任由资本牟利,形成无序的坏的市场经济环境,而政府的监管又是形同虚设,就会造成坏的结果。

   说到这里,自由派又该讥讽了,市场经济还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啊。

政府和市场作用关系,有两种可能性。政府和市场好的结合,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而坏的结合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不出作用,微观主体没活力,宏观调控或者过度,或者缺位。搞得不好后一种情况会出现。现在所谓自由市场派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应该进一步市场化,他们认为放的还不到位。但实际上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市场化。两者结合得好,情况就比西方的好。当然政府也存在不少的过度干预,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而搞企业的肯定希望主体活起来。如果结合得不好,宏观调控出现问题,市场无序也就会成为问题,所以资本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严格管控。经济运行中间政府和市场两者结合得好成为优势,结合得不好就成为劣势。

经济导刊:您讲到坏的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坏的结合一面,那么也有好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这是不是也是在中国体制改革中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

孔丹:确实是这样。如果说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经验,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特色是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相结合,我们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功是依靠市场和政府两手的合力,而不是自由派所宣扬的不要政府作用的市场化。两手合力真正配合好,结合好的时候,就是好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我们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经验和教训很多,在中国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成功的法宝,是不可以放弃的,也是发展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

经济导刊:谈到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您最近有一个很新的提法,在与水皮的访谈中谈到,就是“举国体制”的问题,这里是否可以更深入谈谈?

孔丹:我前一段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国家在发展中是两手抓,既发挥了市场机制作用,也发挥政府作用,发挥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新中国刚成立,面临战争威胁,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建设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靠什么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们靠什么搞出了“两弹一星”?就是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

经济导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追赶型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超英赶美”,提出我们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计划经济是否就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实行的?

孔丹: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方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勒紧裤腰带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进行追赶,我们党发挥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政府集中制定从国家到行业企业的生产计划,对财力、人力、物力等资源全部纳入计划之列,政府进行集中配置,解决了当时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我把这个时期的发展成为是举国体制的1.0版。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拉开了与很多国家的发展差距,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显现出体制僵化,缺乏效率和机制的弊端,但是中国并没有停止赶超世界强国的决心和步伐。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我们打开国门,举国家之力迅速建设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改善对外开放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经济法律规则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向市场经济机制转型。在体制改革中,加强现代企业治理和国际竞争力,使中国迅速崛起,我国GDP达到世界第二位。我认为,通过4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艰难曲折,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是“举国体制 ”的2.0版。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实行举国体制的方式在演变,继续发挥作用,例如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就体现了这种作用。在改革开放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例如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发挥了“举国体制”的力量,使我们最早从全球金融危机的谷底走出来。

我们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注重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市场经济运营中,要约束资本和市场体制的弊端。这都是在发展中产生,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今天我们又面临新的巨大挑战。中美博弈将成为常态,中美贸易争端也不是短期能够平息的。我相信这将催生出“举国体制”3.0版。历史面临着新的重大转变。

建立举国体制3.0版,需要总结1.0版和2.0版的实践经验,需要探索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以致融合起来,更能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更能与国际规则接轨。美国对我们根本制度的攻击,就是看到了我们制度的优势和潜力,我们就要动员起新的举国体制之力加以应对。

经济导刊:您在一些采访中特别关注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学者对产业政策作用进行争议时,您多次组织回应。目前产业政策一方面被自由派学者视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对立面,予以否定,另一方面,也成为近期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话题。受到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中西方成员国的批评和关注,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扭曲,不利于公平竞争。美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为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包括补贴在内的各种支持,使这些领域的国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实,对中国产业政策的质疑不是新问题,中国加入世贸谈判时,就经过多次磋商,但当时中国政府财力有限,有限的补贴并不是用于对特定产业的发展和激励,用于工业补贴的预算规模较小,主要是用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和下岗人员安置,并没有成为特别的争议话题。世贸组织对发达国家的工业补贴争议也时有发生。许多国家产业政策模式不同,政府都是有所作为的,怎么做是关键。也就是说,要用更合理的办法,更加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既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约束,又能够推动国内产业的提升和升级。中信基金会是否能发挥智库的作用,重点研究如何实施更加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

孔丹;产业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现阶段,仅靠市场的作用,仅靠企业、地方、部门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做到的,要靠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进行干预,要使干预达到预期目的,必须运用经济手段,运用一系列调控手段,体现国家规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因此,美国指责和干涉我们制定产业政策是没有道理的。在“举国体制”中,如何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正确的产业政策要总结实际经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实际上我们在新的国际竞争形势中,不仅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存在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变化,国际贸易规则的演变等,应对新的挑战,研究如何实施更加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的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派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经济导刊:作为央企主办的一个公益性组织,你们主动解读中央领导理论思想,将自己的作用定为偏师是出于什么考虑?

孔丹:偏师是针对正师而言的,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太谦虚。我说我可不是谦虚。毛主席说偏师借重黄公略,我要说自己能发挥黄公略的作用,已是自诩甚高。正师就是我们官方的整个系统,那我作为一个央企在后面的一个支持者,我们公益性基金,偏师是我自己的定位,也逐渐被接受,被社会,也被领导们接受。以前我们提出的提法,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理念放在那里,现在我觉得条件日益成熟,刚才我举证很多,习总书记的很多论述都说明中国学派呼之欲出,是不是用这个概念没关系,我看到有学者反对,说怎么叫学派,有人说自然科学才可以说学派,社会科学怎么能叫学派?我觉得都可以,大家争论,没关系。

但是我这个倾向性是说,我们不但不要妄自菲薄,而且我们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从我们的先人、先贤那里走到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做不肖子孙,怎么能放弃我们自己的、本土的这样一种学术追求呢。

经济导刊:还是要中学为体。

孔丹:其实越是这样越是能吸收人家的好的东西,越是这样越是国际的,越是民族的。不唯上、不唯书、不唯西,这句话是有一个同志提出来的。可能几十年来我们逐渐有一些偏差吧,有些地方有比较严重的偏差,还是要回到正确的认识论上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了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了这样的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新,中国学派的发展就带有历史必然性。

经济导刊:中国道路这么多年下来,很难用现成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越是解释不通,老外越是困惑。中国体量越大,他们越担心。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中国人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怎么回事,用现有的理论框架解释是不成的。所以当初做这个事情,就是应和了天时地利这个需求。到十九大时,习近平思想正式确定,也是需要包括你们这一批人,包括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实业界不断地给予完善,包括提示。所以我在访谈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概念和提法,到现在恐怕别的学者不敢这么提,不会这么提。因为觉得就好像……

孔丹:不合时宜。

经济导刊:好像跟传统经济学的原理有点不相吻合,对吧?但实际上这是巨大的资本,就是遏制住资本天然的攻击性,也就是所谓的动物本能。对于大资本来讲,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标准。《21世纪资本论》说的实际上也是这个问题。而且真的像超人如果有道德感的话,实际上也应该是能够关注到这种负面的影响。

孔丹:是的。我们提出来中国学派,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的创新?面对新的世界环境,我认为是的。它既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继承和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逻辑是什么呢?是无产者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所以目标很明确。政治局会议学习《共产党宣言》时,不会忽略掉这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是你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呢?消灭私有制要有长期化、复杂化的过程。就必须因应这个实际,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按照这样一个方向前行。但是在过程中间可以看到资本的逻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不能把资本简单的中性化了,资本的正面作用,我们必须得看到。马克思认定了资本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它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到今天也还在发挥作用。而资本的负面作用在西方的现实运行中已充分展现,经济出现结构性和周期性危机挑战,还有很多礼崩乐坏现象出现,社会问题都出来了。资本也在展现它的恶。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框架里面不注意遏制资本的恶呢?这直接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人民当然包括资本的所有者,也包括劳动者,但必须得看到劳动者的思维和感受,要做好这件事,所以我提出管控资本,将资本关到制度的笼子里,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困兽,而是要将它放在一个轨道上,在轨道上夹着它走。一方面是动力,一方面不让它跑偏,要有规矩。

经济导刊:我觉得你们这两年做的工作很有成效,也是跟习近平思想渐渐形成非常契合的一个过程,说明社会发展确实是有这个需求。在与水皮的访谈中谈到发展中国学派在现实中的意义,你说的“此其时也”,具体指什么?

孔丹:我们中国学派的发展,从根本上不能脱离中国发展的基本点和归宿。传统的士大夫有家国情怀,中国学派应该有学术报国的情怀,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学派发展的重大历史时代背景,而不是一群学者聚在一起搞脱离实际的纯学术讨论,把学术只看成一个独立的、脱离中国实践的一种追求,这样是无立足之地的。我们上述所谈的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和探索,都是需要中国学派去研究,为我们国家提供对中国的认识,对世界认识的基本理论。中国学派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此。“此其时”就是指我们已经走在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道路。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学派一个要实事求是,一个要学术报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习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论的新时代,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使命,学者们也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使命!

(编辑  季节)

 

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四十个年头的时候,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翻开了新篇章。于是,学界有人主张,新的时代将产生新思维、新理念,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世界的学术探讨和研究,这种新时代的理论述求,催生了中国学派发展的必然性。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几年前就提出发展中国学派,此后他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日前,《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对孔丹进行了深度专访,探讨发展中国学派所蕴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紧跟新时代节奏——举起发展中国学派的旗帜

 

水皮:我注意到前不久网上流传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在天则所的一次讲演中,指责汪晖教授、强世功教授,还指责了您,特别提出孔丹们已经形成了体系。用孔丹们这样的话语,不管是出于什么用意,说明您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而且已经成为复数,变成孔丹们了,这个很重要,你要建立学派队伍,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简称中信基金会)学者中的政治色谱比较宽,不希望太偏激。多数人比较持重,也接受实事求是这个宗旨。我一直希望不要强调我们是还是,而是研究实际问题。仍有人很激烈地评价我们、攻击我们,说我们已成为某种体系。

水皮:前两年您提出践行中国道路,由此我对您进行了专访,现在您又提出发展中国学派,这是否与中国学派的发展取得一定成效有关?也与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发展背景有关?

孔丹:最近我参加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审会,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在发言中说,要推动人大学派的发展,这就显得有相当自信心了。过去西方称谓的一些学派,比如所谓的奥地利学派,那可不是某一个学校的学派。

水皮:人大是以全校学术之力打造一个智库品牌的大学。

孔丹:是的。在中信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提出的宗旨是三句话: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中国学派并不是我发明的,潘维、王绍光等学者都提出来过。从人大将来要推动人大学派的发展这个说法来看,他们人大也有这个意识。这次评审会上有很多关于中国体系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体系这样的表达。以前大家不会这样表述,那时还没形成这样的氛围。现在官方话语体系里也还没有中国学派正式的表述。

水皮:你是从企业家跨界过来的,可能跟学界、理论界学者固守一些理论体系或理论框架不一样,你是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进入智库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你倡导的中国学派是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的,例如说,所谓的门户之见吧,应该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

孔丹:是的。说到这一点就会让我有所回顾——中信基金会的成立,确实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成立的。很明显,这是一种探索,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参与到学术理论的探讨和舆论工作中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基金会?应该说,我自己有一种家国情怀,中信集团也有这样的战略自觉,这是很重要的前提。我们也是心系庙堂,因为我们做的事和庙堂有关系。但是我们参与的理论战线和舆论战线工作属于另外一个领域。

当年我们提出了发展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我担心外界有很突兀的感觉,所以它只是个提法,没有再特别加以深入探讨。今天我们重点谈谈这个问题,你的视野很开阔,没有强烈的门户之见,这很重要。在现在这样一个氛围下,最好是采取开放性的讨论,只要是从实际出发,大家容易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

现在官方虽然没用中国学派这个词,但官方一些机构和媒体是了解到中国学派这个概念的,并没有阻止这样的说法。十九大期间,《人民日报》理论版曾经组织过中国学派专栏讨论,刊登过潘维、白钢、鄢一龙等几位学者谈中国学派的文章。也就是说,《人民日报》已经在做讨论和宣传工作,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是我们基金会的研究员。

水皮:不可能阻止这样的说法。

孔丹:《经济导刊》将对中国学派的讨论安排了专栏研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开放的。习总书记52日到北京大学考察,听到学校近年来推动一流大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时,他说,什么是一流?要在中国特色下去评价,过去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先是要让国家达到一流水平,其他都将服务于国家一流。这个说法归纳起来就是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我觉得这说法很深刻。我知道在学者里边有一种比较狭隘的想法:学术一流,国家才能一流。没错,在学术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中间,的确有一种互动。但现在习总书记所要表达的是,中国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要有自信,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国家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做到知行合一

水皮: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40年。

孔丹:中国道路是艰难曲折走出来的,不是说空话说出来的。 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虽然非常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形了。我个人比较喜欢用中国道路,不太喜欢用中国模式。如果要提炼出相对稳定的结构和要素,用模式也无可厚非。但中国道路,从领袖到执政党,到国际社会,到中国人民,都比较容易接受。现在已经不再是提出中国道路大家就觉得很出奇的时代了,社会在变化。所以说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意思是说,中国的实践走出来了中国道路,我们的国家达到了那个水平,所以学术就应具有一流国家的那种能力和水平。假若没有国家能力,就达不到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居于一流

近日我参加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我在论坛发言中说,现在有一些流行思维,一说到企业改革,就是国进民退国退民进,我觉得必须改变对这种伪命题的认识。如果说要否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能已达到全国就业率的80%90%,全国创新专利的70%,全国税收的60%,这个分量否定得了吗?在这个会上,宝钢原董事长,现任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徐乐江说,他长期在国企工作,现在到了工商联,才知道中国有2700万家民营企业。我听了也很震惊,2700万家,这样的分量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我在会上说,不要再提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了,我们追求的是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这既是国有企业的梦,也是民营企业的梦,是我们所有中国企业的梦。可能我说得比较浪漫,但会场反应却非常强烈

水皮:用传统思维、用意识形态思维很容易把国有与民营对立起来,是吧?

孔丹:是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推动中国学派研究能够有阶段性的进展,我们是把它视为一种使命。

水皮:如果概而言之,中国学派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孔丹:我们曾经说,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这样一些学术的成果或者叫做学术者的团体。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它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那个叫中国学,它也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要具有中国视角,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

水皮:它是以中国的视角观察、总结、提炼中国的发展道路,并在其中提炼一些规律。

孔丹:对。而且,我认为还可以再扩展、延伸一下。最近习总书记有一个重要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我在十九大之后有一个表达与总书记的这个论述非常暗合。我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习总书记非常明确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其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头,则可追溯到更远。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主义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经济的一个进程,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国家建设,而是我们整个民族走到现在这个阶段源远流长的历程。

水皮: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在中国传播的这段历史。

孔丹:当然。习总书记还有一个表述,他引用了邓小平的一段话——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并推算出来是一千年,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可能要持续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他还指出,今天在中国,社会主义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最近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年时,他又很明确地说,现在马克思主义最好的继承者是我们中国。

谈到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视野更开阔。在今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再次担任国家主席时发表演讲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然后他从发明创造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一路说到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伟大工程。他说,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这些提法让我感到很震撼。

从学术角度来说,为什么过去很多人只承认西方的学术体系是科学体系?中国的诸子百家难道不是我们古代的中国学派?那个时候可以有亚里士多德,有西方的各种学者,后来更有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学者,形成西方的学术世界,形成他们对社会的认识。而中国的学术从先秦诸子百家,一直延续到王阳明的心学,这些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学术史,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习总书记讲话中有一个特色,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也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这说明,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他公开地举起这个传承的大旗。他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然后就如数家珍地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引述到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让我觉得我们这个领袖真正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世界级的领袖,他不是简单地囿于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囿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学说。

水皮:不是西方输入移栽的。在传统学说上也是推陈出新的。

孔丹:所以我们四个自信里,文化自信不是来自于空洞的信心,我们有伟大的传统文化,要以中国视角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的方法论。老子和孔子他们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是中国本土特色的。甚至于后来传进中国的佛教,也已被中国化了,也变成禅宗这样的中国特色的佛教。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其实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中国的继承和传播也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今年,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候,这说明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继承者,同时也是真正的发扬者。我认为,近现代以来,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学派的开创者。毛主席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战略学家、伟大的军事家,他在国家建设中对经济学方面也有很多深刻的认识,他也是文学的领袖和大家。

邓小平同志推动思想解放,推动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表达,而不是所谓西方哲学上的表达方式,出自于中国传统的成语。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同志用小康社会来表达。那么,我认为,邓小平是中国学派的推动者,他推动的思想解放为我们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发展、理论发展和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禁锢在文革曾经那样一种精神枷锁里面,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和发展,但没有实践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思想的发展。

我认为,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他自己就首当其冲地站在理论的最前线、思想的最前线。十九大明确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它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在展开。

学派是有学术性的,它不是一般的思想,也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它要讲学问,没有学问就不能叫学派。学者们说起来头头是道,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不是学者,只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我愿意给中国学派铺路搭桥、搭建平台。中信基金会的功能有三个。

一是研究问题的平台。我们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是各有各的依托机构,来自社科院的有七八个都是所长。北大、清华很多教授都有依托。但是他们喜欢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平台的特点是可以互动、跨界。跨学界、商界、政界、军界,还有跨学科。可从不同学科不同侧面来认识某个问题。我们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这是一个好的提法,这个旗子要举。

二是正面发声的窗口。我们有学术研究和学术媒体,例如《经济导刊》杂志,我们力求使其有一定的学术性,但不是学术化。

三是建言献策的渠道。建言献策要有渠道,有载体。我们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动态分析编辑呈报。我们的宗旨里提到要发展中国学派,这也是我个人的努力方向,是我孜孜以求的事。正在往这个方向推动,但最终的目的还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我们中国的学者们,能不能够有真正的建树。如果没有在以往基础上的提升、创新,叫中国学派就站不住脚,无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整体,若没有学术上的规范性,仅仅是一些思想的火花,这不能叫学派。

学者需要有一种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界进行交流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学术界仍在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要转化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必须有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要能够跟国际上的话语体系沟通。

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学派一定是能上高等院校讲堂的,要能够宣示出来,要能够做教材。这也是一个角度。因为要做教材,就要有教材所需要的结构和规范。

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学派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参与的学派。我觉得这提法也很有见解。外国人也可以加入中国学派,我觉得这挺好。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就不可以以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视角、中国的立足点、中国为皈依来研究世界,成为一个中国学派?还有的人说,中国学派不可能是个别人、单个人,它要构成一个整体。这也是一种视角。所以,现在要给中国学派下一个定义的话,还真是有挑战性。

我以为,中国学派现在推出此其时也我认为,践行中国道路是实践在前,而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首创者,他并不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来自西方,这是一大特点。中国学派并不是拒绝外面好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性地理解和吸收,不是教条式的顶礼膜拜

中国学派的构建要能够有一定的普及性,形成理论成果要有学术性,而不是追求学术化。要能让更多的大众了解中国社会道路,探索理论和实践。中国学派研究要站得住脚,就是要进行理论创新,体现出理论自信,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而是要进行世界性的研究,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这几句话是我以往的表达,我们所谈的中国学派,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内涵。

王绍光教授认为,中国学派,应当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你站在哪里看这个世界。王湘穗认为,中国学派应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那就正是习总书记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源。汪晖教授觉得在世界范围构建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的任务日益迫切,另外他提出中国学派要进入大学课本才行。他还发现在海外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中国的宣示不够。黄平提过学术要有三自:学术自觉、学术自信,学术自强

水皮:能不能这么说,习近平思想是十九大时提出来,就是中国学派的一个代表,一个旗帜,集大成者。是吧?那么中国学派是立足中国,从中国这个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对我们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理念和路线选择,形成中国学派的学术成果。这是对中国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提炼。这是不是还有一个需要为世界所接受的过程?如果大家不能接受你,或者你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现代文明,甚至还形成了冲突,那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了,因此还有一个互相融合的问题?

孔丹: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在形成自己的中国学派的过程中,可以区别于西方的或者区别于在他们的实践道路基础上形成的学派,这是中国学派存在的一个基本要求。同时应该可以交流、沟通,而且能够使世界接受和认同。

水皮:对。习主席的《治国理政》那本书,被翻译成了很多国家的文字。而且也的确有很多国家的政治家或者说是企业家在学习。你看扎克伯格,美国Facebook创始人,他办公桌上就有一本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有很多外国人也在关注习近平的思想——究竟他是怎么看中国的,他又是怎么看世界的。因为你要跟中国的企业,要跟中国这个国家打交道,就必须深刻理解这个国家的主体所奉行的那种指导思想,包括习主席的治国理政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而且,中国这么成功,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希望找到类似中国这样能够保持40年高速增长的政策选择或路径选择。所以我的问题是,中国学派的影响、方向会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学派的研究方向或者研究成果会不会有这种很具体的应用的方向?

孔丹:先说说能不能够被认同。我有一个北京四中的同学,他已经入籍美国,搞科技工作。我曾问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理念能不能够接受?他非常明确地说,不能接受。我不相信这个世界可以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所看到的人类,没有共同命运。他说,我在现实中看到,有一些人种,有一些种族懒惰,不努力,所以他们与其他人类没有共同命运。

还有一点,我们向国际社会推出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主张大家互利共赢,不要零和博弈。这对于西方传统政治概念里的那种丛林法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前两年,基辛格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为此我们举办了论坛,陪基辛格吃中饭时,我说,你们美国追求的利益诉求是排他性的,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不可接受的诉求。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你说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现在中美的矛盾冲突中,你可以看出,美国在理念上跟我们的理念冲突太大了。

 

中美贸易冲突背后——不同理念与实践方式的博弈

 

水皮:你是否认为现在中美的贸易冲突背后就是价值观的一种冲突?

孔丹:应该包含。美国人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从采用所谓韬光养晦,到采取的战略策略等,都认定你是偷了我们的

水皮:你偷了我们美国的,就伤害了我们。

孔丹:这种认识差距很大。从全球化供应链的概念和现实来上看,我们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人民的福祉,我们是做了贡献的。

我们有一个学者在年会发言中把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利润画了一个饼图。从中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利润被美国、韩国、日本拿走了。留给我们的是微乎其微的盈利。大量的我们所谓出口顺差里面,有相当部分是美国在中国设厂装配了以后将产品出口的。这都是双方可以去面对理论的事情。但是它不相信我们主张的区域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认为这个命运共同体根本不存在。

水皮:特朗普也不相信。

孔丹:特朗普不相信,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不相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意义不同寻常了。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也好,区域命运共同体也好,我们有自己的路径,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因为一带一路我们从来不说它是战略,——战略是你自己的,建议是给大家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世界也都确实普遍地认为,我们在重塑全球治理格局,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你这样做是在争取一个……

水皮:领导权。

孔丹:Dominant power,比一般的主导权还厉害,它属于予取予夺的领导权,而不是说我有领导权,但我这件事情,我这个领导要跟你们商量完了我再来执行领导。其实质就是,谁是做到予取予舍的那个霸主,这样的一个领导权。它要保持这样的地位,必须维持这样的现状,就把中国看成它的一个……

水皮:替代者?

孔丹:它首先看到你是挑战者,是要威胁它,取代它。取代在后,挑战在前。这个全球化,它推崇的是美国式的全球化。现在它认为这个全球化不好的时候,它就认为是中国式的全球化,所以它认为,你主张的和它的不一样。

水皮:在这个程度上它把中国放到对立面。

孔丹:我倒觉得我们整个人类的实践现在到了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了。近现代以来,战后这么多年,虽然没有世界大战,但是局部战争不停,但我们确实看到,中东一些国家被毁灭了,人民生灵涂炭,这都现实得很。这些都是西方式的全球治理造成的现状。

水皮:所以它现在面临挑战。

孔丹:它应该面临挑战。难道说,他们造成的这样一种态势,就一定要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回想毛主席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时候,毛主席是非常伟大的,他看到我们的诉求与那些贫穷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所以他说是那些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里。

水皮:这非常形象。

孔丹:现在这样走下去,他就一个个地去撕毁原来的协议,我看再往下,WTO他们也不再接受的了。联合国也不接受了。

水皮:换个角度看,就是美国现在Hold不住了。一定程度上美国它要把这种Hold的忧郁瞄准了中国,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量,巨无霸的崛起。

孔丹:有一点西方的、特别美式的秩序和理念的礼崩乐坏的味道出来了,这很有意思。福山他话说的也太快了,然后他收的也太快了,虽然他当时不相信我们的道路,但也说明这是现实变化的急剧造成了他这种认识误区。所以中国学派的形成、发展有非常深厚的现实基础。

我总是在感慨,毛主席和他们那一代领导集体在延安13年,在困顿的生活下,穿着那样褴褛的衣衫,居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外界形容这么一群像伙夫一样的中央五大书记做了一盘大菜——不但有实践上的能力,还有强大的思想能力,给全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他坐在窑洞里可以那样投入地去写《实践论》、《矛盾论》。

陈元跟我讲过,陈云同志曾告诉他,毛主席还有几篇哲学著作,都是在窑洞里写的,《论持久战》其实是一个最典型的哲学实用范本,把战争过程描述成那样一种矛盾的转化。《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是哲学著作。所以在哲学这个领域,毛主席的成就非常伟大,恐怕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越。所以我说他是开创者。邓小平同志并非一定是要在思想领域有直接成就的人,但是他推动了思想解放,使我们的思想和学术活跃了起来,走向了多元化。我把习近平称作引领者,他有很多表述都带有学术性,有一些是以政策、策略、决策体现出来的,是实践的具体的活动,但其中体现了很多思想,成为很重要的思想和学术的重大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固守西方的所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很是悲哀。

水皮:的确解释不通。如果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不管套用什么样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若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都是倒行逆施。大家都关注到一个很明显的现实,在全球范围,中美两个国家的角色正在倒换。过去美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现在是中国在扛全球化大旗。中美贸易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冲突点。世界其实都非常关注中美贸易冲突下一步怎么走,从中也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习主席的智慧,以及中国与人为善的传统秉性,如何化解眼前的冲突。如果处理得好,可能真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美贸易冲突,早晚要摊牌,他不是特朗普也会是另外一个,因为它的确面临着这么一个巨大的经济主体在崛起,面临着话语权越来越加速转换的历史现实。我不知道从中国学派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多的关注,或者说也能做一些预判?

孔丹:我们的研究是问题导向式的。我刚才说了,我们有三个功能: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因此,我们首先要对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中美关系是最近我们探讨研究的几个专题之一。这就需要了解几方面情况:我们自己的情况,美国的情况以及西方的情况。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朝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共识:把中国看作是对手“rival”。这和以前说competitor是有区别的,虽然没说中国是enemy。但它进行了这样一个排序:中国、俄罗斯、恐怖主义。这对于西方来讲,可能觉得顺理成章。他们觉得中国的成长,带动了一些相对落后国家的成长,是对原有秩序的挑战。这是现实与理念的冲突。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赢经济理念,以及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实践,与美国形成了一些冲突。

可以看到,针对美国对我们采取的单边措施,我们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我们表达的理念是不想打,但我们不怕打,而且可以奉陪到底。另外一方面,大门开着,我们可以谈。而且,针对其单边主义,我们加大了开放力度,这并非因为受美国逼迫,我们才开放,而是因为我们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追求,我们还将有更大程度的开放,甚至我们会遇到一些国际上的风险,比如金融开放期间,国际上一些金融风险的外溢效应,对我们中国产生的影响。中国正是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应对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这次博鳌会议上,习近平发表演讲以后,就到海上进行了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而且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海军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在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全局,抓住根本”——我提出这八个字。

什么叫全局?它不是单项的一个动作,不是一个单项的安排,是习总书记在弹钢琴。对他弹钢琴我有一个说法,叫曲调高难,节奏迅疾,就是节奏非常快。这样的实践,表现出来,就是从博鳌会议演讲海南的开放,然后是强大海军的军演——要有这个来保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理念推行不会一帆风顺,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们不可能敲锣打鼓抬着轿子,吹着喇叭就进了新时代。他这话说得多好,我们也不可能在人家的欢呼声中就进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博弈不是西方式的战略思维下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式的博弈。他们认为的博弈是,你强大了,你成长了,你崛起了,你和我之间就进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状态。对他们这样的思维,我们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所谓很多陷阱是他们制造的话语体系。我们跟它的博弈,就是我们的理念和我们的实践这样一种方式。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不会一帆风顺的,它们那种理念早晚要在实践中受挫的。

水皮:说到受挫,作为企业家,在中兴通讯这个事情上针尖对麦芒的趋势,你是如何判断?

孔丹:《经济导刊》今年第四期发表了李若谷的一篇文章《不只是贸易战》。他说,美国希望通过贸易冲突这样一个博弈来阻止或减缓中国成长的步伐。因此中国制造2025是它的主攻方向,而不是贸易顺差。

水皮:对,这个我同意。贸易顺差那点钱不算什么。

孔丹:美国可是在意啊,它可以单边主义地提出要求,但是实际上它主攻的方向或它认为中国的命门就是在技术上的差距,我们在芯片技术上跟它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可能在航空发动机,新材料,很多高端的数控机床等等方面的技术差距还是很大的。为了缩小这个差距,我们肯定要在一些领域做出一些努力。在目前的全球供应链,它获取的价值最多,但是它试图采取切断供应链的方式制约我们。

有些美国人非常敏感,他们曾侧面问我们学者几个问题:如果美国切断供给,中国会发生什么?关于林毅夫和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你们同意哪一方的意见?在今后的产业发展中,中国政府会起什么作用?市场将起什么作用?你看他们敏锐到什么程度了。

整体来看,我们在全球供应链里处于相对中低端,这是现实,但这在当下供应链运行中是隐性存在的,中美贸易战把它显性化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最近有一些意见和争论,是关于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的。其实西方也不是单纯的市场的作用,前一段有一个美联储的专家写了一本专著,专门谈西方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指导的问题。我认为,经济的发展,一个是政府的作用,另一个是市场的作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是中国奇迹的一个根本依托。当然中国的产业政策也有很多的失误,但是它和要不要产业政策不是一回事。

水皮:日本有通产省产业政策室,指导性就特别强。其实美国也一样,它不过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引导投资。

孔丹:他们的政策引导可能更多的是对着科研,对着大学的研究基金,不像我们相对来讲直接对着企业更多一些。

水皮:我们简单粗糙一点,有时候产业基金就成了政府的先导基金,就是政府直接出面干。

孔丹:也可能这个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在抉择上,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如果需要,我们就只能用更简单明了和路径相对短一点的办法。

我们处在特定的环境。比如说全球供应链,全球分工,一个小一点的国家可能卖一些资源就可以,或者做做它的擅长,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有效的参与一定是一件好事,一定要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市场主体有动力,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微观主体就没有活力。宏观调控无度,该调的没调,不该调的调了,这个情况始终存在。

所以我有一些思考。市场和政府,有一种结合是好的结合,有一种结合是坏的结合,就像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不要以为市场经济都是好的,看现实就知道了。一个无序的市场经济,一个缺少监管的市场经济,一个对于假冒伪劣没有强有力的制止能力、打击能力的,不能鼓励保护创新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它就是带有坏成分的市场经济。还有那种资本唯利是图,追逐利润达到了像2015年股市那样的情况,也是坏市场经济,或是市场经济的坏的方面,它需要政府来抑制它。然后政府又不要在抑制中把市场经济的活力、动力、激励作用给灭掉,因为那就成了一个坏的市场和政府的结合了。

中国的改革非常艰难,非常曲折,但我们方向性一直保持得很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改旗易帜采用美国人建议的休克疗法那样的改革路径,我们在走自己的路。美国跟我们的博弈既是历史性的博弈,也是最基本的观念的对撞,他们那套东西,最后是要吃亏受挫的,中间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可能占上风,然而由于坏市场经济理念的互相渗透,它们一样会受害,这是对谁也没有好处的结果。

水皮:现在它们只有往后退了。

孔丹:但有一点很重要,它们对我们有极大的提示,对决策层,对我们全体人民,是一次反动员,这个效果很大。

水皮:也是一种清醒剂。

孔丹:它们想不到的,根本想不到。

水皮:它们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软肋,它们真要那么干,就有可能鱼死网破,两败俱伤,但做生意应该避免这种结果。所以我们硬一硬,它就往后退一下。

孔丹:另外,我们只要在军事上面保持了非对称均衡,再困难我们也可以应对,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经验。所以既然习总书记提到了,我们历史上勒着裤腰带,也搞出了两弹一星,他主张我们继续扩大开放,同时我们要自主研发很多东西。像有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前沿领先技术,国之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既然这样来,我们看懂了。他告诉中国,哪些事情是我们的命门,哪些地方是我们的要害。哪些地方它们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们将以中国式的努力来应对。这个事情是美国确实没法儿理解。中国造就中国奇迹的发展方式,西方整体都不能理解。

按照西方的观点,认为我们的发展是偷来的。其实它过去是抢来的,它在殖民主义时期就是抢。现在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地抢了,它就用全球供应链理论,用技术优势来获取。我们都没说过它欺负我们,但它现在却说我们是偷来的。以这样的理念它当然理解不了中国奇迹,理解不了中国道路。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行,还需要进行总结。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点是有强大的学习功能和纠错功能。十八大以前,我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也有很尖锐的挑战。党内腐败一度到了形成对共产党巨大挑战的地步,但这几年我们扳回来了,矫正了。这就是纠错,重大的纠错。这就是我们的能力。

水皮:有一种自我净化的能力。

孔丹:自我净化,自我革命。这样的一种能力让我们产生中国式的努力,这是西方难以理解,难以预料的。中国原来要20年完成的事情,现在被逼可能只用10年就完成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想让我们投降,让我们在技术薄弱环节的追赶上停止脚步,要我们放弃对这些产业的支持。我们中国岂能束手就擒?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现为举国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搞出了两弹一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1.0版;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2.0版;今天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我相信会催生出中国举国体制的3.0

所以我说,所有的实践都是学术的老师,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应该更有出息一点儿,能够成长得好一点,能够对实践起到一定的先导作用?这是我的期望。真正的学术分析架构,方法论,研究的问题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只有做出好的学问,才真正能够指导实践。

我们的学者要有这样的胸怀也不容易,要有经世致用的学问也非常不容易,这是很大的学问。

水皮:你刚才说习主席弹钢琴,这比喻非常形象。我觉得弹的钢琴里面有一曲跟朝鲜有关的乐章,弹得相当不错,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朝鲜的现状,包括它现在的经济转型。中国经验在朝鲜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会对区域政治,包括全球政治格局构成怎样的一种影响?

孔丹:我由衷地钦佩金正恩,一个三十多岁的国家领导人,具有一种国家战略的谋划能力和实施能力,成为世界级的领袖了。过去我们说李光耀具有这种能力,就是小国大外交。

水皮:对,小国大外交。

孔丹:金正恩可能吸取了他父辈祖辈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在核武、核试和射导这个问题上,看来他具有非常清晰的战略谋划。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非理性的言论,但最后事实是目前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叙利亚、伊拉克,结果怎样?

水皮:相比之下差得远了。

孔丹:所以在这样一个全球利益关切的焦点地区,最后他能做出这样一个调整,如果没有超出一般人意料的政治智慧,把握进程的节奏感,结果将很难想象。当然这其中,还有我们中国跟他的呼应,表现出中国的这个乐章弹得非常地协调。当然前面的路可能还会很艰难。

习总书记说,我们不照抄别人的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其他国家各有各的道路。这体现出在中国特色里面中国的普适价值观。原来有一段时期我批评的普适价值,不是真正的普适价值,那是美国式的价值观,是把美国的价值观作为普适价值强加于我们。日本曾经有一段时期搞价值观外交,好厉害,围着我们转圈。但现在,我们有中国特色价值观,但我们并没有否定西方在它们自己的实践和道路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架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特色。

既然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有人类共同价值观。批评普适价值是批评那个伪普适,因为你不能拿你特殊的东西,就说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中信现任董事长常振明在一带一路的一个会上发表演讲,说中国自己的经验是要想富先修路。他说,三四十年前我们同样贫穷,现在看我们的发展,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做好了以后,大家都有好处,都有利益。这具有普遍意义价值观就渗透在里面。所以,相信金正恩能有这样的能力看到他自己民族的未来命运,他要把新的历史时点定位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中国将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可以吸取的范本。如果朝鲜半岛的危机能够加以解决,并与我们中国这样的好邻居一起,把大家的命运都改变,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待续)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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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近70 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发展“中国学派”的议题,体现着对于中国自主发展与文明复兴的强烈关注。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了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问题意识出发进行研究的意义,强调要把各种被视为普遍性的理论放在中国历史条件下来加以检验,同时也包含了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做理论化总结的期待。

在汪晖看来,20世纪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不仅做了理论化总结,而且这一工作影响深远,现代中国最有意义的思想大多是从实践当中来的,中国自身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化,不只是强调中国自己的特殊性,所谓“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形成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

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方面已有持续的自觉努力,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三十年来,全球知识界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和研究可谓连篇累牍,中国学者的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究竟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人们不仅要看西方学者怎么说,更要看中国学者怎么说。汪晖教授是阐释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汪晖的作品主要是论述中国,他通过思想史的深刻分析,超越现代性的传统模式,极其挑战性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对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并从中国视角一一观察整个世界。他的研究工作显示了清晰的理论自觉,即在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中国经验做进一步的理论化探索,并且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汪晖教授的研究是从鲁迅研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开始的,《反抗绝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是早期的代表作。在此一阶段,他的研究已经展现出广阔视野与理论抱负,其主要的研究兴趣沿两个方向延伸,一方面,向源头探索现代中国及其思想兴起的基本问题和经验,致力于对传统中国及其思想做出新的阐释,推出有关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近现代思想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于现代中国及其当代发展的诸种问题做持续的理论思考,其中,1997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被认为是正式拉开20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大论战的标志性论文。他在这两个方向上的研究努力,与其学术编辑事业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化学作用”。1991年他与朋友创办同仁学术杂志《学人》,在1996-2007年间与黄平共同主编《读书》杂志,通过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学者的思想互动,推动“三农危机”、国企改革、亚洲问题、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公共医疗问题、生态危机等众多议题的讨论,以前瞻性的思考领时代风气之先。对于当代议题的思想探索与反复辩难,也为其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与高强度的磨练。

汪晖的这些研究带有很强的对话性,一方面依托他对原始文献的研读,另一方面对国际上最主要的研究范式做了深入研究和批判性分析,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新的阐释。他对全球已有研究及相关理论的广泛研读,不是将它们作为理论基础加以引用,而是作为讨论对象加以质询。这种对话性,以及基础研究的扎实与新颖,使得其研究的原创性得以清晰呈现。哈佛大学出版社在为出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所做的评审报告这样强调汪晖的理论抱负和成就:“汪晖处理他的论题和材料的方式是如此细致和多面,以致让人想起布罗代尔有关地中海的研究,而他对10世纪以降中国思想型构转化的强调又带有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某些特征。但这些对比也只能提供进入汪晖话语网络的一些入口。无论如何,汪晖所致力的是形成属于他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叙述构成了对于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思想与实践、上层建筑与基础构造等二元论之上的传统史学的挑战。”

汪晖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系列理论议题。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之后,他的研究重心转向“20世纪中国”的研究,将以往的鲁迅研究拓展至政党国家关系、民族边疆问题、亚洲研究、区域秩序转型等等领域,围绕“20世纪中国”及此后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影响广泛的理论议题,其中部分与对传统中国经验的总结有关,例如跨体系社会、齐物平等、区域秩序的剧变等,部分来自对“20世纪”及其断裂的深刻分析,例如政党国家化、代表性断裂、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政党政治、横向时间等等。这些原创性概念的提出有着明晰的内涵与指向,因为诸多旧概念已经失效,需要用来自历史阐释的新概念,召唤新的创造和新的文化。2013年,汪晖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一起获得2013年度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该奖主要授予运用跨学科方法做出创造性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2018年,汪晖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安内莉泽·迈尔奖。

“这是‘世界历史’瓦解的时刻,也是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的时刻。”汪晖在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颁奖致辞中这样说。他对于“路漫漫其修远兮”有着深刻的体认,他的理论探索的动力一如既往的充沛,其探索之路还在不断伸长。在回答本刊记者的提问时,他反复强调未知性与自我批判的重要意义,这些看法对于发展“中国学派”而言,同样颇具启发性。

 

 

“中国学派”是批判“洋教条”的产物

《经济导刊》:近年来,发展“中国学派”的议题日益受到关注,也有不少讨论。以前有过以国别来称呼一个学派的例子,例如在比较文学领域,有重视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重视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之类的说法。目前大家对“中国学派”的命名和讨论,是从跨学科的、综合的角度展开的。您如何看目前对这一议题的关心和期待?

   

汪晖:现在学院里理解的学派,是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我此前没有特别关注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但这一讨论的重心似乎在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的理论总结,与一般学院的学派定义恐怕是有区别的。

学院所理解的学派,总是比较具体地围绕着某一种问题和方法逐渐形成的。一般而言,学派都是以一些典范性的研究来命名的。比如,通过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依附理论,学者们从关于第三世界依附和发展关系的理论出发,解释非西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发展的原因,并且提出新的进路,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名字来命名学派则较为少见。中国内部有不同的学派,其中很多学派大概不能用中国学派来概括,比如有的人遵循批判理论,有的人遵循保守主义,或者遵循其他的什么。你刚才说到的比较文学领域,实际上在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倾向于平行研究的,也有倾向于影响研究的,如果用美国学派或者法国学派来表述这种区别,不是很准确。

今天之所以会提出建立中国学派,在我看来其出发点是强调要把被视为普遍的理论放在中国历史条件下来加以检验。这个脉络非常长,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讲文艺,文化,实际上也包括政治思想。当时很多人从莫斯科回来,讲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就是通过拒绝或者批判教条主义,来理解马列主义这一普遍理论,强调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当时没有提中国学派,但在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内,实际上的确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派,因为它是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国革命的实践联在一起的,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要求的是跟实际的斗争结合。马克思主义俄国学派有好几种,可以把列宁主义称为是马克思主义最具有主导地位的俄国学派。

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不只是强调中国自己的特殊性。因为一旦把自己的经验理论化,进行总结,实际上都包含了普遍性。例如,毛泽东思想,在南亚,在拉丁美洲,甚至在非洲,都曾经拥有过很重要的影响。所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非西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一些独特经验,众多亚非拉国家有着相似的条件,其中包括相对落后的工业经济,农村人口占据多数,国家都处在比较弱小的状态,内部四分五裂,处于殖民或半殖民状态,等等等等,在这种不同于欧洲、俄国的条件下如何形成新的政治能力、政治主体和政治,是当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经验一旦被总结出来,变成理论方法,就会普遍化,就可以被别人所用,会对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斗争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一些左派运用毛泽东的理论去造反,在欧美社会从事斗争,就是一个例子。任何一个学派都要有普遍性,没有普遍性的理论构不成学派。

中国革命的所谓“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形成,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众所周知,列宁主义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例如“薄弱环节”的思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是有可能的,后来这在斯大林时代被发展为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因此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不同争论,例如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派的争论。俄国革命者在思考俄国革命道路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但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其意义和影响未局限于俄国本身,东欧、中国、伊朗、土耳其等等都在其影响下,发生了探索在资本主义边缘区域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并因此形成了各自的道路;每一个地区的情况都非常不同,实际上是一种普遍性和独特性的结合,或者是通过每个民族和社会的独特性来探讨普遍的道路。

任何一种理论、一个学派,任何一种探求自己的社会道路的方式,只要能够成立,其实都包含着普遍性。它的基本前提在于,现代资本主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把不同的地区和历史组织在一种共时的关系当中。也就是说,现代世界是互相关联的,每一个国家、地区、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有着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脉络;但在今天,这些不同的多元性的时间都被组织在共时关系当中,从而产生了横向的关系,我也把它叫做横向时间。横向的关系是不均衡的,就是原来的多元性,在共时条件下表现为体系的不均衡性。在思考一个社会的独特条件的时候,离不开对总体状况的看法,但反过来说,对总体状况的分析,又离不开对于不同的历史主体关系的思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在第三世界或者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的现代经验里面,最有意义的思想大多是从实践当中来的,是那些从事着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人们所提出的命题,而不是来源于学院的抽象理论。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是改革者或者革命者。“五四”时期虽然有学院,其实“五四”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就,不是在学院内或者不是以规范的学院方式完成的。鲁迅的工作不是在学院内,他的思想体系不是一个学院的思想体系。即便陈独秀、李大钊已经是北大的教授,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完全如此,更不要说毛泽东了。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国革命的历史学家,都参与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理论的大辩论,产生出不同的、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学派。即便是更加学院一些的知识分子,像顾颉刚,从古史辩时期到他在三四十年代参与大众文化运动,其实都是在探讨中国变革的过程,是用学院的方式来讨论非常真实的社会问题。这些学派的产生,其实是在探求中国的道路。

这些思想工作、文化工作和学术工作,与分析探讨变迁的方向,形成变迁的主体,变迁的国内国际诸种变量,形成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战术,等等,都是密切相关。在今天学院的狭义意义上,由于涉及如此广泛的领域,中国学派的构成是很难的。但是,在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些共同倾向,或者产生出的相互联系,是有意义的。在现代中国的知识领域,很多的相关性不是完全在一个学科里面,很多人在不同领域里面,但他们有某种共通性。他们能不能称之为西方意义上的学派,不是太好说,但可以说是一种思想的流派。就好像说,过去老有人来问,你算不算新左派,你承认不承认你是新左派,然后发现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差别其实很大。这些学者差别确实大,但是也存在着相关性,这个是不能否认的。我过去写“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用过“态度的同一性”的说法,也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差异极大,但相对于旧文化,他们构成了一种思想的和文化的潮流。

如果说有一个关于中国的论述,不仅试图思考中国在世界上的历史位置和历史道路,而且还试图将其经验加以理论化,用以观察世界;同时又通过对世界的观察,修订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使其概括力更强,更具有启发性,那么,也就有可能形成一种理论学派。

思考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针对洋教条的。今天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针对的是相似的问题。不过,今天的洋教条更加系统、更加学科化,也更加体制化,要克服其霸权,是很艰巨的工作。如果没有对于今天在全球起主导作用的那些经济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也就难以真正展开切合具体实际的实践,这是基本的出发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大部分的学派和理论都是来自于西方理论,一定程度上源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包括西方对其它世界的历史经验,但在概念化和学科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地与经验形态相脱离。例如,谈到资本主义的全球进程,人们往往会回顾16世纪以降欧洲的全球拓殖、中心转移、技术变迁、军事和政治的扩展等等。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在很大程度就是通过对这些历史经验的理论化、普遍化和学科化而形成的。在非西方世界,当人们将这些将其地方性和特殊性的知识当作普遍性理论来运用的时候,就有可能形成所谓“洋教条”。新自由主义的那些教条不但在中国社会,而且在西方世界都未必能够验证,许多方面在实践上早已破产,但借助于学科化、建制化,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霸权,在知识领域却依旧流行,就是一个例子。

实际上,并不只是中国学术界或非西方学术界在反思这些问题,在美国和欧洲的学术界内部,已经产生了许多批判性的反思。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中,这些批判性的反思尤其来自对于其他世界的研究。这些批判性反思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但他们多半是西方学术界内部的理论反思,并非着眼于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具体实践。因此,从具体的实践出发,重新总结理论,是不同于一般学院理论的再生产的。

提出中国思想、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与普遍性,本身包含了对各种“洋教条”的批判,意味着自觉地把欧洲、美国的经验视为与中国经验一样的地方化经验,并对他们进行理论性的再总结。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到底需不需要自主创新、中国到底要办什么样的大学等等问题的讨论,涉及的都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国经验的问题并不只是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也是借以重新思考我们置身的世界状况。

从批判的意义上,提出中国学派是可以理解的,它是对于西方中心论和各种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产物;要求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经验中提出问题,整理出理论方法,是对所有学术探索的要求。这个意义上的学派,的确比通常学院中界定学派要广阔很多。

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学院理论的意义上去争执是否存在中国学派。如果存在中国学派,也不会只是一个派别。要形成有意义的理论探索,不仅需要实践的战略和策略,也需要对已有的理论经验加以总结和发展。比如,理论联系实际,自主和开放的辩证法,团结中有斗争的统一战线,都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发展出的理论经验。这些理论经验需要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或者是根据新的条件加以运用。

 

向未知开放与勇于自我否定

《经济导刊》:“中国学派”的命名和推动其形成的动力,的确包含了一种期待,即中国人自己在当代世界拥有对于中国发展道路和世界格局调整的阐释权和发言权,希望增强中国自身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这种努力要挑战流行的教条主义,看起来难度不小,毕竟目前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仍然比较大。您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出版之后,研究重心转向20世纪中国的研究。您关于20世纪中国的文集已有英文版,期待三卷本的中文版在近期面世。20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是否提供了破除教条主义的某些启发?

 

汪晖:由于苏联和东欧体系的内部与外部危机和最终溃败,不但在体系之外创造挑战资本主义的尝试失败了,而且经典的挑战者(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也趋于解体、转型或消逝。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的历史基础。正由于此,许多有关20世纪的历史著作以失败作为思考的起点。霍布斯邦的极端的年代》的主要线索和叙述基调就将这一东方革命的世纪描述为一系列的失败:在共产主义方面,苏联陷于官僚主义国家的失败国际共运陷于国际主义的失败最终的结果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念的失败在资本主义方面帝国主义体系由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于秘密外交的揭露而受到打击但民主制度及其公民权却因受制于种族-民族和宗教身份而深陷危机;等等。

这一以系列失败为线索构筑起来的短二十世纪与作者对漫长的十九世纪”的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忘记了进一步追问:苏联的解体就代表俄国革命是全然的失败吗?强大而坚韧的反法西斯的苏联是失败吗?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全都失败了吗?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自由资本主义并未取得胜利,中国倡导的全球化路径有可能终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统天下,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与20世纪的持续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显然既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描述它,也不能从失败来描述它,而是包含了很多未知的要素。

在另外的意义上,需要强调未知性的重要意义。中国革命为什么这么强调实践?就是因为对未知的承认,对不存在既定道路的承认,也是对不能够清晰地知道到底我们是往哪走的现实处境的承认。在中国革命里边,我觉得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新民主主义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等论述,将理论的规划跟实践结合起来,中国革命分几步走,从最低目标到最高目标都是清晰的。衡量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尺度,是设定的目标到底有没有完成?另一种是向未知的敞开,没有现成的规划,只能通过实践并在实践中总结、提高,形成新的方略。这是中国革命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布洛赫曾经区分过两种尚未的形态一种是其物质形态即尚未成为not yet become),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另一种是主观形态或意识形态即尚未意识(not yet concious),即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意识到。20世纪的政治同时包含了“尚未”的两重意义,未来既以一种尚未完成但方向明确的形式呈现在革命和变革的方略和进程之中,又以一种强烈的方式向未知或“尚未意识”敞开,即运动的领导者或参与者都无法对运动本身做出清晰的规划,但他们同时承认现实进程蕴含着尚未意识到的内容,从而只有在实践中向尚未意识的“未来”敞开。鲁迅在《故乡》中的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就是这个意思。但如何才能形成“走的人多了”的趋势呢?这就有了关于时势、战略等等的思考。

在还没有意识到、还不知道的时候,不但要给它生长空间,而且还应该积极地创造一种形势。这种东西只能在实践过程中慢慢地呈现,但是它永远不是完整地呈现,永远会有没有意识到的内容。这是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不知为不知,就是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的意识。你承认自己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一种实践的态度。

所谓的反教条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不要好像一切都已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开放。在实践当中,如何根据具体的形势、格局,形成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战略,就是所谓的自主,这是完全以开放性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自主远比那种盲目的教条主义要更加开放。

我过去写过鲁迅《呐喊》自序的解读,讲“反抗绝望”的文学和希望的哲学,就是这个意思。鲁迅讲“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讲“绝望之为希望,正与希望相同”,讲“反抗绝望”,意思就是绝望跟廉价的希望一样,都是虚妄的,真正的可能性都在脚底的实践里面。毛泽东是从失败中去探讨走向胜利的逻辑,因为走向胜利,不是从既定的规划里面来的,是永远从实践里面来的,是行程中的。这并不是拒绝短期的规划和战略目标,而是本身带有极强的从实际出发的创造性,才会从失败里面去总结胜利。毛泽东说,敌人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我们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行动者的视野,实践的视野。这也是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需要由此去理解打破不同的理论教条,不光是西方的理论教条,也包括我们自身的理论教条,不断地自我反思,总结提高。

反对教条主义是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个大敌,一个是经验主义,一个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忽略当前挑战和情境的独特性,因为不了解新情况,总是从旧经验当中拿着老套出来面对新的现实。理论跟实践循环往复的关系,是永远持续的。如果只需要学学祖上的方法就可以了,这是不行的。反过来说教条主义也是不行的。反对教条主义,不光是强调中国经验,也是反思其理论前提。

 

《经济导刊》:您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您刚才将不断自我否定作为打破教条的方法,这个也许有些读者会感觉有点不太好理解。今天我们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不是太好,多做一些自我肯定似乎很有必要。

 

汪晖:对于国际舆论中对中国的各种歪曲报道,对于国际知识界对于中国的各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叙述,当然需要作出有力的辨析和回应,给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回避问题,需要坚持不断地从实践中反思、调整、总结。所谓自我否定是一个哲学上的说法,没有自我否定,就不可能继续向前走。实际上,对于中国经验的许多肯定也正是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发生的,但这种肯定如果不同时具有自我反思性,就可能僵化为教条。这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经验。

20世纪是在多重关系当中发生的,有多重的目标,它的每一个目标的提出,都是同时伴随着对这个目标的置疑。要搞现代化,那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需要进行批判;要建立民族国家,需要对民族国家进行批判;要建立社会主义,甚至也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要讲党的领导,同时要对党进行质询,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所有的过程都有自我批判在里面。这种自我否定、自我反对的逻辑,无法在形式逻辑的范畴内得到解释,而必须在空间革命和共时性的横向关系中,在特定的帝国主义历史时刻,在不同的力量分布中加以解释。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性,所谓政治化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这些独特性不是本质主义的论述。

改革其实是中国革命的逻辑的延伸,因为它也是自我否定。强调自主,强调自我否定,不是简单地回到自我,而是在探寻自身的主体性的同时包含了对自我的批判。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的能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