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投资者关系管理（简称IRM或投关管理）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管理活动，是上市公司对外传递价值的桥梁。有效的投关管理，能够提高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实现股东价值和公司价值最大化双赢。

军工上市公司是武器装备供应的主力军，也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底，全A股5363家公司中有137家军工上市公司，军工上市公司总市值2.13万亿元，营业收入5873亿元，缴纳税费271.71亿元，从业人员41万人。军工上市公司的表现，对资本市场“气候”和武器装备的供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开展投关管理对军工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投关管理的重要性

投关管理是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需要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国务院“新国九条”提出要“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国务院国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提出要“强化投关管理，增进上市公司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中国证监会提出要“积极深化投关管理工作，构建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据统计，中小市值即百亿以下规模上市公司占A股数量的70%，但创造的利润和税费仅占不到10%。[1] 随着注册制发行改革带来的供给侧竞争加剧，证券市场二八分化的资源配置态势和市值“马太效应”[2] 日益明显，大量的企业（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不太注重投资者关系沟通，导致市值低迷，市值低迷又进一步加剧市场关注度的流失，从而陷入内外价值失衡的“市值陷阱”。这不仅干扰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判断，而且影响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转。因此，通过精益的投关管理解决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是解决资本市场供给结构性矛盾，顺应投资者保护监管要求，加速打造资本市场良性生态长效机制的战略需要。

投关管理是军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承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是军工企业的使命。但由于资金需求量大，长期以来，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是军工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3] 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国防预算等约束，财政拨款难以满足军工企业、特别是“非保军单位”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因此，积极开展投关管理，拓宽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以支撑企业核心能力建设和创新，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但由于军工行业技术风险高、信息公开程度较低等特点，外部投资机构难以对企业的内在价值进行可靠评估，导致投资者对投资军工行业持谨慎态度。如何通过投关管理，合规促进投资者对军工行业的了解与认同，提升军工上市企业的市场形象吸引投资者，是推动军工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投关管理是军工企业价值管理的关键手段

在新一轮改革中，国务院国资委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公司上市后，要面对产品和资本两个市场。

产品市场方面，军工企业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投入研发和条件建设，全力以赴保型号研制、保批产交付；但受军品定价模式影响，企业利润率相对受限。

资本市场方面，受军工保密管理制约，影响收入利润等经营展望相关的技术竞争力和重要项目不便解读、不便参观，加剧了投资者走不近、听不懂、看不清的困境。尤其是近年来，武器装备承制竞争择优采购、价管改革等不确定事项，不仅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影响，也给市场估值带来不确定性。如何通过精益投关管理打造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是推动军工上市公司内外价值齐头并进的重要抓手。

国内外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现状

投关管理最早发源于美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欧美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将与投资者的沟通作为公司的一项义务型文化建设，要求董事和高管人员必须投入相当的精力，关注市场诉求，合规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沟通，披露可能影响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的消息。通用电气公司在1953年组建了专门的IRM部门。[4] 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投资群体壮大，股东积极主义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法治监管不断完善，尤其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境外资本市场，基于激烈的资本和市场营销竞争，更加重视IRM管理。以美国知名的军工上市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为例，第一大股东道富集团持股16.19%，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第二大股东先锋集团持股7.15%,其他股东主要为基金和金融机构，[5] 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必须积极沟通、争取多方股东的支持。正是积极的IRM管理支持其收购西科斯基等重大决策，公司股价在2013年-2023年间年均涨幅20.49%，远高于其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年均涨幅4.07%、8.79%。[6]

根据文献研究，[7] 国外上市公司IRM管理理念，聚焦战略融入和价值管理，内外专业机构联动的组织架构相对系统，线上和线下方式媒介工具相对多元，沟通内容从定性和定量多角度相对更加丰富，同时引入后评价机制进行闭环管理。

在国内，2000 年监管机构开始从制度层面加强投关管理的规范化要求。2005年《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首次为投关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了上市公司投关管理工作，重新界定投关内涵、丰富投关内容、方式以及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约束。国内上市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和资本市场融资等需要，不断探索优化投关工作，取得了系列显著成效。

就国内军工上市企业整体而言，投关管理水平和国内外其他公司还存在显著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理念认知存在偏颇。一些企业认为，投关是以我为主的一项日常事务性工作而非价值性工作，只是锦上添花，尤其是军工企业保密要求严格，能不说就不说；产品交付是第一位，企业市值不直接影响绩效，对敬畏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缺乏足够重视。75.82%的受访公司反馈，企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监管基本要求、不违规、无处罚即可。[8]

二是组织机制不健全。研究显示，超过80%的受访企业未设置独立的IR部门，30%以上的企业未设置专职IR岗位；有近50%的企业投关团队人数或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工作要求；预算支持有限，约70%的企业年投关投入30万元以下；[9] 94.62%的受访企业表示日常沟通主要是董秘参与，董事长或总经理参与的样本占比仅16%左右；缺乏科学的考核机制，30.38%的样本公司未将投关纳入考核，69.92%已纳入考核的样本公司中，主要考核标准为“公司股价走势与经营业绩（大盘走势）的变动比较”、“卖方分析师覆盖变化或研报情况”。 [10]

三是4R沟通管理缺乏策略。未根据不同类型对象分类管理沟通需求，“千篇一律”沟通效果欠佳；沟通主体以分析师和监管机构为主，但仍有43.23%的受访企业还没有被分析师正式覆盖；[11] 主要的沟通形式或渠道以现场接待、电话、交易所互动问答平台、参加股东大会或业绩说明会为主，无法满足重大信息临时快速响应需要；对外沟通的主要内容为强制性信息披露，自愿披露和非财务信息披露相对有限。

四是内务性基础管理相对缺失。必要的投关基础工作如：定期整理股东名册分析股东持仓变动、梳理投资者互动高频问题、提取分析师研究报告关注要点和估值逻辑、智能舆情监测、分析行业及对标公司态势等相对缺位，无法为精准有效地开展双向沟通提供方向、对象和内容支撑。

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的解决方案

经过市场检验的优秀案例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参考，H军工上市公司以“五心文化”为引领的投关管理，多次获得国资监管机构、上市公司自律组织和财经媒体评定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强化投关管理工作参考示例、资本市场最佳实践案例、投关金奖等。本文结合H公司的投关案例和笔者的管理实践，尝试提出军工企业改善投关管理的思路和主要举措。

“五心”投关文化理念

H公司明确区分价值创造和价值传播，重视二者联系，将投关管理作为一项价值性活动纳入公司发展规划，以顶层规划强化投关工作牵引，结合内外部形势，明确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相应分解制定年度重点工作方案、月度重点工作计划，在年度董事会评价上年工作及明确本年工作重点。

围绕让投资者“走得近、看得清、听得懂、有信心”，持续完善开放、积极、常态化、高质量的投资者管理策略。以合规性为前提，以投资者权益为中心，以特色“五心”投关文化为引领，主动融入资本市场，深化多层次、多维度互动，创新管理工具运用，精准传递高科技、稳增长价值属性，让投资者认识、信赖、有获得感，形成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圈。

图1 “五心”投关文化

改进投关管理主要举措

1.领会监管精神，夯实基础能力建设

一是抓源头学习，提升管理认知。通过集中学习、案例研究、对标先进等形式，领会投关监管要求，研究优秀实践做法和问题差距，强化“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的理念，化“点线”为“面”建立健全投关管理体系（图2），将投关提升为长期战略、系统性管理行为。

二是抓制度设计，确保管理规范。对标监管新规，修订公司投关管理制度，明确董秘在投关工作中的管理职责；完善投关渠道，将常态化的业绩说明会以及关键少数出席固化为“标配”；与时俱进增加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沟通内容，细化档案管理要求等，结合实践将制度清单化、流程显性化。

三是抓团队建设，提升履职实效。建立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董秘为直接责任人、总经理与独立董事积极参与、董办具体执行、子公司支持保障、保荐机构与投关媒体等中介专业辅助相结合的矩阵化投关管理组织模式。定期组织专业知识和监管政策等培训，鼓励业务骨干参加内外部交流和课题研究，持续开展资本市场定位与市场估值反馈研究等，结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的“评先评优”要求，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投关评价与激励机制，内外兼修持续提升队伍专业能力。

四是抓内务管理，强化信息化赋能。定期更新投关管理档案，利用软件工具加强对来访人员机构记录、互动问题、分析师研报等沉淀数据开展可视化分析。持续完善股东名册分析，结合舆情监控，开展快反分析，关注重要股东异动及市场对公司或行业重要信息的刺激效果，助力投资者交流目标清晰、内容精准、过程高效。

图2 投关管理体系

2. 深化主动交流，丰富沟通渠道与形式

一是积极主动开好业绩说明会。建立定期、高质量的业绩说明会沟通机制，精选交流平台、精审对外沟通数据、精细宣传物料制作、协调军工首席云主持、邀请投服中心嘉宾助阵等，增强活动影响力和公信力。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等“关键少数”出席并做业绩解读，积极参与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利用视频宣传片、PPT讲解、财报可视化等多元形式，与投资者进行多层次、多维度深度互动沟通，提升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全面性。

二是规范做好调研接待管理。结合军工企业管理实际，制定“一站式”标准化服务流程，细致做好投资者在总部及各子公司的线下调研接待工作，组织符合保密要求的人员到可参观的场所感受经营发展实况；做好录音、录像，事后及时复核，整理发布交流记录、上线回放，实现未参会股东共阅共知，确保合规底线贯穿全过程。

三是持续用好传统沟通渠道。设立专门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和电子邮箱；持续优化官网建设，设立投关专栏、留言模块关联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指定专人收集、更新、回复信息。

四是积极拥抱新媒体手段。通过集团公众号等科普行业知识，分享产业信息；利用腾讯会议、机会宝、进门财经等新媒体，就市场高度关注的经营改革发展事项，及时组织一对一、一对多交流活动，提高信息传递透明度。

3.分类做好4R管理，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分析师方面，建立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分析师数据库，通过参加策略会、邀请军工首席分析师主持业绩说明会、交流估值逻辑及点评定期报告、现场参观等活动，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探索开展分析师互动质量评价，持续提升与主流分析师的合作成效。

二是投资者方面，立足军工行业和企业特色，主要领导出席与外部专家助阵相结合，主动从国家政策、产业发展和投资逻辑等多层次、多维度剖析行业产业、公司的高精尖特性、价值底蕴和增长潜力，同时建立行业重要信息的收集与影响分析导入机制，保障双向循环的价值传导始终聚焦市场关切。对股价异动及重要舆情快速启动响应机制，管理层第一时间出面交流，不误导投资者，不蹭热点，发挥知名公募和卖方分析师的“头雁效应”，溯本正源引导价值投资。

三是财经媒介方面，“顺水而行、借水前行”，筛选行业主流财经媒体纳入媒体库，根据线上和线下交流与路演需要，主动联系媒体，以媒体的权威影响市场舆论，消除认知偏差。

四是监管方面，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日常沟通，定期主动向监管机构汇报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对军工行业特殊事项提前沟通，主要领导上门沟通，持续做好高质量信息披露；积极响应窗口指导和日常调研任务，积极参与监管机构的课题研究，为行业监管建言献策。

4.注重权益保障，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重视股东回报，坚持盈利必分、现金优先，持续提升回报水平。

二是贴心做好中小投资者交流服务。坚持同理心代入，通过现场、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便利中小投资者交流，确保投资者的关注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指定专人协助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在会后另行设立与公司高层面对面交流环节，提升投资者参会获得感。

三是强化重点关注事项的沟通交流。针对市场重点关注领域，董秘组织团队专题研究，深刻剖析根因、测算影响及应对举措，确保答复简明清晰、准确全面、通俗易懂。

加强精益投关管理的建议

结合当下资本市场监管更加从严、二级市场无序震荡、舆情传播迅猛影响力大以及ESG投资理念的兴起等情况，为持续提升投关管理质量，保障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文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健全重大信息内部共享和应急管理机制。主管部门加强与各治理主体和职能部门、子公司的信息收集、通报机制，建立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清单化报告条目，明确报送信息事项的类型、触发额度、节点和形式，月度零报告、定期通报、年底考评形成闭环管理，确保生产经营重大信息的及时传递，为重要决策和对外沟通提供可靠全面的信息支撑。针对舆情工作，加强监测和股东分析软件的使用，聚焦敏感事项、重大舆情，制定完善应急管理框架方案和具体方案，确保高层参与、统一口径，合理运用3T原则（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提供全部情况）、CAP原则（关心关注、采取动作、观点引导），保障公司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合规妥善解决。

二是善于借助中介力量做好事件性投关。投关涉及业务、财务、法律等多方面知识，涉及多类沟通对象，不仅需要处理日常事务，更应及时处理资本市场的非日常事务，如再融资、股权激励、并购重组等。尤其是非日常事件的应对需要多方资源，公司内设的投关机构可能无法面面俱到，或者投入产出比较低，有必要借力专业机构的优势补短板，保障公司既定投关目标的高效达成。

三是主动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随着资本跨境流动、全球化贸易发展等，国际资本不断加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ESG投资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趋势。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简称GSIA）数据显示，以欧美为代表的五大市场，2020年可持续投资总额已超过35.30万亿美元，较2016年上涨54.35%。[12] 证监会《上市公司投关管理指引》就投资者沟通内容新增了ESG信息沟通。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要“加强高水平ESG信息披露，增强资本市场价值认同”。因此，加强ESG信息的主动高质量披露，不仅有助于向利益相关方传递可持续发展价值，更有助于发挥内外合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型。

投关管理没有定式，随着国内外宏观形势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上市公司应当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以合规为前提，以投资者为中心，以利益相关方共赢为导向，以最佳实践为标尺，与时俱进，针对不同场景、不同主体、不同诉求分类施策，多层次、多维度、多渠道结合，持续精益投关管理，有利于在资本市场竞争中突显价值优势，推动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有机融合，实现主业突出、优强发展。

（编辑 宋斌斌）

随着中国创新战略的不断推进，揭榜挂帅制度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性逐渐显现。2020年该制度被正式列入“十四五”规划，并频繁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战略规划中。目前，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发展和落实速度仍在不断加快，这需要系统性、全方位的理论研究辅助支撑。本文以揭榜挂帅项目的运行流程为基准，选取10个关键阶段中的6个阶段进行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需求与企业意愿错位、激励及保障措施与科研主体关切错位、“软、硬件”不完善、科研主体与项目匹配比例不科学、机制不匹配、精准评价难度高是限制揭榜挂帅制度发展的关键症结。

揭榜挂帅制度采用事后拨款机制，其最大特点是唯结果兑现，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坚持效果导向、成果导向，具有“宽进严出”的特征，适用于解决目标明确而实现路径不明确的科研问题，是我国现行科研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延伸[1]。

自2016年起，我国大力推进揭榜挂帅制度，科技部、广东省、深圳市等以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或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引进人才等为出发点，组织实施多个揭榜挂帅项目，攻克了数控机床、核电、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充分证明了该制度的独特优越性，揭榜挂帅项目也顺势在全国各地有铺展之势，其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然而，我国揭榜挂帅制度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前期项目征集、制榜、发榜，中期的论证揭榜、过程监控，后期的成果验收等环节均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需结合国外经验与国内实践进一步研究完善。

揭榜挂帅制度的研究现状（二级标题）

我国早期的揭榜挂帅是以“科研众包”“科研悬赏”等形式存在的，随着地方探索的不断深入和中央政府的逐渐重视，之后正式以“揭榜挂帅”制度被推广至全国，该制度也逐渐被国内学者发掘。

张玉强和孙淑秋认为，相较于传统的科研项目申报制度，其在目标导向、科技组织管理、资源整合、选人用人、经费管理等方面更具优势，但该制度在国内的实践中存在市场和社会力量主动性低、技术需求过于集中、供给资源有限、资金激励效应不足、揭榜后续服务缺乏规范等问题[2]。邹轶君和郝加全系统阐述了为何“揭榜挂帅”、如何上榜、因何上榜、如何安排科研经费等问题，并针对具体的经费安排提出若干建议[3]。曾婧婧认为“揭榜挂帅”是一种当下流行的促进科研创新的重要手段，她梳理总结了各地“揭榜挂帅”经验，对项目筛选、榜单选择、项目监管三个方面提出意见[4]。陈劲和朱子钦阐释了揭榜挂帅机制的内涵和意义，探索了科学运用揭榜挂帅机制的具体路径，为该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实践和政策借鉴[5]。宋丹辉和庞弘燊结合国内技术创新特点，针对多来源征集悬赏项目、多途径优化资助方式、多措施激发人才创新潜力、构建政策储备库等提出了具体的优化策略[6]。司林波等人选取典型的揭榜挂帅项目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归纳了目前揭榜挂帅制度探索创新的基本模式和实践情境[7]。宋兆祥和司林波通过对典型科技悬赏项目的多案例分析，总结了该制度引导效应高效、设计原则明确及影响因素复合的基本特点，并为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设榜、制度保障等个别环节提供建议[8]。

总体来说，国内对揭榜挂帅制度的研究集中在阐明该制度的优势和项目流程架构，部分学者通过实践案例分析了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但通常只是针对制榜、揭榜、成果验收等个别环节，对该类项目分阶段、系统性、全方位的问题分析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国外揭榜挂帅发展历程与现状

国外的科技悬赏制同我国的揭榜挂帅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政府资助的重要手段，旨在解决社会特定领域的技术难题，是一种由政府面向全社会开放、专门征集科技创新成果的非周期性科研资助安排[9]。该制度的发展已有悠久的历史，著名的科技悬赏奖可追溯至18世纪，比如英国政府于1714年发布的“经度奖”（Longitude Prize），起源是为了寻找一种测量经度的方法，该奖项旨在鼓励创新、解决科学难题，并推动科技进步。近年来，该奖项通常由政府、私营公司以及各种慈善机构提供，范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百年挑战、Topcoder的编程比赛，到X Prize基金会设置的奖项。

如今，科技悬赏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的重要制度[10]，该制度也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热门”，Brunt等人通过研究1839-1939年英格兰皇家农业协会举办的年度比赛中科技悬赏奖项数据，发现科技悬赏制对提高竞争性、减轻针对“热门”领域的潜在混淆效应、激发创新增长具有重要意义[11]。Morisson等人认为该制度可灵活运用在不同的地域层面，包括欧盟级别的H2020奖、国家级别的challenge.gov平台，或地方级别的坦佩雷黑客马拉松，可吸纳广泛的参与者来找到预定挑战的解决方案[12]。Sigurdson通过分析2005年DARPA大挑战的参与者数据，提出科技悬赏制可激励研究者学习多领域知识来解决复杂问题，降低了未来创新合作的成本，从而提高创新速率[1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者正不断总结和丰富该制度的经验体系。曾婧婧研究了1567年以来世界主要科技悬赏的案例，指出了科技悬赏制资助机制灵活、创新性高、外部性强等优点，提出了该制度应作为我国科技资助体系补充形式的观点[14]。曾婧婧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法，对国际上135项科技悬赏奖进行分析，得出科技悬赏奖设置的7大关键因素，并为我国建立高效的科学资助体系提供依据[15]。刘蔚等人分析了科技悬赏的实施状况，从内容、主体、影响、流程等方面总结了科技悬赏制的成功经验[16]。西桂权在分析非共识项目中同行评议弊端的基础上，引入了科技悬赏的概念，提出了非共识项目的科技悬赏方式，并建议将其作为科技资助体系的有效补充[17]。曾婧婧针对现行国家科研资助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引入了科技悬赏奖的概念，按照设奖主体、设奖客体、获奖对象以及运作模式４个维度构建了科技悬赏奖制度框架[18]。总体来看，科技悬赏制在国际上已趋于成熟且多用于攻克技术难题，国内学者则借鉴该制度的发展经验，不断提出优化、完善揭榜挂帅的建议。

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各阶段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揭榜挂帅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可将其分为3个时期和10个关键阶段。本文对其中6个项目阶段进行问题分析，即项目征集阶段、制榜阶段、发榜阶段、论证揭榜阶段、过程监控阶段和验收阶段。

（1）项目征集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需求与企业意愿的错位限制了项目征集效果。我国揭榜挂帅制采用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自下而上征集和自上而下征集三种征集模式，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调整征集模式与征集对象，具有专业性与聚焦性，但实际上依旧难以准确把握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需求。表面上看，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企业参与度不高、政府专家库中企业专家占比过低等；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征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更关注投资回报周期短且稳定可靠的项目，且大多数企业不具备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或因行业和市场壁垒不具备成果转化能力，缺乏提出选题或参与攻关的积极性。

（2）制榜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激励及保障措施与科研主体关切的错位降低了参与积极性。资金奖励是揭榜挂帅项目主要的激励方式，主要由政府或需求方提供。一般情况下，即使是需求方出资，政府也需给予20%-30%的补贴，以充分调动需求方积极性。例如甘肃省2021年第一批揭榜挂帅项目，政府用补助资金780万元，撬动企业自筹项目资金达8908万元。但对于欠发达市（县），虽亟需推行揭榜挂帅制度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却因政府财政预算或企业投资能力不足，难以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资金奖励。近期受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等不利因素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企业营收大幅缩减，叠加知识产权、市场预先承诺、个人荣誉、容错机制等激励或保障措施的缺位或不完善，多数科研主体对揭榜挂帅项目持“围观”态度。

（3）发榜阶段存在的问题是，“软、硬件”不完善限制了“榜”的社会引导作用。政府层面提出的“榜”往往是未来科技创新重点，能引起科研主体对“榜”及相关领域的持续关注，具有强烈的引导作用。“硬件”方面，当前我国主要通过乡镇级至国家级的政府网站发布相关信息，不同平台辐射范围差异较大，部分平台存在影响力不足的情况。据部分企业反映，依靠市级平台发榜组建创新联合体，通常会因平台影响力有限而找不到合适的参研单位或不同环节参研单位水平过于参差不齐。“软件”方面，发榜的保密制度尚不完善，提高信息披露度以增强匹配度和降低披露度以保护企业商业机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到有效平衡。

（4）论证揭榜阶段存在的问题是，科研主体与项目匹配比例的不科学降低了揭榜挂帅项目成功率。每个项目筛选多少科研主体参与、哪些科研主体科研参与，是该阶段的核心问题。从提高揭榜挂帅效率与效果的角度分析，同一个榜单同时选出多个“帅”，采用不同技术路线，“赛马”式资助，可形成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理想局面。但因资金不足或未充分调研可参与揭榜的科研主体数量，多数采用“一对一”的模式，即一个项目匹配一个揭榜者。另外，当前揭榜者的筛选标准也并不完善，过于重视揭榜方资质而忽视诚信问题，对其方案又过于重视新颖性和完整性而忽略方案的可实现度。而且，部分政府存在“寻租”意愿，“灵活”的筛选标准有利于精准指定揭榜方。

（5）过程监控阶段存在的问题是，机制不匹配削弱了揭榜挂帅制度优势。“重成果、轻过程”是揭榜挂帅制的特色和优势，可赋予科研主体更多的自主权，将更多精力投入科研创新工作本身。但由于科研经费具有公共财政属性，政府必须对其支出进行监督管理，且多数采用了较为成熟的科研计划管理方式（注重过程监管），导致管理方式与其运行模式不匹配。部分项目探索开展监管模式创新，提出了依赖于现有的政府间层级关系对揭榜项目实施监管的“周报月访”机制（如绍兴市）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管（如广东省）等新型过程监控机制，但目前我国仍主要聚焦于监督管理，在支持协助方面还有待加强。

（6）验收阶段存在的问题是，精准评价难度高降低了成果的有效性。揭榜挂帅项目具有极强的目标导向性、需求导向性，精准评价成果决定了项目的实施效果。当前，我国揭榜挂帅项目评价大多采用了专家评审方式，缺乏客观性。部分项目要求参研单位积极与需求提出方或需求应用场景的实际用户对接，并将行业用户评价或应用验证报告等纳入验收加分项，但对评估结果影响相对有限。政府虽全程参与，但由于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对科研项目的走向和成果质量进行有效把控。另外，验收阶段除了要严格审查揭榜成果与揭榜任务、揭榜方案之间的匹配与差异，也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现实阻碍因素和项目研究进展酌情调整时间限制和任务要求，这进一步提升了评估难度。

我国实施揭榜挂帅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为完善揭榜挂帅制度，强化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针对当前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科技悬赏制”有益经验，建议优化完善揭榜挂帅政策。

首先，完善项目征集、遴选机制，提高“榜”的科学性、合理性。在项目征集阶段，可探索构建多途径项目选题征集机制，扩增专家库中企业专家占比，精准提高企业话语权；完善产业链链长制度，将补链、强链、延链纳入链长制，扩大企业考核范围，提升企业出题能力。在遴选阶段，可借鉴国外“科技悬赏制”相关经验，从项目是否有明确的目标、能否为竞赛参与者带来益处、能否吸引足够多的参赛者、能否加速相关科研领域发展进步、是否具备商业价值等角度对候选项目展开全面评估。选题必要性分析应多维度开展，确保遴选出的选题为“真问题”，降低需求方与揭榜方串谋风险。

第二，健全激励与保障机制，提高“榜”的吸引力。一是全面强化激励力度。可借鉴国外在实施“科技悬赏”制过程中广泛采用的“市场预先承诺”机制（大型企业提前承诺给予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金萝卜”制（提前垫付部分攻关费用，降低科研成本）等非资金激励机制，并增加对揭榜挂帅项目职称评定认可度，制定完善的知识产品划分标准。二是进一步完善激励模式，由原来一家企业参与、激励一次或两次结清，转为并行竞争、多段考核和分段激励。在揭榜终止时，再将剩余资金全部给予优胜者。同时，还需完善资金拨付机制，可参考诺贝尔基金会或广东省部分科研项目，把财政资金拨付至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的做法，建立专项资金池，并考虑委托第三方资金管理机构或成立专门资金管理委员会，对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监督，避免项目资助“大小年”导致的不良资金拨付效果。三是完善容错机制。对于未完成科研目标的参研单位，若非科研失信问题，不应列入诚信异常库，也不应为其申请科技计划项目设置障碍。

第三，打造全国性发榜平台，完善保密机制。“硬件”方面，既要“强平台”，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揭榜挂帅”信息平台，设定不同层次和性质的信息发布通道，如国家层面榜单、省市层面榜单及企业层面榜单、其他榜单等，平台应向全社会公开，提高揭榜效率。也要“拓应用”，鼓励企业基于“揭榜挂帅制”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项目+人才+平台”的人才引进机制；对于各层面突破成功的技术难题信息应及时发布在平台上，促进信息共享以及攻关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此外，我国也应积极强化“软件”建设，探索通过选择性发布需求信息、建立信息公开“白名单”、签署保密协议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保密制度。

第四，优化揭榜挂帅项目与揭榜方配比，完善筛选制度。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个揭榜挂帅项目配备2-3个揭榜方，降低揭榜方资质要求、强化科研诚信考核，将具备良好的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参与揭榜挂帅项目的必备条件。对于欠发达地区无法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多对一”的问题，可由省市政府统筹组织实施揭榜挂帅项目，突出省、市级财政资金引导，强化社会资本投入和企业自筹，以开放式创新的形式聚集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完善揭榜方筛选制度，制定规范、统一、透明的筛选标准与流程，强化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的作用，加大对“借揭榜挂帅之名，行政府寻租之实”现象的治理力度。

第五，厘清揭榜方和政府的职责定位，完善组织管理模式。从揭榜方角度，应按照权责统一的思路，在技术路线选择、人力物力调度、经费使用等方面提高自主决定权。对于政府，则应继续推进其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但应避免以权力下放的形式逃避责任。政府要持续为揭榜挂帅项目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强化影响分析、完善反馈机制；也要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在科研目标设定、科技资源配置等方面行使好权力，并探索建立与揭榜挂帅制匹配的监管模式，如经费使用负面清单、经费使用全流程可溯源机制等。此外，还应建立科研失信“黑名单”制度，加大惩罚力度。

第六，构建公开、公正、严谨的成果评估机制。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价机制，邀请公众参与监督审核或自愿参与的审核机构主动提出审核意见，并提高用户评价的影响力，健全用户评价管理措施，保证用户评价的代表性和客观性，以全方位、多角度评价科研成果的价值与水平。聚焦关键指标和关键需求开展成果评估，强化硬指标约束作用。组织政府人员参加相关培训，提升专业素养，强化成果评估能力。

（编辑  杨利红）

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信集团在香港的投资窗口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到内地进行实业投资。经过多番实地调研，中信泰富选定位于江苏无锡的江阴钢厂进行合资，对这个年产能仅20万吨的小型钢厂投资5431万美元，在1993年成立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

30多年后，在兴澄特钢基础上组建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特钢航母，年产能超过3000万吨、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较最初增长了数百倍，形成了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与国际高端市场竞争力，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双会长单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调研中信泰富特钢后指出：“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主要是长期专注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长期坚持，没有几个企业能做到。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之路是很典型的，对未来行业发展有很强的引导作用。……现在重点总结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恰逢其时，可学、可借鉴性强。”

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敢想敢闯，选准、选好发展方向

钢铁是低门槛、强周期的传统制造业，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业在规模扩张的道路上高速驰骋，一方面支撑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我国钢铁业低端产能过剩、高端特钢依赖进口的矛盾不断累积。兴澄特钢敏锐地捕捉到特殊钢领域的市场空白，虽然生产特殊钢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极高，但附加值高，战略意义大。兴澄特钢依靠合资后的设备与管理优势，只要勇于钻研、敢于创新，就有机会在特钢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其后的30年里，从兴澄特钢到中信泰富特钢，都坚定锚定了特钢赛道，即使在普钢、优钢效益好的市场形势下也从未改变这一道路，在冶金这个传统制造业中走出一条靠先进经营模式、高素质队伍、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牢牢把握发展权

合资之初，兴澄特钢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四位一体”生产线。但因缺乏管理经验，中信泰富董事会曾经考虑请美国特钢巨头铁姆肯公司共同管理。铁姆肯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并要求控股兴澄特钢。这激发起兴澄特钢技术团队的自力更生意识：中国特钢的发展不能依靠外国公司，必须走自己的路。

兴澄特钢决心自主攻克工艺技术难关，历经数月的奋战，实现了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的生产线流程一次成功。同时使这条生产线的产能从设计的60万吨开发到100万吨，产品精度、质量都有质的飞跃，轧钢成本降低30%-40%。更重要的是，攻克难关使兴澄特钢人实现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不迷信洋专家和进口设备，不等不靠，把企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追求更高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进行自主创新。

2001年中国“入世”后，兴澄特钢靠高新技术产品和先进的管理，领到了国际市场10张“绿卡”，2002年出口特种钢7.5万吨，替代进口10万吨。此前，我国海关出口产品目录中，还没有“特钢”这一项。

目前，在市值、营收、盈利能力等一系列重要数据上，中信泰富特钢都已远远超过美国铁姆肯公司。

精益求精，将质量视作生命

最初，兴澄特钢产品质量并不稳定，专门将质量不佳的数百吨钢材切割回炉，以向全体员工展现提升质量的决心。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兴澄特钢不断把国内外高端客户的技术质量要求融入企业产品标准中，提升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使得兴澄特钢的产品不断得到认可。到2023年，仅轴承钢一个种类就做到了连续14年全球销量第一，打破了欧美国家对高端市场的垄断，在国际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延续兴澄特钢的传统，中信泰富特钢30年来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并且始终坚持每年淘汰10%的低端或低效产品，开发10%的高端和高效产品，为我国制造业的高端化转型提供了保障。

和合共生，创造中国特色经营模式

中信泰富特钢在发展中形成了“和合共生”的经营理念。所谓和合共生，对外，是与客户深度协作，共同发展；对内，是各经营管理部门联动创效，团结共进。

中信泰富特钢决策层认为，营销是与用户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对用户需求的系统化研究，瞄准技术难点开展攻关，不断改进对用户的服务，沟通领会用户心智，建立共创共赢的产业链生态。因此，中信泰富特钢产品议价能力强，用户粘度大，工艺技术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中信泰富特钢已与上百家各领域头部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国际市场打响了民族品牌。

向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钢企业迈进

并购大冶特钢，挽救百年老企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钢铁行业也进一步分化，无法跟上时代节奏的企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位于湖北黄石的大冶特钢就是其中之一。

大冶特钢的历史可追溯至晚清时期盛宣怀成立的汉冶萍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第一个自建的特殊钢厂，被称为“特钢长子”，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视察大冶特钢。但在20世纪90年代，大冶特钢未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盲目追求短期效益，导致优钢不优、特钢不特，效益下降，企业陷入严重亏损的困境。

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中信泰富收购了大冶特钢，并从兴澄特钢抽调了精干的管理队伍与技术人才，帮助大冶特钢调整经营策略。

大冶特钢一转颓势，积极围绕市场发展趋势开展经营，降低管理成本，优化工艺流程，进行技术创新，在两年时间内连续开展了48项技术改造，对生产工艺革新开展攻关，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在没有增加钢产量的情况下，大冶特钢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技术水平重回国内第一方阵。2006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调研大冶特钢后盛赞：“省委省政府对新冶钢的发展非常满意非常关注，同时新冶钢的喜人势头令省委省政府非常受鼓舞。”

组建特钢集团，携手共克时艰

2008年，中信泰富整合旗下特钢上下游资产，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统一运营特钢产业，提出了“建设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的目标。

中信泰富特钢为旗下各企业确定发展战略，统筹各企业的销售、采购与服务，避免内部竞争，争取最大效益。同时集中各企业力量开展科研创新攻关，从各企业一线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管理机构，为各生产经营条线提供可靠指导。

同年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使中信泰富特钢管理体系的竞争能力得到了验证。旗下各企业守望相助、协同共进，使中信泰富特钢在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的产销旺势，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距离。

科学并购扩张，实现多方共赢

集团化运作后，兴澄特钢与大冶特钢的经营业绩不断增长，科创成果不断涌现，中信泰富特钢吸引了许多关注，其中就有青岛市政府。

青岛特钢是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但因经营不善逐步陷入了严重亏损。对产业发达、财政宽裕的青岛市来说，持续为企业输血不是难事，但更希望企业能在优秀的管理体系下得到新的发展，中信泰富特钢正是“良配”。

2017年，青岛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由中信泰富特钢对青岛特钢行使管理经营权。重组之后，青岛特钢大宗物资采购和销售纳入特钢采购中心统一管理，不仅资金成本与采购成本得到了大幅压降，更重要的是青岛特钢吸纳了中信泰富特钢先进的文化理念、管理体系、工艺流程，组建了新的人才团队。中信泰富特钢内部的整体协同和管理考核机制在企业扭亏增盈中立竿见影。重组三个月后，通过积极的内部对标与降本增效攻关，青岛特钢就实现扭亏为盈，重振发展活力。

与整合重组青岛特钢相似的，还有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天津钢管）。天津钢管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1992年投产，专门生产薄壁无缝钢管，有350万吨产能的体量。2008年金融危机后，天津钢管连年经营亏损，历经数次重组都难有起色。

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对天津钢管实施并购，取得了生产经营管理权。

当年，天津钢管大幅减亏，2022年5月开始盈利，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成功控股天津钢管，天津钢管继续保持稳定向好势头。两年来，职工收入平均增长19%，缴税同比增加95%，极大提高了职工信心。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江苏华菱锡钢特钢有限公司（现简称靖江特钢）与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现简称浙江钢管）身上，他们都曾经营不善，在嫁接中信泰富特钢的文化与管理后迅速扭亏为盈。中信泰富特钢奠定了“并购一家，成功一家”的口碑，实实在在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制造业强国、把国企做大做强的要求。

2023年12月，南京钢铁集团加入中信集团。以“精品、规模、服务”为抓手，世界上规模最大、生产品种最多的中信泰富特钢正满怀信心走在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集团的道路上。

用科技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信泰富特钢作为国有企业，深耕特钢新材料领域，将科技创新与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些人认为国企难以在创新上有所作为。中信泰富特钢完全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中信泰富特钢提出“特钢是科技炼成的”，并将此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中信泰富特钢在制定企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都把“创新”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在集团“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党建、创新、品牌、绿色、数智、人才”六大引领战略。

2010年，中信泰富特钢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特殊钢综合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兴澄特钢研究院，以技术研发与创新带动行业革命。目前，兴澄特钢已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2013年，兴澄特钢研究院更名为中信特钢研究院兴澄分院，中信泰富特钢在其他新并购的企业中不断成立研究院分院，持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2022年，中信泰富特钢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9%，拥有中高级研究人员超过3600人。

30年来，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获得授权专利2000余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5项，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近20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获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突破“卡脖子”品种及技术14项。在国际上，2016年11月，中信泰富特钢获亚太质量组织颁发的全球卓越绩效奖最高奖项World Class Award（世界级奖）。 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兴澄工厂成功入选第11批全球“灯塔工厂”。该项目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开展遴选，并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具有榜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示范者。作为全世界特殊钢行业的第一家“灯塔工厂”，兴澄特钢代表了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央企担当和行业领先地位。

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打破了西方的垄断，填补了我国特殊钢的多项空白，每年实现几百万吨特钢的进口替代，大大降低了特钢的价格，年出口超二百万吨特钢。中信泰富特钢已经从引进性、仿制性研发向原创性研发发展，轴承钢、桥梁缆索钢等产品的性能远超过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跑地位，R6级极限性能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国防和科学事业。在国产大飞机、神舟飞船、FAST天眼、万米深井油田等国之重器中，均可见到中信泰富特钢生产的高性能特殊钢产品。

走绿色化与智能化的转型道路

作为国企，中信泰富特钢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奉行“绿色制造，制造绿色”理念，深入推进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发展。“绿色制造”是指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降低碳排放，实现源头绿色化。“制造绿色”是指开发运用于低碳产业的产品和开发具有绿色低碳性能的产品，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中信泰富特钢大力推进超低碳排放改造，实施节能减排工艺改造，发展能源高效转换技术，开展清洁能源替代。兴澄特钢、大冶特钢、青岛特钢被工信部列入第一批“绿色工厂”名单，2023年，扬州特材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天津钢管的全流程超低碳排放已通过公示。

2023年10月，中信泰富特钢凭借“汽车用特殊钢品种类规则创新实践”，引领特钢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获世界钢铁协会颁发的“生命周期评价卓越成就奖”。

新一轮产业变革迅猛发展，AIGC（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突破为其在工业上的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中信泰富特钢紧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大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力度，每年专项投资超10亿元用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其中主营企业两化融合指数上升至60以上，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83%，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84%，机器人密度达96台/万人，主营业务应用上云率达100%，关键基础设施信创率超50%，数字化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布局国产化工作，对装备、工业软件进行梳理和替换100多项，通过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解决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问题。

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

30年来，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党的领导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企业始终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员工，用政治优势来凝聚人心，保证了把国家政策要求落实到位，确保了企业的正确发展方向，也确保集团的各项制度、决策能够贯彻落实，在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中勇立潮头。

2020年，中信泰富特钢专门成立了企业党校，由党委书记、董事长钱刚出任校长，将党的理论教育在企业的重要性提到了新高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党建工作。

中信泰富特钢领导实行交叉任职，一岗双职，党的基层组织对班组实现全覆盖，党的建设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中信泰富特钢不仅实现基层党组织对班组的全覆盖，而且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保持党员先进性上，创出了自己的特色。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了企业在30年的发展中没有发生过重大决策上的失误，所形成的都是有效资产。依靠党建凝聚共识，中信泰富特钢得以在并购扩张过程中与新加入企业迅速融合、紧密团结，持续激发最广大员工群体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力。

中信泰富特钢找到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那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把对全体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作为头等大事，践行“像办学校一样办工厂”的理念。对员工和干部分门别类开展培训，全面提升员工的政治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已成为企业雷打不动的制度。中信泰富特钢党委高度重视让员工分享发展的成果，为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办理补充医疗保险，逐年调增薪酬和年金水平，办好互助帮困基金、健康保险基金，开展员工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经常邀请医学专家与知名医师赴企业开展健康科普讲座与义诊。

2023年5月20日，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在大冶特钢落成。大冶特钢的前身大冶钢铁厂于1923年便成立了中共党支部，一度成为鄂中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刘少奇、董必武、彭德怀、陈潭秋、冼星海都在这里留下了革命足迹，大冶工人还曾为抗美援朝捐献一架飞机。中信泰富特钢无比珍视这些红色资源，将红色血脉的延续视作党建工作的重点，并将党史馆打造成帮助员工重温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的堡垒。何文波在参加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揭幕时指出：“大冶特钢百年党建经历，为钢铁行业同类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样本。”

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明确了方向。步入新时代，中信泰富特钢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全力以赴前进，全面推动企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依靠企业良好基础，持续以特钢新材料服务国家战略所需，争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编辑  季节）

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国有企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更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顶梁柱”，承载着独特使命，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着眼国有企业使命任务变化的新要求，适时完善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科学调整设罝考核指标，建立量体裁衣、针对性更强的精准考核机制,是引导国有企业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使命、新任务

国有企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我国国有企业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多数部门，在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发挥着支撑保障作用，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承担基础设施建设重任、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国有企业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时代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制度下，建立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迅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保障了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独立。在国有企业的引领下，我国民生不断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产业技术体系不断升级，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国有企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加快布局结构调整，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有企业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改革发展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关键性进展，法人治理进一步完善定型，主责主业更加突出，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在服务国家战略、实现创新发展、畅通产业循环、保障社会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不断彰显。国有企业打造了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形成了一批世界级重大科技成果，国际国内竞争力大幅增强。国有企业承担起了大企业稳定我国经济增长，保供应、稳预期、稳就业、稳产业链安全的重要责任，在能源转型、节能减排，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方面也起到了表率作用,充分彰显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

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承担的新使命新任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战略阶段和环境、面临新的战略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新的战略定位，国有企业要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努力把国有企业建设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物质力量，支撑国民经济运行的骨干力量、党带领全国人民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重要力量中的顶梁柱,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器、强国基石。

进入新发展阶段，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加深对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通过优布局、谋创新、创机制、激活力，建立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形势下，有利于国有企业围绕主责主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有效投资带动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发展，助推国民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国有企业在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更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循环畅通。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骨干作用，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紧盯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难题，集中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最大限度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充分发挥安全支撑保障作用。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是打造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新国企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这些重要论述，为国有企业紧紧围绕这一党之大计、国之大计谋划推进工作，打造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国企指明了前进方向，更为完善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完善国企考核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分类考核的引导作用，着力建设一批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是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增强国企核心功能,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是聚焦主业，优化业务布局结构的需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功能，提升产业控制力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要进一步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要坚守主责、做强主业，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导带动作用，积极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确保粮食、战略性资源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健经营，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我国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发挥国家队和主力军作用。。

二是加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产业投资力度，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加快补短锻长，增强标准、品牌、商业模式、产业生态塑造能力，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更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循环畅通。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骨干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最大限度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抢占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制高点。国有企业要建立健全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中攻关以新技术、新需求、新业态为导向，着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产业技术自主可控，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在实现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经营机制，实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创新的有机融合，打造发展新动力、培育竞争新优势，持续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三是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营和整合能力的需要。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加速重组，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我国大型企业要承担起稳定和促进我国产业链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责任。国有企业既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也要进一步高水平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际经济技术融合的新途径。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沿，把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自主创新有机融合起来，向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高端不断跃进,通过增强技术、标准、规则等话语权，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持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引导国有企业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拓展产能合作新市场。加强互联互通产能和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持续扩大海外优质资源权益和基础设施，控制能力，带动中国装备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

四是着力解决制约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投入、人才、转化等突出问题的需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支持国有企业更好更多投入科技创新领域，投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原创性技术创新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创新要素集聚，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共建良好创新生态。鼓励国有企业联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承担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和用好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五是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企业家队伍的需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国有企业负责人管理体系，完善激励机制、任职考核等制度。不断提升国有企业负责人政治素质，增强引领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带头担当作为，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能力。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分类考核是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深化精细化管理、完善监管模式的主动探索，是推动中央企业深化改革，更好发挥自身功能作用、提高企业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分类考核有利于明确并有序规划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可以实现精准监管、精确考核的目标。对企业来说，分类考核有利于企业结合自身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行业特征等因素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避免功能定位错位、发展模式粗放、竞争呈现同质化等问题，为企业聚焦核心功能和主责主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对企业员工来说，分类考核为分类分层评价与分类激励机制的优化提供了条件，有利于充分调动国企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国有企业释放人才创新活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按照企业的功能作用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分类监管、分类考核，在此基础上，应该对考核办法进一步调整优化，突出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按照“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原则，将共性考核指标和个性指标结合起来，设置更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考核指标，分类引导企业践行产业引领、科技创新和安全支撑功能，充分发挥考核引导作用。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产业引领功能

目前，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以经营业绩为重点，主要是根据经审计和经审核的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经审查的统计数据，对企业负责人完成考核目标的情况进行考核，形成考核和奖惩意见，但缺乏体现企业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产业引领功能的评价。有的企业对自身功能定位不明确，在制定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上脱离了产业培育发展目标；有的企业为了追求经营业绩盲目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偏离主业和产业使命；有的企业未经充分论证就进入市场饱和的竞争性领域和行业，导致投资容易收益难，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

在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中，迫切需要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产业引领功能，围绕企业的核心功能定位，对现有的产业结构、业务结构进行梳理和调整，加强对关键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控制和引领，通过整合资源、优化产业链布局，提高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从“进”的方面看，考核应引导国有企业以国家战略为导向，聚焦主责主业，科学确定考核评价总体目标，明确国企在实现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严格控制主营业务方向在二到三个行业，引导国企聚焦重点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同时，引导国有企业在主责主业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大布局力度。建立健全特殊事项管理清单制度，对国企落实国家战略、承担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或其他产业发展相关的重点任务等、对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的特殊事项，要列入管理清单，作为考核指标确定和结果核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从“退”的方面看，考核应引导国有企业加快主辅分离，加快退出不符合企业核心功能定位的业务。面对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市场竞争格局和制度环境的深刻变化，国有企业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充分利用主业分离和辅业改制的政策红利，加强和优化主营业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功能

在国有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中，迫切需要对国有企业加强科研投入的指标体系进行优化，引导国企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是健全科技创新考核指标体系。对工业和科研等科技进步要求高的企业，在不同考核周期的指标设置上，应该增加科技创新类指标。突出考核科研投入强度、产出以及科研成果转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将研发投入视同利润，在计算净利润、经济增加值指标时予以加回，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突破、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扩大首台（套）装备和首批次新材料应用等，也可在考核中予以体现。

二是加强考核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激励。重视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激励。比如，对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的企业，在年度考核中给予考核奖励加分，并适度扩大科技创新奖励加分范围。在任期考核中，对科技创新取得突出成绩的，予以通报表扬精神激励。

三是鼓励探索创新，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投入风险，对处于竞争性行业、行业创新要求较高的国有企业，在考核中应增强容错机制的建设和实施，对因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按照“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在考核上不做负向评价，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给予企业容错、试错机会，促进企业积极规范开展高科技的创新领域的投入。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安全支撑功能

在国有企业增强安全支撑功能中，迫切需要通过分类考核引导企业加强在关键领域和关键产业的安全保障能力，包括物资储备、信息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和应急响应能力。

分类考核应对公益类企业重点考核产品服务质量、成本控制、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对商业二类企业重点考核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完成重大专项任务情况，在中央企业实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考核。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现代化的国家离不开现代化的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1世纪中叶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从国资监管的角度看，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评价的引导和指挥作用。当前，我国已经成长出一批规模巨大的超大型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创新能力、质量效益、品牌价值、治理水平和国际影响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使命新任务，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要更加突出世界一流对标考核，在指标设置、目标设定、考核计分和结果评级中，要强化国际对标、行业对标的应用，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将短板指标纳入考核。通过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力、全球影响力、现代治理和管理能力，从而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编辑  尚鸣）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对国有企业提出新的要求，包括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增强产业控制力、科技创新力、安全支撑力，等等。国有企业承担这些核心功能价值在理论上该如何理解，实践中又怎样去把握？本文提出一点思考和建议。

新时代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理论认识

近年来，伴随我国在越来越多关键领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美西方采取了“断供”“实体清单”甚至直接制裁中国企业等方式，不断强化对我国的科技遏制和封锁。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反市场的霸道行为，促进我们对全球市场竞争进行再认识。

一是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由于人口、土地、社会制度等要素缺乏跨国流动性，导致就业、税收、社会福利、安全等存在国界限制，企业跨国贸易和全球竞争呈现出很强的国别特征。当一国生产的产品更受全球市场青睐，企业群体在全球市场中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时，该国国民就能够拥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该国政府拥有更多税收、更强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从市场演化的历史看，全球市场交易原本就是国家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通过谈判商议而实现的，并非自然生成和固定不变的。因此，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企业市场竞争必然首先受限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关政策，而企业竞争是决定国家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二是创新是缔造优势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主导全球收益分配。影响一国企业群体获得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以创新为基础所获取的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高技术及其产品，是创造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来源。同时，从分配视角看，市场竞争与合作中的利益分配虽由市场自发形成，但从分配结果看往往是不平衡、不公平的，大头普遍被拥有高技术的优势企业拿走。例如，我国入榜2022年《财富》500强的大陆非金融企业（包括香港）118家，实现利润合计2847.7亿美元，甚至不及苹果、Alphabet、微软、Meta、亚马逊等5家美国高技术企业创造的利润（合计3047.2亿美元）。

三是当市场竞争将重塑分配格局时，全球市场治理存在失灵现象。市场竞争理论主要探讨效率问题，分配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能够影响或解决的问题，其原则主要是考虑公平。当企业市场竞争到一定程度并可能重塑利益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格局时，势必引发国家利益的此消彼长进而产生冲突。当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到更高阶段，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开展竞争时，势必将影响后者对全球收益的“收割”能力，进而引发其调整相关贸易竞争政策甚至直接下场打压相关企业的行为。

在此情况下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西方世界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竞争其实并不“纯粹”，当其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挑战其核心利益时，便产生全球市场治理失灵现象。这种情况下，需要国有企业在创新等方面承担起重大责任。一是这种责任是普遍性的，国内的国有、民营等企业都需要承担，国有企业分布广泛尤其集中布局于石油、电力、航空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应勇担责任、义不容辞；二是由于全球市场治理失灵，导致我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面临困难加大、成本上升、风险陡增等问题，民营企业则存在不敢投、不愿投、无力投等情况。国有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大、发展基础牢固，拥有一定的优势，需要发挥更大力量、做出更多贡献。

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相关建议

为贯彻落实好中央战略部署，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功能价值，建议：

一是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市场化改革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核心包括还原企业属性和竞争环境构建两方面。为此，新时代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功能，也应当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一方面，继续在企业微观层面深化混改、完善公司治理、三项制度改革等举措，将国有企业由合格的市场主体改造为高水平的市场竞争主体。另一方面，注重构造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竞争是市场最核心的机制，要注重支持和保护民营经济，后者是优化竞争环境的重要组成。根据计算，2005-2021年国有控股企业和私人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1，说明两者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

二是以核心技术创新作为关键抓手。面对“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产业控制力”等使命功能要求，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是核心主线和关键抓手。以苹果为例，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科技公司，能够霸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总利润的近90%，是世界上最赚钱、全球市值多年最高的跨国公司。高科技属性是其世界一流的市场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安全支撑力的坚实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的两方面特征：其一，创新是长周期的慢工细活，是日积月累的持续过程，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其二，经济发展到今天，很多尖端技术创新都依赖于全球合作，如EUV光刻机的诞生就是全球合作的结果，所以搞技术创新不能“闭门造车”。

三是充分遵循商业导向，发挥激励相容作用。国有企业是政府设立的具有特殊性质的企业，但归根结底，其根本属性仍是经济组织，商业逻辑仍应作为界定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基本原则，这里的商业逻辑并非纯利润导向，而是充分考虑了自身优劣势并衡量了投入产出效率，并且与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商业逻辑区别于非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于，需要从全社会角度予以考虑。以技术创新为例，由于我国处于追赶阶段，企业花费大量成本对部分关键技术的突破，可能导致原本掌握该关键技术产品的外国企业大幅降价，最终结果可能是从全社会角度看“收益＞成本”，而对实施技术创新的企业却是“成本＞收益”。这类技术则需要国有企业去勇于攻破，政府可实施补贴以覆盖研发成本并提供利润奖励。比如，对于类似EUV光刻机的跨领域顶级尖端技术，由于集合了众多领域的顶尖技术且极度复杂，仅在企业层面可能无法解决，需要在更高层面的联合研发。

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创新是缔造优势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主导全球收益分配，而当市场竞争将重塑分配格局时，全球市场治理存在失灵现象。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布局的普遍性及特殊优势条件，国有企业在创新等方面要承担起重大责任，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将核心技术创新作为关键抓手、充分遵循商业导向以发挥激励相容作用。

（编辑 尚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积极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军工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围绕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战略需求，在多领域突破了关键技术瓶颈，获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但和西方军工强国相比，我国军工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仍有差距，企业运营尤其是军事装备研制能力建设经费，对中央财政拨款的依赖性依旧较强。但财政拨款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国防预算等约束，因此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规范，研究军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丰富融资手段，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军工核心能力建设是对传统路径和举措进行的有益补充，对解决军工企业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条件保障中的“痛点” 和“难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军工企业融资的有益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看，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引导军工企业多元化融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发展军工企业的共同选择。

苏联在计划经济约束下，其军工企业完全依赖国家投入。为维持军工部门的运行，政府不得不削减事关民生的经济领域的投资，以满足军工企业需要。而一旦国民经济支持不下去，企业就停止了应有的发展活力，只能坐等财政预算的投入来“输血”，这种模式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

美国军工企业几乎全部是上市企业。美国政府虽然不直接持有军工企业股份，但却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体系，对军工企业进行控制和监管，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通过调整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军工企业发展，通过主权基金等国家色彩明显的机构实现间接控股[1]。

在融资模式上，美国是完全的市场机制。各军工企业在政府军备采购需求的牵引下，充分利用军事高科技给公众带来的心理预期，通过产融结合、上市融资、并购重组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为武器装备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这种体制为美国军工产业发展奠定了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此外， 美国骨干军工企业同样注重以“小核心、大协作” 压低成本。以洛克希德· 马丁的 F35 项目为例，其融资重点投向核心设计与技术标准制定，把设计和制造环节集成平台化、模块化，其他环节和部件外包，以保障技术持续领先及产品低成本高效率交付[2]。

我国承担重要功能的上市公司融资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工管理体制的变革，军工企业的融资模式也随之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融资模式经历了单一财政拨款、利用国有银行贷款和市场融资的变迁，向市场多元化融资机制方向发展。[3] 当下，我国军工上市企业融资存在一些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

我国军工企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已初步建立起多元化融资模式。但长期以来受政府主导、计划管理及资本市场相对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与非军工企业、国外军工企业相比，融资方式仍相对单一。[4] 主要体现在：(1)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及部分企业留存收益，其中财政拨款仍为融资重要来源。(2)社会资本运用较少，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低[5]。以H公司为例，2013-2021年，企业投入武器装备科研及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资金中，50%以上来源于财政拨款，资本市场增发股票融资比例仅15%左右。(3)较偏好股权融资，但融资企业数量、融资规模受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影响波动较大，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项目和投资者储备机制，导致无法利用资本市场有利窗口期。(4)“一股独大”现象仍较为突出，根据2021年底的数据统计，39家相关中央军工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达到30%以上的企业占比95%。“一股独大”有利于确保军工产业安全，但同时也制约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积极性[6]。

国拨资金拨付滞后企业需求

随着地缘政治问题加剧以及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对军备投入的持续增长，我国国防工业投入也快速增长。但伴随着军工项目不断增多，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经费的管理问题也日益突出。政府经费拨付滞后导致的垫支现象越来越普遍，垫支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也影响军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7] 以科研经费拨付管理为例，由于科研项目的技术难度、资金需求均难以把握，主管部门需要进行多轮技术论证和经费审核评审后方能办理立项批复，导致项目立项、经费概（预）算及合同签订工作艰难又漫长。

实操中，面对用户迫切需求，为保障项目研制交付进度，企业只能先行筹资垫付启动项目，并根据估计提高备料和投产比例，如投多保一等。后续研制期间，只有在正式立项后才可能给予部分启动资金，待任务通过阶段（或节点）考核后再收到第二次经费拨付。此外，超概补偿工作滞后，科研经费超概算申报工作通常在项目研制任务基本完成后才能进行，且报审过程繁琐而漫长，在项目超概未得到批复、经费未予拨付之前，项目经费垫支只能长期挂账[8]，并需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相关体制机制影响融资效率

一是投资约束机制有待优化。因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在策划资本市场融资方案中仍存在一定的“圈钱”倾向，重融资规模、轻投资产出，导致项目验收时的投资规模与产出效益不匹配，低于投资者预期。二是融资激励机制运行不畅。投资者很难获得军工企业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权，与市场上经营绩效较好的公司相比，军工企业现有的定价机制利润率相对偏低，无法吸引资金投入军品项目，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H公司利用募集资金支持核心能力建设的实施路径

（一）以战略为引领，优化能力建设顶层规划。

一是按照“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科研生产模式，坚持“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关键在手”，主动加强与用户和主机厂所的沟通，以合同负债等为抓手，将用户型号需求规划、主机厂所发展规划融入能力建设和交付规划中，梳理优化军工核心能力建设结构布局，强化研发创新和体系集成能力，形成体系效能型军工核心能力建设顶层规划，实现自上而下同部署、同规划。二是面向社会强化供应商培育，重构供应链，加大非核心能力对外转移力度，充分发挥产业链上各参与主体的技术、资金、人员优势，降低全产业链成本，缩短研制生产周期，形成“产业链、资本链”紧密相连的新时代军工产业能力建设发展体系，实现各参与者共享高科技军工产品发展成果。三是适度超前部署，满足未来发展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加快平台能力建设，提升主业动力控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能力和关键重要零部件研制生产能力，积极抢占行业制高点，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先者。

（二）以需求为牵引，完善投融资源库建设。

一是规范项目库建设，推进募投项目与国拨投资项目一体化论证。参照国拨项目论证要求，编制募投项目申报模板，统一论证内容、标准和格式，项目单位结合项目申报模板，以及国拨投资项目与募投项目各自特点和侧重，按照“五性”的规范要求进行对标申报，依托行业能力建设专家资源开展入库评审及项目一体化论证，实现在国拨立项并明确资金投入后，利用募集资金形成对国拨项目资金缺口的有效补充。 

二是常态化投资机构库建设，引入优质国有投资机构。推动企业与社会资本对接，有效引入优质投资机构，建立企业常态化投资机构信息库，形成与机构投资者良性互动对接的常态化机制。特别是在融资项目实施前，围绕让投资者“走得近、看得清、听得懂、有信心”，以项目推介会、路演、现场交流会等多种方式召开投融资对接活动，搭建企业优质项目与外部资本的沟通纽带。

（三）以精益为导向，强化投资过程精准管控。

建立矩阵式团队，夯实常态化工作机制。H公司建立以募投项目管理领导小组为核心，总部和各项目单位管理团队为支撑，中介机构专家辅助，上下联动、内外横向协同矩阵式管理团队。通过定期例会与专题会议相结合的方式，深化项目团队成员领导层与业务层协同互动，及时发布专题信息，通报和解决推进工作中出现的共性和特性问题，研究和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

细化目标管理，精细过程管控。一是以投入产出相匹配为原则建立项目基线。组织各项目实施单位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总体目标为牵引，综合研判年度工程项目的投资、进度和质量的约束条件，制定基于年度投资总目标下的月度项目建设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形成项目实施、变更和审计监督的管理基线。总部定期综合评价各项目单位实施进度及专户资金余额等因素，分期下达批复增资文件，拨付资金。二是按照“聚焦主业优化资源配置，效益导向动态调整变更”的原则，细化项目变更流程及实施路径，明确各治理主体的分层审议界面和审批程序；对重大变更进行从严把关，将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认可和公开信息披露列为项目变更的必要条件，提升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透明度，保障变更后项目的可行性、经济性。三是提升流动资金配置效率。H公司总部组织对各项目单位按经营业绩贡献程度、当前资金占用情况和未来发展对营运资金的缺口等因素进行统一滚动测算，设定三年考核期，对各单位的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和经营业绩指标进行考核评价，根据考核评价的结果做好资金分配预案。

（四）以合规为抓手，规范募集资金高效使用。

建立专项审计机制。H公司总部统筹内外部合规要求，编发募投项目专项审计指南，统一审计重点和操作规范。组建母子公司联合、分级交叉审计模式。通过审计委员会研究、审计团队交流、市场违规案例分享等形式，及时总结共享项目推进经验，规避问题重复发生，提升项目合规管理水平。

监督检查全流程覆盖。一是强化事前培训。在募资到位后，组织专题培训，通过全流程制度要点实操解析、以案促学等方式，提升合规管理意识。二是加强过程监督。项目台账化管理，对资金专户的收支进行逐笔登记，大额支出履行联签，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单独核算，如实反映项目实施进展与收益。三是加强事后评价管理，通过外部审计、保荐机构督导复核与董事会、总办会年度计划完成率评价考核相结合，实现“计划审批-实施跟踪-监督考核”闭环管理。

对承担重要功能的上市公司提升融资效率的建议

（一）完善融资制度体系，规范项目管理。

一是梳理涉及军工企业融资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不同部门规定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制度进行修订完善，提升制度的适应性。二是构建起协调完善的军工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内部经营性投资项目管理体系，从顶层制度、业务管理、流程管理、操作指导四个维度构建股权融资管理体系，明确集团、上市公司总部及各项目单位的权责界面，确保股权融资项目从项目立项、投资决策、推进实施、监督后评价的全过程闭环管理，为军工上市公司开展融资活动提供政策依据和实施指导。

（二）利用国家金融支持体系，优化军工企业公司治理。

一是分类适当放宽对部分军工企业国有股权占比的限制，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程度，借鉴西方二元股权结构的思路制定相关法规或制度，组织军工企业在章程中进一步完善军工事项特别条款，以保障国家对军工企业的关键控制，使国有股权被稀释后依然可以掌控企业发展方向和重大决策。二是为解决国拨投入滞后的问题，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引导和支持相关产业基金、主权基金（如军民融合基金、国调基金等）除加大对军工上市公司的定增、可转债等直接投资外，还可结合产品研制或者项目进展阶段，通过增资上市公司子公司分阶段跟投，待形成规模后再借助资本市场有序退出。三是优化军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支持积极股东委派董事参与管理，同时借鉴市场相关优秀案例，采取各种手段对上市公司高管进行激励，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相统一。

（编辑  杨利红）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聚焦新发展阶段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战略谋划和系统规划，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要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高度，深刻把握自身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在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关键性领域尽快发力见效，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成为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领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的属性和功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不仅是一个重要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企业属性而言，世界上所有国有企业都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而我国的国有企业除具有上述两个属性以外，还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鲜明的经济属性

企业经济属性即经济责任。我国国有企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党执政的重要物质基础。国有企业要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承担好责任，发挥好功能，发展好企业。

鲜明的政治属性

企业政治属性即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坚持党组织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都是重要的政治原则。国有企业党组织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力量，发挥着“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极其重要的一环，研究决定企业“三重一大”事项，对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履行前置研究程序，确保国有企业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工作要求。

鲜明的社会属性

企业社会属性即社会责任。从世界范围看，履行社会责任是各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共性，更是国有企业的天然职责。现代公司股东人数越来越多，有的公司股东遍及世界各地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然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国有企业在公益性与营利性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特殊社会目的作为根本出发点，需要在应急保供、抗震救灾、脱贫攻坚、共同富裕建设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另外，国有企业在依法经营、扩大就业、保护环境等方面也需作出表率。

国有企业功能定位

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一直在不断探索完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2015年8月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对其他行业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

国有企业是制度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物质载体、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转型升级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式进一步释放活力，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要为社会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依靠先进技术处理好发展和污染的矛盾，积极履行生态和社会责任；要引导社会价值取向，引导社会组织和先富群体积极助力共同富裕；要增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全球企业建设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典范，彰显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肩负的使命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有企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使命新任务，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作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发展沿着微观和宏观两条线不断深化。在宏观层面，通过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使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了国有企业在上述领域的功能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投资涉及领域过多等问题仍然存在，国有企业之间重复投资也较为普遍。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提出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为国有企业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在前、作表率指明方向。国有企业要按照上述精神，通过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国有经济向特定功能领域、重要行业优化布局，实质推动国有资本向提供公共服务、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自强等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大对能源资源粮食供应、骨干网络、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推动国有企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制造强国战略、改善社会民生、补齐产业链短板等重大领域更好发挥作用；稳步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加大“两非”“两资”等低效无效、不具备竞争优势资产的退出力度，通过固链、补链、强链、塑链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建设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现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勇当绿色低碳转型“先锋队”，确保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国有企业要以强化创新发展为着力点，加强自主创新，发挥制度优势并形成创新要素合力，构建协同创新体系，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贡献力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更好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提升国有企业国际影响力和产业话语权，真正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发挥国有经济创新带动作用，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国有企业为什么要做强做优做大、怎样做强做优做大这个重大时代命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完整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突显了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战略意义。实践中，国有企业历经多次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进一步“握指成拳”，推动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数量稳步增加，较好实现了国有企业“做大”的目标，但国有资本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功能定位还没有很好体现，国有经济“大而不强、全而不优”基本格局还未扭转，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产品服务、创新引领等体现核心竞争力的能力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有较大差距。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部署要求，目的在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了国有企业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新使命、新任务。具体来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内生性和渗透性领导，激发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依靠力量的自觉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顶梁柱”“压舱石”作用。其中，“做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深化党管资本，通过市场作用放大资本一般性（不限于国有企业一种实现形式，可通过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国有资本和其它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和带动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资本基础，并推动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大幅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有效托底国民经济发展。“做优”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本加大向国家主导产业、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培育壮大可持续发展动能，同时兼顾社会属性，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应急能力等公益性领域集中，履行制度性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在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形成一批主业突出、产品卓著、技术领先、绩效优秀、管理先进、品牌影响力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的世界一流企业或行业领军企业，大幅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和效益，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通过国有资本价值增值形成更多资本积累，继续控股经营自然垄断行业和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行业，提高行业供给质量、数量，确保供给安全，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规模和实力发展壮大，更好发挥稳增长、稳就业等方面的国民经济“稳定器”作用。

发挥国有经济改革调整作用，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贡献

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制度上既发挥市场经济长处，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1+N”政策体系指导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向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系转型实践层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上述两方面要形成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通过制度设计真正实现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以及董事会规范运作基础上全面依法落实董事会各项权利，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加快形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产业集团功能鲜明、分工明确、协调发展的格局，健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资本授权经营体制，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监管方式和手段，切实增强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写好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回答好的这篇“大文章”。

新征程国有企业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国民经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国有企业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起到了奠基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国有企业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牢记“国之大者”，在实业兴邦产业强国上重点发力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将经济发展主要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供给质效提升，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国有企业要紧扣国家发展需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农业强国建设需要，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向，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迁移，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国有经济服务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能力。

创建世界一流，在提升核心竞争力上重点发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一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作为支撑，国有企业要以追求卓越、志在一流的使命担当，向世界一流企业奋力迈进。聚焦主责主业，将产品卓越作为建设一流企业的根基，打造核心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在产品增值、高科技含量、硬产品品质等方面下狠功夫；加强品牌建设，进一步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品牌形象，通过打造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服务网络布局，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价值创造力；加大创新投入，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趋势，瞄准“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聚焦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寻求发展，有效提升企业技术牵引和产业变革的创新力；完善公司治理，通过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提升企业现代治理和管理能力，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加快提升企业全球影响力，推进现代新型国有企业跨越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聚焦主责主业，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上重点发力

按“资源相同、主业相近、业务相关、产业协同”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加快上下游垂直整合、同类业务专业化横向联合和专业化重组，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按照主业突出、优势明显的要求，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打造发展新动能。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破除主业不清、布局宽泛、投资散乱等问题，通过整合非主业资产、集中资源，从不具有发展优势的行业和业务中有序退出，加大长期亏损、扭亏无望子公司清理力度，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产的高效合理配置，提升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强科技创新，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上重点发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国有企业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集成制度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瞄准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技领域，加大创新资源和研发经费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提升重大装备和成套设备领域的研发设计和系统集成能力，力争在原创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大国重器方面取得多点突破，切实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彰显新型举国体制和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显著优势。发挥体制、资源、技术、人才等综合优势，统筹创新资源，搭建高水平研发平台，强化协同创新机制，通过产学研合作、产业技术联盟、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开展联合攻关。当好创新链上的资源整合者，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培育合作、高效、开放的创新生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科技攻关高地。优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考核评价和创新容错机制，完善“揭榜挂帅”、股权激励等人才激励机制，建立长期主义的价值观和正向激励机制，形成鼓励原创、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

做好前瞻布局，在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重点发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领域。考虑到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产业化初期，且其培育壮大一定程度依赖传统优势产业支撑，需要场景、技术、资金、政策等多方面支持，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应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发挥突破带动作用，在处于孕育期、高风险的未来产业上加大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相互赋能。国有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或投资等方式，有效发挥产业链优势，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强产业生态主导力和产业链节点控制力。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带头落实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和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领域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推动“国民共进”，在协同发展合作共赢上重点发力

改革开放45年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错位发展、融合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的基本格局。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战略支撑、产业引导、调节稳定等作用，民营经济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主要分布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成为经济竞争力、活力和创造力的主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民营经济是党长期执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与国有经济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协同发展，成为政策的主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支持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鼓励国有资本投资入股民营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活力和对民营经济的牵引力，促进各类资本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国有企业要通过互补性分工，积极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在多个行业和领域形成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共建“一带一路”，在积极助力对外开放上重点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谋划，鼓励企业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开展资源配置，加强与各国各类企业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畅通国内外双循环。国有企业要在变局中抢抓发展先机，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企业适应最新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能力，利用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推动开放发展，提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和统一性。大力推进国际化经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对外投资合作，通过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拓展品牌美誉度，引导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持续提高资源整合水平，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形成更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创新方式方法，加大联合出海力度，推动重大项目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高度重视国际化经营风险管控，把境外业务作为内部管控的重点，健全完善相应的组织架构和制度流程，推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境外延伸，提升境外风险防控能力。

坚持党建引领，在完善国有企业制度上重点发力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既是国有企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政治保障，也是国有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新时代新征程上，国有企业要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落实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和经营活动符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要求。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机制，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独立市场经营主体，更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开展生产经营，取得相应的收益，承担相应的风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编辑 尚鸣）

我国中小企业分布广、数量多，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经济社会面临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趋势，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内部软实力，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可支配资源有限、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知识文化体系欠缺，数字化管理实践不足，领导者转型意识薄弱等问题，能真正通过搭建软硬件平台、持续提升企业管理能力的企业相对较少。尽管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并陆续在转型意愿、政策性平台建设、政策精准支持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① 不断推出各种奖励政策，鼓励企业上线自动化设备、数字化系统等，但这些都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而数字化转型真正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内部驱动。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中小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的痛点与挑战，围绕技术落后、人才匮乏、数据孤岛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提升中小型企业在战略规划、人才管理、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内部驱动，探索适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

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架构规划

梳理企业架构，可以有效帮助企业设计IT策略、实施IT项目，以实现期望的业务结果，并使用体系结构原则和业务模型来掌握行业趋势和规避运营的风险。对于正在经历数字转型的中小企业来说，企业架构规划专注于将现有流程和应用程序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更加高效的运营体系。

虽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在于数据化理论、工业互联网理论等信息技术，但是以信息技术的突破为主导的企业架构规划却难以成功，企业盲目追求数字的汇总或统计，很难实现智能化与数字化相融合的目标。

中小型企业制定合理的企业架构，应从实际业务出发，通过全业务域的规划思维，以企业业务场景为切入点，细致全面梳理业务架构。从业务架构出发，推动信息架构设计，以基础架构建设支撑数据与应用架构。通过业务架构梳理，实现价值链集成与贯穿，实现端到端数据模型，制定数据流动的业务规则。不能盲目地依靠引入信息技术实现数字化，而要将重点放在系统、完整地理解业务本质，并建立可以数字化的量化模型。①

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培养计划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小型企业的普遍痛点在于业务建模过程极为艰难，一方面是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的“部门墙”障碍，另一方面是不同业务域人员之间的沟通障碍；业务人员不懂建模，IT人员不懂业务，缺乏能把整个企业运行架构、流程用IT语言描述清楚的跨界人才。与此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业务的差异性和局限性，跨界人才不仅难以在市场上通过高薪聘请直接获得，而且难以通过内部短期培训提升能力。而且中小企业面临因工作环境及文化问题而流失现有人才的风险。

因此，提升中小型企业的人员能力，不仅要重视核心骨干人才的特殊培养，还应充分利用中小企业流程可复制性强、管理跨度小的优势及中小企业在运营方面易于“轻装上阵”的特点，建立核心人员全方位培养计划。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员，开展不同的培训与训练，选取核心骨干团队带动整体发展的策略。

首先，针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培训，重点在于思维意识的灌输与提升。中小型企业高层管理者一般为企业的老板、创始人，他们的思维引领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其前瞻性、认知水平及数字化基础素养是中小企业转型的关键因素。

其次，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是企业运营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培养计划可以聚焦思维训练、流程再造、核心业务、管理能力等方面，提升管理能力及业务统筹能力，使其能够对企业的战略规划进行有效的分解，并制定可实施的行动计划。

第三，核心技术人才是推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人员。核心技术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搭建企业数字化底层架构，在提升产品合格率、开发新产品等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也是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对接人员与实施人员，因此需要加强对知识体系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四，一线员工应具备基本的数字化知识，在企业内部培训中掌握基本的软件操作，可以按照要求完成数据录入、异常反馈等基础性工作。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小型企业应特别重视核心人才的力量，建立企业人才阶梯培养机制，积极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减少外部依赖性，但不能照搬照套标杆企业的做法，要形成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转型之路。

通过数据治理解决数字化孤岛问题

受企业规模的限制，中小型企业在自身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要满足业务部门的“散点式”需求。但是随着单向式开发应用的增多，“散点式”软件之间难以打通数据链，进而形成了数据孤岛问题。如果重新规划建立数字化体系，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这对于本来就缺少资金、人力投入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因此，重视体系化治理进而解决数字化孤岛问题，无疑是一种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性选择。

适合中小型企业体系化治理的主要手段在于数据治理，也就是通过流程梳理与现有系统相结合，打通各业务数据的关联性。首先，分析梳理原有软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各软件中重复甚至冲突的部分明确标识出来，减少人员在多个软件中重复录入引起的效率低下问题；其次，通过少量的二次开发，补齐现有软件中的数据缺失；最后，通过构建总体数据库，将各个软件通过接口实现串联，进而解决数据孤岛问题。①

中小企业受制于管理手段薄弱、人才匮乏、路径模糊等因素，大部分处于规划反复变化、进度徘徊不前的状态；能真正把软件跟硬件在企业运营中全面落地实施，又能持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还是相当少。大部分企业软件与硬件建设完成后，整体企业形象确实高大上，但多数还没有能真正给企业解决实际的问题，需要按照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业务特点，持续地进行指导和改善工作。

（编辑  宋斌斌）

一个行业的一流企业，是领飞的“头雁”，是产业链的主导者、规则制定者、生态构建者，发挥着“链长”的作用，肩负着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合作发展的使命和责任。在当今全球产业体系加速调整时期，我们要加快培育“链长”企业、依托“链长”企业建群强链，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产业体系的主导者

现代产业链本质上是一个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型产业生态体系，既包括各种新兴产业，也包括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和核心价值再造。现代产业链相关企业通常形成了一种多方位协同、多元化联通、平台化运作的企业运行体系，保障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链长”的引领和协调。

作为龙头企业，能否在产业链创新发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能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各类资源和要素的聚合与运作，并主导产业链的布局，是现代产业链形成与成长的核心要素。

现代产业链内部，上下游企业的产品供需、资金流动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就会影响上下游企业的正常运转。在市场经济中，世界一流企业以多赢和共赢思维去处理各方面与技术相关的利益关系，通过将技术成果转化为新的商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利润来源，形成技术持续进步的机制，成为国家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

从历史及实践来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各自领域都有长期的技术积淀，能够整合不同国家或区域的人才，共同开发先进技术产品，有能力筹集资金支撑巨额研发投入，并且通过与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合作或并购，迅速将技术商品化，形成持续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力量。同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中不断地“裂变”和“聚变”，从而使其先进的研发理念、技术标准、工艺水平不断地向其他企业溢出和传递，共同推动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批本土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制定人才国际化、资金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通过在全球筹集研发资金和分摊研发成本，不断提升竞争能力，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做出巨大的贡献。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在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布局分工，各生产环节被尽可能地细分。一件出口产品的价值创造来自处于分工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这些企业分处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当一国在复杂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不具备优势时，该国可能只承担其中的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全球价值链基于产品内生产环节的分解，形成以产品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已成为世界一流企业重要的生产模式。

国际产业链的调整除了经济（成本、效率等）方面的因素外，当前受安全、政治、环保等多重因素影响愈发明显。国际产业链的布局结构出现了“内顾化”“区域化”倾向。一方面，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为原则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转向以安全为考量的垂直一体化布局，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促进海外产业“回流”。另一方面，国际产业链呈现区域性集聚趋势，如部分跨国公司兼顾效率与安全，将其国际产业链在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区域聚集。出于安全考虑，美西方在高科技、战略资源等敏感领域加强了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力度，提高了门槛；从追求环保的动力看，一些国家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链发展，传统化石能源工业产业链发展受到抑制；部分跨国公司还通过绿色采购法规，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形成。

依托一流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我国在绝大多数产业的中低端环节都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短板主要体现在高端环节上。高端环节产品的市场竞争规律与中低端产品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中低端产品技术成熟，主要竞争点在成本和价格方面，高端产品竞争主要在技术和产品品质性能方面，对价格往往不敏感。因此，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特别是发展高端产品，必须鼓励一流企业，以需求为导向，做好前瞻规划，强化技术研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市场经营和客户服务能力，力求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同时要坚定对外开放，维护和加强国际协调合作，确保技术、信息、人员交流等方面的连续性，打造高效协作的供应链体系，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的过程中实现产业链安全和竞争力的提升。

面临美西方的技术封锁，我们要依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冲入“无人区”，夺下“制高点”。一流企业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尤其要努力补全产业关键技术的“断点”“盲点”。一些进入技术创新‘无人区’的龙头企业要继续加大投入做好基础研究，进一步创新突破，用原创性、根本性、前瞻性成果支撑应用技术创新。

一方面，要依托国内大市场，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拓展市场空间。许多新研制成功的高技术产品，必须获得实际应用的机会，才能克服质量缺陷、完善产品性能，不断迭代提升。产业链中的龙头大企业应尽量采购使用国内生产的零部件、原材料，给国内产品应用和提升的机会；要将国内市场作为战略基地，让自己的新产品更好地依托国内市场，获得验证、提高和获得客户信任的机会。

也要看到，关键产品、高端技术往往市场空间有限，虽然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也不可能实现全部产品都自主生产，这既不必要，也不经济。龙头企业要通过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在世界范围获取技术、要素和市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导关键产品的国际供应进一步分散化、多元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参与构建全球产业体系，需要一流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等各环节做实做强，以世界一流的产业标准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壮大一批具有产业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形成重点产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通过联合攻关、定点采购、交叉持股等方式，为重点产业培育具有竞争力的配套行业。要以重点区域为依托，有计划、有重点地布局相应供应链网络，降低区域产业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以重点企业为龙头，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产业链生态体系的重要构建者

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处于枢纽地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支持企业进行底层技术研发、抢占新赛道、推动国际化发展、强化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整合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持久发展能力。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以更大力度支持推动中央企业解决产业链创新链核心问题，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工信部将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或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形成的链条式分工协作与关联形态。每个行业和产业，都是由企业群构成，形成由供应链、创新链、信息流以及发展环境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必须发挥一流企业在产业链综合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引领力，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产业组织方式和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传统产业链进行转型升级，使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水平。

苹果、华为作为通信、手机产业的领军企业，产业链十分庞大繁杂，厂商数量也十分可观。在苹果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厂商数目一步步增多，2015年苹果的33家核心供应商中，有30家中国企业，而2019年的59家核心供应商中拥有52家中国企业。在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大陆厂商有22家，中国台湾厂商有10家,国外60家厂商中，美国33家，日本11家。苹果、华为在智能手机、通信设备产业链以及产业生态中发挥了影响、支配和引领作用，建立了不断创新完善的产业发展模式。

纵观这两个典型企业的情况可以看到，其生态主导力主要体现在：

（1）具备定义产品和创设市场的能力。通过标准控制、概念设计、品牌营销等，使其产品辨识度高、市场声誉好、用户黏性强，进而改变和引领消费风尚或生产方式，并通过产品迭代升级“创造”新需求，“创设”出新的市场空间。

（2）具备产业链整合和供应链掌控力。作为“链长”的一流企业与链上企业深度耦合，形成稳定的分工协同关系，并运用其产业链优势地位，通过订单安排、资源配置、联盟领袖地位等途径，影响上下游中小企业，以商业赢利模式为纽带，推动补链、强链、延链等垂直整合活动，在采购、物流、营销、融资等供应链环节也有较强的话语权。

（3）具备创新溢出和危机救助能力。“链长”企业研发投入大，科技创新成果丰富，产业化动力强，既对链上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也通过供应链向配套企业传导创新压力，是产业创新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4）实现商业利益和行业责任相统一。“链长”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做大规模、做强竞争力，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形成生态主导力的根本所在。

世界一流企业一般情况下都将主导或控制一个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价值链，掌控产业链中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带动性强的重点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中往往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

从我国的情况看，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的几十家中国企业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虽然企业规模很大,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上缺乏控制力；多数骨干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尚未完全摆脱中低端地位。

因此，告别“中低端”，探索“高附加”，实现“现代化”，一流大企业要一马当先，要坚持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两条腿走路，加强产业基础、调整产业结构、着力进行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培育更多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创新能力、自主知名品牌、标准制定、营销网络为依托，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加快培育重点产业链，打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

世界一流企业是行业发展的领军企业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和产业链发展，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产业发展方向。

纵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在当今地缘政治复杂博弈的影响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规则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美国发动针对我国的贸易战以来，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受到技术“封锁”、“隔离”、产业断链、“去风险化”的严重冲击。美西方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持续一年多的俄乌冲突，更使很多国家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各国纷纷通过加强资源整合和“保护性措施”减少对外依赖，像核心芯片、关键原材料、生物制药、高端医疗设备等行业，就近或本地化生产成为重要趋势。

从国内情况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条件。一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产业链供应链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二是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工业门类齐全，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在不断地完善。四是中国一贯重视教育，人力资本优势雄厚。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优秀企业，要真正迈进世界一流的行列，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科技研发，加快企业技术、业态、经营模式和管理创新；促进跨行业跨区域企业技术的融合，实现产业链上创新资源的战略性互补；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引导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和价值创造环节再造，着力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实现价值链提升。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补上我国严重受制于人的产业环节和关键领域，增强我国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拥有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企业效率、效益和品质在全球中领先。充分发挥一流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生力军作用，培育一大批以自立自强为使命的科技领军企业“预备队”，牵引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生共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效协同发展的新生态。

世界一流企业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顶梁柱

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以自身为中心配置区域性产业链，针对中国实施贸易战和技术封锁，企图将我国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再加上前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种种因素阻碍或威胁着我国产业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畅通与稳定：原材料与上游零部件供应失序、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受阻、物流渠道阻塞、用工短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

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需要高度重视产业链安全问题。要立足国内，调整全球供应链结构，维护现有供应链，加强产业链的补链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和发挥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争创世界一流企业，让越来越多的一流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作为国民经济中坚力量的国有企业做出积极贡献。企业在开拓业务过程中要依托核心竞争优势，拓展商业联系，形成广泛协作的企业网络，通过订单约束和规范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关联企业，带动其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层层拉动上下游企业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引领关联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共同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数字化水平提升，形成同步研发、同步生产、同步销售的协作关系，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积极打造协作平台，推进制造能力、物资材料、营销等信息共享，深化对接协同；用好国内市场，为新产品产业化提供前期市场支持，促进产业质量性能提升，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抓住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合规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国家“十四五”规划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一流企业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创新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顶梁柱。发挥好一流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传导和带动作用，支持一流企业做强做优，培育一批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一流龙头企业，增强全产业链整合能力，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话语权,是提高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有效途径。

（编辑  碣石）

1994年12月，在黄河入海口这片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只有几十名员工的东营区政府招待所——西城宾馆开业了。经过28年的改革发展，这家小小的招待所已经发展成为在全国各地拥有105家中高档连锁酒店、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企业集团，职工近20000人。蓝海集团先后荣获“中国饭店业金马奖”“中国旅游饭店业金星奖”“中国旅游产业杰出贡献奖—飞马奖”等业内荣誉。

20世纪90年代，我国每个县区都有自己的招待所。时过境迁，如今大多数县区招待所都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但这家东营区政府招待所却实现了华丽蜕变。

差异化发展，创建百年民族品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蓝海集团董事长张春良认为，人生在世，就应该积极弘扬民族精神，轰轰烈烈干一番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品牌迅速涌入国内市场，并在国内中高档酒店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基于这种态势，张春良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和国际酒店品牌比，我们承认差距，但是也要看到机会。传统意义上的酒店经营模式是以客房为主、餐饮做配套，餐饮的性价比普遍不高，我们要依托在中餐领域的专业优势，以“美食”为特色，带动“美居”和会务等关联消费，打造“美食+美居”差异化发展模式，打造响当当的民族酒店品牌。

围绕这种模式和定位，蓝海集团构建起了多品类的酒店品牌矩阵，打造出了“钟鼎楼”“孔府宴”“逢喜会”等富有文化内涵、可复制的正餐宴会连锁品牌，带动培育出了“蓝海御华”“蓝海钧华”“蓝海朗汀”等酒店品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连锁经营模式，在打造民族酒店品牌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酒店板块的带动下，蓝海集团逐步构筑起了“双轮驱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即：连锁酒店和食材供应链双主业驱动，职业教育、团膳、生鲜超市、生态农业、工程施工五大板块协同发展。

海勤供应链公司是蓝海集团的“食材基地”，是集团着力打造的第二主业。该公司集生态种植养殖、食品研发加工、全球采购、仓储物流、信息及销售于一体，建立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标准化运作体系，为蓝海酒店餐饮和社会提供健康安全的食材。公司拥有5000亩生态农业园区、18000平方米的食品加工厂、12600平方米的中央仓储、渤海湾水产捕捞厂、4000吨超低温冷库以及冷链物流运输系统，拥有14个绿色认证产品，是《餐饮业供应链管理指南》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一级食材供应商，累计为冬奥会供应了170多个品种预制菜食材。蓝海预制菜、冷冻面食类产品成为“国家体育训练局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蓝海生态农业公司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大中专院校是蓝海集团的“人才基地”。集团旗下的蓝海职业学校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西餐烹饪、中西面点等专业，在校生4500多人，毕业生全部在蓝海实习和就业。山东胜利职业学院由蓝海集团与东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东营市政府委托蓝海集团运营管理，现有在校生5000多人，三年后将达到8000人以上。

餐饮服务公司是蓝海集团旗下的团餐业态，主要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院校、医疗系统等提供食堂经营管理。目前在山东、北京、江苏、海南等地成功运营食堂95家。物华天宝公司主要在社区经营高品质的生鲜超市，为居民提供安全健康的蓝海生鲜食材。目前在山东、济南、北京等地成功运营了107家。

工程公司集设计、安装、装饰装修、物品配备于一体，拥有国内领先水平、经验丰富的设计与施工团队，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和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并建有蓝海自营的酒店用品加工基地。

在发展历程中，蓝海进行了三次重大战略选择：第一次是从西城宾馆国有体制单店运营改制为民营，确立了创建民族酒店品牌的使命。第二次是面对国际酒店品牌主导国内市场的行业态势，确立了“美食+美居”差异化运营模式，并逐步形成具有蓝海美食特色的全国性、多品牌酒店集群。第三次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确立了“双轮驱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打造了符合时代特征和蓝海特色的发展模式。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会长魏小安评价：蓝海集团的经营发展模式，是植根于本土产生的模式，也是在市场上拼杀出来的模式。

蓝海集团在实践中形成了蓝海战略，其本质是对应需求，策略是寻求差异化，方式是全供应链、全人才链，最后形成全价值链。

以人为本，打造落地的企业文化

在董事长张春良看来，“没有文化的企业没有灵魂”。多年来，蓝海集团坚持“为社会提供优质资源，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为员工提供优质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堂堂正正做好人，踏踏实实干实事，用源自内心的仁爱、善良、诚信、礼仪，对待员工、顾客和其他合作伙伴。

多数蓝海的员工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背后是千万个家庭的生计和希望。张春良要求，蓝海的管理者要给予他们家长般的关爱和家的温暖。“为之君”“为之亲”“为之师”，要带着真诚和爱心，解决好员工最直接、最现实的发展问题、待遇问题。为了让员工安有所居，蓝海集团先后为员工建设了两个住宅小区，以成本价出售给员工。疫情三年，蓝海集团在最困难的时刻，坚持“不裁员、不降薪”。以“信”立身，以“仁”待人，以“德”服人，使广大员工感受到了蓝海大家庭的温暖。

蓝海的企业文化是落地的文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具体到一朝一夕、一事一物、一餐一宿、一饭一蔬。为了对困难职工家庭进行帮扶，集团设立了爱心“蓝基金”。秉承“爱无大小，点滴成海”的公益理念，成立了“蓝海水滴”公益组织，发动企业员工做好人好事，温暖他人，快乐自己，涌现出一大批感人的事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道鲁商》纪录片中讲道：“蓝海酒店经营的独到之处，就是把中华文化的精髓注入全体员工的血液中，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友爱、和谐的理念深深扎根到员工的心里，因而，这里员工的微笑格外真诚。”

健康中国，绿色发展，是国家战略，是当代人对品质生活的追求。蓝海人承担着为顾客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重任，安全、健康、营养成为蓝海服务的根本遵循。蓝海人遵循“天道”，天道，即天心；天心即人心、民心。蓝海人做到一心为民，做事讲良心。蓝海集团确立了“致良知，出精品”的理念，追求至高的标准、至高的品质、至高的精神、至高的信誉。要求每一道菜品，每一项服务，首先要对良知负责。对于菜品，要做到粒粒是精品，4000多人的“蓝海儒厨”队伍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更要有高尚的品德，做到内外兼修，心怀敬畏，不仅敬人，还要敬事、敬物。

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使蓝海的人才队伍不断成长和壮大。蓝海许多优秀人才随着集团的发展脱颖而出，已成功培养酒店总经理100余人、中层管理人员600余人、专业技术人才数千人。一支“精于此道，以此为生”的人才队伍日益成熟。

标准先行，搭建科学的管理体系

科学管理，标准先行。蓝海集团“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

首先，建立完善的标准体系。在山东省酒店业率先建立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全面构建了涵盖建设标准、菜品标准、服务标准在内的标准体系，被认定为“山东省餐饮住宿业标准化示范单位”“国家级餐饮住宿业标准化试点单位”。集团参与起草了《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4421-2009）、《鲁菜标准体系》（ DB37/T 1610-2010）以及《餐饮业供应链管理指南》（GB/T 40040-2021）。集团拥有完善的标准体系，包括基础标准、品牌标准、建设标准、运营标准、岗位工作标准等五级，共2271项，覆盖酒店立项、筹建、筹开、管理、菜品、服务等各个业务条线。

传统中餐都是“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模式，依赖“大厨”，缺少量化标准，这是中餐难以实现产业化的症结所在。蓝海依托菜品研究所，不断完善标准食谱，优化工艺流程，建立了中餐标准化体系。目前，蓝海标准化“菜品库”的菜品数量达到4000款以上。

其次，建立专业的总部平台。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蓝海搭建了包括人力资源、培训研发、供应链、市场营销、财务管控、质量管理在内的总部管理平台，打造了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总部管理团队，形成了以质量管控、人力资源管控、财务管控为代表的管理平台，实现对各子公司业务关键点的服务、指导和管控。

第三，建立创新研发机制。依托省级服务业创新中心——蓝海研究院和菜品研究所，开展创新研发，目前拥有注册商标400多个。建立了拥有数千款菜品的菜品数据库。

未来可期，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跨越

三年疫情对蓝海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蓝海集团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长远发展和短期行为的关系，创新发展和市场变化的关系，采取得力措施，努力兼顾好疫情防控与经营发展之间的关系，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山东省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蓝海集团致力于转型创新，推动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向着创建百年民族品牌的目标阔步迈进。

创新发展酒店主业。面对疫情影响，蓝海酒店主业依然以每年10多家的速度扩增规模，未来集团将进一步拓宽合作方式，在保证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在扩张效率上寻求突破。依托数字化连锁管理能力，快速推广短平快的特许经营模式，实现酒店主业跨越发展，三年内酒店连锁规模预计达到200家。

突破发展食材供应链。目前，供应链公司已成功引入战略投资，并启动上市计划。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预制菜行业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接下来，海勤供应链公司将紧抓预制菜产业风口，打造山东省乃至全国预制菜龙头企业、蓝海集团“第二主业”。依托预制菜产业体系，对标肯德基、麦当劳，打造新中式连锁快餐——嘉厨快餐。

升级发展蓝海团膳。依托20多年中高档美食酒店运作经验的降维优势，秉承“安全、营养、好吃、高效”的理念，针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养机构、院校、社区食堂等不同需求，打造不同品类的运作模式。快速发展生鲜连锁。瞄准打造“社区高品质生鲜超市”的目标，为社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物资供应。以自有产品为特色，围绕“五星级餐桌、五星级服务”的定位，推出生鲜超市连锁模式。立足东营、济南，面向山东，持续拓展周边市场，自营店、内部合伙人店、外部合伙人店齐头并进，旗舰店、标准店、精致店同步发展，三年内门店总量预计突破300家。

同时，作为人才基地的集团旗下两所学校，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年内大中专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3000人，为集团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工程公司发挥综合优势，不断拓展项目，实施绿色装修，打造绿色环保工程、精品工程。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蓝海人将树立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更加昂扬的斗志，坚定信念，自强不息，振奋精神，攻坚克难，努力实现创建百年民族品牌的伟大梦想。

（编辑  宋斌斌）

世界一流企业是强国重器，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中，一批大型企业在其国家的支持和企业努力奋斗下，成长为各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成就了企业百年长青的基业，而且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为国家拓展了发展空间。

中国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必须通过培育建设一批世界一流企业，用世界一流企业的技术、理念和核心竞争力作支撑，为世界提供更优质的中国产品，树立起高端、优质、创新、高性价比的世界新品牌形象。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是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战略举措。

世界一流企业具有竞争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广等特征，其在推动国家技术进步、拉动产业升级、提高从业人员技能及收入水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加快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以及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世界一流企业的竞争，直接体现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技术的竞争。世界一流企业在推动能源革命、信息革命、产业革命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有了世界一流企业作支撑，国家安全得到更充分保障，国家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国家地位才能更好巩固。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加快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步伐，推动继续深化对外开放，中国将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竞争，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才能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和实现我国根本利益。

第二，世界一流企业所拥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及行业话语权，为国家在世界舞台的竞争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世界一流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能够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拓展了各国产业和企业配置资源的空间，促进了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无论是能源、原材料，还是资金、技术、劳动力，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一流企业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实现资源配置的国际化、高效化和集约化。近年来，我国一些国际化经营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将企业的规模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已经占据一定的地位，不过它们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话语权不足、影响力仍有待提升。

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持续提升影响力。一是加快走向国际市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发挥我国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建成面向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服务的生态系统；二是以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为要求，培育一批能够主导全球产业链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制定全球产业游戏规则、确立行业标准方面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相当的影响力，逐步实现我国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者向主导者的转变；三是优化全球布局结构，展示国际良好形象，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才能在国际化经营之路上行稳致远；四是吸纳更多海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品牌、渠道等生产要素为我所用，推动国内各门类产业向中高端发展。例如，中国宝武以成为全球钢铁行业引领者、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为愿景使命，深耕钢铁主业，推进联合重组，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钢铁产业集中度，初步建立了与中国钢铁业全球地位相匹配的企业空间规模体。

第三，世界一流企业是所在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关键位置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当前，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具备了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的基础，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快探索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有效路径，打造一批管理水平高、产品品质优、生产效率高、经营业绩好，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实现全球配置资源的要求，也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探索业务新模式，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既要牢牢把握国内市场的重要战略基点，又要敢于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培育新的增长点。使国有企业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必须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品品牌、项目品牌和企业品牌，推动国有企业灵活运用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联合投资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全球业务网络布局，深化国际国内合作，多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必须推动国有企业适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数据等要素资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是在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背景下，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措施，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一批引领社会发展、持续创新和创造行业价值的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骨干力量，加快建设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而且能够更好地发挥国有大型企业在“十四五”规划中“一体两翼”发展的带动作用。

第一，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供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世界一流企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引领、支撑和融合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致力于世界一流企业的培育，能够促使企业聚焦主业发展，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关键业务的重组整合。还能促使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企业从非主业领域、缺乏竞争优势的领域及一般产业的低端环节退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有效供给、优质供给和高端供给，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二，有助于激发形成高质量新动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在新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和“衔接期”。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能够加快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能够增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互动创新。

第三，有助于推动关键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增强市场高效性和活跃度。推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可以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充分释放国有企业活力。一是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系统持续优化，促进国有企业加快分类改革，加快布局优化和结构性调整。二是能够实现国有企业运营机制整体性提升，通过外部竞争压力倒逼国有企业不断提升内部生产和管理效率，推动国有资本增长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三是可以促使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突破性改革，实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实质性转变。

第四，有助于对冲经济全球化逆流冲击，实现国际国内市场高效联通。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能够促使国有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是促进国际国内市场融合畅通的战略性选择。一方面，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能够促使国有企业抓住不确定性中转型升级、推动创新和实现变革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推动国有企业开放发展，最终提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和统一性。

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作为各类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真正筑牢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企业好经济就好，居民有就业、政府有税收、金融有依托、社会有保障。虽然近两年我国大企业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连续居于全球首位，但其中多数主要依赖自身规模，其创新引领力、国际竞争力与世界一流水平还存在差距。而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存在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技术升级能力不足的问题。大企业要不断深化经营机制改革，高效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中小企业要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鼓励企业创新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更高水平竞争中创造价值。企业家是经济要素的整合者、市场开拓者、创新推动者，要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把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公司治理的规范性统一起来，创建更多的一流企业。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支撑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所在，制造业竞争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行业龙头企业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和掌控能力。只有建成世界一流企业，成为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和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才能真正夯实制造业强国的发展基础，引领全球产业发展潮流导向，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三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并已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制造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工信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增加值由23.5万亿元增加到31.3万亿元，在此期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的比重已接近30%。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是全球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中国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有些产品的技术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同时，我国制造业进出口比重高，成为很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目前世界上有40%的产品是由中国制造的，我国制造业总产值约占全世界20%的份额（朱高峰，2021）。

表1 各国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

目前，中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基础能力弱，部分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存在严重的卡脖子短板。如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轨道交通装备当中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电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的耐热部件，以及飞机汽车等产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这些都需要进口。

中国制造业的“大而不强”“全而不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造水平与全球领先水平存在差距。2019年，美国、日本与德国的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5.1、9.4、9.3万美元/人，而中国仅为3.1万美元/人。美国与日本的制造业全球知名品牌数分别达69个与31个，而中国仅有18个，等等。

二是中国制造业科技基础相对薄弱、基础研发投入比重仍较低。截至2021年年初，中国基础研发投入仅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6%，而同期美国的该项占比达到15%-19%。

三是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与装备外采比例偏高，严重依赖进口，存在“卡脖子”和“掉链子”风险。中国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依存度超50%；集成电路的进口依赖占比达80%，大型优质铸锻件的进口占比达90%，高端液压件、密封件的进口占比接近100%。

四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仍需改进，特别是数字化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即制造企业以数字化思维重构业务模式和流程，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结合制造业特点，提升研发、生产、运营和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而优化客户服务体验以实现客户黏性提升，以及优化企业自身盈利模式，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在乌克兰危机、中美矛盾分歧加剧，疫情冲击与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存在的短板和弱项集中爆发，上下游产业链达产不同步，一些企业上游原材料供不上、下游配套跟不上，对企业后续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带来较大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造业的重要作用、重要地位，明确指出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并提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这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要求。大企业在引领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加快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和产业引领功能，牵头组织产业联盟，促进深度交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打造发展融合、利益共享的良好生态，形成产业链有序竞合新格局。

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有待持续提升，企业发展的韧性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信部在制造业领域着力推进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高、在制造业基础和产业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对于推动我国各细分领域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全球竞争力，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引领整合能力，在全球市场上持续涌现领航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认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水平，应实施“突破工程”“短板工程”和“卓越工程”。到2035年，我们应该培育出50家以上的世界一流大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

加快建设一流企业，一是要打造全球品牌，著名品牌意味着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市场占有率。二是要持续发扬创新创造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十年如一日地持续创新、精益求精，尤其需要复兴工匠文化，唤醒全社会尊重工匠、厚待工匠、崇尚工匠的风气。三是推进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是工业发展国家重振制造业的主要着力点，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抓紧谋篇布局，相继制定了新战略、新政策。我们要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四是强化科技引领，通过研发、生产、推广高科技产品，掌握核心科技领域的主动权，持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战略层面为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编辑 杨利红)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光大创造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一代代中信人接力探索、接续奋斗，始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和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全力推进改革开放不动摇，努力发挥国有企业的“六种力量”[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所体现出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在中信的成长中具有直接的导向和带动作用，对于企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普遍的实践价值。

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贯彻党的大政方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牢政治方向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确保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顺利实施，不发生任何偏离。企业改革发展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加强党的建设，政治上把方向、管大局,经济上抓落实，促发展，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在重要业务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成效。在党的领导下办好企业，是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底色。中信成立以来，荣毅仁和历任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从党中央决定实行对外开放，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搞现代化建设，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规划小康社会建设的宏伟蓝图，正是有了党中央的指引和有力支持，荣毅仁开创的中信事业才有了明晰的发展路径、广阔的成长天地、不断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坚强可靠的政治保障。成立初期，中央专门为中信确定了“党组六条”[②]，使党中央的决策意图得到准确贯彻。中信历届党委积极践行党的宗旨和使命，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坚决落实中央各项重大部署，持续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和国企特色的党建之路，构建起4000多个党组织、5万多名党员的组织体系，保证中信经受住了不同时期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始终沿着正确航线破浪前行。

根据国家需要开展多元业务，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方位贡献力量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按照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目标，努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为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贡献。在荣毅仁和历任领导的带领下，中信紧扣国家战略，在经济领域进行多方面探索和开拓，发展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开展优势明显的实业投资业务，构建起产融并举的发展格局，最大程度地释放综合性企业的协同效应，成功打造了一批居于行业领先地位的龙头企业，作为中信的主要力量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支名副其实、实力雄厚的“国家队”。

为配合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信在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地区布局业务。发展港澳地区业务，为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和保持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信作为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逾70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力支撑。

首创负债经营发展模式，助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认识障碍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努力改变一切既有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经济领域还存在着违背经济规律、忽视企业管理、否定市场作用的旧观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阻碍。面对这一艰苦而曲折的历史转型，荣毅仁率领中信人勇于打破坚冰，敢为人先，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根据自身特点走出了一条依靠负债经营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的成功道路。

虽然国内资金短缺给企业带来严重困难，中信通过在海外发债、借款募集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的发行体。中信成立后的前10年，累计在海外募集资金约30亿美元。其后，国内企业相继开始在境外融资，扭转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观念。经济领域中包括外商投资、国企海外投资、不同行业的企业市场属性等种种观念上的禁忌，就是在中信的一系列突破性实践中被重新认识，深化了人们对于经济规律的理解，助推了社会观念的破旧立新和对于改革开放的高度共识。

发挥改革试点作用，打造诸多行业第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企业发展新路径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鼓励大胆试验，倡导“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和精神，在试点的基础上形成经验，不断探索推进。在荣毅仁的领导下，中信积极打造创新优势，对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市场规则和国际商业惯例的机制设计先行先试，对符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探索的重要业务先行先试，唱响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声。1984年12月，经过中央批准，中信公司实行了董事长负责制[③]，这是当时对国有企业传统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比起后来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整整提前了15年时间。由于前瞻性布局，通过创新推动发展，中信在一些业务领域中成为国内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创下了一系列“第一”。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中信的一些业务拓展、商业模式和操作方法受到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垄断思维制约，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步得到国家和市场的认可，在行业发展中担当起重要的先行示范角色。

建立对外开放窗口，推动中外经济合作和交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争取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浪潮兴起的形势下，国家由首先试点开放的范围、地域、领域逐步加大力度，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是大势所趋。企业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外合作，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在荣毅仁的主导和规划下，中信自成立之日起，带头贯彻执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三个引进”，即引进国外的资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方式，成为外商了解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好渠道和开展合作的好向导、好伙伴；并率先走出国门开展业务，实施中国企业最早的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中信作为“丝路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企业，目前有三分之二海外业务布局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业务合作带动资本、技术、产品、标准和管理输出，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帮助项目所在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连接中外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了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互利共赢。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物质财富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明确基本职责，通过自身的成长壮大，筑牢国民经济体系，强化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保证国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主导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企业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如何实现扭亏增盈，成为国企改革和发展必须完成的重要使命。在国家投入较少的情况下，荣毅仁和历任领导勇于面对市场，领导中信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积极承担企业的经济责任，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成立之初，国家给予的初始投入资金名义上是2.4亿元，成立42年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是8.8万亿元和418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均大大高于国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复合增长率，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中信连续14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22年排名第102位。在2022中国品牌百强榜中居第15位，为综合性企业之首，品牌价值达到1290亿元。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效力民生需求，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筑民心基础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企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社会公益与企业运营相结合、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相融通，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更大贡献。自荣毅仁起，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便成为中信的光荣传统。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信先后承接541总厂、洛阳矿山机器厂等当时经营遇到困难和改制剥离的老企业，通过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改善管理和引入市场机制等措施，成功推动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定点帮扶云南元阳、屏边和重庆黔江，对口支援西藏申扎，累计投入无偿帮扶援藏资金8.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500多个，实现帮扶区县脱贫摘帽。参与“美丽中国”建设，成功打造河北黄羊滩治沙绿化工程和“美丽滇池”“清水入江”等综合治理项目。第一时间参与完成各种抗灾、抗疫、救护、助困等任务，大力支持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各类市场主体的成长和勃兴，一批批优秀企业家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党担当、为国分忧，站在时代前列，勇于拼搏进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所积淀形成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将由此成为中国企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开拓前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经济全球化加速向区域化转变，我国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也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立足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为全面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④]。中信集团确立的“打造卓越企业集团、铸就百年民族品牌”的发展愿景，正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世界一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世界一流企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牵引性的重大战略任务，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的前瞻性布局，也是对中国企业在新时代发展方向提出的新要求，更是赋予中国企业在新时代国际化征程中的新使命，将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深远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全面提升创造力、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升优秀企业家的引领力，加快培育一支具有爱国情怀、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队伍。通过深入总结一流企业家成长规律，健全企业家培育体系，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真正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

面向未来，传承和弘扬荣毅仁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学习他崇高的精神追求和杰出的人格风范，造就更多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企业领导者，打造更多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企业就能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赢得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编辑  杨利红）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构建新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

一是科技创新要坚持“四个面向”，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二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原创性。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我们的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战，特别是要打破西方对我们卡脖子项目的限制。

三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2022年9月，中央深改委专门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强调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要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更好激发创新活力。

   四要打造原创技术的策源地。2022年2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整套政策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企业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打造原创技术的策源地。要把准战略方向，围绕事关国家安全、产业核心竞争力、民生改善等重大战略任务，加强原创技术供给，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在集聚创新要素、深化创新协同、促进成果转化、优化创新生态上下功夫，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要强化责任链条，加强协同配合。要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加大培育力度。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主动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五要积极培育高精尖特冠军企业。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就专门提出来，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要在各个领域里积极培养高精尖特的企业，打造更多的隐形冠军，包括独角兽企业，有一批这样的企业就可以带动中国经济、中国科技创新迈上新的台阶。

    六要鼓励自由探索,弘扬科学家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提出鼓励自由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创新的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的学风，营造创新的氛围。

    七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人才，要努力培养更多的大师、战略型的科学家、科技领军的人才和创新团队。

    八要聚焦自立自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特别突出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要引进高端的人才，科技的发展要自立自强。

    九要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机制运营。关于民营经济地位问题，社会上似乎有一些议论。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亮明态度，对民企要平等保护，要从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来讲，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按照市场化机制去运营。市场化机制最核心的就是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不管是民营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参与到创新过程的企业家，管理、知识、技术都要由市场来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有重大的科技创新。

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国家要有一整套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就促进科技创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科技发展战略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案，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各个方面。

    各个部委对鼓励科技创新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科技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科学院等《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科技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名单》，以及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文件。

    从有关科技创新的重要法律文件看，《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了我国重大前沿技术研究的方向，要建立有利于国有企业科技研发的制度、分配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提出国企负责人对技术进步负有责任，纳入考核。美国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有《拜杜法案》，规定由政府财政拨款支持大学进行的科研成果的产权，由之前归政府所有，改为由政府、大学、企业、科学家共同拥有。《拜杜法案》被称为美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好的法案。

    我国2015年版的《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范围，明确了转化的方式和定价，特别是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权益问题，规定职务科技成果转让后的净收入中，参与项目的科技人员可以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如果该成果作价投资，科学家可享有不低于50%的股权；并且可以从该投资所形成的商业化利润中，得到不低于5%的分成。参与项目的科研团队中，最主要的科学家所享有的收益不低于50%，该法律正在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国资委、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规定国有科技型企业科研成果股权激励，大型企业不超过5%，中型企业10%，小微企业30%，单个对象不超过总股本的3%，企业年度岗位分红的激励总额不高于当年税后利润的15%，激励对象的人数不超过30人，激励对象获得的岗位分红不高于其薪酬额的三分之二，这些主要是限制性的规定。初步的政策规定还有优化的空间。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优势和问题

    近些年，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发挥了“国家队”作用。量子计算、“九章”计算机、铁基超导、干细胞、生物合成、“嫦娥”奔月、“北斗”指路、“祝融”探火、“天宫”遨游、C919大飞机成功交付使用、“奋斗者”号全海深潜载人潜水器、磁约束核聚变、散裂中子源等设施建设取得突破。这一系列大型成就，都是国有企业做出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建成了700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7个创新联合体，累计投入研发经费6.2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2021年年底，央企共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比2012年底增长53%；拥有两院院士241名，约占全国院士总数的1/7。近年来，中央企业取得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北斗导航、5G应用、国产航母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建成了港珠澳大桥、白鹤滩水电站、“深海一号”气田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极大振奋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志气、骨气、底气。

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发挥好作用，各个方面协作开发协同服务国家战略，这是我们的强项。国有企业创新的弱点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弱，服务于具体客户端能力弱。具体的产品，特别是大宗原材料做得很好，所以这里边既有优点也有弱点。

当前，我们与世界上主要科技强国相比还有差距。我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约占GDP的2.4%，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2.5%左右。而美国、日本全社会研发强度在3.5%左右。我们的目标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目前才60%；而美国、日本都是80%。我们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在50%左右，一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高端产品还需要进口，距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

我国科技部和一些权威机构列举了当前“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像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ITO靶材、核心算法、高端轴承钢等等。国际技术分工和产业分工是全球化的特点，但当前美西方加紧对我在高技术领域实行封锁打压，对其中关键技术领域必须高度重视。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高技术领域实现完全自主，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

    产业科技创新，特别是“从0到1”的创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评价了全球十大科技创新榜单，从中可以反映我国在各重大科技领域的位置。我国在防黑互联网中有一席之地。在干细胞领域（基础研究和抗衰老药物）我们没有发言权，基本由美欧日公司控制。我们的数字货币可以和Facebook相提并论。我们在可控核聚变取得了重大突破，输出能量超过了输入能量，从科学可行性到工程可行性，再到商业可行性，我们在中间阶段迈出了重要一步。超级星链卫星SpaceX，马斯克做得很好，乌克兰危机中，马斯克的星链大数据1000多颗卫星飞在俄罗斯、乌克兰上空，和无人机、大数据结合在一起。绿色氢能方面，我们的中石化、国家能源集团占有一席之地。总之，十个重大领域中，我们有三个占有一席之地。   

在全球最有价值的100家大科技创新品牌公司里，中国有21家企业上榜，包括腾讯、华为、阿里、京东、网易、小米、百度等。这其中，国有企业控股的只有海康威视、京东方和中兴3家，这说明国有企业在通信数字领域创新能力比较弱，和我国在世界500强中占有100多家的规模不匹配。

我们参考美国斯坦福、哈佛、牛津等对中国国有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近百篇研究报告，他们有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国有企业市场导向不清晰，企业领导追求政治正确、怕犯错误，目标多元，没有完全市场化。

第二，国企厌恶不确定性，特别是“从0到1”的原创性科研需要平等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强势行政领导下不易形成良好创新氛围。

    第三，缺乏对人才和知识产权的尊重。薪酬无吸引力，留不住一流人才，形成逆向淘汰，国企成了“人才培训基地”。

    第四，企业缺乏长久战略定力。企业领导层任期有限，对CEO的考核追求短期利润，这些制度完全不符合长周期的基础型、原创型科研与技术开发要求。

促进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改革

怎样打造有利于创新原生态的制度环境：

一是创新要明确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双主体地位。要是把技术运用起来，通过商业模式赚钱的过程。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创新制度，赋予科学家更多的技术路线的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不要搞外部的行政干预，不要让科学家成天为了报销经费而殚精竭虑、担惊受怕。要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创造新的商业价值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要创造好的环境，让企业家、管理层、科学家持股。要明确科学家、企业家双创新主体的作用。

    二是深化科技创新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要尽快开始研究科研成果早期共投、风险共担、科学确权、产权共有的制度，进一步探索国有企业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分置的改革，公司所有、收益共享。要真正落实推进科技型企业的中长期激励，在股权激励、分红激励、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享、虚拟股权、骨干员工跟投等方面，要有一些创造性的、决定性的制度创新。

    三是给科技创新转化充分的市场化估值和激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有3个50%：成果奖励不低于50%，股权奖励不低于50%，对单个人奖励不低于50%。现在国内一些事业单位和大学普遍都将职务成果的转化，科学家的收益占到了60%-80%。与大专院校和事业单位的科技创新激励措施相比，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滞后，股权激励的约束性条件过于严格，分红激励措施难以落实。要探索符合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完善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箱。

    四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科技创新投资项目，其成功与失败之比是2：8。可以说，不容忍失败，就不可能创新。科技型企业尤其需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只要目的正当、程序合规、行为合法、结果合理，对创新失败就予以免责，鼓励科学家干事创业、建功立业。要高位立法，统辖干部人事管理、巡视、国有资产监管、审计、科技管理、司法等部门，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形成各个相关部门尺度统一、步调一致、共同支持科技创新的局面，切实解决科技创新容错实践中跨部门政策冲突、协调不畅问题。

五是让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富起来。我们要共同富裕，但不搞平均主义，要把蛋糕做大。实践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价值，科学家的劳动就是重要的一环。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新阶段、新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需要精准激励对象，要让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富起来。这样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贡献率等，促进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