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央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工作的政策指向，有明确的限定范围：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中以县域（县城）为单位率先实现新型城镇化；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推进新型城镇化。之所以称为“新”，主要在于地域限定，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政策演变的客观过程看，中央对于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相结合的政策要求也是一以贯之的。

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兴起，推动了城镇化起步

从1982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分工和家庭兼业趋势明显，大量的能工巧匠从农业生产领域进入百业并举的乡村副业兼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乡村工业化，到1984年已蔚然成风。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引起更多讨论。当时也有比较激进的说法，认为“要解放农民就得消灭农民，要解决农村问题就得消灭农村”。当年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也和现在如何打通城乡壁垒、让农民能够顺畅进城的讨论相似。其中提出的政策意见，主要集中于城乡户籍没有放开、城乡人员不能自由流动。

讨论中，关于户口是否可以放开的意见引起了多个部门的反对（包括财政、教育、卫生等部门），主要理由是城市不可能接纳这么多农村人口，农民进城会增加各部门的财政开支。在接受一定数量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各部门都要计算需要增加多少财政开支，这是当时财政体系的特点。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增加了一条：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1] 由此可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意见在意识形态上没有问题，但当时各有关部门受制于财政开支负担造成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所以无法实现农民大量进城、开通城乡交流。

客观上，由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能力有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村人口与乡镇企业的绑定程度。因此，乡村工业化和县以下城镇化的需要相互叠加，发展乡镇企业成为解决农村人口非农就业需要和家庭收入提升的重要途径。这就推动形成了农民主要在乡镇企业就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县域经济模式。1984年撤社建乡、撤队建村，农村的管理体制也发生重大调整。乡镇企业实际上是占本村的地、使用本村的劳动力，只要有办法从银行拿到贷款，就占有了低成本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局面。可以说，内需拉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的“黄金增长期”。

20世纪80年代前后有三个10倍以上的增长：一是乡镇（社队）企业从原来152.4万家（1978年底）发展到1888万家（1988年），企业数量增加10倍以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统计，县及县以下乡村工业已经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56%，被称为“半壁江山”。二是改革开放初全国有2176个建制镇（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形成1.75万、2000年达2.03万个建制镇，翻了10倍。三是非农就业，20世纪80年代末期乡镇（社队）企业吸纳了大约9792万劳动力就业，到90年代中期则实现了1.35亿（1996年最高峰）劳动力非农就业。从减轻财政负担并提高农村非农就业水平的角度看，这套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机制也是有效的。中国这个经验也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比较成功的。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业剩余人口和家庭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加速了农民兼业和农村形成百业兴旺的多元业态，奠定乡村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因财政支出压力导致城市仅能吸纳有限的农业转移人口，在政策上只能从推动“城市化”转向推动“城镇化”。进而，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客观需要，推动了乡镇企业低成本地开发利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取得超常发展；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同步带动了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根据这个经验，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成就时，认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了三项伟大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村工业、推进城镇化。

农村改革三项创新对国家宏观经济“软着陆”发挥的作用是显著的，从结果上看，乡村工业和城镇化有力地拉动了内需消费、支撑了城市经济高速增长。从形式上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采用西方模式加快城市化实现的；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以农村不断衰败的代价向大城市贫民区“空间平移”的转移过程。我国对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进行了充分讨论。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和“城镇化”概念

1995年，11个国家部委联合组成课题组，专门研究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曾经提出了五种城市化道路的方案，核心是考虑制度成本的大小以及如何消化这些成本。

第一种方案是主张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类似日本大都市圈战略）。

第二种方案认为中国现在100万以上人口大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该鼓励这类中大城市的发展，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方案强调，我国当时有大约600多个地级市和县级市，如果让这些具有几十万人口规模的中小城市发展起来，将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作用。

第四种方案则突出以县级城关镇为增长极，渐次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以解决“三农”问题，走发展小城镇或就地城镇化的路子。

第五种方案认为，我国各地农村都有一些五六千以上人口的大村，在西方这类规模都是“市”；我们只要将其改名为镇，就可以较快地提高城镇化率。中国不必一定要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搞大城市、大量人口集聚从而发生“城市病”，只要适当调整规划在大村做一些基本建设，农民可以就地实现城镇化。

当时关于城镇化的各种意见都反映到中央。今天看起来，这五种主张在政策研究领域都有不少支持者，也或多或少反映到具体政策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因政策环境问题而显著衰败，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出，“三农”问题随之日益突出。2001年中央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是要加快城市化，但我们的城市化要靠城镇化来实现。由此“城镇化”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当年明确这是作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仍然是有地域限制的。

2003年提出县域经济问题。当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成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大规模污染问题；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负外部性也集中显现，农业污染成为面源污染的重要源头。根据2005年环境普查结果，国务院相关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已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原有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合国家发展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依然把县域经济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而不是推进城市化。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要放在发展县域经济，而县域经济的两大支柱，一是中小企业发展（因为90年代末各地乡镇企业普遍经历了一次倒闭潮），二是城镇化，把城镇化作为在发展县域经济中承接中小企业的主要载体。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城镇化是相对有效且制度成本较低的城乡融合模式。如果把农业农村也纳入此前工业化和城市化叠加的旧阶段的轨道，不仅不能缓解现在工业过剩和农业富余劳动力问题，恐怕还会进一步造成全球化解体派生的风险。

目前，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还没有对应的英文翻译。在政策和学术话语建构上，基本上还是“失语”的状态，无法适应国家社会发展对知识生产的要求。现在高校发表的各种论文，基本上仍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把城市化率定义为城市人口比例，将城市化率作为城镇化的主要指标，势必弱化了其他指标的权重。而城镇本来主要是指县以下的建制镇，而建制镇指标体系本来也很清楚，包括工业增加值占本地区GDP比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城市人口数量及占比等等。现在把“城镇化”直接翻译成“城市化”，就只有一个城市人口问题，政策概念就没那么清晰了。

推动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中央再度强调新型城镇化，主要是充实新型县域经济，其前提是逆周期调控与区域整合，这里有一系列的政策含义，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党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县域经济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城乡融合率先在县域实现所需要遵循的地域范畴。新型城镇化要把纳入新型县域经济作为政策重点。实际上，这也是把2005年提出的县域经济两大支柱——中小企业与城镇化，再度作为今天新型县域经济的内容。中央文件要求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这和中小企业要在县域发展是一个道理。

在目前条件下，如果遭遇西方全面制裁，民众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生存方式的弊端将进一步显现。很多沿海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地面沉降，农业原材料（种子饲料等——编者）很大程度上靠外部市场，确保供应链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压力很大。换句话说，不是“城市化”不好，而是制度成本和风险带来的代价太高。如果我们继续走过去的城市化发展方式，虽然可以拉动内需，但是代价巨大，一旦遭遇惊涛骇浪则无法应对，甚至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第二，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应对全球化解体的挑战。按我的理解，中国总得做出应对全球化解体演化为大危机的必要准备。党中央把乡村振兴当作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要求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做跨周期的调节等等，都是试图在遇到大危机时避免对社会民生冲击过大。

实际上，目前经济发展情况与现在政策思路是对应的。近年来，受多方面影响，据估算，每年大约有360万家个体私营企业注销，40万家股份制公司注销，1000万打工者二次返乡。我们没有用“失业”的概念，因为这些打工者原来就不在登记就业人口之中。进城务工人群的剩余价值被用工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大量占有，获得的只是相当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报酬；尽管如此，还时有拖欠。这些进城务工人群也不可能按照城市劳工待遇得到五险一金，包括医疗保障等。那么，既想让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得到城市市民待遇，又没有留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用于支付进城打工者的市民待遇，那怎么可能用一个简单化的说法就把进城打工者变成市民？能依靠没有市民待遇的进城打工者去扩大内需吗？显然是不现实的。

第三，当下农村正在发生多业态全面发展的新趋势，并非是传统的农民只应该做农业的观念。1998年起，我们搞了26年的农业产业化政策，客观上把我国的农产品成本推到了国际价格天花板之上，造成当今农业的主要困境是“地板”在“天花板”之上。目前，在农业产业化领域里，90%以上的龙头企业严重不景气，甚至濒临破产。我国农产品只能对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城市化率过高、农业成本更高的周边国家出口。这种没有比较优势的困境对我国农业发展是一个基本制约。那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定在2035年，怎样实现？我们不能再用传统思路，再以传统的农业大规模扩张来稳定农村经济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要以多业态、参与式、在地化、分布式的发展方式来带动“三农”发展。低风险也是城镇化优于大城市模式的条件。

第四，以新型城镇化应对当下农村困境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举措。这不同于县级房地产开发的思路。近些年，四线以下的城市与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各级地方政府要靠卖地收入来维持财政。为了让大量过剩的房地产有销路，一些区县把教育资源集中到城区，要求农民进城买了学区房才让子女在县城上学。同时把医疗资源也集中在城区，让病人到城区买了房子才能就近享受医疗服务，再把农村医保80%报销率定在县以下，以此推动“县级城镇化”。

现在中央强调新型城镇化，显然不能再按过去消化房地产的方式来进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其实是以“就地现代化”实现新型城镇化，以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县域经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与1995年联合课题组提出的城市化五种发展方式的第四种和第五种方式的结合有共通之处。

第五，发展新型城镇化也是推进三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中央提出以工业、农业和金融三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消纳过剩产能，以适应新发展格局构建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从投资角度来说，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可供投资的机会，乡村还是投资的蓝海，相当多的乡村产业尚未被金融信贷投放所激活。

现行的金融运作和统计制度主要服务于工业和城市，乡村资源性资产非标化不能用于抵押品，只能发展信用贷款，额度小成本高，惟赖补贴利率；派生出的客观结果是乡村GDP被显著低估。

我们最近在一项关于村级资产负债表的调研中发现，接受调研的行政村登记在官方部门的资产只有1190万元，但实际运营的资产是2亿多元。显然，如果让村级集体经济注册村级公司，其运营的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其资产负债率会非常小。以多个村级公司资产做股支撑县域合作社经济，相当于落实了“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这样新型县域经济所形成的资产负债比例也会好看得多，进而缓解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过去十多年，国家已经向乡村基层做了大量的资产投入，当前地方政府负债中有相当部分对应着乡村已有的设施性资产。如果不用“把产业留在县域”的方法激活这些大量的设施性资产，那么这些设施性资产就会变成沉淀资产或沉淀成本。如果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新理念”，把“生态资源价值化”当成新发展方向，那么乡村广大的生态资源与已投入的大量设施性资产就有可能被激活并且结合为一体。通过重置资产负债表，把县域产业化经济以各种深化改革的方式、以激活沉淀资产并转化为与生态资产融合的方式，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化方向,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态势。那就会与过去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现代化内涵的旧理念大为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2] 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要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3] 这些表述充满了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也具体地给出了防范化解风险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将新型县域经济理解为应对全球化解体的战略部署。

现行政策形成于过去以工业和城市发展主导的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过程，这使得我们很难避免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政策思维的“单向度”。鼓励农民进城并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就可以算市民，但是，反过来，目前政策并不给条件让在农村居住半年以上的市民成为农民。在两个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人为地让农民进城，导致同时出现“进城留不下”和“乡村进不去”的社会现象。

总之，继续旧阶段和旧理念没有出路。根据目前的发展态势，我们要准确理解党中央关于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含义，将其与乡村振兴、应对全球化解体的重大挑战等国家战略问题相结合，全面把握政策含义。

（编辑  碣石）

我们研究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应该高度关注两个因素：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二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职责问题，要建立一个全国统筹的制度设计。

生产力发展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

    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处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它的特征是：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经过了合作化到改革开放这两个主要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幅度非常大，金沙河合作社就是一个样板。他们在河北南部共流转了几万亩耕地，小米玉米两季的平均亩产共达1吨以上。这么大种植面积实现这么高单产，在现在的双季产区是一个相当突出的典型，因此他们成为全国农民合作社主粮种植典型，也是唯一的一个主粮种植的合作社典型。

    金沙河合作社应用了我们的工业提供的最先进的生产力，如拖拉机、无人机等等，他们拿出3000亩地请农业专家来作为试验田。所以他们培育的种子品种和工艺，明显高于周边农村的种子品种和工艺。我听他们讲过一个小例子，麦子出苗后在某个阶段不能浇水，这样麦子长得比较慢，麦杆比较粗，这样就不易倒伏。而一般农户在那个时间点都要浇水，好让麦子长得快一些。这是在我国农作物育种专家的指导下培育出来的种子、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工艺，从而能够实现大面积高产。这是除了兵团或者大型农场外目前在两季产区是唯一的数万亩实现吨粮亩产的农业合作社。据统计，全国双季产区小麦亩产是450公斤，金沙河合作社几万亩地小麦平均亩产达649公斤，专家们种的试验田亩产800多公斤。

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有非常大的影响。金沙河合作社的一个职业农民可以种几百亩地，当地村里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地流转给合作社，所得收入比自己种地收入还多（包括流转地租和分红收入），创造的财富也多。这样农民都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金沙河本身是面粉业集团，以小麦加工为主导，它在县里设了工厂。周边农村很多青壮劳动力把承包地流转给合作社后到县里工厂当职工，提高了家庭收入；很多职工还把家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要建立全国统筹的公共服务制度

    城乡居民不同身份和城乡差距问题，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等待遇的不同，真正的根源在于财政的问题。不仅是财政收入，关键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1998年我们计划实施退休养老制度时，曾经设想搞全国统一的退休养老制。但由于中央财政紧张，所以搞了分省制，有的省还实行分市、分县养老体系。从之后的情况看，这种制度带来损害最大的群体是到异地打工的农民。

    当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办法，就是你所在的企业为你交够了多少年养老金，到60岁退休后，每个月可到社保机构这里来领钱。但对于农民工来说：第一，他能不能在一个地方干那么长时间；第二，即使你干到了年限，如果不到60岁回乡了，60岁之后每月到这个城市来领钱，够路费吗？这个制度实际上是让这些农民工对社保养老制度做了贡献，他交了钱却享受不到养老待遇。

    所以我们应该建立政府负责、全国统筹的医疗、养老和教育制度。应该注意，这是全国没有差异的、保障最低水平的制度。

    有的同志说，国家要实行9年国民义务教育，但实际上能做到的是“村民”义务教育。这个村有钱，学校就好一点，村里没钱学校就差。就是说全国义务教育应该是由中央负责的体系，但考虑到财政收入和资源等制约，可以从最低保障开始，逐渐地提高。

    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是，在三个主要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如何实现全国统筹。这个制度可以让你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不受种种变化的影响。

    例如我们在扶贫中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把绝对贫困标准定在人均收入4000元。养老、医疗、教育也应该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提高。

我认为，我国农业可以发展出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制度改革应该适应这个趋势，任何社会中生产力是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服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结构也会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往前推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我们应该高度关注这两个因素，一个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对于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对于中央地方财政的职责，其实是支出的责任。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

（编辑  宋斌斌）

地方财力难以支撑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外省市来本地务工人员及子女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只有少数城市能够做到。原因如下：

发展极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各地人均拥有的财力差异非常大，按人口配置的行政编制也存在很大缺口，而民生工作的事权是按照行政区划确定的。因此，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是由各地拥有的财力、编制来决定的，这种体制决定了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的差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必须以本行政单元的户籍居民为对象。

以城市每月最低生活保障为例。2022年全国直辖市中最高为上海1330元，最低为重庆636元。各省中最高为浙江948元，最低为海南576元。即使在广东省，广州、深圳等一类地区，城乡低保每月最低标准为1206元，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二类地区为1073元，惠州、江门、肇庆等三类地区为932元，汕头、韶关、河源、梅州等四类地区城镇为860元、农村为645元。义务教育的生均经费、学前教育的学均投入，都存在这种地区性差别。可以看出，农民进城入户、对外地务工者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必须具备足够的财力、人力才能做到。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进展非常有限，原因就是地方财力的不平衡，既定的编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并不支持这个目标的实现。

以义务教育为例。中央提出对外来务工者子女在常住地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的要求以后，落实过程很难。为落实此项政策，上海关闭所有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全部进公办学校享受义务教育，但生均经费须5000元。上海外来常住小学生规模在40万左右，为保障他们享有均等的义务教育，上海财政每年须多投入教育经费200亿元。由于上海实行高考自主招生、只对户籍人口开放，中学起采用自编教材，外来学生要参加高考，初中起只能回老家学习全国统编教材，因而上海不用承担他们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费用。上海的低保水平、本地居民所享受的公共卫生保障水平都高于外省市，因而更难以向来沪打工人员提供这些服务。广东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服务只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外来学生只能上民办小学。要在教育资源较好的省城入户，一些省市（自治区）普遍设置了门槛。

人员编制掣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新型城镇化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仅受到地方财力约束，同样也受到保障公共服务的编制约束。我国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要按户籍人口来配备服务人员的编制。自21世纪初前后实行定编后，基本编制配置就没有变化。特别是2013年国家宣布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以来，编制成为最为刚性的政策指标。而人口，特别是常住人口在变动，地方政府的事权在不断增加，但编制始终不变，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形成很大的约束，结果就只能通过增加体制外的辅助人员来协助完成公共服务。警务靠协警，城市管理靠协管，义务教育靠代课老师。例如，湖南邵阳市有12个县级单位，640万人口，常年要靠1000多名代课老师才能保证义务教育工作。教育部不承认代课老师，地方教育部门只能以教辅人员的名义聘用他们代课。教育部规定小学的师生比是1:23，初中是1:21，为什么会缺那么多教师？除民族地区人口增长较快外，为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农村学生也在向镇、县、市、省城流动。但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留下的少量学生，还必须保留教学点，只有几个、十几个学生也要派一名教师，最终编内教师不够，只能用代课教师。

因此，不管是农民进城入户，还是进城打工，都打破了原有地方财力和编制保障的平衡。这些由基本国情决定的公共服务差异，没有一定的发展作为条件，以及中央财政和编制体制的改革，很难有明显改善。

新型服务业成为县域经济新亮点

需要注意一个事实：农民进城入户的意愿并不高，原因在于城里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现阶段农民进城主要有两个动机：一是打工追求更高的收入，二是为了子女能享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家长进城陪读。由于对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权利以及更低的生活成本，农民进城谋生居多，进城入户的意愿并不高。

按照目前的条件，新型城镇化应该把重点放在农民进城谋生，而不是进城入户。农民进城的关键是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些年，县域经济有了不小的发展，但是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承载能力还是有限。农民务工主要走向大中城市和重大工程的建设。

从财力来看，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西部县级财力将处于“吃饭财政”的状态，只能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地方财力配套，特别是2020年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包括取消辍学率、取消55人以上大班额、取消双人铺）、脱贫攻坚、三年防疫等各项工作，地方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从国家对民生工作的要求来看，多地都因财力和人力资源不足欠账。即使是东部地区，地方财政也处于过紧日子的状态。江阴作为全国百强县（市），今年财政公共开支只能按正常年份预算的35％执行。因此，目前很多城市并不具备缩小公共服务短板、吸收更多农民进城入户的条件。

从经济来看，一方面，城市化和县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制造业正大力发展智能化而减少用工，年轻人就业更倾向于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使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新型城镇化特别依赖以新的形式或内容形成能够牵动人心、吸引人气的服务型产业。比如，新冠疫情过后，山东淄博的“烧烤经济”、哈尔滨的新型冰雪节、甘肃天水的“麻辣烫”、河南开封的“王婆说媒”、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的“村超”和台江县的“村ＢＡ”在全国的火爆，成为带动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种由文体商旅带动的新型服务业，具有很大的地方性和社会性，极大地激励了当地人民群众热爱家乡、自立自强的精神，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士气，迸发出创新精神，同时也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如何发掘和用好本地资源，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新型地发展县域经济，我们还需要很好地研究这方面的经验。

（编辑  宋斌斌）

    编者按：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李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培育发展县域经济，使县城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2024年5月11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研讨。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其中涉及我国城市发展战略、县域经济功能、城乡经济要素双向流动、社会保障和财政体制、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乡村治理等重大问题；我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面临问题各异，要同时结合我国面临的重大内外挑战这一背景考虑。专家们对所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并提出改革的设想。

我国城镇化政策的演进和当前重点

    温铁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原院长）：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推行家庭承包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步脱离农业进入二、三产业，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由此开启了新时期农民进城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当时理论界就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因国家财力所限，且城市户籍与财政支持的城市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密切相关，改革难以突破现行制度制约，由此形成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乡镇工业占据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吸纳了1亿以上农村劳动力，由此带动了各地城镇的发展。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乡镇企业普遍改制或倒闭，三农问题逐渐突出。新世纪初，中央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城镇化”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中国是人口大国，其城市化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1995年，经过多个国家部委联合课题组的研究，提出中国城镇化的五种思路：

    （1）发展大城市和城市集群；（2）鼓励发展中等（100万以上人口）城市，因为这类城市有力量带动区域经济发展；（3）以中等城市（100万以下人口）为重点，全国有600多个地级市属于此类规模，对国家经济增长有明显拉动作用；（4）以县级城关镇为增长极，便于带动农村经济发展；（5）发展小城镇或大村（5千至8千人口）就地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将可能形成新的人口聚集和经济中心，适当调整基本建设布局，村就可改为镇。

    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工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同时带来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发展中问题。在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大背景下，提出了新农村建设问题。

    2005年，国家在“十一五”规划文件中提出：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要把县域经济的发展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点；县域经济的两大支柱是发展地方中小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中央提出，以县域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新型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率先实现的地域，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要重视中小企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这和2005年提出的县域经济发展“两大支柱”是一脉相承的。

目前，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的弊端逐步显现。我国农产品和原材料供应的很大部分靠外部市场，供应链安全和粮食安全的压力很大。要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对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必要的准备。

发展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应对世界逆全球化潮流的挑战。近几年，我国每年约360万家个体私营企业和40万家股份制公司注销，1000余万打工者二次返乡。农民回到家乡要有地种、有事干，乡村的稳定和振兴是应对国际挑战的压舱石。

城市和城镇要协调发展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展

    翟宝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我国推进城镇化工作的一贯指导方针。

   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部分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全国建制镇数量快速攀升，这些小城镇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也充分体现。

    纵观多年来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发达地区迁移、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趋势，珠三角的长安、虎门、樟木头等镇快速发展成为小城市，有的达到中等城市的规模，其人口和产业集聚是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推动形成的。我们继续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因为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承载无限增加的人口，这个成本太大了。

新时代在纾解大城市功能的同时必须推进小城镇的发展。但群众是用脚投票的，一个地方必须具有一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才有发展前景，城镇才能发展起来。最近调研看到，镇里不少干部每周一早晨到镇里上班，周五下午回城市家里，老婆孩子都在地级以上城市上学上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并长期存在的。这个怪圈不打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很难协调发展。

    新兴小城镇发展的动力和政策方向

翟宝辉：网上很热的“景漂”现象，就是通过某种产业的转化升级，吸引一批相同爱好者集聚，创造出新的产业形态，6万“景漂”足以支撑一个小镇的自给自足（国际经验是3万人）。广东新塘镇有“牛仔裤之乡”之誉，已从制衣行业衍生出一个很大的直播产业，直播又带来一批相关产业的跟进。数字类的产业聚集正在吸引高学历人才汇入，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和技术因素可以形成人口集聚效应。浙江安吉县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地近90%的“数字游民”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约占30%。

    杨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这些年，我国东西南北各地有很多村庄，特别是城市周边的一些村，有独立的、合并的还有与周边村相连的中心村，已经开始自发自主地走上小市镇的路子。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只是他们不在国家限定的建制镇名单里，做得再好也只是村或社区建制。我以为，推动这些新兴小市镇的建设，可能是今后和未来中国式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出路之一。现在非常需要进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创新研究。不要再将他们纳入行政旧框架，应另立一个新的小市镇门类。在行政管理上更注重提升他们的自主性。可先在全国范围内先做调查和盘点，再行创新研究。

    比如张家港有一个永联村，村民1000多人，现在当地居民已发展到2万多人，俗称永联小镇。目前改为市街道的永联社区。他们村的致富来自当年办的乡镇企业投资小钢厂，后来合资，成为上规模的企业。十多年年前我去考察，村里每年从钢厂能拿到5亿元分红。还有，四川成都双流区的白塔社区，郫都区的战旗村，都是农文旅商工多业并举，吸引大量外部人口在这里就业定居，被当地称为小镇。这些小镇，都是党支部组织领导下，经多年发展集体经济，全面建设的成果。   

    林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华晟基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介绍浙江的城乡结合部的城镇化建设。

    前些年政府很重视发展以房地产建设为中心的特色小镇。现在县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将呈现多业态的发展，过去建设的上千个特色小镇将发生分化。其中1/3-1/2可以生存发展，而没有产业支持、缺乏资源优势的小镇，将陷入产业凋敝、人口流失的困境，没有集聚人口就没有商业餐饮和房地产，甚至垃圾收集、卫生所、学校等公共服务也无法支持，濒于消亡。

    就浙江情况看，小城镇成功发展有几种情况：一是以公共交通建设导向。如2011年国家投资建成余姚北站，位于余姚和慈溪的交界处，是宁波-杭州-上海高铁间的一个节点，这两县都是经济发达县。现在余姚北站已居全省县级市高铁站第二名，给当地带来大量客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给周边区域带来巨大的正能量。二是国家对各地城乡结合部的基础建设和老旧街区、老旧住宅厂房的重新规划更新改造进行金融专项支持，以及对乡村有线广播+5G站点的补贴，将有力地改变城乡结合部地带的面貌。   

    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要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从实际出发、顺势而为，按照地方特定的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的发展。用行政方式硬推往往不成功。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温铁军所说城镇化的五种途径都是客观存在。超大城市积极的一面也不能抹杀。“孔雀东南飞”现象已延续多年，刹车不容易。如北京市将行政中心转移到通州，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引导人口分流需要正确的政策和产业引导，关键是要符合经济规律，按照各地实际情况有区别地进行。我国东部和中西部情况相差很大，东部沿海省区的城乡关系问题已基本解决或接近解决。国家规划发展的14个都市圈主要在中部和偏西部区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王晓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农村社会学研究室原主任）：我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含义是大城市不能自发地无限扩张，城乡融合突显了县城和小镇和周边乡村的互动，大中小城市发展和城乡发展要相对平衡。

支持小城镇发展的政策着力点

 翟宝辉：“银发经济”可能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一个亮点。我国60岁以上人口很快将超过3亿，这一人群中一部分回到小城镇居住，会带动当地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但老人到小城镇居住需要配套解决住房、医疗等条件。目前正推行的分级诊疗制度真正落实到县、镇级，还需要解决一些具体机制上的问题。这些人的田园式生活梦想也可能适度得到回应。前面提到的镇干部把家安在地级市，自己成为通勤族，这种现象可能需要改变。如果把县城考虑在内，教育资源也必须统筹谋划。

调研发现，继续推进小城镇建设很多地方已经行动起来，譬如浙江的“千万工程”，广东的“百千万工程”，湖北的“擦亮小城镇”行动等，都在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在都市圈范围内开展“品质小城镇”建设试点，把银发经济的潜力挖掘出来。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性很大，小城镇发展不会是一个模式，区别化的推进战略很重要。

但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不在工程建设本身，而在资源流动的激活。譬如县镇教育资源普遍不足，支教制度的优化和完善应该是重点，学校不能移动但教师可以，医院不能移动但医生可以，教师、医生怎么流动正在考验我们的治理智慧，也是未来政策的发力点。

县域经济：地区差异、问题和诉求

    赞皇县：用好地方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全面发展

    曹彦鹏（河北省赞皇县县委办公室主任）赞皇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一些具体措施和阶段成果。

    赞皇县隶属于石家庄市，位于太行山东麓， 28万人口。原是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摘帽”。2020-2023年，该县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20%和33%，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20年的3.12缩小到2.82。

    几年来，赞皇县发挥县域综合功能，统筹规划城乡布局，推进产业升级、公共资源配置，探索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路子。

    提高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实施县城国土空间规划修编工作，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功能空间，构建“中心城区＋中心镇＋特色小镇＋一般乡镇＋中心村＋基层村”六级城乡发展体系。现城镇人口8.85万人，城镇化率39%。

    依托资源优势，发展地方特色产业。赞皇是林业大县，位于生态功能区中，为此发展起来绿色建材和食品健康两大主导产业。该县山区盛产酸枣，酸枣仁入中药、助睡眠，药用价值高。县里建设了40万亩大枣基地，通过酸枣＋大枣嫁接提高产量。现全国70%的酸枣仁在赞皇县实现交易和深加工，和国内各大药企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睡眠经济”形成赞皇的一个主导产业，为当地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多方筹集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全县农村水电路网持续完善。

    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新建扩建县城中小学，农村小学生、中学生在县城就读人数占比分别达到68%和96%。

    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县医院和中医院与各乡镇卫生院合作建设医共体，方便了乡村山区群众的就医需要。

    打造共同富裕的金山银山。规范矿砂开采、大规模植树造林，全县林木覆盖率达52.7%。2023年，赞皇第一单“林业碳汇”成功交易，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

    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改革乡镇机构、理顺职能；改进政府工作作风，提倡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建立网上群众工作平台（人民网“赞皇之家”），方便群众通过网络直接向政府部门和领导反映诉求；建立了网络、社会调解、法治服务等队伍，全面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工作，在加强基层治理方面做了多方探索。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努力打造脱贫地区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赞皇样板。

    对县域经济不同模式的观察

    王晓毅：中国各地区的人口密度和人员流动的差异，也是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多样性的一个因素。我调研的县域经济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模式：

    （1）我国西部、北部地广人稀，乡村人口向城镇（县城）集中，大量空心村只有老人留守，乡镇很少有学校，县城和几个重点镇形成小的地区中心。这是单向地向城镇集中。

    （2）有些人口较多的丘陵山区，城市扩张受限，地方有文化底蕴，乡村留人较多；社会服务体系沿着中心城镇向乡村辐射，村里人可以就近得到各种服务。

    （3）当地能人外出赚了钱回乡创业，带动本县产业发展。我在某县看到，本地农民回乡后在县城办纺织企业，带动当地家庭服装加工业网上接单遍地开花，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该县人口外流少，乡村教育体系得以完整保留。这是比较理想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另外该县指导乡村搞土地整理，本村集体成员可优先承包，剩余的农田租给两个公司经营。

    中西部的三元结构困境；县城的定位（三级标题）

    桂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近十多年，我们学院要求家在农村的学生寒假回校后写篇回乡观感，结集成《回乡记》。去年有个学生返校后告诉我，当地有个说法“穷不过三代”。反映了当下中西部农村的一个严重问题。这里的农村和县城，30岁以上的男青年单身的达30%多，离婚率很高，家庭关系脆弱。娶媳妇要高额彩礼，导致家庭负债，家庭纠纷甚至破裂。基层司法部门大量处理的民事纠纷和犯罪案件是在家庭，多是因外部压力造成家庭悲剧，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

    我们一直说要破除二元结构，要让农村老百姓都过上城市生活。而城镇化进程中，大部分农民能进的城也就是县城，内地多数县城发展工业空间有限，没有机会复制东南沿海工业化模式。

    没有工业基础的县城社会状态，大体是“收入不高、支出不低”。能干的年轻人去东部城市打工，两口子一年能带回5万-8万元； 2010年，家里的老人孩子前一般是留守乡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县城。年轻人进了城学会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喝咖啡、看电影、开车。县城除了房价比较便宜，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比大城市贵。老人砸锅卖铁给孩子娶媳妇、买房买车，家庭支出特别高，收入不稳定。男的外出打工，妻子在家带小孩陪读，无所事事玩手机，这种现象在过去十几年急剧增加。我们预测，未来县城的生育率将低于大城市和农村。

    多数中西部地区没有工业基础的县城，是缺乏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空间。所以，中西部地区呈三元社会结构——大城市、县城、乡村。过去是城乡二元结构，而今天通过县城把城乡两端连接起来；县城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但经济收入跟不上。市场经济+互联网，改变了县城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和观念。

    我理解，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要重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因为乡村振兴包含五个方面（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如何看待县域经济，县城应定位为大城市的“脚”还是乡村的“大脑”？如果是前者，县城就是供资本下沉的落脚点、把乡村人口和财富抽走；如果是后者，就是要把当地的人口和财富（农业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等）留在县域，用于当地建设。县城的收入和消费不一定很高，但生活体面且有尊严感。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县域医疗资源向县城集中问题不大，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教育和养老。

    关于教育，建议高考指标按县平均分配，因为人才的分布是平均化的，从选拔人才的角度，看相对分数就可以了。我们搞了这么多超级中学，小孩的天性被扼杀，弄得今天大学老师要关心学生的心理问题。如果高考分数平均降50分，中国的青少年都健康了，家长也有了希望。

    关于养老，乡村生活费用较低，可以成为养老的大后方，把城市养老院向乡村转移。总的意思就是把县域建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空间，变成乡村的大脑。这是从政治和社会基础的角度理解乡村振兴。

现在地方工作压力大，关键是形式主义严重，对基层工作伤害很大。上面各部门往下布置任务，往往不顾实际情况，而且都是硬指标，出了问题就换人，下级承受着极大压力。如此下去，基层干部就失去工作热情和信心。

    地方政府承受着极大还债压力。流行的说法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但很多地方债务是“上级请客，下级买单”，请客和买单之间必须匹配。让最没有话语权的末端承受压力，就会伤害干部群众的信心，这是基础性的伤害。

    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周建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我国城市化和县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制造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是AI技术引入制造业导致用工需求减少；二是年轻人的就业更倾向于服务业。所以靠制造业带动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条件越来越少。前些年农村脱贫攻坚时，政府支持在贫困村镇办工厂（车间），鼓励将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搬过来，这一举措的发展空间看来也不大。

新型城镇化和振兴县域经济，需要发展具有新的形式和内容，能够牵动人心、吸引人气的服务型产业。例如这两年出现的山东淄博的烧烤经济，哈尔滨的新型冰雪节，甘肃天水的麻辣烫，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的村超足球赛和台江县的村BA篮球赛在全国火爆，成为带动城市和县域经济的新增长点。这种由文、体、商、旅带动的新型服务业，有很大的地方特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极大地激励了人民群众热爱家乡、自立自强的精神，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带动了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怎样发掘和用好本地资源、调动本地群众积极性、创新性发展县域经济的启示。

（编辑  碣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过程中，新疆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融入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新疆人权发展水平，坚定不移推动新疆人权事业取得新发展和新进步。本文重点从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权的保障，扶贫脱贫促进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方面进行分析。

通过保障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权促进人权

我出生在南疆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只有小学学历且没有工作。我们家有7个孩子，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家里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很勇敢，经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愿意读书，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在母亲的激励和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下，我家7个兄弟姐妹，均接受了全日制教育，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为3人，高中和中专学历的4人。

作为一名从南疆走出来的博士，我能走到现在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执着，得益于学校和老师的关怀，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以及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对此，我倍感幸运和感恩。

20年前我中专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依托国家少数民族高考政策考入复旦大学，后又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求学期间，学校的老师得知我家境困难后，为我提供了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学金，还协调安排给我落实勤工助学岗位。2005年刚进入复旦大学时，学校给我发放10000多元助学金，而当年的学宿费仅为6000元。2014年-2018年，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学校每月给我们发放3000元生活费，完全能满足我的学习和生活需求，也因此我能专注于学习，顺利完成学业。读书期间，学校给我提供的各类奖助学金超过15万元。其实，在我身边不乏这样的实例，千千万万的新疆学生通过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接受高等教育，并享受幸福体面的生活。

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新疆文盲率在90%以上，[[1]] 高于全国文盲率近10个百分点[[2]]。2022年，新疆的文盲率降到2.66%，[[3]]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49年，新疆仅有1所大学、9所中学、1355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9.8%。2020年，村村建有幼儿园，小学3641所、普通中学1211所、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147所、高校62所。[[4]]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为649.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生为484.5万人，占74.57%。[[5]]

在全疆受教育程度人口中，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6536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069人。[[6]] 截至2020年，新疆累计培养高校毕业生211.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76.7万人，占36.3%。[[7]]

目前，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任务。所在班级都有来自新疆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本人指导毕业论文的学生也有来自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学校和学院优先录取和细心培养各学历层次的少数民族学生。走在校园，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学生手足相亲、安心学习的景象。

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四地州，占当地人口的83.74%，占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74.01%。[[8]]为确保所有学生接受教育，南疆四地州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餐。2019年我在农村工作期间，经常看到村里的学生将学校发放的蛋糕和零食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此外，新疆依法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同时在中小学开设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锡伯语等课程，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成立了新疆教育出版社，配备了少数民族教材编译人员，加强了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工作,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的中小学各类自编教材的大纲、配套教材和各种课外读物。我的小学和高中都是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校完成的。

为确保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新疆不断拓宽教育渠道，持续增加教育投入。从1989年起，新疆启动“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协作计划”，协调内地高校招录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推动他们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中央部委和内地省市所属的近300所学校，每年从新疆招录1万名少数民族学生。[[9]]。例如，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南京大学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新疆籍学生，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学生。[[10]]

此外，2006年国家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内地高校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定向招录硕士及以上研究生。截至2021年，该计划累计招录培养约5.7万名研究生，其中，共向新疆分配8000个招生名额，推动新疆籍少数民族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11]]

我和我的妻子都在新疆县城出生长大，目前在乌鲁木齐工作。我俩都是通过国家的这两项专项政策接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得到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此外，新疆通过实施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对口支援省市和高校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例如，2000年，维吾尔族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为962人，2020年达11432人，其中硕士988人、博士1533人，增加11.8倍。[[12]]又例如，2017年，新疆财政教育投入为724亿元。[[13]]2023年，全疆各类教育资金投入达1039亿元，重点支持农村学前免费教育、农村园舍、营养改善和校舍安全提升等。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得到充分保障，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持续提升。

  通过扶贫脱贫保障新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教育、扶贫和就业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教育水平的提升推动就业能力和规模的提升，稳定的收入又推动各族群众教育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

1978年，我国政府对农村贫困状态进行统计。按照当时的标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约53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8.36%。2010年，全疆贫困人口降至249万。[[14]]2011年，国家提高贫困标准后，新疆又将80万人纳入扶贫范围，全疆共有329.77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31%。[[15]]2017年底，全疆的贫困人口降至189.7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57%。[[16]]

2020年，全疆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和付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的重要指示。

在此期间，中央和自治区持续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全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扶贫工作。例如，2010年至2014年,全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110多亿元。[[17]]2020年，新疆投入的各类扶贫资金达428.6亿元，其中专项扶贫资金达198.23亿元。[[18]]2023年1-10月，新疆投入资金211.24亿元，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9]]

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顺利推进，新疆各族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1978年新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9元和119元，2023年分别达到40578万和17948万元，[[20]]约分别增加127倍和150倍。

新疆各族群众收入水平的提升，推动其消费支出及结构和受教育程度均发生改变和提升。例如，1980年全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18元和151元。2023年分别达到26134元和13645元，[[21]]约分别增加62.5倍和90.4倍。

从消费结构来看，1985年，新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分别占人均总消费支出的46.8%和57.9%。2020年，下降到31.3%和32.2%。用于住房、医疗、教育、文化和交通通信领域的支出逐步增加。这表明，各族群众解决“温饱”问题后，更加注重衣着质量和住房水平、医疗条件的改善，并通过外出旅游等方式开阔眼界，满足丰富文化精神层面的需求。

例如，全疆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1983年的10.2平方米、2000年的17.3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29.4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1983年的11.9平方米、2000年的20.06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36.07平方米。又例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2000年的94.65万人、2010年的231.99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427.5万人。

1978年,新疆公路通车总里程为2.38万公里，2023年约达22.83万公里。实现了所有乡镇及具备条件的建制村100%通硬化路。全疆所有地州市和近87%的县市区修通高速公路，[[22]]各族群众的出行变得更加通畅。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县城，姥姥和亲戚住在农村。每逢节假日，我们一家人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到乡下看望他们。有时候，他们也赶驴车到我们家做客，一路基本上都是土路，若遇到下雨天，路面变得泥泞不堪，走路极其不便。近年来，每次回家，我找机会到乡下走走，以前的土路已经消失不见，都是笔直的柏油路，乡亲们开着车进城或串门。

此外，随着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更多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新疆各族群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又推动他们实现更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持续提升。

小时候，一到冬天，我们县城经常停电停水，相当部分农村没有安装电灯，居民仍使用油灯，更谈不上看电视。许多县城和农村都有几个小水塘，经常看到居民从小水塘打水，用于饮用和做饭。为此，在推进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居民的用电用水环境。2023年，新疆投资20.1亿元建设60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为368万农村居民提供用水保障。[[23]]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中供水率分别达到了97.9%和99%。[[24]]城镇供水普及率达99.3%。据2018年的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当时全疆通电话的村便已达到89.1%以上，通电的村达到93.2%以上。[[25]]目前，新疆所有的行政村已经全部接通了大电网，接通动力电后，[[26]]农民再也不愁用电用水。

2017年-2019年，我在和田农村工作期间，全村几乎没有停过电、停过水。晚上，看到老百姓坐在灯光明亮的房子里观看电视，享受家人团聚的欢乐。这美好的场景至今令我难忘。

新疆曾经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南疆贫困人口高度集中，贫困程度比较深，减贫成本比较高，脱贫难度比较大。如今，在现行扶贫标准下，全疆77.25万户、306.4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南疆四地州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彻底消除。[[27]]新疆各群众的生活环境有了大幅度提升。

我国政府始终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通过扶贫脱贫提升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改善生活工作环境，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成果。这是我国对人类人权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辑 季节）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演进，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不断创造新的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呈现出五个新特点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更加有力。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337.7万个，同比增长46.1%。网民规模达到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7.5%。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水平稳居全球第二，算力总规模超过230 EFLOPS。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双千兆城市”，不断打通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二是数据要素活力更加迸发。数据生产量和存储量快速增长，数据资源开发能力持续增强，为智慧城市建设运行、工业互联网利用等数字化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经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深度赋能电子信息、医疗、交通、金融等领域，形成了上百种应用模式，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5G、千兆光纤网已融入71个国民经济的应用中，应用案例已经超过了9.4万个，建设5G工厂300家；制造业重点领域数字化水平加快提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了62.2%和79.6%；截至2023年年底，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个，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9600万台（套），有力推动了制造业降本增效，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服务业新业态更加活跃。2023年，中国网上零售额15.42万亿元，移动支付普及率达86%，居全球第一。以数字化支撑的沉浸式旅游等正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线旅游预订的用户规模达到5.09亿人。扩大消费新动能更加强劲，“数商兴农”成效显著。

五是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步增长，截至2023年年底已达到66.5%。数字政府建设成绩显著，在线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网约车、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增长明显。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成立后,为进一步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快破除阻碍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围绕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体制支撑。

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一是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出一批可落地的政策文件，回应社会关切，逐步构建有利于保护各方权益、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数据产权制度。加快培育多样化、多层次的数据流通交易体系，探索建立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收益分配机制，不断完善多方共同参与的数据安全治理机制。此外，还将积极配合财政部门推进“数据资产入表”，及时解决入表实践中面临的实践问题，加快完善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制度。

二是不断激发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活力。2023年年底，国家数据局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通过开展试点、举办大赛、征集案例等方式，挖掘并推广一批典型应用场景，以深化数据应用，为不断释放数据价值营造更广阔的空间。积极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和运营机制的改革，以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引领、撬动各方数据的融合应用。大力推动企业数据的开发利用，处理好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在保护好各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三是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更加突出。目前，国家数据局在产业生态、算力供给、网络传输、业务调度、系统运营、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部署，目标是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通过优化算力布局，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积极探索布局数据基础设施，加快数据空间、高速数据网等技术的研究，推动区块链以及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隐私计算技术的应用，打造安全可信的流通环境，为促进跨行业、跨地域数据要素流通、开发、利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四是不断培育壮大数据产业生态。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离不开各类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尚在起步建设阶段,通过加大对各类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培育力度，繁荣数据开发利用产业生态；推动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共享发展红利。

五是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推进数据领域高水平开放方面，中国政府出台了《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明确部署要不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特别是跨境新规豁免了跨境寄递、跨境支付等场景，延长了数据安全评估的有效期，能够更好促进数据实现安全、高效的跨境流动。后续将结合实施情况，不断调整完善政策，持续加强多双边数字领域合作，与主要经贸伙伴国家和地区携手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合作机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领域规则的制定。

（编辑 尚鸣）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业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开放也将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度型开放”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开放的深度、广度持续提升，开放的系统性和制度性逐步显现。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丰硕成果

人民币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地位日趋稳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规避货币错配风险的内生动力上升。2023年，跨境人民币收支规模达52.3万亿元，同比增长24%，在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比达58%，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货币。2024年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全球占比大幅提升，一度突破4.5%，超过日元，跃居全球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接受度提升，国际投融资功能显著增强。从融资端来看，在欧美流动性紧缩背景下，人民币融资属性凸显。2023年，熊猫债、离岸人民币债券、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外贷款合计新增金额为7493.5亿元，同比增长93%。同时，人民币已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从投资端来看，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将人民币纳入投资组合。2023年年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达9.4万亿元，是2013年有统计以来的3.3倍。

随着人民币国际上使用范围扩大，人民币外汇交易量大幅增长。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强，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平稳有序，人民币已和24种非美货币开启直盘交易。2022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调查显示，人民币外汇交易全球占比达7%，成为全球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

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提升，顺应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需求。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这是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成就的认可。2023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份额为2.4%，较2016第四季度的1.1%，增加了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地缘政治风险成为影响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的重要考量因素，特别是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亚洲新兴市场，人民币区域锚货币效应逐步增强。

人民币国际化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

过去15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前行，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但是，我们也应客观认识到，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向更高水平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理论与现实障碍。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进，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妥善处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与承担全球责任。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处于初级阶段。国家综合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国际化应以服务国内实体经济为主导。从理论方面来看，货币国际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将面临“特里芬难题”，即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难以保持币值稳定。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同样面临“特里芬难题”，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呈现非对称性，不同货币职能对流动性供给的要求存在一定差异。这为探寻缓解“特里芬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发展路径。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推动有限的国际货币职能演进，在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力所能及地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公正、多元化发展。

二是高度重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对外平衡的关系。2009年以来，我国以服务贸易结算为起点，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实践道路。当前，我国经常项目开放程度远大于资本项目，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将成为强化人民币国际使用的重要方向。截至2023年，资本项下人民币收支金额达38.3万亿元，在总额中占比约73%，已成为跨境人民币使用的主体。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应首先服务于我国实体经济和对外收支平衡的需要。资本项目开放也需要承担一定成本。随着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提高，跨境资金流动更加复杂，将对我国宏观调控与金融稳定带来新的挑战。从根本意义上讲，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相对平衡状况，有利于经济对外收支总体平衡与人民币的对外长期币信。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资本账户开放不能贸然前进，要立足国情，兼顾外部环境。

三是协调推进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良性互动。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变化及需求变化等原因，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显著放缓。截至2023年年末，主要离岸人民币市场存款规模约1.5万亿元，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约占离岸人民币使用量的80%。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离岸市场仍将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式。离岸人民币交易以收益率为决定要素，投资偏好显著高于真实需求。此外，离岸市场发展也对我国宏观调控效果、利率汇率市场稳定以及本币定价权等方面带来一定影响。美元Libor定价权一度长期旁落伦敦的教训应引以为戒。当前，我国在岸利率对离岸人民币利率的引导作用有限，在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规模仅为离岸市场交易规模的四分之一。如何夯实在岸市场引导离岸市场发展的能力，仍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切实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含金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做出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部署。未来，国内外形势深刻调整，人民币国际化要顺势而为、稳中求进，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双循环”发展，夯实基础性制度安排与市场体系，从量向质转变，切实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含金量”。

第一，有序推进货币职能演进，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硬搬其他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经验，要立足于经济发展大局和长期增长动能，合理设计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路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的演进。当前，应重点夯实人民币结算交易职能，兼顾部分投融资与计价职能，有限承担国际储备职能，在保障自身利益与政策独立性的同时，为全球提供有限公共产品。例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展以双边货币互换、区域流动性安排等流动性供给方式，关注人民币外汇储备的持有人结构、规模与市场行为，有效减轻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潜在风险。

第二，稳妥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提升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水平。根据蒙代尔提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能兼顾。作为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我国要优先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在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之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动态平衡。根据国内实体经济需求与国际环境变化，在更加注重安全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确保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总体平衡，保持政策连贯性、透明性，健全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支持人民币对更多币种直盘交易，丰富投融资与风险对冲工具，形成可信赖、可预期的收益率曲线，破解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人民币交易面临的现实技术障碍，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动力。

第三，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夯实在岸人民币定价权。优化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制，研究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定价机制。继续拓展区域性人民币流动性输出渠道，基于真实需求，便利与周边、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币结算，建立人民币流出、流入的有效渠道；深化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资源型国家等本币合作，建立货币安全网等流动性安排。支持中国香港完善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常态化发行高等级主权类债券，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管理与风险管理平台。充分发挥清算行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以大型中资银行为主力军，创新离岸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构筑完善的利率定价机制，夯实人民币定价引导力。

第四，积极把握数字化趋势，完善全球人民币基础设施。面对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亟需完善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我国应进一步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简称CIPS）清算主渠道建设，增强与其他区域结算系统的连接，扩大直接参与者范围。加强与境内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外汇、债券业务以CIPS为清算结算主渠道。提高基础设施技术标准自主性，针对重点领域，建立专项支付交易平台。积极把握数字化趋势，推动跨境金融技术创新，跨越周边、区域以及传统合作路径，打造“数字货币区”。在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下，推动完善央行数字货币与支付设施标准，开辟国际货币格局新局面。

（编辑  宋斌斌）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出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针对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问题，有必要把握和坚持全局和系统理念，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协调机制，扩大和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建立科学常态化的政策纠偏和问责机制，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主要表现

政策制定目标偏差下的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

各地各部门基于自身需要所确定的政策目标，可能会与宏观政策整体取向存在偏差。例如，某省人民政府于2023年10月发布了同意205国道宿淮收费站开征车辆通行费，该政策公布后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此外，安徽、甘肃、湖北、吉林、山西等地自2021年以来也相继发布过国道收费站开通收费的公告。尽管按照《公路法》未禁止对国道收费，且国内目前仍有一定比例的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继续进行收费。但恢复国道收费政策与社会对国道免费的一般认知不符，也与燃油税费改革后逐步减少收费公路的政策方向不一致。尤其在目前的经济社会形势以及稳增长和稳预期的政策一致性取向下，地方政府对新增国道收费会增加物流等成本，不利于稳定社会预期。

政策出台时机偏差下的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

部分政策从其自身看是必要且合理的，但政策出台的时机不合适，可能对其他领域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例如，2023年12月22日，《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当天下午就引发了股市的过度反应。港股网易和腾讯两大游戏企业的股价大幅下跌，在A股网络游戏板块中，也有多家公司股价跌停。尽管该《办法》尚未正式实施，且对部分企业的利润影响并不大。但目前资本市场对相关政策的调整极为敏感，不稳定性的政策会导致资本市场立竿见影地下调。

政策执行口径偏差下的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

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调整政策的执行口径不一致等现象，会影响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例如， 202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了“鼓励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要求，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不仅有利于提高其自身供养能力，缓解家庭的养老压力，也能不同程度地减轻社会负担和国家财政压力。而目前有些地区先后出台了限制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的政策，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该政策的目的是保护超龄农民工的安全和权益，规范建筑施工行业的用工管理，但对部分农民工的就业带来实质性影响。根据2023年一些媒体报道，有些城市已出现超过60岁的老人为打工办假证“减龄”最终被查处和处罚的情况。“一刀切”的限制规定和缺乏提供其他就业渠道和服务的做法，与鼓励就业的整体政策取向相悖。

政策配合协调偏差下的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

实践中，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相互协调不足，难以形成政策合力或政策效果不佳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2023年12月，网络媒体披露河北某镇政府工作人员入户收走七旬老人一吨煤一事，后续南邢郭镇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表明“没有现场收缴老人的散煤”，而是提醒要将散煤替换为清洁型煤取暖。北方农村地区散煤治理与农户生火取暖之间的矛盾，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反映出散煤治理中的环保政策与财政等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要避免散煤复烧与实现农村散煤清洁替代政策的可持续，关键要把清洁取暖成本控制在农村居民可接受范围内，需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清洁型煤成本，也需建立差异化、精准化和可持续的补贴政策。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出现偏差的原因

偏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政策急转弯

政策急转弯的出现，就是政策不能渐进地正常化而是急速地收紧或“踩刹车”。一是政策制定的机会主义。表现为极强的功利性，其策略和主张是现实的、短视的，缺乏前瞻性及通盘考虑，对稳预期具有很大的冲击性。有的地方房地产政策多次在收放之间摇摆，又如生猪养殖政策不断反复等。二是不讲策略、不计成本地未立先破。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未立先破、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腾笼换鸟、“双碳”政策下的运动式减碳都是未立先破的政策急转弯。对此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三是政策效果待巩固情况下的急刹车。“退耕还林”反转为“退林还耕”、严控光伏发展的“5•31新政”都因忽视政策的渐进性和延续性，因“急刹车”而引发不良反应。政策急转弯是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出现偏差的关键原因。

政策层层加码下的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

政策叠加导致非预期风险。一是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导致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许多发展目标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将长期目标短期化、碎片化，以“运动式”方式实施，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就容易出现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造成政策的合成谬误。2016-2017年，以防风险为重心的政策基调下，各监管部门纷纷出台“防风险、去杠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市场波动和经济下行压力。2021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过程中多部门政策叠加，诱发房地产市场风险。二是顺周期调控导致的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经济下行时，应减少收缩性政策出台的频率，防止各种收缩性政策叠加，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损害经营主体信心和预期；经济上行时，要防止扩张性政策叠加，引发通胀、资产泡沫、债务扩张、结构性扭曲风险。如果缺乏“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思维，脱离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盲目出台政策，就会使政策效果偏离预定目标。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容易引发政策冲突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容易引发政策冲突的“体质”。在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部门只对“块块”的本级政府和“条条”的上级部门负责，而对同级政府的其他部门没有履行责任的义务。叠加属地管理、垂直、半垂直管理等因素，以及政策按“条条”又划分为决策、执行、支出和监督等环节，政策中任一要素或环节的冲突、矛盾都会直接引致政策冲突现象：一是全局性政策与局部性政策冲突的“上下不齐”，主要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同级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存在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左右各异”。原本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变成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三是新旧政策规定之间存在相互脱节、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新旧不一”。这就是常说的“穿新鞋走老路”。从根本上说，政策冲突很多是部门利益在作怪。

对非经济性政策的经济影响缺乏重视

实践表明，除直接的经济政策之外，包括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以及社会、文化、司法、军事、外交等领域的非经济性政策也会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上述加强网络游戏管理和实施失信被执行人限制措施等非经济政策，与经济政策相比，在影响上更为间接和隐蔽，且难以准确预见，但可能对经济带来较大影响。尤其是部分非经济政策的紧缩效应，客观上影响到社会预期和发展信心。现行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主要是对经济政策进行评估，未对非经济政策的经济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相关对策建议

政策制定和执行要有全局观念和系统观念

一是提升政策整体思维。在当前形势下，准确把握“稳与进”、“立与破”的关系，明确稳增长、稳预期、稳市场等宏观政策取向，从总体大局出发而非部门本位出发，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求贯穿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二是增强政策看齐意识。以辩证统一的视角来认知和把握容易发生政策取向不一致的领域，既要“向上看齐”，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大方向，确保“上下对齐”；也要“向周围看齐”，做好与其他部门政策之间的协调，实现“左右对齐”。三是强化宏观政策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通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对政策的长期稳定预期，在更长时间轴上实现我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协调机制

一是建立重大政策的事先评估机制。各地各部门出台政策前应有事前评估，全面评估政策文件内容和出台时机等可能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从源头上降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可能性。二是推动部门间的工作协同和政策协调。比如，各个部门出台政策应与未来财政支出和财政能力相匹配，形成“一盘棋”并纳入中期财政规划统筹考虑。可能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沟通，保持政策预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三是做好政策的事后评估。以定期“回头看”的方式主动分析部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是否存在政策取向不一致和政策不协调的问题。

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

一是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重视社会预期管理，充分发挥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的作用。二是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具体评估办法。进一步细化宏观政策影响的评估范围，将对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投资预期等方面的影响作为评估重点。

建立科学常态化的政策纠偏和问责机制

一是建立政策纠偏机制。各地各部门应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出台的相关宏观政策开展对照检查和自行纠偏，加大中央与各地各部门的协调和沟通力度，及时纠偏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相关政策。二是建立政策问责机制。建议将把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纳入各地各部门的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列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三是强化社会监督。建立健全投诉渠道和机制，鼓励企业、公众和社会媒体对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现象进行反馈。

   （编辑  季节）

我国经济复苏的路径分析

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在供需两端接连遭受疫情、全球供应链调整、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冲击，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2022年底解除疫情封控措施以后，我国疫后经济复苏体感“偏冷”，2023年全年实现5.2%的GDP增速，两年GDP平均增速仅达到4.1%；通货膨胀率为0.2%，远低于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5%的目标。

当前经济复苏体感“偏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疫后恢复供给端领先于需求端。一方面，我国在需求端面临更大冲击。除了疫情之外，全球供应链调整对我国外需产生明显冲击，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我国投资需求也带来收缩效应，房地产和股市价格的下跌通过财富效应影响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我国供给端的恢复速度更快。工业部门复苏迹象明显，2023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创下自3月份以来的新高，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5%，延续自3月份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同比增速仅为3.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仅为3%，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9.6%；出口同比增速为-4.6%（美元计价）。

在供给恢复快于需求恢复的情况下，会导致价格下降、产出降低。此时，由于供给相对于需求存在过剩，如果需求迟迟不能恢复，经济将内生地发生去产能调整，并导致预期的持续转弱，进一步迟滞需求的恢复并加速去产能,从而影响供给的恢复。

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疫后经济恢复需求端领先于供给端，使美国经济体感“偏热”。需求端，自疫情以来，美国居民收入增速是上升的，股市表现也较为强劲，居民消费能力没有受到明显冲击，带动疫后需求快速恢复。供给端，美国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及供应链调整的影响较大，国内劳动力市场也持续处于紧平衡，明显推高了供给成本。美国在需求恢复快于供给恢复的情况下，价格上升，产出降低。此时，由于需求相对过剩，经济产生内生性扩产能趋势，推动经济进一步趋向均衡。

需进一步加大政策组合力度

面对当前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偏低、体感“偏冷”等情况，在统筹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的平衡时，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尤为重要。在需求恢复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及时通过扩张性政策拉动需求，巩固疫后供给恢复成果，要避免由于短期信心不足演变成长期的增长潜力下降，导致长期平衡增长路径的改变。

我国宏观政策组合与面临的难点

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总体对货币主导寄予了更大希望。2023年，我国降准两次，累计释放流动性超1万亿元；降息两次，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比2023年初分别下降20BP、25BP。受制于地方债务风险加大和收支矛盾的加剧，财政进一步扩大支出的难度加大。2023年，政府一般公共支出与政府性基金支出总和同比上升1.3%，两年平均同比增速为2.2%，远低于疫情前3年12.1%的平均增速。2023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增速保持27%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新增债券占比仅为50%，且同比增速为-2.7%，地方政府到期债务依靠借新债还旧债偿还的比重达到90%。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重大难点是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经济已接近“流动性陷阱”区域。“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的是货币（流动性）需求弹性无穷大的一种状态，此时无论增加多少流动性都会积淀起来，从而使得货币政策失效。具体来看，一是我国M2增速较快但流动性却显现趋紧迹象。2023年，我国M2增速9.7%，这个速度不低。2023年我国银行业借差增量明显上升；自8月份以来，银行间市场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持续位于政策利率上方运行，与其相比，非银行机构流动性更加紧张，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偏高。二是长端利率的下行没有刺激投资的扩大，货币扩张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的效率较低。2023年，长期贷款利率是下行的，但长端利率的下降没有提升企业和居民的中长期贷款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处于低位，202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仅为3%，为近20年来的次低，仅高于2020年的2.7%。

适当的政策组合十分重要

现阶段通过财政政策加力拉动经济的必要性仍然存在。其一，由于受到收入的约束，消费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外需和投资造成的需求缺口。从短期看，自疫情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速趋缓，难以支撑消费快速扩大。从长期看，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尚不足1.2万美元，收入的增长仍需要通过投资的扩大拉动。其二，从消费结构看，商品消费占比较高但增长空间有限，服务消费刺激短期内还难以明显见效。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含餐饮）占GDP的比重达36.5%，而美国为31%；服务消费中，商业服务、房地产和批发零售三项之和与美国的差距占中美GDP差距的95%。房地产风险正是本次需求端受到冲击的重要因素之一，房地产消费的刺激在居民预期未扭转的情况下恐难明显见效；商业服务、批发零售等领域消费的扩大需要培育相关的服务模式，短期的需求刺激政策难以快速见效。其三，在消费难以快速扩大弥补需求缺口的情况下，投资增长趋缓会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企业降低投资，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进一步影响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企业业绩表现下滑也对股票价格造成负面影响，进一步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

在通过财政政策扩张拉动经济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是政府支出的扩大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要避免简单地将居民消费转化为政府消费。二是政府投资可能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扩大有可能提高经济的均衡利率，从而对企业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部分抵消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政策组合建议

当前拉动经济复苏回暖的政策组合，应以“财政促‘进’、货币维‘稳’”。财政政策发挥拉动需求回暖的箭头作用。一是总量上仍然要扩大力度。在投资、消费、外需面临冲击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必须要有足够的力度才能弥补需求缺口，并缓解预期持续走弱趋势。建议2024年财政赤字率保持3.5%左右水平。二是结构上要注重区域平衡和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上要避免“弱者更弱”，积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仍有较大投资缺口地区的投资能力。产业结构上要兼顾政策传导效率和经济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抓住产业链条长、吸纳就业多的产业作为当前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提高财政支出扩大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效率；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财政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要通过财政支出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三是发挥财政政策的撬动作用，更好放大财政乘数效应。财政支出应着眼于撬动其他资本，要善于算“大账”，通过优化风险和收益分配机制，带动社会资本更多地参与投资，既提高了投资规模，也有利于提高财政项目投资效率。四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优化调整。要加快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简化税率结构、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和健全消费税、财产税，更好引导消费结构优化、带动消费总量扩大。

货币政策需要积极配合财政政策扩张，助力对冲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清理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一是配合财政政策的扩张，适度对冲财政扩张带来的利率上升导致的挤出效应。一方面，配合财政支出扩张，将利率控制在合理水平，避免在企业和居民长期预期未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由于利率上升进一步压制企业和居民的内生性投资需求；另一方面，运用直达式等“准财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配合，优化和积极支持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提高财政政策在总量和结构上的传导效率。二是进一步优化对地方债务的清理和风险化解，为财政支出的扩大提供更大空间和保障。目前在加大银行信贷投放的情况下，要注意强调银行的风险意识，还要注意引导各地政府充分考虑银行资金成本、经营成本等业务发展规律，不简单搞一刀切，要与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执行利率，支持银行可持续发展。三是调节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防止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和扩散。一方面，政府债发行吸收市场流动性，在短期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紧张，需要货币政策配合予以对冲；另一方面，在经济预期偏弱的环境下，房地产、地方债及其他风险可能劣变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通过货币政策操作防止风险扩散演化，避免短期波动影响持续导致中长期潜在增速的下行。

   （编辑  季节）

我国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路径和策略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也得益于此。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一个不被监督的政府则容易出现低效、以权谋私等问题，损害政府的有效性。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方向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变化，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市场重效率，政府则重协调。但这“两只手”都不是万能的，应当相互配合并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必须在二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划清二者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界限：如果市场可以有效发挥作用，政府要更多地简政放权，如果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政府要主动补位。如果二者作用划不清楚，就容易造成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扭曲企业的行为，进而扭曲资源的配置。这就要求：提高政府干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推行“清单管理”形式；在竞争性领域逐步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和行政干预，给予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让市场配置非公共产品，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市场中种类繁多、广泛存在、占有主要比重的是非公共产品，例如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类商品。借助商品货币交换，买方即可获取商品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如果由政府计划来决定这些非公共产品如何配置，就会导致产品定价很难真实反映市场供需结构，社会就要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主导非公共产品的配置，让价格的波动调节各领域市场的供需、引导资源要素在不同领域间的合理配置，实现效益和效率最优。

第二，政府配置公共产品，更显公平。公共产品的特性是消费或使用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这个领域的资源配置若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进行，交易成本高且难以实现公平消费，更难以平衡近期与长期、局部与总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交由政府主导，通过科学配置资源要素，能够弥补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平衡。

1、保证市场准入和市场交易的平等、开放和透明。

政府规则透明和办事公正，是建立公平竞争市场体系的基本要求。在现实中，信息披露的复杂性与专业性，中小企业和大企业间实力不对称，客观上影响了市场的公平和透明。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当好以下角色：

(1)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事实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需要运用适当的各种经济杠杆和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不排除采用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解决宏观经济供求关系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以把握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向，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安定。同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2)市场秩序的制定和维护者。市场机制的运行必须以一定的规则为前提，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容易导致垄断和无序状态。政府的责任是在尊重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前提下，以公共利益为宗旨，组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法规，明确产权关系，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并规范其行为，消除市场壁垒，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的健康运行。

(3)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不能使其供给达到最优。靠个体交易去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因成本太高而无法实现。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款和直接投资等方式，担负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电煤气、环境保护、基础研究、公共教育和社会治安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

(4)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但在社会稳定、社会公平上存在明显局限性。市场经济中各主体的资源禀赋、机会不均等，市场规则不能解决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问题。政府必须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对各阶层的收入和财产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同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个人或家庭在遇到大困难时渡过难关。

(5)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的维护者。当今的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国内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与其他国家发生广泛的经济联系。政府要创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政府必须在遵守国际惯例与国际贸易准则的前提下，制定适宜的对外贸易政策，既要促使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和竞争，又要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免受外来商品和资本的冲击，同时还要创造平等互利的通商环境，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2.以政府的主动作为推进经济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挑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去功能化”，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问题不在于经济活动中是否应该有政府干预，而在于政府到底要干些什么。该由政府履行的服务、监督职责，必须强化，即“有为政府”。

政府有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转变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是由依赖外生增长动力转向发挥内生动力为主，由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由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增长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由听任贫富差距扩大和经济社会失衡的增长转向包容性、协调性的发展。这些转变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

3.政府要由“主导市场经济”向“服务市场经济”转型。

经过4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成型，但“政府主导”色彩仍较浓厚。政府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介入，不仅使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受到压制，市场活力得不到释放，而且为政府寻租腐败提供了温床。企业为生存发展不得不依赖政府、争取优惠政策或项目，把过多精力放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上。如此，纵然可以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但终将导致经济低效率运行和停滞。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市场经济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构成性规则而非控制性规则。政府的责任是以公共利益为宗旨，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市场的健康运行。

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要推动国家治理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协同。既不能过于强化政府的监督管理而使市场丧失灵活性，也不能过于弱化政府的作用而放任市场发展导致市场失灵。

1.建设有效市场，切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进入新时代，要切实体现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1)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对国有企业要支持其做强做优做大，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对非公有制企业要大力支持和引导，让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持续迸发。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取长补短。

(2)消除市场壁垒，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离不开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建设。在新发展阶段，一要着力消除显性的和隐性的市场壁垒，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二要做到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提倡诚信守法，及时为市场监管设置“红绿灯”，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打造有为政府，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相应制度保障，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这意味着，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变革中，政府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要对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或政策进行变革。

第一，党的领导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市场+政府”二元结构中，政府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完备或决策失误导致失灵。党有效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和优越之处。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统一到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除了消除市场弊端，还包括制定和贯彻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调控目标不仅包括刺激需求，还包括把供给和需求、质量和效益、公平和效率等有机结合；调控政策不仅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等。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上层建筑的塑造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并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解答了市场及微观主体无法解答的经济发展全局性问题，全面统筹协调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节奏。

第二，不断完善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主要包括加强宏观调控、完善市场监管、保护生态环境、改进公共服务、强化社会治理等。在宏观调控方面，市场配置资源虽有优越性，也存在难以处理好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动态平衡问题，处理不当甚至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故要求政府正确引导资源配置、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转型稳步推进。

在市场监管方面，政府要确保市场规则不被个别市场主体破坏，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政府要克服市场配置资源可能导致的外部负效应，引导全社会节能减排，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政府要不断提升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是政府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治理要做到科学有效，其基础就是充分认识、准确把握和切实尊重市场规律。党中央强调，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经济形势，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要增强，宏观调控要更具前瞻性、针对性。

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从经济视角看，政府通过“放管服”改革，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加市场化、更加法治化、更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渐入佳境；让各类市场主体都能专注创新、专心经营，提质增效，增强中国实体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

第四，通过政策引导市场预期。预期是指各类微观主体依据可获得的信息对经济趋势进行研判，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外贸等，最终影响宏观经济总体运行。通过经济政策引导、稳定和改善市场预期，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必备能力。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市场预期引导的系统性、联动性，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政策决策公开化、透明化，并向国际社会讲清楚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光明前景，强化国际市场对我国的积极预期。

第五，通过规划引导投资方向。市场主体的活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市场主体超过1.5亿个，其投资方向、投资数量、投资结构、投资意愿等都会对国民经济的生产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影响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顺畅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需要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区域规划、产业规划、功能区规划等，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意向积极引导，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组织力量进行攻关并给予支持。引导实体经济高端化、智能化发展，解决好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平衡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政府必须为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提供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激励创新、促进效率提升等方面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上积极作为，为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高度统一，让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形成合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有效调控宏观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推动经济的结构调整和重组，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从经济实践看，中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我国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是逐步进行的，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高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程度不足等问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缓慢，制造业很多行业的控制系统及软件、高端材料、零部件及元器件等自身供应能力不强，很大部分依靠进口。从产业组织结构来看，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但产业集中度却不高，缺乏在国际市场占据主导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总体看，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以及企业综合竞争力，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中高端技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低端技术产品存在过剩，给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结构性的发展困境。

二是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结构失衡。现阶段，我国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去工业化和过快提升服务业比重，极大可能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产业空心化和结构性失衡。效率相对低下的服务业比重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制造业比重迅速下降，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近年来，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以金融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总的看，我国的第一产业占世界经济比重较高，但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第二产业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迅速且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但尚未根本扭转“大而不强”的局面；第三产业占世界经济比重仍然较低，产业内高技术部分的优化升级较为缓慢。在不同密集度产业结构中，存在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以及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步衰减，需要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尽快实现经济发展中的新旧动力机制转换。要通过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来升级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增强经济的创新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长期经济变量主要指经济体制的改革，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是指具体政策措施，既要分清“化解落后产能补短板”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之间的不同之处，又要全面统筹、整体谋划、稳步推进两者协调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发展阶段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派别，也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结构调整理论。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宏观背景下提出的新战略。它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正确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家竞争优势

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指导经济发展中，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简单实行市场化，实质上是对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重构，并由此构成国家竞争的重要优势。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不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复制了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恰恰相反，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理论的内容。它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解释了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发挥了国家竞争优势，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我国从全局性、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着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而避免错失发展机遇，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这一制度优势也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挑战。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寻求适合本土特点的发展路径；中国道路注定要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改变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理念。

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经济改革实质上是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的替代关系争论，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改革的核心，中国经过不断调整，认为须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正是这样的体制框架支撑了4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丰富了经济学理论的内容，贡献了经济学理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中国向世界呈现的外在形象是经济成就，其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发展。从另一个方面看，无论何时，只要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背离了中国国情而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滥用西方理论，中国经济就必然出现大的波折和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视政府作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注重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完全的市场化并不能更好解决结构问题，反而会使结构失衡，使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平衡问题更突出。我国要通过投资引领，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

1.政府与市场关系：西方理念与中国超越。

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一直是市场经济关注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坚持自由主义，认为在市场机制下经济能够自我调节至均衡状态，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角色，因此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预市场。就算在经历了“大萧条”的洗礼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将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为“弥补市场失灵”，但也依旧对政府“可能”的过度干预严防死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被动的，同时政府与市场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非相互协调的关系。

与西方供给学派坚持市场能够自动恢复、自由市场竞争无须政府监管的偏执主张不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强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偏废一方，让它们在经济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主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发生作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更好发挥两者的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适度的经济体制，成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目标。

2.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

我们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一前提，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探索出了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党、政府、市场”的三维稳定结构。[1]

这样一种被我们称为经济学的“三维谱系”的稳定结构，既可以有效发挥市场在微观领域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又可以保证政府在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基本作用的同时，超越西方经济理论中政府被动发挥作用的框架，主动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完善市场监管、开展有效市场建设，并且克服市场运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所导致的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产业发展缺乏前瞻性等问题。主动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失灵的发生，更可以有效加快市场建设的速度，促使市场机制更快地成熟。同时，要避免政府错判、误判市场发展的进程和方向，防止政府权力被乱用、滥用，避免政府干预违背市场发展的规律，就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既坚持了市场与政府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又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顶层设计和宏观统筹。

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7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演变和突破，形成了现代化的可借鉴经验。换言之，“中国奇迹”的创造在于我们运用了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在国家治理和资源配置层面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编辑  季节）

2023年年初，基本摆脱了疫情的困扰后，我国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各方面的期待也比较高。但实际经济运行并不平稳，一波三折。二季度后需求不振、预期不稳问题突出，是全年增速的低点，三季度有所回升。全年经济增速达到5.2%，基本符合政府在年初的预期目标。即便如此，由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只有3%，2022年和2023年两年经济平均增速4%，低于疫情前两年经济的平均增速5.1%，也低于社会预期的5%-5.5%的潜在增长率。

进一步的问题是，接下来的经济增速将会怎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疫情前，5%这个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来看，应该是有难度的，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背景，仍处在由高速到中速、或者说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我们在2010年第一季度的增速达到一个高点以后，整个经济实际进入了减速期。

高速增长期有三大主要的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前些年经济虽然减速，但是余温尚在，经济下行时候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房地产到目前为止还是负增长，基建投资速度的可持续性尚堪忧，出口也呈现下行态势。

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新变化、新特征

现在的情况是，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有没有新办法？我们首先要认识和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一些新变化、新特征。

需求端方面

若干年前，一些重要的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和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了减速期。现在我们讲扩大消费，一定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的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来拉动。发展型消费有一个特点，它比较多地采取集体消费，或者公共服务的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但现在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直接影响了发展型消费的扩大。从城市居民来讲，面对着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但是缺口最大的是近3亿农民工，近2亿外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我们讲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9亿中低收入群体，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缺口。所以，现在扩大消费一定要找准痛点。一笔钱，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问题，还是“撒胡椒面”似地发消费券，或者直接发现金？这方面需要深入讨论。

供给端方面

受需求减速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这就需要在稳增长的同时，通过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或发展新产业，进行对冲、更替和升级。这一时期传统产业的“软着陆”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恰恰是作为主导产业的房地产等产业下降过快、幅度过深，且将延续较长的时间，从而引发全局性的冲击。另一方面，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产业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部分领域创新动能下降，进度放缓。

资产负债端方面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由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但这种转换过程是痛苦的、被动的，是危机倒逼而非主动进行的。例如房地产业，过去企业多采取“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经营模式，它的前提是住房的需求处于高速增长期。当这个前提不存在之后，这种盈利模式必然无以为继，出现资金链的断裂。类似这样的一些需求被过度透支的行业，增速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还有不少领域，目前资产负债表不是在收缩，而是还在加杠杆、还在借钱，是借新还旧；这里还的这个“旧”不是本金，而是利息。所以相当多的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这里我们不愿意用“庞氏骗局”这个词，但是没有现金流、只靠借钱维持的经营模式，到了某个时点上一定会出现信用崩塌。

所以，最近讨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我认为只是陷入困境后的阶段性现象；其本质是：当我们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速之后，总的需求和供给状态必然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也必须有相应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不容易。从日本的经验来讲，可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至少还可支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潜能，至少还可以支持中国经济5-10年的中速增长。和日本做比较的话，中国经济目前还处在中速增长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追赶潜能，也就是发达经济体之前已经做过，我们现在已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现在我国人均GDP约1.3万美元，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是3.5万-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其中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也包括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和升级。

第二个重要的领域是新技术革命，重点是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带来的增长机会。

所以，追赶潜能加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支持中国经济再有5-10年的中速增长是有空间的。具体来讲，现阶段有两大新的增长潜能需要关注。

一是横向需求空间。要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也包括住房等等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有一种说法，中国现在还有5亿人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只要让5亿人中的3亿用上马桶，10亿人中的5亿坐上飞机，即使产业不升级，以现有的产能就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前一段时间讨论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是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目标问题。但它实际上也是经济增长的问题。

二是纵向升级动能。这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括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和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者“未来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挑战在于，怎么发掘出这些增长动能。应该区别三种潜在增长率：

1.自然的或者已有技术条件决定的潜在增长率，这个实际上讲的是增长率的上限（如现阶段增速是5%）。

2.这个增长率会受到体制机制条件的约束。在这种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第二个概念。体制机制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很大，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案例太多了，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比如加入WTO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很快是因为放开了市场，等等。

3.宏观政策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宏观政策主要起稳定和平衡作用，对而增长速度的影响可能只有1%左右。假定中国有5%的潜在增速，剩下的4%要看体制条件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

所以，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是1：4的关系。宏观政策当然重要，但是要搞清楚宏观政策不能干什么，也就是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能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如果结构性潜能发掘得不好，宏观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结构性改革下一步怎么改

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防控化解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需求侧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中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中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的缺口怎么解决？可能需要再分配，但这不是重点，我认为重点还是城乡关系问题。所以，现在要解决城乡融合中的“三个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改革的措施应该是：

首先，更大力度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办法，全国除为数不多的特殊地区外，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取消城乡居民身份差别。

第二，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应该再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现在一些城市住房卖不出去，政府可以收购，作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保障性住房。最近浙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23-2027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要大幅度缩小，基本拉平，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第三，土地权利不平等的现状需要改革。城市里在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可以自由交易，而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要么不批准，不批准盖了的叫做小产权房，没有合法的身份。批准了的宅基地，也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进行流转。资本市场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资产和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担保的财产，市场估值差距非常大。当年的国有股，流通和非流通的股价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这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财产性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所以财产性收入提不上去。这件事情能不能往前走一步？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建议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的主体转让、抵押、担保等等。这些方面应积极地探索和突破。有人担心农民把乡下的房子卖了之后，最后可能没地方住，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假设。为了打消这种顾虑，可以让出售不动产的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这样就可以把土地这个稀缺的资源解放出来。这样的话，农民也可以享受比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制度。

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

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目前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比较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

1.厘清“企业家”概念。企业家的才能或企业家精神是具有组合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一种特殊能力，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所以资本家和企业家不能混为一谈。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识别并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创办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他们中多数通常是白手起家的。

3.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是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股权多元化成为常态，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者民企越来越困难。所以那种依照传统的以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的做法，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

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要依靠创新驱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这方面民营企业也要防止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断档。比如说，企业家的二代接不上了。能否使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充当主角，同样是企业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5.创新精神，不仅各类企业需要，政府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者也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地方竞争和创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地方主要领导者的创新进取精神至关重要。

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和“一个关键多数”。两个关键少数就是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台引擎；一个关键多数就是进城农民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体人群。这样才能打通痛点和堵点，稳增长、促转型才能出现新局面。

我们现在推动改革，我认为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40多年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呢？不同的时期要过不同的河。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问题，是农村能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不能搞特区之类的问题，现在这些已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信心不足。信心之源在哪儿？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精神：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

我认为顶层设计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指方向，往东和往西方向不要搞错。二是划底线，弄清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重提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不要动不动“究责”，处处制约。应有改革的动力和信心，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为增长潜能的充分涌流创造条件。

（编辑 尚鸣）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世界趋势

金融危机频繁发生

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市场无所不能”，力主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走金融自由化之路。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金融行业出现虚拟化趋势，虚拟经济交易逐渐从金融业务中分离出来，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逐步被削弱。虚拟经济因交易异化而成为赚取利润的便利工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逐渐建立起了以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掠夺性的虚拟经济体系。20世纪9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投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尔街利用虚拟经济部门复杂的衍生品交易赚取超额利润。当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时，虚拟经济部门复杂的衍生品交易会导致大量虚拟经济机构宣布破产，从而使市场濒临崩溃的边缘。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平衡被打破，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系统性失衡。20世纪以来，多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社会动荡、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90年代，世界发生了108次金融危机。其中20世纪80年代45次，20世纪90年代63次，90年代的频率比80年代高40%。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从1982年起，拉美地区多国债务危机接连爆发，这标志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2008年，美国虚拟经济泡沫化达到巅峰，房地产贷款利率上升导致民众贷款成本增加，房价出现下跌趋势，最终引发次贷危机。因此，资产证券化使得风险传递至各个领域，经济系统出现结构性失衡，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西方虚拟经济产生的历史根源

随着生息资本的出现以及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在产业生产过程中实现利润已经不是唯一途径，技术进步优化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与此同时，经济系统的构成相较于以前发生巨大变化，实体资本需要寻找获取利润的新方式，虚拟资本则为此提供了一条便利的路径。由于资本有逐利的天性，当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时，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转至虚拟经济部门成为其必然选择。

二战结束时成立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以美国空前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但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恢复、美国相对地位的下降也无可避免。随着美国国际收支情况恶化所导致的美元—黄金平价汇兑危机，终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20多年后开始上演。越南战场的泥潭是危机的导火索，根本原因是：德、日等发达工业国再次崛起，国际贸易领域竞争加剧，美国净出口快速下滑。1971年，美国净出口首次转负，同年美元停止直接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兑，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货币从此进入由主权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货币”时代。国家主权信用在度量上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以及主要国家货币超发在外汇市场上表现出的连锁反应，都导致“法定货币”时代天然存在货币超量发行、过度发行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国际社会难以得到有效的抑制。这种货币的无序超发倾向，为虚拟经济的繁荣制造了肥沃的土壤。

此后部分发达国家的虚拟交易部门和传统金融部门逐渐分离，形成了以虚拟化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掠夺性虚拟经济体系。“虚拟经济”本质上就是“以钱生钱”的金融市场资本空转，其中，“凭空出现”的货币收益，是维持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形成虚拟经济并长期存在的根基。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超过实体经济周转所需的“剩余”的货币，形成了脱离实体经济的那部分金融资本，这些金融资本又在虚拟经济中获取收益，由此支撑起了虚拟经济在其内部系统的循环，并形成了独立的积累，投机性不断增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行金融全面自由化的政策，虚拟经济部门的创新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并推动了美国90年代的繁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拓展，虚拟经济增强了膨胀性，使得部分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可以通过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市场获取别国利润，对各国的财富和资源进行再分配。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部门呈现出背离发展趋势，即资本“脱实向虚”的演化过程：

一是闲置货币资本脱离产业资本。一方面，货币资本通过产业资本循环形成的价值增值获得利润；另一方面，货币资本为其自身提供服务，例如，金融机构将资金贷放给房地产企业或者其他类似机构，收益可以依托虚拟经济部门内部的扩张实现，无须依赖实体经济部门。两者利润率的差异使得资本将选择进入虚拟经济部门以获得更多的增值，部分不具备货币供给能力的机构逐渐获得货币创造的能力，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

二是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渗透。生息资本是基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产生的，其脱离产业资本之后，逐渐向与其生产过程相关的实体经济的流领域流动，例如教育、医疗等，而其中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以建筑业为基础的房地产行业，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渗透进一步加深，资本呈现显著的“脱实向虚”态势。

西方经济学理论加剧“脱实向虚”

当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远高于实体经济，此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观念的引导下，这些国家虚拟经济泡沫化属性明显，以至于资本呈现出显著的“脱实向虚”态势。同时，区域性甚至世界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实现证券化，“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加，美国是其典型代表。多年来美国经济中实体经济占比下降、虚拟经济占比上升；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体现在为常项目逆差以及虚拟经济部门的顺差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华尔街成为“泡沫”的操控者。因此，新自由主义理论适应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他国民众实现资本积累的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将会对其经济安全产生巨大威胁。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宣扬推行“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和贫困削减，但本质上代表的是大金融资本家的核心利益。

自拉美地区实施“华盛顿共识”以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许多次金融危机都显现出“华盛顿共识”的影子。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实体经济发展尚未成熟时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开放股票市场，使得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股票市场，产生了与实体经济运行不相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部门的资产价格涨幅远超实体经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房价飙升至高水平，泰国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存在大规模对外债务，在1997年索罗斯等跨国流动资本进行大规模套利时，泰国国内的虚拟经济系统无法抵抗外来的压力，最终货币危机爆发。

许多发达国家实业资本外流，劳动力报酬下降，工业资本逐步被金融资本取代。随着跨国实业资本持续向国外转移，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空心化，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失业危机。据统计，20世纪80-9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0%左右。高失业率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时期，全球各地区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多。他提供的长周期研究数据表明，自1980年以来，不平等现象几乎在全球所有地方都在增加。对于全球最高收入者来说，收入的增长是爆炸性的；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公众而言，提升的只是工资水平。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的盛行改变了贸易和竞争规则，这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其在经济实践中不会为大家提供同等收益，而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使金融寡头受益。

新自由主义是以欧洲多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竞争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并推广其意识形态，最终目的是维持已有利益并获取潜在收益。最终结果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右翼民粹主义抬头。西方政治家为迎合国内的民粹主义和“选票效应”，因势利导将本国出现的问题归因于他国，从而采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工业化：“脱实向虚”的解决方案

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政策调整过程，体现出发达国家领导者面对复杂的环境做出的改变，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奥巴马时期为重振美国制造业，政府曾出台多项重振制造业计划，2009年初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推出经济刺激方案，试图重振制造业。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旨在帮助制造业降低成本，恢复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2012年，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强调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特朗普时期政府大力推动“再工业化”，通过出台法律等一系列措施，促使人才、资金等重回美国，吸引中低端制造企业回归，鼓励发展的高科技产业。

以德、英、法等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自2008年开始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振兴制造业。2008年，英国政府发布《制造业：新挑战、新机遇》的发展战略，此后卡梅伦政府组建了“以技术与创新为核心的精锐组织”，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制造业发展。法国政府也提出了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投入专门资金来支持实体经济。德国成立了上百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旨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2012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复苏》的工业政策通报，提出欧盟应当在21世纪扭转工业的弱化趋势，通过“增强型工业革命”扭转欧盟工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重新关注制造业的基础性地位，从侧面说明实体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印证了新自由主义走向衰弱的必然性。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兴国之基、产业之根。多年来，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二者共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一方面，市场是效率和活力的源泉。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中培育出来的，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在这方面的功能，而应该集中力量打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外在要素(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拉动逐渐减弱，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特别是对提升技术、质量、管理和产品服务创新等竞争力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因此需要考虑更加重视运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调节市场，充分重视政府在市场调控中的作用，以确保有力、有度、有效推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体来说：

第一，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与升级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努力，而且还需要政府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等。政府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与完善，激发企业积极性与创造性。

第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保障和指引。政府要积极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创新。

第三，推动产业发展和优化升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效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做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切实提高制造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

政府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产业发展具有长期性，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初期在科技创新方面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等的投入，而盈利多在中后期实现，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压力大。政府应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构建高效完善的市场体系，以更好地通过市场力量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以美国为例，在确立和布局发展先进制造业之初，美国就提出，政府实施创新政策着眼于三个目标：提供总体上最好的经商环境，实现新技术在本国开发，拥有使科技型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归结起来就是，在创新活动中政府的职能是克服市场失灵，弥补私人企业的不足，而不是替代市场主体去创新。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担负了这样的角色：新兴前沿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催化剂、监督者和传播者，比如提出创建新型创新机制和工作任务，提供启动资金，动员全部可能的政府力量给予支持，基于市场规则吸纳社会创新要素，建立网络传播创新机制，建立监督和评估规则以保证实现预期目标。

美国在经济发展上从来就不是按照所谓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理念行事的。从历史上看，政府干预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克林顿在推行“新能源汽车计划”时特别强调了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因为总有“市场不愿为而政府就必须勉力而为”之事。新兴产业发展是一场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总体革命，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采取了积极干预和支持政策，对新兴产业采取了培育、诱导、推广应用和商业化等措施，弥补了市场的失灵。正是在美国政府强力推动下，一系列以新兴产业为主要研发重点的创新机构先后设立，同时《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也纷纷出台。

更好发挥政府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赖于先行的企业，政府需要补偿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先行企业的成功有赖于相应基础设施的优化和制度安排的完善；后者不是单个企业力所能及的，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做出相应的制度调整或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唯有如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变化基础上顺利实现。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同时政府要发挥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作用。

1.改造旧动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实体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具体落实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扶持新兴产业两个方面。应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由低端制造转为高端制造，加大设计、研发、品牌等元素的比重，提高产业集中度，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从遵循行业标准到打造工匠精神，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第一，推动发展方式变革，由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转变。中国必须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制造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制造转变。综合考虑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的现代制造模式，可以使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环境污染最小化或不产生环境污染，从而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都已经陆续推出了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绿色发展计划，较好地推动了自身绿色产业的发展。

第二，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一场价值链革命。当前，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制造、纳米材料等高端技术领域的发展，必将推动制造业新产业、新模式的出现。美国已正式启动高端制造业发展计划，正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机器人、3D打印、纳米技术、能源材料等领域加强攻关，以便继续保持自身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计划，其核心是打造智能工厂和实现智能生产，通过构建信息物理系统，把人、机器、能源、信息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物联网”和“务(服务)联网”，推动实体经济传统生产向高端智能生产转变。

2.发展新兴产业，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

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是被否定的。不过在实际中，西方国家以政府补贴的方式介入产业发展，特别是聚焦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上，则已成为新的“常态化”现象。例如，奉自由市场经济为圭臬的美国为动员全国力量和中国竞争，其国会先后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和《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提出授权拨款补贴芯片企业（包括持续性的补贴），支持其在美国国内运营。同样，2022年，欧盟公布了《芯片法案》，提出拟投入资金支持欧盟成员国芯片在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西方国家政府针对新兴产业进行干预和扶持，实际上印证了中国政府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做法在新形势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新形势下，政府干预资本配置直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做法，是现代国际竞争的新特点。

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往往是持续性的，因为新兴产业的成熟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尤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其发展离不开市场与政府的相互作用，成功的产业政策背后往往伴随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推动。

有为政府需要做到：第一，产业甄别。政府需要提高决策力，识别各类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机遇，根据要素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制定发展战略。第二，整合资源，合作治理，培育产业生态。第三，绩效导向的政策激励。政府通过政策激励招商引资、吸引人才，优化营商环境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快速弥补产业链缺陷和短板，提升产业发展绩效。第四，对新兴战略产业进行补贴。另外，有效的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有为政府创新制度是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3.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但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大而不强”阶段。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明显放缓，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中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未来，中国制造业将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网络和信息技术、物联网、超常态制造、云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与高端制造业相关领域的发展迫切需要科技创新。

首先，把科技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科技紧密结合。加强对引进技术的学习消化和再创新，逐步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

其次，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以发展装备制造业为引领，以高水平科研院所和研究型高校为依托，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把研发经费更多地用于创造新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等方面。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激励制造业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建立研发机构，加快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创新产学研有效结合机制，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环境，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企业的创新需求有效对接。

再次，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的灵活性。应给予中小企业更大的支持力度，逐步提升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应进一步有效监督和管理国有企业科研经费支出，确保其合理利用经费，提高国有企业创新效率。

最后，我国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振兴实体经济，应当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时代元素的应用，并引入经济发展的最新元素，这是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也是实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编辑  季节）

中拉文明交流互鉴的启示

中华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都是古老、伟大的文明，中拉两个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为独特的景观。在讲到西方世界与拉美的关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言是：“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①]，中拉关系的独特性恰在于：一方面是经贸关系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文明交流互鉴极大地缩短了文化距离，使中拉的心贴得更紧。

文明交流互鉴，凸显中拉彼此具有共同的文化信念，并不断强化共同信念。

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由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选择别人强加的制度所决定的——这就是中拉双方的基本共识。

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了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致辞。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②]

马尔克斯则指出：“玻利瓦尔是这么想的：只要能让拉美团结、独立，按他的话讲，就是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选择哪种政治制度根本无关紧要。过去，我们就是各种教条之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依然饱受这种困扰。”^[③]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是中拉两个伟大文明共同的梦想，通过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我们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而拉美人民则在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不懈奋斗。

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加深我们了解彼此的愿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拉美有着广泛的读者，就是因为拉美人民最为关心的是这样的问题：中华文明怎样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使多元文明“向内凝聚”为共同体，而不是向外扩张或依附于他人？中国在进行全面改革开放的同时，是怎样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归根到底，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和平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拉丁美洲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吸引力。

文明交流互鉴，使我们可以用心灵去沟通，特别是加深我们对拉美“文明孤独”的深切理解，情之切，在心相通。

拉丁美洲有着古老、灿烂的文明，极具创造性和爆发力的文化，但拉美的现代化道路则十分独特，极为艰难，在追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拉美人民上下求索、长期奋斗、举步维艰，而他们的“心事”却长期得不到聆听。

1982年12月8日举行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质疑西方：“为什么文学上的独特性可以被全盘接受，却对我们独立自主、举步维艰的社会变革疑虑重重，全盘否定呢？”^[④] “拉丁美洲不情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能打心眼里支持我们独立、独特的发展计划。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⑤]如果西方不理解拉美人民数百年来要走自己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根本追求，即使他们全盘接受拉美文化的独特性，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马尔克斯所说的拉美的“百年孤独”。

文明交流互鉴，使我们能够从命运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史，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道路决定命运”，并从“抗争宿命”的高度，去理解各自的斗争之路。

悖论是，拉美现代化的困境，首先是由于它的“丰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通过比较北美与拉美的历史命运，提出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出身卑贱的重要性”这个命题。他指出，正因为“丰饶”，拉美的土地都必须购买才能拥有，于是土地一开始就落在了财阀贵族手里，而农民得不到土地。北美的土地远不如拉美“丰饶”，所以才能实行“耕者有其田”，1862年的林肯《宅地法》规定，保证每家农户65英亩的土地所有权，其前提是耕种期限不低于5年。“卑贱”与“丰饶”导致了土地制度的不同，而土地制度的不同，则决定了发展道路与命运。

其次，自被殖民者“发现”以来，拉美就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重商主义时代为西班牙贡献贵金属，在自由贸易时代为大英帝国贡献自然资源，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为美国贡献能源。产业低端化、单一化，只能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这甚至使革命也难以改变命运，革命后的古巴长期依赖蔗糖出口，民主改革后的智利依赖铜矿开采，委内瑞拉依赖石油出口，而蔗糖、铜矿石和原油的深加工，依然要依赖西方和美国。

第三，“去国家化”、资产阶级买办化和软弱无能。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市场主体是公司，主宰拉美国家的是跨国公司的分号和代理人。“对这些跨国公司来说，国家并不意味着要着手进行某项工作，也不是一面要捍卫的旗帜，更不是一个要掌握的命运。国家仅仅是要逾越的障碍，是一个供品尝的多汁水果。说国家是障碍，是因为有时主权会添麻烦。”^[⑥]拉美的资产阶级“与其说害怕帝国主义压迫，还不如说害怕人民的压力”。加莱亚诺这样概括说：“欧洲共和时期资产阶级最响亮的口号成了时髦货。我们这些国家愿为英国工业家和法国思想家效劳。但是，由地主、掮客、大商人、大投机倒把者、衣冠楚楚的政客和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算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呢？拉美很快就有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宪法，但却缺乏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有开拓性的资产阶级，缺乏一个把发展强有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作为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拉美大陆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工具，是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带来创伤的这台世界机器上的部件。站柜台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垄断了政权，并没有兴趣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当自由贸易为英国商品倾销打开了大门时，当地的制造业便在胚胎中夭折了。地主是资产阶级的同伙，他们对解决‘土地问题’漠不关心，除非照顾到他们自身利益。在整个十九世纪，大庄园制靠掠夺得到了巩固。土地改革在拉美地区是一面过早树起来的旗帜。”^[⑦]

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更深刻理解拉美人民对于文化异乎寻常的重视，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对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因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难产，才使拉美的“孤独者”们认为，文化就是自己唯一的“亮色”与希望所在，是追求自己道路的根本动力，是保卫自己的强有力的武器——以至于马尔克斯说，“文化便是一切”。^[⑧]也正因为在他们看来，拉美的现代化之路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道路，所以他们才认为，文化是真正的突破口、爆发力，是唯一的出路，是“决定性的储备”，是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

对于拉美来说，文化是斗争的储备，拉美文化之所以有爆发力，就是因为它标志着最后的斗争和绝望的抗争。马尔克斯这样指出：“幸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还有一项决定性的储备，那是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即，危险的国民记忆。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作为一项最早的多功能原材料，时刻陪伴在我们左右。它是一种抵抗文化，藏在语言的角落里，体现在手工业者的保护神、民众抵抗殖民教会所创造的真正奇迹——黑白混血的圣母像上。它是一种团结文化，面对累累罪行不屈不挠，为了主权身份揭竿而起。它是一种抗议文化，庙宇中手工打造的天使长着印第安人的脸庞，积雪之歌中苦苦祈求的是死神无声的力量。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体现在厨艺、服饰、独具特色的迷信和私密的爱情仪式里。它是一种欢庆、离经叛道、神秘莫测的文化，能够挣脱现实的束缚，化解理智与想象、言语与表情之间的矛盾，证明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落后，这种美丽新颖的能量，注定只属于我们，而我们有它便已足够。无论帝国主义如何贪得无厌，政府压迫如何粗暴残忍，心底梦想如何难以启齿，我们都不会屈服。革命也是一种文化产物，是志向与创造力的宣泄，要求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未来。”^[⑨]

通过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我们能够拓宽视野，加深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和道路的理解。拉美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依附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垄断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条件下，抽象地讨论“利息率”没有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国际原材料市场定价权的条件下，抽象地谈论“需求决定价格”没有意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被锁定的条件下，抽象地讨论“劳动生产率水平上”的比较优势没有意义。垄断的意义，就是指西方发达国家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土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服务或者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独立自主，没有民族的、科学的、人民的现代新文化，就不能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通过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我们可以加深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揭示的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普遍原理的认识。离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相结合，才能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时，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底蕴，从而，才能真正领会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文学情缘”

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伟大的拉丁美洲文学。

拉丁美洲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般被概括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风靡中国与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把拉丁美洲文学的巨大魅力理解为是文学形式技巧的魅力，只有通过中拉文明互鉴，我们才能深深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来之不易，才能真正理解拉美人民的命运与处境，理解拉丁美洲文学的苦难与辉煌。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经典之一，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⑩]这个感慨万千的大历史叙述方式，被中国当代作家奉若圭臬。但是，如果模仿的只是文学技巧，而不懂哥伦比亚的心，以及拉美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苦难与忧伤、美丽与孤独，那就还不是真正的交流互鉴。

正如马尔克斯所说，我们要知道作为诗人的聂鲁达，就必须知道作为革命家的聂鲁达，正如要知道作为政治家的阿连德，就必须知道作为诗人的阿连德。拉美的孤独，就在于人们总是片面地理解她，而从来不想把拉美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地理解她。马尔克斯这样说：“十一年前，当代著名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曾用诗歌辉耀此地。此后，拉丁美洲新闻如潮水般涌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欧洲人的视野。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乱想的男人，有载入史册的女人，永不妥协的精神铸就了一段段传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过片刻安宁。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曾困守在火光熊熊的总统府，孤身抵挡一支军队，直至战死；另一位高尚的总统与一名重塑民众尊严、推行民主制度的军人死于两起至今原因不明的可疑空难。”[11]

通过文明互鉴，我们知道：那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就是指阿连德，小说中的奥雷里亚诺上校的经历，就是所有的拉丁美洲革命者经历的缩影。要真正读懂《百年孤独》，我们就必须记住：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皮诺切特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阿连德政府，而阿连德是诗人聂鲁达的好朋友，聂鲁达是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好朋友。我们必须记住：智利政变背后的支持者是弗里德曼所领导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弗里德曼认为，整个20世纪50-60年代，都是“穷鬼翻天”的时代，正是穷人掌权使世界变得越来越贫穷，而要使世界恢复常态，就必须推翻穷鬼的民主，代之以富人的自由。我们必须明白：新自由主义与其理论的斗争不是在纸面上的争论，而是血淋淋的镇压——于是，在政变之后，智利的工会和国有企业、农村集体被彻底解散，全面推行私有化，解散国家银行，3000多名共产主义者被枪杀。“面对行刑队的枪口”，拉美和智利的富人专政开始了。

马尔克斯说，当写到奥雷里亚诺上校死去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两天。他回忆说： “外祖父给我讲故事，讲香蕉种植园大屠杀，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哥伦比亚种植园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在谢纳加火车站聚集时被开枪镇压，听得我毛骨悚然。外祖父是银匠出身，骨子里是自由党，参加过‘千日战争’，在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麾下任上校,战功卓著,参加过《尼伦蒂亚停火协议》的签署,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连绵不绝的内战，当时，桌对面就坐着他身为保守党议员的长子。”^[12]

加莱亚诺这样讲述说：橡胶树在古兰经里是一颗天堂树，但是，加勒比地区的香蕉化，却让人们怀疑它是一颗地狱之树，在哥伦比亚，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成为最大的庄园主后，于1928年大西洋沿岸爆发了一次大罢工，结果，在一个火车站前，香蕉工人被枪杀，后来，这场屠杀在官方记载中被完全抹掉了，这就是《百年孤独》呈现的一切。

马尔克斯后来在演讲中这样说：“在座诸位有理由问我，为什么不实事求是，非得竭尽夸张之能时，说死了三千人，用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装着投进大海。理由很简单，可以用文学语言陈述如下：书中的橡胶种植园事件，不是发生在某个国家的特定的历史悲剧，而是规模未知、死难人数不一、刽子手无名无姓，没准谁也逃不了干系的世界。”^[13]

同样是屠杀，与橡胶种植园事件不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屠杀至今仍被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而哥伦比亚的橡胶种植园事件，却被冲刷、遗忘，无声无息。小说中那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布恩迪亚家族第四代成员何塞·阿尔卡蒂奥从一列沉寂的火车中醒来时，在微弱的光线中，他看到了一生中最恐怖的场景——“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14]屠杀后的几小时，此前三个月没下一滴雨的香蕉种植园下起了一场和《圣经》所记载相似的大暴雨，“雨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15]，仿佛要荡涤这场深重的罪恶。何塞·阿尔卡蒂奥一直念念不忘的还有死去的人数——三千人。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马尔克斯对1928年在屠杀中惨死的人们最沉痛的纪念。拉丁美洲的文学记录了对这段苦难与死亡的记忆，才能铭记在拉美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心中。

加莱亚诺还写到亚马逊的命运，“在橡胶极盛的时期，有十二万人，朝亚马孙河的方向走去，开辟橡胶园，但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抵达目的地，其余的人，因饥饿和生病倒在路上，巴西有不少于五十万人死于霍乱传染病。在亚马孙丛林中，橡胶工人，在非人的状况下劳动，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在二十世纪初，橡胶种植业开始转向东南亚，亚马孙地区的繁荣再次化为乌有，森林破坏了，河流污染了，所留下的除了死亡的气息，就是爱情所代表的微茫的希望。”

什么是爱情？拉丁美洲的爱情不是西方资产阶级伦理的复制品，离开了“复制的黄金构成的地理学”，离开了由霍乱、死亡铺就的掘金之路、香蕉和橡胶之路，我们怎么能理解拉美作家对于这片土地的爱？离开了文明互鉴，离开了对拉美历史现实的理解，我们如何去理解小说里的爱情？

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颁奖典礼上，身着哥伦比亚传统服饰的马尔克斯深情地回望着在拉美丰饶的土地上，自我追寻的道路尽管艰难，战乱与伤痛，不公与苦难仍会席卷而来，但是，拉美人民活下去的信念，战胜苦难的顽强仍生生不息，未来的美好生活不会太远。他相信，“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受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16]

爱真的存在——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艾青踏上拉美大地，他深深地理解了拉美，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祖国。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2014年，习近平在访问巴西时指出：历史造成了中拉两个文明的相交、相知、相遇。正如马克思是莎士比亚的伟大读者和知音一样，习近平也是拉美文明和拉美文学的伟大知音与读者。对习近平来说，文明交流互鉴，是彼此感召，是彼此凝望，是彼此守望——这也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的“文学情缘”。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真理不仅仅是说服人，习近平文化思想，因为蕴含着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展的天下大道，正因为饱含着他的文明、文化、文学“情缘”而感动人、鼓舞人。

天下大道，从来不是说教，而是感召，感召力使人沉浸在文明的光芒之中，如品味古老而年轻的芳馨。文明如歌，文明甘之若饴。正如伟大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所写到的那样，“我们也许可以因此假定,马丁尼克的朗姆酒所以香醇,是因为使用古老过时的造酒方法,在造酒过程中免不了渗入各种不纯的杂质。对我而言,两地酒产的对比,正说明了文明的矛盾：文明的迷人之处主要来自沉淀其中的各种不纯之物……”^[17]

文明的天下大道，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互相凝望，互相守望。“对一块比人和人类的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闻一闻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或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会出现互相注目之中。”^[18]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文明之水，川流不息，伟大的墨西哥作家加莱亚诺曾经这样期盼：“生命之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环绕着它的热烈音乐永远都不会停止。无论有多少死亡，无论流多少鲜血，只要空气还能让男人们和女人们呼吸，大地还能让他们耕耘和热爱，音乐就能让他们翩翩起舞。”^[19]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沔彼流水，其流汤汤。”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天下大道。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创造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今天，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  

（编辑  季节）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奇迹。2023年正值改革开放45周年。当此时刻，很多人都在探寻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45年，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秘诀是什么？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

首先，我国始终坚持了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党的二十大，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着中国改革开放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党的这些重要会议及其精神成为指导国家年度发展、五年规划和中长期展望的重要依据和战略引领，这也是一个探寻普遍规律、凝聚广泛共识以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渐进动态调整过程。

其次，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没有前人经验和现成理论可循的情况下，凭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改革精神，凭借“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逐渐在苏州形成外向型模式的昆山、太仓，内生型增长的吴江、张家港和常熟，形成创新型发展的工业园区、高新区等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广东也形成外向型发展的东莞、内生型发展的佛山、创新型发展的深圳以及各种改革创新发展模式。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之一。

再次，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从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简政放权、搞活企业、价格并轨的改革，从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到加入WTO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从各地发展模式的比较来看，用市场机制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提升人均收入和经济效率是有效的。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以政府作用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缩小差距实现公平，已经成为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四，我们始终坚持“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开放道路。作为典型例子，1978年7月和8月，广东东莞和佛山分别设立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率先启动“三来一补”的离岸制造模式。这是一种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佛山又转向在岸制造模式，其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构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座城市又都开始探索全球制造新模式。东莞建设中子科学中心、松山湖国家材料实验室等创新链，佛山则推动传统制造业与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及后续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第五，我们始终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1978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60%，即居民消费支出的60%都用于食品开支。当时居民消费的重点是解决吃穿问题，产业的重点是发展轻纺工业，改革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改革以解决供给短缺问题。2000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40%，这时居民消费的重点是解决住行问题，产业的重点是发展重化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改革的重点是推动要素和资源市场化改革。2019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28.2%，居民消费的重点转向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和高品质需求，产业的重点转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型产业，改革的重点转向建设高标准开放型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绝对贫困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我们党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化改革开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是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起步的，随后加快形成了社会、区域、城乡、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竞争合作机制，有效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其间也带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而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就成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第二，外向型经济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引领，我们成功发展了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但这个路径也带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磨合甚至摩擦。比如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这一点，就不断被美国等一些国家拿来做文章。在进一步稳定进出口形势的同时，中国GDP增速长期高于外贸增速也是一个基本事实，这再次证明了扩大内需是大国现代化的基石。

第三，科技强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过程中，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必然导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相对薄弱。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亟须解决“有和没有”“好和不好”“用和不用”三个基本问题，需要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支撑。在中美科技领域博弈的形势下，应对西方技术封锁和产品倾销压力、探索科技自立自强和国际合作并举之路，既是挑战也意味着机遇。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业化快速发展容易带来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不仅需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设备、绿色管理，而且要创造绿色就业、绿色GDP、绿色产业发展，还需要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绿色投资的发展。这就更加需要加快推进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第五，国际环境变化引发新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贸易投资减速、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等挑战，西方还出现“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产业政策”等思潮，其核心是经贸问题的地缘政治化，也由此带来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改革与政治之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大道上走深走实

首先，持续提升相对生产率增长是关键。当前，国际上流行着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笔者在国内外调研时不止一次感受到，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推动中国经济向稳向好最为重要，尤其是要提升相对全要素生产率（TFP）。2000年中国TFP不到美国的30%，2014年超过40%，2035年能否达到60%以上呢？这需要我们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促进创新提升专利增长等，持续提升相对生产率。

其次，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成为全社会共识和共同行动。同时，大国现代化的根基之一在于扩大内需并带动进口需求增长。国内大循环筑底并消除堵点不仅事关高质量发展，也涉及世界人民共同福祉。为此，从艰苦奋斗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亟须在相对生产率增长基础上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基础上提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市民化基础上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另外，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也是大国现代化的重要支点，这将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

再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协同发展。前者强调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后者则从需求侧创造优质大规模需求引领，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理，稳定发达市场、共建“一带一路”、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以促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这对我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战略指导。同时，我国在绿色化转型方面正克服绿色壁垒、绿色摩擦等挑战，在新形势下继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

（编辑 季节）

构建强国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我们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过去强国的话语和理论基本上由西方垄断，我们则要立足中国实践，全面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所蕴含的系统化和规律化学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并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强国经济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立足中国实际，提炼中国经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中国如何实现从“大国”到“强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系统阐释和揭示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

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更好运用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探索强国之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自主意识和创新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中国理论和当代政治经济学。中国一些经济学者早已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形成“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他们往往简单化地将其归因为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成果；而每当经济出现问题，他们要么责怪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遵从或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40多年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不少源自经济领域的实际操作者的行动被中国经济学者发掘总结，并以某些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概念进行阐释，被中国高层决策者采纳；它们经实践试点所形成的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共同富裕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找到的中国概念，启动了中国4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并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与“西方”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而且，西方学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他们很难准确解释中国经济问题。一味地用西方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概念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结果一定是难以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更需要属于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便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的发展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座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要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地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强国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

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不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观点，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面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两者的有机结合。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确保现代经济体系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虚拟经济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没有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的深厚物质支撑，一切虚拟经济都无法实现繁荣与发展。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呈现“脱实向虚”趋势，主要特征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并进一步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如何协调发展成为各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

曾有一段时期，“政治经济学无用论”泛起，甚至出现了“范式危机”。事实上，不是政治经济学无用，而是要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没有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从学理上，研究大国成为强国的经济学逻辑，不仅能够为强国时代提供新的理论，而且有助于阐释中国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 同样，支撑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应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将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开启新的理论视角。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性难题

放眼全球，如何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堪称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不懈地探索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

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重商主义产生到古典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而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在重商主义影响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全是利益导向的，采取自由贸易还是政府管制，取决于哪个能满足当权者的利益诉求。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象征着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始形成体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构建。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他认为自由化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经济活动不能靠政府的调节，而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人们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对自利个体的干预反而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所以政府只需要承担“守夜人”的职责。李嘉图同样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行为，将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强调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市场均衡理论的研究中，政府经济职能始终是缺位的，默认政府在经济方面仅仅是旁观者。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了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淡化甚至排斥政府的经济职能。主流经济学把政府所有的经济职能剥离给市场，而政府承担的只能是社会职能。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没有政府，只有市场。

凯恩斯革命：政府作用的再提出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深刻暴露了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局限性，主流经济学转向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由此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指出，尽管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但是供给创造的需求会存在有效性不足问题，并且在短期内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本身存在局限性。此时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有效需求的扩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中，宏观经济政策崭露头角，政府经济职能从缺位到补位，“看得见的手”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具体实践中，美国罗斯福新政拉开了政府干预的序幕，在此后一段时间，政府干预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即主张当市场存在失灵现象时，需要政府进行修正；这不仅在观念上深入人心，而且在实践中也显示出了有效性和必要性。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理性修复期”。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诸多国家出现滞胀危机，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宣告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破产。西方经济学界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再度兴起，相继出现了多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由此，自由放任思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主张政府应当完全不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应当保持独立性，这样经济会实现自动平衡。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学派逐渐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认为计划者永远不会获取足够的信息和知识以正确地配置资源，1944年，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出：应当重视产权在经济中的关键地位，竞争应当占据主导地位。

市场化和自由放任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线。在其理论框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二元对立的替代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在改革实践中不断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世界性难题，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认知，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

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要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一词，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涉及许多领域。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面，即多种资源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市场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促进效率，发挥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面，如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各部门各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以及涉及社会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都依靠市场来调节，更不用说让其起“决定性”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机制在这些宏观层面的领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国家干预、政府管理、计划调节，以矫正、约束和补充市场的行为，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时，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对于在宏观层面上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调宏观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于为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督、做“守夜人”，政府责无旁贷。

第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强调，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2]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学派，每个学派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均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总体上在对待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问题上，反对政府干预、强调市场作用是主旋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完善和逐步走向衰落，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也在相应发展，在应对市场调节、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实行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积累了若干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程与实践创新

市场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市场经济的性质由所在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传统经济学认知中，现代社会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匹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匹配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计划供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统得过多、过死，所以国内经济出现短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改革开放后不断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开创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经济制度问题和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区分开来，这标志着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战略部署，极大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进程。党的十五大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大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进入新时代，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作用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开放型经济等方面进一步规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更加突出市场和政府两者的作用及差异性，呈现出强政府作用和强市场作用的双强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政府与市场协调的世界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体现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一方面，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市场活力不断激发。2022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085.7万户增长到2021年的4457.5万户，实现了10年翻两番，民营企业数量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了92.1%。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重视技术创新，积极推动传统技术升级、传统经营方式转型，造就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中国在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我国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发展实践的规律层面总结出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开创了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良好局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有机融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两者对立的传统认知。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世界趋势

虚拟经济泡沫化明显

20世纪7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作为部分发达国家重要的经济形态，对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虽不创造价值，但虚拟经济部门比实体经济部门在获取利润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随着经济的虚拟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呈现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萎缩等趋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而虚拟经济部门占比却在持续上升，它们呈现出结构服务化的特征，进入了“服务业经济国”的国情时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形成以债务为基础的运行体系，其主要利润的来源为虚拟经济。美国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比率持续上升，从7.28%(1963年)上升至38.5%(1980年)，而到了1990年则变为57.85%，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比率为82.14%。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储蓄类金融机构信贷占比在50%以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该比重下降至20%左右，信贷绝大部分来源于非储蓄类的金融机构，它们被称为“影子银行”。虚拟经济功能的异化导致其资本形式更多是高利贷资本，这种新的虚拟资本形式已经摆脱了与制造业的关系，并与房地产和其他行业形成了共生关系，形成了所谓的金融、房地产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得虚拟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作为经济发展目标，认为推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即能加快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虚拟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20世纪7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影响了较多国家的发展轨迹，不论是在此过程中实现货币霸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传递本国价值观的发达国家，还是经济基础薄弱渴望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受到虚拟经济的影响。

实体经济空心化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几乎同时出现，这不是历史的巧合，是历史的必然。换句话说，经过二战后一段繁荣期之后，许多企业盈利能力出现危机及长期的增长停滞，是发达国家发生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其去工业化的核心力量。许多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进入了金融、房地产投资等领域。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制造业的各个门类，几乎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此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值得关注的是，1945年，美国的GDP已经超过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五个工业强国GDP总和的20%；步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制造业呈现出相对停滞的态势，美国出现了商品贸易逆差，美国的汽车制造行业逐渐走向衰落。1948年，制造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46%；1973年，这一比率降到了22%。值得关注的是，1986年，美国的金融机构对美国的经济贡献最大。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本土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开始采用外包以及在海外设厂的策略，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的工业经济逐渐赶上。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对经济影响逐渐扩大，1986年升至首位，这也是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的显著表现之一。随着美国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它终于在2008年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纵观全球，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以较快速度吸收金融、房地产投资等虚拟经济部门的资金，与虚拟经济泡沫化属性明显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世界经济呈现出去工业化特征。

生产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发达国家实体产业的空心化。美国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实体经济领域的辉煌成绩与其空心化之后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去工业化进程显著的国家，实体经济会逐渐呈现出空心化趋势；与此同时，虚拟经济膨胀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致使其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