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质量发展专项等系列政策、持续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一系列领域取得了可喜进展，但部分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仍待解决。鉴于此，《中共中央有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采取超常规措施，从全链条推动一系列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将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基本政策路径。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深入总结近年来在技术攻关整体战略布局上的经验教训，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使其更加适应战略布局的演进和实践的发展。
“歼灭战”模式的优劣势
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的科技攻关项目体系多采用“歼灭战”模式：行业企业在技术“弱点”环节感受到的是切肤之痛，所以组织协调和动员难度相对较小。围绕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中暴露出来的若干“卡脖子”环节，以特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多为行业领军企业和一流院校科研机构）为抓手，投入巨大资源对这些技术“弱点”聚而歼之。“歼灭战”模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攻关任务相对清晰，因而容易定义，也相对容易检验；但其劣势也很明显：
（1）技术“弱点”多是在大国博弈中暴露出来的，并按照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体系的节奏去立项和实施技术攻关。这使其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2）“卡脖子”环节多涉及上下游环节的能力短板，其中不乏长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绝非朝夕之功。但相关企业不可能为此停止运行。这进一步加剧了“远水不解近渴”的问题。
（3）近年来，美国改变了对我国的技术围堵策略，从早期的“一刀切”（半导体先进制程）转变为逐个封锁、精准加码的“掐烟头”（对人工智能模型、参数、芯片梯次封锁）。我们的“歼灭战”会因此被动拉长战线，甚至首尾不能兼顾。
以立体战思维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模式
针对这样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思考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整体战略。建议以立体战的思维方式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体系，与目前的“歼灭战”战线相配合，以三条战线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立体化布局。
一方面，从时间维度上，建立健全创新型企业直接出题、科技系统直接答题的“遭遇战”体系。这是解决“歼灭战”模式时间滞后性的关键。
企业创新和产业发展是高度动态的过程。其间遭遇的很多技术难题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暴露出来的，其具体形态往往与现有产业基础密切相关。例如在攻关高端彩超设备时，迈瑞等企业就遇到了西门子等外企从未遇到的新问题：由于芯片和其他硬件水平“先天不足”，他们必须用软件方式把超声信号充分放大，并为此开发有中国特色的算法。这类问题显然不是坐办公室的科技专家能事先计划或者预测的，而只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被偶遇”。
但现行科技体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企业打赢这种“遭遇战”的可能性。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体制内科研机构对“科研项目”和“需求/问题导向”的想象力被严重束缚：日益看重“纵向项目”（财政支持的科学基金和攻关任务）而贬低“横向项目”（企业委托研发项目），这直接导致了各类科学基金的异化；日益倾向于以经费多少来衡量和筛选“横向项目”，却不关心合作项目对产业自主可控、开辟和占领“无人区”的意义。
对此，政策设计者有必要深入了解“需求 / 问题导向”的内涵、外延与表现形式，把科技系统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含义从“做纵向 / 大项目”“发顶刊 / 英文论文”中解放出来，引导更多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科研价值观，走出“躺平”和“内卷”，做到人尽其才，更多参与到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合作中来。在实际工作中应重点考察院校和科研机构：（1）科技投入的多元化水平。推动其凭真本事、做有用事、挣市场钱，而不再一门心思吃“财政饭”；（2）人才评价的多元化水平。对解决“真问题”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原创性成果，要强化其指标性作用，为西方学术做“搬运工”式的研究和“以刊评文”“以‘帽’取人”的恶俗风气必须降温。
另一方面，从空间维度上，建立健全从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层面自主命题、以非对称创新为目标的“系统战”体系。这是应对“掐烟头”策略的关键。
技术短板的被动暴露，显然不是发现和定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在当前美国调整技术围堵策略，以“掐烟头”方式拉长我方战线、欲使我国疲于应对之际，我们更应从战略全局出发，寻找更主动高效的破局之道。
华为应对美国封锁的经验，为新时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国家整体战略提供了参考。面对美国在半导体先进制程领域的封锁，华为没有，也不可能坐等国产CPU补齐短板再上路。华为基于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1）在系统层面。以对等互联计算架构代替以CPU为中心的计算架构，降低CPU重要性；（2）在CPU层面。利用自身优势技术，优化芯片设计架构，并引入先进封装和3D堆叠，以弥补制程落后带来的性能损失。华为因此摆脱了“弱点”环节的束缚，转而在更大范围内取长补短、自主命题，这才有了达·芬奇架构、灵衢总线、超节点架构等在传统“盲区”和新兴领域的创新成果，夺回了竞争主动权。
华为的经历启示我们，应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重塑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绝不能将攻关任务视为单纯的科技工作，更不能延续跟随模仿的惯性思维：只见特定科技领域“国际前沿”的“树木”，不见现代工业产品复杂技术的“森林”，进而忽略在产品层面统筹多种技术创新、摆脱局部技术“卡脖子”的可能。
因此，新时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要建立更彻底的“系统战”思维：由相关产业部委牵头重点产业链，围绕链主企业核心产品（如华为的手机、大疆的无人机、海康威视的安防监控系统），深入理解行业趋势与市场痛点，全面梳理国内技术链和产业图谱，基于此优化产品系统构架，以系统需求定义部件性能，进而分环节精准设计“补短板”“绕短板”“做长板”“进盲区”等攻关策略，组织产学研各方“会战”。其最终目标是变被动暴露“弱点”为主动定义系统，直至在系统和“长板”环节实现非对称创新，筑牢产业竞争力根基。
（编辑 季节）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做了全面部署。政府债务作为政府投资资金、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既要有效管控风险，又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要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目标对政府债务管理的需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同时，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主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提出了要求，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等。
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上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都需要政府利用债务手段，筹集建设资金，增加投入，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政府运用国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开展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国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投入，能够有效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是我国债券市场的重要品种，其发行、流通对我国债券市场、资本市场有重要影响，是政府调节市场供给、需求的重要手段；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及其财政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政府债券已是境外合格投资者等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品种，需要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在农业农村建设方面，政府债券资金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在区域发展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债务资金项目建设，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近年来我国增加了政府债券资金投入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开展体制改革；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方面，需要通过控制债务风险，保障国家财政金融体系的安全，等等。
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债务总量增加较多。2024年我国国债余额为345723.62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75370.55亿元，其中全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473766.09亿元，包括一般债券余额165533.89亿元，专项债券余额308232.20亿元。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方面，到2023年年底，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是14.3万亿元，经过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推动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到2024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减少到10.5万亿元。2025年政府债务发行额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期。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48600亿元，比2024年增加15200亿元，通过发行国债弥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000亿元、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收入5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440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000亿元，比2024年增加800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2025年11月，我国在限额内又增发5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从债务风险来看，2023年我国政府的负债率为67%，而同一时期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18.2%，其中：日本249.7%、意大利134.6%、美国118.7%、法国109.9%、加拿大107.5%、英国100%、巴西84.7%、印度83%、德国62.7%。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23.4%。因此，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1981年恢复国内债务发行，2015年正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政府债券在筹集资金、支持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我国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券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国债来看，其问题主要有：国债与地方债结构有待优化。从2004年政府债务余额的占比看，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58%，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占42%；目前国债资金使用情况不够透明，国债资金绩效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国债品种设计（短期债券、期货）有待优化，以充分发挥其政策作用；国债收益率曲线有待进一步健全，以发挥其对金融市场的引导功能。
从地方政府债券来看，其存在的问题有：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发行期限拉长。20年期、30年期债券发行量增加，并采用最后一年还本的方式；约80%的债券为商业银行购买，风险集中度高；90%左右的专项债券项目还款来源是土地收入；发行资料可能存在质量问题；项目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债务资金闲置浪费时有发生。另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缓慢，隐性债务治理难度大。
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的政策选择
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工作：
1.加强政府债务总规模的逆周期调节，保持合理的债务水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止跌企稳的趋势，预期经济在2026年见底，2027年后可能恢复到正常运行的轨道。对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政策而言，2026年仍然要依靠政府债务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引导社会有效需求和社会预期，保证经济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在2027年经济社会运行进入常态化阶段后，要逐年降低政府债务的发行量，降低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逐步消化疫情及后期恢复时期所积累的巨额债务，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具体把握的数量界限来看，在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情况下，在2027年以后，可以将我国政府的负债率控制在90%以内，并建立新的债务率和负债率警戒线指标。
2.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在国债与地方债结构的优化方面，进一步调整中央政府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比例，建立政府债务以中央政府债务为主，地方政府债务为辅的基本格局。逐步将国债余额在政府债券余额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70%左右。其次，优化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结构。逐步压缩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大致将其发行比例控制在60%，严格防范和控制专项债券的风险。再次，优化专项债券内部结构。目前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范围需要根据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部分更贴近于市场化、适合企业投资的项目，退出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范围；对于公益性程度高，项目实际现金流较低，收益难以覆盖其成本的项目，调整为由一般债券资金建设。
3.加强政府债务资金的绩效管理，从根本上防范风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首先，建立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绩效管理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制定专门的《国债资金支出绩效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建设项目绩效管理办法》。在绩效管理制度中，对国债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支出的绩效管理目标、绩效管理原则、绩效管理方法、绩效管理程序、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报告制度，以及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次，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制度。从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重点需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的改革：第一，重视专项债券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价。第二，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的现场绩效监控。第三，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4.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举债的权责利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首先，进一步完善省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政府债务负总责制度。通过完善管理制度，省级党委和政府通过省级债务领导小组（债务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对辖区市县债务风险进行监测、预警和救助，保证全省债务风险处于安全线以内。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处于高风险区域的市县领导，省级党委和政府及时进行约谈、预警，督促市县政府有效管控债务增长速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到期债务本金偿还比例，努力降低债务率，防止债务违约。建立权责利相结合的债务管理体制，对于发生违规违纪举借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力的市县领导，进行相应的处罚。其次，落实市县政府对所举借债务还本付息的责任。进一步完善省级政府对市县政府债务转贷协议的内容，要求市县政府在自己财力许可范围内申请和发行债务，并对所举借的债务承担直接的还本付息责任。债务还本付息的责任与市县党政领导的政绩考核、职务升迁直接挂钩。形成市县政府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次，加快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和出清的步伐，坚决遏制隐性债务的增长。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们要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全面提升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为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
当前全球能源产业处于深度转型变革时期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绿色低碳、数智化、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既是各国的共同目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是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2014年至2024年，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13.6%增长至19.1%；同期，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达到20%。2024至2025年，全球电力消费年增长率约4%，高于GDP3.2%的增长率。据国际能源署等机构预测，2025年全球电力增量的75%为光伏与风电，2026年清洁能源发电量将满足全球所有新增电力需求。2050年全球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将达30%，中国达到60%以上，届时中国、美国与欧洲电力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18万亿千瓦时、5.5万亿千瓦时和10万亿千瓦时，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发展中实现能源转型与安全供给。据英国能源研究院报告，在化石能源体系下，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合计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74.1%、61.1%和8.7%，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化石能源资源拥有国掌握了能源发展的绝对话语权。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未来能源消费将快速增长，但缺乏化石能源资源，面临能源供给“卡脖子”的风险。然而，受益于全球风光资源分布相对均衡，新能源将颠覆传统能源的“资源属性”，转变成“科技属性”，引领全球能源均衡发展。据初步统计，“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近期规划新能源装机超过6.4亿千瓦，总投资超过6400亿美元。
我国在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绝对竞争优势。当前，我国已建成完备的风电、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拥有全球最大的全产业链集群和装备制造基地，可为全球贡献超80%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项目平均度电成本累计降幅分别超60%和80%，很大程度归功于中国。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销量渗透率达40.9%，占全球销量的比重超70.5%；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车量全球占比近60%，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出货量全球占比超70%。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将为全球碳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能源体系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2024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71.9%和41.8%，油气增储上产的空间十分有限。据测算，我国100米高度的风电技术可开发量约109.4亿千瓦，光伏技术可开发量达456.1亿千瓦，新能源资源禀赋近乎无限，潜在年发电量将达95.84万亿千瓦时，约为2024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的9.8倍，预计为2060年全国电力需求的6倍。因此，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减少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
新型能源体系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能源行业规模大、链条长、覆盖面广、带动效应强，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畅通国内外双循环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期，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必须加快构建富有韧性、坚强可靠的能源产业链。通过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打造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全新能源底座，巩固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推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以配电网建设为例，预计到2050年，全国配电网累计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对优化经济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拉动作用显著。
新型能源体系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跑者和主要贡献国。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在全球的占比均超40%，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4.9个百分点，中国贡献约45.2%。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8亿千瓦，中国贡献约64%，中国能源转型投资达818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目前，我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合作，核电、水电、新能源等标志性项目接连投产，2024年出口风电光伏产品助他国减排二氧化碳超10亿吨。未来，我国将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集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优势，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经济社会转型整体方案，实现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技术和方案并举转变，携手各国共建可持续能源的未来。
新型能源体系是构建国际金融新结算体系的重要抓手。新能源崛起削弱了石油的能源主体地位，“石油美元”日趋式微。未来，以“新能源+”生产的电力及派生产品，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贸易商品。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金融市场，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地位。2024年，中国碳市场覆盖排放量为52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超40%，而同期欧盟碳市场覆盖排放量为16.8亿吨，占欧盟总排放量的43%。2024年中国碳市场交易额为181.14亿元人民币，而欧盟达到7700亿欧元（约合6.13万亿人民币）。未来，全球贸易体系需寻找新国际结算货币，我国可借助体量优势，结合数字人民币推广应用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超前部署人民币国际化锚定物，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
新型能源体系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建议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完善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一是推进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完善电价体系，充分释放电力价格信号，为各类主体参与交易创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开放配售电业务的投资和创新，推动新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电力建设的投资活力，促进增量配电网、微电网、虚拟电厂、源网荷储一体化等业态的投资建设和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输配电价和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机制，合理测算核定“过网费”，推动更多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
大力培育能源绿色低碳消费新模式，牵引重构支撑能源结构转型。一是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配额落地，将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目标科学分解至各行政区域、行业、企业，促进终端用户参与配额指标完成。二是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监测、评估和考核机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对未完成配额任务采取相应处罚，提升配额制度的约束力。三是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在认证结果中定量化体现产品绿色价值，推动其在国内广泛采信，在国际贸易中结果互认。
加快培育能源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开展典型应用场景试点示范与推广。一是开展分布式智能电网示范建设，在大电网末端、新能源富集乡村、高比例新能源供电园区等区域，探索建设分布式智能电网项目，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实现与大电网融合发展。二是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区，依托绿电铝、绿氢、数据中心等高载能产业，开展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传递绿电价值，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与高载能产业转型。三是推广用户侧综合智慧能源示范项目，加强用户侧灵活性调节资源建设，引入可中断负荷、普及虚拟电厂，推动用户侧深度参与电力系统平衡。
推进全国统一碳市场规范建设，高标准建立完善碳计量、碳认证体系。一是分阶段、分步骤地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建材、化工、航空等重点用能行业，逐步引入碳配额有偿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作用，使全社会的降碳成本最小化。二是建立并完善碳计量、碳认证体系，加快制定涵盖不同行业、不同排放源的统一碳计量标准和方法，研发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碳排放监测设备和计量技术，建立健全碳排放监测、计量、核算、核查、认证体系。三是加强电碳市场协同，科学设计绿电、绿证与碳排放指标互认和抵扣机制，搭建绿证核发、交易、核销的全生命周期的追踪、认证系统，有序衔接各类终端产品绿色低碳认证机制。
（编辑 宋斌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并强调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化”即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被确定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应该坚持的“方向”，对于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三化”的内涵
推进“三化”联动，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三化”的内涵。
所谓智能化，是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动力，将数据、算力、算法等新型要素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全流程。通过全面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现一切过程数据化、万物互联和智能决策。这不仅表现为生产线上“机器换人”或局部环节数字化，更在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构建智能感知、智能决策、高效协同的智慧产业生态。
所谓绿色化，是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生态维度强调环境友好、资源可持续；在经济维度构建低碳循环的生产体系，实现降碳、减污、增效；在社会维度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让人人成为绿色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所谓融合化，是对产业或行业区隔发展方式的突破与要素资源的跨界系统整合，形成从“物理叠加”转向“化学聚变”的产业新形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边界消融，由传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立转向“制造＋服务＋数字”的复合业态；二是技术创新穿透，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交叉渗透，催生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产业；三是资源配置的协同，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通过数据链接和AI赋能，实现要素跨界优化配置，创造新的价值。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资源环境约束和产业升级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它们之间具有协同共生互促的关系。没有智能化，绿色化难以得到技术支撑，融合化无法解决互联互通和跨界资源配置的难题；没有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都将会面临价值导向和能否可持续的问题；没有融合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就不能在根本上推动生产力的“新质”跃迁，也无法实现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升级。三者协同并进、相互依存，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构建高质量、高效率、低碳、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特征
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现代化产业体系一般具备以下四大特征：
一是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实体经济是经济大国的立身之本，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和脊梁。虽然发达国家都具有发达的服务业，但没有不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即便是美国，虽然近年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显示出对经济空心化的忧虑，它仍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大国、强国。我国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还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这意味着必须避免产业“脱实向虚”和空心化倾向，持续保持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在GDP中的合理比重，巩固我国产业体系门类齐全、配套完备的优势。历史表明，没有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就没有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强国。
二是制造业为骨干。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就已成为经济中最核心、最关键，也是生产能力最强的产业部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制造业现代化、高端化的过程。虽然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普遍高于70%，制造业似乎成为“夕阳部门”，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经历了多轮结构升级、与高端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承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其定位、特征与发展逻辑，既反映了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也体现了发达国家维护技术优势、经济安全和价值链主导权的战略选择。在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更显示出我国强大制造业体系的“压舱石”的关键作用。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业、高端服务业，从国际产业分工角度来说，得到了居于制造业价值链顶端地位的强力支撑。美国如果没有构建起制造业价值链顶端的地位，金融业会如何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取得的伟大进步，集中体现在制造业的不断进步和蓬勃发展，现代化强国的“强”必须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基础上。
三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尤其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又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双向互促，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加速转化。创新驱动贯穿于产业体系的各环节，是产业体系先进性和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四是以开放合作为支撑。虽然近几年国际贸易纠纷和贸易壁垒有所抬头，但产业体系高度全球化的事实没有改变，资源全球配置、生产全球分工、市场全球互联的趋势不会扭转。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同时融入全球大循环，实现内外联通、协同发展。
以上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实体经济是发展根基，先进制造业构成骨架，创新驱动注入不竭动力，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能够共同支撑起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
“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一是互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各自侧重不同维度，在产业转型中形成优势互补。智能化聚焦提升效率和生产力，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绿色化侧重降低资源环境代价，为发展设定生态约束；融合化致力于打通要素流动渠道，提升体系整体效能。三者对应“效率—生态—协同”三大命题。
二是互促。三化之间相互促进、耦合增效，产生1＋1＞2的联动效应。智能化为绿色化和融合化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实现碳排放监测和能效优化，提升绿色转型效率，同时构建起产业融合所需的信息互通、实时协同的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则为智能化和融合化指明方向约束，它要求智能技术朝着节能低碳方向演进，并促使融合发展遵循循环经济原则，确保产业发展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融合化为智能化和绿色化构建广阔场景，如AI＋应用渗透千行百业，既是智能化本身的进步，也为绿色技术提供了大规模、系统化落地的平台。
三是共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者最终融合成一个有机体系，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核，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质变跃升的核心动力，体现了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形态的有机统一。如果割裂开来，任何单一维度的进步都难以持续。缺少绿色底线的智能化可能陷入高能耗陷阱，缺少融合牵引的智能化难以大范围赋能传统产业，缺少智能支撑的绿色化转型则可能缓慢而低效。
“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协调发展，通过相互促进实现倍增效应，最终在共生融合中实现产业体系的系统跃升。
四、“三化”联动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
“三化”联动依靠以下四方面机制实现：
（一）以智能化构建“数字引擎”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技术迭代和流程优化，大幅提升生产经营质效。依靠人工智能、机器人实现决策优化和流程再造，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企业管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实现精益管理。在供给侧，通过智能化提升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在需求侧，通过数字化连接生产与消费，实现按需生产和柔性制造，科学管理库存，优化配置产能。
通过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重构传统要素体系。数据作为生产资料通过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环节，转化为质量、效率和效益的提升，创造价值。“数据驱动”的研发、设计、制造模式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实时优化配置，形成以数据、知识、技术等为核心的新型要素体系，推动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力”扩展为“资本＋劳动力＋数据＋知识”的新形态。“数字引擎”带动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得到不断提升，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动能。
（二）以绿色化筑牢产业体系的“生态底盘”
绿色化可以通过建立碳排放和环境容量约束机制，以市场和政策“双轮”驱动产业转型。运用价格机制和产权交易机制，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一方面，通过碳配额、碳资产交易机制和碳价信号，引导企业主动减排。同时，推进用能权、排污权交易试点。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围绕降碳、减污、节能、增绿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此外，实行差别化电价、水价等政策，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收取更高费用。通过这些市场化手段，外部环境成本可以逐步内部化，使企业的环境贡献获得真金白银回报，反之则付出更高成本。通过“政策约束＋市场激励”促使企业将绿色发展纳入经营目标，把绿色转型变成“我要干”的内生行动，而非“要我干”的被动应付。绿色发展机制引导产业进步过程中始终守住生态环保底线，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铸牢“生态底盘”。
（三）以融合化打通产业体系的“协同经脉”
融合化发展正如火如荼。制造业企业向服务领域拓展，延伸产业链至研发设计、营销服务、运维支持等环节，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变。不同产业之间通过技术和数据的媒介实现融合跨界渗透，催生全新业态与新产业。新兴技术领域相互融合，形成“技术＋技术”的复合产业，如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了汽车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技术，生物医药融合了生物技术和大数据，智慧城市融合了建筑、交通与数字技术。不同技术、产业交叉叠加，诞生“新物种”，推动了产业分类由传统三大产业向更复杂的网络演化。如“数字农业”融合农业与物联网，实现精准种植；“互联网金融”融合金融与IT，创造全新金融服务模式。
数字技术和数据是融合化的重要力量，既似“溶剂”，又像“粘合剂”，还如“催化剂”，形成千行万业的互跨和重叠，甚至边界模糊消失的局面，跨行跨业嫁接创造新的场景，催化产生新需求、新供给。AI+应用场景正在造就新的增长点和就业空间。融合化通过跨产业渗透，打通了产业体系的“协同经脉”，从而整体抬升产业体系的创新性和灵活性。
（四）以“联动”激发“加持效应”
当智能技术、绿色技术与融合发展相结合时，通过相互交织、协同共生，产生“1＋1＋1＞3”的协同效应，这既是新质生产力的“质”之新所在，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底层逻辑。“智能化＋绿色化”可以创造技术乘法效应，数字技术为节能减排助力，大数据分析提升环境治理精准度；同时绿色需求也反过来刺激智能技术创新，如发展面向低功耗、高能效的AI芯片。另一方面，“智能化＋融合化”能够放大数字技术的渗透力，产业融合为智能化提供了海量应用场景和数据来源，AI得以在更多行业中训练迭代，不断自我强化；而智能化降低了跨行业协作的沟通成本，使融合更加顺畅。再者，“绿色化＋融合化”催生技术嬗变，跨产业协同有助于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和工业共生网络，一个行业的废弃物可能成为另一个行业的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多产业协同攻关能源替代和碳减排技术，加快绿色技术迭代。
综上，智能化使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显著提高，绿色化降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成本，使增长更具持续性，融合化创造了更多增值服务和新业态。“三化”联动赋能的新质生产力将优化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而非仅靠要素投入扩张，推动产业发展建立自我进化和持续创新的内在机制，能够在动态演进中不断实现更大规模、更高效率、更优质量、更好效率，构建起骨干强壮、血肉丰满、精气神十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阶段。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经济命脉所在，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支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事关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如何理解“制造业合理比重”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绝不能简单理解为“比重不下降”或“比重越高越好”，更不能通过抑制服务业发展来维持制造业比重。
第一，合理比重不等于比重刚性不降，关键在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衡量制造业是否处于合理水平，不能只看其在GDP中的名义占比，更要看产业链供应链是否安全可控、韧性充足，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是否安全可靠。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某些西方国家在关税、投资、技术和规则等方面对我国实施遏制打压；面对挑战，我国保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尤为重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根本在于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攻关与产业化应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更要关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在关键领域的市场份额以及技术与标准主导力。
第二，合理比重更应体现在“质”，而不是简单的“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核心，是结构优化与能级提升。一方面，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和附加值。衡量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应更加关注高端制造业占比、高附加值环节占比、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低碳水平，而不仅是制造业整体在GDP中的比例。
第三，必须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的重要来源。通过发展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工业软件、品牌营销、金融保险、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要守住制造业根基，又要做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新支柱”，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发展，而不是以抑制服务业的增长来保持制造业比重。
第四，合理比重离不开平稳有序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是经济结构升级的客观过程。随着产业升级，低端制造岗位将会逐步减少，而高技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岗位比重将逐步提高。这一过程必须坚持“先立后破、平稳衔接”，避免出现制造业岗位骤减、劳动者无序转移，防止出现严重失业或大规模低质量就业，尤其要警惕出现“过早去工业化”和“服务业低端化”并存状况。稳住制造业的就业占比，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基础。制造业工资水平一般高于低端服务业，且生产率提升较快，能够支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的繁荣，同样依托坚实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守住制造业根基、做强现代服务业，才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增强经济安全韧性。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挑战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深化，从关税壁垒扩展至科技、投资等全方位博弈，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和国际市场开拓形成严重制约。美国通过“小院高墙”政策，联合盟友对我国实施技术断供和市场封锁，重点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复杂化，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供应链重构的严重挑战，迫使企业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艰难平衡，增加了经营成本和不确定性。
第二，产业外迁趋势日益明显，给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压力。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通过政策补贴和贸易摩擦等措施吸引或逼迫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凭借较低的生产成本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面临“双向挤压”，部分外资企业开始将生产线迁出中国，寻求“中国+1”或多元化布局策略。产业外迁不仅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还将削弱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瓶颈。内需不足迫使众多制造企业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种依赖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破解内需不足的困局，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成为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基础保障。
第四，“内卷式”竞争加剧了制造业发展困境。我国制造业企业数量众多，市场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为争夺有限市场份额，企业往往采取低价竞争策略，导致产品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既阻碍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也使得整个行业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恶性循环。尤其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品牌价值低、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尤为突出，制约了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步伐。
政策建议
一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积极扩大内需，对冲外需可能的下滑。财政政策方面，要充分考虑化债和房地产的抵消效应，扩张程度要足以抵消房地产下行的收入缺口、化债占用的资源和城投债净偿还的收缩效应，建议财政赤字率不低于4%，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化债方式。货币政策方面，建议充分利用美联储降息的时间窗口，进一步降准降息。房地产政策方面，建议采取超常规、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推动房地产市场尽快实现“止跌回稳”。提振消费方面，建议构建消费导向型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真正破题，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二是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大力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秉承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1）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对不公正做法主动起诉，并积极应对被诉案件。（2）增强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约束力，让双方在贸易往来中实现互利共赢。帮助新兴市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同时也带动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3）建立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出口企业与国外供应商长期合作，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全球供应链协同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赢。
三是通过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引导核心环节和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1）做好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工作，减轻产业外迁的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向中西部劳动力丰富、区位交通便利的地区转移，东部地区重点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2）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既能将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土，又能加强外迁产业对中国核心环节的依赖性。（3）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控制传统产业外迁速度和规模。我国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应被视为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应放任传统产业快速迁出，要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四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改善企业盈利能力。（1）提高技术标准，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2）支持行业并购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善供求关系，防止“内卷式”竞争。（3）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转变地方政府职能，防止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政策的“逐底竞争”，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
（编辑 季节）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农业强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调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树立大农业观，强调农业不仅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者，更是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文化传承和综合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
“大农业观”的提出与农业的多功能性
大农业观为农业和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1992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摆脱贫困》中写道：“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大农业是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是一种以农业为核心，跨越行业边界、多功能、开放式的大产业，这与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业有本质区别。大农业观的提出将带动传统农业认知的升级，农业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生产活动，还承载着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发展与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大农业观聚焦于农业的多元价值与综合价值，强调农业在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功能。在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的指导下，农业发展应多维度综合考量，兼顾多功能价值和多产业链接，推动产业融合与城乡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一）农业多功能价值再现的实践进路
多位一体、多元共进是大农业观的核心逻辑，要求我们着力拓展农业功能，通过挖掘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文化价值，促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农业相关的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同时农业应当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通过合理的农业活动，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农业，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大农业观下的农业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生态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多元产业链重塑的战略布局
大农业观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农业的生产价值，挖掘出更多可供农业发展的产业空间。在上游环节，农业发展需要聚焦于“提质增效”，向生态化、智慧化转型，中游应着力突破农产品的加工与流通瓶颈，通过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搭建高效冷链物流网络与数字化流通平台，解决产销衔接不畅问题，下游环节则需深度对接市场需求，拓展农业的消费与服务属性。在大农业观的指导下，这种上中下游贯通的建设模式，能够让农业摆脱单一生产依赖，形成“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催生出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乡村旅游、农事体验等多元产业空间，真正释放大农业的综合价值。
大农业观视域下“三农”发展的新态势
大农业观既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三农”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契机。多元化的产业链丰富了农业产业的内涵，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不断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机遇，“三农”潜在的多元与多功能使得过去被忽视的农业农村资源被重新利用与激活，“三农”综合价值正实现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形成符合大农业观要求的五种“三农”发展实践样态。
（一）都市农业：城乡要素流通与融合发展
都市农业特指位于大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依托城市资源与需求开展的多功能、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形态。都市农业既满足城市食品供给，又通过生态调节、休闲教育等多元功能提升城市宜居性。同时，作为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都市农业是保障大城市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战略基石，能增强城市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更是城乡要素流通的关键载体；通过资源跨界整合、生产组织与空间布局优化，推动城乡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未来，随着科技进步与需求升级，都市农业将在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城乡融合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战略作用。
（二）休闲农业：悠闲生活的田园交响曲
休闲农业以农业生产、乡村风貌、农家生活与文化为基础，是农业与旅游融合的新型农业形态，契合都市人群田园休闲需求，与都市农业存在功能交叉。依托乡土资源与乡村文化，休闲农业通过整合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深度联动旅游、教育等产业实现协同发展，闲置宅基地与农田为其提供发展空间，现代农业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旅游接待实现增收。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休闲农业不仅为企业创造投资空间，更推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村公共设施改善，以突出的社会文化功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三）数字农业：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度转型
数字农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度转变和农业收益的增加。数字农业强调实现农业精细化管理，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农业生产进行全程监控和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农产品生产者在数字经济时代掌握现代数字化生产技术和销售工具，成为“新农人”。这种模式在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同时，也对农产品销售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数商兴农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赋能农村商务发展，实现涉农商务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数字化和产业振兴。
（四）康养农业：让农业养身又养心
康养农业作为一种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将农业生产与照护服务相结合的新型产业，遵循的农业模式是农业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的有机融合，在充分运用农业多功能性的基础上实现其综合价值，融合了健康农产品、农业风光和生态体验，旨在通过提供健康食品和生活服务，促进人民健康生活，这一农业模式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求，还通过创新和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五）创意农业：文化赋能的绿色新潮
创意农业是指有效地将科技和人文要素融入农业生产，进一步拓展农业功能、整合资源，把传统农业发展为融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具体来讲，创意农业通过农产品的创意、景观的创意、激活民俗文化、凝练主题文化等实现对农业的创意改造和创新建设，进而完成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创意农业对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将驱动创意农业发展模式不断演进和优化。
大农业观带来“三农”综合价值的挖掘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突破传统农业单一功能的限制，将其视为一个综合系统，充分利用乡村各种资源，拓展农业的多元功能价值，不仅关注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的统一，向多功能的大农业转型。大农业观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农业多功能性和综合价值的理解，还强调了农业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强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农业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和再分配，用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投入，使农业农村能够真正盈利，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同进步。
未来，农业发展必然以大农业观为指导，一方面持续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拓展多元价值；另一方面，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农业科技创新、生产方式变革，破解农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推动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吸引更多的技术、数据、人才等新型要素向农村下沉，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让农业在实现人类福祉、维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进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共同繁荣提供坚实保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基础支撑。
（编辑 尚鸣）
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落实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将创新放在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突破了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数字化技术绿色化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阶段化持续推进，产品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自主品牌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结构进一步优化完善，产业区域空间布局初步显现，一批创新领军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制造业的骨干地位更加突出
制造业规模优势显著。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4.87%，十年来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从制造强国指数看，规模指数2023年为60.66，依然保持规模优势；从企业数量看，2024 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量为 47.69万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3.21%，相比2016年增加了37.43%，提高了1.61个百分点，制造业成为市场投资的主要方向。从资产经营来看，2024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总资产为133.23万亿元，营业收入为119.2万亿元，相比2016年分别增长了38.2%、14.7%，制造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营收保持稳步提升。从投资来看，2024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52.53万亿元，2023年全国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4.4万亿元，占全社会设备投资的70%以上，实体经济是资本投资的主要拉动项，制造业是设备投资的主体。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一；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33.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相比2016年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从产品产量看，钢铁、水泥、电解铝、工业机器人、平板玻璃、化纤等占全球比重均超过50%，工业母机产业从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全球居首，光伏组件、风电设备占全球份额60%以上，手机、计算机产量占到全球份额90%以上，均稳居全球首位。从出口来看，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15.4 万亿元，相比2016年增长了29.41%，制造业产品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由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型。2024年芯片出口量2981.1亿块，出口金额1594.99亿美元，相比2016年分别增长64.8%、160.23%，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大幅提升。
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持续优化。一是传统产业的优势地位依然保持，传统制造业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作用不断强化。以轻工业为例，2024年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14万家，实现营业收入23.2万亿元，利润1.5万亿元，带动就业1792万人，相比2016年企业数量增长了25%。数字技术逐步渗透到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推动了传统产业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的跨越式发展，一批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如某钢铁企业智能生产线使生产效率提升约 20%，生产成本降低10%。绿色制造成为传统产业摆脱高污染、高能耗的主要方式，企业通过运用绿色先进工艺、绿色设计开展技术改造，开展全生命周期资源利用，有效推动产业低碳转型，构筑绿色竞争新优势。目前，纺织行业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量2%，不到全球排放占比的20%。积极布局应用前沿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攻关迈入产业链高端，例如通过酵母发酵生产青蒿素，相当于节约 3 万亩耕地，大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二是新兴产业增长动能强劲。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动力，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柱地位已经形成，有力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2024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24.29万亿元，占GDP比重18.01%，比同期GDP增速高2.5个百分点，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动能。截至2023年9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总数超过200万家， 2024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在上市公司市场占比54.15%，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2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7%。从细分领域来看，2024年，我国新材料产值8.7万亿元，占全球新材料总产值约30%，稀土功能材料、超硬材料、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等技术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24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1.6万亿元，智能制造装备产量持续位于全球前列，推动经济新动能不断茁壮发展。三是未来产业布局态势显现。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以技术突破为核心、场景应用为载体，催生多元创新生态的培育路径将加速工程化产业化步伐，助力形成若干万亿级新的产业增长点。
交通、物流、能源等支撑体系质效跃升。第一，我国已建成庞大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铁路、公路、航空、水运枢纽体系健全，包括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和国内首个货运专用机场，运输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周转量3.589万亿吨公里，相比2016年增长50.7%，全国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35万标箱，相比2016年增长3.87倍，全国民航运输机场货邮吞吐量达 2005.8 万吨，相比2016年增长超过2倍。通过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物流智能化设施广泛应用，现代物流衔接效率提升，降本增效显著，有效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链条畅通；2024年社会物流总费用19万亿元，占 GDP 的14.1%，相比2016年下降0.8个百分点。第二，我国能源装备产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能源安全高效支撑经济平稳运行，为制造业生产、数据中心算力输出、服务业数字化运营等全行业提供了基础动力。2024年，我国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约为33.5 亿千瓦，比2016年增长了103.5%。同时，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绿色转型，新能源新增占比不断提高，有力促进产业体系绿色化转型。第三，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从基础覆盖到高质量升级，基础传输网络、无线通信网络和算力设施实现规模和质量的双重发展，截至2024年，5G基站达到425万个，融入国民经济80个大类；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2024年，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有序推进，算力总规模达 280EFLOPS，算力应用项目超 1.3 万个，建设 246个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强，202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59%，低于美、德3%以上的水平；科研成果转化率为39.60%，远低于美国50%的水平。二是利润效益增长与规模增长之间仍然不均衡，规模增长依然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拉动力，有数据显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 0.37，美国、德国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3-4倍；我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数量已超过美国，但平均利润率不足美国的60%，平均利润额不到美国的一半。三是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支柱产业，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领域中万亿级产业仍然较少。四是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问题仍然存在，当前依然存在六大“卡脖子”难题：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工业母机、航空发动机、新材料、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及工业软件六大“卡脖子”难题依然严峻。五是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滞后，2024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28%，与美国的50%、欧盟的40%差距较大。六是物流降本增效仍有较大空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14.1%，与美国、日本7%—8%相比差距巨大。
新形势和新挑战
外部环境深刻复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不确定性与风险挑战日益攀升，深刻影响着各国的产业发展路径与国际合作走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外部环境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正在从追求发展效率的全球化分工模式向安全、自主的区域化合作模式转变。美国《未来工业发展规划》《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德国《工业战略2030》、法国《新工业法国计划》等战略的出台，表明了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制造业发展，纷纷开启制造业回流，多个跨国公司改变传统业务布局、形成多个区域集团，制造业竞争核心已从规模转向创新能力与产业链韧性。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大力发展本国产业。同时，区域战争持续爆发，也使得资源供给从稳定向趋紧转变，锂、钴、稀土等支撑制造业升级与能源转型的战略性关键矿产流动受限，供需失衡的压力持续传导，既推高资源价格，也给依赖外部资源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持续的不确定性。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从工业革命发展史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推动蒸汽作为主要的工业驱动力，使得英国成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石油和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推动了电力的发展，电能带来了工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改变了国际工业格局；第三次工业革命，铀和硅资源的出现，促进了原子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挥，补充了电能的绿色来源，同时由硅而发展的集成电路产业，推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科技已经深入到产业的各个行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两次跃升，进而开启和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逐层推进，大量数据被采集、存储、传输，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具备了价值创造的属性，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之一，同时能源技术也在发生深刻变革，核电、风电、水电、光伏等新能源与抽水蓄能、氢储能等储能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发电—用电”逐渐向“发电—储能—用能”的新格局转变，有效促进了智能电网优化、生产用能安全和绿色能源发展。数据资源和新能源储能技术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注入决定性动能，正在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底层发展逻辑
我国制造业下一步发展重点目标和任务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要将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避免“脱实向虚”倾向导致制造业过快下滑；合理区间可设置在20%—25%之间，工业大省大市也应设置合理区间，参考值为30%—40%。
优化要素投入机制。强化要素资源保障，动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配置，引导各类要素向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合理降低制造业税费，降低制造业成本负担，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鼓励制造业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降低利息费用支出，探索基于亩均产值、亩均利润的工业用地改革，保障产业用地空间，完善制造业人才激励机制，引导大专院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健全数据要素治理制度，释放企业数据价值。
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产业为科技提供丰富的场景，科技为产业带来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需求，要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保障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与安全，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部署科技创新。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仪器仪表、工业基础软件等核心瓶颈制约，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整合科技领域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集中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短板”产品和关键技术，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富饶的生长土壤，将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的创新动能高效转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胜势。瞄准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新材料，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突破，变革科技创新组织模式，探索企业出题、高校联合的新模式，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打造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
优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布局基础性研究，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中试验证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创新平台定位和布局，推动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支持链主企业建设高水平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凝练产业科技问题、解决产业科技问题，培养产业科技人才，支持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创新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推动新应用场景创新，加强智能产品、绿色产品研发和产品迭代升级。
着力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是稳经济、增就业、提升国力的核心产业。当前我国支柱产业多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新兴支柱产业多具备知识技术密集、效益好的特征，既能催生万亿级市场，破解传统产业增长瓶颈，又能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壮大。我国已经形成若干个处于世界领先和先进的产业，信息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家电、纺织、航天装备、节能汽车、钢铁、石化、建材等产业已经走在全球发展的前列。未来十年，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绿色能源装备与系统、新材料、仪器仪表、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装备、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农业装备、智能家具与现代纺织服装等11个重点产业形成规模化突破，建成新兴支柱产业。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矩阵式”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一方面，在产业链“纵向”的链式突破，以产业链为整体单位，围绕薄弱环节开展协同攻关、应用同步迭代、供需融合对接，另一方面，在共性产品和技术“横向”的能力提升，加大跨行业共性技术能力供给，扩大共性产品和技术外溢。围绕正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检验能力、质量控制、用户需求理解和人才梯队等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能力建设。
以集群化构建强化新兴产业竞争优势。先进制造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集群化发展是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关键路径。一方面，持续做大做强80家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围绕集群聚集要素资源，支持每一个国家集群均有一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一家排名世界前三的龙头企业、一个国际知名品牌和至少一条具备自主可控能力的完整产业链。另一方面，建立产业链协同机制，培育 “链主” 企业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深化跨区域跨产业链协同机制，推动建立更广域的产业体系，形成更大的产业合作网络，实现分工互补。
以场景化应用拓展激活新兴产业市场空间。聚焦社会经济痛点，在工业、交通、能源、城市治理等领域打造标杆应用场景，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在实践应用中迭代优化产品与技术。创新场景运营机制，开展新场景试点示范，鼓励企业联合技术供应商、应用服务商和终端用户打造新的场景生态，提高技术的市场接受度。推动场景从单点示范向批量复制延伸，形成“场景需求—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推动新兴市场空间拓展，逐步扩大市场规模，成长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力量。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
生产性服务业涵盖科技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融合的关键纽带。壮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速产业融合创新，完善产业生态架构，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手段。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广“制造+服务”模式，引导企业由单一产品供应向“产品+服务”综合解决方案转型。鼓励在重点行业开展共享制造、设备运维等专业化服务。
发展高端软件产业。推进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行业应用软件研发，依托软件工程技术中心、产学研创新联盟等平台深化协同攻关，扩大首版次、首批次高端软件供给。推动软件与硬件、场景深度融合，推动软硬一体化产品建设，培育软件托管、定制化服务等新业态。
提升服务能力。壮大科技服务业，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善工业设计体系，支持制造业企业提升工业设计能力。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探索产业园区货运无人机应用，打造区域低空物流先行区。
制造业质量品牌提质升级
质量品牌是企业的生命线，是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一环，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深入产业链供应链质量管控，以品牌赋能，最终以质量硬实力、品牌软实力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
建设制造业质量基础设施。完善制造业标准体系，提升国家标准，以标准引领带动产品质量升级，加强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建设，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制定和实施先进标准，积极推动一批国家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培育检验检测、质量诊断、计量测试、品牌咨询等服务业态。支持国产高端精密检测仪器、在线检测仪器和计量装置的研发创新。
创建国际知名制造业品牌。深入开展制造业品牌创建行动，创新品牌培育方式，激活行业、区域、集群品牌协同发展动能，依托龙头企业技术优势与标准引领力打造行业标杆品牌，整合区域产业资源、严控产品品质，集聚特色区域名片，壮大集群品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发力，形成品牌矩阵效应。（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了“十五五”规划建议，高度评价“十四五”期间国家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明确提出“十五五”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并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首要维护政治安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六项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核心，这既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又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家发展，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
一是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发展和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坚持把制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核心位置，才能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等领域重大风险，筑牢国家发展的牢固政治防线，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始终。从全局看，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生命线”，为实施“十五五”规划提供了根本性保障。政治安全是国家发展方向的“定盘星”，只有确保国家政权稳固、制度体系健全、意识形态安全，“十五五”时期的科技自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发展格局构建等战略部署，才能始终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推进。政治安全是风险防控的“压舱石”，唯有筑牢政治安全屏障，才能有效抵御外部的遏制打压、防范内部风险隐患，为产供链安全、金融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提供根本保障。政治安全更是凝聚合力的 “黏合剂”，通过维护国家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汇聚起推进“十五五”各项任务的强大合力，确保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协同推进。
二是只有坚定不移地把维护政治安全置于首位，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一方面，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确保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政治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顺利推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三是深化政治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围绕“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战略，构建健全国家级政治安全风险分析平台，完善政治风险研判机制，定期开展政治安全形势分析评估，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风险会商制度，提高风险研判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确保政治安全风险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奠定坚实政治基础。
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深入领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正如新华社评论指出的，发展与安全如同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贯穿“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全过程。“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承启期，既要巩固“十四五”发展成果，又要破解深层次矛盾、应对不确定风险。实践证明，脱离安全的发展如同无源之水，没有发展的安全则是空中楼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之所以能顶住疫情冲击、抵御外部压力，实现经济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护航发展大局，以国家发展成果强化安全保障。“十五五”期间，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扩散引发的复杂环境，唯有牢牢把握二者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中行稳致远。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对比“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目标最突出的变化，一是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二是突出建设国家安全屏障。从发展与安全角度理解，科技自立自强与国家安全屏障建设密切相关，关乎未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必须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战略重点，聚焦半导体、信息、生物、材料等关键领域，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能力。同时，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强化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在复杂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把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
在当前和未来更加动荡的国际环境下，随着中美博弈的持续激化演进和逆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蔓延，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可能接踵而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内外风险将持续上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难度更大、挑战更多。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既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又要以高水平安全确保高质量发展。
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抓手推进“十五五”规划建议落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从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角度思考，需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等，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在重点领域，如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一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提高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自觉性。持续完善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细化法律条文和立法研究工作，明确各部门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责与权限，确保国家安全工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国家安全构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二是深入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立足国内国际形势，深入分析“十五五”期间可能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明确国家安全在不同阶段的目标与重点任务。将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使国家安全工作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三是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国家安全部门强调：在确保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绝对领导下，强化一切向战、一切为战的实战体系，加强一体化指挥平台、专业化保障支柱、体系化实战团队，提升国家安全工作打赢能力。同时，全面加强涉及国家安全重大战略问题研究，提升为党中央服务、为实战服务的能力水平；全面加强涉外国家安全工作，特别是不断强化中国海外利益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加强科技赋能增效，锻造克敌制胜的尖兵利器，增强运用科技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同时，为确保顺利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必须抓紧出台一系列配套的安全政策措施，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从而使专业部门与社会各界联系更加紧密，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落到实处。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要亮点，提出“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这是我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原则。
在目前风云诡谲的国际环境中，坚决维护党的全面领导，辩证处理发展与安全关系，加强和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对确保我国“十五五”期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十六五”期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据统计，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14万亿美元，连续8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比重提升至7.2%。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设立超过5.2万家境外企业，其中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就有1.9万家。可以预见，到“十五五”结束时，我国境外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拓展，在经济上“再造一个中国”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有鉴于此，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既是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各项任务，实现“双循环”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保护中国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的重要依托，更是确保未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突出任务。
（编辑 杨利红）
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要走出一条大国新路，并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
首先我们要正确判断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置身世界大国发展历程中，我们做出两个基本的战略判断：一是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个阶梯，正向世界最高阶梯迈进；我国人均GDP已经迈进中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一个更有意义的标志性指标是我国的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9岁，超过了美国。二是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现在是美国的1.3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30%左右，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历史上，先行的世界大国达到这个发展阶段之后，要么开始实行对外扩张，要么将产业向海外转移而国内经济发展结构出现金融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我们当然不能走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大国新路，2026年开始实行“十五五”规划将这条大国新路描绘了超级蓝图，提出了五大超级战略组合。
超级产业体系
前不久一个美国的网友到中国旅游10多天，回去后发了一个帖子，说她漫步在成都的街头，非常感慨普通中国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本应是普通美国人所拥有的；假如美国持续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就不会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出现产业空心化今天这种状态。历史上的美国曾经是中国这样的“工业克苏鲁”，二战后，美国工业产值巅峰时期占到全球比重的40%以上。
几年前我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简称中车株机）调研。我向企业领导提出一个问题：与西门子这些世界性企业相比，他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他们回答是：在核心技术上他们已经赶上了西门子，同时他们还有一个西门子没有的优势。西门子制造机车需要全球产业链的配套，而中车株机可以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里，把所需零部件在国内采购配齐。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强大的生产制造体系，是我们的强国之本；我们的科技产业创新、城市建设、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乃至金融强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建立在实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美国金融服务业在产业经济中比重很高，对应的却是在结构调整中将制造业空心化，发展虚拟金融。所以，“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十二个战略部署的第一位。
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30%，未来可能进一步提高。我们如何部署超级生产体系？有个网友很形象地将它概括为“八四六七工程”，部署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条线上的“棋子”。其中的“八”是八个传统产业。我们的传统产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80%，要通过改造提升继续维持优势。今年3月我去神东煤矿调研，这个位于内蒙古与陕西交界的煤炭基地，历经几代人持续奋斗。如今传统的煤炭产业已经完全不是“傻大黑粗”的刻板形象，而成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我们下到这个亚洲最大的地下矿井去看，除了检修和少数掘进面还有一些工人在现场，井下已全部实现了自动化作业。中央控制室对全矿区生产进行智能化控制。整个设备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而且绝大多数实现了国产化。为解决煤炭开采形成的土层塌陷问题，他们将塌陷区改造成生态公园。煤炭的输送、转运都是全封闭、自动化作业，煤炭燃烧后形成的排放物，也都是想办法吃干榨净。
“四”是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这四个新兴产业，即将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集群化发展，形成新的产业优势。
“六”是指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可控核聚变等六种未来产业，这是我们下的先手棋，也许要到“十六五”才会真正有所收获，未来继续引领发展。
“七”是支撑这个庞大的产业体系的七类新基础设施。
如果说“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是为我们工业打基础的历史性工程，那么“十五五”的“八四六七工程”将是推动中国成为工业强国的历史性工程。
超级科技创新体系
很多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内卷化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和技术不能升级。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要避免进入内卷化陷阱，我们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一定要持续提高。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科学技术革命的机遇，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十五五”时期将要构建的超级科技创新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就是通过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原先我们的科技发展更多是“跟跑”，现在我们不仅要做好1-100的工作，更要做好0-1的工作，大力发展原始创新能力，特别要占据数智革命的制高点。
“两翼”之一是将科技创新体系和强大的产业创新体系融合在一起。中国拥有26个科技创新集群，是世界拥有科技创新百强集群最多的国家，而香港－深圳－广州集群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创新集群。在这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可以迅速形成新创意样品的设计并实现量产、投入市场，之后快速实现技术迭代。生产制造能力对技术创新能力形成支撑作用，技术创新同时也促进了产业升级。
“两翼”之二，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要拆“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间的墙、教学与科研间的墙、学科与学科间的墙、教与学间的墙。今天仍面临着的一个任务，如何拆除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墙，推动三者一体化发展，相互促进。
通过“一体两翼”的构建，我们的科学技术大鹏将展翅高飞，形成引领、领跑的优势，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全面性跃升。
超常增长战略
经常跑步的人知道，一时跑得很快的人不能以高速度坚持很久，跑得最久的往往是以中等速度、稳定的步伐，善于控制并调整步伐和节奏的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百年的马拉松赛，中国的快速增长已经持续了70多年，它将怎样持续增长？就是要通过调整步幅、节奏和姿势突破长跑的极点状态，进入一个更顺畅自如的阶段。“十五五”时期要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而且是进入一个中等速度而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在全球范围内是没有发生过的超常增长奇迹。
中国如何实现这个超级增长奇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在哪里？“十五五”规划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核心是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要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一是向新产业拓展，发展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将新增10万亿的市场空间，发展新兴产业则会催生数个万亿级的市场空间，绿色低碳产业也会有10万亿元以上的新增市场空间，未来产业的兴起将再造若干高技术产业。二是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向低空经济、航空航天、海洋经济、地下经济拓展。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经济能够实现超常增长。
新型超稳定社会
什么是超稳定社会呢？这里也先说两个故事。一是去年末和今年初，中美网友之间发生“小红书对账”的趣事。美国网友突然发现中国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穷，实际上中国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网友对美国这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滤镜”也被打破，原来美国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富裕，很多学生欠着大量的贷款，很多普通人的日子过得不如中国。
二是最近美利坚共产党（ACP）执行主席在中国访问时发表感想，说过去的一个苏联笑话：冷战时期有一个苏联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看到美国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他们说如果苏联人民知道美国人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会起来暴动。今天他访问中国也有类似感受：如果今天美国人民知道中国已经建立起怎样的一个现代化社会，他们会对美国政府感到愤怒。
“小红书对账”是海外网红对中国人真实生活状态的传播，这其实就是21世纪的“厨房辩论”。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你怎样自吹“高大上”，归根结底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对普通人提供的保护。
我们正在构建一个新型超稳定社会，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是让普通人过上更好生活的社会。“十五五”规划建议非常重视人的发展，强调“两个推动”之一就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提出了“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推动“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这个新型的超稳定社会，我们要推进共同富裕，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我们中等收入群体要实现倍增，在未来十几年要从4亿多人增加到8亿人。
这个橄榄形建筑物有五大支柱：第一是生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第二是就业，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第三是健康，建设健康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第四是教育，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第五是养老，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这个建筑物的天花板是一个现代的高效能的社会治理体系，地面就是一个普惠性、公益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我们要建设一个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既充满活力又有秩序的新型超稳定社会，我们不但要续写我们的经济增长奇迹，还要续写我们的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奇迹。
新型的超级全球化
1912年，19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受到很大的震撼，感叹世界这么大，从那时起，他下决心要为中国受苦的人、为世界受苦的人服务。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中国为本、天下为怀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为世界谋大同。
今年8月我去西藏日喀则调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我们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创造了一个内陆开放型高地。他们的国际陆地港一片火热，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长近50%。现在很多义乌商品卖到尼泊尔、印度，途经日喀则陆上通道所需运输时间比走海上通道节省20多天。不仅是小商品，新能源车等高档产品出口也在快速增长。
实现新型的超级全球化，中国需要拥有更强大的引领全球化和塑造全球化的能力，我们要从“跟跑”变为“领跑”，而引领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个更为均衡的全球化，改变当前全球化不均衡状态。人类工业革命至今已几百年，但只有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十几亿人享受到现代化的福利，还有六十几亿人没有发展起来。如果这六十几亿人追求发展的动力充分发挥起来，能够带动一个巨大的全球化动能。
与美国宣称的“本国优先”理念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一艘大船，世界上八十亿人都能坐上来，我们在国内实现共同富裕，在世界上也要追求共同繁荣，通过这艘大船到达一个共同繁荣的新世界。
中国有个成语叫否极泰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根源是一些国家穷奢极欲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怎么走出这个状态？《易经》说要“同人”，只有天下“大同”，才能“大有”。
中国是一个具有现实感，也具有未来感的国家。我们能够描绘出未来的宏伟蓝图，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将我们的蓝图落笔成真，让我们的梦想变成未来的现实，不断推动我们的国家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中国崛起并非自然生长的，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也是规划指导实施的结果。
中国特别重视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如何匹配？规划如何落实？这是世界性难题。国家发展规划并非中国独有，但一以贯之，且基本上都能实现，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实属罕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特别重视规划。规划的制定实施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体现了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的规划种类繁多，主要的规划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如“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重大专项规划如新型城镇化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
“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十大逻辑
笔者担任过北京市、天津市“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通过参与讨论两市的“十五五”规划，可以概括出其中十大逻辑，这些逻辑折射了战略规划的中国哲学。
第一个逻辑：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步步为营，绝不三心二意。“十五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高浪急”“惊涛骇浪”，但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
第二个逻辑：实事求是。好的规划能够起到鼓舞斗志、增强信心和凝聚力量的作用，规划不能“假大空”，制定时必须上连天线，下接地气。要与国际环境、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大势、国家战略目标与政策导向紧密结合，体现要求、对接机遇，切不可与之背向而行；与此同时，应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着眼于反映诉求，激发潜力，克服短板，突出优势。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套，更不可凭空想象、闭门造车。
第三个逻辑：知行合一。规划制定注重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口号深入人心，并以生态法典予以固定下来，是对人类民法典的巨大贡献。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第四个逻辑：因地制宜。中国模式是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结合。数字化、电动汽车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系统兼顾，既全国一盘棋，制订2030 -2060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又因地制宜减排，不搞“一刀切”。发展思路落地和奋斗目标的实现，最终依赖于一些实实在在的抓手。一个规划，需要高屋建瓴，需要大气宏阔，更需要具体实在，留足发展空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有价值的规划必须有丰富的政策工具和操作平台，它们是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等的体现或延展。例如，中国国家“十三五”规划所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有165项、“十四五”规划有102项，细化的项目就更多。同时规划要充分赋予操作者从实际出发处置具体经济活动的权利、结合时代需求和战略使命先行探索的权利。规划应提供约束，但不能捆住操作者或实施者的手脚。
第五个逻辑：统筹协调。站在战略高度，秉持全局视野，坚持系统思维，周全把握与审视每一个维度、领域和层面，做到统筹兼顾，基于时代经济科技发展大势和自身资源产业比较优势，突出重点，廓清主线与主攻方向，避免平均用力、四面出击。只有这样，规划才能为一个地区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行动指南。比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跨国互联的能源互联网。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轮驱动。统筹生产－生活各环节的绿色生态转型。统筹把握、重点部署。
第六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动力。中国绿色转型是逼出来的。2010年4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称，“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这也提示中国人民要迈向美好生活，不能走美国式发展道路，只能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丁仲礼院士说，不是拯救地球，是拯救人类。这是真正的人本主义思想，而不是人文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领导下，“减碳不达标，小心乌纱帽”形成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好诠释。
第七个逻辑：辩证的思维。规划动态调适，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规划相衔接。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核心是环保产业的发展，使得环境保护不再仅仅是花钱，而是兼顾收益，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党的四中全会《公报》特别指出，“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
第八个逻辑：从后天看明天。从中共中央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可以看到，“十五五”规划着眼于2060 碳中和、2050（49）建国百年、2035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碳达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2030“十六五”目标， 以伟大复兴牵引“十五五”战略规划。“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第九个逻辑：并联式发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绿色数字化，数字绿色化。人工智能的底座是电力，中国新能源发展兼顾数字绿色双转型。“十五五”规划建议还特别重视融合发展。“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第十个逻辑：立己达人。从愚公移山到一定要治理好黄河，从绿色中国到绿色世界，中国积极对国家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贡献；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世界共同现代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彰显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
（编辑 季节）
1953年到2025年，我国先后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计划和规划，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70多年来，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这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密码。”持之以恒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重要秘诀。
众所周知，1928年苏联就开始制定实施国家五年计划，有力推动了苏联重工业和经济现代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并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苏联计划的极大成功，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开始制定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二战以后，制定国家计划或战略规划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施政手段。因此近代以来，从世界范围看，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或计划，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或规划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或规划不仅存在性质上的重大差别，而且在实践效果上也存在重大差异。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实施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或战略，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指令性计划，而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独特的优势。同时，我们党在长期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科学运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和一整套系统性规范化工作规程，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利器。
中国的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具有独特的优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在充分调研掌握全局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从而确保了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具有计划性的社会大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虽然前后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始终坚持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用计划或规划来组织和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整体优势，从而有效保障了党和国家制定的阶段性目标的接续实现，稳定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从“一五”到“十五五”，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路径，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逐步从指令性计划过渡到指导性计划，最后成功转型为国家规划，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新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不断深化认识国家计划和规划制定和实施的规律性，不断创新和完善计划与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法律保障和组织保障，从而使实施国家发展规划的实践效果不断得到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规划体系和实施机制的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印发的《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对理顺规划关系、统一规划体系、完善规划管理作出了重要安排，明确国家发展规划居于规划体系最上位，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遵循，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均须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强调“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2025年4月、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两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推动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法治化轨道上进行，为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提供法律支撑。坚持运用国家计划和规划来组织引导社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正是我们党始终不渝坚持并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体现。
党领导制定实施的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我国发展中长期规划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从而确保了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之时，就明确地制定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牢固确立了为人民谋解放和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全人类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和崇高理想。在领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锻造形成了超级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感召力和亲和力。在领导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把远大理想转化为一个又一个中长期发展计划和规划所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把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使规划的核心内容既体现党的意志又顺应民心；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相结合，既注重抓“牛鼻子”，又注重“十个手指弹钢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性和高超领导能力，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这一点做了最为生动和有说服力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实施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独特的经济制度优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目标实现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制度基础。1953年我国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国经济条件非常差。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通过制定实施4个五年计划（即“一五”到“四五”，其间1963—1965年是三年调整期），我国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1976—2005年，我国连续制定实施了6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体制机制环境，从2006年起，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正式更名为“五年规划”。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而且是我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升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同样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实践充分证明，制定和实施国家五年规划，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胜法宝。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也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国家战略或计划，但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支撑，其效果就很难与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功相提并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同心协力共同努力下，“十五五”规划预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能够取得决定性进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更充分彰显。
（编辑 季节）
我想谈谈关于提振消费需求的一个具体问题，即购物方式和消费需求问题。
当前线下实体店购物低迷，有目共睹。随着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的普遍应用和发展，线上购物与线下购物产生了一定程度失衡的现象，这一现象已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引起消费者和有关方面的关注。
购物方式与消费需求密切相关，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关于社会广泛关注的居民消费意愿低迷问题，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消费能力和消费环境普遍受关注。消费能力关系到收入分配，消费环境是消费市场的基础，关系到购物方式和消费需求问题，包括购物引导和消费意愿。
人们如何购物是一种市场选择，每天接触的线下和线上购物方式是相互竞争的业态。应运而生的线上购物方式与消费需求相适应，是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的线上购物，对传统线下购物形成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存，而替代效应日益显著。
当前日新月异的线上购物，的确给消费者购物带来了极大便利。淘宝、京东进入千家万户，深受消费者欢迎。通过线上配送，不仅大大小小的生活用品送货上门，一日三餐也可以不出门，窝在家里什么都能搞定。但长此以往，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大商场和众多店铺的人气显现日渐低下的趋向，一些餐厅主要靠外卖维持。
回想一下，2010年前后，在线营销的电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传统营销的商场和超市受到冲击，其中一部分逐渐难以为继，城市商场氛围减弱。北京赛特商场也在2019年关闭调整，燕莎等几个著名大商场顾客常常比售货员还少，不景气一望而知。
若干城市的商场现状大同小异。深圳可能好一些。虽然不能说实体商场倒闭就是线上购物方式造成的，其中商场自身经营等方面也存在若干问题，但线上购物的飞速发展，无疑是线下购物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
线下购物与营造商业氛围和保持城市繁荣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提振消费需求应当注重营造必要的、尽可能充分的商业氛围，由此促进和保障城市繁荣。这是拓展营销活动需要的大环境。购物和餐饮是构成城市繁荣的两大基本要素，亲朋好友逛马路依托的是熙熙攘攘的人气，颇具特色的商业街和五彩斑斓的广告，从中可以获得多巴胺，迎来愉悦之感，如今这种感觉可以说越来越少了。出门逛街购物应当是一种享受，既有物质收获，又带来精神满足，同时有助于活跃市场，维护都市繁荣。
线上购物是有既定目标的，线下购物是既有事先准备要买的东西，又有一路边走边看新发现的心仪之物，也就是逛街时可能新增的消费潜力。不要小看这些额外的收获，有人估算过，逛店铺的随机消费相当可观，实体店购物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一些发达国家对线上购物的发展是有所控制和制约的。据有关资料，英国很多年前就具备通过线上电子商务销售商品的能力，比我国更早。但由于担心线上购物不利于维护传统的实体店，进而影响城市繁荣，一些议员建议放缓线上购物的推进速度。为平衡线上、线下的竞争，英国拟出台相关规则，对在线销售征收新税，弱化线上购物对线下零售业的竞争优势。英国在疫情期间对线下零售业实行税收减免，帮助实体店减轻经营压力，还提出了进一步规范线上购物的措施，旨在保护线下经营。2024年，保守党议员多克特等向下院提问，表示对政府与电商巨头亚马逊的关系及对英国零售市场实体店和城市繁荣的影响关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考虑和举措。
实体商场是否兴盛，直接关系到社会文旅和都市繁荣，而繁荣的都市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其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在一个城市中有特色的实体商城往往是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是实实在在的、不可或缺的。
因而，这里提几点建议：
（1）从国情出发，在尊重市场规律和竞争机制的前提下，促使线上和线下购物方式互补、融合发展，倡导和推进兼有线上和线下购物功能的新实体涌现。
（2）在保持线上购物正常运营的同时，有关部门应对实体商场经营给予适度的政策扶持，如定期税收减免、租金优惠等。我国曾对个体商户给予税收减免、贷款优惠、创业补贴等政策，起到很好的效果。
（3）加强都市商业圈建设，全方位提升经营设施水准，完善消费环境，吸引消费者驻足实体商业网点。
（4）线下经营必须不断创新，改进经营管理方式，提升效益，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5）线下购物充分发挥顾客现场真实体验用品和食品的优势，即所谓以体验为王，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与销售人员当面互动的个体化消费需求，这是线上购物难以实现的。
线上线下两种购物方式互动并进，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有温度的服务，为提振消费需求发挥应有的作用。
（编辑 碣石）
大变局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
（一）大变局彻底颠覆传统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时代的产物，它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稳定就业、稳定收入支撑法定强制的社会统筹、雇主责任，再以国家财政配合直至兜底。其中的社会养老保险传承了历史悠久的保险概率论，其保险精算建基于同代和代际间的互助共济机制之上。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服务诸项制度，全都根植于社会公平这一社会政策的核心伦理，开启了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原则解决社会问题的全球社会政策历史。
但是，在时代大变局下，一百多年前与工业革命相伴相生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迎接具有颠覆性的挑战。
（二）长寿时代：挑战社会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与互助共济机制
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面临少子高龄化、收少支多的困境。高龄化意味着养老金领取年限大幅增加，而少子化使得缴费的劳动力人口相对锐减，代际之间的“互助共济”难以维系，财务压力巨大，同时，同代人中更多的人活得更长，也无法进行长寿和短寿间的互济，出现缴费期与领取期的结构性失衡。
由于老年人是医疗资源的主要消耗群体，带病生存期延长，慢性病、阿尔茨海默病等与年龄高度相关的疾病，对医保基金构成长期、巨额的支出压力。传统的“病时共济”难以应对以慢性病管理为主的健康挑战。还有，长寿带来的失能失智风险，不仅产生巨额护理费用，也压垮了无数家庭，暴露了传统社保在应对非医疗性、长期性照护需求方面的空白。尽管有些发达国家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这一新的社会保险险种，但是无法抵御保险费筹集困难导致的不可持续风险。我国在上海、天津等城市采取与医疗保险费挂钩的方式试行有限的长护险，实现了长期照顾服务，但并未解决筹款资源问题。
全球所有实行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在长寿时代，共同面对老龄社会的挑战，都遇到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速放缓的叠加效应。这让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成为全球性挑战。世界银行2023年《全球养老金报告》披露，全球约60%的国家面临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风险。主要表现为支付缺口扩大，财政负担加重，经合组织成员国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8.2%升至2022年的9.1%。制度压力加剧，如德国2022年养老保险基金赤字达150亿欧元。日本2023年财政支出中，广义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占比已经高达51%，其中养老保险占比最高。
据专家测算，我国若维持现行制度，到2035年左右，针对职工保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可能耗尽，面对长期的、巨大的养老金缺口，依靠目前的全国社保基金规模将难以长期支撑，但如果全部由财政兜底、过度依赖财政补贴，可能引发更难化解的长期风险。
（三）数字时代：挑战以雇主为中介的筹款与管理机制
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对全球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冲击，是近年来全球社会变迁的核心之一。2010年前后，这股浪潮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在全球兴起，目前已成为拥有数亿从业者的常态就业形式。它深刻地挑战着建立在传统劳动关系之上的社会保障体系。
工业时代稳定就业和单位就业形成的“雇主－雇员”责任捆绑关系，在数字时代濒临瓦解。
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的兴起，劳动关系“零工化”创造了大量无固定雇主的劳动关系。传统社保要求雇主承担部分缴费责任的机制无法持续，导致大量零工劳动者无法进入职工社保。但是其中一些人也不选择居民保，形成“社保黑洞”。由于就业形态“灵活化”，自由职业、多重职业者增多，其收入波动大，以月薪为基数的传统缴费方式不再适应，社保关系的登记、缴费、转移接续都变得异常复杂。而传统社保依赖纸质档案、线下窗口服务，同样无法适应数字原生代对高效、便捷、智能化服务的需求。数据的孤岛效应也阻碍了精准施策和高效监管。
其实，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在缺乏规模化工业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早已存在，此就业结构体系使劳动关系不稳定、不标准，与工业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不适配。灵活就业者是自雇者，没有雇主，也就没有工业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法定缴费的雇主作为责任主体。非组织化、不稳定、无固定雇主的灵活就业群体缺乏稳定的机构，缺乏雇主这个中介以连接“国家－雇主（企业）－职工”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构架。不仅雇主分担的传统筹款机制无法实施，风险共担的集体主义伦理和标准化分配也都不复存在。
（四）消费时代与服务化：挑战“重资金、轻服务”的片面机制
在全球普遍进入消费时代时，人类的基本生存得到保障，更高层级和更广泛的多样化、多元化需求被发掘出来。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如优质的养老服务、健康管理、育儿支持、精神文化服务等成为新的服务需求，只管筹钱、发钱的传统社会保障捉襟见肘，无法满足新的服务需求。
工业时代以“收入保障”为目标的社会保障范式，不得不向着收入与服务综合能力保障的范式转变。
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理念到实施缺少服务的功能，其实服务保障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人力资源、设备设施和情感关怀，是物质与精神乃至文化的融合。不仅需要市场运行机制，还要社会公益慈善的志愿服务机制，是复杂多元的社会化供给系统。传统“重资金、轻服务”的理念和机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导致一些服务保障项目如康复、心理疏导、健康促进、职业培训等等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五）新时代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与特征
面对新的挑战，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进行系统改革，其核心是从单一主体的功能收入型社会保障制度，转向多主体参与、资金与服务并重、主动预防、全面治理且财务可持续、注重实效的“社会安全网”。
新型社会保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第一，覆盖全民的终身保障。确保所有公民，无论其就业形态、年龄、地域，都能被纳入一个无缝衔接的终身保障的社会公平体系之中。第二，财务的长期可持续。长寿社会需要能够平衡个人全生命周期消费、实现代际公平，让家庭、个人和单位（集体）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财务机制。第三，服务与资金要匹配得当。将资金保障有效地转化为可及、可选、优质的现实的社会多元服务，满足多样化的生活需求。第四，风险的前瞻性治理。从应对已发生的风险，转向预防风险的发生、延缓风险的到来、减轻风险的损害。第五，多主体参与的激励相容。需要设计一种机制，激励政府、企业、社区集体、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等多元主体自愿、积极地参与新制度的共建共享。需要明确提出的是，通过农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构建和发展，激发统分结合的新型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
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应具备的特征，一是多层次与差序化的责任分担的系统体系。借鉴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构建“个人为圆心、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市场为补充、国家托底”的同心圆式责任体系，将其分解为国家责任、社会与社区责任、个人与家庭责任。二是多元协同与网络化协同治理的多元参与主体。三是资金保障与服务供给并重，从“社会保障”转向“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保障”，做到“钱随人走”“服务到家”“预防为先”的精准施策与可持续融资。
我国农村未来发展样貌
（一）未来农村参保的人口规模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年底，我国乡村人口4.6478亿人（占总人口33%）。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0%，全国农民工总量2.9973亿人，占全体就业人口的41%，占在乡人口的64.5%。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只从农村现存人口出发。按照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农业农村部系统正式登记注册的全国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9亿多成员，包括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原则上都是农村社会保障应该关注的对象。截至2024年年底，4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占近3亿农民工的56.3%，若每年增长1%，2028年大龄农民工约占60%、1.8亿人；按家属2人及3人计，约为5.4亿人和7.2亿人。他们的大龄就业和养老，都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关注的。
未来5～10年，全国14亿人中，农村社保覆盖的人口规模大约占一半，总之一定会超过农村在地人口。所以，农村社保的覆盖面是很大的。
目前，农民工选择参加职工保或居民保，居民保或在城市或在家乡参保，已是两类社会保险三种参保方式，还有商业保险可做补充。未来如能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真正做强做大，将会开发一种新型的以农村集体为单位的农村社区化社会保险模式。
（二）未来农村将是什么样
我认为，行政区划变动的重点大约不再是合村并居，而是乡镇成为街道，行政村成为社区，甚至出现建制性的既非城市又非乡村的“新市镇”。事实上，成都郫都区的战旗村、双流区的白塔社区，就是非建制性的新市镇。北京平谷区大兴庄镇有一个建设中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未来很可能成为建制性的新市镇。北京昌平区的霍家营社区，也完全具备新市镇的要素。最具创新意义的，是这些新市镇的经济生产资源中，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据重要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乡村已经登记注册的集体经济组织，完全可以依法拓展到城镇社区。这就是城乡融合、“乡城”形式的“新市镇”。
镇街和社村的主要区别，将不再维系城与乡二元行政区划和断开的户籍，而是乡村的一产与城乡融合的二三产各自所占的比例不同、结构不同而已。
“乡城”或“新市镇”会形成两条进路：即城市人进村或村民进城。只是他们都将以形成主体性的集体性单位为标识，都以自己掌控的集体经济业态承担其区域范围内的社会保障中的集体责任。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房产都会进入新的行政区划，成为其中的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城镇社区或新市镇将出现居委会、市镇委员会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存共治的局面。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在发展壮大新区划的集体经济方面持续发展，不仅继续给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带来收益，同时也完全可能造福于新区的新居民。
北京市昌平区霍家营社区的原霍营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持续经营原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将获得收益的大部分用于建设城市社区的公共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还为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缴全部的社会保险，成为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聚宝盆。这个范例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既然城市基层社区可以通过原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集体经济资产运营，助推社区成为社区化的社会保障运营主体，那么，为何不能在政策推动下，由社区居委会支持本社区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呢？
无论乡村、城市，我国基层的集体经济组织只要做实做强，有独立的资产运营能力，完全可能在新型的社区化社会保障制度中担任主角，最终推动城乡基层社区的活力迸发。这也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一个创新性发展。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未来可期。
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起点探索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可能是探索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路径的最佳起点。
（一）农村特质的再发现
在应对“长寿时代”上，农村拥有“土地保障”和“熟人社会”的双重缓冲。在应对“零工化”上，农民是天然的职业多面手和灵活就业者。在应对“服务化”上，农村对“服务”的需求更加聚焦、更有基础，易于破题。相比城市，农村当前最迫切的是养老、照护、医疗与健康等核心公共服务，将资源集中投入到最关键的服务短板上，建立起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保障体系。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备“公私共创”混合机制核心要素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个人/市场责任”与“政府财政补贴”的叠加来实现系统性、有机性的社会保障公共品供给，但无法内生性地解决可持续性与范围扩展的问题。而系统性、有机性的社会保障公共品供给的可持续提供，必须培育公与私不同主体之间有原则的联合共创机制。在这里，“公”代表着集体意志、普遍福祉和长期利益的维度，由政府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载。“私”代表个体动能、微观效率和局部利益的维度，由家庭、个人、企业、合作社等主体承载。公私联合共创意味着二者并非简单分工，而是在一个共同的治理框架内相互激发、相互赋能、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催生出任何单一机制都无法实现的综合效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构建“集体与个体”、公私联合共创机制的基本要素。第一，它拥有“共创”的产权基础：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等，既不是纯粹的国家公有，也不是完全的私人占有。它是一个清晰的“公”与“私”之间的中间态产权，为“共创”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和利益联结纽带。第二，它蕴含“共创”的文化伦理：集体互助传统。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格局”伦理，使得集体内部的互助合作具有深厚的文化认同，降低了“共创”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启动和维系“范围积极性”的社会资本。第三，它直面“共创”的现实场域：差异性与多样化。中国农村千差万别，其需求的高度异质性是检验任何公共品提供机制的“试金石”。能在这里成功的混合机制，必然具备强大的适应性和韧性，具备向更广阔范围推广的潜力。
（三）培育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统分结合”机制
“统分结合”的精髓在于统筹效率与公平、集体与个人，不仅可以统合土地，也可以统合农村各类资源、资产。农村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个按照社会公共性原则配置人与各类资源资产的过程，所以，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各种“统分结合”机制建设探索正逢其时。
“分”的层面要激活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可以把家庭作为照护核心，强化家庭在养老、育儿中的第一责任主体地位。个人应该成为自己社会保障个人资产的积累主体。可以探索将农民的部分权益（如宅基地资格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置入社保池，形成“资源变资产、资产变社保”的个人账户积累模式。个人的社保缴费也可与集体分红、参与公益服务的贡献度挂钩，实现多缴多得、长缴长得。
小微企业与合作社可作为社会保障的服务供给者。鼓励村内的小微企业、专业合作社、能人巧匠，为村民提供养老送餐、日常维修、农产品代销等服务。集体经济组织通过采购服务、提供场地、品牌背书等方式进行扶持，将社保服务供给内化为本地化的经济活动，创造就业与保障的良性循环。
“统”的层面可实现规模效应和集体共济。例如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盘活闲置的宅基地、农房等，将收益的一部分注入集体社保基金，为全体成员购买基础养老金、补充医疗保险或设立长期照护保险。还可以将数据与服务统筹，在服务层面可以将分散的、非正式的互助行为组织化、制度化、可计量化。
例如建立集体内部的互助共济池，在政府基础养老金之上，由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村社年金”，资金来源于集体经营收入、社会捐赠、政府补贴和成员自愿缴费，形成除国家正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集体内部的第二层保障，实现对国家保障的有效补充。还可设立“村内互助照护时间银行”。鼓励低龄老人、健康村民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照护服务，将服务时间存入“银行”，未来可兑换等额服务或实物。
构建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方式，将呈现出与城市传统社保截然不同的特征。一是保障方式的“嵌入式”：社保不再是一个独立于经济生活的系统，而是嵌入到农村集体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过程中，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二是责任主体实现“共同体化”：超越了“国家－个人”的二元对立，重建了“集体”这一中间层，形成了“国家保基本、集体作补充、家庭为基础、市场优服务”的差序格局责任共同体。三是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资产化”：资金来源从单一的工资缴费，拓展为集体资产收益、土地权益、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等多渠道，特别是引入了“资产建设”理念，让农民的沉睡资产变为活的社保资本。四是服务提供的“在地化与互助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主要在社区内部完成，降低了成本，增进了情感维系，形成了有温度、可持续的内循环。
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分结合”机制探索新型社会保障路径，可将中国农村的组织遗产（集体经济）、文化遗产（家庭与互助）和物质遗产（土地）转化为应对长寿时代、数字时代、消费时代社会风险的制度资本，推动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走一条“由内而生”、与社区经济发展协同并进的道路，而非完全依赖外部财政投入的“输血”模式。
（四）“范围积极性”的新圈层机制治理与价值创造
“范围积极性”是对“差序格局”圈层理论从结构和激励机制局面的描述。它是通过激活差序格局中不同圈层、不同属性的主体，使其在各自最擅长的范围和领域内发挥积极性，最终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和系统价值。
在农村新型社会保障的“共创”模型中，蕴含着可以称为“范围积极性”的治理机制。它体现为国家（最外圈“公”）的积极性，是通过政策赋能（如授予集体更大的资产处置权）、财政引导（如配套资金）和标准制定，来“激活集体”。
集体经济组织（中间层“共创平台”）的积极性，体现在灵活运用“统分结合”手段，“激活微观主体”。它通过统筹资源（土地、资金、服务、数据），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外部交易成本，赋能个体与家庭，支持其开展互助服务、小微经营，激发内生动力。
家庭、个人、合作社（内圈“私”）的积极性，是在集体平台的赋能下，从单纯的“为自己”扩展为“为集体中的自己”。譬如村民开办养老餐服务，既是创业，也是在履行集体成员的社会责任。
在这一“范围积极性”治理机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社会保障上的作用，远不至于降低社会保障筹款难的风险，而是通过组织化的功能，“统分结合”的机制更能催化出新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价值。例如催生社区福祉导向的乡村服务业，催生一批小型化、本土化、人性化的社区服务企业或合作社。这些业态本土植根性强，不易流失，从而将社保资金沉淀为本地产业和就业机会。还可推动“城乡融合”的服务业升级，让乡村从一个单纯的“社会保障对象”，转变为一个有价值的“高品质服务提供者”，实现城乡之间要素的良性互动与价值交换。
总之，以农村社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本载体，探索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路径，通过构建激发“范围积极性”的公私共创混合机制，走出一条创新的路。在大变局的新时代，这样一条从培植基层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主体性出发的新路，能够聚合和配置多方资源，激发社区成员的活力，形成矫正宏观和中观失衡状态的正反馈调节机制，就有可能出现整体上的趋势性好转，尤其在农村社区养老这个关键领域。若将社会保障本身从一个社会成本支出项，转变为一个触发社区发展与经济升级的投资项，那么，就等于开辟了社会福祉与经济协同成长的社会政策新方向。
（编辑 碣石）
“一股独大”减持问题现状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需要关注和亟待改革的一个问题是，5444家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大股东的一股独大减持”的问题。
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总股本是7.76万亿股，已转成可流通的股本总额是7.17万亿股。现有的制度规定，大股东在公司上市三年后，股份即可流通减持。但现实中由于市场难以承受，减持需要报批，而监管部门从减缓股市压力考虑又不能批准。于是出现了“契约减持”等各类变相减持方式，甚至还有人提出将减持作为调控工具，认为股市上涨了，就可以考虑采用大股东减持来调节慢牛股市。这一观点极其荒谬。
我国的5444家上市公司按所有制划分，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数量达1440家，总股本额是5.6万亿股；而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大约在4000家，股本总额是2.16万亿股。
按板块划分粗略匡算：
第一类是主板的A股。上市公司3188家，其中深交所1490家，上交所1698家，市值总额为77.36万亿元，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55%左右。
第二类是科技板块。其中，科创板（589家）、创业板（1390家）和北交所（277家）的上市公司，合计是2256家，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约在60%左右。
如果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30%就可以拥有控制权，第一类A股上市公司需要减持25%。其目前的市值总额是77.36万亿元，所需的资金是19.34万亿元。
第二类的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的上市公司，其目前的市值总额是28.67万亿元。如果从60%减到30%，匡算流失的资金是8.6万亿元。
综上所述，放开大股东的减持，市场将会流失资金27.94万亿元。这对正在兴起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重担，因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股市“一股独大”的大股东减持问题。
“一股独大”的危害
中国股市已走过35年的历程。在1990—2000年10年期间，股市按照审批制和额度制安排国有企业的上市。而国有企业的上市，是经历了从“独一股”到“一股独大”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在当时，不可能把这些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降得很低，基本维持在50%以上，绝大部分维持在65%以上。
2001年，中国实行了核准制，上市的主要重点放到民营企业上，迄今大约上市了4000家民营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继续沿用了“一股独大”的制度。当时证监会认为，国有企业搞了“一股独大”，很难不让民营企业搞“一股独大”，否则就会出现政策不公平。这4000家民营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在60%左右。
这就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一股独大”的畸形状态。其危害有二：首先是在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我们测算，大股东在股改中的原始股成本平均在0.5元-0.6元/股。仅IPO阶段的资产评估就使这些企业的净资产价值翻了一倍。由于负债不会增值，因而总资产的资产评估增值基本上全都贴到了净资产的增值上，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早期的土地等无形资产逐步增值；第二，科技型企业工业产权的增值，即商标专利和未获专利的技术诀窍带来的增值。
例如，一个企业按最保守的资产评估价值增加了40%。其总资产是2亿元，负债是1.2亿元。净资产是8000万元。那么总资产评估增加的8000万元（2亿元的40%），全部转化为净资产的增值。其净资产经过一级放大资产评估，就从8000万元增加到1.6亿元，按每股一元将折成1.6亿股。原来平均每股净资产就是0.5元。二级放大是溢价发行。按创业板前两百家平均发行市盈率的72倍计算，平均发行价格就已经达到31元。第三级放大则是上市交易。将普遍涨10-20元，上市当天的价格将平均达到45-50元。正是由于该企业获批IPO上市，企业才需要资产评估的三级放大。如果不上市，企业在原地不会获取一点增值。
从IPO募集成功，以平均发行价31元测算，1元进了股本，另外30元都进了资本公积金，资本公积金中又有60%即18元被“一股独大”的大股东合理合法地占有了。
如果IPO的发行额度是1亿股，那么“一股独大”的大股东就合理合法地占有18亿元。因此，只要IPO发行成功，大股东转瞬之间就会变成身家几十亿的富翁，这还不算上市交易后的增值。从IPO上市成功开始，大股东就拼命努力能够把存量的60%股份高价卖掉变现成现金。而股民则是用31元买一股。其权利和责任与大股东用0.5元折成一股的股份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现状让大股东绞尽脑汁地保持高控股比例上市，上市成为民营企业家快速致富的一条捷径。由于公司上市后，大股东的股份要三年以后才能流通，因此他们都在盼着能够早日获得减持。
我们也希望上市公司通过IPO融资，把上市公司做大做强，带领着全体溢价入市的股民一起致富。然而资本市场上的现实却是，大股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减持和变相减持上。这不仅仅是股市的不公平问题，而且这种导向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引上了一条邪路。这就涉及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办股市的初心，为什么要让股市所有的投资人都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增加其财产性收入，而不是被割韭菜。
应该承认，在股市发展中，制度本身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改革发展实践中通过制度的完善和调整，使国际上的做法和中国国情结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我们构建资本市场，是要通过这个市场让诸多家族企业实现现代公司制度的飞跃，而不是助长他们个人暴富。我们在制度安排中，有责任引导中国的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型。
大股东的暴力减持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资本市场近30年，西方的股市为何没有这么多“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如何让中国资本市场向国际资本市场靠拢看齐，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彻底解决的问题。
以科创板为例，第一家华兴源创是一家夫妻店，在IPO发行后，第一大股东居然占了近85%的股份。这是说不过去的。
解决“一股独大”的建议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减持问题？我认为应使用新老划断的方法。
首先，对将要上市的新的IPO公司。第一大股东要把股份统一降到30%。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第一大股东把精力主要放在上市公司上，而不是总想着去减持自己的股份。大股东持有30%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事实上，在30%～25%之间还给他预留了5%的减持权利，实际上大股东持有25%的股份就能够保住其控制权。
大股东申请上市前持有的高比例股份若要降到30%，他减持的对象是谁？就是要减给PE、VC等私、公募股权机构。培养机构投资人是我们的发展方向，而私募股权和证券投资基金与股市是一对孪生兄弟。
申请IPO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权转给私募股权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核心问题是价格确定，价格应由双方协商确定。可以确定的是，Pre-IPO价格不会高于IPO的价格。由此，我们要在上市之前就把“一股独大”股东减持的根源除掉。同时，又给大股东预留了一笔创业利润资金。
其次，对已经上市的5444家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减持该如何办呢？首先要预设可流通底价的模式，并预设可流通底价。我们需要把大股东的减持放到高价位上。只有把上市公司做好做强了，企业的股价才能达到这个点位。而到那时企业再减持，曾经跟随企业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中小股东已经都解套了。例如，假定我们测算股市达到5000点时，该公司对应的股票点位是20元。达到这个价位，可由大股东提出并和中小流通股东协商这一减持价格，就允许大股东减持。而大股东减持的价格必须公开披露。所有买该公司股票的中小投资人都将记住这一减持价格，大家知道该股票价位在20元时大股东将减持，股民就将抛售你的股票，这样股价又低于大股东的减持价格，就不能再减持。总之只有高于20元才可以减持你的股票。
如果每一家上市公司都能够通过两类股东的平等协商提出大股东在5000点减持的价格方案，资本市场达到5000点的点位是完全可能的。
大股东在减持之前要做到，只有先解放中小股民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如果大股东经过拼搏努力实现了良好的业绩，从当前的15元涨到20元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还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大股东的每年分红金额之和一定要高于IPO和历年定增的融资总额之和。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多给中小股民分红、分利，共享财产性收入成果，同时又减少大股东通过定增等手段的再融资。尽量让资本市场造富更多的民营企业，而不是让“会哭的孩子”总占便宜。而较差的企业难以达到5000点对应的减持价位，它就永不能获得减持的机会。
5000点对应的减持依据还在于证券化率这个指标。2024年我国的GDP值是135万亿元。按照今年5%增长率预测，2025年我国GDP将达到142万亿元。目前我国的股市市值是105万亿元。证券化率等于0.74倍（105/142）。目前美国的证券化率是2.2倍，日本是1.9倍，印度是1.4倍。证券化率达到1应是基本的要求。
当我国的股市涨到142万亿市值时，意味着不仅我国的上市公司市值上涨了，而且我国整体的股市市值也已从洼地走了出来。10月底A股指数达到3880点，据此测算：3880/105=X/142，X应是5247点。如果你今天持有的股价是15元/股（对应3880点），那么在5247点时对应的股价应是20.28元/股。
大股东减持方案的配套措施
大股东的减持方案应该通过股东大会的方式和流通股股东协商。这样的解决方案不是强迫性的，是上市公司自觉自愿提出的。这就可以把好的和坏的两类上市公司区分开来。
一类是好的上市公司，愿意提出这样的方案。在较高的价位上给予大股东减持。另一类是较差的上市公司，他们不可能达到减持的价位，也就不能减持，这可以真正避免此类上市公司被掏空、大股东减持走人的恶劣现象。
在这一过程中，证监会应对上市公司给予政策的支持。一是给那些制定了减持方案的上市公司再融资配股的绿色通道，允许好的上市公司减持、同时起到激励作用；二是公司业绩上不去的不准减持，起到鞭策和惩罚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展现出一个能让“老实人”赚钱的监管政策和思路，让我国的上市公司越做越强，同时也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
中国特色的股份制发展思路
我国上市公司中有1440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当前中国经济需要开拓政府的第三类财政收入，这就是国有股的分红和差价转让收入。如果股市能够达到5000点以上，就具备了国有股减持的现实条件，能够极大地开创各级政府的第三类财政收入，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
开创国有股上市公司减持，有以下几点意义：第一，这个减持只能在市场上公开减持，不允许私下的内幕交易。第二，符合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向。我国的国资体制改革在从“独一股”转向“一股独大”的公司制度之后，急需开创进一步实行大股东减持的改革思路。除了国家战略性上市公司要保留绝对控股权外，其他上市公司应进一步通过混合所有制把国有股权从60%减到40%左右。这样做既可以保留国有的控制权，同时可以筹集一大笔资金，补充各级政府的第三类财政收入。
据此，按照1440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初步测算，国有股的总股本是5.6万亿股，对应总市值是57.4万亿元，加权平均股价10.25元/股。如果减持20%的话，那将是1.12万亿股，将提供11.48万亿元资金，这笔资金对我国各级政府解决财政困难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支持国有股权的大股东减持。其理由，一是支持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向现代公司股权结构的方向演变，让这些国有上市公司真正成为为我国财政创造效益的企业主体；二是国有股大股东的减持，将规避私人在股市上畸形的暴富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
总之，在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发展中，我们有责任把国有资本做强，让全体中国人民享受国有股本带来的资本收益。
（编辑 季节）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风险挑战日趋严峻。为促进政府、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之间紧密沟通与合作，探索风险防范和权益保护的有效经验做法，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保护海外投资权益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安全发展大局，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联合举办“中央企业海外投资权益保护”研讨会。30多家央企和专家学者共同聚焦当前央企出海面对的主要风险、关键挑战和优先应对方向等问题，共商海外投资权益保护之策。
中央企业海外投资有效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央企业作为海外投资的“国家队”与主力军，海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布局持续深化，战略支撑作用愈发突出。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指出，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海外投资贸易规模持续攀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央企海外资产规模已超8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央企业全部资产总额的18%；在全球180余个国家和地区运营项目超8000个，业务覆盖能源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2024年央企海外项目带动国内设备出口超3000亿元，创造间接就业岗位超50万个。
彭华岗（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指出，近几年央企将海外业务作为拓展发展空间，服务国家对外合作的重要载体，以系统性思维推进海外布局，从项目前期的风险评估到运营中的合规管控，再到权益受损后的应对维权，形成了全流程关注、全链条发力的走出去工作格局，彰显了央企作为国家对外投资主力军的责任与担当。
能源领域：中国石油海外油气权益产量连续五年突破1亿吨，“一带一路”沿线油气权益产量占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以上。中国海油权益产量3400万吨，在“一带一路”的12个国家的18个油气项目，海外油气产量占比超30%，年均为国内供应2000万吨原油、150亿立方米天然气，占国内油气对外依存度的12%，有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国家电网在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运营12个骨干能源网资产，成为“一带一路”能源互联互通标杆。中国电建集团在106个国家或地区承包工程项目1000余个，在建合同额1142亿美元，在13个国家投资26个项目，总投资约110亿美元。去年在世界上最干旱的智利阿塔卡马沙漠高原完成了480兆瓦的太阳能项目。
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中铝集团以资源获取、开发，工程技术服务为核心，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铝、铜、铅锌、铁矿资源收购、开发业务，形成了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几内亚博法铝土矿、秘鲁全球最大铜矿之一特罗莫克铜矿、加拿大塞尔温铅锌矿四大矿山，海外资产2487亿元，拥有约18亿吨铝土矿资源。中国五矿2024年境外资产总额1666亿元，拥有境外矿山18座，铜产量42万吨，锌产量26万吨，铅产量5万吨，镍产量2.87万吨，钴产量0.55万吨，其中秘鲁班巴斯铜矿、澳大利亚的杜加尔河锌矿，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瑞木镍钴矿都是世界级的矿山，境外资源量占到央企境外资源量的一半以上。中国有色集团海外资产768亿元，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及欧洲地区，涵盖铜、锌、钴等有色金属资源的开发及冶炼业务，在赞比亚、刚果（金）运营6座铜矿山、9座铜冶炼厂，在非洲打造了一条以铜为主的采、选、冶炼全过程生产链条，在保障国家供应方面的重要性非常明显。
在物流航运领域：中远海运集团强化港口投资布局，构建海上战略支点，在境外设立企业1049家，在欧洲、地中海、中东、东南亚、南美洲、非洲18个国家或地区布局25个港口，其中“一带一路”沿线22个。标志性的港口有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秘鲁的钱凯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港等一些区域性的关键枢纽港。2024年开港的秘鲁钱凯港，已经成为中国与拉美之间贸易往来的关键节点，为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招商局集团在62个国家设立425家企业，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项目使当地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平均提升40%，显著优化区域物流效率与国际贸易竞争力。中交集团在海外投资了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尼日利亚莱基港、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柬埔寨金港高速、肯尼亚内罗毕快速路、以色列阿隆塔沃燃气电站、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丹吉尔科技城等标志性项目。
在钢材领域：中国宝武在境外设立全资和控股子公司125家，分布在36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总资产达1065亿元。中信泰富境外业务已覆盖全球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涵盖特钢、消费品、能源、基建及地产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以特钢高端制造与大昌行消费品贸易为核心的出海格局。
在综合投资领域：国家电网在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运营12个骨干能源网资产，菲律宾国家电网项目保障了当地70%的电力供应，巴西美丽山特高压项目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600万吨。华润集团聚焦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医疗消费等重点领域出海拓业，境外资产规模约1600亿元，营业额近400亿元，境外员工超过2万人，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泰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瑞典等地，覆盖地产、零售及消费品、物流、能源、集成电路等业务领域。
央企海外投资业务发展，有效保障了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缓解了国内资源约束，已成为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
央企海外投资面临的核心风险和主要问题
近年来，伴随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度调整，央企海外投资权益面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保护主义抬头、合规监管趋严（反垄断、制裁、数据隐私等）、安全审查泛化（如欧美外资审查机制）、东道国政策不稳定等问题和挑战，海外投资风险呈现“传统风险持续、新型风险叠加”等特征。海外投资项目受损事件频发，暴露了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风险防控的短板。
（一）美西方加大对华遏制与制裁，全链条封堵风险上升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构建技术、市场、资金全链条封锁体系，持续升级对华制裁，截至2025年9月，3000多家中国企业及机构被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14纳米以下芯片制造设备实施“护栏”限制，禁止第三方国家转让相关技术，直接导致某央企海外汽车电子工厂产能利用率从90%降至65%，产业链安全压力显著上升。某央企被美国列入国防部军事企业清单、财政部非SDN军工复合体清单、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20年该企业被列入军事企业清单后，12家欧美银行终止与其国际结算合作，圭亚那深海油田项目资金回笼周期从30天延长至90～180天，年增资金占用成本1.2亿美元（占海外净利润的5%）。
投资审查领域加大，安全审查泛化，对中资企业歧视性的政策和规定，增加了海外资产的经营难度。欧洲多国实施“泛安全化”限制，欧盟通过《外国补贴条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抬高中资准入门槛。2022年，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出台以来，英国政府已经对10余起中国企业投资做出禁止收购或附条件批准的决定。某央企出口欧盟钢铁产品面临每吨120-180欧元碳成本，年增成本约2.25亿欧元。某央企2021年参股的德国汉堡CTT码头，本来如按照35%的参股比例，至少能派一个董事进入董事会，参与日常运营。但德国政府以关键基础设施为由通过法案，强制该企业将汉堡港CTT码头股权从35%降至24.99%、放弃调度系统控制权与关键岗位任免权，仅作为一个财务投资人身份进入。
（二）资源民族主义持续加剧，政策频繁变动导致投资权益受损
一是主要资源国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调整政策，强化对矿产领域投资、并购、出口活动的管控和干预，破坏已签合同，变相侵害中资项目利益，阻碍了央企关键矿产投资的有序开展，加剧了关键矿产资源供应的不确定风险。某央企旗下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曾遭当地税务局以关联方问题为由，不合理征收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税款，虽经过长期法律诉讼维护了合法权益，但严重干扰了矿山正常运营。几内亚军政府于今年5月中旬宣布撤销50多家外资矿企采矿许可证以提高对国内支持的力度，以致中资凯博能源矿权被军政府直接收回，顺达矿业采矿权被暂停。尼日尔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冻结中资矿业企业涉及上亿美元银行账户，暂停矿产品出口许可，导致项目月减产5万吨矿石，直接损失超2000万美元。
二是税务政策随意调整，导致央企海外投资收益面临较大挑战。赞比亚于2019年提高铜矿特许权使用费，征收15%的出口税，某央企在赞比亚拥有16家出资企业，业务涵盖合作开发、勘探、采选、冶炼、施工、国际贸易以及矿权运作等多个环节和领域，一些项目受到了较大影响。刚果（金）于2018年要求本国公民持有矿企10%的干股，并将资源税率由净销售收入的2%提高至毛销售收入的3.5%，某央企在该国铜钴矿项目因此年增成本超3亿美元，额外招聘1200名当地员工并培训，年增人工成本5000万美元。某海外子公司近几年受到属地国税务调查，涉及转移定价、资源税税基质疑问题，且涉及金额较大，严重影响企业收益。
三是以环保为名变相追加项目内容。某央企的谦比希湿法冶炼公司，因一场暴雨引发5万立方米废浆泄漏，企业在6小时内封堵污染源，赞比亚环保部门监测未对当地生态造成长期影响。但当地居民在几个民间组织的“支持”下，向赞比亚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索赔800亿美元。某央企港口项目因巴西当地环保政策突变（要求6个月内额外投入1.2亿美元建设生态缓冲带）被迫停工，前期2.3亿美元土地购置与码头基建投入面临回收风险，200余名项目员工处于待岗状态。
（三）地缘冲突导致项目停滞，境外资产和人员安全风险严峻
一是非洲、中东地区安全事件频发。由于中资项目分布范围广，容易成为袭击的主要目标，同时绑架中资人员也容易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便于索要高额赎金。去年5月以来，非洲东南部和中部几个国家社会动荡、武装活动猖獗，发生了多起针对中资企业人员的绑架勒索和暴力攻击事件，造成当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或停顿，人员伤亡，财产严重损失。
二是地缘冲突导致项目停摆。某央企因俄乌冲突，其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电站、煤矿、港口项目都不能正常运转，损失巨大。某央企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项目长期面临着复杂的公共安全挑战。某央企缅甸太平江水电站项目，装机24万千瓦，2010年投产，因缅甸政府军和克钦独立武装军事冲突，电站被迫停产，中方人员全部撤离，两年停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三是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区域性武装冲突，威胁到海上关键通道的运行安全，严重影响中资港口的业务量。比如：2023年红海危机爆发后，大量集装箱船绕行好望角，对某央企投资红海的沿岸港口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
对外投资还面临国际经贸关系多变的干扰。2024年3月，印度以减少经济援助施压，迫使斯里兰卡牺牲中资利益，单方面终止某央企中标的“混合可再生能源系统”项目，转而交由印度企业U-Solar承接。
（四）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合同缺陷导致损失巨大
2023年，受国际镍价暴跌影响，某央企参股的印尼德龙镍业由盈转亏，导致母公司确认投资亏损32亿元-38亿元。该项目因过度依赖期货市场对冲，未建立现货市场风险隔离机制，在价格剧烈波动时损失惨重。某央企非洲120公里公路项目（投资4.5亿美元），前期尽调时对雨季时长出现误判（实际6个月，报告4个月），设备未配防水装置，2024年雨季营地被淹（水深1.5米），3台挖掘机、2台压路机损毁，维修费用800万元，工期延6个月，额外增加成本1000万元，超预算15%。
（五）现有保护手段单一，防控体系与协同不足
一是风险预判与应对能力薄弱，缺乏对重大项目的动态监测和风险预判。部分央企缺乏对国别风险自主监测能力，依赖第三方报告导致预警滞后。某央企东南亚1.2吉瓦光伏项目2025年2月投产的第二天，所在国即发生政权更迭，新政府暂停外资新能源项目审批，3.5亿美元投入（组件2.1亿、基建1.4亿）面临风险，截至9月仍未并网，月均承担利息、维护、薪酬成本200万美元。
二是保护手段单一。央企海外投资项目保险投保率不足30%（国际跨国公司超70%）。某央企俄罗斯煤矿项目2021年启动投保，因内部四级审批（项目－财务-风控-管理层）耗时11个月，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时未完成投保，损失需自行承担。
三是政企协同不足。权益保护偏重依赖外交协调，市场化工具运用不足。央企海外项目国际商事仲裁条款约定率仅45%，某中资电力企业在南亚投资的400兆瓦火电项目，当地政府2023年起拖欠电费1.8亿美元，依赖使领馆沟通2年未解决。政企信息共享不畅，某央企非洲矿业项目面临社区抗议时，未及时反馈国内，错过双边磋商时机，停产1个月损失500万美元。
（六）国际化人才欠缺，本土化运营适配不足
一是涉外法律人才和跨文化人才缺口大。某央企海外子公司合规负责人因不熟悉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据跨境传输违规被罚200万欧元。二是本土化适配不足。某央企2021年收购欧洲某建筑企业后，沿用“集中式”管理，引发3次罢工，生产停滞40天，市场份额下降5个百分点。某央企非洲水电站项目未解决村庄饮水问题，引发抗议致工期延长3个月。某央企2023年收购欧洲某高端制造企业，因未与工会达成薪酬协议，遭1个月罢工，核心产品停产，客户流失率8%，损失3000万欧元。三是未建立有效社区沟通机制，低估文化差异对项目的影响。某央企秘鲁LasBamba铜矿因未兑现社区安置承诺，引发当地居民持续封锁道路，导致铜矿停产。该项目涉及2万原住民搬迁，但补偿方案未充分尊重文化习俗，最终触发“不可抗力”条款，损失巨大。
（七）舆论打压围猎引发的风险事件增多
一是舆论围猎的风险持续加大。美西方主导着国际舆情，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境外智库、非政府组织、媒体通过系统性虚假信息夸大宣传，将商业项目扭曲为政治安全和环保威胁。以某央企港口业务为例，2025年7月，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发表题为《无安全港——关于中国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港口项目的风险评估》，营造中国37个港口项目风险泛化氛围。
二是对中资矿业企业污名化。今年初，某央企收购了英美资源集团巴西的镍业务，但荷兰的矿企、美国钢铁协会以卖给中资企业会加剧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为由，请求欧盟和美国阻止项目交割。美西方一些媒体大力炒作港口航运物流等领域的中企威胁论，大篇幅对央企投资项目进行污名化报道，引发恐慌，阻挠了项目的正常投资和运营。
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权益保护体系的建议
当前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海外投资与贸易规模已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球对外投资格局中的关键力量。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海外投资贸易总额突破10万亿美元，其中2024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922亿美元，同比增长8.4%，在全球占比11.9%，连续13年稳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约15%的对外投资增量。这一数据不仅体现了我国经济外向型发展的强劲活力，更凸显我国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重要话语权。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央企国际化业务的快速增长，央企海外经营面临政治、法律、合规等多重风险，亟须建立完善海外投资权益保护体系。
（一）加快完善法律体系，依法保护央企海外投资权益
借鉴美国《对外援助法》（支撑OPIC机制）、欧盟《建立欧洲投资法院体系条例》，制定《对外投资权益保护法》，填补在投资保护、境外安保、危机干预等领域的法律空白，明确境外资产保全措施，对我海外企业遭遇征收或国有化问题，建立“快速评估－补偿协商-司法救济”的全链条保障机制，细化投资争端解决流程。在现有法律基础上，明确反制裁适用场景与措施，界定“次级制裁”认定标准；针对美国等国通过第三方实体施压我国企业的行为，明确法律应对路径，设立“反制裁合规豁免”机制；允许企业在遵守我国法律前提下，通过合规协商，规避不必要的制裁风险；建立反制裁报复措施清单，对实施不合理制裁的国家或实体，在贸易、投资等领域采取对等限制措施。
（二）加强对海外重大投资项目的动态监测和风险预判
增强情报和预警体系建设，强化风险预判与预警。一是整合使领馆领事预警、商务部国别报告、央企项目风险数据，搭建国家级“海外投资风险大数据平台”，加强海外投资安全风险的跟踪、评估和发布，为企业提供精准及时的预警。二是建立风险动态监测机制。建议依托国家层面正在构建的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和海外综合服务站，实时跟踪重点国别的政策变化、安全局势与舆情动态，为企业提供精准的风险评估与应对预案。三是建立中央企业风险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全域联动的境外信息系统，实现风险情报、案例和经验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建和共享。四是建立案例库平台。整合央企海外投资权益保护案例，分类梳理应对政府违约、征收、歧视性待遇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定期向企业推送；建立东道国投资环境动态数据库，实时更新法律政策、风险预警、维权渠道等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
（三）优化应急响应机制，构建全周期风险防控体系
央企海外经营面临政治、法律、合规等多重风险，单靠企业自身难以应对复杂的海外环境；特别是一些突发事件，需要国家层面构建全方位的服务支撑体系，建立跨部门海外利益保障协调机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技术等各种手段，保护央企海外投资权益。建议：第一，在中央层面设立高级别的海外利益保护协调机构，统一指挥和协调重大事项。第二，打造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将现有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升级为贯穿企业出海全流程、全链条的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形成综合服务大平台和专业服务分平台有机结合的“1+N”服务体系。第三，优化完善应急协调与危机处置机制。现有权益保护机制（如外交保护、双边投资协定、国际仲裁等）在实际运用中存在局限性，亟须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不同级别突发事件的报告流程和响应主体，确保在危机处理中，中央企业、驻外使领馆、专业机构高效联动，指令畅通、行动一致。
（四）强化政企协同，打造快速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
通过政企协同、央企联动、机制创新与国际合作，构建“预防－应对－保障”全链条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筑牢央企海外权益保护安全屏障。一是构建常态化协同机制，明确政府海外安全预警平台与企业内部安保体系的对接流程，实现预警信息实时共享；定期开展联合应急演练，针对恐怖袭击、政局动荡等风险制定协同处置方案，保障人员与资产安全。二是聚焦央企海外投资集中区域，在重点国别和地区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提供政策咨询、落地协助、市场对接等服务；联动当地政府与商协会，帮助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实际问题。鼓励央企在特定区域共享法务、安保、公关等专业资源，降低个体成本。三是设立调解中心，缩短维权周期。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争端调解中心，衔接国际仲裁机构，推动争端优先通过调解解决，缩短维权时间；打通跨境司法文书送达、证据调取快速通道，破解境外诉讼“程序烦琐、效率低下”难题，为央企权益保护提供高效支撑。四是协同应对投资贸易争议，强化权益维护。建立“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争议应对协同机制，用好调解、仲裁等多元化争端解决工具；支持行业协会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证据收集等服务。提升应对境外纠纷与贸易摩擦的能力。
（五）健全央企合规与风险管控体系，提升合规经营水平
在全球化背景下，合规经营是央企在海外立足的“生命线”，也是抵御风险、保护权益的核心保障。一是强化央企合规体系建设，明确合规是海外经营的“不可逾越红线”，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国际通行规则（如反贿赂、反垄断、数据安全、ESG等），以及我国关于对外投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各项规定，坚决杜绝违规恶性竞争、“带病经营”等行为，避免因合规漏洞成为国际制裁或当地处罚的对象。二是推动央企建立“海外投资权益保护责任制”，构建覆盖投资经营全周期的风控体系，构建以法律审核为核心的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动态应对各类合规挑战。将海外投资权益保护成效、合规经营情况纳入央企海外项目考核指标体系，在项目谈判阶段，审核合作协议的合规条款；在合同签订阶段，排查法律风险点；在项目落地阶段，制定本地化合规方案，从源头规避先天合规缺陷。三是聚焦关键领域，强化专项合规管理，针对高频风险点制定专项合规策略，实现“精准防控、靶向治理”。
（六）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
立足央企海外投资实践，对标国际成熟模式，在关键领域推动与规则接轨机制创新，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对冲美西方规则主导权。借助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框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海外投资保护机制”，为央企在新兴市场投资提供专属制度保障，针对国际社会对央企的认知偏差，创新国际传播方式，塑造央企正面形象。通过多元化内容输出提升国际认可度。引导央企在海外经营中主动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如ISO体系、绿色建筑标准），以“合规+高标准”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优势，实现从“产品出海”到“规则标准出海”的升级。
（编辑 尚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