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胜利完成脱贫攻坚、促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研究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内涵,总结脱贫攻坚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对于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深刻内涵,深入推进共同富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的思想发展与实践要求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从历史和理论的逻辑判断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共产主义具有这些特征,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1]首先是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3]。同时,所有人均成为“自由人”,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4]。这个联合体的旗帜,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6]。这一系列对理想共产主义的描述综合起来可以用“共同富裕”来概括。一百多年来,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率领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为实现理想共产主义中的共同富裕愿景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

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在实践中,并没有出现马克思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局面,所有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国家都是经济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在提高生产力的道路上,不得不长期存在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关系。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率先夺取了全国政权,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被资本主义瓦解,实现共同富裕的努力不幸夭折。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在一个有几亿贫困人口的落后农业国建立新的政权后,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逐步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迈进的历史责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重要决策,即中国要首先建立工业体系,这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路径,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基本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经济基础。虽然这一工业体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二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唯一一个从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转变为独立自主全面建设工业体系的工业国。这是在中国树立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第一座里程碑。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作出新判断,指出社会主义是要经历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也存在从初级到高级的不同阶段。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建成工业体系后,新目标是在20世纪末建成初级阶段中的小康社会。当前,我们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又一座里程碑。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打响了彪炳史册的“脱贫攻坚”战役。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 的新时代。2020年,我国消除了现行标准的近亿绝对贫困人口。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我国已经胜利建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同时又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8]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大会上进一步将十九大报告表述的“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9]明确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0]

2021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文章,更具体地确定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分阶段目标: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确定在2035年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时间点;到21世纪中叶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明确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部署了实现上述目标的阶段性步骤,还特别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11]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全面阐述[12],把“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升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且将其列为21世纪中叶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内涵之一。

这一系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将共同富裕从一个美好愿景明确为一个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的极其重要的党的实际工作目标。

消除绝对贫困攻坚战的成功经验

消除绝对贫困攻坚战的成功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人民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斗争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超常规重大举措。

第一,设定“一个都不能少”的人均4000元刚性考核目标。此量化考核标准简单明了,可核查、可度量、可比较,没有变通余地。它给广大干部群众以激励,也防止了各种可能发生的弄虚作假,使脱贫攻坚工作打开了崭新局面。

第二,投入强大的政治资源。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明确责任。发达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及部分民营企业也承担了对口支援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任务。

第三,东部地区承担结对帮扶重要责任。从政策、资金、产业、智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部地区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口帮扶工作。342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结对帮扶570个西部贫困县,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大扶贫格局。

第四,派遣300万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我国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很强的,涌现出很多一心为公,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共同致富的先进典型,但是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仍然无法胜任所担负的脱贫攻坚重任,程度不同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和阻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效率和质量。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29.1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0.4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6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曝光典型案例34起,其中专题通报曝光429件。[13] 由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30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正是针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非常之举,从而在组织上有力保证了党中央关于脱贫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如期实现。此举在全国许多地区正在形成制度。

第五,投入巨额财政金融资源。从确立扶贫攻坚目标到取得全面胜利的8年中,全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东部9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东部地区企业向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万多亿元。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4400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14] 实际上,还有很多上述统计没有包括在内的其他财政金融资源。这些投入充分体现党中央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坚强决心。

第六,组织大规模易地脱贫搬迁。从1983年到2015年,各地已经易地搬迁680多万人[15],平均每年搬迁人口20多万。201512月,国家出台“十三五”时期易地脱贫搬迁工作方案,五年之内又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搬迁了500万非贫困人口,平均每年搬迁人口约300万。[16] 易地脱贫搬迁不仅是一场从困苦到宜居的地理位置的大迁徙,还是一场落后到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闭塞到开放的思想观念、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的大迁徙,此举还将成为今后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措施之一。

第七,持续推进户籍农转非。自2015年中央发出脱贫攻坚总攻令以来,我国户籍人口增长数量主要体现在城镇户籍人口的增长和农村户籍人口的减少。城镇户籍占比由40%提高到2020年的45%,农民工子女开始与城镇居民子女同等享受公共服务资源。这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功,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防止规模性返贫开辟了新道路。

消除相对贫困面临巨大挑战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任重道远,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还面临诸多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17]

在完成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任务后,中共中央发文“要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18],这就告诉我们,距离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亟待改善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项。目前来看,工资性收入仍然偏少,20162019年工资性收入比例均值为34.58%,低于全国居民56.19%的平均水平,2019年只相当于全国居民同指标的24%。经营净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低,20162019年,经营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为38.56%,超过工资性收入比重,但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2.18%,低于工资性收入39.33%的贡献率。财产净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20162019年,财产净收入比重均值仅为1.3%,而同期全国居民平均水平为8.25%。依靠政府补贴的转移净收入比重仍然较高。20162019年,转移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高达四分之一,脱贫人口从市场获取收入的能力仍然偏低。

农民工进城工商就业形势趋于严峻

西部地区远离都市圈,远离中心城市,更远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导致要素资源汇聚效果差、各类资源稀缺、人均占有率低。2018年末,我国法人单位的区域分布东部比重为56%,西部地区只占18.6%,吸纳工商就业能力远低于东部地区。2020年有1900万外出农民工返乡留乡就业,这些农民工在本地的再就业对当地的就业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返乡创业项目吸收就业中,稳定就业只占四分之一,而灵活就业占四分之三。[19]根据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先进生产力,20亿亩主粮田仅需要职业农民400万~500万人,相当于我国总人口数14亿的0.3%左右。约1亿农民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20]需要实现工商就业。而且,2022年我国还出现了工商就业总量减少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这部分群体滞留在农村,相当于土地超负荷承载,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为负;如果滞留在城市,将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入深水区

2020年,我国第一次出现了在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农村户籍人口减少的转折点。如果到2050年要全面消除农村户籍,那么在20202050年的30年间,尚需提高约55个百分点的户籍城镇化率,年均需要提高1.8个百分点,任务十分艰巨。目前农村户籍城镇化主要有三种方式:行政区划改变、易地搬迁、就业落户,其中行政区划改变占50%以上。但是,目前转化为城镇户籍的农民仍然保留他们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并没有完全解决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问题。农村户籍城镇化目前总体上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因此,大量可以转化为城镇户籍的农村居民仍无意愿加入转化进程。

养老体系深化改革的任务更为繁重

我国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从分省统筹起步,由于地区发展差异,许多省级财政也无力全省统筹,改由市县统筹,导致社保费缴费标准和社保待遇与中央制定的标准差距很大,有的地区实行缴费率远高于国家最高标准,而社保待遇远低于国家标准。

分省统筹格局下,社保收支呈现收大于支、大体平衡、收小于支三种情形。数以万亿计的社保基金仍处在投资增资阶段,备用金性质,其权益并未进入社保收支体系。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多年所缴纳的社保,基本未转化为他们的社保待遇,不参保和参保以后退保的群体数量众多,社保体系成为全体人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支柱,还有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攻方向

收入水平、户籍制度和社保体系应当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攻方向。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相协调,分两阶段达到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

第一,分两阶段消除人均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50%以下的相对贫困人口。鉴于2020年我国已经消除了占全国人均收入12.5%以下的近1亿绝对贫困人口,建议消除相对贫困人口的任务分两阶段完成,即:2020—2035年在全国范围内逐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12.5%25%的相对贫困人口。2035-2050年在全国范围内逐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25%50%的相对贫困人口。

我国制定的发展规划中,2020—2035年的15年内全国人均收入从32000元提高一倍到64000元,每年递增4.7%。我们假定2035-2050年的15年内从64000元也提高一倍到128000元,同样每年保持递增4.7%

根据这两个阶段的消除相对贫困人口的目标建议,在2035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比重在12.5%25%的人口收入增长率只要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以实现消除人均年收入16000元以下人口的目标。由于这些人口中的劳动力主要是滞留在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收入基数低,只要这些劳动力能够实现稳定工商就业,这一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同样,在2050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占全国人均收入25%50%的人口收入增长率只要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以实现消除人均年收入64000元以下的人口目标。

第二,分阶段改革现行社保制度。建议可将第一阶段设置到2025年。目前,国务院关于城镇居民社保体系全部恢复为省级统筹的要求已经完成,10%国有资本已经划转到社保基金,城镇居民社保体系全国统筹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根据人社部规划,明确2025年完全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建议将第二阶段设定为20252035年,在此阶段将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原有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全部实行国有化,同时,将他们的社保待遇与城镇居民并轨,收支缺口划转给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权益弥补。第三阶段的划分是从2035年到2050年,利用这15年时间最终实现覆盖全体居民的全国统筹基本社保制度。财政部门将支付给贫困人口的转移净收入调整为补充农民社保收支缺口,此后农业农村部、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的统计只包括市场收入,即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不再统计转移性收入。

第三,分阶段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政府主导、财政兜底,通过将乡村改造、本地城镇化集中居住与易地搬迁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同方式,最终实现居住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建议:第一阶段从20202035年,将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45%提高到70%;第二阶段从20352050年,将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70%提高到100%,即完全废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于适于居住和经济开发的地区,通过集中居住系统统筹资源开发,实现产城融合。对于资源禀赋不适于生产生活的地方,采取继续加大易地搬迁规模的方式。为此,可建立东部承担主体责任的机制,落实向东部转移的农民工城镇落户责任,建立东部每年解决50%西部转移劳动力的落户任务保障机制。

以增长财富、促进就业、统筹东中西部为牵引,制定加大改革力度的行动纲要

1.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开发的政策引导。系统规划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资源开发。对于西部资源禀赋较好、产业生态有培育价值、市场有开发和培育有潜力的地方,要加大对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工信部及中央企业在投资资金和项目安排上要优先安排中西部资源开发和延长产业链的项目,特别是要优先安排扩大和改善相对贫困人口劳动力就业的项目。

2.进一步发挥东部的帮扶作用。2022年,东部省份在中央聚焦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3.5万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实际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30.9亿元,引导2633家企业到协作地区投资1354.2亿元,305家中央单位共向592个定点帮扶县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689亿元,18.6万名驻村第一书记、56.3万名工作队员在助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1]未来30年,由于西部不可能每年提供300多万新增工商就业岗位,因此增加相对贫困人口工商就业岗位的主要任务可由东部承担。建议参照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全党动员,所有省级政府向中央签署责任书,承担每年为相对贫困人口中的劳动力提供一定数量新增工商就业岗位的任务。在中西部安排新增工商就业岗位之外的数量全部由东部承担。

3.积极创造农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工商就业岗位。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满足我国近1亿农民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的工商就业需求。从投资总量看,全社会总投资额为61万亿元左右,民营和个体经济投资额是21万亿元,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统计数据说明,除民营和个体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外,其他三分之二的投资总量上并未增加社会就业岗位。因此,提供新增工商就业岗位,特别是普通劳动力的新增就业岗位,基本要依靠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投资。各级政府都要发挥民营资本和个体经济在开发新增工商就业岗位中主力军作用,扩大工商就业岗位。如果民营资本和个体经济各承担一半的农民工商就业岗位,那么净增1亿工商就业岗位大约需要30多万亿元投资,未来30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1万多亿元投资。能否实现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每年新增1万多亿元投资,是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考核指标。

4.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推动二产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政府引导工商资本下乡,通过二产延长一二三产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同时,释放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事工商就业,释放我国已经具有的被落后生产关系束缚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并在社会分配上向农民倾斜。

5.在全国推行“税收与税源一致性”改革。将中西部税源产生的税收(包括中央金融机构)更多地留在中西部,并在此原则上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税制。只有深化此项税制改革,将中西部落后地区税源更多地归属当地,才能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加快提高中西部相对贫困人口收入,从而加快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目标。

6.企业吸纳农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实现工商就业,其缴纳职工社保费可按一定比例抵顶流转税,以此作为长效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体经济吸纳农民工稳定就业。目前,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将包括增值税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用于补充社保费收支缺口,但实际操作中,企业不执行社保缴费制度的情况相当普遍。这项政策可以在征收环节就实质上将增值税划拨社保账户,有效地加快全民社保体系的建立,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另外,建议尽快将尚未进入社保体系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保体系,不但可以缩小目前现收现付制度存在的收支缺口,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二三十年以后出现千万甚至上亿数量级的不能享受社保福利的老年人口。  

7.加大行政机构行政区划改革力度,大幅度削减财政供养人口和行政支出。减少行政层级,探索地县两级行政机构有机融合,选择部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聚集度高的市辖区试行撤销现行区级四套领导班子,设立市政府派出机构,对应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和工委纪委(纪检监察组),比照社区和街道不再设立单独区级人大、政协,将原区级人大、政协职能并入市级人大、政协。逐步将200多个人口少于10万的县级建制(少数民族地区除外)改为市政府派出行政机构。着力推进相邻县级市、相邻县的撤并,争取将现有省辖市以外县级行政单位个数减少25%。以建立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为目标,转化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大幅减少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口和相应的财政行政支出,更多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

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工业体系,邓小平同志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这两个目标都在全党努力下得以实现,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两座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包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内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构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21世纪中叶这个目标实现之时,必然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可以预期,在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之后,中国共产党必将率领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共同富裕目标继续前进。

(编辑  杨利红)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4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87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4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22页。

[5]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4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24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20171018日。

[8]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2021225日。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20171018日。

[1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202171日。

[11]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年第20期,20211016日,48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18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1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20221016日。

[13]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以案促改工作启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33日。

[14]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225日。

[15] 沈东方,《5960多万人“挪穷窝”这项任务难在哪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6] 《确保易地搬迁移民安居乐业》,人民日报时评,2020428日;《九百六十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乔迁新居(权威发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人民日报,2020124日。

[17] 习近平总书记20211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151日第9期《求是》杂志以《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题发表。

[18]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2020〕第1

[19]  根据高云才、常钦的《农民钱袋子更鼓了》数据推算,人民日报,202158日要闻2版。

[20]  本文提出的“农民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是指农村户籍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以18-60岁为统计口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常住人口流动性加大,以在“农村”的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作为统计口径反映农业户籍人口劳动力情况不准确,因此本文采用“农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在我国近5亿左右的农民劳动年龄人口中,剔除2019年已实现工商就业的2.9亿农民工和未来1亿农业从业人员,则陆续将有约1亿农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需工商就业岗位。

[21]  202381日《农民日报》,记者专访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鑫。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解决粮食自主问题仅靠保住18亿亩基本农田是不够的。农作物品种的调剂,将每年进出口粮食作物折合成耕地面积,存在较大的缺口,一旦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等极端情况,14亿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解决的问题,更不是钱能够解决的,需要保证粮食的绝对安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始终把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放在国家安全的首位,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并取得了连年丰收的喜人成绩。1958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20年,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农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近年以来反复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粮食作为重要的基础性物资,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粮食问题不是孤立的中国粮食安全和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应着整个人类生态环境的状况,目前形势严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污染和粮食及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日益严重,而采用现有的化学材料和传统的技术路径已无法彻底解决这些系统性的难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新老问题不断交错、交织、叠加发生,标本兼治迫在眉睫。

中国受土地资源禀赋制约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按现有传统农业技术和方式经营土地,已经打不出更多的粮食。在全球气候变化、地质活动等自然因素和城市化、农业生产高强度使用化肥农药、工业污染等人为活动等外力因素作用之下,土壤中微生态平衡机制因过度的外力干预,因过劳、过累和中毒而遭到破坏。土壤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下无法得到喘息和缓解,更谈不上污染退化的趋势得到根本遏制与扭转。只要粮食不能保证自给,粮食产量与质量的矛盾就难以解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科技产业化研究中心,长期跟踪和参与探索实践一项利用原创性的植物源新型有机材料+生物应用技术,解决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原位修复等“卡脖子”的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法和路径,验证结果令人鼓舞,给人以启示。

在“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两个方向形成突破

2023年,黑龙江北大荒佳木斯农服中心(以下简称农服中心)通过托管农户土地的方式,在三江平原的抚远市黑瞎子岛镇东安村开辟3000亩地,使用植物源的新型功能性有机肥料+生物改良修复土地技术,在化学肥料减量15%,总用肥成本不增加的情况下,使所种植本地品种大豆和玉米,实现了粮食大幅增产。

1011-12日两天,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和财政部农业农村司联合组织调研,对农服中心全程托管的玉米和大豆进行了实割测产,并与农民用传统方式自种相邻地块产量进行了比较,增产效果显著,调研组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大豆由工作人员与农民随机采2个样本点,每个样本点1平方米,测产结果为全程托管的大豆亩产201公斤,比相邻农民自种非托管地增加57.5公斤/亩,增产幅度40%;玉米由调研组领导随机指定区域采样,样本数量及面积与大豆相同,测产结果为全程托管玉米亩产801.6公斤,比相邻农民自种非托管地增加148公斤/亩,增产幅度22.6%。产品和技术提供方也在实验地块上根据化肥减量15%~30%以及采用叶面喷施两遍植物源新型功能性叶面肥的情况进行了多点采样测产,结果大豆仍然达到增产28.6%,玉米增产18.5%的水平。其间,由于托管地块作物长势明显好于使用传统化肥的地块,农服中心又追加了60万亩玉米,黑河增加了30万亩玉米,使用新型的功能性叶面肥进行飞播追肥,玉米增产8%~10%

1031日,北大荒农垦集团在抚远市召开了现场总结推广会农服中心采用新产品、新技术打造垦地融合发展新模式作为样板,总结为抚远模式”加以推广

2023年,同样采用上述植物源新型功能性肥料+生物应用技术的解决方案,在不改变品种、不改变水稻种植方法的情况下,在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连湖镇,选择了一10.8重度盐碱地pH酸碱度10.2,盐度6‰,按梯度配比的实验条件进行种植水稻的工程技术实验,当年收割水稻实测平均产量净重424公斤/亩产田无异。

上述两处的验证性实验结果,是在氮磷钾化学肥料减量基础上,施使用植物源新型有机材料制备生产的“四元复合肥,在既没有另选品种,增加用肥成本,也没改变种植习惯的基础上取得的。大田实验表明,通过使用新材料和生物技术,向盐碱地、废弃土地、贫瘠土地、污染土地要粮藏粮于地可实施的路径;利用植物源新型功能性有机肥料+生物改良修复技术,原位修复土壤和水体提供了可能性。通过“藏粮于技”,净化土壤的微生态环境,调节微生物结构,提高土壤和水体的自净功能,促进“碳循环”和“氮循环”,使化肥农药减量。这个利用新材料+生物技术的实践,对盐碱地改造、黑土地保护、修复退化土壤、增加粮食产量、提升农产品品质,实现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一手经验和推广的基础条件。

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与环境不可持续的成因分析

这需要进入微观世界,从因果关系中找到问题的答案。万物土中生。土壤是饱含无机物、有机物和微生物的综合体,微生物多样性的构成支撑起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每1克土壤中拥有上亿的各种微生物,其伟力与作用强大到难以置信。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各种微生物均处于一种相生相克,共生共存的动态平衡之中,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致使各类有机和无机污染物被大量排放,加上化肥农药和各种抗生素的过度使用,造成生态环境中重金属离子、病毒等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加剧,有益微生物被大量灭失,各种微生物之间的生长平衡被打破,扰动自然界的“碳循环”和“氮循环”无法正常进行,从而导致土壤板结、酸化和盐碱化加剧,水体黑臭和蓝藻污染日益严重,农业高质量发展无法可持续。问题表象是果,而背后是因。如何固本治本,根本上还是要找到可行的技术方法和经济的可实施条件,如何快速螯合土壤、水体环境和动物肠道内各种小分子的有毒有害物质,使之成为稳定的大分子络合物,保证各种原生的微生物能够有个均衡生长的良好环境,提高土壤、水体和动物肠道的自净功能,保护生态的免疫环境,从而在根本上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加快生态的自然修复,减少化学投入品和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恢复和保持水环境、土壤和动物肠道中各种微生物的平衡,提高微生态环境的自净功能和自平衡机制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方向。

技术创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开发新型材料是关键

高活性的新型材料对于生物技术应用和发展能够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物技术的可行性和效果。在做不到给土壤减压的情况下,可行的方式是在科技创新基础上,在研制颠覆性材料与生物改良修复技术结合上寻求突破。我们欣喜看到,一家研究型生产性高科技企业已经成功地通过自主研发的成套技术装备,首次采用规模化的集约工业生产方式,成功地取之于地,还原于地,从秸秆等植物原料中开发出原创性颠覆性的植物源高活性的有机新型基础材料。上述的验证性实验结果就是采用了这个材料结合相应的生物技术实现的。

“格义微碳”的成分构成与作用机理

秉承循环经济的理念,格义(安徽)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历时15年,以作物秸秆等生物质为原料,经反复研制,成功地自主研发了可控的工业级成套技术装备,通过集成创新,将生物质原料中的各种组分“逐级分离,分质利用”,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化循环利用。尤其是原创性地从植物原料中提取出了一种高活性、低分子、全水溶、阴离子、无毒级的富含壳寡糖、果寡糖,这是一种低聚木糖和多种高活性基团复合寡糖PPM级、广谱的基础有机新型材料(以下简称格义微碳),应用领域十分广阔。

“格义微碳”具有独特的结构和性能,可以提高生物的相容性和可降解性一是快速螯合土壤、水体和养殖动物肠道环境中的重金属离子等有毒有害物质,净化适宜微生物健康均衡生长微生态环境加快生命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合成转化和吸收,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二是为生物生长提供水溶性的有机碳源,更直接和更有效率地发挥出碳能量元素的作用,加快恢复土壤和水体的自净功能生命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合成转化,促进生物健康生长三是利用各种微生物对养分需求的不同繁殖速率的差异,通过促进原生有益微生物快速扩繁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以菌治菌,以藻抑藻,通过这个作用机理,恢复和保护生态免疫系统四是提高作物免疫功能,增强作物对不良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逆性减肥减药,为土壤修复、黑臭水体和养殖尾水的污染治理,促进农作物增产提质和保障农产品安全等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案。

格义微碳材料为核心原料制备生产的微碳功能性肥料、饲料添加剂、土壤修复剂和水质净化剂等系列产品,已分别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肥料生产许可证壳寡糖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以及国家《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证》。格义微碳技术及系列产品研发,填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特别是通过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将秸秆中大分子的有机碳制备成为一种高活性全水溶阴离子的优质碳源,可以不完全依赖光合作用和微生物的能化作用,为生命体直接提供碳营养,促进万物生长。

“格义微碳”的成功研发和生产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创造,为生物技术应用于土壤保护与治理、农业增产、水环境治理、畜牧业养殖提供了重要的实施条件。它用于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农业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土壤修复和水环境治理等领域中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行的解决方案。2022年,农业农村部为解决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难题,面向全国征集农业《火花技术》,格义公司的“植物源高活性全水溶有机微碳新材料”,在全国入围的497项技术成果中,评价总分第一名。

从验证性实验成果中初步得出几个重要的实证性结论

1、在国家基本农田面积已不再有增长空间的情况下,粮食安全问题还是要靠藏粮于技解决。解决的关键是沿着技术引领的方向,聚焦研制新型材料,从而带动生物技术与应用工程技术的发展,化解产量与质量无法兼顾的一对矛盾,向既有农田要粮,向盐碱地和荒漠化土地要粮。经验证明,通过除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增强原生微生物菌群自身活性和平衡机能,并整合生物技术和有机农业技术实现化学肥料减量化,减少土壤和水源的污染、减少面源污染,实施可行,效果可期。

2、使用“微碳基”功能性肥料,还能够使玉米秸秆在玉米成熟收获之后枯萎期延后15~20天,可作为青贮饲料的原料,既不会与人争粮争地,又能够使“秸秆变肉”,发展养牛业,减少我国养殖业对进口豆粕的依赖,于长期改善中国人膳食结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3、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创新农业经验模式,必须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通过科技创新和“格义微碳”新型材料的推广应用,在不再使用化学投入品和不再大量使用淡水淋洗的前提下,利用微碳新型材料特殊的作用机理,激发原生微生物活性,改造西北缺水地区的中、重度盐碱地,向盐碱地要耕地。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交建、中电建、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一些大型国企,基于转型发展和拓展业务领域的需要,也在跟踪基于格义微碳材料和技术做改造盐碱地的准备工作。如果改造好的盐碱地流转或托管北大荒农垦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会加速农地的集约化经营,形成农业种植的闭环。这一新的模式,有助于加快北大荒农垦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的流转收储和托管速度,使土地战略资源能够集中到国家控制的现代农业机构手中,加大粮食安全保障。

4实现无抗养殖,减少抗生素传入人体的危害,并减轻粪污对土壤和水源的二次污染。长期以来,工业化养殖中使用大量的抗生素,甚至将养殖场所与外界进行物理隔绝,以此抵御禽畜病害的侵害,导致动物种群免疫力整体下降、细菌性和病毒性的疾病频发,死淘率养殖户经济损失居高不下等严重问题。同时,养殖动物体内的抗生素残留将会通过食物链导致人体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养殖排泄物也会因日大量使用抗生素和圈舍消毒使用杀菌剂而变得难以处理,进而污染水环境和土壤。利用格义微碳的特性和壳寡糖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后,摸索出保护和恢复动物体内微生物菌群平衡,实现工业化无抗养殖的解决方案。经一些养殖企业实验反馈,效果比较理想。

5开发实践表明科技正向研发的重要性。利用微生物特性,解决固废中棘手的致癌性和有毒有害物质的研究实验工作也在进行中,例如:去除土壤和地下水中卤代烃,以及黄金开采过程中矿渣和废水中的氰化物的实验工作,也都已经有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应用技术研究和实践中的思考与建议

1除了压实耕地保护责任以外,在不断进步的农业和环境技术基础之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建议把维持微生物世界的共生关系,矫正与恢复其自平衡机制,保持生物多样性,作为一项长期重大战略任务,摆上国家议事日程,创造有利于资本投入的政策环境和资源汇集的条件,进行系统性工程化的安排。利用已有的微碳新型材料+生物应用技术,快速净化微生态环境,提升原生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对土壤和水环境进行原位治理与修复,使耕地质量和使水环境的趋势长期向好。可以预见,解决好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共生关系,是未来具备重大商业影响力的价值创造活动和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2创新不易,创业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型企业更加不易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倒在“0-1发展阶段”路上的创新型企业不少需要引起国家重视。从战略上认识风险、接受风险,技术上识别风险,策略上转移风险,有效地给科技创新型企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使之跨越“0-1阶段”的风险期。这也是国家引领、社会参与、法律保证,共同营造适宜创新大环境的工作内容。当前,面对创业阶段的艰难困境,科技创新型企业往往无力解决,在无助、无奈中退出,这是创新生态环境不成熟的共性问题,建议上升到创新型国家体制建设层面的高度去解决。

面对创新风险的高度不确定,在创新研发、实验验证、弄清产品的性状和作用机理、产品和技术定型、实现产业化条件运用方面,建议给予配套的政策支持,引导组织耐心资本的投入和国家主导的第三方系统性体系化科研力量的介入,创造更多的开放实验条件、提供研发指导、产品孵化,转化为应用技术的条件。改善政策环境,推动研制和孵化期中的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涌现出来有助于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率的提升,产业化率的提升。现阶段的科技成果也有可能再次突破自身认识与认知局限,实现大的提升与进步。

3、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效率对于应对气候危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遵循自然规律和法则,利用新质生产力应对气候危机,保障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持久之策。

格义微碳的制备原料取之于农林废弃物和城市绿化垃圾,它是生物质炼制产业中,通过组分分离后制备出的一种普适的功能性基础产品对应相应的生物技术发挥作用,对应工程应用技术落地实施。其战略价值在于取之于自然,再把自然界中流失的最精华的部分回补自然。中国幅员辽阔,生物质资源分布很广,数量巨大,过去大量的秸秆资源作为一种农业废弃物简单地还田或低值化地再利用,这是极大的浪费,应该通过科技创新的技术手段和产业化发展模式,进行高值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分质利用”把流失但最有效的精华成分还田、还地、还给自然。写好生物质资源化的循环利用这一篇系统工程大文章,需要国家调动社会的力量,按照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原则,通过先进技术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和环境保护领域进行产业布局。

建议现阶段格义微碳材料成果为基础,系统性体系化地进行延伸研究。一是联合国家长三角技术创新中心,利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安徽以国家大科学基础设施为定位,将格义(安徽)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安徽省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升为国家实验室,为开创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技术支撑二是新型的基础材料会催生一系列的产业技术革命推动局面的扭转,科技创新成果也会引领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新型材料还会带动产业链的重塑和升级。探索用科技+产业资本的方式引领第一产业发展,形成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联动的发展格局三是倘若能够在全国的农业秸秆大县,以生物质炼制”的成套技术装备为抓手,因地制宜,有步骤和选择性地规划建设一批生物质炼制项目,不仅可将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就地转化利用,变废为宝,切实实现化学肥料减量化;同时,还可安全、高效、低成本地解决好域内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三农”等诸多问题,为恢复和保护绿水青山,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新方法。

4、同理,土壤、水体、大气都是完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成因都与其自身受到的污染和连带相互作用的关系相关,需要遵从自然规律建立整体观,打持久战和攻坚战在农地保护、土地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治理等实际问题方面,在循迹污染成因和源头进行原位修复和综合治理。例如,雾霾的形成机理与成分和面源污染有确定的关系;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在雾霾中占有很大比重,是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与工业生产过程中高温燃烧、农业生产中长期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释放氮氧化物、水体富营养化,以及水体中的营养物质过多会导致水生植物过度生长,从而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相关,等等,不一而足。中信环境、光大环境等水务集团也在利用自己的研发设计能力和运营设施,进行系统性的验证总结工作。

5在我国,完整的原创性、颠覆性的基础有机新型材料和新技术成为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路径要对相应的知识产权进行严格的保护。在新技术革命引发利益格局调整时,标准的制定是排除非经济因素干扰,顺利推进实施的最佳选择也是建立市场秩序、屏蔽假冒伪劣乱象最有效的办法。建议国家主导,对现阶段开发出的产品和技术,按制定标准和规范的方向进行检测、梳理,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用提升治理标准和排放标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促使先进技术的使用与技术不断进步。格义公司自主研发的生物质炼制成套技术装备和“微碳”新材料,既是企业的,也是国家的。比照“格义微碳产品技术,建议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原创性类的高科技产品,早期一律采取国家保护政策,而对基于原创产品应用技术的二次开发和使用则实施开放政策,调动各方资源和能力,加快落地推广和解决实际问题。

6经济稳固的底层逻辑是产业资本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应着力创造产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条件,创造科技、产业、金融融合的条件,使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加快。目前,中国人保农险高度关注上述经过大量实验性验证结果,并将“格义微碳”产品列入人保承保范围,并开发出相应的险种助力推广应用。

(编辑  季节)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2023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7.2%,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压舱石的作用日益凸显。

高度重视扩大服务消费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社会需求转换,消费正从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型,以舒适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数据显示,2013年到2023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从39.7%增长到44.5%,增加了近5个百分点。在2023年上半年,接触性、聚集性的服务消费呈现良好恢复态势,餐饮收入同比增长21.4%,国内旅游总人次、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9%95.9%,服务消费表现出较快增长势头,增速达到9.3%,快于全部消费增长率(8.2%),从而使服务消费占比接近了2019年的水平。

  中央高度重视服务消费。20237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从扩大餐饮服务消费、丰富文旅消费、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提升健康服务消费等方面,提出了扩大服务消费的具体举措。无论从国内消费发展趋势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服务消费仍有巨大潜力,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从国内消费发展趋势看,服务消费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率。从2013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由人均5246元增长到2019年的9886元,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从39.7%增长到45.9%。其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3220元增加到21559元,增加了8339元,增长65%,而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增加了4640元,增长了88%2013-2019年,居民消费人均支出增量中,服务消费支出增量占全部消费支出增量的比重超过一半(56%)。2020年至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服务消费增速有所放缓。2023年上半年,人均服务消费达到5675元,占比达到44.5%,较2022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扩大服务消费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上升的趋势仍将持续,推动服务消费将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一是消费人群的变化将推动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我国消费主力人群已呈现年轻化的特点。85后乃至95后正在成长为消费主力。他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精神消费、个人兴趣、健康,在餐饮、文旅、文娱、健康、生活便利等方面愿意支出更多的资金。据统计,在兴趣消费者中,蕴含着社交、悦己等情感属性的兴趣消费平均月支出占比为27.6%。另一方面,新中产阶层的崛起将催生出更多的服务需求。他们更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以及消费的便捷性。例如,近两年,即时零售满足了消费者的即时便利需求,获得了高速发展。2022年,全国即时配送服务行业订单量为331亿件,日均处理近0.9亿件。适应便利化的需求,我国餐饮外卖在近几年快速增长,截至202212月,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5.21亿,较202012月增长1.02亿,在各类调查应用中增速最为明显,网民使用率达到48.8%。最后,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催生了健康、家政、护理、照料等服务需求。

二是现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服务消费将持续增长。根据国际经验,服务消费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时出现较快的增长,在整个消费盘子里的占比将出现一个持续增加的过程。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现状来看,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的占比已超过了60%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21万亿元,人均GDP达到8569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达到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持在1.1万美元以上,居民的消费模式日益向发达国家接近,服务消费占比将越来越高。

三是数字化将推动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很多服务业的特点是需要面对面服务,这就需要消费者到店体验。而消费者到店的过程,又面临着排队等问题,影响服务体验并可能使消费者减少服务消费。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产品无法被拥有,无法被储存、带走或以后使用,因此服务能力一旦被闲置,将造成永久性浪费。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持续改善消费者体验,从而推动服务消费的增长。通过对消费端进行数字化改造,引导消费者形成线上消费、线上体验、线上支付,完成服务过程;在供应端,通过对服务的整个链路进行数字化改造,从店面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的数字化与精准化、上门服务的精准化、服务资源的智能化调配、到店服务的及时排队系统等,都以数据为支撑,形成一个精准而高效的系统,从而更好地改善消费者体验,促进服务消费。

四是我国服务贸易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欧睿国际咨询数据表明,2023年,全球入境旅游消费将达到2019年峰值水平的83%,到2024年,将全面恢复至新的高点。从我国情况看,2018年,中国接待入境游客1.41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入境过夜游客6290万人次,包括外国入境游客3054万人次,分别增长3.6%4.7%,明显高于入境旅游总人次的增速。2019年以来,该数据出现了一定的下滑,2023年,入境旅游仍面临着压力。根据世界旅游联盟等机构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2023年上半年,中国入境游市场平均景气指数达到15,较2019年上半年上涨13个指数点。根据《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2-2023)》提供的数据,预计2023年入境旅游接待将超2000万人次。从提高入境旅游消费者的便利度来看,使用更为便利的移动支付显然会提升其体验。

服务消费推动扩大内需需要政策扶持

为进一步推动服务消费,使其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推手,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加以扶持。

一是明确服务消费的地位,将促消费政策扩展到服务领域。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促消费政策是以促进实物消费为主,例如家电下乡政策、降低汽车购置税政策等。从总体上看,这些行业的消费已进入平稳增长阶段。以家电消费为例,我国家电保有量已超过21亿台,传统家电市场已进入相对饱和阶段。2018年,我国家电消费达到顶峰,全年销售额超过9000亿元,之后保持着平稳态势,到2022年,家电市场零售总额为8352亿元,同比下降5.2%,但略高于2020年的水平。再以汽车为例,2017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901.54万辆和2887.89万辆,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到2023年上半年,由于2022年的基数效应,汽车产销量出现了正增长,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4.8万辆和1323.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3%9.8%,其中乘用车零售销量为952.4万辆,同比增长2.7%。虽然出现了2018年以来的正增长,但相较于2017年的数据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从总体看,促消费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服务领域。

二是进一步优化服务消费环境。

服务消费具有无形性,其产品质量不可见,较容易产生纠纷,需要更为良好的消费环境。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中国消费者》杂志梳理发现,2023年上半年,有关线下演出退票难、酒店民宿毁约侵权纠纷、知名餐饮品牌食品安全问题隐患、视频平台会员服务体验不佳、研学游侵权陷阱、航空里程积分清零、共享充电宝好借难还、网红竹筒奶茶被曝食品安全问题、低价旅游团强制购物等问题案例,涉及的消费维权问题较为突出。从这些问题来看,消费投诉都集中在服务消费领域,这与服务消费的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因此,需要由政府牵头,联合社会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等,并鼓励消费者参与,制订服务标准,并对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进一步细化,使消费者能够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完成服务消费。

三是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对提高服务供需匹配度、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消费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是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难于制造业,需要在政策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应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提炼出服务业数字化的共性特征、工具和逻辑,编制出对各方具有实用价值的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从而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支撑,从而通过服务业数字化更好地促进服务消费。

四是进一步扩大服务开放,吸引境外人士到境内进行服务消费。

境外人士到境内进行服务消费,仍面临着交通、货币、支付等多方面的问题。如移动支付问题,虽然微信已开放外卡,但仍面临着开立流程相对复杂、支付限额过低等问题,需要在政策上有更大的调整力度。

总之,无论是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居民消费趋势,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服务消费都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大背景下,应将扩大服务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从而推动我国消费持续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编辑  季节)



* 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新型举国体制:“双轮驱动”科技发展(2012-2022年)

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2010年制造业世界排名为第一位,2012年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中国产业结构正在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持续攀升,部分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前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现在部分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并,其中一些领域已经或即将处于领跑的位置。

当前,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酝酿正酣,集成高效的科技创新模式取代了传统科技创新路径,单一部门的科技创新难以满足不断迭代更新的集成创新频率,只有采取多领域多部门协同创新才能适应新时代的科技创新要求,才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永葆活力和动力。应对风险挑战,尤其是在科技攻关方面,我们需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不断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随着举国体制重大科技创新的实践维度不断拓展、作用优势不断彰显,新型举国体制逐渐确立起来并实现良性运行。新型举国体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不仅要发挥好政府的领导组织和规划决策作用,而且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竞争和激励作用,并将市场、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实现整合。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强国建设为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同时,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部署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营造好的制度环境。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及具体步骤: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第二步,到2030年,科技实力要有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16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2020)》,强调在重大关键项目上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20168月颁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科技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20229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我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出台一系列文件法规,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方式不断优化,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创造好的政策环境。国家相继推出多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具体改革方案:2014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2014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20159月,国务院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所部署的143项科技体制改革任务迄今为止已全面完成。2016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20218月,国务院先后出台《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修订)》,健全科技创新保障措施,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着力破除自主创新的障碍因素。上述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使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不断完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日趋健全,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政府和市场协同,构建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利用市场力量及时掌握最新信息,跟进世界前沿技术;利用社会力量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利用国家力量提供攻关的各方面服务,为科技攻关提供全方位保障。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机制,让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充分调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关的创新合力。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以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为抓手,加快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抓紧实施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打好主动仗。截至2021年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533个,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1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636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212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287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2551家。[①]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竞争增加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动力。推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激发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用户等创新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调动全社会协同攻关,将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资源投向既定战略目标领域,形成前沿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功能互补、深度融合、良性互动、完备高效的协同创新格局。

例如在实施探月工程中,面向社会开放,鼓励社会资本和企业参与“嫦娥四号”配套任务,并以此为试点,探索引入社会资本的新模式,对打破航天工业壁垒、加速航天技术创新、有效降低工程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具有积极作用。2019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

航天科技领域进一步深入实施军民产学研联合攻关,协同创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属的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拓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了数字化定位技术研究,2018年研制出基于三维实体模型的数字化零件自动定位系统,已在火箭舱段装配中正式使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南大学在高性能铝合金材料研究及轻质高强构件制造方面开展了多项技术合作,有力支撑了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任务。

进入新时代,我国北斗建设步入快车道。在新型举国体制下,400多家单位、30余万科技人员携手奋进、攻坚克难。20206月,北斗三号GEO-3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从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分步实施的战略决策,到中国特色卫星导航系统的体制设计,再到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和500余种器部件国产化研制的突破,无不体现了新型举国体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优势。北斗三号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卫星寿命大于10年,定位精度优于10米,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各项性能指标世界一流。

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坚强人才支撑和保障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习近平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们的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以破除科技人才发展障碍,不断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活力。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引进体制机制日趋完善。

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创新人才,需要信任科研人员,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这是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强调的方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2019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20198月,科技部等6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遵循科研规律、破除制度藩篱、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的“松绑”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用好用活人才。针对多年来对科研人员及成果评价的数量化、唯论文、人才“标签化”等顽疾,国家出台系列改革完善科技评价制度的举措。2018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提出统筹人才计划、科学设立指标、正确使用评价结果、强化用人单位主体地位、加大人才稳定支持等改革措施;2018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侧重操作层面,通过“解剖麻雀”和集中治理,切实解决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科研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同时,积极探索集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2016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8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2017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2018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上述政策措施有力激发调动了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2021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562万人,为2012年的1.7倍;中国内地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从2014年的111人增至2021年的935人,增长7.4倍,涌现出一批世界顶尖科技人才。[②]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开放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国际科技合作是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方式,对于推进国家科技发展意义重大。科学的发展是世界性的,发展科技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主创新需要开放的环境,要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的起点推进自主创新。

进一步加强政府间创新合作对话,深入实施科技合作伙伴计划,科技开放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我国与160多个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积极参与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加强气候变化、空间、健康、能源、农业等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取得丰硕成果。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深入推进。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建设“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共同体,牵头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开创了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新局面。

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合作需求越发旺盛。从载人航天工程来看,我国计划2020年前后建成中国自主的载人空间站,当前已有来自23个国家、94个科研机构的158个科学团队在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开展合作,合作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③]

中国大飞机项目更是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典型案例。中国大飞机的研发制造采用符合国际惯例的“主制造商-供应商”运营模式,中国商飞以民用干线飞机的主制造商身份,通过与全球各大先进配套厂商合作,在全球商用航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并建立了高效的供应链协同体系,获得协同创新的高态势。同时,主制造商充分汲取国际大飞机产业发展经验,加强中国大飞机本土配套产业链建设,以群体突破、技术集成和技术辐射带动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中国大飞机产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20229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的提升,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正在向科技强国迈进。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天问一号”登陆火星,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奋斗者”号完成载人万米深潜,成功研制“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以华龙一号和高温气冷堆为代表的中国核电跻身世界核电第一方阵,C919大型客机研制成功、获颁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台阶,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历史经验和建议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何突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产业、产品领域对我国的遏制封锁,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贸易战”可以采取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进行应对,而“科技战”则必须通过自主创新、主动学习和合作共赢取得胜利,没有科技创新,中国经济就不可能转型升级到世界产业链的中高端。我们要不断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通过建立举国体制并成功实现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形成的历史经验应该传承发扬,并为我们的未来发展带来启示。

历史经验

第一,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举国体制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始终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力量源泉。党中央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从“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建设科技强国,党中央始终牢牢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部署和实施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举措,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

第二,依靠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和突破。

举国体制尤其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质上是实现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推动重大科技创新依靠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在前瞻性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发挥创新优势;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是实现创新的关键所在,市场因对需求侧反应敏感能够动态调整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向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投资,倒逼自身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将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第三,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充分激发人才积极性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指导方针,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党中央把人才资源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重视在科技攻关中培养、引进、使用高水平科技人才。以注重激发调动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重要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人才制度体系,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同时,在重大科技攻关实践中培育锻炼人才,鼓励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第四,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辩证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立足点始终放在自主发展的基石上,自主创新与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相结合,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三个环节有机统一,将“赶超”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构建创新合作共同体,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启示和建议

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是“效能型”的。同时,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尤其是怎样发挥好政府、企业、文教三大部门的各自优势:科学合理界定政府优势和发挥作用范围、企业优势和发挥作用范围、文教系统优势和发挥作用范围。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很多科学技术领域,有不少工作者终其一生也没有科学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发力来推进中国科技进步不失为一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新型道路。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大,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完善仅有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步骤都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和精准操作。研究任务重大而艰巨,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政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尤其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竞争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我们要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编辑  宋斌斌)



* 申晓勇,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231日。

[] 参阅文章,《全面发力 纵深推进 科技体制改革让创新动力澎湃》。

[] 杨扬:《新时代国际科技合作的问题与出路》,《中国青年报》,2018-09-17

 


 

举国体制是国家出面,为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组织实施某一项重大项目任务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目标,利用行政资源和政策手段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和力量,聚焦主要目标,系统性地攻坚克难、破解难题,完成重大战略任务,由此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是在市场经济机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新型举国体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潜能、释放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形成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新型举国体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它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导科技创新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的科技创新方面,具有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所不具备的能力。

    举国体制与重大科技创新关系密切。新型举国体制有助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有利条件。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世界人口第一、经济总量第一(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唯一没有中断文明史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理应为人类科技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实行举国体制,推动科技赶超性发展(1949-1978年)


落后就要被欺负,落后就要被侵略,这是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留给我们最沉痛的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外部安全环境非常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甚至以核战争相威胁。发展国防科技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捍卫国家安全,是新中国的头等大事。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急需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以维护国家安全、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①]

    当时我国科技基础薄弱,必须集中有限资源投向战略项目和重大任务。为此,选择若干重要科技领域的关键问题,集中人力和资源实施攻关,形成一些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不仅可以有力推动经济和国防的发展,也有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影响力、凝聚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毛泽东强调:“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 这一时期是举国体制的形成和运行阶段,集中有限科技资源,实现了国防尖端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制,为重大科技攻关提供坚实保障

    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有效政府及其动员能力,为实行举国体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按照发展经济学原理,拥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不仅能够提供发展的必要环境和秩序,而且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大优势,就是拥有一个高效、廉洁和动员能力特别高的政府。

    在尖端国防科技研制的组织领导方面,1958年,我国成立了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隶属于军委和中央科学小组。国防科委将分散的国防科研力量整合起来,统一领导,统一规划。195810月,原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科研工作的职能机构。国务院成立了“二机部”(原子能)、“七机部”(航天和导弹),分别负责所在领域科研事业的推进工作。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通过国防科委、国家科委、有关工业部委和中国科学院,实现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上述机构则直接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从而建立了完整的科技领导体系。

    196211月,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包括7位副总理和7有关部门的领导,统一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进行核武器研制。为保证和国防科研所需的特殊材料、配套产品和备品备件共两万余项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形成了国防科研、生产所需原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协作网,把分布在十几个部委、二十多个省市的几百个企事业单位、两万多种原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协作关系纳入其中,涵盖冶金、机械、化工、石油、建工、轻工、纺织等工业部门,还建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切实保障两弹研制配套任务的完成。

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为分阶段有步骤实施重大科技创新绘制蓝图

    科技规划是国家对科技发展及其相关问题作出的前瞻性和纲领性的规划和部署,核心是配合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科技规划有利于举国体制下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明确重大科技项目并保障逐步落实。

   195612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 《十二年科技规划》)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开始走上国家统一领导、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了57项重要的科技任务(共616个中心问题),根据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和科技发展的远景,针对那些对国家的生产技术基础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科学问题,确定了原子能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个重点任务。从组织过程和实施结果来看,《十二年科技规划》有利于推动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把我国科技领域最短缺、国家建设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强化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整合,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实现了一次大的跨越。

    1962年底,《十二年科技规划》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1963年经中央批准,开始组织实施《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 《十年科技规划》)。《十年科技规划》是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参照世界科学技术的进展情况而制订的,是我国科研工作在经历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等曲折历程后的一个新起点。《十年科技规划》提出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着重“打基础,抓两头”。“打基础”,即迅速提高基础工业技术水平和基础科学学科水平;“抓两头”,即一头抓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抓配合国防需求的尖端科学技术。《十年科技规划》的实施,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后来由于“文革”的发生,《十年科技规划》的执行基本陷入停顿状态。

恢复和健全国家科学体系,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为举国体制下汇聚科技资源提供人才储备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注重科技人才的培育和管理。恢复和重建科研机构,调整高校院系,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并积极争取海外科技人才归国,密切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为新中国初步组建起了一支科技人才队伍,为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提供科技人才储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仅有30多个科学研究机构,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科研设备严重缺乏,基础条件十分落后,现代前沿科技几乎一片空白。194911月,国家组建中国科学院,随后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技协调与研究机构,初步建立起我国的科技体系。高等院校参照苏联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规模院系调整,大力发展专门学院。1954年,全国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到25.5万人。1955年,中国科学院共有科研机构44个,科研人员近3000人。此外,各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至1965年,全国省、地(市)所属科研机构共1127个,专业人员4万多名。

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以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外专家学者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达三千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我国各领域科技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中国科学院选定的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近三分之二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

    党和政府注重密切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1949年颁布《关于保护与争取技术人员的指示》;1951年颁布《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工作十四条》)。1962年,我国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到会的各学科、各部门科技工作者有310人。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鼓舞下,科技人才队伍持续壮大,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到19786月底达到595万人。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国际合作,为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提供有益补充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在外交上执行“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在科技上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处于较低的技术梯度,所以中国一项重要的国策是,借助苏联的帮助,实现大规模的、系统的、水平较高的技术转移。正基于此,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需求,中国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56项建设项目和122项科研项目的合作协议,并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苏,苏方则派遣大量专家来华,形成了这一时期中苏国际科技合作的主体,对新中国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19581月,中国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简称“122项”协定),其有效期是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期(1958-1962)年。根据协定,中苏两国进行全面科学技术合作,实现中国《十二年科技规划》。该协定涉及众多重要科技领域和部门,且以技术科学为主,涵盖16个领域,与《十二年科技规划》大体对应,中苏双方有600多个单位参与合作。

20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1973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三至五年内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通称“四三方案”。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我国实施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利用所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我国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极大地推动了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我国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在重大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爆炸成功;1970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下水第一艘核潜艇。1964年,2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72年,抗疟药物青蒿素的研制,为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利用市场促进科技发展(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后,对曾经以高度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为显著特征的原有科技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举国体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和运行的科技举国体制,与当时基础薄弱、人才短缺的条件相适应,更多地依赖政府行政动员和集中计划调配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完善,过去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机制,转变为运用多种政策引导资源和人才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方向集中配置的机制(如竞争和激励机制)。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协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既需要重视政府的作用,也需要重视市场的作用。

实施市场化取向的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与科技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科技新体制

1985年,国家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重点是在运行机制上改革拨款制度、拓宽经费来源、开放技术市场,同时重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使科研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动力。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技术引进方式从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逐步转为向地方和企业放权的分级管理模式,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逐渐形成。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把科研院所人员分流和结构调整作为取得突破的关键,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要求,在优化基础性科研机构布局和规模的前提下,鼓励其他行业类和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实现技工贸一体化经营,支持科研院所实行企业化管理或并入大中型企业。

200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强调“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心环节”。一系列科技政策和措施支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著。

高铁的发展是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典型案例。2008226日,科技部与铁道部共同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自此,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合作的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体系正式建立起来,在举国体制下集中全国优势资源,为高铁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樊春良,2019

科学统筹、系统布局,科技创新战略规划远中近相结合,保障重大科技目标的具体推进和实现

   党和政府注重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安排和部署一系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把长远性、全局性的科技规划与短期规划、重点项目规划长短搭配、有机结合,保障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过程中重大科技目标的具体推进与实现。

    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方面,1978 年颁布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确定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2006 年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明确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总体方针,具体部署了16个科技重大专项,涉及航空航天、生物科技、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人口健康、能源资源环境等重大紧迫问题,进一步明确了10个重点领域的62个优先项目,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重大原创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为实现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我国部署实施了多个重大专项或重点工程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把大型运载火箭、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系统及应用列为面向21世纪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1988年,国家科委制定了“火炬计划”,着重发展计算机、微电子、激光、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重要领域。1991年,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国家科委制定了“攀登计划”。1992年,中央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921工程”),并规划了“三步走”发展目标。20041月,中央对月球探测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确定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规划,为后续探月工程的顺利实施打下了重要基础。

重视科技和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重大科技创新提供人才保障

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恢复和发展科技人才的培育、评价和奖励制度。1983年发布《科技界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六条政策界线》,1986年发布《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1995年发布《关于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意见》,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科技队伍的重建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进入21世纪,党中央把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为基本国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战略部署。在人才强国方面,中央将造就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作为战略目标,具体措施聚焦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励和引进等方面,紧缺人才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持续加大,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和为国服务工作成效显著。

    1995年,国家批准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985工程

1998年,中央支持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科研机构。早在1994年,中国科学院率先实施面向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百人计划”,吸引了大批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各领域的科技领军人才,带动了我国科技创新整体水平的提升。2012年,中国全社会科技研发人员达到324.7 万人,为新型举国体制中重大科技创新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对外开放条件下,积极引进吸收国际先进科技成果,为重大科技创新提供参考借鉴

新时期在对外开放方针指导下,我国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明确指出:学习哪些国外先进技术要有一定的选择,要从中国的经济需要、技术基础等条件出发,把学习国外经验同自己的研究和创新结合起来;并规定今后引进技术要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凡国内已经掌握的技术就不再引进;技术引进要采取多种方式,并尽可能与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以及技术援助结合起来。

2006年,科技部在《“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中指出,通过对全球科技资源的充分利用,加强本国的研究开发工作,进而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我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979年,我国成功突破了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1983年,银河1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200310月,发射并回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次取得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突破了载人航天基本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开展载人航天的国家。载人航天是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共有100多个研究院(所)、基地、高等院校、工厂直接承担了研制、建设、试验任务;国务院有关部委、军队各总部、有关军区、军兵种和省、自治区、直辖市3000多个单位的数十万人承担了工程协作配套和支援、保障任务,是举国体制下我国重大科技攻关的成功典范。

    (编辑 宋斌斌)



* 申晓勇,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方面“两个结合”的集中体现。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独特性;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的“集中统一”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中国特色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区域之间差别巨大,中国一直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合理性,也是符合历史和现实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在大国国情条件下,中国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需要集权体制。

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条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别显著。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权威力量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那么,存在地域差别的各地方很容易因地方利益和矛盾,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离心倾向,难以拧成一股绳,更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典型的是百年前民国时期,无论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难以摆脱国家分裂和混乱局面,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境地。中国共产党拯救了民族危亡,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新中国建设和治理中,必须有一种权威的力量去管控各个阶层,各个不同党派,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发展。此外,权力的集中统一,也便于应对各种内外部紧急情况,使国家发展规划和目标的执行统一协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化不利为有利。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虽然首先在中国暴发,但正是由于有这种集中国家力量快速反应的机制,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体现了集权体制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二)中国处于美西方扼制下现代化过程之中,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客观上需要集权体制。

 “落后就要挨打”是很多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真实写照,这也是通过现代化赶超西方而进行集权的典型例子。接近中国文化的新加坡更是如此。但是,新加坡为了实现现代化选择了“威权”政治,力图促进国家快速崛起。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在威权体制下实现的经济起飞。亨廷顿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首先需要集权。而集权体制中,一党制和一党居优制度比军人执政更具有稳定性。[1]

目前,中国处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尚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和战略高技术产业,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加快突破技术瓶颈,适应了现代化对资源供应集中统一的要求,保证了经济建设决策集中,资源的集中投放,以及大工程、大项目的快速高效实施,尽快形成必要的规模和竞争力。与此同时,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意味着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过程中以集权的方式雷厉风行地推动改革,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顶层设计、集中推进,是改革必要的和迫切的客观现实需求。

总之,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当代中国实行集中统一具有必然性。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华“大一统”的传统源远流长。“大一统”集中表现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长期尊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就起到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后世《春秋公羊传》将《春秋》的主旨阐释为大一统,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战国时期,孟子在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对话中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同一时期,荀子主张四海之内如一家”“法先王,统礼仪,一制度”“天下为一、诸侯为臣(《荀子儒效》)等一天下的主张,其儒法结合的治国之术深深影响了其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奠定了秦国统一中国的局面。荀子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谭嗣同曾言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2] 不过,秦朝、汉初只是政治上甚至是军事的统一,是脆弱的,缺乏意识形态依据。汉初只好以“黄老之术”弥补秦制的不足,以皇帝特别是汉文帝的克勤克俭实现休养生息。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依据董仲舒《春秋繁露》“大一统”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大一统”正统观念正式确立。此后,“大一统”观念为历朝历代所继承,并作为遗传密码深入到中国政治文化基因之中。这种遗传密码一旦确立,便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分裂国家者被认为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西方则相反。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陷入碎片化状态,查理大帝帝国曾昙花一现,随即又分崩离析。神权与王权并立,王权与市民权、有产者与无产者分庭抗礼,使西方各国在国内层面维持着制约和平衡的分散状态。与之相应,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之间维持“均势”状态是长期奉行的国际政治规则。正是这种分而治之的局面,既促进了西方国家相互竞争和创新,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又导致国际社会陷入“丛林法则”,以至于诱发了一战、二战等摧残人类文明的惨剧。二战后欧洲各国吸取历史教训,逐渐走上了联合自强的道路,呈现出某种“集中统一”的特征,成为当代多极世界的一极。

(二)中国大一统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体现。

在经济领域,自从管仲为代表的轻重派主张国家控制经济之后,历代都沿袭了类似的主张。汉代桑弘羊支持《盐铁论》并大规模实行了盐铁专卖制度,为后世纷纷仿效。唐朝刘宴的改革就是对轻重派思想的发挥。北宋初年,面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宋太祖和宋太宗实施的强干弱枝政策是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为基本手段,其中蕴含着“轻重派”控制各地诸侯经济命脉的观点。

当代中国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力量,既是对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有制主张[3] 的应用,同样也是对中国“轻重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在思想领域,秦汉以后,历朝历代对思想领域进行规范和控制。中国宗教难以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相反,历代宗教和文化政策都是国家对宗教和思想领域进行规范和控制的一种体现;而宗教界和思想界也主动向世俗政权靠拢,甚至以得到敕封的名号为荣。而诸如“竹林七贤”等不屑与世俗政权同流的文人,多数归隐山林,势单力孤,难以像欧洲那样形成与国家分立或抗衡的团体,或如“罗马俱乐部”之类的独立人士集团。相比之下,欧洲在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之后才“教随国定”,之前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动则辄以革除教籍的名义对封建主进行制裁。[4] 中国思想领域服从政权的“大一统”传统与西方政教之间分庭抗礼的传统差别巨大,各自形成了不断传承的独特文化基因。

古代专制皇权“大一统”导致治乱循环

简单来说,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公权力的社会将是“丛林法则”,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5]之中。没有秩序会导致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状态,这种状态并不会持久,最终会有一种势力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宰,重建秩序,使得社会恢复稳定。但“权力总是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6] 公权力的特殊性在于:公权力关系到整个社会,一旦腐败发生,就会给整个社会埋下隐患,给掌权者带来威胁。

各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和主张,各有利弊。儒家主张统治者要修身养性,实行仁政,但是,儒家寄希望于统治者主观修为的策略往往不稳定、缺乏有效制约,统治者的治理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的“贤愚智不肖”,比如汉武帝、唐玄宗、宋真宗、乾隆都属于这种前期英明、后期昏聩的角色。道家主张统治者清静无为,不干涉各个机构的职能,但是,道家让政治家清静无为不符合权力所具有的扩张性特征;不过,道家思想确实大道至简地揭示了一个朝代兴亡的基本规律,对此,后人提出了所谓“黄宗羲定律”(一个朝代初期轻徭薄赋则矛盾少,统治稳固;一个朝代后期横征暴敛则矛盾多,统治风雨飘摇[7])。法家主张则君主运用“法、术、势”凌驾于各种机构之上,为自己增加权威,但是法家所提出的这一统治术实际上放大了儒家主张的缺陷,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一旦出昏招,将导致社会陷入危机,典型者如秦二世时期,万马齐喑、朝廷昏聩,刑法严苛,直至官逼民反,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迅速崩溃。后世为了避免这种极端的现象,采取了法家与道家、儒家结合的治国之术。虽然推崇“儒法结合”的荀子及其学说被历代王朝继承并被誉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但是采取儒法结合的王朝都在经历过初期政治清明、中期出现危机及短暂“中兴”之后,都最终走向了崩溃和灭亡。自从秦朝之后,很少有一个朝代超过300年的原因正是如此。这说明儒法结合本身所存在的缺陷。

中国在马克思的视野下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8] 国家。庞大的人口群体、幅员辽阔的土地、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使得集权在中国历史上在所难免,这是中国这个“庞大国家”的最独特之处。而古代专制主义“大一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导致了在中国历史上兴衰周期律不断反复上演。这预示着我们,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找到一条适合新时代超大型国家发展的科学道路。当前,中国处在现代化中期需要集权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相对集权的体制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发展的需要。而如何使得相对集权的政权长治久安,就是一个考验华夏民族古代王朝和现代共和国智慧的千年课题。

当代“集中统一”是对古代“大一统”的扬弃

由于具有民主集中制、定期选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群众路线、纪律建设等因素,当代“集中统一”比古代专制王权的“大一统”更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逻辑,又是党中央根据新时代新形势高瞻远瞩做出的战略判断。当代中国“集中统一”与古代“大一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又在根本上存在不同。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需要和建党原则创造性地提出来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和巴黎公社原则的论述,在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取得丰硕成果。

从《共产党宣言》诞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以及恩格斯在领导第二国际的时候,就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进行阐释,并根据巴黎公社等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建党原则,其中蕴含着民主集中制的萌芽。后来,列宁对民主集中制(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是两码事[9])进行了探索和论述,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民主集中制原则影响此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许多后发国家纷纷效仿,并尝试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策。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和政治运行的现实逻辑。

但是,在现实中,对于民主集中制,仍然存在很多认识误区,认为民主和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两个极端,需要调和、折中。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看法,民主集中制,并非在民主和集中之间“和稀泥”,而是以民主的权力授受机制为前提的集中制,即民主的集中制:通过民主的权力授受过程把分散的政治权力赋予权力集中的机构,去统一决策和执行。这实际上是对代议过程的凝练概括:毕竟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不允许每个人去直接行使权力,实行完全自治(即便是将来生产力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广大民众也未必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意愿或能力),而代议过程则通过权力授受机制,适应了客观条件。

与民主集中制相反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专断的集中制,其权力来源没有民主过程,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就是这种情况,而民主集中制针对的就是这种专断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而不是专断的集中;二是完全自治,即公民直接行使权力,这种情况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实行全民公决的瑞士等个别小国比较普遍,而对于大国则显然难度极大。

定期选拔干部,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

定期选拔,针对的是封建社会世袭制和终身制的陋习。古代“父传子、家天下”且终身制的“惯例”使天下系于一家一姓,这种安排难免会出现政治低能者当政的情况,而且往往是一代不如一代。其根本原因是开国之君久经历练、出类拔萃,遂团结人才、凝聚民心,从而削平群雄、独占鳌头,进而开创一个朝代。而后世的帝王大多缺乏前辈具有的智慧与领导能力,乃至懦弱昏聩、甚至荒淫残暴。帝王如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朝臣间的政见分歧和利益纷争很容易出现朋党现象,对于全社会则是一场劫难。而封建时代“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和终身制的“惯例”,是王朝政治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总病根。为了克服这种弊端,近现代文明国家一般都采取了任期制和选举制相结合的做法。

选举制使从政者经过选民的筛选、公众的认可,保证政治家不能仅凭借血统就获得治理国家的资格,确保政治家的才能居于中上等;任期制则避免了即便是英明君主也难以避免的长期掌权导致的麻痹大意、慵懒怠政现象。

当今中国政治的定期选拔制,吸收了任期制和选举制度的长处,同时避免了自由放任选举带来的民粹主义风险。定期选拔制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举与自上而下的提拔相互结合的人事制度。近期欧美各国的民粹主义风潮表明,自由选举其实是一种金钱和权势的政治豪赌,而选拔制对选举制加入了自上而下对候选者进行甄别的环节,这对于维护政权的集中统一、维持公共理性的张力都很有必要。

定期选拔制无疑是对干部素质的甄别和确认。干部素质无论是在选举制还是在选拔制中,都极其重要。干部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两个部分,是决定事业成功与否的总开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准和“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等要求,突出强调干部首先要在政治上达标,选人用人首先要看政治素质。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取胜之道。它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源于群众、高于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实质上是党在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同时又具有反馈功能,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合适,用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做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10] 来检验政策,形成了一个包含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等环节在内的完整的决策闭环系统。群众路线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论,也是唯物史观在实践论中的具体反映。我们总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的直接体现者,就是人民群众。正是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毛泽东才说“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1]

“源于群众、高于群众”。“源于群众”是群众路线的基础环节,而“高于群众”则是群众路线的关键环节。若不高于群众,则会因缺乏高度,陷入疲于应对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和只是顺从、传播群众意见的尾巴主义。

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如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政治纪律关系到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进行执政党建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这既和历史上明君注重吏治,对官员严厉、对百姓宽和的良好政风异曲同工,又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新特点。经过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累,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或法宝,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治吏,保证各级官员谨慎用权、不乱作为,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而全面从严治党治吏的基本立足点就是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治吏,当然不仅仅是纪律建设,更有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从严治党,但纪律建设无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戒尺和“红线”。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客观力量:一是历史逻辑和客观现实需要集权体制;二是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民主。这两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的平行四边形合力”(恩格斯语),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集中统一”,当代中国“集中统一”与古代“大一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又在根本上存在不同,是对“大一统”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扬弃,可谓新型大一统。在当代中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集中概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数千年以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保持稳定和发展客观需要的经验总结。党的集中统一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立在群众路线、定期选拔、纪律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等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并从体制机制上克服并跳出历史周期律。而体制机制等制度问题带有长期性、根本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2]只有在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的思路下,才能实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进而从根本上为当代集中统一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2020年度国家高端智库课题“列宁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文化安全建设的启示”(20ZK43)的研究成果。

* 方圆,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政府科员,郑州大学硕士。郭海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1]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393页。

[2]《谭嗣同全集·仁学》,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37页。

[3] 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4] 在经历了卡诺莎雪地求饶等政教冲突后,产生了中世纪“国家—教会”分离的二元政治及其观念,并在西方得到了传承。参见郭海龙:《从政治与文化角度对西方宪政民主的剖析与反思》,《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6期。

[5] []霍布斯:利维坦[M]. 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4.

[6]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 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2.

[7] 参见黄宗羲全集(1)[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26-2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4493.

[9] 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0361页。

[10] 邓小平文选(3)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8.

[11] 毛泽东选集(3) [M]. 人民出版社,1991790.

[12]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于《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举国体制”是指由国家出面,为实现某一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组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实施某项重大任务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举国体制是党领导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之一,用好举国体制是我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举国体制在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安全、竞技体育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经历了由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变迁。研究传统举国体制和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因此,科学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吸取国内外历史经验,研究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领域和条件,特别是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中如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是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是我们从事中共党史、新中国经济史、科技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旧举国体制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至今,举国体制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形式,承担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不同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集智攻关,合力建设,使中国实现了现代产业和科技的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积极利用市场经济,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产业和科技发展,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为了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新中国建立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世界冷战格局下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朝鲜战争以及其后美国对我国的严重威胁,苏联对中国建设的全面援助;而国内环境则是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又面对经济非常落后贫穷的状态。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赶超的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了科技和重大经济项目建设中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国防建设和现代工业建设的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举国体制,就不会有尖端的国防科技“两弹一星”,也不会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科研和工业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期,传统举国体制的内涵和作用主要体现在“集智攻关”与“合力建设”两方面,其主要特点:(一)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依靠党政命令来组织动员各个单位,而非通过市场购买。在当时基本固定的价格和工资制度下,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从而大大节约了成本。由于物质奖励有限,所以主要采用精神激励的手段,从而集体主义成为传统举国体制的精神内核。(二)举国体制在当时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产业和科技发展,主要目标是填补空白,而不是获取利润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主要算“政治账”而非经济账,是传统举国体制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一穷二白,国家的工业和科技非常落后。中国当时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不仅现代工业非常稀少,无法形成体系,而且用于工业建设的人才、资金、生产及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当时中国科技水平很落后,全国科研机构仅有40多个,科研资源稀缺,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余人。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实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外,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产业和科技的落后,导致了国防的落后,在美、苏等大国已经拥有导弹、核武器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一穷二白的极端落后条件下,解决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从无到有”的问题。

但是,即使是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科技领导体制,也无法完全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首先,在工业建设领域,有些重大的工业项目是单独一个工业部门所难以胜任的,需要其他工业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配合,才能完成项目建设。其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国防科技领域,不仅需要集中有限的科研力量,而且需要工业部门的密切配合。因为像“两弹一星”、核潜艇这类尖端科技,不只是科技问题,更是系统工程问题,需要工业部门配合进行大量的勘探、开发、建设、制造等工作。例如,原子弹核心材料铀-235的提取,就是一个宏大工程,要经过勘探、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反复筛选提取等环节,才能制作出半成品,随后还要将半成品送到多家工厂和研究所接力加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科研部门的能力范围。因此,中国要进行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建设,必须工业、科技等各部门以及军队、地方等力量密切协作。但是,对于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两弹一星”这样的尖端科技来说,单靠计划部门不足以胜任其中的决策、协调和监督工作。因为这些项目要求中央部委、军队、地方各参与单位全力配合,但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本位利益,协同攻关时难免遇到权责不清、局部与全局关系等问题。因此,必须成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负责分解任务,落实责任,解决困难,督促进度,一抓到底,最终完成重大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呈利益多元化格局,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为赢得市场竞争,新兴的市场主体日益重视科学技术。产业和科技进步的微观动力被有效地激活,原来的国家-单一公有制体系动员方式为特征的举国体制作用不再突出。但是,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以及一些国民经济命脉产业,举国体制在自主创新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防领域,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一国的高度机密,也不可能从国际市场买到,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如特高压输电技术,虽然国际上有先进技术可供借鉴,但中国幅员辽阔,电力资源集中在西部,而用户却集中在东部,中国所需要的超长距离输电技术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能自主创新;又如导航系统因军民通用而被美欧拒之门外,只能依靠自己研发建网、实现自主可控。。

在上述领域,举国体制不仅发挥着作用,而且其制度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的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且相当部分是以市场化的方式组织资源,用招投标、申报立项等方式选择工程和科研力量,在项目研发和制造过程中,会以购买或合作协议的方式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2002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这是在公开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举国体制”。不过,举国体制不止应用在竞技体育领域。20117月,科技部制定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将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这是中国政府在部门所发的文件里首次提出“新型举国体制”这个词。

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除了积极实施以“863”“北斗”以及航天等为代表的带有新型举国体制性质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外,在民用科技方面,凡是能够通过贸易、合作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主要采取引进外资、合作、购买等市场方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获得技术能力。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但形成全社会的共识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就国内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传统的要素红利已渐趋枯竭,产业向中高端攀登、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唯一出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就国际看,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和总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工业门类最齐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产业结构正在快速优化升级,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在相当多的科技和产业领域,已经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始由以互补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这是占据了全球科技、军事、金融霸权地位已近百年的美国所不能容忍的。近年来,美国不择手段地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政策。

面对国内、国际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将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将科技创新列为创新发展的核心,以至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高度。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2016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使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同年5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凸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被明确为国家战略,而且成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20192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同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29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202210月,党中央又将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

如果说传统举国体制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了巩固国防安全,对成本考虑得较少,甚至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举国体制虽然正在向着新型举国体制转变,但主要还是在国防和尖端科研领域发挥作用,受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的制约较少,而且在整个经济和科技领域内发挥自主、自立的作用尚不突出。进入新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后,新型举国体制要解决的是“从有到优”“从弱到强”的问题,研制的产品必须经得起市场检验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够与国外产品一较高下。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方式,也只能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统揽,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法治原则。

就国际形势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正在通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改变自己也改变着世界,中国由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快速攀升、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霸权而产生焦虑和不安,因此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期,美国的封锁打压,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产业和科技安全。“卡脖子”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2018年,《科技日报》提出了一份包含35项技术的“卡脖子”清单。清单显示,就连一些中国引以为傲的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或零部件仍被外国攥在手里。例如,中国的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但养护钢轨的铣磨车中最核心的部件——铣刀却需要从国外进口;国产掘进机在整机制造能力上已接近世界最先进水平,但关键的主轴承却依赖进口。一旦被封锁断供,中国的产业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中国相关产业大而不强。中国动力电池销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但电池中关键的隔膜材料却大量依赖进口,拖累了整个产业。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还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例如,我国海底科学观测网高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水下连接器,中国的产品仍处于实验样机阶段,导致我国在海洋环境监测、灾害预警、国防安全与国家权益维护方面存在重大漏洞。

新时代、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具有三个新特点: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新型举国体制要面对国民经济主战场,不仅要实现技术突破,而且要达到量产标准,满足一致性、稳定性和成本控制等要求,能够以性价比取得国际竞争优势。企业处于市场竞争一线,对于产品品质和成本收益最为敏感。因此,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特点更为显著,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由国家力量解决困扰企业的重大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只解决企业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国家应帮助企业破解“协同”和“市场”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国家要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负责重大项目的决策、议事、协调和监督工作。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多单位协同攻关,但互不隶属的各个单位间不易协调,需要党中央或中央政府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以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成果为导向,统一协调各单位工作,明确分解落实任务,严格督促任务完成。另一方面,国家要为科技创新开拓市场。新型举国体制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契机,来为自主创新开拓市场。此外,国家还应通过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来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外部的不公平竞争,帮助中国企业打开市场,走上迭代升级的良性发展轨道。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以市场助推国家科研,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建立自主自立科技体制为目标导向。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使用国家力量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要在保持传统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国家力量的作用方式。一方面,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防和重大科研项目,不断提高综合效益,推动这些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军民融合以及尖端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为国民经济发展开辟新产业、新空间。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机制的思考

举国体制演变的历史体现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人民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从新中国73年的历史看,举国体制的形成是与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经济受到封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分不开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看,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不断发展和西方的逐步扼制,科技不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和诉求能否得到保护。

今天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那样依靠少数天才和有限资金就可以实现。如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没有大规模的人力、资金投入以及跨学科跨行业合作、政产学研合作,很难走到世界科学和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沿。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规模、集成性、持续性趋势,日益成为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中国必须了解和能够提出应对方案。

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历程表明:举国体制的目的在于完成重大任务,为此要突破既有体制下的分工,调动最广泛的积极因素,建立全国性的分工协作关系,这就要求国家设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统一管理、协调和监督各参与部门,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举国体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它既可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传统举国体制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国产业和科技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的“从无到有”;而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主要目的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者对市场竞争、成本收益的考虑有限;而后者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研制出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和科技成果。因此,新型举国体制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由国家力量出面解决单个企业难以完成的任务,解决市场机制不能自发解决的问题,包括组织全国产业和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帮助本土企业突破外国企业设立的垄断壁垒等。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保持和发挥有效政府的优势,一方面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家主导的重大科研项目,另一方面积极促进重大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相得益彰。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应当不断深入,不仅要有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战略、目标意识,具有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诸因素的能力,而且要深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以及重点项目之中,而非停留在一般层面和理论研究。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既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不少科学和技术领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到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远不够完善,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进行精准操作;需要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间的竞争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因此,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如何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好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以及国家安全、国防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什么关系?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关系?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应对潜在的科技创新挑战?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六,科技创新更多的是脑力劳动,但又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劳动,自觉的投入很重要,因此精神的支撑和激励非常重要,这包含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尚情怀。新中国建设历史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红色精神谱系和一大批优秀代表人物,其中有“两弹一星”精神、三线建设精神、大庆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邓稼先、郭永怀、钱学森、于敏、黄旭华、南仁宫、袁隆平、马恒昌、王进喜、郝建秀等。这些反映了举国体制中精神激励作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谱系和模范人物,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一宝贵的精神谱系,并使之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  尚鸣)



* 武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1949—2020)成果(项目编号:G1904)。


 

7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发布了多个相关政策文件,加大住房保障支撑力度。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十四五”期间,全国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870万套间,预计可帮助2600多万新市民、青年人改善居住条件。

本期刊载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的专题文章,解读如何做好保障性住房的顶层设计,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推进建设,确保住房建设质量,同时解决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编者按语

 

今年4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要求,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重大变化的新形势,特别强调发展保障房建设,要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中央提出保障房建设发展方向已经十多年,但业内一直缺乏有力措施进行落实,导致各大城市保障房至今数量严重不足。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各地对中央精神是不是真正理解和认真落实?会不会又是层层往下布置而缺乏机构开展和落实?会不会只在商品房“公摊面积”等问题上做无用功,而不去为低收入群体建设和提供保障房?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就是现在对房改存在不同的认识:楼市政策上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未来走向是退出还是前景广阔?这些问题都要在调整优化中解决。

要不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

中国房改实现了两个目的。一个是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现在中国居民有房者达到96%,一些低收入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90%。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这将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拉动了10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们曾在国家房改课题组组织的课题报告中提出“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观点,在2003年被国务院接受。但这一观点不断被质疑,有人提出房地产业是最大的“灰犀牛”,这种言论实际上影响到一些部门的决策。房地产到底是拉动经济的“老黄牛”,还是影响经济的“灰犀牛”,现在慢慢看清楚了。

楼市政策是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

这些年对房地产限制性政策增多,特别是楼市限购,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影响。去年因为各项政策的综合作用(包括限购),其直接影响是楼市销售额从18.2万亿元一路跌到13.3万亿元。楼市萎缩造成一系列问题,相关产业下滑,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其实,这个限购政策是在房地产过热的时候出现的,现在房地产是严冬了,但限购政策还在给房地产降温。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必须深度结合市场现实;对动态变化的市场不能凝固化,需要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优化。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房建部明确提出“认房不认贷”的问题,这是对一部分一套房购买者的歧视性政策仍未落实的调整。原来不限购的就不限购了,原来限购的仍然限购。政策都明确了,为什么还没有变化?目前的问题是政策明确了,但是没有落地。这种现象在社会上被形象地称为“说到了以为是做到了,做到的以为是做完了,做完了以为是做好了”。特别是“限购政策不能前功尽弃”这种错误认知,妨碍了对中央政策的正确理解。什么叫“前功尽弃”?这就是把前一段对房地产发展的制约手段当作一种“成功”。功过不能正确区分,这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

这些年我们一直认为发展保障房是偏弱的,而现在中央提出的新发展模式,就是住房双轨制再加上租售并举,这是核心内容。其实,住房双轨制在我们当年设计房改方案中提出来的,当时提出“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此后,中央一再强调发展这两个体系,住房市场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将双轨制表述得很清晰。

保障房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中确定的“住房双轨制”的重要内容。27年前,我们房改课题组的报告中把保障房建设建议写入房改方案,作为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个建议并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经验。

我们首先研究了英国的经验。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其中500万套是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的保障房。英国是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首先出现了如何解决工人住房的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揭露当时英国工人的居住条件极其困难、极其不人道。恩格斯并不是建议让国家出面建设保障房,而是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在国际社会主义思潮推动下,英国逐渐进行变革,二战期间英国很多城镇被德国空军炸成废墟,二战后大力建设居民住房。战后4000万人口的英国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让多数家庭住上新房,其中50%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保障房。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可以这样去改革,从被恩格斯揭露的不顾工人死活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工制度,到用提供保障房来化解社会矛盾,为资本主义续命。

英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把保障房制度复制到香港,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香港建设的保障房之中包括“居屋”、“公屋”、“夹屋”等不同类型,目标是覆盖50%的居民家庭。因为香港土地资源有限,因而香港的保障房面积都很小,仅仅40-60平方米,到160平方米就被称为“豪宅”了。保障房只能解决基本住房保障,要住大房子就可以去买商品房。新加坡则是把保障房的“组屋计划”发展到能覆盖87%的居民家庭,组屋大的有四室一厅、140平方米。

研究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对制定我国住房制度有现实意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三次分配”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指出,在第一次分配领域,试图在工资分配上拉平或者在股权比例上拉平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样就没有发展动力了。但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保证他们的基本居住条件,而这种保障房政策是中高收入人群不能享受的。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制度稳定的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我们更应该解决好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所以,我们房改课题组就做出这样的设计:“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而且提出保障房要覆盖到我国50%的城镇家庭。

在国家推动下,房改初期,我国建设了一批“经济适用房”,那些房屋就是“不收土地出让金,只收基本税费”,保证了土地的低成本。那时建经济适用房的目的,一是帮助设定各地房改出售公房的基准价,二是为保障房立下基本标准,就是保障房不能收取土地出让金,开发机构利润率要很低,但是施工标准必须保证,不能低于普通商品房。

我国必须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这是世界各国都认可的理念和都在做的事情,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大力推进的一件大事。

我国保障房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25年前,我国启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此前两年,由国务院四个部委组成房改课题组,形成了课题报告《房改方案》。课题组参加机构是原国家体改委、原建设部、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科委、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房集团研究所。多位老领导、大专家参加了课题组工作,我担任课题组组长。当年我们在设计房改方案时就提出,在推动住房商品化的同时,政府同时继续进行保障房建设,形成住房供应体系上的“双轨制”

近年中央多次提出“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的要求,原因就是多年保障房供给严重不足,已成为我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明显的短板。低收入群体和“新市民”、年轻人、“新家庭”本来都应当享受保障房,但是因保障房建设和推动实施不利,低收入群体不得不面对价格高企的商品房市场。

在保障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缺乏认识,主管部门认为市场化能解决所有问题,忽视建设。在房改初期,从2000年到2007年,全国保障房开发投资很少,只占房屋投资比例的3%-5%。我们房改课题组人员提出了推动中出现的问题,主管部门拿出的是两个不伦不类的办法:一个是“小户型政策”,要求把所有商品房户型面积都切小,被称为“70/90”,就是70%的商品房要在90平方米以下。他们以为把鲍鱼切小,低收入群体就吃得起,岂不知道他们要吃的不是鲍鱼龙虾,而是小鸡炖蘑菇、大葱炒鸡蛋,他们需要的是保障房。另一个办法就是“降房价”,试图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房价格降低,却又不减少地价,还通过严格实行“招拍挂”提高地价,让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即使价格能降下来一些,它们也并不是保障房,而是商品房。

1994年通过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提出了两种土地出让方式,一种是拍卖招标,另一种是双方协议出让。协议出让就解决了包括保障房用地的特殊用途。后来,主管部门取消了双方协议出让方式,这样保障房用地实际上被取消了,保障房陷入缓慢发展状态。

从2011年起,我国开始推动棚户区改造,提供了3000万套保障房,缓解了保障房的供需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保障房建设高度重视。2017年国务院提出“两个为主”——“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实现基本保障”;2018年又明确要求“完善两个体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虽然中央非常重视,要求非常明确,但是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工作一直不到位,十多年来,我国的保障房建设始终不足。

保障房建设上的一大问题是层层进行布置,却缺乏有人认真落实,这叫做“跛子打围——坐着喊”。上级政府布置任务给下级政府,省政府就把保障房安排到小县城去,市政府把保障房建到远郊区,都舍不得拿出城市土地来建保障房,建成的不少房屋成为“无效供给”。

还有一些“聪明”的地方政府把建设保障房的责任转移给开发商,他们使出一种“限地价、竞配建”的招,在把土地高价拍卖给开发商的时候,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百分比的保障房。这些做法表明,些地方政府刻意回避自己保障房的建设责任,保障房得不到不含地价的土地;政府将公共服务职责推到开发商头上,而且政府拍卖土地还不少收地价,让开发商去平衡土地成本。这种乌龙做法居然一度还被当作先进经验到处介绍推广。其实这些都是下级应付上级的做法,从根本上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国应当如何建设保障房

各国各地保障房建设时,都是以政府行为为主,由政府给土地、管分配和后续服务,由国有企业负责投资建设。

英国二战后建设的保障房占全部新建房屋的50%,就是由16个公营的“建房公团”来建设的。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建屋发展局”,组屋的建设都是由国企投资施工。香港特区政府则设有“居屋署”与“公屋署”,两个机构有2000人,主要是工程师,就是从事保障房建设的管理团队,安排由“房屋协会”对非低收入但是收入不高的“夹心层”家庭建设“夹屋”,专门为“夹心层”解决住房问题。政府行为还不止于保障房的建设,建成后的保障房分配、资格认证、贷款等事宜,都需要政府管理,后续也需要政府实施动态管理,包括租赁房屋和把保障房卖给低收入家庭。

现在我国保障房严重缺位。政府把管理权过多地用于商品房上,特别是管理商品房价格,一会儿限制涨价,一会儿限制跌价,还要求高价商品房低价卖,催生出富人“炒房打新潮”,出现许多笑话。其实商品房不需要政府这样干涉,政府作用主要是建设与管理保障房。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央企要发挥主力军作用。而保障房建设用地不能收土地出让金,只能收取基本税费,这样才能让它的成本低、价格低。地方政府要舍得拿出位置比较好的土地建设保障房;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包括专项债投入,这些事情都要靠政府与央企来做;与市场化商品房开发不一样,保障房要控制好售价与租金,不能追求商品房的利润率,保障房在分配与管理上也都要体现政府行为,不能是商品化销售

按照国务院要求,国企要退出竞争性房地产领域,全面回归保障房建设本位。其实,保障房建设有足够大的工作量,其投资回款安全可靠,这本来就是国企发挥作用的领地。发挥房地产国企的公共服务职责,是国家建立这些企业的初心。

通过以上多项成本控制手段,保障房的租售价格就能达到要求。按照销售价格计算,不含地价的产权型保障房价格应当是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保障房的建设安装成本是不低的,绝不允许偷工减料,但保障房建设就像商品房建设一样,能够拉动建筑材料生产与施工安装,带动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现在商品房的投资销售在不断下滑,就可以用加大投资开发保障房来从结构上转型,集中力量发展保障房建设规模。

有人问,是否能把空置商品房变成保障房?商品房改造成保障房的最大困难在于,商品房里包含着高地价,而保障房价格低的原因是地价低,开发建设机构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而拿商品房改为保障房时地价是退不出来的,有些户型面积也不一样。闲置房产可以拿出一部分改造成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商品房去库存的主要办法是盘活楼市,用市场力量消化这些商品房。历史上的存量房屋,多数都被慢慢消化掉了。

根据我多年参与保障房建设的经验,要满足保障房需要,我们就要“超前规划”与“足量安排”。我曾经说过,保障房建设不怕“适度过量”,其实保障房的“足量”与“适度过量”说的是同样意思。原因有三:其一,住房建设本身就需要超前,因为从投资开始到形成有效供给,需要足够的时间,其中仅建房周期就要18个月,还要有项目准备的时间,加起来要两三年;其二,考虑到各地保障房建设规模普遍偏小,若不要求按“足量”或“适度过量”部署、而按现期人口数据来紧紧巴巴地建设,建成时往往就会落后于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三,保障房建设规模略大一些,形成一些短期的房屋过剩,相当于让商品可以摆在货架上供人选,才能让低收入居民有选择的空间,才能防止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太高,这些都会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实际上保障房建多少都不会被剩下。

我在中房集团工作十几年期间,在全国230多个城市开发1300多个住宅小区,建的主要是保障房,房子都没有剩下。所以保障房建设需要大规模开发,需要超前开发,需要足量安排,这是我作为资深保障房建设者的实际经验。

保障房建设资金如何良性循环

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资的钱从哪里来?既然保障房建设主要是政府职责,当然需要财政出钱。不少专家建议发行“特种国债”。我认为保障房建设很适合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来建设,比如10年或20年国债。国债就应该投向民生。在债务存续时间里,保障房肯定可以卖掉回款,还可以偿付国债利息。如果每年由国家财政投资1万亿元,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出资,再通过向保险、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扩大融资,可以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保障性住房没有土地出让金,只交土地成本与基本税费,因此5万亿元都能用在房屋建设上,可以发挥出10万亿元的作用,这样很快就可以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

保障房可租可售,保障性租赁房的资金循环已经有现成的金融模型,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保障性租赁房的信托投资基金(REITs)。几年前我提倡引进资产证券化,3年多前,我国已经启动基础设施REITs试点,至今已经有29支REITs成功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流通,其中就有4支保障性租赁房REITs。REITs可以通过组织社会资金持有保障房资产,原来的开发持有机构就可以拿回投资资金,还可以投资到新的保障房建设。今后REITs基金可以通过增发收购其它保障性租赁房,使REITs基金覆盖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约占我国城镇家庭的50%我们在25年前推动房改时,就已经解决了不少老职工的房产权问题,他们都属于50%之内保障房享受对象。那时为了向老职工出售公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公房出售时,即使按成本价卖老职工,他们也买不起,我们就设计打两个折扣,“工龄折扣”和“一次性付款折扣”,折后一套房子仅两三万元。这在当时也是不少钱。老职工们掏尽自家储蓄、再跟亲友借钱,就把原租公房给买下了。房改5年后,按照购房价的1%补交了土地出让金,这些房产就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如今25年过去,当年的商品房平均增值了5倍,而房改房以优惠价格购房,出现了百倍甚至几百倍的增值。现在房产价值已占到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60%,成为人民群众的主要财富构成。房改购房与房产增值使老职工们跟上了致富步伐,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在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应当是一低两新”:低收入家庭、新市民家庭和年轻人新家庭。今后,低收入群体可以利用他们现有的支付能力,以低廉的价格租赁保障房。有购买保障房能力的居民,可以用上自身能力与人们所说的六个钱包,再加上银行的贷款支持,按照保障房价格购买房屋产权,实现他们的房屋产权梦。要允许已缴纳房租冲抵房价,相当于享受一次“工龄折扣”。

保障房应规定几年内不能入市交易,房改时规定的是五年不能入市。过了这个时限后,就允许入市交易,允许保障房与商品房并轨。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与货币运行,这些居民就可以享受商品房价格上涨的红利,像当年老职工们一样,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保障房未来可以与商品房并轨的预期使它具有更大的升值潜力。这些因素可以促进服务对象积极租赁或购买保障房,很容易形成保障房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

走出当下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我国保障房建设多年缺位,致使人们都误以为解决住房问题只有靠商品房。低收入群体也不知道他们可以享受保障房,反而都把眼睛盯在商品房上。比如抱怨“价格高买不起”的是说商品房,抱怨“公摊面积多”的是说商品房,说“收入房价比高”的也是说商品房。

低收入群体把他们的住房希望完全寄托在商品房上,而商品房市场却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当然怨气越来越大,并不时把积怨发泄出来。这都是源自住房双轨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而过去的房地产调控走偏了方向。

本来在住房双轨制的制度下,是可以实现“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商品房与保障房在不同轨道上运行,房价也各有不同规律。持有商品房的居民希望自家的房屋资产保值增值,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跌得厉害了就可能去售楼处闹着退房。而可以享受保障房的群体也不需要盼望别人的房价下跌,因为他们跟商品房涨跌关系不大,他们更关心的应是能不能买到或租到廉价的保障房。

如果能形成“住房双轨制”或“两个体系”,不仅可以使居民住房条件得以进一步改善,而且社会矛盾可以化解不少,社会心理也会平复不少。

我所说的保障房建设与分配路径不是不可企及的。25年前,我们已经在中国城镇进行过一次成功的房改实践,有的年轻人哀叹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那次房改。我们要继续推动保障房建设,会给年轻家庭提供一次新的机会。

将启动规模化保障房建设变为现实,比抱怨商品房价格高买不起更为有效所谓收入房价比高是在没有保障房供给的情况下,拿商品房价格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比。但是如果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房,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商品房公摊面积的问题。所谓“取消公摊”无非就是把“公摊前的建筑面积”改为“公摊后的使用面积”,把公摊从“显性存在”变为“隐形存在”,实际上没有取消公摊,只是算法不同。其实这就是“榴莲带壳卖”还是“榴莲剥壳卖”的区别,榴莲壳一样从买家收钱。难道能把“公摊”摊给政府、或者摊到别的项目上去吗?都不可能。购房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房本上面积还小了,单位房价提高了不少。比如,本来公摊面积是30%,以减去公摊面积后的“使用面积”计算,房本上面积就小了30%,每平米房价还上涨了43%,购房者在哪头儿都没占着便宜。这就让老百姓满意了吗?房本面积小了就踏实了?单位房价涨了就高兴了?这种糊弄人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忽悠“取消公摊”是做无用功,客观效果会转移管理者对保障房的关注,最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真正惠及低收入群体,就要把精力放在如何多给老百姓建设保障房上。

如果能把中央要求的“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落到实处,我相信,在“住房双轨制”正常运行下,社会认知会走出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编辑  季节)



* 孟晓苏,汇力基金董事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原幸福人寿董事长。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重要形式,也是巩固党的理论建设成果的基本方式,更是党的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这里,“人民民主”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识性概念。

(一)

“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马克思指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

在实践上,“人民民主”开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但由于苏联长期以来不正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精英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过强,以至于后来逐渐形成了脱离基层人民、高高在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致使“人民民主”形同虚设,并在苏联的改旗易帜中失败。

然而,“人民民主”在苏联的失败,无法也不能等同于“人民民主”本身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国家持续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坚定不移地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并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丰富、充实、完善“人民民主”理论和概念的内涵,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理论的标志性概念。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列宁十分精准地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在帝国主义所构建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仅仅是“客体”而非“主体”,东方国家的存在,也被资本主义国家当作发展其文明与文化的“肥料”。基于这种认知,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中国内部的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求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它的革命逻辑是“民众的大联合”。信仰人民,依靠人民,组织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不二的政治选择。这是新中国致力于“人民民主”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最深厚基础。

“民主”,相当长时期以来都被人们作为国家对于公共领域治理的理想追求。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化的理论和产生这个这一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状况,民主主要被限制于政治的领域,并以所谓“人人都是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为理论根据。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的平等仅仅被限制在政治领域里,而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却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之中,这种所谓政治平等的理念无异于一种对大众的欺骗和维护统治阶级实现政治垄断的意识形态说辞。如果民主主要或者仅仅被体现于政治上的民主,这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以政治民主为名,行政治垄断之实的政治欺骗。因此,民主的发展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羁绊,必须向真正体现人民立场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向“人民民主”的方向发展。其实际的要求就是:民主不应该被限制于政治的领域,民主应该成为支配社会公共生活全部领域的基本原则。而社会公共生活绝对不仅仅限于政治的领域,还全面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人民参与其中的领域中。换言之,它应该是涉及全体民众公共生活的全部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民民主应该是社会公共生活全领域的人民民主

实现这样的民主,唯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尤其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才是可能的。经济民主的合法性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赋予,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民主要求,由于社会主义消除了这些领域主要以私营为主的状况才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我们可以说,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内生互构”关系。“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等说法,正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体两面”的同一性概念。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都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的一种崭新要求和主张。两者之间不仅有着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更有着实质上的根本区别

(二)

人民民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周恩来同志有过一个专门说明。他说:“有一个定义需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区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派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造以前,他们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他们遵守国民义务。”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人民”是由诸多复杂的爱国民主阶级、阶层和个人构成的,它是一个“非同质性”的概念;二是“人民”与“国民”是有明确区别的,基本根据在于:国民的资格一般随着人的出生和国别而获得。“人民”的资格则主要根据于政治认同的状况。只有那些对于人民国家和代表人民国家的政权持有正向的、积极的认同立场的国民,才具备成为人民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就是一个表征国民政治认同的政治性范畴

这个区分的最直接意义在于确保人民政权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得以有效防范敌对人群的消极政治行为。其逻辑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一脉相承。中山先生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但是,“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三)

民主的本来意义来自人民是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政治预设,所谓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就是它的集中表达。依据这一精神,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强调民主不仅仅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还应该让“人人起来负责”。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深刻思想。他说:“(教科书)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还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在“人民民主”中,人民是主体,不是客体。“人人起来负责”,必须落实于人民实际地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这个社会公共事务,不仅包括政治事务,更包括公共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与生态等事务。因此,“人民民主”并非那种每隔几年让选民在不同政治集团中选择政治统治者的游戏,而是要体现“人人起来负责”,参与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公共事务全领域的实际管理。从这一意义上看,相对于那种把民主局限于几年一次让选民参与选择政治统治者的游戏,“人民民主”不仅是对于“精英史观”的否定,也是对于民主内涵的革命性突破。我们在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还需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公共事务“全领域人民民主”,这是对“人民民主”概念内涵较为完整的揭示。

(四)

“人民民主”只能产生于“人民政权”的体制下。没有人民政权,就没有人民民主。人民实际上是由各爱国民主阶级和分子所组成的,它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在“人民政权”之下,“非同质性”的人民共同拥有在“人民政权”之下,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创造出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公共空间,是人民民主实现的基本内容。所以,“人民民主”是一种不同于彼此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进行竞争、博弈,以寻求“彼此相互代替”的“政党政治”的崭新的政治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生成,随着夺取政权、建立起人民政权,从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入新中国的建设才能够生成,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就必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的社会生活主题,以利于不断在“非同质性”的人民中,创造彼此之间协同、合力的机制,从而及时地消除人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民之间的大联合、大团结,从而推动新中国走向民族持续复兴之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不是人民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竞争、博弈,更不是寻求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替”,而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下,努力消除不同阶级、阶层的“小圈子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主张,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这里的逻辑,全然不同于西方通行的竞争性、博弈性民主的逻辑。可以说,“人民民主是一种实现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与分子之间的协同、合力的新型民主

(五)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周恩来也指出:“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他还说:“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只是便于剥削阶级政党间互相争夺,互相妥协,共同分赃的制度。……我们却是长期合作,不是彼此互相交替。”以寻求“彼此相互交替”为目的的政治,一切都是博弈的手段和方式。从根本上看,“协商民主”不可能属于以寻求执政权的“彼此相互交替”为根本目的的“政党政治”的基本政治方式,而是属于以寻求人民中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为目的的“人民民主”的内在政治形式。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既是“人民民主”的体现,也是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

(六)

卢梭认为,“众意与公意之间往往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公意只考虑公共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私利”。“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不在于它所得的票数,而在于其间有使人们结合起来的公共的利益”。卢梭的公意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得到积极回应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谴责推崇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的意识形态,批评资产阶级的人权主张,从来“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他指出,“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继续鼓吹这种人权就是对于民族的堕落性背叛。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自觉地以民族、国家的救亡与复兴为旗帜,并一贯以“人民的公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作为政治主张的基本依据。新中国不断建构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与理论,必须也只能以“人民的公意”作为它的基本前提。如果罔顾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分子在不同时期对于各自利益的特殊关注,或者失去对于不同阶级、阶层与个人利益的合理平衡,“公意”就有可能成为罔顾人民实际利益诉求的幌子而导致政治危机。所以,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必须认真地平衡好社会“公意”与“众意”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公意”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的体现。失去这一关注与追求,政治就会陷入机会主义而危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因此,“人民的公意”是推进“人民民主”的根本基础。如果由此而失却对于不同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照顾与平衡,政治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健康发展。所谓“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人民的公意”的同时,认真地平衡地实现“众意”的要求。从这一意义上看,任何把“人民民主”与平衡好“公意”和“众意”关系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准确地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确保“人民民主”顺利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政治思维和应有实践路径。

(七)

从逻辑与实践上看,西方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性、博弈性民主有其历史根据和进步意义,它结束了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屈从于一个人的统治的历史,而这个人行使统治权的合法性就在于他或她的出生的政治过程。马克思曾经调侃过这种政治:马生下来就是马,国王生下来就是国王,两者的根据均无异于自然的出生。然而,任何竞争、博弈即使有着形式上的平等规则,实际上都只能是社会统治阶级与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在社会不同阶级和等级的人们处于财富上、文化上和精神上都极不平等的条件下,尤其在社会存在着庞大的贫困、弱势人群的条件下,任何所谓政治上的竞争、博弈,实质上都只能是社会强势阶层对于公共权力的操纵和垄断,而且必然带来全社会持续不断的对抗和撕裂。“人民民主”的意义在于力图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性缺憾和种种羁绊,努力探索全面实现人民主权的途径,扭转民主即是内耗与撕裂的消极局面。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尽管有过曲折与蹉跎,但它在中国结束了政治即是政客之间恶斗、分赃的黑暗历史,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消极状态,确立了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牢固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并通过“人民民主”的不断建设,汇集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正朝气蓬勃地前行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上。

总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国情,活将克思主义政治原则中国化的一种探索与创造。它不仅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以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竞争、博弈为特质的旧式民主的崭新政治形态,而且不断以其新的实践开创出中国日益风清气爽的政治局面,创造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欣欣向荣的气象。“人民民主”因此应该成为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识性概念。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形态,我们对它的探索、丰富、完善和建设永远在路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方面,拥有足够的自信和足够的清醒,都是十分必要的。

(编辑  宋斌斌)



* 徐俊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10月版,第31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10月版,第316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月第一版,第732-733页。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月版,第266-267页。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月版,第267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390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28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387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311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月第一版,第693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月第一版,第703页。

《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理》,商务印书馆,20114月版,第33页。

《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理》,商务印书馆,20114月版,第36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12月版,第42页。

 

最近几年,学术界许多人都在热议70多年美国前总统科技顾问范内瓦·布什提交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被认为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其核心观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科学的价值无可替代,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无法确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健康、繁荣和安全;第二,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的方向。

大工具、大数据、大合作是当今科研主导性方向

毫无疑问,范内瓦布什的报告深刻影响了美国战后的科技政策。但是,当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好奇心驱动”的时候,还有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背景和信息。一是范内瓦·布什本人是位工程师,而且一生将此引以为荣。就在呈送这份报告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对一种实用设备进行了详尽预测,这就是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个人计算机。二是当时正值二战刚刚结束,大批欧洲科学家汇聚北美。此前美国的基础理论主要依赖于欧洲,诺贝尔奖的80%是欧洲人贡献的,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几乎为零,范内瓦·布什认为这个短板应当借人才之机尽快补上。三是这篇报告还有一个目标指向,就是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的过度实用化倾向,布什希望为科学家争取更大的权力,放权科学家自我管理。

总之,这个报告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政策背景下的产物,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鼓励好奇心驱动,但并非否定基础研究的目标导向,更不是否定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价值,而是期望达到某种“平衡”。实际上,布什的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变成美国的现实。特别是在科研范式上,美国科技政策尊重传统的“小科学”范式,即由科学家个人或小组提出假设,独立执行,探索式解决,但基于大工具、大数据和大合作的“大科学”范式不但没有因此退出舞台,反而越来越成为主导性方向。比较典型的有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可以认为,战后近80年来,美国科学体系既尊重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又通过大科学的组织与交叉融合,不断开辟新的“科学边疆”。

另一位与范内瓦·布什同时代和齐名的伟大科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他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并因此获得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主导分离出原子弹最为关键的原料——-235和钚,从而挽救了曼哈顿计划。美国有两座顶级国家实验室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另一个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跨学科的大科学时代,重塑了国家间科技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且帮助美国一举实现了基础科学的“弯道超车”。仅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就已培养出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回旋加速器的发明充分体现了大科学的特征。一是学科交叉渗透,物理学家、化学家、材料学家、光学家、生物学家等汇聚起来,形成了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跨学科时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就是其中一员;二是基础理论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相互促进,彼此求证,点线面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三是目标导向,有助于产业界广泛参与,同位素技术、原子核技术等都展现了令人激动的开发前景。为了解开核结构的神秘性,劳伦斯与其他科学家、工程师们合作,发明了由多个小脉冲对质子逐步加速到100万伏的加速器,其中从直线到圆形轨道,从常态到真空室,从10厘米验证到69厘米回旋加速器,每一步都是技术集成与工程实验的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项技术,以及由此发现并提纯的放射性元素——94号元素“钚”,就不可能有曼哈顿计划,就没有原子弹和今天的核能工业。

在当今尖端科学领域,古典传统小科学的局限性早已显而易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比如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缺乏大工具、大数据和跨学科融合的“小科学”很难有所作为。那种局限于书斋斗室里的个人智识,已经无法进入微观和宇观的极限世界;基于还原论的原理性突破,也无法回答整体与系统结构的功能问题。“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不但突破了“小科学”的各种局限,而且使得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科学共同体的合作性超越了个人贡献,科学英雄时代让位于科学家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二是科学成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既为社会做出贡献,又依赖于社会支持;三是科学的技术化趋势日益突出,现代科学不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型举国体制: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构建大科学组织体系

我国在基因组学领域2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也大致上反映出“小科学”与“大科学”的本质差异。当年学术界对研究路径存在明显分歧,一条是功能基因组方向,另一条是全基因组方向。最终功能基因组方向占了绝对上风,中科院、清华、北大等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声名显赫的PI,顶级的新型研究机构,大量的研究经费,都砸向了功能基因组研究。而以华大基因前身——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力推的全基因组方向几乎被完全否定,也导致多名核心成员离开体制南下深圳,独自扛起中国基因组学的另类之局。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结构决定功能是世界观的基础,没有大工具和大平台,没有学科交叉融合,没有海量的基因组大数据,基因组学研究基本上就是一条歧路。期望通过“抄近路”而捷足先登,这是反逻辑、反规律的。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的,“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

2022年年底,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已达到2.8万亿元,接近美国,成为全球第二位,是第三名日本的三倍,研发人员数量为全球第一。但是,如此巨量投入的效果究竟如何?仅从科研模式来看,目前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范式仍然还是“小科学”主导,明显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度分散。在宏观大目标下派生出大量的子课题和PI,彼此之间少有关联与协作互动,被学界称之为“切豆腐”,大豆腐切成小豆腐,小豆腐切成豆腐块、豆腐丁、豆腐泥。二是多为跟踪模仿,少有新的突破和发现。90%以上高端科研仪器设备来自国外就能说明中国科研的大致定位。三是主要产出是SCI论文。论文和由此派生出的奖励及职称等关联利益为主要目标,因而科研的目的既不是科学本身,也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更无法形成价值闭环,而是科技人员个人名利的驱动。

可以断言,这种科研小分队、“个体户”的小科学范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无科学价值,更谈不上满足国家目标的需求。

最近一些学者再提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这是一个长达几十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我认为本质上也是因为科研路径和范式的误区。第一,什么是成果?恐怕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许多文章和专利只是为了满足结题和职称评定,并不具备转化可能。第二,从成果到产品和商业模式,是一个基于特定应用与需求场景的工程化、系统化和再定义过程,本质上是要素组合的结果,而不是就科技论科技。第三,强调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遵循的仍然是从科技到产品再到商品的线型思维,与实践相去甚远。

多年前,中国科学院老院长周光召先生就曾说过:“希望对创新有一个了解,并不是发表一两篇文章,包括SCI收录的文章,或者是申请一个专利就算是完成了创新。如果发表的文章根本没有人看,专利没有人买,没有产生任何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不能叫做创新的。”

很多评价标准应该重新研究,仅用SCI排名或者是专利数多少来评判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学校,甚至一个企业对社会贡献大小是不够的,它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绝对不是充足的条件。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小科学的价值。即使在大科学体系中,自由探索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将这两条路径对立起来,要更加强调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有整体没有局部,不是科学;同样的,只有局部没有整体,也是教条的。最近国家正在一些“卡脖子”领域组建新型国家实验室,这也是打破小科学与大科学“两分法”的有益探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凝练出明确的大目标;二是打破学科壁垒;三是形成稳定支持。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再认识

美国国家实验室是举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典型。美国科研体系由国家实验室、高校和工业界共同构成,而国家实验室则是当仁不让的核心支柱和“定海神针”。美国国家实验室是二战后开始启动的,目前共有100多家,分别隶属联邦各部门,包括能源部、国防部和航空航天局等,但大多委托大学、非营利机构和私人企业运营。美国政府每年为此投入千亿美元,对实验室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美国国家实验室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家目标导向,服务于国家使命。美国的武器研制、原子能利用、太空竞赛等都是其标志性成就。二是规模宏大,包括人员、大型仪器设备、经费,都体现了国家实验室的集中性和战略重要性。三是大科学范式,以大型仪器为依托,坚持多学科大团队协作,这就是美国的举国科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催生了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成果,一大批世界顶级的科技人才,一大批引领世界的前沿科技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尤为突出。比较典型的有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以及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大飞机、载人空间站等,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关键就在于发挥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

但是,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也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其中不少被高度细分和切割。比较而言,目前美国的举国科技体制比中国更为充分、更加有效。

所谓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我国至今未能围绕具体国家目标,形成类似美国国家实验室那样的研发组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更多的是围绕课题而非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内耗,重复立项、相互封闭,许多项目的管理过程往往成为各单位的利益平衡。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需要进一步明确。可以断言,如果不进行体制和结构的变革,没有包含科学、技术和工程在内的学科间相互交叉融合的大科学组织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谓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即使基础研究也不例外。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这对于那些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几乎是致命的。同时,由于这些年来的项目管理体制比较强调所谓领军人物的身份和背景,这也使得许多单位将工作重心放在引进或“造就”学术大咖,而不是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用短期化思维处理长期性问题,结果导致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

最近中央反复强调新型举国体制,这并不是再多搞几个专项,再增加多少经费,关键是要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机制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

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向中央政府负责;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还有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参与度。科学研究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大都信奉科学无国界,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彻底打破了这一梦幻。市场也是如此,贸易政策可以迅速转化为地缘政治工具。多年前,我曾提出要把市场作为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战略资源,强调研发政策与市场政策的协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市场大量排斥中国制造、中国创新。当下的竞争态势再次警示我们,不能把市场简单理解为供求交易关系。我们迫切需要形成产学研用一盘棋的格局,除了强化科学研究本身之外,还要对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统筹规划。中国研发+中国制造+中国市场,这才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要义。

(编辑  苏歌)



* 梅永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科技部政策法规司与体制改革司原司长。


 

兼备理论力量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把正确理论的力量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结合起来,经受过长时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使理论与实践统一于一身,取得人民的充分信任与衷心爱戴。

无产阶级优秀的实践家,坚持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有着英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置身于革命的实践之中,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血肉联系,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及时提出指导运动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和公认,并享有崇高的威望。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要是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革命斗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袖。人民群众要拥戴、爱戴与捍卫自己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在谈论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时,一定不能忘记党的领袖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伟大历史活动家的作用可以比拟为滋润大地的甘露,但是甘露毕竟是由同一个大地蒸发的水蒸气构成。正如列宁所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1]

斯大林说:“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艰辛探索实践并形成了符合时代大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他们的后继者与人民群众一道,在这些伟大领袖思想和光辉实践的指引与鼓舞下,必将最终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无产阶级的领袖还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秀品格,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人类文明事业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担当重任、勇于进行斗争、勇于争取胜利。1924128,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回忆列宁时说:“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3]

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地坚持,是毛泽东特有的坚毅和自信品格的根源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掷地有声的名言、誓言,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的生动诠释。

领袖并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所谓“天才”,而是终生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顽强执着地艰辛奋斗者。1850,马克思说:“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4]列宁对领袖的自身条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5]1970831,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批评陈伯达唯心主义先验论时指出,“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6]1958310,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7]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个人迷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崇拜真理。二者不能偏废。一些年来国内又出现了对一些西方教授和崇拜西方的一些教授的迷信,这是不是在新的形势下的个人迷信呢?这种现象同样可悲,在特定条件下,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

人们的行动在历史上始终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当实现某一任务的客观历史条件一旦具备,人们的主观因素,即人民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则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还可以对群众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作这样一个综合的概括:作为社会全体群众的集合体及其活动,就是社会存在。这一社会存在的历史的推进有时是可怕的缓慢。但在这个社会的内部,却在不断地积累着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条件。有时,这一社会存在历史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则是令人意外地迅疾。

每一个社会时代的存在都需要必然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人物。由于剥削阶级的首脑与无产阶级的领袖所承担的使命不同,对他们所要求的素养则有着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的领袖所从事的是人类历史所从未有过的无比艰难又无比壮丽的事业,他们所必备的首要条件,就是自身的思想理论的修养和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意识的杰出代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反作用,并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伟大人物总结、凝练和升华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极大地丰富着人类思想的宝库。尽管伟大人物的自然生命与常人一样是有限的,但他们的思想与人类文明一道永存,并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极大地反作用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在今后国内外风云际会的激烈斗争中,必然会诞生出世界级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新的伟大创造与新的伟大发展。

 

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出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49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郑重地警示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警惕糖衣炮弹,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说到底,这就是为了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

在努力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征程上,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对我们党的建设任重道远现状的深刻认识;二是基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集团脱离、背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及其后果的预见;三是基于对杜勒斯兄弟“和平演变”战略的高度警惕。

1964714,《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在文中亲笔加了很长一段话,原文如下: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然后文章指出:“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

温室里可以栽培出艳丽的花草,但养育不出参天大树。更何况,种种大风大浪本来就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呈现之状态。人、阶级、政党和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只能使之提前或推后而已。以为哼着小曲漫步在林荫道上,就能入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无疑是庸人梦呓般的幻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前进的。所以,毛泽东高瞻远瞩又见微知著,高度重视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惨痛现实的总结。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几千年私有制的成长、壮大和完善,由于几千年私有观念的渗透、侵蚀和浸泡,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影响、引诱和引导等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要比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困难十倍、百倍乃至千倍。196812,毛泽东毅然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经过上山下乡锻炼过的知青,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65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为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4位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为57.1%。青年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干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8,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9]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艰苦环境的磨炼,对中国特有国情的认识,已经并将是他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

如何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确实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所应努力解决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课题,关涉我们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当坚决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又要坚决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科学正确的结论来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并进而部署相关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等人和毛泽东都是代表本阶级的大战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论。只不过杜勒斯兄弟等人服务的对象是世界上极少数人,毛泽东则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所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远远没有结束。

在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在国家和军队领导部门开阔视野,然后沉入基层,从县委副书记干起,历练多个岗位和多个区域,既坚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党的优良传统,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负党心、民心、军心,与一大批年轻人一起,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又更是历史之必然。

党的十八大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多年来国内外各种风浪的考验和检验,进一步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

 

比较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任期制,更加坚定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自信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期间,邓小平多次讲到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正确地选择接班人。但他反复强调的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并未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届数作出具体规定。

1982124,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所以自党的十二大以后,形成了党的总书记任期届数与国家主席的任期届数相同的惯例:往往都是连任两届共十年。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校正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是,党和国家建设中多年的积弊,并不是一个短短十年能够完全纠正和消除的。而实践已经证明,“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

20183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们党毅然打破过去的惯例,按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2021111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党的二十大在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两个确立”,明确要求全党坚定做到两个维护”,这不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经验,但从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特别是杀鸡取卵”“过度举债”“吃光分净”“污染环境”“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创新放一边,以招商引资为纲等短期行为。我们常说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一个地区或行业一任党政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人一更换,就要换一张蓝图。前任规划的蓝图有问题,当然必须进行适当调整,但前任的规划是正确的,有的后继者却不惜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各种名义进行调整。他们认为把前任蓝图接着绘,辛辛苦苦绘成了,也仅是在为别人的政绩添砖瓦。这种不正确的政绩观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最大的软实力”,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精神可以变物质。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以及现在的航天技术这些全球领先的硬实力即物质,都是由以上我们的软实力转化而来的。如果走全盘私有化之路,我国不仅不能像美国那样强大,反而会重蹈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之老路。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生产相对过剩。为了对付经济危机,他们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价格,但绝不会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垄断集团之间,便进入生死撕咬之争,绝做不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这种意义上讲,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

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宪法》一直赫然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0]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年轻、最为进步、最为文明的并正在艰难探索中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执掌着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行体制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具有出于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具有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需要具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战略策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

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特别是党的领袖的作用。早在1965,毛泽东在谈到苏联修正主义问题时明确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1]。从现在开始,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要逐步恢复毛泽东时代已实行过的老中青三结合制度,把真正信仰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即具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衷,坚持人民至上的老中青选入各级尤其是中高层领导班子,特别是要担任一把手。从一定意义上讲,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人民至上是道,;其他都是术,都是目。

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和国家今后一些年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因此,“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严肃的政治规矩,我们要毫不动摇践行两个维护”,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编辑  季节)



*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78-18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  《马克思恩斯选集》,第7卷,第62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  《列宁选集》,第1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30-3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31-3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8]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 《习近平忆延安插队:它教了我做什么》,201521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14/c1001-26566406.html

[1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1211日。

[1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最近,许多人都在关注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加码限制的问题。对于一个每年进口量达数千亿美元,信息产业规模早已跃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来说,这种限制无异于在一个疾行者的前路挖了个大坑。其实何止芯片,中国高校、科研单位、医院和企业里,但凡高端仪器设备和核心软件,至少90%都是进口的。多年前有人曾发出“谁来装备中国”的诘问,庞大制造业大厦的底座掌握在他人手里,这个问题至今在许多领域仍然未解。

“卡脖子”是否因为我们基础落后、人才经费不足

应当承认,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本地化、商业化开发,是后发国家绕不开的发展路径,今天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现实中的“卡脖子”问题,我主要有两点思虑:

第一,这些年来类似的问题始终存在,信息产业面临的风险更是令人揪心。某种程度上说,产业规模越大,被“卡脖子”的可能性也越大。但产业界的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不会放着到手的钱不赚,所谓“毁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蠢事不可能出现。而“以市场换技术”,从“技工贸”到“贸工技”的转轨,是把中国产业大厦牢牢建构在他人底层技术基础之上。今天,当美国决意以国家安全名义开展“在生产”,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友岸外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以商业思维谋划国际竞争战略,是进行路径选择,还是战略短视?

  1. 芯片技术理论早已定型,甚至看起来并不深奥,我们又有那么多的专家,为什么一直做不出来?荷兰ASML的专家说,即使把光刻机的图纸交给中国,中国也造不出来。中国台湾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说,中国大陆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高端芯片。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形,比如同样被别人“卡脖子”的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高端医疗仪器,甚至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的乘用汽车、农用拖拉机等,中国许多专家早就对其理论烂熟于胸,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造不出稳定可靠的高质量产品,究竟原因在哪里?

    更多的人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科技人才匮乏,科研能力和水平不行。于是,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科技教育经费预算,围绕教育、人才和科技的国家级行动和计划不断推出,985211、院士、青计划、千人计划、知识创新工程、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专项、大科学工程等层出不穷。若论经费,中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早已位居世界前列。在高端人才方面,中国绝对在世界第二方阵中。地方政府也穷其财力引人才、建平台、园区,试图一举突破产业瓶颈约束。据说,仅高端芯片产业就已投入上万亿,投资百亿级的芯片项目接连冒出,果究竟如何?

    我无法苟同将产业问题简单归咎于科技问题,因为理论是一码事,工程实践是另一码事,两者虽然密切关联,但形成规律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理论也许可以共享,技术也许可以引进,物化的技术产品也许可以用钱买到,但技术能力必须是内生的,是十年磨一剑和久久为功的结果,从来没有速成之说。以芯片为例,台湾总共只有2000多万人口,无论是人才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能比大陆强多少。资金方面更是没有可比性,广东、江苏一个省的实力都能超过台湾。在市场应用方面,别说台湾市场,整个欧洲国家市场加起来也不如中国的大。有人有钱又有市场,却无法在芯片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上挺直腰杆、赢得尊重,看来不仅是板子打得不够重,下力不够猛,而是可能打错了地方——方向和路径错了。

    最近有两份材料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个是MIT前校长苏珊·霍利菲尔德的新书《生命科学——无尽的前沿》,从科学的视野出发,阐释了生物技术和工程学的结合,在不久的将来如何“为改善我们的世界提供非凡的手段”(哈佛前校长福斯特荐);另一个是重温原国务委员宋健同志2015年发表在《前沿科学》上的一篇文章《还原论和系统论》,在充分肯定还原论对于近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奠基性作用外,文章特别指出其理论的局限性,包括对信息的忽视,而信息恰恰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宇宙“三基元”;对系统层级结构的忽视,难以回答“总体大于子和”;还原论描述的自然过程都是可逆的,但生物进化不可逆,时光不会倒流。

    这两位东西方学术大师的中心思想,都是指向基于系统和工程化的技术科学。我们知道,科学是发现,完成从01的过程,具有唯一性;而创新是对理论的产品化、工程化和系统化,完成的是从1100乃至无穷的过程。实践证明,这个工程化过程并不只是线性的理论成果转化,而是学科交叉融合、系统整合配套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大量缄默知识,具有对特定情景的高度关联性,并且具有典型的“非公共性”。哈耶克认为,在人类的知识中,除了有Know that外,还有Know how,显性知识只是人类知识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说一切知识总体是一座冰山,那么显性知识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而缄默知识则是隐藏于水下的绝大部分。

    这种缄默知识来自于工程化实践。由此,我结合中国目前的学术生态、科技体制以及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卡脖子”问题,关键不在于还原论基础上的经典科学差距,而在于系统工程的缺失,技术科学、系统科学是最大的短板;第二,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更多地突出市场和需求的引领,突出企业和企业家的组织功能,然而用解决学术问题的思路无法解决复杂应用场景下的系统组合问题;第三,政府的作用需要精准定位,要着力解决创新生态,特别是政策的碎片化、资源配置的低效化以及对颠覆性创新的体制性扼制。

    我国科技布局缺乏对工程科学、技术科学的重视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引用两位杰出华裔科学家的论断。一位是杨振宁先生,他在1981年就曾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倾向于走两个极端”,即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经费多得多。事实正相反,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我理解的发展性研究,就是指的工程科学、技术科学。

    另一位是李政道先生,他在1999年说过:“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基因组织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而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不光物理学如此,这也许还会影响到生物学和其他科技的发展。”显然,经典意义上的还原论无法回答大多数系统问题、宏观问题。

    引用以上思想,主要是试图说明一个问题: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知识冰山究竟有多大,形状如何,运行轨迹如何,才是决定露出水面部分之功能关键所在。如果只有理论研究,而没有基于完整、持续发展研究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但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诸多“卡脖子”问题,而且也失去通过工程化手段探索和认知极限状态、系统状态下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可能。在我国目前的科技结构中,基础理论科学固然亟待加强,而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是更大的短板。一方面,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的,我们历来关注两端的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各种资源配置及政策集中于这两个方面,工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主体也不够清晰;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工程科学和技术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能工巧匠的层面,并未登上学术“大雅之堂”,以至于工程科学和技术成为教育、科研和就业的偏门冷门,真是谬以千里

    以荷兰ASML为例,它从1984起步,至今已近40年。加上对菲利浦之前20年技术开发基础的承接,可以说是集60年之力而成就的。为了保证全球工厂每秒以比头发丝千分之一细的精度准确刻出上千亿个晶体管,他们不但开创性地利用全球“智识”为我所用,进行全球性的产业链布局,而且在时间、精度、速度、成本、强度、稳定性、成品率等多维度下求得最优,是数学、材料学、光学、化学、力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为一个数据往往需要经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试错与否定的过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是系统性思考、互动性分析、创新性思维的成果,是对各子系统互动规律的全新发现和认知。

    这样的世界性企业还有不少,美国的特斯拉、韩国的三星、中国台湾的台积电都属于此类。他们能够走到世界领先乃至一骑绝尘的位置,成为国家倚重的战略力量和国际政治角力的关键筹码,其成长过程和规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赢在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上,在通过不断实践和迭代所积累的丰厚缄默知识上,在与市场应用场景及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互动与协同上。归纳而言,第一,十年磨一剑,与急功近利无缘;第二,应用场景和市场结果导向,构成完整价值闭环;第三,开放合作,实现全链条合作共赢。

    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科技结构布局上,还是资源配置上,都没有对工程科学和技术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时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排斥。我曾与一位知名科学家交流工程技术对现代科学发展的价值,但被其完全否定。言谈之间,明显表现出对于工程技术的不屑,认为只是工匠和苦力,不是原创,不具有前沿性。我不知道这种思维在学术界是否为主流,但以在CNS等顶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为大确属事实。最近几年,医学界不断曝出学术不端行为,一个成功做了上千例手术的临床医生,居然必须以发表学术文章获得职称晋升。这鼓励的是什么?申请课题,发表文章,获得奖励,这种“三点一线”的学术路径,让不少学者陷入陷阱,这种机制怎么能支持创新性的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是成功孵化出全球无人机领导者大疆创新、“水上特斯拉”逸动科技等一系列明星科技创业公司的知名科学家。他曾分享创业成功的核心思维模型——工程意识:“以前招学生,都是找最好的学校、成绩最好的,最后发现错了,工程意识比成绩更重要。未来的工程师要学会跟跨学科的团队合作,学会从设计到制造的快速迭代,学会把艺术、工程跟设计融合,去面对全球的市场”;“你需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知道如何动手,如何学习,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迭代。我们所熟知的创业者,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皆是如此”。脚踏实地才能解决问题,这既是经验之谈,更是规律使然。

    不少学者认为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不是原创,那什么才是原创?原创并不是经院中的奇思妙想,是牛顿、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灵光,更多的是在长期和大量工程实践中打磨而成的经验性知识、平台型模式、开拓式思维。ASML、台积电、三星做原创都是在几十年工程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厚重,令后来者望尘莫及,望而生畏。马斯克的电动汽车、火箭回收、星链计划、真空管道交通和脑机链接,其实都不能算是原理创新,但人们却认同其原创性、颠覆性。集成,并由此积累起缄默知识和产品门槛,这就是技术和产品层面上的原创,其复杂性、探索性绝不在原理发现之下。

    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学立国”,并且取得了骄人成就,其发展路径同样发人深思。陕西科技厅原厅长孙海鹰教授认为,日本的科学技术进步不是搞什么“遴选拔尖人才”“苗子经费资助”“面向国际前沿”“基础科学计划”“帽子、票子”等,也不盲目追随西方,而是在产业应用中深入科学研究,敢于进入“无人区”。在日本已经获得的23项诺贝尔奖中,有6项属于基础科学(基本粒子等),有17项属于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是日本科学研究的重点。

    事实上,当代最热门的新兴学科,几乎都是科学、技术和工程一体化的产物。比如计算科学,当人们认识到计算机本质上是对符号的操控,更高级的编程语言、更能控制程序运行的操作系统以及基于软硬件结合的算法不断被开发出来,并且奠定了人工智能的科学基础。再比如材料科学,过去更多的是基于大自然已有材料的功能发现与利用,而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等的出现表明设计特定功能的材料成为可能,深圳光启实验室就是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的探路者。技术乎?科学乎?

    (编辑  苏歌



* 梅永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科技部政策法规司与体制改革司原司长。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明确要求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党的二十大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思想与组织保障。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可能真正做到政治上坚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广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包括自然辩证法,也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和深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权威伴随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非常重视维护代表大会和党章的权威。在该章程中明确规定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和全盟的立法机关,既体现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的思想。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重视支部的作用。1850,他们明确提出支部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强调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1]1873,恩格斯发表了《论权威》一文,指出:一个是一定的权威,另一个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2]

列宁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苏联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党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时,全党和群众对党的领袖的重要性还没有深刻而又统一的认识。1900年后,列宁对党的领袖从不同角度作了多次的论述。他首先认为,党的领袖是一个集团,但他同时还认为,这个领袖集团同时也是由领袖个人组成的。1900,针对俄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不要任何党的核心、忽视理论斗争的主张,列宁高度重视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强调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他明确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3]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4]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5]。列宁在该文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6]。列宁还指出,“可以把一句名言(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作者注)改动一下,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7]1918,列宁指出: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像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各种机构像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8]1920,列宁的专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诞生,标志着列宁关于党的领袖的思想更加完整和系统。列宁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同时论述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列宁在该书中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9]19208,列宁指出:“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10]1921,列宁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11]

1935年,我们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12]。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13]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14]邓小平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5]2016,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科学总结,对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的政党,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具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往往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首先是新时代党之大者,同时又是国之大者。

 

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积极推进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即第一国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推进。1871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 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16]

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这样的领导集体和列宁这样的领导核心。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要结合革命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坚持以列宁为政治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才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苏联取得了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脱离、背离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则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抛弃了,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中央权威没有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哗啦啦轰然倒塌也就成为难以逃脱的命运,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灾难、大倒退。当今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危机,正是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历史回响。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全党坚决维护这一核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核心,致使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失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延安整风特别是党的七大后,我党形成了坚强正确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十四年间,不仅战胜日本侵略者,而且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扫除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撑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从思想理论上弄清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弄清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列宁深刻阐发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列宁是把这四个概念及其关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视野下进行阐发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可能认清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但列宁的重点是为了阐发领袖的极其重要性,并把群众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他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党内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7]

我们党通常所讲的群众,实际上是指人民,我们通常把人民和群众联系起来放到一起讲,叫人民群众。我们党所讲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概念。人民群众主要是指一切能够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时代背景和革命形势的变化,群众概念的内涵会相应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明绅士包括地主,只要赞成抗日、参加抗日就是人民的范畴。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18]19496,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原来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等已经不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历史任务,人民群众的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毛泽东在19572月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0]二是剥削阶级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革命者,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在任何真正意义的革命中,工农群众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人民群众与革命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21]1921,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22]。这就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供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的依据。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力量所在,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的性质的上述表述十分正确与准确,这是从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等一系列论述演化转化而来的。但这两个先锋队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第一个先锋队是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是第一个先锋队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只有始终保持第一个先锋队的鲜明的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顽强的生命力。当然,必须把这两个先锋队的辩证关系统一起来,但也决不能把这两个先锋队的作用相并列,更不能对立起来;在当前形势下,应防止有人用第二个先锋队来淡化甚至否定第一个先锋队鲜明的阶级性质和根本性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23]他还说:“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24] 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不是要否定民主集中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但是,一旦党中央作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25] 我们党坚定提倡贯彻民主集中制,就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政权的核心,但党和国家政权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国家概念,党是国家中的领导力量。用党的领导来替代国家政权同样是十分荒谬的。

列宁论述了领袖的内涵。领袖是一定阶级的突出代表,同时又是一定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一些人常常有这样的历史错觉,好像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伟大事件和伟大时代的原因。这恰恰颠倒了伟大人物与伟大事件、伟大时代的因果关系。每一个社会和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必然会造就伟大人物。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必然出真知、出领袖。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成熟的政党总会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产生自己的领袖人物,以带领党和人民更好地推动理论发展和实践变革。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一个根本性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往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在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党创建了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境界,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指明方向。无产阶级领袖又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有着崇高的威信,与人民群众时刻保持着血肉联系,是人民群众的向导、组织者和鼓舞者。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往往能以科学的预见和非凡的胆略,在历史转折关头高瞻远瞩,带领党和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即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极长期的、复杂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所有传统、陈腐的所有制和与其相适应的观念送进历史的坟墓。

我们需要弄清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劳动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26],“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27]。列宁说:“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28]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结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更主要的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所决定。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民领袖是能够正确地总结、概括、反映并能带领人民实现自己意志的伟大政治人物。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人民万岁”;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否定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一代又一代地推举出自已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与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即使取得统治地位,这个阶级所取得的统治地位还会丧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无产阶级忠诚的先锋战士,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肯定伟大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作用,就是肯定人民群众的作用。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首先体现在革命理论的创立、坚持与发展上。人类社会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当社会新的伟大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先进阶级的领袖常常是历史必然性的最先表达者。1901,列宁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29]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公认的领袖。列宁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毛泽东和习近平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读原著,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和习近平对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都十分熟悉。

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马克思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时也说,“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30]恩格斯还说,马克思的思想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31]

列宁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同时,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32] 列宁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说:“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33] 毛泽东这段话还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而且还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的关于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极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的重要组成。2016517,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如下所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34]而现在有的学者整天热衷于创新”,在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中,就宣布自己有多少多少处创新。这种文风其实是新八股的一种突出表现。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35]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36]

(编辑  季节)



*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转载自《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2期,本刊有删节。

[1] 《马克思恩斯选集》,第1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8卷,第34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4] 《列宁选集》,第1卷,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列宁选集》,第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  《列宁选集》,第1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  《列宁选集》,第1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列宁选集》,第34卷,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 《列宁选集》,第4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 《列宁选集》,第39卷,第24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列宁选集》,第32卷,第505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3]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辅导读本》,第73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0册,第6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5] 《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7]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 《毛泽东选集》,第7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 《毛泽东选集》,第7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 《列宁选集》,第32卷,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3]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24]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5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2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586-5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5卷,第71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8]  《列宁选集》,第26卷,第44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9]  《列宁选集》,第5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5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32]《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3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1117日。

[3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

孟捷

2023-07-24 13:37:23

 

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

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理论可以区分为三个类型,可称为市场经济的1.0、2.0、3.0,三者之间核心的区别,就是如何理解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市场经济1.0理论也就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它看来,经济和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凯恩斯市场经济理论有大变化,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凯恩斯对于用货币政策调节利息率、影响投资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已经不具有信心,他期待由国家承担投资和拉动经济复苏的责任,经济和政治被看作是相互嵌入的。从凯恩斯开始,国家经济治理嵌入了经济结构成为后者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继承和弘扬了市场经济理论2.0。

由于市场经济3.0和2.0有较多的相似性,下面我们把2.0抽象掉,比较1.0理论和3.0理论。

图2的三角形是我们对所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结构的划分,不论新古典范式还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纯理论、历史制度分析和政策理论。所谓纯理论要研究的范畴或者规律,是适应于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一般性。历史制度理论强调在不同阶段有特定的制度,因而需要结合纯理论与这些制度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最后是政策理论。

将这个层次划分与前述三种理论类型结合,我们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学的分野。在图3里,横坐标是纯理论,右市场经济3.0的纯理论,与之对应的是左边的1.0纯理论;纵坐标是历史制度理论,上市场经济3.0的历史制度分析,下是1.0的历史制度分析。这是我近几年来,为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分野所做的一个尝试,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基本上都可以囊在这个图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出三个象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第一象限,跟它对应的第三象限罗列了一些理论,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当然新古典经济学流派比较复杂,比如说卢卡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以放在第三象限。但是像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思想史上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本书《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提出一个观点:苏剧变证明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从这里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兰格。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竞争理论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大多数有关研究在我看来都可归入第三象限,因为他们都接受了新制度经济学对政府作用的限定:即界定产权,降低交易成本。这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的理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说经济学家在逻辑上要做到完全自洽的话,按道理只应该第一象限第三象限。不过我们关注到一些过渡状态的理论,它是有内在矛盾的。我们在第二象限放了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他纯理论方面应属于1.0,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皇冠上的明珠”。但另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制度理论,即围绕中国经济制度的分析,又属于历史制度理论3.0,比如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等。林毅夫曾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它外部的竞争环境内部治理等等,因为企业内部治理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理解中国增长奇迹的

我们的分析主要侧重在制度和规律层面。张军教授主要战略层面分析,这重要的,跟我的观点是互补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话语当中,我们很熟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两个特点,包含了双重结合。第一个为纵向的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以及19届四中全会以后增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者是相互结合的。它们在图3上是纵向排列纵向结合。但同时,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命题都是二元结构,公有制非公有制相对,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相对,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相对。若将公有制、按劳分配、政府作用放在一起,它们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外一边是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这是市场调节的一般机制。这两端是横向的结合,它体现了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市场调节机制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国家不是在市场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发挥作用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调节的一般机制的结合,也是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事实上有两个经济调节者,两种经济协调方式或者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它们相互结合,但也相互区别。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节点,它需要实现从制度分析向规律分析的转化,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一个关键。那么,用什么样的经济规律描述这两种相互结合、相互区别的机制。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

    与上述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相对应的,是两种类型的规律:一种是国家经济行为规律,另一种是市场调节规律,或资本运动的规律。关于国家行为的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述的关于国家行为的两条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1]的功能是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生产目的,就是给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目标进行排序。抽象讲,这个规律界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具象地讲,就是“十四五”规划2035远景规划所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实实在在进行资源配置,实现这个目标。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试图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引入制度变迁的因素,斯大林对这个规律的表述没有涉及生产关系,只是提出发展生产满足人们需要,因为当时假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完善的,主席对此做过批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的一次讲话指出:过去35年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发展生产力。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经过新的表达以后用于解释我们的改革。



    除了国家行为规律以外,用什么规律来描绘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呢?图4呈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剩余”概念的经济学,跟新古典经济学不一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推论,在人类历史上剩余的生产无外乎两种方法:相对的方法绝对的方法。如图4我们从坐标原点画一条45度的线,其中横轴代表生产力,纵轴代表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沿着45度变动说明剩余的增加是跟生产力的进步齐头并进、互为条件的。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创新,创新必然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剩余。

    4中的垂直线,如果沿着图中的垂直线往上运动,意味着剩余的增长是以生产力不变为前提,这可理解为马克思讲的剥削:给定技术不变,但剩余还会增长。以这两条线为参照一条曲线,这个曲线开始时斜率很陡、几乎垂直,表示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时剩余的增加主要是绝对剩余增加。但这个曲线过了一个拐点后就逐渐靠近45度线。这个拐点发生在工业革命时代。通过这条曲线的变化,可以表明马克思表达一个重要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逐渐成为生产剩余的主导方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是描述人类工业革命的经济学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讲了一句话:资产阶级在夺得它的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社会以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共产党宣言》发表十年以后,马克思完成了第一部《资本论》手稿,这个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厘定了他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也就是关于技术革命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一方面,只有技术进步或创新,才能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另一方面,迫于竞争的压力,剩余价值或利润又必须用于生产性投资或创新。马克思通过一个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说明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含义。

    有些经济学家力主把国有企业从创新的图景排除掉,这是不恰当的。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无非是创新职能的承担者,它跟私有制、公有制没有必然关系,甚至政府也可以是一个企业家型政府。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乃至政府加进马克思的理论,就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我把这样的理论称为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它的根本任务是解释一切社会剩余向生产性投资的转化。这将从根本上说明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

两周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证实了张军教授强调的国家战略的重要性,证伪了一些学者否认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主张。沙利文分析拜登政府要推行的工业和创新战略,这个战略要确定一些特定的部门,这些部门特点是: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部门,第二是从国家安全视野来看的战略性部门,国家要在这些基础性战略性部门发挥引领的作用;第三是私人业无法进行投资以实现国家雄心的部门。沙利文区分私人资本的目标和国家的目标,其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或经济协调方式。美国政府贯彻的工业和创新战略,背后代表了市场调节机制不同(但也相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调节与国家经济治理的有机结合,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而且也有可能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最终趋向的目标。

编辑  碣石

 



* 孟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四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毛泽东号召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较大贡献。邓小平提出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胡锦涛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二十大报告中又着重强调“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和灵魂。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的论述,为我们正确解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锁钥。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第六条是“坚持胸怀天下”。运用习近平同志的宇宙观、天下观,学习他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这一判断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明确的思想理论,指明了政治方向和实现的根本路径。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它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贸易活动的联系不断增加,有利于新知识和高科技的迅速交流和广泛应用,有利于促进各国、各地区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各自的经济效益。这种生产社会化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各地区带来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地区和民族都不可能或不应该被置身其外。置身其外,是闭关锁国;被置身其外,是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多次强调,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里所说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是专指不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封闭僵化之路,并不是指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我们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严密封锁,即使这样,我们也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与我友好的国家开放,并力争“用小球推动地球”,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指不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如同人的手心与手背无法分离一样,从来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西方少数强国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民主全球化等等,本质上是以这些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极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国际垄断资本力图征服整个世界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连西方国家学者也承认,“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强国的国家利益”。西方少数强国所要达到的全球化还表现为它们向全球推销浸润其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能会风行一时,但从历史的长河看,真正的公平、正义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必然要被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代替。当今西方少数强国所主张的这种全球化,绝不是什么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更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

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来自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努力推进公正合理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全球化。是实现全人类、全世界各个国家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而绝不是某些少数人、少数特定集团、少数特定国家或少数特定国家共同体内部富裕的全球化。但现实情况却是,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种种资本垄断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却是极少数人极其富有,绝大多数人日益贫穷。20221116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撰文指出:“少数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半数最贫穷的人的财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将全球1/5的收入纳入自己的囊中,而最富裕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比最贫穷国家的长30年。”美国经济学家埃马纽埃尔·萨埃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最不富裕的90%的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而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长了两倍,后者现在几乎占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英国《卫报》2023115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仅占全球总人口1%的亿万富豪们占有全球63%的新增财富。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发布一份最新报告称,截至2021年年底,全球1%的最富有群体获得26万亿美元的财富,占据全球新增财富的63%,剩余财富由其余99%的人分享。这说明疫情以来,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正在加剧”。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平等、公正、互惠、共赢的全球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少数强国主导和推动的。这样的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平等。这是历史上长期的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几百年过去了,这一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有些方面却更加严重。

二是国际贸易体系的不平等。首先是规则的不平等。现在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中通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制定的,由于西方强国掌握了世界市场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因而他们随意抬高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高新科技产品的价格,恶意压低原材料和各种初级产品的价格。

三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不平等。西方强国的贷款条件日趋苛刻,是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根源。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就必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必须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平等、公正、互惠、共赢的基础之上。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共享人类文明和高新科技成果的全球化。互联网是当今世界高新科技的缩影和代表。但是,享受这一高新科技成果的主要是西方强国。美国拥有的电脑数量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还要多。而当今世界上仍有大约一半人连电话还从未使用过。弗朗西斯·福山把这一现象称为“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美国的《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但在享受人类现代科技和文明上,人与人之间是完全不平等的。因此,除了用界碑或地雷、铁丝网界定的国界线外,还存在着一条用是否能够创造、拥有和应用高新技术来划分的无形的国界线。

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强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就是其垄断资本和垄断技术相结合的全球化。我们在大力提倡并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知识创新的同时,应警惕并反对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行科技封锁、垄断和盘剥,搞科技霸权。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美国何以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信息等各个领域都处于霸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它在金融上有绝对霸权。一是它发行了其中包括期限为30年的长期国债,这些长期国债的购买者不少是日本、西欧、阿拉伯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二是它的股市长期繁荣,其相当的比例被国外持有。三是美元是世界基础货币,目前美元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四是截至2023年年初,美国国债规模约为31.37万亿美元,将很快逼近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这些国债若平摊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就是9万多美元,接近65万人民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国债规模和GDP的比值控制在70%以下相对安全。但美国这一个指标,已经超过安全线的两倍。美国国债这笔巨额财富流向何处?首先是到了极少数富人手里。其次是被美国政府“发配”到世界各地策划、发动战争等,以维持目前全球这个极不合理、极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旧秩序。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积聚的巨大的金融“黑洞”,还伺机在全球各个角落掀起金融风暴。在日益信息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动荡的“蝴蝶效应”将愈加明显。现在世界金融市场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但其中98%以上与商品贸易无关。这样的金融全球化,明显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极大地影响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站在美国极少数富人立场上来考虑,奥巴马所说的“如果让14亿中国人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就是他们的道理。不过,这正是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道理与逻辑。正因如此,现在世界上少数西方强国常常无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原则。美国在制定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时,甚至不加掩饰地宣称“这个世界不能失去美国的领导”。以2022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的新版美国全球战略用“转折时刻”“关键十年”“两制之争、两序之争”加以表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2022121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式签署通过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的2023年美国国防经费达857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万亿元),高出拜登总统提出的国防预算申请450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军费开支最高纪录。而拜登总统预算申请中的所谓生物安全建设即从事生物战研制的经费高达882亿美元,核能力建设即从事核战争研制经费为747亿美元。美国从事生物武器的研究经费早就超出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经费。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在2018年就指出:“美国政府60%的科研经费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美国民间投资最多的产业之一是现代生物制药业;美国科学院超过50%院士从事生命科学研究,耶鲁等大学的年度科研经费,生命科学占70%-80%。”我们完全可以说,自美国在朝鲜和越南战争失败后,不仅世界和平的形态而且世界战争的形态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与高度警惕。

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存在都是以主权国家的存在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仅从应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世界市场来说,经济全球化愈深入,就更加需要国家进行调节。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作用非但不能削弱,反而应进一步增强。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全球化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和准绳。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应是必须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确定开放的方式和速度的全球化;应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把自己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的全球化;应是国家之间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全球化;应是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国际争端,而决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全球化;应是所有各国平等参与和协商解决,而不是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共存共荣的全球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应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同时我们赞成各种各类文化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在学习借鉴的交汇融合中构建自己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某些西方国家企图用单一文化、单一价值观念来“化”全球,企图为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念统治全球作舆论准备。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在当今世界上,西方个别发达国家,正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信息等实力,企图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念置于全球统治地位。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通过全球媒体、娱乐业、贸易和旅游等,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接触、了解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这对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极少数西方强国,或是以追求商业金钱为目标,或以征服世界为目的,大搞“文化霸权主义”,从而造成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与少数西方强国的文化交流严重失衡。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都积淀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血液中。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首先维护和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应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特色和风格的文化传统。

党的二十大为我们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全面正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与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各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一道,共同迎接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无比灿烂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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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