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中国学派，是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学术议题和研究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是国内学界的共识，也是中国学派的重任。英国学派探讨了建设中国学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学术对话等问题。借鉴英国学派观点中的有益成分，中国学派应着重加强知识对话，倡导多元方法，强化自身认同。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有关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本文简称中国学派）的学术讨论与知识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时任北大国际政治系主任梁守德讨论了相关议题，自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内学界的一致共识。2004年以来，中国学派进入实质建设阶段。此后，围绕中国学派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争鸣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存在，[①] 也逐渐涌现出诸多优秀成果，关系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共生主义等均属中国学派优秀的知识成果。[②] 近两年，针对中国学派理论内涵和具体内容的阐释日渐增多且不断细化，如关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讨论、[③] 古代中国国际交往的案例分析、[④] 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阐释、[⑤] 少数族群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等。[⑥]

美欧日韩的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学派的关注并不多见，而英国学界有关讨论较为集中（本文简称英国学派），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学者多次发表有关意见。本文着重探讨英国学派关于中国学派建设的态度与意见。通过这一特定的“他者”视角，可侧面展现中国学派现存的问题、目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和认可程度。

必要性问题

英国学界有关中国学派的讨论始于1981年，[⑦] 如今关于建设中国学派的必要性问题已很少有人提出质疑。2001年东亚研究代表人物张勇进（Zhang Yongjin）提出，如果重塑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视角，那么已是时候把中国纳入其中了。[⑧] 他认为，当前中国、印度和日本均出现了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迹象，其突出表现是围绕中国学派展开的广泛学术讨论。

其一，当前流行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历史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等同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假设基础上，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英国学派承认世界历史和全球国际关系实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呼吁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潜在束缚，[⑨] 其经验范畴必须扩展到非欧洲世界；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恰是探索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途径。[⑩]

其二，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日益不满，呼吁建立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阿查亚曾指出，“亚洲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理论工作是将主流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概念、范式或思想流派（尤其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权力平衡、制度和文化）应用于亚洲背景或开展案例研究。”[11] 事实证明，西方国际关系的概念术语、知识体系、论证逻辑以及话语构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古代历史实践和理论中，战争、外交和贸易等活动均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必须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纳入其中，才能有所创新。

其三，国际关系学术组织和平台为中国学派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思想空间。奥利·维夫（Ole Waver）1999年曾指出，最有可能基于自身独特哲学传统展开独立国际关系研究的是中国。[12] 布赞和阿查亚指出，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包容性和全球影响以及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的出现，为中国学派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和可能。[13]

其四，布赞等人认为，“英国学派……由于它对历史的开放态度，作为‘非美国’的身份，以及它之所以得名对构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启示，英国学派进入了日益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14] 张勇进也指出，英国学派在不同亚洲认知群体中“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鼓励并将它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反对合法化，为国际关系知识建设开辟新的替代场所。[15] 在东亚，英国学派一直被视为范式转换的杠杆，它是以西方和欧洲为中心的，但也是非主流和反霸权的，这或许是英国学派在中国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也在努力抵制美国国际关系的知识霸权。英国学派的榜样，促使非西方世界合法寻找本国独特的国际关系理论。[16]

创建中国学派的可行性问题

英国学派相关文献主要关注以下议题。

其一，认可创建中国学派具有现实可行性。英国学派关注中国学界的种种原创性理论，承认中国学派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们主张“国际关系研究……有可能建立来自非西方背景和经验的不同理论和替代理论”，[17] 希望以此打破美国理论的霸权。阿查亚2015年指出“中国学派的发展……证明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与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必要性，提供了源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体系、思想与能动性，这些都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方法。”[18]

2017年，张勇进和彼得·克里斯滕森（Peter Marcus Kristensen）阐述了学派形成的四个重要因素：独特的知识立场、反对与认可的学术争议、广泛的社会和知识网络、制度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学派可被视为一种广泛的知识对话或“思想联盟”，其基础是对建立中国学派可能和可取的共同信念和强烈兴趣。[19]

其二，阐述了创建中国学派的首要任务、认识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典型特征以及研究方法。

关于首要任务，布赞认为应当是阐明中国如何理解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其现在与未来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问题。[20] 关于认识论，英国学派建议注意（1）审视原先建立在西方哲学、政治理论和历史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基于本国历史创新国际关系理论；（2）摒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但也不可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应以世界历史为根基，构建开放、包容、多元的全人类历史观。关于典型特征。布赞认为，基于差异化的历史、理论和规范预设，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呈现不同的形态。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基于西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预设展开（这一假设的缺陷是，忽视了大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和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成员的事实）。中国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可能是以联合、秩序与和谐为特征的等级结构，其中“天下”理念将构成中国地缘政治的基础。[21] 需要指出，布赞的设想并不符合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认可并倡导国家间平等、主权神圣以及独立自主。

关于建构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英国学派仍强调传统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等主张借鉴“全球历史社会学”方法。[22] 他们认为，在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少以西方为中心、更多关注事实上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理论界的部分任务是发掘中国在历史和政治理论中的独特资源，并将其应用于提出更具普世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上。国际历史社会学提供了一系列实用概念和理论，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相似性。布赞认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社会学很可能为中国提供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国际关系以及历史社会学的联系与纽带。[23] 哈利迪（Fred Halliday）力图把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性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分，认为将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相结合，会让两者发现彼此明显的缺陷。国际关系学的强项是国家、无政府状态和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强项是资本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因此两者并举可以将现代性引入国际关系思考中，从而同时加强两者。

其三，关于创建中国学派的思想资源。英国学派从欧洲18-19世纪的外交实践以及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发展中补充了思想资源。他们建议中国学者将中国历史融入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为更具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做出贡献。[24] 2020年，布赞和劳森挑选和整合了参与《全球转型》一书讨论的中国学者代表性观点，[25] 据此建议，重点关注中国历史上三个时期：先秦时期、封建社会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

首先，他们认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可以为中国学派提供丰富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思想资源，多国林立、诸侯争霸的历史也可以为中国学者提供关于无政府国家体系和霸权体系的分析案例。源自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将给今日中国政治理论家以有益的启迪（布赞）。[26]

其次，英国学派普遍认可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历史可以帮助中国学派讨论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和外交实践，比如朝贡体系、和亲联姻、帝国管理等知识议题；历史上有关国际关系的传统世界观、秩序观、哲学遗产和话语实践，也有待中国学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比如对国际社会的等级结构的理解和反思、各朝代蕴含丰富的外交思想（如汉武帝、唐太宗、诸葛亮等）。

最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阿查亚和布赞认为，毛泽东外交理论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周恩来外交理论聚焦外交辩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邓小平外交理论包括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27]

中国学派建设的学术对话

其一，英国学派关注中国学派具体的知识建设。英国学派对天下主义、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等均有所关注并给以认可，同时指出中国学派的知识建设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28] 和“萌芽时期”。[29] 布赞和张勇进高度认可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30] 也将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视为“中国通过重新挖掘知识和哲学遗产以重新设想未来世界秩序诸多智力努力中的最好表现”。[31]

阿查亚指出，中国学派对全球国际关系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本身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其提出的概念和解释可适用于其他社会和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包括拥抱“多元普遍主义”、强调世界历史基础、拓宽现有理论和方法、将区域和区域研究纳入国际关系研究、避免文化例外论、承认西方以外行为体的能动性。[32]

张勇进认为，中美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促使中国学界先后出现三次知识论的转变：乐观主义、怀疑主义、反思主义。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单纯的知识获取转向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这些认知转变是构建中国学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学派的艰苦探索促进了该学科的包容性和多样性（2016）。[33] 中国学派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学最具争议但最有成效、最具前途的非西方知识生产。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共生理论以及天下体系四者共同表明，过去十年，一个自觉反思的中国国际关系认知共同体已经出现，尽管这四者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宗旨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均认真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学术贡献已经开始通过诸如剑桥、牛津和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得到认可（2020）。[34]

布赞等人从学派起源、创始人和组织、学派命名、出现背景、成立目的、理论来源和历史发展六个方面，对中国学派与英国学派进行了详细比较，并介绍了英国学派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应注意规避的缺点（以英国学派所受到的批评为例）。[35]

其二，英国学派反思全球国际关系学背后的知识生产结构。自1919年以来，该学科便由英语文化圈所主导，1945年后，美国以庞大的研究队伍、充裕的资金、密切的政治—学术联系构建了这门学科的主体。故而，“这门表面上国际化的学科，却与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和方法论紧密捆绑，并为美国的期刊和组织所掌控”。[36] 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认为，美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研究范式的支配。[37] 大卫·莱克（David A. Lake）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把自己组织成学术‘教派’，从事自我肯定的研究，然后在学术宗教之间进行神学辩论”。[38]

在克里斯滕森（Peter Marcus Kristensen）看来，国际关系学是一个不对称的中心—边缘分层结构。美国国际关系学居于中心地位，欧洲处于半边缘位置，而中国学派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处于最外围。中国学派是根植于中国地理文化背景的特殊理论，虽仍受美国学术的影响，但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全球结构中正在传播并开拓出独特的知识空间。[39] 阿查亚认为，包括中国学派在内的亚洲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扩大自身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机会，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全球’转向时”。[40]

张勇进的新近研究认为，当今全球的知识生产、传播与交换不对称，美国占据中心地位，非西方国家长期居于边缘位置并受前者压制，而学派标签正是中心压制边缘的工具。中心承认边缘理论的存在，但将其定义为特定的地理学派，将其归入低等位置，并进而否定后者发展为普遍理论的潜力。尽管中国学派业已取得不少创获，但这一结构基本并未改变。[41]

综上，英国学派在关注中国学派具体的知识创见时，始终将其与批判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密切关联。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应是同时包含不同地区和国家理论的多层次的学科，而非西方的知识垄断与霸权状态。也正因此，英国学派始终高度肯定中国学派的建设。

结  语

中国学派构建问题，是伴随英国学派自身理论反思的不断深入，逐渐出现在其研究视野中的，是伴随中国和平崛起产生的延伸问题，也是对布尔、布赞和阿查亚等所提“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理论”问题的部分回应。[42] 其与中国学派的本土建构进程密不可分，呼应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共同关切，是跨国学术交流的产物。两国学者讨论了中国学派必要性、可行性与学术对话等议题。英国学派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日渐成为一个自主自觉且具有强烈反思性的认知共同体，并高度认可中国学派的知识创见，认为其构成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一环，推动全球学科持续向前发展。

中国学派的成长既符合国家战略层面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目前中国学派已形成部分标识性理论，仍有待丰富和深化。继续开展中英两国的知识讨论，批判吸收英国学派的有益成分，将助益中国学派的未来发展。

英国学派对中国学派的借鉴价值在于：（1）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多元的理论建设路径，加强与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知识交流和学术对话。（2）坚持研究方法的多元主义，既要坚持历史方法，也要鼓励跨学科方法的运用。（3）继续强化自身知识共同体的认同，中国学派在国际关系学界已初步出现知识共同体和学派认同，但仍有待持续强化。

（编辑  碣石）

2023年2月5日，传来了我们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罹患癌症的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教授离我们而去。云汉家国情怀厚重，视野广博，学识深厚，虚怀若谷，为人谦和真诚，深得两岸和国际学界及各界人士的敬重。多年来，云汉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交流与国家统一奔走，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去世令人十分痛惜！细想与云汉交往已有30多个年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已从青壮年进入暮年。如今虽然天人永隔，但和云汉交往过程仍历历在目。

这个朋友值得交

我最早认识的是云汉的哥哥朱云鹏教授。1990年，我和朱云鹏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记得有一次问云鹏一个有关台湾的问题，云鹏说，这方面我老弟比我厉害，我发个电子邮件问问他。我才知道了台大政治系的朱云汉教授。1991年云汉来上海，我们见面认识。

当时台湾当局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颁布了《国家统一纲领》，明确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和通过近程、中程、远程三个阶段实现统一的目标。两岸似有在政治上开始积极互动的迹象。在南怀瑾先生协助下，汪道涵与台湾当局派出的代表在香港进行了沟通。随即，两岸分别成立了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简称“海协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作为政府授权处理两岸事务性问题的机构。通过两会的多次沟通，最后达成了“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并建议“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著名的“九二共识”，它奠定了两会交往和两岸各项往来的基础，也为两岸关系开辟一个新局面提供了政治基础。从此，两会正式开展工作，解决两岸在民间、商务往来中的各种问题，并开始酝酿两会会长汪道涵（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辜振甫（海峡交流基金会会长）会谈，以正式签订所达成的协议。

但是，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一派乐观，底下仍然阴风不断。台湾领导人私下派来的人，今天来大陆做的承诺，明天回去后就可以推翻。记得汪老曾气愤地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对台湾的“传话人”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它反映了当时李登辉口头喊统一，却真心谋分裂的两面性，也反映了当时两岸关系发展的复杂性。

在这个阶段，台湾来的学者、政治人物、台商如过江之鲫，朱云汉能进入汪老的法眼，是因为他在给《中国时报》写的一篇时评中，对正在酝酿的“汪辜会谈”讲了这样一句话：“台湾在这个时候虽难有大动作，但也绝不能搞小动作。”汪老觉得此话十分中肯，说：“这个朋友值得交！”知道我与云汉相识，即让我请云汉来上海，要当面交谈。我清楚地记得汪老与云汉第一次见面时说：“云汉教授，你还不到40岁，我快80了，让我们做个忘年交吧！”汪老之所以对云汉如此器重，是体会到云汉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真诚愿望，也看到云汉在台湾复杂的政治局面下能够抓住要害，敢于提出诤言。从此以后，云汉每来上海，必去拜会汪老，甚至有时汪老在外地参加活动，也让我陪同云汉前去交换意见。

从历史的纵深了解台湾问题

在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上，云汉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

过去，人们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在国民党执政当局上，“寄希望于当局，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的对台工作思路正是这种认识的写照，但对于台湾历史的、内部的因素知之甚少。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一经公开，几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才知道李登辉并不认同国民党政权，也不认同他作为“总统”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部都是外来政权，并称之为“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然而，李登辉并未就此止步。

1995年6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坚决反对，允许李登辉到母校康奈尔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演讲时，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却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说法，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制造舆论。同时，他很直白地说，“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承认”，“不满意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地位”，力求为“台湾”拓展体现主权性质的“国际生存空间”。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又公然声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内部关系。

从1979年北京正式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期待“国共实现第三次合作”起，到针对台湾当局所颁布的“国家统一纲领”，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在《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中提出关于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所针对的都是一个被认为是坚持“一个中国”认同，能接受国家统一的“台湾当局”和台湾社会，所以才有“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的对台工作方针。然而当李登辉逐渐暴露出其主张“两国论”的真面目时，重新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重新考虑对台工作方针，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云汉比较早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台湾存在像李登辉那样一代人反对“一个中国”认同。一次，云汉来上海详细介绍了日本占领台湾后，从1938年开始改变殖民政策，从残酷镇压变为企图为永久领有台湾而实行的“皇民化”运动。所谓“皇民化”，就是在台湾要铲除中华文化，强行移植日本“皇民文化”的社会和文化改造运动。日本统治者强迫台湾民众烧掉自己的祖宗牌位，在家里只准供奉天皇牌位；关闭所有用中文教学的学校，包括私塾，全部推行日语教育；要求台湾居民用日本名字登记户口。这也是李登辉在23岁之前叫“岩里正男”的原因。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在台湾掠夺战争资源，征召兵源参加日本军队，一方面也在台湾进行了建设，比如建设铁路运输系统，普及电力系统，对台湾居民住家开窗改厕，推广卫生运动，由此当时台湾的现代化程度要快于祖国大陆。正是这个“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奠定了深厚的亲日文化基础。日本战败投降后，赴台湾负责接收的国民党要员曾有这样的感慨：“幸好‘皇民化’只搞了8年，如果再搞8年，台湾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蒋介石政府到台湾后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废止日语教育，强制推行国语。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皇民化”的历史，台湾形成了滋生分离和分裂倾向的土壤，这对实现国家统一带来更复杂的挑战。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社会中“本省人”污名化和反对“外省人”情节的源头，并深远地影响着台湾的政治进程。20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党禁”，90年代台湾开始“民主化”以后，这个事件终于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历史“原罪”，也成为民进党等反对势力攻击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失去执政“正当性”的重大因素。无论国民党如何道歉，都无法洗脱这一历史“原罪”。大陆史学界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是：“台湾省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1] 从当时国内正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的大背景，以及谢雪红、杨克煌等台湾共产党员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先行者们组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残暴镇压，领导人民起义的英勇斗争来看，这样的判断并没有错。但是，它没有完全反映出这个事件的复杂性，更没有看到“皇民化”运动所隐埋在台湾社会中，最后滋生分裂倾向的因素。

云汉提供了对“二二八事件”认识的另一个视角：客观上，当时的台湾与大陆在现代化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距。台湾城市中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普及程度很高，去台湾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士兵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根本就没见过这些设施。台湾民众过去见惯的是军容整洁、军纪较严的日本军队，而国民党军队在这方面要比日本军队差很多，欺压百姓的情况也不鲜见。因此，在欢庆“光复”的同时，一些台湾百姓对所接触到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产生了反感。

在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中，台湾是日本的一个重要兵源基地。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十多万台籍士兵被遣返台湾。当时的台湾百业凋敝，失业率很高，百姓生活十分艰难。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妥善安置这些被遣返的台籍士兵，他们的不满成为散布在整个台湾社会中的干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等于提供了火星，迅速酿成熊熊大火。这些从日本军队遣返的台籍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很容易就集结为一支准军事力量。他们在台南抢夺了军火库，准备暴动。但一个偶然的因素阻碍了他们形成战斗力。国民政府在台湾受降时，把日本军队交出的枪支与弹药分台北与台南两个军火库存放。台南军火库虽被抢了，但里面只有枪支，没有弹药，无法形成作战能力。正是这个偶然的因素，给国民政府争取了从大陆调动军队的时间，对这场暴动进行了镇压。虽然这个因素并不能改变“二二八事件”的整个性质，但确实为认识“皇民化”运动的后果和台湾光复后社会的复杂性，也为认识以后和今天的台湾提供了更多的注脚。

作为曾经占领台湾的日本，从来就没有放弃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20世纪60年代，日本以民间基金会的形式，在台湾鼓励资助台湾史的研究，每年支持开台湾史研究的研讨会，以高出数倍月薪的稿费，吸引台湾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撰写有关台湾史的论文，使台湾史的研究在台湾成为一门显学，逐渐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来，并从中选拔研究骨干，凝炼将台湾作为独立主体的话语。正是以这样水滴石穿的方式，为建构“台湾认同”和为瓦解中国的国家认同打下了基础。

在与云汉的交流中，我们从国家认同的高度，对在台湾反分裂和实现国家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所需要做工作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

是“民主化”，还是“国家建构”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福山发表的《历史的终结》，标志着西方的话语、制度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西方的政治学者都在鼓吹“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台湾的许多学者更是憧憬着要做“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优等生”。可随着李登辉不断推动“修宪”、修改教科书，台湾的“民主化”中翻滚着“本土化”的浊流，特别是当李登辉一步一步暴露出其“台独”的面目时，引起了台湾一些坚持中国认同学者的警惕。

1996年台湾所谓第一次选民直选“总统”，弥漫着“人民是头家”的喧嚣，云汉的恩师胡佛教授敏锐地指出：台湾正在进行的不是民主化。所谓民主，是在国家认同确定的条件下，选民通过对政党和候选人的投票，来决定公共政策的取舍。然而台湾进行的是一个借“民主”之名，要改变“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试图建立新的“以台湾为主体”的“国家建构运动”。云汉与胡老师一起，开始对西方的民主理论、对台湾的“民主化”进行深入的反思。

1997年6月30日到7月1日，胡佛教授和云汉都受到国务院台办的邀请，赴香港出席香港回归盛典。他们亲眼见证了英国米字旗从香港降下，同时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的区旗升起；亲眼见证了驻港部队进驻香港；亲眼见证了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也亲眼见证了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临时立法会议员、法官的宣誓就职；亲眼见证了香港居民对回归祖国的欢欣鼓舞。我相信能亲身见证香港回归，是云汉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时刻。云汉再来上海时，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他参加这个盛典时的所见、所闻、所思。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正式进入了实践，它的生命力开始绽放。香港回归以后，云汉多次受香港特区政府邀请对香港的发展建言献策。云汉告诉我，特区政府曾请他坐直升机在香港转了一圈，以了解香港的区情。云汉发现，香港毗邻深圳还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发，他对香港特区政府建议：大力开发与深圳毗邻地区，借助于深圳的活力，发挥港深两地的优势，再造香港的辉煌。但是，受香港内部各种条件限制，这个建议一直无法得到实施。直到中央政府推行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以李家超为特首的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后，云汉这个建言的实现才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如有朝一日能够实现，相信云汉的在天之灵也会含笑。

努力了解中国，重新认识世界

云汉和他的恩师胡佛一样，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交流，了解祖国大陆的发展明显有一种紧迫感。有一次访台，云汉带我去胡老师家中拜访，墙上一首陆游的《示儿》十分醒目：“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想，这首诗不正是胡佛与云汉师生二人对国家早日统一的盼望和不见统一死不瞑目的写照吗？

胡佛教授四处募集资金，带领云汉和曹俊汉等有着共同理念的学者成立了“中流文教基金会”，用以资助两岸的学术交流，资助大陆学者有价值的项目研究，资助和奖励大陆优秀的大学生，并与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从2004年起创办了《世界中国学论坛》。借助于这个论坛，胡佛教授特别强调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出发来推动对中国的研讨，其中有两届论坛的主题都是按照胡佛教授的建议确定的，一是“和衷共济”，一是“和合共生”，体现了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来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的精神。

云汉除日常教学、负责“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大型项目研究外，还承担台湾“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一职，时常需要满世界飞，并主持筹建工程浩大的“蒋经国纪念图书馆”，十分忙碌，倾心付出。也正是这段时间的过度劳累，对云汉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透支。可以说，云汉是一位少有的既对世界有关怀、又有多方面了解的学者，也在对西方和整个世界的重新认识中不断反思着自己过去所学所教的西方政治理论。同时，他一有机会，就花力气认真了解祖国大陆，了解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了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记得他曾提到过参观在青岛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了解中国海洋研究的前沿，并在那里了解了超级计算机在科研中是如何实际应用的。

2000年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出版，作者在河南多地走乡入户，引领读者走进20世纪90年代的中原大地：中国农村从衣食饱暖的变化到乡情习俗的凝滞，从住房交通的渐变到干群关系的走冷，从行政指令集资贷款到乡村企业破产的历程，从农户收支的明细账目到农民负担日重的情况，从宗族家族观念的演变到乡村民主建设的困惑……《黄河边的中国》是一本十分难得的农村现实情况的真实记录与对“三农”问题的思考。此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云汉立即通过朋友联系到曹锦清教授，请他赴台湾讲学。

2017年8月，云汉通过中流基金会组织21名台湾学者，在国台办帮助安排下访问了新疆，畅走天山南北，一直走到中哈边境的新疆最大口岸城市霍尔果斯，实地考察了这个被西方用“人权”严重污名化的中国最大民族自治区。这次参访使所有参加的台湾学者都大开眼界。云汉曾感慨地对我说了两点：一是没想到新疆的发展这么快！二是新疆已实现了由乱到治，对当时自治区党委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对于西方对新疆“制裁”的虚伪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厦门开会，云汉通过与厦门市领导的交谈，实际了解厦门的发展，以及从厦门始发的中欧班列的运行情况。在海南开会，云汉参观访问了省台办在脱贫攻坚中帮扶的村，对我们国家到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略和基层实施扶贫政策的情况、效果进行了具体的了解。这些走访与调研，使云汉的家国情怀中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着力推动两岸交流发展，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21世纪初，陈水扁在台湾的执政倒行逆施，不断冲击两岸关系的红线；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对“台独”亮出利剑。美国人也担心陈水扁的肆意妄为而称其为“麻烦制造者”，台湾人民更是对陈水扁家族贪得无厌的贪腐行为忍无可忍，“红衫军”冲上台北街头，最终把陈水扁和民进党赶下了台。

2008年，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给台湾主张在“九二共识”下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云汉也高度期待两岸的和平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两岸关系的突破首先是在经贸关系上。台湾方面提出希望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2008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海峡两岸可以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此，海峡两岸通过各种渠道为签订这个协议进行了密切的协商与沟通。2010年6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于重庆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在一次见面时，云汉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两句话：“建明，谢谢你这些年来引荐我多次拜会汪老，这些经验使我在与北京高层沟通时非常受益！”“这次ECFA的谈判，北京不仅有诚意，而且准备得非常充分！”我不方便多问什么，但不免使人猜测：两岸在这次ECFA的商谈过程中，云汉是否扮演了某种重要的角色？

云汉去世之后，2月8日在国务院台办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问对朱云汉教授去世有何评论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朱云汉先生民族情怀深厚，致力推动民族复兴，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长期以来身体力行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贡献良多。我们对朱云汉先生因病逝世深感痛惜，并向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朱凤莲发言人所说的“身体力行”，使我确信云汉一定做了许多这样的贡献。

遗憾的是，在马英九执政第二个任期的政策，即停滞于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而无意推动两岸在政治上的商谈，“不统，不独，不武”成了当局两岸政策的基调。在台湾“本土意识”高涨、“民主”成为“国家建构”有力工具的背景下，两岸关系必然不进则退。果然，2016年台湾又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再次上台，两岸关系又回到反分裂、反台独的主轴上去。蔡英文上台后，否定“九二共识”，美国对台的干预进一步强化，两岸关系进入“准危机”状态。对此，云汉深为焦虑。2018年9月10日，胡佛教授去世，而云汉那年也罹患癌症，这进一步加强了云汉对早日实现国家统一的紧迫感。

一次见面时，云汉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包道格（Douglas Paal，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去日月潭游览，路边一个摆摊的老头叫住包道格，说：“喂！我认识你，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你是AIT（美国对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简称）的。你们美国人不要管我们的事，只要大陆愿意人民币兑台币1：1，我们就过去啦！”云汉说：“你看，台湾老百姓也希望统一。”我对云汉说：“台湾的选举、政党制度都已经与‘国家建构运动’结合在一起。两岸要统一，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彻底打碎这种政治制度，是无法实现统一的。你是政治学的学者，这点应该比我清楚。”云汉说：“孙文总理早就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也是这样，该破的总要破，该立的也总要立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台湾一些主张两岸和平发展，又死抱着原有的“法统”、制度不放，一直在“不统，不独，不武”的“小确幸”中滚来滚去，还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不同，云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具有透彻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能从历史的潮流来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海峡两岸必然的走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台湾岛内也有人对云汉竭尽排斥之能事，云汉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过程中就曾遭到过这样的经历。但这些始终未改云汉的立场。

三年疫情，一直无法再和云汉见面。只是从直接和间接的讯息中，知道他在台湾找到一位有经验的中医，通过吃中药，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也一直希望等疫情结束，能有与云汉再见面的那一天。2022年11月27日晚，忽然接到云汉的微信通话，问我一些内地的情况，当问到云汉病情时，他的口气还是比较乐观。可是，没想到一个月后云汉就出现严重心衰，再一个多月后就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生前，云汉的生命是如此多彩，贡献也如此多面。一旦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才感到其损失难以弥补，真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编辑  季节）

2月5日，著名学者、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在家中离世，享年67岁。

作为朱云汉的多年好友、学涯伙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震惊挚友的“悄然离开”，直言“悲痛之余，一夕千念”。

郑永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回忆了他们这一批于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求学、90年代回到华人社会继续从事中国研究的同代学者，在东西方之间穿梭的共同经验及学术思想的形成。他强调了朱云汉在台湾研究东亚及中国政治的独到视野，如果不是这么早离去，“他还会有更宏大的东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朱云汉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模式，是东亚地区对中国政治研究具世界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您与他保持密切学术交流多年，如何评价他的学术贡献？

郑永年：我跟云汉交往几十年了，他不是一开始就研究中国的，他首先是对西方的研究，然后是东亚。他做比较研究，是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

中国模式，一定要跟其他模式相比较，才可以了解西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想了解什么，有一个世界的观察视角。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版图上，中国模式的研究才能传播出去，只看中国或只看美国都是看不清（世界）的。朱云汉为什么不仅在中国，还在世界有影响力？他就是基于全球视角，这一点我们学者应当学习。

中新社记者：您曾提到朱云汉的学术生涯经过三个阶段，先是研究和比较西方政治和亚洲政治，再是批评性地反思西方民主和内部转型，最后是在反思西方基础之上呼吁构建亚洲的社会科学体系。这是如何转变的？

郑永年：在早期，朱云汉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研究还是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对中国台湾、对亚洲民主化的理解还没脱离西方的思路，就是从西方看东亚、看台湾地区。那时他研究中国大陆是不多的。

第二阶段，对西方式民主的反思。他慢慢地观察到，西方式民主在台湾发生了什么。他的很多政界学界同学也都开始反思台湾的西方式民主，以及对东亚的反思。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迅速崛起，这是学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我觉得，云汉教授在西方学术界也是主流人物，他看台湾的政治解构，看中国大陆的崛起，实际上这也是海外学者在思考的问题。所以我将他学术生涯的三个阶段归类为：从西方看东亚，然后反思东亚，再看中国大陆、思考中国大陆如何崛起。

中新社记者：在您这一代研究东亚、研究中国的学者中，类似的阶段转变是朱教授一人所特有，还是一代学者都会有？

郑永年：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西方，所以有一个比较。我们对学术的思考是离不开环境的，例如在美国，可能会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影响，现在美国大学里留下来的（华人学者）也是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大陆、看中国台湾、看东亚。无论是意识形态、文化影响，还是学术范式，你在纽约、伦敦，还是会站在纽约、伦敦的角度来看东亚、看中国。所以为什么反思西方，很多人都是回到自己的故土以后，例如云汉回到台湾，我们回到中国大陆，回到东亚社会，就会有比较的新视角。

以前为什么我们说fieldwork（实地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平衡原来的观点。受的是西方的教育，为什么能从西方的命题里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命题，这跟我们的亲身经历有关系。任何一个学者，背后所产生的知识体系跟他所处的环境分不开。我想这一点云汉教授也是同意的。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谈到观察视角一词，也谈到社会环境。我们看到朱教授回到台湾后，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路径和观点，同台湾社会当前情况有较大区隔，您怎么看？

郑永年：像云汉这样的学者，有时候所追求的知识可能两边不讨好。他当年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研究时，在台湾非常受欢迎。当他要反思台湾时，人家已经把西方式的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你去批评、反思，就有压力。就像在西方的课堂上，你要批评西方的民主也是很难，就变成了政治不正确。

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云汉教授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他的研究本身是在研究中国大陆到底是怎样崛起的，有什么发展规律。对他喜欢与否，这都不是他的本意，他还是在客观地探讨东亚模式、中国模式。云汉教授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作为社会科学家，他是从经验出发、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出发。我对他比较了解，基本是同时代的同行。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提到朱教授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自主道路的研究。您觉得他最重要的归纳和发现是什么？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有何启发？

郑永年：最重要的就是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第二个是，他把东亚经验、中国经验概念化、理论化。西方的逻辑我们这些中国学者都懂，东亚、中国的逻辑我们也懂，我们知道怎么去接轨，我们常扮演桥梁的角色。你看现在，为什么中国很多老百姓不相信西方的学者，是两边有时候在自说自话。中国和西方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需要一个桥梁，大家互相了解才能有共识。

中新社记者：朱云汉先生近年为外界熟知的《高思在云》一书，当时在大陆出版意外受到欢迎，现在看属于“出圈”，您觉得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会被广泛接受？

郑永年：他在这方面是领先了一步。因为中国崛起后，我们缺乏自己的理论、概念来解释这个现象，而云汉教授通过我刚才所说的比较方法，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但这本书在我看来还是有遗憾的，其中对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阐释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其实据我了解，云汉教授不太希望大家只强调他书中的观点，他希望他研究、思考的方法为更多人所接受。他并不是为了写畅销书而出版《高思在云》，他是在追求学术上的价值观。

中新社记者：从《高思在云》到最新出版的《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在朱教授的学术生涯里，您觉得他的学术思想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郑永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倒不是说他要刻意去改变。云汉的学术生涯第三阶段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而形成的。当西方学者发现他们的方法论无法完全解释“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而中国大陆崛起的形态与“亚洲四小龙”还不一样时，云汉的研究自然而然会朝着帮助西方读懂中国、理解中国的方向而去。

因为中国是大国，西方看待中国就更加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甚至认为中国是威胁。西方一直主导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他们花了很多年才接受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的概念，怎么样才能让他们理解和接受中国模式呢？我想包括我和云汉所做的，就是这一步。当然我们所研究的、看到的还不太一样。

中新社记者：您跟他在交流中有没有过思想的碰撞，甚至是相悖的时候？

郑永年：当然有了。就像云汉在书中所说的“王道思想”，这些还是以前海外新儒家的思路。新儒家主要是在哲学领域，云汉把这些东西移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上来解释，是新儒家的思路在社会科学的延伸，当然这种思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是直接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来思考问题，“王道”对我来说太抽象。我觉得还是要用实践逻辑把它搞清楚。

当然我们也有相同的地方，因为新儒家也承认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我是从一些机制、制度层面来看问题。所以，（我们之间）有争论，但在很多地方都是互补、互相启发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走得比较近，共同写过很多东西，包括“一带一路”的相关文章，一起召集开会，很多时候一起做事都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大家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构建以亚洲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东方主义”以前只是走了一步，西方的理论也解释不了东方实践、不符合我们的实际，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我想云汉最后走到这一步，是最重要的。

中新社记者：您是何时与朱云汉教授相识的？

郑永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认识了，90年代中期开始了学术交往，一直走下来。本来有个设想，把基于亚洲经验的知识体系构建起来，他们的团队要搞个政治经济学院，我们在香港地区或新加坡也搞个政治经济学院，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一样的，是同一个思路。我们是“道相同”嘛。

我们一直在说，“亚洲四小龙”过去的成功、中国大陆现在的成功，提供了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亚洲学者，我们有没有对世界的社会科学作贡献呢？

我跟云汉也说过，讨论日本、中国台湾，其实很难用西方的理论完全解释。如果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过程的整个知识体系已被西方知识界“消化”，那么中国大陆、印度这些更大经济体的崛起是西方知识界“消化”不了的。因此，我们希望做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要在“东方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不光是解构，还要建构，这个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如果云汉不是那么早走了的话，他后面还会有更宏大的东西。

（编辑  季节）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于2023年2月5日辞世于台北，享年67岁。朱云汉教授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老朋友，多次应邀出席国情研究院举办的学术活动，为促进当代中国研究、增进两岸学人思想交流贡献良多。

朱云汉先生在他的书中写道，张佛千先生为他撰写了一副对联“高思在云时空俱远，青光有汉星斗皆文”，联中藏云汉二字，他将其视为十六字箴言，“一直把这幅珍贵的楹联挂在台北北投寒舍的玄关壁上，作为对自己的期许鞭策。”

哲人其萎，云汉其邈。这十六字也堪称朱云汉先生学术生涯写照。 

2008年12月23日，他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做了题为“从金融危机谈人类历史的四重转折”的讲座，提出了人类历史趋势将出现四重大反转：其一，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其二，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其三，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其四，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

这个判断成为他的学术生涯最后阶段的大框架，也是《高思在云》一书中的开篇，这无疑是他从长期学术研究与观察提炼出来。2016年，《高思在云》一书出版的时候，我曾经评价说，自从2008年听朱云汉说第三波民主化退潮之后，不久就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事件，后来一直关注他是否改变了看法，他的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变化。他回应说，学者的判断是基于长期研究做出的，并不会因一时一事的变化而改变。  

高思在云：对“民主”与“市场”的反思

在朱云汉宏大学术版图中，他对民主研究无疑是最有力的，而对于第三波民主化批判也是最深刻的。在《高思在云》中，他提出了被视为“民主标杆”与“民主灯塔”的美国民主劣质化的几个观察指标。第一，高度分权的体制已经无法表达多数人的利益，美国各级政府因为“否决政治”而效率低下，政治僵局反复出现。第二，财政赤字问题陷入无解。第三，酬庸政治与裙带政治大行其道。第四，美国宣扬的“人权”“自由”在“9·11”后大幅度后退。美国这种劣质民主在全球的传播，成为全球民主质量退化的最大感染源。在《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中，他更是将特朗普上台看成美国民主衰败的标志，发出了西方国家出现民主体制解体迹象的红色警报。

这些例子也许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但是朱云汉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观察局部现象，而且是在比较政治经济整体框架中进行分析，他将美国民主劣质化，看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取得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产物，是新自由主义革命对于美国民主社会基础长期侵蚀的结果。“选举式民主”是非常狭隘的、表象的民主，够不上“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过去30多年，“民主化”和“市场化”结成一个连体婴儿，第三波民主化出乎意料的平顺，原因在于民主内涵被掏空，成为徒有其表的空壳，资本根本不在乎“民主”带来的约束，资本家已经获得了“最大的跨国行动自由和在设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游戏规则上取得绝对的优势，以‘国家’为范畴的民主体制，根本威胁不了也奈何不了他们”。     

时空俱远：全球化的裂解

朱云汉先生关注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全球化，在《高思在云》一书中分析了美国单极霸权式微和中国兴起对全球秩序产生的影响，而在《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中对全球化裂解这个主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在他看来，人类正处于全球化裂解的困境之中，而这是过去30多年超级全球化失去动力的结果，新自由主义革命推动了超级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则成为超级全球化的动力，超级全球化带来了全球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状态。超级全球化的危机同样也在于新自由主义革命对于“镶嵌自由主义”的抛弃，使得全球资本主义成为失去约束的洪水猛兽，经济虚拟化、滥用金融手段收割财富、寻租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对立，这最终导致了全球化的裂解。而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国际政治双陷阱危机，一是可能导致双方直接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另一个是可能导致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金德伯格陷阱”。    

青光有汉：中国模式这部“天书”

朱云汉先生关注的第三个主题是中国模式这部“天书”，而且他将之视为动荡的人类世界的希望所在。

在《高思在云》一书中，他概括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三个条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体制；第二是充分发挥“大”的优势；第三是在全球化时代发挥了“后发优势”。这是他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视角，也是他认为人类可以超越西方模式的地方，中国的独特政治体制可以与“西方代议民主维持良性竞争关系”，同时中国的兴起是人类的伟大历史事件，将推动全球秩序的重组。

在《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中，他更是将中国道路看成影响人类未来的最重要力量。中国道路开拓了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思路，“一带一路”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上合组织是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合作组织，在驾驭科技革命、维护全球生态和公共产品、缩小人类贫富差距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担当。当美国成为全球化裂解的破坏力量，中国则成为全球再融合的推动力量。

他在《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结尾部分提出的结论是：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变局的轮廓日益清晰，全球秩序进入剧烈重组阶段，有四重历史趋势同步转折：

第一，冷战后单极霸权体系开始式微，美国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在各领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国际领导威信大幅度衰落。

第二，曾经被誉为“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体制陷入治理失灵困境，合法性基础动摇，历史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

第三，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超级全球化”失去动力，全球社会裂解与再融合交替涌现，一种追求包容性增长的、以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蓄势待发。

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人类历史进入后西方中心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快速移向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全面参与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

这是朱云汉先生对他自己十多年前提出的四重历史转折螺旋式上升所做的具体化抽象的回答。

星斗皆文：初心不灭，薪尽而火传

就如同人类历史上所有学术探索一样，朱云汉先生的学术探索也是进行时，而他的英年辞世也使得这个充满挑战的宏伟思想旅途戛然而止。在他所批判的选举式民主、新自由主义、超级全球化、全球化裂解、贫富差距、新技术革命等概念背后隐藏着一个终极大BOSS就是资本主义，他在书中写道：“资本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其效率犹如双刃利剑，一方面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追求最大的物质欲望满足的消费者，以及追求激励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的社会而言，资本主义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另一方面对加速破坏地球环境，掠夺第三世界资源，以及剥削经济弱势团体而言，资本主义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但是他没有再做继续的发挥，事实上超级全球化等一系列现象背后，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后的又一个新阶段——超级资本主义阶段，而新自由主义革命、民主的劣质化恰恰是为超级资本主义巨兽松绑创造了条件。超级资本主义是一种服务于资本更快增殖的新政治经济技术结构，资本主义与美国单极霸权秩序、经济虚拟化、超级全球化、数智化革命相结合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形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威力，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化程度。

因此，这一轮的全球秩序重组，历史的创造性毁灭程度，可能要比朱云汉先生所设想得更为剧烈，超级资本主义巨兽是无法被重新装回“镶嵌自由主义”的笼子里的，所发生的变革将是革命式的裂变。而中国所代表的和中华传统文化结合，吸纳了资本、市场经济和新技术革命融合的21世纪社会主义将代表着人类另一种命运和另一种前途的选择。

朱云汉先生在《高思在云》中写了他的学术初心：“我在1990年的11月，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我的祖籍在浙江，成长在台湾，大陆对我而言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这次破冰之旅在我脑海中留下的烙印永难磨灭，也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25年来神州大地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给中国的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带给世界的是历史坐标开始翻转。”

朱云汉先生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同时他是一个具有大历史观的学者，他是在人类大历史纵深中，观察这个大变局时代的历史性事件，把握历史性变量，并用以构建自身思想体系。最后一次看到朱先生是在他《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新书发布的视频会议上，他说疫情两年多，没办法出去交流，但是他时刻在接收着来自全球的信息，在关注着大时代的变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坐在一个三面都是书的小房间里，语音温和而坚定，就如同一个思想城堡里孤独的国王。

大道不孤，朱云汉先生不是只身挑战哥利亚巨人的孤胆英雄，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加入对于旧世界的反思和批判之中，而越来越多的人会确信，中国兴起的世界意义在于为人类创造新世界提供了可能。

（编辑 季节）

因实践创新之树，收获学术创新之果

中国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新实验场，许多实践已经进入西方主流知识未知水域，很多时候，用西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实践。关于经济计划的理论，主流西方学界的理论文献，主要是上世纪40-50年代学者们关于计划经济的辩论。然而，中国的五年规划已经远超原来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国家计划。

例如，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信息是分散的，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完全掌握。我认为，经济社会中很多关键信息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的，是整体性知识而不是分散性知识，而国家规划恰恰是运用整体性知识的有效机制。同时，中国五年规划已经创造了目标治理体制，一旦制定了规划目标，中国就能通过目标匹配、政治引领、目标分解、规划评估、项目制定等一套整体机制，来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制度特征，一旦制定了国家规划目标,就全力推进规划实现，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土壤。基于本国实践推进理论创新，这是我们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从学术上完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自我确证。同样，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也需要在学术上获得自我确证，需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元命题。这个使命必须由中国学派来担当，不可能指望外国人。其关键在于从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转向理论结合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不是去“西天”取经，而是向实践取经，先进入实践的“现场”与“田野”，从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理论对话、理论假设、实证检验等过程，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强连接，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来源于实践，反映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创新

推进中国学术话语创新，要善用中国独特理论资源，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二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民立场、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唯物史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回答了为谁做学问、怎么做学问的根本问题，能够从根本上指导我们学术的研究。“实践进一步，理论长一寸”，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是基于“两个结合”，党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这对于我们推进学术创新更是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我们曾经在对中国决策模式的研究中，对中国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梳理，我们将其概括为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分为五个环节：第一，屈群策。政策前期，需要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梳理消化、头脑风暴；第二，集众思。把收集起来的意见进行集中，然后撰写初稿；第三，广征询。就初步稿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第四，合议决。通过集体议决方式通过决策；第五，告四方。这是我们从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学术概念。我们体会到，这一决策的底层逻辑，就是党的理论所概括的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集中起来、贯彻下去的这样一个过程。

实际上，这是同一个实践对象的两套语言表达。一个是从党的理论话语角度进行概括，一个是从学术话语体系概括。这两者不完全相同，但构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与此同时，从国家战略视角来看，国家提出的一些重大战略构想，同样需要学理支撑与学理阐述。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不能缺位，要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服务于国家战略。

运用好传统优秀文化理论资源，向现代学术概念进行创造性转换

中国有自成体系的悠久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特征是简明扼要、直指根本，其中的文字、成语、口头禅等都蕴含着深刻智慧，更别说那些传世经典了。这为我们当代学术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营养。但是传统观念并不是现代学术概念，需要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进行建构和创造性转换。例如，我们基于中国兵家的“天时地利人和”理念，提出一个“三圈理论”的概念，以此和哈佛提出的“价值、能力、支持”这一“三圈理论”进行对话。我们认为，天时地利人和要比哈佛的三圈理论更从根本上决定了战略成败；它的思想根基于传统观念，但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建构和表达方式。然后，我们把这个工作进一步拓展，基于对中国兵家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的梳理，探索将它发展为“三圈九畴”：天时包括时势（战略趋势）、时局（战略格局）、时机（战略机变），地利包括地数（战略资源）、地力（战略能力）、地位（战略方位），人和包括人心（战略认同）、人谋（战略主动）、同人（战略同盟），探索将其发展为中国战略分析理论。

融通中外理论新概念，由俯首学之到立而论之

推进中国学术话语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自说自话，而是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在一个开放世界中的东西之问、东西之学，只不过与西方理论的关系由仰视转为平视，由俯首学之到立而论之，由之前许多人将西方理论看作顶层理论并进行中国案例验证的做法，转变为提出中国理论，并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原创思想是话语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在开放的全球学术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我们从全球学术体系分工来看，可以看到它类似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而且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分工格局，通过一整套的学术评价标准、教材、期刊等全球知识生产传播体系固化下来，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突破是很艰难的。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实际上与企业面临的问题差不多，一是“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就是原创理论，二是全球知识生产传播体系是西方国家主导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关键要从这两个方面突破。

原创思想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皇冠。我们要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放在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多转向原创性理论的创新。只有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摆脱自己表述空缺、而被别人表述的被动状态，才能摆脱伟大实践遭遇强势西方理论控制与贬抑的被动状况，才能使得中国的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是趋同的，构建自主创新的理论体系。

当然，构建自主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告别普遍性，拥抱特殊性，而是要追求更高意义的普遍性，要把握住那些目前还是少数的、个别的，但是未来越来越会成为大量、普遍的事物的规律性。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不同于自然科学，而是谁领先，谁能够被别人接受和效仿，谁就有普遍性。中国很多实践已经处于人类最前沿，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需要用中国眼光、中国心智来重新思考人类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只有扎根中国传统，扎根中国实践，回应全人类的普遍关切，才能提出中国原创理论，为人类社会普遍性问题提出新解释与新表述，用中国道理解释人类发展。

从学术国际化到学术全球化

从国际化被动方角度而言，国际化就是积极与国际接轨，接受国际规则，获得国际认可。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的学术创新应该要有全球化的意识和能力，不但要主动融入全球化，还需要有输出全球化的能力。在原创理论上要有突破，同时要主动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生态体系。因此，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中国思想对外的传播，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学术理论。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向国外输出更多有代表性的学术产品。

第二，可以推动设立中国主导的国际奖项。中国学者有国际认可的需求，海外学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学者，也有到中国来受到国际认可的需求，由此可以探索设立各种国际奖项。

第三，可以探索创办多语种期刊。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快速转译，虽然可能目前还不太精确，但是为创办多语种期刊创造了条件。这将是一种新型全球化下的学术模式，每个人都用本国语言写作，但是又可以实现国际对话。

第四，加强对全球学科评估与学术标准的能力建设。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等，逐步推动建构新的学科评估与学术标准。

第五，加强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包括全球学术论坛、国际学科组织等。

我们要遵循为中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传的学术宗旨，以实践创新带动学术创新，阐述中国之道，回应世界之问。

（编辑 季节）

近些年，我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写作集中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这与我的生活阅历与研究实践的感受密切相关。

我出生于195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社会变革。1968年，我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上大学，198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任教，曾先后赴内蒙古、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户访，又到10个省调查乡镇企业。1988年在北大开设“族群社会学”课程，指导来自14个民族的研究生，集中民族问题研究。

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实地调查

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生活经历中感知中国基层社会的族际交往，第二个阶段侧重于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第三个阶段转向核心议题的理论思考。

在生活经历中感知中国基层社会族际交往

这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

我的父亲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少年时在父辈交谈中得到一些民族理论政策和各地情况的初步知识。1968年去内蒙古插队，在一个牧业大队放了5年羊，学习蒙古语，把当地牧民视为政治、生产和生活中的指导老师。虽然有语言隔阂和习俗差异，但蒙古族牧民和北京知青始终关系很好，那是在特殊年代不可复制的跨族群特殊情谊。

插队期间，我学习毛主席的农村调查报告，收集了所在大队户籍、集体财产与分红账目等经济数据，当时我想了解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牧区经济运行与社会关系。

当时生活中的政治氛围很浓，在人们意识中，阶级斗争重要性远超民族边界，尽管语言不同，人们不把民族身份差异看作是大问题。当时，我认为拥护党和政府是各族群众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这也是当时我理解民族问题的知识体系和基本立场。  

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

1985年我在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回国后开展迁移调查。费孝通先生认为赤峰地区的农牧交错、族群混居和移民传统在内蒙古更具代表性，建议我去赤峰。

人口学关注迁移模型、移民-本地人融合等专题，族群研究关注族群分层、居住格局、语言宗教、社会网络、族际通婚等专题。在赤峰调查中，我把西方人口学的迁移研究和社会学的族群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我的问卷调查采用自然村整群-农户定距抽样，照猫画虎地把西方理论方法移用到国内，应用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仅根据当地情况做一些调整。

1987年回北大任教后，我开展内蒙古、西藏、新疆问卷调查，主题和方法大致是1985年调查的延续与地域的扩展。当时我理解的学术创新大致分为三个层次：资料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通过调查获得新资料， 把已有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前人未曾涵盖的重要地域和人群，填补知识涵盖面的地域——群体空白。在尚不具备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能力时，我把西方理论模型和问卷调查-量化统计方法应用到特定地区，检验相关理论和方法是否具有同等解释力，探索能否得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理论解读，从而思考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国情，这些研究方法应作哪些改进，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在内蒙古农村和西藏拉萨居委会访谈时，我获知与民族关系相关的大量具体信息。这些与基层干部群众的交谈和切身感受，使我开始思考理论分析模型和问卷数据之外的问题，如政治话语、制度政策对族群意识演变、族际边界构建和各地区族际互动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些鲜活的社会现实不仅展示了各地区历史和文化传统，也给我们提出在特定体制和政策引导下真实反映中国民族关系的新议题。而对于如何理解和分析这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和族际矛盾，国内教科书没有涉及，西方文献也没有提供答案。

1985年，我在赤峰农村户访，当地蒙汉群众关系很好，蒙汉几代人同住一村，彼此熟识，“远亲不如近邻”，生产生活互助是常态。村干部选自本村，彼此关系也很好。但当我在旗政府下属各机构访谈时，发现这里的蒙汉干部之间已出现很深的隔阂。一个具体实例是1984年旗政府选举。1956年热河省撤销，以汉族农民为主的乌丹县并入以蒙古族牧民为主的翁牛特旗。全旗人口中汉族约占70%，蒙古族为30%。1984年在旗人代会的旗长选举过程中，代表们出现分歧。上级部门推荐一位原巴林右旗蒙古族副旗长作为旗长候选人，得到牧区蒙古族代表拥护。而占多数的汉族代表希望推选一位现任本旗汉族副旗长，理由是他推动西部农区发展有成效。旗人大组织了四次投票，蒙古族候选人在第四次投票中当选。我在旗里访问到哪个部门，干部们都要和我“理论”此事。蒙古族干部说，翁牛特既然是旗而不是县，那么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则，旗长必须是蒙古族。汉族干部说，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体现，选举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族际隔阂和意见分歧不是萌生在民间基层社区，而是出现在干部精英队伍中，并从上向下蔓延。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需要在体制和政策方面进行调整。

当年构建国家政治制度的整体战略，撤销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构建了面积118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但三省撤销后又进一步调整行政区划，以蒙古族牧区为主导来整合汉族农区，导致各旗县民族人口比例变化，并使尊重多数的民主选举制度在一些地区的实施过程中面临尴尬。

据当地干部介绍，当年旗县合并后双方都有收益：一是东部修红山水库时所需的数千劳动力主要来自西部农区；二是经济模式互补：牧区所需粮食饲料来自农区，农区所需耕畜和畜产品来自牧区。但是，遇到民族情感时，这些经济利益就被置于第二位。我在喀喇沁旗的户访过程中，发现不少被访户的民族身份是蒙古族，但既不会讲蒙语也不了解蒙古传统文化。20世纪80年代初，该旗3万多人把身份从汉族改为蒙古族（当时更改民族身份很容易），这样一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二可享受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高考加分、企事业招工、选拔干部等）。当时全自治区约有36万人更改了民族身份。当地蒙汉通婚家庭子女无一例外申报蒙古族，这与80年代实施的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有关。

赤峰调查后我开始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如何看待民族优惠政策与公平、平等之间的关系？现行政策如何在客观上有利于真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88年，我组织了西藏城乡户访问卷调查和拉萨老城区的户访。老城区居民中都为藏族居民，对我们的访谈十分配合，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一些人们热议的社会问题。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座谈中，当地藏族基层干部抱怨最多的是对“文革”后“落实政策”做法的不理解，他们诉说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文革”后政府给一些1959年参加叛乱的贵族平反及提供大量现金赔偿，拉萨老城区有许多贵族大宅院，1959年后主人跟随达赖流亡印度。民主改革时，这些住房无偿地分给本地农奴和贫民，例如有个三层楼的大院子分给15-16户支持政府平叛的贫苦农奴居住。而现在政府要求街道办事处限期把目前住户全部迁出，修缮院落，归还给原来的贵族。由于实在无法安置现有住户，街道干部非常为难，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给这些阶级敌人“落实政策”？

另一个例子，是叛逃印度的一个贵族回拉萨后获得隆重接待，请他提交因平叛和“土改”受损失的清单。他拿出一个上千万元的清单、政府照单补偿后，他又说自己还有一串价值百万珠子忘记写，政府马上又给补偿。那时当地藏族基层干部的工资每月仅几十元，他们感觉很不理解。这些藏族干部讲的是感到政治路线和宗教政策的变化。说是尊重宗教，活佛成了“香饽饽”和座上宾，而当年支持政府平叛的藏族积极分子却被冷落。落实政策的一些做法，使“民族”和“宗教”在藏族社会再次成为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藏族干部热议的另一个话题是学校教学语言的调整。1986年7月，自治区人代会提出小学至大学一律以藏语授课。但许多藏族干部认为汉语教材和汉语授课的教学效果好。当时城镇中小学严格推行了汉藏“分校分班”。拉萨市城关区17所小学，仅保留两所汉藏同校，1987年秋季这两所小学实行严格汉藏分班。校长告诉我，许多藏族学生家长强烈要求孩子上汉语班，但学校只能按文件安排藏语班。我们在“落实民族政策”中推动民族分校。

我在分析西藏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关系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央财政补贴在自治区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高达104.7%。西藏不仅由中央提供所有政府开支，企业亏损也要中央填补。所以，西藏形成了单向“输血经济”。我感觉，西藏的主要问题不是民族关系问题，而是当时出台的一些政策脱离了实际情况，既脱离汉族干部群众，也脱离“民主改革”后大多数基层藏族干部和民众。我发现，要把西方的政治观念和理论应用到中国时，未必适合国情，那年在西藏调查的问卷设计，我确实在政治上很幼稚，有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问卷获得答案的。

在1988年及随后几年的西藏调查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曾将西方的研究指标和方法尝试着应用于中国，但许多深刻严峻的社会矛盾不在于西方传统理论框架之中。社会学研究指标和方法必须考虑中国的历史与具体国情，考虑现实体制和政策因素。

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20世纪90年代，我的研究集中在“民族”和“教育”两大领域：一个是“保底”，即国家不能分裂；一个是社会“发展”，即学校教育如何改善。自2000年后，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和实地调查，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转向核心议题的理论思考，大致集中在基础概念、叙事话语、社会结构、国际比较这四个方面。

（一）从分析“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和解读入手

思考民族问题，首先需要研究“民族”核心概念的定义、内涵外延、演变历史及解读中出现歧义的原因。除了“中华民族”这一提法，国内话语体系中的“民族”主要用于56个“民族”层面，如“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等。直至2018年宪法修正案，我国宪法首次提“中华民族”。1984年颁布、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至今没有使用“中华民族”的表述。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话语，与“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等西方概念的汉译用法直接联系，客观上不同于以“中华民族”为单元的现代民族意识。

学者们考证，汉文“民族”一词是鸦片战争后自西方引入的，最早出现于欧洲人译文中，王韬、梁启超等陆续使用；1902年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1939年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曾引发大讨论。我建议保持“中华民族”提法，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族”，以便把性质不同、位于两个层面上的群体在用词上区分开。这也符合费孝通先生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框架。

我们应该严格定义“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在实际应用中，“民族”概念如使用不当，可能造成风险。例如，“跨境民族”这个经常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日常口语中的概念，在应用中涉及蒙古、哈萨克、朝鲜以及西南地区的许多群体。我曾写过《如何认识“跨境民族”》一文，我的观点是，蒙古国的蒙古人属于“蒙古民族”（Mongolian nation），中国的蒙古人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蒙古族”（ethnic Mongolians of Chinese nation）。如果中国蒙古族属于“蒙古民族”，就混淆了国家界限，在政治认同上就会出问题。我借用顾颉刚先生的话强调：“我们今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二）国内体制中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

 所谓“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即在“民族识别”完成后，民族间的人口边界以官方“民族身份”彼此区隔；政府设立的民族自治地域，划定“辖地”区隔；各自治地方母语教学的“民族中小学”、以少数民族师生为主的“民族院校”、为少数民族学生设立母语教学“民语专业”划分了教育体系的民族区隔；此外，学科体系中以研究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学”对应主要研究汉族的其他学科，“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对应“全运会”，少数民族影视“骏马奖”、“腾龙奖”对应“百花奖”、“金鸡奖”。凡此种种，加之在计划生育、高考加分、干部任职、招工提干、社会福利、“两少一宽”等许多方面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等，在多领域不同程度地构建起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制度性区隔，“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二元结构”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府和学术界应努力化解这种族际区隔，调整现存的“二元结构”。

调整目前的“二元结构”阻力极大，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获得“既得利益”，我们需要分类分区，审时度势，逐步调整。

民族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经验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的论述

讨论民族问题需要借鉴的理论体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新中国等）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社会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和建国初许多领域一样，是“以苏联为师”的。费孝通等回忆，在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斯大林“民族”定义、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许多观点是重要理论参考。“民族识别”后，每个国民明确自己的“民族成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设立民族院校，实施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这些做法和思路跟苏联大致相似。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梳理和总结前苏联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

我国在20世纪50-70年代保持了和谐的民族关系。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加上全面“落实民族政策”，新中国初期各族民众间的“阶级认同”已被完全化解。国内的民族理论教科书的现实作用，已呈现为各族年轻一代被启蒙和强化的“民族”意识。我们追溯这些制度政策的源头及演变脉络，目的是面对社会现实，反思和分析演变的逻辑，探索改善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我阅读了《马恩全集》并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的论述。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民族”定义。国内的民族理论教科书核心部分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而斯大林有关“民族”的观点，则可认为是当年布尔什维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策略。由于斯大林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近30年，这期间的苏共文件和苏联社会史涉及民族问题内容都应阅读，研究工作量很大。

西方学者对前苏联解体中民族因素的研究值得关注。一些学者长期生活在苏联，他们的分析很深刻。这些文献和资料可以生动地向我们揭示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是如何影响苏联各族精英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文化认同。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各加盟共和国推行各领域的“民族化”，例如在乌克兰，如果不掌握乌克兰语言，即使是乌克兰族也不能在政府任职；划分中亚5国时，为了增加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把多个俄罗斯人聚居的省份也划给哈萨克斯坦，导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哈萨克族人口不到总人口的半数；政府号召居住在其他国家（蒙古、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等）的哈萨克族“回归”（实际回归了近百万人），同时在就业等方面出现的排斥歧视政策导致俄罗斯人大批迁出；为了控制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北部省份，把首都迁到北部。这些资料和分析，为我们理解族际互动的规则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中国传统群体观念/认同伦理与族群关系史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其话语体系中，对于国家政权、共同祖先、文化伦理、不同语言信仰人群，都提供了完整的观念体系和认同机制。虽然中原政权行政管辖边界时常变动，但是中华文明体系及对周边群体的影响力存在几千年，说明中华民族是个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以二十四史串起来的历史脉络，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把中国文化核心延续两千多年，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我们思考中国民族问题，需要从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寻找祖先的政治智慧。

清末和民国时期许多涉及“民族”问题的著述需要系统梳理，其中对梁启超、杨度、孙中山、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等人的著述需要给予特殊关注。在几本《中国民族史》中，王桐龄以朝代延续而不是分族介绍的体例，和他以族际交往融合为重点的叙事讨论值得关注。我曾把《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的“族”字加以检索，写了一篇“族”字内涵的论文，特别指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的“族”实际上指的是“家族”而不是“民族/族群”。

两千多年来，把东亚大陆作为一个行政实体联结起来的，是源自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其主脉儒家学说的基本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这决定了中华传统的群体观是“有教无类”和“和而不同”。周边族群的信仰体系（如萨满教、自然崇拜）、外部文明传入的信仰体系（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只要不威胁世俗王朝体制和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都有发展和传布的空间。而外来宗教为使人们接受，也必然对自身进行某些改造，如明末清初回回学者的“以儒释经”，佛教在汉地演化出禅宗，在青藏高原与当地“苯教”结合演化出藏传佛教。在儒家传统中，所谓“夷夏之辨”看重的是文明伦理，这与一神教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之间有本质不同。边缘地带的“蛮夷”和位于中原的“华夏”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和辩证的，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绝对互斥。主政者的道义基础是“天道”，与皇族的族属、语言等无关。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入主中原”后虽朝代更替但文化传统保持延续，“亡国不亡天下”。

中国民族研究的其他专题

除了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其他亚、非、拉美等国的民族/族群历史演变，在殖民地行政区划内推动“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理论讨论与实践，也应当引起关注。

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今天中国民族体制（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各地少数民族广大普通群众最关心的，还是民生、文化、教育、就业、环境等切身议题，需要对这些具体专题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切实地把这些民众最切身的现实问题解决好，让他们享受所有中国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并不是以“民族”为单元的群体特殊权利。在汉族地区，涉及到方言和地方性文化保护的实地调查与对策研究同样迫在眉睫。社会就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学者的研究选题应当来自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体验，书本提供的只是前人的知识积累。我们能否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研究选题，我们的知识探索、提出的观点是否深刻及反映世界发展规律，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受历史的考验，在理论创新方面尽力就是。

民族问题是一个敏感领域，但也是一个与所有人生活和命运密切相关的领域。民族情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感性色彩，世界上今后还会发生民族冲突，这些非理性行为有时还会被宗教极端思想涂上“神圣”的光环。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必须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工作的大方向。费孝通先生期待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

知识和学术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和学者有自己的祖国。在国际竞争中，各国利益会发生冲突，当本国在国际交往中属于被侵略、被霸凌的一方，爱国主义就是正义的，是学者们应有的立场。国内的群体和个人利益之争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立场。在这方面，老一辈学者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顾颉刚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他为什么坚持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和“蒙古自治政府”，又鼓动成立“西北回回国”。1939年顾先生在西北地区亲眼目睹回汉民众之间的深刻裂痕后，发表了这篇动情的文字。这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这是在现代通常以“民族国家”来划分政治实体边界的态势下，在国土被撕裂的急迫历史时刻，爱国学者顾颉刚不得不明确说出的基本立场。

同样让我感慨的，是美国学者戈登《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一书的结束语：“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人们在这个社会里可以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新教徒，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一个东方人，一个波多黎各人’；‘我是一个美国人’，还有‘我是一个人’。”这是戈登教授对美国种族-族群关系未来发展前景的期待。与他的心愿相同，我希望有一天中国各族成员们也能够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藏族人，（或者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一个蒙古族人，一个朝鲜族人，一个彝族人，一个满族人，一个汉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最后，“我是一个人”！

                    （编辑 季节）

从医改看中国道路

江宇：在研究医改的基础上，您把对医改的研究与对中国道路的认识相联系。您最早提出社会建设优先于经济建设是中国道路的独特的经验，并且主张通过医改等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凝聚新的动力。

李玲：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都更加充分认识到美国模式的缺陷，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到上下几百年人类社会以及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历史，就会对方向看得更加清楚。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人类发展的新模式、新理论正呼之欲出。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在40多年的发展中，我国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基础是中国拥有大量年轻健康、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一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我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优势，是因为1949-1978年，我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突出表现在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这种劳动力素质的迅速提高，为改革开放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中国经济奇迹”不可忽略的要素。

新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新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奇迹，是与当时强调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以及群众路线的保障模式分不开的。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的过程。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且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初期，比西方国家相同阶段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这体现在五个方面：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同时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农村集体组织的传统，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中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注重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所以能够基本做到平稳的转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在深化过程中社会建设的“欠账”。面对社会建设的繁重任务，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把社会建设放到和经济建设相比肩的高度，形成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大力推动社会建设的进程，真正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民生事业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江宇：医改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医改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曾经一度以经济改革的思路去进行医改。你一直强调医改等社会领域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特点，强调回归公益性，强调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探索系统化改革的创新之路，为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进行了很多努力。

李玲：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协商民主”，这是中国式民主重要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医改实际也是中国式民主的体现。当年我国政府在医改政策的制定时在全球征集意见，同时充分凝聚全国各方面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并未这样做。所以，医改是汇集民智民意的中国式民主，我将此称为选“事”的民主。民主可以选人，但是又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的事，也可以选“事”。

2010年，我们发现了安徽省基层医改的经验。安徽基层医改的突破，让我们不仅找到了回归公益性的路径，而且探索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去推进改革的路径。安徽的基层医改首创了一整套改革顶层设计、制度转换、推动实施、巩固完善的综合改革方法，形成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同时，发挥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医改，坚持党领导社会领域进行改革的探索。例如，安徽提出，医疗卫生工作不仅是一项业务工作，更是一项政治责任。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要经常亲自过问医改，建立一支善于领导医改的干部队伍，建立强有力的推进和督察机制等。总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鼓励地方试点。这种自上而下地领导和推动医改，自下而上地探索和试点，以及上下联动，有机集成的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其他一些国家很难做到的。基层医改是社会领域改革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系统化改革的新路。与改革初期在经济领域“摸石头过河”、“放权让利”的方式不同，社会领域的改革更需要整体设计，统筹兼顾。

中国的医改，对于“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搞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涵。坚持正确方向，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1] 坚持正确立场，就是坚持一切改革都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

江宇：2009年，你到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广东和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如何坚持中国道路的大讨论。当时您对我国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进行了哪些思考？

李玲：在金融危机之后来看，解放思想要着重破除几种迷信，包括对于西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迷信、对于过去三十年中我们自己经验的迷信、对于单纯经济发展的迷信、对于市场机制的迷信。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阶段进程，已经从少数领域试点，推广到多个领域统筹兼顾；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区域统筹发展；已经从以企业等经济领域为重点，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综合配套的改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变化，要求我们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规律。在一个领域成立的规律，在另一个领域就可能不成立；对于局部有效的经验，推广到全局就可能不再有效；对于一个地区成功的做法，对其他地区就可能不成功。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不能被任何经验、规律的教条所局限。如果意识不到这种差别，就容易把过去在其他领域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到新的领域。少数地区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改革过程中，曾经照搬照抄过企业领域改革的经验，不适当地采取了“放权让利”等改革方式，实践和理论都证明，这是不符合公共事业的发展规律的。

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从日用消费品向大额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转变；二是从个人消费品向公共服务需求转变。我们要着眼于这两个重大转变，为满足耐用消费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创造条件，经济转型才有持久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到了重新认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时候了。30年前，面对平均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解放思想，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今天，当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影响到经济效率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人认为，公共服务是花钱的领域，并不创造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从经济领域本身着眼，又要从经济领域之外下功夫。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真正要花气力研究的是，怎样才能把政府、社会、市场、民间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出来，共同为加强社会建设增添力量。

江宇：在医改的研究中，您是否一直将医疗卫生制度放到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去看待。

李玲：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恰逢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之际，这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即便是美国占尽各方独特优势，以GDP发展论英雄的模式也难以再持续了。我们面临的危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发展模式的缺陷，美国模式其实没有能保障老百姓的健康。

全球医药卫生遇到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以物为本”、“以病为本”的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的特点是：重视微观生物学基础和试验，分工越来越细，忽视人的整体性，重视外部治疗、尤其是晚期病人的治疗，忽视预防和调动人自身的免疫力；以利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得医疗卫生服务日益商品化；过度竞争导致医疗器械不断升级，费用不断上升，对健康的直接作用越来越小。以利润为导向、过度竞争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生态和资源危机，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重复的，在发达国家也是无法持续的。

我个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可能最具有亮点的是医疗和卫生健康领域。在21世纪，中国以什么来引领世界，有什么东西拿出来，让别人不得不佩服你，而且是中国原创的？中国在健康和卫生领域有显著优势。

原因有几个：第一是制度优势。医疗是美国社会发展问题最大、最薄弱的环节。医疗卫生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的医改，已经尽显制度优势，执行力强，而且有问题可以很快得到纠正。第二是文化优势。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文化和模式的缺陷。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只解决了几亿人的问题，但是以消耗了全球的资源、污染了全球的环境，来支撑这几亿人的现代化生活。这种模式，是不可能推广到全球的。中国现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占尽各方优势，顺应国际大潮和人民需求，在健康领域我们最有希望成为国际上新型的样板，以健康为中心理念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第三是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现代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在医疗领域的利用是最广泛的。利用信息技术，未来可以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终身健康维护模式。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试点，从人的出生到生命的全程，通过信息系统跟踪健康状况，调配医疗资源，推广正确的健康知识，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给人们必要的健康维护，尽可能防病于未然，一直到老年。我们应该回归中国文化提倡的修身养性、无疾而终，而不是使人到了老年以后就放到现代仪器设备上折磨他，不仅影响生命质量，而且耗尽所有的经济资源。我坚信，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维护人民健康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中国模式”，这条路就是以人的健康和幸福为目标，是大多数人的现代化。

江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包含了“个人”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创新？

李玲：我认为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比较肤浅的。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年提出，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他人”在场的前提下，才有进一步讨论价值的空间，这其实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相通的。

在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里，个人与社会的天然鸿沟是由市场作为桥梁的，只有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中才能达到个人的最优与整体社会效率的联系。但事实上，人天生就是一个“社会人”，基于人类任何看似的“个人选择”的“私有行动”的物品，都十分正当地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产品元素。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明确地点到，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他生动地将伦理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归结为“共财之义、分财之义、通财之义”，三义的根本，在于“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之目以为不义。”这不仅仅蕴含着现代的公共产品理念，更在朴素中概括着中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整体天然的合一性。今天，当西方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挑战之时，中国文化中这深邃的“公”字，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对世界和人类所需要的更为科学、正义的新启蒙力量？而“中国模式”也许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公共产品。

政府和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非水火不容。上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兰格和哈耶克等爆发了一场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到底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既发挥市场的灵活性，又避免市场的无序和价格机制的高额成本，实现资源有计划、按比例的合理配置。苏联等国家的教训表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搞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必需的信息处理问题、无法制定科学的计划。

今天，兰格的理论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将信息等先进技术与计划进行有机结合，就可以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在现代的沃尔玛体系中，高效的中央计算系统通过对各个零售卖场需求信息的搜集与计算，并同时规划生产部门的订货和存货状态，在严格的计划标准下对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组织与调节。这种有计划、按比例不是官僚系统的长官意志，而是一种科学决策。如果是订制，就是尊重亿万消费者个人的意愿，做出一个最终决策。

信息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广泛的生产力变革，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为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崭新的天地。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再次把科斯（Coase）的经典发问呈现在人们眼前：“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自由市场机制在生产模式、金融运作模式、分配模式等方面的种种弊端，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中的制度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正如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指出的，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以往的传统决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眼下的新情况。

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和沙普利，表彰他们的“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也就是市场设计理论，即对整个市场做设计，不是通过价格机制，而是通过信息系统，实现供给和需求一对一的精确匹配。市场设计理论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社会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我认为，这对我们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功能，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

提炼中国模式要有历史观

江宇：十八大之后，社会对中国道路认同度越来越高，但是从理论上怎么去解读、阐释，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李玲：其实中国模式是西方学术界先提出来的，2004年库珀就提出来了。非常有意思，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而中国一些学者却更认同华盛顿共识，恰恰是外面的人最先认识到中国道路的价值。也许是旁观者清。微观上看中国问题很多，每一个点看上去都有问题，但从宏观上看，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而西方人能够看到西方自己的问题。2004年，库珀提出“北京共识”之后，遭到了很多国内学者的抵制，直到今天，不少学者还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坏东西，是需要改革的对象；中国模式是华盛顿版的山寨版，等等。

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都是党领导人民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目前缺乏的是从学术上进行提升。而这种总结和提升要有历史感，至少要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上都遇到很多的挫折，曾经都付出过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善于干中学，学中干，让付出的代价成为成功之母。中国不断地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好的东西，并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融合，不断创新发展。

江宇：现在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有一些流行的说法，认为我们跟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有样学样就可以发展起来。

李玲：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当时是先进的模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把它先进的东西融合起来？ 苏联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与时俱进，失去了变革能力，其结果是改旗易帜。所以中国模式要总结是很难的。新中国70年发展中，每个时期要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在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确实违反了“比较优势”，但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难道这不是新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吗？我们今天都受益于它。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能力，将无法实现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提炼中国模式、中国理论，我们的学者需要有真正的历史观、国际观，不能仅从局部、片面地去看问题，还是要进行综合分析，包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各个学科的综合，不同学科各个理论流派的整合。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微观的问题确实很多，但在宏观上却把握得很好。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断犯错误，包括医疗改革犯的错误，但都不是颠覆性的，在各个重大关头都做出了正确选择。而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宏观上出现问题，虽然各种金融衍生品微观上设计得尽善尽美，但是宏观上无法避免危机，这是最大的风险。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宏观调控，出现危机只能事后去修补。中国的制度优势使我们的政治家们有展现他们能力的舞台，美国政治家也有很多厉害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施展能力的平台。美国“911”之后反恐用力过度了，消耗了大量国力，而且到最后被利益集团影响，甚至成了政治正确。我认为这是美国衰退的原因之一。

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曾经一度产生对西方的迷信，这种观念还是占主流的地位，主要是缺乏自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历史观，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其实，美国老百姓生活普遍改善也是在二战之后，但是我们一些人以为美国200年一直是先进的，一直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我们很多人对自己，也是取了其历史的一个截面来映射5000年的历史，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是专制、独裁，所以是落后的。列宁说过，人的认识是无限地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能被片面地看作是一条完整的直线，而这样的认识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

江宇：看来确实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在学术和理论上的内核还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理论创新，一些关于中国道路的解读和宣传比较粗浅，让读者觉得缺乏理论基础。

李玲：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的。英国从工业革命到最后形成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经过了很长时间，美国也一样。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创建中国学派的任务更多是要年轻一代完成的。

其实，学者的观点是一方面。真正在一线基层工作的人，思想更容易扭转过来，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有些学者一直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崩溃论”，他们一到企业、省市，就跟人说，中国是一条四面漏水的大船，马上要沉了，赶紧想办法自救。忽悠很多企业家赶紧变卖企业，出国移民，使他们错过了中国最好的发展机会。最近马云、刘强东都在讲演中宣传大数据、新型计划经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实践变化总是比理论更快。中国90多年的道路，就是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国家治理应该有顶层设计。中国之所以能在大风大浪中闯过来，不犯颠覆性错误，就在于我们将宏观把握住了，而让地方充分放开，使地方有灵活性，地方犯的错误是局部的错误，有回调的空间。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也是这个考虑。过去各地都在试点，但成功的经验很难推开，现在一竿子插到底，尽快把基层成功的经验提升到全国，现在改革需要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不能再单纯强调摸“石头过河”。贵州省最近提出了“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督促检查、追责问责，这也是在医改探索中得出来的经验，顶层设计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只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做到。中央指明方向，地方有自主权，才能收放自如、能上能下。

中国经验有特殊性，就是必须有这种大一统的制度基础。同样的事，在美国就没有制度基础去推动，美国总统对州长没有控制力、州长对市长没有控制力，基层出了再好的经验，也没办法推广。比如，奥巴马医改的基础是马萨诸塞州的医改，但是没法在全国推广。为什么美国经济学迷信“小政府”，因为美国是联邦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美国经济学者根本没有机会去研究政府怎么做顶层设计。而我们有一些经济学者盲目在中国推崇“小政府，大市场”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的改革方向。

如果是先入为主，就会忽略中国很有亮点的一些东西。我一直批评西方经济学，没有宏观理论。它们的宏观就是微观的简单加总。但中国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宏观经济学，因为政府有条件做顶层设计、综合平衡。例如卫生领域，西方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对患者、医生、保险各自的行为的研究比较透彻，但是很难对医疗体制进行总体设计，实现效率、公平和质量的平衡，而中国就有条件做这样的设计。

江宇：总结中国道路，需要历史的视角、实践的经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理论经典？目前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般是前两年先学西方经济学，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再学政治经济学，但到这个时候学生的思维范式已经形成了。

李玲：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创造模式。如果我们跟着美国走，我们做得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二流。美国的发展阶段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平衡或者均衡的一个状态。因此，它有财力可以养大量的经济学家，他们正在做的东西都是非常微观的，很细、很窄小的题目。而我们中国现在发生的这种变革可以说天翻地覆，我们研究的都是制度性的大问题。

读原著非常重要，不要去读被简化过的、索然寡味的解读物，而是回到历史情境下去读原著，马克思就是集大成者。还应该多读哲学。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需要克服形式主义的问题，克服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现实中大量的经济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释，如果说不出来，这就是理论的危机。回想抗战时期，全国最优秀的青年都去延安，那时候没有政治课，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首先不是为了搞理论，而是为了救亡图存。

人的正确思想应该从实践中来，年轻人应该到基层，到一线去了解现实，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江宇：向西方解释和阐述中国道路，怎样才能既让别人信服，同时又不造成误解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

李玲：中国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迥异，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对话。早在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在教育我国干部理解中美建交的意义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要把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区分开，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20世纪60年代，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遥相呼应，这说明人民之间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有共识的。

习近平主席在一次访问美国时，娓娓地讲述一个多年前他帮助一位美国老人圆“中国梦”的故事，一段中美友好的佳话。

1992年春天，习近平在福建省福州市工作时，从报上看到一篇“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一对美国夫妇难忘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渴望故地重游而未能如愿。故事主人翁密而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1901年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州度过9年快乐的童年时光，福州的鼓岭给他留下难忘印象。此后的几十年里，加德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一看。但是无奈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这之后，加德纳先生就不幸瘫痪在床。加德纳念念不忘鼓岭，一直保持着儿时每日喝稀饭的中式饮食习惯。每当加德纳妻子用轮椅推他到花园时，他总是回忆着儿时在鼓岭的家。在他家的院子里种着红色的野草莓。弥留之际，加德纳仍旧喃喃不绝地念叨着“Kuling，Kuling……”，加德纳妻子虽然不知丈夫所说的“鼓岭”在什么地方，但为了实现丈夫心愿，她多次到中国寻访，却都无功而返。后来，在一位中国留美学生钟翰的帮助下，终于查明加德纳所说的地方就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岭。钟翰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啊！鼓岭》的文章。当时得知这个故事的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联系加德纳妻子，并邀她访问鼓岭。

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绝对是“好莱坞”大片的素材，一位对中国童年故乡无限眷念的赤子，一位为实现丈夫夙愿不辞辛劳的忠贞妻子，一位为实现老人愿望热心帮忙的留学生，一位帮助老人实现梦想的当年的地方官员，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人世间最美好的真情跨越百年沧桑，跨越太平洋，跨越一切障碍。这个真实的故事所展现的不正是中美友谊的美好愿景，也是中美对话要传递的信息。

江宇：十九大报告里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根据您的了解，国际上对这个说法接受的程度怎么样？

李玲：国外学术界有一些学者，对中国道路很早就开始研究，包括斯蒂格利茨等。但他们身在国外，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有限。我们写了福建省三明医改的文章，到国际上讲，外国人非常惊讶：你们还可以做这样整体系统的改革，而美国的改革只能在局部，如医保支付方式、费用控制等方面做一些改革，所以对我们的改革赞不绝口。我认为，中国学派应该分领域努力，先一块一块地拼图，最后拼成一个整体性的大图。西方社会科学形成完整的体系，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中国的很多改革，微观上还不完善，但宏观是成立的，要通过学术论述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近代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的还原论和中国传统的系统论不匹配，而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把自己的传统优势抛弃了。现在到了大数据、智能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综合的方法，也许可以用智能化、大数据来支撑。有了新的技术手段，我们的实践就可以走在前面，而不是沦为西方的注脚。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改革时代，国家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古人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的改革由过去40年“分”的文化：分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进入了现在“合”的文化：全面、全局，整合、统筹安排、公平正义。同时，我们的改革由过去的碎片化的改革，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面集中统一的改革，基本的改革理念是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统一行动。改革的方法也转变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前两天我刚接待了30多年前和我一起出国的老朋友，他们说，我们在美国折腾了30多年，变成美国公民，现在回来一看，中国人过得比我们还舒服。

新中国70年实现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跨越性发展。中国有制度优势，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市场，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生机勃勃，勤劳能干的人民，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超越。

                           （编辑  季节）

在被冠以“中国学派”的学人当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有着鲜明的特点。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1978年，16岁的李玲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读研究生时，她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转而学经济。198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经济学培训班，将其中优秀的学生推荐到美国修读经济学，李玲正在其中。1987年，她到美国匹斯堡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自2003年从美国回北京大学任教以来，李玲始终在医疗卫生改革领域进行“深耕”。

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本世纪同时开启医改。2010年，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恢复，奥巴马总统就推动国会通过了医疗改革计划。多年来，美国把非常多的钱花在国民医疗系统上，人均医疗费用达到1万美元，几乎占人均GDP的20%。医疗费用拖垮了美国政府和企业，也拖垮了家庭和个人。奥巴马在那样的困难时刻推动医疗改革绝不是一种奢望，而是选择了医疗改革的最佳时机。他将美国医疗改革的目标设定为“为美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建立全新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战胜“非典”疫情之后，就及时启动了医疗改革，大量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包括建设基层公共卫生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平价医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并同时在多个地方展开试点。

2003年初，已经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职的李玲决定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她却一头扎进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漫漫艰辛实践中，从此，李玲的名字和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

保障人民健康，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明显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十分贫穷，人均寿命只有35岁。我国就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低水平、全覆盖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国营单位公费医疗、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人民健康水平得到大幅度跃升。这充分体现了低收入时代公益性医疗的卫生特点。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几乎翻了一番，和国际同等经济条件的国家、甚至人均GDP高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已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是“人间奇迹”，它突出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纵观所有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先工业化、城市化，然后再构建保障体系。而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动员全民讲卫生，同时建立了全世界成本最低、最高效的医疗制度，这是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推广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民健康幸福、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李玲曾在多次发言中强调：“未来我们与发达国家比拼的不仅仅是GDP,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应单纯以GDP来衡量，而应以人民健康作为衡量标志，因为健康是最综合、系统、优良的考核指标。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优质、高效、低耗的体系，让百姓生活得健康幸福。”为此，十几年来，她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走在 “健康中国”改革创新大路上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尽力扩大了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但因财力所限，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看病需求。1978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在医疗卫生中的责任逐步弱化，过度市场化、商业化，使公立医院所应承担的公益性功能不断减少。

改革初期，公立医院推行“以药养医”等创收措施，看病贵，看病难，医患矛盾等问题日益突显，群众强烈不满，政府压力也很大。在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瘫痪，而社会医保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据医疗系统的调查显示：当时全国医保覆盖率只有15%左右，农村参加医保的人不到5%，全国病患者中，49%应看病没看病，32%应住院没住院，70%的住院病人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提早出院。医院多开药、多检查，追求收益最大化，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中国医疗改革的争议加剧。

本世纪初，有关经济管理部门从刺激经济增长、减轻政府负担的角度出发，主张继续减少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责任，甚至主张公立医院向私有化转型的思路。

2003年，震动全国的“非典”疫情,警示了“唯市场”改革思路的重大缺陷和失误，这成为反思此前医疗改革不成功的契机。自2003年起，李玲同其他专家学者一起，撰写了大量文章，全面客观地总结和反思医改的方向问题，旗帜鲜明地倡导在医改中坚持政府主导和医疗机构坚持公益性质的基本定位和方向，反对全盘市场化、商业化，成为最早坚持公益性医改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2004年，李玲在一篇题为《中国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的文章中，首次提出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症结在于“政府失责、市场失灵”，提出建设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同时，她借助参加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研究课题的机会，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对之前医疗改革路径的反思。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引起有关各方的争论。医疗问题的根源是市场机制不够吗？医改的方向，是市场化还是公益化，是追求效益还是保障人民健康？李玲所提出的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呼应。中央对医改问题高度关注。2006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200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医改的宗旨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在进行理论争鸣的同时，李玲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调研，发现基层改革的亮点，帮助地方进行改革实验，不断凝聚走向公益性医疗体制的星星之火。

2003年之后，随着医疗卫生领域问题的暴露，在中央尚未对整体改革进行全局部署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和部门主动开展实验，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卫生强省”战略；北京等地试行“平价医院”；上海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浙江省镇江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了控制医疗费用的有效制度；广东率先在全国实施村医补贴；西北五省区较早启动基层医改，恢复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宁夏自2006年开始推出了药品统一采购、统一价格、统一配送的“三统一”政策。对这些地方形成的改革经验，李玲一旦发现，就倾注大量热情给予支持，进行深入研究和宣传。后来，这些办法都在新的医改方案中得到了体现。

硬币总是有两面的。对于当时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实验，李玲教授也予以充分关注。2006年4月，李玲带领学生赴江苏省宿迁市，围绕该市将公立医院全盘私有化的改革进行了调研，得出结论认为：宿迁医改“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医疗卫生领域，看病贵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对这一案例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给中央确定医疗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李玲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医疗改革，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坚持医改公益性、强化政府责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制度。党中央逐步确定了坚持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意见。

2006年8月，国务院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这标志着医改已进入实质性操作。2007年—2009年，各部门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制订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于2009年4月正式公布。

在这个阶段，李玲教授及其团队为医改方案的出台进行了大量支撑性研究。2007年初，国务院医改领导协调小组还委托北京大学等六家机构，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独立研究，这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历史上是第一次。由李玲牵头完成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设计》的研究报告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医改方案建议，提出了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人人享有健康”，建立与其配套的医疗卫生筹资、服务提供、管理监督、人才培养，以及药品、器材供应体系，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相结合，重构公立医疗机构，通过集团化实现双向转诊，推进医疗服务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建立综合性的行政主管部门，基本药物由国家组织统一生产、采购和配送等。这些建议已经逐步成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在此后几年，李玲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围绕医院、医保、药品器械、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信息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意见》的出台，使医改争论暂告一段落，但具体如何落实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如何破除医药流通领域灰色利益链、如何增强改革的合力，仍然有大量没有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难题。在这一阶段，李玲的研究团队又承担了研究医改方案的任务。她逐步参与到医改操作层面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例如，2011年，受国务院医改办的委托，李玲教授带领课题组赴东北某县医院，进行了长期蹲点调研，通过数据分析，估算出了公立医院药品实际的加成率，为确定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提供了依据。

在我国新一轮改革中，医疗改革是先行者。它明确提出政府主导，恢复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

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李玲教授进一步拓宽了视野。2007年，她率先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健康强国战略”，把健康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考核目标。按照李玲教授的阐释，“健康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多数人的现代化）。她认为，这是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广大群众的需求，而且发挥了中医药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优势。

  十九大以后，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我国医改的升级版，“健康中国”实现了人民主体地位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体现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综合统一。

2008年，在迎接建国60周年之际，李玲系统总结了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用实证研究证明，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2009年，李玲在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她对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反思，对我国“后危机时代”的改革开放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社会建设撬动全面改革、加强党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等思路。

与此同时，她付出更多的精力对地方医改进行调研，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通过鼓励和支持基层的探索，为全国医改趟出一条道路。多年来，她几乎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在地方调研，发掘了大量的改革典型。李玲是最早发现、研究并推广2010年开始的安徽省基层医改、2012年开始的福建省三明医改的学者之一，这两个典型分别在基层和公立医院探索出维护公益性的制度体系，而且成为全国改革的样板模式。2013年之后，医疗卫生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触及巨大既得利益时，李玲一方面研究增强完善关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花大量时间调研，支持地方试点，从现实中发现了大量鲜活经验，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依据。

2019年9月，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前，李玲教授发表了研究报告，对新中国70年卫生健康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她认为，卫生健康70年的发展是中国奇迹最亮丽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挥了制度优势，建设了在国际上具有开创性的卫生健康制度，实现了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普及了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全民医疗保障，为世界贡献了初级卫生保健制度、青蒿素、医疗援外等公共产品。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近十几年，随着中国发展壮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进入新时代，中国将超越单方面学习借鉴甚至照抄西方模式的阶段，探索一条新的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新的发展模式——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李玲在公开的文章和采访中，较少使用经济学专业术语，常常是以通俗的语言讲清道理，比如“稍微有点良心的人，都不应该把医疗作为赚钱的行业”；“有多少医生就会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没病可以整出病来”；“在公立医疗体系中，给医生的激励就是让他怎样以最少的钱给老百姓看好病”。她把社会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用很简明的语言表达得很清晰，使人明白个中道理。

李玲从来没有放松对西方学术前沿的跟踪，她要求学生密切跟踪国际上卫生经济学的前沿文献，并且用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和市场设计等为医改做制度设计和政策建议。然而，李玲并没有深陷在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当中，特别是没有为西方经济学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所影响。她密切关注到，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在研究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和市场设计等突破传统的市场和产权制度理论。对此，她给予高度重视。她经常问的一句话是：“西方已经在反思市场弊端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走弯路吗？”

李玲回国之后，一方面通过深入的调研了解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既研究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又超越其缺陷，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创新中国发展模式，在医疗卫生改革，就体现出她对这一思路的应用。

李玲关于医改的研究，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除了由于医疗关系国计民生，更主要的是她敢于打破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对GDP的迷信、对私有化和市场的迷信、对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迷信，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虽然因此她受到了当时一些知名学者的激烈抨击。

面向公益性的改革，必然要触动大量既得利益，但是李玲具有中国学者的风骨。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她支持的安徽、三明等成功的医改试点，因为控制了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超额利润，触动了一些灰色利益链，因此多次受到有组织的舆论攻势。面对这种状况，她丝毫没有退却，甚至当别人为此替她打抱不平时，她也保持乐观的心态，更多地去思考如何通过思想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扭转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现状。让她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医疗改革中探索出来的以人民为中心、注重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系统性、以反腐破除既得利益等经验，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体现，并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而经过多年的努力，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和年轻人认可和支持公益性医改方向。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健康+”时代。李玲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个人生活得健康幸福，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提出“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国，其战略意义非常深远。“健康中国”开启了新的里程，它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的看病就医问题，而是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将是集东方文明的智慧、政治制度优势以及信息优势之大成的一种制度。

作为一名教师，李玲一直倡导建立中国学派。2003年，她担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时分管教学，就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要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所谓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就是北大培养的人才能够到世界顶级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经济。自2003年回国到北大任教，她坚持每学期给北大本科生开设课程。结合国际前沿理论和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她自编教材教案，突破现有的教科书局限，探索如何将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与经济学理论结合，用学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在美国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

江宇 ：2003年您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管教学时，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的经济学派，培养自己的经济学博士，您为什么刚回国就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派呢？

李玲 ：其实，我系统思考中国学派并不算早，但是认识到中国发展经验的特殊性还是比较早的。在美国学习时，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但我每次回国都发现有新的变化，问题都在不断解决。比如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都很快得到解决。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总是解决不了市中心那点治安问题。巴尔的摩市和厦门市是姐妹城市，我曾陪同巴尔的摩市长访问厦门，在同厦门市领导会面时，我感到两边市长差别很大，时任厦门市领导对本市做了全面介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如数家珍、脱口而出；而美国的政府官员是个职业工作，市长能够管理的事情非常少，不越雷池一步，出国访问也不参观企业，更不会招商引资，因为不归他管；中国的官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从政当成事业，是竭尽全力推动城市发展；美国虽然很发达，但体制机制好像生锈了，动弹不得；而中国一代代人就像接力赛，都在推动国家往好的方向、往进步的方向走。这大概是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奥巴马虽然是喊着“change（改变）”的口号进入白宫，但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奥巴马无所作为。美国的政治制度面临深刻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传统与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变，而这种变又有其内在连续性。十九大把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整个贯通了。建党第一个三十年，推翻三座大山。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跃迁，改革开放也是在不断变化，顺应时代变迁，现在的改革和80年代又不是一回事，我们一直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制度的内核就像装了AI（人工智能）发动机，不断自我演化，与时俱进。

江宇 ：这与前苏联的体制僵化、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李玲：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的联系比前苏联密切得多，而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虽然硬实力都在那里，但是没有韧性，没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的危机感非常强。典型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和美国对前苏联的冷战。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是不全面的。美国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真正放开吃饱是80年代之后，也就是现代化种养殖技术发展起来之后。

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认为前苏联当年就一定没有应对能力，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必然的。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但副产品是美国失去了竞争对手，骄傲自大，故步自封，慢慢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也生锈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美国时，中美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那时候中国连一寸高速公路还没有，更没有互联网、高铁。到了90年代，美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迟早会像苏联一样崩溃，不足为虑。

但是，在美国还是有一批学者能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例如我的导师，这是我的幸运之处。我们一到美国就谦卑地说，中国被耽误了好多年，我的导师却说，你们没有那么差呀，看看资料，你们比印度好得多呀。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也很腐败，高速公路上警察拦住就要钱，后来改了不让当场收钱，问题就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时间，美国很多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发展还是乐观的。

医改争论的背后是道路之争

江宇： 您决定回国工作时，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不看好中国的，您是怎么思考的？

李玲：本世纪初，我从马里兰州立大学拿到终身教职，那年秋天我去凭吊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葛底斯堡战场，山峦叠嶂，层林尽染。葛底斯堡之战奠定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结局，林肯提出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在葛底斯堡演说里的名言。那次凭吊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思考，我应该回中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回国之后，我感到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用物理学的话说，是从美国这样一个惯性坐标系，换到一个加速运动的新坐标系，能够和祖国共成长。

江宇：您回国之后，就深度参与了医改的实践。您对中国道路的许多认识，是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李玲：中国的医改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理论论争，体现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

当时，医改面临许多争论，一种是认为市场化不够，市场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一种是认为市场化过头了，政府没有尽到责任。面对医改的争论，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对基层的调研以及对历史的研究，希望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

首先，我们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国医疗体制的历史。新中国前30年创造了健康奇迹，没有哪个国家花那么少的钱解决了基本医疗问题。这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它改变了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依靠新药、新设备、专业化、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发展中国家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就会导致大多数人看不起病。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农村发展了赤脚医生，农村也养得起。更重要的是，依靠共产党联系群众的工作传统，把基层百姓组织起来，打人民战争，群防群控，让每个人都成为健康的生产者。所以，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1978年已经是68岁了，这给了世界卫生组织极大的鼓舞。

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转型，农村集体经济削弱之后，合作医疗就失去了基础；医疗卫生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为城市，由预防为主转向了以治疗为中心，又进一步演化到以盈利为中心。医改的两种意见争论，体现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

江宇：提出公益性的方向之后，您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可否在此具体谈谈。

李玲：当时我提出的观点包括：公立医院改革是这次医改的重点和难点；政府要真正落实办医和管医的职能，公立医院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终止多头管理，联动整合、协同推进，由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必须遏制公立医院的“趋利性”，办公立医院不是为了让它到市场上去挣钱、自我生存发展，而是要它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老百姓的健康，公立医院必须回到公益性的原点；解决药价虚高、以药养医，要从产、供、销、医院、医生一整个链条，五个手指头按下去；一定要保障医务人员的待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农村定点培养初级的医疗卫生人才，要让他们在农村为老百姓服务的收入高于到城市里就业的收入；民营医院应该尽可能做非营利性的医院。

江宇：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比较早地做出了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安徽和三明的医改，您为什么高度关注这两个典型？

李玲：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抓典型引路，是共产党传统而有效的工作方法。具体在医改当中，基层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分别是由安徽和福建三明这两个典型带动的。

2009年，安徽省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抓手，推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和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的彻底变革，真正建立了公益性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安徽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明确了政府责任，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体制机制，使得医疗卫生投入转化为安全、方便、有效、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安徽医改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探索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优势推进改革的路径。因而，安徽医改成为基层医改的模板。

2012年之后，公立医院改革是在福建三明这个小地方率先突破的。福建三明是全国首个在公立医院进行综合改革的地级市，它以彻底取消药品加成、整顿药品流通使用秩序为切入点，以大幅提高医务人员合法收入、建立公立医院考核评估制度、完善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为支撑，以加强领导和配套改革为保障，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这一改革真正触及了利益链条，扭转了公立医院的核心体制机制，回答了“怎样破除旧机制、怎样建立新机制”的问题。2013年我发现了这个典型，多次去调研，也向有关领导同志做了推荐。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三明医改做出明确肯定。

江宇：从全国来看，2011年基层医改完成之后，为何公立医院改革面临比较大的阻力？

李玲：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核心，是一切医改措施最终的落实者。公立医院改革相对滞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无法明显缓解。公立医院改革有很多难点：第一，如何破除药品和器材流通环节既得利益、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药费上升。这背后是医药流通使用领域长期形成的利益链。第二，如何提高和规范医务人员待遇，有的观点认为，应该“养事不养人”，医院就应该靠收费维持运行，但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给患者造成了沉重负担和大量浪费。第三，如何形成分级就医体系，各级医院出于自身创收的需要，难以形成稳定的合作转诊关系，基层医疗队伍不能满足需求；第四，各部门要形成合力。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公立医院改革信心不足，仍在犹豫、观望、徘徊。有的认为基层医改已经实现“保基本”了，公立医院可以缓缓再说。有的认为政府只要“购买服务”就够了，公立医院怎么改无所谓。随着经济和财政增速下降，一些地方的主要精力放在“保增长”上，担心搞医改增加财政负担，而没有看到医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如果不抓紧公立医院改革，财政负担才会越来越重。一些地方对改革有畏难情绪。实际上，基层医改和部分地区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有了成熟的办法，阻力主要在于思想认识和现实利益。只要下定决心，公立医院改革就能够尽快突破，破除以药养医，明显降低医疗费用，改善医疗质量，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

江宇：最开始您的观点还是被归为“少数派”。后来，是如何让别人接受您的观点的呢？

李玲：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医疗这个领域确实是市场失灵的，需要政府去干预，但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医疗卫生改革。在前现代社会，医疗服务主要靠伦理和道德来保障；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医疗服务变成商品，产生了异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抵御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障和公立医院。苏联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新模式。

医改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这是根本的理念，体现了方向道路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建立了公共医疗系统和保障系统，普遍改善了社会卫生健康状态。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时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可见，公益性的医疗体制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必然产物。

医药卫生是一个特殊领域，不能生硬地以一般经济学道理硬套，也不能简单地走市场化路子，它关系到公平正义。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演化出解释医疗卫生公益性的理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就提出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另一方面，必要的理论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理论进展的把握。医疗卫生领域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经济部门的规律，而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发展和这一领域相关。在海外任教的近十年中，我一直从事与卫生经济、公共部门等领域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回国后，也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每周都有和学生们的学术讨论周会。实际上，按照真正的卫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我并不是“少数派”，甚至是“多数派”。

但理论毕竟是灰色的，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认识，走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去做调查研究。在美国和我国香港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有很多体验和调查不同医疗卫生体系的机会；我经常会去相关部门和医院调研，比如去医院挂个号，切身体验一下。我基本走遍了国内大部分省区，每到一个地方，我还是习惯去大大小小的医院看看。在调研中，我接触了很多医改的决策者和操作者，他们从自己工作的现实出发，对医改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他们的实践和探索，给了我最接地气的启发。在中国，只要激励机制正确，基层干部、院长和医务人员就能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

（编辑   季节）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鲁问学: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是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可否谈谈您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认识？过去三年来您带领国情研究院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主要工作和经验体会？

胡鞍钢：我们在试点工作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一方面，我们应当和世界一流的智库对标，要后来居上，缩小差距。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要有中国特色，要致力于构建中国国情知识理论体系，发展中国学派。

一是“特”。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中国特色，又如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型智库？我的理解，一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从智库的性质和立场来看，和西方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服务对象不同，我们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是党中央、国务院，一定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三是服务对象的价值与需求不同，我们所提供的决策支持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上述宗旨，就能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超越了西方国家的传统智库。因为我们所产生的知识有强烈的外溢性，关键是有利国家的规模效应，任何一个好主意都会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事实上，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从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视角来看，已经比西方国家智库提出建议的效果好很多。我们直接参与研究国家“十一五”以来的几个五年规划，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试点期间，我们先后再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出版《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2）》（英文版、日文版），完成《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92-2002）》等书。以上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的“三部曲”，坚持“史”与“论”相结合的做法，真实记录三个历史时期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总结梳理几代领袖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富民兴邦的历史经验得失，并做出分析与评价，为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提供重要借鉴和参考，既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接力棒机制，同时也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持续学习机制。

二是“专”。无论哪一种智库，其重要特点都在于其专业化和职业化。专业化指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能够与同行对话，也能够被同行所认同。职业化指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坚持学术为根基，努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辅相长。长期从事专题研究、深度研究、跟踪研究。不仅要融会贯通，也需要长期不断的积累，紧扣重大政治经济主题，发表有时效性和较高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我们团队坚持将学术研究作为根本立足点，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引领公共政策研究，介绍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以跨学科研究、团队研究扩大学术影响力。据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2017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我被列为跨三个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的转载来源作者；在转载文章明细中，我所领衔的团队获转载文章篇目数居第二位，达23篇。

三是“新”。即创新理念、创新组织方式。积极开展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和阐释。我所领导的团队先后推出专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及其修订版《中国新发展理念》，从思想来源、实践创新、内涵要求、主要方面等多个角度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总体安全观进行分析，探寻新发展理念的传统思想文化根基，阐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中国道路的成功之道。

四是“优”。质量高、效果好的思想产品，提供高质量解决方案，产出有深度、有影响的优秀学术成果。

总之，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它的主要特征和作用就是：服务国家和人民，具有世界一流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特点，为中国提供思想，为人类提供智慧，做出重大知识贡献。

鲁问学:请您谈谈智库在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胡鞍钢：作为大学智库，要持续地、跟踪性地研究中国国情，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提出有关建议，而不在于当时是否能够被接受或采纳；我们需要足够的耐性、定力。同时，作为大学智库，我们有意识地扮演学术界与国家决策层之间的信息桥梁、知识桥梁、思想桥梁的角色。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的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党中央、国务院能够吸收全党、全国的智慧。

我在国情研究院成立时就提出明确的定位：创建世界一流智库，开拓新学科（即当代中国学）基地，服务于国家决策咨询，服务于清华“新百年”的新兴学科发展，服务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作为大学智库，我们要成为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

作为中国的大学智库，我们主要发挥“三个桥梁”的作用: 一是学术界与政界的桥梁，为政界提供“思想”、“战略思路”、“咨询报告”等，并参与具体政策讨论；二是政界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引导社会，解读政策，向政界反映社会诉求、社会意愿；三是力促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功能，代表中国，说明中国，解读中国，阐述中国。

鲁问学: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建设具备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胡鞍钢：要做到“不仅技高一筹，而且独树一帜”。这两点实际上都是对智库专业化和创新性的根本要求。一个智库要真正做到专业化，就要在研究质量上保持“技高一筹”，在研究领域上“独树一帜”所谓“技高一筹”指的是研究成果眼具有很高的信息前瞻性；所谓“独树一帜”是指要有独辟蹊径的选题视角，开辟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独创一种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

我有这样几个体验。

1.坚持学术为基、学术为源、学术为本。这是大学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最重要联系。

强壮学术根基，也是充分发挥好大学智库优势、建设“三位一体”大学智库平台的内在要求。“三位一体”，一是研究基础，这是最核心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二是教学平台，培养高素质人才；三是咨政平台，发挥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只有坚持立足学术，才能使科研不断激发创意和创造力，使教学基于原创研究，使政策咨询成果更加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三位一体”本身就如同乘法，学术创新是最前面的“被乘数”，只有发挥好学术创造力，才能提高知识生产率，扩大我们的决策与社会影响力。

2.坚持专业化和创新性。就是要力争在研究质量上“技高一筹”，在研究领域上“独树一帜”。

所谓“技高一筹”，就是研究成果要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量、知识含量、政策建议含量，要做到成果过硬、实用、具有前瞻性。

所谓“独树一帜”，就是要有独辟蹊径的选题视角，开辟独特的学术之路、咨政之路，独创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一种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从我的体会来看，智库研究要想创新，就要学会独具匠心。要有独创性，而非模仿性、重复性；要有差异性，而非雷同性、相似性；要有新颖性，而非传统性、陈旧性。我们每做一项研究，都要力图做到这一点：既要突破他人，更要突破自己。不仅在国内智库中独树一帜，更要在国际智库中做出自己独特的研究，而不是跟在他们的后面模仿。做当代中国研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成果，才能在国际上当代中国研究中形成特有的重要影响。

3.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是在方法上更具专业性，这自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二是在方法思维上更具战略性、全局性，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曾经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研究国情根本性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每隔几年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台阶论”，也具有指导意义，成为我们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大战略的基本方法。我们自觉地将社会科学的专业化方法与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和分析方法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比较独特的中国方法论。

智库研究，在方法上要始终坚持“原创性、前沿性、综合性”三原则。所谓“原创性”，是针对“重复性”而言，是指自己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发表。所谓“前沿性”，是针对“滞后性”而言，是指研究要瞄准中国问题的前沿、中国政策的前沿、中国理论的前沿，做引领国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谓“综合性”，是针对“盲人摸象”而言，是指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展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研究，展现“森林式”“全景式”“动态式”的真实中国。

4.既要出对策，还要出思想。出思想是智库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最难的创新。我们认为，对策反映到政府决策当中就是政策，政策的集成是路线，路线的集成是理论，理论的集成是思想，思想的精华是智慧。

出对策相对比较具体、务实，直接服务政府决策的需要，政府智库更擅长于此。大学智库，不仅要出对策、出政策，更需要出创意、出思想、出战略。我把它统称为公共决策知识，要主动、及时地提供给决策者，要在关键时刻提供关键的信息、知识，以思想引领对策而不是就事论事。

智库不限于服务政府决策，更要影响社会。对策会因事因地因时而不同，也会随着事过境迁而消失，但思想是反映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规律性的东西，会久远而广泛地影响社会，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对智库而言，十分重要的是如何创新理念、如何出思想？首先需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当然，思想的自由并不是胡思乱想。思想是具有社会价值的理性思维，任何一个思想都是可以被识别、被判断、被检验的，其标准既要看它能不能产生社会价值，更要看其能不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思想的“天马”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必须稳固地立足于中国大地，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把中国视为我们研究的大舞台、思考的大空间，自由地研究、思想和表达。同时也要不断提醒自己认识现实、立足现实、服务现实。

5.注重团队建设、团队合作。高端人才是高端智库的核心资源。我们十分注重团队建设。现已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不同专业领域相结合的专业化与综合性研究团队。团队建设坚持“小而精，精而美”的原则，核心团队规模不大，再加上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博士后、博士研究生，还有一部分硕士研究生，形成精干的研究团队，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又发挥团队合作作用。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和智库研究的重要经验和体会。

学术上加强合作，实际上是给知识生产做乘法，不同研究者的专长、思想、观点能够互补。这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目前全球学术界的多数论文系由两人或多人合著，这是由于“知识”已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进而改变了大学和大学智库的研究方式。更大的研究规模要求学术研究采用“团队合作”模式，同时也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就当代中国研究而言，一定是“多学科”、“交叉学科”、“超学科”的研究模式，因此团队建设、团队合作成为学术机构和智库机构保持优质高产的重要条件。

6.加强国情研究教学教材建设。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个短板。我们一直主张，讲课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教材。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出版了国情研究的系列著作，也构成了教学教材体系，既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学术要求，又立足于国内国际学术前沿，授课都是以长期积累的国情研究为基础，将好的学术研究转化为好的教学教材体系，为中国最好的学生讲授好的课程。此外，不仅学生是我们最好的读者，社会公众、党政领导干部也是我们重要的读者，也是我们为社会提供中国知识服务的重要使命所在。

鲁问学：在三十年坚持教书育人、开展中国国情研究和大学智库建设的历程中，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分享的重要启示？

胡鞍钢：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国情研究就是一门大学问，我是立志终身做好这个大学问。我把它称之为是在读一部天书，写下当代中国纪录，做出中国真学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解决为谁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之外，至少还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研究？二是能不能持续研究？三是能不能创立中国学派？四是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

一是关于如何研究，我一直主张研究中国国情要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路线。前者决定政治方向，后者决定学术方向。从中国发生的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各种理论出发，也不是从主观的概念出发。我历来主张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让实践检验；主张国情研究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许多中国研究领域都是多学科，从单一学科优势到跨学科优势，再从综合优势形成了独特优势。

二是能不能持续高效研究？首先，我自己要带头不断创新、持续创新。1940年毛泽东对吴玉章先生评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写一篇好的作品并不难，持续地写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容易，当然最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书写中国发展改革的记录。其次，形成可持续创新团队，构建知识结构互补、年龄梯队衔接的少而精人才团队。

三是能不能创立中国学派？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学派的代表者，一直是我学习的最好榜样，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更重要的是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将提出基于中国实践的思想、理论、概念，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更加根本的使命，也是国情研究院高端智库建设所遵循的。

最后，能否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要与中国兴盛同行、与改革开放同行，还要与学校发展同行，为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贡献创新知识和创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智库建设成绩。作为一个国家高端智库，我们的定位是国家未来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努力站得更高，想得更深，谋得更远，看得更准。

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编辑 季节）

谁在影响当代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至少有两类人物：一是政治家或领导人，通过制定政治决策影响中国，借助国家机构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二是思想家，借助报刊文章和著作传播思想和观点，通过思想或观念的传播影响当代中国。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产生影响，有其互补性、关联性和统一性，也有其差异性、非关联性和多样性。当然，除了政治家、思想家，还有各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记者等，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和渠道影响当代中国，也会影响世界。这些无形的思想合力构成了中国思想潮流，反映了中国创新趋势，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之路。

胡鞍钢，1953年生，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国情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近些年来，胡鞍钢和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系列国情研究著作，这些学术著作已翻译成多语种出版物，向海外介绍当代中国研究。从1998年至今，他主编的《国情报告》累计已达1500余期，向中央和政府高层领导持续地提供中国发展情况和政策建议。他先后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创建并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成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胡鞍钢被他的学生称为“严师”，在和学生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倾其所有地传授知识，讲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并对学生的研究工作提出要求，特别强调要用数据说话，以事实证明，研究成果（国情报告、学术论文、著作）要让实践检验、让历史检验。

在勤奋方面，胡鞍钢的身教甚于言传。他将每天24小时严格分配为四部分：读书读报、研究写作、教书育人和休息。他一不担任行政职务，二不参加各种应酬，三是有效控制非学术活动时间，四是专注于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他从不因为自己已经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力而停步不前，而是将学术上的勤勉和孜孜以求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胡鞍钢作为学者的“纯粹感”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从他这里，“知识报国、知识为民、知识为人类”的理念传递到一届又一届青年学子身上。如同胡鞍钢自己所言，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一件就是国情研究、建言献策，二是教书育人、投资下一代。他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自觉地将自己的知识创新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始终致力于为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

胡鞍钢及其团队创立的当代中国国情研究平台，以其独树一帜的话语体系和研究风格成为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如何理解中国学派

鲁问学: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产业结构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道路？

胡鞍钢：改革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的改革是由几个相互关联、相互重叠的社会转型过程所组成的，包括：经济体制转型，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改革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非农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从极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变；从极度贫困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转变；从极其封闭的经济和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经济和社会转变；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综合起来称“中国道路”。

世界上未曾有哪一个大国经历过中国这样在同一历史阶段内进行的多重转型，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成功地避免了政治上的剧烈动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以及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外部冲击。从中国的现代历史来看，也不曾有哪一个时期经历过长达40年之久的“天下大治”、达到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没有哪一个世界强国像中国一样实现和平崛起。西方强国在历史上都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方式崛起的。中国恰恰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国际经验可鉴、没有现成理论可用的条件下，本着务实主义的原则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不断地驶向“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尽管中国的多重转型过程远未结束，也不还不能说已完全成功，但这已经有力推动中国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形成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这种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是有示范作用的。

鲁问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学派”，您是如何看待和定义“中国学派”的？

胡鞍钢：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学派”的代表者，一直是我学习的最好榜样。毛泽东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他最看不起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理论，既不懂中国实际，也不会灵活运用理论。

从小就读毛主席的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起点，也是成长起点。在长达半个世纪对毛泽东著作的不断学习、不断深化理解当中，我才能更加专业化、知识化、系统化去研究“中国国情”，也才能努力探索“中国道路”，归纳“中国理论”，总结“中国思想”，弘扬“中国智慧”。

从毛泽东著作中汲取养分，不仅是我个人从事国情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长期以来我在教学中培养国情研究人才所坚持的重要方法。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分类培养的“小班制”框架下，我要求研究生制定具体的理论学习计划，提倡多读、勤读、精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的著作，理解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为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还要求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系统地学习马列经典原著，夯实理论基础，力求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并坚持定期交流。在此基础上，要求他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选读中国和世界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明史等方面著作，扩大知识面，拓展研究思路，促使他们成为“红专结合”的优秀人才。

从毛泽东所讲的要读“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的读书之精要出发，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研究中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课堂之中，找到真问题，用上真方法，做好真研究。从实际成效来看，这一培养方式将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师生养成高度的学术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形成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学风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为建构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做出学术贡献。

我认为“中国学派”应当“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还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这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派”，并不仅限于某一学科、专业的“中国学派”。

鲁问学:结合您的国情研究经历，怎样理解“中国学派”的方法论？

胡鞍钢：国情研究，就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是一门中国学的大学问。作为中国学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做中国学问？我从一开始从事国情研究时，就明确了“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宗旨，就是“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做学问”，进而“为世界做学问、为人类发展做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将国情研究系列翻译成多国文字传播出去。这既是我们做中国学问的出发点，也是做中国学问的落脚点。国情研究不仅是个大学问，更是典型的公共知识，是可以通过实践-研究-再实践，不断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知识为人类”的宗旨。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的长期的过程。

1991年我写下了发自肺腑的心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曾经当过农民、工人，也做过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学者。但作为共和国承前启后的一代，我感觉个人的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盛与衰败、国家的光明与黑暗紧紧地连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而奋斗，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亦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2]这成为我从事国情研究的初心和使命，我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国情研究领域上坚守坚持坚定下来，时至今日。

“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要注重几点。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有整体视角。最重要的是不仅要看树木（局部），更要看森林（全面）；不仅要看支流，更要看主流；不仅要看现象，更要看本质；不仅看今日中国，也要回望昨日中国，更要预见明日中国。我从事国情研究一直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形成独特的专业性与综合性、战略性与前瞻性的知识优势。这样才能有全面的独到见解，能够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逐步构建全方位的知识体系，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上千万字、上千篇国情报告、上百部中外文著作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学到政治学、从人口学到生态学等多领域组织跨学科研究，从单一学科优势到跨学科优势，再从综合优势形成了独特优势，从国内优势到国际优势。

做国情研究为什么还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有国际比较的研究？全面了解中国，读中国这部巨著，不能像盲人摸象似的解读，而要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全貌。这包括中国的自然国情、经济国情、政治国情、社会国情等，还要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也要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看见局部，更要看见全局，以便对中国有全景式动态式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积极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研究当代中国，不仅要看中国自身，也要眼观世界进行国际比较，还要跳出中国从外部看中国。这就需要进行开放式研究。一是既要了解当代中国，也要了解当代世界，特别是了解西方国家，客观地讲，我们比国外的同行（中国通）更具有信息优势、文化优势、实践优势。二是从社会科学角度看，要充分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不必“言必称希腊”，也不必“凡是西方的都排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为我所学，为我所用，为我所为。三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

在国内我们是进行国情研究，在国际上就是进行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中国迅速崛起使全球范围掀起了中国研究的热潮，但是也充斥着吸人眼目的各种观点，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脆弱超级大国论”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还局限于对中国的观察（Watch）和猜测（Guess）。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所说“美国‘中国通’（sinologist）的记录一向不良”。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中国通”都不能够准确的预测中国的未来走向，更主要的是他们存在着政治偏见、文化偏见、学术偏见。许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像西方国家那样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选举民主，市场经济会不可避免导致政治自由化等等。当然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的主观愿望去发展的。

许多“中国通”实际上是不通的，他们缺少信息优势。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到：“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3]研究当代中国，不到中国内部深入调查研究，怎么可能真正认识中国，这方面我们有明显的实践优势和信息优势。我们就是要主动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在竞争中共同创立中国学派。

国情研究领域的探路者、开拓者

鲁问学：我们很想了解您的国情研究轨迹，可以进行一些介绍吗？

胡鞍钢：我的国情研究生涯始于1986年参加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核心成员开展系统的国情研究，我们共同完成了《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份国情报告，这可以算作是我从事国情研究生涯的重要开端。我的国情研究经历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起步期。主要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约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围绕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决策咨询成果。其中包括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还有与王毅、牛文元合作的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等代表作，当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拓展期。在这一阶段，我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至更大范围的发展不平衡与不可持续问题，并形成了系列的国情研究成果。1993年，王绍光与我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出版，为“分税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研究背景；1995年，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一书出版，呼吁中央政府加强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投入，为“九五”计划提出“坚持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针提供了国情研究依据；1998年，在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分流背景下，我执笔的《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国情报告，为2002年党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提供重要的国情研究背景。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1年，这一时期是我和我们团队国情研究成果的丰收期。这一时期，我着重从国家间竞争的视角，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优势等关系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具体研究问题涉及国家转型与制度建设、中国现代化之路、反腐败与国家治理、地区与发展、知识与发展、健康与发展、教育与发展、人才与发展、综合国力与大战略、五年规划和专项中长期规划、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民族政策调整等。在这一阶段，我对国情研究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与王亚华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中国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与长远发展战略》（2005）等著作，对我国国情研究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系统的梳理。

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今，以在国情研究中心基础上创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为标志，进入高端智库建设期。这一时期，我们主要从“国情—国力—国策”框架出发，围绕新发展理念、“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十三五”时期重大问题与基本思路、2030教育现代化、2030健康中国、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远景设计研究。我们团队先后出版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十三五”大战略》（2015）、《中国国情与发展》（2016）、《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2016）、《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主义现代化》（2017）、《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2017）、《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8）等著作，这是国情研究成果的大丰收期，也是当代中国研究成果走出去的丰收期。

鲁问学：在您的国情研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胡鞍钢：如果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想来想去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国情研究的开创者和大师，我也力图像他那样扎根于中国，研究中国，这是全面的、多角度的，而不是片面的、单一的研究，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相结合的，为了人民福祉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学习毛泽东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成为我长期从事国情研究独特的法宝和特点。他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创新，也成为国情研究诸多选题的直接来源，这是源源不竭的“知识红利”、“思想红利”。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探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方面，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1995年，我开始思考，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已发表近40年，但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原则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只是当时所讨论的许多重大关系和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问题、新矛盾，有待于我们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

为此，我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第一，中央和地方关系；第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第三，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第四，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第五，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第六，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第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第八，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第九，发展与反腐败的关系；第十，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我又特别以引言的方式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和概括，其目的就是继续研究和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十大关系。

这新十大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的十个重要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积极引导和协调好这些矛盾，以保证中国今后能成功的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实现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二是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三是实现天下大治，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还特别从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不同时期十大关系进行比较。这包括发展背景的不同，经济体制背景的不同，国际环境背景的不同。在新的十大关系中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问题和矛盾，这也是中国走向21世纪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抓住了十大矛盾，也就抓住了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首次对中国国情研究的集大成和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形成总的看法，即探索不同时期的重大社会矛盾，这不是对中国问题进行零碎的、孤立的调查和分析，而是需要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它不仅进行了经验性实证研究，而且需要探索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

鲁问学：据了解，您早先所学的专业是工科，后来又弃工从文，进入了国情研究的领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了这样的改变呢？

胡鞍钢：这个里面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我考上博士生时，面临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当时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在原有的工科研究领域继续工作，做一名工科专业人员或专家，这对我来讲是路径依赖，顺理成章，风险也小；二是“独辟蹊径”，选择自己更喜好的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社会最需要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国情研究领域，但对我来说必须改变学术路径，还需要调整专业和授予博士学位点，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最后我还是决定选择后一方案，我决意做自己感兴趣的国情研究。

不过，当时的选择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当时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科学决策产生巨大需求。这如同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需求，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呢？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4] 之后，各方开始研究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也包括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做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进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大背景。汲取了建国以来在多次重大决策失误中的历史教训，党中央、国务院越来越注重倡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1986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邓小平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同志也批示：“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的文章。万里同志指出，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

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了各种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分析小组也应运而生。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承担国情研究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为首的科学家组成了国情研究小组，对我国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综合的系统分析，也为我从事国情研究开拓了学术新天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关系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历史不容我们再有重大的决策失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并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回过头来看，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走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新道路，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非正式的智库。

知识为民、知识报国

鲁问学: 人们都知道王绍光教授和您提供给中央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对推动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正值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您们如何把握国家发展方向？

胡鞍钢：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苏联共产党解散、国家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六”，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低潮，更是资本主义似乎战胜并取代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时刻。1992年底，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术讲座时有人公开挑战问：苏联共产党统治苏联70多年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报告中引述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警句，要防止铁托之后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教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成功的例子是极少的，不成功的例子却很多，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解体。我们的报告从最坏的角度入手，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以避免最坏的可能性。

当时改革争论问题的实质，一是中国是否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继续走正路还是转入邪路的方向性问题；二是否要加强中央政府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明确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具权威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要不断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

最后，我们提出建议如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府（中央、省区、市县、区镇）运行结构；撤销计划单列市编制，取消地区行署级；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使用（中央、省区、市县、区乡）；国税为全国统一，省区无权改变或免减；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

同年6月21日，新华社内参以“两留美博士提出：‘加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题，摘发了该报告提要。在历史关键时刻，中央决策者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力排众议，做出了关键性的决断，即从1994年起，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这可称之为建国以来重大的制度创新之一，起到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奠基性、长远性、历史性作用。

2013年6月29日，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与会者对此报告的评价是：“对于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报告出台之时，加强中央财政能力的分税制改革尚未启动、中国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还是强调市场调配资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这时距离国企大规模下岗还有3年时间，离中国“入世”还有8年之久。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力主提升国家能力，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在随后的改革之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在20年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由此《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展现了深刻的洞见能力，见证了跨越式发展的中国道路。

鲁问学: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您所作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对推动西部大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请您具体谈谈吗？

胡鞍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差异性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最大国情特点之一，因此，中国治国理政的最大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使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1994年2月，我完成了《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国情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探讨了欠发达地区相对落后的原因及主要特征。改革以来，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甚大；从总体上看，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在缩小；各地区间人均GDP绝对差距在扩大，特别是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的绝对差距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大，构成中国为实现全民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所作努力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认为，中央政府应把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放在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政治稳定最为优先的位置。尽管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但在下世纪初，如果能使十几亿人民都过上小康生活，避免贫富悬殊，这无疑地会带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

1994年，我前后四次到贵州调查研究，撰写了《“贵州现象”呼唤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调整》的调研报告，因为“贵州现象”代表了当时全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典型，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此，我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更要“西行”；不仅领导人要“西行”，而且部长们也要“西行”。只有多走走，多看看，才能发生感情变化，才能真心实意地为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做些好事和实事。更重要的是使领导人巡视地方的做法制度化。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将对我的采访刊登在内参上。之后，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到贵州调研。据后来介绍，江泽民主席十分震惊、寝食难安，到了其他省份时心情才好了一些。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是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设想作出了战略部署。

我邀请王绍光教授加盟该项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国际比较视角进行研究。邀请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从反贫困和政策评估视角进行调研。为此，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出版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该报告为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调整中国地区发展方针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国情背景和决策依据。

鲁问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全面取消军队经营性活动，我们知道您很早就提出“正税养军”，当时您的考虑是什么？

胡鞍钢：早在1994年时，我和康晓光在《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中提出了应当“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的建议。1998年我又以《严禁军队经商，坚持正税养军，促进军队改革》的国情研究报告提出具体建议：一是撤销军队开办和联办的各类公司，军队不得参加地方各种盈利性活动，军队不得接受地方各类捐赠及生活补贴；二是军费开支应全部来自政府经费拨款，应当“正税养全军”；三是部分国防公共财可由社会提供，由军方招标定货，不必一切自我包办；四是国防科工委与军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五是重新界定军队的任务，减轻军队过多的非军事支出负担。上述设想不仅提出了严禁军队经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且也提出了军队改革的设想，即军队如何有效利用全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高效率地使用国防开支，体现出中央提出的强军目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思路。

鲁问学:您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思想当时引起了很大影响，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但从今天来看，民族政策确实正在走向民族交融一体与繁荣一体，您能谈谈当时的研究吗？

胡鞍钢：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方面的工作，他曾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提到：“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民族政策方面，早在2011年，我就与胡联合一起发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即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这也为我国新时期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鲁问学:您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您所带领的国情研究院团队如何参与五年规划研究？

胡鞍钢：《国情报告》是我们最主要的政策建议平台，旨在向中央领导同志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提供决策参考，截至2018年7月底，已累计提供1500余期，先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上百次，为国家重大决策咨询提供持续的国情国策研究成果。

从参与决策咨询的视角看，我们从“九五”计划开始参与背景研究和决策咨询，从一定意义上，将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九五”计划制定前后，我的国情研究主要聚焦在地区发展差距和调整地区发展战略上，是主动参与，积极影响。

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朱镕基总理明确提出，在“十五”计划纲要制定方法上，力求提高社会参与度，使计划制定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各有关方面达成共识的过程。为此，我作为国情专家持续参与，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1999年4月到8月期间，我和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研究员邹平多次应国家计委和有关司局之邀，对“十五”计划发展思路和公共政策提出重要参考建议，特别是关于“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与“投资于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基本思路。

我和王亚华就“新世纪国情特征”课题向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作了专门的汇报。之后，我们又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我们首次采用“五大资本”即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国情特征进行定量与动态分析，分别考察了综合国力、经济国情、开放国情、人力资源国情、自然资源环境国情和知识资源国情，分析了五个方面国情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定量计算了五大资本的动态变化，提出了旨在维护和提高五大资本、应对主要发展挑战的四大战略（经济全球化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知识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我还和王亚华、鄢一龙撰写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首次采用目标一致评估方法，对“十五”计划作了后评估。

后来我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带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这支精干团队，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再到“十三五”规划，更加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地开展公共政策咨询、评估研究，在五年规划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除了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决策咨询之外，我的团队还参加了国家中长期专项发展规划，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建言献策。

我们团队向中央有关部门率先提出“五大发展”重要理念，后来该理念的核心内容体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成为指引“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这成为国情研究院政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从战略上、思想上、理念上，为党和国家发展顶层设计提供高价值知识产品。我和团队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及其增订版《中国新发展理念》，并出版了英文和日文版，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提高了国际影响力。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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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国寻常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场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倾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逝者的默哀，从伊斯兰文明之瑰丽再现到汉族生活的缤纷铺陈，从数亿百万平方米的城市住宅高楼，到200多所大学新校园的美丽……都有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何镜堂院士的建筑作品。

“何镜堂院士的建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崛起中的大国的灿烂，呈现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找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垒起了一座文化之山，让后人们——无论是建筑学人或是普通百姓都无法绕开，他所塑造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以上是中国建筑界大师，俞孔坚教授在2017年“何镜堂：为激变的中国而设计”展览的观后感言。

何镜堂院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中国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建筑发展道路，孜孜以求，不断摸索出一条建筑设计与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持续不断地探寻建筑的真谛和思想哲学。他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进行理论创新，总结出两观（建筑的总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即建筑环境；文化性，即建筑传统；时代性，即建筑的现代技术）等一系列思想方法，持续地创造出更多的优秀设计作品，建构了一个从理论方法到作品创作的完整体系。他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精神主持设计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建筑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本刊近期对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进行了专访，在与他深度交流中，理解他丰富的人生，领略他硕硕成果后面的建筑设计理念。

“两观三性”塑造了卓越

经济导刊：一个建筑大师是靠眼光和思想来探索建筑的，它的表现力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技术层面，同时也存在学术思想，学术道路问题。您的“两观三性”是一个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建筑理论，在当代中国建筑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效应也具有相应的示范性意义。

何院士：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行各业都要走这条道路，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范畴，具体怎么去践行和实现，我们就要思考。比如我们建筑设计，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钱学森说过，建筑是科学的艺术，艺术的科学。用哲学的角度来讲，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既是技术的，又是艺术的；这种综合性将具体体现在我们的规划与设计之中，在一个现代化的层面去体现一个好的建筑，一个好的城市。我想在跟你重点讨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要强调研究中国道路必须要研究国情。

第一个问题，建筑的文化特性。刚才讲了，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它不像纯技术、纯物理、化学；但是它也不是纯艺术，天马行空不行。因为建筑是给人使用的，不是用来欣赏的。我们常常说，建筑是以人的需求作为它的出发点。检验一个建筑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满足人的最终要求，作为它的终极，建筑应该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筑除了功能使用的要求，同时还是通过精神，通过文化起作用的。

经济导刊：有人说，建筑的外观作用于精神，建筑的内部催生情感。建筑是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又是精神产品，能传递一定的精神内涵。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具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建筑，像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它的文化和艺术感染力会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标志。建筑的作用能够凝聚和拔高人的精神。

何院士：是这样的。特别是标志性的建筑，那些国家代表性的建筑，那些体现时代，体现我们民族的意识和追求的建筑，它的精神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能仅考虑专业技术，它有文化的一面，好的建筑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这是一个前提，对建筑的内涵要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建筑没有唯一性。因为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同一个建筑，有人说它好，有人却不喜欢。建筑没有100分，它常常是多元的，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为什么很多建筑竞标前三名评价意见分歧很大，或者出现这个方案那个方案定不下来，就是因为它没有唯一性，它侧重点不同，风格不同，这是建筑的一个本质。

建筑三性的和谐统一

 经济导刊：从建筑的起源和发展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技术等差距，以及各国各地气候、资源等差异，各个国家和各个地方建筑形态发展产生了各自的特色，没有唯一性和共通性。在建筑类型上，也没有统一性而言，是否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何院士：确实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我总结了建筑的社会性、多元性、综合性三性。社会性是很明确的，综合性是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种因素的综合。多元性体现出对建筑的不同理解和表现。

我研究了建筑的本质，它是受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各种各样外来的影响，通过对建筑多年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我总结出“两观三性”理论。“地域、文化、时代，以及建筑必须要有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地域就是地区。华南跟东北区域气候不同，建筑要求就不同。东北要求保温和防风沙，华南要求通风。我们广东那个地方建筑要遮阳、隔音，通风好。全世界不同地域对建筑物的要求都是不同的。还有各地的传统及文化不同，中国的幅员广大，有中原文化，也有岭南文化等，有汉族文化，也有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是三种元素组成的，第一个是本土的历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兵到南粤，现在的广东，就把中原文化带过来。广东这个地区历史上是古代丝绸之路，它一直在和外部交流，近几百年外来文化更多了，所以它是三种文化的交融。任何一个建筑，它离不开所处地区，离不开所处环境和气候，离不开当地的文化。各地曾经的风俗习惯、爱好都不一样，都有传统影响。第二个，文化是建筑的最高境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建筑，常常是文化起主导作用。一个城市虽然GDP很重要，但最终那个城市有没有持久的影响力，它的文化作用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建筑必须跟时代相结合，反映时代，建筑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时代精神决定了建筑的主流方向。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科学技术，必将带来新的设计观念，建筑师必须立足创新，不断调整自己创作思路，适应时代特点和要求，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现在特别强调环保。

以上是我对建筑本质的基本理解。 关键是不能孤立地理解这几个要素。

经济导刊：您的“两观三性”不仅是具体的形式语言，更多是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和处理专业问题的原则，同时，它是整体性的，综合性的，相互融合的。

何院士：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把这三点融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基础上，我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两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是针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这样考虑的。

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的结合

经济导刊：您强调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必须要融为一个整体，并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摸索总结其规律性，并将其理论化。我看了您的传记[1]，在这本书里也阐释了您的这种思想。

何院士：是的，在作者专访中，我谈了我的建筑理念。上述是我对建筑的理解，不管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中国也好，考虑建筑就离不开这几条特性。

我在美国、意大利、纽约，米兰等很多地方讲过我对建筑的理论的认识。我认为，搞建筑必须要有理念，有理论指导，不能盲目地搞。

另外一个要谈的重要问题，我们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有曲折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还比较保守，封闭嘛。

经济导刊：这反映在建筑上也是这样吗？

何院士：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国外的发展趋势，缺乏基本的交流和沟通，那时，我们专业设计者出国都很难。而国外的资料很难搜集到，信息和眼界上都有局限性。在那个年代，尽管我们有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国家的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对国外的发展现状没有基本的参考和了解，更不要说学习借鉴和赶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国门，国外的东西进来了，也可以合作了，当时我们都觉得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经济导刊：刚开放的时候，国家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要搞好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的环境。首先要盖饭店，当时外国人来了都没有地方住和办公，那就先盖几个大饭店，在北京像京伦饭店、兆龙饭店、香山饭店都是外国设计所设计的。

何院士：当时五星级饭店初期建筑多为外国人设计的。引进一些现代饭店设计，当时我们觉得很先进，要赶上人家首先就要学习，学习消化吸收是缩小差距和赶超的基础。我们先引进来，接着派人出去留学、交流、参观考察，改变我们的落后局面。

经济导刊：当时引进的规模很大。在广东的经济特区，例如深圳，一个小渔村，一个贫穷的小镇，几年就神话般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很多城市都拔地而起各种异国风格的建筑，建筑日趋多样化，百花齐放，迅猛发展，却没有让我们感到逐渐形成民族的独有风格，多数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

何院士：改革的起始阶段需要大规模引进，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发展与技术不在一个层面上，三个引进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当时确实引进与合作设计很多都是洋的东西，确实是比较新鲜，也确实是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完全替代不是我们的目标，不能没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缺乏自己的文化。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很多国外设计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从我们这儿取经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有点找不到发展方向，北京的建筑就体现出来了。从那种“千城一面”没有个性的设计不断地蜕变，一会儿是沿着长安街的建筑都上大屋顶，一会儿又全是欧派风格；一会儿全用洋的，一会儿一点洋的都不要，全是本土的。一个指令下来要用我们传统的东西，可是传统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就盖一个大屋顶，体现一个建筑符号。来回反复，体现出转型阶段的理念变化。

 经济导刊：表现出简单化、概念化，在设计风格上追风，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理念。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在他的《人类与建筑的历史》一书中讲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探讨历史主义建筑缘何消失，以及现代主义与日本传统的关系，日本建筑学者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共同面对的困惑。他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包括工业革命时代，世界各地建筑的多样化逐渐消失，清一色地尽归欧风，各国貌似多姿多彩，但终究还是热了希腊罗马哥特的剩饭，毫无创新。到了20世纪至今，19世纪全球尽染的欧洲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却消失殆尽。如今我们漫步纽约、巴黎、罗马、埃及，或是东京、北京，街头建筑的模样都似同宗兄弟一般，那些钢筋水泥制成的四方玻璃箱式建筑，在世界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由此，有些人提出，希望突破趋同风，打破仿制趋势，挖掘出突破性的新形态。那么，我们在引进过程中能否趋利避害？

 何院士：我们首先要打破那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式。如果学人家仅是从表面上、形式上去做，就永远找不到结合点。其实国外好的东西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不等于外国所有东西搬来都是适用的。洋的东西不能都说是现代的、先进的，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建筑方面始终找不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建筑，怎样才能吸收人家好的东西，并形成自己的东西。我在设计和实践中一直注重研究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包括建筑文化，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建筑是长期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的过程里面发展起来的。我始终执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在实践中，你合乎潮流了，合乎发展规律了，你就能够长期持续地发展。如果你做的事情与整个时代、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背道而驰，那注定要失败。

传承是基础，关键要创新

经济导刊：您讲的这种认识真是实践经验教训里得出来的，我们国家在建设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教训，曾经也是这个也搞过、那个也搞过。

何院士：我们要注重传承，但是传承就必须立足于创新，要把握好这中间的辨证关系。没有传承就没有根，就没有血脉，就会飘浮。

传承是基础，关键是创新。特别现在，习主席特别强调，核心的技术必须要自己掌握。我们要立足于创新，任何东西创新的价值远远比原来一成不变高得多，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建筑也是这样，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上，还应认真研究我们要传承什么，创新什么。

在中国文化中，孔子也好，儒家也好，都讲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证明，一些东西只有和谐了，才能够往前发展。建筑也存在与大自然的和谐，跟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和谐，跟文化传统的和谐。我们要传承我们几千年建筑史中比较好的技术、材料、做法，我们更要传承建筑的本体。建筑是有社会性的，有多元性的，有综合性的，建筑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这是建筑的本质。

我们创新什么呢？建筑创作是有文化状态和特性的，一个建筑有有形的一面，也有无形价值的一面，我认为要从地域、文化、时代三个方面去创新。从根本上讲，我们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符号传承，而是文化内涵，即好的思想、好的精神的传承。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理念，这都是文化精髓。

传承不仅仅是具体怎么做，这是较低层面的问题。我认为，不管什么建筑，要将建筑设计理念跟地域、文化、时代融合在一起来考虑。不是简单的抄人家，这样才能有生命力。齐白石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学得变成我了，已经有一个齐白石了，再来一个齐白石是没有用的。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

经济导刊：日本在科学研究上的能力很强，得了很多诺贝尔奖，建筑学上也做得很好吗？

何院士：不错，确实不错。它也经历过引进吸收阶段，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开始还比较落后，就引进模仿国外的技术，在吸收中结合自己的文化来发展，现在它那些主要的建筑都是自己搞的，而且也做得很好。

今天，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不断探索，大家对建筑的理解，要始终立足于跟中国结合，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漫长的过程。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

2014年，建设部曾把我们找去谈中国建筑的发展，他们提出中国的建筑缺少大师，缺少国际的影响，缺少国际的奖项。过去，中国建筑师真正在国外搞个人展览的很少，怎么能让世界了解你、关注你呢？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要发扬它，走出国门。

以发展的视角纪录时代变迁

经济导刊：去年，您的作品展在威尼斯展出反响热烈，这说明中国的建筑师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施展影响。我听说有一个国际期刊登载一篇评价文章《当代中国建筑的24个关键词》，其中一个关键词为“中国性”，评价的代表作品就是您设计的中国馆，看来，国际上认为您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作品。您到国外去进行讲学和交流，是否很明显的感到你们已经融入主流？

何院士：应该是吧。当然，这也与国家的强盛有关系。如果国家不强大，没有坚强的后盾，你到国外，人家根本看不起你。

以前国外只知道有几个零星的建筑师。现在他们认为我设计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建筑。我们在国际上一炮打响，通过宣传，我认为世界将对中国的建筑逐步了解，慢慢地就会得到改观。

经济导刊：您通过国际和国内巡展，把建筑作品，还有建筑思想理论带到国际上，为国家赢得了很多荣誉。他们觉得您是一个中国的主流建筑师的代表。听说，一些国外著名大学者和建筑大师称您是“事件建筑大师”？我看过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前院长彼得·罗德的一篇评价文章，他说，您的创作成果并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形式和风格特征的重复来建立可辨识度，而是每个项目都有自身的形式逻辑和特别表达方式，而且不同项目之间看起来差异很大，很难归结于单一的创作源泉。他在评价中说，您的创作真正的卓越之处在于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非同寻常的结合，在概念上回应了用特定主题来标记“事件”的要求。这是否表明你的作品被认为是有很强的时代的代表性？

何院士：这两年我在国内外做了很多展览，非常成功。我在北大做展览的时候，请专门研究中国的著名美国评论家彼得.罗给我写序，他在序里称我是“事件建筑师”。我开始还不理解，怎么我变成了一个“事件建筑师”了？他是说，我的作品聚焦了中国一些重大的事件。

我想“事件建筑师”这个称谓也许表明我的作品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所等，回应的都是民族灾难的历史事件，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则是中国民族开始走向富强的标志，也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典型性设计，同样的还有钱学森图书馆，因为“两弹一星”也是我国走向民族振兴的重要事件。

经济导刊：时代是由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组成的，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历史，以及世博会、奥运会、大地震等重大事件。而您的创作有一大特点是，很多建筑作品是表现历史和时代的，以及这些时代的重大事件。

何院士：对，历史是由这些大节点组成的。我做了很多反映这些节点的建筑，所以我会被称为“事件建筑师”。历史上要谈到中国这些事件，肯定要联想这些建筑。中国第一次举行世博会，中国馆是一个典型的标志形象。

你谈中国现代史上受人欺凌，不强大，中国现代的民族灾难，南京大屠杀是民族灾难的代表性事件，国家公祭每年都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我的作品就是要表达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

何院士：外国人对我的第二个看法是什么呢，他说建筑师的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风格，就像艺术一样。比如做SOHO建筑设计的扎哈，她说一般建筑师的作品都是一种类型，他们的作品，一看就是他的。而我的建筑看不出来，一会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是黑的。她说我像“明星建筑师”一样。

经济导刊：另外，是否她认为您的作品有强烈的差异和标记？这也表明她认为您的作品非常的多样化，并没有通过重复的形式或者风格特征来建立辨别度。

何院士：叫标签吧，这个就是明星设计师。我的设计会显现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必须要和它的主题、环境、地域文化等紧密结合。首先要解决功能与环境结合。另外建筑也是艺术，要体现文化是传承的，有根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我们的根，如果脱离了文化，就没有生存力量。

我是按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来设计。但是我的理念是不变的，不同的项目，针对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域，我会呈现出不同的建筑特色，适应性更强。通过具有强烈意向的建筑形体和色彩，直截了当地表达设计概念。如果说文化形象的营造可以用中国馆为代表的“红”色系来概括，热烈的“中国红”就更加强了这一主题。另一类作品的特质则可以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灾变、苦难及其带给我们沉重、悲怆的纪念性感受的“黑”色来体现。侵华日军大屠杀扩建工程用“暗灰”色调，低缓匍匐的建筑体量和结合基地形态绵延展开的线性轴线串联起了一系列庭园、小广场和隐喻着“尖刀”的建筑体量，引导着参观者的脚步，长长的路径和边缘锋利，几乎没有窗户的建筑体，表达了深沉而有力的纪念性主题。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充分地因应了山地环境，断裂而又重新连接的形体体现出地震的破坏，象征着灾区人民的坚韧和震后重建的意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地是在原有遗址上建造平缓建筑斜向嵌入地面，表现出一种挣扎抵抗的姿态，是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映射，黑灰色的碎石和带有燃烧痕迹的条木指向建筑主体，与建筑一起完成无声的纪念和反思，我设计了这种很消沉，很震撼，令人心灵颤动的建筑。

建筑设计都不是凭主观臆想，首先要有一个主题定位，体现中国特色的时代特征。假如中国馆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能叫中国馆。但是又不能仅仅体现中国特色，因为上海世博会主题之一是人类科学进步，所以要把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建筑形态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得到启发，中国馆建筑外形设计成像中国传统鼎的造型，既非常中国，又非常现代。建筑没有唯一答案，但是不是无章可循。第二，我做了大量的创作实践，第三，建筑有很强的社会性，建筑师要为社会负责，是有历史责任感的，所以我们要敢于针对中国重大事件来进行设计。

探求建筑的真谛和哲学思想

何院士：建筑要评标，所有设计都要竞标。我靠什么做呢，第一，靠理念作为后盾，针对每一个建筑的特点，我要把它解题。第二，我之所以回归大学，是要通过项目把设计、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现在不都讲究产学研吗？我们既是一个设计单位，搞设计，又是一个研究单位，并进行人才培养。而且把它融在一起，成为现在这个时代一种三结合的模式。这样我就有很大的团队。我的团队既要有理论，又要有人才，还要有团队精神。 我们面对这么多影响因素，就要讲辩证思维，抓主要矛盾。

经济导刊：我看您的传记里头多处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您刚参加工作时，就已经在反复地读《矛盾论》和《实践论》。我认为您的建筑理念和思维中，有哲学思想基础，它体现于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何院士：特别重要，特别清晰。哲学基础指导我怎么抓主要矛盾，在所有因素的影响中，我总结了“地域、文化、时代”，这六个字即是主要矛盾。我要求我的团队思考对建筑有影响的因素，要分析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主要的定位是什么。比如对中国馆的设计理念，我定了八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没有中国特色不能叫中国馆，但必须体现时代要求，时代的思想观念的要求，以及现代时代科学技术的要求，将两方面的要求融合。

中国馆承载着地方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的文化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演绎。中国馆的设计，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哲学思想中，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它唤起了我们对历代建筑的根本联想，但并不是照搬，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代表了中国，真正实现了“中国”的标志性。中国馆既有中国特色，它又是一个现代化完备的建筑，架空起来通风非常好，见太阳，它本身就是一个环保建筑。

我设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个馆的定位是“从战争到和平”。不仅让大家了解这场真正的灾难，震撼心灵，永远不忘记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促进人类共同走向和平，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这个馆让我们去仇恨日本，要在设计中体现共同走向文明才是和平。我们要在设计中表达很高的境界。此前，我看过世界上很多建筑，他们主要强调灾难。比如说，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犹太人进到里面整个灾难的过程都表现出来。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什么意境。我们的和平宫非常漂亮，最后就是一片宁静、和平的气氛，而和平之前我要反思，冥思嘛。就像写一本小说一样，有序言，有开头，有主题的高潮，高潮以后结尾，有回想，这样去写。建筑也是这样，到大屠杀看完之后，你会震撼，而最后让你有珍视和平、热爱和平的强烈欲望。地震馆也有主题，就是从记忆到希望，让我们记得这样一个事件，这是一个自然灾害，它不是一个人为的灾害。最终呼唤人类共同走向人与大自然和谐，这就要靠学会分析各种各样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表达你的主题，写一本书也要抓住纲领，这个是很重要的。

建筑大师的职业态度

经济导刊：您已经是院士，年纪较大了，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大工程的竞标，不断的琢磨创新？而且每天奔波于各地，亲自参加很多大型项目的竞标，很多年轻一些的院士都已超脱具体工程了？

何院士：像我这样的年龄，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代表国家的大工程呢？如果你不参与你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点勇气，敢于竞争。当然这就要敢于创新，而创新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关键。

经济导刊：您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何院士：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没什么特别经验，就有两条。

第一条，找准方向，跟社会同步发展。当你做的工作与社会的需求是同步的，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发展。我的努力跟国家、跟民族、跟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不能跟它反方向，方向正确，就有可能成功。

第二，要有人生目标。很多人都立志，年轻人都下决心，立一个志愿。等到五六十岁回头再看，一些人做得很成功，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成功的。我们要找好实现目标的办法，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是学校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但是分配专业不对口。1973年调到轻工业部的造纸厂，文化革命结束时，我已近40岁了。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那时候我就考虑人生，要怎么样发展。我一直想搞建筑设计创作， 就开始筹划，找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单位。我是广东人，20世纪80年代初，母校希望我回去。我就想，光是搞设计还不行，还得跟研究结合，这样促使你不断思考，不断提高。我要找一个可以把设计、研究跟教学相结合的单位，只有学校具备这个条件。所以1983年的5月4日，我从北京调回学校。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大变化。1983年至2017年，我都在学校任职。这就让我找到一个方向，这时候国家正在大发展，我就紧跟国家的发展。

经济导刊：在这个过程中，您也遇到三个转折点，但是都是要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第一个是您1983年下定决心从北京回广东发展；第二个是您爱人和孩子要去美国，你面临选择去留，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第三个是当了院士以后重新奋斗，在国家大发展中紧跟需求，找到新的突破口。

何院士：除了这两个选择，我还有三个节点。第一，1983年，我决定回母校。回来第三天，正好碰到一个设计竞赛，深圳科学馆。深圳科学馆当时是深圳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此一脚迈入门槛。

经济导刊：这是您的第一个作品吗？

何院士：这是我转向建筑设计的第一个作品。我那时候刚调回广东，住在招待所里面，还没分到房子。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预感机会来了，我就跟我夫人商量，马上借了几个工人，做了20天设计和模型。交卷前一天晚上，一个通宵把模型做好，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到深圳，中午交卷，下午评标就通知我中标了，这是打响人生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说今后我做的每一个设计，都要做到三到位：第一，任何工程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作品来做，认认真真做，不是应付，更不是挣钱，每一个都要做成精品。第二，要做到这个精品能够拿到设计奖。第三，必须对这个精品进行总结，写论文。一直到现在，我每做一个重要工程，都有作品，有设计奖、有论文。这叫做三到位。

经济导刊：后来我看您发表了好多论文，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

何院士：对，我第一个获奖作品就是深圳科学馆，获得国家二等奖。在《建筑学报》发表论文，就是《造型、功能、空间与格调——谈深圳科学馆的设计》。后来我就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我主持的所有的重要工程都要出好的作品，获建筑奖，发表论文。已在《建筑学报》发表了六七十篇的论文。

从1983年开始，我发展得很快，用了16年时间，1999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且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自己培养的院士。后来我总结这段人生经历时有两点体会，首先要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你的大方向跟国家发展应是同步的。第二，在业务发展上要找到方式，要有持久性。也就是我上面讲的三到位。

经济导刊：在工程院院士里，建筑学科的院士多吗？

何院士：到目前为止十来位吧。因为建筑面是很大的嘛，有历史，有园林，各方面都有，我是前五位吧。

经济导刊：您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啊，要做到这些会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是很艰难的。

何院士：真的很艰辛，但没有这种奋斗你不可能实现理想，所以好多媒体这样报道我，一个45岁起步的建筑师，前半生是空白，说我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做到了一般人要几十年做得出来的事情。就是厚积薄发吧。

经济导刊：这样您理论结合实际，三结合也做到了。

何院士：对。我当了院士后，我们校长、书记给我总结了成功源于这八个字，“勤奋、才能、人品、技艺”。要想成功，这八个字缺一不可。1997年我当了副院长了，2002年就当院长，前年才退下来。

刚才讲了我的三大人生转折的决定，第一，从北京回广东。第二，是否出国。我夫人的家庭是华侨 ，她通过家庭关系申请我们全家移民美国，1992年美国使馆通知通过了我们全家移民，我就马上做出决定我不去。我的夫人就带我的两个小孩去美国读书了。我的夫人大半年后也回来了，这个决定很重要。第三，重新奋斗。1999年我当了院士之后，我下了一个决心，万里长征重新开始，那时候正好遇到全国城市大建设，教育大发展，这给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校园规划的掌门人

经济导刊：全国大学都开始扩招，这给您带来什么机会？当时全国范围内校园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的数量惊人，据说您是在以“鱼骨式”建筑平面布局的全新面貌发展？

何院士：浙江大学首先将4个学校合并。有70多个单位报名参加招标，我带我的学生参加，中标了。从那时起步就不可收拾了，我开始研究大学的建筑，时至今日，我们团队参与了很多校园规划，在全国搞了300多个校园规划，遍布大疆南北，我本人就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规划。人家说我是“校园掌门人”。不断地有新作品出来，技术奋斗不停步，这一条非常重要。好多人以为我一生很顺利，其实我前半生是不顺的，没办法发挥作用。45岁之前没有作品，但是我积累了知识，做了思想准备，奠基了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抓住机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找到办法，就坚持下去。我的主要作品是在这十年、八年的，是当院士之后，好多人的成果都是在当院士之前，我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探索中国特色的道路怎么走，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建筑创作的一个道路、方法和理论，包括中国的理念、文化，也包括怎么做人，也包括思维方法和理论创新。

文化自信的力量

经济导刊：您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去过很多国家考察，有学术上的交流，还有前一段，您的作品也在国内外进行展览，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听说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以前我们是学人家，现在国外的这些同行或者学术界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咱们国家现在建筑学领域的发展、设计水平？您刚才说，我们与别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咱们还处在飞跃发展阶段，而人家都逐步停滞了，慢下来了。我们有很多实践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了人家，我们也在创造我们自己。其实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实践充分展现了这个特点。

何院士：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做得还不够。好多人对中国仍然不了解，比如说，我到一些著名大学演讲和进行展览，原来中国的主要建筑，那些高水平的建筑，我们并没有出去宣传。我前年去威尼斯展出，过去中国出去展的都是皮毛，没有反映中国真正的面貌，人家以为中国就是搞那么一点东西。国外对我们中国的发展，始终有怀疑，他们不了解中国，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一旦他们了解之后，就很认可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合作。

这几年，我们参加了很多国际竞赛，都是同台竞标。比如这次雄安新区起步区规划设计的竞标，大部分是请外国人，第二轮的设计只有3个是中国的单位，其他几乎都是外国的机构。我们也参加了雄安新区起步城市竞标，被评为优秀方案。海南岛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规划设计项目，我们一举夺得三个奖项的第一名。国外来的建筑师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强手，我们中国建筑师在竞标中要应对这么多国家的建筑师，我们即使被淘汰也是自然的。我们不是不怕输，不过输多了就赢了。关键是要是有好的理念，好的团队，好的人才，有好的平台和团队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经济导刊：4 月2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了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最新建筑设计方案，并公布您担任迪拜世博会设计总顾问，您能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吗？有没有可能将来也是像“一带一路”似的，你们更加注重国际化，走出去发展，到那些发展中国家去设计。我看了你们的设计后，觉得将来有这样的发展机会。

何院士：很有可能。我们最近去了迪拜，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外观取自中国传统的红灯笼，代表光明、团圆、吉祥和幸福。但是开始的时候，外国人对中国不是那么认可，总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这跟国家的强大有关系。例如，美国不认同你的时候，连底下的人都不认同的，但是我们顶住他们，也不跟他斗，而是不断激发我们自己的奋斗，迅速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经济导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自信了。

何院士：对，现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了。建国70周年，全国评了300个大奖，我们单位中了15个奖。

经济导刊：这么高密度啊。您真是老当益壮啊！

何院士：其中我本人主持的有13个奖。排在全国第一名，这个不容易。现在真正像我这么大年龄的院士，没有像我这样还敢于去招标、竞标，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再去竞标，输了不好看。我自己认为输了没关系，要放得开就赢了。我们是在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新时代，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也是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之路。

（编辑  苏歌）

在祖国大地上，能和山岳河流共参日月的，莫过于那些不朽的建筑。徜徉在它们身边，我们或有登临的激情，“念天地之悠悠”；或有抚摸的热望，指尖轻触之处都是沧桑。从来羡慕建筑师，能作广厦华屋，改变大地的风貌。这是《何镜堂传》[1] 引子中作者的感叹。

何镜堂，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何镜堂始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新设计道路，不断探索产学研三结合的发展模式，并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情怀主持设计了一大批社会广泛认同并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建筑产品，这些产品展现出其传承、创新与坚韧的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规模的持续增加，中国建筑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城市建设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留住城市的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这正是何镜堂一直坚守的理念。在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当中，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思潮喧嚣不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此起彼伏，但是何镜堂一直在持续践行他的“两观三性”论（总体观、可持续发展观，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对中国建筑界和建筑教育领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何镜堂的建筑思想立足于现代建筑理念，兼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充分的民族自信。他始终坚持建筑设计要直面发展中的中国，要与自然、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并创新性地提出了“两观三性”的建筑理论体系，主张因地制宜，因题而异，用富有时代精神的建筑语言刻画中华文明的地域特色。他的许多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建筑师群体在这个变革时代的孜孜探寻——寻找一条体现中国当代、本土特色的设计道路，一条中华民族从古老和传统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并重建自信的文化之路。

当我们打开何镜堂的作品集，从南国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馆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馆，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控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中逝者的默哀；从数以百万计平方米城市住宅的温馨，到200多座大学校园的美丽……何院士创作思想的高度，以及作品的广度，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中国的发展，折射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求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所塑造的物质与精神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建筑作品是对中国的历史变革非常重要的记载。

奠定创作的思想基础

1938年4月22日，何镜堂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洋溢着昂扬向上的精神；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培养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学课堂上，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老师的话启发何镜堂萌生了学建筑的想法，他意识到，建筑师将是最契合他理想的职业，他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56年，何镜堂考入华南工学院（后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入学之初，他的第一个感悟就是，建筑师的使命不是躲进书斋去建象牙塔，他必须了解现代生活，体验时代潮流。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五年本科学业，继而报考研究生，师从岭南现代建筑创始人、一代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攻读民用建筑专业。夏教授曾留学德国并获得博士学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深厚的研究功力。夏教授亦中亦西的文化学养给了何镜堂很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镜堂研究生毕业后下乡到农村插队。在此期间，他结合实际，认真阅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努力领会如何用辩证法的眼光，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抓住主要矛盾；以及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分析具体问题的思维方法，磨砺认识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奠定了后来从事建筑创作的哲学思想基础。

后发者的成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何镜堂被压抑多年的激情又被点燃。他从率先开放的广东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活力。经过几年的努力，1983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调回母校——华南工学院任教。此时，何镜堂已经45岁，虽是大器晚成，但他相信自己、相信中国发展的未来。他说：“常言三十而立，我要五十而立。”

回母校的第三天，何镜堂就得知深圳八大重点文化设置之一——深圳科技馆将要举行设计竞赛的消息，于是果断决定参加竞赛，不放过这个机会。深圳市政府对科技馆的设计寄望甚高，市长要求“让后人看后一辈子忘不了”。何镜堂夫妇奋战了20天，拿出了设计模型。这是他们的第一件作品。第一炮就打响，一举夺标成功。深圳科学馆建成后，何镜堂获国家和省级多种奖项，完成了建筑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工程。在建国60周年时，还被中国建筑学会评为全国最优秀建筑奖。

扬起事业的风帆

1985年，何镜堂和莫伯治共同主持设计位于广州越秀区新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在这座古墓博物馆的设计中，他力图体现出既能传译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又能体现时代和文化气质的元素。他们的设计，是一组尊重历史、尊重环境、造型与历史文化内涵相沟通，而且体现了现代建筑特征的古墓博物馆。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优秀设计金奖等许多重要奖项，并以其很高的文化品位，被列为20世纪世界优秀建筑精品，首批历史文化遗产。

何镜堂的事业扬起了风帆。此时，他又一次站在人生选择的路口。他夫人的父母兄弟都在美国，希望他们夫妇到美国去发展。当时正值出国热潮，在旁人看来，这是不容错失的机会。但理性告诉何镜堂，要实现自己的建筑理想，只能立足在脚下这片土地。对事业执着的追求，使他决然送走夫人和孩子，自己单独留了下来。

1992年，何镜堂接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1996年，他就任华南理工首任建筑学院院长，兼博士生导师。从此，他从以设计为主转到设计与科研教学相结合的路上。他根据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尝试将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在理论与设计的结合上。1994年，建设部授予何镜堂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的荣誉称号。

1994年，何镜堂主持设计了位于虎门炮台的鸦片战争海战馆。对这一组靠山面海，历史性、艺术性很强的纪念性建筑群，他采用了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设计手法，将许多重要的象征意义糅到建筑语言中。从不同的角度看建筑群的立面，犹如翻开的书页，象征着虎门海战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篇章。海战馆的设计获得了教育部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末，何镜堂进入了创作高潮。他以饱满的工作激情，接下了很多工程，几乎每项工程都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1999年，何镜堂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他获得了中国建筑界最高奖——首届梁思成奖。

 校园建筑设计的掌门人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积累，何镜堂的建筑创作进入了井喷期。到花甲之年，他又开始了新的征途，他的创作视野从广东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90年代末，正值高等教育大发展阶段，对建筑师来说，这又是新的施展身手的机会。他主持了大量校园建筑的规划设计，被誉为是“校园建筑掌门人”。他的校园设计紧密契合现代教育理念，突出校园文脉和时代特色，得到各校师生极高的评价。现代教育强调人的素质教育，要求突出校园空间环境的人文化、生态化，空间布局的社会化、开放化。教学建筑则呈现综合化、组团化、网络化的倾向，有利于设施集中，资源共享。这和传统分散单幢建筑格局有所不同。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何镜堂在很多大学校园项目中，面对较多的约束条件，往往能因势激发创意，让方案恰有度身定做的贴切和个性，这也印证了达•芬奇所言：“力量从制约中诞生。”

从2005年开始，何镜堂又主持设计了一批山区的校园规划。比如在重庆大学这样的获奖项目中，就体现了全新的山地校园特色。

多年来，何镜堂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设计，获得100多个国家和教育部优秀设计奖。2008年，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荣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这是我国建筑界的最高设计奖项。这一设计被建筑界认为是岭南新建筑的又一代表作，达到了国际水平。此时期，何镜堂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校园规划设计的学术论文，并任国家教育建筑专家委员会主任。

令心灵震撼的建筑

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眼神，创作有特色的博物馆是每一位建筑师的梦想。

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70周年，中央决定对1985年兴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扩建改造。何镜堂领衔设计的“和平之舟”方案，从国内外13家著名设计机构的方案中脱颖而出。这是建筑界为之瞩目的国际设计投标竞赛。何镜堂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组设计，而是要营造一个场所精神，是中国民族伤痕记忆的展示之所，是承载丰沛历史情感，凝聚民族记忆的建筑。

根据扩建工程“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理念，何镜堂在深入调查之后，确定了主题和清晰的定位。他认为，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世界的悲怆历史事件，在30万被残害的中国人“万人坑”遗址上的纪念馆扩建新馆，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更重要的是营造一种震撼心灵的场所精神。为此，他运用了最适合的建筑元素、手法、材料和技术，围绕战争、杀缪、和平三个概念，营造出“折断的军刀”“死亡家庭”“和平之声”三个意境空间。纪念馆凝重的建筑造型所体现的深沉历史感，使中外参观者受到极大的震撼，在国际和平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7年，外交部、中宣部等7个部委领导在视察大屠杀纪念馆后，盛赞工程设计为“世界一流，国内最好，国家标志性的战争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国内外很多媒体称其可与美国浩劫纪念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等世界一流的二战纪念馆相媲美。

2008年，大屠杀纪念馆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12年12月11日，在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前夕，为表彰何镜堂为大屠杀遇难同胞做出的突出贡献，南京市政府授予他“特别贡献奖”。授奖当日，世界设计大师、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及美国“9•11”遗址总设计师丹尼尔•恩伯斯金参观了大屠杀纪念馆后称赞：“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触动人心灵的作品。”

深圳建筑设计院院长、全国建筑设计院大师孟建民说:“这个纪念馆是我国一个典型性的原创性精品建筑。我国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在建筑设计领域是以仿学为主，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开始强调并走向原创，何镜堂这个作品是代表中国建筑师走向原创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说：“类似的建筑如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华盛顿犹太人纪念馆等我都去参观过，各有千秋，但是南京纪念馆是成功之作，形式与内容统一，悲怆动人，简洁有力，气宇万千。我们现在的媒体似乎有一种倾向，对西方进行过多不确切的吹捧，对中国的成功之作却报道很少。”

顶天立地的“东方之冠”

何镜堂主持的国家级大型建筑设计项目接踵而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令全球瞩目，这是40届博览会以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的世博梦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了。中国馆是此次世博会主题演绎的重要展示区和重要载体，承载了中国民众的无限期望。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国家标志性建筑几乎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决策部门认为，中国馆要由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设计师进行建筑设计，因而决定在全球华人中进行招标。

世博会组委会将中国馆的主题确定为“城市发展中的中国智慧”，它是国家精神和中国理念的集体体现之地，能够承载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同时也要弘扬时代的精神；它应该是缀起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这样宏大概念的佳作。

中国馆的造型必须在中国特色上做文章，以反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谐共生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多重限制的命题作品，建筑师要对中国文化、中国建筑的特性有深厚的了解，具有将中国精神融入现代建筑设计的大思路、大手笔。

对这样的扛鼎之作，何镜堂没有畏难，积极参加竞标。他对中国馆定位的理解是：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何镜堂对中国元素进行整合和艺术处理，通过中国器来整合中国元素，即表达了热烈向上的精神，又不失雍容大度的泱泱大国气概，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气质在这里得以充分展现。

中国器——从中国文化印象（如传统意境、品格、色调、特征），中国文物器皿（冠、鼎、家具等），中国建筑元素（城市营建法则、建筑构架、斗拱等）中深刻领会，加以整合提炼，抽象出“中国器”的构思主题。其浓郁的中国风格和别致的造型得到评委一致好评，一路高歌，他的方案顺利通过招标。

立于黄浦江之畔的中国馆如托天耸立的巨鼎，雍容华美，稳健昂扬，被重新命名为“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其形神高壮，巍然挺立，风雨难摧，体现出正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古老国度刚劲磅礴的力量。

中国馆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中国感觉，明显地表达出了一个中国的意象；它的庄重感和仪式感，也整合了世博会的场所精神。对此，何镜堂说：“我们要把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向全世界做一次自信而友好的表达。”他在讲解中国馆的创作理念时说：“假如一个馆设计出来，放到美国也行，放到巴黎也行，或者放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行，显然不是中国馆所追求的。开放的中国拿什么与世界对话，一定要用现代建筑语言交流。”在中国馆封顶时，何镜堂说：“这是中国建筑师一个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中国馆凝聚了全体中国人敞开胸怀迎接世界的热情和心血。”

中国馆以现代的技术和手法营造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意向，作为国家形象被广为流传。

2010年5月，世博会开幕，世博会规划总设计师吴志强向何镜堂致敬时说：“这是中国本土建筑设计师主导型的，自主创新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我们联手完成了中国建筑界的崛起。”

“何镜堂做成了一件顶天立地的作品！”意大利的一位建筑评论家赞叹。他认为，中国馆是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分水岭，开创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新时代；从这里看到一位建筑大师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2011年2月，中国国家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出现在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背景正是中国馆。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七次会议通过继南京纪念馆之后，将进行第三期扩建，将建立世界法西斯中国战区胜利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建立纪念馆的使命，将诠释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复兴的艰难道路，永远纪念这一场伟大的胜利。南京政府直接将这一重大工程委托给何镜堂团队，2015年7月，纪念馆竣工。

在建国60周年时，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出的全国300项大奖中，何镜堂主持的设计占了13项，他荣获了中国建筑界的最高荣誉。

凝聚强大团队的向心力

现代建筑业早已不是靠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大型建筑设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已经远超过去的时代，其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建筑周期越来越短，依靠个人出成果的发展方式已不适应快速变迁的时代。只有聚敛团队的力量才能做大做强。

作为团队的灵魂，何镜堂凝聚了一个团结和谐的老中青结合的设计队伍，形成了稳定的组织架构，并追求团队合作共赢的模式。他的气质延伸到整个团队——一群如他一般充满激情和活力、勤勉而又宽和的年轻人，一个涵蓄了丰沛精气神的设计团队和研究团队，以及他所带的研究生群体，因为他不仅是建筑大师，也长期担任建筑研究院院长和建筑学院院长。他们体现了何镜堂的“两观三性”的建筑思想，传承与创新的理念。

为千年大计而奋斗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省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党中央作出的又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对雄安新区的规划设计是千年大计。

雄安新区的建设牵动人心。2018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0年）》，新区的总体规划得到批复后，新区规划的顶层设计也已完成。

一个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000多名国内外专家，200多个国内外的团队，25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日夜兼程，推动规划编制工作。80周岁的何镜堂要为国家的千年大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他精心设计，精心调研。2017年，他在雄安新区（198平方公里）起步城市设计的国际咨询被评为优秀方案。2018年，他的设计被评为雄安新区启动区（38平方公里）城市设计优秀方案。

海南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设立，是自贸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贸区的起步区，将以未来环境、未来网络、未来模式为抓手，打造中国海南开放的国际自由创新区，引领生态文明发展的未来花园城。江东新区面向泛南海经济圈，以自贸为核心，探索实现“贸易、旅游、科技”三个输出的重要使命。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新区海口江东新区概念规划方案”国际招标项目正式启动后，何镜堂率领他的团队奔赴海南，进行考察参与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起步区是江东区先行开发地区，是未来重要对外开放区和生态CBD。2018年9月3日，海口正式面向全球公开发布起步区设计方案国际征集公告，共有68家国内外设计机构和联合体报名参加了本次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活动，在申请人资格预审会上，评选出6家世界知名设计机构，在海口江东新区概念规划国际招标成果基础上进行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以何镜堂为主设计联合体以“江东筑梦，众智成城”的设计方案从6个团体中脱颖而出，一举多得三个奖项中的第一名。

2019年2月25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新区海口江东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的最终结果，由何镜堂组织的华南理工大学设计院与俞孔坚设计团队和中信华夏城市运营研究院联合体参与江东新区概念规划提交的方案被评为优秀设计方案。

何镜堂给人以取之不尽的感觉。“越之者，恒越。”对于昔日的辉煌和骄人的成绩，他不断放下，从不因自己的地位而固步自封，他的思想比年轻人还前卫，从他的设计中可以看到他因时代变化，不断蜕变，在不断否定自我中不断升华的轨迹。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时代，找到了可以将生命附丽其上的伟大事业，深感幸运，由此“竭尽所能”。生命中真正的幸福，源自于你能为一个自己认为至高无上的事业献上心力，为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发展做出奉献！  

                               （编辑 苏歌）

十多年前，笔者的博士论文即将杀青提交答辩之际，导师王绍光教授向我透露，他未来十年将集中精力研究民主理论。从那时起，我就和王绍光教授通力合作翻译了两卷本的前沿民主理论文集，第一卷为《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1] 第二卷为《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2]

十年后，回头再看，这两本译文集只是冷盘、甜品。王绍光教授的新书《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3] 作为其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一卷，连同写作中的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和第三卷《抽签与民主的重生》，才是他十年间倾力做出来的正餐、硬菜。

人们对抽签顾虑重重。抽签似乎只是小国寡民的历史陈迹；看上去抽签的组织成本更高；抽签让普通人作决策或许更民主、却浪费了精英的智力；把政治交给非理性支配、缺乏可预期性。总之，抽签像是儿戏不值一提，抽签的民主性只是潜力而非实力。

但是，抽签从未从人类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恰恰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民主性。[4] 自从选举取代抽签成为政治选拔的主要手段以来，带有自由、民主和技术专家统治特征的“混合寡头制”就大行其道，这并非偶然的命定，而是选举弊端所致。选举很容易让高知精英主宰普通公民，很难摆脱寡头统治的泥沼，也很难让真正的民主分子心悦诚服。[5] 代议制民主已经千疮百孔，人们有必要重新重视随机决策的长期传统，把偶然因素带回到当代民主过程中，发挥抽签民主的理性潜能。[6] 这是因为，抽签是立足现实政治经验、人的判断、累积的智慧和轻重相权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把选择交给神意、偶然或运气。[7] 抽签是比选举更公平的选拔方式，是理性设定的理性盲区，也是人民参与政治、控制政府、维护政治体系的重要渠道。事实上，抽签更理性、更平等、排除能力更强大，它有能力削弱“权贵的陌生化”、减少党争、节约成本、减少腐败、提高政治效率、增强政治信任，扩大代表性，提升协商质量，提高认知的多样性，进而矫正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的弊端。简言之，抽签可以让选拔更公平，让代表更尽责，让认知更多样，让辩论更有效，让决策更明智，让民主更理性，让政治更民主。因此，无论是理性化的社会，还是“后理性主义”社会，抽签都是必要的。[8]

抽签至少是选举的有益乃至不可或缺的补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9] 选举并非一无是处，抽签也绝非毫无瑕疵。厚此薄彼有失偏颇，顾此失彼难免捉襟见肘。对于一个复杂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而言，有必要在政治过程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与代表、精英与大众、专家与门外汉、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建构更适宜的美好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就人民全体在场共同决策的可能性而言，在全国层面，“房间里的确装不下所有人”，但在基层，“房间里装得下所有人”。这也是因为，人类政治生活也许无法完全理性化，最深刻的理性或许在于：理解理性的局限性，进而，理解何时放弃理性才是理性的。[10]

在此基础上，《抽签与民主、共和》告诉人们，无论古今，抽签都是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利器。作为一种政治选拔方式，抽签和选举一样用途广泛，可以适用于预选、决选、验证、分组、排序等政治过程的主要环节，适用于选拔官员、挑选代表[11]、组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各类委员会、选拔陪审员、决定生死、分配稀缺资源等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关键领域，适用于村社、社区、市镇、郡县、省州、中央、国际组织等政治层级，适用于小国、大国等不同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晚近四五十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在认真思考重新将抽签融入政治过程之中，英国国会的一些工党议员希望用抽签组建的公民大会来化解“脱欧”僵局，在德国、法国、丹麦、荷兰、冰岛、芬兰、爱尔兰、雅典、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等政治体，抽签的理念和试验也已经方兴未艾。

不过，无论是两卷本的《选主批判与超越选主》，还是三卷本的《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主旨都不是为了证明抽签唯一正确，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它们想说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不应单轮驱动，而应票选、抽签、公众参与、群众路线多轮驱动。[12] 遗憾的是，相对于票选、公众参与、群众路线这些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抽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受到的关注都非常不对称，尤其需要补缺拾遗。

2008年，王绍光教授用《民主四讲》开启了他对选举式民主的严肃质疑和深刻反思。[13]十年后的2018年，《抽签与民主、共和》更上层楼，通过系统梳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与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共和制下的内在价值和实际功用，回应现代人对抽签有什么用、还能不能用、有没有必要用的疑问，进一步释放人们对民主的想象力。

学术是常为新的，斯书是范。

内容摘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关键词：民主、抽签、代议民主、抽选民主

民主与抽签的历史渊源

    “民主”是个极其时髦的词，人们几乎每天都见到它，听到它。说到“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竞争性的、多党之间的选举。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与选举几乎是同义词：民主就意味着选举，选举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不仅没有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选举，而且选举根本就不是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城邦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是随机抽签！

在刚出版的《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一书中，我试图用详尽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与抽签（而不是选举）原本有极大的、久远的关系。从公元前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末，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抽签在民主与共和制度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缺少了抽签，古希腊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罗马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也就不是共和了。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也许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抽签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负责的，此书告诉大家，如果摆脱20世纪以来流行的“民主”、“共和”观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运用随机抽签，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现代世界，对诊治漏洞百出的西式代议民主，重新启用抽签恐怕不啻为一剂良药。

不过，在19世纪以后的两百多年里，随着“共和”、“民主”的呼声增大，民主与抽签绵延两千多年的内在关系却被剥离、割断了。抽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以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传统中，抽签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历代思想家看作寡头政治标志的“选举”成为“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争取普选权。

选举说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来治国。“民主”不再意味着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自己直接当家作主，而意味着人民拱手将治国理政的权力交由一小撮获得较多选票的精英打理。民主的实质被抽空了，换上华丽的外套；偷梁换柱之后，民主已变为选主。而抽签之所以被腰斩，也许正是因为作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过于锋利，危及了那些对民主口是心非的统治精英。

普选权的实现与代议民主的危机

    经过底层民众一百多年的争取，到20世纪60年代，普选在欧美各国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时，有人开始意识到，即使完全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代议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

从1840年前后，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曾在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人们对它的关注迅速消退。与此同时，人们逐步意识到，虽然代议民主在理论上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现实政治却始终牢牢把握在极少数“政治精英”或“权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乐道的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丝毫无助于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义”。 [1]

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他曾遭到不少批评家的嘲讽，认为他的研究不够专业。但4年之后，谢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实：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参与投票的选民。他对风行一时的多元民主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那种认为有压力集团的存在就可以自动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过是个神话”；“多元主义天堂的问题在于，在天堂合唱中，上层阶级的音调太响亮”。

20世纪60年代末，这样的出版物多了起来。1967年，心理学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出版了《谁统治美国》；1969年，政治学家西奥多·罗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义的终结》；前一本书十分畅销，后一本书引起学界热议；两本书都再次对多元民主理论产生巨大冲击。的确，虽然社会中存在种种利益集团，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多元民主论所说的平等竞争。相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强大财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它们可以雇佣专业游说人士，可以为选举提供金钱支持，可以用种种方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比如威胁政府把投资移往别处）。这些强势利益集团也许会摆出一副追求公众利益的姿态，但那不过是掩盖其寻租行为的幌子。利益集团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竞争，根本不是民主，只会导致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被少数人绑架，使政府成为特定阶级的工具。

也许是意识到票选内在的局限性，一些人群开始通过动员的方式推动体制外活动，由此形成了一轮政治参与高潮和所谓“新社会运动”的高潮，如反战、反核、环保、女权、少数族群、社区等运动。投身社会运动，使一大批民众迸发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展现出非凡的能动性。一波接一波的游行、示威、静坐、抗议、占领，突破了西方既有体制的束缚，将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代议民主理论对蓬勃兴起的参与热潮无法作出内恰的解释。如此一来，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造成社会运动理论生机勃勃的局面，也激发一批理论家开始反思代议民主理论，提出一些倡导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理论，如“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后来出现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见图1）。

图1：谷歌Ngram中“政治参与”、“直接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出现的频率

终结历史的黄粱梦

    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对现有经济、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甚至恐慌。他们认为，在常规政治之外，各个社会群体的“非常规”政治活动（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对政府提出了“过多”的要求，导致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多，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这些“非常规”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 同一年，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题为《民主在危机中》。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虽然报告声称对“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说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义。亨廷顿驳斥“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之说，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显然，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很快，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打着“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的旗号，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让国家缩水”。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民主私有化”，“让民主缩水”，“消解人民”，“民主的终结”。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作为替代，欧美各国（尤其是美、英两国）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亦即代议民主），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唯一的、最不坏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创立于1941年、预算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自由之家”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1983年，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关注“直接民主”的人减少了，对“参与民主”的讨论没有再增温。

在那个年代，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500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她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经济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代议民主，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别无选择”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在福山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成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实施这一制度的技术细节。在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时间，“民主化”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但它仿佛已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代议民主的颓势

庆祝西式民主最后胜利的狂欢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碍重重。“民主化”开始仅仅几年后，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s）。剩下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民主制”。于是，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民主制”加上前缀修饰词，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控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威权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质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伪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年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7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家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选主”。[2]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主”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 在35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5个国家中，3个实行强制投票；在35国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31位，低于60%。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它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主”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主”（rule by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同样，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1951-2011）的著作《虚无之治》，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 “不平等的民主”；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学者的结论。丹麦学者汉森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中说：“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1947-）2016年出版了《民主：一部生命史》一书，对代议民主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的不轻，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但不少人还是只愿承认这国或那国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病症”，却不愿承认代议民主本身已是沉疴难起。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这种幻觉致命一击。利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1995-2014年间获取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欧美各国，人们不仅对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们对作为一种政体的代议民主制也越来越疑虑重重，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越来越倾向否定代议民主制、接受与代议民主不一样的政体。尤其是在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些趋势越加明显。项目主持人的判断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着全面危机。

抽签浴火重生

正是在代议民主逐步陷入危机的过程中，更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代议民主的补充方案或替代方案，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

抽签上一次有可能成为代议民主替代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图2）。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曾出现过一批与抽签有关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政论小册子。在这些出版物中，有的直截了当地呼吁用抽签代替票选；有的用抽签作为区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的一个指标；还有的会指出抽签的长处、票选的短处。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没有人再谈及抽签在现代政治中可能的运用。

图2  谷歌Ngram中“抽签”、“抽选”出现的频率

当代最早倡导抽签的人，可能是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 L. R. 詹姆斯（1901—1989）。他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鼓吹直接民主的论文，标题是“每一位厨娘都可以治理国家” ，副标题是 “古希腊民主研究与其对今天的意义” ，详细讨论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中的作用，他确信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当代，因为他完全赞同列宁的理念[3]：经过学习，普通劳动人民也具备治国理政的潜质。不过，由于詹姆斯的激进身份，他的观点并没有在主流学界和政界引起广泛的注意。[4]

1970年，在西方政治学界、尤其在是民主理论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伯特·达尔出手了。他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革命之后？美好社会中的政治权威》。该书指出，代议民主（达尔称之为“多头政体”Polyarchy）与理想民主的距离必须以光年（light years）计，它有三大问题：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大公司权力巨大、所谓民主政府权力巨大。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头政体的民主化，达尔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重启抽签这种机制。他建议，为多头政体里每一位重要官员（市长、州长、众议员、参议员、总统）配备一个顾问委员会；这些官员每年必须定期与其顾委会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对重要议题的辩论，考虑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每个顾委会由几百位抽签产生的成员组成，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如果成员是穷人或失业者，可以为参与顾委会活动获得津贴。达尔深知，在抽签与有关抽签的讨论消失近200年后，很多人会对他的提议感到震惊。因此，他书中涉及抽签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回应各种可能的疑问。[5]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1989）。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民主在历史上已经走过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向民主城邦，第二次转向共和主义、代表制与平等。该书在最后一部分“迈向第三次转型”中，达尔勾勒了一幅民主的未来图景，抽签是其中一个关键机制。他认为，克服代议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抽签的方式在立法机构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大众的“微型大众”（Minipopulus，简称“微众”）。其具体建议是，在全体公民中，随机抽取大约1000人，组成“微众”，它的任务是就某一个政策议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商讨，并最终公布其政策建议。这些人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碰面”。可以设想，由一个“微众”设置政策议程，另设多个“微众”，每个“微众”专就政策议程上的某个议题进行商讨。各级政府都可以设置这种“微众”，也可以选派一些学者、专家、政府工作人员为这些“微众”提供咨询服务。“微众”还可以召开听证会、委托研究机构提供背景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与辩论。由于“微众”是随机产生的，在达尔看来，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全体公民；它们的判断就是全体公民的判断。[6] 不过，达尔并不主张用抽签取代选举，它只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补充。[7]

世纪之交的转折

在达尔之后，20世纪70年代对抽签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者、历史学者、统计学者、决策学者，且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纯学术性的，不涉及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唯一由政治学者撰写的书呼吁美国人不再参与毫无意义的选举，投身于一场宪制革命：取消参众两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国会；国会议员的50-60%应由随机抽取，其余40-50%的议员仍由选举产生。[8] 这是比达尔更为激进的主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被人忘却了。[9]

在接下来的80年代，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几位思路开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用抽签替代或补充票选。

一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本黑姆，[10]他于1981年发表了两篇题为“统计民主”的文章，历数票选的弊端，建议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构建决策机构。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更系统地鼓吹抽签，并把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称为“抽签民主”（Demarchy）。[1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厚实民主》。[12] 他把代议民主称作“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其运作的政治体制称作“厚实民主”（Strong democracy）。该书的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至少四条都与随机抽签相关。

1988年，一位政治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在一篇对几本新书（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吗》）的书评中指出，民主理论正在开辟“新的方向”。果然，达尔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阐扬抽签的民主潜质。两年后，费希金出版了《民主与商议》，力推带抽签环节的商议式民调，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从图3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抽签重生的转折点。其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达136件，是70年代相关出版物的两倍多，相当于1749-1969年这220年间同类出版物的总量！

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如图1所示，商议民主理论异军突起，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注意。大多数读者对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议”过程上，但值得关注的是，参与商议的人如何产生？能否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抽签具有何种优势？同样，其它各种替代或补充代议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借助于抽签，使得这十年中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再上一个台阶，达到近200种，其中一些现在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抽签理论：从边缘到主流

21世纪刚刚过去了16年，但我们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将是抽签重生的世纪。图3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本世纪头10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接近此前20年的总和；而过去7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260年的总和！最近一些年，涉及抽签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签与公共政策”系列丛书，现已出版9本专著。[13] 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14] 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15]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与2012年举办了三次有关抽签的研讨会；[16] 爱尔兰的都伯林三一学院于2012年10月举办了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签”。[17]

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与抽签相关的特刊，如《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季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于2010年出版了有关抽签的专刊，其中包括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又如《美好社会》（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8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的专辑。

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个别例外，参与抽签讨论的多是学术界的边缘人物；但随着巴伯、费希金、曼宁、麦考米克等人加入，越来越多学术界主流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2010年以前，讨论抽签的场合往往是小型研讨会，难以引起广泛注意；现在这类讨论已开始登堂入室、进入大型学术活动。在美国政治学会的2011年大会上，主席卡罗尔·佩特曼的年度演说谈及了抽签在民主参与中的作用。一年后，担任同一职务的简·曼斯布里奇也对抽签很有兴趣，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说中再次提及抽签对民主的意义。到了2016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不仅专门安排了一个圆桌讨论，关注“抽签与民主理论转型”，还有多个小组讨论涉及与抽签相关的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最近参与关于抽签讨论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个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抽签可以从哪些方面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民主的弊端？抽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抽签与商议应如何结合？从认识论角度看，抽签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民当家作主有什么意义？抽签适用于哪些领域？只是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决策领域？抽签适用于哪些层级？只是基层、地区、全国，还是也包括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由抽签产生的机构的商议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看法不尽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签的民主潜能。

抽签逐步摆脱边缘地位、引起越来越多主流学术界人士的关注，这说明代议民主框架内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辟蹊径、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一大批学者试图发展与抽签相关的理论，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国，抽签之所以被采用，往往没有任何理论的引领，几乎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思想家们对它基本上视而不见；即使对它有所评论，往往不过是只言片语，导致有关抽签方式无法系统化、理论化，难以隔世流传。结果，威尼斯共和国于18世纪末消亡后，抽签在政治中的应用便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近200年。也就是说，缺乏相关理论大概是抽签长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反过来，抽签理论的逐步繁荣也会促进抽签在实际政治的复兴。

抽签实践：遍地开花

在对抽签的理论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时，抽签试验也遍地开花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抽签/抽签的实践。如德国的“计划单元”（Planning Cells）、丹麦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的“公民审议团”（Citizens' Jury）、巴西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都包含着参与、商议的成分外，这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过抽签挑选出来的普通民众。与古希腊和中世纪城邦不同，这时的抽签已经没有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选民。经过欧洲与俄罗斯统计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探索，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随机抽样已被确定为在人口中挑选出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因此，随机抽签出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体的正当性。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世界各地基于抽签的试验在代议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21世纪后，抽签方面涌现出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商议式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类是“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两种试验已经遍布各国。

商议式民调的主要推动者是詹姆斯·费希金，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签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签与商议的结合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商议式民调，而中国是试点最多的国家，包括浙江的温岭、台湾、香港和澳门。[18]

公民大会的大规模试验始于加拿大的两个省。英属哥伦比亚省于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于2006-2007年举办过有关选举制度改革的公民大会。其参与者都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他们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职业政客。选举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他们改革自己从中受益的选举制度，无异于与虎谋皮。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

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年来的抽签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签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政治人物的关注。

在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社会党人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许诺，如果当选，她将组建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市民议会；市民议会将与现存的国民议会一道参与修宪的讨论，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决。

在荷兰，2007年全国性的选举制度改革采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由抽签选取的公民经过大半年的讨论、最后向议会提交改革建议。

在冰岛，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其银行体系的崩溃，由此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2010年，议会决定启动修宪，但不允许政党染指新宪法的准备与起草过程。作为替代，冰岛设立了“国事论坛”(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计算机随机选出950个18岁以上的公民，提出他们认为应该被列入新宪法的议题，并且将讨论结论公开于网络上。而制宪会议（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成员不是来自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议会成员不得参选），而是从522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中选出，包括教授、记者、学生、工会工作者、物理学家、牧师等。这25人起草宪法的过程完全透明，时时与民众沟通。虽然这次修宪因程序问题（实质是政治精英的抵制）并未最终完结，但它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称之为全球宪政史上最民主的修宪过程。

在芬兰，政府也考虑借鉴冰岛的经验，让集体智慧在未来决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爱尔兰，2011年设立的制宪大会（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鉴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员中，66人是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党推选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制宪大会共提出18项宪法修改建议和20项对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议。为了应对另外几项极具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如堕胎、公投、议会任期限制、气候变化），爱尔兰于2016年设立公民大会，其成员由99位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构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担任主席。公民大会最终会向议会提交修法建议。

在英国，早已有人建议用抽签的方式改造上议院，区域性的公民大会也已有先例，现在议会上、下院已开始认真讨论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宪会议。

除此之外，美国加州也曾有人提议为选举制度改革设立公民大会。

从过去四十余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签现在已失而复得。它在20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不是为了证明抽签是实现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确方式；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甚至无数种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单轮驱动。如果这有助于释放大家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编辑  季节）

跳出西方教科书认识西方

张宇奇：这里也有一个如何认识西方的问题，在《五百年来谁著史》和《一篇读罢头飞雪》等著作中，您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形成、对西方的“大国崛起”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西方教科书里的描述大为不同。您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韩毓海：我们看西方，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做。我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些企业家和商人在市场竞争中结合形成的一种力量，资本家不等于企业家和商人。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例如普鲁士这块地方，也是由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的条顿骑士团开拓的。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把战争与金融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

我认为，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如果离开了民族国家这种暴力形式，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要认真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列举了17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并指出，这些文献都是在解决西方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读这些文献，要带着问题去读。例如，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不可能用妥协的方式来对抗这个空前的暴力阶级，不能用改良的方式去应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力进程。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在，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合法性所在。

张宇奇：能否说，正是这一观点，也决定了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决定了您对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的独特认识？

韩毓海：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与西方相比，我们走着独特的道路。西方的基督教宣扬“普世价值”，但它们没有“普世制度”，欧洲长期四分五裂，只能靠宗教和上帝来勉强统合。

在我看来，与1500年以来的西方不同，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我们看看宋代的制度，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比较，这个问题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当时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完全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反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导致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的大规模下降。这就是我所称的“治理体系的过度文明化”；造成了这些“过度文明化”的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即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文明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下降。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理政规律时，曾经极为深刻地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今天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①。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高度文明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高度文明化的治理体系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这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最伟大功绩，就是牢牢把握住了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这一客观历史规律，不仅发展了中国的生产力，更改造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解决了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空前下降的问题，结束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现状。特别要看到，中国共产党与宋代以来的士大夫阶级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党风、学风、文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在于实现了从上层到基层的高度组织化，一边打仗，一边读书，一边斗争，一边思考，内圣外王，学以致用。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根本目标在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重要著作的基本切入点。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

张宇奇：许多读者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您是怎样由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转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上下功夫的？

韩毓海：我们把话题扯远一点，我想先谈谈王阳明。王阳明也是个文人，属于士大夫，如果放在今天，他是应该算到中国语言文学系里面的人。但正是王阳明代表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向，特别是对待儒家传统的转向。

对于明代的人来说，孔子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了。当王阳明面对儒家和孔子的时候，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一千多年前的儒家究竟怎么指导现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王安石提出过，叶适也提出过，但没有真正解决。第二，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南宋时期就已经制度化了的儒教？追随儒家，是否等于追随官方设立的儒教会、追随科举制度？儒家思想，是否等于官方颁定的科举教材？是否就等于当官的敲门砖？是否等于道学？这里就有一个对于儒家思想是否真懂、真信的问题。第三，我们追随圣贤，究竟是追随孔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格，追随他们反潮流的“狂狷”品质，还是仅仅是做一个背诵他们的语录，口蜜腹剑的伪君子、“道学家”？

韩愈说，“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而孔子在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他的思想是切合实际的，而都认为他的理想比蓝天都遥远，孔子学说就是“疏阔”和“大而无当”的代名词，孔子几乎被看作是个丧家犬一样的狂人。那么进一步说，如果孔、孟活在宋明清，他们这样特立独行的“狂狷之士”，难道会见容于当世、见容于满天下的道学家们吗？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宋明清的科举考生，对于儒家的学说，真懂、真信的，一百人当中有一个就不错了。因为儒家学说对他们来说，只是立身的，不是立心的，是修身的，不是修心的，对于儒家思想真正走心的，究竟能有几个呢？面对这个世界，像孔孟一样良心上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天下有事，百姓有难，他们不都是躲得远远的吗？个个不都是“平日袖手谈心性”吗？究竟有几个做到了“临危一死报君王”？明亡的时候，才高八斗的侯方域究竟干了什么？他还不如李香君呢。至于傅斯年的祖宗傅以渐，他不是欣欣然继续当官吗？

所以，王阳明就提出了“立心”这个问题，提出了要独自一人，摸着自己的良心，去面对孔孟的问题。还有，我们作为儒生，最重要的是读圣贤书呢？还是学做圣贤、像圣贤那样去做呢？我们是捧着后人整理的孔孟著作寻章摘句呢，还是学习孔孟伟大的人格，做孔孟那样特立独行的人呢？王阳明说，我要做圣贤，要像圣贤那样生活和行动，而不是迷信圣贤的词句。所以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

读马克思理论的问题，与此类似。

我为什么去读马克思呢？直率地说，是因为我在45岁之后，感到了良心的不安。这种良心的不安，我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的序言的第一段就说明了：“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都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于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这种良心不安，日益长大，还因为我是个教师，是个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当老师，你要面对学生的眼睛，所谓师德问题，不仅是指男教师不能骚扰女生这类事，更重要的，你要面对学生的质疑的眼睛，还要真诚面对，而这也就是面对你的良心。

今天的大学生，不仅要学专业课，他们也要学公共课，公共课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文系的学生也一样。那么，今天学生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对吗？共产主义能实现吗？这就是你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必须摸着良心，独自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似乎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都在退潮，在大学生中，在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中，这个问题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一问。那么，今天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如此突出，成为了所谓“新时代的第一问”？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中国高校大学生、广大知识分子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我认为，这里的原因起码有两个：一个就是自1996年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而另一个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错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如果马克思是错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错的，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共产主义？一般教科书上的回答是：生产力充分发展，产品极大丰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当然也没有斗争，这样的共产主义是天堂。所以才会有人说，共产主义比蓝天都遥远，共产主义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我们等着就是了——而这样的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不能说服学生，也不能说服我们自己，因为它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无关。

要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首先要了解辩证法。黑格尔说，法国大革命是反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是正方，因为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但是，普鲁士却不得不按照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对普鲁士的贵族制度进行改革，因此，所谓历史进步，就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过程。在一些人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就是没有反方的正方。那么，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就是要解放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孕育的新的社会因素。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已经被资本主义洗脑了，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甚至支配着所谓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马克思说，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之前是有历史的，在资本主义之后就没有历史了，历史到资本主义就终结了。于是，对资本主义，谁都唯唯，谁不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他说，资本主义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发展，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共产主义运动，所以，资本主义就不能不、或者不敢不改革——如果它不想明天就灭亡的话。正像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帝国主义还好好地在中国待着呢，公园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挂着呢。如果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今天商场里的一个女售货员，还要为了在工作期间偶尔坐一坐、喝口水而斗争呢。

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辩证法的“反方”存在，这个世界还是白人殖民者的世界，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知道了历史辩证法，我们就会懂得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话：“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的形式，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①

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种寻找、探索和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更好的人类发展道路，探索人类前进的更为合理的方案，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今天我们做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也许正因为我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所以，我笔下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人，似乎类似于王阳明眼里那个奔走呼号的孔夫子，似乎类似于尼采笔下那个面对悲惨世界——良心感到深深不安的人，尼采说，“瞧啊！这人！”而马克思也曾经说过，“我的皮肤不够厚，不能背对苦难冷酷的人间”。

这就是我写《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的理由，这本书非常薄，但是，她倾注了我自己太多的爱，也倾注了我太多的良心不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共产党，想起了北大时代长发飘飘的毛泽东，想起了旅欧时代英俊的周恩来，想起了北大中文系的邓中夏和伍中豪，而后两个系友，都牺牲于花一般的年龄。他们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前辈，作为他们的后学、后辈，不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这本书发行了很多地方，发行到了美国、荷兰、意大利，也发行到了佛陀的故乡尼泊尔。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成为了北京大学党校的教材，也就是说，北大的学生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需要读这本书，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这是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像你一样不屑权谋，像你一样嫉恶如仇，像你一样为真理而争斗”，这首叫《马克思是个九零后》的歌，代表了马克思复活于当世的形象。

为中国，为人民做学问，不为帽子、不为虚名做学问，说到“中国学派”，首先就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培养的是治国理政人才

张宇奇：2018年10月23日的《中国教育报》第一版，介绍了教育部党组在高校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教学的系列经验，题为《北京：增强高校思政工作时代感实效性》。文章指出：“在首都高校，一门名为‘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程，成了学生中的‘网红课’。这门课汇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名家，共开设了13讲内容，受到首都大学生欢迎。很多听课学生表示，‘能近距离听这么多名家的高论很解渴，拓展了大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也让我们对党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深刻理解’。”我知道，这些课程是您参与组织，后来还编辑了《人民公开课》一书出版。2018年1月23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成立，目前，你们研究院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哪些设想和举措？

韩毓海：王安石有个名篇，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个万言书，其中说：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因为改革一定会落实为组织人事改革，实质上也就是怎么选人、用人的问题，而选人用人的基础，则在于教育究竟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个问题。因此，他说：改革之关键在人才，而产生人才的关键在机制，即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所谓人才之“教养取任”，乃是最关键的四个方面。而其中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又是选拔和任用的基础。

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主体就是人，就是人才。这首先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明确：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总书记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反对派和掘墓人，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做的事，来培养能够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人才。这也就是说，不是说按照既有的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地教一些课程文章就完了，如果用王安石当年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学究和秀才，而是治国理政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门课，是落实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以及教育工作大会讲话的一次实践。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把握好三个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二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在教育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集合了在京优秀专家学者，成立了“名家领读课题组”，为北京市8所高校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市级公开课，课题组从3个资源融通生成的角度，分别从历史经验、革命遗产、建设与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四个课程章节，系统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这一实践得到了全市大学生的广泛好评。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立足学科优势和专家资源，继续举办了“新时代大家谈”系列讲座活动。并且围绕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举办闭门研讨会活动，“大家谈”与闭门会是互相补充的，我们要搞的不是简单的智库，而是思想库，因为对策必须以思想作为基础。 也就是说，“大家谈”侧重于思想，闭门会侧重于对策，但这二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大家谈”系列活动是“名家领读”实践的升级版，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名家领读”主要侧重总结三个方面资源，从这些资源融通创新的角度开展研究，而“新时代大家谈”则是侧重于对当前实践的总结，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就进一步扣紧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

与此同时，我们根据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大学重要讲话精神，把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优秀选调生请回母校讲思政课，让他们为全校学生讲自己学习实践的经验，这门课叫《我与新时代》，得到了全校学生的热烈欢迎。

总起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实践总结好，总结出新理论，并把这些理论纳入现有的学术和学科体系。这当然不是找几个人、开几次会、发几篇文章这么简单的事。我们办讲座、开会，目的是聚人心、聚人气，这只是第一步。出几本有独创性的理论著作，这是第二步。然后，再利用这些人、这些著作，去开几门叫得响的课，这是第三步。再把这些课，纳入到教学和学科体系，然后去招生——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乃至去培养干部，这是第四步。你想想看，确实是哪一步走起来都不容易。

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国正在进入新时代。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老话，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也想起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老话，是“不干，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只能是干出来的，同时，一切新生事物，像“中国学派”一样，都是在斗争中成长的，伟大事业，需要迎接伟大斗争。

当然，伟大斗争不是作诗，不是喊口号，而是每日每时，是日常的功夫，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进，这就是“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事情成不成，只有去办才知道。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不问得失，不求速成，关键是去埋头做自己的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久久为功，坚持就是胜利。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