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构建新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

一是科技创新要坚持“四个面向”，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二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原创性。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我们的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战，特别是要打破西方对我们卡脖子项目的限制。

三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2022年9月，中央深改委专门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强调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要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更好激发创新活力。

   四要打造原创技术的策源地。2022年2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整套政策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企业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打造原创技术的策源地。要把准战略方向，围绕事关国家安全、产业核心竞争力、民生改善等重大战略任务，加强原创技术供给，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在集聚创新要素、深化创新协同、促进成果转化、优化创新生态上下功夫，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要强化责任链条，加强协同配合。要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加大培育力度。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主动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五要积极培育高精尖特冠军企业。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就专门提出来，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要在各个领域里积极培养高精尖特的企业，打造更多的隐形冠军，包括独角兽企业，有一批这样的企业就可以带动中国经济、中国科技创新迈上新的台阶。

    六要鼓励自由探索,弘扬科学家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提出鼓励自由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创新的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的学风，营造创新的氛围。

    七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人才，要努力培养更多的大师、战略型的科学家、科技领军的人才和创新团队。

    八要聚焦自立自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特别突出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要引进高端的人才，科技的发展要自立自强。

    九要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机制运营。关于民营经济地位问题，社会上似乎有一些议论。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亮明态度，对民企要平等保护，要从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来讲，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按照市场化机制去运营。市场化机制最核心的就是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不管是民营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参与到创新过程的企业家，管理、知识、技术都要由市场来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有重大的科技创新。

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国家要有一整套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就促进科技创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科技发展战略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案，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各个方面。

    各个部委对鼓励科技创新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科技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科学院等《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科技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名单》，以及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文件。

    从有关科技创新的重要法律文件看，《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了我国重大前沿技术研究的方向，要建立有利于国有企业科技研发的制度、分配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提出国企负责人对技术进步负有责任，纳入考核。美国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有《拜杜法案》，规定由政府财政拨款支持大学进行的科研成果的产权，由之前归政府所有，改为由政府、大学、企业、科学家共同拥有。《拜杜法案》被称为美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好的法案。

    我国2015年版的《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范围，明确了转化的方式和定价，特别是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权益问题，规定职务科技成果转让后的净收入中，参与项目的科技人员可以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如果该成果作价投资，科学家可享有不低于50%的股权；并且可以从该投资所形成的商业化利润中，得到不低于5%的分成。参与项目的科研团队中，最主要的科学家所享有的收益不低于50%，该法律正在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国资委、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规定国有科技型企业科研成果股权激励，大型企业不超过5%，中型企业10%，小微企业30%，单个对象不超过总股本的3%，企业年度岗位分红的激励总额不高于当年税后利润的15%，激励对象的人数不超过30人，激励对象获得的岗位分红不高于其薪酬额的三分之二，这些主要是限制性的规定。初步的政策规定还有优化的空间。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优势和问题

    近些年，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发挥了“国家队”作用。量子计算、“九章”计算机、铁基超导、干细胞、生物合成、“嫦娥”奔月、“北斗”指路、“祝融”探火、“天宫”遨游、C919大飞机成功交付使用、“奋斗者”号全海深潜载人潜水器、磁约束核聚变、散裂中子源等设施建设取得突破。这一系列大型成就，都是国有企业做出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建成了700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7个创新联合体，累计投入研发经费6.2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2021年年底，央企共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比2012年底增长53%；拥有两院院士241名，约占全国院士总数的1/7。近年来，中央企业取得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北斗导航、5G应用、国产航母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建成了港珠澳大桥、白鹤滩水电站、“深海一号”气田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极大振奋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志气、骨气、底气。

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发挥好作用，各个方面协作开发协同服务国家战略，这是我们的强项。国有企业创新的弱点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弱，服务于具体客户端能力弱。具体的产品，特别是大宗原材料做得很好，所以这里边既有优点也有弱点。

当前，我们与世界上主要科技强国相比还有差距。我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约占GDP的2.4%，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2.5%左右。而美国、日本全社会研发强度在3.5%左右。我们的目标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目前才60%；而美国、日本都是80%。我们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在50%左右，一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高端产品还需要进口，距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

我国科技部和一些权威机构列举了当前“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像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ITO靶材、核心算法、高端轴承钢等等。国际技术分工和产业分工是全球化的特点，但当前美西方加紧对我在高技术领域实行封锁打压，对其中关键技术领域必须高度重视。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高技术领域实现完全自主，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

    产业科技创新，特别是“从0到1”的创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评价了全球十大科技创新榜单，从中可以反映我国在各重大科技领域的位置。我国在防黑互联网中有一席之地。在干细胞领域（基础研究和抗衰老药物）我们没有发言权，基本由美欧日公司控制。我们的数字货币可以和Facebook相提并论。我们在可控核聚变取得了重大突破，输出能量超过了输入能量，从科学可行性到工程可行性，再到商业可行性，我们在中间阶段迈出了重要一步。超级星链卫星SpaceX，马斯克做得很好，乌克兰危机中，马斯克的星链大数据1000多颗卫星飞在俄罗斯、乌克兰上空，和无人机、大数据结合在一起。绿色氢能方面，我们的中石化、国家能源集团占有一席之地。总之，十个重大领域中，我们有三个占有一席之地。   

在全球最有价值的100家大科技创新品牌公司里，中国有21家企业上榜，包括腾讯、华为、阿里、京东、网易、小米、百度等。这其中，国有企业控股的只有海康威视、京东方和中兴3家，这说明国有企业在通信数字领域创新能力比较弱，和我国在世界500强中占有100多家的规模不匹配。

我们参考美国斯坦福、哈佛、牛津等对中国国有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近百篇研究报告，他们有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国有企业市场导向不清晰，企业领导追求政治正确、怕犯错误，目标多元，没有完全市场化。

第二，国企厌恶不确定性，特别是“从0到1”的原创性科研需要平等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强势行政领导下不易形成良好创新氛围。

    第三，缺乏对人才和知识产权的尊重。薪酬无吸引力，留不住一流人才，形成逆向淘汰，国企成了“人才培训基地”。

    第四，企业缺乏长久战略定力。企业领导层任期有限，对CEO的考核追求短期利润，这些制度完全不符合长周期的基础型、原创型科研与技术开发要求。

促进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改革

怎样打造有利于创新原生态的制度环境：

一是创新要明确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双主体地位。要是把技术运用起来，通过商业模式赚钱的过程。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创新制度，赋予科学家更多的技术路线的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不要搞外部的行政干预，不要让科学家成天为了报销经费而殚精竭虑、担惊受怕。要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创造新的商业价值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要创造好的环境，让企业家、管理层、科学家持股。要明确科学家、企业家双创新主体的作用。

    二是深化科技创新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要尽快开始研究科研成果早期共投、风险共担、科学确权、产权共有的制度，进一步探索国有企业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分置的改革，公司所有、收益共享。要真正落实推进科技型企业的中长期激励，在股权激励、分红激励、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享、虚拟股权、骨干员工跟投等方面，要有一些创造性的、决定性的制度创新。

    三是给科技创新转化充分的市场化估值和激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有3个50%：成果奖励不低于50%，股权奖励不低于50%，对单个人奖励不低于50%。现在国内一些事业单位和大学普遍都将职务成果的转化，科学家的收益占到了60%-80%。与大专院校和事业单位的科技创新激励措施相比，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滞后，股权激励的约束性条件过于严格，分红激励措施难以落实。要探索符合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完善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箱。

    四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科技创新投资项目，其成功与失败之比是2：8。可以说，不容忍失败，就不可能创新。科技型企业尤其需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只要目的正当、程序合规、行为合法、结果合理，对创新失败就予以免责，鼓励科学家干事创业、建功立业。要高位立法，统辖干部人事管理、巡视、国有资产监管、审计、科技管理、司法等部门，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形成各个相关部门尺度统一、步调一致、共同支持科技创新的局面，切实解决科技创新容错实践中跨部门政策冲突、协调不畅问题。

五是让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富起来。我们要共同富裕，但不搞平均主义，要把蛋糕做大。实践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价值，科学家的劳动就是重要的一环。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新阶段、新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需要精准激励对象，要让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富起来。这样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贡献率等，促进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国有企业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需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服务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

我国国有资本的规模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首先要看国有资本的规模；其次看这些国有资本的分布状况及发展的趋势；还要看新时代对国有经济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说明，至2021年年底，我国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的情况：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02.1万亿元，负债总额68.3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20.7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06.2万亿元，负债总额129.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66.2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08.3万亿元，负债总额197.9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86.9万亿元。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情况：汇总中央和地方数据，2021年，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352.4万亿元，负债总额313.7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25.3万亿元。

全部企业国有资产，非金融类和金融类合计总数是112.2万亿元。此外，还有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净资产42.9万亿元。其次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类国有资产。

以上构成了我国国有资产的家底。可以看到，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是比较雄厚的，而且这几年增长比较快。

通过对国有资产数据的汇总分析，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分布以及近些年的变动趋势，可以有一些分析和判断。

这些年我们谈国有资本的进退，跟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并不矛盾。因为国有资本进退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战略选择，而企业做强做大是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所追求的目标，且企业天然的追求就是做强做大。国有资本的进退，只是为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杠杆效应的重要举措。将国有资本从部分国有企业中退出一部分，吸引其他资本进入，实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并不表明国有企业地位的削弱，而是更有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还能够促进企业市场机制的建立、真正实现市场化改革。

新时代要求国有经济实现四个转变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深刻变化，对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了新要求。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将国有企业建设成为“六种力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客观上新时代要求国有经济实现四个转变。

第一，随着我国逐渐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要求国有经济从发挥实现工业化的后发追赶作用，向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引领作用转变。

国有经济发挥着推进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实现经济追赶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完成了后进国家工业基础从0到1、从无到有的发展进程。从全球视角看，国有经济在帮助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历程中，都是具有巨大作用的。

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昔日的功臣——传统的国有重化工企业，如果不进一步转型升级，势必会面临产能饱和、竞争加剧的困境。这个阶段就对国有经济提出了“从有到好”的发展要求，即向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转变。

高质量发展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是技术升级方面。我国在1999至2000年，分两批对300多家科研院所实行转制，有的研究所转为企业，有的划入某个企业集团。此后若干年，不少工业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明显弱化。当前我们寻求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和产业的升级，共性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样，部分科研院所应该适当回归公益性，它们的定位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应该适当调整。

    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占比还比较低。这与国有企业传统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有关联。我们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适用于传统工业，已不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快，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新技术方向的选择与回报面临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被颠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投资这类行业，如果按照传统行业的考核办法，考核短期经济效益，缺乏容错机制，就完全不适应高技术企业的经营发展规律。民间私营创投机构是按照高风险思路进行投资，投资十个项目，如果成功一两个项目就可能得到满意回报。而国有机构若投错一个项目，就要被追责，这就促使企业领导人规避高风险，偏向于投资前景比较确定的、或进行到中后期的研发项目，这样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就发挥得比较有限了。所以核心在于激励、考核机制，这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国有经济从弥补市场失灵向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转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区域均衡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国有经济布局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要求国有经济从聚焦自我改革发展更好地向全民分享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转变。

国有经济既然是全民所有，国有经济改革的发展成果应该是全民共享的，为共同富裕更进一步地做好贡献。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在一些地区社保基金压力较大。国民经济中的国有资本，无论是以收益分红的形式，还是以股权变现的形式，都能够给全民带来巨额的财富，可以有效减轻养老保障资金的压力，更好体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目前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看，全国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平均不到13%，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2021年达到平均30%左右。经过多年改革后，优质的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另外，2017年开始划转部分国有股权到社保基金，要求划转目标是10%。2021年年初财政部发布消息，“中央层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完成”，“截至2020年末，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工作全面完成，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目前仅仅是单独立账，还没有并表，在部门上也仅成立“划转国有股权管理部（筹）”（据官网显示）。如何进一步发挥国有股权的作用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进。

    第四，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求国有企业向应对全球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转变。

    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直接体现为各国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比如早年空客和波音争夺民航干线飞机市场，以及美国军工巨头的整合。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目前国际局势严峻，关键时刻国有经济要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中央一再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

    美国《防务新闻》(Defense News)2022年8月发布《2022全球最大100家防务公司》(Top 100 Defense Companies 2022)排行榜，美国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蝉联前三位。名单根据各公司2021年在防务方面的收入进行排名。100强榜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的自我报告，中国公司的数据分析来自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2021年，世界百强防务企业的防务收入总额为59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8%；前十名公司的防务收入占百强总收入的52%，前25家公司的防务收入占百强总收入的75%，集中度很高。百强公司中有46家总部在美国，占据榜单总收入的53%。榜单上前5家都是美国企业，防务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占百强的34%。有7家中国公司进入了百强榜，防务收入总计1170亿美元，占榜单总收入不到2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军事工业实力方面，我们还是要靠国有经济、国有企业。

目前面临全球竞争、大国竞争的局面，国有企业的海外权益保护问题要引起重视。商务部最近公布的《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年末，我国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4848亿美元存量中，国企占51.6%，即1.28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海外投资，包括这么大比例的国有企业权益，如何进行海外权益保护，将是我们未来很多年需要直接面对并未雨绸缪的一件事情。   （编缉  尚鸣）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拓宽国际视野，不懈践行对外开放

在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的过程中，“对外开放”是他诸多讲话、谈话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根据中央的要求，他将中信打造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他自己更是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代表人物，体现出中国企业家开阔的国际眼光和对外交往的新气象、新局面。他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紧密联系，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合作交流，发展和繁荣本国的经济，已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我国也不例外，也需要博采天下之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中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将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①]

改革开放之初，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和对外政策。荣毅仁之所以被中央寄予厚望，即是希望能以他作为企业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广泛吸引外资，他的这一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中信公司成立后，荣毅仁发挥自身海外关系广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开拓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经济的新天地。为解决国家重点项目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的资金短缺问题，荣毅仁大胆提出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海外发行债券。由于过去在封闭的体制和环境下长期实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方针，反对这一提议的声音十分强烈。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以巨大的勇气表态“出了问题我负责”，最终促成债券成功发行，不仅解决了项目建设资金的问题，更增强了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解和来华投资创业的信心。荣毅仁大力倡导发展中外经济和技术合作，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有关外资比例和企业决策机制等内容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展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勇气。仅在中信公司筹组和成立的第一年，他就亲自接待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来访者达4000多人次，同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了业务往来。在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期间，荣毅仁以六七十岁高龄，不辞辛劳地出访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大半个世界，与许多国家的政商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更是以独到的眼光、高超的智慧和国际知名企业家的特殊身份，协助中央打破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

荣毅仁非常注重利用国际场合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介绍国家对外开放举措和国内经济形势，同时宣传中信公司的主要业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了解。针对国外有人担心我国会不会改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开展国际交往，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资金。……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积极效果证明，它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的，因此必将长期不变。”[②] 他还说，“我国过去长期闭关锁国，有过沉痛的教训。世界早已是开放的世界，再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开放也是不行的。”[③] 谈到中信公司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荣毅仁指出，中信“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被国际企业界公认为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对外开放，中信公司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我们当然不同意改变这个政策。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给中国带来了巨变，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人民衷心拥护，所以它是不可逆转的”[④]。荣毅仁非常重视宣传我国为改善投资环境做出的努力，指出中国正积极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利润、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减少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针对吸引外资中的一些疑虑，荣毅仁明确表示：“要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大胆地利用外资。这些年尽管我们已从利用外资中尝到了甜头，举国上下也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左’的思想及一些错误情绪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为抓住国际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多在大胆利用外资上做点儿文章，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已有的基础上，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外资，继续完善投资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为外商投资经营提供更方便的条件和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布局政策，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和区域流向，不断扩大外商投资的领域。”[⑤]

在荣毅仁看来，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他指出，“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外双方在某些方面和洽谈具体项目时，很自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和分歧。相互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深信只要中外双方有一个繁荣和发展本国经济、增进我们双方友好关系的共同目的和基础，这些分歧和不同看法是会在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友好接触与交往中得到克服和解决的。”[⑥] 他在论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时指出，“自力更生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是统一的”，“把自力更生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点。理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开放。”[⑦] “我们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这无疑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但说到底还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⑧]

在践行对外开放中，荣毅仁要求中信职工努力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的情况，熟悉和运用国际商业规则，更好地与外商开展合作。他本人有着高超的外交技巧，在国际交往中从容、睿智而富于魅力，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从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自身经历出发来促进中外交流合作，既有礼有节、以理服人，又很有人情味儿。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⑨]

加强经营管理，切实提高企业效益

作为中信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的经营管理。他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是高速度发展生产的重要保证。”[⑩] 这样的理念与他父亲荣德生的言传身教和其早年在荣氏家族企业中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但与父辈相比，荣毅仁更为提倡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在要求上也更加严格。他善于从细节发现问题，注重效益，同时强调建章立制，发挥企业整体的协作力和执行力。他说，“公司下面有二百多个企业单位，都应该管好。如果我们把生产管理搞好了，对公司发展、对国家建设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都是贡献。”[11]

中信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重视经营管理问题。他指出，“经营管理搞不好，调整任务和经济建设就要落空。我们应当正视和充分认识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长期以来，我们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缺乏时间观念，缺乏资金周转观念，缺乏经济核算观念，办事不注意经济效果，不把经营管理当作一门重要科学来对待”；“要搞好经营管理，必须消除‘三害’，即：效率低、积压多和浪费大”，要注意“提高效率，发挥效用，取得效果”。[12]对于传统体制下企业资金靠国家划拨，因而不求收益、不计成本，把利润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判的错误观念，他的声音可谓振聋发聩。1982年，荣毅仁又撰文指出，“除‘三害’、立‘三效’，归根结底是个经济效益的问题”，要求企业所经营的项目在考虑投资时必须“有利可图，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说千道万，没有经济效益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那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从何说起呢？”[13]他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谈到抓好项目组织时说：“有些同志对经济效益的概念不清楚，不讲经济效益，企业就不能发展，事业就不能扩大。我们要对国家建设担负起一定的担子，一定要讲经营效益。”[14] 他明确指出，“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15]；“企业的生产、销售面临着国内外的竞争，同时要考虑怎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取得经济效益并不容易，在产品发展方向上、质量上、花色品种上、成本核算及技术改造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虽然对企业是个很重的担子，但既对国家建设有贡献，又能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服务。如果企业不能取得利润和好的效益，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这个企业也就失去了作用。”[16] 他多次强调，中信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负债经营方式是国际上通用的，但我们国内过去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头脑中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我们用的钱要付利息，付完利息才能有利润。我们要懂得投资和利润、投资和利息的关系”，“以前我们没有重视经营思想，都是产品经济……有的项目，一下子就拍板了，今后我们在项目的开发上要好好研究，该不该上，该不该建，要谨慎。”[17]

在“有利可图”的同时，荣毅仁更强调不能“唯利是图”。他反复阐述有利可图与唯利是图的区别，指出“我们企业要有经济效益、有利润，但必须是正正当当的利润。不允许采取不正当手段取得所谓的‘利润’。我常对公司讲：‘我们要有利可图，不能唯利是图。’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择手段，搞歪门邪道取得利润，对经济建设造成破坏，这是不允许的”[18]。荣毅仁非常注重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认为既要考虑项目是否有利，更要考虑在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要投资而不要投机。他说，“选择项目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利润，还要考虑社会效益，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效益而单单考虑经济效益。全公司都要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19] 他还讲到，“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中对我们有用的内容，但有些我们是不用的。搞个赌场、鸦片馆能赚钱，我们能干吗？不能干。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不能干，没有社会效益我们也不能干。”[20] 可以说，有利可图但不唯利是图，是荣毅仁最为重要的经营管理思想，也是中信一直恪守的投资准则。

荣毅仁认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是职、责、权、利的统一，有职就有责、有权、有利；要在应有的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大家的工作热情。他说：“搞职责范围和规章制度，不是为了束缚哪一个人，而是为了工作中有章可循、合理分工、提高效率，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步调一致地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21] 他强调：“总公司既是经济实体，需要统一经营思想，对外发挥窗口作用，但在内部又必须增加子公司的责任感和自主权，更好地发挥集团优势，实现利润快速增长。因此，总公司适当放权，使子公司能够根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原则，取得更好成绩，为国家、为总公司做出更大贡献。”[22]

企业的制度建设是荣毅仁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建立规章制度就是防止和避免我们成为官僚主义机构，有利于发挥我们公司的作用。”[23] 他举例说，“听说我们有的同志把文件放在抽屉里，人出去了，文件就不能找了，这样很不好。我们这个公司不是夫妻老婆店，不是什么豆腐店，把账都装在自己口袋里。我们是个公司，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24]。 他认为“公司制度应作为公司的法”[25]，主张依据国家法律、政策，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让大家有法可依。在谈到制度的制定时，荣毅仁认为要讲究科学化，让制度简单明了，容易执行，便于检查，不要搞得连篇累牍。他还讲到，“制度既要有助于管理，又要有利于开拓业务，否则的话有的人不干事不出事，甚至不干事还说风凉话。所以制度既要方便工作，又要便于管理监督。”[26] 对于已经出台的制度，荣毅仁要求公司上下必须严格执行，“有了规章制度就要执行，否则比没有规章制度还要糟”[27]。制度“可以先搞‘试行’，试行一个时期，有问题再修改，不是一制定就死”。[28] 在谈到企业财务管理和内部监督工作时，荣毅仁都强调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指出“假如说我们没有规章制度，那就等于公司没有法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在各个方面来贯彻规章制度，分级分工。这要依靠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负责”。[29]

培育优秀文化，大力弘扬中信风格

荣毅仁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十多年间，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倡导树立适应时代要求和企业特点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中信的企业精神、作风养成和职工行为规范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中信成立之初，他在谈到职工思想教育时就突出强调“要发扬正气，树立正派的作风”[30]。在荣毅仁看来，“一个新机构的成长，重要的是在内部建设和工作作风上奠定好的基础”，因此他自中信成立起即立下三条规矩：一是讲究工作效率，树立时间观念，“要求每个干部在工作中树立良好的负责作风，办事不拖拉、不推诿，防止官僚主义”；二是讲究工作态度，对内对外都要以礼相待，做到“有信必复，有访必见，有问必答，能办必办，力求把事办好”，对外要遵纪守法、不卑不亢，对内要热情服务、相互支援；三是强调勤俭创业的精神，日常费用开支要“勤俭节约，避免铺张浪费”[31]。荣毅仁一直恪守荣氏家训“戒欺”，将诚实守信视为企业经营之本。他指出，“我们不能只说大话、空话、漂亮话、好话，这些对我们企业没好处。”[32]1988年，荣毅仁特意请邓小平题写“戒欺室”三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客厅正中。他认为，企业的诚信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若要与客户、合作方特别是外方机构建立信任关系，维护商誉，就必须做到诚实，要心存善意地考虑对方的利益、需求和感受，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实事求是。

随着业务迅速发展，中信公司在国内外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荣毅仁提出，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一个公司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在1986年11月亲自制定了32字中信风格，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说，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要用纪律来约束”，“在工作中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企业的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就是“不要搞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多做少说，先做后说，甚至只做不说”，“不能搞官僚主义，不能墨守成规”；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就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和一致的目标，“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不搞小动作；勤勉奋发，雷厉风行，就是做工作“要有认真的态度、紧张的气氛，说干就干，快速度地做工作”，不能拖拖拉拉。他要求“这32个字，我们每一个职工都应当牢牢记住，要作为我们的准则”；他本人更是带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说“我哪些地方做错了，同志们提了，我认账，马上改正”。[33]

中信风格提出后，荣毅仁在公司内部反复强调，“我多次讲过，把遵纪守法放在公司职业道德第一位”，“我们的工作纪律、道德作风都要严格起来。要形成良好的中信风格，人家才能尊重你”。[34]谈到职业道德培养时，他要求“把32字中信风格对照一下”，在干部中间反复教育，提高思想境界，把中信风格“作为教育内容，不断教育、检查，形成中信公司自己的风范” [35]。在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时，他撰文强调，“要树立崇高理想，维护国格、人格，不断提高思想、改进作风”[36]。长期以来，荣毅仁反复告诫中信人：“中信‘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精神不能丢，中信风格也不能丢。”[37]1993年4月，已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在告别中信时仍语重心长地勉励广大职工“要发扬中信风格、中信的工作作风，这是我们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问题”。他重申：“‘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是讲立足点；‘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讲怎么做工作；‘谦虚谨慎，团结互助’是讲集体主义，讲凝聚力；‘勤勉奋发，雷厉风行’是讲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我们按照这32字去做，就能够在国际上建立信誉，可以与任何企业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38]许多年来，中信风格已内化为中信人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成为中信企业文化的鲜明特征，是中信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人才兴企

荣毅仁在领导中信公司期间，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坚持企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把人才工作放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去谋划和推动，建立符合改革开放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为中信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他认为“办好企业，一个是科学经营管理问题，一个是人才问题”[39]。而经营管理工作归根结底也要靠人，“一个人培养起来不容易，使用好也不容易”，“假使我们能把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公司的业务发展会有更大的希望。因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定好了，公司的发展方向也定好了，就要我们去做。使用人得当了，自主权就掌握住了”。[40] 他因此强调“用人问题关系到公司的长远大计”[41]，必须处以公心、审慎对待。

中信成立初期，荣毅仁就明确提出“广开才路，知人善任，力求做到人尽其才、后继有人。大胆选拔和培养业务干部，凡积极投身四化建设，能掌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能力、有干劲者均应放手任用”[42]。他将中信的用人标准归纳为“德才兼备”4个字，并指出，“德”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热心开放事业，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才”就是要有工作能力、有业务素养。企业无论是进人还是选拔干部，都要严格遵循德才兼备、量才录用的原则。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选人用人“要搞五湖四海，德才兼备，这样才可以增强凝聚力，团结起来，做好工作”[43]。他还多次谈到企业用人要有“容错观”，要扬长避短，不应求全责备，指出“没有哪个做工作的人会不犯错误，除非不干事的人才不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可以有缺点、错误发生，但是不能不去改正”。[44]在他看来，“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弱点。我们要发挥他的长处和积极性，帮助他克服弱点、改正缺点，这样公司才能前进。”[45]

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人才培育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培养，要求在青年职工中树立崇高理想和事业心，强调“一个人只要有了事业心，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46]。针对当时公司90%是大学生、工作经验不足的实际情况，荣毅仁指出，公司的培训工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干部培训要做到制度化，组织上要有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安排一定比例的干部抽出来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47]，并为职工创造了大量的培训和实际锻炼机会。仅在中信成立的第一年，即选派人员赴日本野村证券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知名大企业进修，选派业务骨干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另一方面，他提倡在企业中老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开展传、帮、带。他说，“我们老一代人应该把带领、培养青年一代看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青年人进取心很强，但社会经验不足。年纪大的人要把自己从青年到老年经历的一切告诉他们。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48]他希望老同志“帮助我们年轻的同志在业务上面迅速地成长起来”；同时要求年轻的同志“虚心向老同志讨教，还要加强自学，多看一些书，提高业务水平”。[49]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21岁当经理，40岁当副市长。我就不相信，在座的三四十岁的同志不能干负责工作。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50]在告别中信时，他仍殷殷嘱咐，“20多岁、30多岁有能力的干部要提拔起来，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大胆提拔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最大程度地发挥干部的积极性”。[51]

荣毅仁强调，“在人事方面要有战略眼光，既要善于用人，又要严格管理”。[52]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他一是要求认真考核实绩，把握准了再提拔，要坚持奖罚分明，贡献大的可以奖励晋级，给予表彰鼓励；同时强调“对一个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全面地历史地看，这样才比较公正”[53]。二是重视分配和激励。他认为，吃大锅饭“对国家、对公司、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们的分配制度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应该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而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54]“工资收入要同工作成绩、对公司和国家的贡献挂起钩来。工作成绩小，报酬就少，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工作成绩大，收入就应该高”[55]，真正体现按劳取酬，有效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三是提倡精兵简政，认为“目前有些单位分工过细，这不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机构臃肿了就会产生官僚主义，把个人锐气都消磨掉了”，“要提倡一专多能、一兵多用”，工作饱满，才能更好地调动积极性。[56]

（编辑  杨利红）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价值追求和综合才能的集中体现，作为企业发展中至关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和精神特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时代，企业家精神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企业家所肩负的不仅仅是企业兴衰成败之责，也承担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使命。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里优秀企业家精神被注入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的全新内容。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不仅被列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还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要求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赞誉荣毅仁为“爱国企业家典范”[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和践行者，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追求光明和真理，对党怀抱忠诚信仰

“光明和真理”是荣毅仁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训，被他赋予了全新的涵义，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箴言。荣毅仁认为，“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民、土地、物华、人情以至她的前途，她的一切，是一种永恒照耀我们去追求真理的光。只有在这种光的照耀下，才能逐步接近真理，认识真理”；而这真理就是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作为执政党，“它不愧是拥有真理、拥有力量的郑重的党，不愧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③] 经历过不同历史年代的荣毅仁，对于光明和真理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追求。在领导中信期间，他曾多次坦诚谈到对于党的认识过程。全国解放前夕，工商界有不少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离开大陆，面对去留选择，荣毅仁怀着对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期待留在国内。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和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接受了党的治国纲领和方针政策。他深切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正确的道路，祖国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党之所以代表了真理，正是因为她拥有这样的力量。

一旦找到真理，树立了信仰，荣毅仁跟党走的信念便从未动摇。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多次提出入党申请。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一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磨难打击，他的信心依然十分坚定。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受了苦的，但我没有丧失信心，我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好我们的国家。”“事实证明，经过十年大动乱，纠正这个大错误的是共产党自己。正是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党能够自己克服错误，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向前迈进。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一个信心，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得兴旺发达，站在世界的前列。”[④] 荣毅仁把受命创办中信公司看作党给予的信任，表示要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宣传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切实做好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⑤]。公司筹建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中信这样的机构没有必要设立党组。对党充满感情、无比信赖的荣毅仁认为，自己和工商界的老同志都是党外人士，“有党组就有依靠”[⑥]，毫不含糊地主动要求成立党组织。作为一位当时还不是党员的企业一把手，荣毅仁时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并且非常注重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满怀深情地说：“事实证明，相信党的时候总是对的，怀疑党的时候总是错的。因此老老实实地跟着党走，没有差。”[⑦] 谈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荣毅仁认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党高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指引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是党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加强领导，改善领导，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因为有党的好政策，是靠了党的领导”。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乃至我们个人的贡献，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⑧]

作为中信公司的主要领导人，荣毅仁在企业内部十分重视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他指出，“做一切工作都要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果我们学习得不好，认识得不深，掌握得不准，工作就不会做好，还会走偏。”[⑨] 他谆谆教育中信的干部、党员：“我们作为行政方面负责的同志、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执行者，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按照党对我们的要求，按照党的指示来进行工作。”“党号召我们改革开放，繁荣经济，要坚定不移；保持廉洁，防止腐败，也要坚定不移。”谈到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时，他强调，“我们只有有了崇高理想，才能把我们的思想贯穿到我们的事业当中去，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搞好。”[⑩] 他还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思想工作，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思想工作各级党的组织要做，行政和业务方面的各级负责人也要做，每个同志都应该做。”[11] 荣毅仁还把党的思想工作做到了海外，出访不同国家，他都在许多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十亿中华儿女通过长期奋斗做出的历史选择。”[12] 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追求，为中信铸就了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和灵魂。

把握历史规律，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对于企业的发展，民族资本家出身的荣毅仁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这既是党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也是他自己通过对新旧两个社会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他以亲身实践做出的正确选择。

1979年10月，荣毅仁在《从萧桂英得到的启发》一文中回忆了毛主席同工商界座谈时所讲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出走“杀家”却丢不掉家里坛坛罐罐的故事。他写道，“毛主席讲这个故事是教育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要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丁点儿利益，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毛主席的话“像一盏明灯，为我国的民族资本家指出了一条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光明大道”。他由此想到“资本主义思想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丢掉那些‘坛坛罐罐’，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结合起来”。[13] 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是10亿中国人民不可移易的抉择，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的。”[14]

荣毅仁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搞企业、搞生产，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正如他在《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所说：“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单靠私营企业能搞好吗？我的家族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家搞了几十年企业，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即便我们的家族有了些发展，也是靠收购别人的企业，而不能说整个民族工业有多大发展。”[15] 他在谈到商品经济问题时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的不同。”[16]荣毅仁在公司内部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解决了公的问题，私的问题就好解决；只解决私的问题，不解决公的问题，私的问题也解决不好”，“现在有些同志讲私有制怎么怎么好，好像我们的公有制不行了，我看他们是把公与私的关系颠倒了。”[17] 他还指出，“保护公有制，巩固和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是从基本方面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就是坚持了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它的强大存在和继续壮大,是我国经济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18]

领导中信期间，荣毅仁多次强调公司经营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他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谈到公司组织建设时指出，要“保证我公司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效率的又是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19]。公司进行内部机构改革，他认为目的是要“组成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集团”，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要根据社会主义的特点进行协作”。[20] 他在公司董事会上谈到，“有人讲，我们公司干脆去国外投资算了。我们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点要明确，我们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国家兴旺发达……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始终掌握着，没有改变。”[21]荣毅仁非常重视用社会主义思想引导职工。他对新入职的青年职工说，“现在有许多说法，很多想法，但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思想活跃，思想解放，把我们思想用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上，这是我们的责任。人家都奇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个玩意儿？我就是搞这个玩意儿。为什么？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22] 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荣毅仁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强大武器”，“我们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增加凝聚力，朝着同一目标共同努力。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是否符合小平同志这个理论。”[23]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荣毅仁始终把中信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领导中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倡导实业报国，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热爱祖国、立志强国，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其出发点就是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他多次在公司的会议上谈到，青年时代他曾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办好实业、服务国家，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他说，“因为家庭关系，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工业，总希望能够看到国家兴旺发达，这就是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吧。但是解放前我们国家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压迫，我的理想没有实现。尽管我们个别企业发达了，但整个国家很穷，老百姓很穷。直到解放后，我才看到了我们国家真正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24]。他在工商业改造中率先推动荣氏家族企业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将荣家的梅园、大公图书馆等无偿捐献给国家，都是这种爱国情怀的表现。他在出访时与海外侨胞交流，满怀深情地说：“祖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也还有不少缺点，不能事事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国家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好的人民，我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在内是团结的，我们同世界人民是团结的，我们必将胜利地完成振兴中华大业，使每个中国人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25]

改革开放给了荣毅仁第二次实业报国的机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信任，使荣毅仁在花甲之年仍激发出火热的创业激情。他坦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为祖国效力的重任，把我们的知识和才华献给可爱的祖国，是我们无上的幸福。”“就我本人来说，可以说我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26] “文革”结束后得以重新工作，他没有选择去政府做个部长，而是选择在国家百业待举之时创办中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拣了一个酸果子吃”。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有责任使国家繁荣昌盛。我们都是社会主义时代培养起来的，要为社会主义国家争气。不要在个人问题上绕圈子。离开国家，没有个人的算盘好打。整个国家不兴旺，个人有什么用？”他强调，“我们要为国家前途着想，在改革开放中作出贡献。”[27] 中信成立之初以吸引外资为主，但荣毅仁反复强调，“我们公司主要还是搞投资实业。我们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进行投资。”[28]中信早期投资的江苏仪征化纤、云南磷肥厂、哈尔滨纺织印染厂等一大批项目，都是以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在荣毅仁的经营理念中，首先考虑的不是单纯的企业经济效益，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986年12月，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职工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集中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讲到，“在国外的华裔和华侨, 总是感到有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地位, 他们才能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很好地生活和干事。”“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发言权的。有些外国朋友、外国记者问我，解放后你为什么留在中国？我跟他们说，我们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洒有中国人民的汗水。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搞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搞不了。在工作中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离开这一点，一定要犯大错误。”[29] 听到有青年职工把公司与个人的关系比喻为“大河有水小河不干”，他立即纠正，“我们公司还不是‘大河’，我们国家才是真正的‘大河’。国家有‘水’，我们‘死’不了，国家没‘水’，我们什么都干不了。我们树立理想和事业心，要把国家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比国家都大，忘乎所以。我们要为国家发挥‘一滴水’的作用。”[30] 这些肺腑之言饱含着荣毅仁热爱祖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情怀。

勇于改革创新，探索市场经济道路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领军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路，是荣毅仁一生最为卓越的作为和贡献。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既是摆脱国民经济当时所处严重困境，突破高度集中的旧体制长期束缚，实现从困境中奋起的唯一选择，也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由之路。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荣毅仁明确指出：“我们原来的那种封闭式的经济模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存在若干问题阻碍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必须加以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31] 他还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任务很艰巨，也有风险。但是，中国要发展，必须改革，除此别无他路，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全国人民希望改革、拥护改革，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32]

1979年1月，邓小平与工商界人士座谈时，荣毅仁就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采用的方法，不应被认为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经过深思熟虑，荣毅仁向中央建议，通过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方式，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以“资本家出身”的身份提出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业务，存在很大的风险和有待破除的思想障碍。荣毅仁在亲手制定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里写道：“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这里所强调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科学经营管理”，在“文革”中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观点受到严厉批判，是经济领域中令人忌惮的提法，恰恰成为中信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云程发轫，用荣毅仁的话说，“实际上使公司成为在当时背景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的一个试点”[33]。他后来在阐述中信发展的设想时说，“我们公司过去发展业务的指导思想是开拓创新。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开拓创新的指导思想”，“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我们要把思路放宽，巩固已有的成绩，开拓新的业务”。[34] 为不失时机地抓住市场有利条件，他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建议，希望给予中信一定的自主权限，使中信在组织项目时能够简化手续、放开手脚。荣毅仁在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多次强调，中信是创新的一个经济实体，是改革的产物，要不断进行改革，闯出一条新路来，“把束缚我们发挥积极性的东西去掉”。他要求职工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开展业务，“年年有创新，经常有创新”，“可不要念老经”，同时要求“创新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在实际上可行”，“我们应有魄力工作，大胆地工作，但魄力不是说大话，也不是说空话”。[35]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荣毅仁创新求实的主张。他以特有的勇气和魄力，带领中信在夹缝中探索发展，开创了诸多行业和领域的“第一”，走出了中国企业新的发展道路。

在中信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看到荣毅仁关于改革的重要主张。中信成立不久，荣毅仁在向外国专家介绍引进外资情况时谈到，调整经济“就是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诸如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管理水平低等进行改革；就是要把有一些管理混乱的企业坚决和有效地整顿好”[36]。1985年2月，他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必须改革我们的计划体制。今后国家计划将少采取行政手段、指令性办法，主要运用立法手段、经济手段影响企业，指导企业的活动。”[37] 1986年7月，荣毅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座谈会上表示，“我对赤字、外债、通货等问题都有些看法，认为这些都不是洪水猛兽，只要自觉运用，都有可用之处。我们经常提到收支平衡、货币平衡、外汇平衡，我认为要力争平衡，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一定为平衡而平衡。”[38]1987年4月，他在与记者谈话时强调，中信“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假如还按老的方式经营管理是不够的。我们感到需要发展、需要改革”[39]。1989年10月，中信成立10周年之际，荣毅仁明确提出“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中信公司”[40],强调公司未来发展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勇于开拓创新。1992年6月，他在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时指出，改革开放“这条路线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认为“只要改革迈开步子，我国的经济建设就登上新台阶，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改革停滞不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强调“要大胆改革，就必须解放思想，排除干扰，冲破禁区，勇于创新”。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办法，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把这些方法都认为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则我们将是束缚自己的手脚，以致一事无成。”[41] 接着荣毅仁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有的同志总爱在‘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之类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地加以运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前进的。”[4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荣毅仁对经济改革的思考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创新的实践中逐步深入的，不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他对改革方向的坚持是一以贯之、从未动摇的。

（编辑  尚鸣）

内容提要：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视角，探求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时代渊源、思想脉络和实践基础，反映其在历史转折中的贡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方针到实践探索的关系；本文在对荣毅仁大量文稿、讲话和中信企业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容；分析论证这一精神对于中国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价值，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助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引领意义。

主题词：荣毅仁；中信公司；企业家精神

荣毅仁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他将中信事业的发展同党、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带领下，中信公司肩负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积极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不懈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集团。荣毅仁在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中所体现的崇高思想和品格、作风，已成为中国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典范，不仅对于中信事业的传承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及其特质

企业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作为当代中国一位经历和地位都十分特殊的优秀企业家代表，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形成和发展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第一阶段（1937年至1956年），荣毅仁是荣氏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继承和光大父辈守正创新办企业的优良传统。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是负有国家重要使命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他成功地将中信公司建成一家综合性的跨国企业集团。在传统赓续的基础上，他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以更高的时代站位和更主动的历史自觉，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新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精神体现了一位优秀企业家的使命担当，是他的信念和追求所在。

除旧布新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一招。在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中，荣毅仁创建了中信公司，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一段恢弘壮阔的企业传奇。在除旧布新中探索和开辟改革开放的方式和路径，既是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他在历史转折中的特殊使命。其优秀企业家精神，因此具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历史印记。

在当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起于1978年年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在长期“左”的错误影响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外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人民的温饱都成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何处去，是荣毅仁在国家走出低谷后的思考，也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折，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让荣毅仁看到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坚强决心。

1979年1月17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26天，邓小平与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著名人士座谈，听取意见建议。他充分肯定荣毅仁提出的引进技术、管理，发展金融、贸易的意见，希望他围绕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干一番事业。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①] 这极大地激发了荣毅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热情，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建议，很快便得到批准。当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却藩篱重重，现代化建设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国家急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部分形成突破，通过试点摸索规律、全面铺开，通过窗口宣示政策、扩大共识，这是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经济工作和企业管理经验丰富、具有广泛国际影响与威望的荣毅仁，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荣毅仁创办中信，因应了改革开放的要求，使中信与4个经济特区一样，成为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它的成立甚至比1980年深圳等特区的建立还早一年。如果说，经济特区的创办，是改革开放在面上的试验田；那么，荣毅仁创办中信，可以看作改革开放在点上的试验田。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虽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在当时还有不少“禁区”，在有些领域和地方甚至举步维艰，充满曲折，中信公司的发展模式也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荣毅仁认定邓小平指明的方向，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率领中信人大胆实践，勇于克难攻坚，为中信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服务改革开放的创新发展之路。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明确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③]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与时俱进的思想脉络

荣毅仁历经中国现当代巨大的社会变革与转型，其企业家精神来自于这一历史进程中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等影响，具有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

荣氏家族企业曾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中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最成功的典型。作为荣氏家族的代表，荣毅仁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辅佐父辈经营面粉、纺织、机器制造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他继承了荣氏家族的企业经营思想和爱国、诚信、创新、实干、勤俭的精神，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结合起来，希望以民族工业的发展效力国家。全国解放前夕，在荣氏家族已相继迁往海外的情况下，荣毅仁作出留在国内的决定，为以后关系新中国国计民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既是他面对历史的正确抉择，也是荣氏家族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满腔热忱地领导荣氏企业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感召，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经过自己的学习、观察、体验和思考，荣毅仁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认识不断提升，对于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更从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深邃思想和崇高精神。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企业家，他在自我重塑中为企业选择了一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道路，成为中国工商界的一面旗帜。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的信任，邓小平的重托，使年过花甲的荣毅仁实现了兴办企业报效国家的夙愿。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荣毅仁的激励和影响极为深刻。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等5篇重要文章，就是出自邓小平参加与中信公司有关的会议和会见活动的讲话，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荣毅仁说，这些讲话“阐述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国策、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缩影，使我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④]。中信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为中信亲笔写下“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题词。也正如荣毅仁所说，“这个题词既包含了小平同志对中信公司已取得成绩的嘉勉，而更重要的是对中信公司乃至全国企业界提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在经营观念、管理体制、业务开拓等方面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坚持改革开放，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更多贡献。”[⑤] 这些期勉和要求，体现在荣毅仁领导中信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创造的实践基础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是在其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形成的。荣毅仁亲手创办的中信公司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壮大，在诸多业务领域实现快速发展，为他构筑起一生事业的巅峰，更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和弘扬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中信公司根据国家需要积极开拓业务。虽然创立之初就面临着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束缚等考验，但中信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通过在诸多业务领域的一系列艰辛探索，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在荣毅仁主导下，中信富于前瞻性地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第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第一家经济咨询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建设了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组建了亚洲第一家区域性的商业卫星运营企业，首批成立了由国有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创建了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由中信作为建设主体成片开发的宁波大榭岛，成为国内唯一实质由企业建设和管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信打造的一批龙头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探索市场经济道路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服务对外开放战略，中信公司努力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对外窗口的作用，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国门初开，荣毅仁大胆借鉴国外知名企业经营发展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一是解放思想“引进来”。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吸引外资，用于仪征化纤、云南磷肥、齐鲁石化、平朔煤矿等一批国家重要项目。二是勇于探路“走出去”。根据国家长期依赖进口物资的需要，率先在海外直接投资，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投资了波特兰铝厂、塞尔加纸浆厂、西雅图林业和凤凰钢厂等一批资源性项目。积极布局港澳业务，将中信泰富打造为在港主要经营平台，陆续投资于基础设施、航空、商贸、电力、电讯、房地产等业务，成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第一家红筹股公司；收购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成为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中国企业，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

从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领导中信公司走过14年发展历程，中信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创造了中国企业发展的一系列经典案例，更成为孕育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一片热土，是这一精神不可或缺的实践条件和前提。荣毅仁大力倡导的32字“中信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中信核心价值理念，正是来自这一实践过程，被中信人视为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文化财富，引导中信事业行稳致远。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决定了这一精神的以下特质：

一是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理想、意志、智慧、性格和传统，可以扩展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它又是企业家在现实奋斗中最活跃和强大的内生动力，是先进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在精神上的反映，因而在企业发展中总是能够根据时代前进和历史任务的要求，焕发出不断延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气象。

二是崇高的道德标识。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因为它占据了道义高点，拥有高尚的道德力量，彰显了优秀企业家在企业改革发展的特定环境和特定考验面前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实践。这一精神的高度道德自觉不仅在于做事，更在于做人，可以极大地激发起企业群体的思想情感和道德意愿，培育正确的行为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三是贯通的思想内涵。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与当代中国先进的精神谱系具有相融相通的共性，包含了基本的思想内核，体现了诸多一以贯之的理念内容，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无论是党和国家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劳模精神，与荣毅仁企业家精神都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内容表述，同属于先进精神的基础内容，共同彰显了先进生产力所代表的思想品格。

四是厚重的实践属性。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把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转化为企业成长中人格的感召，是通过具体的经营管理实践来实现的，具有丰富的立体的呈现方式。从精神与实践的关系看，这些精神内涵的概括，并非概念的拼加，而是从中信事业发展中大量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事件或重大决策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这一精神生动具体的表现，无一不是历史过程的真实存在，因而才有可能形成人们长久感知和领悟的精神长河。

    （编辑 尚鸣）

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中央企业有义务、有责任在“走出去”中带头执行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和企业的良好形象。其中，海外传播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落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央企，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企业资源，在各国迅速站稳脚跟，并为落地国的经济版图带来了诸多利好，但从整体来看，央企海外传播的理念和能力还有待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与央企对外传播

    中央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央企业承担的项目数超过了项目总数的60%，合同投资额超过了总额的80%，建设了一批标志性工程。目前，中央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员工构成中，85%是本地员工，不少企业员工的本地化率甚至达到了9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央企还积极投身当地社区文化建设和公益事业，造福当地民众，比如出资帮助所在地建设医院、学校，解决民众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这些深耕社区、润物无声的努力也得到了所在国民众的好评。

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央企是从事海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主体。央企在海外落地国的企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央企也承担着联通中外的重要使命。国外民众对中国的感知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身边的中国企业和企业雇员的印象。央企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与所在国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央企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要比其他组织更易于被接受，也更有可能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实现多方共赢。

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跨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通常是在企业落地之后，公共关系、声誉管理等软实力先行，为企业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和民心基础，企业再逐步推进长期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多是资本等硬实力先行，资本和劳务服务先到位，其次是产品，再次是技术。这一路径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软实力的建设没有跟上硬实力的步伐，开展业务过程中一旦出现负面舆情，企业往往限于被动，在形象受损之后才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此时再进行正面宣传、打造品牌形象、践行社会责任，往往事倍功半。

央企“走出去”多遵循“资本-（服务-产品-技术）-企业宣传-品牌形象”的传统路径，经历初期的快速布局之后，企业往往就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业务的后续开展并不顺利。尽管软实力先行的投资回报相对较慢，但如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往往能够带来更长远的回报；如果软实力建设滞后，尽管企业硬实力很强，但工作推进可能受到重重阻碍，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

央企海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不断走深走实，央企在国际传播中也迎来难得的机遇。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实现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的实现需要文化传播作为桥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深了跨国经贸合作，为国家和企业的海外形象构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平台。

当前,国际传播秩序“西强东弱”的态势仍未得到改变。一些西方媒体利用其强大的传播实力,通过话语霸权对我国企业进行打压抹黑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国际传播中，这些媒体通过污名化手段，对我国央企的海外活动进行片面甚至扭曲的报道，将一些个案性的问题夸大，并将出现的问题归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国式的传播理念与西方传播理念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观念上看，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市场、品牌、公关都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新概念，与西方国家长达百年的企业公关经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传播主题设定、渠道运用以及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等诸多方面，一些央企都还未能很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媒体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精准传播成为企业形象国际传播的规范，以往大水漫灌的方式无法真正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央企需要基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受众的具体需求进行策划及宣传，才能真正实现有效传播。此外，从传播的规划和视野来看，成功的全球知名公司往往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期耕耘，才具有现在的规模和品牌美誉度。部分央企缺乏明确的海外传播目标和部署长期计划的耐心，仅仅关注“提升海外知名度”这一短视而且粗放式的目标，热衷于立竿见影的短期传播行为。

央企对外传播的经验与短板

为了积极适应海外生产经营环境，央企不断总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增强对外传播意识、改进传播技巧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近年来央企的综合国际传播能力明显加强，出现了较多世界知名的品牌。英国知名品牌价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综合品牌知名度、用户忠诚度、员工满意度以及企业声誉等多个指标，发布年度“全球品牌价值500强”。2019年，中国上榜品牌共77个，总价值高达13074亿美元，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与10年前相比，中国品牌在所有500强中的占比由3%升至19%，说明我国企业的综合品牌价值及实际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从2016年开始，由中国国家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有关单位发布《中国海外企业形象调查报告》，历年数据显示,我国海外企业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有的央企成为中国形象在所在国(地区)的“代言人”,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第二，随着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社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传播实践让中国企业与海外媒体展开良性互动，海外媒体对央企的正面报道不断增加，提升了海外传播效果。外媒涉及中央企业的报道多以正面中性为主，除了侧重报道中国企业发展规模、体量之外，更多地关注其国际化和顶级等特征，其报道的高频主题词包括“全球的”、“金融的”、“最大规模的”、“国际的”、“顶级的”等。词云分布所构成的语义场表明，国际媒体对中国企业的报道中增加了更多正面的内容，中国的企业开始被视为具有国际化维度的全球性公司。

第三，央企的国际传播力在近几年得到较大提升，除了借助国际主流媒体发声，在自有媒体的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在渠道选择上，央企进行海外传播坚持主流媒体与自有媒体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从平台覆盖、传播速度及多样性上都实现了全面突破。在对外传播中，央企的自有媒体建设集中在脸书、推特、领英等国际性社交媒体平台，设立企业账号并进行运营维护。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国际传播力”研究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央企开始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平台加强其国际传播的效果，拥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央企近70%。在Facebook平台上，央企账号平均粉丝数环比增长约2.9倍；央企发布单条消息的最高点赞量上涨达79倍。一些领头企业已逐步实现同平台用户间的良性互动。

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央企的海外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央企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如下的短板。

首先，在传播过程中，部分央企仍然固守“企业宣传”的传统策略，没有真正理解企业国际传播的内涵。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央企在内的中国企业长期习惯于埋头干事，做了不说，而且与当地社区的融入不够主动，海外传播缺乏整体规划，也没有与所在国媒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导致央企在所在国的存在感较低。

传播技术的演变促使企业对传播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只有树立全媒体传播的理念，才能真正构建良好的企业形象。改革开放40多年中，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体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建造“国之重器”的大型央企。这些奇迹的背后有无数题材可以挖掘，可以给当地的企业带来启示，也可以给央企的企业文化增加内涵。但是，央企对这些故事背后的人文性挖掘不够，呈现故事的方式单一老套，尤其是对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受众的接受心理研究不够，本应非常出彩的“中国故事”并未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在全媒体传播时代，除了需要充分调动国际媒体资源之外，所在国本土媒体拥有更直接影响当地民众的渠道，而央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这些本土化媒体资源挖掘和利用并不充分。“走出去”的央企尚未与当地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如果没有处理好与本土媒体的关系，企业形象得不到有效传播，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缺乏能够直接联系当地民众的渠道，企业在品牌建设和危机应对中就会无处着力。

央企对本土媒体资源的挖掘利用有限，媒介投放渠道仍大多局限在当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缺乏对当地群众媒介使用习惯的科学调研，未顾及传播分众化趋势，对当地社交媒体的研究和合作也着力不够，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另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大量华文传媒。这些传媒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面向本地华人的媒体，另一方面也是所在国媒介谱系的重要成员。这些媒体运营者往往拥有广泛的人脉，是央企切入本地社群的重要抓手。但是央企普遍不够重视海外的华文媒体，尚未充分调动它们发声的积极性。

最后，央企的国际传播承担主体较为单一，内容生产效率需提高，传播方式的适用性较低。当今，传播生态已由专业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向着高度媒介化的时代转变，企业的国际传播并非只是宣传部门的事，而是全员承担的传播活动。目前，中央企业在各项国际传播事务中仍然以企业的宣传部门为主体，而企业员工潜在的传播活性未得到有效开发。随着传播活动的常态化、生活化趋势日渐明显，触点不够将导致企业在进行国际传播时渠道受限，所呈现的中国企业形象不够多元立体。此外，由于机制不灵活、层次不丰富，企业故事不够生动，感染力不强，很难被海外的用户和民众接受。

提升央企海外传播影响力的措施

首先，从传播意识上，央企应立足于练好内功，打造国际领先的企业软实力。一方面应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国际传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平台体系以及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建设。要建立良好的海外形象、提升影响力，根本是央企自身的实力壮大，企业的技术、资金等硬实力应当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大力坚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将“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项目所在国的民众在审视中国企业的时候，第一出发点是作为“外资企业”，这些中国企业是不是真的能够尊重当地的人民、风俗习惯和文化，能否真正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能否提升当地民众的福祉，能否推进当地的环境保护事业。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头羊，央企在规模、效益等方面已经处于领先之列，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软实力，打造先进且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将当地民众的实际利益和企业利益统筹考虑，设计能够实现双赢的发展战略，这样才能对提升海外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其次，将央企海外宣传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提升海外传播的重要性。央企需要内外联通，加强软实力建设，从上至下形成统一的品牌意识，将海外传播与公共关系建设纳入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突出其战略重要性。央企的海外传播应当把为企业长期本地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宗旨，根据所在国的具体国情，设定“精确定制”的目标，既着眼于长期战略规划的目标，也包含更加具体的短期重点发展规划，将目标与路径相对接，将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进行科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央企应当将企业国际形象建设纳入内部考核指标，实行动态考核。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科学的海外传播指标体系，推动央企将海外形象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培养一支具有专业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队伍。央企应通过内引外联，迅速搭建一支高效的企业公共关系团队，并按照“一地一例”的原则，按地理区域来制定企业海外宣传指南，并组织多层次的专业培训，提高高层管理者和国际化人才的对外传播交流与沟通能力。按照地区和重点国别的社会和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宣传策略和适用方法，让企业在“短板”领域能快速提升。

第四，充分利用其“走出去”的机会，加强与智库和学术界的联系，强化对目标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对形势和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缺失是许多央企在海外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企业抱有偏见，部分政界人士与媒体合谋抹黑中国的制度和央企形象。在此情境下，“走出去”的央企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有时候一个小的错误会被放大，最终导致较为严重的企业危机。“走出去”的央企必须加强对目标国的研究，在充分了解当地国情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宣传，建立与当地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建设企业海外形象、提升社会影响力是央企长期立足海外市场的关键，是提高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更是央企支持国家形象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五，将“自塑”与“他塑”结合起来。进行国际传播，建构国家形象不能仅靠自己讲，而是要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这一机制落脚到企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就是既要增强“自塑”，也要培育“他塑”的资源。一方面，对于恶意抹黑中国企业的谣言需要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不宜对西方媒体全面出击，一棍子打死，要充分把握西方媒体的理念、认知、传播与我国传播理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央企也应当在社会实践层面以及传播层面认真反思在国际传播中是否有失误和疏忽。另一方面，央企海外传播能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企业，单纯依靠自我传播并不能完全说服对象国的民众，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公关能力，建立与当地社区和媒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树立企业的良好口碑，将当地民众变成央企的“代言人”，发展“他塑”的力量。

深挖企业内涵，学会讲好“央企故事”。“中国故事”有许多维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企业故事。讲述企业故事应当选用符合国际惯例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要选择对象国能够理解接受又是中国所独有的故事；讲述央企故事还需要巧妙融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涵，这样对象国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将中国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方案融入央企故事之中，使受众能够通过企业故事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央企的企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核结合起来，形成长久吸引力，推动国际受众对中国企业由被动了解到主动理解，以此实现中国企业与海外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

（编辑  杨利红）

文/*

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中央企业有义务、有责任在“走出去”中带头执行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和企业的良好形象。其中，海外传播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落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央企，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企业资源，在各国迅速站稳脚跟，并为落地国的经济版图带来了诸多利好，但从整体来看，央企海外传播的理念和能力还有待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与央企对外传播

    中央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央企业承担的项目数超过了项目总数的60%，合同投资额超过了总额的80%，建设了一批标志性工程。目前，中央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员工构成中，85%是本地员工，不少企业员工的本地化率甚至达到了9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央企还积极投身当地社区文化建设和公益事业，造福当地民众，比如出资帮助所在地建设医院、学校，解决民众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这些深耕社区、润物无声的努力也得到了所在国民众的好评。

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央企是从事海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主体。央企在海外落地国的企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央企也承担着联通中外的重要使命。国外民众对中国的感知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身边的中国企业和企业雇员的印象。央企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与所在国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央企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要比其他组织更易于被接受，也更有可能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实现多方共赢。

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跨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通常是在企业落地之后，公共关系、声誉管理等软实力先行，为企业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和民心基础，企业再逐步推进长期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多是资本等硬实力先行，资本和劳务服务先到位，其次是产品，再次是技术。这一路径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软实力的建设没有跟上硬实力的步伐，开展业务过程中一旦出现负面舆情，企业往往限于被动，在形象受损之后才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此时再进行正面宣传、打造品牌形象、践行社会责任，往往事倍功半。

央企“走出去”多遵循“资本-（服务-产品-技术）-企业宣传-品牌形象”的传统路径，经历初期的快速布局之后，企业往往就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业务的后续开展并不顺利。尽管软实力先行的投资回报相对较慢，但如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往往能够带来更长远的回报；如果软实力建设滞后，尽管企业硬实力很强，但工作推进可能受到重重阻碍，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

央企海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不断走深走实，央企在国际传播中也迎来难得的机遇。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实现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的实现需要文化传播作为桥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深了跨国经贸合作，为国家和企业的海外形象构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平台。

当前,国际传播秩序“西强东弱”的态势仍未得到改变。一些西方媒体利用其强大的传播实力,通过话语霸权对我国企业进行打压抹黑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国际传播中，这些媒体通过污名化手段，对我国央企的海外活动进行片面甚至扭曲的报道，将一些个案性的问题夸大，并将出现的问题归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国式的传播理念与西方传播理念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观念上看，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市场、品牌、公关都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新概念，与西方国家长达百年的企业公关经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传播主题设定、渠道运用以及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等诸多方面，一些央企都还未能很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媒体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精准传播成为企业形象国际传播的规范，以往大水漫灌的方式无法真正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央企需要基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受众的具体需求进行策划及宣传，才能真正实现有效传播。此外，从传播的规划和视野来看，成功的全球知名公司往往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期耕耘，才具有现在的规模和品牌美誉度。部分央企缺乏明确的海外传播目标和部署长期计划的耐心，仅仅关注“提升海外知名度”这一短视而且粗放式的目标，热衷于立竿见影的短期传播行为。

央企对外传播的经验与短板

为了积极适应海外生产经营环境，央企不断总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增强对外传播意识、改进传播技巧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近年来央企的综合国际传播能力明显加强，出现了较多世界知名的品牌。英国知名品牌价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综合品牌知名度、用户忠诚度、员工满意度以及企业声誉等多个指标，发布年度“全球品牌价值500强”。2019年，中国上榜品牌共77个，总价值高达13074亿美元，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与10年前相比，中国品牌在所有500强中的占比由3%升至19%，说明我国企业的综合品牌价值及实际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从2016年开始，由中国国家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有关单位发布《中国海外企业形象调查报告》，历年数据显示,我国海外企业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有的央企成为中国形象在所在国(地区)的“代言人”,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第二，随着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社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传播实践让中国企业与海外媒体展开良性互动，海外媒体对央企的正面报道不断增加，提升了海外传播效果。外媒涉及中央企业的报道多以正面中性为主，除了侧重报道中国企业发展规模、体量之外，更多地关注其国际化和顶级等特征，其报道的高频主题词包括“全球的”、“金融的”、“最大规模的”、“国际的”、“顶级的”等。词云分布所构成的语义场表明，国际媒体对中国企业的报道中增加了更多正面的内容，中国的企业开始被视为具有国际化维度的全球性公司。

第三，央企的国际传播力在近几年得到较大提升，除了借助国际主流媒体发声，在自有媒体的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在渠道选择上，央企进行海外传播坚持主流媒体与自有媒体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从平台覆盖、传播速度及多样性上都实现了全面突破。在对外传播中，央企的自有媒体建设集中在脸书、推特、领英等国际性社交媒体平台，设立企业账号并进行运营维护。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国际传播力”研究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央企开始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平台加强其国际传播的效果，拥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央企近70%。在Facebook平台上，央企账号平均粉丝数环比增长约2.9倍；央企发布单条消息的最高点赞量上涨达79倍。一些领头企业已逐步实现同平台用户间的良性互动。

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央企的海外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央企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如下的短板。

首先，在传播过程中，部分央企仍然固守“企业宣传”的传统策略，没有真正理解企业国际传播的内涵。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央企在内的中国企业长期习惯于埋头干事，做了不说，而且与当地社区的融入不够主动，海外传播缺乏整体规划，也没有与所在国媒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导致央企在所在国的存在感较低。

传播技术的演变促使企业对传播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只有树立全媒体传播的理念，才能真正构建良好的企业形象。改革开放40多年中，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体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建造“国之重器”的大型央企。这些奇迹的背后有无数题材可以挖掘，可以给当地的企业带来启示，也可以给央企的企业文化增加内涵。但是，央企对这些故事背后的人文性挖掘不够，呈现故事的方式单一老套，尤其是对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受众的接受心理研究不够，本应非常出彩的“中国故事”并未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在全媒体传播时代，除了需要充分调动国际媒体资源之外，所在国本土媒体拥有更直接影响当地民众的渠道，而央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这些本土化媒体资源挖掘和利用并不充分。“走出去”的央企尚未与当地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如果没有处理好与本土媒体的关系，企业形象得不到有效传播，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缺乏能够直接联系当地民众的渠道，企业在品牌建设和危机应对中就会无处着力。

央企对本土媒体资源的挖掘利用有限，媒介投放渠道仍大多局限在当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缺乏对当地群众媒介使用习惯的科学调研，未顾及传播分众化趋势，对当地社交媒体的研究和合作也着力不够，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另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大量华文传媒。这些传媒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面向本地华人的媒体，另一方面也是所在国媒介谱系的重要成员。这些媒体运营者往往拥有广泛的人脉，是央企切入本地社群的重要抓手。但是央企普遍不够重视海外的华文媒体，尚未充分调动它们发声的积极性。

最后，央企的国际传播承担主体较为单一，内容生产效率需提高，传播方式的适用性较低。当今，传播生态已由专业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向着高度媒介化的时代转变，企业的国际传播并非只是宣传部门的事，而是全员承担的传播活动。目前，中央企业在各项国际传播事务中仍然以企业的宣传部门为主体，而企业员工潜在的传播活性未得到有效开发。随着传播活动的常态化、生活化趋势日渐明显，触点不够将导致企业在进行国际传播时渠道受限，所呈现的中国企业形象不够多元立体。此外，由于机制不灵活、层次不丰富，企业故事不够生动，感染力不强，很难被海外的用户和民众接受。

提升央企海外传播影响力的措施

首先，从传播意识上，央企应立足于练好内功，打造国际领先的企业软实力。一方面应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国际传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平台体系以及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建设。要建立良好的海外形象、提升影响力，根本是央企自身的实力壮大，企业的技术、资金等硬实力应当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大力坚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将“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项目所在国的民众在审视中国企业的时候，第一出发点是作为“外资企业”，这些中国企业是不是真的能够尊重当地的人民、风俗习惯和文化，能否真正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能否提升当地民众的福祉，能否推进当地的环境保护事业。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头羊，央企在规模、效益等方面已经处于领先之列，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软实力，打造先进且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将当地民众的实际利益和企业利益统筹考虑，设计能够实现双赢的发展战略，这样才能对提升海外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其次，将央企海外宣传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提升海外传播的重要性。央企需要内外联通，加强软实力建设，从上至下形成统一的品牌意识，将海外传播与公共关系建设纳入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突出其战略重要性。央企的海外传播应当把为企业长期本地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宗旨，根据所在国的具体国情，设定“精确定制”的目标，既着眼于长期战略规划的目标，也包含更加具体的短期重点发展规划，将目标与路径相对接，将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进行科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央企应当将企业国际形象建设纳入内部考核指标，实行动态考核。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科学的海外传播指标体系，推动央企将海外形象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培养一支具有专业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队伍。央企应通过内引外联，迅速搭建一支高效的企业公共关系团队，并按照“一地一例”的原则，按地理区域来制定企业海外宣传指南，并组织多层次的专业培训，提高高层管理者和国际化人才的对外传播交流与沟通能力。按照地区和重点国别的社会和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宣传策略和适用方法，让企业在“短板”领域能快速提升。

第四，充分利用其“走出去”的机会，加强与智库和学术界的联系，强化对目标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对形势和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缺失是许多央企在海外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企业抱有偏见，部分政界人士与媒体合谋抹黑中国的制度和央企形象。在此情境下，“走出去”的央企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有时候一个小的错误会被放大，最终导致较为严重的企业危机。“走出去”的央企必须加强对目标国的研究，在充分了解当地国情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宣传，建立与当地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建设企业海外形象、提升社会影响力是央企长期立足海外市场的关键，是提高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更是央企支持国家形象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五，将“自塑”与“他塑”结合起来。进行国际传播，建构国家形象不能仅靠自己讲，而是要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这一机制落脚到企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就是既要增强“自塑”，也要培育“他塑”的资源。一方面，对于恶意抹黑中国企业的谣言需要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不宜对西方媒体全面出击，一棍子打死，要充分把握西方媒体的理念、认知、传播与我国传播理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央企也应当在社会实践层面以及传播层面认真反思在国际传播中是否有失误和疏忽。另一方面，央企海外传播能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企业，单纯依靠自我传播并不能完全说服对象国的民众，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公关能力，建立与当地社区和媒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树立企业的良好口碑，将当地民众变成央企的“代言人”，发展“他塑”的力量。

深挖企业内涵，学会讲好“央企故事”。“中国故事”有许多维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企业故事。讲述企业故事应当选用符合国际惯例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要选择对象国能够理解接受又是中国所独有的故事；讲述央企故事还需要巧妙融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涵，这样对象国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将中国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方案融入央企故事之中，使受众能够通过企业故事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央企的企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核结合起来，形成长久吸引力，推动国际受众对中国企业由被动了解到主动理解，以此实现中国企业与海外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

（编辑  杨利红）

近几年来，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与技术封锁，对中国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进行了极端无理甚至无耻的多重打压。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华为是如何应对的，公司现在的状况怎么样？这不仅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而且问题的答案对中国其他企业也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美国近几年对华为的打压封锁不断升级

2018年以来，华为遭遇了美国的多轮打压封锁。

一是无理拘压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美国时间2018年12月1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温哥华当局扣留，因面临美国纽约东区未指明的指控，被美国方面寻求引渡。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因孟晚舟女士此前曾担任香港天通科技的董事，该公司与伊朗企业有电脑设备交易行为（伊朗正受美国制裁），违背了华为此前对美国的保证，据此美国方面认为孟晚舟犯了欺诈罪。美国方面的理由其实是很牵强的，事情很明显，因为孟晚舟女士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美方通过这种流氓手段明显是要向华为施压。经过中国政府的多方努力，直到2021年9月25日，孟晚舟女士才得以回国，至此已被加拿大方面非法拘押近3年。

美国的行为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指责。

二是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对华为进行封杀。2019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意即美国企业不得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同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计划将华为及其70个分支机构列入“实体名单”，《出口管制条例》要求清单内实体需获得许可证才可购买美国物品或含美国技术的物品（意在封锁华为从美国购买软件或硬件产品）。5月20日，谷歌即表示停止与华为部分合作，华为将不能使用谷歌的一些服务（由于华为手机使用谷歌安卓操作系统，此举直接影响到华为手机未来的正常使用）。由于华为公司的美方零部件供应商众多、且华为是它们的重要客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应对美国厂商不断提出的诉求，美国政府曾先后5次延长“临时许可证”，允许美方厂商向华为供货。

三是不断加码、收紧对华为的封锁。对华为实施封杀后，美国政府发现华为公司还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零部件，就再次收紧了封锁。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计划通过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海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的能力，以保护国家安全。2020年8月17日，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收紧了对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限制：华为作为“买方”“中间收货人”等方式参与第三方芯片设计公司的交易，均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同时，美国将华为在21个国家/地区的38个子公司全部列入“实体清单”。在这些禁令影响下，2020年9月14日，台积电正式对华为断供，不再为华为生产芯片；中国国内的芯片厂商也受到管制，2020年10月5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要求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及原物料供应商，须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后，才能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

其实，技术封锁制裁对美国而言是把双刃剑。在美国2019年出台封锁措施时，华为公布的供应商名单中有33 家来自于美国，占核心供应商的36%，其中大多为芯片供应商，包括Intel、博通、TI、高通、Qorvo、skyworks 等，美国很多芯片公司营收的相当部分，依靠华为及其他中国厂商的采购，禁购政策对美方企业的影响也很大。美方先后5次延长对华为销售的“临时许可证”，主要就是迫于美方企业的压力。后续在讨论将对华为出口禁令限制改为“美国制造比例小于10%”的可能性时，却遭到美国国防部的反对，后者认为这将减少美国企业的利润、从而限制科技发展。不少美方研究机构和著名咨询公司也撰写报告指出，对华为禁售使得美方企业经营和研发活动受到很大负面影响。

美国封杀给华为造成营收损失（二级标题）

三年多来，历经美国的制裁打压，华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活得比较有质量。虽然，华为也的确受到了较大的伤害与损失。

今年3月底，华为公布了2021年年报。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年报致辞中说，“过去三年，严峻的外部环境和非市场因素，对公司经营带来了困扰。当暴风雨来临时，我们选择了在雨中奔跑。我们努力保障业务的连续性，确保对客户交付和服务不中断；我们也努力多打粮食，使自己能够活下来。倾盆大雨没有浇灭理想的火花，反而激发了我们的奋斗热情与创造力。”2021年，华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68.07亿元，净利润1137.18亿元，资产负债率从62.3%下降到57.8%。从分业务板块来看，运营商业务收入2815亿元，占总收入的44.2%，其中海外收入占比超过50%；企业业务收入1024亿元，占总收入比重为16.1%，其中新兴业务收入增长超过30%；消费者业务收入2434亿元，占总收入的38.2%，其中智能穿戴、智慧屏等收入增长超过30%。

2017-2020年，华为的收入与利润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但在2020年美国再度收紧封锁后，华为也受到了较大影响，2021年的整体收入下降了28.6%。

2021年，华为的利润为1137亿元，明显高于2020年的646亿元，但其中处置子公司及业务（即出售手机荣耀业务）的净收益574.31亿元；如果除去这部分出售收益，2021年华为的真实利润仅562.7亿元。即2021年华为的收入和利润实际是双双降低的。

华为官方给出了营收下降的三点原因：一是过去三年华为在供应连续性上是持续承压的；二是运营商业务与全球5G建设的周期紧密相关；三是在疫情下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在笔者看来，美方在华为供应链方面的打压封锁是华为营收和利润下降的主因。

在受到美国无理打压后，华为的消费者业务收入2021年同比下降49.6%，华为手机2021年出货量已降至3500万部，较2020年下降了 81.6%，而其全球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15%下降至2021年的约3%，本来，华为手机在全球市场已经开始和美国苹果手机争锋，可2021年后华为手机的市场占有率直接跌出了前5位。跟2020年相比，华为运营商业务收入也下降了7.0%，仅在企业业务收入方面上涨了2.1%。从华为全球分区域的营收来看，中国下降30.9%，欧洲中东非洲下降27.3%，亚太下降16.7%，美洲下降26.3%。因此，美国2020年对华为的封杀政策对华为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华为公司的自救与应对措施

华为在美方的极限施压下并没有倒下。华为年报中说，“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华为会不会倒下的时候，华为最关注的还是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与生态圈合作共赢，同时踏踏实实提升经营质量、持续投入未来”。华为的态度令人钦佩。

那么，这几年华为究竟是如何应对美方的多轮打压？华为的应对策略涉及很多方面，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构建长期、持续、稳定的供应能力

针对美方主要的打压措施“断供”，华为在2021年年报中对供应战略做了一个书面的说明，即开展“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建设”，并表明“华为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多元化的供应战略，不依赖于任何独家供应商或单一地区，构建长期、持续、稳定的供应能力”。华为确定了长期、中期和短期对策，以及相应的举措。

1.“研发和采购领域的关键举措”。（1）多元化方案：华为坚持国际化和多元化的供应策略。在新产品设计阶段，从原材料级、单板级、产品级支持多元化供应方案，积极发展供应资源，保障原材料供应多元化，避免独家供应或单一地区供应风险，确保产品的持续可供应性。（2）分场景储备：在量产阶段，为满足客户需求，应对全球疫情、极端自然灾害、贸易冲突、需求波动以及供应行情等不确定性变化，提前识别风险，组织建立从原材料、半成品到成品的合理安全库存。（3）供需能力可视：与供应商深度协同，通过IT系统实现需求预测、采购订单、供应商库存的可视，确保需求的快速传递和供应能力的快速反应。

2.“制造供应和备件储备领域的关键举措”。（1）制造供应能力备份：坚持自制与外包并重，与多家电子制造服务商(EMS)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华为和EMS，各EMS之间可相互备份单板制造供应能力；在全球布点，建立了深圳供应中心、欧洲供应中心、拉美供应中心和迪拜供应中心，四个供应中心之间均可相互备份整机的制造供应能力。（2）全生命周期备件储备：在产品停产之前，按照市场需求与历史用量滚动进行备件储备；在产品停产之后，按全生命周期预测一次性做足备件储备，确保客户现网设备运行的连续性。

华为在制造供应方面确定了短期、中期、长期对策。短期对策，就是华为提前备货关键元器件，将库存周转期由半年拉长至两年。由于华为之前与供应商保持了良好关系，美国政府禁令出台后，美方供应商纷纷帮华为积极供货囤积零部件，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延长临时许可证。中期对策，就是华为要求台积电、日月光等供应商在大陆布局生产线。长期对策，就是华为加大研发提高芯片自给率，加强国产替代，寻求国内优质供应商。近几年，华为在几大最为核心的ICT领域均实现了国产化的突破，推出了自己的核心软硬件，正在培育相关的生态：在芯片端CPU有“鲲鹏”；AI芯片有“昇腾”；操作系统有“鸿蒙”“欧拉”；数据库方面有“高斯”。目前来看，针对华为用到的各种关键软硬件，国内供应商正在逐步成长和替代，当然质和量的提升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例如，在电子设计软件EDA方面，国内厂商中华大九天可谓是做得最好的，但目前还只是在模拟IC领域优势明显，目前国产EDA仍不能实现工具链全覆盖，与国际三大EDA巨头Synopsys、Cadence和Mentor Graphic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经过几年努力，华为在供应战略方面的“非美化”效果正逐渐显现。今年3月，据媒体报道，华为P50手机经拆解，18项核心零部件已经基本替换为由中国大陆厂商提供，只有麒麟芯片为中国台湾的台积电代工。

截至2021年，搭载HarmonyOS（鸿蒙系统）的华为设备数超过2.2 亿台，HarmonyOS Connect（鸿蒙智联）已有1900多家生态合作伙伴，三方生态设备新增产品发货量超1.15亿，鸿蒙系统已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操作系统。华为推出多终端、跨OS、全场景的HMS Core 6，开放领先的技术能力和服务，包括图形、媒体、人工智能等七大领域69个Kit，共计开放21738个API，鸿蒙全球应用数量同比增长147%，全球应用分发量超过4320亿次，鸿蒙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应用生态。

    过去数年，华为坚持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1+8+N”全场景智慧生活战略（1代表手机；8代表平板电脑、PC、VR 设备、可穿戴设备、智慧屏、智慧音频、智能音箱、车机；N代表泛IoT设备），持续深耕，坚持创新。华为正以鸿蒙系统（HarmonyOS）和鸿蒙生态为核心驱动及服务能力，围绕智慧办公、运动健康、智能家居、智慧出行和影音娱乐为主的五大场景，为消费者打造极致的全场景智慧生活体验。

    通过“技术强度+人才浓度”来保证华为的持续创新能力

诚如华为2021年报所言，“理论突破、软件突围、架构重构将为我们未来求生存、谋发展奠定基础。实现三个重构的关键在于开放创新及广纳英才。”人才、科研和创新精神，是华为赖以生存发展的三大要素。

长期以来，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究与开发，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2021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支出为人民币1427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22.4%。近10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人民币8450亿元。据欧盟统计，2020年华为的研发投入在全球企业中仅次于谷歌，位居全球第二，高于微软、三星、苹果等公司。2021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10.7万名，约占公司总人数的54.8%。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使得华为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权人之一。截至2021年年底，华为在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权专利4.5万余族（超过11万件），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华为所持有的专利价值得到行业充分认可，在第三方专业机构发布的专利全景报告中，华为在5G、Wi-Fi 6、H.266 等多个主流标准领域居于行业领先地位。获得华为知识产权许可的厂商已经从传统通信行业扩展到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物联网等新兴行业。

华为广泛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在笔者看来，华为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主要靠三点。一是靠使命感。华为年报表示，“华为总结了ICT(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世界级的人才共同攻克这些世界级的难题。”二是让科学家充分发挥作用。华为提出，“让天才成群而来”，让专家在关键业务领域充分发挥作用，让他们在科学领域“横冲直撞”，以人才的浓度对抗技术的难度。三是给予人才较高的薪酬待遇。华为的高薪在业界早已闻名，华为对于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非常具有吸引力，2019年华为更是启动了“天才少年计划”，发布全球招募令，计划在全世界招募20-30名天才少年，至今已有20位天才少年加盟华为。在2021年全球最佳雇主的排行中，华为位列第八。

华为在全球积极布局开放式科研。一是广纳天下英才，全球布局研发中心。在2019年时，华为就已拥有16个全球研发中心，31个联合创新中心，外籍专家占比达90％。二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目前华为在全球已建立了86个基础技术实验室，扎根基础研究，建立相关的核心技术体系。华为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建立了“黄大年茶思屋”和“九章院”，希望通过提供宽松、宁静的创新环境，让科学家们心无旁骛、潜心研究，真正面向未来、开创未来，为人类社会发展做贡献。三是积极参与国际产业组织。截至2021年年底，华为在标准组织、产业联盟、开源社区、学术组织等全球近700个产业组织中担任超过400个重要职位。

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和技术封锁，华为正通过技术研发来实现系统突破。正如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所言，“华为现在面临先进工艺不可获得的困难，我们要生存，必须加大战略投入，在单点技术领先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寻求系统突破”。华为正在进行系统架构的优化、软件性能的提升和理论的探索，用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方面的突破性研究，来应对打压和封锁。例如，华为研发团队用创新性的加法神经网络，来替代传统的大容量的乘法计算的人工智能网络，16位的加法相较于16位的乘法，计算功耗可以下降88%，对应的电路面积可以下降76%。这意味着，华为的产品可以用不那么先进的工艺生产出来，而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性能效果，这将更能适应智能时代。

几点启示

对于打压封锁，华为的自救与应对可以带给我们几点启示，供国内其他企业借鉴。

    第一，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我们寄希望于和平发展的环境，但面对不可避免的斗争，靠妥协退让是不可能求得和平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无理，而且毫无底线，但是华为没有屈服。任正非曾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美国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第二，广交朋友，利益相连。华为与业界合作的口碑不错，包括与欧美大厂商的利益关联也处理得比较好。任正非表示，“在和平时期，我们从来都是‘1+1’政策，一半买美国公司的芯片，一半用自己的芯片。尽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还是高价买美国的芯片，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张纸就可以摧毁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美国政府禁令出台后，美国相关供应厂商为何能够积极帮华为备货，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延长临时许可证。

    第三，有备无患，国产替代。美国打压华为以来，大家才发现，华为内部早就制定了一个备胎研发计划“Plan B”。如果谷歌不让华为用安卓系统，华为就用鸿蒙作为替代。对于美方的打压封锁，任正非说，“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这几年，中国人民要感谢美国给我们上了一课，认清了美国丑陋的真面目，不经受打压，不把我们打疼了，我们恐怕不会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

第四，立足自研，开放创新。国家强调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指要立足自主研发，即以我为主的研发，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但是自主研发不是封闭起来搞创新，而是要开放创新。任正非曾表示：“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地自我成长，还是要共同成长。”“（我们）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开展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第五，全球揽才，强基精技。任正非曾表示，“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华为这几年能够在美国的打压下扛过来，核心就是靠其遍布全球的19万优秀员工队伍。华为清醒地看到，要想破局，华为必须坚持重视基础研究。任总说，“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近几年，华为与很多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都开展了相关合作，与高校加强基础研究。在强化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技术研发的精进。

    第六，尊师重教，潜心追赶。强调人才，强调研发，强调创新，根本在于教育。任正非说，“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以教育为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被得到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只有教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有媒体报道，近两年深圳中学招理化老师，北大、清华甚至海外名校的博士都去应征，有人认为“太内卷了”，但笔者认为这是好事情、好现象，因为恰恰是最好的人才去当老师，我们下一代才会更强。面对落后，我们要潜下心来去追赶，不能心急，华为今日的成功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强度研发与潜心追赶。正如任正非所言，“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编辑 宋斌斌）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聚氨酯全系列产品、石化产品、功能性材料、特种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制造，是全球八大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制造商之一。成立40年来，万华化学迎难而上，砥砺前行，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化工巨头。“改革+创新”是万华化学不断成长的致胜法宝。公司通过在化工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内部机制革新，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获得“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创新企业百强工程试点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奖”等荣誉称号。

2018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公司视察时指出：“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万华化学改革与创新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我国化工领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还为其他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

困境中的探索奠定高质量发展之基

企业的成立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穿鞋问题

40多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踩在布鞋上的国家”，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穿鞋问题，中央领导将MDI纳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1980年3月28日，国家“六五”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的烟台合成革厂开始建设，项目总投资4.6亿元，引进了日本合成革生产线，1983年，烟台合成革厂全面建成投产。在成立以后的10年里，该企业累计为2亿双合成革皮鞋提供了原料，相当于全国皮鞋产量的四分之一。

聚氨酯材料被称为“第五大塑料”，凭借着热塑性和可纺性，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家居、建筑保温、鞋材等领域，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聚氨酯材料的关键原材料就是MDI。

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科学家便开始研究聚氨酯技术，但当时由于引进技术遭到封锁，我国聚氨酯材料的合成技术发展非常缓慢，国家建设的烟台合成革厂就担负了发展国产聚氨酯材料的使命，此后我国聚氨酯材料的发展才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烟台合成革厂的产品主要分为四大系列，其产品用途十分广阔，包括异氟験酯系列产品、聚甄酯合成革系列产品、聚S8多醇系列产品和聚氨酯系列产品。其中，异氟験酯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建材、机城、汽车、航空等方面；聚甄酯合成革产品主要用于制鞋、皮箱、包、球类等方面；聚S8多醇系列产品主要用于制造聚酯型聚氨酯、涤纶改性以及增加染色性等方面；聚氨酯系列产品则含有用于人造革的聚晶树脂等化工物质。这几个领域的发展，将改变和加快我国化工生产自主化的进程。烟台合成革厂背负着国家使命，努力前行。1989年，实现工业产值1.5亿元，经营规模位居全国50家塑料行业大企业的第一名。

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带动我国MDI的市场需求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仅1989年的需求量就达到2万吨。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跨国公司加快了对中国市场的布局，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烟台合成革厂在市场竞争中逐渐暴露了其在发展中的重要缺陷，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使其陷入困境，给昔日的先进企业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体制弊端导致企业缺少自主权。在传统的管理体制下，企业容易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缺少决策的自主权也导致企业缺乏内生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企业整个的生产决策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市场需求与国家指标不协调。国家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市场地位发生了变化，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加大了产品市场竞争。

二是生产技术落后导致企业缺少市场竞争力。1984年烟台合成革厂引进的日本MDI装置仅仅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水准，随着国际技术的发展，其工艺落后、消耗大、成本高等问题相继显现。设备投产后，运行状态一直不稳定，时常发生物料堵塞和泄露的情况。在日方专家走后，频频发生设备罢工的情况。为了提高竞争力，烟台合成革厂求助于当时转让技术的日本公司，再次提出引进技术的愿望，但是日方企业只同意转让老技术，不肯转让更先进的核心技术。烟台合成革厂又求助于欧美跨国公司，均以失败告终。内忧外患使企业进入了创业史上最艰难的时刻。

困境中的创新探索

面对发展困境，烟台合成革厂采取了“自主研发+机制创新”的发展战略。在自主研发方面，为了完善“生产、营销、研究”的良性循环机制，企业联合青岛化工学院等高校，采取“产学研”一体的研发模式，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并将获得的收益投入科研活动，开发更具有市场竞争性的产品。经过全体员工历时3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完全消化吸收了引进的日本技术，产能达到了1.5万吨，奠定了企业持续创新的基础。

在机制创新方面，企业开始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1995年，作为全国百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之一，企业进行了第一次制度改革，将烟台合革厂改制为万华化学合成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以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享有国有资产的收益权、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奠定了万华化学进一步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基础。

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8年，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万华化学主动剥离王牌主业MDI，以此为基础与东方电子、烟台冰轮等企业强强联合，将MDI分厂改制为烟台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改革，万华化学首先打破了国有企业旧有的僵化体制，新公司以年轻干部为主体，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完善激励机制和经营管理决策机制。

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万华化学相继实行了原材料采购的改革和人事、薪资等方面的改革。1999年，万华化学推行原材料采购的“比较管理”法，通过竞争机制来选择合作对象，从而为优质的中小型材料供应商提供了合作机会。即使面对各路利益集团的公关，公司依旧坚持择优选择合作对象。事实证明该项改革的正确性，仅当年万华化学就节省了750万元成本费用，相当于当期利润的50%。

企业进一步在人事和薪酬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当时的万华化学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不到7000人的工厂、30多个科室就有三四百个副科长级别以上的干事。为了精简员工，万华化学内部下达了4000人的下岗分流指标。在人事改革方面，万华化学实行末位淘汰，全员竞聘上岗，严把竞聘进人关口，实行亲属回避制；改革职工工资和奖金体系，真正实行按劳分配，规范企业管理制度。

企业要变强就要先学会瘦身。2001年，万华化学下属的后勤辅助单位亏损严重。为此，万华化学决定以化工为主业，剥离副业，精干主业，对后勤辅助单位进行民营化改制。到2006年，除上市公司外，其他所有后勤辅助单位陆续完成了民营化改制。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为万华化学带来了巨大活力。

2012年9月，公司成功打通IPDI（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产业链，成为世界上具备三大ADI（脂肪族异氰酸酯）产品及其关键原料技术的公司之一；同年11月，公司凭借“新型光气化反应制MDI关键技术”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奠定了公司在世界MDI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2019年，公司开启尼龙-12和柠檬醛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产业生产开始走向高端化。同时，公司的ADI全产业链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市场认可，荣获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特等奖。

实现整体上市

2019年2月，万华化学收购母公司资产过户完成，标志着万华化学实现了整体上市。母公司注销法人资格，其下的所有资产、负债等所有权利义务由万华化学作为存续方继承。此次交易的完成对万华化学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

对于万华化学股东来说，公司重组带来了股份增值。此次交易后实际新增股份数量为4.06亿股，按当时每股47.75元算，新增市值约190亿元。

公司整体上市进一步完善了万华化学的股权结构，健全了公司治理机制。原母公司是一家投资型公司，享有万华化学47.92%的股份。万华化学收购母公司后，股权结构变得更加透明，外资和管理层直接持股共计30%，完善了治理机制。

积极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万华化学不仅是国企体制改革的正面典型，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的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2021年1月21日，万华化学积极参与华陆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万华化学、中国化学和西安共赢员工持股平台签署协议，万华化学以4.245亿元竞买获得华陆公司30%的股权，形成了万华化学、中国化学、员工持股平台的三元股权结构。

万华化学与中国化学是长达20多年的资深战略合作伙伴，累计合作项目近百个。此次合作，实现了强强联合，将万华化学的新鲜血液注入华陆公司，推动华陆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标志着中国化学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实现全球化布局

运用WTO规则保护国内MDI市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跨国公司时刻关注着中国MDI市场的变化。随着万华化学在MDI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公司市场占有率逐渐攀升。

2001-2004年，我国MDI市场需求年均增长率为12%，而国内MDI生产能力低、产量少，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快速增长。面对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国外一些大公司纷纷在我国新建或扩建MDI生产装置。2001年1月，总投资高达2500亿元的上海化学工业区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德国巴斯夫、亨茨曼与上海石化、上海高桥石化、上海华谊集团、上海天原集团、中石化等中企合资建设达到国际产能规模的MDI生产装置。为了加快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有些跨国公司采用贸易补贴的方式，不断加大倾销力度，扰乱中国市场，进行恶性竞争。在价格最低的时候，跨国公司每吨MDI的售价比其本国售价还低700美元，倾销幅度超过50%。虽然跨国公司的倾销短时期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发展，但当他们控制整个市场后就会大幅度涨价，最终不利于中国化工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跨国公司的倾销行为给万华化学“产研学”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造成了极大影响，将刚脱离困境的万华化学又一次推向悬崖。关键时刻，万华化学一边抓改革创新，一边收集反倾销资料。2002年，万华化学分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新建年产16万吨大型MDI装置项目的立项申请，以及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的MDI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2002年9月20日，原外经贸部开始立案调查，跨国公司有所收敛，国内MDI市场秩序逐渐恢复。

在即将赢得这场反倾销贸易战的时候，2003年11月，万华化学提出撤诉。原因有三：其一，公司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MDI价格回暖；其二，国家计委批复了万华化学16万吨/年MDI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万华化学将在宁波建立该项重大工程；其三，万华化学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谋发展，为后续进军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万华化学灵活运用WTO商业准则，在保护国内MDI市场健康成长的同时为自己赢得了更多利益，成为国内反倾销的典型案例。

放眼全球，打造国际化企业

2002年，万华化学提出了全球化发展战略。2006年开始寻求在海外建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MID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市场价格大起大落。据统计，万华化学的产能在2010年达到80万吨，而跨国公司也通过兴建大型MDI项目增加中国的市场供给：上海拜尔35万吨/年装置、重庆巴斯夫一期40万吨/年装置、上海联恒24万吨/年装置，加上宁波万华化学二期30万吨/年MDI项目，保守估计，2010年国内MDI产能至少超过130万吨，而2010年的MDI需求不超过110万吨。跨国企业的加速扩产极有可能造成中国MID市场迎来供大于求的局面。即使当时的万华化学已是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也将承受供过于求带来的市场风险。

必须开拓新的市场降低风险。产能过不过剩，不能简单局限在中国市场，中国只是全球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万华化学的国际化之路非走不可。

尽管“走出去”迫在眉睫，但万华化学国际化之路却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万华化学对战略布局、后勤辅助和信息管理三方面进行改革，采取了“三化一低”（即全球化、差异化、精细化和低成本）的战略，在保证产品质量和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打响企业品牌。在选址方面，万华化学主要培育新兴市场，要求在新兴市场一定要成为主流供应商，而在国际巨头的传统根据地里，则是牵制性地进行竞争。

为了降低成本，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增强MDI产能的自我消化能力，万华化学加快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步伐。在产业链上游，万华化学与其全资子公司合资收购了宁波东港电化有限责任公司；在产业链下游，开拓MDI在节能建材和生态粘合领域的应用。2010年，随着宁波基地二期工程的投产，二期配套项目诸如硝酸、硝基苯、苯胺等上游原材料供应也陆续投入使用。

万华化学的主要产品包括聚合MDI和纯MDI，种类比较单一，要进入新的国际市场，就要打造具有独特性和差异化的产品，在这背后，需要有强大的信息管理平台进行支持。为加强信息管理平台建设，2007年万华化学进行了信息化改革，与IBM合作进行集团管控战略规划，使管理层能够快速了解生产运营过程中的信息，实现了信息体系透明化，提高了生产运营的效率。万华化学还投资引进了ERP信息平台，明确了企业运营的所有关键环节，严控各项流程的生产成本和费用支出。

作为全球最大的MDI消费区，欧洲是万华化学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2011年2月，万华化学通过海外控股子公司斥资12.63亿欧元收购匈牙利BC公司（宝思德化学公司）96%的股权，实现了进军欧洲市场的关键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该项目也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收购之时，BC公司亏损约1.5亿欧元，濒于破产边缘。为了扭转亏损局面，万华化学协调人力物力，从管理、文化等多个层面对匈牙利BC公司进行全方位整合。最终，万华化学凭借扎实的实力和实际绩效赢得了BC公司员工的信服。2014年，BC公司成功扭亏为盈，2017年实现盈利4亿欧元。《国际金融评论》将此次收购案例评为年度欧洲、中东、非洲地区最佳并购项目。

目前，万华化学已成功在烟台、北京、上海、宁波以及美国、匈牙利建立了研发中心，实现了全球化布局。2017年，北美技术中心在休斯敦正式投入使用。

完善机制，牢牢把握核心技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万华化学都处于“倒逼创新”的状态。惨痛的经历让万华化学谨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经过艰苦奋斗，万华化学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成为全世界MDI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2001年，万华化学年产MDI达到4万吨，真正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MDI制造技术，被称为“中国化工行业独一无二的创举”。中国也一跃成为继德美日之后第四个掌握MDI制造技术的国家。

万华化学每年用于研发的费用占销售收入的3.5%-5%。2018年，万华化学全球范围内科研投入达到21亿元，居山东省首位。万华化学拥有科研人员2100余名，其中120余人拥有博士学位，640余人拥有硕士学位。公司各类高层次技术人才150余人，其中30余人拥有“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中国青年科技奖、求是杰出青年科技成果转化奖等荣誉。

1999年，万华化学出台《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实施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效益分享，设立万华化学科技最高奖、基础研究奖、科技进步奖、团队协作奖等奖项。对自主开发的新产品，成果转化盈利后连续5年按净利润15%提取科研奖金；对长周期战略性研发项目实行阶段性奖励。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目前万华化学MDI总产能位居世界第一，单套装置规模、产品质量、运行能耗等均领先世界。截至目前，万华化学自主开发并完成重大科技成果转化100余项；先后7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多次获国家级创新荣誉表彰。目前万华化学已在海内外建立了六大研发基地、七大国家级创新平台、150 多个装备先进的实验室，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工程开发到产品研发的全方位创新体系，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MDI、ADI全系列异氰酸酯制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招贤纳士，建立良好的用人机制

人才是企业立足之本。万华化学始终把员工尤其是骨干员工看作企业发展中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注重引进、留住、用好一流人才，积极调动员工的能动性，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为招纳人才，万华化学通过全员荐才和伯乐奖，鼓舞员工挖掘身边的人才。对于新员工的培养，万华化学也有一套完善的机制：通过培训与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让新员工快速融入企业；通过海外培训项目，让优秀员工实现综合发展。

2006年，万华化学实行员工激励制度改革，建立员工持股制度。管理层及骨干员工间接持股，确保股票安全和价值。受益于这项改革，公司在越做越大的过程中没有一个骨干级员工跳槽，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忠诚度。

有为就有位，良好的竞争环境是激发员工潜能、留住人才的关键。万华化学严格把握干部提拔的标准，通过业绩、学习能力和他人评价来进行干部选拔，选拔的结果就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企业带来更高的价值。在人才最集中的科研体系，万华化学实行动态管理，推行去行政化，各研发中心全部取消行政职级，以课题组为基本单元，组长随课题进展可上可下，人员组合动态管理；同时建立起研发序列晋升通道，推行高级研究员以上的骨干每年向专家委员会述职制度。

目前，万华化学已经建立起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竞争力的研发团队，拥有海内外博士150余名、高级职称人才110余名、顶尖人才40余名，全体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该公司时曾评价说：“无论是干部队伍建设，还是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济济、茁壮成长、后继有人。”

赋能未来，让生活更美好

作为中国化工行业的领军者，万华化学所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让企业成功转型，而是如何走得更远，实现“成为全球异氰酸酯领军企业”的目标。2021年，随着新冠疫情有效防控后国内复产复工的顺利展开，万华化学取得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全年营收1455.38亿元，同比增长98.19%。成功的背后，除了机遇，更多的是万华化学未雨绸缪的布局和宏伟远大的企业使命。

面对大疫当前、危中有机的复杂形势，万华化学一方面通过加速数字转型、助力抗疫活动，推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与河海新能源强强联手，共建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实现“让生活更美好”的企业使命。

拥抱数字化，加快智能制造转型

数字经济是当下最具有活力、创新力且辐射范围最广的经济形态，也是传统经济转型的“跳板”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企业只有加速数字化转型与变革，才能掌控变局与危局。

2018年，万华化学成立集团信息化战略委员会，负责统筹规划企业数字化转型，建立以业务条线为维度的IT治理架构，并将数字化平台全面更新为智能制造平台、经营管理平台、智慧决策平台、生态圈协作平台和协同办公平台。

展望未来，万华化学数字化转型将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5G、人工智能等技术，重点打造全球化卓越运营的智能工厂及信息网络高速畅通的现代化智慧园区，不断优化完善万华化学的学习及全球HSE信息化平台，提升安全管理能力和业绩，将万华化学建设成为以智能制造、全球一体化管控、生态圈高效协作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一流数字化企业，形成万华化学专属的数字化竞争优势，打造安全、高效、体验友好的数字智慧型企业。

抗击疫情，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万华化学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向湖北红十字会捐款现金500万元，并借用全球化平台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购置10000套符合欧盟标准的医用防护服。

作为中国化工龙头企业，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万华化学充分发挥其供应链畅通和技术先进的优势，联合下游合作伙伴，为抗疫一线人员提供3D打印口罩调节器、成人纸尿裤、医用护理垫和医用聚碳酸酯护目镜等医疗用品，为抗击疫情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不忘初心，践行绿色发展

一直以来，万华化学积极践行“化学，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在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对材料的生产、加工和使用方面进行更为绿色、环保的开发、替换与升级。

目前，万华化学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探索成果斐然，包括已经开发的生物降解材料、3D打印TPU材料、聚氨酯硬质泡沫循环再利用解决方案和正在建设的万华化学四川眉州基地年产6万吨PBAT（双金属氰化物催化剂）项目等。

2022年1月，万华化学与河海新能源合作签署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实现了万华化学在低碳发展中的一项重要突破。该项目通过对万华化学烟台工业园生产废热的回收再利用，在为园区生产供应高品质热能的同时，为烟台市区的冬季采暖提供清洁热源。通过该项技术，万华化学烟台工业园每年可节约煤炭约26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0万吨，节约用水2000万立方以上，同时保障烟台市1.1亿平方米城市供暖，极大地提高了万华化学能源利用的效率。

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不仅是万华化学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尝试，也是国内化工行业低碳发展的重要尝试。万华化学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入探索低碳发展的科学路径，努力为整个化工行业能源创新利用提供可靠先进的万华方案。

（编辑  宋斌斌）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格力电器”）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际化家电企业。格力电器旗下的“格力”品牌空调，是中国空调业唯一的“世界名牌”产品，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立于1991年的格力电器，经历30余年的风雨，从一家默默无闻、年产量不足2万台的小厂，到1995年空调产销量全国第一，2012年成为国内首家凭借单一品类产品获得千亿营收的企业，如今成为掌握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的国际化公司。30余年来，格力电器在改革中成长，在创新中壮大，走出一条“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格力成功之路。

格力，改革开放的“硕果”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1985年珠海市政府决定发展北岭工业区，珠海经济特区工业发展总公司（格力电器前身）便应运而生，担负起发展工业特区、壮大珠海经济实力的使命，以贸促工，使工业、房地产、商贸“一体两翼”的产业结构在格力这片“土壤”中埋下了种子，世界知名品牌“格力空调”也在这里生根发芽。

严控质量，规范秩序，做“有温度”的企业

1991年的格力只有一条生产线，只会生产窗式空调，没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技术，只能通过购买空调散件组装为整机，再行销售。没有核心技术支持，产品质量问题频出，缺乏市场知名度，更难形成品牌效应。

1994年，时任总经理朱江洪不顾众人反对，对格力电器进行停产整顿。经过一系列整改，严格质量管理制度和相应的奖罚制度，格力再次恢复了生产。企业领导班子提出“出精品、创名牌、上规模、创世界一流水平”的口号，实施“精品战略”，出台了“总经理十二条禁令”，推行“零缺陷工程”。

企业建立了“两部一厂”质量管理体系，分别为：企业管理部——负责建立、监控和完善公司内部的综合管理体系以及供方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推行质量管理，不断提升公司及供方整体质量管理水平；筛选分厂——负责对公司所有外协外购件的入厂检测与试验，以确保任何零部件的质量都能够过关；质量控制部——负责对整个生产流程的质量检验、质量控制及整机可靠性试验。而后在1997年，格力再次提出“好空调，格力造”的口号，时刻对自身产品保持着苛刻的品质要求。

格力通过建立多方位的“品牌自制力”，让这个企业的品牌形象得以初步确立，“格力好品质”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加上形成了适合自身特点的产品销售方式，格力空调的产销量于1995年即跃居全国首位，“格力电器”于1996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质量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只有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才能赢得社会和消费者的信任，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05年，格力电器提出“没有售后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的要求，以“刀刃向内”的精神，对自身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打磨。升任格力集团董事长的董明珠提出并组织创建了格力独有的“T9管理体系”“D-CTFP质量创新驱动环”“PQAM完美质量保证模式”和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等质量管理措施，严抓质量源头控制和体系建设，为消费者提供“零缺陷、零售后”的高品质服务。2018年，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荣获中国质量领域最高奖——中国质量奖。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格力也成为一家“有温度”的企业。既不低价兜售劣质产品，也不肆意抬高售价，在1994年和1996年先后首创“淡季贴息返利”模式和“年终返利”模式，被业内沿用至今。2019年成为国际化企业的格力仍在使用这样的营销模式，以“真正低价”让消费者享受高品质服务。通过这样的“小舍”，格力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有温度”的企业形象，让企业最终收获了“大得”。

紧跟时代，勇于革新，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一棵大树的茁壮成长，是需要适时松土施肥的。格力能够走到如今的世界领先水平，与其紧跟时代潮流、敢于自我革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自1996年上市以后，格力电器为了激励股东，推动企业发展，实行10:10送红股的政策，使2000年格力电器的总股份从最初的7500万股升到53694万股。作为格力电器的第一大股东，珠海格力集团公司则从送红股前持有的4500万股升到27000万股，共计占总股比的50.28%，形成了“一股独大”的局面。

2005年，为了解决A股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全国进入“股权分置”改革阶段。格力电器也顺应国家号召，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东沟通与协商结果公告》，对格力电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主要包括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以及激励机制的推行。

2007年格力电器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第一大股东格力集团的股权占比被稀释，合并所持股份比例同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最终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4.41%。“一股独大”的局面得以改善，形成了一个相对制衡的股权结构。

公司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激励机制的推行。格力电器的激励措施是推出限制性股票，最开始主要集中在中高管理层，后来逐步延伸到业务骨干，再逐步延伸到控股的子公司；激励对象也从最开始的94人发展到1059人。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不仅让格力的员工增加了企业的认同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良好的激励机制不仅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也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同时也向外界传递了格力的实力和企业文化。

2014年，格力电器发布公告表示将试水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改革方案与国家提出的“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系”的要求完全契合，格力集团主动剥离非核心业务坚决主攻家电领域的举措对应了改革要求的“一主两辅”。

珠海市国资委2019年4月发布的“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转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票”的股权转让，最终珠海明骏受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份，成为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珠海明骏的引入将使格力集团的股权结构更加优化，更好地激发企业的活力，也为格力电器在多元化、国际化、数字化方面的发展带来诸多助力，为格力电器未来稳定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自主创新，树立中国自信

格力能够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始终坚持“掌握核心技术”的自我创新意识。

格力的自我创新意识源于2002年时任董事长朱江洪的一次经历。当时的格力向日本某企业购买压缩机技术，并表示愿意出高价。但日方企业表示该专利是多年投入研发的成果，再高的价格都不出售。这一次“闭门羹”促使格力提出“掌握核心科技”的战略，开启格力的科研之路。2002年公司设立了100万元科技进步奖，建立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技术研发体系，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国内外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发展，格力先后成立制冷技术研究院、机电技术研究院、家电技术研究院、自动化研究院与新能源环境技术研究院等15个研究院，自主培养出1.4万名研发人才，制定了“技术研发按需投入，不设上限”的相关规定。如今的格力已经完成了从“技术跟随者”到“技术引领者”的转变。

“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格力的梦想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在坚持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格力的先进技术也不断“走出去”，服务世界。2019年，格力向丹麦格兰富授权自主研发的3项新型无稀土磁阻电机专利技术。让格力技术走向国际的同时，中国自信、中国文化也在走向世界。

“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是没有灵魂的企业，一个没有精品的企业是丑陋的企业，一个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是没有脊梁的企业，一个没有脊梁的人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格力陈列馆墙上的“格言”，不仅仅是格力这一路科研创新的信仰和中国空调领军企业的骨气与意向，更是所有中国人能够自信前进且备受尊重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放的中国精神让“中国制造”获得了更多与世界接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也正是这种开放的精神，让中国制造逐渐摆脱“低质、廉价”的负面标签，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逐步收获属于自己的“中国自信”，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建立“自强体系”，培养中国力量

格力一直坚持自主培养人才，形成一套“选、育、用、留”的人才培养方案，大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自2014年格力组建培训部以来，对销售公司售后人员和企业内部员工进行整合培训，形成了“三级培训体系”：一级培训由格力培训部主导，二级培训由各单位主导，三级培训由具体的科室班组岗主导。“三级培训体系”使得所有员工都能根据自己岗位需要纳入培训体系当中，进一步整合了资源和力量，强化了格力对内对外的人才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格力优化了人才晋升制度，形成了一线员工培训发展“四部曲”：从社会人到合格一线员工，从一线员工成长为技能工，由技能工成长为多技能工，再成长到高技能工。只要是能者就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这样的晋升制度也让格力的每一位员工更加敬爱企业，更加努力拼搏。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格力不仅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晋升机制，对于人才的奖励更是毫不吝啬。2016年感恩节，宣布全员加薪1000元；2017年8月全员一次性发放高温补贴1000元；2018年年初，公司宣布全员每人平均加薪1000元；2019年，格力更是拨出500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金，用以激励对格力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格力既是人才的“获益人”，也是人才的“栽培者”，更希望成为中国企业人才管理的“模范家”。在经济转型、挑战风险并存的今天，格力希望用自主创新的实力、自我培养的人才、自强自信的品质，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党建引领企业创新

党建将引领企业走的更长更稳。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党建精神的领会不是口号，而转化到企业的管理、生产经营各方面的行动，让每一位领导人乃至每一位生产者、销售者都有所领悟，并且转化为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

2019年7月9日，格力建立“党员之家”，把主题定为“格物致知新思想，力行致远新时代”，旨在强调格力上下必须始终秉承格物致知、求真务实的态度，发扬知行合一、力行致远的实干精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力实施“一个核心、四大支柱”的发展战略，坚持自主创新和高质量要求，助力新时代珠海“二次创业”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格力集团党委将“党员之家”发展成为格力的创新阵地，将“展、学、用”相结合，积极组织员工到“党员之家”开展观摩学习、“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让广大员工在看、听、感、想中学习成长，更好地致力于创新创效，为企业增加新的动力，更好地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在防控新冠疫情的特殊战役中，格力再次发挥党建力量，按照“支部引领、党员先行”原则，以党组织为单位，组建了18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和10支党员突击队，迅速集结三批次共计139名员工报名参加市抗击疫情党员先锋队，奔赴各个社区一线，成为抗击疫情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彰显了格力党员队伍迎难而上、甘于奉献、顽强拼搏、能打硬仗的优良作风，为共筑疫情联防联控的坚强堡垒贡献力量。

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凝聚力

格力能够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与企业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成立30余年来，企业始终坚持以“实”为基础，“信”“廉”“新”“礼”并存为格力的核心价值观，以“忠诚、友善、勤奋、进取”为企业精神，以“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为务实的工作态度。

“信”是精心打造、严格把控自己的产品；是员工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具有可期待的发展前景；是消费者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提供可靠的产品；是股东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有满意的利益收入；是战略合作伙伴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

“廉”是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公司能够落实党的领导，在企业家的引领下，团结一致，共同为了企业的成长、行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而不断发展；员工之间能够友爱互助、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了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是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公司通过对于技术、管理、经营等多方面进行不断创新，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不断突破，用新技术、新方法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礼”是团结协作、尊重友好。公司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爱护员工的理念，建立“能者上、差者下”的人才培育制度；对于客户和合作伙伴尊重有礼、诚实守信；领导和上下属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区别待遇。

格力质量体系的打造体现了“信”，格力自主创新体现了“新”，格力党建工作的开展体现了“廉”，格力人才体系的建立体现了“礼”，四者犹如高楼大厦的根基，铸就了格力企业的发展，而高楼的核心“实”就是格力的企业责任感——那种脚踏实地的执着追求。格力的企业责任感体现在爱护消费者的质量严控上，体现在推动行业发展的标准制定上，更体现在扛起中国自信的自主创新上。

2014年、2016年、2018年，格力被授予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年度企业奖”，该奖项是中国互联网业界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奖，被视为衡量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尺。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责任的“义务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追求，但不是唯一追求，应该在合法追求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家精神助力公司持续发展

格力有两位著名的企业家：朱江洪和董明珠。他们既是格力这30余年风雨的见证人，也是格力这30余年荣耀的领路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营业收入，还能够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引领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1991年朱江洪创办格力电器，2001年起担任格力电器董事长，2012年退休，带领格力从小工厂发展成为家电行业的领头羊。

1991年董明珠进入格力做业务经理，1994年开始一路升迁，相继担任珠海格力电器经营部部长、副总经理、副董事长，2012年被任命为格力董事长至今。

格力的这两位企业家堪称中国家电业界的“黄金搭档”。在“朱董配”的时代，朱管生产，董抓营销，让格力电器从默默无闻的小空调厂，成为如今全球产量最大的空调企业。

朱江洪被称为是家电业最低调的董事长。但是，他却有一股自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硬气。不论是当初狠心关厂进行质量整顿，还是下定决心走上自主研发之路，都体现了这位企业家的“霸气”，低调但不懦弱。

不论从企业管理还是工作决策，董明珠都是果断刚绝。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的投入近乎疯狂，极度追求完美；对待下属甚至对待自己都黑白分明极度严苛。也许正是因为她拥有着理性、霸气、执着等性格特质，才能带领格力走到今天。

格力这种由内向外的“软能量”得益于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引领。不论是低调却硬气的朱江洪，还是刚强中透着柔情的董明珠，都是格力文化的塑造者，更是格力前行的引路人。“没有格力就没有我，是格力给了我舞台。反过来，没有我的‘舞姿’，别人也欣赏不到格力。”董明珠这句自信的话，也很好地反映了企业和企业家相互成就的关系。

格力，疫情时期的“守卫者”和“闯关者”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这给包括格力在内的大中小型企业带来了不少的压力。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格力电器实现营收20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9.70%；净利润为15.5亿元，同比下滑72.53%。如此巨大的营收差距，并没有阻止格力成为这场疫情中重要的“战斗先锋”。疫情期间，格力电器没有下调或者拖欠任何一名员工的工资。一个好的企业，在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的时候，要有能力保护员工。

此外，格力及旗下多家公司为各个疫情暴发地捐赠医疗物资及设备，并组织200多名安装工人形成“格力空调抢装先锋队”，利用三天三夜时间完成武汉雷神山医院的空调安装工作。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格力逐步有序恢复生产，斥资2000万元成立珠海格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加紧生产温度计、口罩生产设备、护目镜、杀病毒空气净化器、“风无界”空调等一系列抗击疫情产品，并且要求所有行政管理人员进入生产一线，勇挑抗疫重任，追求产品极致。这不仅是格力精神，更是中国力量。

特殊时期的新转机还是新危机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格力受到不小的冲击，公司全力应对挑战。在空调领域以外，董明珠表示格力将调整产品线，大力发展小家电产品，通过线上平台拓宽格力小家电产品的知名度。疫情期间，“格力董明珠店”的直播活动引起了不少的关注。虽然格力此前曾直言“坚持线下”，但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格力也先后开设网上商城、个人网店，不断加大线上营销力度，与庞大的线下实体店群结合，形成了线上线下互补的形式。

疫情紧张时期，空调行业终端市场的销售、安装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公司及上下游企业不能及时复工复产。此时格力选择了直播带货途径，为其在特殊时期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且开启全国直播巡演，使直播成为格力2021年的常态销售模式。但这却使助力格力壮大的分销商们“叫苦连天”。直播间低折扣的销售，堵住了他们通过分销赢取差价的收入来源，空调市场本身的利润空间也在下降，加上疫情的库存堆积，以及一些潜在市场的占领，使得很多分销商难以完成相应销售指标。

曾经的格力是通过“总部-分公司-代理商-零售商”构成的庞大销售网络登上“空调老大”的宝座，这种利用高毛利来支撑层层经销商的做法，显然已不合电商时代的要求。因此，销售渠道的转型对于格力势在必行。但是现如今的格力拥有上百万的经销商队伍，销售渠道的改革显然不是简单的事情。直接抛弃线下销售模式，不仅会让很多人面临失业，对格力本身也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如何平衡线上和线下的销售关系，是格力此次渠道改革的重中之重。

线上渠道已是潮流，格力必须走新零售模式。这次疫情对于格力销售渠道的变革到底是助一臂之力还是“赶鸭子上架”，还没有定论。但疫情也给格力电器一个外力、一个基点，去发现现行销售模式的短板所在，以帮助企业不断进行改革探索。

应对考验，格力一直在路上

2021年三季度，格力电器营收470.83亿元，同比下降16.5%。2021年以来，格力的股价下跌了近40%，市值排名跌落到美的和海尔之后，显示出格力正在面临巨大的考验：

首先，原材料成本上涨。家电制造的上游原材料铜、钢、塑料等大幅涨价且持续时间较长，关键零部件、芯片等缺货，企业只能通过提高成品价格对冲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影响，这必然进一步冲击销量。其次，外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家电行业自2019年起已进入存量竞争时代，行业发展空间已经很小；与家电行业高度相关的地产业也已进入慢速发展的阶段。因此，仅凭空调占领家电行业巨头的地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再次，竞争对手日益强劲。曾经独霸“空调老大”的格力电器，2020年被对手反超，竞争对手美的和海尔正处于良好增长势头中。另外，截至2021年上半年，格力的空调业务收入占格力电器总收入比例高达73.8%。虽然格力已经进入冰箱、洗衣机、小家电、新能源汽车、手机、智能装备、医疗设备等多个产业领域，但多元化布局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2022年，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格力电器，除了严重的业绩下滑以外，也将面临格力电器董事会换届，为格力效劳30余年的董明珠是否退休，接班人又会是谁，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格力虽然在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想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并不容易。目前，随着格力元老级员工的不断离职，同时具备优秀能力和团队力量的突出人选并不多。如何应对掌舵人后备力量不足，将是公司人才建设的关键目标。

格力还存在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治理结构优化。“格力等于董明珠，董明珠等于格力”这一说法似乎已被社会认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格力治理结构的不足。原本高瓴资本的入股应该使公司的股权结构更加合理化和多元化，但事实上，高瓴资本作为最大股东在董事会上长期缺位。

没有一家企业是绝对完美的。不可否认，格力电器依然是一家非常优秀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家企业的持续发展壮大，必须经历种种考验，相信经过蜕变后的格力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

（编辑 尚鸣）

特钢强则国家强。从中国第一炉电渣钢到第一根极薄壁高温合金旋压管，从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用高温合金涡轮盘，到第一根轧制的飞机大梁，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神舟”系列飞船的上天，到“嫦娥”奔月，再到“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简称中信特钢）始终坚持把产品和技术创新作为引领行业、打造市场竞争新优势的第一要素，不断开拓特钢“高精尖”的新境界，已经成长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品种规格最多的特殊钢生产基地。中信特钢的生产技术、关键品种已在国内起到引领作用，是我国特钢产业引领者、市场主导者和行业标准制定者，为我国高端制造、重大工程和国防军工建设提供了一大批优质产品，产品品牌被美国、欧盟、日本等国际高端客户广泛接受和赞誉。

多层次、全方位打造科技创新体系

中信特钢始终秉承“特钢是科技炼成的”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通过优化整合内部资源和联合利用外部资源，大力投入技术创新，构建了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特钢研究院为平台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创新团队建设和培养领军人才，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成果涌现的环境，深化“业绩+贡献”的激励机制，保证了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

坚持发展精品特钢，企业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1993年，中信泰富与江阴钢厂合资成立江阴兴澄钢铁有限公司（现称兴澄特钢），开始涉足钢铁业务，通过“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精转专”的战略路径发展特钢精品。1993-1997年，通过“由普转优”，完成了从市属小钢厂到江苏最大优钢企业的转变；1998-2006年，通过“由优转特”，成长为全国最大的特钢企业，13项技术经济指标位居全国行业第一；2007-2011年间，“由特转精”，组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提出“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集团”的愿景目标。从2012至今，战略定位依然是发展特钢，“由精转专”，对照国际一流标准，在流程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和服务专业化方面不断创新实践，按照“专、精、特、新”的要求加快转型并取得更大突破。

目前中信特钢已经完成沿海沿江战略布局，旗下拥有兴澄特钢、大冶特钢、青岛特钢、靖江特钢“四大产品制造基地”，铜陵特材、扬州特材“两大原材料生产基地”以及泰富悬架、浙江钢管“两大产业延伸基地”，参股并管理天津钢管，打通了从原材料资源到特钢产品、再到延伸产品的产业流程，推进了从钢铁到材料、从制造到服务、从国内到国际的转型升级。

坚持产学研用联动，高水平构建创新平台

2008年，中信特钢在上海成立中信特钢研究院（总院），先后分区域在江苏兴澄、湖北冶钢、山东青钢等下属企业成立分院，并设立了管材研究院和上海大学分院，搭建起了特钢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上海大学分院负责聚焦前沿技术，深入开展关键工艺及基础理论研究、专题项目攻关等；其他分院与管材研究院负责产品开发、技术升级、产业化推广等的核心研发。其中，兴澄特钢分院和大冶特钢分院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认可实验室，均通过CNAS认可。各分院根据所生产的产品设立不同的产品研发研究所、工艺设计研究所、产品应用研究所和试验检测所等，为各下属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中信特钢研究院已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平台体系，同时也在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例如，与清华大学、中国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进行国家重点项目的合作，与剑桥、麻省理工、兰卡斯特等国际高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行业前沿技术的合作，与德国舍弗勒、德国慕贝尔等行业领袖级企业进行前沿品种研发的合作。

坚持人才强企，打造一支强大的科研人才队伍

中信特钢建立了以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人员、产品质量检测与评价人员、生产与制造一线技术人员为主的多层次研发队伍。为丰富人才培养模式，于2018年成立中信特钢学院，秉承“像办学校一样办企业”的理念，从专业技能、理论知识、企业文化等方面，多层次、多维度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扎实、勇于创新的专业人才。同时，紧密联系下游重点用户，联合举办技术交流活动。此外，通过弹性工作制和灵活的薪酬机制等模式，聘请了各领域专家134人，其中院士5人；召开年度科技大会，大力表彰先进、激励创新，打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科技创新累累硕果助力跨越式发展

中信特钢大力实施技术和产品创新，生产出多款先进的特钢材料。从自主研发纯净的轴承钢、高强度的桥梁缆索用钢、填补世界空白的R6级海洋系泊链钢，到国内领先的特殊钢连铸控制技术、高温合金薄壁管冷旋压成型技术、“内喷延时”无缝钢管水淬技术等，中信特钢坚持走“品种质量效益型”道路，不断开拓新产品、新用户和新市场，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大力开发前沿高端品种，生产了大量“唯一”“第一”产品。

最纯净的高端轴承钢

所有运动的机械都离不开轴承这个钢铁“关节”。高端轴承用钢不仅要能长期承重，还要精准可控、坚韧可靠，是公认的“钢中之王”，也是特别难冶炼的特种钢之一。我国高端轴承钢的市场曾经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如今，中信特钢高端轴承钢产销量已连续19年居全国第一，连续12年居世界第一。在国际市场，中信特钢为世界顶级的轴承制造商供货；在国内市场，高标准轴承钢占有率达85%，广泛应用于航空、高铁、汽车等领域。2019年，“高性能轴承钢”荣获工信部制造业第四批单项冠军产品称号。中信特钢正在参与高铁转向架轴承国产化项目，产品已全部通过测试，该项目投产后将打破目前我国高铁转向架轴承100%依赖进口的局面。

高强度的桥梁缆索用钢

2020年7月1日沪苏通大桥建成通车，该桥主跨是1092米的钢桁梁斜拉桥结构，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世界上首座跨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拉起这座大桥的432根斜拉索所用2000兆帕缆索钢，就是由中信特钢研发生产的。由一束束直径7毫米的钢丝组成的斜拉索，单根索承力最大可达1000吨，相当于500辆轿车的重量。此次成功应用实现了5个世界首创：首个用水浴工艺生产的缆索钢；在世界最长斜拉桥的首次应用；世界最高强度缆索钢的首次应用；首次应用于重载公铁两用大桥；首个ISO专用桥梁缆索钢标准。

在突破2000兆帕之后，中信特钢采用自主创新的水浴绿色工艺，为深中通道大桥研发生产了2060兆帕等级的缆索钢，并进一步成功研发2200兆帕级特高强度缆索用钢。2021年，中信特钢牵头起草的“桥梁缆索钢丝用盘条”成功立项ISO标准，是首个盘条领域成功立项的专用国际标准。

高级别的系泊链钢

海洋钻井平台需要有强力牢固的系泊链起固定作用，才能安全地在海洋上工作。由于工作环境恶劣，系泊链钢不仅要具备较高的力学性能，还需具有良好的耐海水腐蚀、抗疲劳、耐磨损性能，以及优良的焊接性能和较好的焊口低温冲击韧性。2017年开始，中信特钢与招商局工业集团、亚星锚链三方共同开展R6级系泊链钢的研发和认证。作为具有极限性能的材料，R6级极限海洋链钢没有现成的数据库。中信特钢攻关团队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采用了现场工程师学术化模式，开展了大量的现场实践与学术研究结合的工作，在现有基础上跟踪和评价国内外前沿成果，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弥补不足，成功开发世界最高级别R6级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中信特钢也成为全球首家获得R6级系泊链钢认证证书的钢铁企业。

中信特钢研发生产的关键材料，应用于“神舟”系列飞船的航天发动机；绿色能源用钢方面实现了全球首家采用连铸大圆钢替代模铸材制作风力发电机机舱变速箱核心部件；盾构机主轴承用42CrMoE电渣钢成功应用于国内首台11米级大直径盾构机；高温合金和特种不锈钢成功应用于重型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开发成功世界最大厚度190mm耐磨钢板……近年来，中信特钢先后承担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和省级火炬计划、国家强基工程、省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等50多项冶金课题的项目攻关。承担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9项；并联合相关院校和科研院所承担课题，“十三五”期间共同获得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冶金科学技术奖。共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142个。作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中信特钢拥有1177项专利授权、235项发明专利、5项国际发明专利。

科技创新赋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探索具有企业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实现“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目标，中信特钢围绕“四个面向”展开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面向国家重要需求，重点突破“卡脖子”产品与技术。我国在一些关键材料领域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信特钢将进一步强化特种冶金装备和研发的资金投入，做大做强航空、航天、国防等领域用特种冶金高端材料。2021年以来，梳理出29个“卡脖子”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力求在“十四五”期间各个突破，并不断研究出新品种、新产品实现替代进口。

二是面向低碳绿色发展需求，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制定科学合理的低碳发展规划，高度重视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勇于尝试、大胆创新，打造具有特色的技术工艺路线，在低碳竞争新格局中确立领先地位。致力于研发轻量化、长寿命产品，加快突破碳中和关键材料、仪器装备等方面瓶颈，全力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材料支持。加快研究绿色冶金技术。

三是面向前沿技术研究，抢占特钢产业科技制高点。一是布局企业内部科研基地，强化基础科学研究，不断增添新原理、新知识、新方法的源头储备和人才储备，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二是补齐核心技术短板，强化集团内部合作，构建协同产业生态圈，努力创建一个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大数据中心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三是强化“产学研用”融合，充分介入下游用户项目的早期研发阶段。四是促进产业跨界合作，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建设数字化产业与智能制造示范区为切入点，推动高质量钢铁生态圈建设。

四是面向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完善，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构建新形势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研发投入方面，切实强化资金投入，优化支出结构，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在科技人才方面，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创新管理体系,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厚植创新土壤。在高能级创新平台构筑方面，聚集高端先进的创新要素资源和平台设施，努力打造创新资源优势。在基础研究方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我国正处于“十四五”规划的起步之年，中信特钢将始终牢记“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使命要求，心无旁骛，深耕主业，正确把握形势，瞄准行业及上下游产业发展趋势，按照既定的战略方向，在发展精品、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国际化经营等方面下功夫，着力把握特钢产业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进一步提升中信特钢在全球特钢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为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目标提供支撑、贡献力量。

（编辑  尚鸣）

国家能源集团认真履行央企职责使命，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构建高效开放的科技创新生态，推进能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形成能源和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新格局。

加强协同科技攻关，推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

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项目现场考察，对煤炭绿色低碳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能源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煤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国家能源集团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整合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破解煤电化运“卡脖子”技术难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研发资金310.3亿元，获得授权专利超过8000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10项、中国专利奖金奖2项。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推进了行业科技进步。

一是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方面，建成世界首个煤化工10万吨级CO₂捕集与封存（CCS）示范工程；建成国内最大规模燃煤电厂15万吨级燃烧后CO₂捕集-运输-封存/驱油全流程示范项目，再生能耗2.4GJ/t,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二是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方面，全面掌握了风电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率先开展智慧水电建设与运行关键技术攻关与实践，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是在清洁高效燃煤发电方面，建成国际首台66万千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提高了高硫煤和劣质煤的利用效率；全国首创燃煤电站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已上升为国家规范；自主研发的等离子体无燃油点火及稳燃技术水平世界第一，市场占有率近90%，出口到韩国、俄罗斯、印度等“一带一路”国家。四是在碳汇技术方面，研发了西部生态脆弱区矿区地表生态修复技术，使神东矿区植被覆盖率从开发初期的3%-11%增加到目前的70%以上。五是在氢能方面，自主研制的35MPa、70MPa加氢机在国内首个通过国际认证，建成我国首个35MPa/70MPa双模式的江苏如皋商业加氢站。六是在储能方面，研发新一代全钒液流电池技术，功率密度、循环寿命、电流密度、能量效率等性能指标，达到行业一流技术水平。

探索协同创新机制，打造绿色低碳创新生态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创新链，国家能源集团建立了行业创新联盟、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创新中心等多维度的协同创新机制，共创、共建、共享、共赢的科技创新协同生态圈初步形成。

协同创新机制不断完善。国家能源集团与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先后成立了“智能发电”“新能源与环保”“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6家协同创新中心。特别是为更好落实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部署，与中国煤科合作组建了“煤矿智能化”协同创新中心，为国家能源集团2022年实现5个100%、2025年实现全部建成智能煤矿的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科技交流合作成效显著。国家能源集团立足产业发展需求，积极与上下游单位交流合作，整合科技资源，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神东煤炭集团联合国内多家知名厂家，开发世界首套8.8米超大采高成套装备，创造单日产煤6.02万吨的新纪录。江苏公司与电规总院、上海电气、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合作，研制出世界首台百万千瓦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机组。科环集团与中国电子、中科院等单位合作研发的国产化智能分散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厂商在火电DCS领域的垄断，确保火电厂控制系统安全自主可控。龙源电力与北京机电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研制的国内首台套2500KJ大型液压打桩锤，一举打破超大型液压打桩锤技术由欧洲垄断的局面。宁夏煤业与中国五环、中船重工711所合作研发的干煤粉加压气化成套技术，在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中成功应用。朔黄铁路与北京交通大学、中车集团成功开发世界最大功率的“神华号”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不断强化。国家能源集团牵头组建“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创新战略联盟”“中国火力发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煤炭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氢能联盟理事长单位，组织编制并发布了《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和《氢能平价之路》研究报告，提出了《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倡议》。作为CCUS联盟轮值理事长单位，成功主办第五届中国CCUS技术国际论坛。依托各产业联盟，推进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火电产业清洁高效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发展。

当好创新主力军，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十四五”期间，国家能源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国资委关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有关要求，充分发挥央企科技创新主力军和国家队作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质量推进多项攻关任务实施，全力推动2030重大项目实施，大力布局低碳能源技术创新，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致力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引领行业发展，加快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步伐。

围绕化石能源清洁化低碳化、清洁能源规模化、能源系统智能化三大领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能源行业科技创新方向，充分发挥创新联合体和产业联盟的作用，与兄弟央企、高校、科研院所、制造企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等领域打造一批原创技术策源地，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布局和实施一批引领行业的重大科技项目与示范工程，在解决工程科技难题的同时产出重大科技成果，带动我国能源产业及相关制造产业创新发展。

（编辑 尚鸣）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能源电力技术创新日新月异。随着“双碳”进程加快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不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形势紧迫、任重道远，许多技术领域已经进入“无人区”，踏入学科交叉的“融会点”。

国家电网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完善创新体系，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在特高压输电、大电网运行控制、柔性直流输电、新能源并网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成果。累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91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9项。累计拥有专利超过10万项，其中发明专利超过4万项，专利申请量和累计拥有量连续10年排名央企第一。

持续完善创新体系，强化关键技术攻关

战略引领、系统谋划，持之以恒加大科技投入。国家电网坚持不懈实施科技强企战略，并制定科技规划，细化科研项目，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开展科技攻关。“十三五”时期，国家电网累计投入研发经费1398亿元，较“十二五”增长128%，“十四五”期间预计研发投入将超过1500亿元。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碳”目标后，国家电网围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制定了科技攻关计划，明确了十个重大技术方向，集中力量开展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攻关，为推进能源转型、服务“双碳”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需求引领、业主主导，开展联合创新协同创新。重大技术创新涉及的专业领域很多，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高效整合利用各种创新资源。国家电网在创新实践中，积极发挥业主方牵头作用，以需求为引领、应用为导向、工程为依托，整合国内优质创新资源，实施“大兵团”联合作战，取得了很好效果。例如，在特高压技术攻关中，我们依托特高压交、直流试验示范工程建设，联合40多个行业组织和科研机构、20多所高校、200多家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单位协同攻关，先后设立科技课题项目700余项，攻克了特高压交流过电压、潜供电流抑制、电磁环境控制等一批世界难题，为特高压的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

瞄准前沿、夯基固本，加强基础实验能力建设。基础实验能力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依托，对于突破前沿技术具有重要作用。国家电网瞄准重大科技需求和行业前沿，分别在北京建成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和杆塔力学试验基地、在湖北武汉建成特高压交流试验基地、在西藏拉萨建成高海拔试验基地等四个试验基地，搭建了世界领先的特高压创新平台。建成了“国家级、公司级、各单位级”三级实验室体系，拥有国家级实验室2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公司级实验室100个，综合实验研究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9年以来，公司向社会开放100个实验室，有效共享时间达到30%，受到广泛好评。

技术先行、标准引领，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标准是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通行证”。国家电网依托科技创新成果，积极推动先进技术向标准转化，在世界上率先建立特高压、智能电网标准体系，累计主导编制国际标准104项，牵头编制修订国家标准1047项，覆盖所有电网新兴技术领域。公司牵头制定的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标准，与美国、欧洲、日本并列成为世界四大标准。同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代表中国承担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8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1个技术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显著增强了我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人才为要、以用为本，激发全员创新创造活力。国家电网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实施高端人才引领、电力工匠塑造、青年人才托举“三大工程”，加大各层次人才培养力度，培养造就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创新队伍。目前，公司拥有专职研发人员3.9万人，其中两院院士7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149名、国家级专家人才365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5名。依托重大项目，组建71支重点领域科技攻关团队。持续深化科研改革，健全完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实施“揭榜挂帅制”、项目分红、岗位分红等措施，同时，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双创示范基地，汇聚内外部创客超过2.5万人、项目超过1.1万个，在全系统成立4600多个创新工作室。连续举办六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涉及32万青年、2.8万支团队，涌现出3.3万个创新项目，厚植了基层创新创造沃土。

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国家电网建成了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装机规模最大、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特大型电网，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达到2.7亿千瓦，显著提升了我国电网远距离输电能力，促进了“西电东送、北电南供”，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国家电网也是过去20年来全球唯一没有发生大停电事件的特大型电网。

依靠强大的创新能力，国家电网促进了能源清洁转型和电力结构调整，国家电网并网可再生能源装机7.6亿千瓦，其中水电、风电、光伏装机分别为2.4亿、2.5亿、2.4亿千瓦，均居世界各大电网首位，新能源利用率稳定在97%以上。

国家电网有力促进了我国电工装备技术升级。目前我国电工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已覆盖从特高压到低压的各个等级，产品涵盖了从交流到直流、从一次到二次、从主设备到辅助系统的各个门类，电网重大装备、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化。

国家电网积极参与全球电力市场竞争与合作，在境外资产并购、绿地工程、技术服务等方面成功中标一大批项目，建成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送出、巴基斯坦默拉直流等一批海外重大输变电工程，实现了技术、标准、装备一体化“走出去”。投资运营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骨干能源网，项目全部盈利，无一亏损。

（编辑  尚鸣）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的文化有坚定的自觉自信，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从宏观层面看，文化自信表现为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能够正确看待自身文化，理解并认同自身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并对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发展前途怀有充分的信心，同时能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从微观层面上看，文化自信则是企业等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身份认同，是一种主体性心态的自然表现。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更是企业等社会组织及个人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

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子系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企业文化深度耦合过程中，在文化自信的践行培养中，必然不断促进企业文化的深化与升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的基业长青。中信集团的核心价值理念“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并在中信集团各级企业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增强了企业基业长青、持续发展的后劲。

十年企业靠经营，百年企业靠文化，企业文化是推动和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灵魂和源动力，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导因素。中信湘雅医院通过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围绕实现“积极性优生”这一目标，坚定走产学研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文化内涵。

用初心传承企业文化

一个优秀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代又一代的员工文化积淀、薪火相传与发展创新的结果。中信湘雅医院结合历史传承、经营模式、发展定位、工作目标等内容，启动文化建设和核心内涵梳理工作，拟定了医院核心理念体系。

牢记初心是中信湘雅的文化支柱。在从事医学遗传学领域之前，医院首席科学家、终身荣誉院长卢光琇教授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促使其转行至遗传生殖领域的初心，正是源于其父亲卢惠霖教授毕生追求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积极性优生。

卢惠霖教授是我国医学遗传学的奠基者，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战、新中国不同时期，亲眼目睹旧中国积贫积弱遭受凌辱，希望通过自己的专长和努力，来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他的初心，也是一辈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卢惠霖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师从遗传学泰斗摩尔根教授，并最早将其所著《基因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基因”一词便是他翻译而来。中国第一张人类染色体显带图即是卢惠霖教授带领研究小组绘制，使中国人正常的染色体核型得以呈现。在上世纪60-70年代，卢惠霖教授同我国第一位进行羊水穿刺检测的著名妇产科教授胡信德合作，建立了最早的产前诊断门诊，进行胎儿染色体检测。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检测出染色体异常，却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只能进行流产，流产对女性危害巨大，甚至导致不孕，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处理办法。

应用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女性孕育出健康的胎儿呢？1978年，英国诞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试管婴儿技术是分别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后，置于试管内使其受精，再将胚胎前体——受精卵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这一技术的出现让卢惠霖教授看到了曙光。于是，1981年卢惠霖教授正式开展试管婴儿的科研工作。

卢光琇认为，利用遗传优生来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是父亲的宏愿。为帮助父亲圆梦，她在39岁时毅然转行投身其中，并与父亲共同实现从0到1的突破，1981年建立我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3年诞生我国首例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婴儿，1988年诞生我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沿着初心的路径，卢光琇带领中信湘雅走在了遗传优生领域的前列。

2018年初，现任中信湘雅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林戈秉承卢惠霖、卢光琇教授的初心，带领医院将遗传优生事业推向新的高地。他多次在院内宣讲医院发展历史，并将院史教育融入岗位招聘、新员工培训、医院业务发展等全流程当中，形成强有力的思想文化共识，让全体员工了解“从何而来，去往何处”，使中信湘雅的初心掷地有声。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湘雅人薪火传承，立足本职、追求卓越，老老实实做学问、研究真问题，不断实现自我突破，才在服务人民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用创新驱动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与员工的激励和组织创新密切相关，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来源。从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与作用机制看，企业的基业长青同样需要树立企业文化自信。企业文化只有为全体成员接受和认同，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从中信湘雅医院发展实践看，企业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程度越高，企业文化与社会先进文化的一致性越高，企业文化的实践性与引导作用就越强，进而越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信湘雅医院航向正确，创新保证了其发展快马加鞭。2002年，中信湘雅医院成立，央企、高校、科研团队的强强联合，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新体制下，卢光琇教授团队的科研成果很快走出实验室，中信湘雅开始了腾飞，位列我国生殖医学治疗领域的规模第一。

作为与人口战略政策息息相关的专业领域，遗传优生在服务我国人口政策方面，有着十分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中信湘雅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围绕遗传优生临床实际问题积极攻关，诞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为人口政策调整保驾护航。

自2016年我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后，高龄夫妇二孩孕育需求集中爆发。高龄生育的主要风险便是遗传风险，临床科研表明，年龄对女性卵子的影响远大于对男性精子的影响。年轻女性卵子大概只有10%-25%几率发生染色体分离错误，但超过40岁这种错误率飙升至70%-90%。林戈带领团队与华大基因合作，在胚胎发育早期提取的单个细胞基础上，对胚胎进行全染色体分析技术，于2013年诞生了世界首批经基因测序排除染色体异常的试管婴儿。自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来，中信湘雅已经帮助9200多对高龄夫妇诞生了健康婴儿。当前，湘雅医院的基因测序技术已经成为全世界在孕前诊断的一项核心技术。

在此基础上，林戈带领团队继续迈开创新的脚步，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围绕临床不同问题，在孕前诊断领域做了诸多创新，填补了多项国际或国内空白。2015年诞生了我国首例“无癌宝宝”；2016年发明了MicroSeq技术，诞生了世界首例排除染色体易位携带者的健康婴儿；2019年诞生世界上首个排除染色体或卵巢癌易感基因的“无癌宝宝”；同年诞生湖南首例遗传病阻断+HLA分析的“配型宝宝”，并在国内率先开展利用第三代测序技术分析易位断点辅助孕前诊断技术。

2016年，中信湘雅进行了41000个IVF周期，约占美国总数的1/4。植入前检测的数量在两年内增长了277%。在技术创新驱动下，目前中信湘雅可对500余种单基因病实施生殖阻断，累计人工助孕诞生18万个健康宝宝，助孕平均妊娠率达到62.3%，服务病人遍及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国内翘楚、世界领先。

用优质服务凝聚企业文化

文化自信是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通过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树立和提升起来的。支撑企业基业长青的文化是在企业创立、发展过程中逐步引导和培育中形成的，是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形成并且深刻影响企业管理水平与企业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文化自信的实践内容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使其转化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实力量。中信湘雅医院牢固树立“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并将其上升为医院发展战略目标，全方位提升服务水平。

在服务病人方面，围绕“仁爱为本、患者优先”的要求，医院在门诊大厅显著位置设立全新的“病友一站式服务中心”，为病人提供咨询、预约、帮助等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开展杜绝向病人说“不”活动，对于病人的合理要求及建议，全体员工不得说“不可以”、“不知道”、“不清楚”，病人满意度进一步提高；“三八”妇女节、母亲节、端午节、父亲节、教师节、中秋节等节点，在门诊大厅及住院部开展形式多样的医患互动活动，如插花、手绘、许愿树、打卡闯关、做月饼等，深受患者好评。

为提升服务水平，2019年由院长林戈带头，在全院启动“向梅奥学习”活动，通过读书、专题讨论、专家培训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世界顶级医院梅奥诊所的服务精髓，在医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各个岗位的服务优化。

随着2021年中信湘雅麓谷总院的启用，医院建起了全新的病友服务中心，集导诊咨询预约、互联网线下接待、检查资料整理、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院区转诊对接、各科服务协调等为一体，合理简化患者就诊环节，着力解决患者及家属办事难的问题，为患者提供便捷快优的服务。“线上+线下”无缝对接，中信湘雅已形成一整套全流程优质服务体系。为满足高端服务需求，医院高规划建设的VIP中心今年9月正式启用。

为减轻患者诊疗负担，2015年，医院发起成立湖南省中信湘雅爱心助孕扶贫基金会，6年多时间得到医院捐赠666.41万元、外部捐赠760余万元，共开展18个爱心助孕项目，帮扶1100多位经济困难、罕见病家庭、失独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援助价值约600余万元。此外，作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宝贝基金”项目合作单位，医院6年时间里共援助经济困难病友700余人，援助价值680万元。2019年联合罕见病中心发起湖南省蔻德罕见病关爱中心，开展“无罕之路”爱心项目，共资助超过70个罕见病家庭，参与99个公益项目，为罕见病群体的心理、优生、生活提供支持和帮扶，并发布国内首个省级罕见病患者调研报告，为地方政府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罕见病保障政策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持，为身陷困境的罕见病患者群体重拾有希望的、平等的、有尊严的社会生活。

从中信湘雅医院的实践看，文化的凝聚功能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与熏陶，以其特有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影响成员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增强成员的共识和一致行动。爱国敬业、诚实守信、仁爱友善，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对当代社会公民的基本要求。在企业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培养员工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忠于职守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企业建立诚信经营体系，培养员工恪守诚信的理念，引导员工在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将使企业获得更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为企业持久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源泉。

用交流互动提升企业文化

文化自信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自信，作为积极向上的意向性力量，彰显了文化主体的理想、信念和境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激励作用。企业文化与员工的激励和组织创新密切相关，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来源。从文化自信的内涵要求来看，它是一种积极的状态，是一种应然的价值诉求与期待，是一种坚定的价值守候。对于企业来说，更要以在创新创造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在科学发展中取得的竞争优势，为增强员工的企业文化自信注入充沛的底气。

中信湘雅医院将文化建设视为发展的软实力。2020年年底， 医院“十四五”发展规划出炉，文化建设被列入重要内容，并根据总体发展规划，不断丰富文化建设内涵，拟定了年度分解目标，扎实推进文化建设。

2021年随着麓谷总院的搬迁启用，医院设立了约200平米的党建活动中心，作为党史教育、党课学习、谈心等活动主阵地，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党委书记林戈为全院党员主讲“百年未有之大变革”主题党课，详细介绍建党百年来我国的发展及引发的世界格局变化，全体党员为党的伟大创举与历史使命而倍感振奋；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在医院发展中做出表率的优秀党员及基层党组织，进一步树立了标杆榜样。

中信湘雅紧紧围绕服务医院、服务员工，开通了“员工直通车”信箱，组织为医院发展贡献“金点子”活动，收集到有关服务提升、技术革新等方面多条实名建议，并得到相关科室反馈及落实；在新工装定制、新院食堂管理等环节与员工沟通交流，倾听员工心声，反映员工诉求，积极维护员工合法权利；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小组活动，员工报名积极踊跃，自豪感和满足感进一步提升；开展薪酬绩效改革行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薪酬晋升体系，无论什么岗位，让每一颗“金子”都能发光。

在新医院开业之际，中信湘雅以打造人文式、科技式、花园式医院为特点，将开放创新的新医院文化基因植入品牌宣传，启动院史馆建设，将院史列入文化建设重要内容，打造集员工教育、对外展示、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产品；完善医院品牌规范，统一形象标志，进一步强化医院品牌印象。

（编辑  尚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国有企业既有企业的特性，也有政治的属性，就是要服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关键时候靠得住、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持作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大”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力争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成为彰显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器。

企业全球竞争力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

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学界尚未形成权威的、一致认可的共识。探寻全球竞争力的真正内涵，首先要了解世界一流企业的共性特征、对标世界一流企业。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理查德·特纳·帕斯卡尔和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阿索斯），到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之路——美国最佳管理企业的经验》（托马斯·彼得斯与罗伯特·沃特曼），再到21世纪初的《基业长青》及《从优秀到卓越》（吉姆·柯林斯），详细记载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轨迹，堪称世界一流企业发展到理论总结的“三部曲”。其中很多成熟的、先进的理论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国企业国际化及全球竞争力》课题报告（2014），阐述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全球竞争力评价、全球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提升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两个方向、进一步完善企业国际化的体制与政策环境等内容，为企业打造全球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参考。

综上可知，根据各研究报告的成果，世界一流企业有一些共性特征，包括社会责任、价值观引领、追求卓越、以人为本、团队协作、领导即服务、制度严格、顾客至上、诚实守信、追求创新、绩效导向等。笔者认为，如果一个企业进入世界上其他企业难以超越的领先状态，“要么第一、要么唯一”，而这种领先状态是可以明确观察到、感知到且在人们的未来预期中可持续，那么，该企业即是“世界一流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有话语权、有声誉和有持续性成就的企业，对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等方面都能做出突出贡献。比如，汽车行业的日本丰田、航空器材行业的美国通用、IT行业的美国IBM、石油行业的荷兰壳牌均为全球行业翘楚。显而易见，世界一流企业是在重要的关键经济领域或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认可的企业，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辩证理解企业大和强的关系

一般认为，企业规模是竞争力的重要表现。规模扩大往往意味着市场占有率提升和资源管理能力提升；大企业在引领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上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大企业往往被认为是世界一流企业，这就是《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受到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500强固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实力、行业实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地位，但是，“大”只是企业竞争力的表现之一。除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很多机构也推出了基于不同指标的排行榜，从不同角度反映世界一流企业的竞争力。不过，这些评价及排名方法往往是仅包含营业收入或者利润、市值、总资产等指标，可以作为企业竞争力评价的参考，但无法作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全面评估指标，也无法诠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内涵。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逐年增多，2020年中国大陆及香港有124家公司上榜（其中国有企业80家），成为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最多的国家。但其中大多数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国内”，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依然突出，相比较而言，其盈利能力、全球产品市场份额及行业地位、专利技术及优势、品牌影响力、市值管理、标准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等“软实力”都是偏弱的。中国企业如何从“大”走向“强大”，从“量”走向“质”，是我们必须关注、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基于实践的研究已经形成体系

对于企业“全球竞争力”评价的实践探索，相对科学的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相关评价办法及措施。国务院国资委2012年发布的《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素指引》等文件，对世界一流企业“四强”（自主创新能力强、资源配置能力强、风险管控能力强、人才队伍强）、“四优”（经营业绩优、公司治理优、布局结构优、企业形象优）、“四个特征”（主业突出，公司治理良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在国际同行业中综合指标处于先进水平，形象良好，有一定影响力）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初步形成了13项对标共性要素。

2019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选定航天科技、中石油、国家电网、三峡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移动、中航集团、中国建筑、中国中车集团、中广核等10家中央企业，作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示范，并在《关于中央企业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指出，世界一流企业应该是“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范”。即：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并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效率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等效益指标、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领先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履行社会责任、拥有全球知名品牌形象的典范企业。

2020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提出在战略管理（提升战略引领力）、组织管理（提升科学管控能力）、运营管理（提升精益运营能力）、财务管理（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科技管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风险管理（提升合规经营能力）、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科学选人用人能力）、信息化管理（提升信息系统集成应用能力）等8个方面，全面对标世界一流企业，要求部分国有重点企业管理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

2020年8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在不同行业领域培育一批专业领军、全球资源配置、自主创新等方面强（“三强”），价值创造、可持续发展、社会形象等方面优（“三优”），市场话语权、引领带动作用、对经济社会贡献等方面大（“三大”）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行业产业龙头企业、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一批“专精特新”冠军企业、一批基础保障骨干企业。这一系列目标、标准及措施，是国有企业不断优化改进的方向与目标，也可以看作是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企业的行动指南。

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八个要素特征

中国企业要想成功进阶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笔者认为必须具备以下8个核心要素，这是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内在基因，也是中国企业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必然要求。

1.优质的规模效益。具备合理的经营规模与良好的经济效益。企业资产总额、员工数量、营收总额等反映企业规模的指数适当增加，产生规模经济达到合理边际效益，使企业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具有可持续盈利能力，净资产利润率、收入利润率等指数表现良好。要求国有企业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营收利润率、人均产值、总资产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企业家队伍和核心骨干员工薪酬水平、经营性现金流、负债率、“两金”占营业收入比重等9项关键指标上处于行业领先水平。2019年，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48家A级企业，其中38家为世界500强（占比80%），从反映企业规模效益的关键指标来看，营业收入1000亿、利润总额100亿是A级企业的门槛标准，营业收入高于1000亿的共有44家（占比92%），利润总额高于100亿的共42家（占比88%）。由此可见，企业规模上1000亿、效益达100亿是A级企业的重要条件，体现出对规模和效益的基本要求。

2.持续的行业引领能力。不断追求卓越和高质量发展，在所属行业中具有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并引领产业发展方向。企业自身的认知、创新、突破和对全新模式的探索可深度影响所属行业，使其形成重大的突破和变化，并对整个行业的战略发展、收入利润、技术创新、品牌塑造、价值追求、社会责任等肩负起示范责任。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强化基础研究和发展竞争优势，重塑科技创新格局，构建合理的创新体系，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3.突出的核心竞争能力。专注核心业务，主营业务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和服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拥有一支忠诚、奉献、敬业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即具备自我创新完善能力的学习型组织。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坚守主业，不断攻克“卡脖子”技术，在科技自立自强、技术和产业迭代发展中始终保持领先；合理开拓市场，全面提升专业整合能力、产业链整合能力、融资能力、战略联盟能力和集团化建设能力；坚持系统创新，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设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资本运作创新上有所作为；积极“出海”，要放眼全球、找准模式、选对路径。

4.协同发展的战略与文化。具有清晰的、前瞻性的引领公司发展方向的战略以及优秀的企业文化，二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且能够随着商业环境变化、企业发展壮大而动态变化。一方面，要求国有企业要以影响世界、坚定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的价值观为引领，树立对全体员工具有极强引领性的愿景目标，并科学制定中长期战略规划；企业战略要始终与企业所追求的愿景目标一致，符合企业所遵循的共同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建立起成功有效的企业文化体系，表现为价值观引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组织内生力，这不仅是企业全球竞争力的表现，还是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根本基因。

5.先进的全球发展水平。具有国际视野、立足全球布局，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强，具备驾驭全球供应链能力，全球产品市场份额及地位较高，且跨国化指数表现良好。要求国有企业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国际资源和资本，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多方位、多层次、跨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话语权。2019年世界跨国公司100强的平均跨国化指数为58%，而中国跨国公司100强的平均跨国化指数仅为16%，且没有一家超过58%。我国企业要下大力气培育国有企业的整体国际化能力，“十四五”末力争先达到20%，“十五五”达到30%，到2035年（“十六五”末）实现35%的突破。

6.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力，既有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又有协调运转的公司治理机制。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把握好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企业特点，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向。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加快构建以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加快建立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新形势的现代治理模式，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优势。按照不久前印发的《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精神，理清党委（党组）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推动章程和议事规则的个性化设计。细化落实董事会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选聘权、业绩考核权、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等职权，建立多元决策、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形成有效的内、外部监督和约束。各治理主体的责权边界具体来说就是：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

7.超强的执行力行动力。管理理念、管理文化更加先进，管理制度、管理流程更加完善，管理方法更加有效，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体系。员工与组织目标高度契合，形成组织上下高度的“思想认同、战略认同、管理认同、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要定位清晰准确、层级简明、目标一致、敢于担当、工作高效、团队协作、学习进取、结果导向、奖罚分明。

8.尊敬的社会责任义务。与顾客、员工、社区、环境、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形成和谐的发展生态。要求国有企业带头诚信守法，严守商业底线红线，严把质量安全关，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反哺人民。要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中获取利益，在为社会创造价值中获取价值，在构建商业秩序中塑造商业文明。当前，全球企业形成新的共识，对员工充满尊重和善意、对利益相关者充满责任感和良善之心，“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已经成为时代共识。可见，广泛的社会尊重已经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有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在五个方面亟待提高

1.企业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强度开始跻身世界前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研发人员总数已居世界首位，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等方面，我国企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首先，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为5.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5%—20%。

其次，从202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看，中国企业在石油化工、能源、冶炼、电信、公共设施、工程建设、粮食等基础应用产业方面除粮食行业外几乎全部引领全球（中国占有51家，而美国只有18家），但在装备、材料、信息、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种子等关键领域的部分核心技术相对落后，“卡脖子”现象依然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转型升级、影响着产业的安全。

再次，中国企业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水平方面相对较弱，其技术创新对主营业务的支撑作用也有待加强。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60%—70%。此外，在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机制建设。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高新技术产业是中西方的主竞技场，核心还是人才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加快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必须在全球吸引高精尖稀缺人才。

最后，在创新模式方面还需放眼全球、注重协同、大胆探索。传统创新型企业要更加重视研发中心建设，而新一代的全球创新型企业则应更加重视整合利用全球科技要素和科技成果，通过创新中心之间的协同，提高创新效率和技术竞争力；通过公司创新和收购兼并，保持技术组合的多样性和持续旺盛的创新活力，从而始终站在创新的制高点。国有企业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一定要发挥国家队作用。

2.企业创效能力。《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尽管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数量增势强劲、实力显著增强，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其盈利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净资产利润率、收入利润率、人均净利润等方面均低于世界500强企业平均水平。利润的背后，是企业掌握稀缺资源的能力，这些稀缺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石油、货币、先进技术、先进管理。

3.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高度国际化的世界一流企业往往都拥有或者主导一条全球供应链，其上下游资源配置几乎实现了全球布局，超半数收入、资产和员工分布在海外，其跨国化指数也明显偏高。而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企业，全球布局能力普遍不强，其跨国化指数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较更是差距甚大。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继续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应该积极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国际分工过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提升全球竞争力。

4.企业治理水平。随着不断深化改革，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断完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进程加快，效果较为明显。但是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出资人授权偏谨慎。主管机构或上级单位或出资人机构的授权和激励不够，比如在战略规划和主业管理、投资并购、工资总额和重大财务事项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放权不够等问题。需要以“竞争中性”原则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加快建设“两类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纠错纠偏作用。二是管理层权力划分仍然不够清晰，其中分工协作、有效制衡有时表现为互相掣肘。要解放思想、大胆推进“两类公司”改革，并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总要求，规范化推进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让战略投资者、股权董事参与管理、决策、监督。

5.企业品牌效应。近年来，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BrandFinance全球品牌排行榜显示，10年来世界品牌价值总体增长了143%，而中国入榜品牌的总价值增速几乎是榜单整体品牌价值增速的8倍。然而，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品牌价值、国际影响力上还有较大的差距。Interbrand发布的2019年全球品牌100强榜单上，华为再次成为中国唯一上榜品牌，且排名仅为第74名，较上年下降6位。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路径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1.筑牢制度基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出资人或上级单位清晰授权。国有企业应继续将深化政企分开作为改革重点。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关键是明确委托代理或者授权的边界，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二是建立董事会多元决策机制。要根据企业实际建立董事会并优化董事会组成结构，赋予董事会实权；完善做实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强化董事职业化，遴选培养专门的董事队伍。三是完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建立权责法定、权责透明、权责统一、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需要从治理的关键环节设计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

2.以创新驱动壮大新动能、打造新优势，抢占科技领跑地位。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着力强化自主创新研发，发挥我国举国体制优势，突出抓好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突破和掌握关键技术从根本上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要实现引领性技术、重要设备的自主可控，尽快实现国产替代；要着力加强协同创新，努力提高联合研发能力和水平；要着力完善创新机制，对承担国家科技重大攻关任务的科技人员采取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完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世界正在经历以数据为核心投入、以智能制造与智能服务为先导部门、以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升级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在新的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必须在某些颠覆性技术上超前部署、重点突破、领先一招，真正体现大国重器、大国神器的作用。

3.增强内生动力：构筑先进的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企业软实力。一是树立诚信守法的商业伦理文化。在国际化环境下，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诚信履约。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宗教、民俗，建立一套适应当地制度、文化特点的企业管理体系。二是树立正确的“义利”文化。“义”先“利”后，要按照“客户第一、兼顾利益相关者”的逻辑，坚持长期利益超越短期利益、共同利益超越自我利益。三是树立责任文化。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全面履行经济、环境、安全和社会责任。四是构建完善的企业文化体系，形成“有温度”的企业文化，倡导忠诚、奉献、敬业的精神和追求，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薪资待遇，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完善的学习成长机制，使员工具有荣誉感、归属感，营造价值观引领、个人与组织共成长的良好氛围。

4.优化国际布局：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国有企业要着力提升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要努力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把握国际规则、开拓国际市场、防范国际市场风险等能力，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更好发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5G、北斗导航、高铁、核电、特高压、基建等优势产业“走出去”，在碳达峰碳中和中提升国际化水平。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数据等要素资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抓住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合规竞争力。

5.全面建强企业家队伍，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要建立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出资人代表或监管机构要按照“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标准，下大力气加强对企业家的教育、培养和锻炼，为企业家整体素质提升和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创造环境和条件；要充分尊重和严格保障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纠偏纠错作用。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企业家、企业家精神，要着力培养企业家的爱国情怀，将自身价值实现与企业、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要鼓励企业家勇于创新，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要支持和鼓励企业家不断拓展国际视野，使企业家能够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在惊涛骇浪的大海航行中成为洞察趋势和方向的战略舵手，给企业可持续发展营造和谐的全球生态。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