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格力电器”)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际化家电企业。格力电器旗下的“格力”品牌空调,是中国空调业唯一的“世界名牌”产品,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立于1991年的格力电器,经历30余年的风雨,从一家默默无闻、年产量不足2万台的小厂,到1995年空调产销量全国第一,2012年成为国内首家凭借单一品类产品获得千亿营收的企业,如今成为掌握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的国际化公司。30余年来,格力电器在改革中成长,在创新中壮大,走出一条“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格力成功之路。

格力,改革开放的“硕果”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1985年珠海市政府决定发展北岭工业区,珠海经济特区工业发展总公司(格力电器前身)便应运而生,担负起发展工业特区、壮大珠海经济实力的使命,以贸促工,使工业、房地产、商贸“一体两翼”的产业结构在格力这片“土壤”中埋下了种子,世界知名品牌“格力空调”也在这里生根发芽。

严控质量,规范秩序,做“有温度”的企业

1991年的格力只有一条生产线,只会生产窗式空调,没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技术,只能通过购买空调散件组装为整机,再行销售。没有核心技术支持,产品质量问题频出,缺乏市场知名度,更难形成品牌效应。

1994年,时任总经理朱江洪不顾众人反对,对格力电器进行停产整顿。经过一系列整改,严格质量管理制度和相应的奖罚制度,格力再次恢复了生产。企业领导班子提出“出精品、创名牌、上规模、创世界一流水平”的口号,实施“精品战略”,出台了“总经理十二条禁令”,推行“零缺陷工程”。

企业建立了“两部一厂”质量管理体系,分别为:企业管理部——负责建立、监控和完善公司内部的综合管理体系以及供方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推行质量管理,不断提升公司及供方整体质量管理水平;筛选分厂——负责对公司所有外协外购件的入厂检测与试验,以确保任何零部件的质量都能够过关;质量控制部——负责对整个生产流程的质量检验、质量控制及整机可靠性试验。而后在1997年,格力再次提出好空调,格力造的口号,时刻对自身产品保持着苛刻的品质要求。

格力通过建立多方位的“品牌自制力”,让这个企业的品牌形象得以初步确立,“格力好品质”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加上形成了适合自身特点的产品销售方式,格力空调的产销量于1995年即跃居全国首位,“格力电器”于1996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质量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只有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才能赢得社会和消费者的信任,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05年,格力电器提出没有售后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的要求,以“刀刃向内”的精神,对自身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打磨。升任格力集团董事长的董明珠提出并组织创建了格力独有的“T9管理体系”“D-CTFP质量创新驱动环”“PQAM完美质量保证模式和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等质量管理措施,严抓质量源头控制和体系建设,为消费者提供零缺陷、零售后的高品质服务。2018年,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荣获中国质量领域最高奖——中国质量奖。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格力也成为一家“有温度”的企业。既不低价兜售劣质产品,也不肆意抬高售价,在1994年和1996年先后首创“淡季贴息返利”模式和“年终返利”模式,被业内沿用至今。2019年成为国际化企业的格力仍在使用这样的营销模式,以真正低价让消费者享受高品质服务。通过这样的“小舍”,格力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有温度”的企业形象,让企业最终收获了“大得”。

紧跟时代,勇于革新,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一棵大树的茁壮成长,是需要适时松土施肥的。格力能够走到如今的世界领先水平,与其紧跟时代潮流、敢于自我革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1996年上市以后,格力电器为了激励股东,推动企业发展,实行10:10送红股的政策,使2000年格力电器的总股份从最初的7500万股升到53694万股。作为格力电器的第一大股东,珠海格力集团公司则从送红股前持有的4500万股升到27000万股,共计占总股比的50.28%,形成了“一股独大”的局面。

2005年,为了解决A股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全国进入“股权分置”改革阶段。格力电器也顺应国家号召,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东沟通与协商结果公告》,对格力电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主要包括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以及激励机制的推行。

2007年格力电器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第一大股东格力集团的股权占比被稀释,合并所持股份比例同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最终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4.41%。“一股独大”的局面得以改善,形成了一个相对制衡的股权结构。

公司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激励机制的推行。格力电器的激励措施是推出限制性股票,最开始主要集中在中高管理层,后来逐步延伸到业务骨干,再逐步延伸到控股的子公司;激励对象也从最开始的94人发展到1059人。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不仅让格力的员工增加了企业的认同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良好的激励机制不仅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也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同时也向外界传递了格力的实力和企业文化。

2014年,格力电器发布公告表示将试水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改革方案与国家提出的“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系”的要求完全契合,格力集团主动剥离非核心业务坚决主攻家电领域的举措对应了改革要求的“一主两辅”。

珠海市国资委20194月发布的“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转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票”的股权转让,最终珠海明骏受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份,成为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珠海明骏的引入将使格力集团的股权结构更加优化,更好地激发企业的活力,也为格力电器在多元化、国际化、数字化方面的发展带来诸多助力,为格力电器未来稳定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自主创新,树立中国自信

格力能够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始终坚持“掌握核心技术”的自我创新意识。

格力的自我创新意识源于2002年时任董事长朱江洪的一次经历。当时的格力向日本某企业购买压缩机技术,并表示愿意出高价。但日方企业表示该专利是多年投入研发的成果,再高的价格都不出售。这一次“闭门羹”促使格力提出“掌握核心科技”的战略,开启格力的科研之路。2002年公司设立了100万元科技进步奖,建立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技术研发体系,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国内外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发展,格力先后成立制冷技术研究院、机电技术研究院、家电技术研究院、自动化研究院与新能源环境技术研究院等15个研究院,自主培养出1.4万名研发人才,制定了技术研发按需投入,不设上限的相关规定。如今的格力已经完成了从“技术跟随者”到“技术引领者”的转变。

“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格力的梦想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在坚持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格力的先进技术也不断“走出去”,服务世界。2019年,格力向丹麦格兰富授权自主研发的3项新型无稀土磁阻电机专利技术。让格力技术走向国际的同时,中国自信、中国文化也在走向世界。

“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是没有灵魂的企业,一个没有精品的企业是丑陋的企业,一个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是没有脊梁的企业,一个没有脊梁的人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格力陈列馆墙上的“格言”,不仅仅是格力这一路科研创新的信仰和中国空调领军企业的骨气与意向,更是所有中国人能够自信前进且备受尊重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放的中国精神让“中国制造”获得了更多与世界接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也正是这种开放的精神,让中国制造逐渐摆脱“低质、廉价”的负面标签,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逐步收获属于自己的“中国自信”,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建立“自强体系”,培养中国力量

格力一直坚持自主培养人才,形成一套“选、育、用、留”的人才培养方案,大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2014年格力组建培训部以来,对销售公司售后人员和企业内部员工进行整合培训,形成了“三级培训体系”:一级培训由格力培训部主导,二级培训由各单位主导,三级培训由具体的科室班组岗主导。“三级培训体系”使得所有员工都能根据自己岗位需要纳入培训体系当中,进一步整合了资源和力量,强化了格力对内对外的人才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格力优化了人才晋升制度,形成了一线员工培训发展“四部曲”:从社会人到合格一线员工,从一线员工成长为技能工,由技能工成长为多技能工,再成长到高技能工。只要是能者就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这样的晋升制度也让格力的每一位员工更加敬爱企业,更加努力拼搏。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格力不仅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晋升机制,对于人才的奖励更是毫不吝啬。2016年感恩节,宣布全员加薪1000元;20178月全员一次性发放高温补贴1000元;2018年年初,公司宣布全员每人平均加薪1000元;2019年,格力更是拨出500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金,用以激励对格力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格力既是人才的“获益人”,也是人才的“栽培者”,更希望成为中国企业人才管理的“模范家”。在经济转型、挑战风险并存的今天,格力希望用自主创新的实力、自我培养的人才、自强自信的品质,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党建引领企业创新

党建将引领企业走的更长更稳。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党建精神的领会不是口号,而转化到企业的管理、生产经营各方面的行动,让每一位领导人乃至每一位生产者、销售者都有所领悟,并且转化为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

201979日,格力建立“党员之家”,把主题定为“格物致知新思想,力行致远新时代”,旨在强调格力上下必须始终秉承格物致知、求真务实的态度,发扬知行合一、力行致远的实干精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力实施“一个核心、四大支柱”的发展战略,坚持自主创新和高质量要求,助力新时代珠海“二次创业”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格力集团党委将“党员之家”发展成为格力的创新阵地,将“展、学、用”相结合,积极组织员工到“党员之家”开展观摩学习、“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让广大员工在看、听、感、想中学习成长,更好地致力于创新创效,为企业增加新的动力,更好地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在防控新冠疫情的特殊战役中,格力再次发挥党建力量,按照“支部引领、党员先行”原则,以党组织为单位,组建了18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和10支党员突击队,迅速集结三批次共计139名员工报名参加市抗击疫情党员先锋队,奔赴各个社区一线,成为抗击疫情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彰显了格力党员队伍迎难而上、甘于奉献、顽强拼搏、能打硬仗的优良作风,为共筑疫情联防联控的坚强堡垒贡献力量。

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凝聚力

格力能够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与企业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成立30余年来,企业始终坚持以“实”为基础,“信”“廉”“新”“礼”并存为格力的核心价值观,以“忠诚、友善、勤奋、进取”为企业精神,以“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为务实的工作态度。

“信”是精心打造、严格把控自己的产品;是员工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具有可期待的发展前景;是消费者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提供可靠的产品;是股东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有满意的利益收入;是战略合作伙伴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

“廉”是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公司能够落实党的领导,在企业家的引领下,团结一致,共同为了企业的成长、行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而不断发展;员工之间能够友爱互助、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了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是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公司通过对于技术、管理、经营等多方面进行不断创新,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不断突破,用新技术、新方法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礼”是团结协作、尊重友好。公司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爱护员工的理念,建立“能者上、差者下”的人才培育制度;对于客户和合作伙伴尊重有礼、诚实守信;领导和上下属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区别待遇。

格力质量体系的打造体现了“信”,格力自主创新体现了“新”,格力党建工作的开展体现了“廉”,格力人才体系的建立体现了“礼”,四者犹如高楼大厦的根基,铸就了格力企业的发展,而高楼的核心“实”就是格力的企业责任感——那种脚踏实地的执着追求。格力的企业责任感体现在爱护消费者的质量严控上,体现在推动行业发展的标准制定上,更体现在扛起中国自信的自主创新上。

2014年、2016年、2018年,格力被授予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年度企业奖”,该奖项是中国互联网业界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奖,被视为衡量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尺。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责任的“义务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追求,但不是唯一追求,应该在合法追求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家精神助力公司持续发展

格力有两位著名的企业家:朱江洪和董明珠。他们既是格力这30余年风雨的见证人,也是格力这30余年荣耀的领路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营业收入,还能够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引领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1991年朱江洪创办格力电器,2001年起担任格力电器董事长,2012年退休,带领格力从小工厂发展成为家电行业的领头羊。

1991年董明珠进入格力做业务经理,1994年开始一路升迁,相继担任珠海格力电器经营部部长、副总经理、副董事长,2012年被任命为格力董事长至今。

格力的这两位企业家堪称中国家电业界的“黄金搭档”。在“朱董配”的时代,朱管生产,董抓营销,让格力电器从默默无闻的小空调厂,成为如今全球产量最大的空调企业。

朱江洪被称为是家电业最低调的董事长。但是,他却有一股自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硬气。不论是当初狠心关厂进行质量整顿,还是下定决心走上自主研发之路,都体现了这位企业家的“霸气”,低调但不懦弱。

不论从企业管理还是工作决策,董明珠都是果断刚绝。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的投入近乎疯狂,极度追求完美;对待下属甚至对待自己都黑白分明极度严苛。也许正是因为她拥有着理性、霸气、执着等性格特质,才能带领格力走到今天。

格力这种由内向外的“软能量”得益于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引领。不论是低调却硬气的朱江洪,还是刚强中透着柔情的董明珠,都是格力文化的塑造者,更是格力前行的引路人。“没有格力就没有我,是格力给了我舞台。反过来,没有我的‘舞姿’,别人也欣赏不到格力。”董明珠这句自信的话,也很好地反映了企业和企业家相互成就的关系。

格力,疫情时期的“守卫者”和“闯关者”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这给包括格力在内的大中小型企业带来了不少的压力。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格力电器实现营收20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9.70%;净利润为15.5亿元,同比下滑72.53%。如此巨大的营收差距,并没有阻止格力成为这场疫情中重要的“战斗先锋”。疫情期间,格力电器没有下调或者拖欠任何一名员工的工资。一个好的企业,在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的时候,要有能力保护员工。

此外,格力及旗下多家公司为各个疫情暴发地捐赠医疗物资及设备,并组织200多名安装工人形成“格力空调抢装先锋队”,利用三天三夜时间完成武汉雷神山医院的空调安装工作。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格力逐步有序恢复生产,斥资2000万元成立珠海格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加紧生产温度计、口罩生产设备、护目镜、杀病毒空气净化器、“风无界”空调等一系列抗击疫情产品,并且要求所有行政管理人员进入生产一线,勇挑抗疫重任,追求产品极致。这不仅是格力精神,更是中国力量。

特殊时期的新转机还是新危机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格力受到不小的冲击,公司全力应对挑战。在空调领域以外,董明珠表示格力将调整产品线,大力发展小家电产品,通过线上平台拓宽格力小家电产品的知名度。疫情期间,“格力董明珠店”的直播活动引起了不少的关注。虽然格力此前曾直言“坚持线下”,但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格力也先后开设网上商城、个人网店,不断加大线上营销力度,与庞大的线下实体店群结合,形成了线上线下互补的形式。

疫情紧张时期,空调行业终端市场的销售、安装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公司及上下游企业不能及时复工复产。此时格力选择了直播带货途径,为其在特殊时期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且开启全国直播巡演,使直播成为格力2021年的常态销售模式。但这却使助力格力壮大的分销商们“叫苦连天”。直播间低折扣的销售,堵住了他们通过分销赢取差价的收入来源,空调市场本身的利润空间也在下降,加上疫情的库存堆积,以及一些潜在市场的占领,使得很多分销商难以完成相应销售指标。

曾经的格力是通过“总部-分公司-代理商-零售商构成的庞大销售网络登上空调老大的宝座,这种利用高毛利来支撑层层经销商的做法,显然已不合电商时代的要求。因此,销售渠道的转型对于格力势在必行。但是现如今的格力拥有上百万的经销商队伍,销售渠道的改革显然不是简单的事情。直接抛弃线下销售模式,不仅会让很多人面临失业,对格力本身也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如何平衡线上和线下的销售关系,是格力此次渠道改革的重中之重。

线上渠道已是潮流,格力必须走新零售模式。这次疫情对于格力销售渠道的变革到底是助一臂之力还是“赶鸭子上架”,还没有定论。但疫情也给格力电器一个外力、一个基点,去发现现行销售模式的短板所在,以帮助企业不断进行改革探索。

应对考验,格力一直在路上

2021年三季度,格力电器营收470.83亿元,同比下降16.5%2021年以来,格力的股价下跌了近40%,市值排名跌落到美的和海尔之后,显示出格力正在面临巨大的考验:

首先,原材料成本上涨。家电制造的上游原材料铜、钢、塑料等大幅涨价且持续时间较长,关键零部件、芯片等缺货,企业只能通过提高成品价格对冲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影响,这必然进一步冲击销量。其次,外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家电行业自2019年起已进入存量竞争时代,行业发展空间已经很小;与家电行业高度相关的地产业也已进入慢速发展的阶段。因此,仅凭空调占领家电行业巨头的地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再次,竞争对手日益强劲。曾经独霸“空调老大”的格力电器,2020年被对手反超,竞争对手美的和海尔正处于良好增长势头中。另外,截至2021年上半年,格力的空调业务收入占格力电器总收入比例高达73.8%。虽然格力已经进入冰箱、洗衣机、小家电、新能源汽车、手机、智能装备、医疗设备等多个产业领域,但多元化布局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2022年,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格力电器,除了严重的业绩下滑以外,也将面临格力电器董事会换届,为格力效劳30余年的董明珠是否退休,接班人又会是谁,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格力虽然在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想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并不容易。目前,随着格力元老级员工的不断离职,同时具备优秀能力和团队力量的突出人选并不多。如何应对掌舵人后备力量不足,将是公司人才建设的关键目标。

格力还存在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治理结构优化。“格力等于董明珠,董明珠等于格力”这一说法似乎已被社会认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格力治理结构的不足。原本高瓴资本的入股应该使公司的股权结构更加合理化和多元化,但事实上,高瓴资本作为最大股东在董事会上长期缺位。

没有一家企业是绝对完美的。不可否认,格力电器依然是一家非常优秀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家企业的持续发展壮大,必须经历种种考验,相信经过蜕变后的格力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

(编辑 尚鸣)



¨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混合所有制与企业创新:基于营商环境的视角”(H21319)的阶段性成果。

[1] 李将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林睿颖,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特钢强则国家强。从中国第一炉电渣钢到第一根极薄壁高温合金旋压管,从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用高温合金涡轮盘,到第一根轧制的飞机大梁,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神舟”系列飞船的上天,到“嫦娥”奔月,再到“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简称中信特钢)始终坚持把产品和技术创新作为引领行业、打造市场竞争新优势的第一要素,不断开拓特钢“高精尖”的新境界,已经成长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品种规格最多的特殊钢生产基地。中信特钢的生产技术、关键品种已在国内起到引领作用,是我国特钢产业引领者、市场主导者和行业标准制定者,为我国高端制造、重大工程和国防军工建设提供了一大批优质产品,产品品牌被美国、欧盟、日本等国际高端客户广泛接受和赞誉。


多层次、全方位打造科技创新体系


中信特钢始终秉承特钢是科技炼成的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通过优化整合内部资源和联合利用外部资源,大力投入技术创新,构建了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特钢研究院为平台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创新团队建设和培养领军人才,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成果涌现的环境,深化“业绩+贡献”的激励机制,保证了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


坚持发展精品特钢,企业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1993年,中信泰富与江阴钢厂合资成立江阴兴澄钢铁有限公司(现称兴澄特钢),开始涉足钢铁业务,通过“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精转专”的战略路径发展特钢精品。1993-1997年,通过“由普转优”,完成了从市属小钢厂到江苏最大优钢企业的转变;1998-2006年,通过“由优转特”,成长为全国最大的特钢企业,13项技术经济指标位居全国行业第一;2007-2011年间,“由特转精”,组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提出“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集团”的愿景目标。从2012至今,战略定位依然是发展特钢,“由精转专”,对照国际一流标准,在流程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和服务专业化方面不断创新实践,按照“专、精、特、新”的要求加快转型并取得更大突破。


目前中信特钢已经完成沿海沿江战略布局,旗下拥有兴澄特钢、大冶特钢、青岛特钢、靖江特钢“四大产品制造基地”,铜陵特材、扬州特材“两大原材料生产基地”以及泰富悬架、浙江钢管“两大产业延伸基地”,参股并管理天津钢管,打通了从原材料资源到特钢产品、再到延伸产品的产业流程,推进了从钢铁到材料、从制造到服务、从国内到国际的转型升级。


坚持产学研用联动,高水平构建创新平台


2008年,中信特钢在上海成立中信特钢研究院(总院),先后分区域在江苏兴澄、湖北冶钢、山东青钢等下属企业成立分院,并设立了管材研究院和上海大学分院,搭建起了特钢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上海大学分院负责聚焦前沿技术,深入开展关键工艺及基础理论研究、专题项目攻关等;其他分院与管材研究院负责产品开发、技术升级、产业化推广等的核心研发。其中,兴澄特钢分院和大冶特钢分院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认可实验室,均通过CNAS认可。各分院根据所生产的产品设立不同的产品研发研究所、工艺设计研究所、产品应用研究所和试验检测所等,为各下属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中信特钢研究院已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平台体系,同时也在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例如,与清华大学、中国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进行国家重点项目的合作,与剑桥、麻省理工、兰卡斯特等国际高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行业前沿技术的合作,与德国舍弗勒、德国慕贝尔等行业领袖级企业进行前沿品种研发的合作。


坚持人才强企,打造一支强大的科研人才队伍


中信特钢建立了以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人员、产品质量检测与评价人员、生产与制造一线技术人员为主的多层次研发队伍。为丰富人才培养模式,于2018年成立中信特钢学院,秉承“像办学校一样办企业”的理念,从专业技能、理论知识、企业文化等方面,多层次、多维度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扎实、勇于创新的专业人才。同时,紧密联系下游重点用户,联合举办技术交流活动。此外,通过弹性工作制和灵活的薪酬机制等模式,聘请了各领域专家134人,其中院士5人;召开年度科技大会,大力表彰先进、激励创新,打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科技创新累累硕果助力跨越式发展


中信特钢大力实施技术和产品创新,生产出多款先进的特钢材料。从自主研发纯净的轴承钢、高强度的桥梁缆索用钢、填补世界空白的R6级海洋系泊链钢,到国内领先的特殊钢连铸控制技术、高温合金薄壁管冷旋压成型技术、“内喷延时”无缝钢管水淬技术等,中信特钢坚持走“品种质量效益型”道路,不断开拓新产品、新用户和新市场,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大力开发前沿高端品种,生产了大量“唯一”“第一”产品。


最纯净的高端轴承钢


所有运动的机械都离不开轴承这个钢铁“关节”。高端轴承用钢不仅要能长期承重,还要精准可控、坚韧可靠,是公认的“钢中之王”,也是特别难冶炼的特种钢之一。我国高端轴承钢的市场曾经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如今,中信特钢高端轴承钢产销量已连续19年居全国第一,连续12年居世界第一。在国际市场,中信特钢为世界顶级的轴承制造商供货;在国内市场,高标准轴承钢占有率达85%,广泛应用于航空、高铁、汽车等领域。2019年,高性能轴承钢荣获工信部制造业第四批单项冠军产品称号。中信特钢正在参与高铁转向架轴承国产化项目,产品已全部通过测试,该项目投产后将打破目前我国高铁转向架轴承100%依赖进口的局面。


高强度的桥梁缆索用钢


202071日沪苏通大桥建成通车,该桥主跨是1092米的钢桁梁斜拉桥结构,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世界上首座跨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拉起这座大桥的432根斜拉索所用2000兆帕缆索钢,就是由中信特钢研发生产的。由一束束直径7毫米的钢丝组成的斜拉索,单根索承力最大可达1000吨,相当于500辆轿车的重量。此次成功应用实现了5个世界首创:首个用水浴工艺生产的缆索钢;在世界最长斜拉桥的首次应用;世界最高强度缆索钢的首次应用;首次应用于重载公铁两用大桥;首个ISO专用桥梁缆索钢标准。


在突破2000兆帕之后,中信特钢采用自主创新的水浴绿色工艺,为深中通道大桥研发生产了2060兆帕等级的缆索钢,并进一步成功研发2200兆帕级特高强度缆索用钢。2021年,中信特钢牵头起草的“桥梁缆索钢丝用盘条”成功立项ISO标准,是首个盘条领域成功立项的专用国际标准。


高级别的系泊链钢


海洋钻井平台需要有强力牢固的系泊链起固定作用,才能安全地在海洋上工作。由于工作环境恶劣,系泊链钢不仅要具备较高的力学性能,还需具有良好的耐海水腐蚀、抗疲劳、耐磨损性能,以及优良的焊接性能和较好的焊口低温冲击韧性。2017年开始,中信特钢与招商局工业集团、亚星锚链三方共同开展R6级系泊链钢的研发和认证。作为具有极限性能的材料,R6级极限海洋链钢没有现成的数据库。中信特钢攻关团队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采用了现场工程师学术化模式,开展了大量的现场实践与学术研究结合的工作,在现有基础上跟踪和评价国内外前沿成果,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弥补不足,成功开发世界最高级别R6级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中信特钢也成为全球首家获得R6级系泊链钢认证证书的钢铁企业。


中信特钢研发生产的关键材料,应用于“神舟”系列飞船的航天发动机;绿色能源用钢方面实现了全球首家采用连铸大圆钢替代模铸材制作风力发电机机舱变速箱核心部件;盾构机主轴承用42CrMoE电渣钢成功应用于国内首台11米级大直径盾构机;高温合金和特种不锈钢成功应用于重型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开发成功世界最大厚度190mm耐磨钢板……近年来,中信特钢先后承担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和省级火炬计划、国家强基工程、省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等50多项冶金课题的项目攻关。承担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9项;并联合相关院校和科研院所承担课题,十三五期间共同获得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冶金科学技术奖。共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142个。作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中信特钢拥有1177项专利授权、235项发明专利、5项国际发明专利。


科技创新赋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探索具有企业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实现“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目标,中信特钢围绕“四个面向”展开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面向国家重要需求,重点突破“卡脖子”产品与技术。我国在一些关键材料领域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信特钢将进一步强化特种冶金装备和研发的资金投入,做大做强航空、航天、国防等领域用特种冶金高端材料。2021年以来,梳理出29个“卡脖子”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力求在“十四五”期间各个突破,并不断研究出新品种、新产品实现替代进口。


二是面向低碳绿色发展需求,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制定科学合理的低碳发展规划,高度重视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勇于尝试、大胆创新,打造具有特色的技术工艺路线,在低碳竞争新格局中确立领先地位。致力于研发轻量化、长寿命产品,加快突破碳中和关键材料、仪器装备等方面瓶颈,全力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材料支持。加快研究绿色冶金技术。


三是面向前沿技术研究,抢占特钢产业科技制高点。一是布局企业内部科研基地,强化基础科学研究,不断增添新原理、新知识、新方法的源头储备和人才储备,努力实现更多“从01”的突破。二是补齐核心技术短板,强化集团内部合作,构建协同产业生态圈,努力创建一个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大数据中心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三是强化“产学研用”融合,充分介入下游用户项目的早期研发阶段。四是促进产业跨界合作,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建设数字化产业与智能制造示范区为切入点,推动高质量钢铁生态圈建设。


四是面向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完善,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构建新形势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研发投入方面,切实强化资金投入,优化支出结构,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在科技人才方面,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创新管理体系,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厚植创新土壤。在高能级创新平台构筑方面,聚集高端先进的创新要素资源和平台设施,努力打造创新资源优势。在基础研究方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我国正处于“十四五”规划的起步之年,中信特钢将始终牢记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使命要求,心无旁骛,深耕主业,正确把握形势,瞄准行业及上下游产业发展趋势,按照既定的战略方向,在发展精品、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国际化经营等方面下功夫,着力把握特钢产业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进一步提升中信特钢在全球特钢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为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提供支撑、贡献力量。


(编辑  尚鸣)




¨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2021 10 18 日举办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制造业创新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 钱刚,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国家能源集团认真履行央企职责使命,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构建高效开放的科技创新生态,推进能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形成能源和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新格局。

加强协同科技攻关,推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

20219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项目现场考察,对煤炭绿色低碳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能源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煤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国家能源集团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整合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破解煤电化运“卡脖子”技术难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研发资金310.3亿元,获得授权专利超过8000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10项、中国专利奖金奖2项。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推进了行业科技进步。

一是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方面,建成世界首个煤化工10万吨级CO2捕集与封存(CCS)示范工程;建成国内最大规模燃煤电厂15万吨级燃烧后CO2捕集-运输-封存/驱油全流程示范项目,再生能耗2.4GJ/t,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二是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方面,全面掌握了风电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率先开展智慧水电建设与运行关键技术攻关与实践,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是在清洁高效燃煤发电方面,建成国际首台66万千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提高了高硫煤和劣质煤的利用效率;全国首创燃煤电站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已上升为国家规范;自主研发的等离子体无燃油点火及稳燃技术水平世界第一,市场占有率近90%,出口到韩国、俄罗斯、印度等“一带一路”国家。四是在碳汇技术方面,研发了西部生态脆弱区矿区地表生态修复技术,使神东矿区植被覆盖率从开发初期的3%-11%增加到目前的70%以上。五是在氢能方面,自主研制的35MPa70MPa加氢机在国内首个通过国际认证,建成我国首个35MPa/70MPa双模式的江苏如皋商业加氢站。六是在储能方面,研发新一代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功率密度、循环寿命、电流密度、能量效率等性能指标,达到行业一流技术水平。

探索协同创新机制,打造绿色低碳创新生态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创新链,国家能源集团建立了行业创新联盟、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创新中心等多维度的协同创新机制,共创、共建、共享、共赢的科技创新协同生态圈初步形成。

协同创新机制不断完善。国家能源集团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先后成立了“智能发电”“新能源与环保”“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6家协同创新中心。特别是为更好落实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部署,与中国煤科合作组建了“煤矿智能化”协同创新中心,为国家能源集团2022年实现5100%2025年实现全部建成智能煤矿的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科技交流合作成效显著。国家能源集团立足产业发展需求,积极与上下游单位交流合作,整合科技资源,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神东煤炭集团联合国内多家知名厂家,开发世界首套8.8米超大采高成套装备,创造单日产煤6.02万吨的新纪录。江苏公司与电规总院、上海电气、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合作,研制出世界首台百万千瓦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机组。科环集团与中国电子、中科院等单位合作研发的国产化智能分散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厂商在火电DCS领域的垄断,确保火电厂控制系统安全自主可控。龙源电力与北京机电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研制的国内首台套2500KJ大型液压打桩锤,一举打破超大型液压打桩锤技术由欧洲垄断的局面。宁夏煤业与中国五环、中船重工711所合作研发的干煤粉加压气化成套技术,在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中成功应用。朔黄铁路与北京交通大学、中车集团成功开发世界最大功率的“神华号”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不断强化。国家能源集团牵头组建“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火力发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煤炭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氢能联盟理事长单位,组织编制并发布了《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和《氢能平价之路》研究报告,提出了《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倡议》。作为CCUS联盟轮值理事长单位,成功主办第五届中国CCUS技术国际论坛。依托各产业联盟,推进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火电产业清洁高效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发展。

当好创新主力军,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十四五”期间,国家能源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国资委关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有关要求,充分发挥央企科技创新主力军和国家队作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质量推进多项攻关任务实施,全力推动2030重大项目实施,大力布局低碳能源技术创新,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致力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引领行业发展,加快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步伐。

围绕化石能源清洁化低碳化、清洁能源规模化、能源系统智能化三大领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能源行业科技创新方向,充分发挥创新联合体和产业联盟的作用,与兄弟央企、高校、科研院所、制造企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等领域打造一批原创技术策源地,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布局和实施一批引领行业的重大科技项目与示范工程,在解决工程科技难题的同时产出重大科技成果,带动我国能源产业及相关制造产业创新发展

(编辑 尚鸣)



¨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20211018日举办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制造业创新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1] 杨吉平,国家能源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能源电力技术创新日新月异。随着“双碳”进程加快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不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形势紧迫、任重道远,许多技术领域已经进入“无人区”,踏入学科交叉的“融会点”。

国家电网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完善创新体系,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在特高压输电、大电网运行控制、柔性直流输电、新能源并网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累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91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9项。累计拥有专利超过10万项,其中发明专利超过4万项,专利申请量和累计拥有量连续10年排名央企第一。

持续完善创新体系,强化关键技术攻关

战略引领、系统谋划,持之以恒加大科技投入。国家电网坚持不懈实施科技强企战略,并制定科技规划,细化科研项目,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开展科技攻关。“十三五”时期,国家电网累计投入研发经费1398亿元,较“十二五”增长128%,“十四五”期间预计研发投入将超过1500亿元。2020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碳”目标后,国家电网围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制定了科技攻关计划,明确了十个重大技术方向,集中力量开展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攻关,为推进能源转型、服务“双碳”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需求引领、业主主导,开展联合创新协同创新。重大技术创新涉及的专业领域很多,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高效整合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国家电网在创新实践中,积极发挥业主方牵头作用,以需求为引领、应用为导向、工程为依托,整合国内优质创新资源,实施“大兵团”联合作战,取得了很好效果。例如,在特高压技术攻关中,我们依托特高压交、直流试验示范工程建设,联合40多个行业组织和科研机构、20多所高校、200多家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单位协同攻关,先后设立科技课题项目700余项,攻克了特高压交流过电压、潜供电流抑制、电磁环境控制等一批世界难题,为特高压的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

瞄准前沿、夯基固本,加强基础实验能力建设。基础实验能力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依托,对于突破前沿技术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电网瞄准重大科技需求和行业前沿,分别在北京建成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和杆塔力学试验基地、在湖北武汉建成特高压交流试验基地、在西藏拉萨建成高海拔试验基地等四个试验基地,搭建了世界领先的特高压创新平台。建成了“国家级、公司级、各单位级”三级实验室体系,拥有国家级实验室2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公司级实验室100个,综合实验研究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9年以来,公司向社会开放100个实验室,有效共享时间达到30%,受到广泛好评。

技术先行、标准引领,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标准是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通行证”。国家电网依托科技创新成果,积极推动先进技术向标准转化,在世界上率先建立特高压、智能电网标准体系,累计主导编制国际标准104项,牵头编制修订国家标准1047项,覆盖所有电网新兴技术领域。公司牵头制定的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标准,与美国、欧洲、日本并列成为世界四大标准。同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代表中国承担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8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1个技术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显著增强了我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人才为要、以用为本,激发全员创新创造活力。国家电网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实施高端人才引领、电力工匠塑造、青年人才托举“三大工程”,加大各层次人才培养力度,培养造就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创新队伍。目前,公司拥有专职研发人员3.9万人,其中两院院士7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149名、国家级专家人才365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5名。依托重大项目,组建71支重点领域科技攻关团队。持续深化科研改革,健全完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实施“揭榜挂帅制”、项目分红、岗位分红等措施,同时,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双创示范基地,汇聚内外部创客超过2.5万人、项目超过1.1万个,在全系统成立4600多个创新工作室。连续举办六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涉及32万青年、2.8万支团队,涌现出3.3万个创新项目,厚植了基层创新创造沃土。

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国家电网建成了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装机规模最大、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特大型电网,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达到2.7亿千瓦,显著提升了我国电网远距离输电能力,促进了“西电东送、北电南供”,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国家电网也是过去20年来全球唯一没有发生大停电事件的特大型电网。

依靠强大的创新能力,国家电网促进了能源清洁转型和电力结构调整,国家电网并网可再生能源装机7.6亿千瓦,其中水电、风电、光伏装机分别为2.4亿、2.5亿、2.4亿千瓦,均居世界各大电网首位,新能源利用率稳定在97%以上。

国家电网有力促进了我国电工装备技术升级。目前我国电工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已覆盖从特高压到低压的各个等级,产品涵盖了从交流到直流、从一次到二次、从主设备到辅助系统的各个门类,电网重大装备、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化。

国家电网积极参与全球电力市场竞争与合作,在境外资产并购、绿地工程、技术服务等方面成功中标一大批项目,建成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送出、巴基斯坦默拉直流等一批海外重大输变电工程,实现了技术、标准、装备一体化“走出去”。投资运营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骨干能源网,项目全部盈利,无一亏损。

(编辑  尚鸣)



¨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20211018日举办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制造业创新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 庞骁刚,国家电网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的文化有坚定的自觉自信,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从宏观层面看,文化自信表现为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能够正确看待自身文化,理解并认同自身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并对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发展前途怀有充分的信心,同时能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从微观层面上看,文化自信则是企业等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身份认同,是一种主体性心态的自然表现。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更是企业等社会组织及个人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

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子系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企业文化深度耦合过程中,在文化自信的践行培养中,必然不断促进企业文化的深化与升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的基业长青。中信集团的核心价值理念“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并在中信集团各级企业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增强了企业基业长青、持续发展的后劲。

十年企业靠经营,百年企业靠文化,企业文化是推动和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灵魂和源动力,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导因素。中信湘雅医院通过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围绕实现“积极性优生”这一目标,坚定走产学研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文化内涵。

 

用初心传承企业文化

 

一个优秀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代又一代的员工文化积淀、薪火相传与发展创新的结果。中信湘雅医院结合历史传承、经营模式、发展定位、工作目标等内容,启动文化建设和核心内涵梳理工作,拟定了医院核心理念体系。

牢记初心是中信湘雅的文化支柱。在从事医学遗传学领域之前,医院首席科学家、终身荣誉院长卢光琇教授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促使其转行至遗传生殖领域的初心,正是源于其父亲卢惠霖教授毕生追求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积极性优生。

卢惠霖教授是我国医学遗传学的奠基者,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新中国不同时期,亲眼目睹旧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凌辱,希望通过自己的专长和努力,来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他的初心,也是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卢惠霖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师从遗传学泰斗摩尔根教授,并最早将其所著《基因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基因一词便是他翻译而来。中国第一张人类染色体显带图即是卢惠霖教授带领研究小组绘制,使中国人正常的染色体核型得以呈现。在上世纪60-70年代,卢惠霖教授同我国第一位进行羊水穿刺检测的著名妇产科教授胡信德合作,建立了最早的产前诊断门诊,进行胎儿染色体检测。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检测出染色体异常,却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只能进行流产,流产对女性危害巨大,甚至导致不孕,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处理办法。

应用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女性孕育出健康的胎儿呢?1978年,英国诞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试管婴儿技术是分别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后,置于试管内使其受精,再将胚胎前体——受精卵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这一技术的出现让卢惠霖教授看到了曙光。于是,1981年卢惠霖教授正式开展试管婴儿的科研工作。

卢光琇认为,利用遗传优生来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是父亲的宏愿。为帮助父亲圆梦,她在39岁时毅然转行投身其中,并与父亲共同实现从01的突破,1981年建立我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3年诞生我国首例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婴儿,1988年诞生我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沿着初心的路径,卢光琇带领中信湘雅走在了遗传优生领域的前列。

2018年初,现任中信湘雅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林戈秉承卢惠霖、卢光琇教授的初心,带领医院将遗传优生事业推向新的高地。他多次在院内宣讲医院发展历史,并将院史教育融入岗位招聘、新员工培训、医院业务发展等全流程当中,形成强有力的思想文化共识,让全体员工了解“从何而来,去往何处”,使中信湘雅的初心掷地有声。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湘雅人薪火传承,立足本职、追求卓越,老老实实做学问、研究真问题,不断实现自我突破,才在服务人民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用创新驱动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与员工的激励和组织创新密切相关,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来源。从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与作用机制看,企业的基业长青同样需要树立企业文化自信。企业文化只有为全体成员接受和认同,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从中信湘雅医院发展实践看,企业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程度越高,企业文化与社会先进文化的一致性越高,企业文化的实践性与引导作用就越强,进而越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信湘雅医院航向正确,创新保证了其发展快马加鞭。2002年,中信湘雅医院成立,央企、高校、科研团队的强强联合,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新体制下,卢光琇教授团队的科研成果很快走出实验室,中信湘雅开始了腾飞,位列我国生殖医学治疗领域的规模第一。

作为与人口战略政策息息相关的专业领域,遗传优生在服务我国人口政策方面,有着十分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中信湘雅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围绕遗传优生临床实际问题积极攻关,诞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为人口政策调整保驾护航。

2016年我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后,高龄夫妇二孩孕育需求集中爆发。高龄生育的主要风险便是遗传风险,临床科研表明,年龄对女性卵子的影响远大于对男性精子的影响。年轻女性卵子大概只有10%-25%几率发生染色体分离错误,但超过40岁这种错误率飙升至70%-90%。林戈带领团队与华大基因合作,在胚胎发育早期提取的单个细胞基础上,对胚胎进行全染色体分析技术,于2013年诞生了世界首批经基因测序排除染色体异常的试管婴儿。自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来,中信湘雅已经帮助9200多对高龄夫妇诞生了健康婴儿。当前,湘雅医院的基因测序技术已经成为全世界在孕前诊断的一项核心技术。

在此基础上,林戈带领团队继续迈开创新的脚步,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围绕临床不同问题,在孕前诊断领域做了诸多创新,填补了多项国际或国内空白。2015年诞生了我国首例“无癌宝宝”;2016年发明了MicroSeq技术,诞生了世界首例排除染色体易位携带者的健康婴儿;2019年诞生世界上首个排除染色体或卵巢癌易感基因的“无癌宝宝”;同年诞生湖南首例遗传病阻断+HLA分析的“配型宝宝”,并在国内率先开展利用第三代测序技术分析易位断点辅助孕前诊断技术。

2016年,中信湘雅进行了41000IVF周期,约占美国总数的1/4。植入前检测的数量在两年内增长了277%。在技术创新驱动下,目前中信湘雅可对500余种单基因病实施生殖阻断,累计人工助孕诞生18万个健康宝宝,助孕平均妊娠率达到62.3%,服务病人遍及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国内翘楚、世界领先。

 

用优质服务凝聚企业文化

 

文化自信是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通过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树立和提升起来的。支撑企业基业长青的文化是在企业创立、发展过程中逐步引导和培育中形成的,是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形成并且深刻影响企业管理水平与企业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文化自信的实践内容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使其转化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实力量。中信湘雅医院牢固树立“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并将其上升为医院发展战略目标,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

在服务病人方面,围绕“仁爱为本、患者优先”的要求,医院在门诊大厅显著位置设立全新的“病友一站式服务中心”,为病人提供咨询、预约、帮助等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开展杜绝向病人说“不”活动,对于病人的合理要求及建议,全体员工不得说“不可以”、“不知道”、“不清楚”,病人满意度进一步提高;“三八”妇女节、母亲节、端午节、父亲节、教师节、中秋节等节点,在门诊大厅及住院部开展形式多样的医患互动活动,如插花、手绘、许愿树、打卡闯关、做月饼等,深受患者好评。

为提升服务水平,2019年由院长林戈带头,在全院启动“向梅奥学习”活动,通过读书、专题讨论、专家培训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世界顶级医院梅奥诊所的服务精髓,在医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各个岗位的服务优化。

随着2021年中信湘雅麓谷总院的启用,医院建起了全新的病友服务中心,集导诊咨询预约、互联网线下接待、检查资料整理、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院区转诊对接、各科服务协调等为一体,合理简化患者就诊环节,着力解决患者及家属办事难的问题,为患者提供便捷快优的服务。“线上+线下”无缝对接,中信湘雅已形成一整套全流程优质服务体系。为满足高端服务需求,医院高规划建设的VIP中心今年9月正式启用。

为减轻患者诊疗负担,2015年,医院发起成立湖南省中信湘雅爱心助孕扶贫基金会,6年多时间得到医院捐赠666.41万元、外部捐赠760余万元,共开展18个爱心助孕项目,帮扶1100多位经济困难、罕见病家庭、失独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援助价值约600余万元。此外,作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宝贝基金”项目合作单位,医院6年时间里共援助经济困难病友700余人,援助价值680万元。2019年联合罕见病中心发起湖南省蔻德罕见病关爱中心,开展“无罕之路”爱心项目,共资助超过70个罕见病家庭,参与99个公益项目,为罕见病群体的心理、优生、生活提供支持和帮扶,并发布国内首个省级罕见病患者调研报告,为地方政府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罕见病保障政策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持,为身陷困境的罕见病患者群体重拾有希望的、平等的、有尊严的社会生活。

从中信湘雅医院的实践看,文化的凝聚功能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与熏陶,以其特有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影响成员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增强成员的共识和一致行动。爱国敬业、诚实守信、仁爱友善,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对当代社会公民的基本要求。在企业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培养员工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忠于职守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企业建立诚信经营体系,培养员工恪守诚信的理念,引导员工在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将使企业获得更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企业持久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源泉。

 

用交流互动提升企业文化

 

文化自信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自信,作为积极向上的意向性力量,彰显了文化主体的理想、信念和境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激励作用。企业文化与员工的激励和组织创新密切相关,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来源。从文化自信的内涵要求来看,它是一种积极的状态,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诉求与期待,是一种坚定的价值守候。对于企业来说,更要以在创新创造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在科学发展中取得的竞争优势,为增强员工的企业文化自信注入充沛的底气。

中信湘雅医院将文化建设视为发展的软实力。2020年年底, 医院“十四五”发展规划出炉,文化建设被列入重要内容,并根据总体发展规划,不断丰富文化建设内涵,拟定了年度分解目标,扎实推进文化建设。

2021年随着麓谷总院的搬迁启用,医院设立了约200平米的党建活动中心,作为党史教育、党课学习、谈心等活动主阵地,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党委书记林戈为全院党员主讲“百年未有之大变革”主题党课,详细介绍建党百年来我国的发展及引发的世界格局变化,全体党员为党的伟大创举与历史使命而倍感振奋;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在医院发展中做出表率的优秀党员及基层党组织,进一步树立了标杆榜样。

中信湘雅紧紧围绕服务医院、服务员工,开通了“员工直通车”信箱,组织为医院发展贡献“金点子”活动,收集到有关服务提升、技术革新等方面多条实名建议,并得到相关科室反馈及落实;在新工装定制、新院食堂管理等环节与员工沟通交流,倾听员工心声,反映员工诉求,积极维护员工合法权利;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小组活动,员工报名积极踊跃,自豪感和满足感进一步提升;开展薪酬绩效改革行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薪酬晋升体系,无论什么岗位,让每一颗“金子”都能发光。

在新医院开业之际,中信湘雅以打造人文式、科技式、花园式医院为特点,将开放创新的新医院文化基因植入品牌宣传,启动院史馆建设,将院史列入文化建设重要内容,打造集员工教育、对外展示、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产品;完善医院品牌规范,统一形象标志,进一步强化医院品牌印象。

(编辑  尚鸣)



* 孙辉,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国有企业既有企业的特性,也有政治的属性,就是要服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关键时候靠得住、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持作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大”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力争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成为彰显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器。

企业全球竞争力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

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学界尚未形成权威的、一致认可的共识。探寻全球竞争力的真正内涵,首先要了解世界一流企业的共性特征、对标世界一流企业。

20世纪80年代初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理查德·特纳·帕斯卡尔和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阿索斯),到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之路——美国最佳管理企业的经验》(托马斯·彼得斯与罗伯特·沃特曼),再到21世纪初的《基业长青》及《从优秀到卓越》(吉姆·柯林斯),详细记载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轨迹,堪称世界一流企业发展到理论总结的“三部曲”。其中很多成熟的、先进的理论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企业国际化及全球竞争力》课题报告(2014),阐述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全球竞争力评价、全球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提升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两个方向、进一步完善企业国际化的体制与政策环境等内容,为企业打造全球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参考。

综上可知,根据各研究报告的成果,世界一流企业有一些共性特征,包括社会责任、价值观引领、追求卓越、以人为本、团队协作、领导即服务、制度严格、顾客至上、诚实守信、追求创新、绩效导向等。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企业进入世界上其他企业难以超越的领先状态,“要么第一、要么唯一”,而这种领先状态是可以明确观察到、感知到且在人们的未来预期中可持续,那么,该企业即是“世界一流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有话语权、有声誉和有持续性成就的企业,对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等方面都能做出突出贡献。比如,汽车行业的日本丰田、航空器材行业的美国通用、IT行业的美国IBM、石油行业的荷兰壳牌均为全球行业翘楚。显而易见,世界一流企业是在重要的关键经济领域或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认可的企业,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辩证理解企业大和强的关系

一般认为,企业规模是竞争力的重要表现。规模扩大往往意味着市场占有率提升和资源管理能力提升;大企业在引领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上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大企业往往被认为是世界一流企业,这就是《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受到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500强固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实力、行业实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地位,但是,“大”只是企业竞争力的表现之一。除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很多机构也推出了基于不同指标的排行榜,从不同角度反映世界一流企业的竞争力。不过,这些评价及排名方法往往是仅包含营业收入或者利润、市值、总资产等指标,可以作为企业竞争力评价的参考,但无法作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全面评估指标,也无法诠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内涵。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逐年增多,2020年中国大陆及香港有124家公司上榜(其中国有企业80家),成为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最多的国家。但其中大多数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国内”,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依然突出,相比较而言,其盈利能力、全球产品市场份额及行业地位、专利技术及优势、品牌影响力、市值管理、标准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等“软实力”都是偏弱的。中国企业如何从“大”走向“强大”,从“量”走向“质”,是我们必须关注、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基于实践的研究已经形成体系

对于企业“全球竞争力”评价的实践探索,相对科学的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相关评价办法及措施。国务院国资委2012年发布的《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素指引》等文件,对世界一流企业“四强”(自主创新能力强、资源配置能力强、风险管控能力强、人才队伍强)、“四优”(经营业绩优、公司治理优、布局结构优、企业形象优)、“四个特征”(主业突出,公司治理良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在国际同行业中综合指标处于先进水平,形象良好,有一定影响力)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初步形成了13项对标共性要素。

20191月,国务院国资委选定航天科技、中石油、国家电网、三峡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移动、中航集团、中国建筑、中国中车集团、中广核等10家中央企业,作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示范,并在《关于中央企业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指出,世界一流企业应该是“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范”。即: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并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效率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等效益指标、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领先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履行社会责任、拥有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的典范企业。

20206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提出在战略管理(提升战略引领力)、组织管理(提升科学管控能力)、运营管理(提升精益运营能力)、财务管理(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科技管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风险管理(提升合规经营能力)、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科学选人用人能力)、信息化管理(提升信息系统集成应用能力)等8个方面,全面对标世界一流企业,要求部分国有重点企业管理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

20208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在不同行业领域培育一批专业领军、全球资源配置、自主创新等方面强(“三强”),价值创造、可持续发展、社会形象等方面优(“三优”),市场话语权、引领带动作用、对经济社会贡献等方面大(“三大”)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行业产业龙头企业、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一批“专精特新”冠军企业、一批基础保障骨干企业。这一系列目标、标准及措施,是国有企业不断优化改进的方向与目标,也可以看作是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企业的行动指南。

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八个要素特征

中国企业要想成功进阶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笔者认为必须具备以下8个核心要素,这是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内在基因,也是中国企业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必然要求。

1.优质的规模效益。具备合理的经营规模与良好的经济效益。企业资产总额、员工数量、营收总额等反映企业规模的指数适当增加,产生规模经济达到合理边际效益,使企业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具有可持续盈利能力,净资产利润率、收入利润率等指数表现良好。要求国有企业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营收利润率、人均产值、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企业家队伍和核心骨干员工薪酬水平、经营性现金流、负债率、“两金”占营业收入比重等9项关键指标上处于行业领先水平。2019年,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48A级企业,其中38家为世界500强(占比80%),从反映企业规模效益的关键指标来看,营业收入1000亿、利润总额100亿是A级企业的门槛标准,营业收入高于1000亿的共有44家(占比92%),利润总额高于100亿的共42家(占比88%)。由此可见,企业规模上1000亿、效益达100亿是A级企业的重要条件,体现出对规模和效益的基本要求。

2.持续的行业引领能力。不断追求卓越和高质量发展,在所属行业中具有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并引领产业发展方向。企业自身的认知、创新、突破和对全新模式的探索可深度影响所属行业,使其形成重大的突破和变化,并对整个行业的战略发展、收入利润、技术创新、品牌塑造、价值追求、社会责任等肩负起示范责任。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强化基础研究和发展竞争优势,重塑科技创新格局,构建合理的创新体系,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3.突出的核心竞争能力。专注核心业务,主营业务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和服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拥有一支忠诚、奉献、敬业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即具备自我创新完善能力的学习型组织。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坚守主业,不断攻克“卡脖子”技术,在科技自立自强、技术和产业迭代发展中始终保持领先;合理开拓市场,全面提升专业整合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融资能力、战略联盟能力和集团化建设能力;坚持系统创新,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设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资本运作创新上有所作为;积极“出海”,要放眼全球、找准模式、选对路径。

4.协同发展的战略与文化。具有清晰的、前瞻性的引领公司发展方向的战略以及优秀的企业文化,二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且能够随着商业环境变化、企业发展壮大而动态变化。一方面,要求国有企业要以影响世界、坚定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的价值观为引领,树立对全体员工具有极强引领性的愿景目标,并科学制定中长期战略规划;企业战略要始终与企业所追求的愿景目标一致,符合企业所遵循的共同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建立起成功有效的企业文化体系,表现为价值观引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组织内生力,这不仅是企业全球竞争力的表现,还是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根本基因。

5.先进的全球发展水平。具有国际视野、立足全球布局,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强,具备驾驭全球供应链能力,全球产品市场份额及地位较高,且跨国化指数表现良好。要求国有企业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国际资源和资本,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多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话语权。2019年世界跨国公司100强的平均跨国化指数为58%,而中国跨国公司100强的平均跨国化指数仅为16%,且没有一家超过58%。我国企业要下大力气培育国有企业的整体国际化能力,“十四五”末力争先达到20%,“十五五”达到30%,到2035年(“十六五”末)实现35%的突破。

6.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力,既有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又有协调运转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把握好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企业特点,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向。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加快构建以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加快建立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新形势的现代治理模式,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优势。按照不久前印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精神,理清党委(党组)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推动章程和议事规则的个性化设计。细化落实董事会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选聘权、业绩考核权、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等职权,建立多元决策、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有效的内、外部监督和约束。各治理主体的责权边界具体来说就是: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

7.超强的执行力行动力。管理理念、管理文化更加先进,管理制度、管理流程更加完善,管理方法更加有效,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体系。员工与组织目标高度契合,形成组织上下高度的“思想认同、战略认同、管理认同、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要定位清晰准确、层级简明、目标一致、敢于担当、工作高效、团队协作、学习进取、结果导向、奖罚分明。

8.尊敬的社会责任义务。与顾客、员工、社区、环境、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形成和谐的发展生态。要求国有企业带头诚信守法,严守商业底线红线,严把质量安全关,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反哺人民。要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中获取利益,在为社会创造价值中获取价值,在构建商业秩序中塑造商业文明。当前,全球企业形成新的共识,对员工充满尊重和善意、对利益相关者充满责任感和良善之心,“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已经成为时代共识。可见,广泛的社会尊重已经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有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在五个方面亟待提高

1.企业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强度开始跻身世界前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研发人员总数已居世界首位,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等方面,我国企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首先,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为5.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5%20%

其次,从202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看,中国企业在石油化工、能源、冶炼、电信、公共设施、工程建设、粮食等基础应用产业方面除粮食行业外几乎全部引领全球(中国占有51家,而美国只有18家),但在装备、材料、信息、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种子等关键领域的部分核心技术相对落后,“卡脖子”现象依然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影响着产业的安全。

再次,中国企业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水平方面相对较弱,其技术创新对主营业务的支撑作用也有待加强。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60%70%。此外,在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机制建设。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高新技术产业是中西方的主竞技场,核心还是人才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加快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必须在全球吸引高精尖稀缺人才。

最后,在创新模式方面还需放眼全球、注重协同、大胆探索。传统创新型企业要更加重视研发中心建设,而新一代的全球创新型企业则应更加重视整合利用全球科技要素和科技成果,通过创新中心之间的协同,提高创新效率和技术竞争力;通过公司创新和收购兼并,保持技术组合的多样性和持续旺盛的创新活力,从而始终站在创新的制高点。国有企业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一定要发挥国家队作用。

2.企业创效能力。《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尽管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数量增势强劲、实力显著增强,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其盈利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净资产利润率、收入利润率、人均净利润等方面均低于世界500强企业平均水平。利润的背后,是企业掌握稀缺资源的能力,这些稀缺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石油、货币、先进技术、先进管理。

3.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高度国际化的世界一流企业往往都拥有或者主导一条全球供应链,其上下游资源配置几乎实现了全球布局,超半数收入、资产和员工分布在海外,其跨国化指数也明显偏高。而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企业,全球布局能力普遍不强,其跨国化指数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较更是差距甚大。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继续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应该积极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国际分工过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提升全球竞争力。

4.企业治理水平。随着不断深化改革,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进程加快,效果较为明显。但是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出资人授权偏谨慎。主管机构或上级单位或出资人机构的授权和激励不够,比如在战略规划和主业管理、投资并购、工资总额和重大财务事项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放权不够等问题。需要以“竞争中性”原则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加快建设“两类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纠错纠偏作用。二是管理层权力划分仍然不够清晰,其中分工协作、有效制衡有时表现为互相掣肘。要解放思想、大胆推进“两类公司”改革,并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总要求,规范化推进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让战略投资者、股权董事参与管理、决策、监督。

5.企业品牌效应。近年来,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BrandFinance全球品牌排行榜显示,10年来世界品牌价值总体增长了143%,而中国入榜品牌的总价值增速几乎是榜单整体品牌价值增速的8倍。然而,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品牌价值、国际影响力上还有较大的差距。Interbrand发布的2019年全球品牌100强榜单上,华为再次成为中国唯一上榜品牌,且排名仅为第74名,较上年下降6位。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路径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1.筑牢制度基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出资人或上级单位清晰授权。国有企业应继续将深化政企分开作为改革重点。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关键是明确委托代理或者授权的边界,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二是建立董事会多元决策机制。要根据企业实际建立董事会并优化董事会组成结构,赋予董事会实权;完善做实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强化董事职业化,遴选培养专门的董事队伍。三是完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建立权责法定、权责透明、权责统一、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需要从治理的关键环节设计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

2.以创新驱动壮大新动能、打造新优势,抢占科技领跑地位。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着力强化自主创新研发,发挥我国举国体制优势,突出抓好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突破和掌握关键技术从根本上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要实现引领性技术、重要设备的自主可控,尽快实现国产替代;要着力加强协同创新,努力提高联合研发能力和水平;要着力完善创新机制,对承担国家科技重大攻关任务的科技人员采取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完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世界正在经历以数据为核心投入、以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为先导部门、以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升级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在新的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必须在某些颠覆性技术上超前部署、重点突破、领先一招,真正体现大国重器、大国神器的作用。

3.增强内生动力:构筑先进的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企业软实力。一是树立诚信守法的商业伦理文化。在国际化环境下,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诚信履约。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宗教、民俗,建立一套适应当地制度、文化特点的企业管理体系。二是树立正确的“义利”文化。“义”先“利”后,要按照“客户第一、兼顾利益相关者”的逻辑,坚持长期利益超越短期利益、共同利益超越自我利益。三是树立责任文化。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全面履行经济、环境、安全和社会责任。四是构建完善的企业文化体系,形成“有温度”的企业文化,倡导忠诚、奉献、敬业的精神和追求,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薪资待遇,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完善的学习成长机制,使员工具有荣誉感、归属感,营造价值观引领、个人与组织共成长的良好氛围。

4.优化国际布局: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要着力提升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要努力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把握国际规则、开拓国际市场、防范国际市场风险等能力,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更好发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5G、北斗导航、高铁、核电、特高压、基建等优势产业“走出去”,在碳达峰碳中和中提升国际化水平。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数据等要素资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抓住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合规竞争力。

5.全面建强企业家队伍,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要建立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出资人代表或监管机构要按照“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标准,下大力气加强对企业家的教育、培养和锻炼,为企业家整体素质提升和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创造环境和条件;要充分尊重和严格保障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纠偏纠错作用。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企业家、企业家精神,要着力培养企业家的爱国情怀,将自身价值实现与企业、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要鼓励企业家勇于创新,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要支持和鼓励企业家不断拓展国际视野,使企业家能够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在惊涛骇浪的大海航行中成为洞察趋势和方向的战略舵手,给企业可持续发展营造和谐的全球生态。

(编辑  季节)

 



* 杨永胜,中国通号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塑造优秀企业文化,引领广大员工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筑牢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国有企业必须筑牢“根”和“魂”。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在党的领导下,中信集团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新的赶考路上,我们要传承对党忠诚的红色基因,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肩负起新时代党赋予国有企业的新使命,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二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1922年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起,红色金融机构就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蓬勃发展,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新的赶考路上,我们要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三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新的赶考路上,我们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努力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带领员工持续奋斗,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人民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力量。一是积极服务国家战略。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自成立以来,中信集团始终牢记以国家需求为先,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国家战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将着眼国家战略需要及时优化业务布局,按照党擘画的宏伟蓝图乘势而上、勇开新局。二是着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必须把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重任扛在肩上,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着力补齐民生短板,为人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将秉持“共生共享”的品牌定位,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自己的力量。三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近年来,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走在前面、作出表率,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认可。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将把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精神融入企业经营决策,进一步完善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规范和方式方法,在履职尽责中真诚回报社会。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中信集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立“打造卓越企业集团、铸就百年民族品牌”的发展愿景,立志全方位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一是保持创新开拓的基因优势。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将持续加强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加快新能源、制造业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锻长板”和“补短板”,努力攻克“卡脖子”技术,为提升国家科技实力贡献力量。二是秉承诚信守法的立身之本。诚信是中信集团最核心的价值观。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将自觉做诚信守法的表率,完善现代企业全面风险合规管理体系,切实维护国家荣誉、法律权威、企业信誉,用诚信经营赢得社会、客户和员工的广泛认同和支持。三是树立融合开阔的国际视野。有多大的视野,就有多大的胸怀。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将积极拓展国际视野,坚守融合发展的理念,立足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稳步推进境外重大项目,创新国际金融服务、资源能源、工程承包、国际产能等领域投资方式和合作模式,通过参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企业迭代发展。四是坚持协同凝聚的经营之道。回顾历史,中信集团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坚持协同凝聚的经营之道,努力促进资源整合,平抑经济周期波动,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新的赶考路上,我们将着力打造核心优势和新的增长点,努力让综合服务品牌在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市场循环、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编辑  杨林)



¨ 转载自《人民日报 》2021830日第10 版。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材集团)成立于 2003 年,前身是 1984年设立的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是由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建材行业唯一的中央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连续10年名列《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2020年排名187位。到2020年年底,资产总额6000亿元,年营业收入3900亿元。主业包括水泥、玻璃等非金属建材及光伏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拥有产业、科技、成套装备、物流贸易四大业务板块。拥有13家上市公司,其中境外上市公司2家。 

中国建材集团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成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范。

并购重组实现快速成长 

中国建材集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短短20年,从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成长为全球最大最强的建材企业,走出一条央企联合重组的特色发展之路。

明确战略目标,开启新的征程 

2002年,中国建材集团年销售收入只有20多亿元,而负债却达到了30多亿元,是一家底子薄、资本少的央企。除了北新建材,中新集团旗下的壁纸厂、塑料地板厂、建筑陶瓷厂等个别企业,多数企业几乎全部停产。在生存环境极其艰难时,原北新建材董事长宋志平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国新型建筑材料集团(中国建材集团前身)的董事长。

宋志平认为,企业重要的是发展,只有通过快速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而重中之重就是明确战略目标。集团快速做出了战略调整,从普通装饰建材转向大宗、主流的建材产品,从单纯生产新型建材转变为发展新型建材和建材工业主导产业的水泥、玻璃、玻璃纤维和复合材料,从而转型成为集制造、科技、物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

全国布局,并购重组创佳绩 

2006年,中国水泥行业分散,竞争无序,市场集中度只有9%左右。国家有关部委连续下发文件,鼓励水泥行业联合重组。在此背景下,集团做出了在水泥行业并购重组的战略布局。

中国建材集团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在20063月上市,随后重组了中联水泥(中国建材股份的重要板块)收购了拥有万吨线的徐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扩大了公司在淮海经济区的市场份额。徐州海螺进入中国建材后,通过统一采购,整合营销,成为全球7条万吨线中经济技术指标最好的一条线。重组后的中联水泥,第一年就实现了3亿元的利润。此后,通过不断的收购、联合重组,到2019年年底,集团熟料产能达到了9349.6万吨。

首次并购成功,激发了集团通过进一步联合重组做大水泥产业的信心。2007年,华东地区水泥产能过剩、价格低迷。中国建材联合江西水泥、尖峰集团等企业以及湖南国资委出资35亿元,注册成立了南方水泥,覆盖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市,开始了东南地区水泥企业的并购进程。到2019年年底,南方水泥扩张到9929.3万吨,成为东南地区的水泥巨头。

2009年,中国建材集团成立了北方水泥,先后在东北、西南地区完成了联合重组。截至2019年年底,北方水泥熟料产能已达2405.6万吨,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借鉴南方水泥和北方水泥的成功经验,201112月,集团又成立了西南水泥。西南水泥选择已有一定生产规模、采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的大中型企业作为并购的目标。截至2012年年底,通过对若干企业并购整合,西南水泥成为西南地区的行业第一。

2017年年底,中国水泥行业集中度上升到57%,高于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业界认为中国建材用联合重组的战略整合了整个水泥行业。

中国建材集团在其他业务板块推行联合重组战略也取得佳绩。2006年,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总院(中国建材总院)在整合集团所属13家科研设计院所的基础上成立;2010年,河南中联玻璃和洛阳浮法玻璃集团划入中建材玻璃公司(凯盛集团前身);2011 年,中国玻纤定向增发重组巨石集团;2014 年,中国建材总院将蚌埠院100%股权划转至凯盛科技集团公司。

响应国家政策,两材合并创辉煌

2016年,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中材集团合并重组。“两材”合并,对于中国建材水泥业务而言,实现了西北地区布局,从而完成了全国范围的覆盖。

2002年,中国建材集团水泥总的生产规模只有130万吨,2019年年底,全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累计共有1624条,熟料年产能20亿吨。而中国建材与中材股份合并后以3.89亿吨熟料产能、5.2亿吨水泥产能、商品混凝土4.6亿立方米产能,位列中国水泥行业第一。中国建材的石膏板产能27.0亿平方米、玻璃纤维产能265.3万吨、风电叶片产能15.85GW,均位列世界第一。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懈探索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建材集团就开始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建材集团推动8家央企重组,整合了上千家民营企业。

破除混合所有制的认识“误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当时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层面,都存在着不少认识“误区”。例如,部分民营企业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虽好,但是担心国企无法真正达到“竞争中性”,国企强大的背景会挤压民营企业,使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联合重组的实践过程中,一些民营企业担心混合之后将完全丧失所有权。

实践证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建材集团在并购中保留民营企业股权,将一部分民营企业家转变为职业经理人,有效保障了民营企业权益。900多家企业陆续加入中国建材集团,其中80%是民企,他们中80%的企业家接受了中国建材的聘书,既是中国建材各级企业的股东,也是职业经理人,不仅解决了规模迅速扩大后各级管理人才队伍的问题,同时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的优势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提升了国有资本功能,提高了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

有人担心混合所有制改革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集团认为,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所探索的改革就是正确的。实践证明,重组协同带来的收益增加,弥补了并购民企的溢价;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弥补了员工分红所得的超额利润;企业发展超过了社会平均发展水平,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助力企业走出困境,实现国民共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实行混合所有制可以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优势互补,还可以增加市场的集中度,减少盲目竞争。中国建材集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坚持完全自愿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了民营企业家的股权,帮助民营企业摆脱困难,同时又能够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活力,实现了国民共赢。

当年,由于价格战,浙江省水泥行业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国建材集团把民营水泥企业整合起来,合理恢复水泥价格,在银行进行了融资担保,帮助民营企业从债务泥潭里走了出来。集团保留了民营企业家30%的股份,让民营企业家做职业经理人,通过水泥价格的回升使民营企业家分到更多利润。使各方都能从中受益,实现双赢。

2006年中联水泥收购安徽海螺创投及上海爱建所持徐州海螺73.76%26.24%的股权时,为徐州海螺的2.3亿元银行借款做了担保。交易完成后,徐州海螺成为中联水泥全资附属公司。而当时徐州海螺经审计的资产净值为3.84亿元。因此,有媒体认为,中国建材出了9.61亿元,花了高价钱,国有资产流失了。

面对质疑,中国建材集团坚持认为,收购海螺水泥有助于提升公司水泥产能,加强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公司在淮海经济区的优势地位。后来,中联水泥通过协同效应提升了生产效益,降低了产出成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建材战略性重组的成功。南方水泥、北方水泥、西南水泥都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型案例。通过并购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建材盘活了不少民营小企业,使很多民营企业扭亏为盈。组建了国有资本控股、民营股东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民营企业家本地经营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国有资本的管理、品牌、资金链、供应链、物流链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将所有者、经营者的利益和公司的绩效紧紧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混改实现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民进国退,而是国民共进,共同发展。

改革的关键是转变经营机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发挥出国有企业的实力,又要注入民营企业的活力,从而整体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有好的所有制形态并不意味着就有好的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机制改革上下足功夫。

中国建材集团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通过实践探索出了“三七模式”的股权结构:中国建材持有核心上市公司的股份不低于30%,其他投资机构及流通股不超过70%;在股份公司所属企业层面,国资持股70%,给机构投资人和原创业者留30%的股份,以确保上市公司利润。对并购进来的民营企业家视同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在用人、考核、分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完善,发挥了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建立了保护企业家的机制。

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在进行财富分配时,必须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结合,激发企业的微观活力。股东、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共享是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企业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投入,也需要管理层的经营和员工的努力。

在设计分配机制的时候,要在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进行平衡,一要让投资者获得合理的回报;二要激励经营者,鼓励他们做好经营,把握市场机遇,做出正确决策;三要考虑到广大职工群众,因为企业的财富都是他们的劳动创造的。在这些激励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建材采取了员工持股、管理层股票计划、科技企业分红和超额利润分红等分配机制,让人力资本充分参与企业的财富分配。具体实施的激励制度有:①员工持股。主要让骨干员工、科技人员持股,持有的股份是激励股,员工可以分享红利和净资产增值部分。合肥水泥院下面有多家员工持股公司,具体比例是院里持股70%,员工持股30%,每年能实现几个亿的净利润。虽然在业内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单位,但合肥水泥院的效益相比其他规模较大的几家院所要更好。上市公司股票计划,包括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实施增值权就是要让经理层的利益和股票价格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中国建材香港上市公司多年前曾经实施过增值权,投资人很看重公司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现在中国建材所属13家上市公司都在结合自身特点开展股权激励。③超额利润分配机制。中联水泥曾经实行的超额利润分红机制,制定利润指标,其中,超额部分提取15%,按照一把手、主要负责人10%、班子其他成员10%、员工80%分配。在企业付给员工工资的基础上,额定的利润都归股东所有,超额利润则可按企业拿大头、职工拿小头进行分配。通过这种超额利润分配机制,鼓励了员工积极性,实现了股东和员工共赢的目标,国有资本实现了增值。混改后各方能否融合发展,能否做到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有了好的分配机制,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才能达到平衡。

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后,中国建材集团坚持股东间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价值观,保证各股权资本参与决策的话语权。改革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可以将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管控能力、品牌信任与民营企业的逐利动力、机制活力有机结合,充分提升公司价值,实现高效快速发展。

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中国建材集团多年来发展壮大,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市场化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集团始终坚持把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与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有机结合,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优势。企业在重大事项决策前先经党委常委会讨论提出意见;在党管干部方面,通过加强对各级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和综合考核评价,及时调整不称职的领导人员。将优秀的股东党员、职业经理人党员引进党组织班子,实现不同成分的经理人之间融洽的合作,推动党建和经营深度融合,引领和保障集团高质量发展。3年来有180多个集体和个人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青年文明号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央企楷模等省部级以上荣誉。

在将党建和经营深度融合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诚信精神等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建材工业精神和优秀的工业文化。

一是弘扬工匠精神,数十载坚守实业,长期专注于材料工业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工业生产与管理实践。培育了一批尊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发挥模范引领作用,使工匠精神成为生产者的行为准则。推选出一批全国劳模,激励带动广大干部员工,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二是践行创新精神,把创新的理念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同步推进战略和理念的创新,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以及管理、制度和文化上的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组织开展创新大赛、成果展示等创新活动,树立一批创新典型。三是培育企业家精神,作为一家战略清晰的企业,在短短数年间脱困转型,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市场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理论,培育了一批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懂市场、精业务、会管理的企业家队伍。四是倡导诚信精神,传承“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精神,推进工业诚信体系建设,营造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文化氛围,让诚信担当成为自觉行动。

以创新驱动发展,通过创新做优做强

改革与创新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中国建材集团通过积极探索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及管理模式创新等路径,培育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积极探索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建材集团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盈利模式——价本利,即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再增量压价销售,而是稳价以销定产、降本增效、维护区域市场供需平衡。价本利倡导的是去产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价格,让市场有序化,追求价格合理化。中国水泥行业每年约有35亿吨产能,只能卖出23亿吨,严重供过于求。在价本利的盈利模式中,中国建材首先自律减产,严格执行国家的错峰生产政策;其次降本增效,控制一切可控成本;最后抓好营销,稳住价格;研究好成本曲线和价格曲线,利用好各项指标,科学准确地贯彻价本利的理念。

努力抓好管理模式创新 

在整合南方水泥过程中,集团推行对标优化的管理模式,通过与国内外一流企业对标,实现系统优化,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同时实行以销定产,推行零库存管控,科学配置产能利用率,避免资源浪费和资金占用。

中国建材集团不断创新管理方法、管理措施和管理工具,建立起一整套符合集团特点的管控模式。2020年,集团出台了中长期激励约束指导意见和7个配套指引,建立了激励约束工具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从上到下建立起多层次、系统化的正向激励体系。集团通过总结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形成了一套外抓市场、内强管理的体系,切实提升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包括组织精健化、管理精细化、经营精益化的“三精”管理,建立更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成本领先的生产管理体系和效益优先的经营管理体系,坚持格子化管控(将所属企业的职能分工、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向固定在相应的格子里),推行八大工法(五集中、KPI、零库存、辅导员制、对标优化、价本利、核心利润区和市场竞合)、六星企业(业绩良好、管理精细、环保一流、品牌知名、先进简约、安全稳定)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推进重组后的管理控,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

加快推进技术创新 

中国建材集团坚持技术创新向高端化、产业化及集成化发展。一是坚持高端化。中国建材集团在全球建材领域处于中高端水平。以前中国建材集团是买国外公司的装备,现在是技术、设备及服务的提供商,国外公司开始购买中国建材集团的装备。又比如碳纤维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中高端水平。二是加快产业化。创新需要保证产品能够实现量产,能结合市场出效益,能与资本市场对接。三是突出集成化。集成创新能发挥出集团的协同效应,未来的创新将以集成创新为主,逐步加强自主创新。

中国建材紧跟时代脚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打乱了社会的正常节奏。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宁夏建材打造了一个我找车物流平台,其背后是整个中国建材集团,内部运输需求每年就在10多亿吨、100万辆次以上,注册司机可以在平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稳定业务,受到了广大司机的欢迎,注册量已超过36万人。该平台在方便司机的同时,也使得集团内部的物流更加通畅,成本大幅下降。根据鲁南中联统计,1吨水泥运输成本可下降36元。集团内部有不少协同业务,具有巨大的协同空间,将带来非常可观的成本节约,并对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协同理念具有很好的引领作用。2020年,平台实现了运输量5亿吨以上,交易总额超过10亿元,2020年全年物流收入4.82亿元。我找车是集团大力推进业务协同、水泥+互联网的一个侧影,集团“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理念,具备良好的成长空间。

202012月,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托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与京秦热电有限公司、中国移动秦皇岛分公司三方合作实施的热电危险作业监控系统正式投入运行,为建立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移动安全管控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企业实现热电运维智能化、现场作业信息化、安全管理全面化奠定了基础。

展望未来,中国建材集团定下了做强主业、瘦身健体、强化管理、创新转型、机制革命的五大举措,朝向高质量发展,争做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建材企业。

(编辑  季节)



* 李将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郭百濂,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以丰富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党百年之际,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党的百年奋斗中,我们党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探索和反复比较、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1]。这个历史阶段,是广大党员感受最直接、体会最深刻的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何处去,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从此拉开。

中信集团是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同志倡议下,由荣毅仁同志组织创办的国务院直属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承担着改革开放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特殊历史使命。中信的发展史,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解中信的发展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是联系国企改革发展实际学习党史一个有意义的切入点,应从历史高度进行科学梳理、准确把握。

中信创立和发展的时代渊源与历史逻辑

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物,中信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奠基中。全会闭幕仅26天,邓小平同志与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工商界人士座谈。谈话中,小平同志请荣毅仁同志出山,围绕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在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大力支持下,荣毅仁同志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改革开放需要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部分形成突破,通过试点摸索规律、全面铺开,通过窗口宣示政策、扩大共识,这是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中信的创立,因应了改革开放的这一要求。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具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国际影响与威望的荣毅仁同志,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军人物。中信成立之日起,便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紧密相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三年多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高高举起的伟大旗帜,并成为历届党中央始终不渝坚持的执政兴国的主题。这段历史具有鲜明的传承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3]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为中信提供了成长的一片热土。站在这个历史时空中回看中信,可以说中信的发展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

承载着改革开放的特殊使命,中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文选》中有5篇重要文章与中信有直接关系,是根据小平同志参加与中信有关的会议和会见活动的讲话整理而成的。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小平同志在这里明确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4],并为中信题词:“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19791月,邓小平同志与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人士的谈话,被整理成《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一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8410月,邓小平同志会见中信公司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代表时的讲话,被整理为《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一文;19853月,中信邀请日本商工会议所代表团来访,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的谈话,被整理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文;198510月,中信邀请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访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的谈话,被整理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文;19866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荣氏海外亲属回国观光团时,发表了题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的讲话。这些讲话都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19981月,已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同志指出:“在这几篇讲话中,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质朴语言和真诚谈吐,阐述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缩影。”[5]这段话实际上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信的关系和历史源流。

中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

由于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给予的极大关注和有力支持,中信在荣毅仁同志及历届领导的带领下,勇于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过了40多年不平凡的历程。2020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赞誉荣毅仁同志为“爱国企业家典范”。荣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创新精神和远见卓识,是中信发展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几代中信人接力探索、接续奋斗,始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和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大业不动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者和践行者。

第一,中信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展多元业务,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按照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蓝图,努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为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贡献。为此,中信紧扣国家战略,在经济领域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和开拓,发展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开展实业投资业务,服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践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地区布局业务。在港澳地区开展业务,为香港和澳门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中信首创负债经营等发展模式,促进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认识上的束缚和障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经济领域存在许多违背经济规律、忽视企业管理、否定市场作用的旧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阻碍。中信在中央的有力支持下,勇于打破坚冰,率先力排众议,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根据自身特点走出了一条依靠负债经营实现企业发展的成功道路。面对国内资金短缺带来的严重困难,中信通过在海外借款、发债募集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的发行体。中信成立后的前10年,累计在海外募集资金约30亿美元。其后,中国企业相继开始在境外融资,扭转了国内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观念,推动了经济建设高速发展。

第三,中信发挥改革试点作用,在诸多业务领域创造了一系列国内首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企业市场化发展路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鼓励大胆试验,敢于“摸着石头过河”,倡导 “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和精神,在不断探索中推进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中信对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机制设计先行先试,对行业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对符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探索的重要业务先行先试198412月,经过中央批准,中信实行了董事长负责制,这是当时对国有企业传统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比起后来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信提前了15年时间。由于能够以前瞻性布局,通过创新推动发展,中信一些业务成为国内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创下了一系列行业“第一”在发展过程中,尽管中信的一些业务拓展、商业模式和操作手法受到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垄断机制和落后习惯的阻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都已逐步得到国家和市场的认可,在行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第四,中信发挥对外开放窗口作用,推动中外经济合作和交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争取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实行对外开放,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中信自成立之日起,就带头践行党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三个引进”,即引进国外的资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方式,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资源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并率先开展海外投资,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外商了解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好渠道和开展合作的好伙伴、好向导。近年来,中信与亚、非、拉美很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业务合作带动资本、技术、产品、标准和管理输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帮助项目所在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挥了连接中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互利共赢。

第五,中信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筑牢国民经济的支柱,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保证国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如何实现盈利性使命成为国企改革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国家投入较少的情况下,中信虽然并未占有国家垄断性资源,但勇于面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成立之初,国家给予的初始投入资金名义上是2.4亿元,成立10年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267亿元、27亿元,成立20年后分别为2682亿元、367亿元,成立30年后分别为21517亿元、1374亿元,成立40年后分别为74876亿元、3634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均大大高于国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复合增长率,每10年为一个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增长。40年中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4450亿元。2009年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20年为第126位。

第六,中信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政治引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担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牢牢把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以党的科学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根本遵循,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度融入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之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社会思想、舆论工作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此,中信集团党委站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以思想政治建设引领中信始终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成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央企率先参与舆论斗争和理论斗争、履行政治责任的积极探索;进而纳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聚焦服务中央决策需求,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专题研究和咨政建言,在决策咨询、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和凝聚力量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发挥了民间智库的独特作用。

联系实际学习历史,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开展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中信的发展史是一个生动的改革开放实践样本,紧密联系企业发展实际学习,不仅因为中信是中央改革开放决策的产物,更因为中信人40多年来冲破各种困难和障碍的不懈跋涉,是与我们党领导的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这是中信所独有的红色资源。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故事,从中信的创立和发展中便可以看到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擘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6]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习中信发展史,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认识,加深对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的理解,真正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中国的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中信的今天来之不易。

1.以深化历史认知领悟时代使命

中信集团党委把中信的使命概括为:“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说明中信的使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个使命发轫于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时代,居于国家道义的制高点,彰显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辛奋斗的历程。认识这一使命,需要回到历史之中。

中信历史的内容相当丰富,从不同角度以大量生动的故事形成对于中信使命的叙述,呈现出中信人树立使命的时代根源与实践价值。联系中信实际学习党史,就要理解和掌握中信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和发展的基本史实,厘清企业发展的基本脉络,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形成对企业内外环境、历史阶段、经验教训的正确判断。树立对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认同,有利于我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加深领悟,从而将这一使命转化为深刻的理性认识;有利于我们知史爱国,把对使命的理解转化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立场和科学态度。

2.以汲取精神力量塑造企业风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中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段历史既是实践探索累积的历史,也是崇高精神积淀的历史。中信人在党的领导下一段段砥砺奋斗的故事,就是一座座依托于伟大实践的精神路标,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贞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道德品质,高扬着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成为企业重要的软实力,也是年轻一代补足“精神之钙”的营养剂。

联系中信实际学习党史,对中信人来说就是经受思想洗礼、实现精神升华。从企业自身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将使我们对照老一辈创业者自我检省、自我教育,自觉提升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规范品格行为,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以把握历史经验坚定前进信心

中信的历史为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包括: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积极践行国家使命,切实履行国有企业的各项责任;必须立足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与实践,不断保持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勇于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大胆突破不符合实际的旧观念旧习惯;必须坚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维护企业的品牌;必须善于学习和引进,在对外开放中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打造一支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等等。这些经验凝结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国有企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中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是以上经验的体现,这些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信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发展的普遍性,也体现了中信这样一家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多元化综合性企业集团的独特性;中信在党的领导下克难攻坚、不懈奋斗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体现了规律性和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中信取得的成就,说明这种被实践检验过的发展模式,具有站得住、行得远的实践基础。

中信发展的历史为深化党史学习提供了许多直接的、鲜活的材料和例证,不仅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企业成长规律的认识,而且将其建立在充分的历史事实的逻辑之上,为我们坚定践行党的大政方针、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信念,努力实现“打造卓越企业集团、铸就百年民族品牌”的发展愿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学习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在把握历史经验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理念认同,把自己的人生际遇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伟业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

(编辑 尚鸣)

 



* 杨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本刊总编审。

[1]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8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5] 荣毅仁:《勇于创新,多作贡献》,《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

[6]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1页。

 

中国80%以上的能源资源分布在西部、北部,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部、中部,供需相距1000-4000公里。基于这一国情,国家电网公司联合科研院所、高校、设备制造等160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开展309项重大关键技术研究,连续攻克了特高电压、特大电流下的绝缘特性、电磁环境、设备研制、试验技术等世界级难题,成功研制世界上通流能力最大的6英寸晶闸管、换流阀、变压器等一批国际领先的电工装备,在世界上率先掌握了特高压大容量输电系统集成、大电网运行控制等技术,研制成功了全套特高压设备。先后建成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特高压交流试验基地、特高压工程力学试验基地、高海拔试验基地、国家电网仿真中心、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成套设计研发(试验)中心等“四基地两中心”,在大量科学严密的试验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世界性难题,率先建立了由168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组成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标准体系,占据了技术和标准制高点,大大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电工标准领域的话语权。

本文以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技术创新为例,探讨依托工程、业主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协同的创新实践模式,为在新形势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深入推进自主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启示和参考。

特高压创新战略的提出

特高压输电技术即交流1000kV、直流±80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输电技术,具有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点。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网除了能实现电能大规模和远距离输送的需求外,还大幅度提高了电网自身的安全性、可靠性、灵活性和经济性,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进入21世纪,我国电力需求长期持续增长,2000年以来全社会用电量翻了两番。我国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中心逆向分布,本世纪初,沿长江每30公里就有一座发电厂,长三角地区每年每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45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挑战。而大规模、长距离输煤一直是中国能源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铁路新增运力的70%以上都是用于煤炭运输,“煤电运”矛盾突出。为满足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亟须加快建设电压等级更高、网架结构更强的特高压电网。

建设以特高压输电线路为核心的骨干网架,发展特高压输电,不仅可以改变我国骨干电网的基本配置,而且是适应我国能源逆向分布、缓解运力紧张、防治雾霾和大气污染、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对我国能源的利用方式、能源安全、资源优化配置及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同时也预示着我国输变电领域的重大技术跃升。

2004年,国家电网公司党组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发展方式转变出发,酝酿提出发展特高压电网战略。当时,发展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必要性有诸多争论,是输煤还是输电,特高压经济性、安全性和电磁环境影响等等,质疑的意见很大。为此,国家电网公司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领导组织下,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入的研究论证。2004年国网公司开始滚动规划特高压电网,开展系列反复论证。

2005年国家发改委提出“启动我国百万伏级交流、正负80万伏级直流特高压输电技术前期研究工作”。2005年国务院领导主持会议,明确同意发展特高压电网,并将特高压纳入国家重大装备规划;同年在北戴河召开了特高压输电技术研讨会。特邀专家32名,包括政府机构、电网企业、设备制造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在内的43个单位共13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同时,国家电网公司委托中国工程院就发展特高压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咨询,中国工程院成立了由32位院士及11名相关专家参加的“特高压”咨询课题组;2005年、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两次组织召开特高压座谈会。

在这过程中,国家科技部、国土资源部、电监会、中机联、中电联等部门也在研究和论证的诸多环节给予了支持和指导。2006年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建设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向家坝-上海±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也于2007年获得国家核准。国家电网公司以这两个特高压交流、直流试验示范工程为主要依托(以下合并简称“特高压示范工程”),作为业主单位主导创建创新联合体,整合国内设计、制造、高校等创新力量,主导开展特高压交流、直流全套技术攻关和设备国产化研制等全过程协同创新,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积累工程经验,为后续实现特高压规模化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特高压输电技术创新特点

我国特高压项目启动之初,世界上没有商业运行的特高压线路,也没有成熟的技术和设备,以及相应的标准和规范。美国、日本、前苏联、意大利和巴西等国曾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相继开始了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的研究,并建设了相应的试验室及短距离试验线路,但均未实现商业化运行。这意味着,我国发展特高压战略需要从技术、设备到工程应用全面自主攻关。

当时,我国电力技术和电工装备制造仍处于跟随西方发达国家的被动局面,国内500kV输电工程设备及关键原材料、组部件仍主要依赖进口,技术、标准和设备均建立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整个行业创新基础薄弱,关键环节受制于人。

特高压输电代表了当时国际高压输电技术研究、设备制造和工程应用的最高水平。与常规的500kV输电工程相比,特高压输电示范工程建设主要面临以下六大难题。

一是技术攻关难度大。特高压交流输电具有充电功率大、潜供电流大、绝缘配合要求高等特点,需要突破过电压控制、外绝缘配置、潜供电流抑制、电磁环境控制等世界级技术难题。作为世界级的创新工程,特高压输电需要实现输电电压和电流的双提升,输电容量和送电距离的双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均为首次研制,必须系统开发特高压输电全套技术并通过工程实际运行验证,面临着全面严峻的挑战和风险。

二是工程优化平衡要求高。特高压输电代表了国际高压输电技术研究、设备制造和工程应用的最高水平,研究开发工作在时间维上涉及基础研究、规划设计、设备研制、施工安装、调试试验、运行维护全过程;在逻辑维上涉及问题提出、方案设计、模型化和最优化、方案决策、计划安排、组织实施全流程;在知识维上涉及电、磁、热、力等自然科学和项目管理、技术经济等管理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通过合理的设计,实现各单元和设备配置方案的技术经济优化平衡,在工程效益上实现安全性、可靠性、先进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是特高压示范工程面临的突出难题。

三是设备自主研制挑战大。基于我国相对薄弱的基础工业水平,在世界上率先自主研究开发一个全新的、最高电压等级所需的全套技术和设备,实现从模仿者、追赶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转换,对国内研发能力、试验能力、生产水平、制造工艺等都是极大的考验,极具挑战和风险。

四是工程管理统筹协调难度大。特高压示范工程覆盖链条长、参与主体多,组织管理和协调难度高。以特高压交流示范工程为例,工程涉及500多家建设单位、200多家设备厂商,累计10多万人参加工程建设。此外,特高压示范工程横跨多个省市,输电线路长,分别跨越黄河、汉江,四次跨越长江,走廊穿越区域地形地貌复杂,工程建设环节涉及大跨越施工、大件运输、大型主设备安装等,施工难度和配合要求远远超过常规500kV输电工程,工程的质量、进度控制和统筹协调难度大。

五是安全可靠性要求高。特高压示范工程建成后将投入商业化运行,需要在全电压、大功率下长时间可靠运行。特别是应用初期,需要长时期的考验和完善,以防止故障对大电网的冲击。另一方面,特高压传输距离远、送电容量大,故障扰动对电网冲击影响大,连锁故障风险大,对特高压系统设计、工程设计、设备研制、施工安装等全过程均提出了较高的安全可靠性要求。

六是生态防治与资源节约要求高。特高压输电线路、变电站(开关站)运行的电磁环境干扰和噪声污染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如控制不当,可能引发负面社会舆论。另外,由于工程输电线路长,变电站技术复杂性高,如采用常规设计方法,走廊、变电站平面设计可能会增加较多占地,影响生态环境。

作为世界级的重大技术创新,特高压输电技术创新与工程任务主要构成如图1所示。

1 特高压输电技术创新与工程任务主要构成

 

特高压输电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基本模式

发展特高压电网是一项极具创新性的系统工程。特高压输电技术整个创新活动具有首创性、复杂性、系统性特点,为在较短时间内攻克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这一世界难题,实现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的创新突破,国家电网公司承担起主导特高压输电全套创新的重任。

国家电网公司拥有国内最系统最先进的电力技术研发资源、工程建设资源和调度运行管理资源,积累了一系列组织实施超高压交直流输电重大工程的建设运行经验,拥有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维护优质资源的能力和影响力,在整个特高压输电创新实践中为我国开展重大技术创新管理提供了典型样本与经验。

1)国家电网公司作主导构建创新联合体,统一组织科研布局和联合攻关,建立世界一流试验研究体系。

面对艰巨的创新任务与难题,2004年以来,国家电网公司组织几十家科研机构和高校、200多家设备制造企业、500多家建设单位,共几十万人参与了特高压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设备研制、系统设计、试验验证、工程建设和调试运行等工作,攻克了310项关键技术,解决了过电压与绝缘配合、电磁环境控制、特高压交直流混合大电网安全控制等世界级难题。

构建创新联合体。国家电网公司作为业主,主导构建了特高压协同创新联合体,在充分发挥国网公司创新力量的骨干和引领作用的基础上,凝聚国内外的优质科研资源和力量,打破各科研单位之间的壁垒和行业壁垒,全方位开展协同创新。共有2000多人直接参与和承担了特高压电网的研究工作,其中,院士30多人,教授及教授级高工300多人,高级工程师及博士800多人,工程师、在校研究生及其他人员超过1000人。

确立明确的创新目标。国家电网公司在充分调查研究工程技术需求的基础上,确定了创新联合体的总体目标——全面掌握特高压输电系统关键技术,实现科研、规划、系统设计、工程设计、设备制造、施工调试和运行维护的自主创新,建设“安全可靠、自主创新、经济合理、环境友好、国际一流”的优质精品工程。同时,对特高压输电的关键技术指标,如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线路额定输送功率,最大潜供电流等提出设计及建设标准,为后续特高压相关装备的研制、工程设计及实施提供了统一的规范,为特高压全套技术标准的构建奠定基础。

确定特高压输电工程创新路线。面对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既“不能买”也“买不来”的难题,国家电网公司下决心进行自主创新,他们以集中优势办大事的制度特点攻克难关,组织力量对特高压交、直流关键技术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系统规划,制定了“基础研究工程设计设备研制试验验证系统集成工程示范”的创新技术路线,全面覆盖了工程前期—建设—后期全过程,包含规划、系统、设计、设备、施工、调试、试验、调度和运行9大创新任务。在此创新技术路线下,紧密围绕产业化应用的全过程技术需求,统筹布局科研项目,分别组织编制了由180项课题组成的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研究框架、由129项课题组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关键技术研究框架,在国家、行业及国网公司层面设立不同数量及规模的攻关项目。在深入分析和厘清当时国内各项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基础条件、创新资源和创新难度,以及国家在此方面的长远规划,明确了特高压输电的创新方式和路径,制定了攻关方式和核心重大装备的国产化目标。。

制定全面的攻关机制。为了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开发全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国家电网公司牵头制定了科学高效的协同创新攻关机制,并采取互动印证、专家支撑、全过程审查等措施,强化了对关键技术攻关的推动作用。一是抓好互动印证。重点抓科研攻关与工程应用的互动印证,抓不同科研课题之间的互动印证,抓相同科研课题不同承担单位之间的互动印证,动态协调、及时优化调整研究边界条件和思路方法,有效解决了各研究结果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互相迭代的难题,为在较短时间内高水平突破特高压输电关键技术难题创造了条件。二是构建协调机制,拉近科研与产业化应用需求之间的距离,实现科研、设计、设备、施工等各环节之间的高效协同。编制科研、设计及工程主要环节的协调配合专项计划,进行动态协调管控,科研与工程两者紧密关联、互为条件、互为校验。三是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建立了数千人的专家咨询队伍,围绕特高压输电关键技术研究开展了上千次的研讨会,力求对关键技术难题做出科学、客观的技术决策。同时,依托专家委员会把关重大技术原则和方案,强化技术、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推动关键共性技术协同攻关。四是制定严格的分步分级审查制度。在课题研究各个阶段,组织开展专项审查,紧密结合工程实践反复论证,重大技术问题由公司级领导主持公司级审查。通过中间成果审查、专题审查与公司级审查等多重把关,有效保证了关键技术科研的质量和水平。

创造充分的科研条件。特高压输电工程涉及到新技术、新设备的首次应用及后续的推广应用,因此技术的可行性、装备的可靠性、运行的稳定性等均需做到万无一失,零容错率。由于无经验可借鉴,长期占据该领域技术国际垄断地位的国外著名试验场站也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对于科研成果同时进行试验验证的作用显得越发重要。为确保科研成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国家电网公司充分认识到试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重点抓试验关键技术,主导攻克了高电压、强电流、复杂环境模拟、实时数字仿真等关键技术难题,自主建成了由特高压交流试验基地、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西藏高海拔试验基地、特高压杆塔试验基地、国家电网仿真中心和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成套设计研发(实验)中心组成的“四基地两中心”试验研究体系,形成了目前国际上功能最完整、试验能力最强、技术水平最高的特高压试验研究平台,综合性指标和研究能力居世界领先水平。依靠特高压试验研究体系,获取了宝贵的试验数据,有效检验了科研成果,严格考核了设备,获得了大批原创性科研成果,为工程建设和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 特高压输电“四基地两中心”基本情况

名称

基本介绍

特高压交流试验基地

世界上唯一的集电磁环境、外绝缘特性、设备考核研究于一体的特高压输电技术研究基地,创造了世界最高参数的高电压、强电流试验条件,综合试验能力世界领先。

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

集研发、试验、技术服务及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试验基地,实现了全电压、全尺寸条件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研究的试验条件,共创造15项世界第一,试验能力世界领先。

西藏高海拔试验基地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电力试验研究基地,可开展高海拔地区交直流空气间隙、电磁环境、污秽外绝缘、设备绝缘等关键技术研究。

特高压杆塔试验基地

世界上规模最大、试验能力最强、功能最完善的杆塔试验基地,是我国唯一从事特高压杆塔真型试验研究的基地,重点解决特高压工程建设中机械力学领域的关键技术问题。

国家电网仿真中心

被命名为电力系统仿真国家工程实验室;在仿真规模、仿真能力和综合研究水平等方面居于国际领先地位,全面促进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型复杂电网规划、运行仿真核心技术体系的形成。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成套设计研发(实验)中心

被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授予“国家能源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成套设计研发(实验)中心”;为超/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关键技术研究、系统设计、阀厅设计、设备成套设计、设备采购规范、设备监造、系统调试、现场调试等与直流工程建设相关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和资源共享及管理平台。

 

2)国家电网公司主导工程建设全过程,推动设备国产化和工程实践应用。

为了实现特高压输电关键设备的攻关与自主化研制,并成功实现工程应用。国网公司充分利用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在设备研制、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等关键工程建设环节创新了组织与管理模式。

组建关键设备攻关体系。主导组建由西电集团、特变电工、保定天威、平高电气等170多个国内厂家,专家委员会,科研、设计、试验、建设、运行单位以及高校等组成的常态化设备研制工作体系,并在每个设备类型、每类设备的主要技术方向上成立相对固定的专家团队,为设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针对变压器、开关等重大关键装备,通过制定多种实现方案、选取各行业不同厂家“背靠背”研制、通过成百上千次试验反复验证迭代等方式,推动重大装备的国产化研制。

创新工程设计组织模式。打破各设计院独立进行设计的传统模式,建立由国家电网公司主导,原中国电力顾问集团公司及华北、华东、中南、东北、西北、西南六大电力设计院与相关科研、设备、施工、运行单位和专家组成的设计联合体,最大程度地集中优质设计资源和智慧,成立设计工作组,统筹管控工程设计。

发挥集团化与属地化运作优势。充分发挥集团化运作优势,在国家电网公司总部集约统筹下,采用专业化支撑和属地化运作管理的管理模式。由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的专业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现场建设,加强工程安全质量进度管控,国网交流公司和信通公司发挥专业化管理优势,分别负责主体工程、配套系统通信工程的现场管理;由属地省电力公司发挥属地优势,负责与地方各级政府与职能部门的协调工作,开展征地、赔偿、线路保护、通道清理、舆论导向等地方关系的协调处理,开展常规试验,实施属地线路的生产准备、运行维护和常规检修,为工程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主导推进科研成果转化。超前谋划,有序组织,依托科研成果主导输出全新的技术标准、专利、装备参数和产业规范等,全面支持特高压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在示范工程建设伊始,基于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的需要,提出了“科研攻关、工程建设和标准化工作同步推进”的原则。依托工程建设,结合关键技术研究和工程应用,建立涵盖系统集成、工程设计、设备制造、施工安装、调试试验和运行维护的全套特高压交、直流技术标准和规范,为形成可推广、可应用的整套输电技术和工艺方法、推动特高压工程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

经过艰苦努力,1000kV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和向家坝-上海±800kV特高压直流示范工程先后于20091月、20107月投入商业运行,于20109月、201311月通过国家验收,并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获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特高压±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获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确立我国在特高压输电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特高压交流、直流示范工程的成功实施,确立了我国在高压输电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就:占据全球电力科技制高点。攻克了特高压交流过电压、潜供电流抑制、雷电防护,特高压直流外绝缘、电磁环境控制、大截面多分裂导线等世界难题,取得了一系列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原创成果,在特高压输电领域实现了技术引领。推动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截至“十三五”末,特高压输电能力达到1.4亿千瓦,成为跨区输电主力,其中特高压直流输电能力1.0亿千瓦。跨区输送电量中,新能源比重稳步提升,结构更加清洁化。预计到2025年,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跨省跨区输电能力达到3亿千瓦,输送清洁能源占比达到50%促进支撑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截至2020年底,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清洁能源装机容量7.1亿千瓦,占比42%。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4.5亿千瓦,占比26%,利用率达到97.1%21个省区内新能源成为第一、第二大电源;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5872亿千瓦时,减少电煤消耗2.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4.5亿吨。带动电工装备制造业全面升级。国家电网公司联合国内装备企业,研制了包括特高压变压器、电抗器、断路器等主设备在内的21大类近百项首台首套特高压关键设备,带动了我国电工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电工装备已成为中国制造的金色名片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成立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委员会(TC115)和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委员会(TC122),由中国担任秘书国和主席国。我国已从IEC成员国上升为常任理事国。带动了我国电工装备制造产业全面升级,实现了我国特高压全面走出去2014年和2015年,国家电网公司先后中标巴西美丽山水电特高压直流送出一期和二期工程,目前两项工程均已建成并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培养了一大批站在世界电力发展前沿的专家人才。全面锻炼了特高压输电科研、工程规划、设计、装备制造以及建设、运行等领域的高水平科研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工程人才,为我国电力工业和输变电设备制造业的持续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资源保障。

特高压输电技术推广应用的战略价值

基于特高压示范工程的优异表现,特高压工程创新成果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特高压工程被列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截至2020年底,国家电网公司已建成“141226个特高压工程,在运在建29项特高压输电工程线路长度达到4.1万千米,变电(换流)容量超过4.4亿千伏安(千瓦),累计送电超过1.6万亿千瓦时,成为连接西部、北部能源基地和东中部负荷中心的能源输送大动脉,破解了能源电力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实现了能源从就地平衡到大范围配置的根本性转变。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特高压电网已成为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运输“主动脉”,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清洁低碳转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 国家电网公司已建成在运特高压线路情况

序号

特高压交流工程

序号

特高压直流工程

1

1000千伏 晋东南—南阳—荆门

1

±800千伏 向家坝—上海(奉贤)

2

1000千伏 淮南—浙北—上海

2

±800千伏 锦屏—苏南

3

1000千伏 浙北—福州

3

±800千伏 哈密—郑州

4

1000千伏 锡盟—山东

4

±800千伏 溪洛渡—浙西

5

1000千伏 蒙西—天津南

5

±800千伏 宁东—绍兴

6

1000千伏 淮南—南京—上海

6

±800千伏 酒泉—湘潭

7

1000千伏 胜利—锡盟

7

±800千伏 晋北—南京

8

1000千伏 榆横—潍坊

8

±800千伏 锡盟—泰州

9

1000千伏 雄安—石家庄

9

±800千伏 上海庙—临沂

10

1000千伏 苏通GIL综合管廊

10

±800千伏 扎鲁特—青州

11

1000千伏 潍坊—石家庄

11

±800千伏 青海—河南

12

1000千伏 驻马店—南阳

12

±1100千伏 准东—皖南

13

1000千伏 张北—雄安

 

 

14

1000千伏 蒙西-晋中

 

 

突破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启示

国家电网公司建设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示范工程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依托工程、业主主导,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充分证明这一创新模式是拉动产业链与创新链、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重要创新模式和途径。为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重大技术攻关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创新范式,为在新形势下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深入推进自主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一是坚决贯彻中央决策和部署,是发展特高压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能源结构、强化自主创新、振兴民族工业等重大决策和部署,中央领导关于特高压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特高压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增强了国家电网公司的信心和决心,保证了特高压工作始终沿着科学发展的方向扎实推进。

二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是推进特高压创新工作的关键所在。国家电网公司作为特高压输电工程的业主,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主导构建内外结合、多方参与、开放互动的科技创新联合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统一指挥、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凝聚创新共识,激发创新动力,实现国内外优势资源和力量的充分整合和高效利用,全力攻克特高压全套技术难题,实现设备国产化研制,成功建成投运示范工程。

三是坚定自主创新信心,是实现特高压创新突破的内在动力。特高压技术攻关和工程的成功实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电力工业和科技创新战线的信心。它充分说明,中国人可以走、并且更要敢于走西方强国没有走成的道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力更生突破重大技术,完全有能力走别人没走过的道路开展自主创新。只要下定决心,坚定信心,持续努力,不断攻克难关,就能够实现从模仿者、追赶者向引领者的角色转换。

(编辑  尚鸣)



* 刘泽洪,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绍武,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特高压事业部主任;李欣、张园,国网能源研究院管理咨询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1953715日,在长春被称作一号门广场的空地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汇集在一起,夯下了毛泽东亲自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根基桩。与此同步,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成立。征程伊始,红色的信仰便被刻入了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肌理。

此后六十余载栉风沐雨创业维艰,中国一汽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定不移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将“产业报国、工业强国”的生动实践汇入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百年历史洪流。

202072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一汽,赞誉有加,瞩望殷切,为中国一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中国一汽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做强民族汽车品牌、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迅速凝聚起攀行进取的磅礴之势。在汽车行业“三连跌”的严峻挑战下,中国一汽一路高歌猛进连续三年逆势增长,“红旗”品牌“三年三大步”,成功破关20万辆,以增长42倍的跃迁发展成就了“风景这边独好”。

面对全球经济的下行态势与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红旗速度”无疑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信心所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中国一汽,希望在其自我焕新与成功逆袭之中,管窥以“红旗”为代表的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道。

创业维艰

1953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毛泽东签发主席令,作出“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这个作为中国首批重点工程,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是百废待兴时代的工业梦想。

那一年的715日,当第一抔热土洒向“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责任、使命与担当,便一同被深埋进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心底。

“红旗”的诞生,始于一个理想。

19587月,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在“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感召下,一汽人“赶庙会”张榜招贤,“连轴转”技术攻关,用33天时间打造出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也缔造了属于汽车工业史的不朽传奇。

此后的“红旗”,披荆斩棘,不负众望,成了那个一次次在国庆大典上载着大国领袖检阅雄壮三军的“红旗”,成了那个亮相国际展会、被编入《世界汽车年鉴》的“红旗”,成了那个以国车形象迎接世界政要、国际友人的“红旗”,成了那个让海内外忠诚车迷魂牵梦绕几十年的“红旗”……

六十余载因阻而前,六十余载因险而攀,“红旗”已被赋予了信仰与图腾的意义。

有过高光时刻,也有过低迷徘徊,岁月间,多少人青丝成白发,多少人韶华至暮年,只是那一腔炽热与赤诚从未褪色。

创立63年间,“红旗”品牌承载着众望,也收获着荣光。在世界眼中,“红旗”是国庆大典上驶过长安街的检阅车,那是大国重器,也是大国底气。在国人眼中,“红旗”是生活场景中颜值与智慧兼备的好伙伴,那是理想飞扬,也是情怀落地。

对于探索中前行的中国汽车工业,红旗人的每一次落点都是空谷足音,也都是步履铿锵。这一串足迹,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强大之路。

战略领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

从前人手中接过时光的瞩望,以高质量发展为己任的红旗人不断为“产业报国,工业强国”、“强大中国汽车产业”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时间来到2018年。这一年,中国汽车市场迎来了28年来首个负增长。所有的汽车人都在思考,中国汽车业该如何在后黄金时代生存、发展。

谁也未曾想到,已经沉寂多年的“红旗”,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了自我革命、跃迁成长的涅之路,也开启了“自主创新、掌控未来”的第四次创业。

201818日,“红旗”擎勇略之志、持谦敬之心,立于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中央。

“‘新红旗’将乘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汽车产业转型之东风,举集团之力,振兴‘红旗’。”那一刻,“中国式新高尚精致主义”、“中国第一、世界著名”、“产业报国、工业强国”是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庄严承诺。

誓言铿锵,掷地有声。

属于新红旗的时代,就此发轫。

2018年,中国一汽发布“831”战略,明确未来奋斗目标,绘就了“用八年的奋斗,实现经济规模、价值创造、人均收入三个方面翻一番”的“路线图”,成为中国一汽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履行“长子”责任新的“宣言书”。

2020年,中国一汽结合改革成果,制定“3341”行动计划,宣告从2020年开始利用三年时间,在自主整车、合资整车、新型服务等三大主营业务领域,实施“龙腾”、“虎跃”、“飞马”等三大行动,在效益与效率、创新与核心能力、规模与体量、领导力与员工成长等四个关键方面实现“中国数一数二、世界一流”。

战略领航,行动领先。

此后的“红旗”,以“情怀、洞见、勇气、谦敬”为准则,以“创新、跨越、引领、合作”为行动,全面开启复兴之路。

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六十余载攀行之路,中国一汽不断以成功实践为改革要义作出生动注解,改革也一次次成为推动中国一汽破浪前行的强大内生动力。

踏上新征程,直面新挑战,向风而行的中国一汽,步履稳健,再次深水起航。

20179月,中国一汽实施了最大范围、最大深度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四能”改革实现“四力”作为三项制度改革的具体表达。

轰轰烈烈的改革直面问题、直击痛点,以两场大讨论和专题民主生活会为标志,讲历史、讲初心,讲现实、讲不足,讲理念、讲变革,讲愿景、讲未来,“工作不是铁饭碗”的市场化意识深入人心。“明确总部定位,提高决策效率,做强红旗品牌,加速自主发展”的改革方案迅速落地,围绕“新兴业务发展、当期经营痛点、员工成长转型”的精准赋能拉动升级,彰显“干部能上能下,薪酬能升能降、员工能进能出、机构能增能减”的改革成果充分凸显……体系重构大刀阔斧,能力提升立竿见影。尽管有种种困难阻力,但快速而成功地实现了中国一汽总部从“管控型机关”向“直接操作运营实体”的巨大转型,“新红旗”全面释放出改革的活力、动力与红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民族汽车振兴的代表与标杆。

在“四能”改革增强动力、传递压力、激发活力、提高能力的同时,中国一汽的体制改革也在全面推进。近年来,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强化了顶层设计,“处僵治困”工作多措并举强力推进,亏损企业治理持续扩大范围建立长效机制,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圆满完成,“两非”剥离专项工作统筹推进优化布局,子企业混改因企施策积极推动……

20209月,时隔三年,中国一汽再次全面启动新一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新三年任期中,23家总部单位与18家分、子公司承接了新任期及2021年经营目标。其中,7家单位设置了阶梯递增目标,4家单位主动挑战最高目标;一批政治过硬、勇于创新的“80后”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年轻干部占比由17.5%提升至26.1%;绩效穿透到岗到人,集团总部4604名员工“人人扛指标,人人挑战高目标”……

20213月,中国一汽召开推进会,部署推进中国一汽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这一方案涵盖“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抓好国企改革专项工程”“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6方面重点工作、54项工作任务、258条主要措施。会上,改革责任单位立下改革三年行动“军令状”,中国一汽“到2021年年底之前,完成三年总体改革任务的70%以上”,“2022年‘七一’前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改革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时。机构的重组、流程的理顺、士气的提振,让“新红旗”部门更精、结构更优、效率更高,创新能力大幅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明显增强,经营发展不断跃迁攀升。

创新驱动

2020723日,在中国一汽总部中厅,全新电动化智能网联技术平台、高功率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与“红旗”等品牌的纯电动SUV、豪华商务轿车、超级跑车、无人驾驶小巴等一字排开。

“我们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就要做汽车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了中国一汽的最新科技创新成果与整车产品后,发表了重要讲话。“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

中国一汽深谙,面向新时代,做强“新红旗”,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中国一汽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长子,时刻牢记强大中国汽车产业的初心与使命,这既是中国一汽改革发展锚定的目标,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攻方向和关键所在。”中国一汽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留平说。“中国一汽将大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我们要认真履行好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自觉坚持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永远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近年来,以“满足消费者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美妙出行’需要”为己任的中国一汽全面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发布了“创新·2030”中国一汽红旗阩旗(R.Flag)技术发展战略,全面布局“旗羿、旗偲、旗尚、旗、旗麟、旗园、旗数”等七大技术子品牌,制定了“两阶段三突破”技术创新路径;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成立中国一汽创新委员会;“四国十地”全球研发布局进一步完善,建立了一支全球化优秀研发团队……

2020年,中国一汽即在43项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或阶段性成果,如涵盖L3级智能驾驶功能、网联服务功能、九屏联动的智能座舱3.0系列产品搭载全新整车量产,自主开发的高效双电机混动系统达成96%以上效率,打破国际车企在混动领域的技术垄断,国内首创、自主研发的纵置湿式双离合自动变速器实现量产,新能源“ 三电”系统集成及控制软硬件技术、245kW高功率驱动电机技术、全新百兆以太网总线技术等取得突破并在红旗系列车型上搭载应用。全年申请专利3508项,同比增长19.8%;其中,发明专利1757项,同比增长59.7%

在全球汽车产业“颠覆式”转型升级的变革进程中,中国一汽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绿色产业服务生态作为积极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的重要实践。近年来,中国一汽成立双创孵化器“长春旗智汽车产业创新中心”,启动“旗智春城”智能网联示范项目,推动“旗E春城 绿色吉林”新能源换电产品应用,主动识变应变,全力抢抓机遇,积极下好先手棋。

在六十余载攀行之路上,一代代红旗人曾用创新绘就了“中国汽车”的抗争自强。在高质量跃迁发展的历程中,新一代创业者则为创新做出了更具时代气息的注解。“红旗”销量实现42倍增长的产业奇迹,表象是量的变化,本质则是巨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

“无创新,不工作”“创新到不能再创新”。面向“十四五”,全力以赴创新驱动的红旗人将始终坚持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坚决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合作创新方面加快布局,把创新作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第一动力,锐意进取实现从追赶到创领的大迈进。“我们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汽时提出的殷切期望,向着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目标奋勇前进。”徐留平说。

精神力量

1953年荒原建厂开始,一代代一汽人面对艰难困苦,努力奋斗、进取,不动摇、不放弃。当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矗立在这片热土上时,对“第一”的渴望与奋斗就深深注入了一汽人的血脉里。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第一辆国产71型东风牌小轿车、第一辆红旗牌CA72型高级轿车、第一辆红旗牌检阅车……作为共和国汽车工业的长子,中国一汽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听从党的召唤,把自身发展熔铸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征程中,艰苦创业,创造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众多“第一”。而在改革转型、发展成长的波澜壮阔实践中汇聚成的一汽精神,则成为一汽人不断前进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让中国一汽在不同历史阶段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挑战,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

“员工积极创造的精神和力量,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徐留平说。

2021115日,在中国一汽员工成长大会上,徐留平首次提出了“新时代一汽精神”的概念,对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的中国一汽精神进行了系统总结。赓续一汽作为共和国长子、汽车工业摇篮的精神血脉,传承中国一汽的优良传统,大力发扬“艰苦创业、奋斗奋进”“敢为人先、永争第一”的新时代一汽精神,坚持“以价值创造者为本、以奋斗奋进者为荣”理念,大力弘扬这种经久愈坚的一汽精神。

融化在血液中的“新时代一汽精神”正在13万员工的行动细节中被不断呈现、不断激发。

“欢迎丁真来吉林,开着红旗带你畅游大美吉林,豪华舒适的H9E-HS9愿意为你效劳。”中国一汽党群工作部员工张铎在编辑一条新微博里还不忘插入了“#丁真#”的话题词条,很快张铎的这条新微博收获了超过了10万的浏览量。“通过星星之火,让红旗品牌曝光度持续提升。”这条微博正是中国一汽“全员宣传”工作的一个缩影,以发挥一汽13万名员工为基础红利的传播生态,正在理想飞扬中星火燎原。“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打喷嚏遮口鼻,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复工复产后,一汽丰田长丰发制造课党支部组装B班主线二组组长芦利峰按照公司党委的统一部署,把“班前一分钟”的现地教学转战线上。关于形势任务、疫情防控的知识单元接地气、易理解,很快让抢时间的紧迫战胜了复工后的焦虑。在一汽内部,形势任务宣贯紧密围绕经营工作,突出重点,创新形式,浓厚氛围,领导干部带头讲,中层领导主动讲,班组骨干组织讲,最大程度凝聚广大干部职工“行动起来、快省优强”的思想共识和“咬定目标、聚力打赢”的发展合力。

20201017日,一辆“红旗”H5驶上红旗会堂舞台,在“红旗杯”首届全国机械行业班组长管理技能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获奖选手张宏接过象征车辆一年使用权的钥匙,满脸兴奋与自豪。通过学习补短板,通过实干练技能,在技能人才、班组精英的成长蜕变中,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正在中国一汽淬炼形成。2020919日,中国一汽动力总成工厂设备维修领域保全主管许进以21公里的里程数成功占据了“红旗行”线上马拉松的榜首。初秋时节,众多同许进一样的马拉松爱好者齐聚“两卡一网”平台,展开了一场“云端角逐”。在这场“想跑就跑”的角逐中,分散着的是遍布城间的运动地图,凝聚起的却是中国一汽的全员士气。真正关心干部职工成长和切身利益,实现共创共享是必由之路和可持续之源。在中国一汽,岗位劳动竞赛的开展、改进创新舞台的搭建充分调动了广大员工的满腔热忱,“送温暖”“金秋助学”“大病救助”“应急救助”“单亲母亲慰问”等精准帮扶为困难员工雪中送炭,集体婚礼、单身员工联谊会等一汽特色品牌活动更加深入人心,生病探望、生日关爱、节日慰问等普惠性服务进一步做实,“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恳谈会、“员工心声吧”、总经理热线、职工代表提案、厂长接待日、网络信箱等及时回应员工关切……近年来,为全面落实“惠员工”的战略要求,以“双关心、双成长”为关键,中国一汽“两卡一网”(健康关爱卡、成长关心卡、生活关怀网)服务员工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一键直达、极致服务”的酣畅体验全面开启了一汽员工的云端社区新生活。将满腔热忱投入到工作中的点滴细节,是一汽人最朴素的回馈。六十余年间,一批又一批优秀人物和先进典型的名字被镌刻进中国一汽的创业史。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李凯军、齐嵩宇等一批新时代的劳模,将中国一汽的自主创新推向了崭新的高度,“以价值创造者为本”“以奋斗奋进者为荣”的理念正在中国一汽落地生根。

品牌重生

战略领航、自我革命、创新驱动与精神力量,让“新红旗”不断创造出新的“旗迹”。

全新的“红旗”,引领品牌向上,实现文化与民族品牌的双重崛起。亮相央视春晚,与世界亲密互动,完美演绎了中国汽车品牌向上进阶之路;联手中国女排,同为民族使命而传承新生,激荡时代共鸣;红旗牵手故宫文创,打造中国品牌IP,推动中国文化自信;签约大美敦煌,抢占文化高位,向世界展示中国豪华品牌的独特魅力;巡礼“旗迹中国”,以“领秀”之姿尽展“领秀”实力,致敬强国时代。

全新的“红旗”,发力产品布局,“双舰双星”产品矩阵逆寒而生。红旗H9树立中国汽车产业C+级全新标杆,红旗E-HS9集中展示电动化与智能网联领域最新技术成果,全新红旗H5以“更潮、更燃、更从容”的形象亮相,红旗HS5持续热销成为红旗品牌销量担当的明星产品。与此同时,红旗HS7傲视登场,彰显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出色造车实力,红旗H9+、红旗HS7+荣耀首发,开启中国汽车品牌定制化的元年。

全新的“红旗”,蓄势增能布局,全面实现产能跃迁。蔚山工厂顶住疫情压力千人会战提前竣工,为“红旗”产能突破20万辆奠定坚实基础;长青工厂形成10万辆产能基地,H总装车间实现国内首例全无人配送;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繁荣基地建设全面启动、加速推进,树立红旗品牌“创新工厂、智能工厂、环保工厂”的典范。

全新的“红旗”,升级营销模式,深耕“智慧六位一体”客户体验。销售战线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联手媒体平台及全网经销商共建红旗“旗仕计划”,实现了管理创新、数字化创新的双轮驱动与用户、经销商、区域、本部的全面赋能,荣登“2020中国新增长数字化革新榜”榜单。服务战线“直达客户,感动客户”“真诚用心,感恩倾心”,用无数次饱含温度的触达展现出走进千万家庭的国车品牌独有的责任与担当。

全新的“红旗”,高光时刻频现,翻番增长成就“风景这边独好”。品牌盛事两度辉耀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启新时代、创领新征程。双星车型闪耀第八届轩辕奖颁奖盛典,红旗H9斩获“中国年度汽车”大奖,红旗E-HS9将“中国年度十佳汽车”殊荣揽入囊中。红旗产品逆势出海,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汽车市场频频落子……厚积薄发挺直脊梁的“红旗”,以强大实力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输出强大动能,向世界亮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新名片。

极目华夏神州芳华,揆度全球汽车产业,红旗漫卷处,是强势崛起的中国品牌,是振聋发聩的中国声音,是磅礴向前的中国力量。这是传承新生的“红旗”,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致敬与献礼。

“产业报国、工业强国”“肩负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使命,挺起强大中国汽车工业脊梁”。“红旗”的诞生,始于一个理想。红旗的明天,必将忠于这个理想。理想之间,“新红旗”正全力以赴极致跃迁,创领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中国世纪”“一汽时代”。

(编辑 尚鸣)



* 黄建华、郑策,中国一汽集团党群部。

中信:皎漂的坚守

2021-03-05 11:02:44

 

2018118日晚,一条消息在中信人的朋友圈里迅速被刷屏——签了!中缅皎漂深水港项目合作协议就在刚刚签署了。

当天下午,皎漂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在缅甸首都内比都正式签署。在缅甸商务部长丹敏和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见证下,缅甸计划与财政部副部长兼皎漂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塞昂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代表双方签约。

作为中国通向印度洋的最近出海口和“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节点项目,中信从零起步,从准备方案到竞标中标、从项目中断到项目重启、从缅甸军政府到吴登盛政府再到民盟政府,终于在历经艰难坎坷后迈出了实质性的关键一步。

欢悦的气氛中,中信缅甸公司执行总经理袁绍斌已是热泪盈眶。为了今天这样的结果,中信人已经努力了10年,他们遍尝酸甜苦辣,如果不是那样一种家国情怀在胸,断乎不会有 10年乃至未来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长征。

缅甸归来,常振明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等待中信的依然是完全不确定的未来。

“建设皎漂港,首先将港口全部建成,大概需要六七十亿美元;将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河道打通,需要十几亿美元;从招标修公路铁路到中国至少需要160亿到170亿美元,这样所有的项目建成大概需要200多亿美元。如果将皎漂至中国的通道变成经济走廊,还将带动周边土地开发、港口周边工业区建设等,这将产生250亿至300亿美元的项目。建设皎漂港需要很长时间,港口建设至少需要6年,港口区全部建成需要十几年,如果将公路铁路全部建成,河道全部打通,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等到大量船只进港并让项目盈利,大概得要30年到40年时间……”

中信今天的投入乃至未来更大的投入需要30年到40年才可能产生回报!

但对此,中信从来没有犹豫。

“我们对皎漂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自己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缅甸也一定是。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去帮助缅甸发展,坚持自己的义利观,我们相信能够帮助他们建设,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就业,能够帮助他们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常振明说。

与此同时,常振明也告诫他的下属:“这里面会有许多的困难需要克服,我们要有长期打算,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打通断头港

2006年中信建设在缅甸完成了柴油机厂项目,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

那时候中信建设的战略布局多在石油国家,直到有一天,陈健提醒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说:咱们周边国家也有石油,缅甸就有富足的油气田,还有铜矿。而且缅甸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那时候陈健刚刚就任商务部副部长一职,中国在海外的建设工程正是他所管辖的范围。而在海外工程之外,陈健思考更多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大通道。

中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每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早已超过了50%。更有甚者,我们这样一个煤炭生产大国每年还要大量进口煤炭,此外还有铁、铜、铝等资源都不得不严重倚赖海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立在单一的经济通道之上,显然远远不够。

彼时,有关中缅铁路建设的谈判正在进行,这是一条从中国云南瑞丽口岸出境连接缅甸木姐、南抵印度洋兰里岛至皎漂的铁路大通道,但是谈判并不顺利。

大约在七八年之后,中信建设组织中铁工、云南省以及相关规划设计部门系统地考察了缅甸的经济社会环境,却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了这条铁路规划的不足之处——远离城镇人群,忽略了经济与发展的课题。

铁路几乎是沿着中缅油气管道走的,管道当然要取直,可是铁路不该啊!我们到了那儿看到的就是一个个磕头机,连人都见不到……”洪波无奈地摇头。

从云南以及中国大西南的角度看,依托中缅铁路,直通印度洋,以皎漂作为中国西南的出海口。如此设想仅仅看世界地图就能发现其中不容忽视的价值。

但是,2008年的皎漂却是缅甸最落后、最偏僻的渔村,人口仅数万人,完全看不到未来经济发展的亮色。就算高铁修通了,满载物资的火车从昆明出发,三四个小时到了皎漂,然后呢?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仓储,没有加工区、保税区……一句话,如果没有容量纵深足够的腹地,物流到此呈断头状,出不去进不来,铁路的意义何在呢?

再从缅甸的角度看,如前所述,一条远离城镇、远离人群、孤寂地穿越沙漠丘陵的铁路,太容易引发各种攻讦了。修铁路的本意是为了发展缅甸经济,造福当地百姓,可单看铁路线路规划,就已经棋输一着。

再次见到陈健,洪波兴奋地说:陈部长,我知道中信建设要做什么了!要为缅甸再造一个深圳、造一个裕廊岛!皎漂港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

于是中信建设初步制定一个名为《皎漂经济特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方案文本,它包含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若干工业园区、皎漂深水港、铁路,以及铁路沿线呈放射形的经济带,它将成为缅甸对外开放的特区和试点。

时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看了方案之后说,100万人口规模,太小了,至少是200万吧!

缅甸政府迅即接受了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

20091220日,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当时的缅甸联邦国家和平和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貌埃的共同见证下,时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常振明与缅甸国家计划和经济发展部官员签署了《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忘录》。

那时候中缅关系炽热而友好,在西方长达40多年的制裁下,艰难喘息的缅甸日益加大了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但是,缅甸政局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吴登盛率巩发党2010年在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并于次年当选总统。吴登盛将中缅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国签署了17个有关能源、基础设施和采矿业协议的备忘录。此前数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缅甸铁路运输部签订了中缅铁路缅甸境内木姐皎漂铁路项目谅解备忘录。按照这一计划,铁路经缅甸北部掸邦、曼德勒省、马圭省和若开邦到达皎漂,工程建设将在3年内启动。中方负责筹措大部分资金,并拥有50年的运营权,然后将铁路无偿交给缅甸。

但是,形势随即急转直下。当年930日,中国电力集团主导的密松电站项目开工不到一年即被缅方宣布无限期搁置。随后,中国投资的莱比塘铜矿也告停工。

中标

皎漂位于缅甸西部兰里岛北端,属若开邦,150年前曾是英殖民地的英国皇家海军军港。这里西邻印度洋,岛西北端至东部航道是优良的天然避风避浪港,自然水深24米左右,可航行、停泊25万吨-30万吨级远洋客货轮船。

距离皎漂约400公里远的仰光港此刻却已是不堪重负,水位下降,航道和泊位雍塞,且无力扩容,更无力负载这个国家的未来。缅甸太需要一个深水港来应对其发展历程中必不可少的海内外大通道、大物流、大中转。皎漂港应天时地利,此时正当登台亮相。

袁绍斌在他提交的有关报告中写道:皎漂自然条件优越,战略位置显著,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的重要支点,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面向印度洋开放的门户,建设皎漂项目是打通我国印度洋通道的必然选择,对促进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中信通向皎漂的道路依然坎坷,制约因素并不仅仅来自外部。

2011年,中国一家企业在签署了中缅铁路的合作备忘录之后,遂请求中信放手原定的皎漂经济特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将皎漂港列入中缅铁路项目中,从此不再插手这一项目。于是,中信建设封存了此前所有的调研考察报告。

但是,在中缅铁路备忘录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坏消息也随之而来。20143月,缅甸铁道运输部发布通告,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搁浅。这意味着皎漂深水港项目也同样虚掷半空。

不曾想到的是,仅仅半年后,皎漂项目出现了一个重大契机。

20149月,缅甸政府依据5年前中信所提交的皎漂项目规划,将一个整体项目分拆为皎漂深水港、皎漂工业园和城市住宅3个项目面向全球公开招标。

信息刚一发布,全球即有30多家企业向发标方购买标书。缅方没有想到潜在的投标者竟那么踊跃,显然许多双眼睛始终都在盯着皎漂。

此时,在云南,一位满是焦虑与担忧的全国政协委员致信北京,称中信曾经完美地协调了皎漂特区的建设一事,为何中途放手?现在缅甸方面在全球招标,在他看来,唯有中信才有资格有能力应标。此时,亚洲其他大国正不断加大在缅甸的投资,印度的东向战略也早已将目光盯住了若开邦的实兑港,实兑距离皎漂仅仅200公里。

中信必须应标,无论是从中信集团未来的发展,从一带一路未来的经济走廊建设,还是从中国大西南面向印度洋的出海通道,中信此时已别无选择。董事长常振明和总经理王炯亲自挂帅,联合泰国正大集团、中国港湾集团、招商局集团、天津泰达、云南建工等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组建了投标联合体。

这时候我们中信就必须得冲到前边去,袁绍斌说,此次招标是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投标有史以来编标时间最紧、内容最多、要求最苛刻、范围最广、工作量最大、不确定性最多的一次。

此时的北京,国庆节的鲜花已经将天安门广场和各个大街小巷装点一新,人们期待着缤纷多彩的7天长假。但是梁杰接到的通知是:中信建设凡是英语好的人一律取消国庆节休假。他立刻把去马累的机票退了,退票的中信人还有不少。

中信迅速组建了近200人的投标筹备团队,连同21家国际知名咨询顾问公司,北京、仰光、新加坡三地联动,最终于20141124日正式向缅甸政府递交了深水港和工业园两个项目的标书文件。

2015113日,中信收到缅方通知,中信联合体被定为深水港及工业园两个项目的首选竞标人。

接下来,他们在内比都述标。梁杰说:当我们的述标结束的时候,全场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么漂亮的工业园,这么诱人的前景。缅甸人非常激动。

这一年的夏天,缅方最高决策层表示,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将于2015年底前授标予中信联合体。

然而,进入12月,缅方却又突然改变态度,称缅甸政府计划仅授标工业园项目,暂缓授标深水港项目。

数日前,由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赢得议会过半议席,将在2016年初组成新政府和新议会。吴登盛政府此时处境微妙,选择了退却。

那一年,因为中央巡视组正在中信集团开展巡视工作,整个中信集团的领导层全部在北京。但是因为皎漂港项目中途遇挫,经过批准,常振明只身前往内比都。

1222日到25日,常振明在内比都高密度地拜会了缅甸时任总统吴登盛、副总统吴年吞、总统府部首席部长吴梭登以及全国民主联盟中央执委兼经济委员会主席吴汉达敏。仅仅5天后,缅甸政府正式宣布中信联合体中标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可以想见,如果常振明此行空手而归,转过年去,新组阁的政府和议会很可能会成为皎漂港项目的又一变数。

皎漂深水港项目包括马德岛和延白岛两个港区,还包含连接港区与工业园之间的道路和桥梁。深水港项目建成后,港口年吞吐量将达到180万吨散杂货,490万个标准集装箱,或升级为年吞吐量700万个标准集装箱的纯集装箱码头。这相当于科伦坡港现在的规模。如此,皎漂港将成为该区域最经济高效的多用途集装箱港口之一。

工业园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公顷。园区将逐渐引入高附加值、高投资的机械制造、制药、电子电气、信息、研发等产业,建成电子、汽车、装备为支柱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和完整的产业链。

当港口和工业园全部投入运营,将为当地百姓提供就业岗位超 10万个。

当皎漂从一个偏远渔港成为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当皎漂港未来将成为缅甸最大的深水良港,以及前景广阔的临港开发区的时候,这里的百姓将因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其实,这样的改变早已开始。

小额扶贫行动

30多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处,其实都面临着重新学习的问题。

学什么?

一言以蔽之——待人处事之道。

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价值观……随时都有可能将刚刚走出去、尚立足未稳的中国企业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长期以来,缅甸一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不断做着这样的宣传——“中国企业来缅甸做生意,而缅甸的资源却并没有给缅甸人带来发展。如此宣传为中国企业进入缅甸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这样的障碍终于挡住了密松电站的继续施工,挡住了中缅铁路继续向缅甸的延伸,挡住了莱比塘铜矿的继续开发。

面对此情此景,更早一步走出去的中信又该做些什么?

201411月,中信集团在皎漂地区启动了中信缅甸乡村公益基金项目,中信向皎漂县管辖的50个村庄提供了150万美元,折合15亿缅币的贷款,每个村庄分别获得了3万美元。

中信希望以国际上已经成熟的小额贷款方式,助皎漂百姓早日脱贫。

20世纪7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创立小额贷款,1983年,正式成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这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在国际上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或借鉴。200610月,尤努斯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可贵的是,中信作为一家企业,以一己之力,在缅甸皎漂那样一个偏僻而荒凉的边疆海岛,开始了广泛的小额贷款扶贫行动。他们先是组织了50个村庄的基金管理代表分批进行培训,继而这批人再赴泰国正大集团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回村后分别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督每一笔贷款的使用及还款。

接下来,中信建设从总经理到他们的员工,连同他们组织的中国村官以及泰国正大的专家们多次深入这50个村庄,宣讲基金的性质、作用及流程。一年半之后,中信对这批村庄的数千户贫困人群进行了认真的回访和总结。

那是2016年的潮湿闷热的雨季,回访工作组用了整整40天的时间走村串户,进行深入调查。他们见到了把贷款直接上交到寺庙的农民,也遇到了情绪激烈的NGO成员。他们每天深陷泥泞的小路,每天看到路边大量堆积的垃圾和令人难以下咽的饮用水源。但是他们更多地得知了贫苦的农民渔民有钱购买猪苗鸡苗,有钱购买肥料渔网,从而让自己的生活有了改善,他们中间有2/3的农户连本带息归还了贷款,并重新获得了新的贷款。他们对中信的戒心渐渐放下,他们说:感谢中信,支持中信!

你们的项目什么时候能开工啊?当地村民每次看见中信来人了就不停地问这问那。

2015年,热带气旋科曼导致的暴雨和洪水袭击了缅甸,这是缅甸40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涝灾害,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缅甸罕见地向国际社会发出求救呼吁。

中信迅速派出中信海直的直升机搭载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和救援物资飞抵伊洛瓦底省,参与当地水灾救援行动。这是第一架在缅甸执行水灾救援任务的外国直升机,也是中国首次派直升机在海外执行救灾任务。缅甸国家电视台迅速播报了此事,缅甸的政府和人民通过中信直升机上传回的画面了解到了灾情的严峻,也了解到了中信的付出。

中信的努力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缅甸民众对于中国的偏见。

这种改变往往可以直接决定一个事件进程的方向。

皎漂港项目在继续艰难地往前推进着。2016年,最大的变数亦未能改变它的方向。这一年的3月,缅甸民盟新政府上台,昂山素季顶着光环站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一年中,对于皎漂港一事,中信依然在做着不懈的努力。

“菩提树计划”

2016年早春,一支由中信建设牵头的20多人的考察团从云南畹町进入缅甸,他们将在这个国家进行系统考察,考察缅甸的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源。

中信联合考察组对缅甸系统考察的成果是一本印刷精美的厚厚的文案,封面上的主标题是——“缅甸的独特优势和机遇,副标题——“缅甸经济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建议;落款是中信集团,时间为 2016 4月。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次考察?

袁绍斌说,皎漂港建设实施难度大,若要实现预期战略目标还面临两大挑战:皎漂港若没有铁路、公路连接,经济腹地受限,单纯依靠工业区货运量有限,难以形成良性循环,却极易变成死港;而如果没有通道支持,那么就只能在皎漂地区开展两头朝外的业务,不能参与缅甸更大区域经济发展收益,势必会造成投资收益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也无法借此扩大缅甸在印度洋区域的影响力。

要改变这一短板,就必须打通内陆与皎漂的通道与走廊。

这样的通道或者走廊该如何建设?如何布局?

鉴于当时中缅通道的推进几乎成为僵局、许多工作基本搁置的形势,中信集团指示中信建设主动作为,积极推进。于是,洪波组织了由 7个单位组成的调研团队,赴缅甸和中国云南省考察与调研。

此行的目的在于——

调查中缅经济走廊沿途政治、经济、社会、投资环境、发展情况;

调研了解缅甸基础设施规划,了解缅甸政府及民众对经济走廊建设的需求;访谈缅甸各界,听取他们对于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议。

历时22天,他们走过的路程多达25000公里,他们乘坐飞机、火车、汽车、轮船,在泥泞而狭窄的山间村路上,只能靠双脚步行。他们分别考察了缅甸,以及云南省的26个城镇和口岸,分别与中国驻缅机构、缅甸政府官员以及中国、缅甸、泰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召开了20多个研讨会。他们还调研了位于仰光附近的迪洛瓦开发区,与泰国接壤的土瓦经济特区,走访中石油马德岛原油码头、伊洛瓦底江航运、密松电站,当然还包括皎漂镇。

伊洛瓦底江和缅甸国家铁路都从马圭经过,这里的土地价格上涨的速度几乎是缅甸之最,但是考察团失望地看到,伊洛瓦底江在马圭竟然没有护岸、没有码头,没有装卸机械,岸边略略高起的小土坡就是临时的码头。问及地方水务管理人员,有没有伊洛瓦底江历年的水文资料?对方诧异地回答说从来就没有。

他们看到从土瓦市区到土瓦经济特区竟然只是一条窄窄的土路;

他们看到皎漂的乡民坐在自家的草棚子前无所事事;

他们看到仰光市居民家中但凡有条件的,大都自备发电机;

他们看到仰光河南岸的达拉镇民众守着大河却从2010年起饮用水就极度匮乏。因为地势低洼,海水倒灌,只有在每年的雨季才能存续一些淡水。

在皎漂镇,他们偶遇从前线回撤的军人,那片橄榄绿和反射着阳光的头盔时刻在提醒着他们,战火和硝烟始终没有远离这个国家。

考察中,他们听到的最有代表性的反馈是——

这是中国人的通道,是你们的事。

——那么,缅甸民众需要什么?

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

考察团深刻检讨了以往工作中的问题和各种想当然,得出了如下结论——

要高度重视缅甸的社会和政治需求,把当地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基于本位主义的通道思维要不得!

未来,缅甸经济发展将沿仰曼(仰光曼德勒)走廊和伊洛瓦底江流域发展。”“皎漂应开辟与缅甸经济发展中心区的联系,以对接未来引领缅甸经济发展的、以仰光为核心的伊三角地区,从而形成仰内曼走廊伊洛瓦底江流域经济带中缅经济走廊两纵一横总体格局。

皎漂将可更好地发挥其优越的水深优势,成为缅甸乃至周边西北部孟加拉、印度的转运港,获得更为优质庞大的腹地支持。

未来中信的工作重心必须从皎漂的扩展到通道的线,带动经济走廊的,沿经济发展轴辐射,形成区域经济的

必须立足深水港、工业区这个,建设配套铁路、公路,提升港口的重要性和经济价值,实现港口可持续发展;

必须依托交通基础设施的线,带动缅甸内陆区域发展,实现经济走廊的状开发;

连通缅甸的南北经济发展轴,辐射带动区域经济的状发展。如此,既惠及了缅甸民众,也让中国尤其是中国大西南享受缅甸经济发展的收益,实现共赢。

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计划逐渐形成。

看着墙上的缅甸地图,看着从北至南穿越大半个国土面积的缅甸母亲河伊洛瓦底江,看着那条时断时续、几乎与伊江并行的缅甸米轨,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思路喷涌而出——这不正像是一株菩提树吗!

菩提一词为古印度语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顿悟真理。

南北走向的伊洛瓦底江与从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好比菩提树的树干,那一个个定位独特的城市和产业园区正是一片片菩提树的绿叶,连接绿叶与树干的树枝则是构成缅甸整个交通基础设施的树枝。

20164月,这部全面而系统,且颇具操作性的宏大方案终于完成,它被形象地称为菩提树计划。这或许能够成为一把钥匙,或许能够有助于打开缅甸经济发展的困局,打开中信走向皎漂路上闭锁的大门。

菩提树计划吸取了泰国、越南、新加坡、美国、德国及中国在不同时期类似的发展模式,以及各自的教训、经验和结果。纵览整个方案计划,其中未有一字提及中信及中标的皎漂项目。此时的皎漂是缅甸的皎漂,但只有在经济走廊这一大概念中,皎漂才能如明灯一般熠熠生辉,否则一定是线熄。

这个计划从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针对中缅两国的经济走廊概念,更为日后两国政府积极推进的中缅经济走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菩提树计划后来辗转交到昂山素季的经济顾问手中,对方看到落款的名字和时间,一下子就激动了,20164月你们就完成了这个报告,真是不可思议!

20163月底,民盟政府才刚刚宣誓就职。不到1个月的时间,中信想缅甸民众所想,急缅甸民众所急,无偿地向新政府贡献了这个后来被认为是花最少的钱,干最大的事的宏大计划。

十年磨剑

缅甸归来,中信再次检视了自己的方案,他们强调——

坚决贯彻中信的义利观,必要时舍

不仅考虑我方要什么,更需考虑对方要什么;

一定要立足当地发展,变通道经济走廊综合开发。

中信缅甸公司还提出了新的“PPP”开发原则:People——以人为本,Prosperity——经济繁荣,Planet——生态环保。

如前所述,皎漂项目最终将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在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全部投入运营10年后,90%的管理岗位将由缅甸本土员工担任。

中信将立即着手建立中信(缅甸)百年职业学校,为贫穷家庭的青年提供为期1年的免费职业技术培训。

一个大型边远地区发展计划将在50个村庄实施,包括设立50个诊所和50所学校。

中信联合体将为皎漂的传统渔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坚持缅甸制造为先的理念。

中信联合体在建设和运营工业园和深水港的过程中,将充分借鉴国际上其他类似项目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保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平衡。

2017年春天,缅甸时任总统吴廷觉访华,常振明抓住时机,主动拜会了随访的3位缅甸联邦部长,再次就皎漂项目对缅甸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潜在的经济效益与缅甸客人进行了沟通。

客人们热情地邀请常振明再访内比都。

数日后,常振明来到了内比都,拜会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他是民盟执政以来昂山素季会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领导人。

从那一天开始,搁置已久的皎漂项目谈判终于再次启动。

2017410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缅甸时任总统吴廷觉的共同见证下,常振明与缅方签署了《关于开发实施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的换文,换文以缅甸新政府的名义确认了中信联合体的中标结果。

一个月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昂山素季在会上做主旨发言。仅仅在昂山动身来京前一周,缅甸总统府宣布成立实施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新华社的通稿最后说:该委员会由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任主席。

国际舆论立刻注意到了这条消息最后的这句话,显然昂山素季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这一年的深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到了缅甸,郑重向昂山素季提出了建设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的话题。

所谓人字形,即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和若开邦皎漂经济特区,形成三端支撑的大合作格局。这一倡议得到昂山素季的赞赏。

这无疑是皎漂项目的一次重大利好,但是若要使项目有实质性的推进,中信还面临着许多的沟沟坎坎。

自从中信被选为首选竞标人后,经过二十多轮商务谈判和一百多次非正式会谈,201810月,我们终于与缅甸政府达成了一致,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文本通过了缅甸内阁审批,最终促成了框架协议的签署。袁绍斌感慨万端。

皎漂被赋予了重大的使命,中信之所以如此重视皎漂项目,是因为皎漂港的开发将产生一个双赢的局面。在以往中信40年的开拓中,中信人早已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唯有双赢,才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共商、共建、共享,若非如此,中信一定会面临百般困扰、千般险阻。

袁绍斌难掩思绪,写下了内心复杂的感动: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可以陪伴一个项目风雨兼程、披荆斩棘;又有多少人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初心、执着前行;皎漂项目是中信集团敢于挑战和突破、勇于承担国家之重任、切实履行国企责任、坚持共生共享造福一方发展理念的现实体现;皎漂项目的持续推进,得益于作为中信人的那份担当和责任,那份忠诚和坚守。

2020118日,缅甸再次传来佳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缅期间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共同见证了皎漂特别经济区(皎漂特区)深水港项目协议交换仪式。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代表中信联合体与缅甸商务部副部长吴昂图交换了深水港项目的《股东协议》和《特许协议》文本。

这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缅经济走廊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标志。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艰难的辉煌2》第三部“国家使命”,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登,杨林摘编。

* 王伟群,记者、作家、资深媒体人。

中信:为国家找资源

2021-01-06 10:26:18

  

中信集团的资源能源板块远不止铌、铜、铝,还有铁、锰、铂金、钾、煤以及石油、天然气等,项目遍及世界各大洲。人们常说,评说历史需要时间。但有的时候,时局变幻,如棋局常新,一些好像刚刚经历过的事件就被赋予全新的意义。

20191月,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在年度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资源问题。“我掌握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铁矿石进口依存度为85%,原油为70%,铜达到70%,铝也达到50%。中信作为央企,要坚定不移践行国家战略……目前在资源能源等领域中信在海外都有投资,如果能够提升竞争力,打造海外基地,平抑原材料价格波动,这也是对国家做贡献。”

令常振明自豪的是,他所提到的中国进口依存度最高的若干种资源能源,恰是中信早已在全球布局的产业。中信的多家子公司——中信资源、中信金属、中信澳大利亚、中信矿业国际、中信建设、中信大锰……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全球资源市场的各种异动和机会,凭借着更早一步的“走出去”,在全球资源市场占据了有利的高地。

 20193月,中信金属集团总经理孙玉峰担任了香港上市公司中信资源的董事长。他说:“我们就是要去拿世界一流的资源。”

其实,今天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要想拿到一流的矿产资源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中信铌”

 

铌是一种神奇的金属,它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上被确认的历史不过175年。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它对钢铁材料的价值,越来越多的商业用途才悄然显现。

世界约85%~90%的铌以铌铁的形式用于钢铁生产。钢中只需加入0.03%~0.05%的铌,便可使钢的强度显著提高,同时还可以提高钢的韧性、抗高温氧化性和耐腐蚀性,使钢具有良好的焊接性能和成形性能。因此,铌成为飞机、火箭发动机的重要材料。

用高强度、高性能钢材取代普通碳素钢材,不仅可以降低使用钢材重量和生产成本,还能够节能降耗。强度增加,用材量就可以大大减少,这意味着更少的铁矿石、能耗和水,也意味着更少的粉尘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但是,铌在地球上的储量实在太少了,而其中90%都集中在巴西,中国的铌储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89年,中国市场的铌铁消费量不足20吨,巴西矿冶公司(CBMM)在中国销售铌铁已10年,但销售量几近于零。沮丧的巴西人想打道回府。

中信就在这个时候主动找到了CBMM:“我们可以帮你们在中国推广铌铁。”

刚刚从钢研院调到中信没多久的付俊岩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进修,资助他的正是CBMM。这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否在中信的平台上打开铌在中国的销售市场。

建设已10年的宝钢投产在即,付俊岩来到宝钢指挥部、上海冶金设备厂,然后又找到了武钢,宣讲生产含铌高强度钢是一件有着多么长远意义的事情。这一趟的游说有了重大突破,他与上述三家企业签订了一个15吨铌铁销售的意向合同,然后他赶紧联系CBMM

中信与铌的缘分就此开始。

1994年,中信出资100万元成立了“中信铌钢发展奖励基金”。“铌基金”很快与首钢等14家钢厂签订了技术贸易合作协议,向厂家免费赠送铌铁进行含铌钢的开发。铌基金每年资助召开全国性的低合金钢学术年会;他们还资助钢企工程师“走出去”,到海外去看看人家的铌钢有什么用途;组织翻译并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宣传铌的用途;铌基金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评选年度含铌钢发展奖,召开颁奖大会。一时间,“铌”成为冶金行业最红的元素。

中信金属将这一时期的工作总结为铌在中国的“第一阶段”——在钢企普及对铌的认知。到20世纪末,铌铁在中国的年消费量接近1000吨。

但仅仅有了认知显然不够。接下来,他们与国内的钢厂合作,开发出新的含铌钢品种。

差不多用了8年的时间,中国含铌钢品种从零发展到了200多种,包括高强度管线钢、桥梁钢、造船板、汽车用钢、不锈钢、建筑用钢等。这是铌在中国的“第二阶段”,铌铁年消费量达到了20 000吨。

2008年,西气东输二线工程管线钢的研制成功,让“中信铌”大放异彩。

“当年中国生产不了,只能从日本韩国进口,而这类管线钢对方的报价是1000美元 1吨。”孙玉峰至今对此耿耿于怀。

此前的西气东输一线工程采用的是X70级钢材,工程启动时,中国尚不具备这一钢材的生产能力,日韩钢厂坐地起价,基本垄断了X70钢材的市场。

西气东输二期工程全长9102公里,这是当时世界上X80管线钢用量最大、敷设长度最长、输气管压力最高、输气管口径最大的管线工程。《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中信集团外籍专家、来自巴西矿冶公司的约翰·马尔科姆·格雷博士雪中送炭,协助我国……成功开发出符合设计要求的‘低碳高铌’高性能X80管线钢,攻克了新一代管道断裂控制、大口径厚壁焊管等重大工艺。”

中信金属与CBMM、中石油、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以及10家中国钢铁企业共同搭建了一个科技攻关平台,完成了一整套从钢的微合金设计、钢的冶炼、钢的生产一直到管道制造、焊接等全部的设计和工艺。

最终,二线工程所需的434万吨X80钢管完全实现国产化。

与西气东输一线工程采用的X70钢管相比,二线使用的X80钢管节约了钢材约42万吨,节约投资约42亿元;另外,国产X80钢板和钢管比进口价格低30%,节约投资约84亿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鹤林说:“中国的管道业以西气东输二线为标志,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

英国人格雷博士因对中国钢铁和石油工业的贡献,获201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一技术还获得了 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做产业链的主导者

 

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中国的钢铁工业突遭霜冻,钢厂产能严重过剩,大量的粗钢堆积在厂区卖不出去,生死线上挣扎的钢厂最先想到的出路就是降价以求。中信铌铁的销路突然遇阻。

“我们不得不转换思路。”郭爱民说。

郭爱民是中信金属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此前一直在武钢做铌铁的科研和应用。“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的瓶颈:只有先拉动钢厂的下游厂家——汽车厂、造船厂、桥梁厂、工程机械厂……它们的需求旺盛,才能拉动上游钢铁厂缓过这口气,并且促使钢厂尽快转型升级。”

“要把我们整个链条延伸到这些下游厂家,帮助它们发现与国外产业的差距,材料、设计、应用、制造、法规、标准等方方面面的差距,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组织力量来解决问题。”郭爱民说。

从这时候开始,铌铁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中信金属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

这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链条。

中国商用车车结构件主要用材是Q345级合金钢,国外主流商用车用材则主要是700MPa级,相比之下国外的材料强度增加了一倍,韧性和抗腐蚀性表现更优。那么,是不是把中国的汽车用钢换一种新材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呢?显然没那么简单。

“中国商用车领域从材料、设计、零部件技术、下游商用车厂及用户,这条链基本上是松散的。”郭爱民解释道。这就是说,就算钢厂的钢材可以立刻升级,汽车厂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改型呢。

中信金属连续7年组织并资助中国汽车厂的总设计师到欧洲参加车身展示会,那是世界排名前10位的最先进汽车厂的最新产品。从设计到工艺、再到新材料的应用,无一不令人眼界大开。

参展后回到国内,中信金属再组织召开中国轻量化车身行业会议,让每一位从欧洲回来的专家解读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和应用,让最新鲜的信息更早一步被中国的汽车人知晓。

中信金属还与东风商用车合作,从车型设计、材料开发、制造工艺和整车性能评价等方面入手,系统地开发新款厢式货车,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来打通商用车轻量化用材及设计的产业链。

201610月,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期间,中信金属举办了含铌钢汽车零部件展览,展出了25个含铌钢制造的、具有前瞻性的汽车零部件。这都是中信金属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在这些零部件跟前,参会的各路专家驻足良久。无论是新产品的性能还是产品背后的创新逻辑,都足以让人深思。

中信金属是铌在中国的经销商,但是现在它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大大延伸,从钢铁业延展到汽车、造船、桥梁、化工、纳米晶、电池、太阳能板等钢材的下游产业及非钢产业。在相当一部分行业中,打通产业链的主导者不是制造商,不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而是中信金属这家铌铁经销商。

30年中,中信金属和CBMM累计投入超过1亿元的研发经费,设立了120项研发项目,为终端用户提供了从材料到应用的各种成套解决方案。中信金属还设立了铌钢科技进步奖、设立了铌钢奖学金,不仅着眼于中国铌钢的今天,更放眼明天的中国制造。

如此的进步让“中国制造”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在世界已经建成的前十座特大型桥梁中,中国占了80%。在这个过程中,含铌高强钢建造的桥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名片之一;

含铌高强钢以其良好性能支撑了大型钢结构建筑的发展,“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址、国家大剧院以及中信大厦,都是铌钢的直接受益者;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船舶制造国,与10年前相比,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占比提高了36个百分点。

到了2019年,铌铁在中国的消费量达到了40000吨,比10年前翻了一番,为全球之最。

2010年,CBMM想到的第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就是中信,它想把15%的股权让给中信金属。这是不可再生的、极其稀有的战略性资源。从2006年到2010年,中国对铌的进口量翻了一番。如果能够在恰当的时机,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上游铌矿资源,对中国、对中信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这是一个宝贝”,孙玉峰说,“CBMM一家的矿山就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且CBMM是露天矿,开采成本很低。”

但是,收购CBMM 15%的股权要20亿美元,盘子太大。正赶上开全国钢铁年会,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听说了,拍着胸脯说:“我们宝钢跟进,再找几家,中信牵头,我们一起投。”

201192日,由中信、宝钢、鞍钢、首钢和太钢5家公司组成的中国联合体共同成立的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19.5亿美元的价格成功完成了对CBMM 15%股权的收购,并在当天完成了交割。如此大规模的收购行动,在中国钢铁领域尚属首次。

30年铌钢春秋,始终是中信与他人共同合作写就的,中信的“朋友圈”有宝钢、鞍钢、首钢……有汽车厂、飞机制造厂、石油管道公司、高铁公司、桥梁公司……中国的工业化正在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对铌铁的需求量将大大增加。世界平均吨钢铌铁的消费指数为50克铌铁/吨钢,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这个指标大约在100克,中国目前只有30多克。这一指标不仅仅反映整个中国钢铁工业的水平,更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折射。

中信牵头收购CBMM股权的经历,让中信金属似乎悟到了一些金属之外的东西,孙玉峰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过程。”

为什么?

在过去的20年里,曾有无数的项目找到中信金属公司,孙玉峰谨慎地避开了各种诱惑。他不假思索地说:“迄今为止,中信金属没有投资失败的案例。”

“我们要回归到事情的本质,判断项目好与不好,最重要的是一个竞争力的问题。我们看所有的项目一定要看它的生产成本,它的成本一定是在同行业平均水平以下才有可能是有竞争力的。”

基于上述认识,中信金属倾力建设了自己庞大的专业数据库。

追踪、分析、印证,然后才形成中信金属投资目标的长名单和短名单。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静候机会的降临。“15%的股份是我们等了 20年才等到的。”孙玉峰不胜唏嘘。

 

携手进入拉斯邦巴斯

 

基于行业研究体系,中信金属有一个投资品种的目标靶圈,其中,靶心是铜。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2013年,我国铜消费量达到1000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的40%左右。然而,我国自产矿山铜却仅有154万吨,且资源禀赋严重不足。长期以来,铜都是我国最为紧缺的大宗矿产原料之一,对外依存度高达75%以上。

世界最大的铜矿分布在智利、澳大利亚、秘鲁、美国等地,且大都在嘉能可、力拓、英美资源等西方公司手中,中国矿业企业话语权极其微弱。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信金属制定了进军上游的战略。

20122月,嘉能可公司宣布将与超达公司合并,并提请欧盟、南非和中国等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进行反垄断审查。

嘉能可公司是一家超大型多元化全产业链的自然资源生产商、加工商和销售商,位列世界财富500强第14位;超达公司更是世界第四大多元化矿业企业。如此庞大的两个公司合并将缔造全球最大自然资源集团之一,完全有可能左右世界铜市场的供需。中国商务部提出:为防止新公司在中国铜精矿销售业务上有可能造成的垄断,新公司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剥离所属的拉斯邦巴斯铜矿资产全部权益,或由商务部无底价拍卖其所持有的四项绿地铜矿资产之一的全部权益。

听到这一消息,马满福顿觉心脏在怦怦地跳动:“机会出现了,原属嘉能可的拉斯邦巴斯铜矿将成为一项待售资产!”

来中信金属五六年了,马满福一直在苦等这样的机会。

“拉斯邦巴斯是目前全球为数不多的可快速形成铜精矿供应能力的优质铜矿项目之一,查明铜资源储量达到1050万吨。而且矿区具有广阔的找矿潜力,未来铜资源储量有望进一步增加。”

重要的是,拉斯邦巴斯项目的生产成本水平处于全球前1/4区间,正是孙玉峰所说的“具有竞争性的”、成本在“行业平均水平之下”的“一流资源”。

中信有没有机会?

“有。”马满福说,“那几年全球矿业市场陷入低迷,西方矿业巨头们迫于市场和股东压力,纷纷摒弃了之前在景气时期疯狂并购的战略,像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英美资源等矿业界的巨无霸,此时都专注向内消化并购和积累的各类资产。”

而且此次这些矿业巨头若想分一杯羹,势必也会遭遇各国、各地区的反垄断限制。更有利的是,拉斯邦巴斯项目机会又是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审查中出现的。

如此战略机遇千载难逢!

孙玉峰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将此事上报中信集团。

集团给予了支持,于20136月向国家发展改革委递交了信息报备资料。

拉斯邦巴斯项目规模巨大,因为面临反垄断问题,花落中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五矿、中铝分别组成联合体参与竞购,并几乎同时向中信金属伸出了橄榄枝。

中信选择加入了五矿联队。在这个联合体中,还有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相似的企业文化让他们彼此走近。这在联合体内部、在联合体与外部的谈判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竞购第二阶段,在有关部门协调下,中铝联合体退出竞购。

尽职调查在同一时间紧锣密鼓地展开。

拉斯邦巴斯铜矿位于秘鲁安第斯山区最贫穷的阿普利马克地区,然而这里却守着一个最富有的铜矿。尽管这里离最近的海港尚有700公里的遥远路途,这里的海拔已在4200米以上,但因为是露天大规模开采,它未来铜精粉的离岸成本依然低廉。

直升机在蓝天盘旋,壮丽而险峻的安第斯山脉逶迤绵延,在群峰和绿野之间,拉斯邦巴斯铜矿蓦然映入眼底。这一景象令马满福至今难忘:“只有亲临其境,你才能真切感受到拉斯邦巴斯项目作为世界级矿产项目的宏大规模,这是我几十年的矿业生涯中前所未见的。”

但是,此案在中信集团的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上却遇到了格外审慎的对待。资本开支、收购价格、社区建设与搬迁、运输、环保、劳工、法律、合作团队、退出方式……,“几乎涵盖了我们所知的海外矿业并购所有风险点”。

会议时间一再延长,现场讨论异常激烈,正反方意见相持不下。

总经理王炯从另一个会场匆匆赶来。再次评估整个项目,再次分析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社区问题、运营风险、产品运输风险,以及应对措施是什么。

建设风险几何?

此时项目已经完成40%以上的建设工作,合作伙伴五矿也拥有成熟的国际大型矿山建设与运营经验及团队,中信拟分担的融资贷款也在中信金属可承受的范围内,这些都大大降低了项目风险。

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依然是中信的责任与使命。拉斯邦巴斯矿山将成为第一家由中国100%收购的世界级铜矿,这对于保障国家利益、优化中信集团投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问题不辩不明,当讨论结束的时候,集团已经对这个项目大开绿灯。从董事长常振明到每一个职能部门的经办人员都全力予以支持。时间紧迫,一时间拉斯邦巴斯项目被放置在了特事特办的优先地位。

马满福到中信的时间不算长,但是拉斯邦巴斯一案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信:“通过这一点,我也能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中信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始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占据领先地位。”

外部的审批同样高速而有效。从20146月上旬拿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批复,到获得商务部的境外投资批复,再拿到外管局的购汇批复,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201481日,矿业巨头嘉能可公司宣布,其在秘鲁的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最终以70亿美元的价格被中国联合体收购。

2016115日,第一船1万吨铜精矿在秘鲁马特拉尼港口装船起运,目标是上海港。

拉斯邦巴斯项目投产当年,它的净利润超过了2亿美元,第二年更是达到了5亿美元。中信金属除了获得应有的红利,还获得了拉斯邦巴斯铜精矿26.25%的销售权利。

 

入主艾芬豪矿业

 

南非航空SA1797在卢本巴希机场徐徐降落,正午的阳光透过翻卷的白云铺陈在中非大陆上,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两旁大片的热带绿植掩隐不住赤色的土壤,在阳光下红绿分明,色彩格外浓烈。

这是20169月,孙玉峰第一次到刚果(金)。卢本巴希靠近赞比亚,是刚果(金)的第二大城市。在卢本巴希机场仅仅逗留了几十分钟,全体人马又上了另一架更小的飞机。两个小时后,飞机再度降落。

通向艾芬豪矿区的道路崎岖而破旧,汽车驶过,一阵红色的尘土飞扬起来,车窗上立刻被染红一片。

孙玉峰此行,意在艾芬豪旗下的卡莫阿铜矿。

今天的艾芬豪拥有刚果(金)卡莫阿铜矿、基普什锌铜矿和南非的普拉特瑞夫铂族多金属矿,三个世界级的在建矿山。艾芬豪的董事长罗伯特·弗里德兰在全球矿业界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一直被全球金融领域和矿产资源行业的领导者公认为创业探险家、技术革新者和公司创建者。

何谓世界级?201610月卡莫阿铜矿就测得整体铜资源储量为3340万吨。一家矿山的储量就相当于中国铜资源全部储量的1/3。但这还只是卡莫阿的冰山一角。

但是谈判并不顺利。

罗伯特看重的其实是中信金属背后的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对加盟艾芬豪是什么态度?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予以支持吗?罗伯特要见王炯。

王炯耐心地和对方谈起了中信在全球的资源能源布局,“中信集团当然支持中信金属加盟艾芬豪”。

卡莫阿不断有好消息传来。201710月,卡莫阿铜矿新增资源储量1200多万吨,特别是卡莫阿卡库拉矿场,每一次新的钻洞都会带来令人震惊的发现,艾芬豪急需资金推进矿山的建设,于是再次找到中信金属。

此前,其他股东也曾提出追加投资,但是弗里德兰拒绝了,还是希望中信能够加盟艾芬豪。他叹服中信非同一般企业的品牌效应以及在全球的影响力,艾芬豪要想在南部非洲那样的不确定性的环境下长长久久地经营,非要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伙伴不可。

经过几十次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

2018611日,艾芬豪矿业执行主席罗伯特·弗里德兰在北京宣布,艾芬豪矿业将以每股3.68加元的价格向中信金属定向增发196602037股普通股,艾芬豪所得的收益总额约为 7.23亿加元(合5.6亿美元)。

配售完成后,中信金属将持有艾芬豪矿业已发行普通股的19.9%,并成为艾芬豪矿业的单一最大股东,弗里德兰将作为艾芬豪矿业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超过17%的股份。

在中国的媒体上,这一消息的标题前面加上了两个字——重磅!

罗伯特·弗里德兰说,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基础金属消费市场,中信金属是一家备受尊崇的中国国有企业,其战略性投资正是艾芬豪资产质量的重要验证。

孙玉峰说:“中信金属和艾芬豪在这次合作中,真正实现了互补和合作共赢。”

3个月后,交易完成。

2018101日,艾芬豪矿业公司宣布,在其位于刚果(金)卡莫阿卡库拉铜矿的西部前陆(Western Foreland)中发现了高品位铜。消息一出,艾芬豪股价瞬时拉高,开盘仅仅5分钟,股价即上涨8.4%2.98加元。

从那之后,在艾芬豪的官方网站上,更加频繁地出现新的令人振奋的信息。

网站用彩色的勘探示意图来表明艾芬豪卡莫阿矿的价值,它们由卡库拉、卡库拉西、卡库拉北等若干不同的矿区组成,不同的颜色标示了它们不同的品位,就如同世界地形图一般,越接近温暖的橙红色,铜的品位越高。而卡库拉矿区的颜色已经红得发紫。

201926日,艾芬豪矿业公布了卡库拉一级铜矿的独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卡库拉投产后的第一阶段,每年铜产量600万吨,预计可开采25年,前五年平均铜品位高达6.8%,矿场现场的铜现金成本为每磅0.43美元,其间将带来54亿美元的税后净现值,内部收益率高达47%

这一天,艾芬豪同时公布了卡莫阿铜矿整体矿区的经济评估报告,未来年处理矿石规模将扩大至1800万吨,3个年产量600万吨的矿场以及一座世界级的粗铜冶炼厂,并且将于第十二年达到74万吨的产量。按照这个生产速率计算,高峰生产年份卡莫阿卡库拉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铜矿。卡莫阿矿和卡库拉西部矿场日后的扩建资金可从卡库拉矿的现金流获得,并将带来100亿美元的税后净现值,内部收益率41%

这一天,艾芬豪的股价再度上涨,多伦多股市收盘上涨13%,至3.28加元。

弗里德兰说:“卡莫阿卡库拉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优质的未被开发的铜矿勘探区。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拥有超高的铜品位,比世界上主要铜矿要高出几倍,遥遥领先对手。”

这是真真正正的世界一流资产。

2019428日,中信金属与艾芬豪签署再次增资协议,中信金属以每股3.98加元的价格,向艾芬豪矿业额外投资6.12亿加元(约4.57亿美元)。艾芬豪矿业将持有13亿加元(约10亿美元)的现金,是艾芬豪矿业需向卡库拉铜矿建设资金的两倍。这是中信金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大额入股艾芬豪矿业,这将极大地加速卡库拉矿场建设。

818日,卡莫阿再爆好消息,在卡莫阿北部北富矿脉的探矿工作再次取得新发现:发现了平均品位18.0%的钻孔,刷新了2019年初13.05%钻孔的记录,成为卡莫阿铜矿项目自勘探以来铜品位最高的钻孔。孙玉峰难掩内心的激动,这是国内万吨级以上的18个铜矿山平均出矿品位0.75%24倍!

由于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铜的消费量将会有数倍于今天的增长。而全球传统铜矿在急剧萎缩,约有一半的铜矿山的矿龄已超过50年,矿山品位正逐年下降,全球矿山平均品位由 1990年的1.6%下滑至1%以下。进入21世纪,世界最大产铜国智利的铜矿品位下降超过50%,平均年复合下跌4%。如此局势下,卡莫阿铜矿令人惊叹的勘探结果更显出其重要价值。

回望上述案例,在合同刚刚谈下来的时候,国际市场上仍是一片风和日丽的景象,到处都能听到对中国发展的称赞和艳羡。但时隔不久,整个世界已是阴云密布,海平线上电闪雷鸣,不但中美贸易摩擦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美国政客喊出的全面“经济战”的帷幕已经拉开。

“经济战”很可能不仅仅只是当届美国行政当局的对华政策,还将演变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块基石。在每一条战线、围绕着每一项资源,中国都有可能遭遇遏制。

站在这样的高度理解中信海外各种资源并购,便不难看出,早有一种更大的担当矗立其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之争。正如王炯所说:“40年的中信始终在履行其央企的责任,努力为国家多作贡献。”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艰难的辉煌2》第三部“国家使命”,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登,杨林摘编。

 

* 王伟群,记者、作家、资深媒体人。

中信:海外联合舰队

2020-12-15 10:33:23


 

先予后取的义利观

2016年,中信建设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巴尔哈什”公路项目谈判中遇阻,总经理陈晓佳强势地离开了谈判桌。

这条公路是连接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努尔苏丹和阿拉木图的交通要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晓佳的谈判对手是马明,那时马明的身份还是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总裁。

按照中信建设东欧及独联体事业部的规定,所有工程的预付款必须为50%上。马明说:“不行,我只能付到25%。”

谈到后来,马明终于让步到了30%,这是底线。

但陈晓佳不谈了:“咱们以后再说吧!”

2016年秋天,马明再访北京。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亲自与马明就预付款的问题进行商谈。

为什么哈方不能支付50%的预付款?马明说自己真的是有苦衷的,“因为2016年的财政预算用完了,其实另外20%的预付款已经列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到了2017年就可以支付。”

不就是差3个月吗?这算什么事!

王炯当场拍板,这事就这么定了,先付30%,明年1月再付另外20%

云开雾散,中信建设在哈的工程谈判和建设继续顺利推进。此后仅仅两三年的时间里,马明的身份也从公司的总裁一跃升为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并很快成为国家总理。

这件事后来让陈晓佳感觉到了一丝赧然,“我的工作还是不够细致……”

20179月,已经升任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的马明来广西南宁出席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王炯也去了广西。

马明对王炯说:“希望中信能积极研究新的公路改造项目、阿拉木图地铁建设、农业产品深加工及霍尔果斯口岸新城建设等项目。”

50%退到30%,其实中信只是退了一小步。但是,退一步却让中信在此后大大前进了何止一步!中信所坚持的“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的义利观和他们独特的竞争战略,将中信建设的触角从非洲、拉美一直延伸到中亚和欧洲,以区区数百人的队伍与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公司竞争,同列ENR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的百强行列。中信建设的前后,全是巨无霸型的跨国公司以及国内央企集团公司。

董事长常振明由衷地为自己的队伍骄傲:“我们才几个人啊?我们中信建设所创造的利润比人家百万人公司创造的利润还高,你去看看陈晓佳,还不到1000人的规模。”

逆袭

中信建设的前身之一是国华国际工程承包公司,2002年,整个公司不过30多人。与国内前十大工程企业进行对标——中交集团、中国建筑、中铁建、中铁工、中国水利……相对比令人沮丧。人家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规模,垄断了从公路、铁路到地铁、隧道、水利各个方面的工程。那时候的国华一无队伍、二无业绩,业内不客气地称——“你们不就一包工头嘛!”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国际主流的工程承包大都采用EPCBOT等模式,无论何种模式,多为“交钥匙”工程,需要乙方有着强大的综合能力或资源整合能力。而且在近 20年中,甲方对于乙方的要求愈来愈向着投资先导方向发展。

如此竞争格局中,却完全没有中国十大工程企业的地位。

但这不正是给中信建设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吗?

此时,中信建设决心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到海外与世界一流的工程承包商竞争,拿世界最大的工程承包项目。

这一理想曾不止一次地被人嘲笑。但是,中信建设的逆袭真的就发生了。

2003 8月,中信联合体中标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项目。

200511月,中信建设与委内瑞拉住房部签署了委内瑞拉住房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包括20000套住宅及配套市政、公建设施的建设,总建筑面积约173万平方米,此后再次签署了委内瑞拉蒂乌娜地块社会住房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也是在2005年,中信建设与巴西电力集团签约,将以中方提供出口买方信贷的融资+EPC“交钥匙”工程模式,承建巴西坎迪奥塔火力发电厂。

2006年,中信中铁建联合体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合同金额达62.5亿美元,这是当时中国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获得的同类工程项目中单项合同金额最大、技术等级最高、工期最短的大型国际设计建造总承包项目。

2007年,中信承揽安哥拉凯兰巴·凯亚西社会住房项目,项目一期合同金额达38.5亿美元,这是当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所签合同额最大的项目。

2010年前后,中信建设差不多有数百亿美元的海外工程合同在手,几乎每一个项目都创了各自领域的中国海外工程之最。

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信建设怎么就能够所向披靡,怎么就突然大放异彩?王炯一语中的:“中信建设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因为中信建设背后是中信集团,是嫁接了中信的金融品牌的价值,嫁接了母公司的综合优势。”

“虽然我没有设备,也没建设队伍,但是我可以通过联合的形式,通过整合资源,去争取拿到项目,然后再把人组织起来,我就成功了。”时任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说。

中信的品牌优势和金融优势让中信建设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竞争之路,它将中信的综合优势变为自身的竞争优势,迅速改写了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原有格局。

后来,中信建设将自己的模式总结如下——

以投融资和为业主提供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工程建设综合服务商。

这一模式的践行,最初是从石油开始的。

2004年起,受伊拉克战争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结束了近20年的徘徊期,从每桶30美元不断加速上扬。2008714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创出147.27美元 /桶的历史高点。

中信建设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委内瑞拉、安哥拉、阿尔及利亚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迫切希望开发油气而他们未来的支付能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乐观。于是,中信创造了“石油预融资”模式,这成为中信建设得以在海外不断拿到大工程的重要理由。

阿尔及利亚的项目拿到手了,联合体中的中铁建一方觉得,接下来的施工不是中信所擅长,自然就由中铁建来担当吧。

所幸当时洪波坚持自己来修筑两个标段中的一个。在阿尔及利亚12年的磨砺,终于锻造了中信建设的一支铁军。

编队“出海”

赵勇在阿尔及利亚待了12年,整整一轮。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我就是想要让我们一万多中国工人的血汗没有白流!”赵勇现在的职务是中信建设总经理助理,也是第五任中信中铁建联合体董事长。 2006年中信建设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的时候, 赵勇不过是一名留学回来刚刚入职的新员工。

谁能想到一待就是12年,谁能想到一个公路项目竟然拖了12年!

2006年秋天,中信中铁建联合体为工程设备的采购开始了竞争性谈判,引来近百家供货商激烈角逐。这些设备的价值约等于整个工程承包额的10%,这意味着至少有6亿-7亿美元的中国工程设备出口。

2005年,中国工程机械累计出口总额仅为29.39亿美元,而仅仅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这一个项目,就将拉动超过20%的增长。恰是从2006年开始,中国工程机械结束了进出口贸易的逆差,当年出口50.12亿美元,进口39.31亿美元。这条高速公路无疑成为这一历史的终结者之一。

“我们光是陕重汽的车辆就采购了4000辆,”洪波说,“为了保证这4000辆工程车和运输车辆的正常运行,陕重汽就得配上足够的配件和维修保障队伍,所有的保障人员都得在现场。你想象一下, 4000多辆车,车头上全是咱们中信的Logo,‘CITIC’的红色标志满大街随处可见。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工程,拉动了当地10倍于工程量的采购——对中国制造的采购!”

共同“出海”的不仅是中国劳务和中国制造,还有中国的物流、中国的港口与中国的农业,更重要的还有中国的技术与中国标准。

与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中信建设在200711月与安哥拉政府签署了凯兰巴·凯亚西社会住房(简称K.K.新城)一期工程EPC总承包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331万平方米。

此前,这一项目的归属同样起伏不定,竞争格外激烈。可是,别人盖房子就只是盖房子,中信人则是造城。

在中信建设的方案里,K.K.新城一期工程的8.8平方公里土地上,将有710栋公寓楼在一批荆棘丛中拔地而起,包括2万多套公寓和246个底商单元、 24所幼儿园、 17所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以及变电站、净水厂、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不仅如此,区内市政配套设施还包括上百公里的道路、市政给水系统、污水系统、雨水系统、电力系统、电讯系统、交通信号系统、公园绿化工程……

中信建设还承诺,当项目完工的时候,为项目施工所建门窗厂、石料厂、混凝土厂、砖厂、水泥磨粉厂、养殖场、种植场、营地、变电站等,将无偿赠送给安哥拉人民。

将有数十万人在这样花园一般的新城里生活、学习、就业。打了27年内战的安哥拉人最大的愿望难道不就是安居乐业吗?

中信建设最终以高出竞争对手5亿多美元的报价拿下了K.K.新城项目,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以EPC模式承揽的最大社会住房项目。

K.K.新城之后,中信建设在2012年再拿10万套RED社会住房项目。

总共6个卫星城项目占地面积36.3平方公里,建筑面积707万平方米,公寓14654栋,住宅54002套,拥有完备的市政给排水、电力、通信、交通信号、公园绿化工程等配套设施,合同额约100亿美元。

安哥拉几十年内战,打得连一根螺丝钉都造不出来。1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至少有1/3适宜耕种和灌溉,这里的人口不足3000万,但是这个国家的粮食自给率还不到一半,多一半粮食依靠进口。

上万名中国工人突然来到一个没有大米、没有面粉、没有蔬菜的国家。洪波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老总说:“建筑工人慢一步,先把你们的农业师调上去吧,咱们得从种水稻、小麦、蔬菜开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北新集团与中信一起在安哥拉建成了两个大农场,一个7300公顷,一个9400多公顷,种植了玉米大豆,还建立了粮食深加工厂。

农场收获了上万吨粮食,它的单产是安哥拉最高的,从除草、播种、施肥、喷灌、收割、仓储到农场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2010112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了中信建设K.K.新城项目。

站在沙盘前,洪波自豪地说:“K.K.项目带动了约14亿美元、2000多种、400万吨的国产物资、设备和施工机械出口;为解决当地物资匮乏的难题,中信建设在安哥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了包括砂场、石场、砖厂、铝合金门窗厂、涂料厂、农场及苗圃等在内的14个场站。”

这里几乎一无所有,而安哥拉6个卫星城项目的海外物资总需求量却超过了900万计费吨。绝大部分物资都得从中国采购、从中国发运。中信建设要求联合舰队所有成员必须联合采购、统一运输,以保证工程质量和效率。

中国集港、装船、跨国运输、清关靠泊、卸船、属地运输、入库、仓储、调拨……一个跨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全球采购物流体系高速运转起来,那是何等的壮观!

除了缺少物资,安哥拉也缺少干活的人。这个国家打了多年内战,战火停息后,这里的青壮年却发现自己除了会玩枪,几乎什么职业技能都没有。

中信人与国内的百年职校合作,在这里建立了安哥拉百年职校。第一届只招60人,但是却来了上千人报名。百年职校的专业设置有工程施工、机械操作、酒店服务和铝型材加工,学期整一年,培训合格后颁发安哥拉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

2014 58日,职校新入学的学生们跳起了热情奔放的非洲舞蹈,欢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到来。

K.K.新城一期项目竣工。随后,中信建设在安哥拉的项目不断向纵深延展。这正是“中信建设模式”的要义之一——通过前期无偿提供高标准、科学的项目规划与咨询服务,赢得信任与支持。此后,中信建设成功地将业务延伸到了住房及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开发、矿业普查、城市规划、资源能源、金融等六大领域。

这一差异化竞争模式的成功实施,将中信建设带入全球最大国际工程承包商百强行列。他们的利润水平始终保持在两位数,净资产收益率、人均合同额、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等每一项指标都在国内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很简单,任何一家“中”字头的工程公司的人员规模都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走高的时候,仅有八九百人规模的中信建设的商业模式显示了它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价值。

风云突变

国际工程承包商250强海外收入在2013年达到顶点后,再次出现了向下的拐点。拉美市场、中东市场以及非洲市场都成了重灾区。2014年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增长仅为1.1%。承包商在拉美地区的收入同比下降7%,在中东市场的收入下降了6%

国际大宗贸易价格普遍走低,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经济结构单一的资源输出国,很不幸,中信建设的重点耕耘之地都在其中。

几乎所有的国际工程承包商的海外业务都难以逃脱厄运,裁员、出售非核心资产成了普遍的现象。更可怕的是,不仅仅是中国企业,从欧美公司到亚洲的韩国建筑商全都竞相压低自己的工程报价,以期低价中标。这一策略带来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

中信建设新科董事长陈晓佳在多个场合不断告诫自己的员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像我们这样的工程承包公司很快扭转目前的局面是不现实的,项目今年签约,明年生效,后年能正式履约就不错了。”

陈晓佳与他的副手刘桂根细谈:“我们将来在非洲还会有几十亿美金的基础设施和房建项目吗?我们如果按照以前那种经营方式,还有可能拿到项目吗?还有可能保持原有的利润水平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说完,两人心情都有点黯然。

国际工程承包的全产业链都面临寒冬。但是,除了蛰伏在战壕里等待阳光,等待集结号,中信建设还能做些什么?

静下心来,认真回望自己曾经的轨迹,认真审视中信道路背后的商业逻辑,认真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认真寻找自己适合的商业模式。唯此,中信建设数十年的劳作才能再一次迸发新的力量。

王炯说:“我们要主动调整自己的战场,从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向东南亚、中东欧以及发达国家转移。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中信建设必然要进行标准的切换,从中国标准切换到人家的标准,这个切换做得好不好,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在发达国家市场拿到项目。”

东方不亮西方亮,早已在全球布局的中信建设还有新的掘金之地,且不说非洲、拉美依然是中信建设的老朋友;还有“一带一路”,它广泛覆盖了独联体市场、亚太市场、欧洲市场。

搭钱也要解决!

中信建设再次迎来了密集的工程合同,项目大量来自独联体一个不大的国家——白俄罗斯。

2016年,中信建设在白俄罗斯谈成了三家水泥厂项目。但在多数白俄罗斯人心目中,中国还是20世纪50年代那样需要苏联“老大哥”援建的国家,工业基础落后。

中信请白俄罗斯的大使来看看中国的水泥厂,他们去了山东,去了四川,看到中国的水泥厂,大吃一惊:中国早就把我们远远地甩到后面了!白俄罗斯的湿法生产水泥的工艺,在中国已被列为限制淘汰类工艺。

水泥厂的项目就这样敲定了,这是2007年,白俄罗斯有关方面以议标的方式将项目给了中信建设,这包括白俄罗斯厂、克拉斯诺厂和克里切夫厂。合同约定中信建设将在上述三厂均新建一条日产5000吨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

项目总额约6.2亿美元。在当年动辄几十亿美元的大单面前,白俄罗斯的水泥厂项目显得非常不起眼,但这却是中白之间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合同。

项目真正进入实施阶段时,一家业主方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所有设备都可以出自中国,唯有水泥厂的核心设备——磨机,必须用德国非凡公司的立磨机。

陈晓佳有些无奈,不过中信建设当然得满足业主的要求。于是,在磨机采购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德国非凡公司。白俄罗斯方面向非凡提供了他们的水泥原料的样品,非凡公司将根据这一样品为白俄罗斯量身定制立磨机。

白俄罗斯盛产白垩,这与中国的石灰石不同,它的湿度大,因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白垩这样的原材料设计并制造的。

三个水泥厂几乎齐头并进,同时开工建设。

“非凡”的立磨也已经矗立在了厂房的中央,只等试车。

问题就在试车这个环节发生了。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白垩的湿度要比当时做实验的样品湿度高好几个百分点,所以德国的立磨根本吃不消,衬板磨损相当严重,只能停机更换,这样的工厂最怕的就是停机检修,一起一停,产量不能达标,成本就大大增加。”

通常磨机的衬板更换频次至少3个月一换,可是“非凡”的立磨却是半个月就不得不停机换衬板。

非凡公司的工程师扎在工厂里,使尽浑身解数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对于非凡的品牌来说,简直是一个耻辱。

陈晓佳交代他的下属:“就算把我们挣到的钱全部搭进去,也要帮助业主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不够,我们再接着搭钱。衬板的问题必须解决!”

那时候从北京还没有直飞明斯克的航班。陈晓佳只能从法兰克福或伊斯坦布尔转机才能到明斯克。

洪波也常常出现在工地上,在高高的架子上行走,翻译罗小雨不停地在一旁提醒:“洪总,小心!”洪波回答:“管好你自己,别忘了我是从工地上干出来的!”

工地上的中信人同样可以在实验室里琢磨化学方程式。他们在衬板中加入金属铬,增加衬板的硬度。几经反复试验,3个月后,他们终于让“非凡”的立磨有了开车生产的那一天,立磨衬板的使用寿命终于也能像其他磨机一样达到了3个月以上。中信建设为此获得了又一项发明专利。

“德国人都快给我们跪了!”说到激动处,罗小雨提高了嗓音,“他们现在一提到中信建设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只要是用白垩为原料生产水泥的工厂,大都会用到我们的专利。”

立磨衬板的攻关成功让中信建设看到了自己的潜能,除了房建、架桥铺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信完全可能在更加细分的专业领域再争一席之地。

3个日产5000吨的水泥厂在2012年、2013年分别如期落成,白俄罗斯总统特意来参加开工剪彩仪式。

小城里的居民看了电视新闻,又看见了进进出出、热热闹闹的人流车流。隔了几天,有人不解地拉住罗小雨问:“我们看了电视新闻,厂建成了,总统也剪彩了,可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工生产呢?”

轮到罗小雨诧异了:“我们早就开始生产了呀!”

“怎么可能,烟囱都没有冒烟。”

“我们这个厂是干法工艺生产水泥,是最先进的环保技术,烟囱在冒烟,只不过再也不冒黑烟了……”

在水泥厂项目投产仪式上,卢卡申科总统对中信建设领导意味深长地说:“这不是结束!”

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不过在2012年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将为中信建设带来什么。陈晓佳和他的同事只是凭借着一种本能,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凡我们哪一次稍微退缩了,懈怠了,不想担当作为了,也许就失去了在这些市场的后续机会。”陈晓佳说。

吉利汽车的启示

2013年年初,李书福的吉利汽车位于白俄罗斯的SKD工厂正式向市场投放当地组装的汽车,市场反响极好。

所谓SKD,就是整车出口国的汽车公司把成品拆散,以半成品或零部件的方式出口,然后再由进口厂商在所在国自行装配,完成整车成品并进行销售。

总统卢卡申科说:“我曾经梦想,什么时候白俄罗斯也能生产自己的轿车。”

李书福心动了。

不久,中白双方签署了合资生产整车的协议。不过这可不是SKD这么简单,选址、土地、投资、融资、中国政府的批复、白俄罗斯政府的许可、设计、施工、水电气……这时候中国大使馆和白俄罗斯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向他们推荐了中信建设:“找到中信建设,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此时的中信建设在白俄罗斯已经成了一块金字招牌。

2014年,白雪还未融化的早春,吉利人找到了杨建强咨询此事。如何融资?如何去拿地?工人怎么解决?税收有什么政策?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建设周期多长……

杨建强当时是中信建设东欧及独联体事业部的总经理,他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

吉利人感动之余鼓动杨建强:要不咱们一起干吧!

李书福不是没有犹豫,900万人口的国家支撑得起一个整车制造厂吗?在合资企业中,吉利不是大股东,白俄罗斯方面的股权占比超过了60%,吉利孤军深入,将有怎样的风险?何况15%的项目资金必须自筹,还有 18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怎么填?

陈晓佳说,你投吧,我们跟!

这句话让李书福终于下定了决心。

吉利(白俄罗斯)汽车有限公司由中国吉利、中信建设、白俄罗斯别拉斯重型矿山机械厂、白俄罗斯国家零部件集团等企业共同组建。作为股东之一,中信建设投资200多万美元,在其中占股6.2%;此外中信建设还将提供1500多万美元的股东贷款以补足15%的资金缺口。只有满足这一前提,中国进出口银行才有可能发放商业贷款。

6.2%的股权比重不算大,但是意义不同。

中信建设的加入经过了中信集团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层层批复。在融资阶段,中国进出口银行因为看到了“中信”二字,顿觉踏实了许多,项目的前期审批顺利推进。当前期工作基本完成的时候,中信建设与别的工程承包公司一起参与了项目的EPC竞标,而早已深度介入此项目的中信建设几乎没有悬念地拿下了这一工程。 EPC合同总金额为2.9亿美元。

20158月,项目正式开工。中信建设打破了冬季不能施工的戒律,仅仅用了18个月的实际工期,就完成了一条采用中国标准的乘用车生产线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调试和性能考核工作。

卢卡申科总统抽出空来就会去工地上转一圈。这是个特立独行的国家领导人,他的下属悄悄告诉罗小雨,几乎所有的工程他看了不满意就会将负责人撤职,只有这个项目没有人被摘“乌纱”。

20171117日,卢卡申科总统和陈晓佳等人共同按下象征吉利白俄罗斯生产线正式投产的启动按钮。卢卡申科动情地说:“感谢习主席,帮我们实现了轿车梦!”

那天,卢卡申科自己开着一辆刚刚下线的吉利SUV在路上尽情驰骋,然后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说:“比奔驰好!”当天晚上,所有的白俄罗斯百姓都知道了这个比奔驰还要好的吉利汽车。

吉利汽车在白俄罗斯迅速走红,简直红得发紫。姑娘的嫁妆里如果有了这样一辆SUV,她将是最幸福的新娘。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吉利项目中,中信建设投资都不算大,但是这笔不大的投资让中信建设走出了一条新路。与单纯作为承包商的中信建设相比,作为股东的中信建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在双重身份的条件下,中信建设的利润点由原来工程承包的单一利润变成了向上下游多个利润点的延伸,它将参与分享项目投资、运营等多个环节的价值,从而使得中信建设在这个项目中的盈利更加持续而稳定;它极大地丰富了此前中信建设的商业模式,企业得以理直气壮地进入项目的前期,直接催生它的发芽和成长,并最终以“抢跑者”的角色抢占先机,加大工程承包项目的赢面。

20161126日,中信建设与白俄罗斯国家生物技术公司(BNBC)签署了白俄罗斯全循环高科技农工综合体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8.53亿美元,工期36个月。项目将采用现代化生物技术深加工农作物的籽粒,生产不可替代的氨基酸(赖氨酸、色氨酸等),并进一步生产配合饲料和生物活化剂。

罗小雨粗略计算,中信建设在白俄罗斯已经做了7个项目,差不多有23亿美元的规模。 在这里,中信建设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承包商,它还是一个投资者。

“小额投资拉动总承包”的模式在中信建设全球的其他事业片也陆续被推广。它为中信建设赢得了更多的机会。

2015年,利用这一模式,中信建设终于在英国破局。

新华社消息称,英国伦敦当地时间20151021日下午4点,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见证下,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和总部基地董事长许为平正式签订《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开发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协议》。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伦敦码头的改造成为后工业时期城市再生的典范,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则成为这一区域最后一块待开发的废墟。

中国总部基地(ABP)决定在此投资,以改造和振兴英国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地区。中信建设再一次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了项目核心,并获得了全部的工程承包权。这是中国开发商在英国单体开发的最大绿地项目,也是伦敦城市重建计划中的旗舰项目。

联合舰队升级版(二级标题)

“投、建、营一体化”,即以专业的投行的视角来寻找项目、设计项目,以成熟的大型国际工程承包公司的力量来建设项目,以调动全球最优的资源来经营和管理项目,并以此突破短期利益局限,真正实现企业海外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中信建设发挥优势的天地!

但这还不够。

王炯叮嘱陈晓佳,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单纯释放中国的建筑产能和释放中国制造的产能开始,向工业、农业等专业领域发展,要带动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标准出海,让中信建设模式升级。

陈晓佳说他现在一直在琢磨中信建设联合舰队的升级版。

能不能把那些集中度并不高,但中国领先的产业带到海外?比如农业,比如环保。围绕着这样的产业建设,中信建设就有可能开辟全新的市场。

于是中信建设恢复了它的能源矿产开发部,新建了农业开发部。

2018年,陈晓佳当选中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有人质疑,怎么能让一个工程公司的人来当中国对外农业的家?但选来选去,大家还是推举陈晓佳。因为中信建设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已经蹚出了路子。

还有商业模式,依然需要创新突破。

还要反思中信自己的资源优势,究竟有没有被充分利用?

要考虑地域空白。站在世界地图前,还有哪片土地上没有中国工程公司的印记?2018年,在中信建设的地图上,小旗插到了印度、伊拉克、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韩国……

2019717日,莫桑比克3.5万套社会住房项目再次让业界震撼,项目工程总额32.5亿美元。已经许久没有出现这样大手笔的民生工程项目了,各个相关企业都兴奋地摩拳擦掌。

当年,莫桑比克总统在参观了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之后,赞叹不已,暗暗在心中留下一个念想,只是苦于财政窘困,建房的事不得不暂缓。但是几年后,当莫桑比克沿海发现大油气田的消息传来时,总统迅速派遣特使邀中信建设商讨建房事宜。非洲区事业部总经理李正全直接从大陆西海岸的安哥拉飞往东海岸。

签约仪式上,莫桑比克公共工程与水利部部长若昂说:“感谢中信建设,并希望中莫双方以此为契机,共同探索更深层次、多领域的合作。”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艰难的辉煌2》第三部“国家使命”,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登,杨林摘编。

* 王伟群,记者、作家、资深媒体人。

中信:走进哈萨克斯坦

2020-11-04 13:42:46

 

卡拉赞巴斯的艰辛起步

中信集团走进哈萨克斯坦,开端是卡拉赞巴斯(简称“KBM”)油田。    

哈萨克斯坦石油资源丰富,苏联解体前一直是其经济的动力源泉。但这里没有能够建立起合理的产业结构。当苏联解体后,专家和设备纷纷撤离,哈萨克斯坦人面对的是一个个日渐枯竭的油井。这里远离石油消费的终端市场,又缺乏将石油送往其他市场的道路或管道。于是,欧美各大石油公司鱼贯而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

1993年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中信集团也早早就盯住了海外石油资源,并一直寻找各种渠道来获取这些资源,以助力解决国内的能源安全问题。

从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往西北约200公里,是北乌斯丘尔特盆地,这里是中信卡拉赞巴斯油田所在地,四周是茫茫沙漠戈壁。通往油田的公路路面甚至比不上中国的县级公路。

1980年,苏联石油工人在这里开采出了第一桶油。KBM的油藏属于浅层稠油,随着最初的地层压力不断释放,产量自然逐渐下滑。19974月,在加拿大注册的内森斯国际能源公司收购了KBM公司94.6%的股份。由于加拿大人采用了当时最新的技术,油田年产量大幅提升,但这几乎是一种掠夺性开采,油田年产量在高峰期持续数年之后便开始下跌。当加拿大人决定将其出手时,中信和中国的其他公司都盯上了这片油田,就连越南人也加入了竞购的行列。

经过外交、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博弈,哈萨克斯坦政府同意中信与加拿大内森斯公司达成收购KBM油田协议,包括TMS钻修井服务公司和ATS车辆运输服务公司,收购总价19.1亿美元。200711日,这一交易完成交割,成为当时中国第三大海外油田并购项目。

这一年的大年初五,孙阳陪同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常振明来到属于中信的KBM油田。孙阳1995年从总参转业来到中信,此时的身份仅仅是一名翻译。KBM项目开始时,孙阳得以参与其中。当他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被聘任为中信KBM油田主管商务的副总经理时,没好意思当面对董事长孔丹说出内心的感动:中信如此信任我,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

孙阳所说的很快就降临到他头上。

2007年夏天,中信在完全无辜的情况下被卷入KBM油田原股东与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涉及近6亿美元的税务纠纷。

巨大的雷声在孙阳头顶炸响。此时,他的双腿已经陷入KBM深深的泥潭之中,泥潭里是黑色浓稠的原油,头顶是里海的烈日骄阳,他却冷汗涔涔。今天的人很难想象,这就是中信走进哈萨克斯坦的起点。

 KBM后来的境遇在中信成为一个传奇,被孙阳比喻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油田保卫战”。中信集团高效动员各方力量开展工作,乃至直接陈情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年多的艰苦努力难以尽言,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经过哈萨克斯坦最高法院裁定和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式认定,看似无解的巨额税务纠纷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税务的问题解决了,本该令人欣喜,但是,此时在油田这里的中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KBM是哈萨克斯坦第八大油田,原始地质储量3亿吨,可采储量9025万吨。KBM公司拥有油田地下500米以上的油气开采权。根据KBM与哈国油气部签订的矿产使用合同,有效期至202066日。因为产量骤减,每口井的日平均产量从10吨跌到了3吨。2006年,油田总产量223万吨,这是KBM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年份。到了2007年,产量骤减至192万吨,2008年更是跌到了183万吨。

按照每桶100美元的价格计算,一吨油就是700美元,40万吨的减产意味着每年2.8亿美元的流失。中信组织国内的各路专家前来会诊。他们尝试着不同的方案:冷采、热采、水驱、蒸汽吞吐、蒸汽驱……

稠油的开采本来就难于轻质油的开采,加之这里是老油田,地底的压力越来越小,若想油田继续获得更大的产量,就必须往地下加汽加压,让原油再次喷涌。这意味着更大的投入,需要买淡水、锅炉,需要布局新的管道,淡水则必须从1000公里之外的伏尔加河引入。

除了生产技术问题,还有管理与文化融合这一更大的问题。偌大的油田,7000多人的规模,其中来自中国的员工不过二三十人,且大多数是技术人员,不懂俄语,更不懂哈语。

李铁强是KBM油田现任第一总裁,曾在莫斯科留学,从总参转业后辗转来到中信。

2011年,问题首先在ATS车辆运输服务公司爆发,工人们因为同工不同酬、管理者任人唯亲而发起了罢工。大家赶紧把还在阿拉木图卖石油的李铁强紧急召回去解决问题。

后来,这个近两千人的运输公司就都认识了这个俄语说得比他们自己还溜儿的中国蒙古族男人,他和工人们一起大声嚷嚷,让他们去上班——不上班,老婆孩子吃什么?他和大伙儿一起参加节日的欢聚,喝酒,吃肉。在这之外,他顶着人身安全的威胁,在把原人力资源负责人开除后,坐下来一点一点清理这些工人的工资收入,到底与他们的付出是不是成正比?有没有激励?是不是一碗水端平?各种制度完善了,如果工人还是不来上班,就只能开除。因为处事公正,被开除的工人并没有把火发泄到这位来自中国的总经理头上。

那一年,临近的城市扎瑙津发生严重的社会骚乱,政府以强力解决了这一问题。扎瑙津事件后被称为哈萨克斯坦社会进程的重要拐点。它给予卡拉赞巴斯的中国管理者以极大的警醒,文化的彼此认同和融入是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油田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1000万美元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把营地、餐厅和其他生活设施全部装修一新,用4000万美元提高员工工资。李铁强说他现在每年都会拿出大约100万美元继续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作环境。

此刻在油田的东区、北区,对油田热采工艺的实施也已经全面开始,将引入油田的伏尔加河水加热,形成水蒸气,并注入地下。

多管齐下,KBM的石油产量在2008年滑入谷底之后终于逐渐回升,并在2011年回到了200万吨以上。

总统的心愿

KBM油田基本走上正轨的时候,中信要着手实现当年答应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一个心愿——建一个哈萨克斯坦自己的沥青厂。

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在全球排在第9位,偌大的国土面积必定对应着漫长的公路网线。但是独立20年后,这个国家却依然没有一家沥青厂,所有公路修建所需沥青几乎都是进口。

沥青厂的问题成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一块心病,数次访华,他都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请中方为哈修建沥青厂的愿望。到了2007年,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郑重承诺,一定会帮助他实现愿望。

2009106日,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和哈国石化工业公司共同成立里海沥青合资公司,双方各持股50%。中哈双方股东将投资3亿美元建设里海沥青厂。

项目小,周期长,还必须由中哈双方共建,中方的工程款不到1亿美元;项目难度却不小,从一开始就必须严格按照哈方的标准来设计、施工和生产。如此,成本将大大增加。正是由于标准和强制规范、清关和关税问题、计量设备的强制校验,以及劳工准入等问题均未解决,中信建设硬着头皮接了这个活儿。

孙阳是甲方,他犹豫着要不要换人干。

孔丹正色道:必须中信建设来干这个活儿,这是中信在哈萨克斯坦的名片工程。

201063日,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当地合作伙伴KSS公司组成总承包商联合体,共同承建里海沥青厂项目,哈方负责土建部分,中信建设负责主工艺装置的设计、供货、安装以及全厂的开车工作。中信建设的合同金额原定为1亿美元。但是业主方面希望能够压缩投资,因哈方工程合同额大大高于中信建设,为同比例降价,最终中信建设的合同总额被压缩至9700万美元。

负责这个项目的中信建设副总经理陈晓佳表态,我们通过内部挖潜,一定保质保量地完成工程。

项目的推进并不顺利,尤其是土建部分一直拖期,迟迟不能完工,陈晓佳急得直上火。前面的土建不干完,后面的机器设备怎么安装?整个团队和分包商都在这儿等着呢!

刚刚走马上任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田国立专门为此来到哈萨克斯坦,希望协调各方关系,尽快解决问题。

就连中国驻哈大使周力也赶到阿克套沥青厂工地,他说,胡锦涛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多次提到过这个项目是中哈在非能源领域合作的重要项目之一,目前已经列入哈萨克斯坦近期30个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范围。

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但问题的最终解决依然必须倚仗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孙阳面见总统,对方发问:怎么沥青厂还没有完工?

孙阳答:我们负责的工艺设备早就到现场了,就待安装调试,可是土建那边迟迟未能完工。

总统立即责成有关部门马上着手解决问题。

沥青厂的工程终于现出曙光。

20131220日,里海沥青厂举行隆重的投产仪式。这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在非资源领域最大的直接投资合作项目。投产仪式上,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通过视频连线向中国政府、中信集团和全体建设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里海沥青厂项目的建成投产来之不易,在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我曾多次要求中国政府帮忙完成这个项目,非常感谢中信集团最终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原料,但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沥青,我们的道路建设主要是依靠从俄罗斯进口沥青。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障国家的道路建设,我感到无比幸福。

2014101日,在视察工厂的时候,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又说:阿克套沥青厂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将总统的一番讲话传遍了全国,里海沥青厂成为这里耀眼的明星企业。从那一刻开始,整个哈萨克斯坦的高端建筑用沥青彻底结束了需要依赖进口的历史。

2014年哈萨克斯坦独立日前夕,纳总统亲自签署命令,授予孙阳哈国家友谊勋章。中信集团也为孙阳和陈晓佳记了二等功。

2017年,中国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一个专题片称,哈萨克斯坦5个世纪的心愿成真,竟因一桶中国沥青”。片子里说,延伸至中亚的丝绸之路已经中断500年,今天哈萨克斯坦有了自己的沥青厂,打通这些道路就终于不再是梦想。

要致富,先修路

2014年,洛桑学院对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综合竞争力状况做出的评估显示,2009201020112014年哈萨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分别在57585960个参评国家中排名第44、第39、第46和第48位,总体属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状态。

沥青厂即将竣工的时候,陈晓佳找到孙阳。

孙阳,我为了沥青厂招兵买马,现在你得给我找活儿!

你想要什么?

路!

20176月,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前往哈萨克斯坦出席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在孙阳和陈晓佳的安排下,常振明和哈萨克斯坦时任总理萨金塔耶夫共同见证了中信建设的系列签约仪式:

——与哈萨克斯坦江努尔阿斯塔纳公司签署了《25万吨小麦深加工厂建设项目框架合作协议》;

——与哈铁建公司签署了《中信建设与哈铁建战略合作协议》;

——接受哈投资与发展部颁发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级公路改造项目的开工指令。

在阿斯塔纳中信建设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特制的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画出了不同的曲线和标记,显示中信建设在哈萨克斯坦正在施工的三条公路:

第一条是“TKU交钥匙工程项目,就是从塔尔迪库尔干卡尔巴套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国家级公路,全长786公里,紧临中国新疆西北部边境。

在中国一带一路与哈国光明大道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背景下,哈国家公路公司提出9000公里重点公路路段的新建与改造计划,意图打通中国到欧洲的过境物流通道,TKU公路即在此列。工程原定项目工期54个月,但哈萨克斯坦新任总理马明在现场视察后提出希望2020年通车。这意味着工期缩短了近一半时间。

第二个公路项目是“KB交钥匙工程:卡拉干达巴尔哈什国家级公路363公里路段改造。这是连接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的交通要道。全长363公里,设计为四车道一级路,设计时速 120公里/小时,这几乎是哈境内等级最高的公路。项目在20195月正式开工,原定48个月的施工周期又被马明总理压缩至2020年竣工。

“A30交钥匙工程是中信建设在哈的第三个公路改造项目:从波德斯捷普诺耶费奥多罗夫卡俄罗斯边境的国家级A30公路改造,项目公路全长144公里。

从地图上那几条曲曲弯弯的线条走势不难看出,这三条大通道均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通道,它们将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各条国际通道相互串联,实现了中哈边境各口岸间的互联互通。

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在这里同样适用——“要致富,先修路!

陈晓佳已担任中信建设党委书记、董事长,他的勃勃雄心显然还不止于公路。

20176月,中信建设中标援建哈萨克斯坦风能太阳能项目。

农业、化工、资源加工领域的合作也正在开始。

阿尔金银行

201411月,常振明访哈,在会见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时,总统说:中信除了搞石油、沥青,你们更是一个金融公司。现在哈萨克斯坦正在筹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中信作为金融业大集团,也请分享你们的经验,给我们帮助。

中国贸促会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前11个月内,哈萨克斯坦全国银行业收入6033亿坚戈(约合16亿美元)。而中信银行2018年的收入则达到了1649亿人民币,约合242亿美元,中信银行还仅仅是中国一家中等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另一组数据的对比更令人不安,哈国商业银行平均坏账率高达30%,而中国的银行平均坏账率大致在1.5%左右。

在常振明的直接推动下,中信银行与哈萨克斯坦银行界有了密切的接触。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商业银行,但规模太大,中信银行的进入成本势必大增;如若占比太小,又会影响中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哈方多次表态,并不在乎你们给我们多少钱,就是希望与中信合作,就是看中了中信这个品牌。

这时候中信银行注意到了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在2014年收购的阿尔金银行。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从英国汇丰银行手中收购的阿尔金银行,曾经是汇丰在哈经营多年的子行。它的资产规模仅仅9亿美元,资本金不过2亿美元,但却是一个全牌照银行,被收购之前完全按照汇丰的管理体系运作,最大程度上接近于现代银行的管理模式。

这真的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目标了。

中信集团副总经理、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和银行党委班子成员一提起这事,大家都摇头,“风险太大了”。

李庆萍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下,光在这儿说没有用。做不做,咱去看一下

20157月,李庆萍从阿斯塔纳进入哈萨克斯坦,她拜会了总理、发展部部长等政府官员,就中信集团在哈投资项目的运营情况,以及中信银行在哈开展金融合作的意愿进行了交流。然后他们去了KBM油田和沥青厂,又去了阿拉木图,她并没有刻意要看阿尔金,只是从一旁悄然观察着这个国家的投资环境。

看一圈下来完全改变了观念!

从阿斯塔纳机场下飞机,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大都市的气息迎面扑来,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场、酒店、博物馆、图书馆、溜冰场……一切都是崭新的,伊希姆河畔狂欢的年轻人,唱着歌跳着舞,时尚而热情;大商场里的店铺与北京国贸商城的品牌店是一模一样的。走进这个城市你才知道,以往的偏见与傲慢是多么可笑。

这个国家政治挺稳定的,民风比较淳朴;这家银行还比较规范,它的母行是在伦敦上市的;中信在那儿基础很好,孙阳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李庆萍的基本印象。

李庆萍还去拜访了中资银行在当地的机构。见到她的人都摇头:你看我们在这里二十多年才十几个亿美金的规模。

李庆萍没有多说什么,她宁肯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他们都说不好经营,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独资的,没有当地的合作伙伴。有些中资银行只有10个人的团队,能说俄语的只有一个,平时也不出去。而我们不一样,我们中信在这里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我们有油田,有沥青厂,有中信建设、中信资本,还有中信环境……

李庆萍说起这番话太自豪了!

回到北京,李庆萍在行内强力推动对阿尔金的收购,但依然阻力重重。

此时的哈萨克斯坦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汇率贬值风暴。在两年时间里,坚戈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贬值了2/3。汇率如此大幅动荡,实在令人担忧。

但是,李庆萍还是要求中信银行党委班子成员去哈萨克斯坦仔细看一看。

在常振明和李庆萍坚持不懈的推动下,在实地考察了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后,关于对阿尔金银行的收购,中信银行决策层终于松动了。

20169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出席杭州G20峰会之前,应中信之邀,赴中国大连休养。他与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多次谈起了中信银行入哈的问题。中信是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纳总统一再表示。

2016112日,在李克强总理访哈期间,李庆萍终于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签署了股权买卖备忘录

但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刚刚过去的一年,阿尔金经营状况极好,号称资产增值40%。于是,哈方开出了一个1.5PB的价格,以1.5的系数乘以净资产,这是哈萨克斯坦方面的要价。

这样的价格确实难以接受。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在抛售他们的金融资产,最好的银行也不过是以1.1PB的价格出售,甚至是打折出售。为什么中信要以高价去买阿尔金呢?

为什么不?李庆萍反问。

第一,新疆是一带一路出口经过的主要地区,出去之后第一站就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哈萨克斯坦又是和咱们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第三,哈萨克斯坦民风、文化、政治、经济比较稳定;第四,中信集团已经在那里耕耘多年,我们有很好的基础。

何况还有国家战略的需要呢!只要国家需要,中信银行就应该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创造市场,在没有信用的地方建设信用,一带一路建设走到今天,中国自己的金融服务早该跟进了。

此后谈判继续进行。在艰难地往来三四个月之后,哈方的要价从1.5下降到1.48,后来又降到了1.45,再也砍不动了。

尽心竭力穿针引线的孙阳向哈方诚恳地说明了中信银行的心愿、中信银行面临的问题、未来监管部门可能要顾及的问题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现状。

1.3PB,这成为合作双方最终都欣然接受的价位。

……

201767日晚间,中信银行发布公告称,拟联手中国烟草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公司,合作购入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持有的阿尔金银行60%股权。

2018424日,这一交易终于完成交割,中信银行共出资221.76亿坚戈,约合人民币 4.28亿元。

中信银行成为首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购银行股权的中资银行。

惠誉评级当即将阿尔金银行的评级提升至BBB–,长期展望为稳定,阿尔金银行因此成为哈萨克斯坦商业银行中评级最高的银行。一年后,惠誉再次确认这一评级,认为阿尔金银行自交割以来,业务、客户、员工保持稳定,资本化水平和流动性安全边际合理,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维持良好,业务规模不断提升。

仅仅一年,阿尔金银行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它有了自己的电子银行,这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家电子银行。中信银行还将投行业务带到了阿尔金,此前这家银行只做存款和贷款。

以前,阿尔金银行只能做本地业务,现在它成了一家外国公司控股的国际银行,它的全牌照优势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中资企业完全可以像在中国一样方便地在这里办理对公和私人业务。而坚戈汇率风险问题,中信银行则通过在香港的信银国际以套期保值的方式来规避。

最难得的是,这家银行的坏账率甚至还不到1%,相较于本地银行普遍的30%以上的坏账率,这样的数字实在令人惊异。

以心相交,以道相交

2013年,中哈两国间成立了中哈企业家委员会,常振明与哈萨克斯坦萨姆鲁克卡森纳基金总裁舒克耶夫出任委员会中、哈方第一任主席。当年97日,中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为什么是常振明来担任这一委员会的中方主席?中信究竟有何不同?

中国古人说: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矣;以道相交,地老而天荒。

我们再回到KBM油田。

KBM油田空旷的原野上,几片平静的湖面倒映着里海海滨特有的蓝天白云。其实,这是油田的工业污水汇聚而成的湖泊。

KBM的稠油开采,到如今已经必须采用蒸汽驱热采工艺。每天它需要从伏尔加河引淡水两万吨,加热汽化后注入地下,将原油出地面。与原油一起产出的是几乎9倍于原油产量的高盐高油工业污水,污水经简单处理后再次回注地下。每年KBM油田回注的污水达2000万吨,再加上采油时注入的百万吨伏尔加河水,当地下再也容纳不下如此大量的外来水的时候,污水即泛到地面,形成湖泊。尽管近年来,环境保护者对此不断发声,称里海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但是,油气开采的环境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信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了。

2015年,KBM油田主动邀请中信环境投资集团的专家来哈商讨油田污水的处理问题。王炯得知后,极力敦促中信环境尽早进入。

201767日,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中信环境与卡拉赞巴斯石油公司签署了“KBM油田采出水处理厂建设与运营协议采出水处理厂项目总投资额约为5500万美元,日产水能力1.7万吨。

这意味着每年将有6200万吨工业污水经过处理之后,替代伏尔加河淡水,可以满足整个油田至少90%的工业用水水量,极大地降低了油田采出水回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KBM终于可以摆脱对高成本伏尔加河水的依赖。

伏尔加河水在哈萨克斯坦的陆地上流动1000公里,走到阿克套,这样的淡水3.5美元一吨。

中信环境水务阿克套公司总经理陶悦说:这不是贵和贱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

为了这样的民生问题,中信环境从德国采购了全球顶尖的工业污水处理设备。

2015年开始筹备这个项目,中信环境的团队已经在这里坚守了多年。污水处理厂在2020年投入运营。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很快就发现了中信的不同之处。他发现了真诚的中信、干实事的中信、讲信用的中信,而特别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家有内涵、有实力的中信,看到了历经国际市场磨砺数十年而日益强大的中信。

中信同样重新认识了中国的这个近邻。哈萨克斯坦的各种资源禀赋给予中信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哈萨克斯坦独特的地缘优势给予中信以更加长远的机遇。中信于是将自己最优秀的企业一个个带入哈萨克斯坦。

在中信进入哈萨克斯坦5年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意识到,对于哈萨克斯坦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这将是一个无比重大的机遇。

相比海洋国家,内陆国家缺少出海口,就势必缺少了通达世界各地的途径。但是,当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被一条宽阔的大路连接时,尤其如果这条大路变成了一个更加宽阔的经济带的时候,路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动力源和加油站,财富就在这样的来来往往中产生和聚集。而在这其中,哈萨克斯坦作为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作为连接中国与欧洲必经的大通道,作为自然资源禀赋富足的国家,它占据了天时地利。

谁说哈萨克斯坦没有海洋?我们有两片海洋,一片叫中国,一片叫俄罗斯,只要打通陆路运输,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海洋。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充满诗意地说。哈萨克斯坦学者坦言,正是一带一路倡议,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身的枢纽价值。

中信需要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也同样需要中信,建立在互利互赢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才是最牢固的。

有关KBM油田的两件事不能不提。

哈萨克斯坦在2008年底调整了它的税法,KBM每年将因此多缴约7500万美元矿产税,10年就是7.5亿美元。若果真如此,中信在合同期内基本无望收回投资。

中信与哈方高层和政府六个部委进行了反复的解释沟通后,哈萨克斯坦专门就KBM油田制定了《低收益、稠油油田矿产税优惠措施》,这一决议后作为税法修正案,在20111月获得哈萨克斯坦议会正式批准。

孙阳说,因为这个法律修正案,按照当年投行预测的长期油价测算,KBM到哈政府批准的合同延期结束,共计将节约成本约16亿美元

 20145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批准了无偿延长KBM油田合同到2035年的申请,延期15年。到2035年,KBM至少将增加可采储量3300万吨。不仅如此,相关合作文件还包括了KBM油田现有规模之外区域的勘探开采权。权利将延伸至地下500米以下地层、合同区北部80平方公里、近海可开发的油藏,初步估计资源量1亿-1.2亿吨。

哈方已原则同意无偿将上述区块增加到现有合同范围内。这意味着在时间翻番之外,再搭上两个地下油田和一个海上油田。

因果循环,因缘际会。是花儿总要开放。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艰难的辉煌2》第三部“国家使命”,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登,杨林摘编。

* 王伟群,记者、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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