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企业分布广、数量多，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经济社会面临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趋势，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内部软实力，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可支配资源有限、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知识文化体系欠缺，数字化管理实践不足，领导者转型意识薄弱等问题，能真正通过搭建软硬件平台、持续提升企业管理能力的企业相对较少。尽管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并陆续在转型意愿、政策性平台建设、政策精准支持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① 不断推出各种奖励政策，鼓励企业上线自动化设备、数字化系统等，但这些都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而数字化转型真正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内部驱动。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中小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的痛点与挑战，围绕技术落后、人才匮乏、数据孤岛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提升中小型企业在战略规划、人才管理、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内部驱动，探索适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
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架构规划
梳理企业架构，可以有效帮助企业设计IT策略、实施IT项目，以实现期望的业务结果，并使用体系结构原则和业务模型来掌握行业趋势和规避运营的风险。对于正在经历数字转型的中小企业来说，企业架构规划专注于将现有流程和应用程序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更加高效的运营体系。
虽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在于数据化理论、工业互联网理论等信息技术，但是以信息技术的突破为主导的企业架构规划却难以成功，企业盲目追求数字的汇总或统计，很难实现智能化与数字化相融合的目标。
中小型企业制定合理的企业架构，应从实际业务出发，通过全业务域的规划思维，以企业业务场景为切入点，细致全面梳理业务架构。从业务架构出发，推动信息架构设计，以基础架构建设支撑数据与应用架构。通过业务架构梳理，实现价值链集成与贯穿，实现端到端数据模型，制定数据流动的业务规则。不能盲目地依靠引入信息技术实现数字化，而要将重点放在系统、完整地理解业务本质，并建立可以数字化的量化模型。①
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培养计划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小型企业的普遍痛点在于业务建模过程极为艰难，一方面是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的“部门墙”障碍，另一方面是不同业务域人员之间的沟通障碍；业务人员不懂建模，IT人员不懂业务，缺乏能把整个企业运行架构、流程用IT语言描述清楚的跨界人才。与此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业务的差异性和局限性，跨界人才不仅难以在市场上通过高薪聘请直接获得，而且难以通过内部短期培训提升能力。而且中小企业面临因工作环境及文化问题而流失现有人才的风险。
因此，提升中小型企业的人员能力，不仅要重视核心骨干人才的特殊培养，还应充分利用中小企业流程可复制性强、管理跨度小的优势及中小企业在运营方面易于“轻装上阵”的特点，建立核心人员全方位培养计划。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员，开展不同的培训与训练，选取核心骨干团队带动整体发展的策略。
首先，针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培训，重点在于思维意识的灌输与提升。中小型企业高层管理者一般为企业的老板、创始人，他们的思维引领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其前瞻性、认知水平及数字化基础素养是中小企业转型的关键因素。
其次，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是企业运营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培养计划可以聚焦思维训练、流程再造、核心业务、管理能力等方面，提升管理能力及业务统筹能力，使其能够对企业的战略规划进行有效的分解，并制定可实施的行动计划。
第三，核心技术人才是推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人员。核心技术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搭建企业数字化底层架构，在提升产品合格率、开发新产品等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也是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对接人员与实施人员，因此需要加强对知识体系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四，一线员工应具备基本的数字化知识，在企业内部培训中掌握基本的软件操作，可以按照要求完成数据录入、异常反馈等基础性工作。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小型企业应特别重视核心人才的力量，建立企业人才阶梯培养机制，积极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减少外部依赖性，但不能照搬照套标杆企业的做法，要形成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转型之路。
通过数据治理解决数字化孤岛问题
受企业规模的限制，中小型企业在自身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要满足业务部门的“散点式”需求。但是随着单向式开发应用的增多，“散点式”软件之间难以打通数据链，进而形成了数据孤岛问题。如果重新规划建立数字化体系，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这对于本来就缺少资金、人力投入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因此，重视体系化治理进而解决数字化孤岛问题，无疑是一种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性选择。
适合中小型企业体系化治理的主要手段在于数据治理，也就是通过流程梳理与现有系统相结合，打通各业务数据的关联性。首先，分析梳理原有软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各软件中重复甚至冲突的部分明确标识出来，减少人员在多个软件中重复录入引起的效率低下问题；其次，通过少量的二次开发，补齐现有软件中的数据缺失；最后，通过构建总体数据库，将各个软件通过接口实现串联，进而解决数据孤岛问题。①
中小企业受制于管理手段薄弱、人才匮乏、路径模糊等因素，大部分处于规划反复变化、进度徘徊不前的状态；能真正把软件跟硬件在企业运营中全面落地实施，又能持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还是相当少。大部分企业软件与硬件建设完成后，整体企业形象确实高大上，但多数还没有能真正给企业解决实际的问题，需要按照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业务特点，持续地进行指导和改善工作。
（编辑 宋斌斌）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履行新使命，国企要紧紧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总目标，立足“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两大途径，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大作用，持续推进改革深化提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从国企改革发展的历史逻辑认识国企的新征程新使命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40多年来，国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附属物，经过不断改革，最终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新国企，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年-1991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引导国营单位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观念与行为束缚，使它们能够逐步适应商品化经营环境，完成自身企业化改造，为国企从政府附属物转向市场经营主体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1992年-2001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国企确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资本和产权观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战略性调整，初步解决国企如何适应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问题，改变了国企量大面广、经营质量良莠不齐和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2002年-2011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规范“国资监管”、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自此国企改革进入以国资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时期，即由国资委负责监督管理国企，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目标，解决了之前国有经济管理部门林立、多头管理、机构臃肿、监管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四个阶段：2012年-2022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提升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发挥国企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提升整体资源分配效率，营造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全面加强国企党的领导，出台了“1+N”改革政策文件，形成“四梁八柱”框架，包括对国企功能分类，促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主责主业、处置“两非”“两资”等。
特别是通过实施2020-2022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初步形成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进一步推动了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高了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等。
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国资国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从今年开始启动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更大力度打造现代新国企。其中，提高核心竞争力要在科技、效率、人才、品牌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增强核心功能要在优化布局、调整结构上下功夫，不断巩固国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中的地位，加大国企创新能力体系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提升对公共服务体系的保障能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
从国企改革发展的底层逻辑认识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
经过40多年改革，特别是改革三年行动，国企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改革发展底层逻辑，清晰回答了“国企是什么”“国企为什么”“国企干什么”等重大问题，其中主要涉及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市场、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企业内部责权利等多维度关系。
首先，国企是什么？国企是公有制下的法人经济实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立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治理体系，依法开展生产、流通、服务等业务经营，并与其它非公经济实体公平竞争。
其次，国企为什么？国企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是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维护国民经济安全、调控宏观经济、落实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等的重要手段。作为国企，既要追求经济效益，也要履行好政治、社会责任，全面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再者，国企干什么？国企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聚焦主责主业，着力开发生产卓越产品和服务，打造卓著品牌和声誉，依靠自身实力公平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增强核心竞争力；国企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完善创新体系，全面提升创新领先水平。特别是要跟上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创新、改制升级；国企应坚持眼睛向内，完善现代治理，狠抓科学管理，推进流程再造、精益管理、对标管理，实现降本增效等。
推进国企改革发展，就是要根据“企业是什么”“国企为什么”“国企干什么”的本质定位，回归企业本源，让企业干好自己应该干的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要贯彻落实国家部署要求，服务好国家战略需要。其中，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企履行基本功能、应对市场竞争和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基业长青的必然选择，而增强核心功能，则是要求国企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在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方面承担更大责任，更好地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功能之间相辅相成。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具有稀缺性、价值性、不可替代性、难以模仿性的企业能力。对于大型国企来说，核心竞争力应主要表现为国际竞争力，而国际竞争力应当是在竞争中培育形成的。不参与国际竞争，就不可能称得上有核心竞争力。核心功能则是国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如果失去了核心功能，国企也就将失去存在的必要，这是由国企的性质决定的，并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国家的需要而调整完善。
显然，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企增强核心功能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国企要主动对标世界一流企业，持续提高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增强核心功能是国企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和要求。国企要聚焦增强国有经济主导和战略支撑作用，坚定当好经济增长的顶梁柱、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产业发展的领头羊、维护安全的压舱石、共同富裕的支撑者。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以产业控制为关键、以安全支撑为底线，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促进国企突出主业、聚焦实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服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是要强化国企在能源、资源、粮食等重点领域布局，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等。
从国资国企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认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路径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必须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优化国有经济布局，需要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重点发挥好国企在战略、安全等领域的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坚守主责、做强主业，打造更多支柱产业，提升国企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撑和带动能力，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是事关国企未来发展的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将带来国有经济布局的体系性重构与战略性调整，也是国企主动顺应时代之变调整竞争赛道，不断回答时代之问，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明确超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积极抢占新赛道，增强新动能。根据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立足国企产业换新、培育新引擎的战略需要，稳妥有序扩大粮食能源资源、骨干网络、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有效投资，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设备、绿色环保等布局力度，持续强化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智能装备、芯片等高端制造业布局，加大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物联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培育一批先进产业集群。
坚持长期主义、稳定投入，边发展、边突破、边布局，强化与产业链上各类所有制企业协同合作。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以市场化方式加大专业化整合力度，坚决退出非主业、非优势业务资产，提高行业集中度和产业竞争力。突破产业领域限制或壁垒，鼓励和吸引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产业链重整，携手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突出重大投资、产业并购、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产业领军企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引领带动我国产业体系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锻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立足国家所需、产业链供应链所困、产业所趋，以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重大前沿颠覆性技术为主，优化攻关布局，加强基础研究，提高科技研发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加强协同创新，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研发平台建设，聚焦新技术、新赛道、新平台、新机制深化产学研融合，努力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
重视培育良好产业生态，激发国企创新创造活力动力。国企聚焦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服务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培育良好的产业发展和开放的技术创新生态，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发挥好“链长”或“链主”的作用，带动产业链中小企业互利共赢、协同发展。需进一步建立完善国企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更加精准灵活、规范高效的收入分配机制，推动中长期激励，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调动员工参与创新创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面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
从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认识推进新一轮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着力点
国企改革始终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推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立有破、循序渐进，突出解决好时代前行中遇到的新问题，把握住面向未来的主旋律。
一要始终把握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持续全面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进程中实现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在推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果的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上下更大功夫，锚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更大力度打造现代新国企。
二要聚焦国企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堵点。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企业改革的重点、难点及矛盾的焦点不尽相同，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当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及体制、机制、结构、制度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有必要像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期间明确的“一个抓手、四个切口”那样，继续采取专项改革、定向爆破，攻坚克难、力求实效。特别在促进国企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适应制度型对外开放、有效实现与国际接轨等方面下更大功夫，争取更多成效。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方面，则应深化创建示范、管理提升、价值创造、品牌引领“四个专项行动”，继承弘扬打造“双百企业”“科改企业”改革标杆等方面取得的宝贵经验，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三是要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检验改革。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关键是机制改革；增强国企核心功能，关键是结构改革。要把促进国企发展和提质增效作为检验改革实践的标尺，无论是推进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完善公司治理，还是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加快数字化转型等，目的都是要促使国企依靠改革激发动力活力，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国企要紧跟形势变化，积极拓市增收、控制成本、处置低效无效资产，加快打造高端化差异化竞争优势，努力做到行业领先，增强市场信心。着眼长远，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后劲。
四是要注重国企改革的方法论。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破解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坚持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推动更多资源向主业实业集中，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汇聚发展合力。结合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大作用，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短期内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长期聚焦构建未来发展领先优势，努力做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的需求提出者、创新组织者、技术供给者、市场应用者；以产业控制为关键，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安全支撑为底线，聚焦重点领域提升产业链韧性，在国防、粮食、能源、资源、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托底作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
（编辑 尚鸣）
一个行业的一流企业，是领飞的“头雁”，是产业链的主导者、规则制定者、生态构建者，发挥着“链长”的作用，肩负着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合作发展的使命和责任。在当今全球产业体系加速调整时期，我们要加快培育“链长”企业、依托“链长”企业建群强链，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产业体系的主导者
现代产业链本质上是一个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型产业生态体系，既包括各种新兴产业，也包括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和核心价值再造。现代产业链相关企业通常形成了一种多方位协同、多元化联通、平台化运作的企业运行体系，保障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链长”的引领和协调。
作为龙头企业，能否在产业链创新发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能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各类资源和要素的聚合与运作，并主导产业链的布局，是现代产业链形成与成长的核心要素。
现代产业链内部，上下游企业的产品供需、资金流动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就会影响上下游企业的正常运转。在市场经济中，世界一流企业以多赢和共赢思维去处理各方面与技术相关的利益关系，通过将技术成果转化为新的商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利润来源，形成技术持续进步的机制，成为国家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
从历史及实践来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各自领域都有长期的技术积淀，能够整合不同国家或区域的人才，共同开发先进技术产品，有能力筹集资金支撑巨额研发投入，并且通过与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合作或并购，迅速将技术商品化，形成持续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力量。同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中不断地“裂变”和“聚变”，从而使其先进的研发理念、技术标准、工艺水平不断地向其他企业溢出和传递，共同推动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批本土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制定人才国际化、资金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通过在全球筹集研发资金和分摊研发成本，不断提升竞争能力，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做出巨大的贡献。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在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布局分工，各生产环节被尽可能地细分。一件出口产品的价值创造来自处于分工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这些企业分处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当一国在复杂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不具备优势时，该国可能只承担其中的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全球价值链基于产品内生产环节的分解，形成以产品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已成为世界一流企业重要的生产模式。
国际产业链的调整除了经济（成本、效率等）方面的因素外，当前受安全、政治、环保等多重因素影响愈发明显。国际产业链的布局结构出现了“内顾化”“区域化”倾向。一方面，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为原则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转向以安全为考量的垂直一体化布局，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促进海外产业“回流”。另一方面，国际产业链呈现区域性集聚趋势，如部分跨国公司兼顾效率与安全，将其国际产业链在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区域聚集。出于安全考虑，美西方在高科技、战略资源等敏感领域加强了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力度，提高了门槛；从追求环保的动力看，一些国家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链发展，传统化石能源工业产业链发展受到抑制；部分跨国公司还通过绿色采购法规，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形成。
依托一流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我国在绝大多数产业的中低端环节都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短板主要体现在高端环节上。高端环节产品的市场竞争规律与中低端产品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中低端产品技术成熟，主要竞争点在成本和价格方面，高端产品竞争主要在技术和产品品质性能方面，对价格往往不敏感。因此，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特别是发展高端产品，必须鼓励一流企业，以需求为导向，做好前瞻规划，强化技术研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市场经营和客户服务能力，力求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同时要坚定对外开放，维护和加强国际协调合作，确保技术、信息、人员交流等方面的连续性，打造高效协作的供应链体系，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的过程中实现产业链安全和竞争力的提升。
面临美西方的技术封锁，我们要依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冲入“无人区”，夺下“制高点”。一流企业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尤其要努力补全产业关键技术的“断点”“盲点”。一些进入技术创新‘无人区’的龙头企业要继续加大投入做好基础研究，进一步创新突破，用原创性、根本性、前瞻性成果支撑应用技术创新。
一方面，要依托国内大市场，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拓展市场空间。许多新研制成功的高技术产品，必须获得实际应用的机会，才能克服质量缺陷、完善产品性能，不断迭代提升。产业链中的龙头大企业应尽量采购使用国内生产的零部件、原材料，给国内产品应用和提升的机会；要将国内市场作为战略基地，让自己的新产品更好地依托国内市场，获得验证、提高和获得客户信任的机会。
也要看到，关键产品、高端技术往往市场空间有限，虽然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也不可能实现全部产品都自主生产，这既不必要，也不经济。龙头企业要通过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在世界范围获取技术、要素和市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导关键产品的国际供应进一步分散化、多元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参与构建全球产业体系，需要一流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等各环节做实做强，以世界一流的产业标准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壮大一批具有产业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形成重点产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通过联合攻关、定点采购、交叉持股等方式，为重点产业培育具有竞争力的配套行业。要以重点区域为依托，有计划、有重点地布局相应供应链网络，降低区域产业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以重点企业为龙头，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处于枢纽地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支持企业进行底层技术研发、抢占新赛道、推动国际化发展、强化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整合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持久发展能力。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以更大力度支持推动中央企业解决产业链创新链核心问题，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工信部将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或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形成的链条式分工协作与关联形态。每个行业和产业，都是由企业群构成，形成由供应链、创新链、信息流以及发展环境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必须发挥一流企业在产业链综合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引领力，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产业组织方式和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传统产业链进行转型升级，使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水平。
苹果、华为作为通信、手机产业的领军企业，产业链十分庞大繁杂，厂商数量也十分可观。在苹果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厂商数目一步步增多，2015年苹果的33家核心供应商中，有30家中国企业，而2019年的59家核心供应商中拥有52家中国企业。在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大陆厂商有22家，中国台湾厂商有10家,国外60家厂商中，美国33家，日本11家。苹果、华为在智能手机、通信设备产业链以及产业生态中发挥了影响、支配和引领作用，建立了不断创新完善的产业发展模式。
纵观这两个典型企业的情况可以看到，其生态主导力主要体现在：
（1）具备定义产品和创设市场的能力。通过标准控制、概念设计、品牌营销等，使其产品辨识度高、市场声誉好、用户黏性强，进而改变和引领消费风尚或生产方式，并通过产品迭代升级“创造”新需求，“创设”出新的市场空间。
（2）具备产业链整合和供应链掌控力。作为“链长”的一流企业与链上企业深度耦合，形成稳定的分工协同关系，并运用其产业链优势地位，通过订单安排、资源配置、联盟领袖地位等途径，影响上下游中小企业，以商业赢利模式为纽带，推动补链、强链、延链等垂直整合活动，在采购、物流、营销、融资等供应链环节也有较强的话语权。
（3）具备创新溢出和危机救助能力。“链长”企业研发投入大，科技创新成果丰富，产业化动力强，既对链上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也通过供应链向配套企业传导创新压力，是产业创新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4）实现商业利益和行业责任相统一。“链长”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做大规模、做强竞争力，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形成生态主导力的根本所在。
世界一流企业一般情况下都将主导或控制一个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价值链，掌控产业链中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带动性强的重点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中往往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
从我国的情况看，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的几十家中国企业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虽然企业规模很大,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上缺乏控制力；多数骨干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尚未完全摆脱中低端地位。
因此，告别“中低端”，探索“高附加”，实现“现代化”，一流大企业要一马当先，要坚持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两条腿走路，加强产业基础、调整产业结构、着力进行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培育更多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创新能力、自主知名品牌、标准制定、营销网络为依托，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加快培育重点产业链，打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
世界一流企业是行业发展的领军企业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和产业链发展，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产业发展方向。
纵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在当今地缘政治复杂博弈的影响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规则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美国发动针对我国的贸易战以来，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受到技术“封锁”、“隔离”、产业断链、“去风险化”的严重冲击。美西方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持续一年多的俄乌冲突，更使很多国家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各国纷纷通过加强资源整合和“保护性措施”减少对外依赖，像核心芯片、关键原材料、生物制药、高端医疗设备等行业，就近或本地化生产成为重要趋势。
从国内情况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条件。一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产业链供应链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二是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工业门类齐全，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在不断地完善。四是中国一贯重视教育，人力资本优势雄厚。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优秀企业，要真正迈进世界一流的行列，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科技研发，加快企业技术、业态、经营模式和管理创新；促进跨行业跨区域企业技术的融合，实现产业链上创新资源的战略性互补；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引导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和价值创造环节再造，着力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实现价值链提升。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补上我国严重受制于人的产业环节和关键领域，增强我国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拥有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企业效率、效益和品质在全球中领先。充分发挥一流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生力军作用，培育一大批以自立自强为使命的科技领军企业“预备队”，牵引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生共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效协同发展的新生态。
世界一流企业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顶梁柱
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以自身为中心配置区域性产业链，针对中国实施贸易战和技术封锁，企图将我国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再加上前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种种因素阻碍或威胁着我国产业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畅通与稳定：原材料与上游零部件供应失序、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受阻、物流渠道阻塞、用工短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
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需要高度重视产业链安全问题。要立足国内，调整全球供应链结构，维护现有供应链，加强产业链的补链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和发挥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争创世界一流企业，让越来越多的一流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作为国民经济中坚力量的国有企业做出积极贡献。企业在开拓业务过程中要依托核心竞争优势，拓展商业联系，形成广泛协作的企业网络，通过订单约束和规范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关联企业，带动其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层层拉动上下游企业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引领关联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共同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数字化水平提升，形成同步研发、同步生产、同步销售的协作关系，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积极打造协作平台，推进制造能力、物资材料、营销等信息共享，深化对接协同；用好国内市场，为新产品产业化提供前期市场支持，促进产业质量性能提升，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抓住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合规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国家“十四五”规划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一流企业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创新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顶梁柱。发挥好一流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传导和带动作用，支持一流企业做强做优，培育一批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一流龙头企业，增强全产业链整合能力，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话语权,是提高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有效途径。
（编辑 碣石）
1994年12月，在黄河入海口这片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上，只有几十名员工的东营区政府招待所——西城宾馆开业了。经过28年的改革发展，这家小小的招待所已经发展成为在全国各地拥有105家中高档连锁酒店、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企业集团，职工近20000人。蓝海集团先后荣获“中国饭店业金马奖”“中国旅游饭店业金星奖”“中国旅游产业杰出贡献奖—飞马奖”等业内荣誉。
20世纪90年代，我国每个县区都有自己的招待所。时过境迁，如今大多数县区招待所都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但这家东营区政府招待所却实现了华丽蜕变。
差异化发展，创建百年民族品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蓝海集团董事长张春良认为，人生在世，就应该积极弘扬民族精神，轰轰烈烈干一番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品牌迅速涌入国内市场，并在国内中高档酒店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基于这种态势，张春良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和国际酒店品牌比，我们承认差距，但是也要看到机会。传统意义上的酒店经营模式是以客房为主、餐饮做配套，餐饮的性价比普遍不高，我们要依托在中餐领域的专业优势，以“美食”为特色，带动“美居”和会务等关联消费，打造“美食+美居”差异化发展模式，打造响当当的民族酒店品牌。
围绕这种模式和定位，蓝海集团构建起了多品类的酒店品牌矩阵，打造出了“钟鼎楼”“孔府宴”“逢喜会”等富有文化内涵、可复制的正餐宴会连锁品牌，带动培育出了“蓝海御华”“蓝海钧华”“蓝海朗汀”等酒店品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连锁经营模式，在打造民族酒店品牌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酒店板块的带动下，蓝海集团逐步构筑起了“双轮驱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即：连锁酒店和食材供应链双主业驱动，职业教育、团膳、生鲜超市、生态农业、工程施工五大板块协同发展。
海勤供应链公司是蓝海集团的“食材基地”，是集团着力打造的第二主业。该公司集生态种植养殖、食品研发加工、全球采购、仓储物流、信息及销售于一体，建立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标准化运作体系，为蓝海酒店餐饮和社会提供健康安全的食材。公司拥有5000亩生态农业园区、18000平方米的食品加工厂、12600平方米的中央仓储、渤海湾水产捕捞厂、4000吨超低温冷库以及冷链物流运输系统，拥有14个绿色认证产品，是《餐饮业供应链管理指南》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一级食材供应商，累计为冬奥会供应了170多个品种预制菜食材。蓝海预制菜、冷冻面食类产品成为“国家体育训练局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蓝海生态农业公司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大中专院校是蓝海集团的“人才基地”。集团旗下的蓝海职业学校是“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开设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西餐烹饪、中西面点等专业，在校生4500多人，毕业生全部在蓝海实习和就业。山东胜利职业学院由蓝海集团与东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东营市政府委托蓝海集团运营管理，现有在校生5000多人，三年后将达到8000人以上。
餐饮服务公司是蓝海集团旗下的团餐业态，主要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院校、医疗系统等提供食堂经营管理。目前在山东、北京、江苏、海南等地成功运营食堂95家。物华天宝公司主要在社区经营高品质的生鲜超市，为居民提供安全健康的蓝海生鲜食材。目前在山东、济南、北京等地成功运营了107家。
工程公司集设计、安装、装饰装修、物品配备于一体，拥有国内领先水平、经验丰富的设计与施工团队，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和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并建有蓝海自营的酒店用品加工基地。
在发展历程中，蓝海进行了三次重大战略选择：第一次是从西城宾馆国有体制单店运营改制为民营，确立了创建民族酒店品牌的使命。第二次是面对国际酒店品牌主导国内市场的行业态势，确立了“美食+美居”差异化运营模式，并逐步形成具有蓝海美食特色的全国性、多品牌酒店集群。第三次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确立了“双轮驱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打造了符合时代特征和蓝海特色的发展模式。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会长魏小安评价：蓝海集团的经营发展模式，是植根于本土产生的模式，也是在市场上拼杀出来的模式。
蓝海集团在实践中形成了蓝海战略，其本质是对应需求，策略是寻求差异化，方式是全供应链、全人才链，最后形成全价值链。
以人为本，打造落地的企业文化
在董事长张春良看来，“没有文化的企业没有灵魂”。多年来，蓝海集团坚持“为社会提供优质资源，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为员工提供优质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堂堂正正做好人，踏踏实实干实事，用源自内心的仁爱、善良、诚信、礼仪，对待员工、顾客和其他合作伙伴。
多数蓝海的员工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背后是千万个家庭的生计和希望。张春良要求，蓝海的管理者要给予他们家长般的关爱和家的温暖。“为之君”“为之亲”“为之师”，要带着真诚和爱心，解决好员工最直接、最现实的发展问题、待遇问题。为了让员工安有所居，蓝海集团先后为员工建设了两个住宅小区，以成本价出售给员工。疫情三年，蓝海集团在最困难的时刻，坚持“不裁员、不降薪”。以“信”立身，以“仁”待人，以“德”服人，使广大员工感受到了蓝海大家庭的温暖。
蓝海的企业文化是落地的文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具体到一朝一夕、一事一物、一餐一宿、一饭一蔬。为了对困难职工家庭进行帮扶，集团设立了爱心“蓝基金”。秉承“爱无大小，点滴成海”的公益理念，成立了“蓝海水滴”公益组织，发动企业员工做好人好事，温暖他人，快乐自己，涌现出一大批感人的事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道鲁商》纪录片中讲道：“蓝海酒店经营的独到之处，就是把中华文化的精髓注入全体员工的血液中，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友爱、和谐的理念深深扎根到员工的心里，因而，这里员工的微笑格外真诚。”
健康中国，绿色发展，是国家战略，是当代人对品质生活的追求。蓝海人承担着为顾客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重任，安全、健康、营养成为蓝海服务的根本遵循。蓝海人遵循“天道”，天道，即天心；天心即人心、民心。蓝海人做到一心为民，做事讲良心。蓝海集团确立了“致良知，出精品”的理念，追求至高的标准、至高的品质、至高的精神、至高的信誉。要求每一道菜品，每一项服务，首先要对良知负责。对于菜品，要做到粒粒是精品，4000多人的“蓝海儒厨”队伍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更要有高尚的品德，做到内外兼修，心怀敬畏，不仅敬人，还要敬事、敬物。
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使蓝海的人才队伍不断成长和壮大。蓝海许多优秀人才随着集团的发展脱颖而出，已成功培养酒店总经理100余人、中层管理人员600余人、专业技术人才数千人。一支“精于此道，以此为生”的人才队伍日益成熟。
标准先行，搭建科学的管理体系
科学管理，标准先行。蓝海集团“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
首先，建立完善的标准体系。在山东省酒店业率先建立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全面构建了涵盖建设标准、菜品标准、服务标准在内的标准体系，被认定为“山东省餐饮住宿业标准化示范单位”“国家级餐饮住宿业标准化试点单位”。集团参与起草了《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4421-2009）、《鲁菜标准体系》（ DB37/T 1610-2010）以及《餐饮业供应链管理指南》（GB/T 40040-2021）。集团拥有完善的标准体系，包括基础标准、品牌标准、建设标准、运营标准、岗位工作标准等五级，共2271项，覆盖酒店立项、筹建、筹开、管理、菜品、服务等各个业务条线。
传统中餐都是“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模式，依赖“大厨”，缺少量化标准，这是中餐难以实现产业化的症结所在。蓝海依托菜品研究所，不断完善标准食谱，优化工艺流程，建立了中餐标准化体系。目前，蓝海标准化“菜品库”的菜品数量达到4000款以上。
其次，建立专业的总部平台。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蓝海搭建了包括人力资源、培训研发、供应链、市场营销、财务管控、质量管理在内的总部管理平台，打造了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总部管理团队，形成了以质量管控、人力资源管控、财务管控为代表的管理平台，实现对各子公司业务关键点的服务、指导和管控。
第三，建立创新研发机制。依托省级服务业创新中心——蓝海研究院和菜品研究所，开展创新研发，目前拥有注册商标400多个。建立了拥有数千款菜品的菜品数据库。
未来可期，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跨越
三年疫情对蓝海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蓝海集团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长远发展和短期行为的关系，创新发展和市场变化的关系，采取得力措施，努力兼顾好疫情防控与经营发展之间的关系，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山东省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面对新的形势和机遇，蓝海集团致力于转型创新，推动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向着创建百年民族品牌的目标阔步迈进。
创新发展酒店主业。面对疫情影响，蓝海酒店主业依然以每年10多家的速度扩增规模，未来集团将进一步拓宽合作方式，在保证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在扩张效率上寻求突破。依托数字化连锁管理能力，快速推广短平快的特许经营模式，实现酒店主业跨越发展，三年内酒店连锁规模预计达到200家。
突破发展食材供应链。目前，供应链公司已成功引入战略投资，并启动上市计划。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预制菜行业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接下来，海勤供应链公司将紧抓预制菜产业风口，打造山东省乃至全国预制菜龙头企业、蓝海集团“第二主业”。依托预制菜产业体系，对标肯德基、麦当劳，打造新中式连锁快餐——嘉厨快餐。
升级发展蓝海团膳。依托20多年中高档美食酒店运作经验的降维优势，秉承“安全、营养、好吃、高效”的理念，针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养机构、院校、社区食堂等不同需求，打造不同品类的运作模式。快速发展生鲜连锁。瞄准打造“社区高品质生鲜超市”的目标，为社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物资供应。以自有产品为特色，围绕“五星级餐桌、五星级服务”的定位，推出生鲜超市连锁模式。立足东营、济南，面向山东，持续拓展周边市场，自营店、内部合伙人店、外部合伙人店齐头并进，旗舰店、标准店、精致店同步发展，三年内门店总量预计突破300家。
同时，作为人才基地的集团旗下两所学校，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年内大中专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3000人，为集团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工程公司发挥综合优势，不断拓展项目，实施绿色装修，打造绿色环保工程、精品工程。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蓝海人将树立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更加昂扬的斗志，坚定信念，自强不息，振奋精神，攻坚克难，努力实现创建百年民族品牌的伟大梦想。
（编辑 宋斌斌）
世界一流企业是强国重器，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中，一批大型企业在其国家的支持和企业努力奋斗下，成长为各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成就了企业百年长青的基业，而且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为国家拓展了发展空间。
中国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必须通过培育建设一批世界一流企业，用世界一流企业的技术、理念和核心竞争力作支撑，为世界提供更优质的中国产品，树立起高端、优质、创新、高性价比的世界新品牌形象。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战略举措。
世界一流企业具有竞争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广等特征，其在推动国家技术进步、拉动产业升级、提高从业人员技能及收入水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加快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以及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世界一流企业的竞争，直接体现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技术的竞争。世界一流企业在推动能源革命、信息革命、产业革命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有了世界一流企业作支撑，国家安全得到更充分保障，国家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国家地位才能更好巩固。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加快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步伐，推动继续深化对外开放，中国将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竞争，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才能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和实现我国根本利益。
第二，世界一流企业所拥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及行业话语权，为国家在世界舞台的竞争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世界一流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能够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拓展了各国产业和企业配置资源的空间，促进了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无论是能源、原材料，还是资金、技术、劳动力，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一流企业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实现资源配置的国际化、高效化和集约化。近年来，我国一些国际化经营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将企业的规模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已经占据一定的地位，不过它们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话语权不足、影响力仍有待提升。
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持续提升影响力。一是加快走向国际市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发挥我国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建成面向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服务的生态系统；二是以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为要求，培育一批能够主导全球产业链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制定全球产业游戏规则、确立行业标准方面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相当的影响力，逐步实现我国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者向主导者的转变；三是优化全球布局结构，展示国际良好形象，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才能在国际化经营之路上行稳致远；四是吸纳更多海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品牌、渠道等生产要素为我所用，推动国内各门类产业向中高端发展。例如，中国宝武以成为全球钢铁行业引领者、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为愿景使命，深耕钢铁主业，推进联合重组，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钢铁产业集中度，初步建立了与中国钢铁业全球地位相匹配的企业空间规模体。
第三，世界一流企业是所在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关键位置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当前，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具备了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的基础，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快探索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有效路径，打造一批管理水平高、产品品质优、生产效率高、经营业绩好，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实现全球配置资源的要求，也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探索业务新模式，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既要牢牢把握国内市场的重要战略基点，又要敢于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培育新的增长点。使国有企业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必须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品品牌、项目品牌和企业品牌，推动国有企业灵活运用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联合投资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全球业务网络布局，深化国际国内合作，多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必须推动国有企业适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数据等要素资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是在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背景下，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措施，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一批引领社会发展、持续创新和创造行业价值的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骨干力量，加快建设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而且能够更好地发挥国有大型企业在“十四五”规划中“一体两翼”发展的带动作用。
第一，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供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世界一流企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引领、支撑和融合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致力于世界一流企业的培育，能够促使企业聚焦主业发展，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关键业务的重组整合。还能促使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企业从非主业领域、缺乏竞争优势的领域及一般产业的低端环节退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有效供给、优质供给和高端供给，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二，有助于激发形成高质量新动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在新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和“衔接期”。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能够加快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能够增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互动创新。
第三，有助于推动关键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增强市场高效性和活跃度。推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可以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充分释放国有企业活力。一是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系统持续优化，促进国有企业加快分类改革，加快布局优化和结构性调整。二是能够实现国有企业运营机制整体性提升，通过外部竞争压力倒逼国有企业不断提升内部生产和管理效率，推动国有资本增长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三是可以促使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突破性改革，实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实质性转变。
第四，有助于对冲经济全球化逆流冲击，实现国际国内市场高效联通。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能够促使国有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是促进国际国内市场融合畅通的战略性选择。一方面，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能够促使国有企业抓住不确定性中转型升级、推动创新和实现变革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推动国有企业开放发展，最终提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和统一性。
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作为各类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真正筑牢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企业好经济就好，居民有就业、政府有税收、金融有依托、社会有保障。虽然近两年我国大企业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连续居于全球首位，但其中多数主要依赖自身规模，其创新引领力、国际竞争力与世界一流水平还存在差距。而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存在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技术升级能力不足的问题。大企业要不断深化经营机制改革，高效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中小企业要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鼓励企业创新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更高水平竞争中创造价值。企业家是经济要素的整合者、市场开拓者、创新推动者，要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把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公司治理的规范性统一起来，创建更多的一流企业。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支撑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所在，制造业竞争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行业龙头企业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和掌控能力。只有建成世界一流企业，成为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和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才能真正夯实制造业强国的发展基础，引领全球产业发展潮流导向，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三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并已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制造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工信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增加值由23.5万亿元增加到31.3万亿元，在此期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的比重已接近30%。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是全球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中国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有些产品的技术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同时，我国制造业进出口比重高，成为很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目前世界上有40%的产品是由中国制造的，我国制造业总产值约占全世界20%的份额（朱高峰，2021）。
表1 各国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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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
2019年 |
2020年 |
2021年 |
202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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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44 |
45 |
43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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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35 |
41 |
42 |
58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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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22 |
22 |
23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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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
13 |
11 |
11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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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基础能力弱，部分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存在严重的卡脖子短板。如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轨道交通装备当中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电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的耐热部件，以及飞机汽车等产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这些都需要进口。
中国制造业的“大而不强”“全而不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造水平与全球领先水平存在差距。2019年，美国、日本与德国的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5.1、9.4、9.3万美元/人，而中国仅为3.1万美元/人。美国与日本的制造业全球知名品牌数分别达69个与31个，而中国仅有18个，等等。
二是中国制造业科技基础相对薄弱、基础研发投入比重仍较低。截至2021年年初，中国基础研发投入仅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6%，而同期美国的该项占比达到15%-19%。
三是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与装备外采比例偏高，严重依赖进口，存在“卡脖子”和“掉链子”风险。中国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依存度超50%；集成电路的进口依赖占比达80%，大型优质铸锻件的进口占比达90%，高端液压件、密封件的进口占比接近100%。
四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仍需改进，特别是数字化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即制造企业以数字化思维重构业务模式和流程，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结合制造业特点，提升研发、生产、运营和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而优化客户服务体验以实现客户黏性提升，以及优化企业自身盈利模式，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在乌克兰危机、中美矛盾分歧加剧，疫情冲击与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存在的短板和弱项集中爆发，上下游产业链达产不同步，一些企业上游原材料供不上、下游配套跟不上，对企业后续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带来较大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造业的重要作用、重要地位，明确指出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并提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这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要求。大企业在引领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加快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和产业引领功能，牵头组织产业联盟，促进深度交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打造发展融合、利益共享的良好生态，形成产业链有序竞合新格局。
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有待持续提升，企业发展的韧性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信部在制造业领域着力推进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高、在制造业基础和产业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对于推动我国各细分领域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全球竞争力，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引领整合能力，在全球市场上持续涌现领航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认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水平，应实施“突破工程”“短板工程”和“卓越工程”。到2035年，我们应该培育出50家以上的世界一流大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
加快建设一流企业，一是要打造全球品牌，著名品牌意味着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市场占有率。二是要持续发扬创新创造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十年如一日地持续创新、精益求精，尤其需要复兴工匠文化，唤醒全社会尊重工匠、厚待工匠、崇尚工匠的风气。三是推进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是工业发展国家重振制造业的主要着力点，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抓紧谋篇布局，相继制定了新战略、新政策。我们要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四是强化科技引领，通过研发、生产、推广高科技产品，掌握核心科技领域的主动权，持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战略层面为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编辑 杨利红)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光大创造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一代代中信人接力探索、接续奋斗，始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和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全力推进改革开放不动摇，努力发挥国有企业的“六种力量”[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所体现出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在中信的成长中具有直接的导向和带动作用，对于企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普遍的实践价值。
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贯彻党的大政方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牢政治方向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确保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顺利实施，不发生任何偏离。企业改革发展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加强党的建设，政治上把方向、管大局,经济上抓落实，促发展，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在重要业务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成效。在党的领导下办好企业，是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底色。中信成立以来，荣毅仁和历任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从党中央决定实行对外开放，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搞现代化建设，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规划小康社会建设的宏伟蓝图，正是有了党中央的指引和有力支持，荣毅仁开创的中信事业才有了明晰的发展路径、广阔的成长天地、不断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坚强可靠的政治保障。成立初期，中央专门为中信确定了“党组六条”[②]，使党中央的决策意图得到准确贯彻。中信历届党委积极践行党的宗旨和使命，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坚决落实中央各项重大部署，持续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和国企特色的党建之路，构建起4000多个党组织、5万多名党员的组织体系，保证中信经受住了不同时期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始终沿着正确航线破浪前行。
根据国家需要开展多元业务，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方位贡献力量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按照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目标，努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为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贡献。在荣毅仁和历任领导的带领下，中信紧扣国家战略，在经济领域进行多方面探索和开拓，发展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开展优势明显的实业投资业务，构建起产融并举的发展格局，最大程度地释放综合性企业的协同效应，成功打造了一批居于行业领先地位的龙头企业，作为中信的主要力量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支名副其实、实力雄厚的“国家队”。
为配合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信在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地区布局业务。发展港澳地区业务，为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和保持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信作为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逾70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力支撑。
首创负债经营发展模式，助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认识障碍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努力改变一切既有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经济领域还存在着违背经济规律、忽视企业管理、否定市场作用的旧观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阻碍。面对这一艰苦而曲折的历史转型，荣毅仁率领中信人勇于打破坚冰，敢为人先，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根据自身特点走出了一条依靠负债经营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的成功道路。
虽然国内资金短缺给企业带来严重困难，中信通过在海外发债、借款募集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的发行体。中信成立后的前10年，累计在海外募集资金约30亿美元。其后，国内企业相继开始在境外融资，扭转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观念。经济领域中包括外商投资、国企海外投资、不同行业的企业市场属性等种种观念上的禁忌，就是在中信的一系列突破性实践中被重新认识，深化了人们对于经济规律的理解，助推了社会观念的破旧立新和对于改革开放的高度共识。
发挥改革试点作用，打造诸多行业第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企业发展新路径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鼓励大胆试验，倡导“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和精神，在试点的基础上形成经验，不断探索推进。在荣毅仁的领导下，中信积极打造创新优势，对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市场规则和国际商业惯例的机制设计先行先试，对符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探索的重要业务先行先试，唱响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声。1984年12月，经过中央批准，中信公司实行了董事长负责制[③]，这是当时对国有企业传统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比起后来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整整提前了15年时间。由于前瞻性布局，通过创新推动发展，中信在一些业务领域中成为国内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创下了一系列“第一”。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中信的一些业务拓展、商业模式和操作方法受到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垄断思维制约，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步得到国家和市场的认可，在行业发展中担当起重要的先行示范角色。
建立对外开放窗口，推动中外经济合作和交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争取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浪潮兴起的形势下，国家由首先试点开放的范围、地域、领域逐步加大力度，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是大势所趋。企业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外合作，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在荣毅仁的主导和规划下，中信自成立之日起，带头贯彻执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三个引进”，即引进国外的资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方式，成为外商了解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好渠道和开展合作的好向导、好伙伴；并率先走出国门开展业务，实施中国企业最早的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中信作为“丝路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企业，目前有三分之二海外业务布局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业务合作带动资本、技术、产品、标准和管理输出，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帮助项目所在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连接中外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了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互利共赢。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物质财富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明确基本职责，通过自身的成长壮大，筑牢国民经济体系，强化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保证国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主导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企业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如何实现扭亏增盈，成为国企改革和发展必须完成的重要使命。在国家投入较少的情况下，荣毅仁和历任领导勇于面对市场，领导中信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积极承担企业的经济责任，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成立之初，国家给予的初始投入资金名义上是2.4亿元，成立42年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是8.8万亿元和418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均大大高于国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复合增长率，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中信连续14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22年排名第102位。在2022中国品牌百强榜中居第15位，为综合性企业之首，品牌价值达到1290亿元。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效力民生需求，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筑民心基础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企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社会公益与企业运营相结合、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相融通，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更大贡献。自荣毅仁起，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便成为中信的光荣传统。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信先后承接541总厂、洛阳矿山机器厂等当时经营遇到困难和改制剥离的老企业，通过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改善管理和引入市场机制等措施，成功推动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定点帮扶云南元阳、屏边和重庆黔江，对口支援西藏申扎，累计投入无偿帮扶援藏资金8.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500多个，实现帮扶区县脱贫摘帽。参与“美丽中国”建设，成功打造河北黄羊滩治沙绿化工程和“美丽滇池”“清水入江”等综合治理项目。第一时间参与完成各种抗灾、抗疫、救护、助困等任务，大力支持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各类市场主体的成长和勃兴，一批批优秀企业家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党担当、为国分忧，站在时代前列，勇于拼搏进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所积淀形成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将由此成为中国企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开拓前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经济全球化加速向区域化转变，我国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也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立足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为全面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④]。中信集团确立的“打造卓越企业集团、铸就百年民族品牌”的发展愿景，正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世界一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世界一流企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牵引性的重大战略任务，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的前瞻性布局，也是对中国企业在新时代发展方向提出的新要求，更是赋予中国企业在新时代国际化征程中的新使命，将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深远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全面提升创造力、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升优秀企业家的引领力，加快培育一支具有爱国情怀、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队伍。通过深入总结一流企业家成长规律，健全企业家培育体系，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真正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
面向未来，传承和弘扬荣毅仁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学习他崇高的精神追求和杰出的人格风范，造就更多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企业领导者，打造更多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企业就能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赢得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编辑 杨利红）
* 杨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本刊副编审。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75. 国有企业的“六种力量”，即国有企业要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②] “党组六条”，即《中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的职责权限》，经中央批准，1984年9月起实行。
[③] 国务院关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行董事长负责制的批复（[84]国函字178号）：1984-12-15[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1）.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构建新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
一是科技创新要坚持“四个面向”，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二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原创性。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我们的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战，特别是要打破西方对我们卡脖子项目的限制。
三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2022年9月，中央深改委专门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强调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要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更好激发创新活力。
四要打造原创技术的策源地。2022年2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整套政策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企业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打造原创技术的策源地。要把准战略方向，围绕事关国家安全、产业核心竞争力、民生改善等重大战略任务，加强原创技术供给，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在集聚创新要素、深化创新协同、促进成果转化、优化创新生态上下功夫，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要强化责任链条，加强协同配合。要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加大培育力度。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企业主动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五要积极培育高精尖特冠军企业。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就专门提出来，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要在各个领域里积极培养高精尖特的企业，打造更多的隐形冠军，包括独角兽企业，有一批这样的企业就可以带动中国经济、中国科技创新迈上新的台阶。
六要鼓励自由探索,弘扬科学家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提出鼓励自由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创新的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的学风，营造创新的氛围。
七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人才，要努力培养更多的大师、战略型的科学家、科技领军的人才和创新团队。
八要聚焦自立自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特别突出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要引进高端的人才，科技的发展要自立自强。
九要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机制运营。关于民营经济地位问题，社会上似乎有一些议论。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亮明态度，对民企要平等保护，要从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来讲，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按照市场化机制去运营。市场化机制最核心的就是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不管是民营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参与到创新过程的企业家，管理、知识、技术都要由市场来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有重大的科技创新。
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国家要有一整套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就促进科技创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科技发展战略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方案，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各个方面。
各个部委对鼓励科技创新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科技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科学院等《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科技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名单》，以及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文件。
从有关科技创新的重要法律文件看，《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了我国重大前沿技术研究的方向，要建立有利于国有企业科技研发的制度、分配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提出国企负责人对技术进步负有责任，纳入考核。美国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有《拜杜法案》，规定由政府财政拨款支持大学进行的科研成果的产权，由之前归政府所有，改为由政府、大学、企业、科学家共同拥有。《拜杜法案》被称为美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好的法案。
我国2015年版的《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范围，明确了转化的方式和定价，特别是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权益问题，规定职务科技成果转让后的净收入中，参与项目的科技人员可以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如果该成果作价投资，科学家可享有不低于50%的股权；并且可以从该投资所形成的商业化利润中，得到不低于5%的分成。参与项目的科研团队中，最主要的科学家所享有的收益不低于50%，该法律正在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国资委、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规定国有科技型企业科研成果股权激励，大型企业不超过5%，中型企业10%，小微企业30%，单个对象不超过总股本的3%，企业年度岗位分红的激励总额不高于当年税后利润的15%，激励对象的人数不超过30人，激励对象获得的岗位分红不高于其薪酬额的三分之二，这些主要是限制性的规定。初步的政策规定还有优化的空间。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优势和问题
近些年，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发挥了“国家队”作用。量子计算、“九章”计算机、铁基超导、干细胞、生物合成、“嫦娥”奔月、“北斗”指路、“祝融”探火、“天宫”遨游、C919大飞机成功交付使用、“奋斗者”号全海深潜载人潜水器、磁约束核聚变、散裂中子源等设施建设取得突破。这一系列大型成就，都是国有企业做出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建成了700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7个创新联合体，累计投入研发经费6.2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2021年年底，央企共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比2012年底增长53%；拥有两院院士241名，约占全国院士总数的1/7。近年来，中央企业取得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北斗导航、5G应用、国产航母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建成了港珠澳大桥、白鹤滩水电站、“深海一号”气田等一批标志性重大工程，极大振奋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志气、骨气、底气。
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发挥好作用，各个方面协作开发协同服务国家战略，这是我们的强项。国有企业创新的弱点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弱，服务于具体客户端能力弱。具体的产品，特别是大宗原材料做得很好，所以这里边既有优点也有弱点。
当前，我们与世界上主要科技强国相比还有差距。我国的全社会研发投入约占GDP的2.4%，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2.5%左右。而美国、日本全社会研发强度在3.5%左右。我们的目标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目前才60%；而美国、日本都是80%。我们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在50%左右，一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高端产品还需要进口，距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
我国科技部和一些权威机构列举了当前“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像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ITO靶材、核心算法、高端轴承钢等等。国际技术分工和产业分工是全球化的特点，但当前美西方加紧对我在高技术领域实行封锁打压，对其中关键技术领域必须高度重视。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高技术领域实现完全自主，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
产业科技创新，特别是“从0到1”的创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评价了全球十大科技创新榜单，从中可以反映我国在各重大科技领域的位置。我国在防黑互联网中有一席之地。在干细胞领域（基础研究和抗衰老药物）我们没有发言权，基本由美欧日公司控制。我们的数字货币可以和Facebook相提并论。我们在可控核聚变取得了重大突破，输出能量超过了输入能量，从科学可行性到工程可行性，再到商业可行性，我们在中间阶段迈出了重要一步。超级星链卫星SpaceX，马斯克做得很好，乌克兰危机中，马斯克的星链大数据1000多颗卫星飞在俄罗斯、乌克兰上空，和无人机、大数据结合在一起。绿色氢能方面，我们的中石化、国家能源集团占有一席之地。总之，十个重大领域中，我们有三个占有一席之地。
在全球最有价值的100家大科技创新品牌公司里，中国有21家企业上榜，包括腾讯、华为、阿里、京东、网易、小米、百度等。这其中，国有企业控股的只有海康威视、京东方和中兴3家，这说明国有企业在通信数字领域创新能力比较弱，和我国在世界500强中占有100多家的规模不匹配。
我们参考美国斯坦福、哈佛、牛津等对中国国有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近百篇研究报告，他们有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国有企业市场导向不清晰，企业领导追求政治正确、怕犯错误，目标多元，没有完全市场化。
第二，国企厌恶不确定性，特别是“从0到1”的原创性科研需要平等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强势行政领导下不易形成良好创新氛围。
第三，缺乏对人才和知识产权的尊重。薪酬无吸引力，留不住一流人才，形成逆向淘汰，国企成了“人才培训基地”。
第四，企业缺乏长久战略定力。企业领导层任期有限，对CEO的考核追求短期利润，这些制度完全不符合长周期的基础型、原创型科研与技术开发要求。
促进科技创新的市场化改革
怎样打造有利于创新原生态的制度环境：
一是创新要明确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双主体地位。要是把技术运用起来，通过商业模式赚钱的过程。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创新制度，赋予科学家更多的技术路线的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不要搞外部的行政干预，不要让科学家成天为了报销经费而殚精竭虑、担惊受怕。要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创造新的商业价值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要创造好的环境，让企业家、管理层、科学家持股。要明确科学家、企业家双创新主体的作用。
二是深化科技创新成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要尽快开始研究科研成果早期共投、风险共担、科学确权、产权共有的制度，进一步探索国有企业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分置的改革，公司所有、收益共享。要真正落实推进科技型企业的中长期激励，在股权激励、分红激励、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享、虚拟股权、骨干员工跟投等方面，要有一些创造性的、决定性的制度创新。
三是给科技创新转化充分的市场化估值和激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有3个50%：成果奖励不低于50%，股权奖励不低于50%，对单个人奖励不低于50%。现在国内一些事业单位和大学普遍都将职务成果的转化，科学家的收益占到了60%-80%。与大专院校和事业单位的科技创新激励措施相比，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滞后，股权激励的约束性条件过于严格，分红激励措施难以落实。要探索符合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完善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箱。
四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科技创新投资项目，其成功与失败之比是2：8。可以说，不容忍失败，就不可能创新。科技型企业尤其需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只要目的正当、程序合规、行为合法、结果合理，对创新失败就予以免责，鼓励科学家干事创业、建功立业。要高位立法，统辖干部人事管理、巡视、国有资产监管、审计、科技管理、司法等部门，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形成各个相关部门尺度统一、步调一致、共同支持科技创新的局面，切实解决科技创新容错实践中跨部门政策冲突、协调不畅问题。
五是让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富起来。我们要共同富裕，但不搞平均主义，要把蛋糕做大。实践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价值，科学家的劳动就是重要的一环。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新阶段、新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需要精准激励对象，要让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富起来。这样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贡献率等，促进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国有企业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需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服务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
我国国有资本的规模
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首先要看国有资本的规模；其次看这些国有资本的分布状况及发展的趋势；还要看新时代对国有经济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说明，至2021年年底，我国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的情况：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02.1万亿元，负债总额68.3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20.7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06.2万亿元，负债总额129.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66.2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08.3万亿元，负债总额197.9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86.9万亿元。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情况：汇总中央和地方数据，2021年，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352.4万亿元，负债总额313.7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25.3万亿元。
全部企业国有资产，非金融类和金融类合计总数是112.2万亿元。此外，还有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净资产42.9万亿元。其次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类国有资产。
以上构成了我国国有资产的家底。可以看到，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是比较雄厚的，而且这几年增长比较快。
通过对国有资产数据的汇总分析，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分布以及近些年的变动趋势，可以有一些分析和判断。
这些年我们谈国有资本的进退，跟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并不矛盾。因为国有资本进退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战略选择，而企业做强做大是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所追求的目标，且企业天然的追求就是做强做大。国有资本的进退，只是为了提高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杠杆效应的重要举措。将国有资本从部分国有企业中退出一部分，吸引其他资本进入，实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并不表明国有企业地位的削弱，而是更有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还能够促进企业市场机制的建立、真正实现市场化改革。
新时代要求国有经济实现四个转变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深刻变化，对我国国有经济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了新要求。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将国有企业建设成为“六种力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客观上新时代要求国有经济实现四个转变。
第一，随着我国逐渐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要求国有经济从发挥实现工业化的后发追赶作用，向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引领作用转变。
国有经济发挥着推进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实现经济追赶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完成了后进国家工业基础从0到1、从无到有的发展进程。从全球视角看，国有经济在帮助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历程中，都是具有巨大作用的。
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昔日的功臣——传统的国有重化工企业，如果不进一步转型升级，势必会面临产能饱和、竞争加剧的困境。这个阶段就对国有经济提出了“从有到好”的发展要求，即向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转变。
高质量发展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是技术升级方面。我国在1999至2000年，分两批对300多家科研院所实行转制，有的研究所转为企业，有的划入某个企业集团。此后若干年，不少工业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明显弱化。当前我们寻求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和产业的升级，共性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样，部分科研院所应该适当回归公益性，它们的定位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应该适当调整。
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占比还比较低。这与国有企业传统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有关联。我们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适用于传统工业，已不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快，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新技术方向的选择与回报面临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被颠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投资这类行业，如果按照传统行业的考核办法，考核短期经济效益，缺乏容错机制，就完全不适应高技术企业的经营发展规律。民间私营创投机构是按照高风险思路进行投资，投资十个项目，如果成功一两个项目就可能得到满意回报。而国有机构若投错一个项目，就要被追责，这就促使企业领导人规避高风险，偏向于投资前景比较确定的、或进行到中后期的研发项目，这样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就发挥得比较有限了。所以核心在于激励、考核机制，这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国有经济从弥补市场失灵向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转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区域均衡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国有经济布局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要求国有经济从聚焦自我改革发展更好地向全民分享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转变。
国有经济既然是全民所有，国有经济改革的发展成果应该是全民共享的，为共同富裕更进一步地做好贡献。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在一些地区社保基金压力较大。国民经济中的国有资本，无论是以收益分红的形式，还是以股权变现的形式，都能够给全民带来巨额的财富，可以有效减轻养老保障资金的压力，更好体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目前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看，全国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平均不到13%，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2021年达到平均30%左右。经过多年改革后，优质的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另外，2017年开始划转部分国有股权到社保基金，要求划转目标是10%。2021年年初财政部发布消息，“中央层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完成”，“截至2020年末，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工作全面完成，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目前仅仅是单独立账，还没有并表，在部门上也仅成立“划转国有股权管理部（筹）”（据官网显示）。如何进一步发挥国有股权的作用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进。
第四，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求国有企业向应对全球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转变。
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直接体现为各国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比如早年空客和波音争夺民航干线飞机市场，以及美国军工巨头的整合。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目前国际局势严峻，关键时刻国有经济要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中央一再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
美国《防务新闻》(Defense News)2022年8月发布《2022全球最大100家防务公司》(Top
100 Defense Companies 2022)排行榜，美国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蝉联前三位。名单根据各公司2021年在防务方面的收入进行排名。100强榜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的自我报告，中国公司的数据分析来自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
2021年，世界百强防务企业的防务收入总额为59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8%；前十名公司的防务收入占百强总收入的52%，前25家公司的防务收入占百强总收入的75%，集中度很高。百强公司中有46家总部在美国，占据榜单总收入的53%。榜单上前5家都是美国企业，防务收入超过2000亿美元，占百强的34%。有7家中国公司进入了百强榜，防务收入总计1170亿美元，占榜单总收入不到20%。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军事工业实力方面，我们还是要靠国有经济、国有企业。
目前面临全球竞争、大国竞争的局面，国有企业的海外权益保护问题要引起重视。商务部最近公布的《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年末，我国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4848亿美元存量中，国企占51.6%，即1.28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海外投资，包括这么大比例的国有企业权益，如何进行海外权益保护，将是我们未来很多年需要直接面对并未雨绸缪的一件事情。
（编缉 尚鸣）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拓宽国际视野，不懈践行对外开放
在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的过程中，“对外开放”是他诸多讲话、谈话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根据中央的要求，他将中信打造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他自己更是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代表人物，体现出中国企业家开阔的国际眼光和对外交往的新气象、新局面。他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紧密联系，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合作交流，发展和繁荣本国的经济，已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我国也不例外，也需要博采天下之长，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中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将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①]
改革开放之初，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和对外政策。荣毅仁之所以被中央寄予厚望，即是希望能以他作为企业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广泛吸引外资，他的这一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中信公司成立后，荣毅仁发挥自身海外关系广的优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开拓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经济的新天地。为解决国家重点项目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的资金短缺问题，荣毅仁大胆提出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海外发行债券。由于过去在封闭的体制和环境下长期实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方针，反对这一提议的声音十分强烈。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以巨大的勇气表态“出了问题我负责”，最终促成债券成功发行，不仅解决了项目建设资金的问题，更增强了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解和来华投资创业的信心。荣毅仁大力倡导发展中外经济和技术合作，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有关外资比例和企业决策机制等内容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展现出非凡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勇气。仅在中信公司筹组和成立的第一年，他就亲自接待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来访者达4000多人次，同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了业务往来。在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期间，荣毅仁以六七十岁高龄，不辞辛劳地出访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大半个世界，与许多国家的政商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更是以独到的眼光、高超的智慧和国际知名企业家的特殊身份，协助中央打破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
荣毅仁非常注重利用国际场合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介绍国家对外开放举措和国内经济形势，同时宣传中信公司的主要业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了解。针对国外有人担心我国会不会改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开展国际交往，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资金。……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积极效果证明，它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的，因此必将长期不变。”[②] 他还说，“我国过去长期闭关锁国，有过沉痛的教训。世界早已是开放的世界，再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开放也是不行的。”[③] 谈到中信公司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荣毅仁指出，中信“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被国际企业界公认为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对外开放，中信公司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我们当然不同意改变这个政策。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给中国带来了巨变，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人民衷心拥护，所以它是不可逆转的”[④]。荣毅仁非常重视宣传我国为改善投资环境做出的努力，指出中国正积极建设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利润、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减少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针对吸引外资中的一些疑虑，荣毅仁明确表示：“要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大胆地利用外资。这些年尽管我们已从利用外资中尝到了甜头，举国上下也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左’的思想及一些错误情绪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为抓住国际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多在大胆利用外资上做点儿文章，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已有的基础上，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外资，继续完善投资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为外商投资经营提供更方便的条件和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布局政策，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和区域流向，不断扩大外商投资的领域。”[⑤]
在荣毅仁看来，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他指出，“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外双方在某些方面和洽谈具体项目时，很自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和分歧。相互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深信只要中外双方有一个繁荣和发展本国经济、增进我们双方友好关系的共同目的和基础，这些分歧和不同看法是会在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友好接触与交往中得到克服和解决的。”[⑥] 他在论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时指出，“自力更生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是统一的”，“把自力更生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点。理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开放。”[⑦] “我们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这无疑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但说到底还是为了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⑧]
在践行对外开放中，荣毅仁要求中信职工努力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的情况，熟悉和运用国际商业规则，更好地与外商开展合作。他本人有着高超的外交技巧，在国际交往中从容、睿智而富于魅力，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从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自身经历出发来促进中外交流合作，既有礼有节、以理服人，又很有人情味儿。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荣毅仁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企业家；苏联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⑨]
加强经营管理，切实提高企业效益
作为中信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的经营管理。他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是高速度发展生产的重要保证。”[⑩] 这样的理念与他父亲荣德生的言传身教和其早年在荣氏家族企业中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但与父辈相比，荣毅仁更为提倡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在要求上也更加严格。他善于从细节发现问题，注重效益，同时强调建章立制，发挥企业整体的协作力和执行力。他说，“公司下面有二百多个企业单位，都应该管好。如果我们把生产管理搞好了，对公司发展、对国家建设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都是贡献。”[11]
中信成立后不久，荣毅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重视经营管理问题。他指出，“经营管理搞不好，调整任务和经济建设就要落空。我们应当正视和充分认识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长期以来，我们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缺乏时间观念，缺乏资金周转观念，缺乏经济核算观念，办事不注意经济效果，不把经营管理当作一门重要科学来对待”；“要搞好经营管理，必须消除‘三害’，即：效率低、积压多和浪费大”，要注意“提高效率，发挥效用，取得效果”。[12]对于传统体制下企业资金靠国家划拨，因而不求收益、不计成本，把利润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判的错误观念，他的声音可谓振聋发聩。1982年，荣毅仁又撰文指出，“除‘三害’、立‘三效’，归根结底是个经济效益的问题”，要求企业所经营的项目在考虑投资时必须“有利可图，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说千道万，没有经济效益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那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从何说起呢？”[13]他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谈到抓好项目组织时说：“有些同志对经济效益的概念不清楚，不讲经济效益，企业就不能发展，事业就不能扩大。我们要对国家建设担负起一定的担子，一定要讲经营效益。”[14] 他明确指出，“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15]；“企业的生产、销售面临着国内外的竞争，同时要考虑怎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取得经济效益并不容易，在产品发展方向上、质量上、花色品种上、成本核算及技术改造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虽然对企业是个很重的担子，但既对国家建设有贡献，又能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服务。如果企业不能取得利润和好的效益，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这个企业也就失去了作用。”[16] 他多次强调，中信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负债经营方式是国际上通用的，但我们国内过去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头脑中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我们用的钱要付利息，付完利息才能有利润。我们要懂得投资和利润、投资和利息的关系”，“以前我们没有重视经营思想，都是产品经济……有的项目，一下子就拍板了，今后我们在项目的开发上要好好研究，该不该上，该不该建，要谨慎。”[17]
在“有利可图”的同时，荣毅仁更强调不能“唯利是图”。他反复阐述有利可图与唯利是图的区别，指出“我们企业要有经济效益、有利润，但必须是正正当当的利润。不允许采取不正当手段取得所谓的‘利润’。我常对公司讲：‘我们要有利可图，不能唯利是图。’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择手段，搞歪门邪道取得利润，对经济建设造成破坏，这是不允许的”[18]。荣毅仁非常注重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认为既要考虑项目是否有利，更要考虑在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要投资而不要投机。他说，“选择项目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利润，还要考虑社会效益，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效益而单单考虑经济效益。全公司都要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19] 他还讲到，“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中对我们有用的内容，但有些我们是不用的。搞个赌场、鸦片馆能赚钱，我们能干吗？不能干。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不能干，没有社会效益我们也不能干。”[20] 可以说，有利可图但不唯利是图，是荣毅仁最为重要的经营管理思想，也是中信一直恪守的投资准则。
荣毅仁认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是职、责、权、利的统一，有职就有责、有权、有利；要在应有的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大家的工作热情。他说：“搞职责范围和规章制度，不是为了束缚哪一个人，而是为了工作中有章可循、合理分工、提高效率，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步调一致地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21] 他强调：“总公司既是经济实体，需要统一经营思想，对外发挥窗口作用，但在内部又必须增加子公司的责任感和自主权，更好地发挥集团优势，实现利润快速增长。因此，总公司适当放权，使子公司能够根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原则，取得更好成绩，为国家、为总公司做出更大贡献。”[22]
企业的制度建设是荣毅仁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建立规章制度就是防止和避免我们成为官僚主义机构，有利于发挥我们公司的作用。”[23] 他举例说，“听说我们有的同志把文件放在抽屉里，人出去了，文件就不能找了，这样很不好。我们这个公司不是夫妻老婆店，不是什么豆腐店，把账都装在自己口袋里。我们是个公司，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24]。 他认为“公司制度应作为公司的法”[25]，主张依据国家法律、政策，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让大家有法可依。在谈到制度的制定时，荣毅仁认为要讲究科学化，让制度简单明了，容易执行，便于检查，不要搞得连篇累牍。他还讲到，“制度既要有助于管理，又要有利于开拓业务，否则的话有的人不干事不出事，甚至不干事还说风凉话。所以制度既要方便工作，又要便于管理监督。”[26] 对于已经出台的制度，荣毅仁要求公司上下必须严格执行，“有了规章制度就要执行，否则比没有规章制度还要糟”[27]。制度“可以先搞‘试行’，试行一个时期，有问题再修改，不是一制定就死”。[28] 在谈到企业财务管理和内部监督工作时，荣毅仁都强调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指出“假如说我们没有规章制度，那就等于公司没有法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在各个方面来贯彻规章制度，分级分工。这要依靠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负责”。[29]
培育优秀文化，大力弘扬中信风格
荣毅仁担任中信公司董事长的十多年间，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倡导树立适应时代要求和企业特点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中信的企业精神、作风养成和职工行为规范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中信成立之初，他在谈到职工思想教育时就突出强调“要发扬正气，树立正派的作风”[30]。在荣毅仁看来，“一个新机构的成长，重要的是在内部建设和工作作风上奠定好的基础”，因此他自中信成立起即立下三条规矩：一是讲究工作效率，树立时间观念，“要求每个干部在工作中树立良好的负责作风，办事不拖拉、不推诿，防止官僚主义”；二是讲究工作态度，对内对外都要以礼相待，做到“有信必复，有访必见，有问必答，能办必办，力求把事办好”，对外要遵纪守法、不卑不亢，对内要热情服务、相互支援；三是强调勤俭创业的精神，日常费用开支要“勤俭节约，避免铺张浪费”[31]。荣毅仁一直恪守荣氏家训“戒欺”，将诚实守信视为企业经营之本。他指出，“我们不能只说大话、空话、漂亮话、好话，这些对我们企业没好处。”[32]1988年，荣毅仁特意请邓小平题写“戒欺室”三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客厅正中。他认为，企业的诚信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若要与客户、合作方特别是外方机构建立信任关系，维护商誉，就必须做到诚实，要心存善意地考虑对方的利益、需求和感受，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实事求是。
随着业务迅速发展，中信公司在国内外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荣毅仁提出，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一个公司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在1986年11月亲自制定了32字中信风格，并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说，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要用纪律来约束”，“在工作中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企业的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就是“不要搞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多做少说，先做后说，甚至只做不说”，“不能搞官僚主义，不能墨守成规”；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就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和一致的目标，“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不搞小动作；勤勉奋发，雷厉风行，就是做工作“要有认真的态度、紧张的气氛，说干就干，快速度地做工作”，不能拖拖拉拉。他要求“这32个字，我们每一个职工都应当牢牢记住，要作为我们的准则”；他本人更是带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说“我哪些地方做错了，同志们提了，我认账，马上改正”。[33]
中信风格提出后，荣毅仁在公司内部反复强调，“我多次讲过，把遵纪守法放在公司职业道德第一位”，“我们的工作纪律、道德作风都要严格起来。要形成良好的中信风格，人家才能尊重你”。[34]谈到职业道德培养时，他要求“把32字中信风格对照一下”，在干部中间反复教育，提高思想境界，把中信风格“作为教育内容，不断教育、检查，形成中信公司自己的风范” [35]。在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时，他撰文强调，“要树立崇高理想，维护国格、人格，不断提高思想、改进作风”[36]。长期以来，荣毅仁反复告诫中信人：“中信‘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精神不能丢，中信风格也不能丢。”[37]1993年4月，已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在告别中信时仍语重心长地勉励广大职工“要发扬中信风格、中信的工作作风，这是我们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问题”。他重申：“‘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是讲立足点；‘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讲怎么做工作；‘谦虚谨慎，团结互助’是讲集体主义，讲凝聚力；‘勤勉奋发，雷厉风行’是讲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我们按照这32字去做，就能够在国际上建立信誉，可以与任何企业竞争而立于不败之地。”[38]许多年来，中信风格已内化为中信人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成为中信企业文化的鲜明特征，是中信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人才兴企
荣毅仁在领导中信公司期间，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坚持企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把人才工作放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去谋划和推动，建立符合改革开放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为中信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他认为“办好企业，一个是科学经营管理问题，一个是人才问题”[39]。而经营管理工作归根结底也要靠人，“一个人培养起来不容易，使用好也不容易”，“假使我们能把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公司的业务发展会有更大的希望。因为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定好了，公司的发展方向也定好了，就要我们去做。使用人得当了，自主权就掌握住了”。[40] 他因此强调“用人问题关系到公司的长远大计”[41]，必须处以公心、审慎对待。
中信成立初期，荣毅仁就明确提出“广开才路，知人善任，力求做到人尽其才、后继有人。大胆选拔和培养业务干部，凡积极投身四化建设，能掌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有能力、有干劲者均应放手任用”[42]。他将中信的用人标准归纳为“德才兼备”4个字，并指出，“德”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热心开放事业，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才”就是要有工作能力、有业务素养。企业无论是进人还是选拔干部，都要严格遵循德才兼备、量才录用的原则。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选人用人“要搞五湖四海，德才兼备，这样才可以增强凝聚力，团结起来，做好工作”[43]。他还多次谈到企业用人要有“容错观”，要扬长避短，不应求全责备，指出“没有哪个做工作的人会不犯错误，除非不干事的人才不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可以有缺点、错误发生，但是不能不去改正”。[44]在他看来，“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弱点。我们要发挥他的长处和积极性，帮助他克服弱点、改正缺点，这样公司才能前进。”[45]
荣毅仁非常重视企业人才培育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培养，要求在青年职工中树立崇高理想和事业心，强调“一个人只要有了事业心，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46]。针对当时公司90%是大学生、工作经验不足的实际情况，荣毅仁指出，公司的培训工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干部培训要做到制度化，组织上要有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安排一定比例的干部抽出来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47]，并为职工创造了大量的培训和实际锻炼机会。仅在中信成立的第一年，即选派人员赴日本野村证券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知名大企业进修，选派业务骨干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另一方面，他提倡在企业中老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开展传、帮、带。他说，“我们老一代人应该把带领、培养青年一代看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青年人进取心很强，但社会经验不足。年纪大的人要把自己从青年到老年经历的一切告诉他们。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48]他希望老同志“帮助我们年轻的同志在业务上面迅速地成长起来”；同时要求年轻的同志“虚心向老同志讨教，还要加强自学，多看一些书，提高业务水平”。[49]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21岁当经理，40岁当副市长。我就不相信，在座的三四十岁的同志不能干负责工作。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50]在告别中信时，他仍殷殷嘱咐，“20多岁、30多岁有能力的干部要提拔起来，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大胆提拔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最大程度地发挥干部的积极性”。[51]
荣毅仁强调，“在人事方面要有战略眼光，既要善于用人，又要严格管理”。[52]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他一是要求认真考核实绩，把握准了再提拔，要坚持奖罚分明，贡献大的可以奖励晋级，给予表彰鼓励；同时强调“对一个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全面地历史地看，这样才比较公正”[53]。二是重视分配和激励。他认为，吃大锅饭“对国家、对公司、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们的分配制度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应该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而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54]“工资收入要同工作成绩、对公司和国家的贡献挂起钩来。工作成绩小，报酬就少，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工作成绩大，收入就应该高”[55]，真正体现按劳取酬，有效激发广大职工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三是提倡精兵简政，认为“目前有些单位分工过细，这不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机构臃肿了就会产生官僚主义，把个人锐气都消磨掉了”，“要提倡一专多能、一兵多用”，工作饱满，才能更好地调动积极性。[56]
（编辑 杨利红）
* 杨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经济导刊》总编审。
[①] 荣毅仁在与日本金融界、企业界座谈会上的讲话:1985-02-01[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②] 荣毅仁在美国国际集团国际咨询委员会晚宴上的讲话：1985-10-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③] 荣毅仁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晚餐会上的讲话：1987-05-0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④] 荣毅仁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午餐会上的讲话：1991-05-09[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⑤] 常怀立.荣毅仁谈大胆利用外资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J].求是，1993（10）：2-5.
[⑥] 荣毅仁在中国吸收外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82-01-1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⑦] 荣毅仁在日本经济同友会研讨会上的演讲：1989-10-27[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⑧] 荣毅仁.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若干问题刍议[N].人民日报，1986-03-30（5）
[⑨] 计泓赓.荣毅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30.
[⑩] 荣毅仁向外国专家介绍中国引进外资情况时的讲话：1980-04-21[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1]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部门、子公司领导会议上的讲话：1990-01-11[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2] 荣毅仁.调整经济必须重视经营管理[N].人民日报，1981-03-10（2）.
[13] 荣毅仁.除“三害”立“三效”，认真提高经济效益[J].国际贸易，1982（2）：3.
[14]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6-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5] 荣毅仁.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若干问题刍议[N].人民日报，1986-03-30（5）.
[16]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一次合资企业财务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86-05-1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7]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部门、子公司领导会议上的讲话：1991-01-16[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8]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一次合资企业财务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86-05-1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9]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85-07-26[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0] 荣毅仁.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N].人民日报，1987-01-06（1）.
[21]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82-03-0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2]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92-08-13[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3]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84-07-1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4]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6-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5]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7-09-09[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6]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部门、子公司领导会议上的讲话：1991-01-16[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7] 荣毅仁在中信实业银行等子公司处级以上干部座谈时的讲话：1988-03-01[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8]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财务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1-11-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9]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92-04-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0]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82-03-0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1]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上的工作报告：1983-06-27[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2]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上的讲话：1983-06-27[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3]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86-1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4]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7-09-09[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5] 荣毅仁在中信实业银行等子公司处级以上干部座谈时的讲话：1988-03-01[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6] 荣毅仁.中信十年[M].北京：中信出版社.1989:5.
[37]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子公司领导会议上的讲话：1991-01-16[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8]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93-04-1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9]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上的工作报告：1983-06-27[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0]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1993-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1]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9-05-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2]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上的工作报告：1980-09-13[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3]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人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1-11-05[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4]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6-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5]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部门、子公司领导会议上的讲话：1989-12-2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6]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先进团干部、优秀团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88-05-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7]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6-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8] 荣毅仁.牢记过去，创造未来[J].瞭望，1987（1）：9-10.
[49]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6-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50]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7-09-09[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51]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93-04-1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52]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9-05-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53]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9-05-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54]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人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1-11-05[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55]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7-09-09[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56]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人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1-11-05[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价值追求和综合才能的集中体现，作为企业发展中至关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和精神特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时代，企业家精神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企业家所肩负的不仅仅是企业兴衰成败之责，也承担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使命。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里优秀企业家精神被注入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的全新内容。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不仅被列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还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要求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赞誉荣毅仁为“爱国企业家典范”[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和践行者，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追求光明和真理，对党怀抱忠诚信仰
“光明和真理”是荣毅仁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训，被他赋予了全新的涵义，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箴言。荣毅仁认为，“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民、土地、物华、人情以至她的前途，她的一切，是一种永恒照耀我们去追求真理的光。只有在这种光的照耀下，才能逐步接近真理，认识真理”；而这真理就是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作为执政党，“它不愧是拥有真理、拥有力量的郑重的党，不愧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③] 经历过不同历史年代的荣毅仁，对于光明和真理形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追求。在领导中信期间，他曾多次坦诚谈到对于党的认识过程。全国解放前夕，工商界有不少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离开大陆，面对去留选择，荣毅仁怀着对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期待留在国内。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和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接受了党的治国纲领和方针政策。他深切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正确的道路，祖国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党之所以代表了真理，正是因为她拥有这样的力量。
一旦找到真理，树立了信仰，荣毅仁跟党走的信念便从未动摇。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多次提出入党申请。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一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磨难打击，他的信心依然十分坚定。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受了苦的，但我没有丧失信心，我相信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好我们的国家。”“事实证明，经过十年大动乱，纠正这个大错误的是共产党自己。正是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党能够自己克服错误，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向前迈进。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一个信心，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得兴旺发达，站在世界的前列。”[④] 荣毅仁把受命创办中信公司看作党给予的信任，表示要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宣传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切实做好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⑤]。公司筹建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中信这样的机构没有必要设立党组。对党充满感情、无比信赖的荣毅仁认为，自己和工商界的老同志都是党外人士，“有党组就有依靠”[⑥]，毫不含糊地主动要求成立党组织。作为一位当时还不是党员的企业一把手，荣毅仁时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并且非常注重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满怀深情地说：“事实证明，相信党的时候总是对的，怀疑党的时候总是错的。因此老老实实地跟着党走，没有差。”[⑦] 谈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荣毅仁认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党高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指引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是党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加强领导，改善领导，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因为有党的好政策，是靠了党的领导”。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乃至我们个人的贡献，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⑧]
作为中信公司的主要领导人，荣毅仁在企业内部十分重视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他指出，“做一切工作都要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果我们学习得不好，认识得不深，掌握得不准，工作就不会做好，还会走偏。”[⑨] 他谆谆教育中信的干部、党员：“我们作为行政方面负责的同志、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执行者，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按照党对我们的要求，按照党的指示来进行工作。”“党号召我们改革开放，繁荣经济，要坚定不移；保持廉洁，防止腐败，也要坚定不移。”谈到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时，他强调，“我们只有有了崇高理想，才能把我们的思想贯穿到我们的事业当中去，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搞好。”[⑩] 他还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思想工作，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思想工作各级党的组织要做，行政和业务方面的各级负责人也要做，每个同志都应该做。”[11] 荣毅仁还把党的思想工作做到了海外，出访不同国家，他都在许多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十亿中华儿女通过长期奋斗做出的历史选择。”[12] 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追求，为中信铸就了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和灵魂。
把握历史规律，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对于企业的发展，民族资本家出身的荣毅仁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这既是党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也是他自己通过对新旧两个社会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他以亲身实践做出的正确选择。
1979年10月，荣毅仁在《从萧桂英得到的启发》一文中回忆了毛主席同工商界座谈时所讲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出走“杀家”却丢不掉家里坛坛罐罐的故事。他写道，“毛主席讲这个故事是教育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不要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丁点儿利益，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毛主席的话“像一盏明灯，为我国的民族资本家指出了一条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光明大道”。他由此想到“资本主义思想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丢掉那些‘坛坛罐罐’，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结合起来”。[13] 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是10亿中国人民不可移易的抉择，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的。”[14]
荣毅仁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搞企业、搞生产，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正如他在《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所说：“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单靠私营企业能搞好吗？我的家族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家搞了几十年企业，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即便我们的家族有了些发展，也是靠收购别人的企业，而不能说整个民族工业有多大发展。”[15] 他在谈到商品经济问题时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的不同。”[16]荣毅仁在公司内部的讲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解决了公的问题，私的问题就好解决；只解决私的问题，不解决公的问题，私的问题也解决不好”，“现在有些同志讲私有制怎么怎么好，好像我们的公有制不行了，我看他们是把公与私的关系颠倒了。”[17] 他还指出，“保护公有制，巩固和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是从基本方面对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就是坚持了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它的强大存在和继续壮大,是我国经济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18]
领导中信期间，荣毅仁多次强调公司经营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他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谈到公司组织建设时指出，要“保证我公司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效率的又是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的国营企业”[19]。公司进行内部机构改革，他认为目的是要“组成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集团”，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要根据社会主义的特点进行协作”。[20] 他在公司董事会上谈到，“有人讲，我们公司干脆去国外投资算了。我们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点要明确，我们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了国家兴旺发达……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始终掌握着，没有改变。”[21]荣毅仁非常重视用社会主义思想引导职工。他对新入职的青年职工说，“现在有许多说法，很多想法，但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没有前途。因此，思想活跃，思想解放，把我们思想用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上，这是我们的责任。人家都奇怪，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个玩意儿？我就是搞这个玩意儿。为什么？因为我经受过失败的教训。通过我经过的道路，我自己认识到，走这个道路才是出路。”[22] 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荣毅仁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指导我们思想和工作的强大武器”，“我们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增加凝聚力，朝着同一目标共同努力。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是否符合小平同志这个理论。”[23]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荣毅仁始终把中信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领导中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倡导实业报国，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热爱祖国、立志强国，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其出发点就是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他多次在公司的会议上谈到，青年时代他曾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办好实业、服务国家，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他说，“因为家庭关系，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工业，总希望能够看到国家兴旺发达，这就是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吧。但是解放前我们国家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层层压迫，我的理想没有实现。尽管我们个别企业发达了，但整个国家很穷，老百姓很穷。直到解放后，我才看到了我们国家真正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24]。他在工商业改造中率先推动荣氏家族企业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将荣家的梅园、大公图书馆等无偿捐献给国家，都是这种爱国情怀的表现。他在出访时与海外侨胞交流，满怀深情地说：“祖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也还有不少缺点，不能事事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国家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好的人民，我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在内是团结的，我们同世界人民是团结的，我们必将胜利地完成振兴中华大业，使每个中国人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25]
改革开放给了荣毅仁第二次实业报国的机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信任，使荣毅仁在花甲之年仍激发出火热的创业激情。他坦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为祖国效力的重任，把我们的知识和才华献给可爱的祖国，是我们无上的幸福。”“就我本人来说，可以说我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前途结合在一起的。”[26] “文革”结束后得以重新工作，他没有选择去政府做个部长，而是选择在国家百业待举之时创办中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拣了一个酸果子吃”。荣毅仁在公司干部会议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有责任使国家繁荣昌盛。我们都是社会主义时代培养起来的，要为社会主义国家争气。不要在个人问题上绕圈子。离开国家，没有个人的算盘好打。整个国家不兴旺，个人有什么用？”他强调，“我们要为国家前途着想，在改革开放中作出贡献。”[27] 中信成立之初以吸引外资为主，但荣毅仁反复强调，“我们公司主要还是搞投资实业。我们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进行投资。”[28]中信早期投资的江苏仪征化纤、云南磷肥厂、哈尔滨纺织印染厂等一大批项目，都是以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在荣毅仁的经营理念中，首先考虑的不是单纯的企业经济效益，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986年12月，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新职工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集中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讲到，“在国外的华裔和华侨, 总是感到有了我们国家的荣誉和地位, 他们才能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很好地生活和干事。”“我们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发言权的。有些外国朋友、外国记者问我，解放后你为什么留在中国？我跟他们说，我们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洒有中国人民的汗水。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搞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搞不了。在工作中间，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离开这一点，一定要犯大错误。”[29] 听到有青年职工把公司与个人的关系比喻为“大河有水小河不干”，他立即纠正，“我们公司还不是‘大河’，我们国家才是真正的‘大河’。国家有‘水’，我们‘死’不了，国家没‘水’，我们什么都干不了。我们树立理想和事业心，要把国家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比国家都大，忘乎所以。我们要为国家发挥‘一滴水’的作用。”[30] 这些肺腑之言饱含着荣毅仁热爱祖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情怀。
勇于改革创新，探索市场经济道路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领军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路，是荣毅仁一生最为卓越的作为和贡献。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既是摆脱国民经济当时所处严重困境，突破高度集中的旧体制长期束缚，实现从困境中奋起的唯一选择，也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由之路。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荣毅仁明确指出：“我们原来的那种封闭式的经济模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存在若干问题阻碍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必须加以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31] 他还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任务很艰巨，也有风险。但是，中国要发展，必须改革，除此别无他路，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全国人民希望改革、拥护改革，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32]
1979年1月，邓小平与工商界人士座谈时，荣毅仁就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采用的方法，不应被认为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经过深思熟虑，荣毅仁向中央建议，通过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方式，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以“资本家出身”的身份提出发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业务，存在很大的风险和有待破除的思想障碍。荣毅仁在亲手制定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里写道：“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这里所强调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科学经营管理”，在“文革”中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观点受到严厉批判，是经济领域中令人忌惮的提法，恰恰成为中信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云程发轫，用荣毅仁的话说，“实际上使公司成为在当时背景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的一个试点”[33]。他后来在阐述中信发展的设想时说，“我们公司过去发展业务的指导思想是开拓创新。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开拓创新的指导思想”，“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我们要把思路放宽，巩固已有的成绩，开拓新的业务”。[34] 为不失时机地抓住市场有利条件，他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建议，希望给予中信一定的自主权限，使中信在组织项目时能够简化手续、放开手脚。荣毅仁在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多次强调，中信是创新的一个经济实体，是改革的产物，要不断进行改革，闯出一条新路来，“把束缚我们发挥积极性的东西去掉”。他要求职工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开展业务，“年年有创新，经常有创新”，“可不要念老经”，同时要求“创新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在实际上可行”，“我们应有魄力工作，大胆地工作，但魄力不是说大话，也不是说空话”。[35]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荣毅仁创新求实的主张。他以特有的勇气和魄力，带领中信在夹缝中探索发展，开创了诸多行业和领域的“第一”，走出了中国企业新的发展道路。
在中信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看到荣毅仁关于改革的重要主张。中信成立不久，荣毅仁在向外国专家介绍引进外资情况时谈到，调整经济“就是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诸如经济体制过分集中、管理水平低等进行改革；就是要把有一些管理混乱的企业坚决和有效地整顿好”[36]。1985年2月，他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必须改革我们的计划体制。今后国家计划将少采取行政手段、指令性办法，主要运用立法手段、经济手段影响企业，指导企业的活动。”[37] 1986年7月，荣毅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座谈会上表示，“我对赤字、外债、通货等问题都有些看法，认为这些都不是洪水猛兽，只要自觉运用，都有可用之处。我们经常提到收支平衡、货币平衡、外汇平衡，我认为要力争平衡，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一定为平衡而平衡。”[38]1987年4月，他在与记者谈话时强调，中信“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假如还按老的方式经营管理是不够的。我们感到需要发展、需要改革”[39]。1989年10月，中信成立10周年之际，荣毅仁明确提出“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中信公司”[40],强调公司未来发展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勇于开拓创新。1992年6月，他在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时指出，改革开放“这条路线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认为“只要改革迈开步子，我国的经济建设就登上新台阶，得到较大的发展。如果改革停滞不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强调“要大胆改革，就必须解放思想，排除干扰，冲破禁区，勇于创新”。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办法，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把这些方法都认为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则我们将是束缚自己的手脚，以致一事无成。”[41] 接着荣毅仁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有的同志总爱在‘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之类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地加以运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前进的。”[4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荣毅仁对经济改革的思考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与创新的实践中逐步深入的，不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他对改革方向的坚持是一以贯之、从未动摇的。
（编辑 尚鸣）
* 杨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本刊总编审。
[①] 人民日报评论员.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四十六[N].人民日报，2021-12-06(2).
[②]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7-22(2).
[③] 荣毅仁.在纽约美东圣约翰同学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1987-05-08(1).
[④]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6-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⑤] 荣毅仁.从萧桂英得到的启发[N].解放日报,1979-10-10(3).
[⑥] 计泓赓.荣毅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38.
[⑦] 张德江.在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7(2).
[⑧] 荣毅仁.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N].人民日报,1991-07-04(3).
[⑨]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85-07-26[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⑩]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1988-06-2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1]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82-03-04[A]. 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2] 荣毅仁.在纽约美东圣约翰同学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1987-05-08(1).
[13] 荣毅仁.从萧桂英得到的启发[N].解放日报，1979-10-10(3).
[14] 荣毅仁.谈谈我对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国基本政策的认识[J].红旗,1987(15):27-31.
[15] 荣毅仁.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N].人民日报,1991-07-04(3).
[16] 荣毅仁在美国费城股票交易所中国经济讨论会上的讲话:1987-10-12[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7] 荣毅仁在与中信公司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见面时的讲话:1989-08-1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8] 荣毅仁.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若干问题刍议[N].人民日报，1986-03-30（5）.
[19]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上的报告:1979-10-0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0]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上的讲话:1986-12-1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1]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上的讲话:1993-03-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2] 荣毅仁.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N].人民日报,1987-01-06(1).
[23]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处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93-04-1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4]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86-01-0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5] 荣毅仁出访巴西时与当地侨胞的谈话:1982-09-1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6] 荣毅仁在香港参加圣约翰大学校友聚会时的讲话:1988-03-18[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7]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7-09-09[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8]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92-08-13[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9] 荣毅仁.做一切事情先要想到国家[N].人民日报,1987-01-06(1).
[30]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先进团干部、优秀团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1988-05-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1] 荣毅仁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年会上的讲话:1985-05-30[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2] 荣毅仁在美国弗莱切大学的演讲:1988-09-15[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3] 荣毅仁. 勇于创新，多作贡献[J]. 党的文献,1998（1）：56-59.
[34]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91-07-06[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5]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84-07-1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6] 荣毅仁向外国专家介绍中国引进外资情况时的讲话:1980-04-21[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7] 荣毅仁在与日本金融界、企业界座谈会上的讲话:1985-02-01[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8] 荣毅仁参加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座谈会时的发言:1986-07-0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39] 荣毅仁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87-04-14[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0] 荣毅仁在中信公司成立1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1989-10-03[A].北京：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41] 荣毅仁.大胆改革,勇于创新[J].中国工商,1992(6):3-4.
[42] 荣毅仁.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人民日报,1992-06-15(5).
内容提要：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视角，探求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时代渊源、思想脉络和实践基础，反映其在历史转折中的贡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方针到实践探索的关系；本文在对荣毅仁大量文稿、讲话和中信企业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容；分析论证这一精神对于中国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价值，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助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引领意义。
主题词：荣毅仁；中信公司；企业家精神
荣毅仁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他将中信事业的发展同党、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带领下，中信公司肩负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积极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不懈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集团。荣毅仁在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中所体现的崇高思想和品格、作风，已成为中国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典范，不仅对于中信事业的传承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及其特质
企业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作为当代中国一位经历和地位都十分特殊的优秀企业家代表，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形成和发展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第一阶段（1937年至1956年），荣毅仁是荣氏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继承和光大父辈守正创新办企业的优良传统。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是负有国家重要使命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他成功地将中信公司建成一家综合性的跨国企业集团。在传统赓续的基础上，他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以更高的时代站位和更主动的历史自觉，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新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精神体现了一位优秀企业家的使命担当，是他的信念和追求所在。
除旧布新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一招。在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中，荣毅仁创建了中信公司，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一段恢弘壮阔的企业传奇。在除旧布新中探索和开辟改革开放的方式和路径，既是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他在历史转折中的特殊使命。其优秀企业家精神，因此具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历史印记。
在当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起于1978年年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在长期“左”的错误影响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外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人民的温饱都成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何处去，是荣毅仁在国家走出低谷后的思考，也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折，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让荣毅仁看到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坚强决心。
1979年1月17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26天，邓小平与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著名人士座谈，听取意见建议。他充分肯定荣毅仁提出的引进技术、管理，发展金融、贸易的意见，希望他围绕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干一番事业。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①] 这极大地激发了荣毅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热情，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建议，很快便得到批准。当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却藩篱重重，现代化建设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国家急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部分形成突破，通过试点摸索规律、全面铺开，通过窗口宣示政策、扩大共识，这是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经济工作和企业管理经验丰富、具有广泛国际影响与威望的荣毅仁，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荣毅仁创办中信，因应了改革开放的要求，使中信与4个经济特区一样，成为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它的成立甚至比1980年深圳等特区的建立还早一年。如果说，经济特区的创办，是改革开放在面上的试验田；那么，荣毅仁创办中信，可以看作改革开放在点上的试验田。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虽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在当时还有不少“禁区”，在有些领域和地方甚至举步维艰，充满曲折，中信公司的发展模式也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荣毅仁认定邓小平指明的方向，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率领中信人大胆实践，勇于克难攻坚，为中信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服务改革开放的创新发展之路。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明确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③]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与时俱进的思想脉络
荣毅仁历经中国现当代巨大的社会变革与转型，其企业家精神来自于这一历史进程中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等影响，具有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
荣氏家族企业曾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中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最成功的典型。作为荣氏家族的代表，荣毅仁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辅佐父辈经营面粉、纺织、机器制造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他继承了荣氏家族的企业经营思想和爱国、诚信、创新、实干、勤俭的精神，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结合起来，希望以民族工业的发展效力国家。全国解放前夕，在荣氏家族已相继迁往海外的情况下，荣毅仁作出留在国内的决定，为以后关系新中国国计民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既是他面对历史的正确抉择，也是荣氏家族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满腔热忱地领导荣氏企业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感召，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经过自己的学习、观察、体验和思考，荣毅仁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认识不断提升，对于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更从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深邃思想和崇高精神。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企业家，他在自我重塑中为企业选择了一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道路，成为中国工商界的一面旗帜。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的信任，邓小平的重托，使年过花甲的荣毅仁实现了兴办企业报效国家的夙愿。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荣毅仁的激励和影响极为深刻。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等5篇重要文章，就是出自邓小平参加与中信公司有关的会议和会见活动的讲话，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荣毅仁说，这些讲话“阐述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国策、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缩影，使我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④]。中信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为中信亲笔写下“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题词。也正如荣毅仁所说，“这个题词既包含了小平同志对中信公司已取得成绩的嘉勉，而更重要的是对中信公司乃至全国企业界提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在经营观念、管理体制、业务开拓等方面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坚持改革开放，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更多贡献。”[⑤] 这些期勉和要求，体现在荣毅仁领导中信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创造的实践基础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是在其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形成的。荣毅仁亲手创办的中信公司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壮大，在诸多业务领域实现快速发展，为他构筑起一生事业的巅峰，更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和弘扬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中信公司根据国家需要积极开拓业务。虽然创立之初就面临着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束缚等考验，但中信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通过在诸多业务领域的一系列艰辛探索，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在荣毅仁主导下，中信富于前瞻性地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第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第一家经济咨询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建设了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组建了亚洲第一家区域性的商业卫星运营企业，首批成立了由国有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创建了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由中信作为建设主体成片开发的宁波大榭岛，成为国内唯一实质由企业建设和管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信打造的一批龙头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探索市场经济道路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服务对外开放战略，中信公司努力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对外窗口的作用，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国门初开，荣毅仁大胆借鉴国外知名企业经营发展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一是解放思想“引进来”。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吸引外资，用于仪征化纤、云南磷肥、齐鲁石化、平朔煤矿等一批国家重要项目。二是勇于探路“走出去”。根据国家长期依赖进口物资的需要，率先在海外直接投资，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投资了波特兰铝厂、塞尔加纸浆厂、西雅图林业和凤凰钢厂等一批资源性项目。积极布局港澳业务，将中信泰富打造为在港主要经营平台，陆续投资于基础设施、航空、商贸、电力、电讯、房地产等业务，成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第一家红筹股公司；收购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成为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中国企业，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
从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领导中信公司走过14年发展历程，中信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创造了中国企业发展的一系列经典案例，更成为孕育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一片热土，是这一精神不可或缺的实践条件和前提。荣毅仁大力倡导的32字“中信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中信核心价值理念，正是来自这一实践过程，被中信人视为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文化财富，引导中信事业行稳致远。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决定了这一精神的以下特质：
一是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理想、意志、智慧、性格和传统，可以扩展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它又是企业家在现实奋斗中最活跃和强大的内生动力，是先进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在精神上的反映，因而在企业发展中总是能够根据时代前进和历史任务的要求，焕发出不断延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气象。
二是崇高的道德标识。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因为它占据了道义高点，拥有高尚的道德力量，彰显了优秀企业家在企业改革发展的特定环境和特定考验面前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实践。这一精神的高度道德自觉不仅在于做事，更在于做人，可以极大地激发起企业群体的思想情感和道德意愿，培育正确的行为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三是贯通的思想内涵。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与当代中国先进的精神谱系具有相融相通的共性，包含了基本的思想内核，体现了诸多一以贯之的理念内容，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无论是党和国家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劳模精神，与荣毅仁企业家精神都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内容表述，同属于先进精神的基础内容，共同彰显了先进生产力所代表的思想品格。
四是厚重的实践属性。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把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转化为企业成长中人格的感召，是通过具体的经营管理实践来实现的，具有丰富的立体的呈现方式。从精神与实践的关系看，这些精神内涵的概括，并非概念的拼加，而是从中信事业发展中大量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事件或重大决策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这一精神生动具体的表现，无一不是历史过程的真实存在，因而才有可能形成人们长久感知和领悟的精神长河。
（编辑 尚鸣）
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中央企业有义务、有责任在“走出去”中带头执行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和企业的良好形象。其中，海外传播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落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央企，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企业资源，在各国迅速站稳脚跟，并为落地国的经济版图带来了诸多利好，但从整体来看，央企海外传播的理念和能力还有待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与央企对外传播
中央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央企业承担的项目数超过了项目总数的60%，合同投资额超过了总额的80%，建设了一批标志性工程。目前，中央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员工构成中，85%是本地员工，不少企业员工的本地化率甚至达到了9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央企还积极投身当地社区文化建设和公益事业，造福当地民众，比如出资帮助所在地建设医院、学校，解决民众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这些深耕社区、润物无声的努力也得到了所在国民众的好评。
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央企是从事海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主体。央企在海外落地国的企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央企也承担着联通中外的重要使命。国外民众对中国的感知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身边的中国企业和企业雇员的印象。央企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与所在国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央企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要比其他组织更易于被接受，也更有可能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实现多方共赢。
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跨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通常是在企业落地之后，公共关系、声誉管理等软实力先行，为企业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和民心基础，企业再逐步推进长期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多是资本等硬实力先行，资本和劳务服务先到位，其次是产品，再次是技术。这一路径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软实力的建设没有跟上硬实力的步伐，开展业务过程中一旦出现负面舆情，企业往往限于被动，在形象受损之后才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此时再进行正面宣传、打造品牌形象、践行社会责任，往往事倍功半。
央企“走出去”多遵循“资本-（服务-产品-技术）-企业宣传-品牌形象”的传统路径，经历初期的快速布局之后，企业往往就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业务的后续开展并不顺利。尽管软实力先行的投资回报相对较慢，但如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往往能够带来更长远的回报；如果软实力建设滞后，尽管企业硬实力很强，但工作推进可能受到重重阻碍，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
央企海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不断走深走实，央企在国际传播中也迎来难得的机遇。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实现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的实现需要文化传播作为桥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深了跨国经贸合作，为国家和企业的海外形象构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平台。
当前,国际传播秩序“西强东弱”的态势仍未得到改变。一些西方媒体利用其强大的传播实力,通过话语霸权对我国企业进行打压抹黑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国际传播中，这些媒体通过污名化手段，对我国央企的海外活动进行片面甚至扭曲的报道，将一些个案性的问题夸大，并将出现的问题归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国式的传播理念与西方传播理念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观念上看，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市场、品牌、公关都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新概念，与西方国家长达百年的企业公关经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传播主题设定、渠道运用以及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等诸多方面，一些央企都还未能很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媒体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精准传播成为企业形象国际传播的规范，以往大水漫灌的方式无法真正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央企需要基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受众的具体需求进行策划及宣传，才能真正实现有效传播。此外，从传播的规划和视野来看，成功的全球知名公司往往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期耕耘，才具有现在的规模和品牌美誉度。部分央企缺乏明确的海外传播目标和部署长期计划的耐心，仅仅关注“提升海外知名度”这一短视而且粗放式的目标，热衷于立竿见影的短期传播行为。
央企对外传播的经验与短板
为了积极适应海外生产经营环境，央企不断总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增强对外传播意识、改进传播技巧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近年来央企的综合国际传播能力明显加强，出现了较多世界知名的品牌。英国知名品牌价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综合品牌知名度、用户忠诚度、员工满意度以及企业声誉等多个指标，发布年度“全球品牌价值500强”。2019年，中国上榜品牌共77个，总价值高达13074亿美元，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与10年前相比，中国品牌在所有500强中的占比由3%升至19%，说明我国企业的综合品牌价值及实际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从2016年开始，由中国国家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有关单位发布《中国海外企业形象调查报告》，历年数据显示,我国海外企业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有的央企成为中国形象在所在国(地区)的“代言人”,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第二，随着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社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传播实践让中国企业与海外媒体展开良性互动，海外媒体对央企的正面报道不断增加，提升了海外传播效果。外媒涉及中央企业的报道多以正面中性为主，除了侧重报道中国企业发展规模、体量之外，更多地关注其国际化和顶级等特征，其报道的高频主题词包括“全球的”、“金融的”、“最大规模的”、“国际的”、“顶级的”等。词云分布所构成的语义场表明，国际媒体对中国企业的报道中增加了更多正面的内容，中国的企业开始被视为具有国际化维度的全球性公司。
第三，央企的国际传播力在近几年得到较大提升，除了借助国际主流媒体发声，在自有媒体的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在渠道选择上，央企进行海外传播坚持主流媒体与自有媒体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从平台覆盖、传播速度及多样性上都实现了全面突破。在对外传播中，央企的自有媒体建设集中在脸书、推特、领英等国际性社交媒体平台，设立企业账号并进行运营维护。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国际传播力”研究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央企开始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平台加强其国际传播的效果，拥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央企近70%。在Facebook平台上，央企账号平均粉丝数环比增长约2.9倍；央企发布单条消息的最高点赞量上涨达79倍。一些领头企业已逐步实现同平台用户间的良性互动。
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央企的海外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央企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如下的短板。
首先，在传播过程中，部分央企仍然固守“企业宣传”的传统策略，没有真正理解企业国际传播的内涵。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央企在内的中国企业长期习惯于埋头干事，做了不说，而且与当地社区的融入不够主动，海外传播缺乏整体规划，也没有与所在国媒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导致央企在所在国的存在感较低。
传播技术的演变促使企业对传播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只有树立全媒体传播的理念，才能真正构建良好的企业形象。改革开放40多年中，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体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建造“国之重器”的大型央企。这些奇迹的背后有无数题材可以挖掘，可以给当地的企业带来启示，也可以给央企的企业文化增加内涵。但是，央企对这些故事背后的人文性挖掘不够，呈现故事的方式单一老套，尤其是对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受众的接受心理研究不够，本应非常出彩的“中国故事”并未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在全媒体传播时代，除了需要充分调动国际媒体资源之外，所在国本土媒体拥有更直接影响当地民众的渠道，而央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这些本土化媒体资源挖掘和利用并不充分。“走出去”的央企尚未与当地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如果没有处理好与本土媒体的关系，企业形象得不到有效传播，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缺乏能够直接联系当地民众的渠道，企业在品牌建设和危机应对中就会无处着力。
央企对本土媒体资源的挖掘利用有限，媒介投放渠道仍大多局限在当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缺乏对当地群众媒介使用习惯的科学调研，未顾及传播分众化趋势，对当地社交媒体的研究和合作也着力不够，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另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大量华文传媒。这些传媒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面向本地华人的媒体，另一方面也是所在国媒介谱系的重要成员。这些媒体运营者往往拥有广泛的人脉，是央企切入本地社群的重要抓手。但是央企普遍不够重视海外的华文媒体，尚未充分调动它们发声的积极性。
最后，央企的国际传播承担主体较为单一，内容生产效率需提高，传播方式的适用性较低。当今，传播生态已由专业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向着高度媒介化的时代转变，企业的国际传播并非只是宣传部门的事，而是全员承担的传播活动。目前，中央企业在各项国际传播事务中仍然以企业的宣传部门为主体，而企业员工潜在的传播活性未得到有效开发。随着传播活动的常态化、生活化趋势日渐明显，触点不够将导致企业在进行国际传播时渠道受限，所呈现的中国企业形象不够多元立体。此外，由于机制不灵活、层次不丰富，企业故事不够生动，感染力不强，很难被海外的用户和民众接受。
提升央企海外传播影响力的措施
首先，从传播意识上，央企应立足于练好内功，打造国际领先的企业软实力。一方面应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国际传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平台体系以及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建设。要建立良好的海外形象、提升影响力，根本是央企自身的实力壮大，企业的技术、资金等硬实力应当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大力坚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将“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项目所在国的民众在审视中国企业的时候，第一出发点是作为“外资企业”，这些中国企业是不是真的能够尊重当地的人民、风俗习惯和文化，能否真正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能否提升当地民众的福祉，能否推进当地的环境保护事业。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头羊，央企在规模、效益等方面已经处于领先之列，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软实力，打造先进且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将当地民众的实际利益和企业利益统筹考虑，设计能够实现双赢的发展战略，这样才能对提升海外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其次，将央企海外宣传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提升海外传播的重要性。央企需要内外联通，加强软实力建设，从上至下形成统一的品牌意识，将海外传播与公共关系建设纳入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突出其战略重要性。央企的海外传播应当把为企业长期本地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宗旨，根据所在国的具体国情，设定“精确定制”的目标，既着眼于长期战略规划的目标，也包含更加具体的短期重点发展规划，将目标与路径相对接，将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进行科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央企应当将企业国际形象建设纳入内部考核指标，实行动态考核。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科学的海外传播指标体系，推动央企将海外形象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培养一支具有专业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队伍。央企应通过内引外联，迅速搭建一支高效的企业公共关系团队，并按照“一地一例”的原则，按地理区域来制定企业海外宣传指南，并组织多层次的专业培训，提高高层管理者和国际化人才的对外传播交流与沟通能力。按照地区和重点国别的社会和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宣传策略和适用方法，让企业在“短板”领域能快速提升。
第四，充分利用其“走出去”的机会，加强与智库和学术界的联系，强化对目标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对形势和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缺失是许多央企在海外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企业抱有偏见，部分政界人士与媒体合谋抹黑中国的制度和央企形象。在此情境下，“走出去”的央企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有时候一个小的错误会被放大，最终导致较为严重的企业危机。“走出去”的央企必须加强对目标国的研究，在充分了解当地国情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宣传，建立与当地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建设企业海外形象、提升社会影响力是央企长期立足海外市场的关键，是提高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更是央企支持国家形象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五，将“自塑”与“他塑”结合起来。进行国际传播，建构国家形象不能仅靠自己讲，而是要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这一机制落脚到企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就是既要增强“自塑”，也要培育“他塑”的资源。一方面，对于恶意抹黑中国企业的谣言需要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不宜对西方媒体全面出击，一棍子打死，要充分把握西方媒体的理念、认知、传播与我国传播理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央企也应当在社会实践层面以及传播层面认真反思在国际传播中是否有失误和疏忽。另一方面，央企海外传播能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企业，单纯依靠自我传播并不能完全说服对象国的民众，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公关能力，建立与当地社区和媒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树立企业的良好口碑，将当地民众变成央企的“代言人”，发展“他塑”的力量。
深挖企业内涵，学会讲好“央企故事”。“中国故事”有许多维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企业故事。讲述企业故事应当选用符合国际惯例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要选择对象国能够理解接受又是中国所独有的故事；讲述央企故事还需要巧妙融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涵，这样对象国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将中国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方案融入央企故事之中，使受众能够通过企业故事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央企的企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核结合起来，形成长久吸引力，推动国际受众对中国企业由被动了解到主动理解，以此实现中国企业与海外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
（编辑 杨利红）
文/*
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中央企业有义务、有责任在“走出去”中带头执行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和企业的良好形象。其中，海外传播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落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央企，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企业资源，在各国迅速站稳脚跟，并为落地国的经济版图带来了诸多利好，但从整体来看，央企海外传播的理念和能力还有待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与央企对外传播
中央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央企业承担的项目数超过了项目总数的60%，合同投资额超过了总额的80%，建设了一批标志性工程。目前，中央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员工构成中，85%是本地员工，不少企业员工的本地化率甚至达到了9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央企还积极投身当地社区文化建设和公益事业，造福当地民众，比如出资帮助所在地建设医院、学校，解决民众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这些深耕社区、润物无声的努力也得到了所在国民众的好评。
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央企是从事海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主体。央企在海外落地国的企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央企也承担着联通中外的重要使命。国外民众对中国的感知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身边的中国企业和企业雇员的印象。央企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与所在国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央企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要比其他组织更易于被接受，也更有可能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实现多方共赢。
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跨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通常是在企业落地之后，公共关系、声誉管理等软实力先行，为企业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和民心基础，企业再逐步推进长期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多是资本等硬实力先行，资本和劳务服务先到位，其次是产品，再次是技术。这一路径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软实力的建设没有跟上硬实力的步伐，开展业务过程中一旦出现负面舆情，企业往往限于被动，在形象受损之后才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此时再进行正面宣传、打造品牌形象、践行社会责任，往往事倍功半。
央企“走出去”多遵循“资本-（服务-产品-技术）-企业宣传-品牌形象”的传统路径，经历初期的快速布局之后，企业往往就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业务的后续开展并不顺利。尽管软实力先行的投资回报相对较慢，但如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往往能够带来更长远的回报；如果软实力建设滞后，尽管企业硬实力很强，但工作推进可能受到重重阻碍，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
央企海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不断走深走实，央企在国际传播中也迎来难得的机遇。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实现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的实现需要文化传播作为桥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深了跨国经贸合作，为国家和企业的海外形象构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平台。
当前,国际传播秩序“西强东弱”的态势仍未得到改变。一些西方媒体利用其强大的传播实力,通过话语霸权对我国企业进行打压抹黑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国际传播中，这些媒体通过污名化手段，对我国央企的海外活动进行片面甚至扭曲的报道，将一些个案性的问题夸大，并将出现的问题归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国式的传播理念与西方传播理念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观念上看，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市场、品牌、公关都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新概念，与西方国家长达百年的企业公关经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传播主题设定、渠道运用以及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等诸多方面，一些央企都还未能很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媒体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精准传播成为企业形象国际传播的规范，以往大水漫灌的方式无法真正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央企需要基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受众的具体需求进行策划及宣传，才能真正实现有效传播。此外，从传播的规划和视野来看，成功的全球知名公司往往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期耕耘，才具有现在的规模和品牌美誉度。部分央企缺乏明确的海外传播目标和部署长期计划的耐心，仅仅关注“提升海外知名度”这一短视而且粗放式的目标，热衷于立竿见影的短期传播行为。
央企对外传播的经验与短板
为了积极适应海外生产经营环境，央企不断总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增强对外传播意识、改进传播技巧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近年来央企的综合国际传播能力明显加强，出现了较多世界知名的品牌。英国知名品牌价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综合品牌知名度、用户忠诚度、员工满意度以及企业声誉等多个指标，发布年度“全球品牌价值500强”。2019年，中国上榜品牌共77个，总价值高达13074亿美元，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与10年前相比，中国品牌在所有500强中的占比由3%升至19%，说明我国企业的综合品牌价值及实际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从2016年开始，由中国国家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有关单位发布《中国海外企业形象调查报告》，历年数据显示,我国海外企业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有的央企成为中国形象在所在国(地区)的“代言人”,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第二，随着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社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传播实践让中国企业与海外媒体展开良性互动，海外媒体对央企的正面报道不断增加，提升了海外传播效果。外媒涉及中央企业的报道多以正面中性为主，除了侧重报道中国企业发展规模、体量之外，更多地关注其国际化和顶级等特征，其报道的高频主题词包括“全球的”、“金融的”、“最大规模的”、“国际的”、“顶级的”等。词云分布所构成的语义场表明，国际媒体对中国企业的报道中增加了更多正面的内容，中国的企业开始被视为具有国际化维度的全球性公司。
第三，央企的国际传播力在近几年得到较大提升，除了借助国际主流媒体发声，在自有媒体的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在渠道选择上，央企进行海外传播坚持主流媒体与自有媒体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从平台覆盖、传播速度及多样性上都实现了全面突破。在对外传播中，央企的自有媒体建设集中在脸书、推特、领英等国际性社交媒体平台，设立企业账号并进行运营维护。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国际传播力”研究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央企开始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平台加强其国际传播的效果，拥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央企近70%。在Facebook平台上，央企账号平均粉丝数环比增长约2.9倍；央企发布单条消息的最高点赞量上涨达79倍。一些领头企业已逐步实现同平台用户间的良性互动。
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央企的海外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央企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如下的短板。
首先，在传播过程中，部分央企仍然固守“企业宣传”的传统策略，没有真正理解企业国际传播的内涵。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央企在内的中国企业长期习惯于埋头干事，做了不说，而且与当地社区的融入不够主动，海外传播缺乏整体规划，也没有与所在国媒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导致央企在所在国的存在感较低。
传播技术的演变促使企业对传播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只有树立全媒体传播的理念，才能真正构建良好的企业形象。改革开放40多年中，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体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建造“国之重器”的大型央企。这些奇迹的背后有无数题材可以挖掘，可以给当地的企业带来启示，也可以给央企的企业文化增加内涵。但是，央企对这些故事背后的人文性挖掘不够，呈现故事的方式单一老套，尤其是对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受众的接受心理研究不够，本应非常出彩的“中国故事”并未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在全媒体传播时代，除了需要充分调动国际媒体资源之外，所在国本土媒体拥有更直接影响当地民众的渠道，而央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这些本土化媒体资源挖掘和利用并不充分。“走出去”的央企尚未与当地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如果没有处理好与本土媒体的关系，企业形象得不到有效传播，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缺乏能够直接联系当地民众的渠道，企业在品牌建设和危机应对中就会无处着力。
央企对本土媒体资源的挖掘利用有限，媒介投放渠道仍大多局限在当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缺乏对当地群众媒介使用习惯的科学调研，未顾及传播分众化趋势，对当地社交媒体的研究和合作也着力不够，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另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大量华文传媒。这些传媒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面向本地华人的媒体，另一方面也是所在国媒介谱系的重要成员。这些媒体运营者往往拥有广泛的人脉，是央企切入本地社群的重要抓手。但是央企普遍不够重视海外的华文媒体，尚未充分调动它们发声的积极性。
最后，央企的国际传播承担主体较为单一，内容生产效率需提高，传播方式的适用性较低。当今，传播生态已由专业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向着高度媒介化的时代转变，企业的国际传播并非只是宣传部门的事，而是全员承担的传播活动。目前，中央企业在各项国际传播事务中仍然以企业的宣传部门为主体，而企业员工潜在的传播活性未得到有效开发。随着传播活动的常态化、生活化趋势日渐明显，触点不够将导致企业在进行国际传播时渠道受限，所呈现的中国企业形象不够多元立体。此外，由于机制不灵活、层次不丰富，企业故事不够生动，感染力不强，很难被海外的用户和民众接受。
提升央企海外传播影响力的措施
首先，从传播意识上，央企应立足于练好内功，打造国际领先的企业软实力。一方面应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国际传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平台体系以及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建设。要建立良好的海外形象、提升影响力，根本是央企自身的实力壮大，企业的技术、资金等硬实力应当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大力坚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将“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项目所在国的民众在审视中国企业的时候，第一出发点是作为“外资企业”，这些中国企业是不是真的能够尊重当地的人民、风俗习惯和文化，能否真正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能否提升当地民众的福祉，能否推进当地的环境保护事业。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头羊，央企在规模、效益等方面已经处于领先之列，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软实力，打造先进且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将当地民众的实际利益和企业利益统筹考虑，设计能够实现双赢的发展战略，这样才能对提升海外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其次，将央企海外宣传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提升海外传播的重要性。央企需要内外联通，加强软实力建设，从上至下形成统一的品牌意识，将海外传播与公共关系建设纳入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突出其战略重要性。央企的海外传播应当把为企业长期本地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宗旨，根据所在国的具体国情，设定“精确定制”的目标，既着眼于长期战略规划的目标，也包含更加具体的短期重点发展规划，将目标与路径相对接，将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进行科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央企应当将企业国际形象建设纳入内部考核指标，实行动态考核。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科学的海外传播指标体系，推动央企将海外形象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培养一支具有专业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队伍。央企应通过内引外联，迅速搭建一支高效的企业公共关系团队，并按照“一地一例”的原则，按地理区域来制定企业海外宣传指南，并组织多层次的专业培训，提高高层管理者和国际化人才的对外传播交流与沟通能力。按照地区和重点国别的社会和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宣传策略和适用方法，让企业在“短板”领域能快速提升。
第四，充分利用其“走出去”的机会，加强与智库和学术界的联系，强化对目标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对形势和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缺失是许多央企在海外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企业抱有偏见，部分政界人士与媒体合谋抹黑中国的制度和央企形象。在此情境下，“走出去”的央企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有时候一个小的错误会被放大，最终导致较为严重的企业危机。“走出去”的央企必须加强对目标国的研究，在充分了解当地国情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宣传，建立与当地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建设企业海外形象、提升社会影响力是央企长期立足海外市场的关键，是提高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更是央企支持国家形象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五，将“自塑”与“他塑”结合起来。进行国际传播，建构国家形象不能仅靠自己讲，而是要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这一机制落脚到企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就是既要增强“自塑”，也要培育“他塑”的资源。一方面，对于恶意抹黑中国企业的谣言需要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不宜对西方媒体全面出击，一棍子打死，要充分把握西方媒体的理念、认知、传播与我国传播理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央企也应当在社会实践层面以及传播层面认真反思在国际传播中是否有失误和疏忽。另一方面，央企海外传播能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企业，单纯依靠自我传播并不能完全说服对象国的民众，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公关能力，建立与当地社区和媒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树立企业的良好口碑，将当地民众变成央企的“代言人”，发展“他塑”的力量。
深挖企业内涵，学会讲好“央企故事”。“中国故事”有许多维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企业故事。讲述企业故事应当选用符合国际惯例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要选择对象国能够理解接受又是中国所独有的故事；讲述央企故事还需要巧妙融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涵，这样对象国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将中国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方案融入央企故事之中，使受众能够通过企业故事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央企的企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核结合起来，形成长久吸引力，推动国际受众对中国企业由被动了解到主动理解，以此实现中国企业与海外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
（编辑 杨利红）
近几年来，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与技术封锁，对中国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进行了极端无理甚至无耻的多重打压。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华为是如何应对的，公司现在的状况怎么样？这不仅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而且问题的答案对中国其他企业也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美国近几年对华为的打压封锁不断升级
2018年以来，华为遭遇了美国的多轮打压封锁。
一是无理拘压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美国时间2018年12月1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温哥华当局扣留，因面临美国纽约东区未指明的指控，被美国方面寻求引渡。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因孟晚舟女士此前曾担任香港天通科技的董事，该公司与伊朗企业有电脑设备交易行为（伊朗正受美国制裁），违背了华为此前对美国的保证，据此美国方面认为孟晚舟犯了欺诈罪。美国方面的理由其实是很牵强的，事情很明显，因为孟晚舟女士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美方通过这种流氓手段明显是要向华为施压。经过中国政府的多方努力，直到2021年9月25日，孟晚舟女士才得以回国，至此已被加拿大方面非法拘押近3年。
美国的行为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指责。
二是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对华为进行封杀。2019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意即美国企业不得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同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计划将华为及其70个分支机构列入“实体名单”，《出口管制条例》要求清单内实体需获得许可证才可购买美国物品或含美国技术的物品（意在封锁华为从美国购买软件或硬件产品）。5月20日，谷歌即表示停止与华为部分合作，华为将不能使用谷歌的一些服务（由于华为手机使用谷歌安卓操作系统，此举直接影响到华为手机未来的正常使用）。由于华为公司的美方零部件供应商众多、且华为是它们的重要客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应对美国厂商不断提出的诉求，美国政府曾先后5次延长“临时许可证”，允许美方厂商向华为供货。
三是不断加码、收紧对华为的封锁。对华为实施封杀后，美国政府发现华为公司还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零部件，就再次收紧了封锁。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计划通过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海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的能力，以保护国家安全。2020年8月17日，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收紧了对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限制：华为作为“买方”“中间收货人”等方式参与第三方芯片设计公司的交易，均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同时，美国将华为在21个国家/地区的38个子公司全部列入“实体清单”。在这些禁令影响下，2020年9月14日，台积电正式对华为断供，不再为华为生产芯片；中国国内的芯片厂商也受到管制，2020年10月5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要求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及原物料供应商，须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后，才能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
其实，技术封锁制裁对美国而言是把双刃剑。在美国2019年出台封锁措施时，华为公布的供应商名单中有33 家来自于美国，占核心供应商的36%，其中大多为芯片供应商，包括Intel、博通、TI、高通、Qorvo、skyworks 等，美国很多芯片公司营收的相当部分，依靠华为及其他中国厂商的采购，禁购政策对美方企业的影响也很大。美方先后5次延长对华为销售的“临时许可证”，主要就是迫于美方企业的压力。后续在讨论将对华为出口禁令限制改为“美国制造比例小于10%”的可能性时，却遭到美国国防部的反对，后者认为这将减少美国企业的利润、从而限制科技发展。不少美方研究机构和著名咨询公司也撰写报告指出，对华为禁售使得美方企业经营和研发活动受到很大负面影响。
美国封杀给华为造成营收损失（二级标题）
三年多来，历经美国的制裁打压，华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活得比较有质量。虽然，华为也的确受到了较大的伤害与损失。
今年3月底，华为公布了2021年年报。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年报致辞中说，“过去三年，严峻的外部环境和非市场因素，对公司经营带来了困扰。当暴风雨来临时，我们选择了在雨中奔跑。我们努力保障业务的连续性，确保对客户交付和服务不中断；我们也努力多打粮食，使自己能够活下来。倾盆大雨没有浇灭理想的火花，反而激发了我们的奋斗热情与创造力。”2021年，华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68.07亿元，净利润1137.18亿元，资产负债率从62.3%下降到57.8%。从分业务板块来看，运营商业务收入2815亿元，占总收入的44.2%，其中海外收入占比超过50%；企业业务收入1024亿元，占总收入比重为16.1%，其中新兴业务收入增长超过30%；消费者业务收入2434亿元，占总收入的38.2%，其中智能穿戴、智慧屏等收入增长超过30%。
2017-2020年，华为的收入与利润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但在2020年美国再度收紧封锁后，华为也受到了较大影响，2021年的整体收入下降了28.6%。
2021年，华为的利润为1137亿元，明显高于2020年的646亿元，但其中处置子公司及业务（即出售手机荣耀业务）的净收益574.31亿元；如果除去这部分出售收益，2021年华为的真实利润仅562.7亿元。即2021年华为的收入和利润实际是双双降低的。
华为官方给出了营收下降的三点原因：一是过去三年华为在供应连续性上是持续承压的；二是运营商业务与全球5G建设的周期紧密相关；三是在疫情下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在笔者看来，美方在华为供应链方面的打压封锁是华为营收和利润下降的主因。
在受到美国无理打压后，华为的消费者业务收入2021年同比下降49.6%，华为手机2021年出货量已降至3500万部，较2020年下降了 81.6%，而其全球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15%下降至2021年的约3%，本来，华为手机在全球市场已经开始和美国苹果手机争锋，可2021年后华为手机的市场占有率直接跌出了前5位。跟2020年相比，华为运营商业务收入也下降了7.0%，仅在企业业务收入方面上涨了2.1%。从华为全球分区域的营收来看，中国下降30.9%，欧洲中东非洲下降27.3%，亚太下降16.7%，美洲下降26.3%。因此，美国2020年对华为的封杀政策对华为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华为公司的自救与应对措施
华为在美方的极限施压下并没有倒下。华为年报中说，“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华为会不会倒下的时候，华为最关注的还是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与生态圈合作共赢，同时踏踏实实提升经营质量、持续投入未来”。华为的态度令人钦佩。
那么，这几年华为究竟是如何应对美方的多轮打压？华为的应对策略涉及很多方面，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构建长期、持续、稳定的供应能力
针对美方主要的打压措施“断供”，华为在2021年年报中对供应战略做了一个书面的说明，即开展“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建设”，并表明“华为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多元化的供应战略，不依赖于任何独家供应商或单一地区，构建长期、持续、稳定的供应能力”。华为确定了长期、中期和短期对策，以及相应的举措。
1.“研发和采购领域的关键举措”。（1）多元化方案：华为坚持国际化和多元化的供应策略。在新产品设计阶段，从原材料级、单板级、产品级支持多元化供应方案，积极发展供应资源，保障原材料供应多元化，避免独家供应或单一地区供应风险，确保产品的持续可供应性。（2）分场景储备：在量产阶段，为满足客户需求，应对全球疫情、极端自然灾害、贸易冲突、需求波动以及供应行情等不确定性变化，提前识别风险，组织建立从原材料、半成品到成品的合理安全库存。（3）供需能力可视：与供应商深度协同，通过IT系统实现需求预测、采购订单、供应商库存的可视，确保需求的快速传递和供应能力的快速反应。
2.“制造供应和备件储备领域的关键举措”。（1）制造供应能力备份：坚持自制与外包并重，与多家电子制造服务商(EMS)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华为和EMS，各EMS之间可相互备份单板制造供应能力；在全球布点，建立了深圳供应中心、欧洲供应中心、拉美供应中心和迪拜供应中心，四个供应中心之间均可相互备份整机的制造供应能力。（2）全生命周期备件储备：在产品停产之前，按照市场需求与历史用量滚动进行备件储备；在产品停产之后，按全生命周期预测一次性做足备件储备，确保客户现网设备运行的连续性。
华为在制造供应方面确定了短期、中期、长期对策。短期对策，就是华为提前备货关键元器件，将库存周转期由半年拉长至两年。由于华为之前与供应商保持了良好关系，美国政府禁令出台后，美方供应商纷纷帮华为积极供货囤积零部件，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延长临时许可证。中期对策，就是华为要求台积电、日月光等供应商在大陆布局生产线。长期对策，就是华为加大研发提高芯片自给率，加强国产替代，寻求国内优质供应商。近几年，华为在几大最为核心的ICT领域均实现了国产化的突破，推出了自己的核心软硬件，正在培育相关的生态：在芯片端CPU有“鲲鹏”；AI芯片有“昇腾”；操作系统有“鸿蒙”“欧拉”；数据库方面有“高斯”。目前来看，针对华为用到的各种关键软硬件，国内供应商正在逐步成长和替代，当然质和量的提升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例如，在电子设计软件EDA方面，国内厂商中华大九天可谓是做得最好的，但目前还只是在模拟IC领域优势明显，目前国产EDA仍不能实现工具链全覆盖，与国际三大EDA巨头Synopsys、Cadence和Mentor Graphic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经过几年努力，华为在供应战略方面的“非美化”效果正逐渐显现。今年3月，据媒体报道，华为P50手机经拆解，18项核心零部件已经基本替换为由中国大陆厂商提供，只有麒麟芯片为中国台湾的台积电代工。
截至2021年，搭载HarmonyOS（鸿蒙系统）的华为设备数超过2.2 亿台，HarmonyOS Connect（鸿蒙智联）已有1900多家生态合作伙伴，三方生态设备新增产品发货量超1.15亿，鸿蒙系统已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操作系统。华为推出多终端、跨OS、全场景的HMS Core 6，开放领先的技术能力和服务，包括图形、媒体、人工智能等七大领域69个Kit，共计开放21738个API，鸿蒙全球应用数量同比增长147%，全球应用分发量超过4320亿次，鸿蒙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应用生态。
过去数年，华为坚持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1+8+N”全场景智慧生活战略（1代表手机；8代表平板电脑、PC、VR 设备、可穿戴设备、智慧屏、智慧音频、智能音箱、车机；N代表泛IoT设备），持续深耕，坚持创新。华为正以鸿蒙系统（HarmonyOS）和鸿蒙生态为核心驱动及服务能力，围绕智慧办公、运动健康、智能家居、智慧出行和影音娱乐为主的五大场景，为消费者打造极致的全场景智慧生活体验。
通过“技术强度+人才浓度”来保证华为的持续创新能力
诚如华为2021年报所言，“理论突破、软件突围、架构重构将为我们未来求生存、谋发展奠定基础。实现三个重构的关键在于开放创新及广纳英才。”人才、科研和创新精神，是华为赖以生存发展的三大要素。
长期以来，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究与开发，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2021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支出为人民币1427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22.4%。近10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人民币8450亿元。据欧盟统计，2020年华为的研发投入在全球企业中仅次于谷歌，位居全球第二，高于微软、三星、苹果等公司。2021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10.7万名，约占公司总人数的54.8%。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使得华为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权人之一。截至2021年年底，华为在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权专利4.5万余族（超过11万件），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华为所持有的专利价值得到行业充分认可，在第三方专业机构发布的专利全景报告中，华为在5G、Wi-Fi 6、H.266 等多个主流标准领域居于行业领先地位。获得华为知识产权许可的厂商已经从传统通信行业扩展到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物联网等新兴行业。
华为广泛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在笔者看来，华为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主要靠三点。一是靠使命感。华为年报表示，“华为总结了ICT(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世界级的人才共同攻克这些世界级的难题。”二是让科学家充分发挥作用。华为提出，“让天才成群而来”，让专家在关键业务领域充分发挥作用，让他们在科学领域“横冲直撞”，以人才的浓度对抗技术的难度。三是给予人才较高的薪酬待遇。华为的高薪在业界早已闻名，华为对于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非常具有吸引力，2019年华为更是启动了“天才少年计划”，发布全球招募令，计划在全世界招募20-30名天才少年，至今已有20位天才少年加盟华为。在2021年全球最佳雇主的排行中，华为位列第八。
华为在全球积极布局开放式科研。一是广纳天下英才，全球布局研发中心。在2019年时，华为就已拥有16个全球研发中心，31个联合创新中心，外籍专家占比达90％。二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目前华为在全球已建立了86个基础技术实验室，扎根基础研究，建立相关的核心技术体系。华为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建立了“黄大年茶思屋”和“九章院”，希望通过提供宽松、宁静的创新环境，让科学家们心无旁骛、潜心研究，真正面向未来、开创未来，为人类社会发展做贡献。三是积极参与国际产业组织。截至2021年年底，华为在标准组织、产业联盟、开源社区、学术组织等全球近700个产业组织中担任超过400个重要职位。
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和技术封锁，华为正通过技术研发来实现系统突破。正如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所言，“华为现在面临先进工艺不可获得的困难，我们要生存，必须加大战略投入，在单点技术领先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寻求系统突破”。华为正在进行系统架构的优化、软件性能的提升和理论的探索，用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方面的突破性研究，来应对打压和封锁。例如，华为研发团队用创新性的加法神经网络，来替代传统的大容量的乘法计算的人工智能网络，16位的加法相较于16位的乘法，计算功耗可以下降88%，对应的电路面积可以下降76%。这意味着，华为的产品可以用不那么先进的工艺生产出来，而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性能效果，这将更能适应智能时代。
几点启示
对于打压封锁，华为的自救与应对可以带给我们几点启示，供国内其他企业借鉴。
第一，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我们寄希望于和平发展的环境，但面对不可避免的斗争，靠妥协退让是不可能求得和平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无理，而且毫无底线，但是华为没有屈服。任正非曾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美国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第二，广交朋友，利益相连。华为与业界合作的口碑不错，包括与欧美大厂商的利益关联也处理得比较好。任正非表示，“在和平时期，我们从来都是‘1+1’政策，一半买美国公司的芯片，一半用自己的芯片。尽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还是高价买美国的芯片，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张纸就可以摧毁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美国政府禁令出台后，美国相关供应厂商为何能够积极帮华为备货，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延长临时许可证。
第三，有备无患，国产替代。美国打压华为以来，大家才发现，华为内部早就制定了一个备胎研发计划“Plan B”。如果谷歌不让华为用安卓系统，华为就用鸿蒙作为替代。对于美方的打压封锁，任正非说，“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这几年，中国人民要感谢美国给我们上了一课，认清了美国丑陋的真面目，不经受打压，不把我们打疼了，我们恐怕不会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
第四，立足自研，开放创新。国家强调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指要立足自主研发，即以我为主的研发，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但是自主研发不是封闭起来搞创新，而是要开放创新。任正非曾表示：“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地自我成长，还是要共同成长。”“（我们）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开展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第五，全球揽才，强基精技。任正非曾表示，“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华为这几年能够在美国的打压下扛过来，核心就是靠其遍布全球的19万优秀员工队伍。华为清醒地看到，要想破局，华为必须坚持重视基础研究。任总说，“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近几年，华为与很多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都开展了相关合作，与高校加强基础研究。在强化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技术研发的精进。
第六，尊师重教，潜心追赶。强调人才，强调研发，强调创新，根本在于教育。任正非说，“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以教育为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被得到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只有教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有媒体报道，近两年深圳中学招理化老师，北大、清华甚至海外名校的博士都去应征，有人认为“太内卷了”，但笔者认为这是好事情、好现象，因为恰恰是最好的人才去当老师，我们下一代才会更强。面对落后，我们要潜下心来去追赶，不能心急，华为今日的成功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强度研发与潜心追赶。正如任正非所言，“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编辑 宋斌斌）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聚氨酯全系列产品、石化产品、功能性材料、特种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制造，是全球八大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制造商之一。成立40年来，万华化学迎难而上，砥砺前行，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化工巨头。“改革+创新”是万华化学不断成长的致胜法宝。公司通过在化工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内部机制革新，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获得“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创新企业百强工程试点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奖”等荣誉称号。
2018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公司视察时指出：“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万华化学改革与创新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我国化工领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还为其他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
困境中的探索奠定高质量发展之基
企业的成立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穿鞋问题
40多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踩在布鞋上的国家”，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穿鞋问题，中央领导将MDI纳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1980年3月28日，国家“六五”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的烟台合成革厂开始建设，项目总投资4.6亿元，引进了日本合成革生产线，1983年，烟台合成革厂全面建成投产。在成立以后的10年里，该企业累计为2亿双合成革皮鞋提供了原料，相当于全国皮鞋产量的四分之一。
聚氨酯材料被称为“第五大塑料”，凭借着热塑性和可纺性，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家居、建筑保温、鞋材等领域，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聚氨酯材料的关键原材料就是MDI。
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科学家便开始研究聚氨酯技术，但当时由于引进技术遭到封锁，我国聚氨酯材料的合成技术发展非常缓慢，国家建设的烟台合成革厂就担负了发展国产聚氨酯材料的使命，此后我国聚氨酯材料的发展才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烟台合成革厂的产品主要分为四大系列，其产品用途十分广阔，包括异氟験酯系列产品、聚甄酯合成革系列产品、聚S8多醇系列产品和聚氨酯系列产品。其中，异氟験酯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建材、机城、汽车、航空等方面；聚甄酯合成革产品主要用于制鞋、皮箱、包、球类等方面；聚S8多醇系列产品主要用于制造聚酯型聚氨酯、涤纶改性以及增加染色性等方面；聚氨酯系列产品则含有用于人造革的聚晶树脂等化工物质。这几个领域的发展，将改变和加快我国化工生产自主化的进程。烟台合成革厂背负着国家使命，努力前行。1989年，实现工业产值1.5亿元，经营规模位居全国50家塑料行业大企业的第一名。
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带动我国MDI的市场需求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仅1989年的需求量就达到2万吨。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跨国公司加快了对中国市场的布局，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烟台合成革厂在市场竞争中逐渐暴露了其在发展中的重要缺陷，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使其陷入困境，给昔日的先进企业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体制弊端导致企业缺少自主权。在传统的管理体制下，企业容易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缺少决策的自主权也导致企业缺乏内生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企业整个的生产决策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市场需求与国家指标不协调。国家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市场地位发生了变化，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加大了产品市场竞争。
二是生产技术落后导致企业缺少市场竞争力。1984年烟台合成革厂引进的日本MDI装置仅仅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水准，随着国际技术的发展，其工艺落后、消耗大、成本高等问题相继显现。设备投产后，运行状态一直不稳定，时常发生物料堵塞和泄露的情况。在日方专家走后，频频发生设备罢工的情况。为了提高竞争力，烟台合成革厂求助于当时转让技术的日本公司，再次提出引进技术的愿望，但是日方企业只同意转让老技术，不肯转让更先进的核心技术。烟台合成革厂又求助于欧美跨国公司，均以失败告终。内忧外患使企业进入了创业史上最艰难的时刻。
困境中的创新探索
面对发展困境，烟台合成革厂采取了“自主研发+机制创新”的发展战略。在自主研发方面，为了完善“生产、营销、研究”的良性循环机制，企业联合青岛化工学院等高校，采取“产学研”一体的研发模式，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并将获得的收益投入科研活动，开发更具有市场竞争性的产品。经过全体员工历时3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完全消化吸收了引进的日本技术，产能达到了1.5万吨，奠定了企业持续创新的基础。
在机制创新方面，企业开始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1995年，作为全国百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之一，企业进行了第一次制度改革，将烟台合革厂改制为万华化学合成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以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享有国有资产的收益权、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奠定了万华化学进一步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基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8年，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万华化学主动剥离王牌主业MDI，以此为基础与东方电子、烟台冰轮等企业强强联合，将MDI分厂改制为烟台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改革，万华化学首先打破了国有企业旧有的僵化体制，新公司以年轻干部为主体，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完善激励机制和经营管理决策机制。
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万华化学相继实行了原材料采购的改革和人事、薪资等方面的改革。1999年，万华化学推行原材料采购的“比较管理”法，通过竞争机制来选择合作对象，从而为优质的中小型材料供应商提供了合作机会。即使面对各路利益集团的公关，公司依旧坚持择优选择合作对象。事实证明该项改革的正确性，仅当年万华化学就节省了750万元成本费用，相当于当期利润的50%。
企业进一步在人事和薪酬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当时的万华化学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不到7000人的工厂、30多个科室就有三四百个副科长级别以上的干事。为了精简员工，万华化学内部下达了4000人的下岗分流指标。在人事改革方面，万华化学实行末位淘汰，全员竞聘上岗，严把竞聘进人关口，实行亲属回避制；改革职工工资和奖金体系，真正实行按劳分配，规范企业管理制度。
企业要变强就要先学会瘦身。2001年，万华化学下属的后勤辅助单位亏损严重。为此，万华化学决定以化工为主业，剥离副业，精干主业，对后勤辅助单位进行民营化改制。到2006年，除上市公司外，其他所有后勤辅助单位陆续完成了民营化改制。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为万华化学带来了巨大活力。
2012年9月，公司成功打通IPDI（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产业链，成为世界上具备三大ADI（脂肪族异氰酸酯）产品及其关键原料技术的公司之一；同年11月，公司凭借“新型光气化反应制MDI关键技术”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奠定了公司在世界MDI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2019年，公司开启尼龙-12和柠檬醛产业链的产业化进程，产业生产开始走向高端化。同时，公司的ADI全产业链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市场认可，荣获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特等奖。
实现整体上市
2019年2月，万华化学收购母公司资产过户完成，标志着万华化学实现了整体上市。母公司注销法人资格，其下的所有资产、负债等所有权利义务由万华化学作为存续方继承。此次交易的完成对万华化学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
对于万华化学股东来说，公司重组带来了股份增值。此次交易后实际新增股份数量为4.06亿股，按当时每股47.75元算，新增市值约190亿元。
公司整体上市进一步完善了万华化学的股权结构，健全了公司治理机制。原母公司是一家投资型公司，享有万华化学47.92%的股份。万华化学收购母公司后，股权结构变得更加透明，外资和管理层直接持股共计30%，完善了治理机制。
积极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万华化学不仅是国企体制改革的正面典型，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的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2021年1月21日，万华化学积极参与华陆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万华化学、中国化学和西安共赢员工持股平台签署协议，万华化学以4.245亿元竞买获得华陆公司30%的股权，形成了万华化学、中国化学、员工持股平台的三元股权结构。
万华化学与中国化学是长达20多年的资深战略合作伙伴，累计合作项目近百个。此次合作，实现了强强联合，将万华化学的新鲜血液注入华陆公司，推动华陆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标志着中国化学混合所有制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实现全球化布局
运用WTO规则保护国内MDI市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跨国公司时刻关注着中国MDI市场的变化。随着万华化学在MDI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公司市场占有率逐渐攀升。
2001-2004年，我国MDI市场需求年均增长率为12%，而国内MDI生产能力低、产量少，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快速增长。面对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国外一些大公司纷纷在我国新建或扩建MDI生产装置。2001年1月，总投资高达2500亿元的上海化学工业区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德国巴斯夫、亨茨曼与上海石化、上海高桥石化、上海华谊集团、上海天原集团、中石化等中企合资建设达到国际产能规模的MDI生产装置。为了加快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有些跨国公司采用贸易补贴的方式，不断加大倾销力度，扰乱中国市场，进行恶性竞争。在价格最低的时候，跨国公司每吨MDI的售价比其本国售价还低700美元，倾销幅度超过50%。虽然跨国公司的倾销短时期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发展，但当他们控制整个市场后就会大幅度涨价，最终不利于中国化工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跨国公司的倾销行为给万华化学“产研学”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造成了极大影响，将刚脱离困境的万华化学又一次推向悬崖。关键时刻，万华化学一边抓改革创新，一边收集反倾销资料。2002年，万华化学分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新建年产16万吨大型MDI装置项目的立项申请，以及对原产于日本、韩国的MDI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2002年9月20日，原外经贸部开始立案调查，跨国公司有所收敛，国内MDI市场秩序逐渐恢复。
在即将赢得这场反倾销贸易战的时候，2003年11月，万华化学提出撤诉。原因有三：其一，公司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MDI价格回暖；其二，国家计委批复了万华化学16万吨/年MDI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万华化学将在宁波建立该项重大工程；其三，万华化学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谋发展，为后续进军国际市场做好准备。
万华化学灵活运用WTO商业准则，在保护国内MDI市场健康成长的同时为自己赢得了更多利益，成为国内反倾销的典型案例。
放眼全球，打造国际化企业
2002年，万华化学提出了全球化发展战略。2006年开始寻求在海外建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MID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市场价格大起大落。据统计，万华化学的产能在2010年达到80万吨，而跨国公司也通过兴建大型MDI项目增加中国的市场供给：上海拜尔35万吨/年装置、重庆巴斯夫一期40万吨/年装置、上海联恒24万吨/年装置，加上宁波万华化学二期30万吨/年MDI项目，保守估计，2010年国内MDI产能至少超过130万吨，而2010年的MDI需求不超过110万吨。跨国企业的加速扩产极有可能造成中国MID市场迎来供大于求的局面。即使当时的万华化学已是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也将承受供过于求带来的市场风险。
必须开拓新的市场降低风险。产能过不过剩，不能简单局限在中国市场，中国只是全球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万华化学的国际化之路非走不可。
尽管“走出去”迫在眉睫，但万华化学国际化之路却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万华化学对战略布局、后勤辅助和信息管理三方面进行改革，采取了“三化一低”（即全球化、差异化、精细化和低成本）的战略，在保证产品质量和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打响企业品牌。在选址方面，万华化学主要培育新兴市场，要求在新兴市场一定要成为主流供应商，而在国际巨头的传统根据地里，则是牵制性地进行竞争。
为了降低成本，减少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增强MDI产能的自我消化能力，万华化学加快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步伐。在产业链上游，万华化学与其全资子公司合资收购了宁波东港电化有限责任公司；在产业链下游，开拓MDI在节能建材和生态粘合领域的应用。2010年，随着宁波基地二期工程的投产，二期配套项目诸如硝酸、硝基苯、苯胺等上游原材料供应也陆续投入使用。
万华化学的主要产品包括聚合MDI和纯MDI，种类比较单一，要进入新的国际市场，就要打造具有独特性和差异化的产品，在这背后，需要有强大的信息管理平台进行支持。为加强信息管理平台建设，2007年万华化学进行了信息化改革，与IBM合作进行集团管控战略规划，使管理层能够快速了解生产运营过程中的信息，实现了信息体系透明化，提高了生产运营的效率。万华化学还投资引进了ERP信息平台，明确了企业运营的所有关键环节，严控各项流程的生产成本和费用支出。
作为全球最大的MDI消费区，欧洲是万华化学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2011年2月，万华化学通过海外控股子公司斥资12.63亿欧元收购匈牙利BC公司（宝思德化学公司）96%的股权，实现了进军欧洲市场的关键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该项目也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收购之时，BC公司亏损约1.5亿欧元，濒于破产边缘。为了扭转亏损局面，万华化学协调人力物力，从管理、文化等多个层面对匈牙利BC公司进行全方位整合。最终，万华化学凭借扎实的实力和实际绩效赢得了BC公司员工的信服。2014年，BC公司成功扭亏为盈，2017年实现盈利4亿欧元。《国际金融评论》将此次收购案例评为年度欧洲、中东、非洲地区最佳并购项目。
目前，万华化学已成功在烟台、北京、上海、宁波以及美国、匈牙利建立了研发中心，实现了全球化布局。2017年，北美技术中心在休斯敦正式投入使用。
完善机制，牢牢把握核心技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万华化学都处于“倒逼创新”的状态。惨痛的经历让万华化学谨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经过艰苦奋斗，万华化学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成为全世界MDI制造业的领军企业。
2001年，万华化学年产MDI达到4万吨，真正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MDI制造技术，被称为“中国化工行业独一无二的创举”。中国也一跃成为继德美日之后第四个掌握MDI制造技术的国家。
万华化学每年用于研发的费用占销售收入的3.5%-5%。2018年，万华化学全球范围内科研投入达到21亿元，居山东省首位。万华化学拥有科研人员2100余名，其中120余人拥有博士学位，640余人拥有硕士学位。公司各类高层次技术人才150余人，其中30余人拥有“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中国青年科技奖、求是杰出青年科技成果转化奖等荣誉。
1999年，万华化学出台《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实施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效益分享，设立万华化学科技最高奖、基础研究奖、科技进步奖、团队协作奖等奖项。对自主开发的新产品，成果转化盈利后连续5年按净利润15%提取科研奖金；对长周期战略性研发项目实行阶段性奖励。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目前万华化学MDI总产能位居世界第一，单套装置规模、产品质量、运行能耗等均领先世界。截至目前，万华化学自主开发并完成重大科技成果转化100余项；先后7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多次获国家级创新荣誉表彰。目前万华化学已在海内外建立了六大研发基地、七大国家级创新平台、150 多个装备先进的实验室，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工程开发到产品研发的全方位创新体系，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MDI、ADI全系列异氰酸酯制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招贤纳士，建立良好的用人机制
人才是企业立足之本。万华化学始终把员工尤其是骨干员工看作企业发展中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注重引进、留住、用好一流人才，积极调动员工的能动性，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为招纳人才，万华化学通过全员荐才和伯乐奖，鼓舞员工挖掘身边的人才。对于新员工的培养，万华化学也有一套完善的机制：通过培训与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让新员工快速融入企业；通过海外培训项目，让优秀员工实现综合发展。
2006年，万华化学实行员工激励制度改革，建立员工持股制度。管理层及骨干员工间接持股，确保股票安全和价值。受益于这项改革，公司在越做越大的过程中没有一个骨干级员工跳槽，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忠诚度。
有为就有位，良好的竞争环境是激发员工潜能、留住人才的关键。万华化学严格把握干部提拔的标准，通过业绩、学习能力和他人评价来进行干部选拔，选拔的结果就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企业带来更高的价值。在人才最集中的科研体系，万华化学实行动态管理，推行去行政化，各研发中心全部取消行政职级，以课题组为基本单元，组长随课题进展可上可下，人员组合动态管理；同时建立起研发序列晋升通道，推行高级研究员以上的骨干每年向专家委员会述职制度。
目前，万华化学已经建立起一支具有国际水准和竞争力的研发团队，拥有海内外博士150余名、高级职称人才110余名、顶尖人才40余名，全体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该公司时曾评价说：“无论是干部队伍建设，还是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济济、茁壮成长、后继有人。”
赋能未来，让生活更美好
作为中国化工行业的领军者，万华化学所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让企业成功转型，而是如何走得更远，实现“成为全球异氰酸酯领军企业”的目标。2021年，随着新冠疫情有效防控后国内复产复工的顺利展开，万华化学取得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全年营收1455.38亿元，同比增长98.19%。成功的背后，除了机遇，更多的是万华化学未雨绸缪的布局和宏伟远大的企业使命。
面对大疫当前、危中有机的复杂形势，万华化学一方面通过加速数字转型、助力抗疫活动，推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与河海新能源强强联手，共建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实现“让生活更美好”的企业使命。
拥抱数字化，加快智能制造转型
数字经济是当下最具有活力、创新力且辐射范围最广的经济形态，也是传统经济转型的“跳板”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企业只有加速数字化转型与变革，才能掌控变局与危局。
2018年，万华化学成立集团信息化战略委员会，负责统筹规划企业数字化转型，建立以业务条线为维度的IT治理架构，并将数字化平台全面更新为智能制造平台、经营管理平台、智慧决策平台、生态圈协作平台和协同办公平台。
展望未来，万华化学数字化转型将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通过5G、人工智能等技术，重点打造全球化卓越运营的智能工厂及信息网络高速畅通的现代化智慧园区，不断优化完善万华化学的学习及全球HSE信息化平台，提升安全管理能力和业绩，将万华化学建设成为以智能制造、全球一体化管控、生态圈高效协作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一流数字化企业，形成万华化学专属的数字化竞争优势，打造安全、高效、体验友好的数字智慧型企业。
抗击疫情，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万华化学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向湖北红十字会捐款现金500万元，并借用全球化平台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购置10000套符合欧盟标准的医用防护服。
作为中国化工龙头企业，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万华化学充分发挥其供应链畅通和技术先进的优势，联合下游合作伙伴，为抗疫一线人员提供3D打印口罩调节器、成人纸尿裤、医用护理垫和医用聚碳酸酯护目镜等医疗用品，为抗击疫情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不忘初心，践行绿色发展
一直以来，万华化学积极践行“化学，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在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对材料的生产、加工和使用方面进行更为绿色、环保的开发、替换与升级。
目前，万华化学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探索成果斐然，包括已经开发的生物降解材料、3D打印TPU材料、聚氨酯硬质泡沫循环再利用解决方案和正在建设的万华化学四川眉州基地年产6万吨PBAT（双金属氰化物催化剂）项目等。
2022年1月，万华化学与河海新能源合作签署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实现了万华化学在低碳发展中的一项重要突破。该项目通过对万华化学烟台工业园生产废热的回收再利用，在为园区生产供应高品质热能的同时，为烟台市区的冬季采暖提供清洁热源。通过该项技术，万华化学烟台工业园每年可节约煤炭约26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70万吨，节约用水2000万立方以上，同时保障烟台市1.1亿平方米城市供暖，极大地提高了万华化学能源利用的效率。
综合智慧能源项目不仅是万华化学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尝试，也是国内化工行业低碳发展的重要尝试。万华化学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入探索低碳发展的科学路径，努力为整个化工行业能源创新利用提供可靠先进的万华方案。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