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完善国有企业考核体系，对创新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机制引导企业各展所长，争当不同赛道的“尖子生”，实现质量更高、功能更优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国资监督部门都在积极推进“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方式，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也存在一些困惑和需要破解的问题。

国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探索成效和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2024年对中央企业全面实施“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已出台19个行业考核实施方案，个性化指标占比达到77%。各行业中央企业正积极探索“一企一策”考核。如中国海油根据各单位功能定位和特点，将考核对象分为生产经营单位和协同保障单位两大类别，差异化设置业绩考核系数；再分别对不同业务类型的考核单位，围绕功能保障、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合规风控等重点任务，提出差异化权重要求，突出考核重点。华润集团根据行业地位、盈利贡献等将业务单元分为四类：成熟稳健类侧重考核其对集团的利润贡献度、行业地位以及探索新赛道等指标；战略发展类侧重考核成长性细分赛道、关键核心能力打造等指标；转型重塑类侧重考核产业进退、转型发展、效率效益等指标；孵化培育类侧重考核重点业务的布局、组织能力、机制建设等指标。

地方国资国企积极探索“一企一策”。上海国资委《关于优化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分类监管的意见》提出，将监管企业分为资本运营类、产业发展类、金融服务类、城市保障类，明确不同类型企业的功能定位，要形成清晰明确的企业整体功能“列阵图”。安徽国资委围绕国资国企的战略布局，制定“一企一策”专考事项，将“分类考核”推进到“分户考核”，将省属企业按照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企业三类，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实施“一企一策”的分类考核，突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功能保障和风险防控考核的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宁夏国资委全面实施“一企一策”精准考核，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行业特点、承担重大任务等情况，统筹共性量化指标与个体企业差异性，加大功能保障任务考核力度，降低公益类企业经济效益指标权重。

四川省铁投集团推行“一企一策”精细化差异化量化考核，针对直接管理的40余家二级企业，进行大量调研和数据分析、听取咨询机构意见、借鉴先进企业做法、反复模拟测算迭代，制定“一企一策”考核指标体系。新的考核指标体系不再搞“一刀切”，突出主责主业、管理短板、风险控制、改革推进等内容，做到既考重点关键，又考短板弱项。

从当前“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实践来看，尚存在考核原则缺乏科学性和指导性、考核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以及考核实施中对基本问题缺乏明确规范等问题。

国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应坚持的原则

（一）坚持共性要求与尊重个性相结合。考核评价内容既要有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治理、合规风控等共性要求，又要充分考虑各企业功能定位、发展阶段和行业情况等个性特点，考核指标体系及权重有所差异，实现分类考核、分类核算，提高考核的精准性。

（二）坚持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相结合。在考核产值、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的同时，强化在落实重大战略、保障民生、维护产业链安全等方面考核力度，引导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落实国资布局的“三个集中”，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三）坚持兼顾全面与突破重点相结合。考核指标体系要兼顾党建、管理、运营、安全等各方面，但权重设计要有所侧重，对承担的重大任务、定位功能的落实、运营的关键环节、合规的基础工作等提高权重占比，引导企业坚持新发展理念，培育新质生产力。

（四）坚持规模增长与价值创造相结合。既要考核企业资产、营收、利润等增长速度，促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行业排名中争先进位，也要考核企业在提升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品牌价值等“五个价值”方面的创造贡献，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

（五）坚持短期目标与长远发展相结合。注重考核当年经济贡献、价值创造、安全生产和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同时强化对项目储备、制度建设、人才培养、高能级创新平台等指标的考核，健全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结合机制，引导企业做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六）坚持过程评价与结果应用相结合。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对考核指标数据及时抓取、存储和分析评价，把过程评价与年度评价进行相互补充和印证，提高考核评价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同时，重视考核结果的应用，把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工资总额、晋档升级、干部任免等相挂钩，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作用。

考核内容体系

（一）战略支撑力。重大战略是事关全局、长远、根本的谋划，企业集团子企业要勇扛使命，服务重大战略落地见效。选择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区域战略等情况作为考核内容，促进企业围绕“国之大者”“省之要事”“市之大事”谋发展。

（二）功能保障力。增强企业核心功能，优化国资国企布局，推动“三个集中”，提供质优量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更好地保障民生和国家安全。考核企业在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产业链安全的贡献，在推进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的贡献。考核企业安全保障能力，包括物资储备、信息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以及带头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推进脱贫攻坚、参与民生工程建设等社会公益方面的情况。加大在保障公交、地铁、高速、机场、港口、能源、自来水、天然气、文旅、农产品等基本服务能力和人民满意度等方面考核权重。对功能保障情况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价，将相关评价结果纳入考核体系。

（三）科技创新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勇担创新重任，积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以创新力的提升带动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把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年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经费的增长率等指标作为考核重点。考核企业创建国家、省市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发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公共技术平台等创新平台及申办院士（科学家、专家）工作站（室），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的情况。把专利申请、国家和省级课题申报情况、刊发高水平论文、出版专著、科研成果转化效益等科技创新产出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引导企业科研投入与产出匹配。

（四）经济贡献度。企业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经济发展全局大局中勇挑大梁，多做贡献。重点考核企业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收现率等，引导企业更加注重投入产出效率和经营活动现金流，不断提升资本回报质量和经营业绩“含金量”。强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把企业项目谋划和储备情况、年度新建项目投资额、ESG评估情况、生产事故损失额等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引导企业夯实发展根基。考核企业市场占有率、细分行业的排名、经济增加值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等，引导企业争创一流，锻造价值创造能力。

（五）改革纵深度。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企业应向纵深推进改革，提升发展效率效能。考核企业董事会建设水平，把外部董事人数占比、各专业委员会建设情况、董事会决策规范程度、依法合规授权情况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考核企业组织架构、人事管理、财务运行、合规风控、生产经营、会议召开等方面基础制度的完备、规范和实施情况。重点考核企业在“三项制度”改革、中长期激励和容错纠错等方面改革的“颗粒度”，包括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实施细则及落实情况、干部竞争上岗落实情况、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实施细则及落实情况、项目跟投和超额利润分享实施细则及落实情况、容错纠错实施细则及落实情况等方面，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发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六）党建与业务融合度。企业要切实从组织上、制度上、机制上确保党组织的领导地位。重点考核企业政治引领情况，把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健全党对企业全面系统整体领导的工作体系等纳入考核体系，引导企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考核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党风廉政、党建与业务融合以及党建品牌创建等情况，引导企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

战略支撑力、功能保障力、科技创新力、经济贡献度中的指标内容为个性指标，改革纵深度、党?与业务融合度中的指标内容为共性指标。

考核组织实施

（一）确定考核指标。企业依据所处的行业、所属的类别（商业类或公益类）和发展阶段，在考核内容中选择自己的考核指标，原则上各企业考核指标体系包括25-40个指标。

（二）确定指标目标。经济贡献度中考核指标的目标值应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考核分配局编制的上一年度《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的平均值作为考核目标、良好值作为奋斗目标。其他考核指标的目标值应综合考虑过去三年的均值、对标一流企业上一年度的数值及企业同一行业上一年度最高值等因素确定，分成考核目标和奋斗目标两个档次。既要编制当年考核目标，也要编制任期考核目标。加强相关数据的搜集、积累和研究，不断提高确定考核目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三）确定指标权重。考核指标的权重值应根据对企业功能定位、当年的重点任务、发展关键节点的分析，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的考核评价体系、专家建议和董事会讨论意见等因素确定，要突出重点，各指标权重适度拉开差距，有利于增强核心功能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原则上共性指标权重不高于30%，个性指标权重不低于70%，公益类企业选取的战略支撑力和功能保障力中指标内容合计权重不低于50%，商业类企业选取的科技创新力和经济贡献度中指标内容合计权重不低于50%。

（四）多业合并原则。若某家企业业务涉多个类别和行业，可分别考核。原则上，某一业务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占企业总额比重20%及以上，可按相应类别和行业进行考核，低于20%者由企业自主确定归属到其他某一类别。考核总分计算办法，根据该行业营收占企业总营收比重作为权重计算相应考核得分，最后汇总相加得企业考核最终得分。

（五）建立例外事项清单。在考核指标体系外附录例外事项清单，对企业承担的党委、政府和国资委临时安排但又未出现的年度考核任务中重大事项单列，重点考核成本控制、完成效率和社会效益。把其作为加分项目纳入年度考核总体，指标权重原则上不超过10%。

（六）健全考核程序。一级企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或办公室指导子企业编制评价考核体系和考核责任书，并依此进行年度及任期考核。考核体系和考核责任书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国资委备案。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以公历年为考核期，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以三年为考核期，年度考核、任期考核与不定期督导巡察结合，数据应相互印证。探索特殊行业实行特殊考核周期。原则上当年3月底之前编制完成年度考核任务清单，下一年度6月底之前完成年度考核、任期考核。考核采用数据原则上来自第三方出具或审核数据，或线上可以直接抓取的数据，数据应有准确性、可靠性和公信力。积极推进考核工作数字化改革。

（七）推动结果应用。强化业绩刚性兑现，把考核结果与工资总额、干部任用、评先评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等挂钩，与企业授权放权、并购重组和层级压缩等挂钩。探索实行考核救济机制，杜绝出现“一考定性”情况，对考评结果有明显问题的，通过书面报告、复核复查、公开透明等机制进行纠偏，严防因工作失误或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考核结果失真。

考核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推进国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考核功能的发挥问题。现在的“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具体到每一户企业，指标不同、标准不同，虽然提升了考核的精准性，但降低了考核的比较对标功能。

二是考核成本的提升问题。针对每家企业制定不同的考核体系，对国资监管部门来讲，工作量太大，更重要的是，国资监管部门对企业集团二、三级企业情况不能完全掌握，制定的指导意见可能出现“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

三是考核行业的划分问题。各地对国企行业划分不统一，既有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也有国务院国资委考核分配局编制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中的行业分类，还有各地自己根据情况划分的行业。

完善国有企业考核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对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还是对推动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化公司治理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制度化长效化以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尽管当前在推进国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只要切实把握考核“颗粒度”，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先完成再完美，在务实中探索，在探索中完善，那么国有企业的考核方案就会发挥更好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编辑 尚鸣）

2023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未来五年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为普惠金融事业描摹出全面、精准、稳健的发展蓝图与路径。

步入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将普惠金融作为未来优化金融服务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走近大众、服务大众，奋力谱写高质量普惠金融新篇，成为金融机构待解的时代课题。

作为我国首批获准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聚集金融子公司专业力量，坚持“标准化、线上化、数字化、场景化”发展路径，在不懈探索中，围绕普惠小微、乡村振兴、普惠消金、普惠财富、普惠便民“五维一体”服务体系，逐步走出一条以人民至上为锚、集团协同为舵、科技创新为楫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透过中信样本，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正蹚出一条新路，路标指向高质量普惠金融的进阶之路。

俯身普惠，以新谋变解痛点

作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概念，其基本原则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服务的改革发展目标，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实践亦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明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亮相。此后，伴随一系列政策支持、市场参与机构扩容与积极推进、数字技术的突破创新等，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不断取得进步。

作为普惠金融领域的重点服务对象之一，长期以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金融业多年的待解之题。问题的背后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存活周期短，叠加信息获取成本高、风控难度大等多重因素，金融机构主动服务的长期动力不足。

但亦需看到，小微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基于此，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资源向小微等领域倾斜，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实现“量增、面扩、价降”。

中国银行业不断创新各具优势的小微信贷模式，以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中国商业银行，通过不断创新信贷技术、优化信贷流程等，尝试突破小微信贷业务的“不可能三角”（即在规模、质量与成本之间形成有效的平衡），探寻到一条商业可持续的小微金融之路。

中信银行按照“稳增长、高质量、做特色、扩影响”的经营策略，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实现“组织架构从无到有、人员队伍从少到多、科技支撑从弱到强、产品体系从少到全、业务规模从小到大、资产质量从差到优”的巨大转变。

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银行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5988亿元，5年增长超3倍；有贷户超31万户，5年增长近3倍；同时，客户综合融资成本保持“稳中有降”。

不仅仅是银行，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市场参与者亦通过持续完善金融产品供给体系，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并协同银行等市场参与者破题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中信建投证券结合券商专业和行业发展实际，全力推动小微金融债发行。如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主承销商，分别服务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完成两期小微金融债券发行和一期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的簿记发行。

多元化、多层次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显然，普惠金融的服务客群不仅仅是小微企业。数量庞大的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同样是近年来重点关注的普惠服务重点。

城镇街边的早点摊主、穿梭于城市的出租车司机、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建筑工地的蓝领工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石的普通人，很难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究其原因，这些长尾客群身处下沉市场，传统金融机构难以在向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找到一条平衡效益与风险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当数字技术浪潮席卷而来，新型金融机构看到了服务长尾客群的可能性。

2017年，承载着传统银行业转型和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使命的国内首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百信银行，由中信银行和百度公司联合发起成立。该行坚守“为百姓理财，为大众融资”的市场定位，依托数智优势和金融科技禀赋，通过聚焦新市民、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人群，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拓面提质。截至2024年12月末，百信银行年度投放消费金融贷款超过1799亿元，新市民特征用户数超6000万户，占总客户数53%。与此同时，该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与服务小微用户数均实现了明显突破，分别较2024年年初增长45%和100%。

无独有偶。作为传统金融服务体系重要补充之一的消费金融公司，亦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在十余年探索中成为服务普惠长尾客群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以中信消费金融公司为例，对于新市民中刚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其通过推出“炬火计划”，精准匹配大学生初入社会的用资需求；针对金融可得性较低的农村用户群体，则设计了针对性更强的普惠金融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底，中信消费金融累计服务客户1351万人，其中“三农”及县域级投放贷款金额为118亿元，占比达49.61%。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普惠金融拓面提质的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亦通过创新持续赋能。如中信信托通过与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深度合作，在直接向小微企业和个人用户发放贷款的同时，通过发行银行间市场ABN（资产支持票据）、中保登市场ABS（资产支持证券）等方式，加快普惠金融资产周转，充分降低资金成本，为广大城乡居民和小微企业提供既普又惠的金融服务。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信托服务的普惠金融类客户超5000万人，累计发放普惠金融类贷款约1828亿元；当年发行普惠金融类ABN合计136亿元，中保登ABS合计268亿元。

普惠不渝，共推财富提质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除了将钱存进银行和购置房产，缺少适合的理财渠道，小额资金更是无处安放。

叠加金融市场化加速、全球资产配置受热捧等多重因素，财富管理市场迅速发展。2018年之后，伴随资管新规及后续一系列配套规则陆续落地，银行理财、保险、信托、公募基金等在迈入规范发展新阶段的同时，市场格局渐被重塑。

当财富管理服务逐步“飞入寻常百姓家”，金融机构深刻意识到，普惠金融的内涵并不是简单地为“中小微弱”群体提供融资服务，更应是让所有人能便捷、平等地享受到各类金融服务。

中信金控以财富管理为抓手，通过连接中信旗下各个金融子公司，构建起一个全牌照、立体化、一站式的财富管理生态，并覆盖了国内最广泛的财富客群和资产品类。

“中信金控汇聚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等多金融业态，发挥全牌照、全链条、全产品、全服务优势，融合智库专家、金融科技能力，构建财富广场开放生态平台，为每一位投资者提供数字化、线上化、普惠化的高品质财富管理服务。”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表示。

在推进落实数字化、普惠化的高品质财富管理服务方面，中信银行财富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认为，做普惠型财富管理不仅要提升大众客户的财富管理服务供给，还要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AI技术加持，夯实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服务深度、拓宽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服务广度、延伸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服务长度，提升大众客户财富获得感。

近年来，面对经济承压、市场反复震荡、理财产品全面净值化等因素，“稳”成为普通百姓进行财富管理时的首要目标。

对此，信银理财始终坚持普惠理财产品稳健低波、绝对收益的市场定位，稳字当头，稳产品质量、稳客户体验。首先是投资稳健，外部形势越复杂，越要坚持稳健的投资方向；其次是风格稳定，产品定位明确、辨识度清晰，使投资者可以快速认知；再次是收益稳当，既要避免业绩大起大落，力争收益曲线平滑向上，又要追求同业排名恰当适中；最后是消保稳妥，始终站在投资者角度思考问题，妥当做好消保工作，不留风险隐患。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在普惠金融实践上，中信证券通过提供全方位、高质量、多层次的理财及资产管理服务，搭建多层次买方投顾配置服务体系，实现全资产段、全客户覆盖，更好满足客户个性化、差异化配置需求，助力超1400万名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

华夏基金则在全面满足不同客户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理财需求基础上，重点发展低门槛、低风险的普惠型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末，华夏基金ETF管理规模达6706亿元，规模及产品数量持续保持市场第一。

中信的普惠探索仍在持续。近年来，中信保诚人寿不断加大普惠保险发展力度，加快部署全品类普惠保障产品。同时，上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等产品，通过扩展责任覆盖范围、增加可选责任的方式，为被保险人提供意外伤害、意外医疗综合保障等。

向善而行，坚守金融为民

立足“国之所需”“民之所盼”，这正是中信金控及子公司等金融机构普惠实践所遵循的核心要义。在助推中国普惠金融从量向质跃阶的过程中，它们亦逐渐构筑起“金融向善”“金融为民”的价值体系。

循着这样的价值体系，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自身战略愿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探索解决社会问题、壮大自身发展的融合之路。

 “中信创品”由中信金控财富委资产管理工作室打造，整合发挥各金融子公司资产管理渠道和资源。2023年，首支“中信创品”慈善主题产品上线发售，采取封闭式运作方式，业绩比较基准3.45%，总规模20亿元。与其他理财产品不同，该产品到期清算时管理人代投资者将本金部分的0.05%和超额收益的50%，作为捐赠款转至约定的慈善公益项目。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创品”已累计创设175亿元，2024年创设146亿元。

首期“中信创品”于2024年11月到期，在云南元阳、屏边进行捐赠，累计捐赠243.4万元，预计2025年全部产品到期后将实现捐赠超1000万元，中信集团副总经理曾琪、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出席捐赠活动。本次捐赠标志着“中信创品”开创了市场化慈善捐赠的新模式。截至2024年12月末，慈善主题“中信创品”作为2024年主要发行方向，已累计创设114亿元，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3.26%，超业绩基准31个百分点。

中信创品“温暖童行”慈善理财捐赠暨中信“梦想中心”公益项目在云南元阳、屏边顺利开展

中信金控相关负责人表示，“中信创品”慈善系列的推出，是在中信金控财富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资管工作室集合各成员单位共同实践“慈善+金融”新模式的有益探索。

金融向善，亦推动着社会崇善。迈向以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维度衡量的价值时代，普惠金融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和意义。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司发文指出，当前，普惠金融工作已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面临新形势、肩负新任务，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及时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锚定建设综合普惠金融体系目标加力提速，推动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业资深研究人士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样才能“更有韧性”地支持普惠群体发展，“更有信心”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把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于中信金控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行动方案，各金融子公司亦锚定了高质量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方向：中信银行将深入开展“专业化体制机制、标准化产品体系、数字化精准营销、特色化客群拓展、综合化金融服务、智能化风险合规”等六大精益提升工程，加快构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模式；中信证券及华夏基金将持续完善产品谱系，创新普惠型产品，满足不同类别客户多元化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需求；中信保诚人寿将持续从综合金融视角统筹发力，不断丰富普惠金融相关服务；百信银行、中信消金将始终坚持金融科技驱动，依托数智化核心能力，持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获得感。

持之以善，恒以善小而为之。努力让金融成为一种人人皆可享有的基本权利、一种社会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工具，并让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润满心田，这是中信金控及其子公司的故事，亦是中国金融业探路普惠的故事。

（编辑  杨林）

伴随碳达峰碳中和“30·60”战略目标的提出，百万亿元投融资需求之下，绿色金融再次被赋予强大的使命。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下发以来，八年间，绿色信贷余额从7.5万亿元增长至35.75万亿元。

2024年3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行长潘功胜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时表示，在宏观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筹划，持续完善绿色和转型金融的标准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市场，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市场约束机制。

2024年10月12日，央行与生态环境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从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实施保障四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可持续发展潮流下，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新一轮迭代，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正在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2024年10月16日，上海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盛会——由中信集团与新浪集团联合主办的“2024 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以“推动全球ESG合作、发展与共赢”为主题，探讨可持续发展的融合之道和全球变革的驱动力，共同谱写全球ESG合作的新篇章，共谋发展与共赢的未来。

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ESG正加速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倡议支持更多国家建立符合国情、接轨国际的ESG政策体系、披露标准和评价方法，倡议中国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助力增强中国ESG体系影响力。中信集团正积极构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搭建对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ESG服务机制，以“融资+融智”助力更多企业“减碳增绿”。

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信集团成立45年来，坚持开放合作，在主动融入全球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浪潮中，实现了发展质效的不断提升。中信将模范践行ESG理念，加强ESG国际合作，聚焦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社会公益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政策助推绿色金融

2016年七部门颁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将绿色金融定义为“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基建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除严格标准的绿色金融工具外，广义的绿色金融体系还包含转型金融、碳金融、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领域。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年12月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在“30·60”碳目标的基础上，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总量指标进一步细化：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202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扎实开展“碳达峰十大行动”，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

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依托中信集团碳技术及碳咨询能力，制定了《中信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助力“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达成“碳中和”目标，成为国内首个金融机构支持的“零碳大会”，助力子公司落地市场首单或最大单等标杆性项目21项，形成典型案例8个，并整合至《中信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

与绿色金融相比，转型金融涵盖范围更广，它不只支持在转型中受益的主体，也支持在转型中处于困境的主体。在中国现实的产业结构与能源禀赋下，转型金融被认为对绿色金融发展具有独特作用。

在2024年初，上证所、深交所和北交所分别发布《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鼓励A股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

在顶层政策不断驱动下，中信证券研究部从2021年起聚焦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研究，从相关ESG理念基础研究出发，遵循“国际视野、中国智慧”原则，相继完成股票与债券通用评级体系建设、多行业评级体系建设、ESG权益投资策略应用研究工作等。

通用评级体系建设方面，中信证券已经从1.0版本迭代升级至3.0版本，A股覆盖范围从中证800提升至全A股覆盖，并覆盖478家H股。

行业评级体系建设方面，中信证券研究部参考国际评级体系的经验与全球ESG实践的行业优秀公司，相继实现了11个细分行业的本土专精ESG指标“解码”，为每个行业都打造了符合现阶段国情、特别是与双碳目标高度相关的ESG特征指标。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全面深化，债券与固收领域的ESG评价研究也逐步获得市场关注。2023年，中信证券研究部推出针对一般发债主体和城投债的ESG评价体系，大大扩展了ESG评价涉及的标的范围，在丰富ESG研究领域的同时，实现了股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完整体系建设。

显然，绿色资金的持续支持将至关重要，未来绿色金融政策有望与财政、税收、产业、环保等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释放推动生态环保建设的政策组合效应。

资金需求与商机显现

双碳目标是中国基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离不开庞大的资金支持。多项研究认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需要的投资规模在100万亿元以上。

2021年，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工具，采用“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金融机构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形成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

市场资金也纷纷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如碳中和债、蓝色债券、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绿色乡村振兴债券等先后获得发行。在各项政策支持引导下，绿色金融快速发展，成效卓著。

绿色信贷最为明显。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绿色贷款余额超35万亿元。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5.75万亿元，同比增长25.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7.5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5.67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1.86万亿元和12.0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8%。

从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5.42万亿元、9.38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9%、29%和21.2%，前三季度分别增加2.34万亿元、1.51万亿元和8010亿元。

从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8.35万亿元，同比增长22.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4%。

中信金控旗下各金融子公司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业绩也非常亮眼。截至2024年11月底，中信银行绿色信贷余额5903亿元，年增29%，三年增逾三倍，“中信碳账户”用户突破2000万户；两家券商承销绿色债券规模突破850亿元，位列市场第一；中信银行完成全国首单碳排放权质押自由贸易（FT）跨境融资，中信证券发行全球首单蓝色可交换债券，完成全国碳市场规模最大碳资产回购交易，中信建投证券发行全国首笔“碳中和绿色可续期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成功落地湖北碳市场首批借碳交易业务，成为市场新标杆；中信信托绿色金融信托业务规模159亿元，年增21%；中信保诚人寿绿色金融投资规模达到175亿元，年增81%。

中信证券研究部分析认为，着眼未来，资本市场在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实现以及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中大有可为，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各类绿色融资工具，引导资金投向绿色项目；二是弘扬绿色投资理念，奠定ESG投资体系发展的基础；三是依托碳市场建设，发展碳金融工具，并引导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参与。

中信践行与产品创新

绿色信贷余额超过5900亿元，多年保持双位数增长；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3500亿元，绿色股权融资服务规模超1000亿元；完成全国首笔组合碳资产回购交易、全国首例碳资产质押贷款风险缓释工具，落地全国首单可持续发展挂钩熊猫债券，打造行业首个贯通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的平台……

这些都是中信集团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依托中信金控平台，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等金融子公司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大对五大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支持。

中信金控作为中信集团综合金融服务板块发展平台和主体，是首批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牌照的金融控股公司。秉持“一个中信、一个客户”服务理念，中信金控整合金融全牌照资源，构建起“绿色融资、绿色投资、绿色咨询、绿色生活、碳管理”五位一体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探索绿色业务模式创新，加大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环保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造，以及绿色生态领域的支持力度，提高绿色金融业务占比，通过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最大限度激发金融生态建设倍增效应。

在绿色融资方面，中信金控旗下子公司组合运用各类融资手段，持续加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产品推广，推进碳资产及CCER（核证自愿减排）质押融资、气候投融资试点，扩展绿色租赁服务外延，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等重点绿色领域持续加大融资支持。中信金租绿色租赁业务占比连续七年超五成，获评2023年度最佳绿色金融租赁公司。

在绿色投资方面，创新碳排放权收益结构性存款等财富管理产品，中信金控将绿色金融相关理财产品、基金纳入“中信优品”“中信创品”体系。中信银行累计发行挂钩绿色金融债券的结构性存款产品191只，募集金额超千亿元；华夏基金作为内地最早开展ESG投资的基金公司，已设立15只ESG主题和绿色主题投资产品，总规模超过300亿元。

在绿色咨询方面，各金融子公司依托中信智库研究机制，与外部科研院所、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平台等组织开展合作，面向绿色产业输出投研能力，并开展ESG评价咨询服务。目前，旗下证券公司的ESG评价体系实现A股全覆盖，并覆盖近500家H股公司，搭建了对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ESG服务机制。

在绿色生活方面，中信银行推出国内首个银行个人碳账户——“中信碳账户”，不仅科学核算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碳减排行为，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的贯通，还围绕衣食住行等18个生活场景，让绿色行为数字化、可视化、资产化、价值化。目前该平台注册用户已超2000万人，累计碳减排量超16万吨，在同业中排名第一。

在碳管理方面，中信集团在三大财务报表之外，创新编制“第四张表”——碳损益表，以收入成本来度量碳排放产生的企业效益，用货币化方式来解决碳的外部性问题。旗下公司协同作业，聚焦大型集团、重点行业绿色管理需要，为客户提供全景式碳管理服务，涵盖碳核算、碳足迹、碳资产开发、碳交易全链条，已协同服务多家行业龙头企业。

2024年，中信金控制定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持续推动各子公司的绿色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

在协同引领下，中信银行联动相关金融机构，通过提供“一站式”综合融资服务，满足不同行业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例如，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依托中信金控投行业务子委员会盘活资产工作组，发挥“中信联合舰队”的金融协同优势，联合中信建投证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等，推动绿色金融资源与河北丰富的绿色能源和产业承接空间进行优势互补，落地首个以河北地区风电新能源为底层资产的公募REITs项目、全国首单陆地风电公募REITs及首单民营企业风电REITs——明阳智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为风电行业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和资产交易模式探索了新路径。

中信证券通过提供资本市场解决方案，创设全国首例碳资产质押贷款风险缓释工具，填补碳市场空白。中信建投资本联动中信银行、中信投资控股等公司，设立绿色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获得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支持，基金规模30亿元，正在以“股债投保”联动模式，服务更多绿色创新企业，为绿色发展底色“提纯增绿”。

自然有绿，生命永远在更新；金融助力，经济持续有活力。中信集团将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发挥各子公司的特色能力与资源，整合打造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为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积极贡献“中信力量”。

（编辑  杨林）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抓好理论武装，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机关党建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突出强调要在学习理论上有更强自觉、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有更高要求，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机关党建篇”。近年来，中信集团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不断深化对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准确把握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理论创新要继续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2023年以来，中信集团党委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注重总结经验、提炼规律，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中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要求。

（一）从以学铸魂中把握践行“两个维护”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学铸魂，就是要做好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学铸魂，就是要锚定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的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时代脉搏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要求我们必须把“学思想”作为主题主线，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和把握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对策。主题教育期间，中信集团党委紧扣“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入行。集团党委成员带头在读书班或分管领域作领学、讲党课，党委中心组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等，开展16次集体学习研讨、2次专题研讨推进会，在深学细悟中把握遵循。集团层面举办三期读书班，组织集团党委成员、集团管理干部和直属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340人坐下来读、静下心悟；中信股份层面举办一期驻港澳分支机构读书班，把56名党员干部集中到境内，认真读书、扎实学习。全系统举办78期次读书班、1785次专题研讨、1869次专题党课。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加深刻认识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正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从以学增智中把握增强过硬本领的时代要求

主题教育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以学增智”具体内涵，对党员干部进一步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担负使命责任中强化政治能力。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政治能力相较于其他能力，有着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就是数字中打头的“1”和后面的“0”的关系。政治能力这个“1”立得牢，其他能力才有了“根”和“魂”。要善于从政治上认识与把握，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自身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干家、行动派。必须在把握科学方法中强化思维能力。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离不开科学思维的有力支撑。中信集团党委把深化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研究提出“一个深入、三个推动、五个突破”的深化改革总体思路，开启了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新征程。要秉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理念，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将其转化为推动深化改革的科学思想方法，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在推进改革发展中强化实践能力。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思想必须见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有企业“六个力量”的定位，强调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中信集团党委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扛起政治责任，发挥产融并举优势，做实做细“五篇大文章”，首批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以更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服务覆盖率达73%，推出“中信财富广场”和中信优品、中信创品，服务近2亿个人客户，财富管理规模超23万亿元，以实际行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全力支持国家战略，做精特殊钢、高端装备等拳头产品，广泛布局智能制造、资源能源、种业科技等领域，全力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下一步，要进一步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遵循、找思路、找方法，把所学所悟转化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以“中信所能”服务“国家所需”。

（三）从以学正风中把握弘扬新风正气的时代要求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以学正风，就是要聚焦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在学思践悟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作风过硬，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关键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三种关系”。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是党内同志交往必须遵守的原则。要珍惜党和国家赋予的平台，坚决摒弃“择权、择利、择钱”而交的庸俗观，坚决做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杜绝“一言堂”、圈子文化，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二是用好手中权力。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用好权。要公正用权，把公平正义作为权力使用的重要标准，坦荡做人、谨慎用权。要依法用权，严格按规则、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为民用权，时刻谨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谋福祉。要廉洁用权，始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守做人、为官、处事、交友的底线。三是抓好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抓作风建设是一以贯之的，在正定工作期间，主持制定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强调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主政浙江期间，要求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以“八项规定”作为小切口推动作风大转变。中信集团党委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集团党委带头示范端正学风，采取“集中学习+领学辅导+集体研讨+个人自学”方式举办读书班，两次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党委书记讲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开展学习1.9万余次、主题党日活动1万余次，在强党性、正风气、促发展上取得实效。下一步，要持续强化作风建设，自觉纠“四风”树新风，认真践行“由我来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责任文化，在弘扬清风正气中激发干事创业激情。

（四）从以学促干中把握坚持担当作为的时代要求

学为干之基，干为学之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以学促干，就是要以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为民造福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匡正干的导向，关键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政绩观是干部对待事业的根本态度，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干部个人成长，更关系事业发展。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增强干的动力，关键要提振精气神。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体干部职工勇担新使命、新任务，面对困难不退缩、遇到矛盾不躲闪，越是艰险越向前。要深刻把握大局，主动融入大局，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质，把聚焦企业改革发展的问题想明白、想透彻，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形成干的合力，关键要聚力抓落实。中信集团坚持“五五三”发展战略，锚定“十百千万”发展目标，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做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集团“十四五”评估总结和“十五五”前期谋划等改革任务有效衔接，2024年世界500强排名提升至第71位，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下一步，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统筹把握好工作的时效，抢抓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优化业务布局和投资选择，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对改革攻坚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拿出“亮剑”精神攻坚克难。

提升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质效的实践探索

中信集团党委注重发挥党委中心组示范作用，聚焦发展难题、思想困惑明确学习重点，深化课题式研讨、对策式交流、互动式发言，持之以恒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中找到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集团改革发展的实际举措。

（一）主题上坚持“三个紧跟”，增强理论学习的时代感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中信集团党委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修订党委中心组学习实施意见，提升党委中心组学习质效。各级党组织坚持把突出主题作为理清方向、把准重点的基本前提，紧跟理论热点、战略重点和形势焦点抓学习。一是紧跟理论创新步伐。各级党委中心组坚持突出主线学，做到重要讲话必学、重要会议必学、重要部署必学、重要时机必学，在学习中提升政治意识和政治站位；感悟成就学，邀请专家宣讲新成就、解读新思想，增进对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延伸拓展学，组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结合实际学，系统梳理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的重要论述，在学思践悟中汲取推进改革发展的奋进力量。二是紧跟国家战略布局。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注重在深化学习中向党和国家战略对标，围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专题组织集中学习，引导领导干部领会战略意图、把握战略前沿。各子公司党委中心组把学习把握国家战略作为重要内容，深刻理解国家战略是“风向标”，企业领导班子不能只拉车不看路，必须与国家战略“对表”，才能避开“雷区”、少走弯路，自觉做到国家战略拓展到哪里、具体业务就布局在哪里。三是紧跟形势发展变化。中信集团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通过党委会组织专题传达、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宣讲、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等方式，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聚焦推动金融做优做强、推动实业转型升级等14个方面、40项重点改革任务作出系统安排，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二）方法上坚持“三个并重”，增强理论学习的创新性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坚守政治定位、突出理论底色、强化问题导向，不断增强理论学习的创新性。一是领导带学与专家讲学并重。发挥集团党委中心组示范带头作用，聚焦改革发展深层次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等组织集体研讨。注重带头学，抓“关键少数”，党委领导班子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领悟，层层立标杆、逐级做示范。注重专家讲，2023年以来，邀请中央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清华大学等单位专家举办8场高层次辅导报告会。二是内部研学与开放联学并重。坚持内外整合、研学并举，以学促研提升学习质量。内部研学方面，集团党委中心组成员坚持联系基层的优良传统，注重运用“深、实、细、准、效”五字诀，围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等专题开展领题调研，提出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指导全系统8000多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深化理论学习，突出“一竿子插到底”的鲜明导向，明确学习主题、开展抽点检验、定期列席旁听，带动集团约10万名青年职工规范学习形式、拓展研学方法、提升学习成效。开放联学方面，引导党员干部深入研读原著原文、深悟原理，不断提高理论修养。2023年以来，先后配发《习近平著作选读》等配套书籍作为自学资料，强化理论辅导、形成学习自觉。三是线上教学与实地见学并重。线上教学注重拓面提质、丰富形式、喜闻乐见，在集团内联网“先锋在线”开设中心组学习专栏，刊载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系列论述学习资料，打造“指尖上的党校”。各子公司党委依托网络平台打造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学习课堂，形成勤学善学的良好导向。实体见学注重学思践悟、参观见学、知行合一。举办劳模工匠、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宣讲集团援藏干部王军强在4700米高原真情援藏，中信重工杨金安37年如一日为国家炼好钢，中信农业杨远柱扎根育种一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中信楷模故事，以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利用中信井冈山培训基地等党建示范教育基地、中信特钢等党建学习示范基地，创新学习体验场景。

（三）机制上坚持“三个从严”，增强理论学习的约束力

坚持把建立健全学习机制作为管理学习、规范学习的重要保障，着力打造责任明晰、协调规范、考评严格的制度体系。一是从严制定计划。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金融工委要求，结合实际修订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实施细则，每年在党的工作要点和党建工作会议上对党委中心组学习作出专门部署。坚持改进方式方法，统筹好质量和数量、形式和内容，提升学习质效。提升自学质量，党委中心组成员通过列出清单、明确重点、研读相关资料，做到自己学、主动讲。抓好集体学习，把重点发言和交流互动结合，党委书记对发言进行点评和总结。拓宽学习渠道，组织专题读书班、报告会、党课等学习活动，利用红色资源开展现场学习。二是从严落实责任。把党委中心组学习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巡视巡察内容。党委书记担任本单位党委中心组学习第一责任人，党委负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成员承担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党委成员按照职责分工形成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搭建理论学习交流平台，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进决策、进战略、进实践。压实学习责任，健全学习制度，强化学习管理，提高学习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三是从严督促考评。坚持抓本级与带下级相结合，党委中心组成员带头把参加集体研讨、开展调查研究等情况，作为述职述廉和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对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剖析；结合党建考核、列席旁听等形式，重点了解分管子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主题是否突出、安排是否合理、流程是否规范，推进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

（四）效果上坚持“三个转化”，增强理论学习的含金量

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推动学习成果转化，把党委中心组学习成果转化为领导干部引领企业发展的实际能力。一是转化为领导力。坚持把“学思想”与谋划企业发展融合起来，在学深悟透党和国家战略中校正改革发展方向。在复杂困难的内外部经济形势下，中信集团党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会议精神，全面推进改革攻坚，积极优化业务布局，稳妥化解重大风险，有序开展管理创新，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二是转化为创新力。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行业领域的前沿问题、防范风险的紧要问题，加强研讨交流、深化思想认识。探索业务一线学习机制，以典型指导和分类指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深入推动党建指导、研学辅导、责任督导，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分布点多线长面广的金融类子公司，加强穿透指导。对管理层级多、链条长的子公司，强化层级管理，传导责任压力，以点带面加强针对性指导。对组织规模小、党员人数少的子公司，直插一线，及时了解情况、督导解决问题。对生产制造类子公司，将理论武装与业务发展融合互促，营造真学真用的浓厚氛围。三是转化为凝聚力。中信集团党委发挥表率作用，召开年度民主生活会，严肃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委成员严格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监督。督导基层党组织落实好“三会一课”、谈心谈话等组织生活制度，增强基层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从2023年职工思想问卷调查看，99.82%的问卷调查对象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充满信心，体现出中信集团在凝聚上下共识上成效明显。

强化理论武装的针对性实效性

从调研情况看，部分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不深不实、浮于表面。有的学习流于形式，完成规定动作；有的“不真懂”，满足于学几个概念、背几条“金句”，知其言不知其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不真用”，学归学、做归做，学习和业务“两张皮”。究其原因，没有意识到理论学习本身就是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工作；没有意识到理论学习是推动工作破局、保持战略清醒的动力源泉。为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结合中信集团实践探索，要以“学研讲转”为主要形式，提升学习质效，强化学用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一）原原本本“学”，在对标对表中真学真信

党委中心组成员根据学习计划，列出年度自学清单，把个人自学作为集体学习研讨的前置环节，研讨主题确定后，党委中心组成员安排一定时间认真自学。党委中心组成员强化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意识，经常性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著作、理论辅助读物，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人物等作专题辅导或事迹报告，开拓视野、提升格局。常态化举办读书班，组织领导干部坐下来静下心，认认真真读、逐段逐句悟并进行交流发言，营造浓厚研讨氛围。利用企业自身红色资源、科创资源、文化资源，以及其他党员教育培训基地等，组织开展情景式、沉浸式、体验式、案例式学习。用好“学习强国”等教育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学习。加强对青年党员、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理论学习，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道德操守、严守纪法规矩，从原文原著汲取理论智慧和实践力量。

（二）聚焦问题“研”，在调查研究中见行见效

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大研讨力度和交流深度。坚持以专题化研讨为主，采用学习会、读书班等形式，围绕明确的主题、安排充足时间开展研讨式学习，集体研讨在安排重点发言的同时，倡导随机式、互动式发言，确保研讨有深度、有质量、有收获。探索主题联学机制，倡导开展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主题联学、上下联学、内外联学、政企联学等方式，共享学习资源，深化研讨交流。落实中央金融工委等上级单位关于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有关要求，组织党委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一般安排不少于2名中心组成员作重点发言，每季度不少于1次、在每年学习总次数中的比重应当超过50%。把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环节贯穿始终，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党委中心组每年至少开展1次专题调研，党委中心组成员每年至少撰写1篇高质量调研报告。

（三）创新方式“讲”，在宣讲辅导中落地落实

发挥自身优势，搭建培训、交流、协作平台和宣传教育矩阵，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宣讲工作同各领域工作联系起来，推动从“单兵”作战向“兵团”作战转变。注重发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层层立标杆、逐级作示范，打造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学习课堂，在全系统形成勤学善学的良好导向。党委中心组成员每年至少开展1次宣讲，采取党课辅导、主旨发言、体会交流等形式作辅导，示范带动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学习，充分发挥凝聚共识、集聚人心作用。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支委成员结合实际工作讲好专题党课，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带动广大党员学习党的理论、锤炼党性修养、提高能力素质的具体实践。通过组织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等形式，做好先进典型选树工作，用身边人、身边事，用群众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深讲透讲活。

（四）结合实际“转”，在学用转化中笃信笃行

注重围绕中心抓学习，学以致用、以用促学，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引领企业发展的实际本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一以贯之”的重要论断、“六个力量”新的历史定位与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十六字”标准等重要论述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谋划进一步深化改革任务书，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鼓励各级党员干部聚焦企业战略和业务发展撰写学习心得和理论文章，提出推动发展的战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常态长效的机制，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建立重要成果转化落实督办机制，完善交办、督查、反馈、总结闭环，把学用转化。紧密结合企业改革发展实际，推动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等重点措施有机融合，通过学习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把理论学习成效持续转化为发展实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辑  杨林）

科技进步不仅打开了未来人类生活的想象空间，也为当下的经济金融增长带来新的动能。

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连续多年被写进顶层设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决定》所提出的这一任务，与2023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并提出要做好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等金融“五篇大文章”。

“在‘五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居于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此，央行将聚焦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小科技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培育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市场生态。

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多次强调，中信集团在科技金融领域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旗下各金融机构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支持做强制造业。[1] [1]

新质生产力：科技金融新机遇

2024年7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汇聚中信集团股权投资机构专业力量，联动外部投资机构，发起构建“中信股权投资联盟”生态圈，旨在探索科技金融新路径。

图：在2024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主题论坛上，中信股权投资生态圈正式启动

“要发挥‘中信股权投资联盟’作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通过股权和债权对接机制，带动子公司业务联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表示。

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谈到，中信金控发挥综合金融平台优势，构建了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后续，“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将聚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创投力量点亮科技创新之路。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家名为宇树科技的高科技公司作为“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参投企业，受邀在中信集团展台展示，成为大会瞩目焦点。大会唯一可动态展示的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H1，身高1.8米，在展台中央灵动起舞，配合四足机器人Go2向观众尽情展示前沿科技带来的感官冲击。

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经过八年的高速发展，其四足机器人在全球市场销量份额高达60%-70%。快速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中信股权投资联盟”为其提供股权投资，助力企业技术不断升级迭代。

图：2024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示的宇树科技产品

宇树科技2023年发布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四足机器人Go2，定价9997元，首次将机器人零售价格定到万元以下，让更多消费者能够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

作为首批获准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中信金控旗下拥有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期货、投资、消费金融等金融全牌照，同时背靠中信集团，能够撬动先进智造、先进材料等实体产业资源。

秉持“一个中信，一个客户”服务理念，中信金控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实业广覆盖”优势，创新构建了中信企业家办公室“人-家-企-社”服务体系。“人”着眼于个人财富管理、保障规划、股东融资；“家”着眼于财富传承、子女成长；“企”着眼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经营管理及环球投融资；“社”着眼于慈善公益及社会责任投资，为企业家构建开放的融资+融智平台，助力企业家行稳致远。

与宇树科技的合作，就是中信支持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专营体系：银行信贷创新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潘功胜表示，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法人风险评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要增强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风险评估能力，丰富和适应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

6月28日，央行、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下称《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全面加强金融服务专业能力建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科技金融专属组织架构和风控机制，完善绩效考核、尽职免责等内部制度。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法规司司长王胜邦认为，科技型企业的特点是轻资产，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比较大。过去银行在授信的时候，对传统企业的信用评价是看它的资产和信用记录，这是以物的评价为基础的，这对科技型企业不再适用。

“怎样进一步健全对于科技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就要从过去的看财务报表、看押品，转向看能力、看产品、看前景。过去我们的信用评级是向后看，科技企业的信用评级是向前看，我们鼓励银行构建差异化的信用评价体系，更加符合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经营特点。”

以中信金控子公司为例，中信银行已在12个重点地区成立了科技金融中心，建立200家科技金融先锋军支行。为解决科技企业融资痛点，该行优化授信逻辑，摆脱只看“财务三张表”审批逻辑，更多关注企业专利、科研成果、业绩成长等前瞻性指标，创新推出“积分卡审批”模式，为企业高管、知识产权、科技资质等进行授信赋分，累计为1700家企业提供融资。推出全线上、无抵押的“科创e贷”，基于科技型企业创新积分制的“火炬贷”，面向科研院所和高校孵化企业的“成果转化贷”，针对拟上市科创企业的“上市接力贷”等。

图：中信银行苏州分行为科技金融先锋军支行授牌

在众多科技企业中，获得官方认证的专精特新企业通常创新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在特定领域或技术方面具备深度的专业知识及技术专长，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亦是各大金融机构争相服务的对象。

今年以来，中信金控各子公司持续优化专精特新企业业务风控体系，建立科技金融授信业务尽职免责机制，推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截至2024年11月末，工信部前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中，中信服务覆盖率达到91.51%，较2023年初提升44个百分点。

模式变革：“股贷债保”联动

科技型企业一般会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不同阶段，企业成长周期的不同阶段，对金融需求有不同特点。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说，“科技创新企业通常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经营不确定性大等特征，与坚持‘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在本质上高度契合。”他表示，“我们将和有关方面一道，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围绕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优化支持政策，引导更好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在央行、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工作方案》中，这些举措在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信贷和保险等方面被进一步细化。

与此同时，中信已率先探索落地“股贷债保”金融服务支撑模式。

以股权融资为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募投管退”股权投资全链条服务。同时发挥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在资本市场的专业优势，为客户提供境内外IPO、并购重组、再融资、市值管理等服务。截至目前，“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旗下基金管理规模超过3000亿元，已投资超过1000家科创企业，其中有17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客户，后续将联动协同单位，实现“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全场景业务合作。2024年1-10月，共有4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完成IPO，中信系券商保荐9家，占比21%，排名市场第一。

在债券融资方面，中信系券商科技创新债券承销规模持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发行深交所首单集成电路专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助力工业转型升级；服务多家央企首次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助力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行全市场首单“科技创新 + 乡村振兴”公司债，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保险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中信银行无锡分行与无锡市属国联担保共同创设特色信贷产品“明珠贷”，实行“见贷即保”。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与湖南省工信厅共同创设“工信e贷”，专门面向专精特新企业。

此外，作为长期资金，保险资金入市也获得监管支持。近年来，中信保诚人寿积极通过股权投资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创新等实体经济领域提供资金或资本支持。据介绍，该公司通过间接股权投资具有“科技金融”属性的项目共计24个，投资金额约10亿元。

“下一步，中信集团将从加大股权投资、优化信贷供给、放大债券势能、构筑保障防线、健全协同生态等方面，以更务实举措努力打造科技金融‘中信样板’。”中信集团副总经理王国权在2024年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论坛上强调。

破除壁垒：构建中信金融新生态

公开资料显示，伴随科技金融发展，近年来地方政府园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学术机构等各类主体纷纷开始探索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

以商业银行为例，在传统信贷业务展业过程中，商业银行通常对于科创企业具体特征及需求缺乏了解。科创企业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成长性和行业细分度。商业银行由于对科技赛道了解不深，与科创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难以全面识别客户需求或准确预测其成长路径。

在此情况下，与优秀的创投机构合作，往往成为商业银行打破壁垒的关键。

正如七部门《工作方案》中所提出的，“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鼓励各地组建科技金融联盟，支持各类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等交流合作，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

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主题论坛上，在中信金控的倡议和统筹推动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生态圈正式启动。“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成员单位包括中信银行、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中信金融资产、中信投资控股、金石投资、中信建投资本等中信旗下金融及实业公司。“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强化内部协同，同时积极拓展创投行业朋友圈，引入外部投资机构，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

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在论坛现场表示，在金融服务科技发展方面，中信将进一步强化股权融资功能、信贷服务功能、跨境服务能力与智能驱动，利用综合化优势，落实好“股贷债保”，支持科技发展。

    （编辑  杨林）

2024年10月，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迎来成立30周年。30年来，杭州分行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寻“新”求“质”，展现出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的品牌主张，书写了金融创新发展的“中信答卷”。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作为首批进驻浙江省的股份制银行省级分行，不断拓宽服务边界，深化服务内涵，在综合金融服务能力、资产质量、监管评级等方面持续创优，以自身出色的服务能力，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区金融版图上的领跑者。目前杭州分行已经实现超12000亿元的综合融资规模和均超5000亿元的存、贷款规模，奋力助推浙江“两个先行”（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中信金融范式”初见成效。

中信协同新模式激活民营经济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存贷款规模均列浙江省内股份制银行首位，且在中信银行系统内始终保持“优秀分行”荣誉，并先后13次被浙江省政府授予“金融支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自银行业监管评级实施以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连续17年保持全省最高监管评级，连续13年保持人民银行综合评价最高等级A级。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单国民表示，杭州分行始终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运用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以大协同、大创新打好特色“组合拳”；集团协同、产品创新、专业服务等差异化优势是该行独具的核心竞争力。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等中信集团核心子公司组建“中信联合舰队”，发挥协同效应，在资本市场、政府金融、企业综合经营上形成了特色优势和口碑。截至2023年末，联合融资规模达2100亿元，较上年增长200亿元，名列中信银行系第二位，联合融资规模连续五年超千亿元。

依托中信集团综合平台，目前“中信系”企业已在浙江省内落地35只基金，规模合计470亿元，其中中信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基金目前规模达80亿元，助力各地区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持续创新优化金融服务产品，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服务质效，以金融之力激活民营经济的“一池春水”。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民营企业贷款总量在中信银行系统内和股份制可比同业中居首；对省域表内外信贷增量投入在中信银行系统内持续名列第一；民营企业客户数保持中信银行系统内第一，服务客户总数超8万户、每年递增5000户以上，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主流服务银行。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充分发挥“金融+实业”“投行+商行”“境内+境外”的综合金融优势，千方百计在增加融资总量上下功夫，多渠道加大资金投入。目前，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每年对民企新发放贷款达到1000亿元以上，通过债券、股权等提供综合融资投放超2000亿元。尤其是以“中信系”协同创新为抓手，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向优质民企提供资本市场融资支持，近三年“中信系”券商助推浙江民企上市超30家、融资351亿元；定向增发12家、融资258亿元。

“中信范式”做实做优金融“五篇大文章”

做强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浙江海昶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核酸创新药和高端复杂注射剂开发及商业化为核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面对医药领域的投入大、周期长、风险不确定以及专业性强等难题，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协同中信证券及中信“朋友圈”资源反复调研认证，最终为企业提供3亿元信贷方案。2024年，这家企业不仅获得了数亿元股权融资守住了估值，而且还入选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生物制造重点产品创新和应用示范工程2024年第一批项目”，并获得数千万元补助。

海昶生物案例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强化科技金融优势，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的一个生动缩影。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围绕人才、科技、资本、产业等核心要素，打造了属地化积分贷、人才贷、投联贷等一系列创新金融产品，精准服务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通过“商行+投行+股权”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护航企业成长。

2023年初，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中信银行系统内率先设立科技金融中心，成立12家科技金融先锋军机构，全新布局科技金融。截至2024年6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已达523亿元，在中信银行系统内稳居榜首。

筑牢国策之基，绿色金融加速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聚焦浙江湖州、衢州两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精准布局，构建起高效运转的绿色金融服务专营体系——“一行一部两网点”。2023年7月，湖州分行挂牌中信银行系统内首家“绿色金融示范行”，并专设绿色金融部，安吉支行升级为湖州安吉绿色支行……

同时，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生态建设、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持续发力，创新推出了“节水贷”“ESG绿色能效贷”等20余款产品，实现绿色信贷业务省域覆盖。

截至2024年6月末，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发放绿色信贷余额715.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量为160亿元，年均增速高达58%，绿色信贷余额实现3.75倍增长，成为该行信贷增长最强劲的领域，在中信银行系统排名第一。

助力小微之兴，普惠金融大有空间。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精准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创新推出“商票e贷”增信方授信方案，一举打破传统融资模式局限，通过“给大企业授信，给小企业贷款”的方式，将大企业的信用优势转化为小微企业的融资便利，实现了普惠金融服务的“去抵押化”。这一模式不仅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更促进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还不断提升业务场景化、流程线上化等“五化”能力，构建了涵盖多个场景的20余项专属产品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让小微企业能便捷高效获贷。截至2024年6月末，杭州分行服务普惠型小微企业超3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728亿元，在中信银行系统内居首位。

深耕“银发经济”，守护夕阳红。自2009年首推“幸福年华卡”以来，杭州分行深耕养老金融领域，现已构建起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中信银行系统内首创“中信银行浙江信e通”微信服务平台，将养老金融服务延伸至客户的指尖，让用户能轻松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该平台不仅直链电子社保、个人养老金账户等核心功能，还外接多平台，扩展服务半径，以专业运营团队和丰富增值服务，实现对全省600万名核心客户的全量养老金融服务触达。

数字金融提升“数智质效”。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创新中心的先行优势，主动融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浪潮，积极参与数智金融运行体系建设，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金融服务全链条。通过搭建实时通路系统与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金融主题数据库互通桥梁，实现了数据的实时共享，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在服务数字民生方面，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依托“中信银行浙江信e通”微信公众号，为超250万个人客户提供医保社保查询、日常生活缴费、新市民政策咨询、普惠贷款申请等一系列便民增值服务。同时，经过多年发展，该行推出了智慧校园云平台、智慧医院、案款综合管理、教培监管平台等20多项数字政务产品，提升用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积极助力浙企“走出去”

浙江是名副其实的外贸大省，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发展外汇金融服务，在省内率先推出“出国金融服务中心”“管家式”汇率管理等特色外汇金融服务。近三年累计服务省内外向型企业近万家、办理国际结算超2000亿美元、外汇交易1000亿美元，居省内股份制银行领先地位。

为满足浙企“走出去”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发挥中信金融优势，为客户提供“境内+境外”“表内+表外”“银行+非银”的综合跨境金融服务，不断加大对浙企“出海”支持力度。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全力打造全球结算，大力发展跨境融资的同时，跨境资本业务风生水起。比如，协同信银投资，设立温州首只QFLP基金，为瑞浦兰钧等省内优秀科创企业成长提供股权融资支持；2023年中信证券成功保荐瑞浦兰钧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当年香港最大规模新能源行业IPO项目，体现了中信银行对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始终扎根浙江市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专业为引领，深耕债券领域，承销额连续七年名列全国性银行第一，持续用直接融资力量赋能浙江经济稳中向好。

不断创新突破，做深做透细分市场。在传统债券融资的基础上，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为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在超长期限债、永续债、资产证券化等多个细分市场领跑全省同业，近年来分别落地省内首单20年中期票据、省内首单民企永续债、全国首单疫情防控资产证券化等标杆项目，发行利率更是创当期新低，产生广泛的市场影响力，充分彰显中信金融力量。

 对于未来发展，单国民表示，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将扎实做好“五篇大文章”，紧紧围绕中信银行实现“五个领先”和浙江奋力推进“两个先行”重大使命，强化价值银行导向，以浙江之实干与中信之作为共赴一场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时代征程，为谱写中国特色金融强国中信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编辑 杨利红）

战略性新兴产业（简称“战新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是赢得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战略主动的关键，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央企业围绕国之所需、聚焦国之大者，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使然。近年来，中央企业通过并购投资，迅速整合战新产业资源，夯实战新产业发展基础，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在各类并购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瓶颈和掣肘，进而影响到整合效能的发挥。分析国际知名投资企业丹纳赫的并购经验，可为中央企业完善并购整合能力，抓住战新产业培育战略机遇期提供借鉴。

丹纳赫并购投资的经验及特点

（一）丹纳赫公司并购发展历程 

    丹纳赫公司（Danaher Corporation）成立于1984年，是一家专注于医疗、科学和技术领域全球多元化的企业集团，是全球最成功的实业型并购整合公司之一，被称为“并购之王”，以持续的并购策略和独特的经营管理体系DBS（Danaher Business System）而著称。自1984年成立至今，丹纳赫的成长历程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企业初创期（1984年）；第二阶段为企业收购壮大期（1984-1989年），1984年丹纳赫收购DMG公司，开启并购之路，随后五年先后收购12家设备制造公司，1986年并购高性能工具和设备制造商Chicago Pneumatic，企业主业从房地产转向工业领域；第三阶段为评估重组期（1990-2001年），企业资产和业务进行优化重整，并购风格转向“更少但更大”的并购机会；第四阶段为生命科学战略转型期（2001-2014年），2004年，以7.3亿美元收购血气分析仪器制造商Radiometer，标志其正式进入医疗诊断行业，2011年，以公司创立以来最高并购金额的68亿美元并购了世界领先的临床诊断仪器制造商Beckman Coulter，一举将企业带入全球医疗诊断领域第一梯队；第五阶段为生命科学巨头形成期（2015年至今），2015年，公司以138亿美元收购过滤分离纯化仪器制造企业Pall，巩固了生命科学的行业地位，2019年斥巨资219亿美元收购GE生命科学部门的生物制药业务，为建立起丹纳赫生命科学与诊断创新的巨大版图落下关键一子。

丹纳赫公司围绕在全球市场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平台来组建业务，帮助全球解决诸多重大健康挑战。公司在全球拥有超过7万名员工，并在多个业务领域如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诊断、环境和应用解决方案等拥有领先地位。公司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凭借其高速稳健的战略并购和精细化的市值管理，已成为全球并购领域的佼佼者。通过不断地并购活动，丹纳赫不仅扩展了其业务领域，增强了市场竞争力，还成功地推高了公司市值，为投资者带来可观回报。丹纳赫特有的发展策略和管理模式，成为其保持行业领先，决胜资本市场的关键。2023年，丹纳赫的收入为239亿美金，净利润为47.64亿美金，总资产为845亿美金。公司多次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受钦佩的公司”，并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二）坚持“市场第一、公司第二”，专注三类并购

在并购策略上，丹纳赫遵循行业增速优先，公司质地其次，最后考量估值水平的原则。行业筛选上，偏好有一定壁垒，巨头看不上、中小企业进不来，潜在市场规模超10亿美元，核心市场增速5%-7%，行业周期性不明显且不存在垄断者的行业，积极布局朝阳产业和实体产业。在标的选择上，更关注业务的远期潜力和战略价值，标的通常具有较高的销售管理费用和资产密集度，为投后赋能留足空间，对于好的标的考虑溢价收购，如以溢价率30%以上收购了仪器仪表公司Fluke和Tektronix。并购模式上，主要开展新平台并购、补强型并购以及邻近业务并购等三种类型并购。新平台并购旨在扩大业务组合，向高回报市场挺进。丹纳赫最初并未涉足医疗领域，而是通过收购Radiometer、Leica Microsystems两家生命科学企业，迅速建立起了医疗诊断和生命科学平台，并开展了对国际诊断巨头Beckman Coulter、分子诊断企业Iris和Cepheid等一系列后续并购，最终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全球领导者；补强型并购旨在推进公司现有业务和新进入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发挥1+1＞2的聚势优势；邻近业务并购则是进入与现有业务相近的领域，加强业务护城河，强化产业链控制力。

（三）保持高并购增速，不断优化业务结构和并购风格

丹纳赫灵活运用股权融资、发债融资等方式，获取了低成本现金流，保持了超高的并购增速，仅2009年就斥资20亿美元收购了18家新公司，在商誉和净资产方面实现了飞跃式增长。丹纳赫注重不断优化并购风格，从补强型并购向平台型、战略型并购转变，从“小美广”向“大强专”转变，2010年之前年均并购数量20家，2010年之后年均5家，但单笔并购金额逐年增加，2014年之前单笔并购峰值为68亿美元，约占公司当年营收的42%，而2019年则以214亿美元收购GE生命科学部门，收购成本超过当年公司营收。

并购之外，丹纳赫注重资产剥离与资源整合，提倡将80%的生产资源投入在增值业务上，20%的资源投入在不增值且难以消除的活动，并且剥离那些不能增值、无法改善且可以放弃的业务。据统计，丹纳赫已剥离的企业超过50家，从早期多元化经营，中期偏工业化产品和测量仪器，到2015年后以医疗医药为主，不断经历着并购、整合、汰弱留强，不仅实现了业务转变，为大规模收购少数极具竞争力的公司打下基础，而且长期保持了稳健的杠杆水平，资产负债率长期维持在50%以下。

（四）首创并运用DBS系统，实现并购后有效整合

投后管理是丹纳赫价值提升的核心，丹纳赫深刻认识到投资后整合的重要性，基于日本丰田汽车“精益生产”管理哲学，首创了商业系统DBS（Danaher Business System），并运用在战略规划、技术研发、生产、员工培训、客户服务等环节，形成了统一且低成本的沟通和运转机制。DBS的操作方式主要基于质量、按时交货率、内部晋升率、离职率、核心收入增长、利润率、现金流、投资回报率等8大定量指标，涵盖面向客户、员工、股东等多个方面。丹纳赫并购企业后，运用DBS系统定量参与企业的资产经营和改造。根据DBS方法论，首先需明确并购后5年的年度目标，确定优先改进的项目、方法、指标和关键资源，部署落地，并逐月在各部门内进行评估，通过不断收购-应用DBS-复盘更新DBS，形成正向循环。以生命科学企业Pall为例，并购前该公司市场知名度不高、数字化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营销管理流程，被丹纳赫并购后并在DBS系统赋能下，企业订单量增长50%、成交率提高15%、营业利润在2年内从19%提升到25%，一跃成为全球领先的过滤分离和净化供应商。

在中国，DBS系统一直受到中国企业的高度推崇，甚至被认为是其投后管理的重要工具，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得到较好运用。美的、公牛、复星等企业都以DBS系统为蓝本，例如公牛集团从2018年开始学习DBS方法，借鉴性地提出BBS并成立BBS部门，对生产、制造、研发、销售进行精益化改善，使生产成本降低了20%-30%。

中央企业并购投资存在的瓶颈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中央企业为提升整体实力，开展了一系列并购重组工作，整体表现为数量增多、力度加大、速度加快，但从丹纳赫的成长历程反观中央企业，在外延式并购投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瓶颈。

一是并购战略不明确。部分中央企业在进行外延式并购时，往往缺乏清晰明确的并购战略。主要表现为对并购目标的选择缺乏长远规划和合理判断，更多基于短期利益考量，未能充分考虑并购是否符合企业自身的战略发展方向和长期利益。战略意图不明确，包括希望通过并购实现市场扩张、技术获取、资源补充等具体目标的不明晰，将会导致并购决策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并购方向偏离企业核心战略，增加并购失败的风险，同时也不利于并购后资源整合的实现。

二是并购整合能力不足。中央企业在并购后的整合阶段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化整合困难、管理整合不力、业务整合不协同、技术赋能不到位等。部分企业在这些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应对能力，导致整合效果不佳。并购整合能力不足使得并购双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甚至可能引发内部冲突和矛盾，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和发展。

三是风险评估不全面。在外延式并购过程中，风险评估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中央企业常因快速扩张而未能有效控制相关风险，部分中央企业可能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存在不系统、不全面、不准确等问题，未能充分考虑各种潜在的风险因素，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等。一旦风险暴露，企业风控措施不完备，无法及时有效应对，不仅会丧失并购机会，甚至会让企业自身陷入被动的不利局面。

四是人才和团队建设滞后。并购后的整合不仅包括业务和管理方面的整合，还包括人才和团队的整合。部分中央企业在并购后忽视了人才和团队的建设，如人才储备不足、团队专业化能力培养欠缺，导致关键核心人才流失或团队合作不畅，进而严重削弱并购后的运营效率和业绩提升，使企业创新能力受限，组织稳定性受损，影响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丹纳赫对于中央企业并购投资的启示

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落实国家战略重大任务的需要，也是中央企业自身转型升级、打造新增长点的需要。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正处于抢占制高点、向高位跃升的重要关口，这对中央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战新产业不确定性强、技术门槛高、投资回报期长，单纯依靠内生式成长无法满足发展的紧迫性，需加快外延式并购，抓住发展的第二增长极，推动内生式发展与外延式并购双轮驱动。结合丹纳赫模式，好的并购需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即战略方向和时机的精准把握，并购企业的细致甄选，管理能力的持续输出，背后蕴含的是投资意图分析、导入、匹配、实施、优化、整合在内的“一体化”工程。通过对丹纳赫并购经验的深入分析，可为中央企业未来并购整合工作带来如下启示。

一是建立并购整合的顶层思维。并购整合并非纯资本运作，而是偏管理的系统工程，包括战略、组织、人力资源、企业文化、财务、供应链、数字化等模板相互融合。并购只提供了价值创造的基础，要实现并购意图，中央企业必须建立并购整合的顶层思维，即通过融合达成共识，实现同频；再重构形成合力，完成共振，自上而下环环相扣，在组织层面保障协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并购回归到“通过赋能实现协同、通过协同创造增长”的本质。

二是打造高质量的产业并购体系。“豆腐得自己磨，田得自己种”。并购交易是重要的战略决策，管理团队特别是“一把手”不能做甩手掌柜，必须谨慎实施，躬身入局，秉持二次创业的心态、心力、努力来做并购。一方面，在投资收购阶段，构建具有洞见的标的评估体系，创建标的画像，进行针对性搜寻和评估，明确合适的标的；另一方面，在投后阶段，建立起与产业部门的高质量协作机制，实现从投前需求到投后赋能的闭环运作，形成“越懂越会投，越会投越懂”的良性循环，通过高效的并购整合加速内生与外延并购的双向转化，实现产业做大做强。

三是组建高水平的产业并购团队。产业并购的核心在于提升企业管理能力、改善运营效率，要实现高质量的产业并购，团队核心人员的产业专识和产业洞见要达到行业顶尖水平，要能够参与到战略制定、组织再造、企业经营管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并购战略施加影响。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建立研究院、专家库等方式，完善内部投研体系，搭建以管理团队为核心，具备前瞻眼光、把握未来需求、熟悉技术变革趋势、洞悉商业机会并且能够将相关产业要素进行整合的投研团队；另一方面，善用“外来和尚”，用好外部专业机构的资源库、项目库、人才库，强化内外部联动，构建强大的项目执行和支持队伍。

（编辑  尚鸣）

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投资者关系管理（简称IRM或投关管理）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管理活动，是上市公司对外传递价值的桥梁。有效的投关管理，能够提高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实现股东价值和公司价值最大化双赢。

军工上市公司是武器装备供应的主力军，也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底，全A股5363家公司中有137家军工上市公司，军工上市公司总市值2.13万亿元，营业收入5873亿元，缴纳税费271.71亿元，从业人员41万人。军工上市公司的表现，对资本市场“气候”和武器装备的供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开展投关管理对军工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投关管理的重要性

投关管理是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需要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国务院“新国九条”提出要“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国务院国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提出要“强化投关管理，增进上市公司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中国证监会提出要“积极深化投关管理工作，构建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据统计，中小市值即百亿以下规模上市公司占A股数量的70%，但创造的利润和税费仅占不到10%。[1] 随着注册制发行改革带来的供给侧竞争加剧，证券市场二八分化的资源配置态势和市值“马太效应”[2] 日益明显，大量的企业（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不太注重投资者关系沟通，导致市值低迷，市值低迷又进一步加剧市场关注度的流失，从而陷入内外价值失衡的“市值陷阱”。这不仅干扰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判断，而且影响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转。因此，通过精益的投关管理解决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是解决资本市场供给结构性矛盾，顺应投资者保护监管要求，加速打造资本市场良性生态长效机制的战略需要。

投关管理是军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承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是军工企业的使命。但由于资金需求量大，长期以来，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是军工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3] 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国防预算等约束，财政拨款难以满足军工企业、特别是“非保军单位”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因此，积极开展投关管理，拓宽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以支撑企业核心能力建设和创新，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但由于军工行业技术风险高、信息公开程度较低等特点，外部投资机构难以对企业的内在价值进行可靠评估，导致投资者对投资军工行业持谨慎态度。如何通过投关管理，合规促进投资者对军工行业的了解与认同，提升军工上市企业的市场形象吸引投资者，是推动军工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投关管理是军工企业价值管理的关键手段

在新一轮改革中，国务院国资委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公司上市后，要面对产品和资本两个市场。

产品市场方面，军工企业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投入研发和条件建设，全力以赴保型号研制、保批产交付；但受军品定价模式影响，企业利润率相对受限。

资本市场方面，受军工保密管理制约，影响收入利润等经营展望相关的技术竞争力和重要项目不便解读、不便参观，加剧了投资者走不近、听不懂、看不清的困境。尤其是近年来，武器装备承制竞争择优采购、价管改革等不确定事项，不仅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影响，也给市场估值带来不确定性。如何通过精益投关管理打造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是推动军工上市公司内外价值齐头并进的重要抓手。

国内外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现状

投关管理最早发源于美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欧美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将与投资者的沟通作为公司的一项义务型文化建设，要求董事和高管人员必须投入相当的精力，关注市场诉求，合规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沟通，披露可能影响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的消息。通用电气公司在1953年组建了专门的IRM部门。[4] 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投资群体壮大，股东积极主义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法治监管不断完善，尤其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境外资本市场，基于激烈的资本和市场营销竞争，更加重视IRM管理。以美国知名的军工上市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为例，第一大股东道富集团持股16.19%，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第二大股东先锋集团持股7.15%,其他股东主要为基金和金融机构，[5] 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必须积极沟通、争取多方股东的支持。正是积极的IRM管理支持其收购西科斯基等重大决策，公司股价在2013年-2023年间年均涨幅20.49%，远高于其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年均涨幅4.07%、8.79%。[6]

根据文献研究，[7] 国外上市公司IRM管理理念，聚焦战略融入和价值管理，内外专业机构联动的组织架构相对系统，线上和线下方式媒介工具相对多元，沟通内容从定性和定量多角度相对更加丰富，同时引入后评价机制进行闭环管理。

在国内，2000 年监管机构开始从制度层面加强投关管理的规范化要求。2005年《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首次为投关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了上市公司投关管理工作，重新界定投关内涵、丰富投关内容、方式以及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约束。国内上市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和资本市场融资等需要，不断探索优化投关工作，取得了系列显著成效。

就国内军工上市企业整体而言，投关管理水平和国内外其他公司还存在显著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理念认知存在偏颇。一些企业认为，投关是以我为主的一项日常事务性工作而非价值性工作，只是锦上添花，尤其是军工企业保密要求严格，能不说就不说；产品交付是第一位，企业市值不直接影响绩效，对敬畏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缺乏足够重视。75.82%的受访公司反馈，企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监管基本要求、不违规、无处罚即可。[8]

二是组织机制不健全。研究显示，超过80%的受访企业未设置独立的IR部门，30%以上的企业未设置专职IR岗位；有近50%的企业投关团队人数或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工作要求；预算支持有限，约70%的企业年投关投入30万元以下；[9] 94.62%的受访企业表示日常沟通主要是董秘参与，董事长或总经理参与的样本占比仅16%左右；缺乏科学的考核机制，30.38%的样本公司未将投关纳入考核，69.92%已纳入考核的样本公司中，主要考核标准为“公司股价走势与经营业绩（大盘走势）的变动比较”、“卖方分析师覆盖变化或研报情况”。 [10]

三是4R沟通管理缺乏策略。未根据不同类型对象分类管理沟通需求，“千篇一律”沟通效果欠佳；沟通主体以分析师和监管机构为主，但仍有43.23%的受访企业还没有被分析师正式覆盖；[11] 主要的沟通形式或渠道以现场接待、电话、交易所互动问答平台、参加股东大会或业绩说明会为主，无法满足重大信息临时快速响应需要；对外沟通的主要内容为强制性信息披露，自愿披露和非财务信息披露相对有限。

四是内务性基础管理相对缺失。必要的投关基础工作如：定期整理股东名册分析股东持仓变动、梳理投资者互动高频问题、提取分析师研究报告关注要点和估值逻辑、智能舆情监测、分析行业及对标公司态势等相对缺位，无法为精准有效地开展双向沟通提供方向、对象和内容支撑。

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的解决方案

经过市场检验的优秀案例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参考，H军工上市公司以“五心文化”为引领的投关管理，多次获得国资监管机构、上市公司自律组织和财经媒体评定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强化投关管理工作参考示例、资本市场最佳实践案例、投关金奖等。本文结合H公司的投关案例和笔者的管理实践，尝试提出军工企业改善投关管理的思路和主要举措。

“五心”投关文化理念

H公司明确区分价值创造和价值传播，重视二者联系，将投关管理作为一项价值性活动纳入公司发展规划，以顶层规划强化投关工作牵引，结合内外部形势，明确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相应分解制定年度重点工作方案、月度重点工作计划，在年度董事会评价上年工作及明确本年工作重点。

围绕让投资者“走得近、看得清、听得懂、有信心”，持续完善开放、积极、常态化、高质量的投资者管理策略。以合规性为前提，以投资者权益为中心，以特色“五心”投关文化为引领，主动融入资本市场，深化多层次、多维度互动，创新管理工具运用，精准传递高科技、稳增长价值属性，让投资者认识、信赖、有获得感，形成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圈。

图1 “五心”投关文化

改进投关管理主要举措

1.领会监管精神，夯实基础能力建设

一是抓源头学习，提升管理认知。通过集中学习、案例研究、对标先进等形式，领会投关监管要求，研究优秀实践做法和问题差距，强化“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的理念，化“点线”为“面”建立健全投关管理体系（图2），将投关提升为长期战略、系统性管理行为。

二是抓制度设计，确保管理规范。对标监管新规，修订公司投关管理制度，明确董秘在投关工作中的管理职责；完善投关渠道，将常态化的业绩说明会以及关键少数出席固化为“标配”；与时俱进增加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沟通内容，细化档案管理要求等，结合实践将制度清单化、流程显性化。

三是抓团队建设，提升履职实效。建立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董秘为直接责任人、总经理与独立董事积极参与、董办具体执行、子公司支持保障、保荐机构与投关媒体等中介专业辅助相结合的矩阵化投关管理组织模式。定期组织专业知识和监管政策等培训，鼓励业务骨干参加内外部交流和课题研究，持续开展资本市场定位与市场估值反馈研究等，结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的“评先评优”要求，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投关评价与激励机制，内外兼修持续提升队伍专业能力。

四是抓内务管理，强化信息化赋能。定期更新投关管理档案，利用软件工具加强对来访人员机构记录、互动问题、分析师研报等沉淀数据开展可视化分析。持续完善股东名册分析，结合舆情监控，开展快反分析，关注重要股东异动及市场对公司或行业重要信息的刺激效果，助力投资者交流目标清晰、内容精准、过程高效。

图2 投关管理体系

2. 深化主动交流，丰富沟通渠道与形式

一是积极主动开好业绩说明会。建立定期、高质量的业绩说明会沟通机制，精选交流平台、精审对外沟通数据、精细宣传物料制作、协调军工首席云主持、邀请投服中心嘉宾助阵等，增强活动影响力和公信力。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等“关键少数”出席并做业绩解读，积极参与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利用视频宣传片、PPT讲解、财报可视化等多元形式，与投资者进行多层次、多维度深度互动沟通，提升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全面性。

二是规范做好调研接待管理。结合军工企业管理实际，制定“一站式”标准化服务流程，细致做好投资者在总部及各子公司的线下调研接待工作，组织符合保密要求的人员到可参观的场所感受经营发展实况；做好录音、录像，事后及时复核，整理发布交流记录、上线回放，实现未参会股东共阅共知，确保合规底线贯穿全过程。

三是持续用好传统沟通渠道。设立专门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和电子邮箱；持续优化官网建设，设立投关专栏、留言模块关联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指定专人收集、更新、回复信息。

四是积极拥抱新媒体手段。通过集团公众号等科普行业知识，分享产业信息；利用腾讯会议、机会宝、进门财经等新媒体，就市场高度关注的经营改革发展事项，及时组织一对一、一对多交流活动，提高信息传递透明度。

3.分类做好4R管理，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分析师方面，建立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分析师数据库，通过参加策略会、邀请军工首席分析师主持业绩说明会、交流估值逻辑及点评定期报告、现场参观等活动，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探索开展分析师互动质量评价，持续提升与主流分析师的合作成效。

二是投资者方面，立足军工行业和企业特色，主要领导出席与外部专家助阵相结合，主动从国家政策、产业发展和投资逻辑等多层次、多维度剖析行业产业、公司的高精尖特性、价值底蕴和增长潜力，同时建立行业重要信息的收集与影响分析导入机制，保障双向循环的价值传导始终聚焦市场关切。对股价异动及重要舆情快速启动响应机制，管理层第一时间出面交流，不误导投资者，不蹭热点，发挥知名公募和卖方分析师的“头雁效应”，溯本正源引导价值投资。

三是财经媒介方面，“顺水而行、借水前行”，筛选行业主流财经媒体纳入媒体库，根据线上和线下交流与路演需要，主动联系媒体，以媒体的权威影响市场舆论，消除认知偏差。

四是监管方面，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日常沟通，定期主动向监管机构汇报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对军工行业特殊事项提前沟通，主要领导上门沟通，持续做好高质量信息披露；积极响应窗口指导和日常调研任务，积极参与监管机构的课题研究，为行业监管建言献策。

4.注重权益保障，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重视股东回报，坚持盈利必分、现金优先，持续提升回报水平。

二是贴心做好中小投资者交流服务。坚持同理心代入，通过现场、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便利中小投资者交流，确保投资者的关注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指定专人协助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在会后另行设立与公司高层面对面交流环节，提升投资者参会获得感。

三是强化重点关注事项的沟通交流。针对市场重点关注领域，董秘组织团队专题研究，深刻剖析根因、测算影响及应对举措，确保答复简明清晰、准确全面、通俗易懂。

加强精益投关管理的建议

结合当下资本市场监管更加从严、二级市场无序震荡、舆情传播迅猛影响力大以及ESG投资理念的兴起等情况，为持续提升投关管理质量，保障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文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健全重大信息内部共享和应急管理机制。主管部门加强与各治理主体和职能部门、子公司的信息收集、通报机制，建立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清单化报告条目，明确报送信息事项的类型、触发额度、节点和形式，月度零报告、定期通报、年底考评形成闭环管理，确保生产经营重大信息的及时传递，为重要决策和对外沟通提供可靠全面的信息支撑。针对舆情工作，加强监测和股东分析软件的使用，聚焦敏感事项、重大舆情，制定完善应急管理框架方案和具体方案，确保高层参与、统一口径，合理运用3T原则（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提供全部情况）、CAP原则（关心关注、采取动作、观点引导），保障公司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合规妥善解决。

二是善于借助中介力量做好事件性投关。投关涉及业务、财务、法律等多方面知识，涉及多类沟通对象，不仅需要处理日常事务，更应及时处理资本市场的非日常事务，如再融资、股权激励、并购重组等。尤其是非日常事件的应对需要多方资源，公司内设的投关机构可能无法面面俱到，或者投入产出比较低，有必要借力专业机构的优势补短板，保障公司既定投关目标的高效达成。

三是主动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随着资本跨境流动、全球化贸易发展等，国际资本不断加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ESG投资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趋势。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简称GSIA）数据显示，以欧美为代表的五大市场，2020年可持续投资总额已超过35.30万亿美元，较2016年上涨54.35%。[12] 证监会《上市公司投关管理指引》就投资者沟通内容新增了ESG信息沟通。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要“加强高水平ESG信息披露，增强资本市场价值认同”。因此，加强ESG信息的主动高质量披露，不仅有助于向利益相关方传递可持续发展价值，更有助于发挥内外合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型。

投关管理没有定式，随着国内外宏观形势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上市公司应当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以合规为前提，以投资者为中心，以利益相关方共赢为导向，以最佳实践为标尺，与时俱进，针对不同场景、不同主体、不同诉求分类施策，多层次、多维度、多渠道结合，持续精益投关管理，有利于在资本市场竞争中突显价值优势，推动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有机融合，实现主业突出、优强发展。

（编辑 宋斌斌）

随着中国创新战略的不断推进，揭榜挂帅制度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性逐渐显现。2020年该制度被正式列入“十四五”规划，并频繁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国家战略规划中。目前，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发展和落实速度仍在不断加快，这需要系统性、全方位的理论研究辅助支撑。本文以揭榜挂帅项目的运行流程为基准，选取10个关键阶段中的6个阶段进行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政府需求与企业意愿错位、激励及保障措施与科研主体关切错位、“软、硬件”不完善、科研主体与项目匹配比例不科学、机制不匹配、精准评价难度高是限制揭榜挂帅制度发展的关键症结。

揭榜挂帅制度采用事后拨款机制，其最大特点是唯结果兑现，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坚持效果导向、成果导向，具有“宽进严出”的特征，适用于解决目标明确而实现路径不明确的科研问题，是我国现行科研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延伸[1]。

自2016年起，我国大力推进揭榜挂帅制度，科技部、广东省、深圳市等以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或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引进人才等为出发点，组织实施多个揭榜挂帅项目，攻克了数控机床、核电、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充分证明了该制度的独特优越性，揭榜挂帅项目也顺势在全国各地有铺展之势，其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然而，我国揭榜挂帅制度整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前期项目征集、制榜、发榜，中期的论证揭榜、过程监控，后期的成果验收等环节均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需结合国外经验与国内实践进一步研究完善。

揭榜挂帅制度的研究现状（二级标题）

我国早期的揭榜挂帅是以“科研众包”“科研悬赏”等形式存在的，随着地方探索的不断深入和中央政府的逐渐重视，之后正式以“揭榜挂帅”制度被推广至全国，该制度也逐渐被国内学者发掘。

张玉强和孙淑秋认为，相较于传统的科研项目申报制度，其在目标导向、科技组织管理、资源整合、选人用人、经费管理等方面更具优势，但该制度在国内的实践中存在市场和社会力量主动性低、技术需求过于集中、供给资源有限、资金激励效应不足、揭榜后续服务缺乏规范等问题[2]。邹轶君和郝加全系统阐述了为何“揭榜挂帅”、如何上榜、因何上榜、如何安排科研经费等问题，并针对具体的经费安排提出若干建议[3]。曾婧婧认为“揭榜挂帅”是一种当下流行的促进科研创新的重要手段，她梳理总结了各地“揭榜挂帅”经验，对项目筛选、榜单选择、项目监管三个方面提出意见[4]。陈劲和朱子钦阐释了揭榜挂帅机制的内涵和意义，探索了科学运用揭榜挂帅机制的具体路径，为该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实践和政策借鉴[5]。宋丹辉和庞弘燊结合国内技术创新特点，针对多来源征集悬赏项目、多途径优化资助方式、多措施激发人才创新潜力、构建政策储备库等提出了具体的优化策略[6]。司林波等人选取典型的揭榜挂帅项目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归纳了目前揭榜挂帅制度探索创新的基本模式和实践情境[7]。宋兆祥和司林波通过对典型科技悬赏项目的多案例分析，总结了该制度引导效应高效、设计原则明确及影响因素复合的基本特点，并为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设榜、制度保障等个别环节提供建议[8]。

总体来说，国内对揭榜挂帅制度的研究集中在阐明该制度的优势和项目流程架构，部分学者通过实践案例分析了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但通常只是针对制榜、揭榜、成果验收等个别环节，对该类项目分阶段、系统性、全方位的问题分析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国外揭榜挂帅发展历程与现状

国外的科技悬赏制同我国的揭榜挂帅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政府资助的重要手段，旨在解决社会特定领域的技术难题，是一种由政府面向全社会开放、专门征集科技创新成果的非周期性科研资助安排[9]。该制度的发展已有悠久的历史，著名的科技悬赏奖可追溯至18世纪，比如英国政府于1714年发布的“经度奖”（Longitude Prize），起源是为了寻找一种测量经度的方法，该奖项旨在鼓励创新、解决科学难题，并推动科技进步。近年来，该奖项通常由政府、私营公司以及各种慈善机构提供，范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百年挑战、Topcoder的编程比赛，到X Prize基金会设置的奖项。

如今，科技悬赏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的重要制度[10]，该制度也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热门”，Brunt等人通过研究1839-1939年英格兰皇家农业协会举办的年度比赛中科技悬赏奖项数据，发现科技悬赏制对提高竞争性、减轻针对“热门”领域的潜在混淆效应、激发创新增长具有重要意义[11]。Morisson等人认为该制度可灵活运用在不同的地域层面，包括欧盟级别的H2020奖、国家级别的challenge.gov平台，或地方级别的坦佩雷黑客马拉松，可吸纳广泛的参与者来找到预定挑战的解决方案[12]。Sigurdson通过分析2005年DARPA大挑战的参与者数据，提出科技悬赏制可激励研究者学习多领域知识来解决复杂问题，降低了未来创新合作的成本，从而提高创新速率[1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者正不断总结和丰富该制度的经验体系。曾婧婧研究了1567年以来世界主要科技悬赏的案例，指出了科技悬赏制资助机制灵活、创新性高、外部性强等优点，提出了该制度应作为我国科技资助体系补充形式的观点[14]。曾婧婧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法，对国际上135项科技悬赏奖进行分析，得出科技悬赏奖设置的7大关键因素，并为我国建立高效的科学资助体系提供依据[15]。刘蔚等人分析了科技悬赏的实施状况，从内容、主体、影响、流程等方面总结了科技悬赏制的成功经验[16]。西桂权在分析非共识项目中同行评议弊端的基础上，引入了科技悬赏的概念，提出了非共识项目的科技悬赏方式，并建议将其作为科技资助体系的有效补充[17]。曾婧婧针对现行国家科研资助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引入了科技悬赏奖的概念，按照设奖主体、设奖客体、获奖对象以及运作模式４个维度构建了科技悬赏奖制度框架[18]。总体来看，科技悬赏制在国际上已趋于成熟且多用于攻克技术难题，国内学者则借鉴该制度的发展经验，不断提出优化、完善揭榜挂帅的建议。

我国揭榜挂帅制度的各阶段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揭榜挂帅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可将其分为3个时期和10个关键阶段。本文对其中6个项目阶段进行问题分析，即项目征集阶段、制榜阶段、发榜阶段、论证揭榜阶段、过程监控阶段和验收阶段。

（1）项目征集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需求与企业意愿的错位限制了项目征集效果。我国揭榜挂帅制采用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自下而上征集和自上而下征集三种征集模式，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调整征集模式与征集对象，具有专业性与聚焦性，但实际上依旧难以准确把握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需求。表面上看，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企业参与度不高、政府专家库中企业专家占比过低等；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征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更关注投资回报周期短且稳定可靠的项目，且大多数企业不具备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或因行业和市场壁垒不具备成果转化能力，缺乏提出选题或参与攻关的积极性。

（2）制榜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激励及保障措施与科研主体关切的错位降低了参与积极性。资金奖励是揭榜挂帅项目主要的激励方式，主要由政府或需求方提供。一般情况下，即使是需求方出资，政府也需给予20%-30%的补贴，以充分调动需求方积极性。例如甘肃省2021年第一批揭榜挂帅项目，政府用补助资金780万元，撬动企业自筹项目资金达8908万元。但对于欠发达市（县），虽亟需推行揭榜挂帅制度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却因政府财政预算或企业投资能力不足，难以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资金奖励。近期受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等不利因素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企业营收大幅缩减，叠加知识产权、市场预先承诺、个人荣誉、容错机制等激励或保障措施的缺位或不完善，多数科研主体对揭榜挂帅项目持“围观”态度。

（3）发榜阶段存在的问题是，“软、硬件”不完善限制了“榜”的社会引导作用。政府层面提出的“榜”往往是未来科技创新重点，能引起科研主体对“榜”及相关领域的持续关注，具有强烈的引导作用。“硬件”方面，当前我国主要通过乡镇级至国家级的政府网站发布相关信息，不同平台辐射范围差异较大，部分平台存在影响力不足的情况。据部分企业反映，依靠市级平台发榜组建创新联合体，通常会因平台影响力有限而找不到合适的参研单位或不同环节参研单位水平过于参差不齐。“软件”方面，发榜的保密制度尚不完善，提高信息披露度以增强匹配度和降低披露度以保护企业商业机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到有效平衡。

（4）论证揭榜阶段存在的问题是，科研主体与项目匹配比例的不科学降低了揭榜挂帅项目成功率。每个项目筛选多少科研主体参与、哪些科研主体科研参与，是该阶段的核心问题。从提高揭榜挂帅效率与效果的角度分析，同一个榜单同时选出多个“帅”，采用不同技术路线，“赛马”式资助，可形成合作与竞争共存的理想局面。但因资金不足或未充分调研可参与揭榜的科研主体数量，多数采用“一对一”的模式，即一个项目匹配一个揭榜者。另外，当前揭榜者的筛选标准也并不完善，过于重视揭榜方资质而忽视诚信问题，对其方案又过于重视新颖性和完整性而忽略方案的可实现度。而且，部分政府存在“寻租”意愿，“灵活”的筛选标准有利于精准指定揭榜方。

（5）过程监控阶段存在的问题是，机制不匹配削弱了揭榜挂帅制度优势。“重成果、轻过程”是揭榜挂帅制的特色和优势，可赋予科研主体更多的自主权，将更多精力投入科研创新工作本身。但由于科研经费具有公共财政属性，政府必须对其支出进行监督管理，且多数采用了较为成熟的科研计划管理方式（注重过程监管），导致管理方式与其运行模式不匹配。部分项目探索开展监管模式创新，提出了依赖于现有的政府间层级关系对揭榜项目实施监管的“周报月访”机制（如绍兴市）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管（如广东省）等新型过程监控机制，但目前我国仍主要聚焦于监督管理，在支持协助方面还有待加强。

（6）验收阶段存在的问题是，精准评价难度高降低了成果的有效性。揭榜挂帅项目具有极强的目标导向性、需求导向性，精准评价成果决定了项目的实施效果。当前，我国揭榜挂帅项目评价大多采用了专家评审方式，缺乏客观性。部分项目要求参研单位积极与需求提出方或需求应用场景的实际用户对接，并将行业用户评价或应用验证报告等纳入验收加分项，但对评估结果影响相对有限。政府虽全程参与，但由于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对科研项目的走向和成果质量进行有效把控。另外，验收阶段除了要严格审查揭榜成果与揭榜任务、揭榜方案之间的匹配与差异，也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现实阻碍因素和项目研究进展酌情调整时间限制和任务要求，这进一步提升了评估难度。

我国实施揭榜挂帅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为完善揭榜挂帅制度，强化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针对当前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科技悬赏制”有益经验，建议优化完善揭榜挂帅政策。

首先，完善项目征集、遴选机制，提高“榜”的科学性、合理性。在项目征集阶段，可探索构建多途径项目选题征集机制，扩增专家库中企业专家占比，精准提高企业话语权；完善产业链链长制度，将补链、强链、延链纳入链长制，扩大企业考核范围，提升企业出题能力。在遴选阶段，可借鉴国外“科技悬赏制”相关经验，从项目是否有明确的目标、能否为竞赛参与者带来益处、能否吸引足够多的参赛者、能否加速相关科研领域发展进步、是否具备商业价值等角度对候选项目展开全面评估。选题必要性分析应多维度开展，确保遴选出的选题为“真问题”，降低需求方与揭榜方串谋风险。

第二，健全激励与保障机制，提高“榜”的吸引力。一是全面强化激励力度。可借鉴国外在实施“科技悬赏”制过程中广泛采用的“市场预先承诺”机制（大型企业提前承诺给予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金萝卜”制（提前垫付部分攻关费用，降低科研成本）等非资金激励机制，并增加对揭榜挂帅项目职称评定认可度，制定完善的知识产品划分标准。二是进一步完善激励模式，由原来一家企业参与、激励一次或两次结清，转为并行竞争、多段考核和分段激励。在揭榜终止时，再将剩余资金全部给予优胜者。同时，还需完善资金拨付机制，可参考诺贝尔基金会或广东省部分科研项目，把财政资金拨付至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的做法，建立专项资金池，并考虑委托第三方资金管理机构或成立专门资金管理委员会，对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和使用监督，避免项目资助“大小年”导致的不良资金拨付效果。三是完善容错机制。对于未完成科研目标的参研单位，若非科研失信问题，不应列入诚信异常库，也不应为其申请科技计划项目设置障碍。

第三，打造全国性发榜平台，完善保密机制。“硬件”方面，既要“强平台”，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揭榜挂帅”信息平台，设定不同层次和性质的信息发布通道，如国家层面榜单、省市层面榜单及企业层面榜单、其他榜单等，平台应向全社会公开，提高揭榜效率。也要“拓应用”，鼓励企业基于“揭榜挂帅制”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项目+人才+平台”的人才引进机制；对于各层面突破成功的技术难题信息应及时发布在平台上，促进信息共享以及攻关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此外，我国也应积极强化“软件”建设，探索通过选择性发布需求信息、建立信息公开“白名单”、签署保密协议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保密制度。

第四，优化揭榜挂帅项目与揭榜方配比，完善筛选制度。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个揭榜挂帅项目配备2-3个揭榜方，降低揭榜方资质要求、强化科研诚信考核，将具备良好的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参与揭榜挂帅项目的必备条件。对于欠发达地区无法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多对一”的问题，可由省市政府统筹组织实施揭榜挂帅项目，突出省、市级财政资金引导，强化社会资本投入和企业自筹，以开放式创新的形式聚集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完善揭榜方筛选制度，制定规范、统一、透明的筛选标准与流程，强化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的作用，加大对“借揭榜挂帅之名，行政府寻租之实”现象的治理力度。

第五，厘清揭榜方和政府的职责定位，完善组织管理模式。从揭榜方角度，应按照权责统一的思路，在技术路线选择、人力物力调度、经费使用等方面提高自主决定权。对于政府，则应继续推进其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但应避免以权力下放的形式逃避责任。政府要持续为揭榜挂帅项目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强化影响分析、完善反馈机制；也要承担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在科研目标设定、科技资源配置等方面行使好权力，并探索建立与揭榜挂帅制匹配的监管模式，如经费使用负面清单、经费使用全流程可溯源机制等。此外，还应建立科研失信“黑名单”制度，加大惩罚力度。

第六，构建公开、公正、严谨的成果评估机制。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价机制，邀请公众参与监督审核或自愿参与的审核机构主动提出审核意见，并提高用户评价的影响力，健全用户评价管理措施，保证用户评价的代表性和客观性，以全方位、多角度评价科研成果的价值与水平。聚焦关键指标和关键需求开展成果评估，强化硬指标约束作用。组织政府人员参加相关培训，提升专业素养，强化成果评估能力。

（编辑  杨利红）

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信集团在香港的投资窗口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到内地进行实业投资。经过多番实地调研，中信泰富选定位于江苏无锡的江阴钢厂进行合资，对这个年产能仅20万吨的小型钢厂投资5431万美元，在1993年成立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

30多年后，在兴澄特钢基础上组建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特钢航母，年产能超过3000万吨、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较最初增长了数百倍，形成了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与国际高端市场竞争力，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双会长单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调研中信泰富特钢后指出：“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主要是长期专注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长期坚持，没有几个企业能做到。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之路是很典型的，对未来行业发展有很强的引导作用。……现在重点总结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恰逢其时，可学、可借鉴性强。”

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敢想敢闯，选准、选好发展方向

钢铁是低门槛、强周期的传统制造业，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业在规模扩张的道路上高速驰骋，一方面支撑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我国钢铁业低端产能过剩、高端特钢依赖进口的矛盾不断累积。兴澄特钢敏锐地捕捉到特殊钢领域的市场空白，虽然生产特殊钢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极高，但附加值高，战略意义大。兴澄特钢依靠合资后的设备与管理优势，只要勇于钻研、敢于创新，就有机会在特钢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其后的30年里，从兴澄特钢到中信泰富特钢，都坚定锚定了特钢赛道，即使在普钢、优钢效益好的市场形势下也从未改变这一道路，在冶金这个传统制造业中走出一条靠先进经营模式、高素质队伍、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牢牢把握发展权

合资之初，兴澄特钢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四位一体”生产线。但因缺乏管理经验，中信泰富董事会曾经考虑请美国特钢巨头铁姆肯公司共同管理。铁姆肯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并要求控股兴澄特钢。这激发起兴澄特钢技术团队的自力更生意识：中国特钢的发展不能依靠外国公司，必须走自己的路。

兴澄特钢决心自主攻克工艺技术难关，历经数月的奋战，实现了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的生产线流程一次成功。同时使这条生产线的产能从设计的60万吨开发到100万吨，产品精度、质量都有质的飞跃，轧钢成本降低30%-40%。更重要的是，攻克难关使兴澄特钢人实现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不迷信洋专家和进口设备，不等不靠，把企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追求更高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进行自主创新。

2001年中国“入世”后，兴澄特钢靠高新技术产品和先进的管理，领到了国际市场10张“绿卡”，2002年出口特种钢7.5万吨，替代进口10万吨。此前，我国海关出口产品目录中，还没有“特钢”这一项。

目前，在市值、营收、盈利能力等一系列重要数据上，中信泰富特钢都已远远超过美国铁姆肯公司。

精益求精，将质量视作生命

最初，兴澄特钢产品质量并不稳定，专门将质量不佳的数百吨钢材切割回炉，以向全体员工展现提升质量的决心。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兴澄特钢不断把国内外高端客户的技术质量要求融入企业产品标准中，提升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使得兴澄特钢的产品不断得到认可。到2023年，仅轴承钢一个种类就做到了连续14年全球销量第一，打破了欧美国家对高端市场的垄断，在国际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延续兴澄特钢的传统，中信泰富特钢30年来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并且始终坚持每年淘汰10%的低端或低效产品，开发10%的高端和高效产品，为我国制造业的高端化转型提供了保障。

和合共生，创造中国特色经营模式

中信泰富特钢在发展中形成了“和合共生”的经营理念。所谓和合共生，对外，是与客户深度协作，共同发展；对内，是各经营管理部门联动创效，团结共进。

中信泰富特钢决策层认为，营销是与用户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对用户需求的系统化研究，瞄准技术难点开展攻关，不断改进对用户的服务，沟通领会用户心智，建立共创共赢的产业链生态。因此，中信泰富特钢产品议价能力强，用户粘度大，工艺技术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中信泰富特钢已与上百家各领域头部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国际市场打响了民族品牌。

向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钢企业迈进

并购大冶特钢，挽救百年老企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钢铁行业也进一步分化，无法跟上时代节奏的企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位于湖北黄石的大冶特钢就是其中之一。

大冶特钢的历史可追溯至晚清时期盛宣怀成立的汉冶萍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第一个自建的特殊钢厂，被称为“特钢长子”，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视察大冶特钢。但在20世纪90年代，大冶特钢未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盲目追求短期效益，导致优钢不优、特钢不特，效益下降，企业陷入严重亏损的困境。

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中信泰富收购了大冶特钢，并从兴澄特钢抽调了精干的管理队伍与技术人才，帮助大冶特钢调整经营策略。

大冶特钢一转颓势，积极围绕市场发展趋势开展经营，降低管理成本，优化工艺流程，进行技术创新，在两年时间内连续开展了48项技术改造，对生产工艺革新开展攻关，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在没有增加钢产量的情况下，大冶特钢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技术水平重回国内第一方阵。2006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调研大冶特钢后盛赞：“省委省政府对新冶钢的发展非常满意非常关注，同时新冶钢的喜人势头令省委省政府非常受鼓舞。”

组建特钢集团，携手共克时艰

2008年，中信泰富整合旗下特钢上下游资产，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统一运营特钢产业，提出了“建设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的目标。

中信泰富特钢为旗下各企业确定发展战略，统筹各企业的销售、采购与服务，避免内部竞争，争取最大效益。同时集中各企业力量开展科研创新攻关，从各企业一线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管理机构，为各生产经营条线提供可靠指导。

同年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使中信泰富特钢管理体系的竞争能力得到了验证。旗下各企业守望相助、协同共进，使中信泰富特钢在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的产销旺势，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距离。

科学并购扩张，实现多方共赢

集团化运作后，兴澄特钢与大冶特钢的经营业绩不断增长，科创成果不断涌现，中信泰富特钢吸引了许多关注，其中就有青岛市政府。

青岛特钢是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但因经营不善逐步陷入了严重亏损。对产业发达、财政宽裕的青岛市来说，持续为企业输血不是难事，但更希望企业能在优秀的管理体系下得到新的发展，中信泰富特钢正是“良配”。

2017年，青岛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由中信泰富特钢对青岛特钢行使管理经营权。重组之后，青岛特钢大宗物资采购和销售纳入特钢采购中心统一管理，不仅资金成本与采购成本得到了大幅压降，更重要的是青岛特钢吸纳了中信泰富特钢先进的文化理念、管理体系、工艺流程，组建了新的人才团队。中信泰富特钢内部的整体协同和管理考核机制在企业扭亏增盈中立竿见影。重组三个月后，通过积极的内部对标与降本增效攻关，青岛特钢就实现扭亏为盈，重振发展活力。

与整合重组青岛特钢相似的，还有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天津钢管）。天津钢管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1992年投产，专门生产薄壁无缝钢管，有350万吨产能的体量。2008年金融危机后，天津钢管连年经营亏损，历经数次重组都难有起色。

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对天津钢管实施并购，取得了生产经营管理权。

当年，天津钢管大幅减亏，2022年5月开始盈利，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成功控股天津钢管，天津钢管继续保持稳定向好势头。两年来，职工收入平均增长19%，缴税同比增加95%，极大提高了职工信心。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江苏华菱锡钢特钢有限公司（现简称靖江特钢）与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现简称浙江钢管）身上，他们都曾经营不善，在嫁接中信泰富特钢的文化与管理后迅速扭亏为盈。中信泰富特钢奠定了“并购一家，成功一家”的口碑，实实在在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制造业强国、把国企做大做强的要求。

2023年12月，南京钢铁集团加入中信集团。以“精品、规模、服务”为抓手，世界上规模最大、生产品种最多的中信泰富特钢正满怀信心走在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集团的道路上。

用科技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信泰富特钢作为国有企业，深耕特钢新材料领域，将科技创新与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些人认为国企难以在创新上有所作为。中信泰富特钢完全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中信泰富特钢提出“特钢是科技炼成的”，并将此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中信泰富特钢在制定企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都把“创新”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在集团“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党建、创新、品牌、绿色、数智、人才”六大引领战略。

2010年，中信泰富特钢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特殊钢综合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兴澄特钢研究院，以技术研发与创新带动行业革命。目前，兴澄特钢已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2013年，兴澄特钢研究院更名为中信特钢研究院兴澄分院，中信泰富特钢在其他新并购的企业中不断成立研究院分院，持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2022年，中信泰富特钢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9%，拥有中高级研究人员超过3600人。

30年来，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获得授权专利2000余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5项，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近20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获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突破“卡脖子”品种及技术14项。在国际上，2016年11月，中信泰富特钢获亚太质量组织颁发的全球卓越绩效奖最高奖项World Class Award（世界级奖）。 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兴澄工厂成功入选第11批全球“灯塔工厂”。该项目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开展遴选，并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具有榜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示范者。作为全世界特殊钢行业的第一家“灯塔工厂”，兴澄特钢代表了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央企担当和行业领先地位。

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打破了西方的垄断，填补了我国特殊钢的多项空白，每年实现几百万吨特钢的进口替代，大大降低了特钢的价格，年出口超二百万吨特钢。中信泰富特钢已经从引进性、仿制性研发向原创性研发发展，轴承钢、桥梁缆索钢等产品的性能远超过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跑地位，R6级极限性能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国防和科学事业。在国产大飞机、神舟飞船、FAST天眼、万米深井油田等国之重器中，均可见到中信泰富特钢生产的高性能特殊钢产品。

走绿色化与智能化的转型道路

作为国企，中信泰富特钢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奉行“绿色制造，制造绿色”理念，深入推进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发展。“绿色制造”是指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降低碳排放，实现源头绿色化。“制造绿色”是指开发运用于低碳产业的产品和开发具有绿色低碳性能的产品，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中信泰富特钢大力推进超低碳排放改造，实施节能减排工艺改造，发展能源高效转换技术，开展清洁能源替代。兴澄特钢、大冶特钢、青岛特钢被工信部列入第一批“绿色工厂”名单，2023年，扬州特材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天津钢管的全流程超低碳排放已通过公示。

2023年10月，中信泰富特钢凭借“汽车用特殊钢品种类规则创新实践”，引领特钢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获世界钢铁协会颁发的“生命周期评价卓越成就奖”。

新一轮产业变革迅猛发展，AIGC（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突破为其在工业上的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中信泰富特钢紧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大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力度，每年专项投资超10亿元用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其中主营企业两化融合指数上升至60以上，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83%，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84%，机器人密度达96台/万人，主营业务应用上云率达100%，关键基础设施信创率超50%，数字化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布局国产化工作，对装备、工业软件进行梳理和替换100多项，通过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解决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问题。

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

30年来，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党的领导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企业始终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员工，用政治优势来凝聚人心，保证了把国家政策要求落实到位，确保了企业的正确发展方向，也确保集团的各项制度、决策能够贯彻落实，在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中勇立潮头。

2020年，中信泰富特钢专门成立了企业党校，由党委书记、董事长钱刚出任校长，将党的理论教育在企业的重要性提到了新高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党建工作。

中信泰富特钢领导实行交叉任职，一岗双职，党的基层组织对班组实现全覆盖，党的建设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中信泰富特钢不仅实现基层党组织对班组的全覆盖，而且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保持党员先进性上，创出了自己的特色。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了企业在30年的发展中没有发生过重大决策上的失误，所形成的都是有效资产。依靠党建凝聚共识，中信泰富特钢得以在并购扩张过程中与新加入企业迅速融合、紧密团结，持续激发最广大员工群体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力。

中信泰富特钢找到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那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把对全体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作为头等大事，践行“像办学校一样办工厂”的理念。对员工和干部分门别类开展培训，全面提升员工的政治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已成为企业雷打不动的制度。中信泰富特钢党委高度重视让员工分享发展的成果，为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办理补充医疗保险，逐年调增薪酬和年金水平，办好互助帮困基金、健康保险基金，开展员工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经常邀请医学专家与知名医师赴企业开展健康科普讲座与义诊。

2023年5月20日，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在大冶特钢落成。大冶特钢的前身大冶钢铁厂于1923年便成立了中共党支部，一度成为鄂中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刘少奇、董必武、彭德怀、陈潭秋、冼星海都在这里留下了革命足迹，大冶工人还曾为抗美援朝捐献一架飞机。中信泰富特钢无比珍视这些红色资源，将红色血脉的延续视作党建工作的重点，并将党史馆打造成帮助员工重温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的堡垒。何文波在参加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揭幕时指出：“大冶特钢百年党建经历，为钢铁行业同类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样本。”

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明确了方向。步入新时代，中信泰富特钢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全力以赴前进，全面推动企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依靠企业良好基础，持续以特钢新材料服务国家战略所需，争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编辑  季节）

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国有企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更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顶梁柱”，承载着独特使命，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着眼国有企业使命任务变化的新要求，适时完善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科学调整设罝考核指标，建立量体裁衣、针对性更强的精准考核机制,是引导国有企业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使命、新任务

国有企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我国国有企业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多数部门，在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发挥着支撑保障作用，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承担基础设施建设重任、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国有企业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时代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制度下，建立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迅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保障了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独立。在国有企业的引领下，我国民生不断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产业技术体系不断升级，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国有企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加快布局结构调整，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有企业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改革发展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关键性进展，法人治理进一步完善定型，主责主业更加突出，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在服务国家战略、实现创新发展、畅通产业循环、保障社会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不断彰显。国有企业打造了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形成了一批世界级重大科技成果，国际国内竞争力大幅增强。国有企业承担起了大企业稳定我国经济增长，保供应、稳预期、稳就业、稳产业链安全的重要责任，在能源转型、节能减排，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方面也起到了表率作用,充分彰显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

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承担的新使命新任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战略阶段和环境、面临新的战略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新的战略定位，国有企业要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努力把国有企业建设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物质力量，支撑国民经济运行的骨干力量、党带领全国人民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重要力量中的顶梁柱,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器、强国基石。

进入新发展阶段，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加深对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通过优布局、谋创新、创机制、激活力，建立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形势下，有利于国有企业围绕主责主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有效投资带动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发展，助推国民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国有企业在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更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循环畅通。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骨干作用，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紧盯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难题，集中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最大限度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充分发挥安全支撑保障作用。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是打造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新国企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这些重要论述，为国有企业紧紧围绕这一党之大计、国之大计谋划推进工作，打造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国企指明了前进方向，更为完善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完善国企考核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分类考核的引导作用，着力建设一批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是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增强国企核心功能,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是聚焦主业，优化业务布局结构的需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功能，提升产业控制力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要进一步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要坚守主责、做强主业，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导带动作用，积极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确保粮食、战略性资源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健经营，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我国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发挥国家队和主力军作用。。

二是加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产业投资力度，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加快补短锻长，增强标准、品牌、商业模式、产业生态塑造能力，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更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循环畅通。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骨干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最大限度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抢占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制高点。国有企业要建立健全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中攻关以新技术、新需求、新业态为导向，着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产业技术自主可控，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在实现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经营机制，实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创新的有机融合，打造发展新动力、培育竞争新优势，持续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三是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营和整合能力的需要。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加速重组，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我国大型企业要承担起稳定和促进我国产业链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责任。国有企业既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也要进一步高水平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际经济技术融合的新途径。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沿，把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自主创新有机融合起来，向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高端不断跃进,通过增强技术、标准、规则等话语权，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持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引导国有企业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拓展产能合作新市场。加强互联互通产能和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持续扩大海外优质资源权益和基础设施，控制能力，带动中国装备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

四是着力解决制约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投入、人才、转化等突出问题的需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支持国有企业更好更多投入科技创新领域，投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原创性技术创新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创新要素集聚，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共建良好创新生态。鼓励国有企业联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承担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和用好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五是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企业家队伍的需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国有企业负责人管理体系，完善激励机制、任职考核等制度。不断提升国有企业负责人政治素质，增强引领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带头担当作为，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能力。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分类考核是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深化精细化管理、完善监管模式的主动探索，是推动中央企业深化改革，更好发挥自身功能作用、提高企业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分类考核有利于明确并有序规划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可以实现精准监管、精确考核的目标。对企业来说，分类考核有利于企业结合自身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行业特征等因素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避免功能定位错位、发展模式粗放、竞争呈现同质化等问题，为企业聚焦核心功能和主责主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对企业员工来说，分类考核为分类分层评价与分类激励机制的优化提供了条件，有利于充分调动国企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国有企业释放人才创新活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按照企业的功能作用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分类监管、分类考核，在此基础上，应该对考核办法进一步调整优化，突出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按照“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原则，将共性考核指标和个性指标结合起来，设置更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考核指标，分类引导企业践行产业引领、科技创新和安全支撑功能，充分发挥考核引导作用。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产业引领功能

目前，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以经营业绩为重点，主要是根据经审计和经审核的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经审查的统计数据，对企业负责人完成考核目标的情况进行考核，形成考核和奖惩意见，但缺乏体现企业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产业引领功能的评价。有的企业对自身功能定位不明确，在制定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上脱离了产业培育发展目标；有的企业为了追求经营业绩盲目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偏离主业和产业使命；有的企业未经充分论证就进入市场饱和的竞争性领域和行业，导致投资容易收益难，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

在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中，迫切需要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产业引领功能，围绕企业的核心功能定位，对现有的产业结构、业务结构进行梳理和调整，加强对关键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控制和引领，通过整合资源、优化产业链布局，提高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从“进”的方面看，考核应引导国有企业以国家战略为导向，聚焦主责主业，科学确定考核评价总体目标，明确国企在实现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严格控制主营业务方向在二到三个行业，引导国企聚焦重点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同时，引导国有企业在主责主业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大布局力度。建立健全特殊事项管理清单制度，对国企落实国家战略、承担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或其他产业发展相关的重点任务等、对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的特殊事项，要列入管理清单，作为考核指标确定和结果核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从“退”的方面看，考核应引导国有企业加快主辅分离，加快退出不符合企业核心功能定位的业务。面对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市场竞争格局和制度环境的深刻变化，国有企业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充分利用主业分离和辅业改制的政策红利，加强和优化主营业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功能

在国有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中，迫切需要对国有企业加强科研投入的指标体系进行优化，引导国企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是健全科技创新考核指标体系。对工业和科研等科技进步要求高的企业，在不同考核周期的指标设置上，应该增加科技创新类指标。突出考核科研投入强度、产出以及科研成果转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将研发投入视同利润，在计算净利润、经济增加值指标时予以加回，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突破、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扩大首台（套）装备和首批次新材料应用等，也可在考核中予以体现。

二是加强考核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激励。重视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激励。比如，对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的企业，在年度考核中给予考核奖励加分，并适度扩大科技创新奖励加分范围。在任期考核中，对科技创新取得突出成绩的，予以通报表扬精神激励。

三是鼓励探索创新，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投入风险，对处于竞争性行业、行业创新要求较高的国有企业，在考核中应增强容错机制的建设和实施，对因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按照“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在考核上不做负向评价，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给予企业容错、试错机会，促进企业积极规范开展高科技的创新领域的投入。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安全支撑功能

在国有企业增强安全支撑功能中，迫切需要通过分类考核引导企业加强在关键领域和关键产业的安全保障能力，包括物资储备、信息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和应急响应能力。

分类考核应对公益类企业重点考核产品服务质量、成本控制、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对商业二类企业重点考核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完成重大专项任务情况，在中央企业实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考核。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现代化的国家离不开现代化的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1世纪中叶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从国资监管的角度看，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评价的引导和指挥作用。当前，我国已经成长出一批规模巨大的超大型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创新能力、质量效益、品牌价值、治理水平和国际影响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使命新任务，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要更加突出世界一流对标考核，在指标设置、目标设定、考核计分和结果评级中，要强化国际对标、行业对标的应用，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将短板指标纳入考核。通过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力、全球影响力、现代治理和管理能力，从而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编辑  尚鸣）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对国有企业提出新的要求，包括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增强产业控制力、科技创新力、安全支撑力，等等。国有企业承担这些核心功能价值在理论上该如何理解，实践中又怎样去把握？本文提出一点思考和建议。

新时代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理论认识

近年来，伴随我国在越来越多关键领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美西方采取了“断供”“实体清单”甚至直接制裁中国企业等方式，不断强化对我国的科技遏制和封锁。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反市场的霸道行为，促进我们对全球市场竞争进行再认识。

一是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由于人口、土地、社会制度等要素缺乏跨国流动性，导致就业、税收、社会福利、安全等存在国界限制，企业跨国贸易和全球竞争呈现出很强的国别特征。当一国生产的产品更受全球市场青睐，企业群体在全球市场中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时，该国国民就能够拥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该国政府拥有更多税收、更强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从市场演化的历史看，全球市场交易原本就是国家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通过谈判商议而实现的，并非自然生成和固定不变的。因此，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企业市场竞争必然首先受限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关政策，而企业竞争是决定国家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二是创新是缔造优势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主导全球收益分配。影响一国企业群体获得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以创新为基础所获取的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高技术及其产品，是创造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来源。同时，从分配视角看，市场竞争与合作中的利益分配虽由市场自发形成，但从分配结果看往往是不平衡、不公平的，大头普遍被拥有高技术的优势企业拿走。例如，我国入榜2022年《财富》500强的大陆非金融企业（包括香港）118家，实现利润合计2847.7亿美元，甚至不及苹果、Alphabet、微软、Meta、亚马逊等5家美国高技术企业创造的利润（合计3047.2亿美元）。

三是当市场竞争将重塑分配格局时，全球市场治理存在失灵现象。市场竞争理论主要探讨效率问题，分配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能够影响或解决的问题，其原则主要是考虑公平。当企业市场竞争到一定程度并可能重塑利益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格局时，势必引发国家利益的此消彼长进而产生冲突。当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到更高阶段，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开展竞争时，势必将影响后者对全球收益的“收割”能力，进而引发其调整相关贸易竞争政策甚至直接下场打压相关企业的行为。

在此情况下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西方世界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竞争其实并不“纯粹”，当其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挑战其核心利益时，便产生全球市场治理失灵现象。这种情况下，需要国有企业在创新等方面承担起重大责任。一是这种责任是普遍性的，国内的国有、民营等企业都需要承担，国有企业分布广泛尤其集中布局于石油、电力、航空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应勇担责任、义不容辞；二是由于全球市场治理失灵，导致我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面临困难加大、成本上升、风险陡增等问题，民营企业则存在不敢投、不愿投、无力投等情况。国有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大、发展基础牢固，拥有一定的优势，需要发挥更大力量、做出更多贡献。

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相关建议

为贯彻落实好中央战略部署，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功能价值，建议：

一是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市场化改革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核心包括还原企业属性和竞争环境构建两方面。为此，新时代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功能，也应当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一方面，继续在企业微观层面深化混改、完善公司治理、三项制度改革等举措，将国有企业由合格的市场主体改造为高水平的市场竞争主体。另一方面，注重构造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竞争是市场最核心的机制，要注重支持和保护民营经济，后者是优化竞争环境的重要组成。根据计算，2005-2021年国有控股企业和私人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1，说明两者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

二是以核心技术创新作为关键抓手。面对“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产业控制力”等使命功能要求，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是核心主线和关键抓手。以苹果为例，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科技公司，能够霸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总利润的近90%，是世界上最赚钱、全球市值多年最高的跨国公司。高科技属性是其世界一流的市场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安全支撑力的坚实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的两方面特征：其一，创新是长周期的慢工细活，是日积月累的持续过程，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其二，经济发展到今天，很多尖端技术创新都依赖于全球合作，如EUV光刻机的诞生就是全球合作的结果，所以搞技术创新不能“闭门造车”。

三是充分遵循商业导向，发挥激励相容作用。国有企业是政府设立的具有特殊性质的企业，但归根结底，其根本属性仍是经济组织，商业逻辑仍应作为界定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基本原则，这里的商业逻辑并非纯利润导向，而是充分考虑了自身优劣势并衡量了投入产出效率，并且与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商业逻辑区别于非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于，需要从全社会角度予以考虑。以技术创新为例，由于我国处于追赶阶段，企业花费大量成本对部分关键技术的突破，可能导致原本掌握该关键技术产品的外国企业大幅降价，最终结果可能是从全社会角度看“收益＞成本”，而对实施技术创新的企业却是“成本＞收益”。这类技术则需要国有企业去勇于攻破，政府可实施补贴以覆盖研发成本并提供利润奖励。比如，对于类似EUV光刻机的跨领域顶级尖端技术，由于集合了众多领域的顶尖技术且极度复杂，仅在企业层面可能无法解决，需要在更高层面的联合研发。

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创新是缔造优势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主导全球收益分配，而当市场竞争将重塑分配格局时，全球市场治理存在失灵现象。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布局的普遍性及特殊优势条件，国有企业在创新等方面要承担起重大责任，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将核心技术创新作为关键抓手、充分遵循商业导向以发挥激励相容作用。

（编辑 尚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积极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军工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围绕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战略需求，在多领域突破了关键技术瓶颈，获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但和西方军工强国相比，我国军工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仍有差距，企业运营尤其是军事装备研制能力建设经费，对中央财政拨款的依赖性依旧较强。但财政拨款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国防预算等约束，因此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规范，研究军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丰富融资手段，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军工核心能力建设是对传统路径和举措进行的有益补充，对解决军工企业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条件保障中的“痛点” 和“难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军工企业融资的有益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看，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引导军工企业多元化融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发展军工企业的共同选择。

苏联在计划经济约束下，其军工企业完全依赖国家投入。为维持军工部门的运行，政府不得不削减事关民生的经济领域的投资，以满足军工企业需要。而一旦国民经济支持不下去，企业就停止了应有的发展活力，只能坐等财政预算的投入来“输血”，这种模式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

美国军工企业几乎全部是上市企业。美国政府虽然不直接持有军工企业股份，但却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体系，对军工企业进行控制和监管，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通过调整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军工企业发展，通过主权基金等国家色彩明显的机构实现间接控股[1]。

在融资模式上，美国是完全的市场机制。各军工企业在政府军备采购需求的牵引下，充分利用军事高科技给公众带来的心理预期，通过产融结合、上市融资、并购重组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为武器装备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这种体制为美国军工产业发展奠定了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此外， 美国骨干军工企业同样注重以“小核心、大协作” 压低成本。以洛克希德· 马丁的 F35 项目为例，其融资重点投向核心设计与技术标准制定，把设计和制造环节集成平台化、模块化，其他环节和部件外包，以保障技术持续领先及产品低成本高效率交付[2]。

我国承担重要功能的上市公司融资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工管理体制的变革，军工企业的融资模式也随之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融资模式经历了单一财政拨款、利用国有银行贷款和市场融资的变迁，向市场多元化融资机制方向发展。[3] 当下，我国军工上市企业融资存在一些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

我国军工企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已初步建立起多元化融资模式。但长期以来受政府主导、计划管理及资本市场相对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与非军工企业、国外军工企业相比，融资方式仍相对单一。[4] 主要体现在：(1)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及部分企业留存收益，其中财政拨款仍为融资重要来源。(2)社会资本运用较少，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低[5]。以H公司为例，2013-2021年，企业投入武器装备科研及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资金中，50%以上来源于财政拨款，资本市场增发股票融资比例仅15%左右。(3)较偏好股权融资，但融资企业数量、融资规模受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影响波动较大，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项目和投资者储备机制，导致无法利用资本市场有利窗口期。(4)“一股独大”现象仍较为突出，根据2021年底的数据统计，39家相关中央军工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达到30%以上的企业占比95%。“一股独大”有利于确保军工产业安全，但同时也制约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积极性[6]。

国拨资金拨付滞后企业需求

随着地缘政治问题加剧以及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对军备投入的持续增长，我国国防工业投入也快速增长。但伴随着军工项目不断增多，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经费的管理问题也日益突出。政府经费拨付滞后导致的垫支现象越来越普遍，垫支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也影响军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7] 以科研经费拨付管理为例，由于科研项目的技术难度、资金需求均难以把握，主管部门需要进行多轮技术论证和经费审核评审后方能办理立项批复，导致项目立项、经费概（预）算及合同签订工作艰难又漫长。

实操中，面对用户迫切需求，为保障项目研制交付进度，企业只能先行筹资垫付启动项目，并根据估计提高备料和投产比例，如投多保一等。后续研制期间，只有在正式立项后才可能给予部分启动资金，待任务通过阶段（或节点）考核后再收到第二次经费拨付。此外，超概补偿工作滞后，科研经费超概算申报工作通常在项目研制任务基本完成后才能进行，且报审过程繁琐而漫长，在项目超概未得到批复、经费未予拨付之前，项目经费垫支只能长期挂账[8]，并需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相关体制机制影响融资效率

一是投资约束机制有待优化。因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在策划资本市场融资方案中仍存在一定的“圈钱”倾向，重融资规模、轻投资产出，导致项目验收时的投资规模与产出效益不匹配，低于投资者预期。二是融资激励机制运行不畅。投资者很难获得军工企业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权，与市场上经营绩效较好的公司相比，军工企业现有的定价机制利润率相对偏低，无法吸引资金投入军品项目，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H公司利用募集资金支持核心能力建设的实施路径

（一）以战略为引领，优化能力建设顶层规划。

一是按照“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科研生产模式，坚持“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关键在手”，主动加强与用户和主机厂所的沟通，以合同负债等为抓手，将用户型号需求规划、主机厂所发展规划融入能力建设和交付规划中，梳理优化军工核心能力建设结构布局，强化研发创新和体系集成能力，形成体系效能型军工核心能力建设顶层规划，实现自上而下同部署、同规划。二是面向社会强化供应商培育，重构供应链，加大非核心能力对外转移力度，充分发挥产业链上各参与主体的技术、资金、人员优势，降低全产业链成本，缩短研制生产周期，形成“产业链、资本链”紧密相连的新时代军工产业能力建设发展体系，实现各参与者共享高科技军工产品发展成果。三是适度超前部署，满足未来发展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加快平台能力建设，提升主业动力控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能力和关键重要零部件研制生产能力，积极抢占行业制高点，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先者。

（二）以需求为牵引，完善投融资源库建设。

一是规范项目库建设，推进募投项目与国拨投资项目一体化论证。参照国拨项目论证要求，编制募投项目申报模板，统一论证内容、标准和格式，项目单位结合项目申报模板，以及国拨投资项目与募投项目各自特点和侧重，按照“五性”的规范要求进行对标申报，依托行业能力建设专家资源开展入库评审及项目一体化论证，实现在国拨立项并明确资金投入后，利用募集资金形成对国拨项目资金缺口的有效补充。 

二是常态化投资机构库建设，引入优质国有投资机构。推动企业与社会资本对接，有效引入优质投资机构，建立企业常态化投资机构信息库，形成与机构投资者良性互动对接的常态化机制。特别是在融资项目实施前，围绕让投资者“走得近、看得清、听得懂、有信心”，以项目推介会、路演、现场交流会等多种方式召开投融资对接活动，搭建企业优质项目与外部资本的沟通纽带。

（三）以精益为导向，强化投资过程精准管控。

建立矩阵式团队，夯实常态化工作机制。H公司建立以募投项目管理领导小组为核心，总部和各项目单位管理团队为支撑，中介机构专家辅助，上下联动、内外横向协同矩阵式管理团队。通过定期例会与专题会议相结合的方式，深化项目团队成员领导层与业务层协同互动，及时发布专题信息，通报和解决推进工作中出现的共性和特性问题，研究和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

细化目标管理，精细过程管控。一是以投入产出相匹配为原则建立项目基线。组织各项目实施单位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总体目标为牵引，综合研判年度工程项目的投资、进度和质量的约束条件，制定基于年度投资总目标下的月度项目建设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形成项目实施、变更和审计监督的管理基线。总部定期综合评价各项目单位实施进度及专户资金余额等因素，分期下达批复增资文件，拨付资金。二是按照“聚焦主业优化资源配置，效益导向动态调整变更”的原则，细化项目变更流程及实施路径，明确各治理主体的分层审议界面和审批程序；对重大变更进行从严把关，将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认可和公开信息披露列为项目变更的必要条件，提升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透明度，保障变更后项目的可行性、经济性。三是提升流动资金配置效率。H公司总部组织对各项目单位按经营业绩贡献程度、当前资金占用情况和未来发展对营运资金的缺口等因素进行统一滚动测算，设定三年考核期，对各单位的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和经营业绩指标进行考核评价，根据考核评价的结果做好资金分配预案。

（四）以合规为抓手，规范募集资金高效使用。

建立专项审计机制。H公司总部统筹内外部合规要求，编发募投项目专项审计指南，统一审计重点和操作规范。组建母子公司联合、分级交叉审计模式。通过审计委员会研究、审计团队交流、市场违规案例分享等形式，及时总结共享项目推进经验，规避问题重复发生，提升项目合规管理水平。

监督检查全流程覆盖。一是强化事前培训。在募资到位后，组织专题培训，通过全流程制度要点实操解析、以案促学等方式，提升合规管理意识。二是加强过程监督。项目台账化管理，对资金专户的收支进行逐笔登记，大额支出履行联签，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单独核算，如实反映项目实施进展与收益。三是加强事后评价管理，通过外部审计、保荐机构督导复核与董事会、总办会年度计划完成率评价考核相结合，实现“计划审批-实施跟踪-监督考核”闭环管理。

对承担重要功能的上市公司提升融资效率的建议

（一）完善融资制度体系，规范项目管理。

一是梳理涉及军工企业融资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不同部门规定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制度进行修订完善，提升制度的适应性。二是构建起协调完善的军工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内部经营性投资项目管理体系，从顶层制度、业务管理、流程管理、操作指导四个维度构建股权融资管理体系，明确集团、上市公司总部及各项目单位的权责界面，确保股权融资项目从项目立项、投资决策、推进实施、监督后评价的全过程闭环管理，为军工上市公司开展融资活动提供政策依据和实施指导。

（二）利用国家金融支持体系，优化军工企业公司治理。

一是分类适当放宽对部分军工企业国有股权占比的限制，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程度，借鉴西方二元股权结构的思路制定相关法规或制度，组织军工企业在章程中进一步完善军工事项特别条款，以保障国家对军工企业的关键控制，使国有股权被稀释后依然可以掌控企业发展方向和重大决策。二是为解决国拨投入滞后的问题，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引导和支持相关产业基金、主权基金（如军民融合基金、国调基金等）除加大对军工上市公司的定增、可转债等直接投资外，还可结合产品研制或者项目进展阶段，通过增资上市公司子公司分阶段跟投，待形成规模后再借助资本市场有序退出。三是优化军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支持积极股东委派董事参与管理，同时借鉴市场相关优秀案例，采取各种手段对上市公司高管进行激励，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相统一。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